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调控范文10篇

政府调控范文篇1

为了有效地制定和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应当遵循一定的法律和规范。其主要内容包括，1.明确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方针、基本方式、职权和职责，使政府该管的必须管起来，而且要管好，不该管的不必且不得插手。2.规定宏观调控的程序。3.设定宏观调控方式方法。把税收调控、信贷调控、预算调控、投资指南、计划指导、外贸协调、产业导向和环境保护等纳入法制的轨道。4.明确界定政府及其主要领导人在宏观调控方面的失职行为及其法律责任。5.明确在市场失效的情况下政府的经济职能。面对市场失效造成的经济波动与危机，政府必须即刻采取应急措施。在市场体制下，市场的自我调节是经济体制的主导，市场主体应当享有充分的自由竞争权力，市场机制才会充分发挥其作用。直接的政府管制至少存在以下缺陷：1.直接的政府管制以行政权力代替市场机制，以政府决策代替市场搏弈，限制了竞争，扼杀了市场活力，很容易侵犯市场主体的权利。由于市场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使很多方面的政府管制完全成为多余。放松管制往往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效果，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大规模的放松管制的改革，放松管制改革每年大约为美国带来358亿到462亿美元的收益。2.直接的政府管制很难实现预期的目标。由于政府理性的有限性、信息偏在、政策递减效应、法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政府管制往往于事无补，达不到预期目的，事实上经常起了相反的作用。例如，中国民航总局近年来三令五申禁止机票打折，目的是希望各航空公司能扭亏为盈。结果是：实施禁折令以来，空座率大幅度上升，航运能力严重放空，大量飞机闲置。3.市场经济条件下，直接的政府管制经常成为特定利益集团、阶层所购买的“商品”，成为他们取得垄断利益的保护伞。因此，管制政策总是为适应特定群体对资源的需求而不是为适应市场的需求制订的，借公共利益、整体利益之名行局部利益、个体利益之实。

因此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必须本着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根据各个领域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具体情况，确定干预的程度和范围。比如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现了反凯恩主义的思潮和行动，但在90年代的“明显的恢复凯恩主义的气息”之后，随着通货膨胀威胁的减少，随着紧缩阴影的降临，随着高失业困扰着全球许多国家，凯恩斯主义的复活不大已经暗潮涌动。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也指出：如果失业率达到8%，凯恩斯主义就可能抬头。这表明无论是控制通货、解决通货紧缩还是实现充分就业，都免不了国家干预，足见即使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是不可避免的。

基于以上的论述，现阶段我国的改革进度趋势是从计划转向市场，从封闭转向开放。由于个体创新的新科技革命成为国际发展的推动力以及我们自身涉足市场经济时间并不久经验不够丰富的现实，决定了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怎样进一步放松市场管制，释放经济个体。而在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下，保留适当的国家干预政策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这种干预必须建立在对市场尊重的基础之上，任何背离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干预，只能阻碍乃至破坏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周国富:市场机制、政府干预和地区差距走势[J].经济问题探索,2005,2

[2]顾海兵:当前市场机制认识上的几大误区[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2

[3]曲延芬:市场机制的完善是国家干预的前提[J].经济经纬，2004,5

政府调控范文篇2

[关键词]政府调控；股票市场；股市平准基金

一、我国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

对于中国股票市场近4年的走势来说，用“命运多舛”一词来形容恐怕并不为过。自2001年6月14日上证综指创出2245高点以来，我国A股市场便开始走上了漫漫“熊路”，演义成为一个逐级下跌的长篇悲剧。在4年当中，A股市场的重心屡屡破位下移，其间虽曾出现过短暂的反弹甚至“井喷”行情，但随后的结果均是更深程度的回落，并未形成实质性的逆转，筑底的迹象迟迟未现。时至2005年6月6日，沪市综合指数跌破1000点，创8年来新低。按照美国股市理论，从高点连续下跌20%即可称为熊市，而单日跌幅超过5%可谓股灾。指数持续下跌导致市值大量蒸发，从2001年到2004年底，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数量从1100家增加到1377家，总股本从3868.15亿股上升到7142.60亿股，而总市值却从48497.99亿元下降到了39458.96亿元。上市公司数量增长了25%，市值却下降了18%，由此带给广大投资者的是巨额的财富损失。

在正常情况下，股票市场的整体走势是有章可循的，其中存在着一个价值中枢，股票价格应当围绕着该价值中枢呈现小幅度的上下振荡，除非宏观经济基本面发生根本变化，或是有突发性事件出现，股市的波动性一般不会太剧烈。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股市构成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的“晴雨表”，两者之间应当存在较高的正相关性。我国股市的持续下跌却是发生在宏观经济运行态势良好，GDP连年保持7%以上增长水平的阶段，即便考虑到中国股市弱有效性特征，像这样的波动程度也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在美国股市历史上波动最剧烈的1932年和1933年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波动幅度也只有45.7%和50.7%，近几十年来很少超过20%，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更是经常保持在10%以下。而在过去8年中，我国股市的波动幅度为51.1%，成倍地高于当今世界主要股市，甚至大大高于一些新兴的证券市场。

股市长期的非理性巨幅波动，特别是向下波动，其危害性是十分巨大的，尤其是对于尚处在成长阶段的中国股市。首先，由于我国股市目前还没有做空机制，行情下跌会给各个股票投资者群体造成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有关资料显示，在这轮大跌中，中小散户的总体损失在6成以上。至于券商，仅2004年前10个月总体亏损已达37.7亿元，平均每家亏损2908万元。其次，股市持续低靡致使市场投资信心严重不足，股市融资功能衰退，证券流动性变差，长此以往将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第三，证券市场的风险程度大大提高。随着我国加入WTO承诺的逐渐兑现，大量的国际金融资本进入中国的限制将不复存在。如果我国股市高幅度波动隐患无法在短期内得以有效消除的话，势必会给境外投机资金提供可乘之机，在国际热钱的冲击下，我国资本市场难免重蹈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覆辙。

二、政府调控股市波动的必要性

应当说，造成我国股市强波动性的因素比较复杂，其中既有历史遗留的困扰，也有新近产生的矛盾；既有制度设计的欠缺，也有微观主体的弊病。笔者认为，除了业已形成共识的诸如上市公司质量不高、市场发育不完善、管理机制不健全等之外，我国政府针对股市调控的低效率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因此，强化政府针对股市非正常波动的调控功能，完善调控机制和手段就成为一段时期内推动股市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关键任务之一。

这里首先需要明确一个问题，即政府对股票市场实施调控是否是应该的。纵观世界股票市场发展的历程不难看出，随着完全自由经济理论在实践中的失败，政府“无为而治”的理念已被人们所抛弃，而主张政府对证券市场进行适当干预的观点则重新确立起其主流的地位。按照“市场失灵论”和“社会选择论”的观点，完全市场机制在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并不一定成功，也存在失灵的可能性。因此，要保证经济体系的有效运行和资源的合理配置，政府宏观调控是必不可少的。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无数事实已经反复证明，完全游离于政府调控之外的股市是难以维持下去的，政府适当的干预不但不会破坏股市的运行规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将大大降低其内在的风险，从根本上提高股市的效率。

在现实社会中，当出现股市非理性大幅下跌的特殊情形时，对其进行特别的干预已经成了一种国际惯例。比如，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后，就及时提出了停市、放宽公司回购的限制、降息、减税等一系列稳定股市的措施。更具代表性的是1998年8月中下旬，为了对抗国际炒家对港股的恶意打压，香港特区政府果断动用1100多亿港元外汇基金入市干预股票、期货和外汇市场，将股指推高18%，从而维护了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避免了不可想象的严重危机的发生。

我国证券市场只有十几年的发展历史，与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相比，历史还很短。另一方面，我国证券市场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新兴加转轨”的双重特征。由于市场建立与发展初期经验不足、改革不配套和制度设计上的局限，目前，还存在不少问题和结构性矛盾，市场的自我修正和调节能力有限，“看不见的手”还显得非常柔弱无力。这时如果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再放松的话，则中国证券市场将很快走向崩溃。因此，对于股票市场，我国政府重点考虑的不是该不该调控，而是如何调控的问题。而政府行为遵循的基本依据就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一旦其可能受到损害，政府就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其实，我国政府对于股票市场的调控一直都在进行着，但关键的问题是调控的效果并不理想，整体上尚处于一种低效运行的状态，其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主动调控意识不强。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干预股市的主动性方面表现得一直不尽人意，加之缺乏科学可靠的风险预警机制，往往是在股市波动程度已经超出正常范围，风险和损失累积已经很大时，迫于形势的压力才被动地采取一些补救措施，防患于未然的理念淡漠。

第二，调控机制不健全。尽管我国股市的波动性很大，波动发生的频率也比较高，但自从股市建立的十多年以来，在股市制度基础领域仍未形成健全的波动预防和熨平机制。由于平时的准备工作没做好，事到临头只能仓促应战，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并不十分得力，从事后的角度看只不过起到“扬汤止沸”的权宜作用，而无法达到“釜底抽薪”的根本要求。

第三，缺乏有效的调控工具。中国股市是有名的“政策市”，特别是当出现大的波动时，政府主要还是经常依赖于推出“利好”政策来维护股市的稳定，寄希望于新华社的一篇社论或者有关领导人的几句讲话就可以力挽狂澜，而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调控手段，除了改变印花税率和调整券商佣金的比例之外，似乎乏善可陈。更为糟糕的是，经过十几年的历练，中国的股市对政府惯用的三板斧已经了然在胸，反应越来越迟钝。所谓的“利好”消息不但没能取得预期的结果，有时反而加重了市场的波动。

第四，对股市的调控缺乏统一性、独立性。我国政府系统中涉及证券业务的行政部门主要包括国家发改委、国资委、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人民银行，部门之间权力重叠、令出多门，缺乏独立的专职调控机构。发生了问题常常是“九龙治水，谁也治不了”，严重违背了宏观管理的效率原则。

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的调控，而要对目前政府调控的低效性加以改善，必要的金融创新又是必不可少的，设立股市平准基金正是这一思路的具体体现和大胆尝试。

三、我国股市平准基金的基本框架设计

（一）股市平准基金的内涵及特点

股市平准基金（StockMarketStabilizationFund），也称股市干预基金（StockMarketInterventionFund），是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以法定的方式建立的基金，通过在股票市场的逆大盘指数方向操作来熨平证券市场非理性的剧烈波动，其基本的作用机理类似于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从国际经验方面看，股市平准基金在稳定股市方面确实具有突出的作用。除了前面提到的香港特区政府在1998年成功阻击国际热钱袭击的经典案例外，韩国政府1990年设立的4兆亿韩元股市安定基金和我国台湾省的5000亿新台币安定基金，在当时也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功效。应该说上述资金在维持投资者信心和稳定股市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作为政府调控股市的一种金融工具，股市平准基金具有五个特点。（1）政策性基金。政府设立股市平准基金的根本目标是实现证券市场的稳定，防止股价暴涨暴跌，其组建、操作、评价、管理的全过程都受政策的影响或直接接受政府的指令，成为政府对证券市场实施直接调控的手段之一。（2）非盈利性基金。这是平准基金与其他证券投资基金的最大区别。任何除平准基金之外的证券投资基金无不以为投资者获取最大的利润收益作为目的，而平准基金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并不刻意追求盈利性，是否能有效地稳定股票市场才是衡量其业绩的首要指标，因此，其行为和一般基金主体有着很大的差异。（3）基金规模较大。如果基金的规模不够充分大，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力就不足，当然就无法产生“逆向熨平”的效果，从而不能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4）平准基金的资金来源有法定的渠道或其基本组成是强制性的，如国家财政拨款、向参与证券市场的相关单位征收等，一般不向社会公开筹集。（5）平准基金的操作和管理有特别的规定和程序，以保证“三公”的原则，不至于损害绝大多数投资者的利益。

