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发言稿范文10篇

政府发言稿范文篇1

作为20世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无论对中国革命还是建设，都做出了极其伟大的历史贡献。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创立了思想，作为这一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人口思想，不仅坚持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本观点，而且提出新中国建立以后必须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论断，并且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即使在50年代，人口思想的主基调是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制定了适合当时条件的、以宣传教育和提倡节制生育、有计划的生育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正是这一时期的政策为我国70年代大规模、卓有成效的计划生育工作准备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我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已经进入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新阶段。当我们在新的世纪重新审视历史的时候，有必要客观地去认识和评价的人口思想与我国五六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

一、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历史地看待《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的人口观点

1949年8月5日，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美国政府发表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的白皮书，以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阐述了1844年《望厦条约》以来的中美关系史。在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中，充满了隐瞒和捏造的事实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污蔑。这些歪曲事实的言论在当时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同志从1949年8月14日至9月16日连续发表文章，批驳这些歪曲历史的观点，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其中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篇文章中，集中阐述了当时的人口思想。针对艾奇逊把中国革命的发生说成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对土地造成不堪负担的压力，政府不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结果时，指出：“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么？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大多么？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弗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很远的。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照艾奇逊的道理是不能设想会发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巳发生了。”（注：《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1399页。）在这里反复举例说明，革命的发生是由于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必然结果，革命的发生和社会制度的变迁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人口过剩。

还针对艾奇逊由于中国人口过多，没有一个政府能够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的观点，针锋相对的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注：《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1400页。）、“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注：《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1399页。）

长期以来，的上述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被一些人认为是主张人口越多越好的主要根据之一。

认真阅读《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篇文献，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看待的上述观点，可以看出，首先，在这篇文章中关于人口问题的主导思想是阐述社会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批驳艾奇逊宣扬的人口决定论。如前所述，在这篇历史文献中，反复举例说明，革命的发生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必然结果，革命的发生和社会制度的变迁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人口过剩。

其次，在这篇文献中阐述的人口观点是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我们可以设想，在夺取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历史关头，在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散布共产党解决不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中国没有什么前途的时后，（或者其他任何人）能像几十年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那样认识和看待人口问题吗？因为当时中国历史的聚焦点是中国共产党和以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和军事的最后较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因此从政治斗争（而不是从学术）的角度反驳艾奇逊的观点，鼓舞人民的斗志，消除悲观论调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

第三，长期的人民战争和当时解放区的实际情况也没有显示人口过多的压力，相反，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千百万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是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这种长期革命战争的实践，毫无疑问，对正确认识革命胜利之后的中国人口问题是有一定影响。但是，我们不能要求在当时那种历史背景下的能够对革命胜利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的一切问题（当然包括人口问题）给予百分之百的、没有任何疑义的正确回答。

二、50年代以来，特别“一普”之后，人口思想的主基调是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没有看到关于控制人口和提倡计划生育的论述，国家和政府也没有制定相应的政策。相反，从维护妇女健康的前提出发，卫生部门在1950年4月20日制定和颁布了《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禁止非法打胎。1952年卫生部又制订了面向全国人民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尽管《办法》设计的主导思想是保护母亲和子女的身心健康，不是鼓励人口增长，但是在客观上限制了节育，使得当时的生育和人口增长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革命胜利之后，党和政府当时面临的工作千头万绪，首要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彻底消除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稳定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相比较而言，节育和人口数量控制问题还没有排到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另一方面，革命胜利之后，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形势欣欣向荣，人口压力的迫切性并没有充分显示。

1953年，新中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中国人口已经不是通常估计的4.5亿，而是超过6亿，仅大陆地区的人口就已达到5.9亿。庞大的人口数量与我国当时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的矛盾开始显现，也引起了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高度关注。总理在普查3个月后的一次报告中指出：“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1千万，那么10年就是1万万。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确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载于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133页。）当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对卫生部限制节育的政策提出了批评，多次指示卫生部予以改正。在邓小平的干预下，卫生部于1954年11月发出通知，规定“避孕节育一律不加限制”，“凡请求避孕节育者，医疗卫生机关应予以正确的节育指导”，“一切避孕用具和药品均可以在市场上销售，不加限制。”（注：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纪事》，红旗出版社，1987年。）同年12月，刘少奇代表中央主持了节育工作座谈会，在会上明确宣布“党是赞成节育的”，（注：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史》，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0年。）中国不要搞母亲英雄，中国应提倡节育。（注：转引自翟振武：《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政策的回顾与再评价》，见《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1期。）在中央的号召下，卫生部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对过去限制节育的政策和作法进行了检讨，进一步明确了落实中央精神的措施。中央在卫生部的报告上批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

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卫生部门应该协助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适当宣传，并且采取有效措施”。（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在同年公布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除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这意味着当时就已经把计划生育的政策扩展到了广大农村地区。

在这一段时间（1957年），对人口与计划生育也给予了高度关注。

1957年1月25日，在国家计委《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

1957年2月14日在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多也好也坏，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北京现在有360万人口，将来要有3600万人口，北京市市长如何得了。你们将来当了市长怎么办？要安排工作，安排小孩子，解决交通运输问题，那时逛公园也要排队。”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在这里我想提一下我国的人口问题。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1200万至1500万，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近来社会上谈这个问题的人多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

1957年3月20日，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我们这个国家好处就是人多，缺点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

1957年10月9日在八大三次会议讲话时指出：“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471页。）

1957年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没有提出和制定节制生育和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但是也没有明确鼓励生育和增加人口的政策和主张。50年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本人的人口思想的主基调是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提出和制定了适合当时条件的、以宣传和教育为主的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政策。应该说这是我国70年代以来大规模、强有力、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一个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是我国70年代以来卓有成效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基本前提。

三、不能过分夸大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作用

众所周知，马寅初作为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从1954年开始，他利用外出考察之机，先后到浙江、上海等地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在调查中，他看到了以后农村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喜悦，也发现了出生率特别高，农村儿童特别多的现实（他自己的侄子就有大大小小9个孩子）。对此，他喜忧参半，“人口这样发展下去，势必会冲破经济，冲破一切。”（注：转引自韩文宁：《〈新人口论〉与“批马运动”始末》，《世纪采风》1997年7期。）根据调查取得的第一手资料，通过认真分析芯浚砝嫌?955年写了一份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稿，准备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发言。为慎重起见，他先将发言稿交给浙江人大代表小组征求意见。但是，除少数代表表示赞同以外，多数人表示反对或不置可否。一些人认为他的主张是宣扬马尔萨斯主义。马老从当时的不同意见中看出，当时的环境还不宜讨论这个问题，便主动把提交大会的发言稿撤了回去。1956年马寅初再次去上海、浙江等地视察，就人口与生产的关系在10个县市、约2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一个渔业合作社进行了详细的、深入的调查，并且把调查材料整理成发言稿，于当年6月21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了发言。在党的“八大”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卫生部门应该协助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适当宣传，并且采取有效措施”和《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公布之后，马寅初认为党和国家开始重视人口问题，感到非常高兴，认为解决人口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1957年3月1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就“人口控制”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肯定并支持了马寅初的观点，指出：“人口控制在6亿，一个也不多啦？这是一种假设。……现在我国人口每年增长1000多万。你要他不增长，很难，因为现在是无政府状态，必然王国还没有变成自由王国。在这方面，人类还完全不自觉，没有想出办法来。我们可以研究也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政府应该设立一个部门或一个委员会，人民团体可以广泛地研究这个问题，是可以想出办法来的。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使他能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生育。这一条马（寅初）老今天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没有放出来，有人反对，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要有一些办法。人民有没有这个要求？农民要求节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节育，城市、农村都有这个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

此后，马寅初先后在不同场合发表了他的观点。1957年4月，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公开发表关于人口问题的演讲，以大量具体的调查数据和生动鲜明的事例，阐述他在人口问题上的见解。6月，马寅初将报告稿加工整理，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

正当马寅初就人口问题不断发表演讲，当《新人口论》逐步形成和发表的时候，也是反右斗争刚刚开始的时候。这时就有人传出要批马寅初，报刊上有些文章已不点名地对他进行批判，更有甚者主张把马寅初定为“右派”。当时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向汇报，明确指出不能划为“右派”。

1958年5月，反右斗争基本结束。5月4日，在北大60周年校庆大会上，陈伯达突然点了马寅初的名，要马老作检讨。7月1日，号称“理论权威”的康生到北大作报告，他阴阳怪气地讲：“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呢，还是马尔萨斯的马呢？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此后，声势浩大的批判开始了。但是，直到1959年下半年，对马寅初的批判基本上还是在学术范围内。马老也在不同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反驳文章。1959年12月，马寅初写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要求在《新建设》1960年1月号上发表。但是文章还没有发表，就传到了康生手里。康生直接插手，亲自部署批马运动。康生对北大当时的领导人讲，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写了《重申我的请求》，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对他进行彻底揭发批判，把大字报一直贴到马寅初的门上去。他的校长是不能做了。（注：参见韩文宁：《〈新人口论〉与“批马运动”始末》，《世纪采风》1997年7期。）在康生的直接插手和布置下，北京大学掀起了全校规模的批判马寅初高潮，把学术问题推到了政治舞台上，给马老扣上了“假学术之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历史上一贯、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等一顶顶污蔑不实的大帽子，直到马老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之职。

毫无疑问，对《新人口论》和马寅初的批判，是对真理的践踏，是对一个坚持真理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迫害，它对我国人口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对马寅初的批判，对我国的人口政策和实际计生工作的影响即使有的话，也不会太大。这是因为：

第一，反右运动和批判马寅初的相当一段时间（1957-1958年），有关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的宣传活动并没有停止，1958年国家还出版了大量宣传书籍，如《节制生育宣传手册》、《有计划地生育子女》、《避孕常识》等。卫生部的宣传要点通知中，仍然强调“应加强节制生育的宣传”。（注：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纪事》，红旗出版社，1987年。）这就是说，在这段时期里，国家关于计划生育的宣传政策并没有受到影响。

第二，从1959-1961年间，未看到或者是停止了对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的宣传和推广，但是主要原因是三年自然灾害和、化的人为灾难导致国家的一切正常活动的停止。同时，我们没有看到任何鼓励生育和检讨关于“提倡节制生育、推广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错误的文件和说明。因此不能说对《新人口论》和马寅初的批判，导致这一时期错误的人口政策的产生。

第三，从1962-1966年，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中央加大了节育的宣传，并且首次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文件的形式下发表《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把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即定的政策”予以确认。（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这个文件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党和政府已经把计划生育工作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从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来看，60年代，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重要突破的时期。这表现在：

首先，这一时期，自上而下建立了专门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各省市区也建立了相应的工作结构，这为计划生育工作的全面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其次，从不同层次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政策目标和规划，例如，提出要在20世纪内把我国的人口增长率降到1%以下，各省市也制定了相应的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的近期和远期目标。生育政策上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和“少、稀、晚”的口号，这实际上是我国70年代以来实行的人口政策的雏形。

再次，开展了较大规模的节育技术指导，明确了计划生育经费的开支渠道；加强了避孕宣传，改善了避孕药具的供应，为计生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技术条件，

