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范文10篇

中国传统范文篇1

关键词：文化视角;传统政治;政治哲学;综合创新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就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作为重要的研究领域，究其原因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政治变革的推动，另一方面为了响应世界格局不得不对国内经济、文化与政治进行体制的探索与改革。社会政治的变革必然会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并对新的政治思想与体制进行分析和探索。因此，政治哲学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当今时代的热门研究领域，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由于受到学科领域的限制,自建国以来学术界主要通过史学、哲学以及政治学三个学科对其进行研究与探索。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与中国社会的稳步发展，近几年来大批学者开始尝试从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角度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进行研究，这充分体现了学术研究的多元化，同时也暴露了各学科之间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局限与隔阂，使各学科的研究成果无法进行有效的交流，更无法将研究力量集中于一点，从而减缓了研究速度影响了研究效果。因此，我们从文化视角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进行具体研究，同时，对现有的研究原则与前提进行必要的检讨与反省，为学术界达成共识提供理论基础，对各学科之间的学术交流起着积极的推进作用。

一、中国传统政治的本质探析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从理论上讲，就是对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研究，因此，对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认知与把握就成为了学术界首先要攻克的难题。政治是人类文明的体现，也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人类发展到一定时期时就会出现社会和国家，同时伴随着国家的产生，就会出现权利纷争与资源不均等分配等问题。于是，通过战争或协商就会出现各种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人类固有的权利。政治实践在社会活动中是十分复杂的过程，由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地域化差异，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政治制度，虽然我们一直在不断的进行着社会文明的探索与政治制度的研究，但直到今天，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我们仍没有对国家、权利以及政治的起源给出确切的研究结果。当然，这也受到了不同地域、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不同习俗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宗教与习俗的起源一直以来都是广大学者难以攻克的难题，所以我们对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的研究一直都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目前，从我国各学科各自为战的研究现状来看，其研究结果都是对传统政治哲学片面的认知，研究的方向也只局限于某一层次或某一方面，从而加大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政治本质的认知与把握难度。例如，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研究，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其研究的侧重点也不同，有的集中研究政治制度的构建，有的则侧重于弘扬传统文化，还有的对意识形态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由于大家出发点不同，侧重点的研究结果各持己见，导致社会各界对传统社会政治本质的认知与把握程度不尽相同，进而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范围、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的理解和认识。但是，从研究对象角度来看，尽管目前的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其并不影响传统的社会政治成为共同的研究对象，也不影响对传统政治进行哲学分析。中国传统政治是一个相对复杂的多过程，其研究内容包括了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活动与意识形态四个方面。另外，传统的政治制度又与宗教、信仰、习俗等密切相关。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简单来说，就是对相关的传统政治进行必要的哲学分析。从哲学的角度对传统政治的四项基本内容进行深入的剖析与探索，进而达到现实政治构建的目的。所以，要想达到预期的研究效果，必须将哲学、史学、政治学等学科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机构，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具有学科交叉性。我们对传统政治本质进行探索的过程中，需要且必须通过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对其基本内容进行研究，这就要求广大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中走出来，并清晰的认识到各自学科中研究成果的局限性，进而广泛的学习和接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当今时代，我们在对传统政治本质进行探索的同时，应当从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等方面为出发点，运用合理的哲学手段进行分析，虽然会产生不同意见和判断，但是，由于研究目标的一致性，最终会将其融汇到现实政治构建中来。所以，从文化视角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进行研究，应当首先研究传统政治的本质，而对传统政治的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对传统政治进行全方位的把握，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传统政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对传统政治本质的探讨来指导文化视角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

二、文化视角下的政治哲学解读

（一）政治文化因素对政治制度的影响。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政治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往往将“品德”、“性格”、“意愿”等政治文化因素视为影响传统政治现实构建的一个重要条件，尽管广大学者们的研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影响文化视角下的传统政治哲学分析。著名文学家、哲学家、诗人亚里士多德用犀利的语言指出:“一个国家的一种政治体制要想达到预期的管理效果，实现长治久安的终极目的，就必须让全国各族人民参与进来并有支持它存在的意愿。”著名史学家孟德斯鸠曾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对古罗马帝国的的兴盛与衰败的原因进行了专门研究，他在研究中指出“罗马帝国的盛衰完全取决于罗马公民的品德。”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对政治文化进行探讨中指出:“政治体制的建立与实施必须要以政治文化作为支撑，否则新的政治体制很难得到推行与发展。”在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时，梁启超清楚地认识到:“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中国近代文学的伟大领导者鲁迅曾经说过：“不提高百姓的政治文化基础与意识，任何政治制度均难以推行与实施。”以上这些思想意识的陈述并不是在解释传统政治的演进过程，而是在强调政治文化的重要性，政治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推行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这些思想也为我们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方向和依据，并对学者们的研究给与重要启示：政治文化决定着政治制度的成败。（二）全面认识和把握中国传统政治的本质是准确判断和认知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关键。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是一个相对复杂且繁琐的过程，对中国传统政治的本质进行有效的认识与把握，是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与前提。因此，在近百年的学术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研究结果，学者们将西方文化作为参照依据，以各自的思想认知为基础，得出自我的价值判断与文化观念。但是，由于各持己见的研究态度，导致至今在研究成果上仍未能达成清晰有效的共识，大量观点的提出使人眼花缭乱，不同的研究方法与标准使我们始终不能走进自己的古老文明中，只是在笼统片面地进行着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但在当今崇尚文明的社会中，我们却无法深刻地认知自身的发展历程，这在一定程度上一定会影响现实社会的政治改革进程。对我们原有的历史与文化进行好坏的评价与区分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硬性地将其作为研究标注，那么必然会产生情绪化的研究结果，片面而执着地坚持自己的研究成果最终会导致我们对历史文化以及政治哲学的研究失准，产生矛盾对立的观念，不利于在文化视角下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从文化视角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进行研究分析，需要站在不同的文化层面与角度上对传统社会政治本质进行判断和认知。

三、文化的创新推动社会政治的发展和进步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今天的中国政治制度，是我们党几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达成的共识，也是我们党几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结晶。我们不光在传统政治方面进行了“综合创新”，在文化建设方面“综合创新”也已经成为主流观念。综合创新中的“综合”，并不是将古今中外的文化以及政治精华相加到一起，而是要通过基本精神的领会，再加之现实社会政治与文化面前加以融会贯通。所以，我们所说的综合创新，并不仅仅是文化发展中的创新，更是传统政治哲学的发展与创新，是政治理论体系的建构，是实现现实构建的手段，其关键点在于对研究对象的深入理解与把握。在中国特有的文化环境与历史环境影响下，我国社会政治与政治文化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整体是我们进行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真正对象。在多元的文化视角下，以自我反省的方式来实现现实的政治构建，并对现实中的矛盾与冲突进行诠释与反思。综上分析带给我们的启示，从文化视角研究传统政治哲学，需要对外来文化以及外来的政治传统进行深入的理解，并加以融汇贯通，需要将传统政治放到与之相对应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中来进行具体的诠释。通过文化习俗的综合创新来带动传统政治的创新，从而更好地为文化视角下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服务，以此来衡量文化中的历史传统，包括政治文明的发展视角。另外，我们要对自身拥有的传统政治活动和思想进行深刻的反思，尝试着将其融入到世界人类文明发展史中，而不是仅仅从百年来的近现代历史来俯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我们要全面地把传统社会政治制度与其政治活动、意识形态、政治思想等共同融会为一体的传统政治现实作为研究的对象，而不是片面地截取某一具体的视角作为传统政治的代表与象征。我们还要对马克思主义等政治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为我国的历史文化发展提供新的指导思想，从而达到通过综合创新来建构今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政治文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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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范文篇2

关键词：传统美术作品；和谐；美学；因素

一、中国传统美术作品的美学基础

艺术的精髓在于所承载传递的人类文明，艺术的真谛在于求美，而美是和谐。中国艺术的和谐与理性精神是各种美术作品的美学基础。中国文化最高的境界是“和”，对“和”的追求是艺术家通过对中国文化“和”的基本精神的体会并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任何一种艺术创作行为都有着潜在的审美哲学基础，美术创作也不例外。纵观美术发展的历史，无论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各个时期的哲学思潮都推动着美术的发展，美术作品像镜子一样展现了各个时代的特征，同时美术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更加丰富。美术作品能够以丰富的形象、深刻的内涵反映生动感人的社会生活，折射出作者的哲学观念、审美情趣和伦理道德，反映哲学社会科学等其他领域提出的和谐理念、和谐精神，在很短的时间内影响读者和观众，在潜移默化之中引领和启迪人们的思想，陶冶和激励人们的精神，塑造和培育人们的品格。受古代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美术作品所依存的美学基础很早就有了儒道思想的烙印。以中国山水画为例，山水画诞生的时代正是道家的玄学理论风靡四方的时候。道家的“重心略物”思想奠定了中国山水画甚至整个中国艺术的重表现而略再现的美学观念和基础。这不但体现在绘画上，甚至作诗为文也将天人之间的灵犀相通视为创作的最高境界。因此在中国山水画里没有必要去探究画面所描绘的是哪个地方，试图寻找作者的视角以及作画立足点的做法也都是对中国山水画的误解。因为这不是中国画的特点，中国山水画家讲究的就是要做到心中容纳天地万物，吞吐自如、来去无阻。

