转移支付制度范文10篇

转移支付制度范文篇1

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在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由四种转移支付的形式构成：一是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其核心是地区收支均衡模式，该办法通过测算各地标准收入和标准支出，决定财政资金分配。二是税收返还，返还额以1993年的税收收入为基数逐年递增，具体测算方法是，以1993年为基期年，对按照分税制规定中央从地方净上划的收入总额（消费税+75%的增值税-中央下划收入），如数返还地方；1994年以后，税收返还在1993年基数上逐年递增，递增率按当年增值税和消费税平均增长率的30%确定。三是专项补助，主要用于特大自然灾害救济费以及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资金等。四是原体制补助和上解，中央政府财政部对部分省、自治区实行定额补助，与此同时部分省市向中央按照一定的比例上解。

转移支付的实质是一种补助，具有矫正均衡功能。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转移支付在平衡各级政府财政能力、弥补地方政府缺口、提供均等化公共产品、优化各地区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乡镇政府而言，要完全担负起乡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任务，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便如“雪中送炭”。要达到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产品和基本设施建设均等化的基本目标，就要求对各地区的财政能力和财政需要之间的差距进行调整。

二、我国现行转移支付的弊端

我国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仍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带有较深的旧体制的烙印。在当前的转移支付体系中，税收返还占据最大的份额，但我国税收返还计算方法不尽合理，税收返还额的确定明显是以承认各地区政府既得利益为特征的，采用的是基数法，这种基数法有利于调动高财政收入地区的积极性，但是却固化了财政包干制下所形成的财力不均问题，容易导致“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太效应。按照这个返还标准，东部发达地区得到了较多的税收返还，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则返还较少，从而造成了地区间财力分配差距的扩大，转移支付的平衡功能被削弱了，不发达地区从省级一定程度上将财政困难向下层层转嫁，到乡镇一级则无法再转嫁，只好成为改革后果的最终承受者。此外，现行转移支付主要只体现在中央对省级政府的资金划拨，省以下地方政府的相关制度几乎没有建立起来，这也使转移支付制度在缩小政府间财力差距上的作用受到限制。从这两个角度看，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也是造成我国乡镇财政困难的重要原因。

与分税制改革前相比，均衡性转移支付从无到有，比重不断提高，显示中央财政的均衡性调控能力不断增强。但是，与公共产品均等化的基本目标相比，均衡性转移支付的规范性程度和比重仍然偏低，从省以下地方基层财政来看，大多数还缺乏规范、透明的转移支付办法，相当一部分转移支付是通过纵向单一的专项补助形式进行的，专项转移支付比重较大。2000年全国县级财政获得的上级财政转移支付1181亿元中，专项转移支付达566亿元，占48%.虽然根据国际经验，专项转移支付对于实施中央政府特定政策目标、发挥中央财政宏观调控作用、引导地方合理配置资源、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使用方向明确、见效快、便于监督等特点。但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划分尚不明晰的情况下，影响了专项转移支付应有功能的充分发挥。而补助量的多少没有明确严格的事权界限和合理规范的测算标准为依据，拨款的随意性随时都在发生，最终导致一些县乡政府将过多的精力用于跑关系要钱方面，依赖补助过日子。而另一些地方县乡政府则由于转移支付不公平，挖潜增收勤俭理财的积极性受到挫伤，从而使得县乡财政困难状况不断加剧。

而且，有限的转移支付资金还存在不到位和使用浪费现象。我国有五级政府，从政府职能上看中央和省级政府具有收入再分配职能，而中央与省级政府的收入再分配又无法直接针对乡镇财政进行，财力分配权与转移支付权都高高在上，这就使得基层财政既无法从财政体制本身的财力分配上获取足够多的收入，也无法通过转移支付制度获取足够多的收入。在多级政府的情况下，即使中央或省级政府有足够多的转移支付规模，在各级政府“财政自利”的影响下，也会造成更多的收入“渗漏”，资金往往在下拨过程中受到肢解。一笔专项资金拨下来之后，省、市、县各级政府都要成立专门的机构来主持资金的运作，还要配备专门人员、办公地点、交通工具和办公设备，结果最终到达乡镇政府的资金所剩无几的地步。一些财政困难的乡镇政府，为了保证公务员的开支和政府的其他支出需要，挪用专项资金的现象比较多，从而使资金的性质和用途发生变化。据调查，1997-1999年上半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向全国592个贫困县投入的总共488亿扶贫资金中，竟有4343亿元的资金被不法挤占挪用。[6]

纵观世界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对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都有一套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例如，美国对转移支付中的政府支出责任、收入划分、转移支付规模、结算办法、甚至计算转移支付的一些技术性比例等等都用法律形式明确规定。而我国对几千亿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却只有一个由财政部制定的行政色彩非常浓厚的部门规章性质的《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缺乏科学确定转移支付的规定，支付的自由性和随意性非常大。

三、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建议

在转移支付的目标选择上，要因支付对象的不同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政策目标。从现实情况看，当前时期，我国建立规范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的目标，应以纵向平衡为主并与均等化相结合。中央对地方特别是对县乡的财政转移支付，应主要用于弥补主体税收收入不足以提供基本公共产品时的财政收支缺口，而且要保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县乡和不同收入阶层在享受基本公共产品方面达到均等。在税制结构没有大的变动的情况下，仅靠乡镇政府自身，并不能完全改变乡镇财政困境的局面，中央财政有必要通过转移支付，给予地方政府适当的财力支持，因此纵向平衡是首当其冲的目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而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广大、地理环境与经济发展程度落差大，均等化目标也应该是政府的必然选择。

（一）规范纵向转移支付

1.建立规模适度、稳定可靠的转移支付基金

为转移支付建立稳定的资金来源，有利于改变目前转移支付资金结构，改变非均等化资金占主体的状况，形成稳定的转移支付制度。许多国家规定某些税种收入用作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使其具有“专税专用”的性质。我国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为转移支付建立稳定的资金来源。首先，各级政府要建立本级转移支付基金，此基金原则上由本级财政在年初预算中足额安排，专款专用。中央可以考虑将取消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量返还后的资金作为对下转移支付的资金来源，省级政府除接受来自中央的转移支付资金外，还可以选择将其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的一定比例，作为对下转移支付的资金来源。其次，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除少数确需下达指定地区或项目的专项资金外，其余绝大多数应该在使用范围原则上与上级财政所指示的方向一致的基础上，归集建立上级拨付转移支付基金，并与本级转移支付基金合并一起使用。

2.缩减专项转移支付规模，增加一般转移支付

与专项转移支付相比，一般转移支付没有给地方政府规定资金的具体使用方向，只是政府财力的补充，下级政府对之拥有较大的使用自主权，主要目的是用来平衡地方预算，满足地区基本开支的需要，因而更能体现公平原则，计算方法也更科学，可以降低人为因素的干扰，避免了专项转移支付的随意性。纵观世界发达分税制国家，一般都是一般转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限定在具有明显外溢性、需要两级或多级政府共同分摊成本的某些基础项目和公益事业上。而我国目前专项转移支付范围过宽，许多专项资金的支配使用缺乏事权依据，费用分摊标准和专项资金在各地之间分配也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因此，应该压缩专项转移支付规模，大幅度增加一般转移支付，建立以一般转移支付为重点、专项转移支付为补充的复合体系。一般性转移支付，一方面平衡财政收入，一方面均等各县乡的公共产品供给；至于专项转移支付，则作为中央和省调控县乡经济发展、解决特殊情况的工具。

3.对一般转移支付，舍弃“基数法”，改用“因素法”

基数法弱化了转移支付的均等化功能，导致“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因此，应当舍弃“基数法”，改用“因素法”，可以采用国际通行的测算核定公式：

对地方的一般转移支付（1）=（该地方政府的标准支出（2）-该地方政府的标准收入（3）-该地方政府得到的其他转移支付（4））×调整系数（5）

其中，（1）对地方的一般转移支付，计算结果为正数，就是该地区应该得到的一般转移支付数额；计算结果为负数，就是该地区财政实力较强，不需要转移支付拨款。（2）该地方政府的标准支出，是根据该地方政府的各类支出的标准单位成本和受益者数量以及调整系数加总得出。（3）该地方政府的标准收入，是根据该地区的GDP、居民总收入、商品零售额、地方税税基和平均税率等因素计算得出。（4）该地方政府得到的其他转移支付，是该地方政府得到的包括专项转移支付等在内的其他非一般转移支付之和。（5）调整系数，是根据该地区自然地理条件、人口密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程度、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等确定，该地区条件越差，系数相应越高，以达到均等化目标。

（二）建立横向转移支付

社会公平是公共财政的主要目的，也是转移支付的最终目标。社会公平，不仅是指个人收入分配方面的公平，而且包括在享受政府提供的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方面的平等权利。而仅靠本地财力和纵向转移支付，不发达地区仍然很难达到公共产品提供均等化的目标，这就要以横向转移支付为补充。通过横向转移支付，可以实现地区间相互支持，协调发展，共同富裕，从而在全国范围内盘活均衡机制，使不同地区间公共产品提供大致均等，从而最终实现社会公平的战略目标。

纵观世界各国，经济状况、国体形式、政权组织形式以及集权和分权的程度各有不同，各国的转移支付模式也随之有所不同，但大体都能够体现均等化的意图，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根据我国国情，目前比较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是，在纵向转移支付间接实现横向财力转移的基础上，借鉴纵向转移支付的标准，在省、市级实现其管辖范围内的各地区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帮助不发达地区实现公共产品均等化的目标。

（三）强化转移支付资金管理

全国人大或国务院制定专门的《政府转移支付法（条例）》，对转移支付的目标、原则、形式、资金的用途等等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予以规定；要使转移支付和各级政府的预算同步，从而把转移支付纳入各级预算，实行预算管理，其项目要详细列出，并对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改变中央转移支付多头管理的情况，将分散在各部门的转移支付管理职能归并，交给一个专门的中央转移支付管理机构行使管理职能；各级财政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引入惩罚激励机制和有偿使用机制，充分调动下级政府开源节流的积极性，消除下级政府对财政补贴的依赖性，增强其财政自求平衡的能力。

参考文献

[1]臧朋朋。解决乡镇财政困难，推进农村税费改革[Z].打印稿。天津财经学院，2005（6）。

[2]李汉文。贫困地区县乡财政困难及治理研究[Z].打印稿。西南财经大学，2003（4）。

[3]徐旭川。乡镇财政制度分析———以江西为例[Z].打印稿。江西财经大学，2004（9）。

[4]阎坤。转移支付制度与县乡财政体制构建[J].财贸经济，2004（8）。

转移支付制度范文篇2

关键词：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居住在不同地区的人们共同的生产和生活基础，如何使地区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作为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跨区域性，因此在一国范围内，它既有全国性的属性，也具有鲜明的地域属性。全国性的生态服务理所当然应由中央政府财政支出来解决，而具有地域属性的生态服务应该由区域内所有受益者共同承担，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在具体的财政实践中，区域性生态服务的各受益地区往往隶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分属于不同级次的财政，而且不同区域的政府财力又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协调处理好区域内生态与经济的关系实际上要复杂得多。笔者认为，破解这道难题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建立行之有效的生态转移支付制度。本文所谓的生态转移支付，确切说是基于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即按照“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由生态服务的受益区政府向该服务的提供区政府支付一定的资金，使后者提供的生态服务成本与效益基本对等，从而激励其提高生态产品或服务的有效供给水平。对中国来说，目前的生态转移支付制度主要是指经济发达的生态受益区向欠发达或贫困生态提供区转移一定的资金，以促进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一项财政制度。

一、建立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的现实基础及理论依据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公共需求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经济领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的地方产业迅速扩张，引发了环境污染、自然资源滥用等外部负效应，如何有效消除这类负外部性的不良影响，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新的公共需求。消费领域，中国正处于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阶段，居民生活由温饱型向小康型乃至富裕型转变，像生态环境、安全等这类满足享受和发展需要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越来越成为当今人们消费的重要公共需求。这些变化要求政府必须加强其公共环境职能，增加对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以满足区域内经济主体对生态环境的公共需求。

然而环境保护与地方经济利益对地方政府来说犹如鱼和熊掌，虽非不可兼得，却也绝非互不冲突。资源有效配置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成本与效益对等，只有当产品的边际效益等于边际成本，该产品的供给量才是有效率的。生态环境这类公共产品具有显著的效益外溢性，其受益范围往往是跨行政区间的，提供生态环境而产生的利益会溢出到那些不为此分担成本的其他地区，也就是说，生态服务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比给本辖区带来的好处要多得多。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作为代表本地区利益的团体利益主体，它只考虑本地居民的利益，在对效益外溢的地方性公共产品或服务进行成本效益比较时，只计算本辖区产生的效益与成本，对外溢到其他辖区的利益则不考虑在内。因此，在没有得到相应补偿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是按照本辖区的边际效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条件来决定供应量的，它所愿意提供的生态服务数量必然会大大低于该项服务的社会最优水平，与之相关的财政活动也会低于应有的规模。从社会的观点看，这样的供应水平显然不符合资源配置的效率要求。

要想提高该辖区生态服务的供应效率，就必须通过特定目的的政府间转移支付来弥补边际辖区利益与边际社会利益的差距，使生态服务的外部效应的内在化，达到激励投资的作用。但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尚无法做到这一点。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一直采取的是单一纵向转移模式，从设计意图看，中央制定这项制度的主要动机是均衡地方财政收入能力的差别，在制度设计中根本没有涉及省际间外部效应内在化的问题。生态补偿当然也就不在考虑之列。

