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分析师范文10篇

证券分析师范文篇1

一、知识考古学及证券分析师话语分析的相关研究现状

“知识考古学”是福柯在其学术研究生涯中对“话语”进行分析时采用的一种基本模式。所谓“知识考古学”，就是一种应用“考古学”的意识和方法来对“知识”或“观念”的构成(前提、条件、机制)与演变过程进行考察和分析的方法。按照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一书中的说法，“知识考古学”的主要目的是“旨在重新发现在何种基础上，知识和理论才是可能的;知识在哪个秩序空间内被构建起来;在何种历史先天性基础上，在何种确实性要素中，观念得以呈现，科学得以确立，经验得以在哲学中被反思，合理性得以塑成，以便也许以后不久就会消失”。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也即讨论问题的时候，不是从思想传统本身的脉络出发，而是着眼于历史中的话语实践，关注“思想如何以话语的形式，即历史情境中的言说行为，而不是简单的概念的发生———参与和创造了历史”(刘禾，2010)。［1］从这个层面上讲，知识考古学也就明确地成为一种对“话语”的构成和演变过程进行考察和分析的研究方法。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证券分析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即分析师股票评级和推荐是否具有信息含量;分析师股票评级和推荐的长期效应;分析师报告中其他信息的市场反应;分析师报告信息含量的来源和影响因素研究(郑方镳和吴超鹏，2006)。［2］对于改善资本市场有效性的目的而言，证券分析师的分析到底起到多大的作用是很必要的研究视角。这些已有研究都把证券分析师话语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研究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却是证券分析语是话语主体———证券分析师行为的结果。这种行为受到主体意识的很大控制。胡奕明等(2003)在《证券分析信息解读能力调查》一文中指出证券分析师对年报信息的使用能力在提高，对管理信息和会计信息的使用频率都有所上升，且会计信息的使用比例远高于管理信息。［3］这也就说明了证券分析师在其分析行动中所占有的能动性地位，证券分析师如何筛选信息、用什么方法分析信息、以何种方式提供信息都会对广大信息受众产生影响。纵观国内现有对证券分析师相关问题研究的现状，很少涉及对证券分析师主体的研究。正是基于此种研究现状及研究特质的启发，笔者试图尝试着结合资本市场中的股评现象，沿着知识考古学研究路径追寻证券分析师话语分析的新思维。

二、基于知识考古学视角下的证券分析话语重新审视

我国现有关于信息研究的边界往往定位在信息(包括证券分析师的行为)本体作为客观存在对信息接受者的牵引作用，很少考虑信息形成的过程及其在度构建过程，也即福柯所说的很少考虑知识信息在哪个秩序空间内被构建，其在历史情境中的发展路径。而在证券分析师场域里，证券分析师信息的再传递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信息受众的接收边界，所以，研究证券分析师的话语架构对于信息传播的准确性，对于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不言而喻。

(一)证券分析师语境的信息构建分析

具体到资本市场的股评行为，信息的重构过程即:信息经过证券分析师具体情境(分析工具、传播媒介电视或呈现方式等)后的传达，信息接受者会做出一定的反应，而这个反应会再度循环成新的信息内涵，信息传递方会基于各种市场表现结合其本人新的体验、理解和思考方式变化而再阐释。李晓东(2009)在其《会计信息流逻辑及其优化》一文中指出，“会计信息是公开信息的主要组成部分，证券交易者基于会计信息的解读，进行一系列逻辑推断形成交易信念，并通过实施交易行为来影响证券价格的形成。信息接受者会从当前场景实际看到的信息流向凭借信息通道推导出另一些场景的信息”。［4］所以，笔者认为信息传播媒介主导下的信息已不在是仅仅框架式的财务报表信息解读，更是信息传播媒介，也即证券分析师在传达市场信息的语义逻辑分析。首先，笔者对信息形成和重构的思考也就可以概括为下列几点:(1)对信息受众来说，证券分析师传递的每条信息可以呈现出两个方面的困难，它们是:(甲)信息受众理解信息含义的困难程度，例如，对“建议观望”、“大盘持续震荡”这类模糊语句的含义的理解就对例如“建议持有”、“建议抛售”这类直观的语句的含义的理解困难的多。(乙)信息受众从大量信息中筛选有用信息的能力，由于基因生存本能的经济性能源和营养配置原则，面对大量信息时，信息受众的大脑作为信息的处理系统也会出现“自我服务意识”———采取心理办法简化智力消耗过大的信息量(周菲，2008)。［5］(2)信息受众信息接收的主动性依赖于“成本—效益”权衡，信息受众对信息广度的可能会不自然的受到物质收益和心理收益的影响，因为认知过程中很难进行完全意义上的理性思考，而是会尽力寻找思考捷径，采用把复杂问题简化的策略。这就会形成有用的信息并没有被投资者认识，而是基于其生理需要简化处理。(3)信息传播者(证券分析师)传递信息的方式:包括信息传播媒介、信息表达方式及信息传播时间把握。国外的研究表明信息披露存在明显的“自我服务”意图，上市公司会策略性地选择不同的披露时间、内容、方式，来实现公司或者管理者自己某种特殊的目的。而这种自我服务意图又必然会产生一定形式的信息偏差(王雄元，2005)。

暂不论信息的真实性及信息接受者和信息传递方的接收和传递能力，作为有意义的话语，一定是能够被信息接受者理解和接受的，但实际上现有证券分析师话语研究都暗含了一个基本假设:即信息传达方和信息接受者之间有着想当然的“桥”———以供双方达成信息共识，但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第一，信息传播媒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曲解”了纯粹的客观现实;任何陈述或话语所指涉的对象不仅都是由这些陈述或话语本身建构起来的，而且其范围和界限也往往是变动不居、充满着“差异、间隙、替代和转换的游戏”(福柯，1998)。［7］(P47)吴联生(2006)在解释会计信息规则性失真时也指出，人类认识的“客观事实”，实际上是人类对客观事实的认识，而不同的人对同一客观事实的认识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也就不存在大家所一致认可的“客观事实”。［8］(P30)第二，我们也会发现，不仅很难找到所有概念都完全一致的陈述，而且表面上看似相同和一致的概念在不同陈述中其含义却可能大相径庭。我们还会在概念系统看似相同的陈述当中“身不由己地发现一些新概念的产生，其中有一些可能是从旧概念中派生出来的，但是，其他的概念是异质的，并且其中有些甚至与它们是不相容的”(福柯，1998)。

(二)证券分析师话语实践特质性逻辑分析

确定上述分析后，针对确定什么样的标准来对证券分析师话语类型加以确认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本文从两个维度———即文本维度(关注证券分析师话语文本的语义逻辑)和实践维度(说明证券分析师话语文本生产和解释过程的发散性性质)———尝试着重新构建证券分析师话语框架。1.证券分析师话语文本的语义逻辑构建(1)证券分析师话语概念接续的形式。具体包括证券分析师话语陈述系列的各种秩序(具体到证券分析，也即证券分析师推理论证其观点的行为，包括其所传达的信息覆盖的空间以及其话语组织表达的内在逻辑)、证券分析师话语各种陈述的从属类型(即证券分析师对其观点佐证的形式，是“提出观点———证据支持”、或“市场表现———行情预测”和“市场规律———特殊情况”等)及证券分析师话语各种修辞模式(即证券分析师话语内在逻辑机理，其是如何表述市场行为及其表述观点的描述演绎方式)。(2)证券分析师话语概念共存的形式。证券分析师话语概念共存的形式至少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勾画出来:①证券分析师话语在场领域。由于信息传播平台及证券分析师并不唯一，所以就涉及到谁、在什么场合发表的信息可信度更高。②证券分析师话语伴随领域。即分析师用支持其信息观点方式以外的其他佐证性技术或话语。③证券分析师话语记忆领域。即那些被信息者或接受者接收的既定的真理实体或有效性范围，但这些既定真理实体或有效性范围却与信息者形成其信息相关联。2.证券分析师话语场域下的实践指向分析(1)确定证券分析师话语的可能转换或衍射点。众所周知，文学家历来组织文字意思表达的形意与意意，也即我们说的言传与意会。信息的文字性表述虽然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的理解是什么意思。殊不知信息表述本身所传递出来的行动意识性。刘禾(2010)在其《“话语政治”和近代中外国际关系》一书中指出:“话语涉及的是行动，而不是纯粹的表述”。

正如其对“夷”字的解读，充分揭露了这种文字的表述的行动意识性。当然，在此并不是否定文本表述的意义，更多的是想说明条约文字的束缚、话语实践对行为的潜在影响性。故证券分析师的信息已经不在是单纯的文本信息，其背后隐藏的是行为模式。(2)确定证券分析师话语某一主题被选择的内在权威或根据，即“话语的权威或根据”。并非话语在主题或理论选择方面所隐含的所有可能性都能够被实现。在特定时间、空间条件下，能够实现的选择往往只是其中的一个或一些。由于股市的风险，证券分析师也不可能准确的预测各种信息，其在表明立场时，为规避由于预测信息失误而造成的声誉风险，必然只会提供一个动态信息空间(如常见的证券分析师用语:建议观望)，所以这时证券分析师的话语构成并不会完全占据它的对象构成、陈述构成和概念构成系统。这也需要信息受众结合其他话语丛来理解，以揭示新的可能性。

三、证券分析师话语误导分析

由于语言构成了人成之为人的主要维度，不了解语言，不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市场机制运作中的作用，显然难能对人类“经济世界”的内在秩序及其变迁机理有一个到位的理解和把握(韦森，2009)。［11］语言构成了人类社会彼此沟通的桥梁，但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话语，其存在至少有两个前提:语言传递的真实性和彼此语言认知的同一性。信息市场夹杂着大量的、无用的或者是虚假的信息，以及话语双方对同质性概念认知的不共存性，都动摇了话语认知的当然性。徐贵权、任孟山(2010)在《时评作为一种利益表达方式:传播社会学的考察》一文中将时评视为一种利益表达的象征行动。［12］联系资本市场的股评现象，证券分析师难免会脱离“利用”话语权实现自身利益的可能，不过不同于可观察的社会行为，文本形式的话语背后隐藏着“实践”性，所以社会现有规则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监管。在这个意义上，如何认识证券分析师形式话语背后的“影子”，如何分析并构建一个资本市场话语框架以更好的引导信息传递方和信息接受者以提高资本市场有效性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实问题。借鉴吴联生(2006)对会计信息失真的结构分析，笔者也尝试着从证券分析师话语规则性误导和证券分析师话语违规性误导来分析证券分析师文本话语和实践导向不协调的内在机理。本文中定义的证券分析师违规性误导是指由于相关证券法律法规客观存在的不完善，使得证券分析师的行为出现偏差而造成的误导;证券分析师违规性误导是指证券分析师故意违背相关制度规定而造成的误导。

(一)证券分析师话语秩序与证券分析师话语规则性误导

资源是稀缺的，信息作为资本市场上特殊的商品，其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人们必定追求自身的利益。但若是人人都自谋私利，那么社会就会处于极度无序状态，所以社会成员若想获得收益，则必然会进行合作，这样，不同的社会公众就成为该合作投资的不同利益相关方，而利益相关方合作投资的结果，就是社会形成一种自发的投资秩序。资本市场中股评师话语信息供需双方若想获得合作的成功，其基本前提就是需要对利益相关方所投入的不同资源和利益相关方所享受的收益进行计量。证券分析师进行股票分析，其投入的是专业素质，需要获得的是专业劳动报酬及潜在声誉收益(这种声誉收益在其以后职业生涯中可通过可计量物质实现)，信息受众在资本市场投入资本则希望得到专业指导实现资本收益。由此可见，包括资源和收益价值的计量以及证券分析师相关分析等内容的证券分析师话语秩序，实际上是利益相关方以其所投资的资源为依据而进行互动的结果，是他们利益冲突与协调的结果，它是一种自发生成的秩序。证券分析师话语是依据宏观经济形势及微观企业财务信息规则而构建的，只有当证券分析师依据宏观经济形势及微观企业财务信息规则生产的股评话语与证券分析师话语秩序相一致时，才能被利益相关方所接受并予以运用。但是，由于证券分析师话语秩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以及经济形式和财务会计规则的自我修复性，证券分析师师即使客观公正的进行分析，也可能会模糊一些相关证券制度及财务会计规则漏洞的存在性，造成证券分析师话语规则性诱导。到目前为止，我国的证券法仍未出台明确的证券分析师制度，只是规定了一些禁止条款，这些给证券分析师灰色行为留下了空间。

(二)信息不对称与证券分析师话语违规性误导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2007)认为，商品世界有两类不同的交换:一种是普通的交换，带有竞争性。因为是公开的;另一种是高级的交换，带有欺骗性和独立性，这是一种私下交易，目的正是摆脱传统市场种种规定的束缚，摆脱市场的竞争。［14］(P89)证券分析师话语引导毫无疑问是很难监管的，有时对于其到底是证券分析师话语规则性失真，还是证券分析师话语违规性失真很难去分清。证券分析师的初衷是为了增强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但在不完善契约的背景下，理性人很难以道义性原则去行事，这就不可避免出现“有意”或“无意”的违规行为(证券分析师会顾虑其职业生涯而做出不一定是显性的经济形势判断或财务分析，其表象的和潜在的含义需要信息受众的领会，所以说证券分析师话语的“真实性”具有相对性，其“真实”的程度很大程度上依靠信息接受者的自我甄别，这也是证券分析师逃避监管的一个惯用途径。

证券分析师范文篇2

【关键词】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金融风险

一、引言

近年，随着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更多的民众成为投资者，证券分析师作为金融市场上掌握高度的专业知识和分析技术的从业人员，金融市场的重要枢纽，其影响力越来越大，促进信息的快速传导和市场的定价率以及为投资者带来盈利的同时，其负面影响同样突出，证券公司多元化的业务使利益冲突问题有了存在的条件，为自身利益损害投资者利益，阻碍市场健康有序发展。证券分析师则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出现违规炒股，或进行内幕交易等行为，而监管制度的不完善使利益冲突问题更加严重，证券分析师倾向于乐观的盈余预测和股票评级的研究报告，诱导信息匮乏的中小投资者购入相关证券，造成不良后果。鉴于上诉情况，证券分析师所出具的建议客观性和独立性受到重要关注。2016年证券行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3279.94亿元，其中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1052.95亿元、证券投资收益(含公允价值变动)568.47亿元、证券承销与保荐业务净收入519.99亿元、财务顾问业务净收入164.16亿元、投资咨询业务净收入50.54亿元。证券经纪、证券自营、承销与保荐三大传统业务收入合计占营业收入的65.29%。在证券公司发展多元化业务时，我国的研究学者在利益冲突的视角下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调查，对于利益冲突的起因及其造成的后果都进行了详细说明。但是由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速度快，但建成时间短，证券分析师因利益冲突问题而造成的不良后果就越发严重。本文通过对利益冲突现状进行研究，提出证券分析师存在的问题，给出建议，使更多投资者受益，同时更好地稳定金融市场，进一步适应经济新常态、激发自身活力有重要意义。