美术创作的思维活动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从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到发现其中的美好现象。

2.内心视象的酝酿。

3.审美意象的形成。

在这三个环节中，创作者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到美的发现，是创作前的准备阶段，感性认识在这个阶段发生着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一切认识都要从实践开始，都要从感觉开始。就美术创作的思维过程而言，其功能是把外部的客观事实向创作主体的内部意识转化，转化的全过程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认识过程，又是一次完整的美术创作活动的实践过程。中国画讲究天人合一、心有万象、天马行空的创作方法最能够体现出这种转化过程。笔墨里渗透的是作者对人生的认识和感触，自然景物只是作者对人生的反思和认识的一种载体，他们的笔墨情趣并不受外界自然的束缚。中国画追求的是神似，笔下的山水往往是似曾相识，与现实中的山水有较大差距。中国画对形象的塑造是为了作者的抒情达意，所以中国画家敢于舍弃对象外在的形态，敢于为了强化作者感情的表达而进行一些恰到好处的艺术夸张。

二、中国传统美术作品中的和谐思想

(一)人与自然和谐的典范——中国山水画

山水画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中国山水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审美情趣以及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不但展现了丰富多彩的自然美，更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自然观与社会审美意识的有机统一。从构图角度看，中国画的画面布局除紧密结合所描述内容的自然位置之外，还讲求平面布局中的色、线、形的变化对比与呼应，讲求虚实、疏密、开合、起伏、繁简、聚散的相生相应。从介质角度看，讲求笔墨是中国画的另一特点，所谓笔墨并不是用具材料上的笔墨，而是作者传情达意的的一种艺术技巧。创作中国画一般使用最富于弹力的毛笔，介质选择了对笔触水分的变化反应最为灵敏的宣纸，充分体现出中国画笔墨变幻无穷、形意和谐的特点。从创作手法看，中国山水画家把笔法看成了艺术创作中最重要的艺术技巧，其目的就是以不同的笔法墨法描画不同的形象，以更好地表现创作者的情感与想法。同时也为了区分主次，创作性地将个性化的构图、装饰化的手法巧妙结合在一起，决不拘泥于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二)人与社会的和谐——农村年画

年画是我国农村特有的传统民间美术形式，是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它植根于民间，土生土长，集中了劳动人民的艺术才能和勤劳智慧，凝结了广大劳动人民淳朴的思想感情，以通俗的绘画语言表达了人们喜庆的审美情趣，长期以来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点。在表现手法上，年画通过概括、象征、寓意和浪漫主义手法来体现主题，构图完整、饱满、匀称，造型夸张、粗壮、朴实；线条简练，挺拔流畅；色彩艳丽，对比强烈，富有装饰性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许多耕织图，将各种人物、动物、风景等打破时空局限，大小疏密、穿插布局，画面整体完整、气氛活跃、生动而不杂乱。大幅全景式的年画常采用鸟瞰式构图，画面有众多的人物、景物和情节，气势宏伟壮观，结构庞大复杂。这种产生于人民大众中间的美术形式以丰富的内容、风格和样式表达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了民众朴素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要求，达到了和谐统一的艺术境界，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人与社会共同进步的和谐景象。

(三)人与人的和谐——民间美术

中国民间美术种类繁多，文化内涵深厚，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美术种类，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精髓之一。除了前文提到的年画外，还有剪纸、风筝、玩具、刺绣等，这些艺术作品中无一例外地都含有美术的元素。民间美术是劳动人民为满足精神生活需要而进行的一种朴素的、自由的表意创造，存在于劳动群众生活的衣、食、住、行、用等各方面，其作品质朴纯真地倾注着人民群众个人的感情信仰和随心所欲的个性，具有信手拈来的随意性艺术特点。在民间，这些形式活泼、内涵丰富的小工艺品经常作为心意的载体在人与人之间传递、交流，增进了人们之间的感情，促进了人际关系的和睦发展。另一方面，民间美术所透漏出来的是中国古老的哲学思想，即推崇阴阳调和、刚柔相济、物极必反、相生相克的周而复始的分合哲理。因此在生死凶吉、道德美丑、得与失等观念上，都讲转化与联系，以乐观态度、平常之心看待未来与客观世界，以此来借物寄情，歌颂生命，传送情爱，交流情感等，这本身就体现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情感。

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美术由封闭走向了开放，由单一走向了多元。在这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里，中国美术面临的是比以往更为开放的社会环境，虽然在经济发展中艺术受到商品化的巨大冲击，但经济成分的多样性也使中国美术的表现形式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格局。除了美术作品之外，文学艺术的其他表现形式如书法、摄影、电影电视等都可以从不同方面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展示和谐理念、和谐思想、和谐精神。最典型的莫过于名为“篆书之美”的北京2008年奥运会体育图标了。该作品以篆字笔画为基本形式，融合了中国古代甲骨文、金文等文字的象形意趣和现代图形的简化特征，符合体育图标易识别、易记忆、易使用的要求。由于对“拓片”这个典型的中国传统艺术形式本身具有的强烈的黑白对比效果的巧妙运用，北京奥运会体育图标显示出了鲜明的运动特征、优雅的运动美感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达到了“形”与“意”的和谐统一。

三、结束语

和谐的文化氛围是和谐社会存在的基础，而文学艺术作品在倡导和谐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民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文学艺术更应该发挥其独特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做出积极贡献。文艺繁荣，基础在继承，关键在创新。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我们要在纵向继承和横向整合基础上勇于创新，既要承传延续传统艺术的审美优势和特点，又要努力创造富有时代感的鲜活的内容和形式，实现有艺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艺术的和谐统一。面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伟大号召，我们美术工作者应该积极投身火热的生活，自觉把创作活动扎根于人民生活的沃土，颂扬优秀人物，礼赞传统美德，传播和谐理念，以思想性强、艺术性佳的美术作品，让人们在美的享受中受到鼓舞，在情感的共鸣中得到启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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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范文篇3

摘要：深入解析了中国传统聚落所具有的自然生态特征、景观特征，旨在研究其背后的思想文化根源，希望借此能对现代村镇的建设活动有一定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传统聚落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其间经历了漫长和复杂的蜕变过程，得以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与聚落景观，不仅充分展示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还为人类提供了一个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空间，其内敛、朴实、人性化的特征，均是当代城镇缺失和需要吸收借鉴的地方。

1传统聚落特征分析

1.1自然生态特征

1.1.1尊重自然，因地制宜。传统聚落擅长利用地形、地物，故而聚落多因地制宜，空间布局不拘形式，格局自由，由此成就了顺应山势的山地城镇、临水跨溪的沿江城镇，这一独特的聚落景观。石柱西沱就是山地城镇的典型代表，整个城镇顺应山势，从江边垂直向上攀岩，建筑亦沿千步云梯爬沿而建，整个城镇契合地形高低起伏，与自然完美结合。

1.1.2契合环境，彰显人性。传统聚落十分重视对周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利用，借助聚落选址、空间布局、建筑形制以及建筑材料等与地方环境紧密衔接，求得和谐统一。如我国南方地区建筑普遍小巧宜人、姿态轻盈，屋檐出挑深远，不仅适应了多雨、炎热的气候特点，也与南方人细腻、内敛的个性特征相得益彰，展示出聚落人性化的特点。

1.1.3效法自然，浑然天成。传统聚落在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习俗，故而聚落多就地取材，巧用自然。如西南山区，盛产石材、木材等资源，故而城镇多以干阑式木结构和羌族石砌建筑群为主；闽西、闽南等地，由于采石用土较为方便，于是呈现出大批方形或圆形的土楼建筑群。由于受资源条件的制约，各地表现出不同的地域风格，但均与自然环境紧密衔接，表现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大有“宛若天生、浑然天成”之感。

1.1.4路即轴线，尺度宜人。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多变，城镇布局契合地形、地貌多采取曲轴线处理的手法，即不强求一律，不和自然争强弱，街道随地势随弯就弯，遇转则转，成为城镇发展的主要轴线，城镇亦沿道路两侧展开布局；城镇规模也由于受地形、交通方式、生产活动、土地供给能力和农业耕作半径等因素制约，规模相对较小，故而聚落尺度宜人，空间环境亲切、舒适。

