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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入世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3 23:23:18

中国入世

中国入世范文篇1

在这几年的讨论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无论有没有WTO的挑战，无论入不入世，中国已经面临比较严重的农民、农村、农业问题，而且现在人们已经注意到，单纯讲中国农业问题似乎不太合乎时宜。人们已经越来越多的开始把研究中国的所谓农业问题，转变为研究“三农”问题。尽管“三农”问题的提法在中国官方的文件和报纸里排序，还是农业、农村和农民；但是对于做农村政策研究的人而言，我们从一开始就是讲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这个排序的差别是明显的。因为我们首先认为中国是一个农民人口大国，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尽管在说法上，学界还有不同意见。但新闻界的朋友问到我的时候，我说“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并不是我提出的，是20世纪两个最伟大的中国人：孙中山和，他们都曾说过，“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所以说，是他们把农民放在三农问题之首，我只不过按他们的提法延续下来做点研究而已。

因为农民问题是第一位的，又因为农民居住在农村，而土地这个农村最大的资产，它的产权是以村社为边界的。所以如果讲农业经济研究，也需要把这种客观现实存在的产权制度作为基础，来研究农村的财产关系。如果从理论角度研究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我们也首先应该看到，中国农村实际存在的是“小农村社经济”这样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特殊制度。所以，我认为第二位的问题应该是农村问题，也不是农业问题。我在作一些非纯理论化地探讨问题的时候甚至说过，在中国，农业问题是派生的——是因为有了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才派生出农业问题的。

假定中国有9亿农民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从中长期看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就是说农村的人口数量不可能在中长期大幅度下降，不可能下降到现在一般发达国家水平，即下降到10%以下，那么有限的耕地过去说14.5亿亩，现在说19.5亿亩，不管统计上说多少，相对于9亿农村人口来说，耕地的主要功能就不可能是生产资料，而是这么多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因此，这也就决定了另外一个制度基础：谁能向农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谁就是这种生活保障资料的所有权主体。比如说，国家向在座的大学生和学校的老师提供基本的保障，包括医疗、失业、养老保险等等，那国家就不仅是这种被称为公共品的社会保障的提供者，而且是税收财政资金的所有者。而在农村，因为我国是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得不到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所以客观上农民的社会保障、也就是它的生存基础只能是依托于土地的。那么谁来给农民土地呢？是村社，从以来的50年里都是村社来给农民分配土地，因此，也就形成了农户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村社有土地的所有权，这就是中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

所以说，首先得搞清楚中国农村的问题是什么？中国农村的问题不是一般的农业问题，而首先是农民问题，然后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村社，可以归结为农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然后才是前二者派生出来的所谓的农业问题。这个观点和教育界、学术界长期教给大家的理论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在我国的经济科学这个领域中，农业经济学作为一个微观经济科学，已经被作为大学教育内容或者理论规范存在了很多年，我们只有农业经济系，没有农村系，也没有农民问题研究所；我们有农业大学，没有农村经济大学。研究土地，有土地经济系，也是把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来研究的。经济学研究土地的要素生产率，研究土地这个要素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当它的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下就会被其他要素替代，等等。但近年来没有人将农村、农民作为教学科研的重点来作研究。所以我们说“三农”问题是农民为首，农业是农民和农村派生出来的一个问题，对教育界、学术界恐怕是一个挑战。当然，我所说的这种学问能够成立与否尚待实践检验。？？

我基本上不认为WTO对农业构成单独的影响，而是对中国“三农”问题构成影响，主要对农民构成影响，其次对农村经济构成影响。这显然与其他人讨论问题的出发点不太一样。我们这些长期做农村调查的人，在讨论问题的时候首先想的是人，心里面装的是农民。因为我是长期搞农村政策的，长期下乡做调研，我认为能不能做决策，第一条取决于你心里面装的什么。如果你心里面装的是农业，对不起，你错了，你的心里面得装农民，否则就没有正确决策产生的可能。

这是进入正题之前说明的一点，即我要对演讲题目作不同于既成理论规范的解释。？？

二、GATT向WTO转变的背景分析

下面进入今天要讲的第一部分，先介绍一下WTO是怎么回事。

谁都知道，WTO即世界贸易组织，是1994年成立的，但很少有人搞清楚区别：在它之前的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和WTO这两者通常被认为是连续的，但如果深入分析一下它们是有本质区别的。一般地说，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入世之路，报纸上说走了15年，这个说法可能不够确切。1994年以前，我们要求的是加入关贸总协定，原来我们的公开提法叫做“恢复关税贸易总协定缔约国地位”，1994年以后才叫“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中的问题是，很少有人对世贸组织和关税贸易总协定的区别作分析。

长期以来，学校的老师在讲授这一内容的时候，约定俗成地会讲到一个原则：世界贸易组织体现的是自由贸易原则。他们会说几百年来这个原则是颠扑不破的，只要你贯彻了就会发展。假如你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挑战之下受到的影响会是负面大于正面的，他们就会说：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在加入WTO之后垮台。这是大家经常听到的说法。对此，我认为有必要解释一下WTO和GATT的差别。

有些观点在我发表的相关文章中已经强调过了。GATT形成于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确实要推动的是商品的自由贸易。而1994年之后的WTO主要推动的已经不是一般商品的自由贸易，而是推动资本的自由流动，其所隐含的原则是资本有“建制”的权力。所以，在国际上有关经济全球化与WTO的讨论的时候，人们会提到WTO与维护国家主权的矛盾如何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建立制度的权力，本来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体现，WTO包括资本的自由流动，当然就要求资本有建制的权力，你要想接受外部资本，就必须按照外部资本的要求来建制，这和一般商品进入是不同的，一般商品进入以后，主要就是消费而已。比如说人们告诉你加入WTO以后你会买到便宜的化妆品，抽到便宜的香烟，你可能还会买到便宜的汽车，等等，但那是指的一般商品贸易。

有历史常识人们应该知道：GATT的背景与WTO是不同的。

1947年形成的GATT，是战后经济重建时期的产物，当时条件是特殊的。我们知道二战本身是1929-1933年大危机、全球经济衰退的必然结果，而1929-1933年大危机是传统工业化结构趋同所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问题很清楚，比如法国生产机械，德国生产机械，英国也生产机械，大家都生产机械，于是机械就过剩了。那怎么办呢？没法办。只有你不生产，而我生产，我就胜了。

欧洲的一些早期的工业化国家，聚集在这样一个狭窄的疆域，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把殖民地瓜分完了，那些有殖民地的国家也用商品输出将世界市场覆盖掉了，没有殖民地的国家和战败以后被迫让出殖民地的国家，连这个条件都没有。因此，德国率先将制造业转向军工生产，而军工生产就是这样一种非常直接的比例关系，你投入的是100，他投入的哪怕是90，那他必败无疑。这个道理是4年前由天则研究所的青年学者盛洪提出来的，我认为很多历史事实都可以证明盛洪的观点。比如我国和日本在甲午海战之前双方军事的能力是相等的，只不过慈禧太后将应该更新炮舰的那些钱拿去盖了颐和园，没来得及更新武器。我们和日本当年是同步在进行军备建设，日本海军比我们多走了一步，甲午海战就把中国海军主力舰队打沉，然后中国政府就得赔2亿3千万两白银。日本拿到这2亿3千万两白银，就投资上了钢铁工业，一步跨过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日本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尽管同样是残酷的，但它当年也只是完成了初步的轻工业或者一般商品制造，而发展重工业，如大机器制造、钢铁工业，要进入这些资本密集的工业化阶段还没有充分条件。

中国的2亿3千万两白银赔款对日本完成工业化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他跨越式地完成原始积累阶段的一个必要条件，日本把其中三分之一用于支持钢铁工业发展，建立了今天的新日铁的前身。1895年马关条约得到赔款，10年之后日本就用战争赔款形成的钢铁工业造出大炮和炮弹，打败了俄国，占据了旅顺口和辽东半岛，乃至于后来占据整个东北。本来一般的通过轻工业和农业这种交换逐步形成初级工业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逐渐为重工业提供积累。但日本是通过战争一步进入重工业，成为一个军事工业大国。用这个故事，说明在军事工业方面投资100和90的差异，就是国家之间竞争胜和负的差异。

1929－1933年传统制造业的结构性经济危机发生后，德国率先转向军事工业，就打败了欧洲所有敌手。而美国人长期奉行“孤立主义”，当时认为这是欧洲的事，跟美国没关系。而且唯独美国在1929-1933年整个西方发生大危机的情况下，原来的传统制造业可以基本不调整，尽管大家的制造业都是同样结构、同样过剩的，但因为美国是新大陆国家，有德沃夏克那辉煌的交响乐所表现的新大陆的宽阔国土，就可以通过政府搞积极财政政策来启动国债投资，大规模开发西部，修铁路，修公路，修水利，以它过剩的制造业，能够以政府投资的形式来缓解结构性过剩这样的大危机。所以，唯独美国在1929-1933大危机发生后幸免于难，但也并没有根本改变它的工业结构，并没有造成产业结构的提升。二战期间，美国利用自己没有被破坏的工业结构，向欧洲输出军火，战后则以它更趋庞大的传统制造业这样的生产能力，向欧洲、日本和其他的西方国家提供马歇尔援助计划所需要的设备，这时候它恰恰主要是搞商品和设备的输出，因此，当然就要求商品无国界的自由进入，这就是GATT产生的背景。

随着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推行，整个西方世界几乎都变成“美元区”，就好比东方的苏东国家变成“卢布区”一样。战后到50年代初，美元一度在西方货币中的总量超过76%，也就是大约有四分之三的西方货币是美元。各个国家要想还美国的钱，借的是美元，当然也要还美元了。所以“美元区”的形成使得美元成为全球第一货币，后来逐渐演变为取代黄金的“美元本位”。于是就造成了这样的经济循环：美国以设备给你，来帮助你经济复苏，你经济复苏以后，生产出美国需要的消费品，卖到美国去以后，美国再给你钱，你才能还美国的债。

不过，随着战后欧洲、日本经济的不断发展，到50年代末期基本完成了重新工业化的过程，60年代开始制造业大规模发展，各国立足于自己本国生产能力和对外贸易发行的货币，由于基本上与实质经济（实物经济）的需要高度相关，所以，西方各主要工业国所发行的货币相对来讲就开始坚挺，逐步使得美元占世界货币份额的比重开始有所下降。随后，就有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浮动汇率取代固定汇率等等，大家在各种教材上也都有所了解，不必多说了。

总之，是因为战后马歇尔计划所带来的机会，美国大规模的商品输出，所维系的传统制造业的膨胀。但是，由于客观上导致美元占世界货币总量的绝对份额，导致美国战后从50－60年代制造业膨胀达到顶峰以后，就出现了初步的经济结构调整，我把这种调整称为“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一般来说在GATT这个阶段上，实际上并没有形成对欧洲传统制造业的结构调整机会。

后来到70－80年代，欧洲和日本也开始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制造业。同期，在资本输出的带动下德国马克和日元都出现过升值。这时，美国已基本上演变成了世界的中央银行，亦即，美国可以通过发行货币，向世界上所有的追求贸易赢余的发展中的工业化国家征收铸币税。这对美国来说是巨大的、空前的历史机会，这个机会导致了美国的经济结构重大调整，逐渐调整成以金融服务业为主导。它可以逐渐让传统的制造业这种实质经济移出美国，而主要发展资本经济。特别是到了80年代里根政府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随着美国逐渐演变成了全球的金融中心，以资本交易，以金融为主的服务业也逐渐在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的份额越来越高。到了90年代后期，就已经超过了四分之三，近年来甚至达到了85%。

于是，美国的实质经济基本上衰退，大规模移出，所形成新的经济循环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组织生产，而利润回流美国，进入资本市场获取增值收益。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我去美国考察的时候，眼见着美国的夕阳产业不断调整，看着像匹兹堡这样的地方从原来的钢铁工业中心，变成以旅游、金融和计算机为主，经济结构调整很快。

正是由于80年代开始的美国大规模的结构调整，资本经济取代实质经济，它必然要求资本自由流动。于是，在1986年里根政府提出关税贸易总协定不应该再满足于一般商品的自由贸易，而强调把资本的自由流动纳入到关税贸易总协定中来。但因为各国反对的力量很大，所以才在GATT之外再搞个“乌拉圭回合”，把美国的要求列入谈判。这就是所谓乌拉圭回合的由来。同时又因为美国是新大陆国家，农场规模很大，它的主要农产品占世界农产品市场的50%以上。所以，同时列入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就是这两个主要内容：其一是金融业，以金融为主的资本自由流动，第二是农业。这两个都是战略性的或者说是基础性产业。