因此，我们认为，五六十年代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并没有受到对马寅初《新人口论》批判的多大影响，相反，50年代的节育宣传和60年代的计划生育工作实践是我国整个计划生育工作的必经阶段，是在复杂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开创计划生育工作的新尝试。对计划生育政策和工作影响最大的是三年自然灾害和初期的政治动乱，而这两次灾难影响的不仅仅是计划生育，它使我国所有的正常工作都处于瘫痪。

四、“错批一人，多增三亿”的提法缺乏科学依据

在中国人口学界，有一种观点甚为流行，他们认为中国人口之所以迅速增长，其原因是50年代没有能够采纳马寅初先生提出的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合理建议，反而把马老的正确主张当成“新马尔萨斯主义”进行批判，从而导致人口膨胀。这种观点广为流传，以至被人概括为“错批一人，多增三亿”，成为一段时期对五六十年代我国计生政策和计生工作占主导地位的评价。而这种观点的潜意识是对我国五六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和工作的全盘否定，对人口思想的巨大谴责。

那么，是不是真的是“错批一人，多增三亿”呢？

首先，上文已经指出，对马寅初的批判始于1957年底，批判高潮是在1959年底。对马寅初以及他的《新人口论》的公开平反是在1979年6月，“错批一人，多增三亿”观点的出笼是在1979年8月。1957年，我国的人口总数为6.46亿，而到1979年，我国的人口总数为9.75亿。22年间，总共增加3.29亿。如果真是“错批一人，多增三亿”，那么，意味着这22年间，如果我们不批判马寅初，或者采纳马老提出的主张，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就只会增加2900万，几乎是“零”增长。稍有人口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即使我国在马老提出控制人口的当时就采取最为严厉的措施，把全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立即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人口增长的巨大惯性，也不可能使这段时期的人口就达到“零”增长。因此，“错批一人，多增三亿”，实属违背人口学基本常识的最大笑话。

其次，众所周知，中国的前两次人口增长高峰分别发生在1952-1957年，1962-1968年。这两次人口增长高峰恰恰与批判马寅初在时间上风马牛不相及。而对马寅初批判的高潮和批判之后，中国的人口不仅没有出现大的增长，相反，1960-1961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人口负增长时期。1960年比1959年减少1000万人，人口增长率为负14.88‰；1961年比1960年减少348万，下降5.26‰。因此，把中国人口增长的原因归结为对马寅初的批判，既“错批一人”，在时间序列上也找不到任何根据。

第三，影响人口增长的直接因素主要有社会经济条件、人口政策、传统文化和意识，政治因素和人口理论是通过社会经济条件和人口政策间接地影响人口增长。从我国人口增长的实践以及世界各国人口增长的规律来看，社会经济条件是起基础性作用的，它直接导致人口按照一定规律变化；人口政策对一定时期的人口变化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人口的增长速度、规模和结构变化；传统文化和意识对人口增长也有重要的影响。对马寅初的批判主要是在学术领域，后来在陈伯达、康生的直接插手下，也发展成为政治迫害，但是对人口政策的直接影响并不突出。五六十年代所实行的人口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与马寅初的主张是一致的。与此同时，批判马寅初所造成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当时社会的上层和一部分社会精英及知识分子中，对于普通市民和广大农民来说，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和自身的局限，批判马寅初不可能对他们的生育行为产生多大影响，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在生儿育女。因此，“错批一人，多增三亿”，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

总之，的人口思想是整个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思想的主基调是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客观地看待历史，说主张人口越多越好、鼓励生育和人口增长，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人口思想的主基调——即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是我国人口政策的重要依据。把对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的批判说成是我国人口增长的根本原因，甚至概括为“错批一人，多增三亿”，是荒谬的。

政府发言稿范文篇2

一、农用地产能核算的意义

农用地产能核算工作是国务院部署的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之一。开展此项工作，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科学评价不同区域农用地综合生产能力，分析评价农用地利用强度和潜力，切实掌握我国农用地资源状况的重要举措。开展农用地产能核算工作，有利于实现土地管理由数量管理为主向数量、质量、生态管护并重管理转变，对今后各地基本农田划定与征地制度改革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工作目标和内容

根据国土资源部《农用地产能核算技术规范》的要求，本项工作的开展，应当实现以下三个目标：

一是农用地分等的基础上，通过开展农用地产能核算，摸清我区农用地理论产能、可实现产能和实际产能的数量和空间分布特征。

二是通过区域间农用地产能对比分析，全面掌握全区区域性产能的分异状况，为区域性土地资源宏观调控与调整提供依据。

三是通过同一区域不同类型产能比较分析，正确评价各行政区内农用地利用强度和潜力，为合理制定农业科技、开发利用、增产增效目标及针对性措施提供技术支撑。

工作内容包括：

1.对农用地分等成果进行整理。

2.组织农用地理论产能、可实现产能、实际产能及相关农用地利用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收集和调查。

3.建立产能核算分等单元数据库。

4.构建二级指标区产能核算数学模型。

5.开展产能核算和技术报告编制工作。

6.编制区农用地产能核算工作报告、技术报告和成果图，形成完整的项目成果并上报省厅。

三、工作组织和分工

此次农用地产能核算工作由国土部门牵头组织和协调，区农业等相关部门配合进行。具体工作安排如下：

*市国土资源局*分局：1．负责工作的组织与协调；2．20*年1：5万土地利用现状图和电子数据的提供以及我区指定作物审定品种区试产量专家咨询调查表等表格的填写；3．专家咨询会的组织；4．成果的上报。

*区农业局：1．负责全区制定作物审定品种区试产量调查表等表格的填写；2．负责全省和我区2003-20*年农业发展等相关资料的提供；3．理论产能的调查。

*区统计局：1．负责20*年全区指定作物统计单产调查表的填写；2．2003年以来区乡镇区划调整情况说明及江苏省村级以上行政区划表的提供。

*区财政局：1．负责全区产能核算工作专项业务经费的落实；2．专项业务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

四、工作阶段和时间安排

1．组织准备

1.1成立领导小组

根据相关文件要求，我区成立以区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农用地产能核算领导小组，统一组织全区农用地产能核算工作。

1.2成立技术指导组

根据省市的统一部署，为保证成果质量，成立*区农用地产能核算技术指导组（技术指导组人员名单附后），主要负责外业调查指导、质量验收、资料验收、数据平衡协调、成果校验等工作。

1.3确定技术协作单位

在省国土资源厅项目实施组指导下选择技术协作单位。

2．资料调查与专家征询

2.1国土部门资料调查与收集

通过实地考察、资料查阅等形式完成农用地分等二级指标区等分等单元基础数据库以及相关表格的填写。

2.2理论产量与可实现产量专家征询

由技术指导组以及外聘专家填写*区指定作物品种区试产量调查表以及专家征询打分与表格填写。

2.3相关部门资料收集及补充调查

统计、农业等相关部门配合国土部门、项目单位完成相关表格的填写以及相关资料的提供。

3、资料整理与省市初验上报

3.1资料整理分析与协调调整

对前期收集的资料及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并校验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并形成总结报告。

3.2由省级项目组初验并完善

省项目实施组邀请专家对该项目形成的调查资料等阶段性成果进行评审，根据评审意见进行补充完善。

3.3提交上报省项目组

将补充完善之后的数据上报省项目组进行分析建模。

4．室内测算分析与成果形成

4.1根据模型测算产能

根据省级项目实施组测算的数学模型测算不同层次、不同区域的理论产能和可实现产能，绘制成农用地产能分布图、农用地产能核算技术报告、数据表格成果、数据库成果及基础资料汇编。

4.2省级对我区成果预验收

由省项目实施组对我区初级成果进行预验收并提出修改完善意见。

4.3成果的修改、完善

在省项目实施组统一组织专家对我区成果预验收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完善。

4.4报经区政府同意后上报

形成最终成果报经区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上报省、市国土资源厅部门。

5．工作时间安排

工作阶段时间工作内容任务分工备注

一、组织准备

（约3-4天）3月30日－4月1日

1、区政府发文，成立*区农地产能核算领导小组

2、区政府办发文，成立*区农用地产能核算技术指导组*市国土资源局*分局负责

二、资料调查与专家征询

（约1周）4月2日?5日

1．国土部门资料调查与收集

（1）耕保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调查表（表5）

（2）利用科：批次用地和单独选址项目调查表（表7）

（3）地籍科：1：5万土地利用现状图和耕地面积统计表（表9）*市国土资源局*分局负责填写南大配合

4月5日－10日

2．理论产量与可实现产量专家征询

（1）会议准备

①参加会议人员落实与通知

②会议材料准备包括：领导发言稿、样点分布图、调查表格

（2）专家征询

①*区指定作物品种区试产量调查表（表1）

②专家征询打分与表格填写（表2-1至表2-4、表3）南大负责、*市国土资源局*分局负责

4月10－11日

3．相关部门资料收集及补充调查

（1）农业资源开发局：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表（表6）

（2）农业局：农业经济统计调查表（表8）

（3）统计局：指定作物统计产量调查表（表4）

农业经济统计调查表（表8）

（4）补充调查及各镇年鉴、农经报表收集有关

部门负责填写

南大配合

*市国土资源局*分局负责协调

南大负责调查

三、资料整理与省市初验上报（约15天）4月12日－30日

1．资料整理分析与协调调整

2．由省级项目组初验并完善

3．由区政府同意提交上报国土厅南大负责

*市国土资源局*分局负责配合完成

四、室内测算分析与成果形成（约2个月）5月1日－6月30日

1．根据模型测算产能

2．省级对我区成果预验收

3．预验收的基础上完善

政府发言稿范文篇3

一、基本情况

镇辖6个村，103个村民小组，总人口13408人。有党支部9个，共有党员516名，其中农村党员438名，机关支部党员33名，科级党员干部6人。

为切实加强对农村基层“勤廉双优”争创活动的领导，镇党委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为组长，6位党员领导班子成员为副组长，各党支部、机关各部门和驻镇相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抽调专门力量组建了办公室，由镇党委副书记兼任办公室主任，做到了机构、场所、人员、经费“四到位”。

在深入开展农村基层“勤廉双优”争创活动中，我镇贯彻落实“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的总体要求，全面突出“践行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镇”的工作主题，紧紧围绕“树立科学发展观念，增强科学判断能力，提高科学规划水平，强化科学管理措施，健全科学创新机制”这条主线，继续坚持“生态优先、资源为本、产业带动、统筹发展”的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区位提升、产业调优、农民增收和民生改善，全面建设生态文明镇，努力实现镇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较好地完成了学习实践活动各阶段工作任务，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二、主要做法

（一）宣传发动，营造氛围

充分利用标语、宣传栏、会议、镇村广播等方式深入宣传农村基层“勤廉双优”争创活动的目的意义、先进典型和相关政策理论。镇农村基层“勤廉双优”争创活动办公室发放宣传册600本、宣传光碟10套，编印简报30期，制作大型户外固定宣传牌2处，宣传橱窗2个镇广播播放学习宣传、政治理论和先进人物等专题20小时以上。与此同时，各村（居）、各单位也深入开展了宣传发动，累计悬挂横幅、条幅100余条，张贴宣传标语800余张，出黑板报20余期，印发宣传资料2000余份，召开各类会议40余次，大大提高了科学发展观的进村入户率。

