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管理范文10篇

政策管理范文篇1

[关键词]财政政策；中国

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功能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

一个国家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实施何种财政政策，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相机抉择。宏观经济运行千姿百态，但概括起来讲，也就是三种类型。一种类型是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即“通货紧缩”，表现为物价总水平下降。应对通货紧缩局面，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第二种类型是社会总供给小于社会总需求，即“通货膨胀”，表现为物价上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第三种类型就是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但在结构上有矛盾，冷热并存，发展不均衡。此时应采取稳健财政政策，即在总量上不做太大的动作，但在结构上有保有压，加强薄弱环节，压缩过热行业的投资。

我国自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实质就是一种扩张性财政政策。2005年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从实际出发，我国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现就两种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作用综述如下。

一、积极财政政策

1、实施背景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导致了国际市场需求萎缩，进而演变为全球经济衰退．造成世界经济普遍性的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作为亚洲国家最大贸易伙伴，亚洲金融危机无疑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冲击。从当时国内经济情况看，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出现不足，居民收入增长放慢、失业压力增大；同时，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导致了我国出口不振．大大降低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这些都充分说明我国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发展阶段。面对这种从未出现过的极其复杂的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及时果断地做出了实施以增发国债、扩大内需、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刺激消费、扩大出口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二是调整税收政策，刺激需求增长。三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改善居民消费心理预期。四是规范收费制度，减轻社会负担，推动扩大消费。五是支持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

2、积极作用

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近七年的时间里．在促进经济增长、调节供求关系和克服通货滞胀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大规模的国债投资不仅有效遏制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而且抑制了通货紧缩。1998－2004年间，国债建设资金年均拉动经济增长为1．5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GDP年均增长8.56％，物价水平总体稳定。

（2）优化经济结构。积极财政政策着眼于短期需求管理和长期供给管理有机的结合，在加强基础设施的同时，通过国债资金的直接投入、税收政策等措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支持一些符合产业结构发展方向的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

（3）增加就业。七年来，国债资金支持的一大批新项目及其配套项目的建设共增加就业岗位700万－1000万个，对拉动相关产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刺激作用。

（4）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通过对中西部地区进行倾斜性财政资金安排，进行了诸如西电东送、青藏铁路、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六小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改善了这些地区的投资经营环境，加快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使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格局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总之，作为一项反周期宏观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是恰当的，它对中国经济社会相对平衡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3、负面效应

但积极财政政策毕竟是宏观“反周期”操作，是适用于经济低迷阶段的一种政策。从2002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开始逐步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2003年国民经济终于走过由相对低迷向稳定高涨的拐点，GDP增长速度跃为9％以上。此时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是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倾向有所加剧，货币信贷增长偏快，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并带来煤、电、油、运和原材料的供应紧张局面。

二、稳健财政政策

1、实施背景

200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周期的上升阶段。一是经济增长接近潜在水平。2003年GDP增长9.3％，2004年增长9.5％，部分行业瓶颈约束或资源约束的出现，表明GDP增幅已接近潜在产出水平。二是物价趋于上升。2003年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涨1.2％和0.1％，2004年则分别上涨3.9％和2.8％。三是失业率升势趋缓。2003年全国城镇就业增加859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2004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98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四是出现局部投资过热。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比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速度高了17.6％个百分点。当年投资率上升到42.3％，比2002年增加了3.1个百分点，接近于1993年经济严重过热时的水平(当时投资率为43．5%)。为此，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货币手段(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提高利率等)和行政手段等，以逐步控制经济局部过热的迹象。虽然2004年5～6月在宏观调控影响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但在2004年7～10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又出现明显的反弹迹象，增长率分别为31.4％、26.3％、27.9％、26.4％。在国民经济已发生经济周期阶段转换和出现局部过热的形势下，如果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和减轻通货膨胀压力。

同时，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也凸现出来。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更加尖锐。目前中国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1％、4.5%、79%、42%、18%和7.3％，特别是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但消耗占世界的比重：石油为7.4％，原煤为31％，铁矿石为30％，钢铁为27％，氧化铝为25％，水泥为40％，说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成为宏观调控的一项紧迫任务。二是国内经济和社会结构性矛盾也比较突出。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下降。此外，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扩大。

近年来财政收入虽然大幅增长，但由于中国转型期财政支付改革成本不断增加，支持经济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以及加强宏观调控的需要，因而伴随积极财政政策而来的公共风险也在加大，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增长很快。

由此可见，积极财政政策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财政政策的调整、转型势在必行。

2、可行性

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有它的可行性。表现在：

（1）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带动了投资、信贷增长偏快，结构性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势必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发展，如果继续实施这一政策，不仅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而且易于形成逆向调节；不仅不利于减缓通货膨胀的趋势，而且易于加剧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程度，加大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和阻力，对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已不合时宜，应当适时转向。

（2）从规避风险的迫切性看，也需要加快调整现行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主要是通过政府大量发行国债进行基础建设投资而实现的，一方面使得经济的增长过份依赖于国债的发行，另一方面，也使得国债的规模越来越大，到目前为止，仅长期建设国债累计额就达到了9100亿元之巨，而且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经济中积累了大量的或有负债，增加了财政运行的压力。

（3）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使得我国经济已基本上走出通货紧缩期，进入新一轮的上升期，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明显增强，社会上已有大量的资金在涌动，人们的投资意识在逐渐增强，足以缓和由于政府减少投资而带来的对经济的波动。

3、目标

财政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手段，其目标的确定必须服务服从于国民经济宏观的总体要求。稳健的财政政策要服从服务于改革发展大局和中央宏观调控大局，宏观上既要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继续扩大，又要防止通货紧缩趋势的重新出现；既要坚决控制投资需求膨胀，又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既要对投资过热的行业降温，又要着力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因此，稳健的财政政策必将有助于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4、主要内容

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四句话，十六个字：控制赤字、推进改革、调整结构、增收节支。

（1）控制赤字，就是适当减少中央财政赤字，但又不明显缩小，松紧适度，重在传递调控导向信号，既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继续扩大，又防止通货紧缩趋势的重新出现，体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巩固和发展宏观调控成果的要求。

（2）推进改革，就是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资金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按照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的原则，在继续安排部分国债项目投资，整合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保证一定中央财政投资规模的基础上，适当调减国债项目资金规模，腾出更多财力，用于支持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公平和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和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体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

（3）)调整结构，就是在对总量不做大的调整和压缩的基础上，进一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项目资金投向结构，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有促有控，对与经济有关的、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等的“越位”投入，要退出来、压下来；对属于公共财政范畴的，涉及到财政“缺位或不到位”的，如需要加强的农业、就业和社会保障、环境和筹”和调整经济结构的要求。

（4）增收节支，一方面，在总体不增税负或略减税负的基础上，通过严格依法征税，堵塞各种漏洞，把该收的收上来，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应收尽收本身就是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严格按预算控制支出特别是控制一般性支出的增长，在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上花大力气，下大功夫，体现配合宏观调控和建立节约型社会的要求。

总之，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从实际出发，中央确定了财政政策的取向，做出了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以代替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一种客观的、必然的、符合现实的科学选择。

三、展望

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是中国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阶段。“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仍将处在高位运行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不宜实施以扩张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但经济结构性矛盾的解决，特别是加快农业、能源交通、教育科技、消费服务业、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发展，还需要保持一定的财政政策力度，尤其是财政面临支持各项改革、支付改革成本的压力较大。因此，也不宜实施全面紧缩的财政政策。因而“十一五”时期特别是前期应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为了达到良好的效果，应用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卫生体系、义务教育制度。

2、运用税收手段对企业科技创新、环保、循环经济等项目加大税收扶植力度；对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低层次重复建设等项目的企业进行重税。

3、放开针对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行高科技、环保、旅游等的投资。

4、及时推出物业税、加大地方政府的经济实用房的规模，切实控制房地产的投机，减轻居民的支出压力，稳定社会，提高其他领域的消费。

5、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完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稳定粮食最低收购政策、坚决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继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6、转变城市居民就业观念、通过培训、发展第三产业、继续引导民资、吸引外资投资实业，努力降低失业人口率，创造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1、刘海涛，冯海燕.积极到稳健财政策的转型分析.中国林业企业，2005，72（5）：37－39

2、金人庆.关于财政政策的几个问题.维普资讯

3、苏明，陈少强.中国当前的财政政策及趋势.上海经济研究，2005，9：15－20

政策管理范文篇2

公债管理是否可以成为政府用于调节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其基本前提在于公债结构的调整是否能够对实质经济变量（利率、货币供应量和托宾q等）产生影响，即公债管理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事实上，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公债管理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有效性问题的讨论上。20世纪中叶，Rolvh(1957)、Musgrave(1959)、BrownleeandScott(1963)和托宾(1963)等经济学家发表了关于公债管理政策有效性的一系列文献。尤其是托宾发表的《论公债管理政策的原则》一文从资产组合和累积角度探讨了公债管理的经济效应，开创了现代公债管理政策研究之先河。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哈里·马科维茨于1952年创立的，他认为最佳投资组合应当是具有风险厌恶特征的投资者的无差异曲线和资产的有效边界线的交点。威廉·夏普则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指出无风险资产收益率与有效率风险资产组合收益率之间的连线代表了各种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组合。根据上述理论，投资者在追求收益和厌恶风险的驱动下，会根据组合风险收益的变化调整资产组合的构成，进而会影响到市场均衡价格的形成。也正因为如此，投资组合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自产生以来就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包括公债管理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当中。

具体到公债管理政策问题，托宾认为，公债管理对经济的影响效应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资本的预期边际生产率，它由技术、资源和市场预期等因素决定，尽管在长期内有关经济政策可间接对其施加影响，但并不直接受管理当局的控制，一般认为它是恒定的；二是资本的意愿收益率(therequiredratesofreturn)，它直接受经济政策的影响，如管理当局通过调节公债的结构来影响微观经济主体资产组合，这样可以改变资本意愿收益率。一般来说，在技术、劳动等外部条件一定的前提下，如果后者大于前者，即投资者希望得到的收益率比现有资本的收益率高，相应地资本品的市场价格将低于其重置成本（即托宾q比率下降），那么投资者将减少资本持有，这样会导致投资下降，经济紧缩；反之则相反。

这样看来，由于资本的预期边际生产率不变，那么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在公债管理是否会影响资本的意愿收益率了。托宾是从组合资产的替代性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当政府增加短期公债的供给时，通常银行会将短期公债作为货币的优良替代（并非完全替代）手段而公众并不这样，这时银行会因短期公债可充作“二级储备”而减少对超额储备的持有，因此贷款和派生存款增加，相应地公众将在资产组合中增加存款和公债的持有，两方面作用均会导致资本意愿收益率的降低而产生扩张效应。至于长期公债，则有两种情况，一是长期公债与货币和短期公债的替代性要大于与资本的替代性，这种情况与前述短期公债增加的效果基本相同，长期公债增加扩大了资本的需求，从而降低了资本的意愿收益率，其效应是扩张性的；二是长期公债与资本的替代性大于与非货币和短期公债的替代性，这时长期公债供给的增加即意味着资本供给的增加，资本价格（股价）下降导致资本的意愿收益率上升，其效应是紧缩性的。托宾通过论证认为前一种情况更符合现实，因而发行长期公债的效应也是扩张的。

既然两种公债的效应都是扩张的，那么公债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就取决于二者与资本替代性的比较。托宾认为，长期公债与资本的替代性要大于短期公债与资本的替代性，因而用短期公债替代长期公债所产生的效应是扩张性的，同理用短期公债替代活期公债（demanddebt，即货币）所产生的效应则是紧缩性的。

二、现代西方理论中公债管理政策的内涵

从定义上看，公债管理政策(publicdebtmanagementpolicy)即是指公债管理当局通过各种债务管理操作以实现既定经济目标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的总称。公债管理政策的内涵是在公债管理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般来看，广义的公债管理是指政府决策当局和公债管理部门围绕公债运行所进行的决策、组织、规划、指导、监督和调节等一系列工作，具体内容不仅包括公债的发行、流通、使用和偿付，还包括管理体制、债券评级、反假防伪等诸多内容，管理对象既包括债务规模也包括债务结构。而狭义的公债管理仅指政府的债务管理机构对既定规模下的公债结构所进行的调整措施，相应地，管理对象仅指既定债务规模下的债务结构。与之相对应，广义的公债管理政策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债政策，它既包括公债规模的控制政策，也包括公债结构的调整政策。狭义的公债管理政策仅指后者，具体而言，即是指政府通过发行、偿还和调换等政策措施来调整公债的结构，以此来影响经济动向、实现既定经济目标的一种宏观经济政策（坂人长太郎，1987）。

