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选择范文10篇

语言选择范文篇1

论文摘要：作为现代设计与绘画艺术，应以多视角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来认识其艺术设计与绘画领域的各种不同“性相特征”与语言选择，从而整合各自独到的艺术观与方法论。

由于不同的“性相特征”须选择不同的“语言结构”方式，其艺术表现因形式、风格而各有不同。绘画与设计，作为两种不同形式的艺术表象，在世界各地多元文化的互相浸透与整合下，其界限趋于融汇而显得模糊不清。因此，传统意义上的绘画与设计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常常表现为被现代艺术所取代。这种现象的产生，理应归功于时代演进的人性本体精神。如果艺术都要表达个性化了的审美特性，那么不管何种门类的艺术同都属于形式各异且“个性化”了的精神产品，并同时作为客观实在的精神实体而存在。这是人性本体的审美价值取向所决定的。毫无疑问，绘画与设计均属于艺术品范畴。其作品内涵的“立意与观念”，实质即是个体精神价值取向所决定了艺术作品的灵魂。选择这些与灵魂相匹配的语言、方法与逻辑形式(包括独创)，就成了呈现画面审美价值的关键所在，无怪乎在哲学中，有其“观念形态”的名词界定之说。

一、观念与性相特征的关系

“现代艺术”除偶发性艺术、实验艺术、儿童艺术外，只要预先有实现自我精神价值取向定位的艺术作品，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如下问题：一、创造某种客观表象的价值意义何在?二、主观上能否创建某种具有独特性精神价值的表象?三、实践过程中是否能够实现超越自我，即以此来升华自我精神?正是因为被这种纯真的“内在”精神所驾御，那么，意向性的某种特定“观念”则应运而生，如若“观念”有这样一种思考前题，性相问题的特征一经创立，就成了被精神化了的艺术作品。过去，许多理论家有“形象特征”一说，把“形象”特征称之为客观实在的外在表象，我在这里估且以“性相”取代“形象”二字，其实质是因潜藏在“人性本体”的内在精神与“感官知觉”之别。具体地说，“性相特征”则是已被内化了的精神形态(它同时也包含着抽象与具象两种类别)。从“性相特征”出发，我们能够极大地注入客观形象的精神内涵，从而强化“人文本性”的标志性特征。

“内化”了的外在形象，从心理学与生理学、物种学与形态学的角度看来，“性”有别，则“形”各异，犹如倔犟与懦弱、男人与女人、物种之类别、方圆之形态等等差异，大干世界，万物之美，大凡可说均同属于内化之“性质”不同，因而其形态各异。由此，社会现象才显得如此千姿百态、丰富多彩。新、奇、无非在于“观念内涵”的变异。

但是，假若“性相特征”是“人文”所造的价值取向，那么，抽象与具象、写实与变形、理性与感性，就只是一个心理定向问题，可以理解为不同观念下的不同语言表象，出于个人特定的“性相”所造。因此作为“人文”的表现，我们从过去的“自然景观”过渡到目前的“人文景观”，其实质就是一个“质”的变化，说明人性化了的多元文化与自然文化在表象上有着“人文”特征的差异。因此，确立“性相特征”的标准，实际是在一种多元文化交织中被提取且重新整合的“新人性化”表相，即个人智能与价值取向的内在精神特性。

在实践超越自我的过程中，体验着艺术的真谛，浸透在美化了的精神实体之中，看起来仿佛是“艺术品”而纯属于唯心主义的产品，但实际是由社会滋润着艺术家个体精神的成长，因而它仍是客观的(客观精神及其产品)。因此内化了的“性相”特征，仍属于社会精神的外延。

二、性相特征与艺术语言的关系

绘画与设计同作为精神“性相”的客观实体，作为与艺术相“匹配”①的绘画与设计“语言”组构方式来构建，其首要问题，即是对绘画与设计语言中(点、线、面、色彩、明、暗、形态、方法、质材、技法等诸要素)的选择与界定，从而构建其形式上新产生的“性相特征”。出于不同的人文特点(或不同性别)，对其周围事物的认知方式、价值取向，则大不相同，其表现在对同一客观现象的描述上，各自则存在有表达方式上的认知差异，一如演译与归纳、摸似与表现、比喻与象征。这些现象，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界定某一现象之前的观念界入。由于各自所注入的文化内涵不同，认识方式各异，因而在所表现的精神价值取向上、定性上各不相同。因此，在选择与界定语汇形式上，譬如：对点、线、面某一形式的界定(定形、定色、定调)上，乃至方法与构图等，则各不相同。

查看更多相关论文：艺术理论学论文艺术类论文目前，就绘画与设计界的传统语言的形式(单指点、线、面)而言，则有几何学的界定、心理学的界定、过程主义(即无果)的界定、错视学的界定等等。总之，同一艺术对象的客观实体可作多元的界定；认识与应用在艺术表现中各有各的定向。色彩也同样如此，中国水墨画为了求得去欲呈慧、清心雅致的审美标准，从而简略了光效应中的所有色彩，而在水墨中寻求干、湿、浓、淡、焦，即所谓的“五色”。对色彩而言，“水墨”(黑白二分，阴阳互现)就是中国水墨画的色彩语言，这是典型的士大夫文化观念所界定的，从而导致了中国“水墨”画派。在中国道家文化中，“太极”则是“知黑守白”，表阴、阳两极，并认为此两极的和谐运行，有如宇宙本体的守恒定律一样，这不能不说“水墨画”的呈现，意味着文人墨客再现了“宇宙本体”的审美特性与真实的道家文化观。而西洋画的形、光、色、质等。由于以相对客观呈现的认知方式为基准，对自然表象作客观解析与表现，从而获得有如照片似的审美效应。可见，如若绘画与设计乃致各种艺术门类，其本质是从人性特征的某点出发。