生态环境这类公共产品生产的典型特点是投资大，见效慢，外溢性强，在没有任何生态补偿，又缺乏多元化投融资渠道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提供生态服务主要靠的是财政投资，这样,生态服务的供给数量和质量，就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财力水平，其结果必然是：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公共环境职能逐渐增强，而欠发达地区则逐渐减弱。一些学者对1992-2003年间地方政府公共环境职能演进所作的实证分析已证实了这一总体态势①。这样的趋势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只要对中国的经济地理状况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无论是按东、中、西部划分的地带，还是区域间、流域间，甚至一个地区内部，向社会提供大量生态服务的地区以及生态脆弱和环境敏感地区，基本上是贫困地区或欠发达地区，如长江、黄河等河流的上游、云南、贵州等省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山林地区、内蒙古和西北农牧交错带等等，即使在经济发达地区，也不例外，比如浙江省的西南部地区属于落后地区，而这里恰恰是全省的水源地及生态林集中分布区。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横向财政缺口，并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与富裕地区相比，贫困地区通常没有能力筹措到提供大量生态服务所需的自有财政资源。于是，一方面，经济发达地区财力充足，却“免费搭车”享受贫困地区提供的生态服务；另一方面，贫困地区财政困难，甚至背负巨额财政赤字，却要为本地区以外的多个地区提供大量的生态服务，既得不到任何补偿，又常常因为担负着保护水源、生态林、湿地、生物多样性等环境责任而限制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即便所提供的生态服务未来能够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由于环境经济效益的滞后性，往往很难在短期内见效，贫困地区作为生态环境提供者将不得不“饿着肚子呼吸新鲜空气”。在这种情况下，生态环境对于贫困地区来说简直是奢侈品，代表本辖区利益的地方政府所做的“理性”选择自然是优先满足本地居民的低层次需求，舍弃环境而选择经济②，甚至可能为了所谓的经济发展，不惜以牺牲环境、掠夺性开发自然资源为代价。最终，无论经济发达地区还是贫困地区，处在相邻地区或同流域上、下游的它们不得不承受共同的环境灾难。

未来15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将进一步加大，为避免因缺乏生态补偿机制而导致的环境悲剧愈演愈烈，加快研究和建立生态转移支付制度已经是刻不容缓。

所谓生态转移支付制度，应当是基于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其核心是通过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或贫困地区转移一部分财政资金，在生态关系密切的区域或流域建立起生态服务的市场交换关系，从而使生态服务的外部效应内在化，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之所以强调横向转移支付，并不是说以目前的纵向转移方式无法实现生态补偿，事实上，“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天然林保护工程”等都是中央财政通过纵向转移开展的生态补偿，但这些是以项目建设方式对特定地区的专项支出，没有形成制度化，补偿的覆盖范围也很有限，从实际效果看，还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如补偿数额不足，时间过短等等。现行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仍将主要目标放在平衡地区间财政收入能力的差异上，体现的是公平分配的功能，对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等调控目标则很少顾及。即使从平衡地方财政收支的角度来考量，其作用也十分有限，虽然近年来中央用于转移支付的资金量逐渐增加，但总量仍然偏小，不能根本改变地方财政尤其是贫困地区财政困难的局面，更何况，中央转移支付的规模是由当年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决定的，随意性大，数额不确定，而且资金拨付要等到第二年办理决算时才实行，满足不了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即期需求。由此可见，对于区域间横向利益协调问题，纵向转移支付制只能解决一小部分，力度和范围都非常有限。而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现实需要来看，以横向转移支付方式来协调那些生态关系密切的相邻区域间或流域内上、下游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似更直接更有效些。

二、建立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的基本思路

目前对于如何建立基于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无论从国外还是国内的财政转移支付实践中都难以找到现成的答案。这项制度的核心是解决生态服务辖区间效益外溢而导致的低效率供给问题，但对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进行国际比较之后发现，采用专门的、规范的措施来实现外部效应内在化的国家很少，虽然有的国家在一些特别项目拨款中涉及到了调整州（省）际间效益外溢问题，可具体操作方法、内容却比较含糊。针对横向转移支付的专门研究也很少，我国一些学者在分析中央财政纵向转移支付存在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横向转移模式作为补充的设想。他们认为，“横向转移就是由富裕地区直接向贫困地区转移支付。这就是说，通过横向转移改变地区间既得利益格局来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均衡。”③，但仅仅是给出了关于横向转移支付的简单定义而已，并没有对此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探讨和制度设计，至于横向转移的实践则在我国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从世界各国的财政实践看，通过规范化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来解决同级政府间财力平衡问题的只有德国。在以实现纵向平衡为主的前提下，德国实施了独具特色的横向财政转移辅助性方法，通过财政收入在各州之间以及各市镇之间横向转移，提高贫困州或市镇的财政收入，缩小贫困地区与富裕地区之间的财政收入差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地区间财力平衡的作用。其基本做法是建立财政平衡基金，基金主要来源于三种渠道：1、增值税属州级财政部分的1/4。2、联邦对贫困州的补充拨款。3、财政状况较好的州按规定办法计算出来的结果向财政状况不佳的州划拨的资金。州际间资金划拨的具体操作方法是按因素法的要求，先求出各州的财政能力指数（代表财政收入）和财政平衡指数（代表支出），然后将二者做比较，若一个州的财力指数大于平衡指数，说明财力状况良好，属于付出横向转移支付的州，必须向财政平衡基金的“大锅”里缴款；若相反，则该州是需要接受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州，可以从财政平衡基金的“大锅”里得到补助。

德国这种州际财政平衡基金模式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无疑为我们设计生态转移支付制度提供了一条很好的思路，即在经济和生态关系密切的同级政府间建立区际生态转移支付基金，通过辖区政府之间的相互协作，实现生态在某一区域内的有效交换，从而形成生态服务的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当然，从目标上看，德国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与我们设想的基于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德国的横向财力再分配是为了达到州际间的财政平衡，使不同地区的居民能够享受相同的生活水准，以维护社会稳定。而生态转移支付制度则主要是为激励贫困地区增加环境投资的积极性，并补偿其因保护生态环境而丧失发展可能的机会成本。但二者毕竟都属于同级政府之间的财力横向转移，都是由区域内发达地区向贫困地区支付财政资金，以解决贫困地区的财力不足问题，因此，借鉴德国已经比较成熟、比较规范的横向转移支付操作模式，来运作我国的生态转移支付制度应该是一条可行的路。以区际间生态转移支付基金模式来实现横向生态补偿，一方面，有利于形成对生态供给者的长效激励机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形成对生态受益者的约束机制，改变以往受益区普遍存在的公共消费“搭便车”心理，帮助其树立“谁受益谁付费”的正确的生态消费观念。而且，除了可以借鉴德国财政平衡基金的做法外，在我国的财政实践中，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社保基金的市场化运作经验也可以拿来作参考。

区际生态转移支付基金由区域内生态环境受益区和提供区政府的财政资金拨付形成，拨付比例应在综合考虑当地人口规模、财力状况、GDP总值、生态效益外溢程度等因素的基础上来确定。各地方政府按拨付比例将财政资金缴存入生态基金，并保证按此比例及时进行补充。基金的缴付要体现“抽肥补瘦”、共担责任的目的。生态基金必须用于绿色项目，包括生态服务提供区的饮用水源、天然林、天然湿地的保护，环境污染治理，生态脆弱地带的植被恢复，退耕还林（草），退田还湖，防沙治沙，因保护环境而关闭或外迁企业的补偿等等。其中适合产业化经营的绿色项目，应通过招标来选择专业公司进行市场化运作。生态基金的运行管理应以绿色项目为基础，而不能以某地方政府、某公司或组织为基础，以保证资金投入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在制度的设计中，要着重两个方面的建设，一是决策机制，二是监督机制。与基金使用相关的一切决策必须科学、民主、透明。要成立区际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召集区域内各地区相关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当地原住民群众代表，对区域内重大环保工程或项目共同进行可行性论证，并联合审查该项目是否符合申请使用区域生态基金的条件。委员会的重要职责还包括：聘请有资质的中介环评机构对绿色项目作环境影响评价，公开招标选择区域生态基金的开户银行，制定严格、规范的基金缴纳、使用和绩效评价制度，建立顺畅的区域环境合作对话机制和信息系统机制，通过公开招标选择对绿色项目进行产业化经营的公司等等。监督方面，对每一笔基金的拨付使用要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审计，重点审计基金的实际用途是否与申请用途相符，资金的使用效率如何，绿色项目产生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是否达到预期等。必须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在区际生态转移支付基金的运作过程中，哪个环节出现问题，该谁负责，负什么责任，如何惩治，由谁来执行，谁来监督等等，这些都必须做出明确的规定。

三、进一步的说明和其他配套措施

就目前阶段而言，生态转移支付制度主要是生态关系紧密的区域（或流域）内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或贫困地区转移一定的财政资金，用以补偿后者因提供生态服务而产生的效益外溢损失及发展机会不均等所造成的机会成本。但建立基于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并不是要否定通过中央财政纵向转移财力来实现生态补偿的重要作用，只不过二者的分工不同，操作方式不同而已。前者是以区域生态转移支付基金的模式进行运作，用于区域性生态服务的补偿，而后者则是采用专项补助的方式，对全国属性的生态服务进行补偿，比如西部地区的退耕还林（草）、防沙治沙工程等等。当然，如果实行区际生态基金的区域内有部级的生态保护工程，中央政府也应往生态基金中拨付一定的财政资金作为管护费用的补偿。

生态转移支付制度是一项全新的事物，几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而且它牵涉不同的行政管辖区，不同级次的财政，各地方的经济、生态环境禀赋又大不相同，因此这项制度的推广，不但要求在中观层面上特定区域内的各地方政府达成共识、联合行动，还需要中央政府在宏观层面上进行必要的协调和提供配套的制度支撑。

第一、宏观层面上，应采用更科学的政绩评价和考核制度来评价和任用地方干部。

1、用绿色GDP来补充和修正现行的GDP核算制度。

GDP核算法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真实经济情况，因为它没有将环境和生态因素纳入其中。绿色GDP是对GDP指标的一种调整，是扣除环境污染的损失和保护环境资源的支出后的国内生产总值。2005年，我国北京、辽宁等10个省市开展了绿色GDP核算试点工作，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应尽快将其推广到全国。实行绿色GDP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一方面有利于约束一些地方干部只重经济增长数量、不顾经济发展质量的急功近利行为；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形成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的衡量标准。对实现区际生态支付基金的区域来说，在计算从财政资金向生态基金的拨付数额时，就有了明确的生态产值的计量依据，便于操作。

2、不同类型的区域采用不同的政绩评价标准。

近几年国家环保总局在科学研部门的配合下，完成了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分，在此基础上，中央要求各地的经济发展和规划应当与生态功能区划相吻合。既然不同地区的生态功能不同，经济定位也随之不同，那么，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的重点当然也应该有所不同。对那些生态环境脆弱，又具有特殊生态功能和自然、文化遗产价值的贫困地区来说，地方政府的最主要职责是保护好当地的主要生态功能，因此，对其的政绩评价应以此为主要考核指标，经济方面的各项指标则可适当予以“豁免”。

第二、中观层面上，生态关系密切的特定区域内贫困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之间要开展多种形式的环境合作和生态补偿，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转移支付制度主要是资金形式的补偿，实际上，区域环境合作及生态补偿还可以配套采取一些其他形式。比如，绿色技术及教育援助。经济发达地区出钱、出物、出人力来研究解决贫困地区在环境保护中遇到的技术难题，由此产生的专利或专有技术可供贫困地区在一定期限内免费使用。也可以由经济发达地区每年有针对性地安排一定数量的技术项目，帮助贫困地区发展无污染的替代产业或生态产业。环保教育方面，经济发达地区可以每年有计划地帮助贫困地区培养一批环保技术人员，并组织专家、环保志愿者到贫困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环保教育，提高当地居民的环保意识，帮助他们掌握实用的环保知识和技能。另外，广东、浙江等地实行的“异地开发”式发展空间补偿也是很好的方法。以广东为例，广东省龙门县统一规划设立了一个金龙开发区，安排上游各镇那些不符合水源地保护区功能要求的招商引资项目④。这种“异地开发”模式，通过下游给上游提供发展空间，既保护了上游地区的主要生态功能，又能促进其经济发展，是一种非常有效且实用的生态补偿方式，很适合在生态关系密切的区域间或流域内上、下游地区之间推广应用。

注释

①参见何文君、马顺福的论文《中国地方政府公共职能演进的实证分析》，《财政研究》，2005年第12期

②2005年7月27日，中华环保联合会公布的中国公众环境保护态度的调查结果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在被问及是否愿意“为环境保护，宁可放慢经济发展速度”时，只有45.7%的公众表示赞同，而且越是落后地区，低收入人群持反对态度的越多。

③引自陈共主编的《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

④参见《中国环境报》2005年12月15日第2版的《异地开发破解生态补偿难题》一文。

参考文献

[1]马海涛主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2]钟晓敏主编.地方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贾康主持.地方财政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转移支付制度范文篇3

关键词：所得；所得课税；流量所得；存量所得；潜在所得

Abstract:Withthesocialandeconomicdevelopment,governmentscannotdowithouttheincometaxeffectivemeansofmacroeconomiccontrol.Thestudyofassessmentmustbeclear---themostbasicpremiseofthetheoryderivedfromthemeaningoftheconcept.China''''sincometaxonthestudyofthemeaningofthedefinitionofincomeandlessfragmentation.Inthisarticlefromhomeandabroadonthebasisofresearchresultswillbeobtainedisdefinedas:acertainperiodoftimeonbehalfofallitsowner''''sabilitytopayfromavarietyofchannelstoobtainthevariousformsofincomeandproperty.Thedefinitionofboththeoreticalvalueandpracticalsignificance.