可见，在40年代末期确定的GATT的制度框架下，各国本来只承诺一般商品自由贸易，但如果金融业和农业也完全开放自由贸易，如果基础产业完全放开，就能够动摇人家的国本了。

金融是什么，是一种以货币为表现形式的社会信用。而到现代社会，信用是政府政治强权的产物。客观上说金融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基础，就具有政权这样的政治特性。因此就又产生矛盾了：一方面金融的无国界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必须以所谓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来保证币值稳定。也就是说储存外国的硬通货是本国货币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今天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存多少美元是决定本国货币是否稳定的重要因素，这就意味着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只能承认美国客观上承担着世界中央银行的职能。你要储备它的货币才能保证你的货币的币值。

同样道理，现在国内外很多经济学家在讨论汇率问题，各种说法都有。中国为什么不必要调整汇率？其根本的经济原因是什么呢？就在于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是世界第二的。2001年年底我们的外汇储备将超过2000亿美元，日本去年才不过2300多亿美元，中国加上香港的大约1000亿美元，我们中国人的外汇储备可能是全球第一。有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币值当然也就非常的坚挺。为什么人民币越来越升值呢？就是因为你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增加。尽管中国的商业银行去评级，标准不高，都评不出什么好级来；因为银行的不良资产的比重相当大，但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太大，所以本币贬不了值。

综上所述，因为全球资本主义在二次大战之后美元独霸天下的条件下终于进入金融帝国主义阶段，于是西方先后放弃了金本位和固定汇率制度；在美国保证美元对黄金的比值不变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大都以美元为本位，尤其是1991年苏东国家解体以后，再没有另外一个对立的货币集团。于是后发国家大部分“美元化”为资本自由流动奠定了基础，其间，1994年正式建立世界贸易组织表明了这种趋势：当资本过剩和农业资源充裕的发达国家得以把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纳入到WTO的制度框架内，就能够主宰今天的世界经济。

三、WTO与中国“三农”问题的讨论？？

刚刚我在开场白解题的时候已经讲了，在中国不能单纯地讨论农业问题。我认为现在一些说法并不一定确切，需要反思。

按照国内的提法“1999年4月8号美国单方面公布了中美入世谈判的文本”，之后学术界曾经有过一些讨论，当时发表观点的经济学家们，基本上是从原则和理念上来讨论问题的，那些书斋学者中的大多数认为中国入世“利大于弊”。而当我根据那个文本，分品种给大家介绍我国的承诺，不同农产品的什么品种的不同品质价格差别会怎样的时候，有些学者显得很吃惊，甚至说，我们怎么不知道小麦还有硬麦软麦之分，还有白麦红麦花麦之分。那么，是否允许我提个问题：如果不知道这些具体品种、品质和相关价格的差别，学者们怎么能够讨论WTO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呢？可见，单纯从经济学的理念出发，对条款的利弊和约束是解释不清楚的。现在人们已经知道，目前中国小麦的产量中大约40%可以叫硬麦，相对而言面筋度含量还比较高，但完全能跟国际上高面筋度含量小麦相比的只占总产量的不到20%。大约80%左右在品质上不能与美国小麦竞争，连加拿大、巴西、墨西哥这些国家的我们也都比不上；但是在价格上我们高于国际价格30%左右。这是在1999年的时候，在基本达成了中国跟美国的入世协定当时，大米价格我们高于国际价格40%左右；大豆的价格我国高于国际市场50%－70%，而这几种重要农产品的品质，我国都比国际同类农产品的品质低，因此，要按照同类农产品质量算价格差别的话，中国的国内价格还要更高。

所以在形成中美入世协定时，我们根据当时在网上看的协定的文本，认为从基本农产品贸易的角度说，中国的确没有太多的机遇；至于所谓竞争力，中国的农业资源严重短缺，也几乎没有什么潜力可言。

当时有的同志说，尽管中国做了承诺，按照最低关税配额，我们应该进口大约2千多万吨粮食，这也只是不到国内总产量5%，基本上不构成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还有人强调，尽管有按照TPQ（最低关税配额）承诺进口的数量，也并不是一定要进，它只是核定的一个额度。这些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值得进一步讨论。

我们知道，TRQ指的是象征性地征收1%--3%的关税。大约150年前帝国主义列强曾经安排一个叫赫德的英国人主管中国的海关，当时定的是5%的关税率，而现在的TRQ是比这个还要低的关税。关税是一国的主权体现，因此不能不征，只是象征性的征一点儿。TRQ这个配额是各国WTO谈判的技术手段，超过这个配额的部分就按照正常关税（减让以后）的比例来征。比如中国农产品平均关税从40%多减让到14.5%，亦即，多于配额的部分，按照14.5%征收，在配额之内的，只能按照1%-3%征收，大体上就是这个意思。？？

接着的问题是，是否配额就必须全部都进口？有的同志曾经说：即使有配额，是否进口也取决于我们的需求。这话说得非常之理性，它背后隐含着极为正确的经济学道理——什么叫需求。所谓需求有两个方面，第一当然看你有没有消费了；第二，你的价格是否比人家高，如果比人家高，那么按照市场原则就自然会进来。我们一开始说我们的农产品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尽管有这个配额，你可进可不进，但如果你的价格比人家高，而客观上你国内又有市场需求，那就必然进口。当前的情况下，我们这两个方面都具备：第一我们的价格比人家高；第二我们国内有需求。所以按照配额的进口，毫无疑问得进。此外，还有超配额部分，就是按14.5%平均关税（税率分不同品种计算）的进口，就要看国内价格高于国际的程度，比如小麦价格高于国际市场30%，关税是14.5%，高出国际水平15.5%，把对方的运费打进来，如果不到15.5%，那还得进。近年来的事实是，一方面国内农民饱受“卖粮难”的苦，另一方面，沿海和大城市已经大量使用进口粮食了。

在这种压力下，现在农业生产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就现在国内这样的价格水平，农民从事种植业已经是亏本的。特别是农业主产区的主粮产品生产，基本上不挣钱，如果算上活劳动投入那就是负值了。统计数据也证明这一点了。从1997年以后，农户家庭经营条件下的种植业，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产出均为负值，这已经是连续多年的现象了，不仅中西部传统农区如此，东部也是如此。所以，按照现在的国内价格水平，农户已经是亏本了，这就决定了我们国内的所谓农业政策空间有限，因为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靠提高价格来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了。大家知道，本来价格是有个弹性区间的，一般把国际市场价格叫天花板价格，国内的生产成本叫地板价格，但现在我们这个现象已经是很怪了，我们的地板在天花板之上。（笑声）你怎么能谈竞争呢？？？

我们举几个近两年发生的事情为例，尽管中国是到11月10号才签订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预期应该出现举国欢腾的场面，不知为何没有出现。没有加入的情况之下，去年中国已经进口了1200万吨大豆，我们大豆的价格比国际市场的价格原来高70%，近几年大约高50%，现在已经进口了1200万吨。1200万吨什么概念呢？我们国内正常年最高产量是1700万吨，个别年份达到过2100万吨，去年国内产量大约1500万吨，而进口1200万吨等于全年产量的80%以上。对国内的大豆的生产、加工的相关产业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了，今年上半年，仅一到六月份又进1000万吨，全年进口估计会接近总产量。？？

中国市场容量就是这么大。与国际上的价格差别又很大，从个别产业来说，如大豆，还未入世，国内生产所遭受的挑战就几乎是灭顶之灾。为什么？很简单，国内价格高是因为小农经济条件下生产成本高；品质不如人，则是因为国外生产的是转基因大豆，它能使大豆的出油率比中国最好的大豆高4-5个百分点。按照中国入世协定所作出的承诺，中国按TRQ的配额应该进口的是豆油，如果按国外大豆20%以上的出油率折成大豆，即把我们按照TRQ需要进口的豆油折成的大豆，就会比我们国内全年产量还要高。所以，至少在某些品种上，对我们的负面影响是比较清楚的。？？

但最后是否会影响到中国的农民都不种大豆了？那倒未必。比如说，可以由在座的学生们宣传宣传，告诉老百姓说他们进口的都是转基因大豆，虽说好，但谁知转基因会有什么毛病呢？还是吃咱们老农民种的土种大豆安全点儿，磨出的豆腐才香点儿。（笑声）可能只有靠这样的宣传，咱们土种的大豆才有市场。大豆这个东西不像一般的粮食，比如说小麦、玉米、水稻，农民自己可以吃一部分。中国的粮食的商品率一般只有百分之三十几，农民自己要消费掉百分之六十几。而大豆的商品率却是百分之九十以上，农民自己除了磨点豆腐，总不能自己加工豆油吧？因此，越是完全商品化的品种，面对国际竞争就越是难以抗拒。所以今年到夏天的时候，国家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在讲话中明确表示他很担心，咱们还未入世，大豆就已经面临这么严峻的挑战了……？？

此外，我们看到在入世谈判中所说的农业保护，跟实际上我们中国农民需要的农业保护两者之间还不是一回事。我们现在谈判中所说的所谓保护，不管是美国所要求的5%，还是我们提出的10%，还是最后双方达成妥协的8.5%，都其实与中国9亿农民没有直接关系。我甚至认为，这个补贴在中国并不是对农业的补贴。向对方提出的补贴问题，是我们这几年因为粮食的库存积压过于严重，把财政的补亏和银行的贷款占压得太多。所以，这几年不得不以政府财政拿钱来补贴出口，实际上补给粮食部门，其中特别是玉米。事实上是中粮得到出口补贴，国家是补给外贸进出口部门，进出口部门拿到钱来还在银行占压的粮食贷款。所以客观来说，这个钱仍然是在政府垄断部门系统内循环，跟农民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样就导致中国农业从原来的补贴为零或负值提高到现在所说的二点几。？？

经贸部在谈判时当然要保护所属的中粮进出口总公司的利益，将来也还是希望国家财政给中粮进出口总公司予以出口补贴，因为利益主体明确，所以谈判就显得非常艰苦。我认为，时至今天农业仍然是负补贴，农民并没有得到WTO谈判的任何好处，我们至今仍然是从农业提取积累。从我们现在谈判的条件来看，从承诺的TRQ来看，对于农业主产品的国际贸易是相对不利的。如果以国际价格衡量我们的农业主产品，比如说粮食类产品、棉花、油料等，我们这种小农经济基本上是没有国际竞争力的。

当然，机遇或利益可以是潜在的。也许，将来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我们能够真正参与规则的制定，会制定出有利于中国9亿农民的规则，但这只在将来是可能。我们，尤其是长期搞农村政策的人，特别希望能够给一个解释，比如公布文件的时候，能够逐条说明哪一条是对农民有利的。但到目前为止，一未公布，二未解释，所以，我们只能是从网上看到相关条款，认为对中国农民基本上是不利的。我们得出了一个不叫结论、只能叫印象的东西，就是世贸组织谈判中，农业或农民的利益是作为一种让步。因此，WTO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影响客观上是负面为主。

有人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土地资源高度稀缺，因此土地密集型的产品我们没有比较优势，只能依靠进口，这个结论客观上当然是成立的。其实早在80年代我们就说过，如果我们东部土地面积过少的地方能够进口美国、加拿大的粮食，那就等于进口人家的土地。中国土地密集型的产品相对来讲不具有市场优势，逐步退出农业生产领域是一个符合规律的现象。即使没有WTO，在东部相当多的地区，土地密集型的粮食类产品也正在逐步退出农业生产领域。很多地方在大幅度调整产业结构，政府下命令不准种粮食，只能种经济作物,这是符合规律的。但因此引发的另外一方面的讨论，其实80年代也已经有过，那就是：中国要多大程度上依靠国际市场的来满足十几亿人口的粮食需求。？？

有人说，按照我国承诺的TRQ的数量，进口粮食占国内总产量的比重只是4.6%，并没有达到我们国内研究提出的5%的粮食安全线。我对此不敢苟同，在我的文章中，中国和西方国家计算粮食安全所对应的基数不是总产量，而是扣除农民自给自足之后的那35％的商品粮。这是当时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提出的我们和发达国家计算粮食安全线的重大差别。

发达国家比如美国，他们的农民不叫农民叫农场主，生产小麦并不自己吃，他自己也是到商店买面包；他自己并不磨面粉，可中国农民要自己磨面，套上头驴，或有电磨，磨出粉来，一筛，拿到家里包饺子，下面条、蒸馒头。我们的农民是自产自销，自给自足。而在发达国家，全部农产品都是商品化的，美国农业人口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二点几，而中国至今以农业户口计算仍然占73%多（统计上说法不一样，户口统计是73%，按照第五次人口普查是64%，按照县改市划入市镇人口的统计，那农村人口只剩下50%多）。以现在仍持农业户口的占73%，在全球来说算最高的。因此，我们的粮食自给自足的比例比较高，大约64%粮食产品是农民自给自足的部分，只有35%-36%是商品部分。