西方公债管理政策的内涵经历了由广义向狭义的转变过程。早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对公债管理政策问题就有所涉及，但由于当时还处于公债发展的初级阶段，公债理论的争论焦点集中于政府是否应当借债、政府如何偿债等问题上，延伸开来公债管理政策即是与压缩债务规模紧密联系的。但是，以詹姆斯·托宾、本杰明·弗里德曼等为首的当代西方学者指出，公债规模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及赤字弥补方式（或盈余的使用），在现代预算管理体制下它是由一国或地区的最高权力机关审批通过的，政府无权决定。但对于公债结构，政府则完全可以自行掌握，因为政府提交审批的预算报告中通常并不包括公债的结构。换言之，政府的债务管理部门可在既定规模下自行制定公债结构的调整方案，并适时采取相应的发行、偿还和调换方式将其付诸实施(J.Tobin,1963)。

进一步来看，尽管形式上公债规模是由一国或地区最高权力机关批准的，但公债规模也并不或不完全随人们的主观愿望所左右，这一点从简单的历史回顾中就可以看出。在自由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的古典主义时期，西方各国政府一边高举反对借债的大旗，一边却在大肆发行巨额公债，当时英国等一些国家的债务比率(debtratio)曾长期高达100%甚至200%以上。二战以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学说又风靡一时，凯恩斯主义者阿尔文·汉森适时提出了补偿性财政政策的建议，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赤字和发债规模并没有随经济周期反向变动，而是呈现出连年递增的发展态势。到80年代以后，美国里根政府转而奉行供给学派的削减赤字、压缩债务规模的财政主张，但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不仅没降，反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事实上，公债规模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一国所处状态（战争、灾荒等）、政府机构规模以及经济运行状况等许多客观因素，从操作层面上看它并不完全能够被“管理”，因此公债管理政策的核心在于结构调整政策。

三、公债管理政策有效性的争论

沿用托宾开创的组合分析方法，以后的许多经济学家都为探索公债管理政策的有效性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所得出的结论却并非完全一致。斯科特(R.H.Scott,1965)在对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进行研究后得出：公债平均期限的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金融市场长短期利率的波动。但是，莫迪利亚尼和萨奇(F.ModiglianiandH.Sutch,1967)在根据他们的生命周期假说理论进行实证分析后却发现，公债期限的调整对美国当时金融市场利率结构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弗里德曼(1978)在托宾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分析公债效应的组合平衡模型(mrffoliobalancemodel)，论证了如果调换后的公债与实物资本的替代性比调换前更差，那么这样的公债管理操作则可以促进实物资本需求的增加，从而导致“挤入效应”(crowd-ing-ineffect)。他的研究实质上是将托宾的理论进一步实证化、模型化，结论也与后者不谋而合。

罗里(V.V.Roley,1979)则从另一个角度建立了公债管理政策的研究模型。他将马科维茨的资产组合中的效用最大化思想和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多种证券均衡决定的方法应用于公债管理的组合模型中，利用拉格朗日方程推导出：公债管理对实物资本需求的影响取决于资本的方差和各种公债与资本的协方差。组合中的方差与协方差越大，投资的风险越大，此时投资者为降低风险就会减少对资本的需求，资本需求的下降直接降低了托宾的q值，从而对经济产生紧缩效应。政府可通过计算特定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方差和各种公债与资本的协方差，确定不同的公债结构调整方案，根据需要选择扩张性的债务管理政策、紧缩性的债务管理政策和中性的债务管理政策。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家在研究公债管理政策时加入了越来越复杂的统计方法，以此来精确计算公债管理对金融变量（如利率）和实物经济变量（如经济增长）的影响。Agell和Persson(1992)建立了资产组合的条件方差—协方差模型，并采用了多种方法进行估算。由于组合调整的间隔取决于投资者的时间观，他们首先根据整个考查期内的季度数据和月度数据进行了测算。其次，在实践中的某一个时点上进行组合调整的依据并不是整个考查期间资产的收益状况，而是在此之前的历史数据，因此Agell和Persson又采用了移动样本历史数据测算法。历史数据并不是投资者进行组合的惟一依据，根据有效市场理论，未来资产的市场价格反映了现在投资者所能获得的所有信息，“投资者的信息集不仅包括政府在货币政策、税收政策、公债管理政策等经济政策重大调整等‘合理信息’，还包括与市场基础价值无关的谣言等‘噪声’”。为更贴近现实，他们采用了华尔街市场中的期权报价作为投资者对市场预期的真实反映。经过测算，二者发现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公债期限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不仅小而且还不稳定，这一结论随着测算方法逐渐现实化和复杂化表现尤甚。Wallace和Warner(1996)在以后的研究中也得到了与之类似的结论。

几乎与此同时，弗里德曼(1992)针锋相对地批判了Agell等人的观点。他认为，即使完全按照Agell等人的结论——增加1%的长期债券提高市场利率0.0476%，“以美国现存公债余额的调整幅度，公债期限结构对利率的影响也不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然后，弗里德曼将Roley(1982)的理论与美国的MPS计量经济模型相结合，得出了美国债务管理政策无论对金融市场的长短期利率还是对产出、资本形成等实物经济要素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几乎与公债管理政策的资产组合方法发展同时，以卢卡斯为首的经济学家将理性预期和时间一致性问题引入到公债管理，为公债管理政策开辟了新的方法。卢卡斯和斯托基(1983)认为，在政府的行为符合时间不一致性的条件下，如果政府预先并不做任何承诺，那么在一定时期内公债期限结构的调整将可能实现包括既定承诺的最优政策。但是，如果政府事先已作公开承诺或者政策本身即是一外生变量，也就是说市场是完善的（市场信息可完全共享），那么政策有效性的结果则不成立。Calvo和Guidott(1990)则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上述结论。此后，Persson等人(1987)和Bohn(1988)将理性预期和时间一致性理论应用于名义债券和指数化债券的分析；Bohn(1990)将时间一致性问题用于分析公债的币种结构；Broeck(1997)则将该理论运用于公债的所有者结构的分析。他们均得出了与卢卡斯等人相似的结论，即政府在进行公债管理时都会遇到时间一致性的问题，即在缺少充分承诺的情况下上述诸种公债结构调整政策均会趋于无效。

【参考文献】

①［美］英.詹姆斯·托宾：《资产积累与经济活动》，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②［日］坂入长太郎：《欧美财政思想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年版。

③J.Tobin,"Anessayontheprinciplesofdebtmanagement",CommitteeforEconomic

Development,1963.

④R.E.Lucas&N.L.Stokey,"Optimalfiscalandmonetarypoli-cyinaneconomywithoutcapital",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1983.

⑤B.M.Friedman,"Commentondoesdebtmanagementmatter?",inJ.Agell,M.Persson

&B.M.Friedman,DoseDebtManagementMatter?,OxfordUniversityPress,NewYork

1992.

⑥B.M.Friedman,"Debtmanagementpolicy,interestrartes,andeconomicactivity",in

J.Agell,M.PerssonandB.M.Friedman,DoesDebtManagementMatter?,OxfordUniversity

Press,NewYork,1992.

⑦E.R..Rolph,"Principlesofdebtmanagement",AmerieanEcon-omicReviews,June1957.

⑧R.A.Musgrave,TheTheoryofPublicFinance,NewYork,McGra-w-Hill.1959.

⑨A.Okun,"Monetarypolicy,debtmanagementandinterestrat-es:Aquantitativeappraisal",inFiscalandDebtManagementPo-licies.EnglewoodGliffs,NJ:Prentice-Hall.

⑩O.H.Brownlee&I.O.Scott,"Utility,liquidityanddebtman-agement",Econometrica,July1963.

[11]R.H.Scott,"Liquidityandthetermstructureofinterestrates",QuarterlyJournal

ofEconomics,1965.

[12]F.Modigliani&H.Sutch,"Innovationsininterestratepolicy",AmericanEconomic

Reviews,May1966.

[13]V.V.Roley,"Atheoryoffederaldebtmarlagement",Ameri-canEconomicReviews,Dec.1979.

[14]R.E.Lucas&N.L.Stokey,"Optimalfiscalandmodetarypo-lioyinaneconomywithoutcapital",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Dec.1983.

政策管理范文篇3

一、现代西方理论中公债管理政策的内涵

从定义上看，公债管理政策（publicdebtmanagementpolicy）即是指公债管理当局通过各种债务管理操作以实现既定经济目标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的总称。

公债管理政策的内涵是在公债管理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般来看，广义的公债管理是指政府决策当局和公债管理部门围绕公债运行所进行的决策、组织、规划、指导、监督和调节等一系列工作，具体内容不仅包括公债的发行、流通、使用和偿付，还包括管理体制、债券评级、反假防伪等诸多内容，管理对象既包括债务规模也包括债务结构。而狭义的公债管理仅指政府的债务管理机构对既定规模下的公债结构所进行的调整措施，相应地，管理对象仅指既定债务规模下的债务结构。与之相对应，广义的公债管理政策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债政策，它既包括公债规模的控制政策，也包括公债结构的调整政策。狭义的公债管理政策仅指后者，具体而言，即是指政府通过发行、偿还和调换等政策措施来调整公债的结构，以此来影响经济动向、实现既定经济目标的一种宏观经济政策（坂人长太郎，1987）。

西方公债管理政策的内涵经历了由广义向狭义的转变过程。早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对公债管理政策问题就有所涉及，但由于当时还处于公债发展的初级阶段，公债理论的争论焦点集中于政府是否应当借债、政府如何偿债等问题上，延伸开来公债管理政策即是与压缩债务规模紧密联系的。但是，以詹姆斯?托宾、本杰明?弗里德曼等为首的当代西方学者指出，公债规模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及赤字弥补方式（或盈余的使用），在现代预算管理体制下它是由一国或地区的最高权力机关审批通过的，政府无权决定。但对于公债结构，政府则完全可以自行掌握，因为政府提交审批的预算报告中通常并不包括公债的结构。换言之，政府的债务管理部门可在既定规模下自行制定公债结构的调整方案，并适时采取相应的发行、偿还和调换方式将其付诸实施（J.Tobin，1963）。

进一步来看，尽管形式上公债规模是由一国或地区最高权力机关批准的，但公债规模也并不或不完全随人们的主观愿望所左右，这一点从简单的历史回顾中就可以看出。在自由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的古典主义时期，西方各国政府一边高举反对借债的大旗，一边却在大肆发行巨额公债，当时英国等一些国家的债务比率（debtratio）曾长期高达100%甚至200%以上。二战以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学说又风靡一时，凯恩斯主义者阿尔文?汉森适时提出了补偿性财政政策的建议，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赤字和发债规模并没有随经济周期反向变动，而是呈现出连年递增的发展态势。到80年代以后，美国里根政府转而奉行供给学派的削减赤字、压缩债务规模的财政主张，但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不仅没降，反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事实上，公债规模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一国所处状态（战争、灾荒等）、政府机构规模以及经济运行状况等许多客观因素，从操作层面上看它并不完全能够被“管理”，因此公债管理政策的核心在于结构调整政策。

二、资产组合理论与公债管理政策的有效性

公债管理是否可以成为政府用于调节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其基本前提在于公债结构的调整是否能够对实质经济变量（利率、货币供应量和托宾q等）产生影响，即公债管理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事实上，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公债管理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有效性问题的讨论上。20世纪中叶，Rolvh（1957）、Musgrave（1959）、BrownleeandScott（1963）和托宾（1963）等经济学家发表了关于公债管理政策有效性的一系列文献。尤其是托宾发表的《论公债管理政策的原则》一文从资产组合和累积角度探讨了公债管理的经济效应，开创了现代公债管理政策研究之先河。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哈里?马科维茨于1952年创立的，他认为最佳投资组合应当是具有风险厌恶特征的投资者的无差异曲线和资产的有效边界线的交点。威廉?夏普则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指出无风险资产收益率与有效率风险资产组合收益率之间的连线代表了各种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组合。根据上述理论，投资者在追求收益和厌恶风险的驱动下，会根据组合风险收益的变化调整资产组合的构成，进而会影响到市场均衡价格的形成。也正因为如此，投资组合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自产生以来就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包括公债管理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当中。

具体到公债管理政策问题，托宾认为，公债管理对经济的影响效应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资本的预期边际生产率，它由技术、资源和市场预期等因素决定，尽管在长期内有关经济政策可间接对其施加影响，但并不直接受管理当局的控制，一般认为它是恒定的；二是资本的意愿收益率（therequiredratesofreturn），它直接受经济政策的影响，如管理当局通过调节公债的结构来影响微观经济主体资产组合，这样可以改变资本意愿收益率。一般来说，在技术、劳动等外部条件一定的前提下，如果后者大于前者，即投资者希望得到的收益率比现有资本的收益率高，相应地资本品的市场价格将低于其重置成本（即托宾q比率下降），那么投资者将减少资本持有，这样会导致投资下降，经济紧缩；反之则相反。