据分类学原理，知识分为“纯粹知识”与“应用知识”两类，如若我们所学知识大多属于“纯粹知识”的话，那么“应用知识”的提升则成了自我认识能力的问题，立意与能力指向与观念是艺术的关键所在。只有将上述两类知识有机地结合、定性后，“纯粹知识与应用知识”方能显示出能力与观念的统一。一如对点、线、面、形态的有效界定，对明暗、色性、质地的有效配搭，对透视法、构成法(大小与方向，位置与空间，节奏与均衡，对立与统一，分解与整合、方法与技巧)等诸法则应用。这一系列的所谓“纯粹知识”，我们怎样去表现观念中的主题，就成了我们对纯粹知识的理解方能到达便通的应用。从而既不舍弃“纯粹知识”，而又合理便通地使用这些有效的艺术语言，来解决“观念”这一问题。否则，就会受到所学“纯粹知识”的制约，从而导致机械地拼凑与堆积，“纯粹知识”就会障碍自我认识能力，失去自我构建观念的主动权，在这种被动的情形下产生不了艺术的感染力，找不到个性化的艺术语言。所以，“语言”选择重在观念、重在塑“意”，即重在“性相特征”的构造与把握。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选择重在“合适”。所谓“合适”，就是选择与既然定的性相特征相关的，能最忠实地表达某种艺术观念的艺术语言。比如旨在咫尺间创造无限天地的中国山水画，正是因为他有“内化”的认识能力，并能动地运用相匹配的构图散点透视等法则，因而能突破有限，“黑”是实体，“白”是空间，创造无限。否则，没有预先“贴切”的观念界定，或不明确意境，简单的“合适”、“贴切”、“匹配”的艺术选择就难以进行，因为任何选择都，要能够经得(诸如形、色等要素整合，再现“性相特征”)起“观念”的检验。

绘画与设计艺术中“性相特征”的表象，如同文字艺术一样，语汇众多，选择各异，不同的语言塑造出不同的个性形象，不同形态色质的点、线、面，适合于不同质的“观念”要求，“贴切”与“合适”的表意，在这种意义上，方能显示其“性相特征”。从古典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流派众多，无不是从特定的自我认识(绘画语言)界定出发，创造性的表达了某种主义；“个性化”展示并由此产生，其“人文”特性的扩充与演进方能呈现。因此，在不同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向前推进，创造出各不相同的、新的审美标准，也充分地展现了不同的“性相特征”的文化底蕴与“人性本体”即时代精神。

语言选择范文篇2

教学语言主要是指课堂中所使用的语言，它是一种以口语为主，多种语言形式互相配合、综合运用的语言系统。因此它既有口语特点，又有书面语特点。它的表现形式是口语，但其依据又必须是课文内容。如何把课文的书面语言转化为教师的口头言语，将课文书面语言中所蕴涵的思想和情感，用有声语言，准确、形象、生动地传递给学生，其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对语言表述的功能的认识，是这种转化和传递的必要前提。

结构主义语言学者认为语言有两种表述功能，即指称功能和表现功能。英国语言学家瑞恰兹说：“一个陈述的目的可以是它所引起的指称，不管这指称是否正确，这是语言的科学用途。但一个陈述的目的也可以是用它所指称的东西产生一种感情或态度。”[1]这即是说，语言不仅是物质世界信息的载体，而且也是人的精神世界信息的载体。简言之，语言具有指称和表现两样功能。语言的这种指称和表现功能是重合在一起的，但它们的作用各有所侧重，各自独立。一般地说，普通日常语言侧重运用语言的指称功能，即如似我们所说的字词的字典意义。而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则侧重于表现功能。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里的花、鸟已不只是现实中的花、鸟了，它们在作者的情感浸染下，负担了比现实更多的意义。

语言的不同表述功能，对传达不同的语言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它也为生活现象中语言的运用提供了选择的可能。课堂教学的主要媒介是语言。不同的学科，其教学语言的选择也应有所不同。培根说“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这里我们如把诗歌看作是数学相对的广义语文，那么这句话形象说明语文与数学是两门各具不同性质和特点的学科。也正是语文这种“巧慧”的性质与特点，决定了它在教学中要更注重语言的表现功能，在语言表达中更多地选择表现性语言。

首先，从教学目标看：教学语言的基调应服从于教学目标的规定。语文教学语言的选择，同样离不开语文教学目标的规定。现代教学论认为语文应划分为两大领域，一是以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为培养目标的认知领域，一是以道德情操，审美情趣为目标的情感领域。由此也相应确定了语文的认知与情感相结合的教学目标。围绕这一目标，就教学语言来看，指称性语言和表现性语言各有所长，不可互代。从系统的语文知识学习，对语言研究归纳，比较分析等方面说，指称性语言较为合适，它表意清晰，概念明白，逻辑严密。从具体的思想情感教育，审美情趣培养，语言感知能力培养等方面看，表现性语言更加生动，它情感丰富，形象具体，含蓄蕴藉。但在教学实践中，有的教师片面地看重认知目标，强调语文的各个知识点的学习，其结果，表现性语言日趋淡化，有的教师甚至用语言的字典意义来取代课文的情感分析，使生动活泼的语文学习变得千篇一律，枯躁无味。如有一位教师是这样分析柳宗元《江雪》的。

原诗是“千山鸟飞尽，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译文是“很多很多山上没有鸟飞，千万条道路上看不到人影，只有一条小船上坐着披蓑衣的老头，尽管天下着大雪，江水冰冷，但他还是一个人钓着鱼。”这样的分析充其量只是对原诗进行了文字翻译，而这样的译文在古诗文读物上比比皆是。它们最多只是让学生懂得了诗的字面意思，而无法使学生去领悟和感受作者那种报国有心、回天无力的惆怅心情。由于这种指称性语言只是一种“图解式”语言，它只能让学生停留在语言的指称功能水平上，即便教师再怎样激发，也难以使学生产生感情共鸣。

语文学科是一门人文主义学科，其教学目标的最终点还是在于启迪人的心智。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认知和情感相结合的目标中，二者虽是相互依存，但情感却是认知的催化剂。因此语文教学过程中，各个知识点的切入，只有在情感的导向下其效果才会更佳。这种导向作为教学语言来说，表现性语言是较为合适的选择，因为这种语言是“人的心灵之所属，不是逻辑的，而是词和修辞的表达”[2]。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要启动学生的真情，教者的教学语言至关重要。

其次，从教材的内容来看，教学语言的依据主要是课本。就现行中学教材的内容来看，可粗略地划分为文学与非文学两大类课文，其比例几乎是7:3。这个比例足以说明语文教学语言应大量地向表现性语言倾斜。

文学类课文主要是大量的文学作品，它们是作家创造出来作用于人的感知和情感的艺术品。文学作品的语言，表现了作家一种独特的思维模式和对事物的一种独特的感受与评价。因此我们的教学语言就不能撇开文学语言的特点，而按现实生活的逻辑去逐词逐字的讲解。否则就会把一个和谐的艺术意境弄得支离破碎。如鲁迅小说《故乡》中的第一段：“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时候既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地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不禁悲凉起来。”

显然对这一段话，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时间、地点、人物”的“三要素”分析上，而是要向学生说明这段话是作者悲凉心境的具体体现，它奠定了整个作品的基调。要做到这点，就应该注重对“深冬严寒”、“阴晦苍黄”、“冷风呜呜”、“萧索荒村”等特定景象的描述和渲染，调动起学生的感情，使其迅速进入到作品特有的氛围中去。遗憾的是，有的语文教师对这类文学作品教学中不得要领，仍用指称性语言，以“三要素”分析为主，将作品的情感和氛围，肢解与分割。使文学作品的分析变成了篇章结构的讲解。究其原因，这多少与教者对课文本身的指称性语言和表现性语言的分辨，重视不够而无不有关，进而由此产生的对教学语言选择的失误。