因此中国计算自己的粮食安全线，应该是以什么为基数呢？当然不可以总产量、而是以商品量为基数。因为进出口影响的是成为商品的那一部分粮食，而不直接影响总产量。忽视这种国情，又怎能计算粮食安全线？以为中国是美国啊？“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笑声）所以，客观地看以总产量来对应TRQ的计算法，本身就是值得讨论的，值得推敲的。应该计算的是商品量对应的进口量，这是其一。？？

其二，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进口量也不能按照TRQ来计算。只要国内有需求，只要人家的价格加税率加运费仍然低于国内价格，就会进口，无论是放开不放开国有垄断都会进口。

但现在似乎只有我持这种可以讨论的意见。入世对三农问题的影响怎么解释？看解释权在谁手里，有人就硬那么解释，那不就类似于指鹿为马吗？不顾中国二元结构的城乡差别，指着总产量就说它是基数，那是不对的；更何况，咱们从来就没有搞清楚过总产量是多少。谁知道总产量有多少？我们是长期搞农村调查的，下到农村去问农民今年打多少麦子啊？他回答18个蛇皮带。一个蛇皮袋是多少？你去称吗？没法称。这不能怪统计局，要说过去，统计人员还可以靠拉对角线；现在农村都承包到户啦，谁让你去人家的麦子地里拉对角线？抓人家的麦穗过来算千粒重，你给多少钱？不给钱你上农民地里趟麦子，行吗？（笑声）过去行，现在确实不行了。现在要把握准确的数据，客观地说是做不到了。

到底现在中国有多少年产量在统计上可能是模糊的。我们所说的粮食安全线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隐含的东西也没有人作过测算，我在1997年关于粮食周期问题的分析文章中曾经写过，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网上看，每到中国相对比较大规模进口的时候，必然造成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大幅度抬升。1995年1月至1996年6月，我们曾经在连续18个月的时间内进口过3千万吨粮食，陡然之间就引起了国际市场粮价的变化，甚至引起了各个发展中穷国的抗议。你们中国人富了，你们吃得起（笑声），就把国际市场粮价抬起来了，中国大规模进口的结果是无论现货、期货，价格飙升。突然就成了全球最大的进口国，对全球粮价的影响非常之大。现在，只要中国一报粮食减产，国际期货价格马上就抬起来了。（笑声）只要咱们中粮的工作人员一到那个地方，情报人员马上就跟上了，眼看价格马上就起来了。他知道你们是带计划来的，甭管多贵，你得买，执行上级指示，你又不是真商人，你是真官员，假商人。在这些问题上，对国际粮食市场乃至于中国和周边国家特别是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也会相对而言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恐怕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再进一步说，按照中国目前调整产业结构的速度，粮食面积已经大幅度下降，我们从1996年以后连年粮食总产量下降，而人口还是不断增长。如果做长期曲线会发现，中国的粮食产量基本上是一个伴生的变量，如果自变量是人口，因变量是粮食产量，那么人口增加，粮食增加。而目前这种政策调整思路，所谓农业结构的战略调整，是有意识地要在人口增加的时候不让粮食产量增加。而这个决策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呢？是在1996年在政府价格提高的刺激之下粮食总产量突然大幅度抬升，使我们在1996年就提前完成了2000年的粮食产量目标。这就是说粮食总产量本来应该是缓步增长的，但是因为我们1994－1996年连续给出了一个特别的价格信号刺激，所以到1996这一年产量是超常规增长的；而粮食增长的长期曲线本来应该是与人口同步的，人口到2000年每年平均应该增长1000多万，如果提前四年实现粮食产量目标，就意味着人还没有增长上去，对粮食的需求还没有上去，突然粮食产量却超常规增长上去了，于是，就必然造成混乱，出现粮食库存积压，市场价格便宜，农民种粮不挣钱，种地不合算，然后就是弃耕撂荒，大规模涌起的打工潮，在全国范围内涌动。这且不说同期社会犯罪增加，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问题。

尽管这套分析太让人不高兴，但是客观上人们应该看清楚，任何突然的政策刺激所造成的粮食产量的突然变动，也就是政策造势所造成的突然变动，对这个农民国家而言都可能是灾难，无论这个政策的出发点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大家是否知道1984年有一次卖粮难？现在你们这儿上点儿岁数的人不多（笑声）。当时我们叫做生产力的突破性释放。农村大包干、生产力解放了，造成了大丰收。大丰收应该是好事，在1982年到1984年连续三年之内粮食从原来的6000亿斤左右，一跃而上成了8400亿斤，陡然之间的粮食大幅度增长，长了2400亿斤，短短三年粮食增长了34%左右。当然，就出现了需求对供给的严重抑制，导致了卖粮难，粮食部门就压价，结果是1985年农民不愿意种粮食。人们到现在都还说1984年的政策是好政策，但对于某一个单一的品种，比如粮食这个品种来说，对某一个单一产业，比如粮食产业来说，它所造成的影响其实是灾难性的。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粮食的这种亏损也出现了，就是那次，造成国家财政给粮食企业补亏。

客观地说，1984年那次，因为农民实行大包干，积极性突然上升，一下把粮食顶上去了，一顶上去，好了，卖粮就难了。因此就造成了粮食这个产业本身的灾难。1996年是第二次粮食突然大规模地增长。从1994年到1996年连续三年粮食从9500亿斤上到了1万亿斤以上，这样的突然增长的结果就造成了粮食的积压，因此现在是粮食部门压价，农民也不愿意种粮食了。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这从来都不是长期现象。就好比1984年那次卖粮难，农民自发地调节种粮面积，1985年减少了7000多万亩的粮田播种，减产了540多亿斤，此后是连续9年的粮食徘徊，相对来讲供需之间的矛盾是有规律的。而这次连续5年的农产品卖难以后，按现在这个结构调整的政策走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不会太久。我估计最近3年之内，中国会出现相对粮食短缺。那么，大规模进口粮食将可能是一个必然趋势。

过去有些事都是怪怪的，要么不进口，要么一进口就是2年到3年连续进口。而再进一步从人口的中长期增长趋势看，中国还是属于粮食供给短缺的国家。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能以某种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保护农民从事基本农产品生产的积极性，也许到不太久的将来，等你们离开学校，走上社会的时候，你们可能会遇上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希望到那时你们仍然记得住那句歌词，“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说过这样的话（笑声）。那时候你们可能已经记不住了，“恰似一张破碎的脸”（笑声）。？？

从长期看，中国的粮食形势其实一直不容乐观，因为我们是土地资源短缺的国家，我们叫做土地要素高度稀缺，客观来看这是不容乐观的。我们稍微做一点分析。大家知道，农业的收益基本上叫做地租收益，而地租产生于土地资源的多少。土地资源大，至少绝对地租的量就大，也就是说为什么解放前农民都拼命节衣缩食想当地主呢？一两代人节衣缩食，起五更睡半夜，背着筐去捡马粪，就是为了置地。而置地就等于扩张了土地资源，就等于扩张了地租的绝对量。解放后咱们农村人口翻番，土地不得不按人口平均分配，难以再形成规模，因此中国不可能按照美国的农业模式来运作。？？

很多人在讲现代化的时候开口闭口谈美国，但是中国农村客观上做不到美国的现代化。为什么呢？美国平均每个劳动力所对应的土地面积是中国的828倍（议论）。很多干部到美国去做考察调研，去参观农场。大部分去参观的人都不懂英文，也就是看看人家怎么好啊！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在美国做调研的时候去找那些破产的农场主交谈，或去考察那些濒临破产的农场，去研究美国农场为什么也会破产？我发现，在美国800公顷以下的农场基本上不怎么挣钱，越是对应着资本密集型的农业，它越得扩充面积，以面积扩充所产生的绝对地租量的增加，来抵补不断的资本密集投入所带来的成本的增加。这话说起来绕口，只是专业人员讨论起来爱这么说话，实际上就是说，你得拼命地扩张你的农地规模，你上的拖拉机、烘干机等设备的成本才能被充抵进去，就这么个道理。所以我走了几家400公顷左右的农场，都是濒临破产的。小于二三百公顷的就等着被兼并，根本没有利润可言。那么，我们农户的平均农地规模有多少呢？0.4－0.6公顷。我们如果以农户作为一个家庭农场（其实根本不是），它差了几乎上千倍。美国劳动力平均土地规模是我国的828倍，以赢利能力来看的话恐怕也差了上千倍。所以，美国的农场和中国小农经济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再进一步看，我们不仅是农户的农地规模过小，而且在一个户内还是土地分割细碎。家在农村的同学都知道，村里分地，总得好地、中地、差地都得分一点，所以一户少说三五块地，多则十几块地，最多的有二十多块地。我们不是老讲这个故事吗？这个贵州山区的草帽田故事。说一个农户上山整地，他有26块地，整完25块却找不到最后一块了（笑声），拿起草帽一看，噢，在这儿呢，被草帽盖住了（笑声）。你说这地块儿零碎到什么程度呢？扔一个草帽就能盖住了。？？

不但土地分割细碎，农户还是兼业化经营。东山上的地种点儿茶，西山上的地种点儿玉米，家门口种点儿菜，院里边养头猪，屋后面还得拴上头牛。不仅普遍兼业化经营，而且还是我们说的一兼户、二兼户，一兼户指的是种养两业兼营，这是普遍的，谁家种地不养点儿猪啊？我们叫做粮猪型小农（笑声），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常识性概念，一点儿都不可笑。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小农天然地形成了户内自我平衡机制，过去我国粮食的价格和生猪的价格正好相差一个生产周期，我们叫“粮价高，猪价低；猪价高，粮价低”。农民又养猪又种粮正好自己平衡价格风险，这就是小农经济条件下必然形成普遍兼业化的道理。

可是，你问问我们现在这些搞经济学研究的，有几个知道粮猪型小农？有几个知道粮价高，猪价低；猪价高，粮价低？有谁认真研究过小农经济？几乎没有。那你凭什么说加入WTO对中国农业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不做农户调查，就这么关在屋里说，连我都听不明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如果承认小农经济是土地分割细碎而且是高度兼业化经营，那么请问你怎么能够计算它的商品率？哪些部分，比如农民杀了头猪，哪一部分是他自己吃了（笑声）？多少商品率，多少自给率，能算得出来吗？书斋学者的困难在于你不能用现在的统计原则来统计农户经济。我们做了十七八年的农村调查，始终就没能够设计好一个全国通行的调查表，我还是80年代被中国政府派到美国去学方法的人（笑声）。客观地说，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研究，又是比较早地被中国送出去学方法的，我都觉得底气不足，对付不了小农经济研究。

所以客观地看我们所谓的参与国际竞争，至少得知道相对于美国和中国几乎不可同日而语的资源差别：第一，人家的劳均耕地面积是我们的828倍。第二，人家农场规模是我们的上千倍。第三，我们不仅农户规模小而且分割细碎，再加上兼业化经营。第四，我们的农业没有规模，连自食部分和商品部分算不清楚。因此，中国为什么得说是农民问题第一？就是因为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的生产、生活结为一体，无法区别。你说老太太用涮锅水煮点糠喂猪，那是生产吗？还是涮锅呢（笑声）？你怎么计算她涮锅加上煮糠和喂猪的劳动呢？怎么计算她的成本呢？她算不算劳动力呢？按照国家的统计，她属于非劳动年龄人口。小孩子放学回家，一路走一路割点儿草，回家塞进猪圈里，算不算劳动呢？？？

其实我们所谓的畜牧业生产还有竞争力，恰恰就是来源于这些半劳动力的投入不算劳动成本，才造成了我们畜牧产品价格低，才造成计算下来我们畜牧产品的肉料比较发达国家都要低，哪怕它有转基因。因为老百姓只把精料，即花钱买的饲料才计算成为成本。所有这些活劳动投入“不算”成本，才造成我们现在的畜牧业有竞争力，才能出口点儿猪牛羊肉。你如果按照美国式的所谓现代农业来搞规模的养殖场，根本是不可行的。你们看看北京郊区，那些上万头牛场，万头猪场，在国际竞争面前，哪个还活着呢？大部分全死了。