（二）设立股市平准基金的主要目的

我国设立股市平准基金的主要目的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丰富政府平抑股市波动性的手段，提高政府针对证券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从而增强我国股市的稳定程度，促进我国股市健康、稳定发展。第二，夯实我国股票市场的制度性基础，增强我国股市整体抗御系统和非系统风险的能力，提高风险管理水平。这一点在我国未来全面对外开放资本市场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第三，通过股市平准基金的运作，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调整市场资金的流向，促进重点产业的发展。

（三）股市平准基金的资金来源

按照有关专家的估计，通常情况下我国股市平准基金的规模应保持在500亿～1000亿元左右，这么大的一笔钱如何筹措确实是一个难题。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笔者认为可行的资金来源有四个方面。（1）财政拨款。财政的宗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多年来广大投资者为中国股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承

担了相当大的损失，并且，上市公司一直担当着利税上缴大户的角色。既然国家能拿出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以推动其改制，现在为了促进股市的健康发展而提供一部分资金的支持也是理所应当的。（2）由目前对股票交易征收的印花税中每年划出一定的比例作为基金基本和稳定的来源。近年来，伴随着股票市场的波动，我国印花税的增减变动幅度也很大，正常情况在200亿元左右，如果国家把印花税收入的10%划入平准基金，则每年就至少有20亿元，累积下来规模会相当可观。（3）由券商和机构投资者根据其股本总额上缴一定的比例。这部分可以视为向券商和机构投资者收取的保证金，是他们作为证券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和有较大影响力者所必须为证券市场本身的稳定承担的义务。（4）针对新发、增发和配股公司，可以从其溢价和冻结资金利息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充实平准基金。（5）国有股转让（包括将来国有股转流通股）过程中股票溢价部分的一定比例。

（四）股票市场平准基金的运作

平准基金组织体系由三大部分组成：由证监会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任命的专员，上交所或深交所委派的专家，以及特聘的资深经济学家和证券业协会代表组成委员会，负责入市的时机、交易的规模、基金发展战略等重大事项的决策；由具备丰富证券交易经验的优秀专业人员组成基金管理公司，遵照决策委员会的指令，制定实施计划，从事具体的股票买卖操作；基金的运作过程总体上统一受证监会监控，这样就形成决策、操作、监控既相互分立又相互牵制的科学运行系统。

基金管理公司平时的工作以筹集和管理资金为主，当股市运行平稳或波动幅度不大时，不采取任何干预行动。只有股市指数出现年30%以上、6个月20%以上的波动时，平准基金才入市用逆向操作的方法平抑波动性。

平准基金买卖的股票应以上交所和深交所影响力比较大的成分股和国家重点扶持行业的领头股为主要目标，这样做一是为了尽快地稳定股市指数，二是有利于体现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引导市场的资金走向。这里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即平准基金的交易客体究竟选择流通股还是国有股？股权分置是中国股市的特色，尽管在特定的环境中也曾发挥过特殊的过渡作用，但现在普遍被认为是引致中国股市一系列矛盾和缺陷的根本症结所在，长期以来一直为人所诟病。股权分置是囿于双轨经济条件下的权宜之计，虽然解决起来有相当大的难度，但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都决心已定，同股不同权、不同利的扭曲现象终将得以修正。我国股市指数的制定目前仍以流通股的价格变动为基准，并未考虑非流通股的因素，因此，理所当然地股市平准基金的交易对象也应当是流通股，这样的局面将一直持续到股权分置问题彻底得以解决，也就是股票实现全流通的时刻为止。

作为股票市场的调节器，平准基金基本的操作原则就是“低买高卖”，这样其资产组合中的股票和货币，在大部分时间里将维持在一个适当的比例水平上。如果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出现股票持仓量过高的现象，为了保持基金的流动性，就有必要采取措施及时进行调整，比如仿照香港政府“盈富基金”的做法，或者采用类似现在上证50ETF的模式等。至于平准基金在运作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收入，除一部分用于基金自身的日常开支外，剩余部分都用来增加基金资本总额，以进一步提高基金实力。

政府调控范文篇3

【论文关键词】政府价格干预价格法法律制度

适应经济体制的改革与转型，我国价格体制已历经30年风雨。1998年5月113《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以下简称《价格法》)的生效实施，是我国价格法制建设迈出的实质性步伐，标志着一个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价格调控监督体制和价格法律法规体系的初步形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再是干预市场价格行为和调控价格总水平的唯一主体，新生的社会中间层主体正在渗入到国民经济运行和市场价格机制之中。因此。必须重新审视政府在价格形成和运行中的角色与定位，探索确立政府与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

一、政府在价格运行中的角色厦定

(一)政府介入价格运行的正当性

价格是维系市场主体问进行价值交换的最重要媒介，其表现形式是围绕着商品价值的上下波动。“价格作为路标，指示出哪里最需要资源，此外，价格还激励人们沿着这些路标前进。”Ⅲ市场主体通过价格表达出对各种资源的需求愿望，于是价格提供了市场交易中的标准。当价格标准确定以后，各经济主体通过价格体系将社会资源的价值和人们的选择转化为生产、交易等活动，最终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可见．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交易的中介平台。发挥着传递信息、给资源使用者提供激励使其接受信息的引导、给资源所有者提供激励使其遵循这些信息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市场机制天然具有滞后性、自发性和盲目性等缺陷而诱发的宏观经济不稳定、微观经济低效益与社会分配不公平等市场失灵现象的客观存在，使得人们开始考量市场机制作为社会资源唯一调控方式的合理性，政府介入市场、干预价格成为必要和必需。从此，“立法者不再满足于从公平调停经济参与人纠纷的角度考虑和处理经济关系，而侧重于从经济的共同利益、经济生产率。即从经济方面的观察角度调整经济关系”。

(二)政府介入价格运行的层次、内容和方式

基于价格机制作用领域的层次性．政府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介入价格运行系统的，即对微观市场的价格行为规制和对宏观经济的价格水平调控。前者是指以市场价格机制为基础，按照法定的程序和要求，矫正或改善市场运行中的价格失灵行为，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后者是指政府通过价格杠杆，调控市场供求关系，保持价格总水平的稳定。两者相互衔接、有效配合，共同维护价格秩序和国民经济稳定发展。

立足政府介入价格机制的层次性，政府价格干预将具体化为以下内容：(1)价格形成的干预。一般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在竞争中依据供求关系自发形成的，但是，实际的价格往往不能正确反映商品的价值，当价格背离价值的偏差过大时，政府的干预或矫正就成为必要。另外，某些重要的社会资源价格很难依靠市场自发形成，也需要政府依据法律规定。在市场之外进行补充性的政府定价或制定指导价。(2)价格运行的干预。各经济主体的价格行为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规则和程序，在价格制度框架内运行。但在市场竞争中，利益的驱动常常使得经济主体将价格的自主性发挥到最大边界乃至超出边界。因此，政府需要依据价格法律制度对价格运行中的主体行为进行监督检查，以维护竞争秩序。(3)价格调控行为。为了矫正市场的盲目性和自发性，达到稳定价格水平的目的，政府可以运用法律创设的价格干预方法调控供求关系，保持价格总水平的稳定。市场价格的宏观调控是整个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观政府价格干预的实现途径，基本表现为以下三种方式：(1)强制性干预，即政府对于某些商品和社会公共物品实施的强制性干预，主要包括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资源稀缺的商品、重要公共物品的价格干预和非常时期的物资价格干预。(2)指导性干预，即政府在尊重市场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按照定价权限和范围，规定基准价及其浮动幅度，指导经营者制定价格。(3)防范性调控，即政府根据价格总水平的态势，对于价格实施的适时调控，以维护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4)否定性干预，即政府对于市场运行中价格违法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和处理。

(三)政府干预价格运行的边界

适应当今社会结构的发展与变迁，政府与市场、公法与私法关系的整合与调适，政府的价格干预呈现明显的社会化、多元化、民主化趋势。因为“有必要让民众直接参与政府决策，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乃至直接行使某些权力，来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使国家权力中增加人民性的含金量，并从人民委托出去的权力中．又收回一部分归社会主体自己行使。”价格听证制度的确立和运行。就是这种政府价格干预变动趋势的典型例证。

其间，政府只是价格机制中的一方主体，政府干预应以市场价格机制为基础，应当遵循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在赋予政府价格干预权力的同时，必须考虑到政府权力的边界和尺度。由于“政府规制可能会阻碍市场向均衡价格变动，导致短缺或过剩”，因此，基于政府在价格干预中的角色和职能定位，需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来限定价格干预的边界：一方面。政府干预需要针对市场机制的自身缺陷。以市场经济规律为基础，与市场运行状况相结合，依据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社会平均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要求以及社会承受能力，实行合理的购销差价、批零差价、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另一方面，政府干预需要针对政府机制的自身弊端，根据国家法律的明确授权。对价格运行施以必要和适度的干预，防止价格干预中政府缺位、越位、错位现象的发生。此外，还应强化社会公众和社会组织在价格机制中的地位和功能。以有效制衡和监督政府价格干预权力。

二、政府价格干预的历史变迁与中国法考察

(一)政府价格干预的历史变迁

1．重商主义时期的价格干预。在资本主义形成的早期，重商主义者们主张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必须进行价格干预，利用价格限制国外商品的进口，防止本国金银的流出，在商品交换中实现贸易顺差，换回更多的金银货币。当时西欧的一些国家采纳了这些建议，颁布了防止金银输出的法令，实施了吸收金银货币到本国的政策和鼓励措施。因此，在那一时期“我们看到，每天都有外国商品运进我国，使外国人大获其利，我们自己深受其害。”国家干预下价格机制发挥作用最显著的例子就是英国在1815年颁布的《谷物法》，其目的在于利用关税限制或禁止谷物的进出口，用以控制谷物价格的上涨．以保护本国的谷物生产者。正是有了与重商主义相适应的国家干预下的经济政策，才使得西方国家顺利完成了向资本主义国家过渡所需要的大量原始资本积累。这一时期政府在价格干预方面实行的是全面的、非市场化的干预手段。