二、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现状

(一)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内涵。证券分析师指的是在证券领域从业的人员，通过自身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分析技术，为广大投资者提供投资理财信息咨询服务。证券分析师的利益冲突问题是指，证券分析师利用证券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通过自身具有的信息优势有偏颇不够客观的研究报告误导投资者。作为同时服务上述两个市场主体的信息中介，证券分析师在职能上可能存在着潜在的“利益冲突”。证券分析师可能出具乐观报告，有利发行者，诱导更多投资者参与投入，加大投资金额，从而获得经纪业务的收入。由于中小投资者专业水平和信息成本受限，轻信证券分析师的研究报告，出现信息不对称问题，证券分析师就可利用自身信息优势剥夺中小投资者利益。信息不对称，证券分析师立场和职能的利益冲突问题将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发展。(二)我国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的报告。采用十大最佳券商对于各行业所的研究报告，将研究报告所持的股票评级分为买入、增持、中性、减持、卖出五种，如表1所示。从中可以看出这十家证券公司对上市公司的股票的投资评级中“增持”和“买入”评级占比为42%和55%，而中性的投资评级占比仅为3%，“减持”和“卖出”占比均为0，其出现的股票评级次数在各个行业仅为一次甚至没有。如表1所示，证券分析师基本只买入和增持的股票评级，基本回避所有减持卖出的建议。由此看出证券分析师总体上倾向于乐观的盈余预测，支持投资者加大投资资金比例，而对于减持和卖出相关的负面消息则选择回避。并且当上市公司因曝光丑闻事件而导致股价下跌，投资者遭受损失时，大多数的证券分析师仍然表示维持评级，较少的证券分析师认为将要下调评级。三、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原因分析(一)来自于证券公司内部的压力。由于我国证券公司业务多元化的影响，公司的创新业务与传统业务交错执行。证券公司在一级市场为上市公司的承销与并购业务是其高额利润的主要来源。证券公司要求证券分析师关于目标公司最好的股票评级取悦目标客户，拉高股价，从中获利。证券公司可能买入股票后，为了使所持股价上涨让证券分析师不具有客观性的研究报告来诱导投资者进行购买，然后证券公司再大量抛售其分析师推荐的股票，以从中获取高额利润，恶意操纵市场，来带不良影响。(二)来自机构投资者的压力。在证券市场上，机构投资者是证券公司的主要客户，对证券公司的营业利润造成较大压力，机构投资者对于资金的盈利要求较高，对进行托管的证券公司造成了较大的压力。证券分析师为此将会因此诱导普通散户购买股票拉高股价，以此操纵价格，损害散户的利益。(三)源于证券分析师个人利益的影响。当证券公司的薪酬制度规定证券分析师的利益主要通过投行业务增值时，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这样的薪酬制度下，证券分析师为了自身的利益可能具有乐观倾向的盈余预测或股票评级，诱导投资者买入股票带来更多的佣金报酬或者使所在证券公司所承销的股票股价上升。证券分析师的研究报告因而丧失应具有的独立性与客观性，由投资者的投资顾问变成诱导投资者进行消费的营销团队。证券公司的经纪业务也会使证券分析师倾向乐观的预测盈余，给与投资者买入或增持的决策建议，从而诱导投资者加大交易额，推动股价的急速上升，使投资者盲目跟从，进而实现更高的交易量，获取更高的佣金收入。相反，若是证券分析师给出减持或卖出的建议，投资者对市场期望下降，交易额会随之减少，而通过传统业务获利的证券公司也将因此受到影响。这样的传导机制使利益冲突问题越发明显，并且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行为将有损投资者利益。

四、证券分析师冲突问题的对策

(一)加强声誉机制对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问题的约束。强化证券分析师声誉机制对利益冲突问题的约束作用，我国证券市场虽然对分析师进行等级分类，但等级十分模糊，大多是投资者人云亦云地相信证券分析师给出的投资建议进行决策。而声誉机制的建立将可有效地解决该问题，证券分析师应长期保持较高的声誉而质量较高，预测更为准确的股票评级。建立有效的声誉机制就需要引入证券分析师长期有效跟踪机制和长期责任承担制度，证券分析师所出具的研究报告应建立在证券分析师对上市公司正确的风险认识、股票评级或者更新上市公司信息。对于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操纵市场的行为，应当建立适当的长期责任承担制度对相关分析师予以约束。(二)建立并完善证券分析师的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作为证券监管制度的重要基石，是其制定法律的基本原则，由于证券市场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问题，信息披露制度无疑是解决该现象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上市公司为取得更好的股价，要求金融中介为其进行美化包装，虚构财务报表，蒙骗投资者，损害市场发展。由此，我国应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并严格执行，增强其操作性，细化披露内容，尽量使上市公司展现出真实的企业水平。在披露分析师与目标公司的利益关系后，增强对证券分析师的约束机制并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三)完善“中国墙”制度。“中国墙”制度作为一种券商自律机制，并不对其进行直接的管制，而是用隔离的手段规避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并降低了管制成本。“中国墙”制度是将证券分析师的咨询部和投资部分离开来，并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约束。部门间职能分离，即进行承销或并购业务的分析师不得向投资者对该股票的分析报告，并对分析师的研究报告进行评估，在多重保障下确保分析报告的客观性与独立性。证券公司做好内部控制，增强部门间的独立性，加大内部监管，使信息适当隔离，职能部门间相互制约，更好地完善和实行有效证券监管，确保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保护。

五、结语

针对于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问题，需要完善市场监管体制体系。一个健康有序的证券市场是证券分析师将其职能发挥的前提，证券市场需要完善各方面的制度。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考虑效率性与公平性，适当地避免利益冲突，保护金融机构的资源整合得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的积极性;加强行业的自律组织建设工作。解决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的法规法则，细化信息披露事项，增强信息透明度。还应该严格控制企业的关联交易等。完善证券公司监管制度，建立“中国墙”制度，做好信息隔离措施，增强证券公司自律管理，保持证券分析师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分离研究部门和业务部门，制定更切合实际的证券分析师职业道德规范。

【参考文献】

［1］杨大楷．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行为的“前因”与“后果”———来自上证A股的经验证据［J］．上海经济研究，2011，11:57～67

［2］姚禄仕．利益冲突下的证券分析师跟进行为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14，6

证券分析师范文篇3

现代证券投资理论的有效性建立在两个假设前提上：一是证券价格对证券信息具有不同程度的敏感性；二是存在一种能够提供与传递信息并保证信息质量的法律制度。(注：齐斌证券市场信息披露法律监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5.5。)证券监管旨在通过树立市场信心以保护投资者利益，其主要手段是建立信息披露制度。随着证券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信息披露报告中出现大量晦涩难懂的法律和会计术语，超出了普通……

在我国，真正意义的证券分析师尚未出现，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在2002中国工商论坛上指出：我国将在适当时候推行证券分析师制度。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了十几年，从事股评工作的人不在少数，但并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证券分析师。证券分析师制度的推出，除证监会大力推动外，还需要证券业内部的力量。该职业的产生首先应基于市场需要，我国1998年《证券法》并未采用证券分析师的概念，而是用了“证券咨询机构专门从业人员”的冗长称谓。2000年7月证券业协会制定的《中国证券分析师职业道德守则》也只是略微提及。

二、证券分析师的市场角色与法律定位

当证券发行人的预期利润、管理决策等可能引起证券价格发生较大变动时，为辟免其证券价格过渡波动，发行人会将信息选择性地披露给一些证券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再由他们做出市场预测和投资建议，这种选择披露的方式表面上看有利于证券价格的稳定，实际上违背了证券监管理念。证券分析师为避免被发行人排除于信息公布所选择的人员范围外，有时会不得已做出对发行人有利的评价或建议，而不敢提相反意见。(注：施天涛、李旭从“选择披露”到“公平披露”——对美国证券监管新规则的评价与思考[J]，环球法律评论，2001.(4).492。)2000年8月，SEC试图以实现市场机会真正平等的公平披露规则而代之选择披露规则，效果如何有待实践检验。

证券分析师相对个人投资者而言无论在信息的搜寻还是证实上都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多数解释证券市场效率的理论都十分强调证券分析师在获取证券信息方面的优势。证券分析师有两个基本职能，首先是从发行人以外的渠道搜集有关证券价值的重要信息，例如，利率、竞争者行为、政府行为、消费者偏好、人口变动趋势等。这些信息是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发行人所依赖的参考资料；其次是证实和比较发行人披露的信息，防止恶意欺诈并消除偏见。(注：[美]小约翰·科菲市场失灵与强制披露制度的经济分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1).13。)

证券分析师是投资者的参谋，其应当利用上市公司正式的信息、相关产业信息、经济发展信息提供分析意见，并尽可能地保证所依据的信息和分析意见客观、真实、可靠。但因为证券市场具有不确定性，其不应对预测行为承提责任。司法的干预应该是有限的，除非分析师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否则不能因为预测的误差追究其责任。法律应鼓励证券分析师利用自己的知识与才能为投资者服务。投资者参考分析师的意见做出自己独立的投资判断，最终对自己的投资行为负责。维护投资者利益和保证分析师正常执业的目标是一致的，证券分析师组织将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提高分析师的执业能力，培养分析师良好的执业素质，以更好地为投资者服务。

证券分析师业正在形成规模，对证券市场起着推进作用的同时，可能带来危害证券市场的消极作用，各国证券市场频现证券分析师以权谋私的丑闻，给证券业蒙上阴影。为促进证券咨询业的规范发展和提高证券分析师的专业水平、规范证券分析师的行为，急需建立一套完善的包括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在内的制度来规范这一职业。证券分析师何时应为其言行承担法律责任。更要明确何时应豁免其法律责任，避免其遭遇诉讼威胁。

三、证券分析师言行的不实责任与责任豁免

在世界经济衰退和股市持续低迷的大潮下，作为证券业楷模的华尔街也出了问题，证券分析师违规操作的丑闻频现，引发人们对证券分析师法律责任的纷纷议论。最轰动的美国纽约州司法部诉美林集团证券分析师建议公众购买潜在垃圾股、自己却大量卖出的信用欺诈丑闻，近日以和解协定告终。但远非尾声，若分析师以权谋私的问题不解决，没有人仍会对证券业抱有信心。该案的大白天下初步揭开了投资银行和分析师互相勾结的重重黑幕。

证券分析师应当对股民负责，提供客观的评论。许多分析师却违背职业道德，扮演投资银行推销员的角色。多数华尔街投资银行主要依据利润给分析师付酬，两者狼狈为奸。为了吸引投资者，投资银行利用自己的分析师吹嘘自己的证券，所谓“专业股评”虽不乏善意的引导，但也存在恶意欺骗。20世纪90年代网络股和电信股的泡沫，某种程度上就是分析师吹起来的。只有分析师的收入与其任职的投资银行的经营业绩分离，彻底解决利益冲突问题。证券分析师信用欺诈释放的市场信号导致股市异常变动，市场自身无法调节，需要政府监管的外力价入，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另一重要干预是减少证券投机。证券投机虽有益于促进证券价格根据时价做出调整。但投机者往往醉心于研究开价不足或过高的股票。(注：[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579—580。)证券监管禁止证券诈欺，投资者有权通过司法途径提出欺诈的损害赔偿请求。

根据传统的欺诈原则，可诉的虚假陈述必须实际上已为被欺诈人信任，否则，这种欺诈就是无害的。通常，来自证券欺诈的收益为零。尽管欺诈所产生的成本并不等于投资者遭受的损失，但确实存在社会成本。虽难以量化，但至少可能存在两种：第一，经理层在封锁坏消息时将动用的资源；第二，有些投资者为克服公司经理层虚假陈述的损失，就不得不设法用更多的资源努力发现企业的真实情况。另外，证券价格下跌导致的损失是否属于应予赔偿的部分，而分析师信用欺诈应赔偿投资者直接损失还是间接损失都值得研究。

我国证券法上规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从业人员不得从事下列行为：一是委托人从事证券交易；二是与委托人约定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投资损失；三是买卖本咨询机构提供服务的上市公司股票。在我国首例股评家与股评刊登媒体被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湘中药股评案”相关法律问题的研讨会上，有人提议尽快建立证券分析师信息获取、分析业务免责制度，证券分析师只要完全尽了诚信和注意义务仍无法避免事实失真时可以免除责任。证券分析师的地位应该完全中立，其进行证券分析时，只需依其内心的确信，发表忠实于专业知识的专家意见即可，无需受任何人的指摘。如非经过严格的法律途径调查和充分的证据支持，证券分析师不应受无合理和合法根据支持的苛刻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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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分析师行业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中国证券分析师行业是伴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而发展壮大起来的,以管理部门实现监管为标准,其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起步阶段(1984—1991)。这个阶段是证券分析师行业的萌芽和孕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证券市场刚刚开始,管理层、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和投资者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全国性的有形交易市场尚未形成。在一些大城市一级半市场上,开始有人研究股市行情,传递信息,指导操作,但尚未形成稳定的证券咨询群体。

第二阶段是自发阶段(1991—1998)。这个阶段是证券分析师行业飞速发展阶段,也是管理部门监管处于真空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证券市场成立之时,为适应证券公司的需要,证券咨询部门纷纷成立,最早是从券商的客户服务部门开始,准确地说是营业部对股民进行的“入门指导”,离严格意义上的咨询业务相距甚远。在这一阶段,证券市场刚刚成立,投资者还比较陌生,此时,证券分析师的作用更多的是起到一个“入门指导”的作用。接着,我国证券市场迎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过程,由于证券市场投机风气弥漫,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基本上是建立在对“政策”“、庄家”、“内幕消息”等概念上,为迎合投资者投机的需要,各类“股评家“”股评人士”“、市场人士”、“证券研究员”活跃在证券交易所和各种新闻媒体之上,新闻媒体也推波助澜,而且市场缺乏政策监管。在这种大环境下,证券分析师行业出现了大量的违规行为。

第三阶段是规范发展阶段(1998—至今)。这个阶段是证券分析师行业规范发展的阶段,各类管理法规和条规相继出台,管理部门开始监管。面对证券咨询业的放任自流和大量违规行为的出现,监管层开始引起注意,1998年4月1日《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公布并实施,开始对从业机构和人员实行资格审查,加上其后颁布执行的《证券法》,中国证券咨询监管法规在某些方面甚至比香港同类法规还要严格。2000年7月16日我国颁布实行了《中国分析师职业道德守则》,并且在2002年12月13日成立证券业协会证券分析师委员会,使证券分析师的管理趋于规范。但是,多年监管空缺造成行业总体素质偏低和短期的投机心态已经深入人心,很多证券分析师缺乏耐心长期深入的研究,投资者还没有形成对证券分析师研究报告的广泛需求。

时至今日,中国证券分析师行业依然处在比较初级的发展阶段上。从规模上讲,截至2004年12月底,全国共有证券公司133家,其中,获得证券投资咨询资格的证券公司98家。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具有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证券咨询公司116家。获得证券投资咨询资格人员达到2万人,其中具有执业资格的证券分析师已经超过6000人。我国证券分析师行业经过十几年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在普及市场知识、引导投资理念、推动市场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在经营方式、管理水平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目前,行业形成了几种主流的业务模式,如:专门为基金、券商等高端客户提供的研究咨询服务;针对中小投资者提供的研究咨询服务;提供分析软件、证券资讯信息平台的服务;提供公司重组、战略规划、公司购并的财务顾问服务等。部分信誉优良、经营规范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在提供专业化、个性化服务方面逐渐树立了自身的品牌。但是,应该看到,我国证券分析师行业整体素质有待提高,社会信誉度不高,存在诚信危机。证券咨询机构业务范围狭窄,服务方式和服务手段单一,法定业务无法维持正常经营,机构规模偏小,发展后劲不足,证券投资咨询业处境艰难,面临着行业萎缩的严峻局面。因此,改善行业经营环境,拓宽行业经营范围,提高执业水平,增强行业竞争力已成为当前证券投资咨询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中国证券分析师行业发展思路的思考