1.1.5独立、完整的人工生态系统。传统聚落常选址于冬季风小且日照多，夏季有凉爽山谷风、河风，近水源之地，且多规划布置于河岸的凸起地段，这一地区不仅可避开河水的冲刷，还会因泥沙的不断沉积扩大聚落可耕、可居的场所面积；并通过与周边自然环境的紧密衔接，形成山、水、城三位一体的格局。徽州宏村坐落于雷岗山、左右护山之间，既可挡北风之烈，左右山峰又互成椅角之势，形成极其安全的地理环境；通过水体的引人形成了一个大型的水域—月沼，不仅解决了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消防等用水需求，还极大改善了区域的小气候环境，在真正意义上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工生态系统。

1.2景观特征

1.2.1异彩纷呈的地域景观。传统聚落由于区域地理位置的不同，所受自然条件、地方文化、风土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各异，故而在聚落景观上体现出不同的地域风格。如江南水乡的“小桥、流水、人家”，云南傣族的“芭蕉、竹楼、缅寺”，湘黔侗族的“鼓楼、风水桥”，四川临江聚落的“吊脚楼、坡屋顶”，西北高原的“窑洞”景观等。

1.2.2形胜取意的符号景观。传统聚落为祈求平安、保一方稳定，除十分重视聚落选址，还在聚落形态和空间布局方面大做文章，形成特殊的空间格局。如芙蓉村为期望后代人才辈出，子孙发迹，以“七星八斗”立意构思，整个村落以七颗“星”加以控制，联系东、西、南、北4条道路，构成完整的道路系统；又以“八斗”为中心分别布置村落的公共活动中心和住宅区，并通过流水系统将8个区域沟通串联，构成一幅大型的图案景观。

1.2.3秩序井然的形态景观。传统聚落由于规模小，等级低，加之受地形、地貌等因素制约，更强调尊重自然、因地制宜。受中国尊老爱幼传统习俗和尊卑贵贱等级思想的影响，村落通常以族中长老领地为基准，由内向外自然推进，形成若干个居住组团，且约定俗成村东为长房，村西为次房，由此形成秩序井然、分区明确的聚落组团，展示出一种奇特的形态景观。

1.2.4寓意深远的节点景观。古人十分讲究尊重地形、地物，强调在自然中寻求秩序，尤其体现出对特定自然物的崇拜，于重要节点处常保留特定物件或栽种特定植物，以此寄寓整个村落的兴衰祸福，故而受到极大的重视。“风水树”就是其中的一种，云南大理的白族就将大榕树视为生命与吉祥的象征，故而几乎每个村落都种有大榕树，且整个村落以大榕树为中心展开布局，构成整个村落的中心和地标，由此形成村落一大重要的节点景观。

1.2.5色彩斑斓的立面景观。受地形因素制约，聚落多随地形高低起伏，上上下下，人字山花墙面亦层层上叠，且暴露出大量建筑的侧立面，展示出数以百计的方格子，由此呈现出层层叠叠、纵横穿插、错落有致的城镇外轮廓空间，黄白相间的方格子不仅增添了景观的层次感，还极大地丰富了视觉效果，成就了城镇色彩斑斓的立面景观。

2传统聚落的思想文化探源

传统聚落之所以呈现出独特的自然生态特征和景观特征，除了体现出尊重自然、适应自然的结果外，更多地折射出文化的深层次内涵。

2.1生态理念中国传统哲学十分讲究“天人合一”的有机思想，强调把人看作大自然的一部分，故而人类居住的环境特别注重自然山水的保护，强调因借自然，强调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由于枕山可挡冬季寒潮侵袭；面水利于生产、生活、灌溉、行船，又可迎纳夏日凉风，调节区域小气候；坐北朝南可获得充足的日照；良好的植被既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又利于调节小气候，丰富聚落景观，故而传统聚落多选择“枕山面水、坐北朝南、植被茂盛”的地理环境。除了对自然的尊崇，传统聚落还表现出对白然极大的适应能力，各地所具有的不同的聚落景观呈现出不同的建筑形制和空间格局，均是对自然环境的一种主动适应。如四川沿江地区由于山势陡峭，故而城镇只得“吊脚为楼”以节省空间；加之气候炎热，城镇建筑多设天井，并采用出檐深远的坡屋顶，以此达到降温排水的目的。

2.2宗族意识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遵循以父系血缘关系区分嫡庶亲疏的宗族礼制，外化在社会生活秩序的各个方面，物质形态主要体现在聚落空间组织、层次分布、房屋等级等方面，故而聚落多以宗祠为中心，呈“向心式”的空间布局模式。不仅如此，宗祠建筑在建筑形制、建筑体量、建筑材料和建筑色彩等方面，也均与其他建筑存在明显的差异，使其在众多建筑中脱颖而出，成为整个家族的“精神空间”和“引力场”，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由此可以看出，宗族意识不仅在传统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聚落空间和聚落景观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2.3耕读文化“耕为本务，读可荣身”，一直是我国传统农业社会时期的至理名言。由于受自给自足生活观念的影响和儒家理学思想的长期教化，传统聚落多取法自然，尺度宜人，少人工雕琢的痕迹，形成青山绿水、古朴典雅的聚落空间，以此体现“耕者”坦诚、率真、淳厚的胸怀和“读者”崇尚淡泊、潇洒脱俗的个性特征。如楠溪江苍坡村就以“文房四宝”规划布局，其中笔街直指西面笔架山，村东西各开二池为砚池，砚池旁各置一条石，意为墨，方正的村落如同一张白纸，以此寄寓村民“兴文运、出人才”的美好愿望，充分体现出耕读文化对传统聚落规划布局、聚落景观等方面产生的重大影响。

2.4风水理论传统聚落普遍选择有山、有林、有田、有水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且多布局于土地肥沃、人身安全、生活方便、风光优美之所，是理想的趋吉避凶的生活场所。不仅如此，传统聚落还通过对周边地理形制、聚落形态的构建，形成特殊的象征性符号，以此寄寓趋吉避凶、光耀门嵋的愿望。上里古镇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占镇背山面水，后面山势蜿蜒，山脉层层拔高，植被繁茂，若干河流在此汇聚，上里居于河流相交的夹角内，有“财源”汇聚宝地之意，周围18个馒头式的小山环护左右，又兼十八罗汉呵护上里古镇之寓意。又如安徽绩溪县的冯村，不仅村落四周地形环境安定祥和，颇具安全感，而且还将村口处几座护卫的山头命名为狮、蛇、龟、象，最大限度地满足居民的生理和心理需求。

2.5多元文化的融合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有56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各民族杂居在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共同的生活促进了民族间文化与信息的交流与沟通，体现在聚落空间、建筑单体上，即表现为异域建筑风格、建筑形制的相互借鉴和拼接，使得本土建筑风貌被频频打破，出现一幕幕奇特的异域景观。如四川本土的硬山式屋面，受移民文化影响，被植人了“外向、张扬”的峰火山墙，打破了原有“内敛、保守”的个性特征，为其增添了另一番韵味；又如原本兴盛于我国北方的廊坊街，经移民传人南方，与南方多雨炎热的气候特点相得益彰，故而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成为城镇又一道独特的异域景观。

中国传统范文篇4

2．讨喜：新郎与女方家人见面后，应持捧花给房中待嫁这新娘，此时，新娘之女友要故意拦住新郎，可是条件要新郎答应，通常都以红包礼成交。

3．拜别：新娘应叩别父母道别，而新郎仅鞠躬行礼即可。

4．出门：新娘应由一位福份高的女性长辈持竹匾或黑伞护其走至礼车，因为新娘头顶不能见阳光，另一方希望像这位女性长辈一样，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注：准备竹匾，并在上面贴上喜字）

5．礼车：竹匾可置于礼车后盖。

6．敬扇：新娘上礼车前，由一名吉祥之小男孩持扇给新娘（置于茶盘上）新娘则回赠红包答谢。（注：准备一把扎有两个小红包的扇子）

7．不说再见：当所有人离开女方家门时，决不可向女方家人说再见。

8．掷扇：礼车启动后，新娘应将扇子掷到窗外，意谓不将坏性子带到婆家，小男孩将扇子捡起后交给女方家人，女方家人回赠红包答谢。

9．燃炮：礼车离开女方家燃放鞭炮。

10．摸桔子：礼车至男方家，由一位拿着两个桔子的小孩来迎接新人，新娘要轻摸一下桔子，然后赠红包答谢。

11．牵新娘：新娘下车时，应由男方一位有福气之长辈持竹匾顶在新娘头上，并扶持新娘进入大厅。

12．忌踩门槛：要跨过门槛。

13．过火盆，踩瓦片：新娘进入大厅后，要跨过火盆，并踩碎瓦片。

中国传统范文篇5

清代男子的服饰以长袍马褂为主，此风在康熙后期雍正时期最为流行，妇女服饰在清代可谓满、汉服饰并存。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汉族妇女则仍以上衣下裙为时尚。清代中期始，满汉各有仿效，至后期，满族效仿汉族的风气颇盛，甚至史书有“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之记载。而汉族仿效满族服饰的风气，也于此时在达官贵妇中流行。妇女服饰的样式及品种至清代也愈来愈多样，如背心、一裹圆、裙子、大衣、云肩、围巾、手笼、抹胸、腰带、眼镜......，层出不穷。