（二）精心组织狠抓落实

1、创新方法，强化理论学习。一是集中起来辅导学习。为了让党员干部深刻理解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组织党员干部集中学习6天，邀请区委科发办和区纪委对全镇机关党员干部和村组干部进行专题辅导，解决党员干部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和农村基层“勤廉双优”的思想观念；党委班子成员利用晚上时间集中学习，以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带动和影响党员干部积极投身于学习实践活动，最大限度地形成科学发展的共识，凝聚起实践科学发展的工作合力。二是座谈讨论交流学习。在集中培训和专题辅导的基础上，镇党委每周召开一次座谈会，确定部分党员干部进行专题发言，谈思想认识、交流学习体会。三是外出参观感受学习。组织机关镇干部、站所负责人和村两委会负责人到聚合物邻近乡镇参观学习，对照典型学习经验，践行宗旨强党性，解决发展经验不足的问题。

同时，着力对照活动要求、对照组织要求、对照群众要求，扎实开展“五个比较”，形成一种比学赶超、锐意进取的良好氛围。一比知识水平高不高。是否对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有一个深入全面的了解，是否把握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是否能够运用科学发展的理念指导工作，是否带头学习新科技、新知识，提高领导致富、带头致富的能力。二比工作作风实不实。能不能够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扎实工作。三比解决问题多不多。是否按照农村基层“勤廉双优”的要求，做到边学边改，边查边改，是否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四比工作方法新不新。是否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将上级要求与自身实际结合，创造性开展工作。五比群众评价好不好。查干部作风、党员形象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是否有改变，是否有提高。同时，将基层干部和群众评价作为镇村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纳入目标管理考核奖罚兑现。通过“五学五比”，推动了农村基层“勤廉双优”争创活动的全面深入开展，促进了思想认识、工作思路、干部作风、体制机制、社会风气五个方面的转变。

2、结合实际，拓展活动载体。一是做到与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结合。全镇各部门、各村(居)对照全年的综合目标、保证目标

和民生工程进行自查，坚持每10天向党政办汇报进展情况，认真分析和研究根据自查情况逐项制定工作计划。同时，全面实行“三定”，即对于未完成的工作确定完成目标、完成时间、具体责任人，全面开展查漏补缺，确保任务保质保量完成。二是做到与灾后农房重建工作相结合。坚持党政成员包村，驻村干部和村干部包组，组干部和党员包户，每个重建户均明确包干责任人。包干责任人全程跟踪解决选址、设计、报建、土建等各个阶段的问题和困难，对工程质量、安全和进度全程负责。目前，全镇农房重建户开工率为100%，目前已基本完成施工。三是做到与城乡环境治理相结合。国庆前夕，镇党委、政府发起了“是我家，环境卫生靠大家”的倡议活动，全镇主要街道、村悬挂环境综合治理横幅20余幅，张贴标语40余条，发出宣传单5000余张，号召群众自觉树立保护环境的新理念，从自我做起，从日常生活小事做起，积极参与到环境治理的活动中，还组织党员干部开展2次义务大扫除活动，参与人数达1200多人次，在全镇形成良好的环境治理氛围。四是做到与营造喜庆祥和双节氛围相结合。镇机关、驻镇单位、各村（居）在组织阵地的显眼位置，悬挂国旗彩旗，学校还开展了“迎国庆黑板报比赛”活动，各种丰富的国庆专栏营造出浓浓的国庆氛围的同时，还进行了国庆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同时，镇、村还严格落实责任制，进一步提高应对和处置紧急突发事件能力，落实国庆期值班安排，确保全镇人民度过了一个“隆重、热烈、规范、喜庆”的国庆、中秋佳节。五是做到与维护社会稳定相结合。春节前后，镇党委、政府要求镇、村党员干部时刻绷紧维稳这根弦，进一步深入开展自查活动，对已经显现或潜在的矛盾纠纷进行彻底的摸排，驻村干部联同村两委细致的做好调查调处工作，要有排查报告及调处意见。对于重点信访人员要安排专人进行监管，确保稳控在当地。六是做到与安全生产工作相结合。近日，全镇集中开展了一次安全隐患大排查活动，包括食品卫生、道路交通、厂矿企业等都进行了全面清理整顿。同时，对重点地段和重点部位增加设立了必要的安排标识牌、安全通道标志牌等，确保了道路畅通和生产安全。七是做到与转变干部工作作风相结合。镇党委、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转变机关干部作风，优化服务环境提高办事效率。通过健全各项制度，做到用制度管人，按制度理事，增强制度的约束力，提高工作的执行力，有力地促进机关作风建设。同时进一步落实首问责任制、公开承诺、责任追究与办事限时制，坚决革除“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增强为群众服务意识，让办事者满意而归，进一步提升了政府勤政为民形象。

3、深入调研，突出科学实践。领导干部结合分工，每人确定一个专题目，按照“带着问题下去，找到原因上来，带着课题下去，形成思路上来”的要求，带着专题深入农村、深入农户，记写民情日记，征求群众意见，开展“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调研活动，通过深入调研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解决干部作风不实的问题。同时，围绕“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问题是什么，怎样发展更科学”，班子成员进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企业车间、学校单位开展了“一人一题”大调研，累计走访300人次，召开民主生活会近10次，撰写了10篇较高质量的调研报告。全镇各党支部、各单位累计召开解放思想大讨论专题会议共计10余次，参加讨论人员达460余人次。

4、边学边改，注重活动效果。为提高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度，结合建设生态文明镇的需要，学习实践活动一开始，镇党委、镇政府就把解决群众关心的热难点问题，作为学习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学中干、干中学，带头服务指导，全力为民办实事、办好事。学习活动开展以来，先后启动了近51个灾后重建聚居点基础设施建设工程；6个村和1个居委会阵地建设工程；镇政府办公大楼、卫生院和学校重建工程；各村卫生站建设和灾后农电网改造也已全面启动。整个活动成效显著，得到了全镇上下的好评。

5、反思剖析，深入分析检查。第一是按照农村基层“勤廉双优”争创活动要求，镇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召开了专题民主生活会，紧扣“凝心聚力，携手奋进，共建美好”实践主题，镇党政班子全面总结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深入查找出影响我镇科学发展的症结和问题，提出整改落实措施，明确班子及成员的努力方向。一是坚持领导带头，确保深入推进，促进了学习实践活动的健康顺利开展。二是开门纳谏，确保找准问题。我镇切实开展了“四对照、四查找”、“找差距、深剖析”、“三走进”等主题活动。通过“请上来”“发下去”“走出去”“坐下来”等征求意见形式，共发放对领导班子及成员征求意见调查问卷300余份，共收集意见和建议46条，经归纳梳理，对党政领导班子的意见和建议有5条，对领导班子成员的有7条。三是坚持交心谈心，确保形成共识。通过开展交心谈心活动，大家开诚布公，以心换心，达到了交流思想、消除隔阂、形成共识、增进团结、振奋精神的目的。四是精心准备发言提纲。每位党政班子成员结合自身实际按要求撰写了深刻的个人分析材料。其次是召开了专题组织生活会。各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在研讨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有针对性的召开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专题组织生活会，每个党员在会前都作了认真的准备，撰写了发言稿，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分析查找自身的差距和不足，明确了努力方向，增强了党性修养，党员们纷纷表示要以优良的作风带领广大群众迎接挑战，开拓创新谋取更大的发展。第三是开展“四对照四查找”活动。通过召开意见征询会、问卷调查、相互交流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各村（居）、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和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认真查找我镇在思想观念、机制体制、作风纪律、工作水平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刻分析影响制约我镇灾后恢复重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客观原因，特别是主观原因，同时提出破解科学发展难题的对策。镇领导班子成员和党员干部在认真讨论、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各自的工作实际，分别确定了分析检查专题，制订了分析检查报告，主要围绕如何加快灾后恢复重建速度，如何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如何加快各项产业发展，如何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如何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深入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基层的情况和问题，掌握详实的资料，做好调研记录，撰写好调研报告，深刻剖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有针对性地提出服务新举措，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

6、狠抓落实，明确整改目标。为更好地突出“践行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镇”主题，确保活动取得实效，依照分析检查报告中查找的主要问题，镇党委、政府领导班子反复酝酿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整改落实方案。明确提出从抓思想解放，促观念转变；抓项目推进，促民生改善；抓产业规划，促经济发展；抓机制创新，促管理规范；抓作风转变，促责任落实；抓班子建设，促能力提升六个方面入手，确定整改落实项目，确定整改落实目标和时限要求，确定整改落实的具体措施，确定相关领导、部门的责任，着力解决六大问题。一是解决观念问题。破除了自我封闭、悲观失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作风懒惰、思想狭隘，目观短浅、贪图私利的思想，进一步坚定了发展信心，树立了攻坚克难的必胜信心，保持了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全镇上下将进一步更新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创新发展举措，利用大浏高速建设的有利契机，抢抓两型社会建设的政策机遇，突破制约发展的交通瓶颈，实现逆势而上，加快发展步伐；二是解决发展出路问题。以“生态文明镇”建设为重点，努力做活生态农业，不断壮大生态林业，着力培育生态工业，致力发展生态旅游业。三是解决工作作风问题。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强化考核考评，严肃工作纪律，加强工作督查，规范政务服务。四是解决干部素质问题。大力开展镇村干部素质提升工程，着力打造业务精良、工作高效、作风深入、纪律严明的干部队伍。五是解决民生民利问题。着力推进农田水利、交通项目及八项民生工程建设，不断提升社会保障水平，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实施安全饮水工程，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完善教育教学条件，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强化基层阵地建设，推进新农村建设步伐。六是解决制度保障问题。着力完善科学考评机制，建立工作重心下移机制，健全厉行节约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机制，探索壮大集体经济机制，为科学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7、抓好结合，推动整体工作。把农村基层“勤廉双优”争创活动作为推动当前工作的重要机遇和强大动力，与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有机结合，与科学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有机结合，与开展“两帮两促”活动、推进项目建设工作有机结合，与建设生态文明镇有机结合，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有机结合，与提升干部素质、转变干部作风有机结合，做到了学习实践活动与当前工作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

（三）推介典型，注重督导

一是制定了工作督查制度，先后开展了多次专项督查，且每周进行工作点评。二是建立了周工作汇报制度，规定村（居）每周必须报送工作小结。三是建立联系指导制度，每个支部、每个单位均指定了联系领导和联系指导员。四是编发活动简报，及时将工作动态、活动典型提炼推介。五是及时挖掘典型，对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进行表彰奖励。镇村广播对各类活动进行了专题报道。这些措施，进一步弘扬了先进，推动了学习实践活动深入开展。