这样看来，由于资本的预期边际生产率不变，那么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在公债管理是否会影响资本的意愿收益率了。托宾是从组合资产的替代性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当政府增加短期公债的供给时，通常银行会将短期公债作为货币的优良替代（并非完全替代）手段而公众并不这样，这时银行会因短期公债可充作“二级储备”而减少对超额储备的持有，因此贷款和派生存款增加，相应地公众将在资产组合中增加存款和公债的持有，两方面作用均会导致资本意愿收益率的降低而产生扩张效应。至于长期公债，则有两种情况，一是长期公债与货币和短期公债的替代性要大于与资本的替代性，这种情况与前述短期公债增加的效果基本相同，长期公债增加扩大了资本的需求，从而降低了资本的意愿收益率，其效应是扩张性的；二是长期公债与资本的替代性大于与非货币和短期公债的替代性，这时长期公债供给的增加即意味着资本供给的增加，资本价格（股价）下降导致资本的意愿收益率上升，其效应是紧缩性的。托宾通过论证认为前一种情况更符合现实，因而发行长期公债的效应也是扩张的。

既然两种公债的效应都是扩张的，那么公债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就取决于二者与资本替代性的比较。托宾认为，长期公债与资本的替代性要大于短期公债与资本的替代性，因而用短期公债替代长期公债所产生的效应是扩张性的，同理用短期公债替代活期公债（demanddebt，即货币）所产生的效应则是紧缩性的。

三、公债管理政策有效性的争论

沿用托宾开创的组合分析方法，以后的许多经济学家都为探索公债管理政策的有效性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所得出的结论却并非完全一致。斯科特（R.H.Scott，1965）在对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进行研究后得出：公债平均期限的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金融市场长短期利率的波动。但是，莫迪利亚尼和萨奇（F.ModiglianiandH.Sutch，1967）在根据他们的生命周期假说理论进行实证分析后却发现，公债期限的调整对美国当时金融市场利率结构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弗里德曼（1978）在托宾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分析公债效应的组合平衡模型（mrffoliobalancemodel），论证了如果调换后的公债与实物资本的替代性比调换前更差，那么这样的公债管理操作则可以促进实物资本需求的增加，从而导致“挤入效应”（crowd-ing-ineffect）。他的研究实质上是将托宾的理论进一步实证化、模型化，结论也与后者不谋而合。

罗里（V.V.Roley，1979）则从另一个角度建立了公债管理政策的研究模型。他将马科维茨的资产组合中的效用最大化思想和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多种证券均衡决定的方法应用于公债管理的组合模型中，利用拉格朗日方程推导出：公债管理对实物资本需求的影响取决于资本的方差和各种公债与资本的协方差。组合中的方差与协方差越大，投资的风险越大，此时投资者为降低风险就会减少对资本的需求，资本需求的下降直接降低了托宾的q值，从而对经济产生紧缩效应。政府可通过计算特定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方差和各种公债与资本的协方差，确定不同的公债结构调整方案，根据需要选择扩张性的债务管理政策、紧缩性的债务管理政策和中性的债务管理政策。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家在研究公债管理政策时加入了越来越复杂的统计方法，以此来精确计算公债管理对金融变量（如利率）和实物经济变量（如经济增长）的影响。Agell和Persson（1992）建立了资产组合的条件方差—协方差模型，并采用了多种方法进行估算。由于组合调整的间隔取决于投资者的时间观，他们首先根据整个考查期内的季度数据和月度数据进行了测算。其次，在实践中的某一个时点上进行组合调整的依据并不是整个考查期间资产的收益状况，而是在此之前的历史数据，因此Agell和Persson又采用了移动样本历史数据测算法。历史数据并不是投资者进行组合的惟一依据，根据有效市场理论，未来资产的市场价格反映了现在投资者所能获得的所有信息，“投资者的信息集不仅包括政府在货币政策、税收政策、公债管理政策等经济政策重大调整等‘合理信息’，还包括与市场基础价值无关的谣言等‘噪声’”。为更贴近现实，他们采用了华尔街市场中的期权报价作为投资者对市场预期的真实反映。经过测算，二者发现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公债期限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不仅小而且还不稳定，这一结论随着测算方法逐渐现实化和复杂化表现尤甚。Wallace和Warner（1996）在以后的研究中也得到了与之类似的结论。

政策管理范文篇4

关键词：医保政策;医院管理;医保基金会;促进

临床科室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要求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建立健全合理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全面实施深化改革，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对全民医保制度健全完善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而医保的全覆盖、老龄化的到来和城镇化的提速等无疑都要提高其保障水平，增加医保基金支出。医院医保办作为一个平衡枢纽，不仅要与医院临床科室、医院职能部门相互协调工作，同时要加强与医保经办机构的交流，积极推行政府的医保政策，为参保人谋求更多的利益。

一、医保政策在医保管理中的作用

政策是制度建设的魂和根，决策则是决定性的环节。医保管理从表面上看主要关注的是医保基金额度的使用，把基金收支是否持平放在了重要位置，但实际上积极为临床一线提供政策信息，站在服务对象的角度思考问题、制定管理措施，以患者和医务人员的利益为出发点，有姿态、讲诚信、有方法，才能取得临床科室和信任和支持。具体说来，一是为进一步加强医保管理，完善医保考核制度，结合我院医保实际运行情况，制订了《关于加强医保管理的规定》，目的是加大规范诊疗行为，确保合理用药、合理检查、合理收费的管理力度。二是为进一步完善我市医保政策体系建设，夯实信息管理基础，引导合理医疗消费，根据市政府、人社局及社保中心等部门的文件要求对全院医师信息进行基础数据采集，完善“阳光医保”工作。

二、合理运用医保政策，完善医保管理制度

管理的宗旨是服务。医保办通过开展医保政策和管理知识的学习和讨论，加大对专业理论及实践的培训，以此来增强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能力。

（一）加强管理

年初根据社保中心下发的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下达相关的考核要素。根据医保考核要素实行月考核、季平衡、年总结的考核办法，确保基金正常运行。对职工医保超支按8％扣绩效，居民医保超支按10％扣绩效，职工医保均次（药品+材料）费用超支按10％扣绩效，医保办利用信息系统统计、分析、测算、下发、追踪考核工作。

（二）强化考核

强化“三合理”，规范医疗行为。目前我院的三合理检查分为院内查、院外查两种。院内查根据每月考核超支排位来随机抽查病历；院外查分别有社保中心、社保监控平台及大病保险公司对出院病历不定期的抽查。对违规和不合理的费用由原来的按1～3倍比例放大后给予扣除调整至按3-5倍的比例放大后给予扣除。

（三）务实高效

围绕社保中心对各家医院的专项检查，结合医院“三合理”检查情况及时汇总、通报，联合药剂科加强对临床合理规范使用辅助用药的监管，同时联合医工处严格控制临床对高值耗材的合理使用，指导科室围绕相关要素做好各项医保工作，合理调整收入结构，提高收入含金量。

（四）了解需求

医务人员是医疗服务的主体，医疗服务的过程伴随着医保基金的使用。因此，依靠医务人员，调动积极性，逐步树立自我控费意识的重要性。医保办通过及时了解医务人员的需求，利用信息化系统，指导他们正确执行医保政策。同时，针对医保政策的出台，医保办对相关医保政策进行了深入解读、分析、测算后及时在OA网上公布，指导各临床科室及时调整工作思路。

（五）注重沟通

加大对大处方量的提醒、实施自我监控系统等等，将日常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归档，深入临床展开“面对面”交流，进行“集中式”答疑解惑，如：在“职能处室与临床恳谈沙龙”活动中，针对血管外科提出的“主动脉弓上手术技术要求高、难度风险大，是我科重点攻关技术之一。但其治疗费用相对较贵，客观上制约了这类手术的开展”这个问题，医保办主任详细解读了院部关于攻关技术和院控技术的扶持举措，彻底消除了临床科室的顾虑；针对各临床科室提出的“居民医保核算”、“医保规定用药目录”、“外埠来锡肺移植病人参保”、“临床科室月度核算”等问题，给予耐心解答、精心指导，同时，对临床提出的部分非医保类问题以及需要多部门、上级主管部门协调解决的问题，认真记录在案，拟与相关部门联系后再作答复。临床科室的医保工作疑问得到了较好的答复，对下一阶段根据现有医保政策促进科室科学发展、提升服务患者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思考和认识。

（六）精心指导

医保办在院部对血液科及肝胆外科超支情况展开的主题行政查房中，对二个科室的医保费用、收入构成进行说明，并分析了科室超支存在的原因，指出了二个科室的共性及个性问题，提出了改进措施。要求两个科室要加强管理，做好调控，关注药品、材料的使用问题，严格与市医保政策保持一致；针对胸外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指出胸外科是一个品牌响、风险高、技术好的省级重点专科，往发展的角度来看，科室有成就感。对存在问题的分析中提出要根据科室实际情况，加强沟通反馈，调整收入结构，控制药品与材料的使用，降低患者支出成本，用高质量的技术吸引周围的病人。

（七）合理引导

结合医保费用管理，在政策及费用上加大对各临床科室开展新技术、新项目的支持与投入。自2012年起，对外科根据手术量、手术等次及腔镜技术，内科根据危重病人占比，在平时考核及年底的总平衡中都给予补助。2015年，为顺应医院由“临床型”向“临床研究型发展”，进一步提高我院医学科技创新能力和医疗技术水平，结合医务处给各临床科室下达的目标任务书中院控技术、攻关技术的要求，医保办进一步在政策上加大对各临床科室的倾斜。

三、加大政策宣传与培训

（一）加大宣传力度

定期组织医保政策培训，不定期就不同主题召开专题会议、及时向院领导反映医保的相关问题等。

（二）制定培训计划

对工作人员进行政策和操作培训，配合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对参保人员进行医疗保险政策宣传和教育，认真做好医疗保险政策咨询、问题解答等工作。

（三）多形式的宣教

利用医院内网、外网、电子触摸屏及媒体等多种形式，有针对性的宣传和介绍医疗保险政策，费用支付规定、报销工作流程等。

四、加强医保对外沟通，注重与患者交流

良好的沟通是成功的关键，医保管理是医院管理的一部分，更是一个窗口部门。在工作中，面对上级部门我们要积极为医院争取政策。如：（1）虽然上级部门对新技术、新项目的补助还没有落实，但医保办结合医保费用管理，在政策及费用上加大对各临床科室开展新技术、新项目的支持与投入。（2）为进一步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降低参保人员的个人负担，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床位周转率和医疗服务效能实行的按“病种付费（含日间病房）”的实施过程中，医保办一方面及时与上级部门沟通协商，一方面与相关职能部门协调，制定具体的管理规定和操作流程，获得了科室的认同，加强了管理的有效性。（3）医患关系是互动的、双向的。面对一些不了解医保政策的患者，我们通过与患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沟通，使患者在了解医保政策的同时能享受到更多的关怀。如：医保患者非常关注的住院费用的自费部分，对此经常提出质疑，甚至由此可能引发纠纷和投诉，向病人解释清楚，向他们提供费用明细，以避免医疗纠纷。同时也加强对医保患者的医保政策的宣传，让患者真正了解基本医疗保险中“基本”的含义，降低对基本医疗保险过高的期望值。

五、加强医保对内管理，推进与临床联动

医院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沟通效果直接影响到医院的整体利益，因此通过相互协调、相互交流，进行有效沟通，达到相互补充，互相信任的沟通效果，这样才能保证各部门间的团结合作。医院各科室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不仅会关系到同事间的和谐团结，而且关系到医院工作的顺利开展、各项工作指标的顺利完成，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医患关系。如：对临床科室，在加强管理的同时对各项考核有根有据，以理服人，而不是敷衍了事。我们在年初下发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并制定总额核定相关工作，组织各科室认真学习，使科室明确目标；每月上网公布医保总额执行情况，对超支科室及时提醒，让科室及时了解政策，掌握并及时动态调整医保考核方法；针对居民医保基金紧张，同时对各科室下达了居民医保均次费用控制标准；听取一线医护人员的意见，对临床科室提出的相关问题及时给予解决，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传。根据现有医保政策精心指导、促进科室科学发展，提升服务患者水平；发挥医保政策在医院管理中的作用，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指导临床科室合理收治、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收费，真正做到因病施治，切实减轻患者负担，确保医保基金平稳运行，最终达到医保基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百姓满意，医院获利”的双赢局面。

作者:陆新娟 朱蓉娟 马玉婷 单位:无锡市人民医院

参考文献：

政策管理范文篇5

关键词：物流产业政策问题完善

产业政策为一种重要公共产品，是产业发展的制度基础。产业政策可以加速对市场失灵的校正，但同时也存在政府失灵的现实风险，如何低成本、高效益地推进物流政策领域的制度创新，对于正处在产业上升期的我国物流产业是急需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关系到相关职能部门利益和业界利益的敏感问题。