不仅文学类课文要注意表现性语言的作用，即便是非文学类课文的教学中，也应充分注意表现性语言的传情达意的作用。如《纪念刘和珍君》这篇议论文，第一句的第一个短语是“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如用指称性语言来陈述这个短语，它只是说明了下文所要叙述之事发生的时间，鲁迅先生于何年何月何日参加了刘、杨的追悼会。但只要我们深究一下就会发现，文章写于同年四月一日，而记叙同年发生的事一般并不需标明年月份，或仅说“今年”即可。但在这里作者为何要这样写而不那样写呢？原来鲁迅先生正是要用这样的语言表达来抒发自己的一种独特的思想感情。很明显，这句话具有很强的表现功能。如果我们抓住了这点，用表现性语言来表述这句话，就可以引导学生从这庄重、严肃的文笔中，体验到鲁迅先生的那种独特的思想感情。

语文教材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但对学生在陶冶性灵，培养审美情趣和美好的道德情操的目标上却是一致的。在教学中只要我们注重了对表现性语言的分析和表达，也就能使语文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有机统一起来。

第三，从语文教学目的来看：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要使学生获得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吕叔湘说“学习语文不是学一套知识，而是学一种技能。”就语言的两种功能而言，我们无意否认指称性语言对学生实际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作用。但从中小学生语言学习实际来看，表现性语言对于这种能力培养来得更直接，实在一些。因为指称性语言重在语言的认知方面，其理性成分多，较为抽象，很难引起人们的情感体验。而表现性语言则侧重于语言的感受方面，并通过情感的作用，加深学生对语言的理解，因此它不仅有所“知”，而且还有所“感”。初学语言者主要是以感性直觉为主，通过语感来获得语言的。是先有感性认识，然后再上升到理性的分析。表现性语言表情达意，生动形象，它有利于对学生的语感能力培养，进而通过语感达到对语言的学习和吸收。特别是一些表现性语言，其表现功能极强，用指称性语言难以传达，如古人所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人们只有在反复的感受中，才能获得理解。试比较《最后一课》中的两段译文：

“法兰西万岁！”

他仍然留在那里，头倚着墙，不说话，用手向我们表示：“课上完了……去吧！”

“法兰西万岁！”

然后他呆在那里，头靠着墙，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散学了，你们走吧。”

决不能说前者的翻译不对，就语言指称意义上说，两段译文确实没多大不同。“不说话”不也就是“话也不说”吗？而细心体会，它们在滋味、格调、情景上却迥然不同。“他仍然留在那里”，为什么“留”，“留”着要干什么？“留”者的心境又如何？可以完全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也许他也是高兴地“留”在那儿等待一个让人高兴的消息。但“呆”在那儿就不同了，一定是发生了震惊他整个心灵的大事，而且多半是坏事。在喊出了那句凝聚着他全部爱国热情的口号之后，他确实不想，不愿也不能说什么了，于是“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这里只要联系语境认真体会“留”“呆”“只”这些字词的含意，我们就可以想见作者笔下的这一人物形象此时复杂难言的情状。

分析课文不能不分析语言，分析语言不能脱离整个语境，特别是具有表现功能的语言。这样才有利于学生的语言学习，才有利于学生语感能力的培养。对此叶圣陶先生说过，“如果单靠翻字典，就得不到什么深切的语感。唯有从生活方面去体验，把生活所得的一点一点积聚起来，积聚得越多，了解就越深切。”[3]语文教学要重视学生语感能力的培养，对此吕叔湘早就大声呼吁过“语文学习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语感能力。”[4]语文课的全部内容，包括听说读写的全部活动，都应是为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感能力服务的。近年来，语文教学中那种“几大块”的教学模式的现象有所改进了，但字词、语法、修辞、结构等一个个知识点在教学中却更为突出了，句句落实，字字落实，将一篇完整的课文弄得支离破碎，使学生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只让学生知道“语言是什么样的”，而不让学生体会“语言在这里是怎样使用的”。学生记住了一大堆语言知识，却得不到什么语感，到头来仍不会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如何改变这一现状，非本论题可以说清。但对学生语感能力的培养，与教师课堂教学语言的引导是密切相关的，与注重语言的表现功能研究，教学语言中注重表现性语言的选择是密切相关的。

语文教学中语言的选择，既是对语文教学实践的思考，也是对语文学科教学性质的具体把握。语文教学离不开语言，重视对语文教学语言的选择是语文教学特点之所需。老舍先生说得好：“我们是语言的运用者，要想办法把话说好，不光要注意‘说什么’，而且要注意‘怎么说’。”[5]语文教学是教学生如何运用语言的教学，我们不能光想到“说什么”，更重要的还要思考“怎么说”。而重视语文教学中的语言选择，也就是这一思考的具体体现。

注释：

[1]转引自赵毅衡《文学符号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04页。

[2]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的美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

[3]《叶圣陶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页。

语言选择范文篇3

教学语言主要是指课堂中所使用的语言，它是一种以口语为主，多种语言形式互相配合、综合运用的语言系统。因此它既有口语特点，又有书面语特点。它的表现形式是口语，但其依据又必须是课文内容。如何把课文的书面语言转化为教师的口头言语，将课文书面语言中所蕴涵的思想和情感，用有声语言，准确、形象、生动地传递给学生，其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对语言表述的功能的认识，是这种转化和传递的必要前提。

结构主义语言学者认为语言有两种表述功能，即指称功能和表现功能。英国语言学家瑞恰兹说：“一个陈述的目的可以是它所引起的指称，不管这指称是否正确，这是语言的科学用途。但一个陈述的目的也可以是用它所指称的东西产生一种感情或态度。”[1]这即是说，语言不仅是物质世界信息的载体，而且也是人的精神世界信息的载体。简言之，语言具有指称和表现两样功能。语言的这种指称和表现功能是重合在一起的，但它们的作用各有所侧重，各自独立。一般地说，普通日常语言侧重运用语言的指称功能，即如似我们所说的字词的字典意义。而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则侧重于表现功能。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里的花、鸟已不只是现实中的花、鸟了，它们在作者的情感浸染下，负担了比现实更多的意义。