Keywords:income;incometax;flowofincome;proceedsofthestock;thepotentialproceeds

前言

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合理是一个关乎社会稳定和经济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所得课税直接关系到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和纳税人相互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构建怎样的所得课税体系？所得课税的深度如何确定及在纳税人个体和诸税种间如何分配？等等，这些都是亟需我国税收理论界及实践工作者研究的课题。研究所得课税离不开所得概念的界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理论前提。我国所得课税研究中关于所得涵义的界定较少且不成规模和体系，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界定符合我国国情所得定义，既是理论上的必践的必要。

一、国外所得定义及评析

国外学者所得课税研究较国内早且成果颇丰，这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较发达，个人收入分配不公及采用对个人所得课税手段加以调控的问题早已引起学者的关注有关。

对于西方所得定义的研究，学术界将其概括为以下三种学说：

一是源泉说。它是古时代最主要的界定“所得”的学说。所谓所得源泉说，就是认为连续取得的所得才是所得，至于因财产的转让等临时取得的所得并非所得。按照这种观点，对生产要素的提供者，以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形态予以分配，所产生的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就是所得。但就财产的转让而言，例如A把财产转让给B，虽然A对于超过其取得价值部分也得到收入，但就国民经济观点而言，只不过是A的财产和B的货币相交换而已，并无新的社会生产物，并未创造出价值。对财产转让不能视为发生所得，只能视为对其利益进行分配。所以说对财产课税，也就是等于对资本课税。而对资本课税会伤及再生产，是不被允许的。这种所得源泉的看法，最早起源于英国，在英国税制中有很长一段期间对资产转让所产生的所得、偶然性或临时性的资本利得、意外所得等不课征所得税。源泉说的代表人物有弗里茨。纽马克、塞尔泽等。弗里茨。纽马克就将“所得”表达为：只有从一个可以获得固定收入的永久性“来源”中取得的收入，才应被视为应税所得。[1]

二是净资产增加说。与上述所得源泉说相对立，净资产增加说认为，不论所得发生的原因为何，在一定期间内净资产的增加，即一定期间的期末净资产额大于该期间的期初净资产额，则认定有所得发生。依此观点，每年连续不断取得的所得、继承或受赠所带来的财产增加，或资本性财产的销售利益、所领取的人寿保险金等都是所得。净资产增加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的经济学家范尚茨。他认为：所得包括所有的净收益和由第三者提供劳务以货币价值表现的福利、所有的赠与、遗产、收入、投保收入和年金、各种周期性收益，但要从中扣除所有应支付的利息和资本损失。即应税总所得包括三部分：（1）在一定时期内从其他人那里收到的总额，不仅包括现金收入，还包括由纳税人本人提供劳务或资本资产而得到的实物所得，以及不需纳税人做出相应付出而得到的转移所得，如社会保障福利。（2）在该时期内本人享受的消费活动的价值。这些价值不包括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的收入或者货币或者商品。当纳税人既是某些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又是其消费者，在不涉及任何市场交易时，纳税人这样消费的价值等于他在市场上购买这些商品或服务所需支出的货币价值，故称“推定所得”。（3）在该时期内所拥有的财产的增值。[2]在现行税制中，英国的所得税制长期以来以所得源泉说为基础，而美国的所得税制早就以净资产增加说为基础。此后，其他学者对尚茨定义进行改进，美国的黑格与西蒙斯，提出黑—西定义或称黑—西标准。该标准是指：收入是指在一段时期内个人消费能力净增加部分的货币价值。这等于该期中的实际消费额加上财富的净增额。财富的净增额—储蓄，也必须包括在收入中，因为它们代表着潜在消费能力的增加。

必须强调指出，黑—西标准要求，在收入中把所有来源的消费潜力的增加都包括进去，而不论实际消费是否发生，也不考虑消费的形式。同时，黑—西标准要求，任何个人消费潜力的减少，也应在确定收入时扣去。例如，如果在获取收入时必须花掉一定费用，就应将这些费用扣去。

总之，按黑—西观点，无论收到的是货币，还是物品或劳务，都是收入。[3]

三是消费支出学说。该学说认为所得的客观性与现实性最终应表现在消费上，消费是经济关系的逻辑终点，因而所谓的所得应是以货币衡量的从消费得来的满足，具体说所得应包括消费开支与本期消耗掉的耐用消费品的价值之和。这种观点是消费支出税或称支出税的理论依据。代表人物主要有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艾温。费雪以及尼古拉斯。卡尔多。

上述三种观点中，第三种“消费支出学说”是近年随着所得课税问题的产生而兴起的一种学说。由于其征管等各方面的要求，至今未被各国实践所接受，仍处于理论争论中，故在此对此种观点不作更多介绍述评。而对立比较激烈持久的，是第一种“源泉说”和第二种“净资产增加说”。实践中美国是净资产增加说的代表，英国是源泉说的典型，但被理论和实践普遍接受的是“净资产增加说”。原因在于：首先，它使人们感到这种做法更公正。因为横向公平的传统定义是收入同等的人应该纳同等的税。这种观点内含这个意思：所有来源的收入应该包括在税基中，否则，支付能力相同的人们最终应纳税额不同。其次，它有中性的优点。它把各种收入都看作是相同的，因此，不会扭曲经济活动的格局。据此，在其他情况不变的前提下，如果不对房主自住房屋的推定房租征税，就会导致对于建房的过度投资。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以“净资产增加说”为基础确定税制，但与净资产增加说也并不完全相同。尽管“源泉说”因其范畴太窄，而不被人们看好，“净资产增加说”范畴较宽泛，被许多人青睐，但仍未将所得存量—财产纳入视野，换言之，所得存量的课税未在所得课税中予以考虑。这是不妥的，不符合所得课税公平原则的最基本要求，下文将在此基础上予以补充。

二、本文的定义

本文认为，所得应是一定时期内所有能代表其拥有者支付能力的从各种渠道获得的各种形式的收益和财产。该定义的核心是以支付能力为切入点，以征税期为依托，只要一定时期内（通常指各国税法规定的纳税期间内）能表明纳税人支付能力的各种所得和财产均应作为所得，它反映了所得课税量能负税的本质要求。与上文介绍的三种学说在内容上的区别是：在“净资产增加说”基础之上，增加了存量财产的内容，使所得的内含外延，不仅包括财产转让增值（已实现的资本利得）、财产自然增值（未实现的资本利得），还包括拥有的财产本身。因为财产也代表了其拥有者的购买能力和负税能力，而且它本质上就是所得的累积，是所得的一种表现形式。与我国传统所得涵义的区别在于：“各种形式”和“各种渠道获得”的收益和财产。

关于上述所得定义，还需要进一步做以下几点说明：

转移支付制度范文篇4

关键词：所得；所得课税；流量所得；存量所得；潜在所得

Abstract:Withthesocialandeconomicdevelopment,governmentscannotdowithouttheincometaxeffectivemeansofmacroeconomiccontrol.Thestudyofassessmentmustbeclear---themostbasicpremiseofthetheoryderivedfromthemeaningoftheconcept.China''''sincometaxonthestudyofthemeaningofthedefinitionofincomeandlessfragmentation.Inthisarticlefromhomeandabroadonthebasisofresearchresultswillbeobtainedisdefinedas:acertainperiodoftimeonbehalfofallitsowner''''sabilitytopayfromavarietyofchannelstoobtainthevariousformsofincomeandproperty.Thedefinitionofboththeoreticalvalueandpracticalsignificance.

Keywords:income;incometax;flowofincome;proceedsofthestock;thepotentialproceeds

前言

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合理是一个关乎社会稳定和经济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所得课税直接关系到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和纳税人相互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构建怎样的所得课税体系？所得课税的深度如何确定及在纳税人个体和诸税种间如何分配？等等，这些都是亟需我国税收理论界及实践工作者研究的课题。研究所得课税离不开所得概念的界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理论前提。我国所得课税研究中关于所得涵义的界定较少且不成规模和体系，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界定符合我国国情所得定义，既是理论上的必践的必要。

一、国外所得定义及评析

国外学者所得课税研究较国内早且成果颇丰，这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较发达，个人收入分配不公及采用对个人所得课税手段加以调控的问题早已引起学者的关注有关。

对于西方所得定义的研究，学术界将其概括为以下三种学说：

一是源泉说。它是古时代最主要的界定“所得”的学说。所谓所得源泉说，就是认为连续取得的所得才是所得，至于因财产的转让等临时取得的所得并非所得。按照这种观点，对生产要素的提供者，以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形态予以分配，所产生的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就是所得。但就财产的转让而言，例如A把财产转让给B，虽然A对于超过其取得价值部分也得到收入，但就国民经济观点而言，只不过是A的财产和B的货币相交换而已，并无新的社会生产物，并未创造出价值。对财产转让不能视为发生所得，只能视为对其利益进行分配。所以说对财产课税，也就是等于对资本课税。而对资本课税会伤及再生产，是不被允许的。这种所得源泉的看法，最早起源于英国，在英国税制中有很长一段期间对资产转让所产生的所得、偶然性或临时性的资本利得、意外所得等不课征所得税。源泉说的代表人物有弗里茨。纽马克、塞尔泽等。弗里茨。纽马克就将“所得”表达为：只有从一个可以获得固定收入的永久性“来源”中取得的收入，才应被视为应税所得。[1]

二是净资产增加说。与上述所得源泉说相对立，净资产增加说认为，不论所得发生的原因为何，在一定期间内净资产的增加，即一定期间的期末净资产额大于该期间的期初净资产额，则认定有所得发生。依此观点，每年连续不断取得的所得、继承或受赠所带来的财产增加，或资本性财产的销售利益、所领取的人寿保险金等都是所得。净资产增加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的经济学家范尚茨。他认为：所得包括所有的净收益和由第三者提供劳务以货币价值表现的福利、所有的赠与、遗产、收入、投保收入和年金、各种周期性收益，但要从中扣除所有应支付的利息和资本损失。即应税总所得包括三部分：（1）在一定时期内从其他人那里收到的总额，不仅包括现金收入，还包括由纳税人本人提供劳务或资本资产而得到的实物所得，以及不需纳税人做出相应付出而得到的转移所得，如社会保障福利。（2）在该时期内本人享受的消费活动的价值。这些价值不包括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的收入或者货币或者商品。当纳税人既是某些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又是其消费者，在不涉及任何市场交易时，纳税人这样消费的价值等于他在市场上购买这些商品或服务所需支出的货币价值，故称“推定所得”。（3）在该时期内所拥有的财产的增值。[2]在现行税制中，英国的所得税制长期以来以所得源泉说为基础，而美国的所得税制早就以净资产增加说为基础。此后，其他学者对尚茨定义进行改进，美国的黑格与西蒙斯，提出黑—西定义或称黑—西标准。该标准是指：收入是指在一段时期内个人消费能力净增加部分的货币价值。这等于该期中的实际消费额加上财富的净增额。财富的净增额—储蓄，也必须包括在收入中，因为它们代表着潜在消费能力的增加。

必须强调指出，黑—西标准要求，在收入中把所有来源的消费潜力的增加都包括进去，而不论实际消费是否发生，也不考虑消费的形式。同时，黑—西标准要求，任何个人消费潜力的减少，也应在确定收入时扣去。例如，如果在获取收入时必须花掉一定费用，就应将这些费用扣去。

总之，按黑—西观点，无论收到的是货币，还是物品或劳务，都是收入。[3]

三是消费支出学说。该学说认为所得的客观性与现实性最终应表现在消费上，消费是经济关系的逻辑终点，因而所谓的所得应是以货币衡量的从消费得来的满足，具体说所得应包括消费开支与本期消耗掉的耐用消费品的价值之和。这种观点是消费支出税或称支出税的理论依据。代表人物主要有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艾温。费雪以及尼古拉斯。卡尔多。

上述三种观点中，第三种“消费支出学说”是近年随着所得课税问题的产生而兴起的一种学说。由于其征管等各方面的要求，至今未被各国实践所接受，仍处于理论争论中，故在此对此种观点不作更多介绍述评。而对立比较激烈持久的，是第一种“源泉说”和第二种“净资产增加说”。实践中美国是净资产增加说的代表，英国是源泉说的典型，但被理论和实践普遍接受的是“净资产增加说”。原因在于：首先，它使人们感到这种做法更公正。因为横向公平的传统定义是收入同等的人应该纳同等的税。这种观点内含这个意思：所有来源的收入应该包括在税基中，否则，支付能力相同的人们最终应纳税额不同。其次，它有中性的优点。它把各种收入都看作是相同的，因此，不会扭曲经济活动的格局。据此，在其他情况不变的前提下，如果不对房主自住房屋的推定房租征税，就会导致对于建房的过度投资。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以“净资产增加说”为基础确定税制，但与净资产增加说也并不完全相同。尽管“源泉说”因其范畴太窄，而不被人们看好，“净资产增加说”范畴较宽泛，被许多人青睐，但仍未将所得存量—财产纳入视野，换言之，所得存量的课税未在所得课税中予以考虑。这是不妥的，不符合所得课税公平原则的最基本要求，下文将在此基础上予以补充。

二、本文的定义

本文认为，所得应是一定时期内所有能代表其拥有者支付能力的从各种渠道获得的各种形式的收益和财产。该定义的核心是以支付能力为切入点，以征税期为依托，只要一定时期内（通常指各国税法规定的纳税期间内）能表明纳税人支付能力的各种所得和财产均应作为所得，它反映了所得课税量能负税的本质要求。与上文介绍的三种学说在内容上的区别是：在“净资产增加说”基础之上，增加了存量财产的内容，使所得的内含外延，不仅包括财产转让增值（已实现的资本利得）、财产自然增值（未实现的资本利得），还包括拥有的财产本身。因为财产也代表了其拥有者的购买能力和负税能力，而且它本质上就是所得的累积，是所得的一种表现形式。与我国传统所得涵义的区别在于：“各种形式”和“各种渠道获得”的收益和财产。