产业政策主要包括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产业分布政策等，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交叉，形成一个有机的政策体系。产业组织政策主要包括反垄断政策和公共管制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主要包括支柱产业政策、衰退行业援助政策、产业发展的技术政策、幼稚产业的保护政策、高新技术产业化政策；产业分布政策主要包括产业空间分布政策、产业区际经济协调政策。产业政策的功能主要是弥补市场缺陷，有效配置资源；保护幼小民族产业的成长；熨平经济震荡；发挥后发优势，增强适应能力。对于产业政策的作用，“市场失效”和“政府失效”理论有不同的认识，但通常认为：在产业经济发展的导入期、衰退期，产业政策的作用至关重要，而在产业经济进入成长期和成熟期，产业政策则趋于无效。产业政策的操作手段主要包括：经济手段（主要有财税措施、金融措施、价格措施、政府采购与收入调节等），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如信息指导、行政审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制度改革等）。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与政府其他政策一样，产业政策同样是利益集团反复博弈的公共选择结果。

我国的现代物流产业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从产业发展的整体水平来看，尚处于产业发展的导入期，且面临开放物流业市场后世界级物流企业的竞争；从我国物流产业的市场结构角度看，行业集中度过低、缺乏有实力的大企业，物流服务的差别化较低、缺乏必要的产业分工与协作、低水平恶性竞争严重；制度性退出壁垒过大、兼并重组的成本过高等问题十分突出；从物流产业技术创新的角度看，受企业规模和风险及其分担方式的影响，物流企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的速度较慢；受信息不对称、存货、沉没成本的影响，市场出清机制还存在较大不足；从政府公共管制的角度看，不同领域内的管制过多与管制不足并存；从产业布局的角度看，一些地区的物流基础设施与其整体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及生产力布局不协调；从物流基础设施的分布看，物流基础设施受体制影响，缺乏统一的规划衔接、节点设计落后、通用性较差等等。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缺乏产业政策指导或产业政策不合理造成的。因此，需要通过知识的普及、专家型管理者的引入等手段降低制度创新的成本，并通过选择适宜的产业政策推动我国现代物流产业的发展。

国外发达国家物流业发展较早，相应地物流产业政策也比较成熟，其中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欧洲的物流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强调政府的任务是监督和控制。监督物流业的发展是否符合宏观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要求；控制物流业的布局及其规模与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二是对基础设施建设强调联邦政府统筹规划、州政府扶持建设、企业自主经营的发展模式。联邦政府在统筹考虑交通干线、主枢纽规划、生产力布局、物流现状的基础上，根据各种运输方式衔接的可能，在全国范围内规划物流园区的空间布局、用地规模与未来发展。州政府提供建设用地及交通设施，并把物流园区场地租给企业，与其按股份制形式共同出资；三是物流体系的标准化、共享化和通用化。全欧铁路系统及欧盟提出：要在未来20年内，努力建设统一的铁路体系；四是行业协会的作用突出，在代表和维护行业利益、影响欧盟物流政策上发挥的作用较大。

美国联邦层次的物流管理机构，主要包括各种管制委员会，如州际商务委员会、联邦海运委员会、联邦能源委员会等。此外，联邦法院、各行政部门负责司法、行政工作，而立法机构则是总的物流政策的颁布者。美国政府强调在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的前提下，不断通过宏观政策的引导，以现代物流发展带动社会经济发展。

在其2025年的《国家运输科技发展战略》中，规定交通产业的总目标是：建立安全、高效、充足和可靠的运输系统，其范围是国际性的，形式是综合性的，特点是智能性的，性质是环境友善的，而《美国运输部1997-2002财政年度战略规划》则成为美国物流管理发展的里程碑。近年来，随着现代物流业在我国的兴起，在学术界、实业界的推动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物流产业政策。

从已公布的规划看，我国的物流产业政策涉及的内容主要有：一是强调产业功能定位和区域经济功能定位。二是培育物流需求、促进第三方物流企业发展。三是统筹规划物流设施建设，重点加强物流节点规划，力求实现多功能、多种运输方式共享；在用地、物流园区一定年限财政资金返还、资金扶持、城市交通管制等方面协调配合；四是优先发展物流信息化，支持物流信息平台建设，积极推动EDI、GIS、GPS、SCM、POS、ERP、MIS等先进信息方式和手段的应用，同时，强调数据标准化、企业信息化和电子商务等的发展；五是重视物流标准化工作；六是强调物流人才的培养。

我国的物流产业政策尚处于形成的初期，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这突出表现在：产业政策的经济学理论准备不足。迄今为止，在我国尚无系统、令人信服的物流产业政策的理论研究。为数不多的涉猎者，也多是对某一实际问题的探讨和对国外有关理论观点的介绍。正缘于此，使我国的物流产业政策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前瞻性，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显得苍白乏力；对产业发展的基础情况和国外产业政策的实际运作掌握的都比较粗略。这在客观上削弱了物流产业政策制定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影响了对国外成功物流产业政策的学习和借鉴，加大了政策运用成本；产业政策形成中的部门协调难度大，政策传导受政府体制的影响较大，且行业中介组织和大企业在政策形成中的作用较弱。这就使得物流产业政策出台慢，实施起来障碍多，由于行业组织和企业参与不够，一些政策规定难免脱离实际；过分强调经济手段的作用，对法律手段、管理手段、科技手段等其他手段的作用认识不足，应用较少。在经济手段的选择上重视投资手段，而对金融手段的重视不足。于是导致物流产业政策手段体系不完备，缺乏足够的力度；产业政策实施的权威性不强，相应的手段保证不足，从而影响政策的有效实施。

政策管理范文篇6

(一)政策管理的界定

对于公共政策管理，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界定。学者吴定在《政策管理》一书中认为所谓政策管理，是指采取科学的、系统的以及条理的管理知识及方法，用于了解公共政策相关的概念与理论，并且有效管理政策运作过程的各项活动，进而妥善处理相关政策议题，实为政策实务人员、研究者及一般社会大众，对政策议题具有兴趣者所共同关切。［2］(P16)总体而言，公共政策管理应包含以下几个特征:在本质上属于一种管理行为和管理过程的统一;在目的上旨在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在实现方式上表现为充分运用现代管理手段和方法。由此，我们认为，公共政策管理就是公共政策管理者依据政策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运用协调、组织、控制等手段和方法，以提高政策运行质量和效果为目标，有效化解政策冲突、强化政策监控，确保公共政策目标实现的管理活动和过程的总和。

(二)从管理工具到工具管理的转变

公共政策管理研究是理论研究的拓展，也是公共政策现实运作的客观需要，这既是理论研究的凸显，更是对实践活动的回归，这也必然将拓展现有的公共政策研究范围，转换研究视角。无论是从公共政策自身运作，还是从公共行政的运行来看，公共政策管理都是公共行政管理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公共政策运行系统不可或缺且亟待强化研究的领域。从理论研究来看，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某一领域的公共政策管理。如货币政策、高兴技术产业政策、环境政策管理等，这些研究集中从某一类型的政策管理着手分析，然而，从政策系统来研究和分析政策管理这一问题还显得不足。我们强调和关注公共政策管理研究，对拓宽公共政策理论研究领域和优化公共政策体系，调整公共政策运作过程有着重要意义。

二、从管理工具到工具管理:公共政策管理研究的价值

公共政策管理追求的是政策的效率和实际效用的最大化，这是公共政策管理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具体而言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升公共政策绩效的重要基础。毋庸置疑，公共政策已经成为公共行政组织和行政部门实现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协调最为重要的工具之一。公共之策有序化、合理化程度直接影响和决定了公共政策本身的质量。公共政策能否取得实效，除了取决于其完整性、科学性外，更关键在于其效力大小的体现。1999年，我国政府推行的西部大开发政策，旨在通过具体倾斜性区域政策实现西部地区的发展，改变我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之间的差距。但是，这项区域政策的实施并没有改变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的现状，而且区域之间的差距仍在扩大。［3］(P232)究其根源，公共政策本身缺乏必要的管理，进而导致的政策有效性不足、政策支撑力度不够是重要根源。从公共政策过程来分析，公共政策效力形成和运作有着其内在的规律性———公共政策效力递减规律。在公共政策运行过程中，极易发展发生“衰变”或者“变异”，因此更是需要通过公共政策管理来确保其效力的发挥与提升。第二，化解公共政策冲突的主要途径。公共政策作为政府管理社会，实现社会秩序化的重要工具之一。“‘政策’首先与秩序有关。政策暗示着系统和一致性。”［4］(P12)公共政策所维护的社会秩序性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体现尤为突出。然而，公共政策冲突却使公共政策陷入困境之中:公共政策是规范和引导人们的行为，引导社会和谐有序的重要工具之一，但公共政策自身却存在众多冲突，政策之间以及政策内部的冲突无疑将制约和限制着政策本身的有效性发挥，以及公共利益的实现和维护。公共政策要确保其秩序性，自身的一致性和系统性就十分关键，从这个意义上来审视政策管理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第三，降低公共政策成本的关键所在。公共政策过程依赖于政策资源的支持，然而，从成本———收益角度来看，公共政策之间相互抵触、“打架”，政策朝令夕改等问题引发决策、维护、监控、风险成本的增加，这不仅会导致人、财、物的损耗和浪费，还会引发社会对政府公共行政的信任衰减，导致政策成本的不断增加。重视和强调给予公共政策管理必要的关注，有助于减少因为政策监管不力导致的政策资源浪费，进而降低公共政策成本。第四，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的重要支柱。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个‘以行政为中心的时代’。”［5］(P47)对一个民族的经济增长来说，比文化素质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政策。［6］(P271)可见，政府的政策在政府效能中的重要地位。而政策管理无疑成为确保公共政策有效运行，进而不断提升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管理部门的治理绩效的一种有效手段。政府除了制定和执行相关公共政策，重视公共政策监管外，也是确保其行政目标的实现，助推政府行政效能提升的重要内动力。

三、公共政策的特性:公共政策管理的内在逻辑

政策是需要管理的。公共政策管理的形成和产生绝非主观臆断而来，公共政策本身以及运作过程的内在特征是公共政策管理产生和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进行公共政策管理行动的内在逻辑。

(一)公共政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在现代公共政策运行过程中，政策目标多是通过政策组合来实现，进而构建起涵盖集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诸多领域的政策系统。在公共政策内部集政策主体、客体、环境、资源等多种要素于一体，其运行也是一个极其复杂多变的过程，这就构成了公共政策内部多个子系统。因此，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角度来看，公共政策的构成和运行是复杂多样的，要确保公共政策的有序运行绝非易事。公共政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客观上需要给予必要的管理。一方面，无论是公共政策咨询、决策、制定、执行、反馈，还是评估、调整、终结都需要政策主体做出合理化、科学化的调控，否则，这必将影响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现代公共行政管理日趋复杂化，这就更需要公共政策的运行主体时刻确保其运行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公共政策环境系统迅速变革，也给公共政策运行带来了新的挑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时期，国家制定了大量的政策，但是新旧政策之间仍在相互交错，相互冲突。同时，社会变迁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政策之间相互协调和监控存在的问题等等这些因素更为确保公共政策目标的最终实现带来了重重困难。加之，公众对公共政策需求多样化，要平衡和协调好公共政策各利益之间的诉求又绝非是单一政策可以实现的，这就需要在客观上强化政策管理体系建设，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管理制度、体系和组织机构。