语言的不同表述功能，对传达不同的语言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它也为生活现象中语言的运用提供了选择的可能。课堂教学的主要媒介是语言。不同的学科，其教学语言的选择也应有所不同。培根说“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这里我们如把诗歌看作是数学相对的广义语文，那么这句话形象说明语文与数学是两门各具不同性质和特点的学科。也正是语文这种“巧慧”的性质与特点，决定了它在教学中要更注重语言的表现功能，在语言表达中更多地选择表现性语言。

首先，从教学目标看：教学语言的基调应服从于教学目标的规定。语文教学语言的选择，同样离不开语文教学目标的规定。现代教学论认为语文应划分为两大领域，一是以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为培养目标的认知领域，一是以道德情操，审美情趣为目标的情感领域。由此也相应确定了语文的认知与情感相结合的教学目标。围绕这一目标，就教学语言来看，指称性语言和表现性语言各有所长，不可互代。从系统的语文知识学习，对语言研究归纳，比较分析等方面说，指称性语言较为合适，它表意清晰，概念明白，逻辑严密。从具体的思想情感教育，审美情趣培养，语言感知能力培养等方面看，表现性语言更加生动，它情感丰富，形象具体，含蓄蕴藉。但在教学实践中，有的教师片面地看重认知目标，强调语文的各个知识点的学习，其结果，表现性语言日趋淡化，有的教师甚至用语言的字典意义来取代课文的情感分析，使生动活泼的语文学习变得千篇一律，枯躁无味。如有一位教师是这样分析柳宗元《江雪》的。

原诗是“千山鸟飞尽，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译文是“很多很多山上没有鸟飞，千万条道路上看不到人影，只有一条小船上坐着披蓑衣的老头，尽管天下着大雪，江水冰冷，但他还是一个人钓着鱼。”这样的分析充其量只是对原诗进行了文字翻译，而这样的译文在古诗文读物上比比皆是。它们最多只是让学生懂得了诗的字面意思，而无法使学生去领悟和感受作者那种报国有心、回天无力的惆怅心情。由于这种指称性语言只是一种“图解式”语言，它只能让学生停留在语言的指称功能水平上，即便教师再怎样激发，也难以使学生产生感情共鸣。

语文学科是一门人文主义学科，其教学目标的最终点还是在于启迪人的心智。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认知和情感相结合的目标中，二者虽是相互依存，但情感却是认知的催化剂。因此语文教学过程中，各个知识点的切入，只有在情感的导向下其效果才会更佳。这种导向作为教学语言来说，表现性语言是较为合适的选择，因为这种语言是“人的心灵之所属，不是逻辑的，而是词和修辞的表达”[2]。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要启动学生的真情，教者的教学语言至关重要。

其次，从教材的内容来看，教学语言的依据主要是课本。就现行中学教材的内容来看，可粗略地划分为文学与非文学两大类课文，其比例几乎是7:3。这个比例足以说明语文教学语言应大量地向表现性语言倾斜。

文学类课文主要是大量的文学作品，它们是作家创造出来作用于人的感知和情感的艺术品。文学作品的语言，表现了作家一种独特的思维模式和对事物的一种独特的感受与评价。因此我们的教学语言就不能撇开文学语言的特点，而按现实生活的逻辑去逐词逐字的讲解。否则就会把一个和谐的艺术意境弄得支离破碎。如鲁迅小说《故乡》中的第一段：“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时候既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地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不禁悲凉起来。”

显然对这一段话，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时间、地点、人物”的“三要素”分析上，而是要向学生说明这段话是作者悲凉心境的具体体现，它奠定了整个作品的基调。要做到这点，就应该注重对“深冬严寒”、“阴晦苍黄”、“冷风呜呜”、“萧索荒村”等特定景象的描述和渲染，调动起学生的感情，使其迅速进入到作品特有的氛围中去。遗憾的是，有的语文教师对这类文学作品教学中不得要领，仍用指称性语言，以“三要素”分析为主，将作品的情感和氛围，肢解与分割。使文学作品的分析变成了篇章结构的讲解。究其原因，这多少与教者对课文本身的指称性语言和表现性语言的分辨，重视不够而无不有关，进而由此产生的对教学语言选择的失误。

不仅文学类课文要注意表现性语言的作用，即便是非文学类课文的教学中，也应充分注意表现性语言的传情达意的作用。如《纪念刘和珍君》这篇议论文，第一句的第一个短语是“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如用指称性语言来陈述这个短语，它只是说明了下文所要叙述之事发生的时间，鲁迅先生于何年何月何日参加了刘、杨的追悼会。但只要我们深究一下就会发现，文章写于同年四月一日，而记叙同年发生的事一般并不需标明年月份，或仅说“今年”即可。但在这里作者为何要这样写而不那样写呢？原来鲁迅先生正是要用这样的语言表达来抒发自己的一种独特的思想感情。很明显，这句话具有很强的表现功能。如果我们抓住了这点，用表现性语言来表述这句话，就可以引导学生从这庄重、严肃的文笔中，体验到鲁迅先生的那种独特的思想感情。

语文教材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但对学生在陶冶性灵，培养审美情趣和美好的道德情操的目标上却是一致的。在教学中只要我们注重了对表现性语言的分析和表达，也就能使语文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有机统一起来。

第三，从语文教学目的来看：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要使学生获得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吕叔湘说“学习语文不是学一套知识，而是学一种技能。”就语言的两种功能而言，我们无意否认指称性语言对学生实际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作用。但从中小学生语言学习实际来看，表现性语言对于这种能力培养来得更直接，实在一些。因为指称性语言重在语言的认知方面，其理性成分多，较为抽象，很难引起人们的情感体验。而表现性语言则侧重于语言的感受方面，并通过情感的作用，加深学生对语言的理解，因此它不仅有所“知”，而且还有所“感”。初学语言者主要是以感性直觉为主，通过语感来获得语言的。是先有感性认识，然后再上升到理性的分析。表现性语言表情达意，生动形象，它有利于对学生的语感能力培养，进而通过语感达到对语言的学习和吸收。特别是一些表现性语言，其表现功能极强，用指称性语言难以传达，如古人所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人们只有在反复的感受中，才能获得理解。试比较《最后一课》中的两段译文：

“法兰西万岁！”

他仍然留在那里，头倚着墙，不说话，用手向我们表示：“课上完了……去吧！”

“法兰西万岁！”

然后他呆在那里，头靠着墙，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散学了，你们走吧。”

决不能说前者的翻译不对，就语言指称意义上说，两段译文确实没多大不同。“不说话”不也就是“话也不说”吗？而细心体会，它们在滋味、格调、情景上却迥然不同。“他仍然留在那里”，为什么“留”，“留”着要干什么？“留”者的心境又如何？可以完全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也许他也是高兴地“留”在那儿等待一个让人高兴的消息。但“呆”在那儿就不同了，一定是发生了震惊他整个心灵的大事，而且多半是坏事。在喊出了那句凝聚着他全部爱国热情的口号之后，他确实不想，不愿也不能说什么了，于是“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这里只要联系语境认真体会“留”“呆”“只”这些字词的含意，我们就可以想见作者笔下的这一人物形象此时复杂难言的情状。