即使现在讲我们目前有几种产品还有所谓的国际竞争力，但回过头去瞧瞧，国际竞争力哪儿来的？根本就不是农业现代化或者叫做规模农业产生出来的。我们客观地看，无论再怎么讲，当这个国际竞争到来的时候会带动结构调整、提升产业层次，技术含量也会提高，规模可能会增加，等等，这些说法大部分似是而非，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学者们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小农经济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应该客观地看这个WTO影响农民的过程。第一，我们要明白在谈判中农业是作出让步的产业，这从条款上、承诺上都已经很清楚了。第二，从国际对比来看，我们争执的原因在于我们农业人口过多，农村仍然持农业户口的人占73%，必然造成大家都来分那点儿地，于是乎土地分割细碎。政府号召农民实现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号召了15年，快20年了吧？可是为什么农民不听你的号召呢？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们。你按照所谓现代化理论提出来的东西，不符合农民的实际。他现在唯一能挣点儿钱的畜牧生产，其实是把家里的半劳力不算帐，这才使以农户家庭经营为主的畜牧业有所发展。但这并不是在完全市场化条件下得到的真实的效益，不是按照现代方式所形成的所谓农业生产的竞争力，而是小农经济条件下以劳动力对饲料的替代而形成的畜牧业、水产业等方面的竞争力。所以我说，看中国入WTO承诺的条款，农业是让步的，看中国农业的现状，客观上也不具备所谓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力。

四、我们应该怎样应对入世挑战

我们接着讲第三部分，我们怎么办？

当然，第一还是得依靠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是十五届三中全会文件指出的，我们认为，中国农村的改革与发展是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我们应该相信群众，这仍然是根本原理。至今我们还真没有别的办法。第二应该相信党，这是说党现在很重视这个问题，朱总理最近不断地讲他睡不着觉，中国加入WTO，很多人高兴，他高兴不起来。党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重中之重，一定要加强，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相信群众，中国老农民已经活了5000多年了，从“后稷”教人稼穑开始，农民有4000多年的种地历史了。4000多年都已经活过来了，今后也会继续活下去。这个历史还是要相信的。这是我们要相信的两条原则。？？

至于具体应该怎么办？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强调的实际措施主要叫做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农业产业化，加强政府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业的科技水平和农民的素质。这些说法从目前看，每个说法都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都存在很多问题，落实起来都非常困难。所以从说法上看，今后解决问题的前景也不容乐观。？？

最近我们一再向上递建议，大体上有这么几条，当然都是个人看法。

第一条，农民纯粹在农业生产领域中，不仅无利可图，而且投入产出为负，这是客观事实。因此这么多的人，这么少的地，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就决定了任何调整都不可能大见成效。除非实现重大战略调整，就是大幅度加快城市化，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允许他们进城，放开城市户口，在就业、劳保、社保等一系列待遇上一视同仁。这应该是第一条。但能不能做到呢？目前看政府逐步在做，比如说现在浙江省已经全省范围内实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和城里人共同实现。这也算是一个开始吧。2001年10月1号中央放开了县以下城镇的户口，个别地方的省会城市、比如石家庄市也打开城门，你可以根据你的身份、居住地、工作来登记你的户口。因此应该说，假如中国能够在21世纪以有效的政策来推进城市化，加快城市化，那我们有可能大幅度减少农民的数量，提高平均每个小农的农业规模。？？

但是，尽管我们有这种梦，也仍然不可以对它抱有太大希望，为什么呢？

我们假定确实加快了城市化，而且这个城市化真的实现了我们的计划目标，那么我们从中长期看，到2020－2030年这段时间，中国人口会发展到16亿－18亿。按照这个人口规模，我们实现了50%－60%的城市化率，我们现在只有34％，能够翻一倍，到60%。且不说我们50年来城市化率只增长了15%。我们在今后20年内要比前50年快一倍，还会有多少人生活在农村呢？大约8亿。绝对量减少多少呢？仅仅几千万。我们现在的绝对量应该是8亿7千万农村人口，号称9亿，结果是什么呢？还剩8亿多。那么，劳均耕地能提高多少呢？不仅不能提高，还会下降。为什么？因为每当城市化加速的时候，都必然会带来土地的大规模征占，平均每年按照现在的速度，大约减少1200万亩。按照1993年以后城市化加速的情况看，平均每年会减少2000万亩。我们按少的算，按1200万亩算，20年后减多少？24000万亩。现在8亿7千万农村人口对应的19.2亿亩，减掉两亿多，还剩多少？16亿多亩。人没减多少，地减少了几亿亩，你想劳均耕地面积、小农户的土地规模会提高吗？

这还是在领导决策正确的假设前提之下。万一要是不正确呢？所以从中长期看，靠大规模地减少农民人口来提高农地规模，以农业规模经济来参与国际竞争这条路，中国根本走不通。现在我们的学术界浮躁得很，一有点儿问题就急着说为什么你不这样呢？确实有很多学者提出很多聪明的办法，可你算算帐就知道了，基本国情矛盾是不可能根本解决的。我们目前农业劳动力绝对过剩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同样不可能根本解决。？？

我举几个例子，说一点儿数字。按照去年的统计，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也就是应该劳动的这部分人是5个亿，那么农业按现在的生产力水平，需要多少劳动力呢？最多需要1.5亿。为此需要转移多少呢？3.5亿。我们现在的乡镇企业号称解决了1亿2千万劳动力的就业，但70%的企业处于停产歇业倒闭的状况，它不能破产，因为破产法不涵盖乡镇企业，它没有依法破产的资格（笑声）。乡镇企业没有国民待遇也是个老问题，咱们暂且不说。就算它仍然在解决1亿2千万，但其中有一半以上也叫做两栖就业。比如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这一带，它没必要完全转移，在村里上班、下班，就那么点儿地，早晨晚上捞两把就可以了，不值得正儿八经地去种。就那么个意思吧。实际上乡镇企业解决的过剩农业劳动力大约也就是6－7千万。那么你把那1亿5加个6-7千万，算出2亿2，就是5亿劳动力解决2亿2，还有2亿8。那么这些年进城打工的呢，大约有8千万。那好了，再减8千万。其实这8千万和乡镇企业就业是有重复计算的，外出打工的农民中有相当多的人，据说有57%转移到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乡镇企业就业了。客观地说不能说减了8千万，顶多说算减了4千万，但是咱们仍然按8千万算，为了好算帐，所以我们说农村绝对过剩的劳动力大数至少是2个亿，2个亿就是俄罗斯的总人口或接近美国的总人口。

农村过剩劳动力问题怎么解决，刚才说了，即使城市化加速，中长期看算下大帐来，也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不仅如此，据国务院发展中心测算，在加入WTO条件之下，会有1千2百万劳动力需要从农业离开。也就是说原来有1亿5，实际上可能最后剩下1亿3千万。这些因素我们考虑来考虑去，我觉得目前在这个大的环境、大的政策上还没有给个明显的出路。现在这种调整，无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农产品品种还是品质结构等等，相对于我们的基本国情约束来说，都还没有针对性地提出措施。

尽管我们第一条讲了相信群众，第二条要相信党，我们应该相信现在所提出来的一切政策，都将有利于三农问题的缓解，但是从中长期看思路还不是很清楚，问题还是长期客观存在的。现在我们已经有的这些政策提法，都不足以有针对性地、有效地解决问题。因此就必须得有综合性、突破性的东西。

依我看，目前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三个代表”的思想落实到农村基层和农民头上，能够真正代表大多数农民的利益。中国要真正实现三个代表的伟大思想，就应该有针对性的解决或缓解基本国情矛盾，即人口过多，资源有限，劳动力绝对过剩。因此，我们首先应强调中国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都应该认真学习邓小平，毫不避讳地讲清楚这种国情，谁想让我照搬你的制度，请你把我这2亿多过剩农民劳动力拿走（笑声）。当年邓小平就是这么谈的话。美国派特使斯考克劳福特来秘密谈判，邓小平就说，你们美国人讲人权好啊，我同意，可我现在没办法，他说，要不这样吧，我给你1亿人，你给他们人权吧（笑声）。当时杨尚昆插话说，别说给你1亿，给你5千万，你就不是今天这个生活水平。

所以，我们只要知道国情矛盾，就请在座的各位从你做起，从现在做起，不要寄希望照搬人家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得明白，站在这块土地上，脚下这块热土就决定了你搬不来现代化。你就得认“可持续发展”。无论我们讲科教兴国也好，赶超战略也好，今后假如你们在座的各位有一天当了领导，请你千万记住，“恰似那张破碎的脸”（笑声，鼓掌）。？？

因此说，中国的基本国策应该强调一条，叫“就业最大化”。无论谁作为中国的领导者，只要你心里没有那9亿农民，没有那2亿多过剩劳动力，光想着追求什么现代化的东西，解决不了他们的就业，早晚你也呆不稳。所以，我多年来一直呼吁就业最大化应成为基本国策。任何高科技，如果是节约劳动，那么对不起，你就不能算适合中国的技术。所谓发展适用技术，就应该适用于我们目前劳动力过剩这种基本国情，这是第一条，亦即要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之后强调以就业最大化为基本国策，否则，我们必遇到大麻烦。

竖看中国历史，所谓的天灾人祸，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在无论哪个重大事件发生之前，一般都出现人与资源之间关系的恶性发展。而当资源不足以支撑人口扩张的时候，肯定会出大麻烦。现在看还没到极限，中国的资源可支撑的人口约16亿左右，超过16亿这个极限，按现在这个生产力条件，支撑不住。这个极限值早在80年代就测算过，更何况我们现在还是粗放型增长。我们且不说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水荒、油荒，2000年我们进口的7千万吨石油已经超过国内总需求的30%以上，到2005年，我们的石油进口至少将超过总需求的50%，到2010年中国的石油进口将达到70%，如果国内70%的石油消费要靠进口，这么发展受得了吗？一天到晚嚷嚷汽车消费，但是客观地说，我们完全按照现在西方国家走出来的现代化道路走，那是走不下去的。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同学不妨多学点GRE、GMAT，都考出去，你就可以享受现代化了。可如果你在中国，那还得悠着点儿，也许得把追求四个现代化改成追求可持续发展，把追求高科技产业结构提升改为追求就业最大化，这是战略层面上的问题。这是第一。？？

第二，中国并非没有扩张土地资源的条件，我们到现在至少有5亿亩干旱荒漠土沉睡在西部。但是如果按照现在开发西部的方式，对外招标，你哪怕上了一批非常漂亮的高速公路，也会是“这条公路静悄悄”，两边没人。你就算修了复线铁路，那就是四条铁轨在月亮下闪着寒光（笑声）。就算你修了油气管线，6千公里一直从塔里木盆地到上海，但沿路如果没有人，有个把民族分裂分子放个炸药包就完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心里得有人，光是上项目，没有人在西部生活，将来会很多麻烦。？？

那我们建议的是什么呢？中国在国家的这个战略层面上我们说叫可持续发展，在具体的开发策略上我们要考虑尽可能多用人，少用机器。咱们宁可慢一点儿、质量差一点。你用了人就有收入和消费，有消费就有拉动内需的可能。所以，我们主张西部开发“以水为先”。先上西部调水工程，要实行以工代赈，除非一些特殊工程要用大机械，其他能用人的地方尽量用人，而且应该是一个劳动力上工地，给你三口人的以工代赈，鼓励劳动力带着老婆孩子去。干一年白给他三亩地，干三年给五亩地，白给，叫做“以工授地”。以工代赈可以解决生活问题，以工授地则是让去的人留在那儿。有水就有地，有水就有农业生产，然后沿水建村，沿路建镇，把5亿亩的旱地开发出来，西部就保下来了。大家知道北方河流的用水有70%是灌溉用水，这是既成事实。自从大禹治水以来，几千年人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宏观层面上要考虑国家战略，中观层面上要考虑开发项目的实施策略，我们不能完全按照现成的这些理念来搞。西部开发搞项目也应该想着那2亿过剩劳动力。我觉得这样做的结果其实不仅仅是有利于农民，有利于调整农民和土地资源之间的不平衡关系，也有利于那些目前仍然试图维持自己垄断地位的企业的生存。你想啊，如果2亿过剩农村劳动力就了业，挣了钱，怎么不想给闺女买根红头绳（笑声）？哪怕他就是杨白劳。2亿人需要2亿根红头绳，那也够生产一阵子吧（笑声）？所以我想，即使各位将来毕业到了垄断部门，大家心目中都是银行呀，保险公司呀，但不要太短视，要想着真能把这2亿人的就业给解决了，就会有需求，有需求就会带动生产，这样国民经济会进入良性循环。就是说中观层次上考虑项目的时候也要心里有农民。？？