综观世界各国,证券分析师行业的规范与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与监管。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德国、日本等证券业发达的国家,均不同程度地运用法律、税收及财政等手段大力引导与规范本国证券分析师行业的发展,因而才涌现出一大批诸如麦肯锡、标准普尔、布隆伯格等世界知名咨询机构。我国证券分析师行业起步晚、规模小,尚处于原始积累阶段,是资本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其发展更是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

1.明确证券分析师行业发展的意义。证券分析师行业是伴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新兴行业,它在普及证券知识、推动理性投资和证券市场规范化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要把证券分析师行业当作一个行业来看待,不应把其看作证券市场的附属品。

当前,中国证券分析师行业正面临国内证券市场快速发展和加入世贸组织后外国同业竞争的新形势,一方面,我国证券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虽然出现过不少问题,但其在筹集社会资金、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市场运行机制发挥的重要作用越来越被社会认同,它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经济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迫切需要证券市场以更快的发展来支持,证券市场的发展将使上市公司不断增加,市场投资品种不断增多,而现有的证券分析师队伍是远不能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这必将要求证券分析师行业尽快成长起来。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金融领域逐渐对外开放,国外证券分析师及其投资咨询机构将逐步向我国证券市场渗透,国外优秀分析师成熟的经验及其咨询机构的咨询风格,将给我国证券分析师行业带来新的面貌,有助于提高我国证券分析师行业整体水平。但同时也加剧了证券服务领域的竞争,国外证券分析师的专业化水平、丰富经验和依靠的投资咨询公司的实力,与国内相比有较大的优势。如果我们不迎头赶上,国外咨询公司可能在未来几年迅速占领我国市场,从而构成对我国证券投资者的信息咨询垄断,这将不利于国家投资环境的安全。

2.制定证券分析师行业的发展规划。面对国内证券市场快速发展和加入世贸组织后外国同业竞争的新形势,我国应该制定中国的证券分析师行业的发展规划,争取用先进的文化形成行业内特有的品牌,并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经验等形式抓紧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发挥作用。根据国内外证券市场发展的趋势,借鉴国外证券分析师行业发展的经验,证券分析师行业应该朝专业化、个性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等方向发展。

(1)专业化。证券分析师行业专业化是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由于证券市场的复杂性以及证券品种多样性的特点,它要求证券分析师应该是具有复合型知识的专家。作为证券市场的专家,他首先必须通晓金融证券、投资和经济学等基本知识;为了获取和利用信息,他必须掌握运用数学、统计、信息技术等知识的技能;为了分析上市公司状况,他除了掌握财务会计、审计等知识外,还需要熟悉上市公司的行业背景及发展趋势;此外,一个称职的分析师更应该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断的决策能力,才能在瞬息万变的证券市场做出正确的判断。因此,证券分析师行业不仅有严格的准入条件,而且更需要不断地接受继续教育,提高业务水平。

(2)个性化。证券分析师行业服务对象是具有不同个性、风格和投资目标的投资者,能否提供个性化服务,是其能否找到并维护稳定的客户群,从而占有市场份额的关键。目前我们提供给投资者的证券咨询服务还是一种面向大众的服务。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投资者对证券咨询的个性化服务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个性化的需求是不断变化的,有时还存在盲目性。为改变这种情况,就要深入到投资者的决策过程中去,而网络经济恰恰给个性化服务提供了技术上的准备。国外同行对个性化服务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已上升到客户关系管理的层次。

(3)信息化。随着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证券市场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市场信息传播速度加快,这为咨询活动借助高科技手段实现转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国证券交易佣金已经放开,这将刺激网上交易的发展。在网络技术进一步完善和证券网上交易的条件下,客户从传统的“信息束缚”和“地域局限”中解放出来已是大势所趋。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信息咨询服务尤其是服务质量上。证券咨询服务只有实现信息化,才能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对传统的信息资源和信息流程进行整合,逐步实现双向互动式咨询,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

(4)市场化。证券分析师行业是一个服务性行业,只有按市场化模式运行,才能加快发展。市场化包括体制市场化、服务产品市场化和定价机制市场化等内容。体制市场化就是通过定期对分析师的能力和业绩进行科学的评价,不断提高分析师行业的整体素质,逐步形成分析师市场。产品的市场化,就是按照客户的需求去设计和生产产品,既要满足内部客户的需要,又要符合公司外部客户的需要。咨询产品定价机制的市场化必须以产品设计的市场化为前提,只有在咨询产品呈多样性、同质性和同层次产品达到一定规模,能够进行市场竞争时,市场定价机制才能形成。

(5)国际化。随着中国证券市场开放步伐明显加快,国外证券分析师及其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将逐步向国内市场渗透,这将潜移默化地改变我国分析师行业的咨询风格,带动国内的服务标准向国际标准靠拢,减少一些不太规范的行为。此外,国内企业到国外上市逐渐增多,在开放的国际市场,他们面对的是国外同行的竞争,服务的对象也将扩展到国外投资者,这一切都要求国内证券分析师的行为、产品都必须符合国际惯例。同时,来自监管层的压力也要求证券分析师行为方式更加规范化和国际化。

3.大力扶持证券分析师行业的发展。我国证券市场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证券分析师行业更是一个处于发育阶段的新兴行业,需要政府的扶持。由于我国证券分析师行业在发展初期阶段,出现过众多问题,再加上我国证券市场运行“熊长牛短”,每当市场出现问题时,证券分析师往往成为众矢之的。因而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限制性措施过多而扶持性政策过少,从而制约了该行业发展的现象。鉴于此,应采取以下措施对分析师进行扶持。

首先,适当扩大证券分析师行业的业务范围。目前,我国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范围狭窄,盈利模式单一,仅以证券投资咨询业务为主,这已成为制约该行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一个产业的发展必须要有稳定的利润增长点,单靠证券咨询业务,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难以维持生存,许多经营者只有在夹缝中寻找“灰色收入”来实现收益,没有较多的精力搞实地考察研究,从而也制约着咨询业向更深层次发展。同时对于“灰色收入”这样难以见光的业务,管理层也很难得以监督管理,从而造成了目前市场的混乱,各种人员在其中为着各自的利益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建议证监会协调相关部门,积极鼓励投资咨询公司开展包括管理咨询、融资顾问、兼并收购、独立财务顾问、上市辅导等各项财务顾问业务,明确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开展财务顾问业务的法律地位;允许独立经营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积极探索与资产管理公司、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作模式;大力扶持金融咨询软件的开发业务等。

证券分析师范文篇5

现代证券投资理论的有效性建立在两个假设前提上：一是证券价格对证券信息具有不同程度的敏感性；二是存在一种能够提供与传递信息并保证信息质量的法律制度。(注：齐斌证券市场信息披露法律监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5.5。)证券监管旨在通过树立市场信心以保护投资者利益，其主要手段是建立信息披露制度。随着证券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信息披露报告中出现大量晦涩难懂的法律和会计术语，超出了普通……

在我国，真正意义的证券分析师尚未出现，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在2002中国工商论坛上指出：我国将在适当时候推行证券分析师制度。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了十几年，从事股评工作的人不在少数，但并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证券分析师。证券分析师制度的推出，除证监会大力推动外，还需要证券业内部的力量。该职业的产生首先应基于市场需要，我国1998年《证券法》并未采用证券分析师的概念，而是用了“证券咨询机构专门从业人员”的冗长称谓。2000年7月证券业协会制定的《中国证券分析师职业道德守则》也只是略微提及。

二、证券分析师的市场角色与法律定位

当证券发行人的预期利润、管理决策等可能引起证券价格发生较大变动时，为辟免其证券价格过渡波动，发行人会将信息选择性地披露给一些证券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再由他们做出市场预测和投资建议，这种选择披露的方式表面上看有利于证券价格的稳定，实际上违背了证券监管理念。证券分析师为避免被发行人排除于信息公布所选择的人员范围外，有时会不得已做出对发行人有利的评价或建议，而不敢提相反意见。(注：施天涛、李旭从“选择披露”到“公平披露”——对美国证券监管新规则的评价与思考[J]，环球法律评论，2001.(4).492。)2000年8月，SEC试图以实现市场机会真正平等的公平披露规则而代之选择披露规则，效果如何有待实践检验。

证券分析师相对个人投资者而言无论在信息的搜寻还是证实上都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多数解释证券市场效率的理论都十分强调证券分析师在获取证券信息方面的优势。证券分析师有两个基本职能，首先是从发行人以外的渠道搜集有关证券价值的重要信息，例如，利率、竞争者行为、政府行为、消费者偏好、人口变动趋势等。这些信息是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发行人所依赖的参考资料；其次是证实和比较发行人披露的信息，防止恶意欺诈并消除偏见。(注：[美]小约翰·科菲市场失灵与强制披露制度的经济分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1).13。)

证券分析师是投资者的参谋，其应当利用上市公司正式的信息、相关产业信息、经济发展信息提供分析意见，并尽可能地保证所依据的信息和分析意见客观、真实、可靠。但因为证券市场具有不确定性，其不应对预测行为承提责任。司法的干预应该是有限的，除非分析师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否则不能因为预测的误差追究其责任。法律应鼓励证券分析师利用自己的知识与才能为投资者服务。投资者参考分析师的意见做出自己独立的投资判断，最终对自己的投资行为负责。维护投资者利益和保证分析师正常执业的目标是一致的，证券分析师组织将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提高分析师的执业能力，培养分析师良好的执业素质，以更好地为投资者服务。

证券分析师业正在形成规模，对证券市场起着推进作用的同时，可能带来危害证券市场的消极作用，各国证券市场频现证券分析师以权谋私的丑闻，给证券业蒙上阴影。为促进证券咨询业的规范发展和提高证券分析师的专业水平、规范证券分析师的行为，急需建立一套完善的包括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在内的制度来规范这一职业。证券分析师何时应为其言行承担法律责任。更要明确何时应豁免其法律责任，避免其遭遇诉讼威胁。

三、证券分析师言行的不实责任与责任豁免

在世界经济衰退和股市持续低迷的大潮下，作为证券业楷模的华尔街也出了问题，证券分析师违规操作的丑闻频现，引发人们对证券分析师法律责任的纷纷议论。最轰动的美国纽约州司法部诉美林集团证券分析师建议公众购买潜在垃圾股、自己却大量卖出的信用欺诈丑闻，近日以和解协定告终。但远非尾声，若分析师以权谋私的问题不解决，没有人仍会对证券业抱有信心。该案的大白天下初步揭开了投资银行和分析师互相勾结的重重黑幕。

证券分析师应当对股民负责，提供客观的评论。许多分析师却违背职业道德，扮演投资银行推销员的角色。多数华尔街投资银行主要依据利润给分析师付酬，两者狼狈为奸。为了吸引投资者，投资银行利用自己的分析师吹嘘自己的证券，所谓“专业股评”虽不乏善意的引导，但也存在恶意欺骗。20世纪90年代网络股和电信股的泡沫，某种程度上就是分析师吹起来的。只有分析师的收入与其任职的投资银行的经营业绩分离，彻底解决利益冲突问题。证券分析师信用欺诈释放的市场信号导致股市异常变动，市场自身无法调节，需要政府监管的外力价入，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另一重要干预是减少证券投机。证券投机虽有益于促进证券价格根据时价做出调整。但投机者往往醉心于研究开价不足或过高的股票。(注：[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579—580。)证券监管禁止证券诈欺，投资者有权通过司法途径提出欺诈的损害赔偿请求。

根据传统的欺诈原则，可诉的虚假陈述必须实际上已为被欺诈人信任，否则，这种欺诈就是无害的。通常，来自证券欺诈的收益为零。尽管欺诈所产生的成本并不等于投资者遭受的损失，但确实存在社会成本。虽难以量化，但至少可能存在两种：第一，经理层在封锁坏消息时将动用的资源；第二，有些投资者为克服公司经理层虚假陈述的损失，就不得不设法用更多的资源努力发现企业的真实情况。另外，证券价格下跌导致的损失是否属于应予赔偿的部分，而分析师信用欺诈应赔偿投资者直接损失还是间接损失都值得研究。

我国证券法上规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从业人员不得从事下列行为：一是委托人从事证券交易；二是与委托人约定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投资损失；三是买卖本咨询机构提供服务的上市公司股票。在我国首例股评家与股评刊登媒体被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湘中药股评案”相关法律问题的研讨会上，有人提议尽快建立证券分析师信息获取、分析业务免责制度，证券分析师只要完全尽了诚信和注意义务仍无法避免事实失真时可以免除责任。证券分析师的地位应该完全中立，其进行证券分析时，只需依其内心的确信，发表忠实于专业知识的专家意见即可，无需受任何人的指摘。如非经过严格的法律途径调查和充分的证据支持，证券分析师不应受无合理和合法根据支持的苛刻指责。

香港格林柯尔公司对瑞银华宝及其证券分析师提起诽谤之诉要求对方停止发表相关诽谤言论和赔偿损失。以普通法下的诽谤而不是以违反专门证券法规为诉由起诉对自己的股票进行跟踪分析的分析师的案例很少见。著名投资银行的证券分析师在研究报告时，肯定都会加注标准的免责声明，明确表明该研究报告只供信息参考之用，并不保证报告中内容的真实和完整性，一般可以躲过不实言论的诉讼。瑞银华宝研究报告的观点和内容都

证券分析师范文篇6

[关键词]证券分析师、第三人、民事责任

证券分析师在我国又称为股评师、股票分析师，他们是向投资者提供证券投资咨询服务的专业人士。他们通过向公众投资者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在引导投资者的理性投资、提高证券市场的透明度，规范证券市场运作、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ST中科、银广厦、蓝田股份等造假股股价疯涨的背后，确有一些证券分析师在其中推波助澜。为此，中国证监会根据《证券法》、《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制定了《关于规范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以加强对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及证券分析师的监管。

证券分析师因其违法违规行为给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的，是否应该承担民事责任呢？《证券法》和《暂行办法》均未对证券分析师的民事责任作出规定。作为补救，《通知》在第7条中规定，“投资者或客户因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人员的执业活动违法或者犯罪而遭受损失的，可依法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损害赔偿。”那么，该如何具体界定证券分析师的民事责任呢？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些探讨。

一、界定证券分析师民事责任的价值

何为证券分析师呢？笔者将其定义为：证券分析师是依法取得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和执业资格，就证券市场、证券品种走势及投资证券的可行性，以口头、书面、网络或其他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分析、预测或建议等信息咨询服务的专家。其专家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其一，执业工作的独立性。这是证券分析师执行业务的首要要求。它要求证券分析师在执业时要保持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独立姿态，并在工作上、地位上及利害关系上独立于当事人。其二，具有证券从业人员资格。即证券分析师应具备与其职业要求相符合的知识、技能，并得到相应主管部门的认可。其三，证券分析师给服务对象所提供的服务是非定型性的。即证券分析师服务的对象一般为非特定化的大众投资者。其四，行业自律性。各国证券投资咨询人员一般都存在其行业自律机构，指导证券投资咨询人员的执业行为，并对违规者作出制裁。