1840年以后进入近代，西洋文化浸袭着中国本土文化，许多沿海大城市，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大都会，因华洋杂居，得西文风气之先，服饰也开始发生潜在的变革。

风行于本世纪20年代的旗袍，脱胎于清代满族妇女服装，是由汉族妇女在穿着中吸收西洋服装式样不断改进而定型的。当时无专业服装研究中心，服装式样的变化以千家万户，在时代风尚的影响下不断变化。

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中国旗袍风行了20多年，款式几经变化，如领子的高低、袖子的短长、开衩的高矮，使旗袍彻底摆脱了老式样，改变了中国妇女长期来束胸裹臂的旧貌，让女性体态和曲线美充分显示出来，正适合当时的风尚，为女性解放立了一功。青布旗袍最为当时的女学生所欢迎，一时不胫而走，全国效仿，几乎成为20年代后期中国新女性的典型装扮。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作为领导服装潮流的十里洋场中摩登女郎、交际名媛影剧明星等，在旗袍式样上的标新立异，也促进了它的发展，其中如交际花唐瑛等人，最早在上海创办的云裳时装公司便是。自30年代起，旗袍几乎成了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民间妇女、学生、工人、达官显贵的太太，无不穿着。旗袍甚至成了交际场合和外交活动的礼服。后来，旗袍还传至国外，为他国女子效仿穿着。

中国传统范文篇6

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黄土地，黄土地土质松软、林木稀疏，是比较容易开垦的土地。依据蒙古人种最早生活在现在是寒冷地区的西伯利亚东北部这一情况，结合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的传说，推断古时黄河流域气候炎热，后来才逐渐变冷，雨水也应该比现在多。随着气候变冷，在西伯利亚过着渔猎生活的蒙古种人，逐步南迁，有些部落到黄河流域的黄土地后，发明了种养技术，开垦土地，进入农耕。由于以农户为单位的农业经营模式能够达到农业生产效率的最大化,因此,农耕的生产方式加快了渔猎生产时期原始共产制的解体，形成以家庭为主体、以血缘为联结的氏族社会。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模式，促生了父权和家族观念。在渔猎生产向农耕生产转化过程中，以集体生产协作为主的社会联结，逐渐让位于以血缘为主的社会联结。随着集体协作生产活动的减少，血缘关系对协调社会秩序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宗法制度因应生产方式的变化而自发生成。

权力的集中起初是出于抵御不断南迁的部落的侵掠，或许还有治水的需要,上古的历史传说多与治水有关。不论是抵御外部入侵，还是治理河道、修建排水或灌溉系统，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协作。为完成这些工作，必须由少数人来指挥协调，这就是集权政体产生的原因。

夏朝是否存在争议颇多，传说中大禹是以领导指挥治水而获得政权的，那一段时期，或许正是氏族部落组织向集权社会过渡的时期，夏族或许己建立了王权并成为部落联盟的领袖。

有人说商族是来自大草原的蒙古种人游牧民族,通过间接的途径掌握了发源于中东的青铜冶炼和战车技术。商族依靠先进的青铜武器和战车技术，侵入华北平原，征服了黄河中下游流域，以今河南省为中心，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有实际意义的王朝国家：商王朝。被商王朝征服或依附商王朝的种族集团成为臣服商王朝的属国。

为什么推断商族是外来的游牧民族，可能是依据己考证的商族的一些文化特征推断的。笫一，商族崇鬼；笫二，商族是兄弟相传；笫三，商族妇女地位高；笫四，商族喜狩猎；笫五，商族有杀人作祭祀的习惯。这些特征有较多的母系社会和游猎社会的残余，与华夏农耕文化有显著不同之处。

公元前二千纪，正是游牧民族进入世界历史记载的时期，整个欧亚大陆都处于一个骚动的时期，由于马的驯养和战车技术的使用，游牧民族发起了笫一波向农耕民族侵掠的浪潮，很多古代帝国和文明，在这一波的攻击中被推翻或消灭。商族正是在这一时期侵入华夏民族，建立了中国文字记录史上笫一个王朝。

这样的事，在此后中国的历史上累累发生。但是由于这些入侵的民族，大都首先迁居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地带，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并最终都溶入中国文化。因此，不断的入侵和因此产生的王朝变更，并没有使中国文化像其它西方古代文化一样，被中断或终止，使中国从由新石器时代产生的文化，连续地发展出来的古代文明，一直持续到现在。而欧亚大草原和北欧游牧民族对西方世界连续不断的攻击和入侵，虽然不断地中止西方文化，瓦解西方旧的社会制度，却最终造就了现代西方文明。

商族作为外来民族，以征服建立了王权，必然会强化专制制度。商族人数不多，直接管理的地域不大，但商族通过垄断青铜冶炼技术，维持其宗主国地位。

周族原是臣服商王朝的属国之一，屏蔽商王朝的西北。现存的资料不能证实周民族的来源，但周族居渭水流域，此处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发源地，应该是较早进入农耕的民族。当时，周族与西北“蛮夷”为邻，在与西北各游牧种族的周旋过程中也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虽然工艺粗糙一些，但打破了商族对青铜的垄断，逐渐壮大，并最终在一些其它的部落的支持下，于公元前1050年灭掉推翻了商朝。

周王朝的势力范围远远地超过商朝。从渭水流域到山东东部，从华北平原到长江中下游。但是，由于当时的交通工具只能依赖车马等原始手段，可能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管理这样大的势力范围，也可能是农耕文化中家族观念的作用，周王朝将大批王族家庭成员，支持、依附商族王朝的氏族或部落领袖，封为各地的诸侯。而诸侯则将其领地再分封给其公族成员和追随者，使之成为食邑的宗主，形成亲亲相随的宗法制度，从而产生“君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民食力”的社会制度。

在这一社会制度下，世袭的周王依靠王室成员为主的诸侯，统治各诸侯国。诸侯虽然听命于周王，但在本诸侯国却是万人之上的君主。诸侯国的君主依靠其公族成员为主的卿大夫，统领分封的领地。卿大丈通过“士”，即贵族武士，统治庶民、工商、皂隶等，形成以血亲关系为主的“家国”。国是王室家庭的财产，周王就是统治阶层这一大家庭的家长。

问题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弱化了氏族或部落组织在生产活动中的集体协作的作用。氏族或部落组织仅仅依靠血缘关系和祖先崇拜联结在一起比较脆弱，因此，一旦集权政体建立起来，公权力成为协调和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后，氏族和部落组织很容易被迅速瓦解，形成家国和家庭的二元社会，由于缺乏中间力量的制约，专制就很容易产生。

事实上，所谓的以血缘或准血缘为关系的宗法制度，在周朝，主要存在于统治贵族阶层。在平民社会，经过以王室家庭成员为主的贵族阶层以诸侯、大夫、士三级分封后，大夫与士，特别是士一级会直接延伸到民间宗室联结中,士直接管理农户，向农户征集税赋和劳力。而且，土地层层分封，实际是土地连同土地之上的农户一同封赐，封地即是封户。这样,王室家族的宗室关系和宗法制度，撕裂和削弱民间社会的宗室关系和宗法制度。同时，还消除了民间氏族部落、民族的界限，溶合形成了华夏民族这一人类大群体。

二、宗法制度的崩溃和思想的繁荣

不知道周王朝以血缘关系联结的宗法制度，对各诸侯国有多大的控制力,和有效地管制了多久。但周王朝建立之初，位于晋东南、周朝中心地带的唐国即发生了叛乱，是周公旦率兵剿灭了唐的叛乱。周王朝成立之初，共分封了八百多诸侯，而到春秋初期，只剩下二百来个诸侯国，可见兼并战争在西周时期就已激烈地发生。

随着时间的迁移，血缘亲近度越来越远，诸侯基于血亲关系向周王履行臣子义务的观点越来越淡，诸侯之间的兼并及诸侯国内宗室之间的兼并、篡位越演越烈。而地处西北的周王都城不断遭到游牧民族的攻击，最终，反叛的诸侯联合犬戎部落，攻占了周朝的都城。周王朝只得将都城东迁洛邑，周王从此失去了王权的实质性权力。周王朝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由于宗室间不断的战争而开始崩溃。

进入春秋时期，冶炼和铸造铁器的技术传入中国（也有很多中国人坚持中国是人工制铁技术的独立发源地），农业开垦和土地深耕逐渐地推广，加之欧亚大草原游牧民族的大流动，可能还给中国传来了的其它一些农业技术，也不断被推广，粮食产量不断提高，人口迅速增多，社会进入一段繁荣发展的时期。