关于上述所得定义，还需要进一步做以下几点说明：

第一，“各种形式的收益和财产”，主要是指以货币形式、实物形式、提供劳务形式、自制自用物品以及自我提供劳务的形式获得的收益和财产。例如：现实生活中雇主为雇员提供的某些食、宿、交通便利；相互交换为对方免费提供劳务（换工）；自有住宅自己居住以及自己料理家务，照看小孩等。不包括荣誉性、心理性、体质性等方面获得的收益和满足。

第二，“从各种渠道获得的各种形式的收益和财产”，指的是采用各种手段从各种渠道所获得的收益和财产，在这里没有强调一定是采用合法手段获得的合法收益和财产，这一点主要对我国具有现实理论意义。纵观国内外个人收入在理论上的演变状况，“个人收入在完整的理论意义上就是指个人在一定时期内从各种来源得到的货币性和实物性收入的总和”。[4]可见无论是西方还是我国，都未将非法所得排除在个人收入所得范围之外。在美国贪官大盗一旦定罪，国税局亦可插一脚，诉讼逃税。由此可见，我国以合法所得为应税所得，范围过于狭窄，与普遍征税原则、公平原则、效率原则相悖。同时易导致有些所得项目无法征税，税源流失。例如：如果坚持合法收入才能征税，那么税务机关对存款所得就可能存在着无法征税的问题。因为，纳税人的每一笔存款是否属于合法来源所得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对其所得的利息也就不能够肯定是合法所得。未确定其合法性的所得，税务机关不能对其征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及个人所得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类似的来源性质不明确的个人所得将会越来越多，如果还一味坚持合法所得才能征税的理论及道德规范，必然产生类似因所得的性质无法确定而导致税源流失的问题。本人认为，采用从“各种渠道获得的各种收益和财产”的所得定义后，“如果纳税人有非法所得，并能够确定其所得确实属于不合法，那么就应该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由有关部门进行取缔没收。没收非法所得后，纳税人收入总额中也就不包括这部分所得；在有关部门取缔没收所得之前，税务机关可有充分理由法律依据进行征税。避免‘合法’与‘非法’之争，避免税源的流失。”[5]

第三，“所得”不等于“应税所得”。“所得”是指理论上的所得，更具有理论意义，“应税所得”是实践层面上的概念，是各国税法实践中对课税范围的限定。区别这两个概念能够明确，“所得”可以是宽泛的、全面的，将所有包括的所得内容都应归入此类，涵盖进来；但“应税所得”的尽可能全面、宽泛还要受许多因素制约。比如各国在确定“应税所得”时，还必须考虑征管的难易程度，如对未实现的推定所得，许多国家就不征税；对实物形式的所得许多国家也都作不同的征税规定；对作为应税范围的财产的选择各国更是不同，有的选择土地、房屋，有的选择房屋、车船等。但这两个概念又是密切相关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服务于实践，如果理论概念就是含糊不清的，在实践中就难以清晰有效地界定“应税所得”。另外，“应税所得”的边界范围只能等于或小于“所得”的边界范围。

三、理论和现实意义

采用广义“所得”概念，将所得课税体系界定为流量所得、潜在所得、所得的存量课征的税种的集合，可以构建统一的所得课税框架。众所周知，“流量”和“存量”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常用的两个概念。“流量是指一定时期内发生的变量变动的数值，存量是指一定时点上存在的变量的数值。两者都是变量，它们的区别在于存量有时间维度，而流量没有时间维度。”[6]本文并没有完全按上述思路将所得区分为“流量所得”和“存量所得”，而是借用“流量”的含义，将“所得”划分为“流量所得”和“所得存量”，即将“存量的所得”也归为“流量所得”。比如，王某月工资收入3000元，拥有一幢价值20万元的房产。这里3000元收入为流量所得，价值20万元的房产是多年所得的累积，为所得的存量，分别对其课税，则称为流量所得课税和所得存量课税。如果王某将20万元的房产作价25万元卖掉，对其增值部分扣除相关费用后征税，则将其归为流量所得课税范畴。当然，并不是对所有的所得存量都课税，对哪些所得存量课税，各国是有选择的，比如，对存量的现金就不征税。“潜在所得课税”特指未实现的推定所得课税。例如：李某多年前在郊区购买价值5万元的房产，现在现值估价20万元，但李某没有将房产转让，没有取得现值20万元，则李某有未实现的推定所得15万元，对该15万元征税，就称其为“潜在所得课税”。即：流量所得是指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所得变动的数值，既包括营业、投资、劳务等的所得，也包括财产所产生的收益；潜在所得是指一定时期内未实现的推定所得，既包括资本利得中的未实现的所得，也包括在不涉及任何市场交易时，既是某些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又是消费者时的推定所得；所得存量是指所得的沉淀物。本文讲的所得课税是指流量所得课税、潜在所得课税及所得存量课税。

广义“所得”概念，可对不同所得课税进行不同功能定位，以利于更好发挥所得课税整体功效。所得存量课税的作用有一定局限性。对所得存量课税有着悠久的历史。所得存量课税产生以后，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几个不同的社会制度。课税对象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不动产以外，还有动产，包括有形动产和无形动产。课征的范围不断拓展，税种也日渐增多。但由于一般财产税、遗产与赠与税存在着不能完全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存在着计税基数确定困难、难以普及到无形资产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促进消费，对整个社会资本的增加可能产生消极影响等问题和不足，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所得存量课税不再成为世界各国税制中的主要税种，地位和作用明显下降，但也不能完全否定或取消其在税收体系中的辅助地位和公平财富的作用。

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一般财产课税与流量所得课税的对象虽然不同，但它们都具有明显的“对人课税”的性质。流量所得总是一定人的所得，流量所得课税总是以人为法定纳税人的。财产总是有其“主人”，对财产课税虽不一定就是以其“主人”为纳税人，但总与这个所有者有着密切联系。正因为如此，这两种课税的负担归宿和影响，有相似之处。两者的区别在于，作为流量所得课税对象的所得额是一个时期劳动或经营的净成果。而作为财产课税对象的财产额则是在某一时点上对财富的占有量。前者不容易掌握，而后者却容易确定。这也正是一般财产课税的实行早于流量所得课税的原因所在。

流量所得课税在现代社会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流量所得课税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在多数发达国家中，流量所得税税收收入在政府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从税基的角度看，收入是特别适合于课税的，因为它是个人的支付能力最好的衡量标准。从下面的资料可以看出流量所得课税在几个主要发达国家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美国现行的主要税种有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销售税、遗产和赠与税、社会保障税、财产税、资本或净财富税、累积盈余税、环境税、奢侈消费税等。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类综合统计，1993年美国税收收入总额为1.73482万亿美元，占当年GDP的27.6%，而各类所得课税在税收收入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是所得、利润、资本收益税（44.8%）+社会保障税（25.1%）+财产税（12%）-公司所得税（6.79%），其结果是个人所得课税共占当年全国税收收入总额的75.11%.英国现行的主要税种有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国民保险税、公司所得税、石油收入税、营业税、地产税、遗产与赠与税等，1993年全国税收收入总额为2087.05亿英镑，占当年GDP的33.1%，各类税收中所得课税占税收收入总额的53.8%.法国1994年税收收入总额为3.1067万亿法郎，占当年GDP的39.4%，流量所得课税占当年税收收入总额的62.4%.日本1989年全国税收收入总额84.132万亿日元，占当年GDP的20.9%，流量所得课税占税收收入总额的60.3%.[7]

潜在所得课税是现代社会发展起来在税收体系中又是一个不稳定的课税部分。一般说来，对未实现的推定所得课税，是近代社会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分配不公日益被关注才开始的。它并不是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对该项所得课税主要是为了公平的考虑，尤其是从纵向公平的角度考虑，它可以增加高收入者的税收负担。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像对待普遍所得税那样对待未实现的推定的所得课税。换言之，无论在基本原则上还是在实践上，推定所得都未能成为税制中相对稳定的一部分。

本文广义的所得，是指课税期间内能代表负税能力的流量所得、潜在所得以及以前的所得的累积。理论上广义的所得与税法上的应税所得不是同一概念，前者大于后者。尽管二者如此的不一致，但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可以这么说，理论的拓展创新为习惯于将所得视为流量概念（基本概念）的国家倾向于拓宽所得的界定范围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参考文献：

[1][2]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西方税收理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184～185、184～185.

[3]曾繁正等财政管理学[M]红旗出版社，1998171～172.

[4]冯文荣等中国个人收入分配论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20.

[5]赵惠敏关于“纳税”=“合法”命题的思考[J]当代经济研究，2000，（2）.

转移支付制度范文篇5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意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不可分割的内在组成部分之一，是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实现各地财力均衡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手段。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在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转移支付规模和结构的具体状况，不仅体现着财权划分和事权划分的相互衔接，而且是上级政府政策意图的贯彻方式。在财政集权的体制下，规范的政府间转移制度是保证地方财政顺利运行和平衡地区间财政收入能力和社会保障水平的唯一途径。

我国目前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

实行分税制后，我国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由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和结算补助等多种形式构成，1995年之后又实行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我国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虽已初步形成，但仍存在着不规范、力度小和功能弱等缺陷。

转移支付政策目标不明确，结构不合理。伴随着财政管理体制的演变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在目标和定位上都受到了局限，除了出台较晚的中央对地方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外，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和结算补助等五种形式都属于非均等化财政转移支付，基本上起不到均等化的作用，而且前者明显偏低，而后者明显偏高，形成了极不合理的结构。

转移支付力度不足，调节功能微弱。目前的转移支付仅靠有限的中央增量财力在地区间的二次分配无法缩小地区间的财力差距。我国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地方政府之间的行政能力、公共服务水平也相应存在明显差异，要缓解地区差距尤其是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对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需求必然很大。而中央财政收入总规模的有限性及支出总需求的增加，严重制约了中央财政宏观调控职能的充分发挥。

资金分配办法不规范，转移支付存在着随意性和盲目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是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落脚点。但在现行的转移支付形式中，只有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统一的公式化分配，其余各种转移支付形式各自为政，财政统一支配各类专项补助的实际权力非常薄弱，大量的资金通过不规范的形式转移到地方，违背了实现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的初衷，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地区之间财政能力的差距。

从分税制改革的要求来看，整个分税制财政体制财力集中和事权下放的体制冲突以及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这种实际缺位严重影响了分税制制度优势的发挥。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从深层次上分析，笔者认为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现行政权层次构造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极不协调

政府权力层次构造决定于政府职责和行政管理方式，现在的五级政府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由上至下统管所有领域各项具体事务的要求相符。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淡化了自上而下的管理需求，增强了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独立管理区域问题的必要性，密集的政权层次结构不再适应经济体制的要求。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前提是对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的划分，事权范围决定着财政支出的范围和财政收入的划分，所以事权的划分是多级财政体制协调过程中的基础性环节。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各级政府的职能界定和事权划分都不明确，甚至政府职能转化尚没有实现的情况下，仅依据短期需要就进行各级政府间财权的划分，财权划分走在了事权划分的前面，主次颠倒，这一划分必然与实际需求和理论需求相左。

(二)分税制的不彻底导致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合理性

我国的分税制虽然初步建立起了大框架，但与规范化的分税制尚有一定距离，在具体的税种划分上、地方税收体系的完善上，仍存在很多问题。在税种划分上：一是没有打破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税种的格局，二是没有打破按行业划分税种的局面。在地方税收体系的完善上，还未形成一个稳定的地方税体系，有些应开征的税种尚未开征；由于税收体制的高度统一，地方没有税种设立权，影响了地方税收体系的建立。分税制的不彻底，影响了财力初次分配的合理化，使转移支付这种再分配包含了固有的不合理成分。

(三)转移支付制度缺乏法律的支撑和保证

转移支付制度作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支柱之一，是中央政府在分权性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对地方政府实施制衡的重要财政手段，必须将其纳入法制的轨道，使其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世界上许多国家普遍以法律形式、甚至通过宪法对有关政府间转移支付事宜做出明确规定，相比之下，目前我国尚无涉及政府间转移支付事宜的法律，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立法层次太低，制度的稳定性也较差、法律规定缺乏权威性。我国在1994年的《预算法》中，对中央和地方收入体制和范围划分虽做了较为明确和原则的规定，但是其法律效应有限，这使得目前的转移支付改革缺乏法律的支撑和保证，直接影响了转移支付制度效应的充分发挥。转移支付法制化是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地区转移支付的重要特征，只有实现转移支付法制化才能够真正实现转移支付规范化、公平化、透明化。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法制化的国际经验

转移支付关系到财力在各级政府之间的流动，是一项涉及广、影响大、政策性强的分配形式，从许多国家的转移支付实践来看，虽然各国补助金的数额巨大、补助对象众多、补助结构复杂，但在具体的转移支付过程中均体现了三个方面的制度特征：一是转移支付制度的法制化；二是转移支付实施过程的程序化；三是转移支付(尤其是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的公式化。

法制化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基础，健全的法规是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有力保证。德国通过《基本法》、《税收分配法令》和《联邦与州间财政平衡法令》对财政转移支付做了明确的规定。日本是实行地方自治基础上的财政转移支付，在《地方自治法》、《地方预算法》和《地方税法》中对财政转移支付的内容和方式做了严格而明确的规定。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对省和地方的转移支付，一部分是根据宪法修正案来加以实施的，另一部分则是按照联邦与省之间的协议来实施的。在澳大利亚、英国、意大利等国家的转移支付制度中，也无不体现着法制化的特点。

转移支付实施过程的程序化，也是保证转移支付制度有效性和科学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以澳大利亚为例，在实施财政均等化的过程中，负责管理转移支付的机构主要有两个：一是联邦国库部，负责确定每年度转移支付的总规模、各种转移支付的比例关系，以及专项补助的分配方案；二是联邦补助委员会，它负责提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建设性的分配方案。在英国的转移支付制度和程序上，也充分体现了中央集权的特点，中央通过计划控制等方式，对地方预算实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