2．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价格干预。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思想符合英国等国家向大工业生产过渡时期工业资产阶级自由发展意愿，“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于是各国政府纷纷以“守夜人”的姿态和“最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态度，作为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维护者仅给予市场价格最小的干预。但是，仍然在社会公共管理领域、卫生、关税、价格等方面制定了一些体现国家干预的法律，例如英国的工厂法、法国的粮食限价法等等。“为了使这种分配更为合理，分配均衡，我们几乎始终呼吁亚当·斯密所摒弃的政府干预。我们把政府看成应该保护弱者不受强者欺负的保护者，应该成为没有自卫能力的人的保护者，应该代表公众的长远利益，应该使长远而稳定的集体利益不受暂时而又强烈的个人利欲所侵犯。”可见，在政府作为市场“守夜人”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府的价格干预依然发挥着调控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作用。

3．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价格干预。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以后，市场机制的缺陷进一步放大，其破坏作用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更加证明了市场经济对于国家干预的迫切需求。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对经济力量或因素的自由运行有必要加以制止，或加以引导”阎的“国家干预”思潮推动下，美国推行了一系列由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干预的经济改革纲领。价格干预作为重要的经济干预手段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法律就是《产业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前者授权联邦政府制定各行业的公平竞争法规，规定各行业的生产规模和价格水平。意图消除行业卡特尔，消灭生产过剩；后者运用价格干预的手段，限制耕地面积，减少农产品数量，提高相关产品价格，使得农业渡过生产过剩的危机。

(二)政府干预价格的法律考察

1．形成调整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颁行的《价格管理暂行条例》(1982年)和《价格管理条例》(1987年)是政府价格管理领域最主要的行政法规，对于贯彻执行国家的价格方针、政策，加强价格管理，保持市场价格的基本稳定，安定人民生活，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国家还颁行了《关于加强物价管理，坚决制止乱涨价的通知》、《关于制止乱涨生产资料价格的若干规定》等法令和政策性文件。但是，伴随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价格管理条例》确立的政府价格管理体制越来越表现出鲜明的不适应性。“政府主导价格运行”的角色定位亟需调整与改革。

2．发展成熟阶段。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和价格运行法制化的新形势，1998年《价格法》的生效实施，开创了我国“依法治价”的新纪元为了全面落实《价格法》确立的政府价格管理体制，国务院出台《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并经先后两次修改，不断加大对经营者不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以及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价格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明确了行业协会因价格违法行为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国家还颁布《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价格监督检查管辖规定》、《价格行政处罚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政府价格决策听政暂行办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分别对规制经营者的价格违法行为、规范价格干预的政府行为、提高价格干预透明度等做出具体规定，以加强政府干预价格运行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再加之《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倾销条例》和《反补贴条例》、《反垄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一个以《价格法》为中心，涵盖宏观价格调控、微观市场规制、反价格垄断、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等为主要内容的价格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正式确立了“市场机制为主，政府干预为辅”的价格体制和运行机制。

三、政府价格干预的制度缺陷及其修改完善

“随着市场的进一步成熟与完善．自由、自治、独立的市场精神也更加得以彰显，对政府权力的需求在量上越来越少，只需要政府在市场运行中扮演协调、监督和服务的角色。”一方面，社会公众参与价格管理的要求日益强烈，另一方面，政府价格干预的职能亦在发生重大转变。适应“经济民主”、“权力制约”和“社会本位”等理念的要求，正视政府价格干预的制度缺陷，加快政府干预价格的制度改进与完善，已是形势所需，势在必行。

(一)价格形成干预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1．价格听证制度。它是“经济民主”原则在政府价格干预中的具体体现。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如果不强调经济民主，那么价格法就可能以自己的规定妨害乃至窒息经济民主在我国市场经济土壤中的生长。因此，《价格法》及时引入听证会制度，确立价格形成机制中决策程序的民主、公开和透明原则。2002年《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的出台，使得这一制度得以真正发挥作用。

但是。依然面临着听证会的事前程序、听证会代表的选拔与构成、听证会的公正性、听证权益的法律救济等诸多方面制度缺陷．承受着“逢听必涨”的社会现实。为此，需要从以下方面改进价格听证制度：首先，根据价格法和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的规定，制定价格听证的实施细则，颁布听证目录，将重要商品价格和公益、公用事业服务价格的制定或调整纳入听证范围。其次，建立选举价格听证代表的机制，听证代表应具有广泛性，除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经济管理部门代表、经营者外．应更多地让消费者参与听证；要吸收一定数量的经济、技术和法律方面的专家学者参与听证，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在政府价格决策中的作用。再次，对经营者提供的听证材料特别是成本材料进行审核，保证其真实性，提高政府听证决策的科学性。再次，通过听证形成多方制约格局。强化社会公众对经营者和政府的监督，提高政府价格决策的科学性、全面性，减少盲目性、片面性，使政府定价更为科学合理。最后，丰富价格听证的组织形式。听证会只是听证制度的一种形式而已，可以考虑创设问卷调查、网上信息进行投票等形式，使公众可以通过口头形式、书面形式、会议等多种形式参与价格听证。

2．政府定价、指导价制度。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定价实行的是以成本为基础加上合理利润的成本加成定价法。而政府对价格的审定基本上是以被审企业自己上报的成本、定价和其主管部门提出的调价方案为依据。由于政府和企业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致使政府在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制定中处于尴尬局面，一方面是企业在价格干预中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规避政府干预而谋求不法利益；另一方面是政府价格干预违背正常的市场价格空间，使得企业的盈利空间收到非市场因素的破坏．

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为此，应当强调消费者和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的相关程序，赋予除经营者外其他社会主体参与政府定价的制定过程。㈣同时还应当发挥行业协会、工会等社会团体在行业价格信息方面的优势，使其能够为政府定价提供充分、有效的商品价格信息。此外，还可借鉴德国的政府定价、指导价制度的总揽性原则规定，“在绝大部分商品和劳务的价格通过市场竞争自由形成的同时，国家采取适合市场要求的手段，对极少部分商品和劳务的价格进行程度不等、直接或间接的干预，形成所谓‘行政价格’，以明确政府定价、指导价的原则性界限

3．临时价格干预制度。《价格法》实施以来，我国在非常状态下实施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确实取得显著实效，但也存在非常时期价格于预权的配置不尽合理、程序复杂等问题。为此，应在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其一，合理配置非常时期的价格干预权限，有条件地赋予县级人民政府I临时价格干预权，以防范和控制因局部范围的突发事件所引起或者可能引起的价格异常波动。其二，明确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的有效期限，在增加干预的可预期性同时，督促政府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排除突发事件的影响。其三，创设责任追究制度。对怠于采取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的各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要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其四，增加临时价格干预的诱导方式，如日本的“标准价格制”可为我们提供一种强制性较弱的模式，即“在物价异常变动之际，为谋求物价稳定而设置的制度。但是一般说来。它并不像公定价格制那样的权利性的规制，而是体现了非权力性标明价格的标准所采取的一种诱导方式。不过在特定的情况下，其部分价格往往也转向于权利性的规制。”这将缓和临时价格干预制度中较为强制性的干预模式，使得临时价格干预可以更容易为市场主体所接受。

(二)价格调控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1．重要商品储备制度。在加强市场重要商品供给管理方面，储备制度的建设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价格的跌涨与市场的供求具有直接联系，国家要想合理干预市场中商品的价格就必须保障和扩大商品的供给。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了“政府可以建立重要商品储备制度，设立价格调节基金，调控价格，稳定市场”，但是对于储备品种、储备资金、储备规模等问题并未详细规定。这就直接导致目前我国国家商品储备体系存在不健全、储备种类偏少、储备规模偏小、储备决策速度慢等问题。尤其是面对全国价格结构性上涨危机时。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

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功经验，我国储备品种的确定必须与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相一致，与商品储备的目的相符合，与国家经济实力和财政承受能力相匹配。在市场化和全球化形势下。我国国家商品储备体系应包括的主要品种为：粮食、棉花、糖、石油、橡胶、进口依存度高的稀有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金属矿产品等。在国家财政承受能力内，必须有选择地储备商品，并在各种储备品种之间统筹安排储备资金，确定适当的储备规模。而储备规模与储备品种密切相关，在选择储备品种时应当考虑储备商品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生产的周期性、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供求弹性、可替代性、进出口可靠性等多方因素。

政府调控范文篇4

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政府的职能在于向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制定相关政策，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凡是竞争性领域的生产经营活动应由市场调控，凡市场竞争能够调控的经营活动，政府就不应直接介入。牧区政府在经济调控中的主导作用应主要表现在提供公共产品、为牧区居民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帮助，而不是直接介入到生产经营活动的决策当中去。结合我国牧区的实际，牧区政府宏观调控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从本质上说，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同时，加快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形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协调发展，就是要做到“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之路，保证世代永续发展下去。

(二)以新牧区建设为导向。新世纪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做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决定，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我国新农村、新牧区的总体建设目标，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以工哺农、以城带乡，加强新农村、新牧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这一决定将对“十一五”期间牧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牧区政府对牧区经济发展调控，应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建设总体框架体系支撑下，调整财政性建设资金的投向和结构，更多地支持牧区建设，为农牧业和牧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三)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我国牧区发展与资源及生态环境的状况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一要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各种资源。在资源利用方面，要把开发和节约放在首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要依法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水、土地、森林、草原等国土资源。二要全面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关系到全区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改善，特别是对农牧业发展有极大影响。生态环境建设主要是以恢复林、草、植被为基础，水土保持为中心，处理好林、草、荒地的关系，要推进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重点防护林体系建设，扩大退耕还林还草规模，加快荒山荒地造林步伐，抓紧实施风沙源和水源为重点的治理与保护。加强草原建设，在过牧地区实行退耕封地育草，推进休牧还草，预防草原退化和荒漠化。

二、牧区政府宏观调控的内容

牧区经济建设必须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特点出发，与牧区社会的整体进步相结合有步骤地进行。牧区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是由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化，由自给、半自给生产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应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开展如下方面的宏观调控：

(一)努力转变畜牧业增长方式，加强政府对畜牧业产业化发展的政策引导。为实现牧区经济由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化，由自给、半自给生产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的发展目标，首先必须转变畜牧业增长方式。目前，草原畜牧业基本上仍沿袭传统的粗放经营方式，牲畜周转慢，饲草报酬低，畜群畜种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不高。转变增长方式，关键是要转变牧民以牲畜头数多少论贫富和惜售、惜杀的传统观念，促进草原畜牧业由自给半自给型向商品化转变，由数量型向质量型、效益型转变。在此基础上提高草原资源的利用率，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畜牧业。为此，一是要引导牧民改变粗放的经营方式，加快牲畜品种改良和地方良种选育的步伐，提高畜产品质量。二是调整畜群结构、畜种结构，大力发展市场需要的优势畜产品、稀缺畜产品和名特珍贵畜产品。三是围绕饲草、良种、饲养、防疫等环节推广适用技术，不断提高畜产品的科技含量，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传统畜牧业。四是稳定科技队伍，健全综合技术推广服务体系，鼓励牧业科研单位直接进行生产性开发，将科研成果推向生产实际，提高成果转化率。五是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提高广大畜牧科技人员和牧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增强其传授、接受和应用牧业科技的能力。