伴随铁器兵器的出现和人口增加的，是诸侯间和宗室间的战争规模的增大。其次是楚国、吴越、秦等具有蛮夷色彩的诸侯强国出现，产生新的威胁。东周各诸侯企图通过多边条约、联婚等形式会盟，以霸主代替周王的地位，把战争控制到最低限度，并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然而，建立秩序的努力往往只能带来短暂的和平，甚至就不曾带来和平，最终都已失败而告终。到公元前453年，魏、赵、韩三个不同血缘关系的卿大夫合谋篡位，“三家分晋”，非周王宗室成员的诸侯占据了主导地位，周王朝以家庭成员联结的宗法制度崩溃。

由于民间社会的宗族关系和宗法制度，在西周时就己被层层分封所削弱或消解，伴随周朝统治阶层宗法制度的崩溃，宗族关系和宗法制度从此退出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因此，夸大宗法制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及“小共同体”在传统中国社会的作用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吞并、战争、篡位已没有任何制度和道德的约束，战争越加残酷和暴烈。旧有的政治制度和精神权威崩溃后，必须寻找新的指导原则，诸子百家带来一个思想繁荣的时代。

或许是目睹了旧的社会秩序瓦解后,全社会为动荡和战争支付了昂贵的成本,个体人在混乱的社会中和专制制度下显得孤零无助，人的生命和生存的权利总受到残酷的剥夺，承受着绵延不断的苦难。战国时代，中国早期的哲学家们，便将关注的目标，集中到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思考和观察，形成重视社会而非个人的哲学传统。

另一方面，二千多年前，应该还生活着不少处于较为原始社会状态的氏族或部落。先秦诸子可能从对这些原始氏族的考察，看到自发生成的秩序和宗法制度下局部社会的和谐。和这一局部和谐强烈对比的是，无休止的战争、动乱、死亡、苦难，使人们增强了对西周初期社会稳定的向往。所以，诸子百家大都又把以往的时代看成理想的社会。

儒家先圣的思想尤为突出，他们以人道主义的思路，认为要改变当时的混乱局面，必须“复礼”，即恢复王道、礼仪和秩序；为达成社会稳定，社会里应各守本份、各行其道。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此意。孔孟之道要求君王必须行王道、施仁政。天意就是民心，逆天意的无道之君应该被推翻。孟子回答齐宣王问：“武王伐纣。臣弑其君，可乎？”的问题时，答得非常明确：“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末闻弑君也”。儒家先圣认为君王应该是道德高尚的仁义之人，无道之君实质是残贼之人，是“独夫”，诛一“独夫”不叫弑君。孔子和孟子周游列国，向专制的君王推销儒家思想，要求专制君王“行仁义、施仁政”，无异于与虎谋皮，难怪到处受冷落，时不时要为衣食无着发愁。

倒是应该称赞一下道家先哲的先见之明，他们反对儒家的“仁义”之说，认为“仁义”是先王的旅舍，只可以暂住不可以久居。提倡“仁义施政”，必定会被假托“仁义”的君王所利用。很不幸，这一点被言中了。

诸子百家这一思想繁华时代，与古希腊的哲人时代、希伯莱先知时代几乎同时产生，离基督诞生也仅几百年左右。然而，中国的哲学思想却与地中海地区强调神及彼岸世界、着重于个人观察的哲学传统形成鲜明对比。追寻其原因，除东周时期诸侯、宗室间互相征战形成的混乱局面，使人们感到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迫切性外；诸子多出自官家，大都以劝说君王采纳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为目标，有些还抱有以此实现自已的晋身为目的。所以，作为救世的学说，诸子百家多从现实政治出发，缺乏思考个体、社会的目的及其意义的自觉性，这可能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先天性缺陷。

道家也许是一个的例外，或者说一个另类。道家起源于楚国，当时算是“蛮夷”之地，道家可能受原始文化的影响更大，也更有机会考察原始氏族或部落，所以道家鼓吹带有上古文化色彩的“天人合一”。今天被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自然的和谐就是道。“人天合一”一方面是个人的独立和解放，另一方面是自然秩序的生成。要达至“天人合一”，关键是“无为”，就是顺其自然。如果没有人为的强力干预，和谐的社会就能自发生成。

道家的学说在汉初的实践获得巨大的成功，可惜被汉武帝刘彻抛弃。道家学说在退出主流意识形态后，由于其思想基本上是一种避世哲学，又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被发展出一种道家宗教。但道教外在缺乏一个人格化的神，内在不能解决人们对“下辈子”的困惑，无法在崇神鬼,拜祖宗，而不明哲理的草根阶层扎根，终不能成大气候，并最终被边缘化。

三、法家政权的传承和民间社会的消亡

在诸子百家中，最终突颖而出的是法家学说。法家学说的核心内容是建立君主专制的统一国家，以严刑竣法维护社会的秩序，实现富国强兵。法家思想认为人性本恶，百性都是自私自利的愚蠢之徒，官吏则各谋私利。近者如夫妻、亲者如父子都不可信赖。因此，君王不能依靠“仁义、道德”进行统治，而必须采用奖罚，以法律进行统治。法家学说认为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可以不择手段。法家崇尚“法、势、术”，即“以法刑人、以势压人、以术驭人”。秦国全面接受了法家学说，先后重用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李斯为相，建设了一个法家政权，并最终成为中国大一统的中央政权。

法家重耕战，力图建设一个单纯的农业社会。法家将学者、纵横家、侠士、门客和工商者列为五种国家蛀虫，认为他们的地位和财富高于耕种、作战的人，有害于富国强兵，应该除掉这五种人。富国强兵必然由全民支付成本，史记记载：“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谓论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不知道此记载是否真实。不过商鞅最终被秦人追杀，“车裂以徇（即撕尸示众），尽灭其家”，应该是事实。对于当时参加追杀商鞅的，是贵族奴隶主，还是平民，反正对文本的解释只存在于解释者的解释中，似乎没必要深究了。

秦之所以最后获得诸侯兼并战争，除秦比较早、也比较彻底推行法家学说外，周、秦、汉连续三朝，都是先据关中，后征服中原，可见此地利也很重要。另外，骑兵技术的引进，在当时也许更具决定性作用，秦地处西北边陲，与游牧民族毗邻，纵使不能垄断战马的供应，起码也是最容易获得战马。骑兵技术是北方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在公元前逐步发明、改良的。秦国在当时的战争技术引进方面，无疑处于最有利的地理位置。

法家虽盛行于秦，但起源于晋。置身于当时的历史真实中，法家对韩、魏、赵“三家分晋”，应该有深刻的体会和细致的考察。法家认为亲亲相随的宗法制度是东周诸侯国内乱主要原因，因此，法家从摧毁一切可能危害到君权至上的力量这一立场出发，反对一切社会组识、宗法制度、意识形态、乃至家庭伦常。吸取东周时期宗室兼并和篡位不断的教训，亲亲相随的宗族关系则是要消灭的主要目标。目的是将君权直接伸延到臣民个人，而不受住何任团体、宗族、乃至家庭的阻碍。为达至这一目的，秦始皇在完成大一统后，采取的措施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焚书坑儒；在政权建设上，置郡、县、乡、亭、里五级政权，将政权组织深入到村落，从而削弱宗族组织和宗法制度的作用；对家庭伦常，秦律废父权，强迫分家，鼓励夫妻、父子互相揭发。整个民间社会，就这样，被专制制度从意识形态、组织、伦常三个方面消解。

秦朝的政治制度设计,基本是采纳法家代表人物李斯的建议。取消了封建制度，以君主独裁代替了贵族专制，强制性地将社会切削成只有君主与个体臣民关系的简单的二元社会。以为这样，就可保证皇朝世代相传。

秦朝是个短命的王朝，因此法家学说名誉扫地。然而，法家人物都是一些注重实践的政治家，而不是哲学家。他们的学说，体现在对秦朝的制度设计、政权建设和制订的法律中。汉王朝建立后，全面承继了秦制和秦律，因此法家的思想通过他们设计和制订的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和法律，代代相传，影响至今。期间，不断出现一些崇尚法家思想的帝王，进行修偏和强化，使中国的专制政权，始终没有脱离法家思想的轨道，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全民性的“评法批儒”运动中，进入到法家政权的原教旨主义时期。

“百代多行秦政制”（注）。自秦王朝按法家思想建立法家政权后，每一个朝代，不论是以起义（如汉、明），篡位（如晋），政变（如唐、宋），入侵（如元、清），还是称为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不论是以个人（如刘邦、朱元璋），国家（如清），民族（如南此朝时的“五胡”），还是政党的名义获得政权，大都是推翻前一个统治者，由一个新的君主或党，从前一个君主或党的手中夺得政权。改朝换代并不意味着政权性质发生变化，法家政权实质的极权专制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偶有偏离，也得到复辟。当然,在法家政权的政治体制下,辽阔的国土、众多的人口、庞大的官僚机构，能为新的征服集团分肥时，提供足够的资源和职位。因此，继承前朝政权和体制，理所当然地成为新的征服集团效益最大化的选择。