与法制化和程序化相联系的另一个特征，便是许多国家都运用科学的公式来确定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数量。在英国、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的财政均等化计划中，都是严格按照既定的公式和标准，来确定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数量的。这样，便增加了转移支付的透明度，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影响，从而为提高补助效果、保证转移支付制度的正常运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值得指出的是在规范化、公式化的前提之下，各个国家在转移支付的形式、结构和规模诸方面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依照具体情况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剔除补助方式中的不适宜成分。事实上，适时调整转移支付制度，不仅会使补助更加贴近实际需要，而且也会有助于增强中央财政调控的弹性和力度。

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思路

借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法制化的先进国际经验，并针对我国目前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我国应从法律的角度来全方位地完善我国的转移支付，建立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实现财政转移支付的法治。

(一)按法律形式确定各级政府的职能要求

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和支出范围，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借鉴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事权和支出划分的原则，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我国在划分各级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时按照各级政府的职能要求应遵循集权与适当分权相结合的原则、受益范围原则、公平与效率相兼顾的原则以及相对稳定适当调整相结合的原则。综观各国的分税制实践，大多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范围，为此，我国也必须尽量使事权和支出范围划分具体明了，并在此基础上由权力机关通过立法方式加以规范。这种法律规范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范围，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中央政府无权随意把该承办的事务下放给地方政府，当然地方政府也无权把该承办的事务推给中央政府；二是地方政府上下级之间的事权与支出范围，也应由地方立法机关通过地方性法规的形式予以明确。

我国应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规范各级政府的事权与支出划分，并力求科学化和规范化，使之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是很重要的。相对稳定的事权界定，不仅有利于各级政府应地制宜，统筹安排财政收支，而且有利于调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当然，政府间事权与支出的界定的稳定性只是相对的，必要的时候也要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变化对不合理部分作出适当的调整与更改。

(二)大力推进转移支付的立法体系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影响因素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才能更好地发挥其调控作用。综观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尽管各国的财政管理体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异，但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法制化程度较高是其共同的特征。各国政府对转移支付制度其基本原则一般是以法律形式确定，在转移支付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也有健全的法律体系加以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本身及制度运行的外部环境均实现法制化，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而我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缺乏明确、规范的法律规定，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要真正作为一种规范性的制度建立起来，必须遵循法制化原则。我国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有关财政转移支付的法规，如《财政法》、《转移支付法》、《预算法》、《财政监督法》等，就转移支付制度的原则、内容、形式、依据、用途和监督等以立法形式予以规范。尤其是要尽快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增加有关财政转移支付的条款，赋予财政转移支付相应的法律地位，还要制定关于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单行法规，对财政转移支付的政策目标、资金来源、分配形式、分配程序、分配公式等做出具有权威性的统一规定，确保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有法可依。转移支付收支预算要单独编制，并由各级权力机构审查后予以实施，以增强转移支付决策的公开性、稳定性和权威性。但是，具体的计算公式或补助标准，财政部或专门的工作委员会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修改，以体现法制化与灵活性的很好结合。

转移支付制度范文篇6

【关键词】“以钱养事”转移支付农村公共服务

自2002年开始在全国农村推行税费改革以来，一方面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基层财政“空心化”的趋势，使政府在广大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职能缺位现象更为严重。在这种形势和背景下，湖北省率先进行了农村公共服务“以钱养事”的体制改革，开始对以乡、镇、站、所为主体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进行根本性的改造，推行了以建立“花钱买服务，养事不养人”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改革。然而，湖北省在“以钱养事”的转移支付制度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将有利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一、现行“以钱养事”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转移支付制度不仅是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和解决地区公共服务不均衡所采取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制度安排，也是我国农村税费改革和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必要途径之一。但目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制度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1、转移支付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我国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缺乏法律的支撑和保障，法律约束和监督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为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滞后。如现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依据的主要是1995年财政部制定的《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门的或者相应的关于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规定，使得转移支付制度在施行的过程中缺乏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客观上降低了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决策和运作的民主性和规范性。

2、支农资金支付形式的不确定性

在“以钱养事”这一机制中，规定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中专项用于农村公益性服务的资金，以及上级拨付的其他农村公益性服务专项资金作为“以钱养事”这一新机制重要的资金来源，这种把本身就因为支农项目的不确定性并具有波动性的“农村公益性服务专项资金”作为“以钱养事”的资金来源，对资金的数额、支付的时间及方式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从而使得“以钱养事”的资金来源具有不稳定性和波动性。

3、单一的纵向转移支付

根据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有效率的转移支付一般采取的是纵向和横向相结合的转移支付体制，而我国一直采用单一的纵向逐级传递式模式，地区间横向转移支付几乎没有，更不要说城市对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这种单一的横向缺失的转移支付模式不仅不利于减轻中央财政的负担，而且因为资金来源的有限，也不利于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4、转移支付中支农资金流经的渠道过长

我国目前有五级政府，是世界上主要国家中政府层级最多的。这种层级过多的政府结构增加了财权事权划分的难度，影响了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规范化。而且，我国转移支付的支农资金从中央划拨开始，要流经每一级政府，每一级政府都要成立专门的机构或办事委员会来分析决策资金的分配和使用，这样,每一环节的办公费用都会消耗一部分资金。同时资金流经的渠道过长,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资金在拨付流通过程中缺失现象严重，大大增加了资金流动的成本。

5、资金划拨方式不合理

湖北省政府规定，农村公益性服务的项目经费应该根据合同规定，按时间、工作进度拨付，财政部门采取国库直接支付的办法将经费直达给承担服务的主体，保证专款专用。但是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不少乡镇却将拨付到村级的转移支付资金由“拨付制”改为“报账制”。而且不少县级财政部门不按政策规定将服务经费直接拨给服务主体，而是将服务经费拨付到乡镇财政，再由乡镇财政发给承担服务的主体，这样不仅造成乱报账，而且使农村公共服务的资金到位不及时，甚至被挪用、挤占。

6、资金管理主体错位，管理过程不透明

我国现行的对村级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十分混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管理主体错位。转移支付资金是村级组织运转的主要资金来源,而镇级农经中心是集体资金管理的职能部门，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方案应当由农经中心编制或农财共同编制，报市农经、财政部门共同审核。这样才能避免应属财政列支的费用转嫁成为农村负担。但是，在转移支付的资金到达地方的时候，很多乡镇把已分配给村级使用的转移支付资金仍视作财政资金直接交由乡镇财政所管理，由财政部门负责资金的运行，乃至于资金的分配、使用、核算等与乡镇农经管理部门基本不沾边。二是管理不透明。在很多地方，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原则、分配额以及资金的使用情况一直实行内部操作，公众乃至下级管理主体都一概不知。特别是有的地方，村级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者与所有者分离。具体落实到一个村，对于转移支付的资金应分配多少，实际分配了多少，分配下来的资金用了多少，用在了哪些项目上，最后是结余还是透支等等问题村民乃至村委会都一概不知，根本无法监管。

二、与“以钱养事”相配套的转移支付制度要求

1、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是我国财政体制的本质要求

转移支付制度是我国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分配关系、实现财力均衡的基本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与财政体制的公平与效率。特别在农业税取消后，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不仅是保障村级工作正常运转的主要资金来源，更是保证当前农村公共服务得以实现的重要支柱。所以，建立完善的转移支付体制是我国财政体制的本质要求。

2、“以钱养事”要求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

按照“以钱养事”中“钱随费走，费随事留”的新理念要求，将原来按“七站八所”的人头数所拨付的资金改为按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项目的多少来拨付经费。这样，“钱”就成了这一新机制成败的关键。按湖北省政府的规定，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中专项用于农村公益性服务的资金以及上级拨付的其他农村公益性服务专项资金是“以钱养事”这一新机制服务的重要资金来源，同时从2006年起，省级财政每年筹措一亿元资金，对实行以“钱养事新”的乡镇“以奖代补”，通过转移支付专项资金支持乡镇公益性事业发展。由此可见，转移支付资金是“以钱养事”这一新机制的重要资金来源，完善转移支付体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以钱养事”这一新机制的客观需求。资金使用效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这一新机制实施的成败。因此，从理论上探讨提高“以钱养事”中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措施，追求两者之间的最佳状态，对于“以钱养事”这一新机制的推广和执行具有重要意义。

三、提高“以钱养事”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率的主要措施

根据世界上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在转移支付体制中的经验，要有效地发挥转移支付资金的效率，不仅需要建立关于转移支付的法律法规体系，还要确定适合本国国情的资金来源方式、拨付渠道、管理方式以及支付方式。

1、明确、完善的法律法规是保证

公共财政体制下的转移支付本来就关系到国家财力在各级政府间的流动，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分配形式。具体到“以钱养事”这一涉及项目众多、管理主体复杂的措施的落实上，规范化、法制化就成为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基础和核心。只有以法律的形式对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使用等环节加以规范和协调，用法律把公共财政体制中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原则、资金划拨形式、划拨标准等明文规定下来，从制度上保证资金的使用，才能避免这一机制在运作过程中的随意性和人为性，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

2、资金的来源、流通和实施环节是关键

（1）明确多方面的资金来源。目前中央财政负担过大，我国工业已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只有在纵向转移支付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城市地区对农村地区的横向转移支付体制，才能在不增加中央财政负担的前提下，加大对“以钱养事”新机制的资金投入力度，从源头上保证农村公共服务政策的落实，使城市和农村相互支持、协调发展。

（2）适度合理的资金拨付层次。据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转移支付的资金在拨付的过程中，经过的层次越少，越能防止资金在拨付过程中的流失，保证资金最后足额落实到“事”上。

（3）采取账户直达的“拨付制”的资金划拨方式。目前在公共财政体制里，比较常用的资金划拨方式有两种，报账制和拨付制。前者是提供服务的主体在实施完职责范围内的项目后，凭相关的发票等有效证明领取所需资金的一种方式；后者是服务主体在项目开始时就被给予了相应的资金。在公共服务的这一特殊领域，采取账户直达的拨付制的资金划拨方式，不仅能保证资金的及时到位，而且能有效的避免在报账过程中的寻租现象。因次，在拨付公共服务项目经费时，应由相关部门根据有关预算标准将项目实施所需一定比例的资金用账户直达的方式，由县财政直接拨付到服务人员个人账户上，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4）资金管理主体明确、过程透明。转移支付的资金要落实到具体的支农项目中，只有明确管理主体，并把使用资金的每一个过程、每一个环节进行公开，接受村民监督，才能做到既让农村公共服务的主客体放心，又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特别是在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使用两个方面要公开透明，同时实行资金专户管理，把资金总额、拨付标准向社会公开，这样才能有效保证资金无截留和挪用，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从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四、构建“以钱养事”转移支付制度的路径选择

1、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结合我国目前转移支付制度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比较滞后，人为因素影响大，随意性较大，缺乏规范性等现实情况，本文认为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保证转移支付制度的实施。一是全国人大应制定专门的转移支付的法律，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和收入权利，在此基础上确定转移支付的规模、责任主体、转移支付的具体形式、支付渠道等；二是地方政府应制定关于地方专门的转移支付法规，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范围、管理主体、支付形式等加以明确规定，保证转移支付制度在地方的实施。

2、逐步建立城市对农村的转移支付体制

由于受历史、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影响，我国地区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特别是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而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中转移支付的资金都是单一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中的一部分，资金来源单一。在这方面，本文认为应该采取纵横并举的转移支付的方式，特别是在我国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和城市工业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定水平而农村发展滞后、两者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我国应在逐步建立东部对西部、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转移支付机制的基础上，加快建立城市对农村的横向转移支付模式，从而在不增加中央财政压力的前提下，加大对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逐步缩小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

3、减少转移支付中支农资金流动的中间环节

中间环节过多，项目资金层层延压，最终实际到达村里的资金所剩无几。因此对用于农村公共服务转移支付的资金，应由中央按照相关比例要求直接拨付到各省，再由省到县，由县根据项目使用要求，采取账户直达的方式，将资金直接拨付到服务主体个人账户，缩短中间拨付渠道，防止被挤占、挪用和代扣现象的发生。

4、建立“拨付制”的资金拨付方式

为保证用于农村公共服务转移支付的资金足额、及时拨付给服务主体，应加强对乡镇政府把转移支付资金由“拨付制”改为“报账制”现象的整治。公共服务资金的管理主体应在项目审批确定后，按预算要求，在项目开始时就用账户直达拨付相应的资金给服务主体，确保农村公共服务资金的及时到位，有效防止乱报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5、建立明确而透明的资金管理体制

（1）明确管理主体，搞好分工协作。可采用由专门独立的机构对转移支付资金进行管理的方法，对转移支付中的支农资金，由县财政部门建立专户按照规定的额度和期限将转移支付的资金拨付给乡镇农经部门，由乡镇农经管理部门作为管理主体，设立转移支付的核算专页，单独核算，而乡镇政府的其他部门特别是财政部门不得参与资金的管理，只赋予其相应的监督权。

（2）建立支农资金公开透明的管理体制。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是将支农资金的分配原则及分配方式向各级政府及公众公开，让地方明白应该分配多少资金、按什么标准分配，方便地方主体对资金使用的监督和管理；二是实行村务公开、政务公开，对分配下来的转移支付的资金金额、用途等，都应向村委会和村民公开，接受村民的监督，保证资金的使用方向。

【参考文献】

[1]张敏：对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现实分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5月第24卷第3期.

[2]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以钱养事”新机制加强农村公益性服务的试行意见.鄂办发［2006］14号文件.