三、主要成效

（一）坚定了发展信心

通过开展农村基层“勤廉双优”争创活动，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加深了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和理解，坚定了应对各种挑战的信心，形成了科学发展共识。一是形成统筹发展的共识。深刻认识到科学发展绝不是只抓经济的片面发展，更不是只求增长的盲目发展，必须强化统筹协调意识，做到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并重、集镇建设与村级发展并重、发展速度与发展效益并重，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二是形成和谐发展的共识。立足实际，必须把握好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统一，妥善处理好发展、改革与稳定的关系，建立科学有效的体制机制，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三是形成促进发展的共识。面对当前困难，做到了迎难而上，上下同心、目标同向、干群同力，着力解决了影响和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二）明确了发展目标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争创农村基层“勤廉双优”，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理清发展思路、明确发展目标是真正把科学发展的各项要求全面落到实处的关键所在。镇党委、政府审时度势，提出未来的发展必须依托自然资源，坚持生态优先、建设生态文明，把生态文明镇建设作为指导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唯一选择，及时编制了《生态文明镇建设总体规划》以及《实施细则》，成立了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组建了工作机构。力争通过全镇人民的共同努力，做到“三年变新”；使全镇达到“经济发展、村风文明、村容整洁、生态良好”。“五年变样”，实现“经济大发展、新城新面貌、城乡一体化、生态环境和谐”；“十年达标”，达到“经济实力较强、基础设施完善、社会文明和谐、生态环境优美”。

（三）解决了突出问题

1、着力解决干部作风不实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制度、严肃纪律、强化考核、加强督查、奖罚兑现，制定了“每次量化、每日考勤、每周点评、每月通报、每季兑现、每年汇总”的干部职工出勤和工作绩效考核制度，推行《为民服务十点行为规范》和《机关日常文明用语》，开展党员服务示范岗评选，干部作风明显转变。

2、着力解决基础设施不优的问题。把改善基础条件、突破交通瓶颈、提升区位优势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切实搞好以聚居点基础配套设施、水利、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2009年，从9月份开始对全镇51个灾后重建聚居点的道路、排洪沟、排污沟、污水处理池、垃圾收集池等配套设施进行规划并实施，现有51个聚居点配套设施已开工；完成28口震损山坪塘的修复工程完成3500米沟渠硬化工程；4月底前完成总投资127.35万元的尖山村旱山村集雨节灌工程及配套工程；完成水改旱工程养鱼池28.3亩；20.55公里灾后重建道路硬化顺利完成并通过上级验收；3896户灾后农房重建工程已基本完成；新建沼气池600口，沼气池修复103口，修建畜禽养殖场沼气池4口230立方米，在尖山村七组完成清洁工程1处，完成灾后重建沼气池填埋80口，成立镇沼气物管中心1个，村物管站6个。土地挂钩项目一期工程龙居村64户全部入住，二期工程已完成工作量90%以上；在原白河、普安、龙居、柳林村实施总投资400万元的土地整理项目即将完工；投资26万余元完成龙居村2、7组聚居点绿化工程；学校灾后维修加固工程顺利完成，卫生院扩建工程和派出所重建工程正紧张施工，龙居村阵地建设已全面完成，敬老院、政府机关大楼、6个村(居)阵地建设已完成规划、上报、立项等工作；场镇街道改造工程已进入实施阶段，已完成测量、规划、设计等工作。

3、着力解决教育质量不高的问题。针对教育教学条件落后、教师队伍结构不合理、家庭教育缺失、教学理念落后等方面的问题，积极探讨促进教育发展的新途径、新方法。一是大力改善办学条件。顺利完成了学校灾后维修加固工程，现扩建工程正有序施工。二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开展教师队伍业务培训，提高师德修养，转变教学观念，提高工作效率；引进专业教师弥补紧缺岗位，促进学科均衡发展。三是强化教育合力。建立家长学校，开展家访活动，做好上门促学控流工作，积极为学生和家长排忧解难；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培养良好的校风学风，不断强化管理措施，力争大幅提高全镇的教育教学质量。

（四）推进了民生工程

一是丰富群众文

化生活。加强村级文化阵地建设，完善村级文化设施，建设了农村书屋3个。全面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组织篮球赛等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弘扬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二是认真搞好血防达标工作以灭螺、普治为重点，2009年全镇基础灭螺95万平方米，普治完成1200人，查螺1640处70万平方米，查病1000人，粪检2700人；切实做好新农合工作，今年参合人数达到11903人，参合率达92%，截止12月31日，全镇新农合374人次，报销费用1040436.07元；准确并按照兑现种类灾后重建政策，对农村分散供养五保老人，按时发放养老金。完成民兵整组任务，充分发挥民兵在社会治安、应急抢险、巡逻守护等方面的作用，“八一”建军节召开复退、现役军人家属座谈会，顺利完成区武装部举办的民兵骨干培训任务。三是高度重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加强流动人口管理，落实人员工作经费，巩固计划生育“三结合”基地建设，落实帮扶新增户23户，联系户46户，带帮扶持户150户，严格执行国家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七不准”，投入7800元新书写永久性固定标语36幅。加强全镇流动人口管理，搞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的奖励兑现工作。

（五）完善了体制机制

一是壮大集体经济机制。严格执行“村帐镇管”，完善村级管理制度，强化了对村级财务的监督管理；加大了对水电路等公共服务产品的管理。二是建立工作重心下移机制。积极总结推广计生工作关口前移、重心下移的经验，建立重视基层、加强基层、关心基层的工作机制，更好地发挥村组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三是完善科学考评机制。积极改革和完善干部职工绩效考核和村级目标管理考核办法，深入推广干部职工出勤和工作绩效考核制度。四是健全厉行节约机制。改革财政管理制度，进一步开源节流、增收节支，建立廉洁、高效、有序的政府运行机制。五是建立了生态保护机制。制定了《生态建设和生态保护的若干规定》。

（六）强化了党的建设

着力解决党员干部队伍中理想信念淡化，思想观念陈旧，组织纪律观念薄弱，党性修养不严等问题，切实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全面开展了以“树党员干部新形象，创一流业绩，创和谐环境，带头发展经济，带头支持公益事业，带头服务人民群众”为主要内容的“一树两创三带头”党员先锋工程，建立了党员管理“一书五卡”制度，镇机关部门和单位党员干部下村入户走访60多户，结对帮扶困难户152户，帮扶项目近10个，累计捐助物资6000余元。

四、工作体会

（一）领导重视是前提

镇党委、政府领导对整个农村基层“勤廉双优”争创活动十分关心重视，抽调专人成立办公室，配备了电脑、打印机等办公设施，保证了人、财、物到位；党政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亲自联点示范，班子成员到各村（单位）开展党员集中轮训；先后两次召开工作推动会，促进工作平衡开展；每周党政联席会议听取工作汇报，部署下周工作；工作方案、分析检查报告、整改落实方案均由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定稿，做到了字斟句酌、严格把关；主体活动党政领导亲自安排，带头参与。总之，党政领导对学习实践活动高度重视、高度关注。各村（居）、单位领导同样对农村基层“勤廉双优”争创活动倾注了精力、充注了心血、付出了辛勤劳动，为圆满完成农村基层“勤廉双优”争创活动各项工作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宣传到位是基础

在开展农村基层“勤廉双优”争创活动过程中，各支部、各单位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大力宣传科学发展观和农村基层“勤廉双优”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做到了精心组织策划，紧扣活动主题，把握舆论导向，为深入推进农村基层“勤廉双优”争创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措施过硬是保障

学习调研阶段深入开展了“五学五比”活动，促进了“五个转变”，为学习实践活动的深入推进夯实了基础。分析检查阶段开展了“三找三问三着力”活动，广泛征集了意见，融洽了党群干群关系，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整章建制阶段采取“六抓六促”的过硬措施，促进了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

（四）群众满意是目的

政府发言稿范文篇4

各位领导、同志们：

今天，有幸参加全市农村工作经验交流会议。这为我提供了一次向各位领导、同志们学习提高的大好机会，我非常珍惜，在此向各位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希望各位领导、同志们把在农村工作中好的经验和做法倾囊相授。

农村稳定则全局稳定，农民富裕则全民富裕。党中央和国家连续三年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加强农村、农民、农业工作，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这更充分说明了农村工作的重要性，就以农为主的鱼化而言，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规范农村管理，提高农村基层干部执政能力，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课题。我是1999年从部队转业到雁塔区委组织部，2003年2月到鱼化寨街道办事处先后任主任、书记，一直从事农村工作。在工作中遇到了许多新变化、新问题，也一直在努力思索，在实践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和成效。今天和大家共同学习，共同交流，不妥之处，敬请各位领导、同志们多提宝贵意见，批评指正。

鱼化寨街道办事处地处雁塔西部，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总面积23平方公里，全办20个行政村，7个社区，城乡人口10万余人，常住人口4.8万人，其中农村人口2.3万人，驻地大中型企事业单位29家，大专院校5所，先后兴办企业200余家，各村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发展，农民人均纯收入逐年递增。

近几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深入实施，由于部分干部认识和工作不到位，工作随意性大，引发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村工作的顺利进展。我们在工作实践中发现，这些问题根子都在过去和现任的干部身上，就是乡街缺乏对村组的有效监督，没有形成务实管用的农村工作套路。如果继续沿用老思路、老经验、老办法，就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农村工作，特别是对农村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比较普遍、比较深刻的问题，就会捉襟见肘，只能是应付捻弄。为了从根子上切实解决出现的新问题，新变化。几年来，我们在实践中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一、按照雁塔区委提出的“指导员、工作队、办实事、多开会”的十二字工作方法，深化指导员工作制度，建章立制，制度创新，构建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

随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深入实施，农民群众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街、村两级关系由过去的上下级行政从属关系变成了独立法人间的平等关系，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平衡关系被打破，农村基层管理体制进入转轨时期。过去，农村工作主要是上级安排，下级贯彻落实，主要是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处理解决农村事务。农村的各项工作，如春耕、夏收、秋收等日常生产都要抓。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农村群众的生产生活基本上是群众自己解决，乡街政府管理职能弱化，职能逐步由“大政府，小服务”向“小政府，大服务”转变，从原来的行政职能转变到服务群众。乡街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监督指导形成真空，中间缺乏有效载体。甚至对有些村干部的错误做法，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行为，没有行之有效的办法。特别是一些素质不高的村民进入村干部队伍，以权谋私，强包强揽工程，借机向政府发难，乡街缺乏明确的管理监督体制，致使个别村村务混乱，群众意见大，工作无法正常进展。

近几年来，雁塔区委按照“指导员、工作队、办实事、多开会”的十二字工作方法，为全区120多个村派驻指导员、工作队，在农村基层组建工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在实践中看到，指导员在农村工作中也遇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由于村民委员会是一级自治组织，乡街政府对村民委员会只能给予指导、支持和协调，有部分村干部，受观念的影响，往往对指导员有排斥情绪，造成监督流于形式。

通过大量调研，认识到只有使指导员工作不断制度化、规范化、序列化，使指导员由机关干部真正转变为村组干部，真正融入农村，才能规范工作，更好的发挥监督作用。我们任命29名机关干部担任20个村的党支部副书记或村委会主任助理，赋予指导员“参与党务，指导村务”的新内涵。指导员每周至少在村工作两个半天，必须参加村两委会会议。村两委会召开会议前，先做好会议内容的调研工作，广泛征求意见。在会议期间保证会议按照原定决议和议题顺利进行，指导会议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区委、区政府、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各项规章制度。在会后监督和督促两委会按照会议的决议依法行政。对两委会的重大决议，指导员不参与表决。这样指导员工作起来就比较明正言顺，能真正及时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传，更全面的将党的政策原汁原味的传达到群众，能及时将街道党工委的重要决策传达到各村，也便于及时掌握村组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第一时间上报街道党工委，及时处理，化解矛盾。特别是在处理地区8023部队串联进京上访问题方面，指导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及时掌握动态，果断采取措施，防止了事态扩大。对农村容易出现的家庭势力、个人恩怨、习惯做法、利益驱动等因素的影响，有些村干部在执行上级有关政策及两委会决议时有些走样的问题，代表街道客观、公正的发表意见，不带任何偏见处理问题，纠正错误，及时督促、引导村干部在执行相关政策、两委会决议中，充分听取群众呼声，按照村民的意愿和要求，依规依法办事，减少矛盾，及时化解不必要的误会，起到了很好的监督。指导员在村工作，入户率达到100%，深入走访，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同群众接触的机会增多了，使机关干部转变了作风，加强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街村两级工作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二、以街道党校为阵地，采取公开选拔方式，培养农村党的后备力量，提高共产党在农村民主政治中的竞争力