(二)公共政策的工具性与可控性

公共政策不仅是推行政治统治的工具，也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工具。在政策过程中，政策工具是政府能够用以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的一系列机制、手段、方法与技术，它是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的纽带和桥梁。［7］政策目标实现的关键在于设计和选择有效的政策工具。随着“国家机构的膨胀、国家职能的扩大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政治生活的一种普遍现象，行政机关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人类进入了一个‘以行政为中心’的新时代。”［8］(P249)公共政策在利益控制、矛盾调节等领域中的工具性日渐显现。实际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社会，公共政策一直以来就被作为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而存在。在西方国家应对经济和社会危机中，公共政策的工具性就更为明显和突出。以公共政策的执行来分析，不管我们是以“自上而下”的途径来设计政策执行模式，还是以“自下而上”的途径来研究政策执行过程，政策执行的实质或过程总是包含着在可以利用的工具箱中选择一种或几种政策工具。正如胡德(C.Hood)所言，政策执行就是工具选择的管理过程。长期以来，我们对政府机构及其人员在政策执行中的正当角色和职责功能比较重视，而在如何选择合理的工具来执行政策以有效达成公共目标上则较少关注。加之，公共政策工具的逐渐丰富和多元化，在相当程度上为政策主体的选择提供了更多自由裁量的空间。为了避免过度自由裁量权给公共政策带来风险，客观上需要对公共政策进行必要的管理。在理想状态下，公共政策是人类理性行为的杰作。但是，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公共政策几乎难以确保都在理性的状态下去完成和实现。相反，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公共政策不能够顺畅的运转。其根源在于公共政策不能够按照人的纯理性设计来实现。因为无论是公共政策本身，还是公共政策过程都是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统一。公共政策本身并不能自动地达成人们所期望的目标或者效果，所以需要对其运行实施必要的管理。在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等环节，由于信息不充分、有限理性、利益偏好、意外事件等诸多原因，使得政策方案不完善，公共政策或被误解、曲解、截留、滥用、附加或停滞，并最终导致政策执行不力，直接影响政策本身的质量及执行结果。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水务局下属的江堤处在松花江大堤被水坡30米以内，该下属部门在此处建造了一栋气度不凡的大楼。虽然哈尔滨市水务局知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那种地方是根本不允许建造永久性建筑的，但执行法律的部门恰好就是水务局自己的下属部门。该事件被媒体曝光以后，他们“变通”了一下，把大楼重新申报为“水务部门的临时办公场所”。因为根据相关的规定，水务部门是可以在大堤附近建房办公的。公共政策的可操作性在这里被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公共政策的弹性过大，加之政策系统内缺乏必要的政策管理，无疑是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问题不断上演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必须对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尤其是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加以监管，以保证公共政策过程目标最终得以贯彻与实施，并及时发现与纠正政策偏差。人为的主观因素就使得公共政策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具有可操作性，可以根据政策主体的需要作出调整和转换。同时，因为政策主体对公共政策本身的可控性，也必然导致公共政策合法性的缺失，遭遇合法性危机。

(三)公共政策的系统性与非秩序性

公共政策过程及其运作的每一个过程都显示公共政策本身的系统性。公共政策绝非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公共问题的行为规范。公共政策往往要解决和协调公共领域中的整体性和综合性，这也决定了公共政策的系统性。从公共政策过程整个运作体系来考虑，就单一政策的运行体系而言，包含了政策问题的形成、提出，政策议程的形成，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调整、完善与终结。每一个阶段和过程都包含了极为复杂的运作过程，公共政策体系内部也需要不断强化公共政策本身的管理。如果公共政策缺乏内在的相互协调性，公共政策冲突就不可避免，进而危及公共政策体系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一旦公共政策的整体性、系统性遭到破坏或者存在缺陷，也就难以从根本上确保公共政策对公共利益的实现与维护。同时，公共政策问题往往具有相似性，因此，一些地方和部门往往在对公共政策吸收和引进的过程中，较为重视公共政策借鉴，但是往往忽视公共政策在本地区、本部门内部的适用程度，存在将不同时间、不同区域和文化背景下的政策生搬硬套地运用到自身所辖的领域内。现代公共管理体系运作的系统化，也逐步使得公共政策本身的发展更加体系化、复杂化。公共政策的运作也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运作系统，政策体系中往往包含规制性、激励性、导向性政策。作为“对社会价值所做的权威性分配”的公共政策表现为一种公共管理活动过程，是政府管理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作过程是在公共政策主体主导下进行的，运作的效果往往受制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公共政策实践中出现了大量政策非有序化运作的问题，这直接危及了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并进而危及或损坏公共组织应有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大量公共政策失败、失效、冲突的现象表明，公共政策并非都是按照政策主体的预期来有序运作的，反而在运作过程中表现出破坏原有秩序，使得公共政策活动陷入混乱的局面之中。如湖北省汉川市报载，政府《关于倡导公务接待使用“小糊涂仙(神)”系列酒的通知》对各单位喝酒指标规定得清清楚楚:市政府接待处10万元，市公安局2.5万元，仙女山镇7万元，马口镇5.5万元等等。该市包括各局、各乡镇在内的105个单位，2006年需完成“任务”200万元喝酒任务。而更令人不解的是红头文件规定对于完成年度用酒计划的单位，将按10%奖励，对未完成计划的单位将通报批评。从这则案例可以看出，公共政策一旦非有序化运作必将危及公共利益。

(四)公共政策的稳定性与变动性

公共政策本身是在一定时期内，政府或者公共部门为解决或应对公共问题而制定、实施相应的措施或者对策。这也就表明了，就某一特定或者具体公共政策而言，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所出现的事物，具有明显的时效性的特征。换而言之，公共政策是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即是一个连续不断、高度复杂的演进过程。政策本身的稳定性与变动性相互构成一对矛盾:公共政策需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这是确保其权威性和有效性的重要基础，更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客观需要。政策一旦缺乏稳定性，朝令夕改，变动幅度过大，频率过高，往往导致政策制定和执行成本增加，资源浪费，甚至是抵制性现象的产生。同时，普遍的、结构性短期行为影响政策效力，必然引发公众对公共政策不信任，其权威性、合法性必将受到损害。公共政策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其变动性是绝对的。公共政策需要根据公共问题的变化作出必要的调整。公共政策需要随着时间和空间的转换不断发生变化。公共政策所产生的效应也往往随着这些外在时空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一旦不能及时有效的做出调整，必将会影响公共政策效应的发挥，有时甚至产生负面影响。这就从客观上要求对公共政策进行必要的管理，对于过时的公共政策进行及时的终结，不然就必然导致公共政策体系的混乱，并进而引发公共秩序的混乱。2000年，辽宁省东港市“专卖办”规定“酒类经销户一律不得销售外地啤酒”，而所依据的文件居然是1978年4月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更为离奇的是当地法院也将此文件作为实施处罚的依据。［9］引发这些混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公共政策主体对公共政策时限性的管理缺乏是导致这一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无论是政策的稳定还是变动，对公共政策管理而言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五)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与利益性

政策管理范文篇7

一、隋代商业的经营管理政策及特征

隋朝以前的封建王朝大多采用对民间商业遏制的方式，汉朝统治者借鉴及发展了管仲的“官山海”思想，实行了严格的盐铁官营政策，对历代王朝产生了重要影响。到了隋朝，国家对商业管理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改变了传统控制、禁忌的政策，对商业采取了全面开放的政策，使得社会资源得到了合理的配置，最终经济得到了复苏，社会呈现出繁荣景象。隋文帝时期，政府对商业管理重新定位，其主导思想是与民休息。在这种宽松的社会环境下，出现了开山泽之禁、除入市之税的良好政策氛围，为民间商业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隋代商业管理根据资源分布情况可分为中央及地方经营两大类，其内容也不尽相同。中央的手工业经营及管理主要由尚书省工部、少府监、光禄寺良运、太子家令司、尚宫局等组成，其中的尚书省工部是总政令机关，掌管国家整个的手工业生产。隋朝政府对地方商业的管理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本身或中央直接派员管理，且经济管理还自成体系。太府寺作为国家的储藏及物价的调节机关，与地方政府职能的相关性降低。兴盛一时的隋代商业到了隋炀帝时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在商业管理政策方面，前期许多较好保护商业的政策没有很好地沿袭下来，同时，统治者无视经济规律，对商业直接干预成为了导致经济衰微的直接原因。商业的稳定及发展一定要以社会的稳定为基础，但是隋炀帝时期过度征收劳役，极大地破坏了商业发展的劳动力来源，特别是造成了农业的大萧条，进而使得商业失去了重要的原材料及销售市场。隋代商业在短短时间内走向了发展与繁荣，同时也在较短时间内转向了衰落，这在任何朝代都很少出现这类现象。这除了隋炀帝个人的因素外，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制度及管理政策原因。

重本而不抑末是隋朝前期发展商业的主要管理措施，实现了资源与政府的共享，不但允许多方经营，而且还免受关市之税，这些前所未有的商业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隋文帝的这一政策是对当时国家财政的根本性调整，主要是根据隋朝小农经济的飞速发展及“输籍制”使得政府的农业税费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这是隋王朝明显不同其他的朝代的显著特征。这些商业管理政策的实施使得隋朝社会经济重新获得了活力，新生政权得到了稳固。同时，这些政策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以前，中国的商业完全是一种自然状态，隋朝开始放开铁、盐、酒等商品经营的禁忌，是社会利益的重新整合与再分配。隋朝实行这些政策有着一定的必然性，一方面，连年的战争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如何恢复生产成为了主要问题。另一方面，隋朝政权是通过不正当途径获取的，统治者为了获取民心及打击其他政权，在政治上有着安抚民心的作用。对商业管理方面，隋文帝及隋炀帝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隋炀帝在社会经济取得巨大成果基础上，对当时的社会生产不加重视，并企图将国家及社会成本转嫁到工商业身上，对它们进行了残酷的剥削与压榨，严重损害了当时的社会基础，进而加速了政权的衰微。

二、隋代商品贸易的管理政策

隋朝时期，统治者对商品流通及贸易的政策较为宽松，没有设置较多的障碍，这样商品的流通及交换的发展刺激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再加上政治上的稳定、大运河的开凿等，直接促使了隋代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及繁荣。隋代以前各朝为了扩大税收，对商品贸易设置了众多的税收项目，这样就限制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及商业的繁荣。但是，隋代对商品贸易实行了较为宽松的政策。杨坚统一中国后，为了稳定当时的政治形势，故而废除了入市税收，并在社会经济稳定后向全国推广这一政策。这样就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及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积极性。随着大运河的开凿及南北经济的交融，逐步建立了统一的全国市场。在管理机构上，隋文帝时期是由司农寺掌管，到了隋炀帝时就改为太府寺掌管。它们的最高行政官员的品级都较高，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统治者对商业发展的重视。在具体管理形式上，中央与地方有着明显的分工，在中央有两京市令，在地方上有不同级别的市令，这样就组成了一个掌管商业流动的较为完整的体系。为了有效保障商品交易的顺利完成，隋代政府对商品市场进行了具体的管理规定。隋代不允许随便的商品交易，虽然没有规定具体的时间，但是它对交易时间还是有所限制的，如“二十门分路入市”。可见，隋代的商品交易是在政府的统一安排下进行开市与闭市。在交易地点的选择上也是由政府决定的，并将其纳入统一的城市规划当中。在城市内，政府专门设立了严格的坊市制度，将商业区与居民区分开。例如，隋代根据需要专门设立了两京五市。在商品交易时，政府可以根据需要调整交易的地点。

由于商品流通没有加以限制，同时政府为了加强中央的控制力，政府特地将一些地方性的大商户迁至京城。同时，隋代政府也将度量衡标准的统一作为商品交流的前提。当时隋朝政府统一制定了度量衡器，《隋书•律例志》中记载“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这对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隋朝政府还对商品交易进行了管理与维护，严格打击市场上的不法行为，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发展。隋代对民族及海外贸易也非常重视，特别是隋炀帝更加重视海外及民族贸易。这种贸易主要是政治意义，其目的是扩大政权的影响力及对周边地区的控制力。隋代对货币及物价的管理也有所创新，在货币政策上，铸造新五铢钱，并重新确定了价值尺度，建立了新的货币信用制度。这对商业及社会经济的繁荣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在物价调控上，隋朝政府采取了广泛设仓的政策，这就大大提高了储备能力，为物价的平稳创造了丰厚的物质保证。隋代相对宽松的商业管理政策使得商业经济充满了生机，规范并保障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尽管隋朝后期出现了商业管理政策上的变异与扭曲，但是与其他朝代相比，隋代有着显著的重农而不轻工商的特色。隋代商业作为其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属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其发展依赖于政治制度的保障及政权的稳定。隋朝前期由于实行较为开明的抚民以静经济政策，社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特别是商业逐步走向了繁荣。隋代的商业数量较少，同时还对下层民众开放了盐、铁等利润较大的行业。可见，隋代的商业管理政策是官不与民争利，这点可从公廨钱的经营管理方式上看出。公廨钱是隋代财政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隋朝政权曾拨给京中及诸州官府部分经费，并作为他们经营商业的资本，以补贴其官俸的不足。苏晓慈认为这是与民争利，建议废除公廨钱，改用给地以营农的方式来解决官府的财政问题。其具体做法就是不再给官府公廨本钱进行投资、生息等，而是根据行政级别直接拨发土地，以地租收入等形式充当行政经费。这样就避免了公廨钱制度出现的诸多问题。隋炀帝时期王朝逐渐走向衰落，商业成为了政权重要的压榨对象，可见，政策在商业的发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并直接决定着商业的发展道路与趋势。