分析课文不能不分析语言，分析语言不能脱离整个语境，特别是具有表现功能的语言。这样才有利于学生的语言学习，才有利于学生语感能力的培养。对此叶圣陶先生说过，“如果单靠翻字典，就得不到什么深切的语感。唯有从生活方面去体验，把生活所得的一点一点积聚起来，积聚得越多，了解就越深切。”[3]语文教学要重视学生语感能力的培养，对此吕叔湘早就大声呼吁过“语文学习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语感能力。”[4]语文课的全部内容，包括听说读写的全部活动，都应是为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感能力服务的。近年来，语文教学中那种“几大块”的教学模式的现象有所改进了，但字词、语法、修辞、结构等一个个知识点在教学中却更为突出了，句句落实，字字落实，将一篇完整的课文弄得支离破碎，使学生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只让学生知道“语言是什么样的”，而不让学生体会“语言在这里是怎样使用的”。学生记住了一大堆语言知识，却得不到什么语感，到头来仍不会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如何改变这一现状，非本论题可以说清。但对学生语感能力的培养，与教师课堂教学语言的引导是密切相关的，与注重语言的表现功能研究，教学语言中注重表现性语言的选择是密切相关的。

语文教学中语言的选择，既是对语文教学实践的思考，也是对语文学科教学性质的具体把握。语文教学离不开语言，重视对语文教学语言的选择是语文教学特点之所需。老舍先生说得好：“我们是语言的运用者，要想办法把话说好，不光要注意‘说什么’，而且要注意‘怎么说’。”[5]语文教学是教学生如何运用语言的教学，我们不能光想到“说什么”，更重要的还要思考“怎么说”。而重视语文教学中的语言选择，也就是这一思考的具体体现。

注释：

[1]转引自赵毅衡《文学符号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04页。

[2]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的美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

[3]《叶圣陶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页。

语言选择范文篇4

关键词：间接言语行为；顺应；语言现实；社会规约；心理动机

一、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顺应性解释

语言选择产生于客观世界、社交世界、心理世界等语境因素以及交际目的的顺应。语言顺应发生在语言组织的各个层面。由此,顺应理论勾勒出语言组织的各个层次,指出了语言顺应的方方面面,从而为我们对语言现象作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框架。陈新仁认为（2001：388）“语言顺应理论是在综合会话含意理论、礼貌原则、面子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等的基础上产生的。一方面，它探讨了发生在话语组织的各个层次的语言顺应特征，揭示了语言顺应发生的机制；另一方面，它提供了一个探讨任何语用现象的理论框架”。而间接言语行为就是在交际过程中交际者有意进行的策略选择。

尽管在世界上所有的自然语言中，间接言语行为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但并非所有语言的间接性都用同一种方式表达出来。然而所有语言对间接性策略的选择至少在三方面做出了顺应，即：语言现实、社会规约和心理动机。正如于国栋所说(2004:85)：第一，语言现实是交际者进行顺应的一个因素，因为这是交际者进行语言选择的源泉。第二，社会规约是交际者进行顺应的另外一个因素，因交际者是社会化的个体，所以他们的行为必然要与社会期望保持一致。第三，心理动机是交际者进行顺应的另外一个因素，因为交际者通常是带有一定交际目的而进入交际过程的，而且这个交际目的往往会影响甚至控制交际者对于语言形式和焦急策略的选择。

（一）语言现实

因为语言现实是交际者进行语言选择的源泉，间接言语行为又是典型的语言选择，因此选择间接言语行为顺应了语言现实，并可导致直接言语所达不到的效果，如幽默、讥讽等，以成功达到交际目的。例如：

第一，Customer:Iwouldlikeabook,please.

Bookseller:Somethinglight?

Customer:Thatdoesn''''tmatter.Ihaveacarwithme.

书店售货员的本意是问顾客是否需要一些消遣性读物（Somethinglight），但顾客利用light一词的多义性特征（不重）与售货员开了个玩笑（Thatdoesn''''tmatter.Ihaveacarwithme.），言下之意为“重点没关系，反正我开了车的”。

第二，有一个职员本应在八点到达办公室但直到九点才到，老板非常生气，因此出现了下面这段对话：

“Lookatme”,saidtheemployee,holdingupabandagedarm,“Ifelloutofasecond-storywindow”.

Thebossaskedangrily:“Didthattakeanhour?”

职员本以为老板会原谅他，因为他从二楼摔下去，于是到医院去打石膏，所以才会迟到，没想到老板故意从其字面意思解释，仍然不满意他的迟到。

第三，AskforMore.

这是一则More牌香烟广告。广告中使用了双关语,把“More”这种牌子与“more”(多的)意思联系起来。

第四，Thelabelofachievement.BlackLabelcommandsmorerespect.

这是一则威士忌酒的广告。Label既是“标志”的意思，又是酒的牌子，强调了label酒与成功相连。如此生动别致的广告语让消费者不仅一下就记住商品的名字而且使其产生购买欲望。

（二）社会规约

除了传递各种消息，语言还可用来维持或改变某种社会关系，因此交际者在交际过程中进行各种各样的选择以使交际能顺利进行。间接言语行为就是为实现这一交际目的而进行的策略选择，是对社会规约的一种顺应。

“社会规约主要指规范交际者言语行为的社会原则和准则，如：权利、地位和社交角色等在交际中的规约性”（周四媛，2002:61）。于国栋也说（2004：83）：“对于社会规约的违背所导致的后果往往是无法修复和弥补的，即使进行了修复和弥补，也不可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所以交际者对社会规约的重视程度往往比较高”。例如：

第五，Policeman:What''''syourname,boy?

Doctor:DrPoussaint.I''''maphysician.

Policeman:What''''syourfirstname,boy?

Doctor:Alvin.