村民自治法颁布实行以后，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方面，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主要是农村基层党支部领导核心地位弱化，党员发展缓慢，党员老化现象严重，农村后备力量薄弱。

由于受农村家族、宗族等势力的影响，有些村家党不分，党员发展“出必吾家”，以人论事，以人划界。有的村无苗子，书记选配难，党员发展难，干部管理难，素质提高难的问题。特别是在支部换届工作中，有的村选不出一个好书记。甚至有些群众抱怨地讲，“我们村难选一个好书记，最好从上级给我们派人担任书记”。全办20个村党支部委员大多是我党在六七十年展的老党员，好多村在吃政治老本，党员形成断层，党员老龄化严重。全办农村党员总数706人，占全办农村总人口的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2个百分点。究其根源，主要是村党支部书记对农村政治资源形成垄断，一些村支部书记、老党员思想保守，心存顾虑，怕发展新党员抢了自己的位子，对组织发展缺乏积极性。造成农村后备干部队伍匮乏。农村青年存在着很高的政治热情，很多青年入党愿望非常强烈，传统政治体制又不能很好为他们提供实现个人“价值”的平台或机会。客观上形成的政治资源垄断剥夺了他们“公平进步”的机会。

农村党员流动性增强，管理难度加大。党员管理出现该管的不管，想管的管不了的状况，党员游离在组织之外，有权利不尽义务，农村党员发展教育往往流于形式。存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状况，教育培养通常是文件对文件、会议对会议，没有横向的展开和纵向的深入，盲目性和无效性显而易见。农村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没有显著提高，甚至有些还在退化，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由于两委会产生的民意基础，权力来源不同，出现了关系不协调，党组织核心地位削弱的问题。大部分村主任认为：“书记就是那几个党员选出来的，而村委会主任是全体村民选出来的，村主任才能真正主宰村组一切”。部分人甚至认为，党支部是管党员的，村委会才管村务，缺少对党执政地位的认识，两委会工作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工作两张皮。矛盾在某些村表现的异常尖锐，已经严重妨碍了村务工作的有效开展，群众利益也受到了极大损害。

我们深深认识到，要解决以上三方面问题，提高党在农村的执政能力，关键是要发掘人才资源，利用资源，优化干部队伍，建设一支梯次性农村后备干部梯队。围绕此，我们进行了反复实践。起初，通过下达任务的方式，加大党员发展力度，但2002年计划发展党员80名，实际只发展党员31名，不到计划的一半。通过进一步思考，试行几个村成立一个党总支，进行党员发展试点，但仍脱离不了家族势力的影响，实际效果不明显，初衷没有实现。在我们苦苦思索的过程中，适逢区委安排自己在市委党校参加街道党工委书记学习班，在大家推选自己担任党校临时党支部负责人的过程中，受到很大启发。当时，街道党校只有一块牌子，没有实质性内容，通常搞一些短期党员培训教育，没有最大限度发挥作用。当时立即就设想能否在街道党校成立党支部，选拔农村青年进行中长期培训。在调研摸索中，区委组织部、宣传部、政策研究室及区委党校和区级各部门的同志以及领导及时给我们进行了具体、深入的指导，市委常委、区委书记王军同志进一步提出“以街道党校为阵地，采取公开选拔的方式，培养农村后备干部”的思路。我们深感能以此解决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这也是继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以来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相配套的探索、实践与尝试。

我们就此方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了反复、深入的研究和论证，按照这一思路组织实施。街道党校从筹划准备到正式开学经历了半年时间。我们对招生、组织教学、学员管理、课程设置等各个环节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考虑到干部成长规律，党员发展时限等要求，最终确定街道党校学制两年，分四个学期。采取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全办公开招考，统一考试，通过自愿报名，笔试、面试、组织考察、综合评定等环节，严格筛选，真正把地区优秀青年吸收到党校中来。计划用三到五年时间培养200名至300名懂政策、能工作、敢工作、会工作，综合素质高，年龄结构优化，梯次配备合理，凝聚力和战斗力强的年轻后备干部。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几方面：

首先，抓好论证组织实施工作。在全办范围内面向各村公开招录年龄在18至35岁的初、高中、大中专毕业生及退伍复转军人，严格程序，择优录取。第一期从280名选拔出79名优秀青年进入党校学习。针对农村青年的特点和农村发展的需要，街道党校教学以理论、科室实习和农村实践、挂职锻炼相结合。开设法律、行政管理、历史、党建、科技等课程，还专门开设了村委会选举有关的法律和竞选知识、方法课程，聘请省、市、区、街道党政机关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政策水平的领导干部来讲课。定期安排学员到科室实习，了解办事处工作，理解办事处工作，加强农村青年同政府的感情，增进政府与群众的沟通。要求学员列席村两委会会议，全面了解农村事务，学习老干部的工作方法、工作经验，提高素质。考虑到学员生产生活问题，每周安排两次课程，实行半脱产学习，给予适当补助，确保此项工作落在实处。

其次抓好组织发展工作。由街道党校党支部全面负责学员组织发展工作，坚持标准，严格程序，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开通党员发展第二通道。学员学习期间，将接受了一年系统学习培训、实践锻炼并符合条件的学员发展为预备党员，再经过一年预备期考验，合格的转为正式党员，毕业后组织关系转回所在村党支部。

再次抓好培养农村后备干部工作。成绩合格并表现突出的学员，毕业后，通过街道党工委，作为村两委会后备干部，到本村挂职锻炼，协助两委会工作。对其中表现突出的青年，街道党工委将给压担子，加强指导，大力宣传，树立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在两委会换届时，促使他们参加竞选村职，与其他候选人平等竞争，接受村民的选择，通过竞选成为进入权力层的农村骨干。

街道党校首届农村后备干部培训班79名学员，平均年龄28.6岁，其中党员12名，大专文化程度4人，高中文化程度45人。两年来，发展党员50名，特别是在第六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5名学员进入村委会，其中1名主任，1名副主任，3名委员，另又6名进入村级妇联、共青团和村民小组等各种组织，首届学员整体素质明显提高。

三、以换届选举为契机，严格程序，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是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加速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源动力，关系着农村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体现了广大群众的民主意愿。搞的好，一些能干事、想干事，有公信力的人才就能脱颖而出，走上农村政治舞台。否则，就会阻碍农村经济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和集体利益，影响农村稳定。

工作中我们发现，一些长期积累的历史遗留问题，财务管理、干部作风等热点问题，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焦点问题，都在换届选举前夕集中爆发。这一显性特征和一些借事闹人的隐性特征，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难题。既不能回避，也不能急于求成，走向极端，从而催生了我们的所有工作都必须具备前瞻性、预见性，必须把“活血化瘀”、制度建设、综合教育等基础工作作为先导性工作来抓。早在2003年，我们就将解决各村历史遗留问题作为一项中心工作，提出政府主导，群策群力，解决带有普遍性遗留问题的理念，集中7个月时间，克服一切困难，想尽一切办法，筹资300余万元，解决了全办20个村涉及宅基地、土地承包、村组帐务等三大类30多个长期遗留，甚至遗留十几年的问题，并通过依法按时换届，发挥村委会新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解决遗留问题，政府的公信力、亲和力进一步增强。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既确保了换届选举工作如期进行，又打破了部分群众要求先解决好问题再进行换届的传统观念，同时，树立了新任村干部的形象，群众的支持率、满意率明显提高。

在往届选举中，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素质参差不齐，组织不力和因选举程序不统一、不规范、不严密，影响换届顺利进行。我们将强化组织领导作为突破口，从根本上理顺关系，强化党对村委会换届工作的领导，规范程序。一方面，发挥村级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成立以各村支部书记为组长，委员为成员的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加强选举知识培训，组织领导村民选举委员会依法实施换届工作，全程监督，及时妥善处理选举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另一方面，从规范选举程序入手，抓住每个环节，抓好每个细节，出台《关于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办法（模拟稿）》、《换届选举指导程序》，对选举程序中的选民登记、选票印制、票箱设定、公告格式、选举结果报告单填写以及投票、唱票、记票等细节都作了明确进行了规定，统一口径。办事处统一刻制三枚换届选举专用随形章，选用7种不同颜色的选票专用纸，由办事处在各村投票选举前随机选用纸张和印章，做到选票在发票前严格保密，从而确保了没有因程序问题影响换届，效果明显。

由于农村规范化、民主化管理正处于渐进时期，村民素质还良莠不齐，表现在换届选举时一些突发事件还时有发生，往往以偏差理解政策等种种理由进行干扰，从而激化矛盾，影响选举正常进行。我们从内强素质入手，对机关干部和农村干部进行了长期的“双重”培训，使机关干部成为人人讲话有威信，群众能信服的选举指导员、政策宣传员，使农村干部成为矛盾调解员，构建一个良性互动的局面。坚持周一例会讲评，总结、分析、研究换届选举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推广在解决换届选举突发事件过程中的一些成功做法。坚持每月一次法律知识讲座，重点对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有关法律法规，先让干部在科室讲，再在机关干部大会上讲，模拟选举过程，使机关干部身临其境，提高干部特别是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年轻干部依法组织选举，妥善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同时，对全体机关干部进行换届选举知识考试，统一命题，严格考评，明确85分以下的不能参与换届选举，并取消相关福利待遇，确保参与换届选举工作的人员成为素质合格，能力过硬，敢干事，也能干成事的人。在加强对农村干部的教育培训方面，利用农村两委会干部例会，集中组织对农村干部进行了多次相关知识培训，反复组织学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省、市、区关于换届选举的一系列法规政策，编写《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知识问答》、购买《西安市农村两委会换届选举政策问答》下发到全体干部手中，加强学习，加深理解，确保了农村干部在宣传指导换届选举中不出偏差。