我们再进一步说，第三个层次，微观层面上考虑三农问题的时候，建议不要仅仅学习西方远的经验，我们的近邻日、韩，加上我们的宝岛台湾，乃至于欧洲，任何地方只要小农人口仍占一定规模，它都必然实行合作经济。在东亚小农社会，尽管它的农民人口已经普遍下降到10%以下，日本现在大约有5%左右的农民人口，台湾大概8%，韩国也就7%左右，但几乎都是政府以一定的政策优惠，以一定的投资来帮助农民发展合作生产、合作运输、合作销售、合作加工、合作保险、合作金融等。有人鼓吹私有化、反对合作社经济未可厚非，但如果说中国农民没有搞合作的愿望，那就大谬不然了。事实上，让农民只在负效益的农业生产中合作、联合，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组织、任何制度都是有成本的。而当前能够产生效益的涉农领域，比如加工、流通、金融、保险全都是你垄断，农民怎么能合作得起来呢？至今没有哪一个政策试图帮助农民进入这些垄断领域。为什么科学决策行不通，还不都是垄断部门坐在那儿决策吗？一方面自己是政府来制定政策，一方面自己又是经营部门在捞钱，当然就制定出自己最能捞钱的政策来帮自己捞钱了。？？

比如说，我们国有商业部门的生猪加工企业，非要告农民宰的肉都是假冒伪劣产品，只有我这里屠宰的才是放心肉。最后弄得咱们中央领导都说话了，名义上为了让市民吃上放心肉，咱们就统一屠宰，实际上就给了它这么一个收费的机会。比如北京，大家只认大红门、顺义，似乎只有他们的肉是真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为什么农民使刀子捅出来的肉不合格，一定要你电的猪才合格？好多事情都没法说道理，其实就是因为它垄断。谁能够逼着所有的猪都必须是定点屠宰？客观上根本做不到，于是各地都报告，实行了上级下达的计划，可弄了半天，却把猪头税变成了人头税（笑声）。具体做法是：乡里根据上级税收计划计算应该有多少只猪的税，然后各村一平摊，就按人收了，农民就说，政府把猪头税变成了人头税。这种事儿往往开始是某个部门为了自己垄断利益来建立这么个名目，接着各个部门都支持，因为都可以搭车收费。？？

再比如金融垄断，非得说农民自己办的合作金融搞的存贷不合法，只有它搞的合法，现在所有的存款都进它那儿，结果每年至少几千亿的农民资金流出农村，农村就变成了经济上的锅底，农村没钱，接着就必然是高利贷横行。我去年调查了46个村，分布在15个省，95%存在民间借贷，85%存在高利借贷，尤其是农民一遇到教育或者看病，非借高利贷不可。在教育和医疗垄断下，据说为了让学校和医院不断地提高收入，上学和看病就越来越贵，农民借高利贷也越来越多。和知识分子相关的这些领域，教育、医疗等，农民都是越来越消费不起的。因此，号召从农村来的这些年轻学生，学成后回乡为父老效力，怎么可能呢？请问你们谁还愿意回去？于是，农村人才流失是很正常的，这是按现在政策走的结果。

因此，涉农领域的部门垄断不打破，留给农民的就只能是一个负效益的农业生产。农业属于劳动力密集的生产，劳动生产率低，近年来低到负值、零值以下，劳动生产率长期上不去，这农业还能有救吗？如果把所有能产生利润的领域都垄断着，让农民怎么办？所以我们客观地说，农村真正需要的、所谓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的政策是：请你打破自己的垄断，允许农民合作起来，进入这些领域。？？

我们现在说加强农业投入，请问到底加强给谁了？当你面对着2亿3千4百万小农户的时候，请问政府即使有投入，给2亿3千4百万小农户怎么分？政府投入怎么能到户？按照交易费用理论，政府怎么可能对付2亿多小农户？交易成本在这儿摆着呢！由于任何政府都根本做不到与分散农户的直接交易，那些支农政策也从根本上看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政府加强的投入，其实大都给垄断部门拿走了。这个农业投入当然就基本上是落空的了。

我们只要上网去查看就知道，其他东亚小农社会比如日韩台，尽管农民人口比我们少得多，但是政府法定投资每年投多少？政府法定的投入投给谁呢？投给那些组织起来的农民。日韩也是小规模农户经济，尽管它们的土地规模比我们大得多，但仍然抗不了美国的加利弗尼亚大米，于是就靠合作经济保护农民收益和农村发展。比如说合作社办了一个肥料厂，政府投资量为50%，但只投资，只做股，不得计息，政府除了税收之外是不许有其他收益的，因为你拿的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是为了保证国本，保证农业不可动摇，保证本国农业不垮台，所以同意政府投资。那么，政府投到什么上呢？投到农民合作起来办的企业，比如说合作社的一个设施农业，为了生态环境需要生产复合肥，那政府就投资进来，无论是买车，买设备，总之我保证你不私有化，取得收益得为社会大众服务。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政府的投入产生的收益，必须定向地用于农村公共品开支，农民可以合作起来办金融和其他产业，而且享受免税待遇。只要是农村社区成员、包括非农民，都可以实行会员制借贷，但是这个农民办的合作金融所产生的收益60%必须返回到农村公益事业，比如修路、架桥、农民培训等。农民合作起来组织的大型批发、仓储销售也一概免税，所得收益仍然是50%以上用于农村公益事业。农户几乎都是农协的会员，例如是一个种稻谷的农民，向合作社办的批发市场交了多少稻米，最后产生的利润60%返还回来。否则他如果纯粹就靠在土地上种植稻谷怎么能不亏损呢？小农经济从事的种植业当然都是亏损的，就得靠涉农领域的合作经营来补贴种植业的亏损。

中国入世范文篇2

关键词：入世证券监管理念创新制度设计

我国已正式加入WTO，这圆了我国l5年来“复关”坎坷求索之梦，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正发生着一场新的变迁，而且更带来了一场全面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法制革命。具体针对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而言，意味着驶入了国际证券市场的快速直通道，证券市场的参与主体更加复杂化(如有“洋面孔”的出现)，证券交易品种、方式更加多样化，证券市场更加多层次化(二板市场、网上交易等等)，这些都对未来证券市场的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无疑，国际化证券市场的创新迫切需要证券监管的理念创新，证券立法上的制度创新。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略加阐述。

一、从WTO的规则精神看，应升华出“公正、高效、透明、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监管理念，来引领、指导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活动及制度安排。

在证券监管体制或行为活动中，证券监管的理念是其灵魂。国际上一些证监会每年都要出一个年度报告阐释其理念。在香港，对每个进证监会工作的人都要作一个关于“理念”的报告。所谓理念，又叫“观念”，最早为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创立此范畴，原指永恒不变而为现实世界之根源的独立存在的非物质实体。引申至今，理念即是一种观念、一种思想，在法律措辞上，则相当于宗旨、目标或原则之类的概念，有学者指出“理念者，事物(制度)最高价值与终极宗旨之谓也。它是以纯文化、纯精神的角度对事物(制度)本质所作的高度抽象与概括”。台湾学者史尚宽认为，“……法律之理念，为指导法律之意欲，使制定理想的法律及运用法律之原理。理念为理性之原理。

面对日益国际化的证券市场的监管，外国中介机构进人中国证券市场提供金融服务、外国证券在中国证券市场发行和交易、外国资金进人中国证券市场投资等一系列新业务，如何确立一个科学的理念呢?我们知道，WI’O不仅是一个多边贸易组织，而且更重要的是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是一部“基本法”—即《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议》、两项“程序法”—即《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和(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三大“协定”—即《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及16项协议(特别是《金融服务协议》)所构成的规模宏大的法律体系。因此，我国加人WTO与其说是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全面接轨，不如说是中国的一套市场经济的规则和国际规则的接轨。其中，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与证券监管来说，重中之重是将WTO规则的精髓、宗旨吸纳为自己的理念、指导纲领。诸如国民待遇(平等)原则、非歧视(公正)原则、透明度(公开)原则贸易自由化(放松管制)原则，理应成为我国证券监管的至上理念的组成部分，以满足人世后我国证券市场活动日益国际化的监管需要，亦利于积极参与国际证券监管的合作。对此，1998年9月在证监会国际组织的内罗毕会议上通过一份报告《证券监管的目标与原则》中就明确提出，“保护投资者、确保公正、有效和透明的市场，减少系统风险”为各国证券监管的共同奋斗目标。

而且，我们注意到，中美达成的人世协议中，中国将允许外资少量持股(33％)的中外合资证券公司承销国内证券发行，承销并交易以外币计价的有价证券，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从事与国内基金管理公司相同业务；证券管理层亦正积极研究国外的“合格外国投资者制度”(QFII)，有限度地允许外国投资者进人中国市场，三资企业在国内证券市场上市已得到批准，境外企业在国内证券市场上市迟早也会成为现实，如此这些制度的设计、举措的出台，均应有一明确的“公正、高效、透明”的证券监管理念来指导，才能对证券市场活动的中外监管相对人一视同仁，实行国民待遇，最大限度地保护好广大投资者(包括未来外国投资者)的合法利益，使之更能凸现出《证券法》所确立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并与“证券发行、交易活动中的当事人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应当遵守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等规定彼此衔接，一脉相承，相得益彰。

二、就证券市场监管的制度安排而言。证券立法上应有创新与完善

厉以宁曾指出，“中国的证券立法不可能一步到位，阶段性原则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相信，随着证券市场的日益完善与发展，形势发展与条件成熟后，连《宪法》都需要修改，何况《证券法》?”，加入WTO后，中国证券市场应有质的飞跃，作为带有明显阶段性成果的规范和调整证券市场的根本大法——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理应有创新、发展。因此，应该通过修订证券法及配套规章、规则，在注意借鉴引进发达国家证券立法成果同时，结合本国实际，因地制宜，予以消化、吸收，综合考虑国内外因素，来进行证券法律制度创新的设计与安排。其中主要内容有：第一，必须置换掉那些与国际惯例不相适宜的条文、规范。譬如我国证券法第37条第1款规定“禁止证券从业人员在任期或法定期限内持有和买卖股票。”而从国际上看，从未见有禁止证券从业人员投资股票的立法先例；从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开、公正，保护投资者利益出发，对证券从业人员规定更高的职业道德规范、法律义务均为必要，但不得以剥夺其享有证券投资权这一民事权利为代价，其实“不得内幕交易”、“不得短线交易”、“证券持有披露制度”等法律设定足以达到约束证券从业人员以权谋私之目的。第二，应该拓宽证券法的调整范围，前瞻性地考虑出台规范新的证券交易品种的规范，如制订股票指数期货、中国存款凭证(CDR)等交易规则，以满足中外广大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金融品种多样化的需求，使境外企业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市早日成为现实。我国证券法曾在1994年6月28日的八届人大第八次常委会审议时，谈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证券法的调整范围，厉以宁教授说：“证券法(草案)规定的证券范围包括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公司债券、其它企业、工业和社团法人债券、股票、认购权证书、投资基金券和经主管机关认定的其它证券”。但有一些委员、专家有不同意见，主张只对发展数量大的两个主要品种即股票和公司债券作出规范，国债可在国债法专门规定，其它各种衍生券种，形式复杂，有待以后规定。后来几经反复，最终采用了我们现在见到的证券法第二条所表述的，“在中国境内，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适用本法。本法未规定的，适用公司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之所以这样规定，不仅是立法技术上的处理，更反映了当时证券法出台的时代背景——出于防范亚洲金融危机、抑制衍生工具风险的需要，以及立法者的“价值偏好”——政府行政主导型的立法模式。其实，在美国，证券法调整范围最宽如1933年证券法规定的种类有23种之多，日本证券交易法规定的也多。我国在加入wT0后，新的证券品种(股票期货指数、CDR)为满足中外投资者证券交易国际化之需求，会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届时证券法理应有相应完善。第三，应在合理布局的基础上，拓展、完善统一的分层次的证券市场体系。如尽快推出二板市场，OTC柜台交易，从而使证券市场引导资金流向、分散投资者风险、资源优化配置等诸功能得到更充分发挥，亦利于解决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困难，促进中华民族高科技企业成长，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应付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第四，应加快涉外证券立法，包括制定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外国合格投资者管理办法、境外证券融资综合法规，使之与国际惯例接轨，兼收并蓄，使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有法可依；第五，应当对证券法的域外适用、法律冲突、司法协助等问题制订研究对策，加强立法的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此外，应注意证券立法设计时贯彻好立法程序上的透明化、公开化。香港在出台重大规章、法规时，往往都有经预先咨询，这样，社会可以评论，因为社会的监督、舆论的监督会优化这个制度，法律本身的动力在于各界的监督、各界的运用，在实践中寻找到优化的道路，还会赋予制度本身动力。