政策管理范文篇8

关键词：肺炎；矿业政策；矿业企业

1疫情冲击矿业市场，带来矿政管理政策需求

1．1短期内大宗矿产品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出现大幅下跌。疫情暴发至今，全球矿业市场受到严重冲击，并呈现出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疫情暴发初期（2020年1月17日～2月3日），国内疫情冲击全球矿业市场，导致大宗矿产品价格普遍下跌，矿业公司股价普遍下降。从期货市场看，伦敦金属交易所矿产品价格2月5日与1月20日相比，基本金属期货价格：铁矿石下跌15．5％、铜下跌9．7％、铅下跌7．5％、锌下跌11．6％、铝下跌5．3％、镍下跌8．5％；上海期货交易所国内矿产品期货价格：铁矿石下跌12．4％、铜下跌7％、铅下跌9％、锌下跌6％、铝下跌4％、镍下跌2．8％。从现货市场看，根据Wind数据库和长江有色金属现货市场价格，铜下跌6．6％、铅下跌7．2％、锌下跌6．1％、铝下跌5．6％、镍下跌4．4％。从股票市场看，国内上市矿业公司的股价从1月10日前后开始持续下跌，到1月21日几乎是集体暴跌，中国铝业、五矿资源、洛阳钼业、天齐锂业、兖州煤业等国内大型矿业公司无一例外［1］。第二阶段，我国出台大量支持政策（2020年2月4日～2月21日），国内矿业板块股票指数普遍反弹，国外主要矿业公司股票也出现反弹。国内矿业企业股价绝大部分在2月3日～2月4日触底反弹。截至2月24日，石油板块指数上涨7％、煤炭板块指数上涨11％、有色板块指数上涨23％、钢铁板块指数上涨14．5％、稀有资源板块指数上涨19％，部分公司股票甚至再创新高。第三阶段，国外疫情蔓延、趋重（2020年2月24日至今），导致国外股市普跌，大宗矿产品价格低位震荡，国内矿业股票市场震荡。必和必拓（BHP）、力拓（RioTinto）、淡水河谷（Vale）的美股市场股票价格再创新低，3月10日与1月17日相比，分别下跌43％、40％、33％。嘉能可（Glencore）、英美资源（AngloAmerican）在伦敦股票市场分别下跌33％、29％。1．2矿业企业亟需矿政管理政策支持。受肺炎疫情影响，国内不少矿业企业复工复产难度增加。一方面，用工紧张、运输不畅提高了企业的复工成本，同时矿产品价格下跌、市场需求下滑也使企业生产压力变大；另一方面，不少矿业企业存在涉矿证件到期办理、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疫情防控急需用矿项目相关手续办理等现实难题。基于此，矿业企业对于矿政管理政策存在大量需求。1．3大量矿政管理政策密集出台。春节以后，政府干预延迟股票市场开市，同时在金融、政策等多方面予以支持，其中就包括自然资源部和各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有效保障了矿业企业的平稳运行，大大提振了市场信心。据统计，针对矿业企业复工复产遇到的难题，自然资源部相继4项服务矿山企业的政策。宁夏、黑龙江、河南、贵州等26个省（区、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先后出台了多项涉矿政策，内容涉及适当延长矿业权有效期、延期缴纳出让收益、对急需用矿项目开通“绿色通道”、实行线上审批等。这些“非常之策”有助于解决矿业企业面临的现实困难，使其尽早复工复产，也受到各地矿业权人的普遍欢迎。

2疫情期间矿政管理政策分析

2．1部一级矿政管理政策分析。2020年2月13日～2月26日，自然资源部相继《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自然资源部矿业权审批登记申请有关事项的函》《关于延长2020年矿业权人勘查开采公示信息填报期限等事项的函》《关于疫情防控期间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有关事项的函》《关于疫情防控期间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评审有关事项的函》等四个服务矿山企业的政策。内容涵盖矿业权审批登记、矿业权人勘查开采公示信息填报、矿产资源储量评审、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这些政策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审批登记申请延期。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和补正期限、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申请延期至疫情解除后3个月，勘查开采公示信息填报期限延长至疫情解除后1个月。另一方面是优化线上服务。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评审由会议评审改为函审，并要求各地就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制作系统操作培训视频和培训手册，通过信息公示系统推送，运用电话、网络等形式与管理部门、矿业权人进行实时互动交流，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2］。2．2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矿政管理政策分析。截至2020年3月5日，天津、河北、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6个省（区、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相继出台疫情防控期间的涉矿政策（表1），主要归纳为7种做法。2．2．1推进“不见面”审批，提升审批服务效率。多数省创新工作方式，全面实行审批事项网上受理，推行政务服务线上办理，简化审批要件和流程，提升服务效能。通过运用现代通讯和信息化手段，即电话咨询、网上申报、电子邮件、传真等，采取特事特办、纸质材料暂缓提交、减少层级和环节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实现“不见面”审批，减少人员聚集［3］。其中，吉林、陕西等省还特别加强了矿政工作人员在岗值守，并对外公开联系方式，及时解答矿业权人提出的问题。为了提高网上矿业权审批效率，河南省还明确了办理时间，将审批时间由法定的40日压缩到20日。2．2．2放宽矿业权和储量评审等申请时限，为矿业企业复工复产争取时间。在矿业权有效期延续申请、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矿业权人公示信息网上填报等方面，各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明确表示放宽申请时限。其中，对于疫情防控期间到期的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有25个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明确适当延续行政许可证的有效期，延长期限多数为疫情防控措施解除（省政府解除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后3个月，河北、湖南两省为1个月。在起始时间上，各地规定略有不相同。江苏、福建、四川、甘肃、宁夏等省（区）规定2020年1月1日后到期的可延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贵州、云南、新疆等省（区）规定1月24日后，天津、陕西、青海等省（区、市）规定2月1日后，黑龙江省规定2月4日后，河北、吉林、江西、河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青海、新疆建设兵团等则规定疫情一级响应期间到期的可延期。此外，青海省还对2月至4月到期的由青海省自然资源厅审批登记的70宗矿业权进行了梳理并公告。重庆市则明确表示，为了支持重点矿业企业复工复产，对2020年到期的矿业权依企业申请可顺延6个月。2．2．3调整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相关管理要求。浙江、河南、广西、重庆、甘肃、新疆等6个省（区、市）就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作出规定，适当延长缴纳期限，延期缴纳款项免缴资金占用费、滞纳金。在延长时间和缴纳方式上，各地略有差异。其中，重庆市规定不能按期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的，经批准可延期6个月缴纳；甘肃省规定缴纳期限可延长至疫情结束后3个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规定延长至疫情防控解除后30个工作日内；浙江省说明可适当延长缴纳期限，未明确延长时间，具有较大的弹性。在缴纳方式方面，广西壮族自治区提出对受疫情影响不能如期缴纳相关费用的，允许矿业权出让收益分期缴纳。与其他省延长缴纳期限相比，河南省则直接暂停矿业权出让收益的征收。2．2．4改进矿产资源管理查询、评审服务等工作河北、山东、河南、湖北、云南等5个省将矿产资源储量评审、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等审查方式由原来的集中会议评审调整为专家函审。同时，针对一些有急需评审诉求的项目，部分省也给出明确说明。其中，山东省规定，疫情防控期间原则上暂不组织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储量报告等评审工作，急需评审的，在确保评审质量的前提下，可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抽查核实。湖北省则明确，需以会审方式进行评审的，采用网络视频或电视电话等形式进行沟通交流；需现场核查的，矿业权人可先进行评审备案申报，待疫情结束后优先安排。此外，各省对评审内容中的涉密资料也有严格要求。2．2．5加快矿业权出让，保障矿产资源供给。疫情防控期间，浙江、河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重庆、陕西等省（区、市）为了保障对医疗应急设施、扶贫解困等民生工程的矿产资源供给，在加大对交通、能源、水利等重点工程的矿产资源保障方面出台多项优惠政策，如开通“绿色通道”，优先受理、审批，即收即办，简化矿业权抵押备案事项等［4］。针对砂石企业复工复产，河南省要求要加快建筑用砂石等大型矿山矿业权的出让工作，积极探索“净矿”出让，不断提高供给保障能力。广东省规定，要稳定海砂供应市场，加大重大项目砂石资源供应保障，开展新砂源的海域使用论证和储量勘查核实前期工作，动员督促现有采石场企业尽快复工复产，抓紧新设采矿权的出让，加快审批延续采矿权的登记。广西壮族自治区明确要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主动对接联系砂石企业，加强服务，督促指导尽快复工复产，保障稳增长项目建设的砂石稳定供应。重庆市要求，稳定碎石产能，保障全市重点工程和医疗应急设施等的砂石需求。海南省提出，要指导和帮助矿业企业特别是砂石土开采企业早日复工复产，加快推进三亚、澄迈、定安等市县建设大中型建筑石料机制砂一体化骨干基地。为全力保障电煤供应，贵州省简化生产煤矿采矿许可证短期延续登记；陕西省对煤矿变更、延续申请事项凡符合条件的优先办理。此外，重庆市还提出，要加快页岩气勘查开发。2．2．6加快组织推进地质勘查项目实施。为降低疫情防控期间对地勘项目实施的影响，山东、河南、四川等3个省针对地勘项目申报、验收的时间、方式均作出明确要求。其中，山东省对2018年度省财政地质勘查项目成果验收工作，延期至疫情防控解除后3个月内完成。河南省通过函审、网络视（音）频会议等形式对项目设计、组织实施、勘查成果等进行管理；对2021年度项目申报工作，通过网上办理、分散办公等方式，提前开展筛选、储备和申报等工作，保证工作的连续性。四川省对正在实施的省地勘基金项目和省页岩气调查评价项目结题时间进行顺延。2．2．7加大投融资平台对矿业的金融扶持力度。对于受到疫情影响的矿业企业，个别省通过政策引导，加大金融机构对企业的投资力度，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如河南省出台了专门的政策加大对矿业的金融扶持力度。通过充分发挥河南省国土资源开发投资管理中心在矿产资源领域专业投融资平台的作用，加大对矿业的投融资力度，帮助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同时，在河南省绿色产业发展基金的基础上，设立绿色矿山建设子基金，支持全省绿色矿山建设，缓解矿业企业的资金压力［5］。2．3矿政管理政策取得积极反响。矿业行业对实施上述政策措施反响积极。一是申请各类证照办理延期，为矿业企业提供了3个月及以上的缓冲期，解决了矿业权到期后无法正常生产的实际问题。二是矿业权出让收益分期缴纳或延期缴纳，以及免缴资金占用费、滞纳金等款项，减轻了企业负担。三是有力保障了涉及疫情防控的建设项目用矿，特别是一些地方的电煤供应，如贵州省自然资源厅2020年2月3日～21日，快速办理了21件采矿许可证的短期延续、变更，合计保障产能780万t／a，为当地电煤供应不中断提供了可靠保障［6］。一些矿业企业希望，网上申报、简化要件、电话指导、及时审批等“特事特办”的举措，能够成为“常态”。四是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快速高效的自然资源保障服务。从多渠道受理、开通“绿色通道”，到缩短办理时间，提供及时便捷的服务，均为企业快速复工复产提供了保障。

3需要关注的问题与建议

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及疫情结束之后，政策把握的口径、后续的服务以及有效的监管等问题值得关注。1）政策把握应一致。尽量避免部省两级、各省之间对延迟事项的范围把握不一致，以免对不同审批权限、不同区域的矿业权人之间造成市场环境差异。原则上，应该对所有不可抗力事项导致的矿业企业无法完成的审批申请，都予以延期。2）后续服务需跟上。各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积极主动作为，优化办事流程，指导矿业权人完善相关申请资料，进一步扩大各级网上审批和部省市县的联网审批，最大限度减少企业办事人员跑动和人群聚集，及时办理相关登记手续。同时，超前谋划疫情结束后的矿政管理相关工作，制定完善的预案，避免疫情防控措施解除后矿业权人“扎堆”申请，影响企业申报审批进度。3）有效监管要到位。对于延期或分期缴纳出让收益，在疫情结束后要有相应的监督措施，督促企业补缴到位。同时，在优化服务的同时，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还需切实履行疫情防控期间的监管责任。如海南省在疫情防控期间暂停开展自然资源执法动态巡查；浙江省简化了矿业权抵押备案事项，但需进一步创新方式方法，及时掌握矿业企业一线生产情况，加强对违法开采、违规抵押等行为的动态监管，确保矿业企业合法合规生产。4）减轻中小矿企负担。中小矿业企业解决就业能力强，在县域或者乡镇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因此应加大对中小矿业企业的扶持力度。对于审批权限在市县一级的矿业企业，要大幅度简化审批程序，做好各项管理服务，为中小矿业企业复工复产保驾护航。5）为矿企搭建投融资平台。矿业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特别是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肺炎疫情等的影响下，企业在做好生产经营工作的同时，急需通过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境内融资和境外融资等渠道，做好债务结构的调整，降低资金成本。政府通过搭建平台，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矿业企业的支持力度，在缓解企业疫情期间遇到的难题的同时，也对矿业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4结语