针对换届前各村不同程度出现上访闹人闹事现象，我们早动手，早安排，从消除“闹”字派闹事群众基础和闹事理由入手，及时出台《从现在起到换届期间停止或延期办理村组重大事项的通知》和《关于严肃纪律确保村委会换届顺利进行的通知》，规范换届期间农村工作，遏制出现不稳定苗头，保障换届选举工作环境。并采取形式多样的宣传方式，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利用各村每天2个小时以上的广播宣传，张贴1000多条标语、举办30多期板报，营造浓郁的工作氛围，从舆论导向上确保了这次换届选举工作的高质量。同时，注重发挥派出所等驻地单位的积极作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参与换届选举工作。要求公安干警全程跟踪，随时出警，为换届选举保驾护航，对干扰和破坏选举的人和事，依法采取强硬手段，真正起到了威慑作用，打消了个别人闹事、闹人的念头，保证了换届选举的治安环境。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以后，农村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干部在换届选举中相继退出农村政治舞台，也是历史必然。但长期以来，农村干部退任后，缺乏各方面的关心和理解，部分退任干部思想认识不明确，对农村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对现任干部工作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因素，有的成为我们在农村工作中的阻力，甚至少数成为“钉子户”。对此，街道党工委、办事处通过召开落选村主要干部座谈会、慰问、等形式，增加政府与退任干部的感情，使其愉快退下来，积极支持新班子工作。并积极研究，出台《农村退任干部补助发放办法》，对地区60岁以上，过去长期担任村主要干部的，给予一定补贴，共享发展成果。通过以上举措，提升了退任干部的认识水平，使他们站在了政府一边，对现任村两委会干部更是一种鼓励。

四、加强制度创新，建章立制，规范农村各项工作

政府发言稿范文篇5

一、群众路线蕴涵的立法观念

1.维护群众利益的立法价值观

“一切为了群众”是群众路线的首要内涵，坚持群众路线意味着立法应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法律对利益的维护是通过对权利的保障来实现的，马克思提出“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2]176“当然，只有当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因而是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创立的时候，才会有确实的把握”。[2]349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立法必须体现人民意志。1920年在《大公报》发表的《释疑》中提到，“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3]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董必武在《论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讲话中指出，新的人民民主政权建立后的法律，要“根据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来拟定。”[4]正是根据这一立法价值观，新中国成立后，打破旧的法律体系，建立了劳动人民群众自己的法律体系。指出，“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5]359当今时代利益多样化，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始终是立法的主要价值取向。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从量上说指社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从质上说指一切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们。[6]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生活的变化使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以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法的价值目标，并不等于法律只顾及某一阶层的利益，也不意味着对各阶层利益不分主次地维护。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讲话中指出，“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总是由各方面的具体利益构成的。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应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7]87指出，“要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推动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8]坚持群众路线，解决好人民最紧要的利益问题是立法的基本要求。

2.群众充分参与的立法民主观

“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群众路线重要内容，立法要相信人民群众，问计于人民群众，问需于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充分参与立法过程。1954年制定宪法时，中央人民政府将草案向全民公布，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全国人民参加讨论的共有1.5亿多人。许多地区参加学习和讨论宪法草案的人数，达到当地人口的70%以上，有些城市和个别地区达到90%以上。从1954年6月15日至9月10日，历时三个月的讨论中，全国人民对宪法草案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见，经整理后共计118万多条。[9]在分析总结1954年宪法时，指出，“这个宪法草案，结合了少数领导者的意见和八千多人的意见，公布以后，还要由全国人民讨论，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的意见相结合。这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领导和广大积极分子相结合的方法。过去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今后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5]126改革开放后，人民群众参与立法得到了很好地实现，1982年宪法修订、《行政诉讼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草案都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指出，“立法工作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充分反映群众意愿，这样制定出来的法律法规就具有贯彻实施的广泛群众基础。”[10]402如今，立法民主不只是一种观念，还是重要的法律规范。2000年颁布实施的《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该法第三十四条和第五十八条还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议程的法律案、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为了扩大政府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度，国务院2004年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规定，重大或者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草案，要向社会听取意见。2008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规定，今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一般都予公开，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人民群众参与立法的领域不断扩大，参与的方式也实现了多样化。

二、群众路线蕴涵的守法思想

1.提高群众守法意识，必须加强法制宣传和教育

群众对法律的正确认识是自觉守法的思想保障。列宁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7]13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历史的原因，人民群众对过去一切反动的法律十分仇视和不信任，因此自觉守法的意识还不强。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法律属于社会主义历史类型的法律，反映了人民意志，符合人民利益并服务于人民利益。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在群众中宣传社会主义法律的正当性，有利于群众确信并接受社会主义法律规范，这对增强群众自觉守法意识十分重要。在群众中宣传法律最主要的和最有效的途径是开展法制教育。1980年邓小平提出要在人民群众中开展广泛性的法制教育。他指出，“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大中小学的学生从入学起，工人从入厂起，战士从入伍起，工作人员从到职起，就要学习和服从各自所必须遵守的法律。”[11]360在教育的方式上，邓小平非常重视学校法制教育，1986年邓小平在《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中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12]正是在群众路线的指引下，当前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中都设置了以提高公民法律素质为目标的法治教育内容。1986年以来、司法部和全国普法办还组织了多次普法教育活动，极大提高了群众自觉守法意识，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2.党员干部带头守法，破除特权思想

领导干部的言行举动，对群众都起到积极示范、表率的作用，党员干部带头守法，会引领群众自觉守法。领导干部带头守法，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1954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董必武指出，“对守法这个问题，目前应该很严重地提起国家工作人员的注意，大家应该守法并领导人民群众来守法，这对贯彻我们党的总路线有重大的意义。”[13]201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模范地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党的十五大强调，要“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着重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党员干部带头守法，必须破除特权思想。特权思想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受封建思想遗毒的影响，特权思想还没有彻底根除。建国初期重必武指出，“有些干部居功自傲，不把国家的法律、法令放在眼里，以为法律是用来管老百姓的，似乎自己可以不遵守，违了法也不要紧。这种思想是极端错误的。”[13]236改革开放以来个别党员干部因为居功自傲也存在特权思想。在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讲话中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7]135《党章》第二条规定，“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党员干部带头守法，破除特权思想，对于反“四风”，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建设幸福而和谐的社会具有深远意义。

三、群众路线蕴涵的执法理念

1.执法为民

一切为了群众，对执法者而言，就是要求为人民服务。广义执法是指一切执行法律的活动，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贯彻执行实施法律的活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指出，“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14]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党的十六大报告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并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要论断。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指出，“为民，就是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思考问题和开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当好人民公仆，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人所谋。”[7]94执法为民是执政为民理念在法律运行中的体现。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其基本内涵是以人为本、保障人权、文明执法等内容。以人为本的“人”，既指最广大人民群众，也包括每个具体的人。[15]以人为本是执法为民的根本出发点，要求执法者尊重群众、理解群众和关心群众，突出人民群众在执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人为本还要求为了人民的利益来执法，把人民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人民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要为人民群众着想，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要履行法定职责，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和人民权利是密不可分的，执法者要认真履行职责，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安全，增强民众安全感，保障人民群众各项经济社会权利，妥善处理好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矛盾纠纷。

2.执法依靠人民

依靠人民群众力量惩治违法犯罪分子，是执法过程中坚持走群众路线重要体现。群众是执法力量的源泉，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完全打不破的”。[7]17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政权依靠群众力量有效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在建国初期“党委领导和依靠群众”已成为公安、司法工作的根本路线。1950年，在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发表讲话时指出，“如果我们的司法干部都能确立马列主义的国家观和法律观，同时又具有坚强的群众观点，依靠群众去进行工作，就一定能把司法工作做好。”[16]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法制恢复，人民群众协助执法得到了保障和完善。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必须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此后各地纷纷出台地方性法规落实群众路线，“群防群治”、“治安联防”、“平安创建”、“社区警务”、“群众协管”等警民携手共治的改革纷纷登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该法第五十条规定了“人民群众协助调查”制度，第81条还规定了人民群众行使扭送强制措施的制度。当今人民群众可以通过控告、检举、出庭作证、配合侦查、行使扭送措施等方式广泛参与到执法活动中。坚持群众路线，依靠人民群众执法，不仅体现于人民群众协助执法，还体现于人民群众以决策者身份参与到纠纷解决机制中。早在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就规定，“一般案件均应实行合议制，由裁判部长或裁判员为主审，其余两人为陪审员”。1954年颁布的《宪法》和《法院组织法》正式确立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开放后人民陪审制度得以恢复和发展，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评议案件时，有权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发表意见，并独立行使表决权。”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在司法工作中具体应用，普通群众通过陪审员制度参与到司法决策当中，有利维护人民的正当合法利益。

四、群众路线蕴涵的法律监督思想

1.人民群众是法律监督的主体，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法律的运行离不开有效的监督，坚持群众路线，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把人民群众作为法律监督的主体是确保党员领导干部“为民务实清廉”的重要保障。列宁认为，要彻底消灭官僚主义，就必须强化人民的监督权，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指出，“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以便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反复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7]11十分重视群众监督的积极作用，他把群众监督作为反腐倡廉的重要方式。1945年他在与黄炎培谈话中指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7]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非常重视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监督。邓小平特在总结反腐败斗争历史经验时指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11]332指出，要“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严惩执法犯法、贪赃枉法”。[18]党中央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法律监督主体地位，要求领导干部必须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指出，“领导干部使用权力，使用得对不对，使用得好不好，当然要接受党和人民监督。不想接受监督的人，不能自觉接受监督的人，觉得接受党和人民监督很不舒服的人，不具备当领导干部的起码素质。”[7]135

2.重视群众监督的制度建设，形成监督合力

邓小平指出，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11]332改革开放后，国家建立了对贪污、贿赂等违法犯罪行为的群众举报制度，创设了检察系统的反贪污贿赂机构，各级政府也建立了监察机构，群众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行政监督和检察监督已法律化、制度化。十四大以来，党中央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监督的成效，提出要整合各类监督，提高法律监督的合力。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派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17]31也提出，要“把党内监督与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派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很好结合起来，形成监督合力，提高监督效果”。[19]23当前人民群众不仅可以通过向专门机关检举、利用媒体舆论等形式行使监督权利，随着人民陪审员制度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完善，人民群众还可以作为法律运行的直接评判者，介入到司法权中行使监督。人民群众监督的效力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已成为社会主义法律监督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作者：王顺双工作单位：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第二篇

一、群众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法宝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主体地位的重要论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不同的革命建设时期灵活运用，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坚持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在各个时期取得重大胜利的成功关键，也是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形式，我们党正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始终坚持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壮大了自身，推翻了强敌，取得了革命的最终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事实向我们证明，我们党处处离不开群众路线，时时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群众路线的胜利。党的二大提出，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中国革命的命运，取决于党会不会组织群众、深入群众。党的六大明确了“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在党的七大深刻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总结了党在群众路线方面的新做法、新创造，进行了深刻论述：“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循环往复，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2]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刘少奇明确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3]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发扬群众路线传统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党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中国革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斗争将更艰苦、更复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4]“两个务必”的核心就是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作为党的最高奋斗目标。党的八大进一步明确：“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主张的实现，都要通过党的组织和党员在人民群众中间的活动，都要通过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的自觉的努力。因此，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5]邓小平明确提出，党在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6]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邓小平更加明确了要坚持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7]“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8]坚持群众路线，需要建立制度，加强监督，是我们党执政后对群众路线的丰富和发展。

（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群众路线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

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升华了我们党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来自群众，来自实践。“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根据党的性质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创造的一种科学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9]“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10]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各项工作各个环节都细心研究群众的利益，关心群众疾苦，体察群众情绪，努力运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和提供服务等方法，“八荣八耻”深入人心，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在新形势下探索新途径开展群众路线，“高度重视群众工作，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也是由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决定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11]党的十八大后，和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制定八项决定、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坚持群众路线的重大决策和身体力行的实际行动，继续发扬丰富着群众路线的实际工作内容，更进一步结合了我国实际情况，集中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突出了来自人民、植根人民、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的执政理念和决心。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面对不断变化社会新形式、新局面、新任务，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法宝。不仅搞革命搞建设需要坚持群众路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仍然需要坚持群众路线。人心向背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坚持群众路线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法宝。