这个例子所描述的是黑人医生DrPoussaint在美国南部的一个小镇上被一个白人警察询问的情景。因为美国的主流文化是白人文化，种族歧视在一定的范围内还存在，因此白人警察故意忽略了医生对physician的强调，从其社会地位的含义看是“有身份的、受人尊敬的人”，而两次使用带有贬义的词语boy称呼医生。此例中的“boy”一词的意义,除了指［+HUMAN,+MALE,-ADULT］基本特征外，白人警察用“boy”一词明显体现着其毫不掩饰的对黑人的歧视。而黑人医生在得不到相应的礼遇时不得不被动地顺应社会的主流文化——白人文化。

（三）心理动机

“说话人选择语言的过程正是顺应自己的和听话人的心理世界的一个动态过程”（何自然，2002：22-23）。使用间接言语行为，既可以维护自己的面子，又可以维护别人的面子，顺应了说话人、听话人的心理动机。

心理世界包括交际者的个性、情感、信念、愿望、动机或意愿（Verschueren，1999:88）。交际中心理动机最主要的方面是认知和情感因素，交际过程中说话人进行选择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说话人同时顺应他自己及听话人的心理世界。例如：

第六，A:Whatwouldyoulikeforyourbirthday?

B:Mycamera''''sbroken.

在上面的例句里，B其实想要一部相机作为生日礼物，但她并未直接说出来，而选择了间接言语行为Mycamera''''sbroken，因为一方面如果A听出她的言外之意，那么就会送她一部相机作为生日礼物，她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另一方面，如果A不明白或假装不明白她的意思，B和A都不会觉得没面子，因此，B的选择顺应了双方的心理动机。再如：

第七，Churchill:Well,wemayhavesomesportforyouyet,eh?Didyouenjoythat,captain?

Henry:Itwasarareprivilege,Mr.PrimeMinister.

Churchill:Anytime.Anytimeatall.

Henry:Toomuchhonor,sir.Oncewasplenty.

这是HermanWouk《战争风云》里对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没有空中掩护和海上护航的情况下，乘船前来纽芬兰的阿根夏湾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商讨联合抗德事宜，之后与美国联络官VictorHenry同乘“威尔士王子”号返回冰岛时的一段对话。Henry明白首相的用意，但考虑到求同准则，在语言表达上尽量附和首相，“Itwasarareprivilege”当首相回答他随时都可以得到时，Henry说道“Toomuchhonor,sir.Oncewasplenty.”“Toomuchhonor,sir.”就委婉表达自己不该“享受”这种“殊荣”，但怕过于含蓄引起误解，又补充一句：“Oncewasplenty.”进一步委婉表示他不愿再次冒生命危险进行这类“旅行”，也不愿再次领受这种“特殊待遇”。Henry既没有威胁到首相的面子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因此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

二、结语

交际者无论在口头或书面语中都至少有一个或以上的目的。Verschueren(1999:55)指出，语言使用就是不停的进行语言选择，为了达到交际目的，交际者必须在语言的各个层面进行选择。无疑，间接言语行为是交际者为了顺应语言现实、社会规约及心理动机所进行的选择。

参考文献：

［1］陈新仁.试论语用解释的诠释条件［J］.现代外语,2001，（04）.

［2］何自然，于国栋.语用学的理解—Vershueren的新作评价［J］.现代外语，1999，（04）.

［3］何自然、冉永平.语用学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4］谢少万.顺应理论与外语教学［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04）.

［5］于国栋.语码转换研究的顺应性模式［J］.当代语言学，2004，（01）.

［6］周四媛.话题转换的顺应性研究［J］.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2，（02）.

［7］Levinson,StephenC.Pragmatics.［M］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3.

［8］Searle,R.John.“IndirectSpeechActs”［A］,inPeterColeandJerryL.Morgan(eds.):SyntaxandSemantics.［C］NewYork:AcademicPress.1975.

语言选择范文篇5

（一）文化语境文化语境文化语境概念最早提出是在1923年，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对各角度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从而使其初步形成。而在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的推动下，文化语境概念得到了广泛应用与发展。Verchueren的著作《语用新解》对文化语境的顺应观念以及综观进行了详细阐述。他认为，对语言选择的过程与意识的有无不存在关系，与语言内外部影响因素也没有密切关系，因此交际的环境与对象成为语言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语言语境与交际语境是文化语境的两大方面，物理世界、社交世界以及心理世界是交际语境中囊括的三个方面，其中社交世界是交际语境中的重点因素，文化是影响社交的主要方面。语言使用者由于受到文化以及社会规范的相关制约，因而对文化语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二）语境顺应顺应的动态性、语境关系顺应、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以及结构客体顺应是语境顺应的四个表现方面，其四个方面之间的关系相互制约而又相互依存。在翻译过程中，语境顺应的不仅仅是虚构的文本世界，也是译文读者所处的交际世界，因此探讨语境顺应的过程中必须对所处的社交世界有所了解。（三）文学翻译批评文学翻译批评理论是一种功能主义理论，其改变了一一对应原文进行翻译的固定式、刻板式翻译的模式，将翻译行为予以扩展，从而拓宽了翻译的手段与视野，为译文翻译者以及读者形成了良好的翻译行为范畴，从而将文本交际的功能体现出来。我国著名翻译学者林纾曾经对翻译作品进行转述，虽然故事生动，却不免影响了原文的创作风格，而傅雷先生则在翻译的基础上加入了自身的理解，从而使译文成为真正的文学作品。赖斯曾经提出目的论理论的观点，其认为忠实法则、连贯法则以及目的法则是翻译顺应相关情境与文化必须遵循的三条法则，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读者更容易融入作品情境中去，提高作者的可接受度。（四）语言与文化关系例证“语言是自我的表现，同时也是文化的反映”是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提出的重要观点，其认为地理环境气候、动植物、神话传说以及寓言、历史等均会对文化产生影响，进而形成文化语境顺应的环境。例如：“insmoothwater”直面翻译为“在平静的水域”，却可以意译为“诸事平安”，“fishwife”则可由“渔妇”意译为“骂街的泼妇”，“oddfish”则可由“怪鱼”引申为“怪物”，其为顺应自然环境与语义所进行的文学翻译。作为神话故事、寓言中的经典，也可以予以人性化的翻译，例如aswordofDamocles(达摩克利斯之剑)、be-tweenScyllaandCharybdis(腹背受敌)、Pandora''''sbox（潘多拉的盒子）等。（五）文化与翻译例证语言必须深埋于文化的泥土中才得以生存，文化也必须为语言的发展提供栖身之处，因此语言作为文化有机体的心脏成为翻译中重点注意部分，不同的语言符号的转换不仅指代表层的意义，还涉及不同文化的转移与沟通，因此必须重视翻译过程中词汇空缺、词义冲突、语义联想、语用涵义、民族心理差异等语言结构。其中，在鲁迅《阿Q正传》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断子绝孙的阿Q！’远远地听到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翻译为英文则为“‘AhQ,mayyoudiesonless!’soundedthelittlenun’svoicetearfullyinthedistance.”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文化下的语法结构的不同以及愤怒的结构架构的不同。