证券分析师是证券市场的一个重要职业。在证券市场发达的美国，证券分析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证券市场正经历着重要的进化过程。其中最重要的进步是专业证券分析师的出现。由于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存档的数据通过计算机网络能够及时、低成本地为分析师所得，使得分析师成为市场有效性的重要机制。”[1]（P13）理论上认为，如果有用的市场信息以不带任何偏见的方式全部在证券价格中得到反映，那么可以认为市场是有效的。证券市场是信息市场，只有信息充分，证券的正常价值才能被发现，投资者才可以据此做出理性的投资。虽然有关事实的信息一般投资者也能获得并加以使用，但证券分析师具有一般投资者无可比拟的专业优势和规模优势。正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1998年11月所评价的那样：“证券分析师使投资者了解信息，他们消化吸收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并且积极追踪企业新的信息，形成报告，他们在信息的传输中扮演了导管的角色。”[2]（P9）所以说，证券分析师提供的分析意见和预测对一般投资者而言，是一种重要的信息。在实践中，投资者对证券分析师存在着较强的依赖性。美国高等法院和证券交易委员会更进一步说明了证券分析师对证券市场的意义，“证券分析师对整个市场的价值是勿庸置疑的，他们收集分析信息的活动显著提高了市场的定价效率，从而增进了所有投资者的利益。”[3]（P9）故证券分析师对于市场和投资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我们也看到，证券市场不是教堂，证券分析师也不是圣贤，而是“经济人”，具有逐利性。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和证券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在证券市场从事中介服务的商主体。作为其执业人员的证券分析师自然是一类重要的商主体。所以证券分析师基于利益驱使的欺诈行为也屡见不鲜。在美国，随着一系列丑闻的曝光和股市泡沫的破灭，华尔街证券分析师的信用不断遭到人们的置疑和司法部门的调查。目前全美涉及华尔街投资银行、证券公司欺骗的起诉案已达到300多件，涉及50多亿美元的赔偿要求，而排在最前面的25个案子全部是状告分析师的，估计赔偿金额会超过10亿美元，将成为华尔街有史以来为说谎话付出的最大代价。[4]（P134）华尔街如此，中国证券市场也不例外。

由此可见，对于规范证券分析师的行为，仅仅依靠道德守则和行业自律有时候并不是有效的，而科以民事责任可能是一种可靠的阻吓欺诈的手段，同时也是保护投资者利益、实现社会正义的手段。

通过对实施欺诈行为的证券分析师科以民事赔偿责任，一方面可以产生威慑作用，促使他们更加谨慎和勤勉尽职，为投资者提供真实有用的信息，从而促进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分析师行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使投资者的损失得到补偿，有助于化解矛盾，实现市场的公平，增加投资者信心，有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

二、证券分析师民事责任的性质

证券分析师向投资者提供证券投资咨询服务，双方是平等的主体。根据责任自负的原则，任何人对自己的行为给他人造成的损害要承担责任。如果证券分析师在执业过程中因自己的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那么，证券分析师承担的民事责任为何性质？是违约责任、侵权责任还是独立责任？证券分析师从事证券分析业务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与投资者签订证券信息咨询服务合同而发生的合同关系；一种是证券分析师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投资者提供证券信息服务而形成的法律关系。此种法律关系是基于公众投资者对证券分析师的信赖而产生的一种特殊信赖关系。本文论述的是证券分析师对不特定的公众投资者即第三人的民事责任。

关于证券分析师虚假陈述导致第三人受损的民事责任的性质，当前主要有契约责任说、侵权责任说和独立责任说三种。契约责任说认为：证券分析师向股票市场投资者传播股评信息是为了吸引股民大众而提供的一种服务。在这种服务中，存在着两方主体，一方是证券分析师，另一方是股民。当股民以一定方式接受证券分析师的股评时，证券分析师与股民之间即形成服务合同关系，证券分析师是服务提供方，股民是服务接受方。[5]侵权责任说认为，证券分析师与投资者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证券分析师提供不实信息违反的是一种法定义务而不是当事人约定的义务。我国首例证券分析师民事赔偿案件采用的就是侵权责任。独立责任说认为，“证券交易有其独立的目的，其所决定的民事责任当属一种独立类型，不必强行纳入民法的责任类型中。”[6]（P329）

笔者认为，证券分析师的民事责任是一种侵权责任，理由如下：

首先，对于独立责任说，大多数学者认为，其虽然免去了责任性质的纠缠，但其也不得不依客观事实的性质，类推适用民法上的侵权或合同责任的有关规定，其实仍然没能避免要将证券欺诈的民事责任归于传统法律制度之下。[7]此笔者表示赞同。

其次，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根本区别在于责任基础不同。违约责任的基础是违反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义务，侵权责任的基础是加害人违反法律直接规定的法定义务；且前者在责任之构成与法律规定之间，存在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的合意过程，后者在责任之构成与法律规定之间，不存在当事人的合意过程。[8]（P201）证券分析师向不特定的证券投资者提供证券分析预测信息的行为，根据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并不是一种要约行为，他们与不特定的证券投资者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证券分析师所违背的义务也就不是一种合同义务，而是法律规定的一种特殊义务。而且我国合同法的理论与实践都没有采纳德国的“事实契约关系理论”，故认定为违约责任未免牵强。

第三，采取侵权责任说更有利于保护受害投资者的利益。侵权责任摆脱了合同责任对合同关系人相对性的限制，扩大了受保护的第三人的范围，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更显周全。在证券市场发达的美国，一般都是认定为侵权责任。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关于信息提供者对没有当事人关系的第三人承担责任的第522条第1款规定：“某人在其业务、职业或受雇佣中，或其他有经济利益的交往中，为指引他人的商业交易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如若他在应用或传送该信息时未能行使合理的注意或能力，对他人因正当的依赖其信息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应负有责任。”[9]（P209）

第四，证券分析师进行欺诈性预测的行为可以定性为广义的虚假陈述行为。而虚假陈述在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是界定为侵权责任的。虚假陈述的广义解释是指，证券市场的参与人违反证券法律义务性和禁止性的规定，在证券发行和交易过程中，作出背离事实真相的陈述或记载；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10]（P67）本定义中所称的“证券法律义务性和禁止性的规定”具体是指《证券法》第72条：“禁止国家工作人员、新闻传播媒介从业人员和有关人员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严重影响证券交易。禁止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社会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证券业协会、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证券交易活动中作出虚假陈述或者信息误导。”和《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11条：“禁止单位或个人对股票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的事实、性质、前景、法律等作出不实、严重误导或者含有重大遗漏的任何虚假陈述或者诱导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证券投资决定。”其中证券交易服务机构主要就是指各类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以及证券资信评估机构。证券分析师即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的从业人员。虽然证券分析师不承担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不是狭义的信息披露义务人，“但是由于法律规定他们对市场负有不得虚假陈述或信息误导并给投资者造成损失，根据民法对侵权行为的一般规定以及行为人的过错，则必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11]（P117）

三、第三人的界定

第三人是指与证券分析师没有合同关系的、使用证券分析师提供的预测性信息的投资者。证券分析师欺诈性的虚假陈述可能会给为数众多的投资者造成损失，但是否因某次证券交易受损的所有投资者都可以向证券分析师主张赔偿呢？显然这个范围过大。如果这样，可能会引发大量无理诉讼或滥诉，使证券分析师动则得咎；迫于无奈，证券分析师将三缄其口，无所作为，投资咨询行业将趋于萎缩，所以必须合理界定第三人的范围。

我们认为，有权主张赔偿的第三人一般要符合如下条件：

1、第三人必须是证券分析师可以合理预见的使用其提供的信息的投资者。所谓合理预见，指证券分析师依其职业常识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哪些人将受到其预测分析的影响。这要依具体情况，视证券分析师信息的时间、场合、对象以及采用的方式等来确定。例如，证券分析师在针对一定数量投资者的咨询会上预测信息，仅视该部分投资者为可以合理预见的第三人；如果证券分析师通过全国性的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传媒来预测信息的，则应视不特定的公众投资者为可以合理预见的第三人，此时证券分析师对投资风险应该作出充分的警示说明，而不能以“个人意见，仅供参考”之类的语言笼统说明。

2、第三人必须是合理信赖证券分析师重大虚假陈述的投资者。换言之，第三人依据证券分析师的预测作出投资决策时，不知道或者不可能知道证券分析师的预测有重大的欺诈，即第三人必须出于善意。投资者明知或者有理由知道证券分析师的预测含有重大欺诈仍作出投资决策的，由于其投资是在没有受到欺诈的情况下作出的，不得主张赔偿。当然，如果有的投资者根本没有获得和使用证券分析师的预测信息，也不得成为此处的第三人。

3、第三人必须是证券的实际购买者或出售者，即投资者信赖证券分析师的欺诈性预测进行了买卖证券的行为。

4、第三人必须是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被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前买入该证券；在虚假陈述被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卖出该证券或者继续持有该证券而受有损失的投资者，即必须是诱多虚假陈述的受损者。之所以不把诱空虚假陈述的受损者纳入第三人的范围，是因为在实践中这种情况很少见，而且较之于诱多虚假陈述更难于认定。

5、第三人应该指没有专业投资技能的一般投资者，而不包括机构投资者，如基金。因为机构投资者一般都拥有专业研究机构或专业研究人员以及职业经营管理人员，对证券分析师的预测有能力作出审慎的判断，没有理由被欺诈，故不宜纳入第三人的范围。

四、证券分析师对第三人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我们认为，在认定证券分析师对第三人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时，应考虑到证券分析师所从事的职业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他们在进行证券分析时，要受上市公司事前和事后的影响，而且一旦信息公开，信息在证券市场上持续作用的时间较长，也就是证券分析师有可能对他人的虚假陈述行为承担一种期限不确定的担保责任。再加上证券市场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存在风险，投资者受益或受损是经常的事情，如果法律强制证券分析师对第三人承担责任，而不考虑其行为时有无主观上的过错，这种无过错责任对于证券分析师而言未免过于苛刻，对证券分析师是不公平的。因此，我们不主张证券分析师对第三人的责任采用无过错责任。

正因为如此，我国首例证券分析师民事赔偿案件，法院采用的是过错推定责任。采用一般的过错责任原则又不利于保护受害者，原因在于证券分析师作为专业人员，与证券投资者相比，在信息获得中处于优势地位，一般的公众投资者只能被动的了解、接纳公开信息。对于证券分析师是否有过错难以充分举证。

笔者认为，考虑到诉讼中的举证问题，在确定证券分析师承担过错责任的前提下，基于保护受害人的目的，对证券分析师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过错原则即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过错推定，是指若原告能证明其所受损害是由被告所致，而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法律上就应推定被告有过错并应付民事责任。[12]（P570）即如果投资者能证明其所受的损失是由于信赖证券分析师的分析、预测或建议而作出投资决策造成的，而证券分析师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法律上就应推定证券分析师有过错并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过错推定原则的适用要以因果关系的存在为前提，因果关系是归责的基础和前提。由于证券市场的复杂性，证券欺诈侵权行为中因果关系的认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技术上，都历来是一个难题，而证券分析师的民事责任问题更是在理论及实务中少有论及。故笔者拟借鉴“欺诈市场”理论和“信赖推定”原则，具体分析证券分析师虚假陈述侵权行为中的因果关系。

虚假陈述侵权责任中，包含了两个有关的因果关系问题：一是投资者的投资决定是否因为信赖虚假陈述而作出，即是否存在交易的因果关系；二是投资者的损失是否因为虚假陈述而导致，即损害的因果关系。[13]（105）

关于交易的因果关系，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证明：一是分析师的虚假陈述是重大的；二是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对其陈述产生了合理的信赖并据此作出投资决定。证券分析师只是依据客观事实作出预测，不可能与市场行情没有出入，所以只有其预测中含有重大的欺诈成分时，才能成立虚假陈述。而且此虚假陈述要足以使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合理信赖其是重大的，并作出错误的投资决定。至于“重大”的具体标准，还需要从技术层面给予认定的一般标准；具体案件还需法官具体分析，进行自由裁量。关于损害的因果关系，即投资者依据分析师的虚假陈述实际买卖了某种证券，并因此而受有损失。这是客观事实的认定，比较容易。认定证券分析师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的难点正在于如何确定证券分析师的行为与投资者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所在就看投资者是否对分析师的言论产生了足以影响其投资决策的“信赖”。“信赖”作为投资者的主观心理状态，如何把握，难度较大。根据“欺诈市场”理论和“信赖推定”原则，证券分析师的虚假陈述行为是对整个证券市场和所有投资者的欺诈；依投资者根据证券分析师虚假陈述进行投资的事实，即推定投资者对分析师的虚假陈述产生了合理的信赖，而无须由投资者积极举证证明其产生了实际的信赖。

归纳一下，我们认为具有下列情形的，应当认定证券分析师的虚假陈述与投资者的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1）证券分析师作出了重大的虚假陈述；（2）投资人投资购买了与虚假陈述直接相关联的证券；（3）投资者是在虚假陈述作出后被揭露前进行证券买卖的；（4）投资者在虚假陈述被揭露或更正之日起，因卖出证券或继续持有证券而产生亏损。

在实践中，证券分析师虚假陈述大多数是与他人合谋进行内幕交易或者操纵市场，构成共同侵权，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这些情况下，证券分析师的虚假陈述并非投资者受损的唯一原因，证券分析师与其他责任主体如何分担责任、证券分析师到底承担多大的责任，尚须法官依案件具体事实进行自由裁量。

参考文献

[1]（美）小约翰？科菲。市场失灵与强制披露制度的经济分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1）。

[2][3]转引自陈汉文。证券分析师、定价机制与利益冲突[J].审计与理财，2003，（6）。

[4]苑德军、王国平。证券分析师的两难境地[J].银行家，2003，（1）。

[5]马卓檀。投资者权益保护逐步落到实处[N].证券时报。2001，（7-12）（10）。

[6]赖英照。证券交易法逐条释义（第一册）[M].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92.