政策管理范文篇9

每个学科都有普遍而独特的大问题，无此不足以立学科［1］。哲学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即真、善、美之根本。数学的巅峰是破解世界级的猜想或难题，不断将人们对数学的认知边界向前推进。在自然科学，一个范式（paradigm）会确立本学科最重大的问题，所以常规科学都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所以，大科学要回答大问题，比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等。例如，物理学探究引力波等重大问题，以期追索宇宙的起源。在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也会探讨大“科学”问题，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这样的应用学科，同样需要回答大问题。比如在国际商务领域，学者们孜孜以求的大问题是：什么决定了企业的国际成败［2］？那么，公共管理与政策领域是否存在值得关注的大问题？在探讨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公共管理的大问题还是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从实务的角度而言，公共管理实践有亟待破解的重大问题。从学科的立场来说，公共管理学科也存在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理论与实践并非并驾齐驱，二者也未必亦步亦趋。与此同时，本文未将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加以区分，也未特别区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虽然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开始逐渐分化为两个领域，但是一直以来二者的联系多于差别。公共管理关注公共组织及其运转，以及政治与行政的互动关系；公共政策涉及政策的设计、形成、执行与评估等环节，而其每个环节都同公共管理密不可分。因此，本文将二者互换使用，并认为至少目前我们可以探讨共同的大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国家，如果我们无法提出和尝试回答一些伟大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学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作为这个学科的学者工作的价值何在？陈立齐指出，西方公共行政的实践和学术都狭隘地关注管理组织的技术问题，而同大问题和国家目标相脱节。如前所述，有关中国和西方公共行政的技术或科学方面，早已有了相当的共识。关于公共行政学科和职业的范围和目的，例如大问题，则还没有形成足够共识。的确，关于这些大问题会是什么，甚至可能都不会取得共识［3］。基于大问题对学科发展的深远意义，本文回顾了公共管理学科对大问题的求索与争论，并探讨了大问题的定义与标准。结合最近中国公共管理青年学者的努力与反思，本文提出了未来公共管理研究值得关注的大问题。

二、何谓公共管理领域的大问题

既然每个学科都在追求大问题，那么什么算是“大”问题？苹果手机有一个经典广告词，即“Biggerthanbigger”，直译为“比更大还更大”或“比逼格更有逼格”，意译则是“岂止于大”或“越来越大”。不管何种翻译，“大”和“更大”都是人们向往的状态。毕竟，埋头苦干前要先明确方向，否则就是南辕北辙。何谓大问题？什么称得上是大问题？对此，有学者总结了不同学科对大问题的求索，发现大问题至少具备三个核心特征。首先，大问题往往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才能解决，即大问题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解决的难题；其次，大问题有潜力产生显著和持久的影响，即大问题有很强的联动性，可以对社会形成强大的影响力；最后，大问题能够促进一个领域的知识发展，使一个领域乃至多个领域都能够不断积累知识［1］。从上面三个标准来看，大问题是难以回答且有可能产生较大的学术贡献和社会影响的问题。那么，公共管理的大问题是什么？RobertD．Behn［4］较早提出了这个问题：什么是真正重要的问题？什么是公共管理研究应该聚焦的问题？我希望许多学者都可以发展他们自己的公共管理大问题清单。我们应该传播、论证、捍卫、修正和进一步论证这些问题。我们不仅应该认真思考数据和方法论，而且应该严肃思考问题———大问题。我们应该决定它们是什么，回答它们中的一些，并修订这个清单。我们应该总是将我们的注意力聚集到这些大问题上。然后，当公共管理学者们聚在一起时，我们也会讨论“公共管理的大问题”［4］。为此，Behn［4］提出了三大“候选”问题：微观管理、激励、绩效测量。（1）微观管理问题是公共管理者如何才能打破微观管理循环，避免繁文缛节导致的恶性循环。（2）激励问题是公共管理者如何激励公职人员以及政府以外的其他人员，使他们可以富有活力地完成公共目的。（3）绩效测量问题是公共管理者如何测量公共部门的绩效，以帮助组织实现目标。Behn［4］的提议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公共行政评论》（PAR）后续多篇论文的跟进。为此，PAR在1996年以来组织了多次大问题（BigQuestions／BigIssues）争鸣专栏，对公共管理领域的大问题进行持续探讨［5，6］。Kirlin［5］认为民主国家的公共行政（PublicAdministration）所关注的大问题，不同于Behn探讨的公共管理（PublicManagement）的大问题。对此，他提出了四个评判大问题的标准：实现民主政体、将单个公共组织层面的重要价值问题提升到社会层面、直面集体行动的工具复杂性、鼓励更有效的社会学习。他列出了七个可以探讨的大问题，包括：“什么是支持民主政体的集体行动工具？什么是非政府集体行动的合适角色？如何在基于功能的组织结构设计同基于地理的组织结构设计之间求得权衡？如何解决国家与地方的政治领域存在的张力？哪些决策可以脱离政治并服从理性？如何在中立胜任力、代表性、领导力之间求得平衡？如何提升社会学习？”Kirlin的探讨说明，在民主体制下的公共行政问题要超越微观的公共管理问题。Kirlin［6］还指出，在确定何谓大问题时，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我们习惯于太过关注公共部门日复一日的运营问题，而忽略了公共管理置身其中的更大的社会。换言之，大问题不应狭隘地围绕公共组织管理，而要聚焦公共管理如何影响社会。Neumann［7］指出，从科学的角度而言，目前公共管理所关注的大问题“足够大”吗？他认为，作为公共管理的真正大问题，“它们必须是最基础层面的问题———它们必须解决这个学科在其最核心的要素所具备的最本质的实质和动态”［7］。比如，什么是一个“公共”组织的本质？公共组织如何与其环境联系在一起？管理公共组织意味着什么？Behn［4］提出的大问题都是实际应用的，而未能深入到更基本的层次，即对公共组织的理解。与此同时，大问题也要随着学科范式而变迁，如基于复杂性、非线性等理论进展去理解公共组织。还有学者认为，对于识别“大问题”本身要有一套方法论，而目前的探讨在这方面是缺失的［8］。Callahan［8］指出，与其非此即彼地纠缠于关注组织管理还是社会，不若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社会有多个层次，将这些不同层次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明为什么公共管理领域如此纷繁复杂却又相互勾连。为此，他提出了四个可以研究的问题，它们将组织与制度联系在一起。这些问题包括：“（1）什么把制度与公共组织联系在一起，从而促进集体问题解决所必需的合作？（2）什么是组织与制度层面的联系，它们促进了民主自治和有限授权的政府？（3）公共管理的什么特征促进了公众对公共组织和制度的信任？（4）什么通过公共部门的组织促进了制度适应？”显然，Callahan［8］试图弥合Behn［4］与Kirlin［5］之间的分歧，说明宏观制度和微观组织的问题都是大问题，但更大的问题是如何将二者整合为一体。与此同时，针对公共管理分领域的大问题也日益兴起，比如公共管理网络的大问题［9］、公共价值理论的大问题［10］、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大问题［11，12］、行政伦理的大问题［13］、公共行政教育的大问题［14］、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大问题［15］。这些探讨表明，公共管理学科日益分化，而不同子领域在追求各自的大问题，尽管它们同母学科有很大的关联。大问题的探讨和修正往往同学科发展的重大事件密不可分，比如明诺布鲁克会议在“大问题”的塑造方面就扮演重要角色［16］。明诺布鲁克会议是以美国锡拉丘兹大学明诺布鲁克会议中心召开的三次公共管理会议命名的，该会每20年召开一次，代表了本学科走向的风向标。1968年首次召开时，明诺布鲁克会议由一批青年学者发起，逐步厘清了民主行政和社会公平的重要意涵。1988年，第二届明诺布鲁克会议召开，关注到市场化与管理主义的凸显意义。2008年，第三届明诺布鲁克会议召开，网络治理和协作公共管理日趋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与此同时，明诺布鲁克会议也从纯粹的美国公共管理走向全球公共管理，吸引大批国际学者的参与和争锋。明诺布鲁克会议意在为年轻学者提供一个同资深学者分庭抗礼的平台，使叛逆派、“造反派”“少壮派”可以站起来，引领本学科朝着新方向发展。所以，明诺布鲁克会议意味着学科研究走向的断裂与连续、间断与均衡、转换与承传，也是大问题不断凝练和更新的重要场域。就此意义而言，我们需要类似明诺布鲁克会议这样的平台，使学界可以就一个时期的大问题展开论辩，使大问题越辩越明。

三、中国公共管理领域的大问题

关于中国公共管理领域的大问题，一些学者进行了有益探讨［17－21］。张正军［21］回归了美国公共管理领域有关大问题的争论，并指出了中国在这方面的适用性。Mingus和Jing［17］认为，可以套用Behn［4］的框架去建构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大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类似的大问题清单。马骏［19］指出，我们要挣脱知识障碍的束缚，唤起和激发本学科的学术想象力。曹堂哲［18］提出公共管理问题的类型学，从价值和事实两个维度出发，提炼了五种问题，包括科学发现类问题、评估类问题、技术设计类问题、批判类问题和诠释类问题，它们分别对应五种研究方法论，包括实证主义、评估研究、技术设计、批判主义和诠释主义。最近，颜昌武［20］再次回顾了公共行政学的大问题之争，并探讨了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大问题。上述学者的研究表明，有关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大问题之争是有意义的，尽管我们迄今尚无法达成共识。陈立齐［3］认为，与Behn提出的三个大问题相比，还有更大的问题等待我们去提出和回答。他指出，公共行政的大问题应该将公共行政同世界舞台上一个国家的期望联系在一起，包括：历史地看，公共行政在国家兴亡中扮演什么角色？公共行政在当下和未来可以做什么来帮助一个国家取得成功（或者预防一个国家走向失败）？对于所有国家而言，公共行政的普适价值（例如职业伦理）如果有的话，会是什么？如果可能，西方国家可以从中国学到什么，中国又可以从西方国家学到什么？因此，本文尝试探讨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候选”大问题，以及其所应具备的特征。首先，大问题要不“跑偏”，要紧扣关乎学科生死存亡和荣辱与共的根本问题。对于本学科而言，什么是我们安身立命且不得不回答的问题？什么是我们孜孜以求且绕不开的问题？揭示了这些问题，或许就对本学科的大问题有了基本认识。比如，《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就认为公共性、社会公平和公民精神是本学科的精神实质，也是值得关注的大问题［22］。由此可见，明确本学科可以一以贯之去持之以恒地求索的根本问题，才能说这是大问题。其次，大问题要大，但也要小，即要建立问题树并形成一个问题的丛林。比如，要坚持大视野、小切口，以小见大和见微知著。Behn在提出大问题时就是遵循这一原则，即每个大问题下应有若干小问题，它们为不断壮大的学者群体提供源源不断的问题源。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学者之间的学术分工与合作也日益紧密，从属于某个大问题的小问题得以解决，则可以汇聚而解决更大的问题，以此类推而形成居于累积性的知识体系。最后，大问题要细，要考虑到公共管理学的多范式与多源流特征，不同细分领域要有不同的细分大问题。公共管理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开始日益分化和细化，出现了明显的劳动分工趋势。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不断丰富的学术研讨会的组织形式。过去的学术研讨会，你走进任何一个房间，都会找到共同话题和共同语言。但是，如今的学术研讨会动辄上千人，连续多日并安排上百场分论坛，而学者们也会分门别类地进入不同的分论坛，彼此之间的共同兴趣则让位于不同细分领域的专业方向。这意味着我们所谓的大问题，既要有宏大视野，也要有专业精深。整个学科要对大问题有共识，尽管同时要允许细分领域的分歧。此外，大问题要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即探讨植根于本土中国与全球视野的大问题。与此同时，大问题要持久，要历久弥新地屹立在学科前沿，使我们不仅关注眼前的问题，而且指引我们探讨一百年后的大问题乃至千年大计。如果是关于公共管理学科的大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公共管理学科所面临的大问题，是否不同于其他国家或国际学术共同体。中国的社会文化、政治体制在很多根本方面同其他国家大相径庭，这使我们会认为中国的公共管理研究需要追求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大问题。果如此，我们将会距离普适的大问题相去甚远，而只能回答中国学者所感兴趣的问题。由此可见，在大问题的立场上会反映我们是孤芳自赏、自我陶醉、自我欣赏，还是富有更广泛的责任感，致力于推进全人类的普适问题。比如，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这样的代表全人类的大问题，既是实务界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学术界需要回应和投入的大问题。这意味着情境化或本土化的问题从属于更具普适性的问题，只有后者才是更加值得求索的大问题。当然，公共管理学是一个多元方法论流派的领域［18］，既有实证主义，也有后实证主义和反实证主义；既有现代性，也有后现代主义和批判理论［23］。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而言，就是要解构和消弭科层、权威、主导等现代概念，而更加关注少数派、弱势群体和平等。就此而言，大问题固然至关重要，小问题也并非无足轻重。一个看似小的问题，对于其所涉及的群体而言却可能是天大的问题。“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大问题也是在不断演化的，这意味着我们现在视为大问题的问题，在未来可能要让位于其他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现在或许只是我们忽视的小问题。因此，我们关注和求索大问题，并不意味着抹杀小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在资源和注意力都有限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有所取舍，而大问题则往往是我们的不二之选。