二、文学语境对文学翻译所产生的作用

在文学翻译批评中，思维模式的差异、价值观念的差异以及宗教信仰的差异、地理文化和人文历史的差异等均会影响人们的文化语境认知能力。在思维模式的差异中，语言既作为交际的工具，也作为传达一个民族以及思想的重要介质，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应用标点符号、书写形式、语言结构改变原有的定性思维方式，使翻译的文章具有本土风格的灵活性与完整性，体现文学作品的层次性与条理性。在宗教信仰的差异中，文学翻译不仅需要烙印上民族宗教的色彩，也应该对相关宗教材料予以深入挖掘与准备，从而准备体现文本中的语言含义。价值观念也是受文化语境顺应影响的重要因素，其体现在年龄以及群体差异中，体现在不同文化风格上，由此便产生了个人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等词汇。地理文化以及人文历史的差异性也会对文学翻译产生影响，其不仅是地域的差异，也是社会进展过程中的文化沉淀，因而其对于表现特定历史事件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在翻译拿破仑“遭遇滑铁卢”时，便可以翻译为“tomeetone’sWaterbo”。在文化延伸中，翻译可以与我国关羽“夜走麦城”相联系，从而增加翻译的相通意味。

三、文学语境顺应与文学翻译批评解析

语言选择范文篇6

【关键词】电影；字幕翻译；顺应论

随着电影进出口的增加，字幕翻译的研究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根据以往的研究显示，电影字幕翻译的发展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时由于电影的稀缺，只有少数人知道字幕翻译。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种西方电影涌入中国市场，中国人不断接收外国文化。随着电影进入中国市场，字幕翻译应运而生。

一、字幕翻译的定义和特点

字幕翻译是一种视听翻译的模式，适用于电影、电视剧、视频等视听产品，它共有三大特点，即口语化、即时性和同步性。电影字幕的存在是为了让观众轻松地理解剧情，所以字幕内容不宜过于复杂。例如像“嗯”“是”这样的口语词出现在字幕中非常普遍。字幕在时间和编排上存在一定的限制。一方面，电影字幕不能长时间停留在屏幕上，因为画面的呈现是有时间限制的。另一方面，如果人们花很多时间看字幕，这可能就会导致他们错过一些重要的电影角色和情节发展。字幕翻译要同时传递相匹配的语言和文字信息，它可以分为时间同步、空间同步、内容同步、语音同步和文字同步五种同步标准。

二、顺应理论概述

顺应论是由杰夫·维索尔伦于1987年提出，它是指语言的使用应该根据特定的情况，并且要适应不同的交际者和语境。顺应论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包括语言的选择、语言的三个属性和语言的四个研究视角。杰夫·维索尔伦认为语言的使用是一个顺应的过程。一方面，汉语和英语作为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它们的形成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等。另一方面，语言的选择取决于社会背景、对话者的相对地位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语言的选择不仅体现在语言形式上，还体现在语言策略上。这意味着当翻译过程中出现困难时，可以寻找其他的表达方式，如使用相似的词语或句子，删除冗余信息等。其次，需要考虑所选择的语言是否能够传达说话人的意图，是否能被听话人接受和理解。变异性、协商性和顺应性是语言的三个属性。语言的变异性和协商性是基础，为语言的选择提供了前提。语言的顺应性是选择的结果，是指所选择的语言符合交际的要求。变异性定义了语言的选择范围，代表了语言能够以不同的形式表达。随着时间的推移，旧语言的淘汰和新语言的出现是正常现象，这就表明了语言选择的范围是不断变化的。协商性解释了语言的选择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按照形式和功能之间的严格规则或关系，而是基于灵活的原则和策略。说话者在使用语言时采取有效的策略非常重要，而语言的协商性则使说话者在选择语言时有很大的自由。顺应性允许人们在各种可能性中做出可协商的语言选择，以满足交流的需要。这意味着说话者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特定的情况下选择最合适的一种表达方式来准确地表达意图，从而达到预期的交际效果。语言的四个研究视角包括语境顺应、结构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过程的意识突显。这里所指的语境包括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交际语境由物理环境（时间和地点）、交际者的社会关系和他们的心理状态（个性、情感、信念）组成。语言语境包括语境衔接、互文性和线性序列。简单来说，选择语言时要考虑语境的语义和逻辑关系。结构顺应允许译者从词汇、短语、句子、风格等多方面进行选择。无论在哪个结构层面，都要遵循一定的使用原则。顺应的动态性是指语言为了适应各种语境和语言结构而不断变化，它反映了使用交际策略和语言灵活性的重要性。顺应过程的意识突显意味着语言选择处于不同程度的意识之下。有些选择几乎是无意识的，而有些选择却有很强的目的性。

三、电影《疯狂动物城》字幕翻译的个案研究

（一）语境顺应

1.交际语境“Stopinthenameofthelaw!”（我是警察站住）朱迪在追小偷的时候，对小偷大喊了这句话，其实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以法律的名义停止”，这种翻译无法为中国观众所理解。“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则，由国家制定或批准，由国家强制执行，象征着权威。换句话说，警察可以抓捕罪犯，即他们是正义的化身，具有法律的庄严性。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巧妙地将句子翻译为“我是警察站住”。采用这种翻译方法，符合观众的心理世界，促进了情节的进一步发展。2.语言语境“bunnybumpkin.”（兔宝宝）在原文中字典里的意思是“乡巴佬；土包子”，代指一个不懂时尚的人。译者巧妙地用委婉的方式翻译了这个句子，以表达兔子在训练中的表现很差。

（二）结构顺应

1.语音层面在翻译过程中，为了给目标受众呈现良好的效果，译者必须遵循原有的发音规则，使得最终的翻译尽可能接近源语言，以保留原文的语音特征。电影中诸如Higgins(河马金斯)、Trunkaby(象克鼻)、Weselton(猥琐屯)等角色名称的翻译不仅体现了不同动物的属性，还减少了中国观众在观看电影时的陌生感。2.词汇层面词汇层面的顺应是指字幕的调整，这是由不同语言翻译过程中的词汇空缺引起的，单词只有在相应的文化中才有意义。像“That'sthebeautyofcomplacency.（知足常乐）”这样的句子都是中国常用的四字成语。此外，专有名词“ZPD”和“DMV”被翻译成“警察局”和“车管所”，这样的翻译让观众一眼就能看明白这些缩写的含义。3.句法层面汉语和英语有不同的构词和造句规则，同样的事情可以用不同的句法结构来描述。为了符合中国人的表达习惯，在英译汉的过程中，有必要灵活调整句子结构，以适应汉英句法的差异。“Whenistherenotaneedforafoxtaser?”（电狐器总能用得上）在去动物园之前，朱迪的父亲让朱迪带上电狐器。译者将一般疑问句翻译成陈述句，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和情节发展。