[7]杨明宇。证券发行中不实陈述的民事责任研究。载中国民商法律网

[8]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9][14]转引自郑顺炎。证券市场不当行为的法律实证[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10][11]李国光、贾纬。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证券分析师范文篇7

有效率市场必须使证券价格及时准确地反映所有影响公司价值的信息这一过程包括三个不同的环节:信息形成;信息准确性验证;基于信息对证券重新定价信息形成过程包括搜集所有尚未公开的影响证券价格的信息信息准确性验证是指证实信息来源可靠性及信息本身可靠性基于信息对证券重新定价需要对信息加以分析以决定其价值,然后利用价值和价格之差进行交易

具有流动性的市场必须具有足够的交易量让大多数买方和卖方迅速完成交易流动性的实现主要经由三个途径:投资组合调整消费-投资调整价格意见差异投资组合调整通过改变投资组合的构成以便组合符合投资者预先设置的风险和回报水平来提供流动性消费-投资调整通过影响投资部门和消费部门之间资金的双向流动来创造流动性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价格意见差异通过促使低估证券价值的市场参与者与高估证券价值的市场参与者进行交易来形成流动性

既然我们已经假定维持证券市场效率的要求是让价格反映所有信息,并确保市场具有流动性,那么监管部门面临的问题就是:谁可以完成这一任务?监管部门可以在几个市场参与者群体中选择第一个群体是内幕人士,他们掌握了非公开信息,有能力分析和处理一般市场信息和具体公司信息第二个群体是证券分析师或称信息交易者,他们专门搜集和分析一般市场信息和具体公司信息第三个群体由流动性交易者组成,他们基于与一般市场信息和具体公司信息无关的消费-储蓄方面的原因购买并持有股票组合最后一个群体是噪音交易者,他们行动缺乏理性,错误地相信自己拥有信息优势或者更好的交易策略在这四个群体中,噪音交易者或者流动性交易者对市场效率缺乏兴趣,只有内幕人士和证券分析师可能承担提高市场效率--在证券价格中反映所有相关信息以及创造交易流动性的任务

下文将首先证明,内幕人士和证券分析师不能同时存在,所以监管部门必须在这两者之中选择其一证券监管部门禁止了内幕人士参与交易,因此选择了证券分析师,引导分析师自发承担起提供有效率定价和流动性的任务其次,本文将论述证券监管部门使用主要监管手段——披露义务以及禁止欺诈操纵和内幕交易来实现证券市场效率的机制然后,本文将阐明证券监管如何帮助形成了竞争性的证券分析师市场,以及这一市场是如何促进市场效率和流动性的

一内幕交易被禁止,证券分析师是适合承担维持市场效率任务的群体

价格涨落究竟是由噪音交易者还是由内幕人士引起的,对此分析师是无法辨别的当噪音交易与内幕交易混杂在一起时,分析师不能透过交易量或者价格变动得出有用信息;他们也无法断定交易者的身份因此如果允许内幕人士参加交易,他们的表现将总是好于分析师,因为分析师关注价格并以信息作为行动依据,信息不对称使他们没有获胜的机会假定以其能获取的信息作为交易依据的分析师相信某种证券的价格完全反映了其价值,再假定掌握了负面信息的内幕人士正在卖出股票,引起股价下跌由于不了解内幕信息,分析师会把这种下降理解为股票价值被低估,因而买入股票股价继续下降,只有当负面信息公开时,分析师才意识到买入了价格过高的股票对于正面内幕信息也同样如此:证券价格由于内幕交易而上升,分析师做卖空交易,等待股票价值确实被高估时,分析师才意识到卖出股票的价格太低了分析师不能分散与内幕人士的交易中存在的风险,在与内幕人士的竞争之中分析师总是处于劣势如果内幕交易普遍存在,分析师将无法补偿他们的信息投资,最终会被逐出市场

禁止内幕人士参与交易将带来不同的结果法律已经规定,内幕人士参与交易之前必须披露信息,不披露相关信息的内幕人士将被禁止交易[2]在此规则之下,内幕人士要么披露他们获知的信息,与其余市场参与者一起利用这些信息交易,要么放弃交易的权利直到法律义务迫使他们披露信息为止信息一旦披露,内幕人士和分析师就展开了充分利用这些信息的竞争开始时,市场上分析师很少,他们的信息投资能获得超额回报在这一阶段,与允许内幕人士交易时相比,市场不会更具有效率和流动性然而,当分析师数量渐渐增加时,他们之间的竞争使信息投资的回报率下降到平均水平,由此提高了市场的效率和流动性

假如少数内幕人士不顾禁令仍然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分析师市场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受到限制的内幕交易在某种程度上会降低分析师的预期回报,但仍可让分析师获得足够的回报维持运营内幕交易的范围与分析师市场的范围是此消彼长的当内幕交易范围受到限制时,竞争性的分析师市场将会扩大;当内幕交易范围扩大时,分析师市场将会缩减甚至消失这是理解为什么禁止内幕交易的关键

通过对内幕交易的禁令,将内幕交易范围尽可能缩减,让竞争性分析师市场尽可能扩大,与相反的选择比起来其结果要好得多首先,内幕人士享有他们所获知的内幕信息的独占使用权,他们能操纵信息披露的时间他们要么推迟披露从而使信息不能尽快传递到市场,要么过早地披露信息从而使公司商业利益受损而分析师不能决定披露信息的时间和内容,但必须对披露的信息有所反应分析师处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中,他们只能努力尽可能快地处理新发现的信息,否则会失去竞争优势其次,内幕人士掌握了公司的商业决策,如果允许内幕人士利用非公开信息进行交易,他们可能滥用权力以公司利益受损为代价创造有利于他们私人利益的交易机会作为外部人士,分析师不能影响公司的商业决策,允许他们交易不会加重公司的问题

此外,分析师在搜集分析信息和对一般市场公开信息定价方面享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尽管内幕人士在搜集本公司信息方面拥有微弱优势,但分析师对这类信息加以分析和定价方面的能力更强;分析师在向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方面的表现好于内幕人士,因为他们能够在交易中所运用的金融资源多,引起交易者对证券价格意见发生偏差的可能性大,争取信息优势的竞争就会越激烈这些也是选择证券分析师来承担实现市场效率任务的原因

二强制披露义务有助于降低证券分析师的信息搜集成本

一旦分析师承担起促进证券市场效率和流动性的任务,他们必须搜集信息验证其准确性分析信息和定价信息这些事项都将耗费成本成本越小,分析师消除价格-价值差异的能力越强,市场上分析师将会越多所以证券监管应努力降低搜集验证分析和定价信息的成本

强制披露义务降低了证券分析师的信息搜集成本没有强制披露义务,分析师们在揭露非公开信息方面的工作会发生重复,成本将会非常高,因为作为外部人士的分析师缺少接近公司内部管理层的机会强制披露义务使得这些成本变为由相关公司来承担,而公司获取其自身信息只是公司管理的副产品,成本非常小而且证券监管部门强制性地规定了信息披露的具体格式,证券分析师分析信息及比较不同公司数据的成本进一步降低

披露义务还使发现价格-价值偏差的风险降低[3]第一,披露的信息越多,与内幕交易相关的风险就越小第二,相关公司的信息披露得越多,评估公司基本价值时面临的风险就越小分析师可能通过信息投资发现一些尚未披露的信息,但是总会有一些尚未披露的信息不能被分析师发现,因为公司可能出于提高公司价值或者掩盖公司管理缺陷的理由极力避免某些信息的披露[4]掌握信息不完全的分析师对公司价值的评估极有可能不准确,这样分析师不能获得价格-价值差的风险会上升;反之,证券分析师对公司信息掌握得越完整,他们对公司价值的评估就会越准确,通过交易从相关证券的价值价格偏差中获利的风险就会下降第三,通过提高分析师数量和活跃程度,披露义务减弱了噪音交易者的影响,减少了与其相关的噪音风险[5]因此,强制披露义务的净影响是帮助形成并维持竞争性的证券分析师市场

分析师之间的竞争带来了重要的信息协同效应充满活力的分析师市场提供的额外信息远胜于披露义务下强制取得的信息,而且投资者可以免费获得这些信息[6]额外信息来源于两个途径第一,对竞争性分析师市场上产生的公司信息需求上升,使管理层更有动力定期准确披露信息,所披露的信息甚至超越了法律所要求的数量,因为证券分析师对于本公司的关注能给公司带来一些益处强制性信息披露给竞争性分析师市场提供了便利,分析师将会引导许多公司采用一种更准确的定期性的更符合强制披露义务要求的披露制度第二,虽然分析师具有极力保持分析工作保密性的动机,但是由于分析师之间的竞争,他们会将更多的分析报告向市场公开,尤其是在开拓市场阶段被公开的分析报告或报告片段提供了额外的信息,其他分析师得以参考被公开的报告并重新评估自己的报告,分析师搜集分析信息的成本下降披露义务避免了分析师在信息搜集方面的重复投资,而竞争性分析师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信息分析的重复

最后,披露义务改善了流动性,因而也有利于流动性交易者首先,信息越公开,交易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形就越少第二,信息越公开,不对称信息的期望价值就越低当信息披露得到改进时,交易者通过对公开信息的深入分析而不是通过获得内幕信息也能获得信息优势第三,披露义务降低了信息搜集成本,便利了竞争性分析师市场分析师之间的竞争越激烈,分析师个体充分发挥其优势的能力越弱,信息优势的价值就越低第四,通过引导管理层定期披露公司信息,分析师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减少了不对称信息的存在所有这些都减轻了做市商与掌握更多信息的交易者交易时面临的风险,导致出价-要价差异程度缩小,证券流动性更高流动性的提高公司资本成本的降低都对市场效率具有积极影响

三禁止欺诈和操纵具有降低证券分析师的信息验证成本的作用

分析师需要投入财力物力以验证信息的准确性这些是信息能被最终利用之前的预付成本需要验证的信息不仅包括明示信息,也包括暗示信息在欺诈和操纵未被禁止时,分析师们都将投入财力物力验证同样的信息这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因为分析师是外部人士,验证信息的成本将十分高昂况且分析师不能轻易地发现诸如冲洗买卖(即虚假交易)和相对委托(即合谋对敲)等暗示信息禁止欺诈和操纵使证券分析师的信息验证成本下降禁止欺诈和操纵的具体内容就是明示性信息不能被错误表述,实质性事实不能被省略,暗示性信息不能被操纵,从事虚假陈述或者人为交易(例如虚假交易合谋对敲等等)者会被追究刑事或民事责任由信息提供者验证信息的成本会低得多,因为它避免了分析师们的重复性和浪费性开支对于有意欺诈导致的虚假陈述来说,禁止欺诈和操纵的措施降低信息验证成本的作用更为显著放弃欺诈只是停止做这种事情而已,它不会带来额外成本因为欺诈可能不被发现,惩罚更严厉的刑事责任可能比惩罚更轻微的民事责任能更好地起到阻止欺诈的作用阻止欺诈方法的改进减弱了管理层虚假陈述的动机,从而降低了分析师的预付成本

禁止欺诈和操纵也能减少通过利用价值价格偏差交易获利的风险欺诈和操纵对分析师的影响主要发生在两个阶段:第一,当分析报告形成时;第二,当分析报告的建议要被实施时在分析报告准备阶段,分析师能验证信息,预防虚假陈述但是在已经完成了分析报告并采取交易行动之后,再进行这种预防就很困难了假设,分析师预测到年底时某一股票的价格将会下跌20%,因而做空到年底时,相关公司管理层了虚假利好消息,致使股价上涨,分析师的投资遭受损失发生欺诈的可能性使所有分析师不得不持续不断地验证所有可以获取的信息,以便降低利用价值价格偏差交易获利的风险即使分析师能预先防范并发现了虚假陈述,从价格扭曲中获利的噪音交易者的行为也可能阻止分析师利用价值价格偏差交易获利禁止欺诈和操纵能使预先防范成本最小化,降低了不能利用价值价格偏差交易获利的风险

禁止欺诈和操纵还保证了分析报告的价值,维护了分析师的信誉假设分析师只是搜集信息并处理信息,然后将分析报告卖给其他投资者,但他们自己不参与交易没有参与交易,分析师就不能对虚假陈述的者提起法律诉讼,即使他们能够证明他们的分析报告使用了这些信息向分析师购买了分析报告的投资者受到了虚假陈述的负面影响,欺诈性和误导性的陈述使分析师的预测落空,削弱了他们所提供的分析报告的价值了解了分析师预测会因欺诈或误导而无法实现,投资者对分析师的信任程度会下降,从而降低他们为接受分析师的服务而愿意支付的价格更糟的是,欺诈和操纵引起的扭曲将败坏分析师的信誉,使分析师难以补偿他们的成本因此禁止欺诈和操纵的措施保护了分析师工作的价值,维护了他们的信誉

禁止欺诈和操纵能产生良性循环通过降低分析师的预付成本,禁止欺诈和操纵的措施为分析师进入市场提供了便利,提高了分析师之间的竞争程度竞争的激化提高了发现虚假陈述以及欺诈的概率,从而削弱了公司从事欺诈或者操纵的动力向市场误导信息的动力减弱将进一步降低分析师的预付成本,依此类推

最后,禁止欺诈和操纵将改善市场流动性从而也给流动性交易者带来益处首先,预付成本的降低减弱了验证信息的投资者与不验证信息的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第二,虚假陈述发生概率的降低也会使信息不对称程度减轻第三,竞争性分析师市场的形成也能降低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因为竞争会削弱信息优势所有这些都降低了做市商与掌握更多信息的交易者进行交易的风险,促使做市商缩小出价-要价差价格差的缩小使流动性更大,资本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四证券监管能够减少或者消除分析师成本,减少证券分析的偏差

强制披露义务降低了信息搜集成本,禁止欺诈和内幕交易降低了预付成本信息投资得到补偿的概率提高,主要原因在于对内幕交易的禁止,其次则是因为强制披露义务和对欺诈和操纵的禁止信息搜集因证券监管直接得益,而信息分析则没有直接从证券监管中得到益处,它更多地依赖于分析师个人的才能和资源

虽然信息分析没有直接得到证券监管的帮助,但是它受到了披露义务的间接影响当分析师市场的竞争变得激烈时,市场对信息的竞争同样也变得激烈作为一种市场策略,分析师免费披露分析报告的目的要么是提高媒体曝光率,要么是让潜在顾客了解他们的技能免费提供的分析报告可以让其他分析师评价自己报告的价值,这一过程降低了分析师的学习成本

信息分析成本不仅包括直接成本,还有提供分析报告的成本分析师成本即分析师为了从委托人处获取利益,而有意向市场提供带有人为偏差的分析报告成本问题在卖方分析师方面尤为严重,卖方分析师是从证券发行人的角度评估证券价值为证券发行提供便利的分析师卖方分析师的成本表现为带有人为偏差的分析报告,因为他们必须获取收入才能免费披露他们的分析报告买方分析师和其他专业投资者机构投资者没有必要提供带有人为偏差的分析报告,因为他们不会免费公开他们的分析,而是通过交易来展示他们的发现,因而不会带来成本

卖方分析师成本与管理层成本之间存在着交替关系,即卖方分析师与内幕人士两者之中应由谁去完成实现市场效率与流动性的任务的问题,其实是两种类型的成本的选择问题如果卖方分析师退出市场,内幕交易会加重管理层成本问题如果卖方分析师不退出市场,则会产生分析师成本当卖方分析师所关注的问题受到媒体和公众严密关注时,人们或许会认为管理层成本小于分析师成本然而,实际情形并非如此管理层成本问题是一个所有上市公司都有的治理结构问题,它与商业运行的所有方面都有关公司法和证券监管的部分目标就是降低管理层成本而分析师成本涉及的范围很小,它只与信息披露有关,只是信息交易者或称证券分析师这个大群体中的一个小群体才会存在成本问题,这个小群体就是有意提供某些公司的带有偏差的分析报告的卖方分析师群体分析师成本能通过对卖方分析师的适当监管得到降低

人为分析偏差和竞争弱化是卖方分析师的特征,原因是公司管理层的信息披露带有选择性,或者分析师渴望促进他们就职的投资银行的业务,或者他们希望私人投资能够获利证券监管部门缓和这些问题的措施包括:限制管理层的选择性信息披露,强制规定投资者获得信息的平等权利,要求分析师披露自己的雇主以及私人或机构投资状况这样,证券监管部门就能扭转信息分析中的偏差,提高信息分析的一致性[7]这些证券监管措施也提高了流动性,对流动性交易者有益首先,通过促进市场的一体化,证券监管有助于吸引更多证券投资和交易其次,分析偏差的减少导致信息不对称现象减少