要加强政府对畜牧业产业化发展的政策引导，加大对现有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对牧区经济贡献大、就业带动大及能促进牧区农畜产品深加工的企业要继续从税收、投融资及土地利用方面给予优惠；通过举办培训、宣传及牧民易接受的方式强化牧民商品经济意识，改变牧区居民消费存在的某些不合理行为，采取多种措施，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境况，尽可能降低牧区居民两极化趋势的继续扩大；顺应当前牧区居民迁移的新特征，在产业发展条件好的地方，稳步推进牧区小城镇建设；落实和完善草原产权责任，充分调动牧区居民管护草原及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并辅之以严格的草原维护执法力度；规范牧区小商、小贩等的行为，加强牧区经纪人队伍建设。

(二)加大牧区基础设施投入，提高牧区的科技发展水平。牧区畜牧业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生产不够稳定，需要国家和有关方面进行重点扶持。牧区畜牧业要有一个新发展，就必须相应增加投入，改善物质技术基础条件，增强发展后劲。牧区投入的重点应加快人工草场建设和天然草场改良，积极改善草原水利设施，建立牧草种子繁育基地；加强道路、能源建设，改善交通、运输、用电、通信条件；开展草原鼠、虫、病害的防治；加强牲畜棚圈、配种站、兽医防疫站的建设；提高牧区基础设施建设和草场生产力水平。要加大对牧区经济发展的科技与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投入，实施“良种工程”，在继续提高牧区牲畜产量的前提下，注重畜产品质量，加强畜禽疫病防治，加快研制和推广疫病快速诊断技术和新疫苗、新药剂，加强畜产品保鲜与深加工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应用，重点开发畜产品保鲜、长距离运输和深加工技术，加大对牧区居民饲养知识及外出谋生技能方面的培训，提高牧区居民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外出谋生能力。

(三)积极发展牧区文教科技卫生事业。发展牧区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事业，提高牧民的文化素质既是牧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牧区民族教育要从基础教育抓起，以提高教育质量为重点，培养一批巩固一批。为巩固边防和扶助贫困牧区牧民子女上学，在边防沿线和贫困牧区应采取公办为主、助学金为主和寄宿制为主的办法。要有重点地办好一批民族中小学，积极办好中等专业学校和职业中学，培养一批为发展牧区经济所需的少数民族中级技术人员。有关高等院校要进一步挖掘潜力，积极办好民族班，采取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办法，为牧区培养合格的专业人才。随着牧区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和电视覆盖率的逐步提高，可以开展电化教育，如，办电视小学等。要积极发展牧区文化事业，活跃牧区文化生活，除国家投资建设一些必要的文化设施外，要鼓励集体、个人投资或集资在乡镇兴办文化教育事业。积极改善牧区的医疗卫生条件，注意加强对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地方病、流行病、传染病的防治，加大牧区新型合作医疗体系建设，医科院校、大中城市和部队医院要积极帮助牧区培养医务人员和为牧民防治疾病。

(四)完善市场体系建设，疏通流通渠道。市场体系是市场经济的载体、纽带和渠道。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农畜产品市场体系，包括集贸市场、批发市场、专业市场和零售网点等，都有各自的功能，不能互相替代。集贸市场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进行交易的场所，灵活方便，适应性广，对促进牧区商品经济发展和方便人民生活起着重要作用。这种产销直接见面的交易形式，减少了农畜产品流通的中间环节，降低了交易成本，使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得到实际利益，应该大力发展。在此基础上，有条件的地方应兴建一批农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如，牲畜市场、皮毛市场、肉类市场、药材市场等。

市场体系建设要与小城镇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历史上传统的商道口、集散地和县(旗)集镇恢复建设好，兴办乡镇企业、服务业、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使其成为牧区星罗棋布的政治、经济、商业、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活动中心，繁荣牧区经济，发展商品生产。为调动牧民群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必须坚持深入改革、完善购销体制，疏通流通渠道，积极实行工牧直交、工贸直交、工牧联营，发展牧业产业化，减少中间环节，节约交易费用，使牧民得到更多利益。

政府调控范文篇5

一、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法律、法规及政策体系回顾

为了稳定房地产价格，加强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称为“国八条”。“国八条”将稳定房价提高到了政治的高度，要求建立政府负责制，省政府负总责，第一次明确提出“对住房价格上涨过快、控制不力的，要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由此可见国务院对房地产市场问题的高度重视。

2005年4月27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着重分析当时的房地产市场形势，研究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问题。并提出了“加强房地产市场引导和调控的八点措施”，称为“新八条”。2005年5月11日，在一颁布“国八条”、“新八条”之后，国务院转发了由建设部等七部委联合制定的《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2006年5月17日，国务院提出了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六条指导性措施（“国六条”），具体包括重点发展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合理控制城市房屋拆迁规模和进度，减缓被动性住房需求过快增长、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等内容。2007年6月11日，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关于进一步加强、规范外商直接投资房地产业审批和监管的通知》，以此遏制外资在中国内地的投资和炒房行为。2007年9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颁布《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359号文)，该通知要求：对于贷款购买第二套房，首付不低于四成，利率为基准利率的1.1倍；不得发放假按揭、不指定用途贷款、循环贷；严格房地产开发贷款，项目资本金不达35%，不得发放贷款等。2007年8月13日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该文件的出台，使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被纳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表明政府住宅调控思路在2007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加快建立健全以廉租住房制度为重点、多渠道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政策体系，建立梯级住房保障体系，实行住房分类供应体制的思路。在2007年12月3日，国土资源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颁布《土地储备管理办法》。该举旨在完善土地储备制度，加强土地调控，规范土地市场运行，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等。2008年1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号），通知指出：（1）优先开发利用空闲、废弃、闲置和低效利用的土地，努力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2）严格执行闲置土地处置政策，即土地闲置满两年、依法应当无偿收回的，坚决无偿收回，重新安排使用；土地闲置满一年不满两年的，按出让或划拨土地价款的20%征收土地闲置费。对闲置土地特别是闲置房地产用地要征缴增值地价，国土资源部要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制订具体办法。通知还要求，2008年6月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将闲置土地清理处置情况向国务院做出专题报告。（3）优化住宅用地结构。合理安排住宅用地，继续停止别墅类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土地供应。确保不低于70%的住宅用地用于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和90平方米以下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的建设，防止大套型商品房多占土地。2010年3月8日，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房地产用地供应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34号，又称为国19条，突出了住房民生理念，加强了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力度，以防范系统性市场风险的发生。

二、现行法规政策实施效果及问题分析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们对城镇住房制度进行了根本性改革，即取消实物分配，推进住房商品化。

上述法规、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规范房地产市场，科学合理用地起了很大作用。但现在来看，房地产市场仍然存在很大问题：

(一)土地市场混乱。现在的土地市场看似合理，实际上存在很多问题。除了国有土地进入市场外，很多集体土地也以各种名义进入市场；土地财政的现象依然很普遍，卖地成了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并且一收就是几十年的，不利于可持续发展。有些地方政府更是急功近利，杀鸡取卵，造成了土地市场恶性竞争。

(二)房屋价格虚高不下。全国的一线和二线城市，房屋价格虚高不下，极不稳定，购房者依然是望房兴叹。买不起房，尤其是80后记90后，收入的限制使他们买房更加困难，即使付了首付，巨大的还款压力使他们成为房奴，生活压力巨大。

(三)房屋空置率很高。一方面购房者的巨大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大量的房屋空置，积压了大量资金，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夜幕降临时，到处都有漆黑一片的已盖成楼房，灯几乎没亮过，人们戏称为“鬼楼”。

(四)房地产商非法垄断市场。房地产商掌握了巨大的资源后，与某些政府或官员互相勾结，行贿受贿，进而影响政策；有些政府机构或官员为他们开绿灯，往往使法律、法规、政策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有些官员甚至成了房地产商的保护伞。

(五)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依然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虽然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规定，但无论从规模、数量、质量等方面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同时对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主体资格审查不严，致使一些不符合条件的人蒙混过关。

(六)银行对借款者的主体资格审查不严。借款者资料不真实，所添收入虚假，按揭手续有问题；同时给一人多套房屋贷款，并且还进行利息优惠，与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政策不符，也增加银行自身的经营风险，给金融秩序安全稳定也埋下了隐患。

三、加强并完善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措施的建议

(一)严格执行国家关于房地产市场管理调控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加快住房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包括科学编制住房特别是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计划；协调推进住房用地供应计划实施。要促进住房建设用地有效供应。包括确保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严格土地出让条件。要切实加强房地产用地监管包括实施住房用地开发利用申报制度；加强土地开发利用动态监测；强化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后监管；严格依法处置闲置房地产用地；加强房地产用地开发利用诚信管理。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包括公开住房供地计划；公开土地出让公告；公开土地出让和划拨结果；公开土地开发利用信息；公开土地开发利用信息；公开违法违规用地查处结果。要开展房地产用地突出问题专项检查包括明确房地产用地专项检查的重点内容；结合出让合同清理制定专项检查方案；严肃查处房地产用地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加强对专项检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政策指导。

(二)规范土地供应市场。对于集体土地入市严格限制。增加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土地供应数量，并使其充足。这部分土地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对于纯粹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可以采取先行的招拍挂的方式。

房地产商要加纳土地保证金，才能参加招投标，参加竞买；要对土地出让金收足受实，不允许拖欠。“国19条”规定土地出让最低价不得低于出让地块所在地级别基准地价的70%，竞买保证金不得低于出让最低价的20%。严格土地竞买人资格审查。对用地者欠缴土地出让价款、闲置土地、囤地炒地、土地开发规模超过实际开发能力以及不履行土地使用合同的，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参加土地竞买。对存在的违法违规用地行为，要严肃查处。严格土地出让合同管理。土地出让成交后，必须在1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必须缴纳出让价款50%的首付款，余款要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最迟付款时间不得超过一年；受让人逾期不签订合同的，终止供地、不得退还定金。已签合同不缴纳出让价款的，必须收回土地。

(三)改变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情况。现在很多地方，土地财政的情况很严重，这种情况不利于土地的合理科学利用，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应当为后代着想，不能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爷卖孙田。继续实施差别化的住房税收政策。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个人购买普通住房与非普通住房、首次购房与非首次购房的差别化税收政策。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一律不得给予相关税收优惠。同时，要加快研究完善住房税收政策，引导居民树立合理、节约的住房消费观念。适时开征物业税，对拥有两套以上住房的开征物业税，以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整，调整房屋投资投机行为。

(四)限制国有企业进入房地产领域。从现实来看，大量国有企业进入房地产市场。加剧了房地产行业的竞争，甚至垄断房产市场，某种意义上这也使房地产市场过热，房屋价格虚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国有企业应当成为贯彻国家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政策、法律、法规的模范，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反其道而行之公务员之家。