唯一的例行，发生在民国时期。民国成立后，曾有过短暂的宪政实践，但没有成功。法家政权全面复辟，只是党权代替君权，独裁者或寡头代替帝王。到台湾后，也走向极权专制。国民党在大陆时实行的党权政治下的集权统治，与后来的极权专制，虽然都是专制制度，表象上不乏有相似之处，但究其实则相差很远。首先，国民党党权政治下的集权统治不认为自己的制度是最好选择，不反对民主宪政，相反，把民主宪政、还政于民做为的目标，因此，有“训政、宪政”之说。其次，党权政治下的集权统治，比较宽容地对待党内反对派、其它党派、民间社会和个人权利。

四、“阳儒阴法”：士与天子的契约

刘邦夺得全国政权后，秦朝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基本被保留下来。所谓汉初尊道家的“无为而治”，有二方面的内含，一是针对秦时征召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修长城、驿道、陵园而言，予民生殖；第二就是没有对秦制秦律进行大的变革，以谋求社会安定。

汉初经过几十年的“无为之治”，据《资治通鉴》记载：“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库府余华财，京师之钱累百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而不可食”。到汉武帝刘彻执政，或许是宫庭内都权力之争的需要，也许是个人气质和野心的作用，年轻气盛的汉武帝决心要有所作为。皇帝的作为，自然就是富国强兵、缔造一番霸业。“无为而治”至此无疾而终，富国强兵势必走法家学说的道路。一方面，富国强兵涉及到民富还是国富、民强还是国强，是社会利益的重新集结和分配，国家权力在几十年“无为而冶”之后，将干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新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并调和社会矛盾；作为儒家史学家的司马光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另一方面，汉初以功臣贵族、刘氏宗室、外戚为主垄断官吏、朝政的规则，经过二三代人后，随着功劳簿逐渐发黄，以及自然规律中遗传衰退的原因，而承受冲击，秦汉时十分热衷于政治，并在汉惠帝“除挟书之律”后重新集结的社会精英——士，要求参与政治的张力被释放出来。

法家学说由于秦朝的短命以及本身缺乏社会正义的述说,不能摆到桌面上,用于维护专制统治的教化。而社会精英面对强力的专制制度，想挤入权力圈，实现的人生价值和政治理念，自有书生的无奈。在这种两难中，董仲舒提出以儒家的“仁、义、礼、乐”为统冶工具，以教化为大务的建议，逐渐被汉武帝所接受并推行，也得到儒学精英的呼应，并发展出一种异化的儒术，作为为法家政权服务的教化性工具。为获得聚集在儒家思想旗帜下的社会精英的支持，政冶录用就是交换的价码，这就是所谓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人指称为“儒表法里”、“阳儒阴法”。董仲舒这位擅长于阴阳、卜筮的儒学者，将阳阴学说应用到极致。（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汉武帝独尊的儒术，以及以此后发展的，包括程朱理学在内儒学，虽然其出处都声称引自儒家经典，与孔孟的儒家思想看似不乏相似或相同之处，但究其实质，则相差甚远，可以说“面目全非”，我这里将其称为教化工具性的儒学。教化工具性儒学的核心内容实质体现在三个方面是：

1、君权至上，皇帝是代表“天意”的绝对权威，是天降人间统治天下的“天子”，君权高于现世中的一切，因此统治和教化的权力要集中到皇帝手中，神圣而不可侵犯；统治权是天与“天子”之间的关系，与老百姓无关，如果皇帝违反“天意”，天自会警示。教化工具性儒学关于君权的观念，与孔孟儒学的差异在于，孔子和孟子虽然主张维护君权，但没有君权神授、君权至上观念，他们所主张维护的君权是有道之君的君权，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而君权至上却是法家的观念。当然，教化工具性儒学在坚持君权至上的同时，也着重于孔孟之道的“仁”的学说，指出天降君王是为民，施仁政、抚民心，则是教化工具性儒学的政治诉求。教化工具性儒学的天意和孔孟之道的仁的结合，一方面树立了君权至上的权威，另一方面也为王朝的替换及相应的君权传承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

2、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孔孟的儒家学说中，君、臣、父、子夫妻关系，是互动关系，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求君、臣、父、子都要各行其道，实现和谐的社会秩序，“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是互动关系，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绝不是教化工具性儒学提倡的“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死谓之不忠”，与其说“三纲”出自孔子的“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妻有别”，不如说出自法家的〈〈韩非子*忠孝〉〉：“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天下治；三者逆，天下乱”。

3、教化，董仲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民众追逐私利，如往低处流之水，只有教化可以堤防。以仁、义、礼、乐教化民众，才能保证皇帝的江山代代相传。如果说教化工具性儒学与法家学说有所不同之处，就在于此。两者都认同民众逐私，法家着重于严刑竣法，教化工具性儒学着重于教化，但历代王朝的法家政权采用的是严刑竣法与教化并用。“君权天授”、“三纲”是教化的指导思想，五经是教化的“本本”。由于“本本”与指导思想不相符，因此，对本本必须进行规范化的解释，所谓汉代“经学”，实质就是以“君权天授”、“三纲”为指导思想，重新注解儒家经典，使之成为法家政权的教化工具。

法家政权与教化工具性儒学的联结，可以认为是以汉武帝为代表的天子，与社会精英的代表——士大夫的政治契约。这是双赢的契约，在汉武帝方面，在法家学说不能摆上桌面的情况下，获得了一套为法家极权专制相适应的理论和教化工具，得到了社会精英的支持和服务；对社会精英——士大夫和士子们而言，他们赢得了参与政治的权利，获得走向权力和权力核心的道路，面对法家专制君权，他们将“仁”的理念溶入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

实质性法家政权与教化工具性儒学的联结，“阳儒阴法”，虽然被后人骂为“挂羊头，卖狗肉”，但曾经基本上保证了中国社会形态的稳定，使此后的一千年，中国站在世界文明的领先位置；其文化的张力，也溶解了历次外族的统冶。

五、传统政治文化和“阳”谋的话语

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站在权力架构的门外，透过一丝缝隙，看到的是阴阳两面。在历史的很多时间里，中国传统政治就是实质性的法家政权和教化工具性儒学的联结，是“阳儒阴法”。

实质性法家政权与教化工具性儒学的联结，曾经造就了大汉帝国和大唐帝国，经历了二个乱世和八个朝代。每一个朝代的初期，都有一个比较稳定、繁华的时期，紧跟着毫无例外的是政权的腐败，最后，被内部暴力革命或外族侵略所推翻。

把实质法家政权与教化工具性儒学的联结，与具体的王朝和王朝的变更剥离，我们看到这一传统政治文化传承了二千年。这并不是因为它具有跨越二千年的先进性，一个原因，是它与人类其它伟大文明的地理隔绝。地中海将中东、埃及、希腊、罗马、仍至整个欧州，这几个文明中心连接在一起。中国的西边和西南边是世界最高的山脉，北边和西北边是沙漠和大草原，东边是近代方能逾越的太平洋。尽管曾多次被几十万人的外族长期统治，但那点人和带来的文化，像撒胡椒面一样被消溶，同时，本土传统政治文化，献给这些征服者的，是专制的权力和无限的荣华。尽管有外来宗教渗透进来，但没有与其它伟大文明的政治文化的交流，其结果是固步自封，历史的茧积形成厚实的壳。

在西方的坚船利炮前，实质法家政权与教化工具性儒学联结的传统政治文化，显露了它的愚味和无能。暴力革命发生，民国初期短暂的宪政实践和混乱后，法家政权复辟，教化工具性儒学先后被“军政、训政的三民主义”，“马列主义”所替换。

长久以来，由于总是把儒家文化等同中国文化，又夸大了宗法制度的社会影响，以至于清未以来，中国的极端落后显现出来后，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儒家文化和所谓的封建伦常。实质性法家政权这一“内核”在对传统的反叛中，不单没有受到冲击，相反，在七十年代的全民性“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中，进入了法家的原教旨主义时代。

近代中国的历次革命，发端于西方文明对传统中国的冲击，政党政治伴随着各种思潮进入中国，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是党权代替了君权。革命的领袖们或许更多地抱着拯救极端落后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怀，接受了外来的“主义”后，企图以自已的信念，设计出富国强民的方案，推动社会的发展。然而，以暴力革命夺取的政权，其合法性总是建立在王朝的替换和政权的传承，实质性法家政权，因而成为革命胜利后不自觉的选择。所以，革命的成功，事实上是政党获得了对实质性的法家政权的继承，建立了党权政治下实质性法家政权。被革命的，仅仅是表面的、作为教化性工具的意识形态。因此，所谓革命的斗争，实质就是政治传统的“阴、阳”两面中，那一“阳”之争；所谓的“主义”和“理论”，就是那一个“阳谋”的话语。