三、从法社会学的实现的原理看。应秉行“张力主义”。确立、完善一种本土化的证券监管机制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从根本上说，证券法律制度的基本问题，是证券市场管理问题”。好法是不足以自行的，好的法的实现必须有赖于有效执法的中坚力量，才能生成法治秩序的现实，否则，“理念”、“制度”只能是“书本上法的幻想”。因此，证券监管机制的良性运行是证券法治秩序保障的一大基石。

加入WTO后，证券监管会更趋国际化、复杂化。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证券市场来看，80、90年代以来：“放松监管”(Deregulation)成了证券市场国际化潮流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首先是1986年英国出现了“金融大爆炸”(BigBang)，取消了对外国筹资者与投资者的种种限制，从而使伦敦证券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远胜于纽约。在此压力下，美国为适应证券市场国际化、自由化的发展潮流，开始修改《证券法》、《证券交易法》、《投资公司法》等一揽子法律、法规，1996年国会通过了《全国性证券市场促进法》，旨在放松监管，提高证券市场效率与竞争力；促进共同基金的有效管理，保护投资者；在提高监管效率的同时，减轻监管负担，取消、限制州的证券监管权限等等，最终推动证券市场更加自由化。在日本，自1996年底也开始了在自由、公平、全球化的理念指导下的金融体系的综合改革，被称为日本版金融大爆炸(JapnaeseVersionofFinnacialBigBnag)。其改革主题之一即是放松规制、搞活市场；其中一大举措是银行、证券、保险与金融业务均可相互以子公司方式参入，因应了美国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所确立的证券、银行分业经营之“防火墙”制度有所放弃的最新趋势。

中国入世范文篇3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是粗放型的，出口增长主要依赖低价格和数量推动，产品加工程度低，附加价值小，质量低，缺少名牌。人们担心工资成本提高，已不复存在。上千万城市工人下岗，上亿农村过剩人口的流动，经济不可避免的萧条，有力地降低了工资成本，1996年以后实际利率的逐年提高，正是反映了中国资本短缺，劳动力密集的现实。但是单位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即提高每个工人的产出---收入比，则需要强有力的设备投资和教育培训。如果中国的政府和社会组织能够加强对众多过剩人口的教育培训，帮助提供就业机会，劳动密集优势还可以持续数十年。

中国廉价劳动力与国内外资本结合，与国际资源和技术进行交换，将成为中国外贸的基本格局，跨国公司一大部分制造活动迁到中国来，将变成国际制造业最大基地。这种趋势如此之明显，以至于日本人写书声称：中国正在制造下一次亚洲金融危机，因为它将把邻国的制造业全部吸收。

中国现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化背景下，面临严重挑战。劳动力竞争优势不仅是低工资，而且是与资本，技术和知识产权结合的程度。熟练劳动与资本配合，就成为劳动―资本密集型，这类产业应该成为中国比较优势升级的基础。

中国的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关键生产环节技术落后，装备水平低。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力、煤炭、建材、建筑业、公路水运、交通、铁道、船舶、机械、电子信息、轻工、纺织、医药等15个行业，普遍技术水平比国际落后5-10年，有的落后20-30年。

在产业组织方面，企业小，形不成规模效益；自主研究开发能力差，技术水平低。在48种主要工业品中，低于国际价格的13种，高于国际价格的35种。有一半产品面临激烈冲击。

如造纸业：中国年产5000吨以下小厂占83%，而发达国家造纸厂年产14万吨，世界平均6。8万吨。国内造纸企业每吨纸和纸板的综合能耗，1994年为1。94吨标准煤，水耗400立方米，比国际水平高出1倍。低档产品占70%，积压严重。高档铜板纸只占1%，1996年进口63万吨，高强瓦楞纸进口68万吨。

纺织业是传统支柱产业，1995年76000个纺织企业，7400亿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13。6%，1/4出口；就业1470万，占全国工业从业人员14。5%。纺织业在原材料开发，产品生产和后整理，生产工艺和款式，处于国际中等水平。初加工能力过剩，企业间过度竞争，深加工，精加工能力不足；粗加工，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多，高附加值的最终产品少；出口产品以量取胜，出口数量世界第一，出口金额世界第四，年出口服装50亿件，价格只有法国的1/4。化纤品种比国际水平差10---15年，纺织机械更为落后，无梭织机占5。4%，1994年世界平均水平为27%，发达国家在90%以上。

中国服装行业出口世界第一，利润不到2%，单件赢利不到4美圆，附加值为法国意大利的1/4，德国的1/2。70%出口服装没有自己品牌，缺乏知名度。优势是丝绸服装，出口2/3集中在美日欧，韩国香港。中国纺织服装业依靠进口棉花，棉布。高档面料和辅料60%进口。

化工行业过去使用的原材料（原油，天然气，煤，盐等），价格很低，成品价格很高，形成高额垄断利润，掩盖了技术水平低和管理落后的问题。实际上化工产品价格已经远远高于国际价格。在与柯达，富士等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中，中国民用感光材料企业非停即并，只有乐凯作为民族企业发展起来。在技术方面中外差距不大，主要是国民偏爱进口货的心理作怪。

中国钢铁产量世界第一，只有15--20%设备属国际先进水平。板管带之比，发达国家为60%，我国为38%。中国合金钢比重只有6%，高附加值钢材为13%，发达国家为40%。关键高档品种有1/3---2/3需要进口。钢铁生产企业1996年787个，年产量在50万吨以上的只有42个，100万吨以上的24个，500万吨以上的4个。宝钢、鞍钢、首钢和武钢4大集团，销售额的总和只有新日铁的63%。加入wto进口关税下降，我国建筑用钢材受冲击不大；高附加值产品及特殊钢材生产企业，如宝钢，武钢，太钢及特钢等，将受到冲击。

可看出中国产业组织存在严重问题，企业规模太小需要兼并集中。相当部分现有产业将被跨国公司通过各种形式所整合，纳入其全球化生产体系。国有企业丧失了国家保护，比民营企业受冲击更大。企业破产兼并数量将大幅度增加，加剧国内通货紧缩。一部分青年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会找到高薪岗位，城市工人失业更加严重。政府应通过规范市场，打击走私，减低税收，发展资本市场等措施，积极促进绝大部分企业加入市场化，国际化的竞争。对于传统产业的破产和老工人下岗，应加速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2．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发展

有先进技术创新，有独立知识产权，主导行业技术标准，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所在。中国企业势所必争，绝不能够满足于为外国公司加工装配。

如中国的医药行业，有企业5396家，4家特大企业是华北制药，东北制药，山东新华制药，哈尔滨医药。76%为中小企业，重复生产严重，有300家企业生产安乃进。产品有24大类，1300种化学原料，3500种制剂，多属普通医药，附加值低，科技管理水平低，科研人员只占卫生系统500万职工的0。5%。国际大型医药企业将年销售额的15%以上投入新药创新，在中国只占7%，在3000种医药产品中，90%仿制外国，每年30-40种。按照知识产权保护，仿制一种药品每年要支付4--10亿美圆。

家用电器企业有2500个，生产能力严重过剩，1995年实际利用率58%，彩电，冰箱，洗衣机的城镇普及率为82%，农村普及率13%。1996年出口27。5亿美圆，已具备国际竞争能力。生产企业的技术主要是引进的，自主开发能力弱，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配套能力差，在国际化竞争中，要向精益生产转变。先进技术的挑战仍旧性命攸关：1997年4月，美国率先采用数字电视，中国已经建成的世界最大彩电生产能力，以及摄象，录象和录音设备的生产能力，能否顺利在零关税条件下转到数字轨道？就成为生死存亡的问题。

烟草行业也面临品牌竞争。美国有烟草企业7家，其中3家占美国烟草的94%，生产集中度和集约化程度非常高。1996年菲利普卷烟年销售1782万箱，收入545亿美圆，名牌是“万宝路”，品牌价值446亿美圆。占有美国44%的市场。4大烟草公司已经把世界市场瓜分完毕。第五位是云南红塔集团年产量386万箱，237亿人民币。为加入国际竞争，必须扶植企业集团与国内名牌。但国内有180个烟厂，2000个牌子。专卖制度严格进行计划生产，为了平衡各省利益，完成各省税收基数，平均分配生产额度，对优秀大企业限制产量。

中国汽车全行业生产能力240万辆，其中轿车80万辆。汽车产量为163万辆，其中轿车占30%，53万辆。1998年底中国汽车行业（含摩托车）目录有2426家企业，其中集体、私人、股份合作制企业占24.5%。汽车整车制造厂115家，车用发动机厂56家，汽车摩托车配件厂1628家。115家整车厂中，产销量大于10万辆企业只有7家。中国汽车企业开发费用不足销售额的2%，国际水平是10%。汽车每7--8年换一次车型，开发一个车型要10--20亿美圆，300---400万辆产品分摊投资，最小规模是年产整车40--60万辆，零部件100---200万辆。中国汽车工业和国际水平的差距还在加大，知识产权不在自己手里，相关工业也不行，钢材和相当设备需要进口，汽车工业一直没有具备自主开发能力，没有自己品牌。

中国从一般劳动密集型升级，到熟练劳动，资本密集，到技术密集，继续发展比较优势，遇到国际资本的技术品牌垄断。中国对7个产业（程控交换机、数控机床、芯片、软件、钢铁工业、轿车）的技术创新战略研究，发现合资外方给我们的技术，是成熟期、开始衰退的技术。以市场换技术，根本不可能培养自主开发能力。

技术优势是跨国公司扩张的基础，他们控制世界70%技术转让和80%新工艺技术，不断开发出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创新性产品,成为提高竞争能力、争夺全球市场份额，最终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中国扩大企业规模，发展独立知识产权，创造企业品牌，这些比较优势都不是企业自身力量能够形成的。必须破除对外资的依赖，以国家扶植民族产业的独立品牌。

中国入世范文篇4

一、证券监管变革的主要内容

(一)混业体制的回归

在各国证券监管变革前，各国对银行与证券业的监管立法主要有两种体制，即混业体制与分业体制。混业体制，指商业银行在其传统业务之外有权从事以证券金融业务为主的投资银行业务，以德国全能银行制度(UniversalBankingSystem)为代表。根据德国《银行业务法>，全能银行的经营范围是：存款业务、贷款业务、贴现业务、信托业务、证券业务、投资业务、担保业务、保险业务、汇兑业务、财务业务、金融租赁等所有的金融业务。分业体制，指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投资银行也不能从事商业银行业务，以美国1999年前的体制为代表。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全球化，各国为提高本国金融机构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逐渐改用混业体制。

(二)单一监管机构的设立

伴随从分业体制到混业体制的转变，各国和地区的监管架构也开始转变。证券业与金融业的监管体制，根据监管的组织结构、体系构成以及各组成部分的分工职责、目标安排和协调运作可以分为三种形态：(1)多元监管。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分别由多个专职机构实行分业监管，如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以前的监管体制；(2)一元监管。由综合机构实行混业监管，即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统一由一元机构综合监管；例如韩国1997年宣布成立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委员会，该机构直属韩国财政部部长领导，将原来银行监管局、保险监管局、非银行储蓄保险公司及证券监管委员会对银行、保险和证券业的监管权力收拢，实行集中监管；(3)前两种类型的混合形态。

(三)交易所的革命

对证券业的监管中，自律管理得到日益重视。因为政府监管机构由于管理行为性质所限制，其监管难以涉及证券市场方方面面；而且单凭监管机构的力量更使其无法应对复杂常变的证券市场。美国SEC前主席WilliamO．Douglas对市场自律曾有精辟阐述，将大量的事实管理行为委托于自律组织进行。不仅必须，而且可行；这样政府将在管理活动中，取得自由权，从而扮演监督者的角色，政府始终保持有管理的武器，随时准备出击扫清各种障碍，但他永远希望自己按兵不动。NASDAQ市场今日独领风骚，其良好市场自律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各国不仅重视完善传统政府监管机构的效能，而且注重自律管理与内控约束制度，致力建立金字塔型监管架构。金字塔型监管架构通过监管机构与自律组织(如交易所、证券业协会)、市场机构(券商等)关系的重新界定及相关责任的分配，建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机构内控的多层次市场管理体系。这种新的体系呈现金字塔型架构：第一层各类市场机构负责自我约束与管理，奠定市场监管的基础；第二层自律组织负责管理第一层各类市场机构间的各种交易行为维持市场秩序，实行第一线管理；第三层监管机关负责对第二层自律组织进行再管理，确保各项市场规则得以贯彻执行，进行宏观的控制。监管交易所是的主要承担者，但是，上述目标的实现有赖市场多方主体的参与，所以当前各国均强调自律管理与内控约束机制的建立。