五在实现证券市场效率方面,法律具有局限性,证券监管是对法律的必不可少的补充

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三种问题:股东(委托人)和管理层(人)之间少数股东(委托人)与控股股东(人)之间贷款人(委托人)与股东(人)之间在每一对关系中,人控制了委托人的投资因为委托人和人的利益冲突和他们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人能以委托人利益受损为代价增进自己的利益[8]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带来的成本被通称为成本公司法的主要作用就是使成本最小化,主要方法就是给董事会和管理层施加各种约束,并要求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

在降低管理层成本方面证券监管是对公司法的完善首先,通过禁止内幕交易,证券监管避免了将实现市场效率的任务委托给内幕人士,消除了内幕人士自我监管的风险第二,通过帮助建立起竞争性分析师市场,证券监管给股东提供了市场监督机制,作为董事会内部监督的补充第三,竞争性分析师市场对管理层的质量进行了有价值的反馈,减缓了管理层背离股东权益的倾向第四,分析师有关管理层质量的信息影响了股东就有关公司决议的投票,影响了股东关于买入持有或卖出公司股份的决定最后,管理质量信息也给公司控制权市场以及公司贷款供应方带来了益处

市场监督也纠正了被法院忽视的问题管理层成本表现为两种形式第一是故意侵占:直接窃取自作主张高额补偿等等第二类管理层成本是管理过失:以建立大型公司为目标的无效率投资使公司价值下降的多样化购并扭曲的商业决策等等故意侵占的所有情形都属于对忠实义务的违背,而管理失误的所有情形则属于对审慎义务的违背

法院能胜任对违背忠实义务问题的处理分辨公司内部的侵占或偷窃与管理层商业决策无关,一旦侵占或偷窃事实成立,法院就能够提供解决办法但是法院很不适合处理对审慎义务的违背问题,因为分辨管理过失与管理层商业决策有关因此在处理管理层过失问题时,法院采用了商业决策规则而不是采用法律规则法院对商业决策规则的了解并不全面准确,对这些规则的使用并不适当,因此法院不适合处理管理层过失问题此外,法律允许公司免除董事会由于违背审慎义务导致公司利益受损的责任因此,处理违背审慎义务问题的责任应由市场来承担市场主要利用竞争机制来约束管理层过失行为,而法院则利用法律规则来处罚违背忠实义务的管理层

管理过失是管理层成本的一种重要类型,它可由分析师市场来解决分析师紧密追踪管理层的活动,评价管理决策,让信息反映于股价之中分析师也将发现欺诈有意侵占和管理层私吞公司资产的行为,虽然这并不是分析师的主要作用分析师市场越发达,它在降低管理层成本方面的效果就越显著

公司法主要以降低公司成本为目标,证券监管主要以帮助竞争性分析师市场建立为目标,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并非绝对分明的证券监管的重要作用是帮助建立竞争性分析师市场从而提高证券市场效率,但它也包含着一些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为目标的规定例如,在股东投票前强制进行充分披露的规则关于投标出价的具体程序的强制性规定关于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构成的强制规定以及有关保证公司报告质量的具体程序的规则,都以建立竞争性分析师市场为目标,但它们也包含了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目标

参考文献:

[1]东北证券公司.证券市场低效率的根源:制度缺陷[J].经济研究参考,2002,(8).

[2]胡英之.证券市场的法律监管[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3]康焕军.日本股票市场的股价形成机制及其市场效率分析[J].世界经济,1993,(12).

[4]殷官林.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缺陷的分析[J].财务与会计,2000,(5).

[5]张慧莲.证券监管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6]曹荣湘.强制披露与证券立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证券分析师范文篇8

一、我国证券业构建信息隔离监管制度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2006年以来，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复苏，市场对投资研究的需求大增，研究报告的影响力日益显著。证券研究部门和证券分析师在公开场合或以研究报告等形式，披露或透露未公开信息或不实信息，导致股价异常波动的案件也逐渐增多，对市场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

上述情况反映出我国证券业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独立性、客观性和公正性存在弱化问题，为此而设的业务隔离措施未取得应有监管效果。投资研究独立性降低的诱因主要在于利益冲突，但专门用于解决证券业利益冲突和内幕交易的信息隔离监管制度，我国当前尚未构建，其重要性和迫切性亦未能引起人们足够重视，这也是致使相关案例逐渐增多的主要原因之一。

信息隔离监管制度缺失造成的后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以美国教训为例，在1990年代末21世纪初以网络等高科技股为代表的美国股市牛市初期，其信息隔离的实施和利益冲突的防范主要依靠自律。为追求利润，投资银行鼓励研究部门发表利好研究报告，分析师投资建议也以做多为主。泡沫破裂后，分析师信誉大跌，其研究分析被称为“泡沫添加剂”。大案频发，众多著名投行被重罚，直接导致美国信息隔离监管规则被全面修订，并引发了世界范围内信息隔离监管立法的新革命。

我国目前市场环境与条件与美国当时类似——牛市初期、投资研究日益受到各方重视、研究部门地位提升、研究机构定位向内外兼顾或对外服务为主转化、对投资研究独立性和客观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信息隔离监管规范缺失、对相关部门与人员利益冲突的监管依据不足、监管力度不够等。从美国问题爆发的发展历程看，我国当前已经具备了滋生和酿发此类大案要案的土壤。信息隔离监管很可能成为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系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成为助长股市虚假繁荣，影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一个潜在重大风险点。

二、从信息隔离监管制度的根源看我国构建该制度的必要性

利益冲突，特别是证券分析师与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信息隔离制度产生、存在和不断发展的根源。

证券分析师面临的利益冲突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1)来自分析师所在公司的压力。以综合类证券公司为例，其收入通常来自经纪、投资银行和自营三块，每一块业务都可能给分析师带来利益冲突。如在经纪业务方面，分析师如果写“乐观”报告，提供购买建议，便可以增加交易量获取更多佣金；在投行方面，因分析师是许多投资银行业务的重要参与者，投行部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薪酬；在自营业务方面，分析师所在公司可能持有大量分析师负责分析的股票，在分析师推荐买入某公司股票时，其所在机构可能正在私下抛售该公司股票。(2)证券分析师因所分析的目标公司管理层压力带来的利益冲突，主要体现在由于分析师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及时获得目标公司的新信息，所以，分析师不可避免地需要与目标公司管理层合作，否则很可能会失去和目标公司管理层交流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师所分析的目标公司管理层可能会对分析师施加压力，要求分析师有利于该公司的研究报告。(3)机构投资者客户的压力也可能导致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出于失去机构投资者业务的担心，公司可能不允许分析师影响机构投资者证券组合的负面报告。(4)分析师个人投资导致的利益冲突。有关研究和分析指出，当分析师持有其分析的股票时，他们很可能通过建议投资者购买这些股票从而抛出自己所持股票获利。

目前，我国证券分析师除了因《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禁止证券公司从业人员持有、交易证券，使其表面上无需面对第(4)项压力外，前三项压力一样不少。但对于第(4)项，由于当前分析师通过亲朋好友间接投资证券的情况现比较普遍，这种隐性利益冲突造成的危害同样不可小觑。

综前所述，为有效防范利益冲突，尽快构筑我国证券业的信息隔离监管制度是十分必要且重要的。

三、我国构建证券业信息隔离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

1.厘清信息隔离、风险隔离和业务隔离的涵义及其区别

我国证券业构建信息隔离制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证券业界现普遍将信息隔离和风险隔离两种隔离制度混同，或统称业务隔离，在概念上对信息隔离认识不清，重视不足。

由于我国金融业以前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制度，业务隔离、信息隔离和风险隔离三者混用并未造成多少不便或严重后果。不过，随着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逐渐推进，尤其是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复苏，如果继续对业务隔离、信息隔离和风险隔离不加区分地混同使用，对立法者或监管者而言，可能导致其对各种隔离缺失引发的风险估计不足，对针对信息隔离和风险隔离的各自特点，制定不同监管规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从而致使的法律规范定位模糊，具体条款无法“有的放矢”，难以发挥真正监管作用，取得有效监管效果；对被监管者而言，法律概念界定不明，一可能令其无所适从，二可能为其“钻法律空子”逃避监管提供可乘之机。

因此，厘清信息隔离、风险隔离和业务隔离三个概念，是建立信息隔离监管制度的基本前提。

根据国际通行定义，信息隔离又称中国墙(ChineseWall)或信息长城，它是为控制或隔离不同业务部门之间的信息流动，防止利益冲突和内幕交易的发生，而在综合性金融机构内部设置的一系列隔离机制。风险隔离又称防火墙(Firewall)，泛指金融集团内实现异业(如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风险隔离的各种制度和技术屏障。1987年，美联储主席阿兰·格林斯潘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防火墙”的概念，当时它被特指为“限制银行与证券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尤其是信用交易的措施”。业务隔离则是实现风险隔离和信息隔离的主要手段，属于风险隔离和信息隔离之下的具体实施类术语，与前两者并不处于同一级别。

2.现行相关法律规范存在的问题

信息隔离概念界定不严格、涵义模糊所导致的直接法律后果，是专门性法律规范缺失，现行规范针对性差。

我国特别针对信息隔离或利益冲突的专门性法律规范，目前处于空白状态，只有零星条款散见于有关隔离制度的法律规定中，而这些规定又普遍存在信息隔离、风险隔离和业务隔离概念混淆、使用混乱问题。在14件现行有效的法律文件中，出现了“隔离”、“隔离措施”、“业务隔离”、“信息隔离”、“隔离墙”、“防火墙”乃至“物理隔离”等诸多称谓，其内涵时宽时窄，时而交叉，时而重叠。因此，监管部门在实践中经常面临监管依据不足甚至“无法可依”的困境，无法进行有力监管从而有效遏制这方面利益冲突及内幕交易行为的产生。

四、海外信息隔离监管制度经验借鉴

1.海外信息隔离监管制度发展历程

海外信息隔离监管制度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末，是产生和推广阶段。信息隔离制度最早始于美国美林公司内幕交易案。1968年，美林公司在为道格拉斯航空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发行担任主承销商时，获知该公司赢利将出现意外下降。美林公司的承销部擅自将这一信息披露给了机构销售部，后者又将这一内幕信息透露给其他客户，得知该信息的客户在信息公开前将所持的道格拉斯公司股票悉数抛尽并进行该股票的卖空交易。美国证监会(SEC)以美林公司违反1934年美国证券交易法反欺诈条款为由对其提起诉讼。美林公司在与SEC达成的和解协议中表示，愿意接受SEC的行政处罚，同时愿意“制定、实施和保证遵循新的程序规则，为内幕信息提供更加有效的保护，以免其被泄露”。为实施所谓“新的程序规则”，美林公司作了如下声明：“禁止承销部任何成员泄露在讨论或谈判某公司证券的公开或私下发行过程中从该公司处获得的、未对广大投资公众公开的信息，但对下述人员透露者例外：注册管理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注册管理机构的法律部、就该拟定发行的证券与承销商直接相关的人士、研究部人员以及承销团其他共同承销人的包买部门。”

这一机制在金融机构内部不同部门之间建立了一道信息隔离屏障，当时媒体将其比喻为“信息长城”或“中国墙”，这就是信息隔离制度的由来。自美国“信息长城”开始，以业务隔离为主要监管手段的自律性信息隔离监管制度逐渐被各国所采用。

第二阶段，从进入21世纪后至今，是信息隔离监管制度全面发展阶段。在该阶段，受大案频发、后果严重等因素刺激，信息隔离监管措施在广度、深度和缜密程度上均有广泛发展，除继续强化原有各业务部门之间的隔离措施(如研究部门只能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第三方与其他部门进行间接沟通)外，监管范围还扩大到对关联人员交易行为、分析师公开露面、分析师薪酬和汇报途径等多方面的限制。

美林公司此次又成为引发信息隔离监管制度全面改进的导火索。2001年，因怀疑美林公司未遵守证券分析职业道德，不实证券分析，误导投资者，纽约州司法部长(NewYorkAttorneyGeneral)艾洛特·斯皮策(EliotSpitzer)开始对美林展开调查。在调查中，斯皮策发现：虽然绝大多数华尔街的金融机构都有自己严格的安全措施，但是不执行这些政策的情况时有发生。而且，分析师就算犯错，也不会得到严重惩罚。“很明显，在我们调查许多公司文件的过程中，没有发现公司采取任何对策，来制止这些违反公司内部规定，甚至州或国家法律的行为。”他掌握的一项有力证据是美林前首席网络投资分析师亨利·布洛杰特(HenryBlodget)2000年10月20日发出的一封内部电子邮件。在该邮件中，布洛杰特称某网站股票为“一堆垃圾”，但美林并没有就此向投资者发出警告，反而积极向大家推荐这只股票。经过11个月的调查，2002年5月，纽约州司法部与美林公司达成和解协议。根据该协议，美林公司支付了1亿美元罚金，同意进行“结构改革”，把分析师与投资银行业务完全隔离，停止允许投资银行帮助确定市场分析师的年薪，禁止分析师故意抬高美林某些客户的股票评级或故意贬低非客户的评级。此后，包括SEC在内的各监管机构开始对华尔街自相矛盾的股票分析进行调查。被调查的机构主要为包括美林公司在内的各著名大型投资银行，如高盛、摩根斯坦利、所罗门美邦、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等。2003年4月，SEC了和解协议，华尔街10家著名投行最终共被罚款14亿美元。

在此过程中，SEC发现违规问题主要是由投资银行部门及其雇员与分析师的接触引起的。为保证分析师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切断分析师与投资银行业务的关系，在美林事件后，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修改了各自规则，加强了对分析师个人及其关联人员投资行为的监管，证券公司的研究部门和投资银行部门之间开始实行更为严格的信息隔离制度，如由专门部门(一般是法律部或监察部)负责处理研究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的沟通。

此后，国际证监会组织也开始重视分析师的利益冲突问题，于2003年9月发表了关于卖方分析师利益冲突的专门报告及原则声明。得益于国际证监会组织的推动，研究机构和分析师利益冲突问题受到各国和地区的重视，日本2004年由证券业协会了相关行业规范，香港证监会于2004年新增了专节规定，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澳大利亚证监会也补充完善了信息隔离的特别监管措施。

2.海外信息隔离监管规范的主要内容

海外信息隔离监管规范的集大成者，当属美国。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2002年规则最为严格缜密，极其细致地规定了有关各方的具体行为限制和相互关系，这应该与美国两次均为证券行业信息隔离和利益冲突弊端爆发之地有关。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相继借鉴美国规范，颁布了各自的法律或行业守则。国际证监会组织亦于2003年了《处理卖方分析师利益冲突的原则声明》，明确了八大原则，并为香港证监会所参照使用。

上述海外信息隔离监管规范中，尽管宽松或严格程度不同，但一般都包括了以下内容：(1)监管对象的适用范围；(2)对证券分析师个人交易的监管；(3)对证券分析师关联人范围的确定；(4)证券分析师关联人交易监管措施；(5)证券分析师所在公司的财务权益和商业关系；(6)研究部门、投资银行部门及目标公司之间的关系；(7)静默期；(8)证券分析师的汇报途径和薪酬；(9)对分析师在公开场合露面的监管；(10)披露标准；(11)书面监察程序；(12)处罚措施。

五、对我国制定证券业信息隔离监管规范的建议

信息隔离监管规范是我国证券业构建信息隔离监管制度的基础，也是信息隔离监管制度得以体现和贯彻的基本载体。对于我国应如何制定专门性信息隔离监管规范，下述建议可供参考：