党权政治下实质性法家政权与“三民主义”的联结、党权政治下实质性法家政权与“马列主义”的联结。其初始阶段，都有以实质性法家政权的专制力量，推动和落实“主义”的理念，实施社会改造，推动社会发展的目标。这一时期，专制是落实“主义”的手段。然而，与每一代实质性法家政权一样，在经过了长短和程度不同的最初阶段的稳定、恢复性的繁荣后，是政权的腐败，其设定的社会目标也因此无法实现。由于现代西方文明的传播，党权政治下专制政权的合法性和社会正义受到普遍牲的质疑而不得不自保。这一时期，“主义”成了维护专制的装钸。

所不同的是，“三民主义”与现代西方文明同源。因此，党权政治下实质性法家政权与三民主义的联结，在台湾最终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而中国的“马列主义”，其实是“列宁主义”，其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东方专制文化同源。这一意识形态，与实质性法家政权的联结，即所谓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催生了法家原教旨主义。

半个世纪的法家原教旨主义，时而因应时势，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凸现。其典型的特征，有几个方面内容：

1、党权至上。将维护党权的统治置之于社会发展、社会正义和人民幸福等一切之上。从摧毁一切可能危害到党权至上的力量这一立场出发，反对一切社会组识、宗法制度、意识形态、乃至家庭伦常。将专制统治直接伸延到每一个散沙般的个人。

2、灭人伦。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在《商君书-开塞》中提出：“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成为此后法家政权对待社会伦常的宗旨，其现代版本就是“大义灭亲，大公无私”。秦代法律强迫分家，削弱父权，鼓励夫妻、父子互相揭发。秦短命而亡后，汉王朝基本沿用秦律，在少量的修改中，恢复了亲亲相匿的伦理规则。到七十年代，每天听到的、唱的就是“爹亲娘亲不如亲”，这是彻底摧毁人伦的法家原教旨主义的最重要的表现。夫妻相爱，父母、子女相亲的亲情，是人伦，是自然秩序的基础。摧毁人伦，实质就是摧毁了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中国社会的道德体系，不正是在“大义灭亲，大公无私”的口号声中，在“爹亲娘亲不如亲”的歌声中崩溃的吗。

3、推崇以法治国。强调法律是党的意志的表现，而不是自然生成的、反映社会正义和自然秩序的习惯；强调法律的工具性作用，以严刑竣法维护党权专政。严刑竣法在七十年代以前，体现在不断的政治迫害，以最高指示、中央文件代替律令，以学习班、劳动农场取替刑罚，大规律地、变相地以法刑人；八十年代后，不断的严打运动，收容条例、劳动教养条例等恶法，将严刑竣法延伸至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4、此外，半个世纪以来，可以从诸如“以农为纲”、“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一号文件”、“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割资产阶级尾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稳定压倒一切”等口号性的政策、政令中，寻找到它的法家原教旨根源。畸形社会是极权政治的产物，如果没有政治暴力对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的干预，基于社会和道德经验，会自发生成和谐的自然秩序。当个人权利总处在被压制的时候，人性基于本能就会就蜗牛一样内卷，内卷化的人性就是利已至上。

极权政治必须由普遍性暴力维持,否则,极权政治就会被压制了的人性产生的张力所推翻。而普遍性暴力只有在畸形社会，利己至上的非理状态下产生。因此,造就一个畸形的社会，就是极权政治自然的选择，有意而为之。要造就一个畸形的社会，首先必须摧毁社会的道德和伦理体系。

实质性法家政权与马列主义的联结，即所谓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进入九十年代后，意识形态让位于利益分配。一方面是合法性和社会正义受到内部的质疑和外界的压力，因此，对任何被认为可能消解专制的意见、建议或事件总是不能理智地对待，而且，整个机制总是不自觉地采用专政的手段；另一方面，弱势群体的怨恨，对个人权利和自由观念的强力压制，累积着巨大的势能，初始扰动也许随时都可能戏剧性地出现。由于民间社会长期被瓦解，社会缺乏承受混乱的能力、缺乏化解冲突的机制，两难的局面事实上已经存在。

中国传统范文篇7

新娘洗了澡，打扮一下然后哭上一场就算是从"未婚"过渡到"已婚"了，你的任务呢？帮助女儿洗澡（象征性的），给她梳一个"有福气的女人"的发型，整个过程如果请亲友一起参加，会变成一个Party。

洗澡

洗澡一般并不意味着庆贺什么，但是中国的婚前洗澡却绝不仅是你平常所认为的20分钟泡在浴盆里。水里溶入了文旦（柚子）的气味，或者花草如竹子、松木或艾属植物的芳香，新娘洗完澡，也就洗走了身上的"邪气"，而且还意味着幸运、长寿以及繁荣，除了这些精神上的作用，花草的味道还有助于让皮肤光滑、鲜嫩，许多女人都希望的效果。

梳头

下一步就是梳头了。有些中国新娘穿上传统的红衣裤，再吃上一些美味的饺子，有3枚饺子，一个预示着爱情，一个预示着多子多福，还有一个意味着幸福。给新娘梳头的人都是生活幸福美满的，被称为有福气的女人。阿姨，朋友或家庭其他成员都可充当这一角色，她一边梳一边说一些祝福的话，这一礼仪据说能给新郎新娘带来和谐、财富以及多子多福。

哭嫁

中国传统范文篇8

聘书：订亲之书，男女双方正式缔结婚约。纳吉（过文定）时用。

礼书：过礼之书，即礼物清单，详尽列明礼物种类及数量。纳征（过大礼）时用。

迎亲书：迎娶新娘之书。结婚当日（亲迎）接新娘过门时用。

纳采：古时婚礼之首，属意女方时，延请媒人作媒，谓之纳采，今称“提亲”。

问名：男方探问女方之姓名及生日时辰，以卜吉兆，谓之问名，今称“合八字”。

纳吉：问名若属吉兆，遣媒人致赠薄礼，谓之纳吉，今称“过文定”或“小定”。

纳征：奉送礼金、礼饼、礼物及祭品等，即正式送聘礼，谓纳征，今称“过大礼”。

请期：由男家请算命先生择日，谓之请期，又称“乞日”、今称“择日”。

亲迎：新郎乘礼车，赴女家迎接新娘，谓之亲迎。

2.换庚谱

媒人提亲后，若男女双方八字相合，没有相冲，便互相交换两家的庚谱，作为订亲的最初凭据。

3.过文定

为“过大礼”之前奏，通常在婚礼前一个月举行。男家择定良辰吉日，携备三牲酒礼至女家，正式奉上聘书。

4.过大礼

订亲之最隆重仪式，约在婚前十五至二十天进行。男家择定良辰吉日，携带礼金和多种礼品送到女家。

5.安床

择定良辰吉日，在婚礼前数天由好命佬将新床搬至适当位置。然后，在婚礼之前，再由好命婆负责铺床，将床褥、床单及龙凤被等铺在床上，并撒上各式喜果，如红枣、桂圆、荔枝干、红绿豆。安床后任何人皆不得进入新房及触碰新床，直至新人于结婚当晚进房为止。

结婚当晚，新人进新房后可让小孩在床上食喜果，称为“压床”，取其百子千孙之意。

新郎的同辈兄弟可以闹新房，古时认为“新人不闹不发，越闹越发”，并能为新人驱邪避凶，婚后如意吉祥。

6.嫁妆

收到大礼后，女家的妆套须最迟于结婚前一天送到男家。这批大箱小箱的嫁妆，为女家身份与财富之象征。嫁妆除珍贵的珠宝首饰外，主要是一些象征好兆头的东西，如：剪刀（蝴蝶双飞）、痰盂（子孙桶）、尺（良田万顷）、片糖（甜甜蜜蜜）、银包皮带（腰缠万贯）、花瓶（花开富贵）、铜盆及鞋（同偕到老）、龙凤被、床单及枕头一对、两双用红绳捆着的筷子及碗（有衣食）、七十二套衣服，用扁柏、莲子、龙眼（丰衣足食）。

7.上头

男女双方在婚礼前夕，择定良辰（男方要比女方早半个时辰，即一小时前），进行上头仪式。这种仪式须由“好命佬”及“好命婆”（分别是男女双方的长辈或亲友，择父母子女健在，婚姻和睦者）在男女双方各自家中举行。

一对新人均要穿上睡衣，女方应选择一个看见月亮的窗口案上，燃起龙凤烛，点起清香一炷，连同莲子、红枣、汤丸三碗，每碗六个或九个、生果、烧肉及鸡心向天参拜。男女双方并要准备尺、镜、剪刀、即所谓“龙头镜、较剪尺”，取其光明继后之意，让“好命佬”及“好命婆”替新人梳头，一面梳，一面说：一梳梳到尾，二梳梳到白发齐眉，三梳梳到儿孙满地，四梳梳到四条银笋尽标齐。