(五)规范房地产金融信贷管理，严格贷款发放手续。银行对于房地产商进行贷款时，应当严格按照规范进行。认真审查其借款资格，完善相关抵押担保手续，防止风险发生。对于个人的多套房屋贷款应当严格控制，尤其对有炒房可能的贷款人，更应该严格限制其贷款。提高首付比例，继续实施差别化的住房税收政策。严格执行房地产项目资本金要求，严禁对不符合信贷政策规定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或开发项目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有关部门要加强对信贷资金流向和跨境投融资活动的监控，防范信贷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防止境外“热钱”冲击我国市场。

政府调控范文篇6

经济管制是指具有经济管制权的政府管制部门依照政府制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进行的（主要是）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宏观经济调控则是指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相关法规的约束下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的调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宏观经济调控一词带有较浓厚的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的色彩，“宏观经济调控”一词所表达的意思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准确地说，这里探讨的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节的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对宏观经济只能是进行调节，目标是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并不是对经济进行控制，对宏观经济进行控制的结果是管制经济。但根据习惯或传统，这里笔者仍称宏观经济调控。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存在着多方面的不同之处的，以下将分别予以说明。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市场缺陷，都是由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但两者产生的具体原因是存在差别的。经济管制主要是由经济的外部性、垄断、信息的不对称、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非市场品、有害物品的生产与消费问题、产权保护问题、市场不完善问题等所引起的，宏观经济调控则是由宏观经济失衡（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总投资、总消费的波动，总就业的波动，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国际收支失衡，经济增长的波动等）所引起的。两者产生原因的差别导致了政府干预部门、干预目标、干预手段等等的不同。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

虽然总的来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弥补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市场的优长（包括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技术创新，促进积累的增长等），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两者的具体目标是存在着差别的。经济管制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主要是：（1）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即限制、减少具有负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鼓励具有正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2）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垄断问题，即政府在避减垄断的总原则下，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垄断分别采取禁止、限制以及数量管制、价格管制和促进竞争的政策，以维持或者促进形成有效竞争的行业市场结构，促进企业和产业经济效率的提高；（3）通过政府的干预增加市场信息的供应量，减轻由信息不对称对经济效率带来的危害；（4）通过政府的干预约束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如禁止非市场品的生产、交易和消费等；（5）通过政府的干预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市场交易，增进生产性活动；（6）通过政府的干预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宏观经济调控则旨在通过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具体来说，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1）通过对总供求的调节，实现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2）通过对投资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投资的波动；（3）通过对消费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消费的波动；（4）通过刺激经济实现充分就业；（5）通过调节宏观经济实现物价水平的稳定；（6）通过调节国内经济和汇率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7）通过逆向的经济调节实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不同

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原因的不同，决定了两者出现时间的不同。虽然经济管制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但由于经济管制主要导源于市场的不完善，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始终存在，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因此经济管制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而宏观经济调控导源于宏观经济失衡，在市场经济足够成熟，宏观经济失衡对社会大众的经济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损害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并危及社会稳定，而且社会充分认识到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并且已经建立起了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设施”以后，才会出现宏观经济调控。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演变历史来看，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市场经济出现之时，经济管制也随之出现了，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有经济管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自然也有经济管制（注：实际上，如果不限于市场经济，经济管制在国家或政府出现之后，市场经济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可以说，经济管制是随国家或政府的出现而出现的。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如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垄断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居民的非理性行为等等，在市场经济产生以前就存在，只不过其规模、影响等小一些而已。），而宏观经济调控是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后才出现的，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前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前也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西方国家，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出现宏观经济调控，如果从16世纪算起，在市场经济阶段，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要比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晚了400多年。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不同

经济管制涉及的具体领域很多，政府部门中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既包括司法机构，也包括行政机构，既包括中央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也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在行政机构中既包括纯粹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如中央银行、财政部等），也包括其他专门的经济管理机构（如证券监管机构、保险监管机构等）、非经济管理机构（如文化管理机构、环境保护机构、药品管理机构等）以及综合性管理机构。这些机构依照颁行的法规在各自管理的领域对被管制者依法进行管制。经济管制具有很强的行业性，即依照行业性质，由设立的政府主管机构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如商业银行一般主要由中央银行进行管理和监督，投资银行主要由证券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保险公司主要由保险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但经济管制的行业性并不排斥政府其他管理机构依法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也有许多行业同时受多个管理机构的管理和监督，这些管理机构拥有非重复的，但对被管制对象的活动的影响几乎具有同等的制约力和管制权。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则主要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并且主要是中央政府行政机构中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在宏观经济管理机构中主要是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的数量远远少于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

5.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实施手段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管制或者调控对象的特征与行为的变化、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演进等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两者的区别还是相当大的。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主要是行政、司法手段，因此具有强制性，虽然经济管制肯定会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但政府主要并不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来达到管制的目的，而主要是通过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直接管制而达到管制目的的。政府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处罚直接减少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造成的损失并不是来自于市场，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奖励会直接增加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获得的利益同样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政府，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机构或者司法机构，这种直接来自于政府的经济处罚或者经济奖励在这里仍应归于行政或司法手段，因为它们是行政管理和监督、司法管理和监督的工具。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主要是“裁判”。需要说明的是，经济管制本身并不排斥经济手段的运用，有的领域也需要政府当“运动员”，最近一二十年来，无论在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许多领域，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取得了过去运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进行管制所没有取得的效果，经济手段的运用范围也有扩大的趋势，但基于经济管制的基本性质，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以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为主的格局并不会发生变化。

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则主要是经济手段，因此具有非强制性。宏观经济调控是通过政府参与市场（充当“运动员”的角色），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发生变化，从而使经济总量发生变化，来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持宏观经济平衡的。经济手段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这些政策的运用，会对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等市场的供求产生影响，继而会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其调整其行为，最终重新恢复市场平衡。在市场经济中，除非是在战争时期，政府是没有理由普遍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因为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从根本上是与市场机制相排斥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从而也就必然导致市场优长的丧失，造成社会福利的根本性下降。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撇开特殊的战争背景，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有的时候也是可以采取行政和司法手段的，例如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条件下，政府可以采取直接控制收入增长的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但这类政策的采用除非迫不得已，应该禁止政府使用，并且政府要使用这类手段，也必须获得政府立法机构的授权。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由于经济管制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管制者与被管制者多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管制者直接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与监督，而且管制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经济管制主要是直接干预；而宏观经济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并不与调控对象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影响或者引导微观经济单位的调节方式，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对调控对象的行政管理和监督（注：否则，就属于经济管制范畴，因为如果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即主要采取直接干预的手段，那么市场经济的基础就会受到破坏，这样的经济也就不再是市场经济了，而是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了。因此，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与直接干预是相冲突的，换句话说，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只能主要采取间接干预手段。近20年来，中国国内经济学文献中大量提到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以间接干预为主（或者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应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理论应该说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是正确的，而且只是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才是准确的。），而且宏观经济调控不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是间接干预。（注：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曾经有过还要不要经济管制的疑义。应该说，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经济管制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经济管制的问题。195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与市场经济是相背的，必须对这种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这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比较缓慢，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过慢，市场化改革过程从实质上来说也就是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过程，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每向前推进一步，也意味着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步，市场经济的完全建立要以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根本改革为前提。但是市场经济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并不表明市场经济与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市场缺陷要求建立经济管制制度，政府的经济管制是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要求，是实现经济的高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必须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弥补市场缺陷的、有着明确的管制边界的经济管制制度。从市场经济国家来看，宏观经济调控制度方面的差异远较在经济管制制度方面的差异小，借鉴各国在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管制的经验时，选择更困难的是在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各国的经济管制制度相当复杂，而且合理性差异也很大，因此在研究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调控经济的经验教训时，虽然研究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必要的，而研究各国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教训更为迫切，应该避免（也是在实践中最容易出现错误）的是将别国特殊的经济管制制度，并且是不合理的经济管制制度当作市场经济的具有共性的一般经济管制制度。对各国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比较、甄别、判断、改造对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和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制度是十分重要的。）

6.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方法不同

这里所谓的实施方法是就政府干预的力度而言的。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依宏观经济失衡程度的不同而会有所不同，宏观经济失衡越严重，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大，失衡程度越轻，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小。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失衡具有周期性，因此国民经济无法避免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这样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的选择直接与经济的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有关。在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会经常性处于失衡状态中，为了防止宏观经济出现严重失衡，一般来说，政府应该逆对经济风向采取经常性的调节政策，这种调节属于微调。相对于有可能出现的宏观经济的严重失衡，这种调节属于预防性质的调节。微调是经常性的，大调则不是经常性的，而是周期性的（有时间周期，宏观经济严重失衡才应该进行大调）。相对于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的选择性，针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经济管制一般来说并不存在微调与大调问题，因为经济管制是依律行事，按照法规应该受到什么处罚就给予什么处罚，应该受到什么奖励就给予什么奖励，同业者间的区别会相当大。当然对于一些经济活动，政府是加大管制力度，还是减轻管制力度，也需要政府做出选择，但这种选择与宏观经济调控力度的选择不同，它与宏观经济失衡的程度无关，与经济周期性运动无关，而是取决于公众的认识、技术水平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等方面的因素，力度加大或减轻一般会表现为长期趋势，而不是短期性的周期性的变化。

因此，我们就能发现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运用具有典型的逆经济运行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则不具有这一特点，无论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还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只要经济管制制度未变，管制政策就不会有变。

7.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因为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相对价格，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改变了相对价格，那就会改变产业的比较利益，从而会引起经济资源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就其性质而言，可能产生有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也有可能产生出不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不过就宏观经济调控本身而言，其性质、目的等等都与产业政策无关，宏观经济调控并不是为了产业政策的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

经济管制则不同，经济管制虽然并不是只服务于产业政策，但是它是产业政策的必备工具，要实施产业政策，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否则，产业政策就是无效的。例如政府要支持幼稚产业的发展，政府就要对外实施进入管制政策和其他相关管制政策；政府要促进一个行业的竞争，政府就要实行反垄断、鼓励进入和促进公平竞争的管制政策；政府要压缩有较大污染的行业生产规模，扶持污染小的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就要采取抑制前者、鼓励后者的进入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管制标准与排放数量的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税政策等。

8.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是无选择性的，它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而影响微观经济主体，宏观经济调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全局性，虽然市场的影响程度对不同的微观经济主体会有所差别，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改变的是宏观经济变量，因此任何微观经济单位都难以避免地要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实际上是针对所有的经济主体。就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的性质来看，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益，也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损，也可能使一部分经济主体受益，而同时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受损。从社会整体而言，一项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将会增进社会福利。

经济管制的对象则是有选择性的，它所管制的是具体的微观经济单位。例如基于保护环境而实施的污染排放管制的管制对象只是污染排放单位，其他单位则不在管制之列。微观经济单位如果违规，将会受到管制机构的处罚。任何经济单位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如果不在经济管制的范围之列，它就不会受到经济管制机构的约束。虽然经济管制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全局性的，不过一般来说，其影响的局部性更强。