转移支付制度范文篇7

关键词：财政转移支付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

在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以各级政府之间所存在的财政能力差异为基础，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为主旨而实行的1种财政资金转移或财政平衡制度。向居民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物品与服务，不仅是现代国家主权在民理念的重要体现，而且是国家政权及其财政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因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具有稳定器的功能，是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关系、实现各地财力均衡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制度安排。

例如在2008年5月12日，我国4川汶川地区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6月11日，财政部、民政部下拨灾后重建补助资金300亿元。财政部、民政部等部门要求地震灾区有关部门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与地方安排的救灾资金和接收的社会捐赠资金统筹安排，做好倒损房屋农户的住房重建工作，并对重灾区给予重点安排。但在自然灾害中，财政转移支付运作中还存在1些问题。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在1994年分税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1套由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3部分构成的、以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为主的且具有中国特色的转移支付制度。近年来，随着制度的不断发展，转移支付的功能得到进1步发挥。但是，由于受到1些因素影响，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仍存在1些问题，特别是转移支付结构本身制约了制度的发展。

（1）税收返还

税收返还是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形式，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税收返还的设计合理与否决定了整个制度的合理程度。但是，我国的税收返还仍以维护地方既得利益的基数法进行分配，体现了对收入能力较强地区的倾斜原则，维护了较富裕地区的既得利益，与缩小地区间差距的主旨背道而驰。并且，税收返还虽然在名义上是中央财政收入，但实际上，地方财政对这部分资金具有最终决定权。

（2）财力性转移支付

财力性转移支付是为弥补财政实力薄弱地区的财力缺口，由中央财政安排给地方财政的补助支出。财力性转移支付是缩小地区财政差距的重要手段，应是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组成部分。尽管2006年中央对地方财力性转移支付由1994年的99。38亿元提高到4731。97亿元，占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由21。6%提高到51。8%，但实际比重仍然较低。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财力性转移支付中有相当1部分具有专项用途，易与专项转移支付混淆，也与其本身的均等化作用相悖。

（3）专项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是中央财政为实现特定的宏观政策及事业发展战略目标而设立的补助资金，重点用于各类事关民生的公共服务领域。地方财政需按规定用途使用资金。2006年，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已由1994年的36137亿元增加到441158亿元，年均增长23。2%。专项转移支付的总量呈上升趋势并非好事，因为，在3种转移支付中，专项转移支付的问题是最多的。首先最突出的问题是其分配方式的不规范。现行专项转移支付分配方法没有按照因素和公式来计算拨款额和配套率，而是凭主观臆断或地方配套资金的高低来确定补助地区和拨款额，直接造成款项的分配过程不透明、项目设置交叉重复、资金投入零星分散，多头申请、重复要钱的状况时有发生。其次是资金使用效率低下。除了扶贫款、救灾款等少数几项之外，拖延、截留、挪用、挤占资金的现象非常普遍。

笔者认为，产生上述问题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缺乏法律保障和有效的约束、监督机制。法制化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基础，健全的法规是规范转移支付制度的有力保证。世界上许多国家普遍以法律形式、甚至通过宪法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作出明确规定。相较之下，我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立法层次较低。从1995年财政部制订了《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直到2002年改为《1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办法》以来，我国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依据的主要是政府规章，并没有专门的或者相关的法律，客观上降低了转移支付制度决策和运作的民主性和规范性。不仅如此，我国没有专门机构对转移支付进行统1安排和管理，人大和审计部门对转移支付也缺乏有效的监督、审计、绩效评价机制，影响了制度的权威性。

规范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当前，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必须立足长远，循序渐进地对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进行规范。近期目标应是逐步规范地方政府纵向转移支付方式，优化转移支付结构；远期目标应是在分税财政体制趋于完善的情况下，抑制各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为此，笔者认为，有以下两方面工作亟待落实：

（1）推进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法制化进程

我国应积极借鉴别国成功经验，加快财政转移支付的立法进程。应进1步制定和完善有关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法规，如《财政法》、《预算法》和《财政监督法》等，对转移支付制度的原则、内容、形式、依据、用途和监督加以规范。特别是要尽快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增加有关财政转移支付的条款，赋予转移支付相应的法律地位。同时，应制定关于财政转移支付的单行法规，对转移支付的政策目标、资金来源、分配形式、分配程序和分配公式等作出统1规定。

（2）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的结构

进1步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结构的基本思路是在进1步扩大财政转移支付规模的同时，逐步扩大均等化转移支付和与特定政策目标相联系的专项转移支付的规模，消解非规范化的税收返还等补助形式，将转移支付的重心由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转向1般性转移支付。

1。税收返还。逐步缩小税收返还规模，在条件成熟时最终取消税收返还，是进1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必然方向。可以保持现行税收返还运行方式不变，每年从对各地的税收返还额中分割1定的比例，结合中央部分资金组成中央对地方的1般性转移支付；或者保持税收返还基数不变，不再实行基数法运算的逐年滚动。这样可以获得1部分资金并结合中央的增量资金，组成中央对地方的1般性转移支付。

2。财力性转移支付。在财力性转移支付中，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县乡奖补转移支付、退耕还林转移支付都是特定改革和政策措施下增加的转移支付，具有专项用途，将其归入专项转移支付中去更为确切；如果不能并入专项转移支付，可以考虑按因素法计算确定，将其列入1般性转移支付中。同时，应适度提高1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可确定1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占中央财政收入增量中的比例与增长速度，并制定1个中长期的增长目标和资金来源扩展计划，逐步扩大均等化转移支付的作用。

3。专项转移支付。首先，专项转移支付要投入到教育、农业、环保、救灾、社会保障等国家重点支持和必保的项目；其次，要逐步改进专项转移支付的分配办法，控制其范围和规模。要对专项转移支付进行科学分类，清理、压缩现有项目，严格控制其规模，规范专项转移支付的分配过程；再次，要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管理透明度。每1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设立、审批、分配和使用，要做到有合理明确的依据和操作规程，做到坚持公开、公正、透明、效率的原则。

当然，建立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还必须进行1系列相配套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具体包括：政治体制、户籍体制、国库体制、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制度、政府审计体系等，使之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相适应。

参考文献：

1。张恒龙，陈宪。政府间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努力与财政均等的影响[J]。经济科学，2007

转移支付制度范文篇8

*市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建立并在近几年逐步得到完善的。财政体制改革时，湖北省在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基础上，相应调整了原有的财政包干体制下的转移支付形式，建立了省政府对*市地方政府的税收返还制度，初步形成了以税收返还、专项补助等为主要内容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近几年，为配合中央其他政策的实施，又相继建立了诸如调整工资转移支付、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多种形式的转移支付。

(一)*市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运行情况

转移支付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类，即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财力性转移支付主要包括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农业税免征和取消农业特产税转移支付、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

财政转移支付项目表

性质

项目财力性转移支付(F)/专项转移支付(S)

“两税”返还F

所得税基数返还F

一般性转移支付F

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F

农业税免征和取消农业特产税转移支付F

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F

调整工资转移支付F

专项转移支付S

1、税收返还

1994年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后，实施税收返还，将中央通过调整收入分享办法集中的地方收入存量部分返还地方，保证地方既得利益。目前中央、省对*市的税收返还包括增值税、消费税两税返还和所得税基数返还。

“两税”返还是为了保持地方既得利益，将原属于地方税源的上划给中央的增值税和消费税按照一定计算方法确定后，按来源地原则返还给地方政府。“两税”返还额以1993年中央增值税与消费税为基数，从1994年起对比上年增加部分按1：0.3的系数返还地方。

所得税基数返还为固定数额，省对*市所得税返还基数为16.7亿。对企业所得税基数的核算办法，市级以2000年实际完成数乘以2001年1-9月增幅或者1999年、2000年两年平均增幅为基数。

2、一般性转移支付

根据所依据的政策、测算时所考虑的因素以及政策目标和资金功能的不同，省对*市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分为激励性(一般)转移支付和政策性(一般)转移支付两种形式。激励性(一般)转移支付主要是在保持已形成的市财力基数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存量不变的基础上，将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增量中的一部分作为激励性(一般)转移支付，鼓励地方进一步发展经济，壮大财政收入规模，提高财政收入质量，做小财政供养系数；政策性(一般)转移支付主要是保证党和国家的各项重大政策在*市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对两类转移支付补助的具体分配和测算，按照规范化与透明化的要求，采用因素法，实行公式化计算，纳入省及县(市)两级预算管理。

(1)激励性转移支付

激励性转移支付用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保障干部职工工资发放、机构正常运转、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偿还政府债务以及支持经济发展。激励性转移支付由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激励性转移支付、工商四税激励性转移支付、市州本级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激励性转移支付、财政改革与管理量化考核激励性转移支付和烟草销售激励性转移支付组成。

①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激励性转移支付

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激励性转移支付以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为计算依据，主要考核市一般预算收入的完成情况。某地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幅度达到一定的水平，省给予激励性转移支付，具体计算办法用公式表示为：

Mi=[(Fi-F)/∑(Fi-F)]*M

其中：

Mi为某地享受的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激励性转移支付；

Fi为某地一般预算收入可比增长率

F为全省同类地区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平均增长率；

∑(Fi-F)为全省县(市)(Fi-F)为正数之和，当某地(Fi-F)<0时，该地不享受地方一般预算收入激励性转移支付；当某地Fi<0时，该地下一年度Fi按两年平均数计算。

M为全省地方一般预算收入激励性转移支付总额。

②工商四税激励性转移支付

工商四税激励性转移支付以工商四税(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长为计算依据，主要考核地方工商四税的完成情况。其主要计算指标为按财政供养人员计算的人均工商四税增长幅度和工商四税增长绝对额。

对*市，工商四税增幅超过16个市(州)的平均增长水平，根据其省级工商四税增收绝对额，省财政按省分成当年增量的5%给予奖励。

③市州本级支持县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激励性转移支付

实行省管县(市)财政体制后，省政府为了进一步调动市(州)政府帮助和支持所辖县市大力发展县城经济的积极性，对*按照其所辖县市财政收入增长享受的省财政激励性转移支付补助额(含工商四税激励性转移支付、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激励性转移支付)和市对所辖县市财政补助增加额，给予激励性转移支付补助。具体计算公式为：

某市本级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激励性转移支付=[该市所辖县市享受省收入激励性转移支付之和+该市本级对所辖县市财政补助增加额]×省转移支付补助系数

④财政改革与管理激励性转移支付

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收支两条线、政府采购四大改革，是建立在公共财政的基础，进一步加强财政监督管理，是市场经济机制对财政运行的客观要求。为了促进各市积极推进财政改革与管理，省财政专设财政改革与管理激励性转移支付，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按*市财政改革与管理工作的考核结果确定。财政改革与管理激励性转移支付，50%作为市财力，50%用于财政系统推进四项改革工作的人员培训、宣传发动、必要的设备购置等支出，并接受审计监督使用。

⑤烟草销售激励性转移支付

为了支持我省烟草工业的发展，省委、省政府对各市支持烟草行业发展、完成烟草年度销售目标任务情况进行考核，并通过转移支付实施奖惩。

烟草销售激励性转移支付的考核以省烟草公司下达各市(州)支持烟草公司销量计划和卷烟年销售收入计划为责任目标，并适当考虑卷烟销量比上年实际销量增减的因素，用公式表示为：

某市州卷烟销售激励性转移支付=[(某市州年销售卷烟实际完成数-某市州年销售计划指标数)/全省各市州销售卷烟超计划之和×50%+(某市州省产烟年销售收入实际完成数-某市州省产烟年销售计划完成数)/全省各市州省产烟销售收入实际完成超计划之和×35%+(某市州年销售卷烟实际完成数-某市州上年卷烟销售实际完成数)/全省各市州卷烟销量超上年之和×15%]×省对市州烟草销售激励性转移支付之和

(2)政策性转移支付

政策性转移支付包括：省集中税收增量返还政策性转移支付、农村义务教育政策性转移支付、公检法司政策性转移支付。义务教育、公检法司政策性转移支付专项用于保证教师、公检法司干部工资的正常发放和机构的正常运转；省集中税收增量返还政策性转移支付，用于推进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和支持市域经济发展。

①省集中税收增量返还政策性转移支付

省集中税收增量返还政策性转移支付着力于提高地方财政基本保障能力，支持其经济的发展。具体为：省财政对*市2004—2008年调整和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省集中增量财力，给予全额返还。用公式表示为：

某税种省集中增量财力=(该年该税种完成数-2003年该税种完成数)×(现行财政体制省分享比重-2002年体制调整前省分享比重)

当省集中某税种财力为负值时视为零值，不与省集中其他税种增量财力相抵。

②农村义务教育政策性转移支付

近几年来，由于我省部分县(市)行政区划变更，新洲区、黄陂区、江夏区、蔡甸区这些原属县(市)管理的农村中小学划入*市城市区管理，为体现均衡性，将这些城区管理的农村义务教育纳入全省农村义务教育政策性转移支付范围，总的原则是按学生数进行分配，同时按总人口计算的人均财力进行补助系数调整。

农村义务教育政策性转移支付包括义务教育经费财务困难补助、缺编人员经费补助、超编人员经费补助、奖励补助。用公式表示如下：

某地义务教育政策性专项转移支付=该县(市、区)义务教育经费财力困难补助+该市义务教育缺编(或超编)人员经费补助+该市义务教育奖励补助

③公检法司政策性转移支付

公检法司政策性转移支付资金用于弥补公检法司部门基本运转经费不足，通过转移支付，切实提高政法部门基本经费保障能力。主要根据政法标准人员经费需求、标准公用经费需求、政法标准政法人员、财政困难程度等因素测算的。计算公式如下：

某县(市、区)政法需求缺口转移支付=该县(市、区)政法经费需求缺口×政法需求缺口转移支付系数

其中：

某县(市、区)政法需求缺口=该县(市、区)公检法司标准需求-该县(市、区)政府公检法司标准财政投入

政法需求缺口转移支付系数为100%

3、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

我市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主要由农村税费改革固定性转移支付与农业税免征取消除烟叶外农业特产税转移支付组成。按照《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几个政策性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安排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应不低于固定性转移支付资金的60%，农村义务教育补助资金应安排10%用于农村义务教育危房改造。