四、学科大问题的求索与争鸣

为了推动公共管理与政策研究者对“重大问题”的关注，凝聚共识，促进学科的研究进展，2018年6月15日，我们在第九届中美公共管理国际会议举办前夕，召开“公共管理与政策的重大问题”青年论坛，邀请几位青年学者共聚一堂，探讨我们学科的大问题。我们邀请国内公共管理学科“80后”的部分青年学者，希望他们可以带来新思维。复旦大学的朱春奎、《甘肃行政学院学报》的主编罗梁波、国家行政学院的何哲也参会，对与会学者的发言进行点评。这些青年学者从不同角度发表看法，探讨他们认为的一个最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我作为主持人，穿针引线地烘托研讨，并记述和反思他们的观点。本期刊载张乾友和张平的论文，未来有高翔、李文钊、吕孝礼和王欢明的论文陆续刊出。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重大问题，一个学科的价值在于能否敏锐捕捉和回答这些大问题，为时代的秩序建构提供解释性框架和问题解决方案。在寻找解决方案和从事研究时，我们需要首先思考的问题是：大问题是什么？在新时代，公共管理与政策面临哪些重大问题呢？这是每一个公共管理与政策研究者都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对其深思可以为学科发展指明方向。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张乾友认为，绩效合法性是公共管理领域值得关注的大问题。他认为，在社会深度转型的大背景下，行政国家的合法性关乎本学科的许多方面，是特别需要关注的大问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张平提出公共财政领域的大问题，认为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包括预算、税制和政府间财政关系。对此，他提出要关注房地产税和遗产税的研究，涉足公共服务定价机制研究，探讨财政制度建设如何有益于居民的选择权与社会公平。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高翔认为，我们对效率有诸多误解，而效率问题才是公共管理值得回答的大问题。她探讨了三种效率，包括资源配置、资金使用效率、职能管理效率。她借用西蒙的满意原则和效率准则，认为效率就是有限理性人在给定资源下实现目标的过程，而公共管理要加强对效率的正确认识和深入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文钊提出因果推理的方法论，认为这是公共政策研究领域值得关注的大问题。他提出在学科发展中有四种驱动路径，包括问题、理论、方法和数据。他认为科学传统是为了知识而知识，而因果推理领域的方法创新有助于回答大问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吕孝礼认为，要处理好学科研究的存量与增量问题，即先回顾过去和现状，再去考虑未来。他认为，大问题一方面是与其他学科边界联系的问题，另一方面是超越学科边界的问题。为此要借鉴其他学科，探寻普适规律并巩固学科范式。他指出，学者要敢于和实践者对话，因为通过他们的双眼才能发现我们所看不到的问题和规律。他对2012—2016年的中国危机管理研究进行回顾与综述，认为可靠性（reliability）和韧性（resilience）的概念对公共管理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大连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王欢明提出，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领域值得关注的大问题是公共服务公私合作治理。中国许多PPP并非公私合作，而主要是公公合作，即政府与国有企业合作。对此，他认为需要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去探究其背后的影响因素，而这是PPP领域特别需要予以考察的大问题。朱春奎在评论中指出，从张金鉴在1935年发表中国第一本公共管理教材算起，我们要关注百年以后2035年公共管理要干什么。他认为，首先是要研究财政问题，没有钱是办不了事的。其次，公共管理脱胎于政治学科，但是对政策过程的研究反而很少，这方面需要加强。最后，需要关注行为实验研究，尽可能地开展跨学科研究。他还认为，要拓宽学科的框架和视野，更有创意地涉猎更广泛的领域。何哲在评论中指出，我们如何区分本学科与其他学科，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大问题。这就涉及划分学科所根据的视角，比如经济学是关注效用，政治学是聚焦权力，社会学是探讨关系，而管理学是追求效率。他指出，伟大的问题往往是简单的问题，是长期的问题，是面向未来的时代问题。对此，他提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网络是公共管理的大问题。当然，公共管理的大问题与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是不同的，这就涉及理论与实践是契合还是背离的关系，以及学者与实践者的对话基础何在的问题。罗梁波在评论中指出，要关注公共管理的价值和精神问题，如非营利组织管理、网络治理等问题。他提出探讨大问题时，要区分不同的视角，注重探讨宏观问题的微观基础。许多话语和概念是舶来品，与中国实践难以对接。但是，大问题也不应过分情境化，也不应过多涉及价值观。比如，将美国理论套用中国现实往往似是而非或格格不入，需要关注中国的政治体系及其中的公共管理大问题。

五、结论

政策管理范文篇10

一、货币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货币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是通过其对保险市场的影响反映出来的。货币政策一般分为扩张性货币政策、紧缩性货币政策以及中性货币政策。运用不同的货币政策对保险市场的影响不同。

（一）不当的货币政策会影响保险市场的正常发展

1.在市场货币供求均衡或货币供应量小于需求量时，如果运用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打破市场供求的平衡，加剧市场的不平衡，导致货币供应紧张，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物价跌落，经济停滞，即通货紧缩现象。这对保险市场非常不利表现为：首先，影响保险市场的有效需求。从个人投保需求来看，通货紧缩、失业增加、收入减少、个人对保险的有效需求相应减少。从企业投保需求来看，通货紧缩、市场需求不足，使市场竞争激烈，许多企业被淘汰出局，生产经营规模缩小；另一方面，市场需求不足，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企业（特别是传统企业）利润下滑，许多企业因此发生不同程度的支付困难和偿付困难。为了节约费用开支、降低成本，企业一般会选择自保或其他转移风险的方式，尽可能扩大自担风险的限额，减少对商业保险的需求。因此通货紧缩使保险投保人的投保愿望、投保能力、投保需求降低。其次，紧缩性货币政策使保险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付能力降低。一方面由于保险市场有效需求减少，市场规模的偏小，保险市场的竞争显得尤为激烈，为了拓展市场，开拓新业务，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降低费率，加大业务投入，提高服务质量将是许多保险公司的必然选择，这将影响他们的承保利润；另一方面，通货紧缩，资本市场萎缩，减少了保险资金投资运用的机会，增大投资风险，影响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保险公司承保利润和投资收益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二者的减少必然降低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从而削弱其偿付能力。

2.在市场货币供求平衡或货币供应量大于需求量时，如果运用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会使货币供应超过市场对其需要的量，过多的货币投入将引起物价上涨，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这对保险市场发展仍然不利。由于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保单保值和增值能力下降，保险的预期保障程度降低，使人们投保的积极性大受影响，表现为退保的大量增加，保单继续率下降和新业务发展困难。同时，在费率缺乏弹性的条件下，由于保单实际赔付率（或给付率）小于名义赔付率（或给付率），而投保人所交的费率却是按名义赔付率（或给付率）来确定的。这样实际上是减轻了保险人的实际经济责任，损害了投保人的经济权益，保险人处于有利地位。这种状态会使保险公司获利丰厚，并诱使更多的资本、机构和其它稀缺资源挤进保险供给行列，导致保险市场供过于求，引起市场的失衡。

（二）恰当的货币政策有利于保险政策作用的发挥

在市场货币供大于求时，运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可抑制总需求，减少通货膨胀；反之，在市场货币供给小于需求时，则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增加就业，推动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正确运用可使社会经济走向健康之道，并消除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对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为保险市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二、保险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保险政策的正确与否将影响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正确的保险政策可促进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增强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而不合理的保险政策则会抑制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例如在通货紧缩时期，国家一般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贴现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增加货币供应量，刺激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可：（1）通过开办各种财产保险业务，为企业研制开发新产品，降低产品成本，生产价廉物美，适应社会需求的优质产品提供风险保障，鼓励新兴产业发展。（2）通过开办个人消费信贷保险业务，为商业银行开办个人消费信贷业务解除后顾之忧，以增大个人消费信贷规模，从而增加货币供应量。（3）通过开办各种个人保险业务，为社会公众个人的财产安全和人身风险提供经济保障，解除顾虑，激发其消费欲望。（4）扩大保险资金直接运用规模，调整资金运用方向借以影响公开市场业务，进而影响市场利率。

又如在通货膨胀时期，国家运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应量，抑制过度膨胀的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可：（1）通过开办各种财产保险业务，为企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提供经济保障，促进企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提高社会商品供给能力，实现社会商品总量与货币总量的均衡。（2）增加保险商品供应，提高服务质量，刺激保险需求，推迟居民对社会产品的消费，改变储蓄和消费的比例。（3）缩小保险资金直接运用的比例，增加国债或银行存款规模，以控制信贷规模。

可见，通过保险活动一方面可鼓励企业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增加或控制社会产品总量；另一方面又影响货币供应量，刺激或抑制社会需求，双管齐下，有利于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从而稳定货币。当然，如果保险政策运用不适，则会抑制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

三、近几年我国的利率政策及其对保险市场的影响

在货币政策中，利率政策对我国保险市场的影响最为直接。1998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使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为了抑制通货紧缩，我国政府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在这一轮经济周期的调控过程中，国家将利率作为主要的政策手段，自1996年5月第一次降息之后，在短短的几年中已连续8次降息，扩张性利率政策的频繁出台，利率的连续下调对我国保险市场（特别是寿险市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动摇了社会公众对保险的信任度，使投保人的投保意愿下降

连续下调利率，迫使以银行利率作为保费计算基础的我国寿险公司不得不随之频繁调整寿险保费的预定利率（如下表），不断上调保险费率，这有违费率应相对稳定的原则，社会公众对此感到无所是从，难以接受，从而影响了社会公众对保险的信任。同时，由于我国的寿险产品储蓄性过强，保险宣传不当，公众保险意识尚欠成熟，使许多人买保险时总是将目光紧盯住资金回报率，单纯地将费率与银行利率相对比，因此，费率的不断上调必然会影响到投保人的投保意愿，近一两年储蓄性险种销售难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二）对保险公司的给付能力造成极大的冲击，影响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利率的调整一方面影响着保险资金运用的收益，另一方面每一次利率的调整也形成了高利率保单热销的景况，使我国保险业步入严重的“利差倒挂”境地。

1.利率调整对保险资金收益率的影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受《保险法》规定的限制，只能投资于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券和国务院批准的其它方式。1998年10月保险资金允许进入全国同业拆借市场，1999年10月保险资金获准通过买卖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由于国债市场、债券市场容量有限，进入证券市场方式以及其它资金运用渠道的限制，目前我国保险资金仍然有相当的比例（大约为30%～50%）存放于银行。目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收益主要由银行存款利息、债券收益和证券投资收益构成。前二者收益直接与银行利息挂钩，后者的收益也间接地与银行利息发生联系，这是因为股市的波动与经济的增长率和利率的变化息息相关。由于银行利率的连续下调，使我国寿险公司的损失达280亿人民币。因此，银行利率的下调，对保险资金运用收益率的影响极大。保险资金运用收益难以弥补前些年较高预定利率险种所带来的巨额利差损。

2.利率的调整使我国寿险步入严重的“利差倒挂”的境地。由于我国保险业在经营管理体制上长期存在不注重效率，盲目追求保费收入的问题，使得各保险分支机构将其保费收入最大化作为其利益的唯一硬约束。此外，由于银行利率下调与保险预定利率下调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每一次银行利率的下调都大大地刺激了寿险需求，形成了公众购买保险的热潮，各保险公司以此为契机，大量销售高利率保单拓展业务，带来保险公司业务的高峰，其结果是寿险公司积累大量的利差损失，形成严重的“利差倒挂”，极大地影响了保险公司的给付能力，进而影响保险公司经营的稳定。

扩张性利率政策对我国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是显著的，但它对我国保险市场也有着促进的一面，主要表现在：（1）利率不断下调，保单预定利率也随之下调，促使保险公司从以往的以高预定利率保单为主的价格竞争中摆脱出来，而转向产品服务质量方面的竞争，进而促使保险市场竞争更加有序规范。（2）利率的下调迫使保险公司转变经营战略，放弃过去粗放型的经营模式，转向通过调整险种结构、控制经营成本、提高资产质量等来缓解利率下调对保险公司盈利能力的不利影响。

由此可见，近几年我国利率政策的调整，对我国保险市场建设，保险业的稳健经营有着直接的制约、促进和破坏作用。如何制定相应的保险政策，消除利率政策变动对我国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是我国保险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而又重要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韦生琼。人身保险[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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