在金字塔型监管架构中，证券交易所的监管是重要的层次。证券交易所在证券市场中处于组织市场、信息集散的核心地位，因此，证券交易所能够直接和低成本的获取交易信息，从而分析掌握市场参与者的行为规律，对交易行为的合法性做出恰当的判断。所以，经过证券市场的长期实践，证券交易所通常被赋予一线监管者的职责。

证券市场的核心部位在全球化压力下正发生机制的重大变革：从“会员制”到“上市公司制”。传统证券交易所在会员制基础上建构，系由券商以会员身份出资组建的非赢利团体。由于面I临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众多证券交易所由会员制改为公司制并申请上市，以希望加强资源运用，拓宽筹资渠道，降低会员与交易所利益冲突，强化决策效率以发展新的竞争优势。证券交易所从会员制到公司制的转变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交易所”自身在“交易所”上市交易，“市场”本身成为市场上的“商品”，“证券市场”自己为自己筹资发展。这样有趣的变革实际上是证券市场全球化冲击的必然结果。

交易所改组为公司制首要的变革是实现了证券市场交易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会员制交易所的最大弱点在于交易所会员本身同时是市场的所有者又是行使交易权的市场使用者，如何建设管理有效率、竞争力的市场同单纯使用市场存在矛盾。而公司制交易所由多方主体投资兴建，实现所有权与交易权分离后：所有者在公司股份升值分红的激励下专注决策管理；原来交易所成员可以出售交易所股份实现利益却不影响交易权的行使；而交易所自身股份的上市能够筹集资金、改善交易所设施以提高国际化中的竞争生存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公司制的架构是交易所所有权被量化为股份出资，方便不同市场间的合作合并以及多元化市场参加者的投资介入，以顺应全球化不同市场整合的需要。

二、对中国的启示

(一)我国是否应该回归混业经营

我国的《商业银行法》和《证券法》均确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但是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为提升我国证券等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可以预料我国现行的立法将面临调整。事实上，我国实践中已有混业经营的迹象。例如，中信公司全资拥有中信实业银行、招商局集团是招商银行的主要股东、光大集团是中国光大银行的控股股东，上述三家控股公司都有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下属机构。另外，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之类的国有商业银行也已拥有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机构。中国建设银行拥有与摩根斯坦利等合资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拥有与东亚银行合资的投资银行一工商东亚，中国银行拥有投资银行——中银国际，目前工商东亚和中银国际只从事境外业务，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已被批准经营境内业务，另两家投资银行从事境内业务也是指日可待。而且，目前保险基金被允许有限制地进入证券市场，证券经营机构有限制地进入同业拆借市场。从当前的立法角度而言，美国采取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应该是我国近期试点混业经营可以借鉴的模式。该模式是一家母公司控股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银行与其它金融机构的关系是兄弟关系，它们同属于同一个母公司。这种兄弟关系的混业经营，能通过业务的协同，来实现银行与其它金融机构利益共享，但不能直接从其它金融机构中取得利润，只能通过业务关系或关联交易来实现。这种模式不违背现行我国的立法，可以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先行运作。因为严格讲，现行立法只从业务和机构两方面规定银行证券分业，即银行业务上不得从事信托和股票，机构上不得投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即商业银行不能通过投资或控股方式成立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但并没有禁止银行与证券机构为同一公司控股或持有。在取得经验后，我国可以进一步考虑混业经营的其他模式选择。

(二)我国是否应该实行一元化监管

随着我国混业经营的推广，监管机构必须做出回应，做出适当的变革，以有效管理业务多元化的金融集团，使之安全、健康、稳健的经营，进而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与发展。

当前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已经建立监管联席会议制度，以充分发挥金融监管部门职能作用，交流监管信息，增强监管合力，提高监管效率，及时解决分业监管中的政策协调问题。监管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银行、证券和保险监管中的有关重大问题；协调银行、证券、保险业务创新及其监管问题；协调银行、证券、保险对外开放及监管政策；交流有关监管信息等。联席会议可根据某一监管方的提议不定期召开，三方联席会议成员轮流担任会议召集人。三方监管部门将按照会议议定的事项，协调有关监管政策。应该讲，这是我国暂时不作立法修改，保留现行多元监管体制的情况下不失为可行的办法。今后，随着我国混业体制的建立发展，可以考虑借鉴当前国外一元化监管模式。

(三)我国的交易所是否应该改制

为了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国际上各主要证券市场正在进行组织模式上的创新。其一、全球部分交易所之间出现了合并与联盟趋势；其二、交易所股份化，即交易所从会员制改制为公司制。国际证券交易所的变革归结到一点，就是如何适应国际竞争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证券交易所的持续竞争力，以巩固其在金融市场资源上的占有率。

相比之下，我国现在的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只有十年历史，规模实力较小；而且我国证券交易所具有明显“官办”色彩，目前交易所总经理、副总经理均由证监会任免。因此，为迎接中国加入WTO，积极参与国际证券市场的激烈竞争，对外实施强强联合战略，对内进行更加市场化的改革，应该考虑将来对交易所进行公司制改造与上市，证交所的上市是证交所加强竞争力的最有效手段。在此基础上，证交所脱离监管机构直接的控制管理，具有独立发展创新的能力，并与政府的监管划清界限，以有效组织实施自律管理。

中国入世范文篇5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入世后，我国应全面履行WTO法律体系中《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GATS的金融服务附录》、《有关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书协议扩以及《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等调整证券业和证券市场的协定。因此，当前我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立法取向也应顺应WT0的要求做出相应调整，以稳步推进我国证券市场的自由化、国际化。

一、证券监管变革的主要内容

(一)混业体制的回归

(二)单一监管机构的设立

(三)交易所的革命

二、对中国的启示

(一)我国是否应该回归混业经营

(二)我国是否应该实行一元化监管

(三)我国的交易所是否应该改制

中国入世范文篇6

关键词：证券证券监管

从1990年l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算起，中国证券市场重建已有十年。1999年7月1日我国《证券法》生效，确立了新的监管体制。新的体制具有三个特点：(1)分业经营、分业管理，(2)证监会集中统一监管，(3)政府管理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由于市场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我国现行证券监管实际上反映了早期西方立法监管的经验，对当前证券监管的新变革尚未跟进反映。

一、证券监管变革的主要内容

(一)混业体制的回归

(二)单一监管机构的设立

(三)交易所的革命

二、对中国的启示

(一)我国是否应该回归混业经营

(二)我国是否应该实行一元化监管

(三)我国的交易所是否应该改制

中国入世范文篇7

一、收益

(一)引进竞争机制外资银行具有充足的资金实力和先进管理经验和服务技术，高水平的服务效率和卓越的商业信誉，必然对中国银行业产生强大的竞争压力。外部竞争力量的引进，有利于推动中国银行业素质和各方面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推动中国银行业改革和服务现代化的进程。

(二)增加外部资金进入渠道外资银行的进入增加了外部资金进入中国的渠道，为中国境内企业、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增加新的融资渠道。到1999年8月底，中国批准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已达到33.55万家，已开业的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0万家。毫无疑问，如此众多的外商投资企业，如果单靠几家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很难满足其数额巨大的金融需求。

(三)有利于中资银行扩展海外业务根据WTO互惠原则，在允许大量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同时，中资银行开展海外业务将会较少受到市场准入的限制，这就为国内经营状况良好的一些商业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争取更广泛的生存空间创造了条件。

(四)改变中资银行税负不利地位目前外资银行与内资银行之间的不平等竞争，突出表现在税收负担水平相差过大。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可享受免征或减征营业税、所得税等税收优惠。由于外资金融机构享受着众多的税收优惠，因而极大地削弱了中资银行的竞争力。中国加入WTO后，内外资银行的税负水平将会统一，使内资银行能够与外资银行进行平等的业务竞争。

(五)促进向国际惯例接轨加入WTO，意味着中国银行业将全面融入国际金融市场，中国银行业必须遵循国际银行业经营管理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要按照国际银行业经营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惯例来运作，特别是要根据以巴塞尔协议为准则的国际银行业有效监管原则及标准和方法进行经营管理。这必然迫使中国的银行业加快实施全面的风险管理、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机制。同时，促使中央银行推进全方位和规范化的监管、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二、成本

(一)银行业市场份额的损失预计在中国加入WTO五年之后：外资银行的外币存款和人民币存款的市场份额将分别上升到15％和10％左右；外资银行的外币贷款市场份额可超过1/3，人民币贷款市场份额将达到15％左右；外资银行中间业务的市场份额很有可能超过50％；外资银行将获得绝大部分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以及投资银行业务的市场份额。预计在中国加入WTO十年之后，从整体上来看，外资银行将占有1/3左有的银行业市场份额。

(二)削弱赢利能力伴随着中资银行市场份额的缩小和优质客户的减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将丧失很大部分的赢利业务和赢利区域，极有可能进入亏损状态。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不仅历史包袱沉重，而且在开展新业务时必须顾及国家利益，因此不赢利业务在中资银行中占有相当比重。虽然目前外资银行的许多银行业务市场份额都还不占优势，但其业务基本上都是赢利业务。这将导致中资银行的不赢利业务比例上升，使中资银行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三)影响中资银行的流动性中国加入WTO之后，随着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银行业市场，外资银行将逐渐分流中资银行的资金来源，从而影响中资银行的流动性。在中资银行存在流动性被大量不良资产侵蚀的情况下，如果外资银行大规模进入并且扩大吸收国内居民与企业持有的外币和人民币存款，必然对中资银行的流动性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甚至会影响中资银行的生存。

(四)金融风险监管面临严峻考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由于中国金融监管水平较低、监管工作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如果对外资银行在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监管不力，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大金融体系风险。目前，在中国境内的一些外资银行存在的问题有：多存少贷，将其在境内吸收的外汇资金调往境外套汇和套利；转移利润，逃避中国税收；违规经营，少交存款准备金；利用非价格手段，进行不公平竞争，采用如回扣等手法与国有银行争揽业务和客户、争夺市场，采用高薪等优厚条件从国有银行挖走人才等。（2）在追求高额利润的动机驱动之下，外资银行将其业务的重点集中在成本低、风险小、收益高的中间业务方面，特别是国际结算业务，在这些方面与国有银行展开激烈竞争，而对那些中国经济建设中急需资金支持的项目则不屑一顾。外资银行的这种经营活动将风险转嫁给中资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金融业的风险。（3）外资银行大规模进入后，随着银行结构的复杂化以及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而使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和系统性风险进一步增加，对这一体系的监管将变得更为困难，谨慎性监管成本将大幅度增加。

(五)加大金融宏观调控难度首先，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加大。由于外资银行可以通过从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资金来抵制货币政策的影响，从而弱化货币政策的效应。而且，外资银行进入中国货币市场可能强化国际金融市场波动传导机制，将进一步加大中央银行的调控难度。其次，对资本流动风险控制的难度增加。由于外资银行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低成本融资，中国加入WTO之后将逐步取消对外资银行经营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的客户限制，中国的各类企业都可通过外资银行融资，这就意味着本币与外币的融通、国际资本的流出入将更加频繁，因此中央银行对资本流动风险控制的难度加大。再次，将增加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不确定因素。在中国金融业监管措施尚不够严密和完善的情况下(据估计近年来每年约有上百亿美元的资本通过各种途径外逃)，当人民币汇率出现波动时，持有大量人民币资产的外资银行将是一个十分不确定的因素，有可能推波助澜，加剧汇率波动，影响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

三、五年过渡期

从长远来看，加入WTO对于中国的银行业来说将是净收益，即收益大于成本或利大于弊。但是，从短期来看、甚至从中期来看，加入WTO对于中国的银行业来说可能是成本大于收益即弊大于利。中国银行业必须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充分利用短暂而十分宝贵的5年过渡期，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自身改造、彻底改善商业银行的运营环境、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一)建立健全国有现代商业银行中国银行业属于“幼稚行业”。国有商业银行虽已有20年的历史，但商业化经营经验不足十年。加入WTO后，中国银行业面临的大多是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型外资银行的竞争，以“十年”应对“百年”，中国银行业面临的竞争是“敌强我弱”的恶性竞争。为此中国银行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必须进行改革与完善。①加强自身改革与完善。首先，健全商业银行的治理组织结构，完善监事会和股东大会、董事会监督下的行长负责制。加强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完善内部稽核与监察体制、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制度、贷款审贷分离和贷款担保抵押制度、信贷资产质量管理责任制度等。其次，按市场规律和谨慎会计等原则反映商业银行有效资产，参照国际惯例，结合中国实际，完善现行信贷资产分类和考核办法，按照贷款风险五级分类方法，改革现行呆账准备金提取和核销制度等。再次，按照精减、高效原则，精减分支机构的同时精减人员。合并国有商业银行省会城市分行，撤销地市重复设置的分支行，精减业务量小、长期亏损的县市支行及营业网点。鼓励商业银行之间交叉合并、收购、重组分支机构。第四，改革和完善符合商业银行特点的干部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建立统一、严格的财务会计、统计报表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未来中外银行的竞争中，中资银行间的业务合作十分重要，如果对外业务处理基本达成同一口径，不仅可增强竞争力，还可以节约成本。在统一口径对外方面，日本银行业表现非常突出，形成整体合力，增强了影响力。另外，香港和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实行的“银行公会”制度值得借鉴。可通过这一制度，在中资银行间以协议形式达成某些共同准则、防止不公平竞争，协调解决部分银行间的业务矛盾，增强中国银行业的整体实力。②改善运营环境。改善中国银行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运营环境，包括许多内容，但最紧迫、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快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进程。目前在世界范围内金融资产的增长远远超过国民收入、财政收入的增长，如果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继续维持国有独资组织形式，其资本充足率不仅得不到提高，甚至将会进一步下降。解决国有银行资本金不足问题，无非三条途径，一是由财政继续注资，但近期来看可能性不大；二是通过商业银行发行债券，但受巴塞尔协议有关条文的限制，不可能随意发行；看来只有实施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实行产权多元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金不足问题。另外，产权多元化之后，外部监督加强。现行的各项管理制度才能发挥效益。