9.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影响。不过两者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存在着差别的。这种差别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1）影响的时间长短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原因在于：第一，微调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较小，大调才会明显地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而大调所具有的周期性的特点，使得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第二，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改变经济制度，即不会改变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发生变化，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就会消失。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具有持续性的特点。因为：第一，经济管制总是表现为一种长期的趋势，一项管制制度确定以后，往往会在很长的时期内运行，有的持续几十年，有的持续上百年，有的经济管制制度一经确定，几乎就成为永恒性的了，这样就使得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第二，经济管制制度的变化改变的是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经济管制制度发生变化，新的制度会在长时期内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行为，从而对经济效率产生持续的影响。

（2）影响的途径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市场环境，或者说宏观市场结构，从而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来影响经济效率。经济管制既通过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也通过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动力机制和能力，还通过对相对价格或者成本、利润率的影响而影响经济效率。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单方位性，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全方位性。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的全方位性预示着经济管制会通过渗入到经济机体的内部而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经济效率，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经济管制制度，低效率社会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应该主要从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入手。

（3）影响的结构不同。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影响最大，而对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则比较小。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这是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最主要的积极影响。在经济繁荣时，政府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下降，也会增加微观经济单位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这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增强微观经济单位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和能力，因此并不一定能够使微观经济单位努力提高生产效率。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具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可能性，但一方面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不利的变化，从而出现恶化资源配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素的流动性等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条件并不是宏观经济调控所能改变的，因此即使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因为其他条件不具备而不能改变资源配置，从而不能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而要具备这些条件恰恰需要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

与宏观经济调控一样，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与宏观经济调控不同的是，经济管制不只是主要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产生影响，而是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利用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进入管制、过程管制等都会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例如，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进入管制政策就造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大量闲置，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非国有经济进入金融、汽车等现代产业部门的产业进入管制政策也造成了金融发展能力、汽车发展能力的闲置。一般来说，进入管制的领域越广，管制越严厉，经济资源的利用率越低。其次，经济管制对生产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生产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有无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经济管制对这几个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可以削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减轻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也可以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的制度。其三，经济管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既会影响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影响产品生产的成本，影响不同产品生产的利润率，还会影响资源的流动性，因此就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经济管制可以促进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可以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促进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制度。

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具有局部性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则具有全面性的特点。

（4）影响的程度不同。由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时间长短、途径、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别，因此两者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也存在着差别。由于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时间所具有的持续性、影响途径所具有的全方位性、影响结构的全面性，而这些是宏观经济调控所不具有的，因此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自然要超过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

由上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经济管制制度，如果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要改革经济管制制度。

10.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失效的原因存在着差别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存在着共同的原因，但是也存在着差别。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两者在被调控对象俘虏的可能性上存在着差别。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不是因为被调控对象俘虏了调控机构，因为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政府机构并不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而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是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全面性的，具有非排他性，因此不存在政府机构设租和被调控对象向政府机构寻租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主要在于政府能力不足，而一般主要不在于政府权力的滥用。而管制者被被管制者俘虏却是经济管制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管制机构要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管制的利益是可以排他的，而且管制机构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每一级管制机构、管制机构的每一个职能机构都有其独享的管制权，并且这些管制权又是被分配给一个一个的作为管制者的自然人手中，管制权都是人格化了的，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使得管制具有了一对一的“交易”的性质，这样就存在着管制者设租和被管制者寻租的条件，从而也就出现了管制者被俘虏的可能性，一旦管制者被俘虏，就会出现管制失效。在经济管制中，不仅管制的执行者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而且管制规则的制定者也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在管制规则的制定中，所谓政治上的“看不见的手”（特殊的利益集团等等）发挥的作用往往相当大，这样就使得管制规则本身与管制应该实现的目标相背，即管制规则背离效率和公正而出现的管制规则的扭曲。由于管制规则的制定者被被管制者俘虏而导致的管制规则的扭曲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比由管制者被俘虏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更大。

11.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经济自由是指微观经济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做出经济决策的自由。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最基本、最重要的性质和特征，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使得市场经济具有多方面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不可能具有的优越性，但同时无约束的经济自由也会使市场经济难以避免地产生多方面的缺陷。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它们都会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实质上都是市场以外的力量——政府对经济自由施加的约束，但是两者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方式、影响程度是存在着差别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是间接的，它并不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它是通过改变宏观市场环境而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的，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点，除非宏观经济调控采取直接的经济管制的手段，否则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因此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程度也要小一些。经济管制则不同，它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直接的，因为它要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因此经济管制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差别性的。例如进入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自由，价格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卖方和买方的价格决策自由，出口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出口商的出口决策自由。不过管制也会对经济自由产生间接影响，因为管制会影响产业环境。由此，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要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大。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尤其要对经济管制的边界给予明确的界定，对政府的经济管制权予以明确的规定，否则就会导致经济管制的无限延伸，就会不正当地侵害经济自由，从而损害经济效率。

由上可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两者都是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但是两者的差异是明显的、多方面的。

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相互联系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存在着明显的、多方面的差异，但是两者也存在着多方面的联系。两者的联系并没有为将两者混同提供依据，但是明确两者的相互联系也是经济理论研究应该关注的，并且两者的联系也是两者关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两者的联系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产生的，虽然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相联系的市场缺陷存在着差别，但都导源于市场缺陷。如果不存在市场缺陷，那就不需要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市场缺陷是市场经济内生的，市场经济内生的缺陷使得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遭到破坏，或者市场经济本身不能保证满足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或者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或者低下，从而使得仅仅有市场力量并不能使社会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不能实现社会在已经拥有的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的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某些市场缺陷可以由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得到或多或少的弥补，但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并不能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因此只能由政府充当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政府弥补市场缺陷需要根据市场缺陷的不同领域分别通过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来实现。虽然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一定能够弥补全部的市场缺陷，但它却是一个社会弥补市场缺陷的最终依靠力量，而且只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就可以与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一道不断增进社会福利。（注：无论是市场缺陷，还是第三种力量的缺陷，抑或政府缺陷，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人类的生产能力的有限性所决定的，因为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以及政府都是人类社会的事情，没有人，便无所谓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和政府。虽然人类的生产能力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社会制度的不断改进（简而言之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但相对于人类的需要，相对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即便是进入到所谓的知识经济社会，人类所掌握的知识仍然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如何使经济资源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挑战。）

市场缺陷导致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也同时规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因此，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不能渗入到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而只能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这从根本上规定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边界。虽然两者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起作用的“领地”有不同，但从它们都只能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发挥作用这一点来看是相同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主体都是政府，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最终目标都在于提高经济效率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引起的，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尽管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的政府职能机构有不同，但都是政府机构。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既不是企业、居民，也不是第三种力量，而是政府。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履行多方面的具体的经济职能，主要包括：维护产权；抑制、限制或消除垄断，促进市场竞争；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提供和鼓励提供公共物品；提供信息和促进市场信息供应量的增加；补充市场的不完善，提供或鼓励提供市场供应不足的私人物品；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限制非市场品的生产和消费，禁止有害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护宏观经济平衡，促进宏观经济稳定；调节经济结构，促进结构平衡等。任何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履行上述经济职能。而这些经济职能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即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充分弥补市场缺陷，使社会的经济效率达至最优，既需要实行经济管制，也需要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只有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由于市场缺陷内生于市场经济本身，因而具有长期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离开了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社会的经济效率都会无法达到最优水平，所以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目标不同，两者的干预对象、方式、方法等等都存在着差别，影响经济效率的时间长短、途径、结构、程度也存在着差别，但是不管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从它们的最终目标来看，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增进社会福利。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相互补充的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由于两者导源于市场缺陷的不同方面，由两者的性质决定了两者功能上的差别，决定了各自适于弥补不同类型的市场缺陷，也就是说，应该实行经济管制的就不适于采取宏观经济调控，归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就不应该采取经济管制，经济管制不能代替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调控也不能代替经济管制，两者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两者这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决定了只有既能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又能有效地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政府才能实现有效地履行政府应该履行的经济职能的目标，市场缺陷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都需要不断地发展

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能够进入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领域政府就一定要无条件地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这里涉及到政府的能力。如果政府进入这些领域不仅不能起到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使社会的经济资源完全浪费，反而因为政府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而损害了市场机制在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作用的充分发挥，那么政府就不应该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因为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结果不是增进社会福利，而是减少了社会福利。政府能力是人类生产能力的组成部分，人类生产能力的增长包含着政府能力的增长。政府能力的增长使得政府可以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中的更多的领域，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也因此要相应地发展。

市场力量作为人类生产能力的一部分，也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的，这就使得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与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结构会发生一些变化，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手段等都应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随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的发展，人类会发现和掌握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更有效的方法，更有效的具体的手段，更恰当的干预力度和时机，更好的决策制度，更好的机构设置，更好的机构协调机制等等，人类自然就应该利用这些新的知识来改进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

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不断发展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有效的必要条件，也只有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能够得到不断发展，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

5.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与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

（1）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会影响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如果经济管制的范围、程度等超越了其应该有的边界，宏观经济调控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例如如果存在着普遍的市场进入管制、普遍的价格管制、普遍的投资管制、普遍的分配管制，那么无论政府如何努力，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都不可能有效。（注：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一直在努力从改革开放前的直接干预过渡到间接干预，在出现宏观经济失衡时，力图依靠间接干预矫正宏观经济失衡，政府的这种意愿是好的，是正确的，但每次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以致于每次都要通过直接干预来最终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出现这一现象并不奇怪。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市场信号是扭曲的，资源不能自由地流动，微观经济单位应该享有的经济决策权和经济利益都被经济管制所侵蚀或者说被剥夺，应该承担的经济风险也因为经济管制而无法通过新的经济安排而转移或者被经济管制自动地转移到其他的经济主体，这就使微观经济单位对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所传达的信号缺乏反映，因此使得间接干预失效。在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宏观经济调控只有采取直接干预才能达到预期目标，间接干预的宏观经济调控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是相背的，因此只有根本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可以作为判断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改革进程的一项指标。）经济管制制度所影响的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微观基础。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要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微观经济单位享有独立的经济决策权，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自己承担经济风险，需要有灵活的价格机制，经济资源能够自由地流动，需要有发达的高度竞争性的市场，这些条件在存在普遍的严格的经济管制的经济中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经济管制既可以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提供有利的条件，也可以成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障碍。

（2）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会影响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例如如果国民经济处于总需求严重超过总供给，通货膨胀高居不下，政府的反垄断管制政策就难以奏效。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够为经济管制的有效性提供有利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则会使失衡的宏观经济成为经济管制有效性的不利因素。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本身导致了宏观经济失衡或者加剧了宏观经济失衡，这样的宏观经济调控就成了经济管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障碍。