4、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

为进一步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结合实际情况，我省从20*年起增加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具体是省对市实行“两奖一补”。

对产粮大县给予奖励

对产粮大县按一定因素给予奖励，其目标是调动县乡政府支持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以减轻产粮大县财政压力。

对乡镇撤并工作给予奖励

为精简政府机构，提高行政效率，推动各县(市、区)的乡镇撤并，对各地1999年—2004年乡镇撤并给予一次性奖励，撤并一个乡镇奖励50万元。

对补缴乡镇事业基本养老保险资金缺口给予适当补助。

为了促进县乡政府积极稳妥地推进乡镇综合配套改革，鼓励乡镇事业单位积极转制，与财政解除供养关系，20*年省财政对补缴乡镇事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存在的资金缺口一次性给予适当补助。

计算公式为：

某市补缴乡镇事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资金缺口补助

=[该市乡镇事业人员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资金需求额-省对该市“两奖一补”之和]×省转移支付补助系数+人均补助水平偏低调增补助

地方补缴乡镇事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资金需求额

=该市乡镇事业人员数的标准×补缴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平标准

5、调整工资转移支付

调整工资转移支付的目标是通过中央对地方的适当补助，缓解财政困难的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由于增加工资和离退休费而形成的财政支出压力，促进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贯彻落实。

1999年—2003年，中央四次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出台发放一次性年终奖金和实施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政策。中央对地方四次调资转移支付，每次补助地方的数额确定后，以后年度均作为基数定额补助。

6、专项转移支付

与财力性转移支付不同，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在拨付时即指定了使用方向，其使用必须依照相应的要求，除专款专用外，还包括事先确定好具体的项目和所需资金，以及拨款的对象和拨款的时间，有时还必需配套相应资金等。我市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用于公共支出、地区均衡发展等方面的支付比重较大，大多用于国家要求重点保证的支出项目，如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医疗、支农、粮食风险基金、天然林保护工程等生态环境建设等公共领域。

(二)2004年至2006年*市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总量情况

1、财力情况

2004至2006年期间，*市财力呈稳步上升趋势，按同比例计算，全市财政收入以年均28.13%的比率增长，同时全市财政支出以年均28%的比率递增。我市全市财政收入由三部分构成：上划中央“两税”收入与所得税收入、上划省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2004年*全市财政收入288.59亿，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完成129.21亿，而全市财政支出163.85亿。20*年，*市全市财政收入达到389.35亿，地方财政收入达170.43亿，全市财政支出204.9亿。2006年，全市财政收入达502.3亿，地方财政收入完成231.8亿元，全市财政支出为298.2亿。2004，20*，2006三年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市财政支出的比例分别为：78.85%，83.17%和77.73%。

2、转移支付总量情况及分析

为支持*市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央、省①对*市的转移支付力度在不断加大。按宽口径计算(将税收返还和原体制补助计入全部转移支付)②，中央、省对*市转移支付总量2004年为74.04亿，到20*年增加到84.82亿，2006年则达到1*.09亿。

具体上，从财力性转移支付来看，省对*市的税收返还(包括“两税”返还与所得税基数返还，其中所得税基数返还为16.7亿)在数量上始终占据我市转移支付总额的绝对多数，从2004年的55.76亿上升到2006年59.93亿，占省对*市转移支付总额的比例有所下降，从2004年的75.3%降至57%，这主要是由于省对*的一般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加大；省对*市的一般性转移支付2004年数额为1.2亿，2006年增加至10.67亿，翻了近九番，占总额比从1.62%上升到10.15%；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略有降低，从2004年的6870万元减至6106万元，占比从0.93%降至0.58%；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从20*年的6683万元增至2006年的10311万元，占比从0.788%增至0.98%。调整工资转移支付补助小幅上涨，从2004年的5.1亿增加至2006年的9.77亿，占比从6.89%上升到9.3%；其他转移支付略有增加，从2004年的5.1亿到2006年的8.2亿，占比从6.89%到7.8%。

专项转移支付金额也逐年上升，2004年为3.66亿，20*年为7.8亿，2006年则达到12.89亿，占比从2004年的4.95%上升到2006年的12.26%。

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作用及效果

(一)对地方财力的弥补

数据显示，中央、省对我市的转移支付已构成*市地方可用财力的一项重要来源。按宽口径计算，从转移支付总额占全市财政支出的比例来看，2006年为35.24%，20*年为41.39%，2004年为45.18%。

从市本级情况来看，2004至2006三年市本级转移支付总额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分别为：67.25%，58.69%，67.86%；转移支付与市本级总支出之比分别为36.44%，34.1%，36%。可见，转移支付资金为我市地方财政提供了额外的收入来源，弥补收支差额，增强了地方财政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能力。

(二)对政策目标的贯彻

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与使用确保了政策目标的落实与贯彻。

以社保障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为例，社保资金的常规项目有50多个，广泛分布于公共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险，社会优抚，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与其他专项多个方面。

充分利用社保资金，*市近年来不断加大了对社会保障的投入。2006年，*市筹措就业再就业、养老、抚恤救济、城乡低保等资金35.13亿，开展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和“4555”人员社保援助，支持与全面落实新一轮促进就业再就业政策；安排资金21.3亿元，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落实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标政策；拨付资金6.15亿元，支持开展城乡低保、大病医疗统筹、残疾人救助、“5个5”救助、鳏寡孤独及乞讨流浪人员救助等工作，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筹措资金5.14亿元，做好国有困难企业关闭破产、企业军转干部、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等涉及民生事项的政策落实。

此外，2006年，*市还拨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2.8亿元，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需要和乡镇机构正常运转；对“三农”投入20.85亿元，重点支持农田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农村公路、小城镇建设，发展农村教育及文体事业，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落实各项惠农政策。

三、*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主要问题分析

近年来，上级部门非常重视*市的经济发展，每年安排大量的转移支付资金，*市社会事业和经济建设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是，随着财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分税制已实施十多年，当前财政转移支付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与弊端。

(一)转移支付确定方法不科学

“基数法”即“存量不变，增量调整”。从一般性转移支付来看，“基数法”限制了一般性转移支付的作用。此外，省级政府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原体制补助仍贯用按“基数法”确定，专项拨款有不少也采用“基数法”分配，只能增不能减。“基数”未能具体考虑我市体制、经济结构、自然环境和人口状况的发展等因素影响，忽视了不同地方的收入能力和支出需要的客观差异，缺乏合理的客观标准，导致了不规范的分配模式。不但不能解决长期以来形成的各地区财力不均问题，而且使现行的地方转移支会制度依旧保持原体制的分配格局，起不到平衡地区间财力的作用。

(二)转移支付形式不规范

现行的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有税收返还、原体制补助、专项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各项结算补助和其他补助等，种类过多，错综复杂，政策指向不明确，多年沿袭的财政体制利益交错，得不到良好的解决。转移支付形式种类繁多，补助对象涉及各行业，缺乏统一、严密的制度，资金分配的标准或依据尚不够科学，造成专款的分配过程不透明，资金零星分散，难以发挥财政资金的规模效应。这种多形式转移支付制度，不可避免地使各级政府所承担的公共事务划分不稳定，省以下地方各级政府所承担的公共事务与其财力不匹配。

从专项补助来说，由于专项转移支付涉及基础建设、教育科技、农村农民、文化卫生、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较多方面，有的专项过多，如卫生专项转移支付几近巧立名目，杂乱无章；有的专项太少，如基础教育、科研、环保等方面，资金零星分散，难以重点突出。同时，上级专项补助地方支出的项目几乎涵盖所有预算科目，有的项目设置依据不足，失去政策导向作用；有的分类不科学，交叉重复，改变了原意；有的用途不明，事权界限模糊等等。并且，专项资金的分配使用缺乏事权依据，分配方法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随意性大，客观性差，容易发生“寻租行为”。

(三)影响地方预算的完整性

目前由于上级政府在安排补助下级专项补助资金时的预算不细化、用途较模糊，而且预算管理不透明、资金分配随意性较大，致使下级政府无法全面掌握上级补助地方支出的规模和种类，在年初的预算安排中也无法准确编入上级补助的收入和支出预算。对于地方来说，每年的转移支付是不可预测的，年初不能知道转移支付的数量，无法和地方自主财力一起统筹考虑使用。同时，不稳定的专项转移支付分配，使下级财政对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难以准确预测，在编制年度预算时无法纳入当年的财力安排，影响了预算的全面性和完整性。

此外，中央有些属于自身职能范围的支出政策，中央只通过转移支付安排一部分资金，其他的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由于地方的财力年初预算已经有所安排，如果安排配套资金，对地方预算将造成较大冲击。

(四)增加地方政府利息负担

再者就是转移支付的拨付不及时，地方不得不靠银行贷款使资金按时到位，由此背上沉重的债务和利息负担，更增加了地方的财力紧张程度。如社会保障专项转移支付，由于地方自身社保基金收不抵支，和自由财力不足，必须依靠上级财政专项转移支付来提供保障，如果上级财政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不及时到位，下级为按时兑现落实政策，除财政拿出一部分进行补助外，大部分基金缺口需向银行贷款解决，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和利息负担，更为为严重的是，地方财政并未将债务收支列入预算，因此债务负担自然也就成为地方财政的无形缺口，当勉强维持政府运转的地方财政在偿还债务的情况下，必然挤占用来保工资、保运转、保稳定的资金，甚至诱发专项资金的违规和错位，严重侵蚀财政的根基。

四、创新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若干建议

创新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首先要实现转移支付制度的功能复位。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主要功能就是纵向或横向平衡财政。但是，中国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的这种作用并不明显：财政转移支付的的趋势是向财力发达地区集中，转移支付资金中真正用于均等化的不多，没有起到保证最低社会公共服务的作用。产生此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转移支付的规定和做法杂乱无序，很不规范。因此，要调整并规范财政转移支付，使转移支付制度从形式到内容都符合规范化要求。

(一)短期思路：调整规范，合并相类似的项目，将已固化的专项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等

简化转移支付种类，实行规范的转移支付形式，首先应分类处理，将具有一般目的转移支付性质的资金纳入过渡期转移支付，以确保资金的公平合理分配。对具有专项转移支付性质的资金，应纳入专项拨款的范围，根据成本补偿或其他原则，针对特殊政策目标进行分配。同样，决算补助也要根据情况，能进体制基数的进基数，对其中具有财力补助性质的资金要纳入过渡期转移支付中。

其次，应根据我国的情况，确定合理的转移支付形式。转移支付形式的选择主要依据两条原则：一是在近期如何有利于新旧体制的衔接；二是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建议，我国的转移支付可分为如下四种类型：1、税收返还。为了保持制度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不对地方财政情况造成剧烈的冲击，从目前的情况看，还必须在一定时期内保留税收返还这种形式，等它的比重逐渐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再予以取消。2、一般性的转移支付或称均等化拨款。在分配方法上，采用因素法，根据各地的客观差异，确定不同的参数变量，再按照有关法定公式对各地区的补助额进行测算。在扩大“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规模，逐渐完善计算方法的基础上，以之为主体形成我国的均等化拨款。3、专项拨款。应该大力规模现有的专项拨款，使之成为国家在环保、产业等各个方面对地方政府加以引导，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4、分类拨款。建议设立分类拨款来贯彻国家的宏观产业政策和区域经济政策，主要是对地方的农业开发、交通运输、通信、能源、原材料和教育、科技等方面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特定项目进行补助。

再次是应结合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转变管理机制的要求，清理现行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使项目的设置更科学、合理。该项工作的重点为：规范政府行为，取消不合理的专款项目，如用于支持生产性企业的科技三项费用等；将部分具有财力补助性质、宏观调控作用不明显的专项补助改为一般财力补助，作为中央对地方一般转移支付时考虑的调整因素。具体上，可将现有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分为取消类、整合类、固定数额类、保留类等四种类别，并分别处理。对到期项目、一次性项目以及按照新形势不需要设立的项目，予以取消；对使用方向一致、可以进行归并的项目予以整合；对每年数额固定，且分配到各省数额固定的项目，调整列入财力性转移支付；对符合新形势需要的项目继续予以保留。目前中央财政加大对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关乎民生的社会事业投入力度大多采取增加专项转移支付的方式，这是符合当前政策和管理方式需要的。从长远看，管理制度完善后，一些专项转移支付可以自然形成地方支出基数，相当于财力性转移支付。

(二)长期思路：纳入到整个财政体制的完善中考虑，通过体制完善促使转移支付功能复位

1、改革现有行政体制

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结构是分税制最基本的体制要素，这样可以保持各级政府在财力上的相对独立性，较好发挥激励约束的作用提高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水平。从我国目前财政体制看，五级政府、五级财政造成基层财政困难、主体税种缺乏、难以进一步推进分税制改革等问题，需要首先简化财政管理级次。这样做会使财政级次与政府级次出现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的不对应，但从长远看是应该最终对应起来的。简化财政级次之后，乡级政府随着事权的大量减少，一般应转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市级政府由于其事权与财权同县级政府趋于一致，也需要改变原来的上下级关系，成为平级政府。同时，要做好精简政府人员工作，使财政供养人口同扁平化后的政府级次相适应，减轻财政负担。

2、改革财政管理体制

一是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在市场经济下，公共财政要求必须按公共物品的层次性来规范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范围。即全国性的公共物品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地方性的公共物品由地方政府来提供，这是划分政府间事权的最基本的原则。对于财权的划分，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即凡是对流动性生产要素所课征的税，使用累进税率的、具有再分配功能和经济稳定功能的税收归入中央税；属于地方税的则是一些对不流动的生产要素所征收的税收和在经济循环中比较稳定的税收；受益税和使用税则可根据受益范围分属于各级政府。在此基础上确立我国地方转移支付的范围。二是合理划分税收收入，建立和扩充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现在地方主体税种只有营业税，应进一步发展城建税、房产税等地方税种。只有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才能真正完善起来。