二、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求我们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效率是深化社会体制改革解放生产力的问题，公平是确保和谐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问题，同时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与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也是密不可分的。

（一）促进公平正义深化改革是关键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确立的奋斗目标，坚持推进改革开放是我们实践这一目标的必由之路。全面深化改革是我们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点。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要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生态文明和谐发展。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求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要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二）促进公平正义惠及全民是根本点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国家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安定和谐人民生活幸福，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惠及全体人民需要加快社会事业改革，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的需求，让生活在同时代的人们共享出彩人生。在经济上，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保障平等的经济参与权，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在政治上，努力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建设法治中国，维护人民权益。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在文化上，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高文化产品质量，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精神食粮。面向基层、服务群众，加快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继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为人民提供广阔文化舞台，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三）促进公平正义党风廉政是着力点

党的十八大强调，我们党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体现了我们党对自身的理性反思，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突出的腐败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党内清除贪污腐败，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更是促进社会良好政治风气的着力点。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这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洁身自好，加强思想教育，从源头上杜绝腐败；又要求在制度上加强监督，严肃查处，严惩腐败。在增强干部自身反腐意识上，中央政治局制定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帮助广大干部形成一种普遍的自觉意识，给社会带来了一种崇尚俭朴的清廉之风。“光盘行动”带动全民参与，促进形成了整个社会厉行节俭的意识。贯彻“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以严的标准、严的措施、严的纪律坚决反对“四风”[12]，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各级领导干部要既严于利己，又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严格规范权力行使，加强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健全纪检监察体制，完善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更好发挥巡视制度监督作用。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决查处大案要案，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三、深入开展群众路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群众路线体现了我们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认识论与中国群众工作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国家的发展任务。群众路线作为我国政治逻辑中民主的基本概括和本质体现，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具有独特功能。同时，只有全面促进公平正义，推进依法治国，人民的民主权利才能得到有效保障。群众路线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二者在本质要求、价值取向和实践主体等方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必然联系。

（一）群众路线集中体现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本质要求

正义是一个程序性概念，它的具体内容可以涵盖自由、平等、人权、秩序、效益等诸多社会价值。我国积极吸收借鉴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从具体国情出发，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义观。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是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具体体现，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其本质都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体。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以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切实维护公民合法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群众路线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对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集中定位，即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国家的主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为人民谋利益；必须维护、保障和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广泛吸纳群众智慧，不断完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使之最大限度地反映和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能够最大化地体现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之中，体现在国家政治生活之中，体现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项事业发展之中。因此，群众路线高度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和基本政治立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中体现。群众路线与促进公平正义在逻辑起点和终极目标上具有本质的一致性，都表现为人民当家作主。

（二）群众路线高度契合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因此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决定了其价值核心是惠及全民，共享改革红利，共享出彩人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对群众负责、为群众谋利，通过人民当家作主，切实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各项权益，就成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取向。群众路线高度契合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取向。一方面，我们党代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高度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畅通人民群众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渠道，为人民群众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开辟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维护和保障绝大多数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和价值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明确提出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发挥了积极作用。群众路线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契合，通过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来实现；通过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方式来实现。它体现在不断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广大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益之中；体现在更加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科学有序地推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中。

（三）群众路线推动形成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践主体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3]群众路线彻底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我国，公平正义的社会要求是人民意志与利益的体现，人民自然就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主体，因此，促进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实践主体是人民群众。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在发动群众之后，非常重视建立健全群众组织生活，注重对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些启蒙和教育都是通过群众路线的方式实现的。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我们党通过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等多种方式，使人民群众成为既符合我国民主政治发展要求、又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实践主体。使人民群众成为促进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实践主体，必须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依法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保证公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切实落实，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作者：袁芳工作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第三篇

一、新时期群众路线的贯彻既需要思想教育，更需要宪法和法律的保障

唯物史观是群众路线的哲学基础。人民群众是我们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主体。作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走群众路线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目的，脱离群众就意味着自我毁灭，这是广大党员干部耳熟能详的常识，我们无需做更多的说明。我们现在需要说明的是有别于战争时期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依赖，在建设和改革时期，群众路线的贯彻更多的是需要宪法和法律保障。第一，贯彻群众路线必须有外部力量的促进。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外部力量的促进对于坚持群众路线的作用。

第一个方面是从党员干部个人看。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每个具体的党员干部是否坚持群众路线，坚持的状况如何，首先取决于他对群众路线的认识。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和启蒙，党员干部可以做到坚持群众路线，但是也未必人人都能做到。即使认识上去了，但是在利益面前也可能放弃群众路线。因为最终决定人的认识的是现实实践。所以，要每个党员干部都能坚持群众路线必须有外部力量制约，这种制约就是党纪国法，单纯依靠思想教育不能完全达到走群众路线的最终目的。第二个方面是从全党这个整体上看。党能否坚持走群众路线，除了党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以此对全体党员进行长期教育外，还必须有强大的外部力量促使党坚持群众路线。在革命战争时期，这个外部力量就是强大的敌人的存在。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时刻都在图谋消灭共产党以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正是这种严峻的局面促使中国共产党必须走群众路线，否则就会灭亡。在和平年代，没有了反动势力的威胁，执政党能否继续坚持群众路线就是一个现实问题。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没有在野党和反对党。这同样需要外部力量的制约。这种制约并不是去搞多党制、三权分立，而是宪法和法律的制约，以宪法和法律来保障群众路线的实施。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群众路线的贯彻需要宪法和法律保障。我们毫不怀疑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宗旨，也不怀疑大多数党员领导干部为人民服务的情操，但是要让每个党员领导干部都做到心底无私地坚持群众路线确实是不可能的。一些党员干部贪赃枉法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市场主体，都有自己的具体利益。马克思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邓小平说:“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3］在马克思思想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共产党的功利观。他说:“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4］这正是共产党人的高尚之处。但是，阶级是由具体的阶级成员组成的。我们可以从历史的宏观尺度来判断一个阶级的先进性，却无法据此确定每一个阶级成员都是高尚的，都是心底无私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党员干部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都是一个利益主体，都有自己的具体利益，因此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必然会存在冲突，解决这些冲突的最好办法就是法制。因此，当群众路线与党员干部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一方面需要党员干部以党性觉悟来衡量和确定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更需要以法律来确保群众路线的实施。因此通过包括法律在内的制度约束就是贯彻群众路线的根本方法。通过宪法和法律来保障群众路线的贯彻，符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方略。邓小平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5

第三，以宪法和法律保障群众路线实施的同时，仍然需要思想教育和启蒙。群众路线的贯彻需要宪法和法律保障，并不是说不需要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坚持群众路线的思想教育。群众路线的实施状况直接取决于党员领导干部的认识。认识并不是自发产生的，尤其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的群众路线，不会自动成为每个党员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这是因为，群众路线要求每个党员领导干部自觉地把群众利益置于自己利益前面，首先要满足群众利益，然后才能满足自己，正如范仲淹所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每个党员干部都有这样高尚的情操，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对党员干部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和启蒙，让广大党员干部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党员干部个人谋求特权的。正是认清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从以来，从未放弃对党员干部的群众路线教育，今天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也是以往群众路线教育的继续，当然增加了富含时代特色的新内容。

二、把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与人民主权的宪法理念结合起来

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和人民主权的宪法理念拥有共同的哲学基础，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这个共同的哲学基础上，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与人民主权的行使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而且宪法的人民主权规定是群众路线的升华。只有把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升华为宪法和法律规定，才能更好地贯彻群众路线。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群众路线和人民主权宪法理念的共同的哲学基础。中国共产党党章和我国宪法都明确规定马克思主义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唯物史观不是纯粹抽象的哲学理论，它既有抽象的一面，更有具体的一面，而且其生命力主要体现在具体的实践中。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是唯物史观在党的建设方面的体现，人民主权的宪法规定则是唯物史观在管理国家事务方面的体现。党的建设的好坏与国家事务的管理状况是息息相通的，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执政党的政治框架下，这种关系显得尤其密切。因此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完全可以与人民主权的宪法理念结合起来。所以，贯彻群众路线与坚持人民主权的宪法规定不能截然分开。不把二者统一起来，就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次，坚持群众路线有助于宪法和法律的实施。这里所讲的坚持群众路线有助于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并不仅仅是指司法机关依靠群众路线来实施宪法和法律，而是指把全体公民当作宪法和法律的实施主体。从狭义上讲，专业的司法机关是宪法和法律的实施主体，但是从广义上讲，现代社会中的全体公民则是宪法和法律的实施主体，每个人都有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下，人民群众就是宪法和法律的实施主体。通过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动员和宣传，通过普法活动，让每个人都知法、守法，形成良好的法治文化，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走依法治国的道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再次，坚持人民主权的宪法理念，就是贯彻群众路线，是对群众路线的升华。

新的党章在总则中写道:“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这个规定不仅要求党要坚持群众路线，而且把脱离群众的危害也讲清楚了。但是，群众路线作为党的优良作风，如果仅仅停留在一般号召的层面，或者是仅仅写入党章，那显然是不够的。在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党还没有掌握全国政权，群众路线不可能写入当时的宪法和法律，基本上停留在一般号召层面，七大以后才开始写入党章。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执政党，面临着管理国家的繁重任务，仅仅依靠党章不能实现治国理政的目的，必须依靠宪法和法律。更重要的是党章不能代替宪法和法律，二者不仅性质不同，而且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治国方式绝对不是现代国家的治理模式。当年国民党的党国模式就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最终以失败告终。共产党当然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所以，在继续坚持以党章来规约党员领导干部坚持群众路线的同时，完全有必要把群众路线升华为治国理政的理念，将其写入宪法和法律，以宪法和法律的方式来保障群众路线的实施。其实，将群众路线直接写入宪法，这只是群众路线入宪的直接表现。群众路线入宪的最深刻根源在于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五四宪法第二条、七五宪法第三条、七八宪法第三条、八二宪法第二条都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正因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所以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也就是说，人民主权的现代政治理念是群众路线入宪的政治基础。如果没有人民主权的现代民主政治理念，群众路线就不可能入宪，即使入宪也无从实施。没有人民主权的现代民主政治理念的支撑，所谓的群众路线同封建专制时代开明君主所倡导的民本思想并无本质区别。历史也证明了封建专制下的民本思想不过是专制统治的遮羞布，其目的是为了愚弄群众，确保专制统治，从来就没有真正实施过。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群众路线当然与封建专制条件下的民本思想有本质区别。只要把人民主权落到实处，就能把群众路线贯彻下去。