6.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

与实现宏观经济调控调控目标相关的经济管制可以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例如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对汇率进行管制，为解决通货膨胀而对利率、银行的贷款规模、企业的投资规模和薪酬进行管制，为提高就业率而对雇主辞退在业者进行限制等。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实际上是说为了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政府可以采取管制手段，而不是说这些管制是正常的经济管制的现成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管制本身是不应该存在的。因此经济管制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是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的，只有在间接干预无法矫正业已出现的宏观经济失衡，而宏观经济失衡对于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也就是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时，政府才可采取管制手段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因此经济管制只能作为市场经济中特殊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临时性手段，而不能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常用手段。经济管制手段的运用应该有严格的法律程序，有严格的范围限制和时限，一俟危机缓和，政府就应该撤消管制，而完全采用常规性的间接干预手段。

三、关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几点思考

基于上述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的讨论，考虑到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存在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在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方面，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1.不能混同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有相互联系的地方，但两者的差别也是明显的。政府在制定经济调控政策时，应该考虑两者的差别，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都应该有相应的差别。如果将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混同起来，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就会出现错误的选择，导致的结果要么是经济管制的目标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无法实现，要么是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仅不能弥补市场的缺陷，反而会强化市场缺陷，而且会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成为导致效率下降的因素，总的来说会导致政府失效。如果政府失效由此引起，这样的政府失效比市场失效更糟。

2.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对经济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也应该成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但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呢？这取决于多种因素，除了受政府政策性质的影响外，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政府实施政策的能力等都会影响政策的效力。政府不是万能的，不可避免地会在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等方面出现或多或少的错误，甚至政府制定的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减少错误才能提高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效力。政府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规律，不断改进和完善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不断提高政府制定和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从而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不断提高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效力。

3.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应该法治化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通过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但与企业、居民、民间组织等不同，政府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它是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它享有立法权、司法权，它是唯一合法享有暴力的机构，它能够动用强制力贯彻它的意志，这为政府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来弥补市场缺陷提供了前提，也是它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的根本原因。但它作为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也同时造成了它不作为和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无论是它不作为，还是它滥用权力，都会造成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失效。要防止政府不作为和滥用权力，不断提高政府有效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就应该为此提供制度保障，根本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保障就是法治化。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从性质上来说是受托行为，即它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公众赋予其公共权力，它运用这种公共权力，代表公共利益，贯彻公共意志，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因此，首先应该通过立法明确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无论是政府的行政机构，还是政府的司法机构，其履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政府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权力和应该履行的职责，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从立法上防止政府缺位和越位；其次，应该通过立法和司法对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进行监督，并进行相应的激励和惩处制度，一方面防止政府不履行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另一方面一旦出现政府滥用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权，就及时予以纠正；其三，应该通过法律对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程序予以明确，保障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一方面防止政治中的看不见的手起作用，另一方面防止政府机构出于自身利益而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范围的行为和政府随意制定政策而扰乱经济正常运行的行为。只有将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纳入法治化轨道，方能限制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被限制在弥补市场缺陷的范围内，才能促使政府切实履行它所应该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才能成为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有益的手段。

【参考文献】

1.斯蒂格里兹：《政府经济学》，中文版，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

2.斯蒂格里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中文版，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3.吴易风、王健、方松英：《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4.王俊豪：《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政府调控范文篇7

摘要：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张曙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政府调控范文篇8

从图1的折线趋势可以看出，整个2007年物价是“节节高升”，而且，根据国家发改委、统计局的数据分析，当前消费价格中涨幅较大的是食品价格，作为生活必须品的食品价格的上涨无疑将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在这里，笔者对以食品为代表的物价上涨原因做了一些分析。

第一，农产品等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所引起的物价的结构性上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分析，2007年我国的粮价一直保持着上涨的趋势。原因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从供给方面来看，一是2007年我国发生了大范围的干旱及洪涝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影响，产出降低；二是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持续高涨，影响了国内相关企业的成本，促使国内粮食价格进一步涨价。而且，粮食的供给弹性较小，很小的需求波动就能促使粮食价格的大幅波动。

第二，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所引起的物价水平上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07年我国全年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比上年上涨7.6%，涨幅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

第三，国际因素推动物价上涨。随着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增加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经济活动受国际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2007年国际原油价格震荡盘升，一度冲至100美元/桶。

另外，美元贬值所引起的全球性通货膨胀，加大了中国输入型通胀压力。流动性过剩导致房地产与股票价格的进一步上升，加剧投资需求的膨胀，进而引起物价的持续上涨。

1物价上涨的影响

首先，通货膨胀造成人们的生活不便，特别是使低收入阶层的生活质量下降。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虽逐渐降低，但目前仍分别达到37.7%和46.2%，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物价上涨造成的成本提高无疑会增加我国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负担。根据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对北京、武汉和成都3城市的一项调查显示，2007年一季度，因大米、面粉、猪肉、鸡蛋和食用植物油等主要五种食品价格上涨，北京20%的低收入户平均每户比去年同期多支出73元，占同期可支配收入的1.0%；武汉20%低收入户平均多支出84元，占可支配收入的1.6%，成都20%低收入户多支出68元。

其次，物价上涨可能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国际市场粮食、石油等价格的大幅上涨，推动着我国国内原材料价格等的上涨，原材料等价格的上涨又使得国内工业品和粮食的价格上涨。国内价格的上涨影响着我国的进出口水平，由于我国是贸易大国，我国进出口水平的波动会进一步影响国际上的物价水平，然后国际物价水平反回来影响国内价格……这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除非在某一环节中采取了有效措施使得这一连锁反应中断，否则持续的物价上涨会导致更为严重通货膨胀，进而对经济造成更为不利的冲击。

另外，物价上涨损害了靠固定养老金生活的人。这种损害的存在是因为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使得财富在人们中间任意再分配。当工人退休时，工人和企业通常根据固定的名义养老金达成协议。由于养老金是延期支付的收入，所以，工人本质上是向企业提供贷款：工人在年轻时向企业提供劳动服务，但在老年之后才得到全部报酬。与任何一个债权人一样，当通货膨胀高于预期时，工人受到了伤害。

2政府价格调控的必要性和预期目标

2.1进行价格调控的必要性

（1）市场调节具有自身的弱点和不足，限制着价格机制的正常运行，价格调控是克服市场价格机制局限性的必然要求。

（2）价格宏观调控是抑制通货膨胀的需要。价格总水平是判断经济总量是否平衡、经济发展是否健康有序的一个重要标志。需求过旺、价格上涨过快或市场疲软、价格不正常下跌，往往是国民经济内在发展不平衡的表象特征。价格总水平失控，价格暴涨暴跌，势必导致生产大起大落，资源巨大浪费，影响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环境恶化、社会动荡。所以有人认为，脱离政府对价格的宏观调控和适度的行政干预是不可想象的。

（3）加强价格调控监管对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加强价格调控监管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具有引导资源配置、调节市场供应、影响收入分配的功能。其次，加强价格调控监管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举措。最后，加强价格调控监管是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的主要手段。经验表明，凡是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的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都保持了持续健康协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

2.2价格调控的预期目标

价格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以保证实现市场价格总水平的控制目标为中心，保持重要商品价格的基本稳定与价格结构的合理化，规范市场价格行为和竞争规则，建立与完善活而不乱的市场价格秩序。2007年11月14日，总理主持召开的常务会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要在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价格调控、切实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措施，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基本稳定价格总水平，妥善安排人民群众生活，维护市场和社会稳定。

3目前政府价格调控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措施

3.1目前价格调控存在的问题

3.1.1价格调控中存在着错误的观念

在价格调控的实践中，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念，干扰价格调控工作的顺利进行。一种观念认为，价格调控不利于经济搞活；还有的认为，价格调控是为治理物价波动而迫不得已采取的应急措施，是“临时性”的……这些观念，显然是错误的，是片面支解价格调控的内涵，没有深刻认识价格调控重要性的结果。

3.1.2货币政策存在着外在时滞

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像驾驶一艘大船，船在舵手转舵以后还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改变方向；一个新舵手会转向过度，而且在注意到错误之后，矫枉过正使得在相反方向上转得又过大。当舵手对过去错误的反应进行越来越大的校正时，船的航线可能会极不稳定。决策者也像船的舵手一样面临长期时滞的问题，甚至更为困难，因为时滞的长度是难以预测的。

3.1.3政府价格调控的手段相对单一

根据经济学理论，政府价格调控的手段包含着许多的种类，有经济手段、计划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舆论手段等等。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政府所采取的手段种类很少，用得最多的是经济手段中包含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且大多是独立实施，这样的调控措施所达到的效果也是相当的有限，有时候甚至无法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

3.2完善政府价格调控的措施

3.2.1要清理错误的思想观念

要解决好认识问题，除了把认识真正统一到中央关于价格调控的一系列指示精神上来，还要加强学习，充分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格调控，端正指导思想。在当前尤其要着重树立“价格调控要长期调控、系统调控、超前调控、灵活调控”等一系列正确的观念。

3.2.2灵活运用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之一——再贴现政策

目前，我国仍然存在着制约再贴现业务发展和再贴现政策效应发挥的因素，如我国整个社会商业信用水平不高、票据市场发育不成熟、商业银行承兑、贴现操作不规范等等。因此我国的再贴现政策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并未能得到有效的落实，商业承兑汇票的再贴现业务基本上没有开展。在当前通货膨胀前景越来越严重的情况，政府可寻求灵活运用再贴现政策来缓解我国通涨压力。

3.2.3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货币政策通过改变货币供给，从而改变利率，利率又影响投资来发生作用，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但是，许多企业需要提前很长时间做出投资计划，因此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作用力很可能是反向的，假定在政策行动开始与它对经济产生影响期间经济状况已经改变，积极的政策结果很有可能是当经济过热时刺激了经济，或者当经济降温时抑制了经济。时滞的存在要求货币政策一定要有前瞻性，在宏观经济刚出现过热迹象时，就及时采取措施。

3.2.4要适当加快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

政府调控范文篇9

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政府的职能在于向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制定相关政策，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凡是竞争性领域的生产经营活动应由市场调控，凡市场竞争能够调控的经营活动，政府就不应直接介入。牧区政府在经济调控中的主导作用应主要表现在提供公共产品、为牧区居民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帮助，而不是直接介入到生产经营活动的决策当中去。结合我国牧区的实际，牧区政府宏观调控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从本质上说，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同时，加快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形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协调发展，就是要做到“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之路，保证世代永续发展下去。

(二)以新牧区建设为导向。新世纪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做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决定，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我国新农村、新牧区的总体建设目标，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以工哺农、以城带乡，加强新农村、新牧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这一决定将对“十一五”期间牧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牧区政府对牧区经济发展调控，应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建设总体框架体系支撑下，调整财政性建设资金的投向和结构，更多地支持牧区建设，为农牧业和牧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三)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我国牧区发展与资源及生态环境的状况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一要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各种资源。在资源利用方面，要把开发和节约放在首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要依法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水、土地、森林、草原等国土资源。二要全面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关系到全区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改善，特别是对农牧业发展有极大影响。生态环境建设主要是以恢复林、草、植被为基础，水土保持为中心，处理好林、草、荒地的关系，要推进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重点防护林体系建设，扩大退耕还林还草规模，加快荒山荒地造林步伐，抓紧实施风沙源和水源为重点的治理与保护。加强草原建设，在过牧地区实行退耕封地育草，推进休牧还草，预防草原退化和荒漠化。