1.规范的名称。建议采用“处理证券投资研究利益冲突指引”等突出“利益冲突”的名称。这样一可便于理解并避免概念混淆，二能够突出问题根源与实质，三可以全面拓宽传统信息隔离的监管范围和监管手段。此外，该类名称也比较符合现阶段国际相关立法潮流。

2.规范的基本框架和具体条款。建议可参考香港经验，即以国际证监会组织八项原则为基本框架；对每项原则下的具体条款，可综合借鉴各国和地区规定的主要内容，结合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水平等实际情况加以规定。

证券分析师范文篇9

有效率市场必须使证券价格及时准确地反映所有影响公司价值的信息｡这一过程包括三个不同的环节:信息形成;信息准确性验证;基于信息对证券重新定价｡信息形成过程包括搜集所有尚未公开的影响证券价格的信息｡信息准确性验证是指证实信息来源可靠性及信息本身可靠性｡基于信息对证券重新定价需要对信息加以分析以决定其价值,然后利用价值和价格之差进行交易｡

具有流动性的市场必须具有足够的交易量让大多数买方和卖方迅速完成交易｡流动性的实现主要经由三个途径:投资组合调整､消费-投资调整､价格意见差异｡投资组合调整通过改变投资组合的构成以便组合符合投资者预先设置的风险和回报水平来提供流动性｡消费-投资调整通过影响投资部门和消费部门之间资金的双向流动来创造流动性｡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价格意见差异通过促使低估证券价值的市场参与者与高估证券价值的市场参与者进行交易来形成流动性｡

既然我们已经假定维持证券市场效率的要求是让价格反映所有信息,并确保市场具有流动性,那么监管部门面临的问题就是:谁可以完成这一任务?监管部门可以在几个市场参与者群体中选择｡第一个群体是内幕人士,他们掌握了非公开信息,有能力分析和处理一般市场信息和具体公司信息｡第二个群体是证券分析师或称信息交易者,他们专门搜集和分析一般市场信息和具体公司信息｡第三个群体由流动性交易者组成,他们基于与一般市场信息和具体公司信息无关的消费-储蓄方面的原因购买并持有股票组合｡最后一个群体是噪音交易者,他们行动缺乏理性,错误地相信自己拥有信息优势或者更好的交易策略｡在这四个群体中,噪音交易者或者流动性交易者对市场效率缺乏兴趣,只有内幕人士和证券分析师可能承担提高市场效率--在证券价格中反映所有相关信息以及创造交易流动性的任务｡

下文将首先证明,内幕人士和证券分析师不能同时存在,所以监管部门必须在这两者之中选择其一｡证券监管部门禁止了内幕人士参与交易,因此选择了证券分析师,引导分析师自发承担起提供有效率定价和流动性的任务｡其次,本文将论述证券监管部门使用主要监管手段——披露义务以及禁止欺诈､操纵和内幕交易来实现证券市场效率的机制｡然后,本文将阐明证券监管如何帮助形成了竞争性的证券分析师市场,以及这一市场是如何促进市场效率和流动性的｡

一､内幕交易被禁止,证券分析师是适合承担维持市场效率任务的群体

价格涨落究竟是由噪音交易者还是由内幕人士引起的,对此分析师是无法辨别的｡当噪音交易与内幕交易混杂在一起时,分析师不能透过交易量或者价格变动得出有用信息;他们也无法断定交易者的身份｡因此如果允许内幕人士参加交易,他们的表现将总是好于分析师,因为分析师关注价格并以信息作为行动依据,信息不对称使他们没有获胜的机会｡假定以其能获取的信息作为交易依据的分析师相信某种证券的价格完全反映了其价值,再假定掌握了负面信息的内幕人士正在卖出股票,引起股价下跌｡由于不了解内幕信息,分析师会把这种下降理解为股票价值被低估,因而买入股票｡股价继续下降,只有当负面信息公开时,分析师才意识到买入了价格过高的股票｡对于正面内幕信息也同样如此:证券价格由于内幕交易而上升,分析师做卖空交易,等待股票价值确实被高估时,分析师才意识到卖出股票的价格太低了｡分析师不能分散与内幕人士的交易中存在的风险,在与内幕人士的竞争之中分析师总是处于劣势｡如果内幕交易普遍存在,分析师将无法补偿他们的信息投资,最终会被逐出市场｡

禁止内幕人士参与交易将带来不同的结果｡法律已经规定,内幕人士参与交易之前必须披露信息,不披露相关信息的内幕人士将被禁止交易｡[2]在此规则之下,内幕人士要么披露他们获知的信息,与其余市场参与者一起利用这些信息交易,要么放弃交易的权利直到法律义务迫使他们披露信息为止｡信息一旦披露,内幕人士和分析师就展开了充分利用这些信息的竞争｡开始时,市场上分析师很少,他们的信息投资能获得超额回报｡在这一阶段,与允许内幕人士交易时相比,市场不会更具有效率和流动性｡然而,当分析师数量渐渐增加时,他们之间的竞争使信息投资的回报率下降到平均水平,由此提高了市场的效率和流动性｡

假如少数内幕人士不顾禁令仍然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分析师市场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受到限制的内幕交易在某种程度上会降低分析师的预期回报,但仍可让分析师获得足够的回报维持运营｡内幕交易的范围与分析师市场的范围是此消彼长的｡当内幕交易范围受到限制时,竞争性的分析师市场将会扩大;当内幕交易范围扩大时,分析师市场将会缩减甚至消失｡这是理解为什么禁止内幕交易的关键｡

通过对内幕交易的禁令,将内幕交易范围尽可能缩减,让竞争性分析师市场尽可能扩大,与相反的选择比起来其结果要好得多｡首先,内幕人士享有他们所获知的内幕信息的独占使用权,他们能操纵信息披露的时间｡他们要么推迟披露从而使信息不能尽快传递到市场,要么过早地披露信息从而使公司商业利益受损｡而分析师不能决定披露信息的时间和内容,但必须对披露的信息有所反应｡分析师处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中,他们只能努力尽可能快地处理新发现的信息,否则会失去竞争优势｡其次,内幕人士掌握了公司的商业决策,如果允许内幕人士利用非公开信息进行交易,他们可能滥用权力以公司利益受损为代价创造有利于他们私人利益的交易机会｡作为外部人士,分析师不能影响公司的商业决策,允许他们交易不会加重公司的问题｡

此外,分析师在搜集､分析信息和对一般市场公开信息定价方面享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尽管内幕人士在搜集本公司信息方面拥有微弱优势,但分析师对这类信息加以分析和定价方面的能力更强;分析师在向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方面的表现好于内幕人士,因为他们能够在交易中所运用的金融资源多,引起交易者对证券价格意见发生偏差的可能性大,争取信息优势的竞争就会越激烈｡这些也是选择证券分析师来承担实现市场效率任务的原因｡

二､强制披露义务有助于降低证券分析师的信息搜集成本

一旦分析师承担起促进证券市场效率和流动性的任务,他们必须搜集信息､验证其准确性､分析信息和定价信息｡这些事项都将耗费成本｡成本越小,分析师消除价格-价值差异的能力越强,市场上分析师将会越多｡所以证券监管应努力降低搜集､验证､分析和定价信息的成本｡

强制披露义务降低了证券分析师的信息搜集成本｡没有强制披露义务,分析师们在揭露非公开信息方面的工作会发生重复,成本将会非常高,因为作为外部人士的分析师缺少接近公司内部管理层的机会｡强制披露义务使得这些成本变为由相关公司来承担,而公司获取其自身信息只是公司管理的副产品,成本非常小｡而且证券监管部门强制性地规定了信息披露的具体格式,证券分析师分析信息及比较不同公司数据的成本进一步降低｡

披露义务还使发现价格-价值偏差的风险降低｡[3]第一,披露的信息越多,与内幕交易相关的风险就越小｡第二,相关公司的信息披露得越多,评估公司基本价值时面临的风险就越小｡分析师可能通过信息投资发现一些尚未披露的信息,但是总会有一些尚未披露的信息不能被分析师发现,因为公司可能出于提高公司价值或者掩盖公司管理缺陷的理由极力避免某些信息的披露｡[4]掌握信息不完全的分析师对公司价值的评估极有可能不准确,这样分析师不能获得价格-价值差的风险会上升;反之,证券分析师对公司信息掌握得越完整,他们对公司价值的评估就会越准确,通过交易从相关证券的价值､价格偏差中获利的风险就会下降｡第三,通过提高分析师数量和活跃程度,披露义务减弱了噪音交易者的影响,减少了与其相关的噪音风险｡[5]因此,强制披露义务的净影响是帮助形成并维持竞争性的证券分析师市场｡

分析师之间的竞争带来了重要的信息协同效应｡充满活力的分析师市场提供的额外信息远胜于披露义务下强制取得的信息,而且投资者可以免费获得这些信息｡[6]额外信息来源于两个途径｡第一,对竞争性分析师市场上产生的公司信息需求上升,使管理层更有动力定期准确披露信息,所披露的信息甚至超越了法律所要求的数量,因为证券分析师对于本公司的关注能给公司带来一些益处｡强制性信息披露给竞争性分析师市场提供了便利,分析师将会引导许多公司采用一种更准确的､定期性的､更符合强制披露义务要求的披露制度｡第二,虽然分析师具有极力保持分析工作保密性的动机,但是由于分析师之间的竞争,他们会将更多的分析报告向市场公开,尤其是在开拓市场阶段｡被公开的分析报告或报告片段提供了额外的信息,其他分析师得以参考被公开的报告并重新评估自己的报告,分析师搜集､分析信息的成本下降｡披露义务避免了分析师在信息搜集方面的重复投资,而竞争性分析师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信息分析的重复｡

最后,披露义务改善了流动性,因而也有利于流动性交易者｡首先,信息越公开,交易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形就越少｡第二,信息越公开,不对称信息的期望价值就越低｡当信息披露得到改进时,交易者通过对公开信息的深入分析而不是通过获得内幕信息也能获得信息优势｡第三,披露义务降低了信息搜集成本,便利了竞争性分析师市场｡分析师之间的竞争越激烈,分析师个体充分发挥其优势的能力越弱,信息优势的价值就越低｡第四,通过引导管理层定期披露公司信息,分析师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减少了不对称信息的存在｡所有这些都减轻了做市商与掌握更多信息的交易者交易时面临的风险,导致出价-要价差异程度缩小,证券流动性更高｡流动性的提高､公司资本成本的降低都对市场效率具有积极影响｡

三､禁止欺诈和操纵具有降低证券分析师的信息验证成本的作用

分析师需要投入财力物力以验证信息的准确性｡这些是信息能被最终利用之前的预付成本｡需要验证的信息不仅包括明示信息,也包括暗示信息｡在欺诈和操纵未被禁止时,分析师们都将投入财力物力验证同样的信息｡这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因为分析师是外部人士,验证信息的成本将十分高昂｡况且分析师不能轻易地发现诸如冲洗买卖(即虚假交易)和相对委托(即合谋､对敲)等暗示信息｡禁止欺诈和操纵使证券分析师的信息验证成本下降｡禁止欺诈和操纵的具体内容就是明示性信息不能被错误表述,实质性事实不能被省略,暗示性信息不能被操纵,从事虚假陈述或者人为交易(例如虚假交易､合谋对敲等等)者会被追究刑事或民事责任｡由信息提供者验证信息的成本会低得多,因为它避免了分析师们的重复性和浪费性开支｡对于有意欺诈导致的虚假陈述来说,禁止欺诈和操纵的措施降低信息验证成本的作用更为显著｡放弃欺诈只是停止做这种事情而已,它不会带来额外成本｡因为欺诈可能不被发现,惩罚更严厉的刑事责任可能比惩罚更轻微的民事责任能更好地起到阻止欺诈的作用｡阻止欺诈方法的改进减弱了管理层虚假陈述的动机,从而降低了分析师的预付成本｡

禁止欺诈和操纵也能减少通过利用价值价格偏差交易获利的风险｡欺诈和操纵对分析师的影响主要发生在两个阶段:第一,当分析报告形成时;第二,当分析报告的建议要被实施时｡在分析报告准备阶段,分析师能验证信息,预防虚假陈述｡但是在已经完成了分析报告并采取交易行动之后,再进行这种预防就很困难了｡假设,分析师预测到年底时某一股票的价格将会下跌20%,因而做空｡到年底时,相关公司管理层了虚假利好消息,致使股价上涨,分析师的投资遭受损失｡发生欺诈的可能性使所有分析师不得不持续不断地验证所有可以获取的信息,以便降低利用价值价格偏差交易获利的风险｡即使分析师能预先防范并发现了虚假陈述,从价格扭曲中获利的噪音交易者的行为也可能阻止分析师利用价值价格偏差交易获利｡禁止欺诈和操纵能使预先防范成本最小化,降低了不能利用价值价格偏差交易获利的风险｡

禁止欺诈和操纵还保证了分析报告的价值,维护了分析师的信誉｡假设分析师只是搜集信息并处理信息,然后将分析报告卖给其他投资者,但他们自己不参与交易｡没有参与交易,分析师就不能对虚假陈述的者提起法律诉讼,即使他们能够证明他们的分析报告使用了这些信息｡向分析师购买了分析报告的投资者受到了虚假陈述的负面影响,欺诈性和误导性的陈述使分析师的预测落空,削弱了他们所提供的分析报告的价值｡了解了分析师预测会因欺诈或误导而无法实现,投资者对分析师的信任程度会下降,从而降低他们为接受分析师的服务而愿意支付的价格｡更糟的是,欺诈和操纵引起的扭曲将败坏分析师的信誉,使分析师难以补偿他们的成本｡因此禁止欺诈和操纵的措施保护了分析师工作的价值,维护了他们的信誉｡

禁止欺诈和操纵能产生良性循环｡通过降低分析师的预付成本,禁止欺诈和操纵的措施为分析师进入市场提供了便利,提高了分析师之间的竞争程度｡竞争的激化提高了发现虚假陈述以及欺诈的概率,从而削弱了公司从事欺诈或者操纵的动力｡向市场误导信息的动力减弱将进一步降低分析师的预付成本,依此类推｡

最后,禁止欺诈和操纵将改善市场流动性从而也给流动性交易者带来益处｡首先,预付成本的降低减弱了验证信息的投资者与不验证信息的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第二,虚假陈述发生概率的降低也会使信息不对称程度减轻｡第三,竞争性分析师市场的形成也能降低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因为竞争会削弱信息优势｡所有这些都降低了做市商与掌握更多信息的交易者进行交易的风险,促使做市商缩小出价-要价差｡价格差的缩小使流动性更大,资本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四､证券监管能够减少或者消除分析师成本,减少证券分析的偏差

强制披露义务降低了信息搜集成本,禁止欺诈和内幕交易降低了预付成本｡信息投资得到补偿的概率提高,主要原因在于对内幕交易的禁止,其次则是因为强制披露义务和对欺诈和操纵的禁止｡信息搜集因证券监管直接得益,而信息分析则没有直接从证券监管中得到益处,它更多地依赖于分析师个人的才能和资源｡

虽然信息分析没有直接得到证券监管的帮助,但是它受到了披露义务的间接影响｡当分析师市场的竞争变得激烈时,市场对信息的竞争同样也变得激烈｡作为一种市场策略,分析师免费披露分析报告的目的要么是提高媒体曝光率,要么是让潜在顾客了解他们的技能｡免费提供的分析报告可以让其他分析师评价自己报告的价值,这一过程降低了分析师的学习成本｡