三、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人大的监督权确保群众路线的贯彻

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也把群众路线写入宪法，但是仅有宪法规定还不够，还不能保障群众路线的实施，因为宪法条文的实施需要可操作性的法律。在这里强调以法律来保障群众路线的实施，并不是要单独制定一部《群众路线法》。根据人民主权的理念，结合中国的实际，我国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并制订了相关的法律。也就是说，只要真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可以把人民主权落到实处，就可以贯彻群众路线。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行使，贯彻群众路线。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拥有立法权(县级以下人大除外)、人事任免权、重大事项决定权、监督权。与这四项权力相对应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条例。这些法律、法规、条例的实施都需要坚持群众路线。如果不走群众路线，没有群众的参与，任何一项都无法真正落到实处。我们现在提出要实行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没有群众的参与只是立法部门自己闭门造车，那就不是民主立法。如果说立法需要法律专业知识，那么决定重大事项、进行人事任免这些不需要丰富专业知识的行权活动更需要群众的参与。与前几项权力行使相比，更能直接促进群众路线贯彻的则是人大的监督权。在我国的国家监督体系中，人大的监督属于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正是这种核心和主导地位，决定了人大监督在贯彻群众路线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需要具体说明的是，总体上来说，当前监督法规定的是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主要是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是否符合人们的根本利益，是否正确贯彻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是否正确行使职权，以及监督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普遍适用的规范性文件是否合法。尽管这其中没有明确涉及领导干部是否贯彻群众路线问题，但是这个内容已经隐含其中了。特别是监督法所规定的询问、质询、撤职、罢免等针对具体领导干部的监督办法，完全可以对领导干部是否坚持群众路线进行监督。特别是运用人大的监督权力可以监督领导干部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选民可以向人大代表、人大机关反映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存在的类似问题，人大常委会则可以使用监督法去监督。当然，目前监督法在对领导干部是否坚持群众路线方面，尤其是在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方面还没有具体、严密细致的规定，仍然有待完善。这种完善本身就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权力来促进群众路线落实的本质要求。

作者：郑广永工作单位：北京联合大学

第四篇

一、“枫桥经验”实现了群众路线与法治思维的融合

“枫桥经验”的起源、发展及在全国一再推广，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实现了群众路线与法治思维的有机融合。

（一）宝贵探索“：枫桥经验”的起源

早在1961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同志就指出：“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2]1963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6月19日，浙江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精神，派工作队到诸暨县枫桥区，会同诸暨县委在枫桥区7个公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省委工作队发动枫桥群众开展“武斗好还是文斗好”的大讨论，广大干部和群众形成“武斗斗皮肉，外焦里不熟；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倒敌人，擦亮社员眼睛”的一致看法。试点中，7个公社有67名四类分子被列为重点对象，斗争会上干部和群众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不打不骂，并且允许斗争对象申辩，结果没有捕一个人，就把全部四类分子说服了。随后，浙江省公安厅将枫桥区社教运动中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经验，报告公安部。同年11月20日①，同志在公安部起草的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作的发言稿上批示：“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字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3]11月22日，同志在和当时的公安部领导汪东兴谈话时说，公安部日常的具体工作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做群众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做一般性的公安工作；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至此，群众路线与法治思维融合的“枫桥经验”宣告正式诞生。

（二）风雨嬗变“：枫桥经验”的发展

1964年1月，中央向全党转发《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同年2月，第十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提出在全国推广“枫桥经验”。初期，“枫桥经验”作为砸烂的重点，被诬蔑为“和平改造”的典型，推广工作一度中断。1971年3月，第15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亲自到会作重要讲话。中共中央转发了这次会议的纪要，②进一步肯定了“枫桥经验”。“”结束后，公安部提出如何把批示的枫桥经验“恢复、巩固、提高、推广”的任务，并派调查组到诸暨枫桥蹲点，枫桥区把“依靠群众，实现治安好、捕人少、产量高”作为是否落实“枫桥经验”的衡量标准。这个经验得到了调查组的肯定，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又一次掀起了学习“枫桥经验”的热潮。到1978年底，枫桥区的绝大部分“四类分子”已摘帽，这为全国给“四类分子”开展摘帽工作提供了经验。改革开放后，枫桥区的干部群众在打防结合，制止犯罪方面作了探索：一是总结和运用枫桥公社钟璜、枫溪、西畴等7个大队建立“三清落实”③的帮教新经验，以维护社会秩序，预防和减少发案；二是总结檀溪公社泉四大队发动群众、制定治安公约的新经验，运用村民自治的形式，制定村民自律性的守则，使全区人人遵法守约，从而起到一定的预防犯罪的作用；三是切实做好基层单位的安全防范工作，把预防社队企业被盗、被诈骗作为重点来抓；四是做好社会面的控制，发现犯罪苗头，及时打击。

（三）历久弥新“：枫桥经验”的创新

1990年5月，浙江省公安厅和绍兴市公安局形成了《依靠群众管治安是维护社会治安根本———枫桥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做法》的调查报告和18个典型材料，提出了“枫桥经验”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中共浙江省委于同年7月作了批转，指出：“希望各级党委参照枫桥区的做法，结合本地实际，抓住严打的有利时机，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齐抓共管，扎实工作，把我省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向前推进一步。”[4]1990年9月，中央政法委员会转发了这个调查报告，并向全国推广。1993年11月，中共诸暨市委隆重召开纪念批示“枫桥经验”30周年纪念大会，中央政法委员会、公安部、浙江省委的领导同志参加会议并讲话，提出“枫桥经验”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枫桥经验”的内涵再一次升华。1998年，浙江省组成联合调查组在枫桥蹲点调查，形成了《预防化解矛盾，维护农村稳定“枫桥经验”新发展》的报告，总结出了“党政一起动手，依靠群众，立足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时代特色经验。中共浙江省委批转了这个报告，指出：“‘枫桥经验’的新发展，对于我省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5]2003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在“纪念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暨创新‘枫桥经验’大会”上，认为“枫桥经验”为新形势下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提供了新经验。2013年10月11日，孟建柱同志在纪念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上所强调，坚持把群众路线与法治方式结合起来，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正是“枫桥经验”所蕴含的创新精神的必然要求。法治思维，令“枫桥经验”更具魅力。从最开始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到新世纪以来的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突出以人为本、服务群众、注重德法并治，再到当前的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可以说，正因为“枫桥经验”的不断创新发展，才使它不愧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不愧为政法综治战线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面旗帜。

二、“枫桥经验”对当前群众路线与法治思维融合的启示

习认为“走群众路线，这是我党的传家宝。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虽然面临的形势任务都发生变化，但‘枫桥经验’没有过时，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不动摇，依靠发动群众，建设平安社会，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6]

（一）群众路线与法治思维融合的理念创新：由防控型向服务型转变

“枫桥经验”发端于农村“社教”运动中对“四类分子”的改造，一度带有较强的防控色彩。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枫桥经验”虽创新发展成为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样板，但其树立的是管理型服务理念，防控意识仍然较明显。近年来“枫桥经验”与时俱进，树立了“以人为本、服务民生”的理念，进一步淡化防控意识，关注民情、改善民生，初步创新出一整套为民服务的工作模式：一是在党员干部中推行“一线工作法”，即乡镇班子成员“包村”、乡镇干部“住勤”、一般干部“驻村”、全体干部“联户”。实行乡镇干部值班、住勤办公无休日模式，开展夜访、夜学、夜议，走田头、进户头、熟人头，用脚步丈量民情，驻村干部进村入户率达95%以上；二是组建“专业服务队—管理服务团队—专业服务组”三级服务团队，开展“组团式服务”工作。在镇级层面建立了文教卫生、应急救助、综治协管、综合抢修、村镇建设5支专业服务队，在村(社区)级层面，每村(社区)建立网格服务队，在村(社区)网格区内，建立包括社会事业、治保调解和村镇建设等专业服务组；三是实行领导联系群众“八个一”制度，即班子成员每人联系一个协作站、一个行政村、一家企业、一个站所、一个技改项目、一个种养专业户、一个效益农业基地、一户困难户；四是实行干部驻企“一对一”服务制度，落实“服务企业、服务基层”措施等，2012年，诸暨市以“进村入企”大走访活动为载体，确保干部联系群众常态化、长效化，全市机关干部、医生、教师分别联系农村老党员、困难户、经济“双带户”等4万余户，收集群众意见建议2.1万余条，帮助解决实际困难5900余件。[7]

（二）群众路线与法治思维融合的主体创新：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

群众路线与法治思维融合旨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主体格局，只有实行多元主体管理，才能减轻责任，分散风险，激发活力，提高民主。“枫桥经验”在创新群众路线与法治思维融合中逐步实现了多元主体格局：一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镇级层面，党委政府以“三个强化”全方位组织落实创新群众路线与法治思维结合工作。村级层面，除了加强村党支部的领导作用，还按行业不同创建产业党小组，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二是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发动和依靠群众”是“枫桥经验”得以延承的一大法宝，所以当前创新群众路线与法治思维结合中，“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氛围在枫桥镇显得特别浓厚，充分体现出公民社会与治理的关系。据统计，目前枫桥镇有超过总人口10%的群众以综治信息员、调解员、义务巡防队、义务消防队、平安志愿者等不同身份参与到社会管理中，而且这支队伍还在逐步扩大中。同时诸暨完善了领导干部网上信箱、96345社会服务中心等社情民意“直通车”，积极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方式表达诉求。三是坚持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完善党政领导干部下访、约访、接访和包案调处信访制度，推广信访“三诊”工作法，创新实施网上办理、电话受理、律师等新型信访方式，推行信访听证制、三级终结制，完善司法救助、信访基金、社会关爱等制度。四是社会也积极参与，较为典型的是，枫桥镇的永宁公司决定在2010—2019年每年捐助10万元，专门设立“平安枫桥”奖励基金，用来奖励枫桥镇范围内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五个“十佳”组织和人员。

（三）群众路线与法治思维结合的机制创新：由化解型向预防型转变

“枫桥经验”的矛盾化解机制已经相当成熟，但事后化解机制对社会资源、个人财富的损耗较大，所以近年来枫桥镇积极探索源头预防矛盾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具体如下：一是实施“有规则、有程序、有监督、有测评、有追究、公开化”的“五有一化”运行新模式，通过乡镇权力规范、有序、高效运行而减少干群之间的矛盾。二是实行重大事项风险评估制，利用听证会、票决等方式，提升党委政府决策监督的科学性，防止因决策错误而产生社会矛盾。三是创新“工作日坐诊、双休日出诊、不定期会诊”的“三诊”信访工作机制，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四是落实防患重大群体性事件的“专案经营”机制，从源头早抓起、苗头早预警。五是创新“征集议题、酝酿论证、审议决策”的“三上三下”村级议事制度，提高村级事务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水平，实现了“村官治村”向“制度治村”转变，力求在议事决策阶段就减少矛盾。更加注重各类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基层自治组织等社会力量的作用，探索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途径和机制，推动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治管理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六是推行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的“三资”管理制度，减少因村级财务问题而引起的干群矛盾等。七是深入实施“矛盾化解五分法”，完善矛盾联调、治安联防、工作联动、问题联治、事件联处、平安联创的“六联”机制和配套制度，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当地、化解在萌芽状态。组建法院诉前、医患纠纷、交通事故、消费权益、劳动关系、婚姻家庭等六大专业调解中心，树立“老杨调解工作室”等一批专家型调解室典型，形成以诸暨市镇村人民调解为基础，专业、行业、边界调解为补充的工作格局，近几年矛盾的调处成功率一直在95%以上。

（四）群众路线与法治思维结合的手段创新：由单一式向综合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