二、牧区政府宏观调控的内容

牧区经济建设必须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特点出发，与牧区社会的整体进步相结合有步骤地进行。牧区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是由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化，由自给、半自给生产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应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开展如下方面的宏观调控：

(一)努力转变畜牧业增长方式，加强政府对畜牧业产业化发展的政策引导。为实现牧区经济由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化，由自给、半自给生产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的发展目标，首先必须转变畜牧业增长方式。目前，草原畜牧业基本上仍沿袭传统的粗放经营方式，牲畜周转慢，饲草报酬低，畜群畜种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不高。转变增长方式，关键是要转变牧民以牲畜头数多少论贫富和惜售、惜杀的传统观念，促进草原畜牧业由自给半自给型向商品化转变，由数量型向质量型、效益型转变。在此基础上提高草原资源的利用率，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畜牧业。为此，一是要引导牧民改变粗放的经营方式，加快牲畜品种改良和地方良种选育的步伐，提高畜产品质量。二是调整畜群结构、畜种结构，大力发展市场需要的优势畜产品、稀缺畜产品和名特珍贵畜产品。三是围绕饲草、良种、饲养、防疫等环节推广适用技术，不断提高畜产品的科技含量，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传统畜牧业。四是稳定科技队伍，健全综合技术推广服务体系，鼓励牧业科研单位直接进行生产性开发，将科研成果推向生产实际，提高成果转化率。五是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提高广大畜牧科技人员和牧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增强其传授、接受和应用牧业科技的能力。

要加强政府对畜牧业产业化发展的政策引导，加大对现有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对牧区经济贡献大、就业带动大及能促进牧区农畜产品深加工的企业要继续从税收、投融资及土地利用方面给予优惠；通过举办培训、宣传及牧民易接受的方式强化牧民商品经济意识，改变牧区居民消费存在的某些不合理行为，采取多种措施，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境况，尽可能降低牧区居民两极化趋势的继续扩大；顺应当前牧区居民迁移的新特征，在产业发展条件好的地方，稳步推进牧区小城镇建设；落实和完善草原产权责任，充分调动牧区居民管护草原及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并辅之以严格的草原维护执法力度；规范牧区小商、小贩等的行为，加强牧区经纪人队伍建设。

(二)加大牧区基础设施投入，提高牧区的科技发展水平。牧区畜牧业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生产不够稳定，需要国家和有关方面进行重点扶持。牧区畜牧业要有一个新发展，就必须相应增加投入，改善物质技术基础条件，增强发展后劲。牧区投入的重点应加快人工草场建设和天然草场改良，积极改善草原水利设施，建立牧草种子繁育基地；加强道路、能源建设，改善交通、运输、用电、通信条件；开展草原鼠、虫、病害的防治；加强牲畜棚圈、配种站、兽医防疫站的建设；提高牧区基础设施建设和草场生产力水平。要加大对牧区经济发展的科技与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投入，实施“良种工程”，在继续提高牧区牲畜产量的前提下，注重畜产品质量，加强畜禽疫病防治，加快研制和推广疫病快速诊断技术和新疫苗、新药剂，加强畜产品保鲜与深加工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应用，重点开发畜产品保鲜、长距离运输和深加工技术，加大对牧区居民饲养知识及外出谋生技能方面的培训，提高牧区居民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外出谋生能力。

(三)积极发展牧区文教科技卫生事业。发展牧区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事业，提高牧民的文化素质既是牧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牧区民族教育要从基础教育抓起，以提高教育质量为重点，培养一批巩固一批。为巩固边防和扶助贫困牧区牧民子女上学，在边防沿线和贫困牧区应采取公办为主、助学金为主和寄宿制为主的办法。要有重点地办好一批民族中小学，积极办好中等专业学校和职业中学，培养一批为发展牧区经济所需的少数民族中级技术人员。有关高等院校要进一步挖掘潜力，积极办好民族班，采取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办法，为牧区培养合格的专业人才。随着牧区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和电视覆盖率的逐步提高，可以开展电化教育，如，办电视小学等。要积极发展牧区文化事业，活跃牧区文化生活，除国家投资建设一些必要的文化设施外，要鼓励集体、个人投资或集资在乡镇兴办文化教育事业。积极改善牧区的医疗卫生条件，注意加强对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地方病、流行病、传染病的防治，加大牧区新型合作医疗体系建设，医科院校、大中城市和部队医院要积极帮助牧区培养医务人员和为牧民防治疾病。

(四)完善市场体系建设，疏通流通渠道。市场体系是市场经济的载体、纽带和渠道。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农畜产品市场体系，包括集贸市场、批发市场、专业市场和零售网点等，都有各自的功能，不能互相替代。集贸市场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进行交易的场所，灵活方便，适应性广，对促进牧区商品经济发展和方便人民生活起着重要作用。这种产销直接见面的交易形式，减少了农畜产品流通的中间环节，降低了交易成本，使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得到实际利益，应该大力发展。在此基础上，有条件的地方应兴建一批农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如，牲畜市场、皮毛市场、肉类市场、药材市场等。

市场体系建设要与小城镇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历史上传统的商道口、集散地和县(旗)集镇恢复建设好，兴办乡镇企业、服务业、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使其成为牧区星罗棋布的政治、经济、商业、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活动中心，繁荣牧区经济，发展商品生产。为调动牧民群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必须坚持深入改革、完善购销体制，疏通流通渠道，积极实行工牧直交、工贸直交、工牧联营，发展牧业产业化，减少中间环节，节约交易费用，使牧民得到更多利益。

政府调控范文篇10

一、政府主导是当代金融市场的基本特征

金融市场作为当代经济的灵魂和神经中枢，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然而由于商品经济的内在缺陷，当代金融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也面临着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困难：1经常处于失衡状态的实体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实体经济与资产价格的超调，相互刺激，形成经济泡沫，往往会扭曲金融市场的原有功能。2金融市场上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无法加以控制。衍生金融工具繁荣造成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金融市场的一体化，金融市场任何环节的纰漏都可能因牵一发而动全身酿成金融灾难。3仅仅市场预期转坏就能通过金融市场的剧烈收缩，引发国民经济整体的通货紧缩。因为建立在乐观预期基础之上的信用是金融市场的核心和基础，而预期一般是很不稳定的。4金融市场吸引的资金来自于全社会的方方面面。资金来源的广泛性意味着一次金融灾难往往伴随着一次社会动荡，甚至引发社会暴乱。

为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为确保金融市场及时纠偏以发挥应有的功能，每个国家的政府都会对金融市场的运行实施必要的监管与调控，以免金融市场过度动荡，或者被拖垮。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金融机构形成了唇齿相依、利益共生的紧密关系：一方面，政府是金融机构的监管者，金融机构必须在政府允许的规则下运行，通过“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实现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市场化运作的金融机构尽管必须为自己的决策承担一切经济后果，但当它们停业或破产清算危害公共利益时，政府会给予它们必要的援助，政府与金融机构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二、主权财富基金易形成对东道国金融市场主导权的潜在挑战

东道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与调控，手段多样，渠道多种。但总体而言，它们都具备下面三个最明显的特征：第一，东道国政府处于金融市场最后贷款人的地位。第二，东道国政府在金融市场的主导权以铸币权为基础。第三，东道国政府的行政管理是金融市场有效运行不可缺少的。然而在主权财富基金参与的情况下，上述三大特征不再清晰，或者说东道国政府监管和调控金融市场的行为可能会受到意外的干扰。首先，主权财富基金不以东道国政府为最后贷款人。东道国政府充当最后贷款人，是为了避免金融市场的动荡诱发社会不安，是政策救市，不可避免地带有利益输送的色彩。然而对于主权财富基金而言，由于出身的不同，它不可能享受到国内金融机构的国民待遇。其次，在金融市场动荡时，主权财富基金可以成为仅次于甚至优于东道国政府的选择。在救市行为中，东道国政府往往会提出必要的整改要求，这必然迫使相关金融机构权衡利弊，部分求助于主权财富基金，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东道国政府的权威。再次，相对于国内金融机构，主权财富基金更容易逃避东道国政府的监管。规避管制是任何经济活动主体的本能。实力雄厚的主权财富基金通常尽可能地利用自身的资金优势，防患于未然，从而使东道国政府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失效。最后，在东道国政府调控金融市场时，主权财富基金在暴利的诱惑下可能逆向操作。逆向调控金融市场是政府干预的基本特征，然而这也意味着对金融市场的调控缺乏实体经济面的支撑，东道国政府必须承受主权财富基金“对着干”的风险。

在某种意义上，主权财富基金的进入意味着第二个政府的进入，传统的由一个政府监管金融市场的模式可能变成两个政府在金融市场上的博弈，其对金融市场正常运营的影响可想而知。尽管这种情况的出现要求有非常严格的前提条件，但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尤其是在经济实力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当然从实践看，主权财富基金凭借雄厚财力挑战东道国政府的监管和调控权威毕竟是理论上的。因为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代表的是一种国家行为，对东道国政府权威的挑衅行为势必导致两国关系的全面恶化，所以主权财富基金对东道国政府的威胁应该较小，即使有，恐怕也主要表现为霸权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对弱国的攻击和讹诈。客观地说，主权财富基金对东道国经济的潜在威胁远远小于现有的对冲基金。

三、主权财富基金的“原罪”

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俄等国成立主权财富基金备受关注，只可能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出身有关，或者说这是主权财富基金承受的一种“原罪”。具体而言主要包括：第一，集中于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府手里的主权财富基金，回流东道国可能不再遵循既定的规则和渠道。第二，集中于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府手里的主权财富基金，不但不会为东道国金融机构所利用，反而可能成为它们的强劲对手。第三，既然主权财富基金是另类。乘其羽翼未丰就将其牢牢控制在手中就成为东道国金融机构的最佳选择。因此在积累足够的实力之前，主权财富基金想除去原罪的标签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今世界比较重要的金融市场，不管其地理分布，主导权都掌握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政府及其金融财团手中。主权财富基金问世多年，但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主导权一直没有被动摇过。2000年以前，欧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贸易盈余也好，中东的石油美元也罢，它们不是规模小掀不起大风浪，就是尽管量大，但美国有能力控制并且可以有步骤地加以利用。2000年以后，以中俄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或是受惠于迅速增长的贸易顺差，或是受惠于迅速攀升的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都诞生了巨无霸型的主权财富基金。这种巨无霸型的主权财富基金不仅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更因为其可能具有操控市场的力量，最终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恐慌和不安。尽管从目前的讨论来看，警惕主权财富基金的理由令人眼花缭乱，但其核心仍然是西方国家对金融市场主导权的担忧。从这个角度看，尽管资金回流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的稳定，但试图寄希望于发达国家让出甚至分享金融市场的主导权以换取发展中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的进入，显然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