上头象征一对新人已步入“成人”阶段，并祝福他们同偕白首。

8.迎亲

现今，接新娘是整个婚礼的一大高潮。新郎在戥串石的陪同下，携着花球迎接新娘。当抵达女家后，第一关便是“入门”。若要顺利接得美人归，必须经过一连串智力及体能测试，必要时还加上歌情话，但最重要的还是丰厚的“开门利是”，众姊妹满意后才开门。入门后须留意的地方包括：

姊妹接过开门利是后，应从中抽出一成至五成封回利是给男家兄弟，上写“姊妹茶点金”。

新郎应以花球迎娶新娘（新娘不可自制花球）。

新郎顺利入门后，姊妹应以茶点招待兄弟。

开门后，新娘应由大姐或伴娘带领出来交给其父亲，再由父亲交给新郎，正式行夫妻见面礼。

新人先拜天地，再拜祖先。

新人再向双亲奉茶跪拜（若依照旧式俗例，新人未到男家拜见翁姑之前，不可跪拜。即是新人应站着奉茶给岳父岳母。不过现时已没有这么讲究，想跪便去跪，以示心意）。

新娘准备两封利是，分别为威旺金及满堂利是，过门后交予家姑。

9.出门

在露天地方，由大姐或伴娘撑起红伞护着新娘，意指开枝散叶。大姐及众姊妹一边行，一边向上空、伞顶及花车顶撒米（可加红绿豆），用来“喂金鸡”，意思指鸡啄米后便不会啄新娘。

吉时，女子出门时须由大姐背着上花轿，据说新娘双足是不可沾地的，否则便会带来麻烦。但现时即使有大姐陪同，也是自行步上花车的。最后上花车前，新娘子应向送行的亲友鞠躬，以示谢意。

10.过门

过门指新娘由女家出门后正式踏入男家，拜见翁姑及男家其它长辈。

中国传统范文篇9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具有明快的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其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形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中国传统服饰具有适中、和谐的“情理美”和追求意境的“含蓄美”。现代中国服装设计要继承中国传统服饰“谐调”、“统一”的审美原则，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融入现代服装设计，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在创新中实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设计师只有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来把握时尚，才能真正拓展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空间。

人类作为智能化生命，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无止境的进取性，以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愉悦人世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承传延续的生命演绎历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服饰文化理应遵循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人体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欲望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

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体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这些颜色，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出干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二、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意蕴

1.适中、和谐的“情理美”

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婉约与中国人和平、知足、中庸的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华夏“中国”之“中”，皆强调“不过分而和谐”，这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明显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确勾勒人体，又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用一块布随意地披挂或缠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适体”的样式，即倡导一种包藏又不局限人体的若即若离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先辈所推崇，所谓“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谛是“精神快乐休闲，胜干物质进步”。这反映在服饰文化中就是讲究随意、闲适、和谐，没有过分的突出、夸张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给人一种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国传统服装的制作者(裁缝)在设计和制作服装的过程中凭借直觉与经验，于“适体”中呈现的是一种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种以数理为基础的精确到尺寸的“理性美”。

2.追求意境的“含蓄美”

“含蓄”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美的范畴，这一手法通常将作者的情感表达寓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达到启发联想、耐人回味之艺术效果，彰显“情中有景，景外含情”的艺术境界。这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即不豺着于对事物的客观再现，而强调欣赏某种朦胧的含蓄美，在虚实关系上偏重于对“虚”的张扬。引入到服饰文化的艺术创作中，就是设计者特别注重“不着迹象、超逸灵动”之美，不刻意追求数字上的精确性或纯形式的客观美感，而是崇尚用无穷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现情感。如用宽衣大袍、中规中矩的样式或写实与变体相结合的动物、几何纹样、花草枝、藤蔓纹等具有抽象和寓意的服饰图案来传达一种与政治或伦理的关联意向。

汉初之“袍”被作为礼服，一般多为大袖，袖口部分收紧缩小，紧窄部分为“祛”，袖身宽大部分为“袂”，所谓“张袂成荫”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其画像人物皆穿着宽敞的衣衫，衫领敞开，袒露胸怀，或赤足，或散发，无羁放荡，张扬着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的人生品性，给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随性自然的审美意境。中国传统的女性服装旗袍，是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结合的典范，它造型完美、结构适体、内外和谐，是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是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设计表面上不温不火，实质上内涵丰富、意蕴幽远，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质感和简洁的造型表现出流畅明快的线条与和谐一体的气韵，展示出东方女子温柔、典雅之美。这种气韵不仅展于外表，而且沉于内心。穿上旗袍，既能衬托出东方女性优美的身段，又能显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美，呈现出一种宛若自然生命律动的朦胧佳境。

三、中国服饰文化的承传拓展

1.继承:拓展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纵观华夏服饰文明的发展史可知，“谐调”、“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文化诞生伊始，就遵循着理物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相结合的制作原则，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群的和谐统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统一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审美品质。比如，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标示突出文化”同主要应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等级尊卑、行业职别、年龄性别的标示和意念表达上，从原始部落首领与狩猎功臣的服饰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标示，从文官武官的服饰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晚礼服的服饰标示等，均彰显着其“标示突出文化”的审美底蕴。当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承载着传统儒家中庸观，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颇深;而20世纪中期的“绿色”服装覆盖全国，“军干装”及其灰色基调也使中国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况。然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数千年发展主流的是“谐调”、“统一”的服饰文化，理应将之发扬光大，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圆满统一并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社会、人群协调一致的完美原则，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现代中国的服饰文化都应予以承传拓展。

2.创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

在当代中国，传统服饰与时尚设计的审美融通对提高服装的文化附加值、满足时尚消费需求、缔造民族特色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具有特殊意义。全球化时代的服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服装设计师在服装设计中都很注重对本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以张扬本国服饰文化和民族特色。目前，中国现代服装设计整体上还存在着设计理念落后、创意不够、没能把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之中等问题;加之国外品牌纷纷涌入，国内又缺乏与之抗衡的品牌，使中国的服装设计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均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服装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在借鉴传统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将传统与时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将之从表面符号的简单借用提升到对服饰文化内涵的审美体认与表征阴，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发展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和谐融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

实现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的完美融通，实质就是一种在继承传统服饰文化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须领会传统文化，否则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设计师要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把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神理念，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各种时尚理念、理论资源加以整合，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创造性地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丰富其文化蕴意，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防止对传统元素符号化、表面化的简单组合或图解式、猎奇式的样品展览。好的服装设计创意是设计师在把握了传统服饰文化理念之后，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对传统文化积累、消化并感悟的一种自然情感表述，而不是现买现卖、照猫画虎。河南“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中展示的服装就非常具有文化价值。拜祖服装系列大多采用的是中性的流行色系列，颜色迥异、面料粗朴，以金色缎带镶边;纽扣的设计则采用盘扣样式，其金属材质与服装面料及服装的金边质地形成细腻的对比;袖口翻边采用缎织纹路，既有古朴特点又有现代的工艺形式。整个设计将传统元素与时尚设计完美结合，加之祭祖大典本身的特殊意义，可谓形式与内容完全融合在一起，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所以，当代中国的时尚服饰设计应该分析研究传统服饰的配色及制作规律，理解、感悟传统服饰文化的深厚、博大与凝重，并使之巧妙地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来，加之挑花、刺绣、蜡染、扎染、手绘、编织、织花、抽纱等现代工艺，并结合时代流行趋势与时代特征，将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创造出既有时代感又有民族神韵的服装。公务员之家

四、结语

中国传统范文篇10

新娘洗了澡，打扮一下然后哭上一场就算是从"未婚"过渡到"已婚"了，你的任务呢？帮助女儿洗澡（象征性的），给她梳一个"有福气的女人"的发型，整个过程如果请亲友一起参加，会变成一个Party。

洗澡

洗澡一般并不意味着庆贺什么，但是中国的婚前洗澡却绝不仅是你平常所认为的20分钟泡在浴盆里。水里溶入了文旦（柚子）的气味，或者花草如竹子、松木或艾属植物的芳香，新娘洗完澡，也就洗走了身上的"邪气"，而且还意味着幸运、长寿以及繁荣，除了这些精神上的作用，花草的味道还有助于让皮肤光滑、鲜嫩，许多女人都希望的效果。

梳头

下一步就是梳头了。有些中国新娘穿上传统的红衣裤，再吃上一些美味的饺子，有3枚饺子，一个预示着爱情，一个预示着多子多福，还有一个意味着幸福。给新娘梳头的人都是生活幸福美满的，被称为有福气的女人。阿姨，朋友或家庭其他成员都可充当这一角色，她一边梳一边说一些祝福的话，这一礼仪据说能给新郎新娘带来和谐、财富以及多子多福。

哭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