第二，加快商业银行实施全能化步伐。与西方主要国家全能银行的业务范围相比，中国商业银行的业务活动局限在相当狭小的范围之内，这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了其赢利能力和竞争力的提高。因此，必须尽快放宽对中国商业银行业务经营范围的限制，除了逐步允许商业银行从事各项投资银行业务外，还应当考虑允许国有商业银行进入保险领域。

第三，减轻国有商业银行负担。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国有商业银行不再承担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职责，由中央银行完全承担；二是国有商业银行承担的政策性业务全部交由各家政策性银行承担；三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完全按照商业化原则进行，商业银行在贷款和投资上应有完全自主权，在机构设置方面的限制也应放宽。

第四，彻底解决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问题。美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比率仅为0.6796，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比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在它的几十倍以上。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主要是由自身无法控制的政策性因素造成。为此，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AMC以平价形式，并主要依靠冲销国有银行对中央银行再贷款的方式来置换国有银行剥离出去的不良债权；二是按照十五届四中全会的要求，为配合对国有企业增资减债，财政部应尽快落实扩大国有银行呆帐准备金的打消规模，应当在五年内基本打消所有呆帐。

第五，落实商业银行经营活动自主权。要真正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赋予商业银行经营的自主权，商业银行除了拥有业务经营和自主权以外，还必须拥有工资、人事方面的自主权。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在用人方面存在很大局限性。尽管国有商业银行虽然名义上是企业，但工资、奖金的发放办法受到严格限制。

第六，完善中央银行监管体系。需要特别注重以下几个方面：在监管内容上必须将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与违规经营区别开来；在监督方式上，以合规性监管和非现场检查为主：在监管效率上，应有明确的时限要求；在监管力度上，真正遵循国民待遇原则，对中、外资银行一视同仁。

(二)有效监管外资银行追求高额利润、或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这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最根本的决定性动机。除此之外，外资银行还存在着开拓外国市场、分散风险，以及全球战略等动机。问题在于如何将外资银行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为此必须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可考虑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第一，尽快完善外资银行管理法规。199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加强外资银行外部审计工作的通知》，目的在于从业务审计方面对外资银行的经营活动加以规范。但是，目前中国还没有完整的《外资银行法》，显然不利于全面规范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业务经营活动。

第二，控制外资银行进入速度。许多国家都采用适当控制外资银行来源国分布、总数以及每家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数量的方法、从而确保本国银行在银行体系中的份额，以防止外资银行对其国内金融市场的垄断经营或控制。例如希腊、韩国、墨西哥、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土耳其等都对外国银行设立分支机构有严格限制。中国台湾省每年准入的外资银行仅2-3个。美国制定的综合监管标准(CCS)十分严格，许多外资银行都被拒之门外。中国应当借鉴国外对外资银行进入的准入条件和监管措施，控制外资银行的进入速度。对外资银行的审批速度要适当，掌握节拍，避免外资银行在短时间内大量涌入。

第三，适当控制外资银行扩张速度。通过对外资银行资产规模和经营业绩等方面提出要求进而实行有效监管，达到适当控制外资银行扩张速度的目的，这是西方一些国家通常采用的措施。以加拿大为例，其银行法规定，所有外国银行总资产占国内银行总资产的比率不得超过8％，或总资产的数量不得超过110亿加元。在对外资银行机构监管上，按照美国《国际银行法＞的要求，在美国联邦注册的外国银行分行和处须将一定数量的资金以现金和合格证券的方式存放在指定的存款银行，该资金须不少于分行或处负债的5％，或与当地联合注册的银行等同的资本金。香港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采用银行经营牌照制度，通过设置各类等级的牌照来控制从事不同业务经营范围的外资银行的数量和规模，等等。对此中国有必要加以借鉴，以适当控制外资银行的扩张速度。

第四，引导外资银行向不发达地区发展。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区性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国有商业银行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外资银行在取得国民待遇之后，国有商业银行则仍需承担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义务。国有商业银行的负担相对加重。为此应当参照国外做法采取一些优惠措施鼓励外资银行进入不发达地区，以便使外资银行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第五，鼓励外资银行参与处置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目前中国的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存在着较大风险，支付问题不断发生。通过引进外资银行购并中国的中小金融机构，很可能是一条有效途径，可采用入股、重组和收购等多种方式来进行。目前中国正在通过债转股方式处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其中会涉及大量的不良资产出售，外资银行将是重要的投资者之一，具体参与办法可以考虑两种方式：一种是将AMC持有股权直接出售给外资银行；一种是AMC通过一定比例的折扣，发行抵押债券，出售给外资银行。“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中国入世范文篇8

一、收益

二、成本

三、五年过渡期

中国入世范文篇9

国际贸易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论”。

人们普遍认为，居于经济学主流地位的“自由贸易”思想，是以静态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而主张国家保护的德国历史学派才主张“培养动态比较利益”。实际恰恰相反：比较优势或者比较利益，从来就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不存在什么“静态比较利益”。只不过在具体问题上，人们一般要从现实存在的比较优势出发，并且有意无意地，主动被动地，把它长期化，固定化而已。

在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论”中，就承认比较利益的动态性。他把绝对优势分为两大类，第一是自然优势，第二是“获得性优势”，指工业发展所取得的经济条件，二者结合构成一个国家在生产和出口某种产品上具有的劳动生产力的绝对优势。获得性优势包括资本和技术因素的作用，因此绝对优势应该是动态的。（杨圣明等，1999）李加图的“相对比较优势论”证明了，生产力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可以根据相对优势进行交换，双方获利。

h―o―s模型以资源禀赋理论为基础指出，一个国家应出口那些密集使用其丰富要素的产品，进口那些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通过国际自由贸易可以使生产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可以促使“要素价格均等化”，并影响产业布局，这当然是动态变化的过程。

里昂惕夫发现美国进口资本密集产品而出口劳动密集产品，与美国资本充裕而劳动稀缺的现实不符。对里昂惕夫悖论的解释是：美国熟练劳动比较充裕，所以出口大量熟练劳动型的产品，这可能是最初的“人力资本”概念，这就使比较优势更加显示其动态性----熟练劳动和人力资本，都是后天培养并可较快形成的。

在微观理论方面体现比较优势动态性的，是产品寿命周期理论。处于创新期的新产品，实际上是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进入发展期即变成技术资本密集型；

进入成熟期变成资本与熟练劳动密集型；进入衰退期基本成为成为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地也随着寿命周期变化而从技术创新的国家向其他国家转移，决定了国际贸易的走向。

巴拉萨在1979年提出外贸优势转移假说，假设各国外贸结构和比较优势会随生产要素积累状况而迅速改变。他把世界分为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中国印度东盟，等各个阶梯，比较优势可以逐级替代。他的动态产业升级国际分工模式与东亚地区的“雁形发展模式”相似，强调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和某种生产要素快速积累之间的动态联系。

但实证分析证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难以升级。于是，争论就转到了：如果市场经济不能够自动促进比较优势升级，那么国家保护是否能够促进？或许，效果更坏？----这才是“经济自由主义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争论的焦点。

比较利益理论的应用，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自由贸易论者主张以现存比较利益进行国际分工，代表的是发达国家，特别是处于世界经济领导地位的“霸主”的利益，他们有意识地淡化比较优势的动态性；保护主义者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特别是那些具有发展潜力和欲望的，处于赶超发达国家时期的，发展中大国的利益，所以强调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并且进一步主张国家保护幼稚工业，因为所谓“国际市场经济”，已经被发达国家控制而不利于新的参与者。发展中国家需要依靠国家力量，以关税或进口配额作为工业化起步的暂时措施；而依靠市场力量，则根本无法实现比较优势的升级。

历史的进程和逻辑基本一致。

历史上4个最大的市场经济国家，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工业化进程的，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以死刑禁止丝绸和纺织品的进口，美国在20世纪20---40年代，关税平均为40%，在1932----1933年甚至高达60%。日本战后的迅速复兴，是由于美国的优惠关税政策，美国允许日本的关税率在15%以上，而美国对日本的关税只有5%。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运用动态比较利益理论，提出“产业结构论”，主张国家扶植需求弹性高，能够促进社会生产率提高的产业，即重化工业，获得成功。旧中国工业发展不起来，除去日本侵略因素，主要就是帝国主义强迫中国把关税降低到5%，从而无法保护民族产业。

战后初期，发展中国家盛行保护主义，70年代以后因为效果不佳，自由贸易理论占了绝对的优势。

自由贸易理论的基本理论模型证明，自由贸易可以避免保护政策所带来的效率损失，消除生产和消费扭曲，并产生额外的收益。作为一个无法影响国外出口价格的小国，关税会扭曲生产者和消费者行为的经济动因，自由贸易可以消除扭曲并增加整个社会福利。据估计，贸易保护的成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如下：巴西9。5%（1966），菲律宾5。。2%（1978），美国0．26%（1983）。

小国和发展中国家从自由贸易中获得额外的收益，第一是规模经济，阿根廷由于限制汽车进口，在1964年有13家汽车厂，生产16。6万辆汽车，而一个有效率的汽车厂年产量应该在8-----20万辆之间。第二是为企业家提供了更多的学习革新机会，发现出口机会。第三，非自由贸易的任何政策，最终都会被政治决策过程所扭曲，利益集团会控制政策，在有政治影响的部门中进行收入再分配。

主张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根据是国内市场失灵论：生产者剩余不能正确衡量成本与收益，原因是国内市场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如结构性失业，资本不能向高回报部门迅速转移，新兴行业的技术外溢。次优理论认为，如果某一市场不能正常运转，那么政府对其它市场的不干预政策不再是最优选择；如果某种产品的生产能产生除生产者剩余以外的边际社会收益，那么征收关税就能够使社会福利得到改善。真正需要保护的幼稚工业应该与一种具体的市场失灵相联系，这种市场失灵使得私有市场不能以应有的速度发展这一产业。有两种情况：

1．不完全资本市场：发展中国家没有一整套金融机构，如有效率的银行和股票市场，使传统部门如农业的储蓄用于新成长部门，如制造业的投资，那么新工业部门的增长将会受到这些工业当前赢利能力的限制，最优政策是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次优政策是以保护提高其利润，使这些工业更快成长。

2．无偿占用：新产业的先驱者必须支付起步成本，并且创造出有形产品以外的无形利益，如知识和新市场，政府应该补偿这部分无形贡献。

自由贸易论者对于保护主义的批评是：

第一，国内市场的失灵应该以国内政策来纠正问题产生的根源，对生产者的补贴比征收关税效果更好，间接的政策会导致社会其他部分行为的扭曲，使用贸易政策处理国内市场失灵只是次优，不是最优。

第二，进口替代会恶化二元结构。在欠发达国家，资本密集，高工资的现代化部门，与非常贫穷的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称为“经济二元化”，这是市场失灵的表现。制造业每个工人的产值比其它部门高得多，商品价格比农产品高几倍，工资比农民多10倍，资本密集度比农业高得多，但是工业部门的资本回报率很低。如果经济能够把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可以增加产值，对制造业的关税保护可以从上述“工资差别论”中得到支持。1970年哈里斯和托达罗指出，制造业吸收一个农民，可能导致更多的农民离开农业，增加城市失业。自由贸易论进一步指出，制造业的高工资是进口替代下，免受外国竞争的工业中工会垄断造成的，自由贸易会降低工业工资，提高农业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