3、统一转移支付标准额度

转移支付的最终目标是消除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这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因此，在设计目标时，笼统地提出财力均衡或社会公平是远远不够的。转移支付目标的确定，应立足长期发展，针对地区间存在的财力差距，通过科学、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和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从而消除地区间贫富差距。

用公式核定转移支付标准额度是规范化转移支付的主要标志，是世界各国经过多年探索得出的共同经验，当然也是我国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首要步骤和改革关键，为了更好地优化转移支付政策的目标与运行，必须逐步由基数法向因素法过渡。采用“因素法”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科学、准确地找出影响和决定各级政府收支的基本因素，主要有基础因素(包括人口、土地、自然环境、行政机构等)、社会因素(包括市政建设、教育、卫生等)、经济因素(包括人均GDP、价格差异、通货膨胀等)。在此基础上，按照各因素对地方财政收支影响程度的大小确定统计标准，并以此作为测定地方政府潜在税收能力与支出需求的宏观依据；然后根据地方的税源、税种以及税基、税率等测算出各级地方政府的理论收入；最后根据上述二者的差距推算出转移支付的额度。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排除人为因素的影响，使政府转移支付的额度较为公平合理，避免“基数法”模式下的利益冲突与磨擦，增加转移支付制度的科学性与透明度，而且可以有效解决基数法中存在的区域不均、目标模糊、效率低下等问题，从而大大提高有限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

转移支付制度范文篇9

一、现行的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现状

财政转移支付法是指调整在财政转移支付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财政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广义上理解的转移支付法包括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制度和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制度。

目前,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般是指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政府间转移支付,它是指各级政府之间财政资金的相互转移或财政资金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再分配。这种转移支付形式一般有三种:一是中央政府将其预算收入的一部分向下转移给地方政府;二是地方政符将其预算收入的一部分向上转移给中央政府;三是同级政府之间一部分预算收入的相互转移。凡是相邻两级政府间的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财力转移是狭义上理解的转移支付。在我国,从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基础上确立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一种从狭义上理解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从形式上看财政转移支付法,是指财政转移支付法律规范借以表现的外在形式,它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财政转移支付法,泛指凡规定有关财政转移支付出方面内容的法律、法规、自治条例、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总称。狭义上的财政转移支付法,专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以《财政转移支付法》冠名的单行法律。在我国尚未制定专门的《财政转移支付法》,有关财政转移支付方面内容的法律规范散见于相关法规与规章之中。

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的内容一般包括:(1)转移支付的目标和原则。(2)转移支付的形式:目前转移支付的形式包括:社会保障支出和财政补贴支出,如定额补助,专项补助,结算补助,税收返还及其他补助形式。(3)转移支付的资金来源、核算标准、分配方法、支付规模和程序。(4)转移支付的管理和分配机构。(5)转移支付的监督及法律责任。

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在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由四种转移支付的形式构成的:

第一种形式是“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是我国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后开始设立和实施的。我国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的核心是地区收支均衡模式。我国的收支均衡模式同时考虑了各个地区的财政能力(财政收入)和财政需求,其基本的做法是:通过测算各个地区的标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并对其进行比较,进而计算出地区的标准财政收支缺口(该地区标准财政支出大于标准财政收人的差额)。

第二种形式为“税收返还”。税收返还制度的建立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关键性内容之一。税收返还制度的核心是在建立新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同时,确保各有关地方政府既得利益。另一方面,这种形式通过“存量不动,增量调节”的办法,提高中央财政在增值税与消费税增量上的比重。

第三种形式为专项补助(或者说是“专项拨款”)。“专项补助”作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这些专项拨款,由中央政府拨付,不列入地方的财政支出范围。这种专项拨款的主要特点是拨付款项的有条件性,是由中央根据情况和需要来确定拨款的项目,拨款的对象,拨款的金额和拨款的时间。专项拨款主要用于给予地方政府的特大自然灾害救济费,特大防汛抗旱经费以及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资金等。

第四种形式是“原体制补助和上解”。这种形式实际是原体制的产物。从1988年开始,中央政府财政部对部分省、自治区实行定额补助,与此同时部分省市向中央按照一定的比例解。

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仍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带有较深的旧体制的烙印,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

二、现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目前还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财权不清晰,事权、财权不对应,资金分配办法不规范。从而造成一部分财政支出的不合理,各级政府支出责任不明确,甚至带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从而使转移支付制度缺乏科学性。

第二,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缺乏法律权威性。纵观各个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最大的共性就是都制定有较高层次的法律。而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依据的主要是政府规章,没有单行法律。因而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缺乏法律权威性和统一性。

第三,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调控力度小,均等化功能弱。由于在现行转移支付制度中税收返还形式占的比重过大,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太低,致使中央财政调控权、均等化功能过弱。

第四,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

第五,省一级政府对地、市、县级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缺乏制度建设。

三、完善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从总体上看,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朝着规范化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框架的目标改革,但是,距离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要目标的、规范化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必须深化改革:

1.完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从法律上明确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财权范围,明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调节目标和定位。

2.加强财政立法,在《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基础上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转移支付法》,以法律形式明确财政转移支付的各项基本制度,尤其是财政转移支付的监督制约制度。

3.简化与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重新归并现有的四种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尤其是应当尽快解决原体制补助和原体制上解当中存在的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相矛盾的问题。

4.规范专项补助,在进一步科学划分各级政府事权的前提下逐步减少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那些纯粹属于地方区域性的支出项目的补助,并且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和兼顾其他政策要求的前提下,规范各种专项补助,合理分配用于专项补助方面的财政资。

转移支付制度范文篇10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意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不可分割的内在组成部分之一，是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实现各地财力均衡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手段。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在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转移支付规模和结构的具体状况，不仅体现着财权划分和事权划分的相互衔接，而且是上级政府政策意图的贯彻方式。在财政集权的体制下，规范的政府间转移制度是保证地方财政顺利运行和平衡地区间财政收入能力和社会保障水平的唯一途径。

我国目前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

实行分税制后，我国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由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和结算补助等多种形式构成，1995年之后又实行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我国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虽已初步形成，但仍存在着不规范、力度小和功能弱等缺陷。

转移支付政策目标不明确，结构不合理。伴随着财政管理体制的演变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在目标和定位上都受到了局限，除了出台较晚的中央对地方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外，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和结算补助等五种形式都属于非均等化财政转移支付，基本上起不到均等化的作用，而且前者明显偏低，而后者明显偏高，形成了极不合理的结构。

转移支付力度不足，调节功能微弱。目前的转移支付仅靠有限的中央增量财力在地区间的二次分配无法缩小地区间的财力差距。我国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地方政府之间的行政能力、公共服务水平也相应存在明显差异，要缓解地区差距尤其是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对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需求必然很大。而中央财政收入总规模的有限性及支出总需求的增加，严重制约了中央财政宏观调控职能的充分发挥。

资金分配办法不规范，转移支付存在着随意性和盲目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是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落脚点。但在现行的转移支付形式中，只有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统一的公式化分配，其余各种转移支付形式各自为政，财政统一支配各类专项补助的实际权力非常薄弱，大量的资金通过不规范的形式转移到地方，违背了实现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的初衷，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地区之间财政能力的差距。

从分税制改革的要求来看，整个分税制财政体制财力集中和事权下放的体制冲突以及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这种实际缺位严重影响了分税制制度优势的发挥。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从深层次上分析，笔者认为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现行政权层次构造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极不协调

政府权力层次构造决定于政府职责和行政管理方式，现在的五级政府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由上至下统管所有领域各项具体事务的要求相符。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淡化了自上而下的管理需求，增强了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独立管理区域问题的必要性，密集的政权层次结构不再适应经济体制的要求。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前提是对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的划分，事权范围决定着财政支出的范围和财政收入的划分，所以事权的划分是多级财政体制协调过程中的基础性环节。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各级政府的职能界定和事权划分都不明确，甚至政府职能转化尚没有实现的情况下，仅依据短期需要就进行各级政府间财权的划分，财权划分走在了事权划分的前面，主次颠倒，这一划分必然与实际需求和理论需求相左。

(二)分税制的不彻底导致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合理性

我国的分税制虽然初步建立起了大框架，但与规范化的分税制尚有一定距离，在具体的税种划分上、地方税收体系的完善上，仍存在很多问题。在税种划分上：一是没有打破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税种的格局，二是没有打破按行业划分税种的局面。在地方税收体系的完善上，还未形成一个稳定的地方税体系，有些应开征的税种尚未开征；由于税收体制的高度统一，地方没有税种设立权，影响了地方税收体系的建立。分税制的不彻底，影响了财力初次分配的合理化，使转移支付这种再分配包含了固有的不合理成分。

(三)转移支付制度缺乏法律的支撑和保证

转移支付制度作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支柱之一，是中央政府在分权性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对地方政府实施制衡的重要财政手段，必须将其纳入法制的轨道，使其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世界上许多国家普遍以法律形式、甚至通过宪法对有关政府间转移支付事宜做出明确规定，相比之下，目前我国尚无涉及政府间转移支付事宜的法律，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立法层次太低，制度的稳定性也较差、法律规定缺乏权威性。我国在1994年的《预算法》中，对中央和地方收入体制和范围划分虽做了较为明确和原则的规定，但是其法律效应有限，这使得目前的转移支付改革缺乏法律的支撑和保证，直接影响了转移支付制度效应的充分发挥。转移支付法制化是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地区转移支付的重要特征，只有实现转移支付法制化才能够真正实现转移支付规范化、公平化、透明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法制化的国际经验

转移支付关系到财力在各级政府之间的流动，是一项涉及广、影响大、政策性强的分配形式，从许多国家的转移支付实践来看，虽然各国补助金的数额巨大、补助对象众多、补助结构复杂，但在具体的转移支付过程中均体现了三个方面的制度特征：一是转移支付制度的法制化；二是转移支付实施过程的程序化；三是转移支付(尤其是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的公式化。

法制化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基础，健全的法规是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有力保证。德国通过《基本法》、《税收分配法令》和《联邦与州间财政平衡法令》对财政转移支付做了明确的规定。日本是实行地方自治基础上的财政转移支付，在《地方自治法》、《地方预算法》和《地

方税法》中对财政转移支付的内容和方式做了严格而明确的规定。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对省和地方的转移支付，一部分是根据宪法修正案来加以实施的，另一部分则是按照联邦与省之间的协议来实施的。在澳大利亚、英国、意大利等国家的转移支付制度中，也无不体现着法制化的特点。

转移支付实施过程的程序化，也是保证转移支付制度有效性和科学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以澳大利亚为例，在实施财政均等化的过程中，负责管理转移支付的机构主要有两个：一是联邦国库部，负责确定每年度转移支付的总规模、各种转移支付的比例关系，以及专项补助的分配方案；二是联邦补助委员会，它负责提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建设性的分配方案。在英国的转移支付制度和程序上，也充分体现了中央集权的特点，中央通过计划控制等方式，对地方预算实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

与法制化和程序化相联系的另一个特征，便是许多国家都运用科学的公式来确定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数量。在英国、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的财政均等化计划中，都是严格按照既定的公式和标准，来确定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数量的。这样，便增加了转移支付的透明度，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影响，从而为提高补助效果、保证转移支付制度的正常运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值得指出的是在规范化、公式化的前提之下，各个国家在转移支付的形式、结构和规模诸方面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依照具体情况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剔除补助方式中的不适宜成分。事实上，适时调整转移支付制度，不仅会使补助更加贴近实际需要，而且也会有助于增强中央财政调控的弹性和力度。

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思路

借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法制化的先进国际经验，并针对我国目前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我国应从法律的角度来全方位地完善我国的转移支付，建立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实现财政转移支付的法治。

(一)按法律形式确定各级政府的职能要求

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和支出范围，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借鉴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事权和支出划分的原则，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我国在划分各级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时按照各级政府的职能要求应遵循集权与适当分权相结合的原则、受益范围原则、公平与效率相兼顾的原则以及相对稳定适当调整相结合的原则。综观各国的分税制实践，大多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范围，为此，我国也必须尽量使事权和支出范围划分具体明了，并在此基础上由权力机关通过立法方式加以规范。这种法律规范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范围，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中央政府无权随意把该承办的事务下放给地方政府，当然地方政府也无权把该承办的事务推给中央政府；二是地方政府上下级之间的事权与支出范围，也应由地方立法机关通过地方性法规的形式予以明确。

我国应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规范各级政府的事权与支出划分，并力求科学化和规范化，使之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是很重要的。相对稳定的事权界定，不仅有利于各级政府应地制宜，统筹安排财政收支，而且有利于调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当然，政府间事权与支出的界定的稳定性只是相对的，必要的时候也要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变化对不合理部分作出适当的调整与更改。

(二)大力推进转移支付的立法体系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影响因素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才能更好地发挥其调控作用。综观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尽管各国的财政管理体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异，但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法制化程度较高是其共同的特征。各国政府对转移支付制度其基本原则一般是以法律形式确定，在转移支付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也有健全的法律体系加以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本身及制度运行的外部环境均实现法制化，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而我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缺乏明确、规范的法律规定，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要真正作为一种规范性的制度建立起来，必须遵循法制化原则。我国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有关财政转移支付的法规，如《财政法》、《转移支付法》、《预算法》、《财政监督法》等，就转移支付制度的原则、内容、形式、依据、用途和监督等以立法形式予以规范。尤其是要尽快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增加有关财政转移支付的条款，赋予财政转移支付相应的法律地位，还要制定关于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单行法规，对财政转移支付的政策目标、资金来源、分配形式、分配程序、分配公式等做出具有权威性的统一规定，确保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有法可依。转移支付收支预算要单独编制，并由各级权力机构审查后予以实施，以增强转移支付决策的公开性、稳定性和权威性。但是，具体的计算公式或补助标准，财政部或专门的工作委员会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修改，以体现法制化与灵活性的很好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