信息分析成本不仅包括直接成本,还有提供分析报告的成本｡分析师成本即分析师为了从委托人处获取利益,而有意向市场提供带有人为偏差的分析报告｡成本问题在卖方分析师方面尤为严重,卖方分析师是从证券发行人的角度评估证券价值､为证券发行提供便利的分析师｡卖方分析师的成本表现为带有人为偏差的分析报告,因为他们必须获取收入才能免费披露他们的分析报告｡买方分析师和其他专业投资者､机构投资者没有必要提供带有人为偏差的分析报告,因为他们不会免费公开他们的分析,而是通过交易来展示他们的发现,因而不会带来成本｡

卖方分析师成本与管理层成本之间存在着交替关系,即卖方分析师与内幕人士两者之中应由谁去完成实现市场效率与流动性的任务的问题,其实是两种类型的成本的选择问题｡如果卖方分析师退出市场,内幕交易会加重管理层成本问题｡如果卖方分析师不退出市场,则会产生分析师成本｡当卖方分析师所关注的问题受到媒体和公众严密关注时,人们或许会认为管理层成本小于分析师成本｡然而,实际情形并非如此｡管理层成本问题是一个所有上市公司都有的治理结构问题,它与商业运行的所有方面都有关｡公司法和证券监管的部分目标就是降低管理层成本｡而分析师成本涉及的范围很小,它只与信息披露有关,只是信息交易者或称证券分析师这个大群体中的一个小群体才会存在成本问题,这个小群体就是有意提供某些公司的带有偏差的分析报告的卖方分析师群体｡分析师成本能通过对卖方分析师的适当监管得到降低｡

人为分析偏差和竞争弱化是卖方分析师的特征,原因是公司管理层的信息披露带有选择性,或者分析师渴望促进他们就职的投资银行的业务,或者他们希望私人投资能够获利｡证券监管部门缓和这些问题的措施包括:限制管理层的选择性信息披露,强制规定投资者获得信息的平等权利,要求分析师披露自己的雇主以及私人或机构投资状况｡这样,证券监管部门就能扭转信息分析中的偏差,提高信息分析的一致性｡[7]这些证券监管措施也提高了流动性,对流动性交易者有益｡首先,通过促进市场的一体化,证券监管有助于吸引更多证券投资和交易｡其次,分析偏差的减少导致信息不对称现象减少｡

五､在实现证券市场效率方面,法律具有局限性,证券监管是对法律的必不可少的补充

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三种问题:股东(委托人)和管理层(人)之间､少数股东(委托人)与控股股东(人)之间､贷款人(委托人)与股东(人)之间｡在每一对关系中,人控制了委托人的投资｡因为委托人和人的利益冲突和他们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人能以委托人利益受损为代价增进自己的利益｡[8]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带来的成本被通称为成本｡公司法的主要作用就是使成本最小化,主要方法就是给董事会和管理层施加各种约束,并要求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

在降低管理层成本方面证券监管是对公司法的完善｡首先,通过禁止内幕交易,证券监管避免了将实现市场效率的任务委托给内幕人士,消除了内幕人士自我监管的风险｡第二,通过帮助建立起竞争性分析师市场,证券监管给股东提供了市场监督机制,作为董事会内部监督的补充｡第三,竞争性分析师市场对管理层的质量进行了有价值的反馈,减缓了管理层背离股东权益的倾向｡第四,分析师有关管理层质量的信息影响了股东就有关公司决议的投票,影响了股东关于买入､持有､或卖出公司股份的决定｡最后,管理质量信息也给公司控制权市场以及公司贷款供应方带来了益处｡

市场监督也纠正了被法院忽视的问题｡管理层成本表现为两种形式｡第一是故意侵占:直接窃取､自作主张､高额补偿等等｡第二类管理层成本是管理过失:以建立大型公司为目标的无效率投资､使公司价值下降的多样化购并､扭曲的商业决策等等｡故意侵占的所有情形都属于对忠实义务的违背,而管理失误的所有情形则属于对审慎义务的违背｡

法院能胜任对违背忠实义务问题的处理｡分辨公司内部的侵占或偷窃与管理层商业决策无关,一旦侵占或偷窃事实成立,法院就能够提供解决办法｡但是法院很不适合处理对审慎义务的违背问题,因为分辨管理过失与管理层商业决策有关｡因此在处理管理层过失问题时,法院采用了商业决策规则而不是采用法律规则｡法院对商业决策规则的了解并不全面准确,对这些规则的使用并不适当,因此法院不适合处理管理层过失问题｡此外,法律允许公司免除董事会由于违背审慎义务导致公司利益受损的责任｡因此,处理违背审慎义务问题的责任应由市场来承担｡市场主要利用竞争机制来约束管理层过失行为,而法院则利用法律规则来处罚违背忠实义务的管理层｡

管理过失是管理层成本的一种重要类型,它可由分析师市场来解决｡分析师紧密追踪管理层的活动,评价管理决策,让信息反映于股价之中｡分析师也将发现欺诈､有意侵占和管理层私吞公司资产的行为,虽然这并不是分析师的主要作用｡分析师市场越发达,它在降低管理层成本方面的效果就越显著｡

公司法主要以降低公司成本为目标,证券监管主要以帮助竞争性分析师市场建立为目标,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并非绝对分明的｡证券监管的重要作用是帮助建立竞争性分析师市场从而提高证券市场效率,但它也包含着一些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为目标的规定｡例如,在股东投票前强制进行充分披露的规则､关于投标出价的具体程序的强制性规定､关于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构成的强制规定､以及有关保证公司报告质量的具体程序的规则,都以建立竞争性分析师市场为目标,但它们也包含了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目标｡

参考文献:

[1]东北证券公司.证券市场低效率的根源:制度缺陷[J].经济研究参考,2002,(8).

[2]胡英之.证券市场的法律监管[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3]康焕军.日本股票市场的股价形成机制及其市场效率分析[J].世界经济,1993,(12).

[4]殷官林.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缺陷的分析[J].财务与会计,2000,(5).

[5]张慧莲.证券监管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6]曹荣湘.强制披露与证券立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证券分析师范文篇10

【正文】

预测性信息是上市公司基于其生产计划和经营环境，对外披露的反映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等的前瞻性财务信息，是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公开披露能使外部使用者了解上市公司未来的发展状况，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防范和化解投资风险。在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趋势下，会计也在趋于国际的协调。海峡两岸经济贸易的来往更紧密，因此本文对两岸有关财务预测信息制度进行比较分析。

一、海峡两岸的财务预测制度简介

目前，中国大陆有关财务预测信息的规定没有形成体系，散见于各行政法规、规章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解释中，主要有《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等。台湾的财务预测制度已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主要有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公布的财务会计准则公报第十六号——《财务预测编制要点》、审计准则委员会公布的审计准则公报第十九号——《财务预测核阅要点》、证券暨期货管理委员会公布的《公开发行公司财务预测资讯公开体系实施要点》等。

二、海峡两岸财务预测制度比较

(一)财务预测信息提供者的比较

在中国大陆，公司的预测性信息主要是由公司管理编制，财务分析师没有形成规范的市场供给，没有正式公开的财务分析师预测信息。在台湾，证券分析师在财务预测中占有一席之地，主要扮演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中介——信息加工的角色。由于上市公司提供的财务预测信息通常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需要证券分析师的解读，并通过证券分析师传递给投资者。但由于台湾对预测性信息的披露主要采用强制性的方式，公司管理人员最具有信息优势，所以，证券分析师只是对公司的财务预测信息起补充作用。但台湾的管理机构鼓励证券分析师以独立第三者的立场对公司的预测信息质量进行评价并传递给投资者以决策之用。

(二)财务预测信息披露时点的比较

1．发行市场的财务预测信息。中国大陆证监会规定如果发行人认为提供盈利预测报告将有助于投资者对发行人及投资于发行人的股票作出正确判断，且发行人确信有能力对最近的未来期间的盈利情况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预测，发行人以披露盈利预测报告。①但证监会规定增发公司近3个会计年度及预测发行完成当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6％。可见，在首次公开发行和增发的场合，盈利预测实际上是必须披露的内容之一。台湾规定新上市公司、现金增资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的公司，都应公开财务预测。在发行新股或增资时，中国大陆和台湾都规定必须披露财务预测信息，不同的是台湾要求在发行可转换债时也要财务预测信息。

2．交易市场的财务预测信息。中国大陆在相关规定中说明在年度报告中公司可以编制新年度的盈利预测，②在证券交易所有关通知中规定：当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应当及时进行业绩预告：

①预计公司本报告期或未来报告期业绩将出现亏损、实现扭亏为盈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业绩出现大幅变动(上升或者下降50％以上)的；

②在公司会计年度结束后1个月内，经财务核算或初步审计确认，公司该年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实现扭亏为盈、与上年同期相比业绩出现大幅变动(上升或者下降50％以上)的；

③其他认为应披露的情形。③

台湾规定出现下列情形应公开财务预测：

①同一任期内董事发生变动累计达三分之一以上者；

②企业合并者；

③缔结、变更或终止关于出租全部营业，委托经营或与他人经常共同经营之契约；让与全部或主要部分之营业或财产；受让他人全部营业或财产，对公司营运有重大影响者；

④公司发生重大灾害、签订重大产销契约或重要产业部门变动预计影响营业收入金额最近一年度营业收入百分之三十以上者；

⑤公司最近一年度营业收入较其前一年度减少百分之三十以上者；

⑥其他必要情况。

在交易市场的财务预测信息披露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差异较大，主要在于：

(1)中国大陆的规定比较宽松，台湾的规定比较严格。中国大陆规定只在公司业绩出现较大变动时披露相关的财务预测信息。而台湾规定必须披露的情形要多于中国大陆，除了业绩的变动以外，当发生特定事件时如公司发生灾害、合并等，这些事件也会对公司的业绩产生重大影响，这时也必须公开财务预测信息。

(2)台湾规定的财务预测信息带有连续性披露要求，如果出现上述的①、②、③、④的情况还必须连续两年公开财务预测。

(3)台湾还要求财务预测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对于公告财务预测视其情况有两日内。一个月及年度终了后三日后、四个月内公告的规定。例如当三分之一以上董事发生变动的，应于董事就任之日起一个月内公告申报当年度财务预测。

(三)财务预测更正及更新的比较

预测性信息是根据合理假设基础对未来的趋势、事件等所作的预测性陈述，主要是基于主观的估计和评价，一旦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原先做出预测的合理假设基础也发生变化或者不再存在而使预测性信息失真，这时应对预测信息进行更正。

目前中国大陆关于财务预测信息更新的相关规定有：若公司对该计划进行了调整，应说明履行了何种内部决策程序，有关决议刊登的信息披露报纸及日期；实际投资项目如有变更，公司应介绍项目变更原因、变更程序及其披露情况，项目资金的投入情况，项目的进度及预计收益；如果生产经营环境以及宏观政策、法规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正在或将要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公司董事会须明确说明。④

台湾相关法规明确规定：已公开财务预测之公司经发现财务预测有错误，可能误导使用者之判断时，应于发现之日起二日内公告申报说明原财务预测完成日期、会计师核阅日期、所发现错误致原资讯已不适合使用之情况及其影响，并于发现之日起十日内起公告申报经会计师核阅之更正后财务预测。当编制财务预测所依据之关键因素或基本假设发生变动，致税前损失金额变动百分之二十以上且影响金额达新台币三千元及实收资本额之千分之五者，公司应据规定公告申报更新后财务预测。

对比中国大陆与台湾在财务预测更正及更新方面的做法，可以发现台湾在这方面规定的特点：

1．及时性。台湾要求在两天内就要做出公告说明其错误及影响，十日内公告更正后财务预测，而且已公开财务预测之公司，应随时评估敏感度大的基本假设变动对财务预测结果的影响。而中国大陆没有对更正后的财务预测的公布时间作任何要求。任何信息的价值都有其时间性，且一般地信息越及时其价值越高。特别对于错误的预测性信息，公司一旦发现应当以最快的速度传递和报告，以便投资者及时做出决策调整，减少损失。因此台湾的做法值得学习。

2．量化规定。量化规定一方面既可以使上市公司对应更正更新的财务预测有数量依据，另一方面也可以节省公司的编制成本，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预测信息发生变动都对投资者有影响，对一些影响较小的预测信息发生变动可以不必公告申报。

3．限制更新更正财务预测的次数。如果财务预测信息经常更新，投资者对其准确性产生疑问。为此，台湾在《发行人募集与发行有价证券处理准则》中第十二条规定，如果公司欲对外公开办理现金增资、合并发行新股等情形时，如果在申请年度及前二年度因公开财务预测经证期会纠正达二次，或任一年度更正(新)财务预测超过二次(即三次以上者)，必须实行申请核准制，以促使公司提高财务预测准确度。

(四)财务预测管理当局责任规定的比较

中国大陆在《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4号——盈利预测审核》中规定合理编制并充分披露盈利预测是被审核单位的责任。

台湾证券暨期货管理委员会在《公开发行公司财务预测咨询公开体系实施要点》中明确确认董事会对财务预测编制之责任，要求财务预测编制完成后，应提董事会通过，但因故未及提报董事会通过者，得补提董事会追认。如未计提报董事会通过者，应表明“本次财务预测尚未经董事会通过”之字样，并应说明其原因及预计通过之日期。公告时须包括“企业之财务预测是属估计，将来未必能完全达成”之声明，以提醒投资人预测不确定本质。同时还要求公司对于假设性资料提出佐证。

在管理当局责任的规定方面，中国大陆比较笼统，而台湾则非常具体，明确表示董事会应对此负责。

三、完善中国大陆财务预测制度的几点启示

1．中国大陆应建立一整套有关上市公司预测性财务信息生成、披露和审核的规范体系。目前已客观存在财务预测信息需求市场，如企业向银行举债时，银行要求提供某些财务预测信息，投资者在投资时，更看重的是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因此应建立一个较完善的财务预测规范。同时要鼓励建立有权威的盈利预测专业机构和培养一批高素质的财务分析师，一方面既可以对公司管理人员提供的预测财务信息的质量进行约来，另一方面投资者获得预测财务信息的渠道也多样化。

2．提高预测信息披露的及时性。会计信息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其价值往往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降低。若财务预测信息披露滞后，不仅给使用者带来诸多不便，有时也为某些别有动机的人提供了可承之机。因此不管是新的财务预测信息还是更正更新后的财务预测信息都应要求及时地公布。

3．加重公司管理层对财务预测信息的责任。预测信息不同于历史财务报表，财务报表是根据已经发生的交易或事件进行编制，而预测信息则不同，更多依赖的是对于整个行业、本公司现状及未来趋势的预测及了解能力，公司管理层在这方面占有较大的信息优势。因此笔者认为应适当加重公司管理层对财务预测信息的责任。

注释：

①《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号——招股说明书》第一百三十六条。

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第三十九条。

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披露工作指引》。

④见《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六条。

【参考文献】

[1]林勇军，王伟。中美公司盈利预测信息披露制度[J]．财会月刊，2003，13．

[2]李桂娥．关于预测性信息披露法律问题的研究[J]．攀登，2004，(1)．

[3]阎德玉．海峡两岸基本会计准则比较研究[J]．中文论文网，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