（三）顺应的动态性

顺应的动态性是指语言结构和语境在语言选择过程中是相互顺应的。“Shehustledyou.”（她把你给耍了）在电影中，尼克由于逃税遭受了警察朱迪的逮捕，朱迪的录音笔中还记录下了他的罪行。朱迪用录音笔作为交换条件，要求尼克和她一起找到失踪的水獭。文中所选的两个带有讽刺意味的例句是尼克的同伴说的。“hustle”的本意是“推搡；催促”，但译者翻译为“耍”。符合电影的剧情设定，让电影更有趣。“Itwouldseemyou'vearrived.”（你终于功成名就了）短语“sbhasarrived”意味着某人成功了。译者用四字成语来表达成功的含义，体现了汉语的语言优势和观众的审美期待。

（四）顺应过程的意识凸显

为了达到一定的交际目的，译者有时会对语言进行有意识地操作，如添加或改变词语。“Thenwe'llhavetodothisthehardway.”（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由于尼克的不配合，朱迪的这句话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这句话也为她接下来的行为做了铺垫。这句话可以翻译为“那我们就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了”。然而，就翻译而言，它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也就是说，为了顺应各国不同的语言习惯和社会差异，译者有必要将其翻译成中国观众爱看、爱听的俗语。“Wecannotkeepitasecret.”（纸包不住火）医生告诉狮心市长，隐藏失踪动物的事情迟早会被发现。因此，医生想告诉公众真相。原文的字面意思是“我们不能保守秘密”，换句话说，这个秘密将来会被揭露。“纸包不住火”是中国的一句俗语，意思是事实是无法隐瞒的。因此，这种翻译方法充分体现了译者文化顺应意识。

四、结语

本文以顺应理论为基础，探讨了《疯狂动物城》的字幕翻译，揭示了心理、社会和物理世界等因素如何影响语言的使用。由于汉英语言的本质差异，在翻译过程中有必要考虑不同国家观众的习惯和文化，以便做出持续的语言选择。因此，译者在字幕翻译的过程中需要选择恰当的策略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思想和意义。

参考文献：

[1]Nida,Eugene.Language,Culture,and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1993.

[2]Verschueren,J.UnderstandingPragmatics[M].Beijing: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2000.

[3]刘大燕,林庆娜.字幕翻译类型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9,3(31):80-83.

语言选择范文篇7

关键词：小学语文；青年教师；课堂提问；语言顺应

1理论背景

语言顺应论是比利时语用学家Verschueren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提出的语用综观论。语言顺应论关注语言的表达，语言的表达与语言的选择密切相关。Verschueren认为语言的特性为语言的选择提供了前提和条件，语言的选择是语言使用者在不同的意识水平上顺应动态语境因素做出的语言选择，语言选择包括语言形式和语言策略的选择。Verschueren认为，人类的语言具有三个本质特征：变异性（variability）、商讨性（negotiability）和顺应性（adaptability）[1]。变异性是指语言结构的各个层次为语言选择提供了可能性；商讨性指语言选择是基于开放灵活的原则和策略产生，而不是机械地依照固定的语言形式———功能规则进行；顺应性指的是语言使用者根据语境因素做出合适得体的语言选择，以满足自身的交际需求。Verschueren强调语境对于语言选择的重要性。语用学意义上的语境不是预设的、一成不变的语境，而是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动态生成的语境，语境由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构成。Austin于1962年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语言使用者使用语言，不仅仅是陈述或描述某事，还可以实施某种行为，即以言行事。以言行事是以语用策略的选择为基础进行的，选用何种语用策略是影响言语交际成败的重要因素。小学语文课堂中的活动主要是教学性的活动，但师生互动显然具有交际的性质，教师与学生是言语交际活动的两个主体。教师通过有目的的选择语言策略以言行事是为了实现特定的教学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课堂提问是教师常用的语用策略。教师常以课堂提问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引发思考。通过课堂提问，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理清思路，品味语言，解读课文，进而感受课文之美，最终实现教师预设的教学目标。

2小学语文青年教师话语实例分析

小学语文青年教师是指在小学入职1—5年，已经具备了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基本素质和能力的新手型教师[2]。由于工龄较短，教学经验不丰富，教学能力尚有很大提升空间。为了考察小学语文青年教师课堂提问的实际使用状况，本研究实录了包头市某小学一位青年教师的语文课。该堂课由青年教师和其指导教师共同备课，授课内容为2018年人教部编版小学语文课文《掌声》。为了更好地观察小学语文青年教师课堂提问的表现及语用效果，本研究实录了一位有十几年教龄的优秀骨干教师《掌声》的观摩课，本研究就两位教师话语句子类型、课堂提问的次数、提问方式、提问类型等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小学语文青年教师课堂提问的表现，发现不足并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1）话语句子类型。对二位教师课堂实录的统计表明课堂会话中教师使用的句子主要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青年教师与骨干教师的话语类型以疑问句为主，分别占到教师话语总量的47%和45%，这表明无论是青年教师还是骨干教师，都有意识地采用课堂提问作为组织课堂，推进课堂教学的语用策略（如表1所示）。（2）课堂提问的次数。课堂提问次数的统计首先是对师生对话中教师课堂提问的总句数进行统计。由于青年教师、骨干教师讲授课文时某些教学环节具有一致性，因此课堂提问次数的统计不仅包括总次数,也包括教学导入、整体感知、分段教学、拓展交流四个教学环节。统计结果表明，青年教师使用课堂提问的总次数、“整体感知”上提问次数略高于骨干教师，骨干教师在“教学导入”“分段教学”“拓展交流”上课堂提问次数高于青年教师（如表2所示）。（3）课堂提问的句型。疑问句从语气上可以分为是非问、特指问、选择问、正反问四种类型。从统计数据看，青年教师和骨干教师都较多使用了特指问，即包含了“谁”“哪儿”“什么”“怎样”等疑问代词的句子。“特指问”的频繁运用与学情有关，教师通过疑问代词直接表明疑问点，希望三年级小学生在问题的明确驱动下积极思考做出答复（如表3所示）。（4）课堂提问的类型：根据美国教育学家杰罗姆·布鲁纳教育目标分类理论，认知领域的知识包括知识、理解、应用、分析、综合、评价六个类别，它们体现了从具体到抽象的排列顺序。从教学的角度看，教师的课堂提问涉及上述六个类别，本研究将六个类别的问题分成三大类：知识和理解，应用和分析，综合和评价。不同类别的课堂提问对学生的能力有不同层级的要求，合理的课堂提问设计有利于教师实现教学目标，促进学生发展（如表4所示）。数据表明，青年教师提问类型中知识与理解类问题占绝对优势，这是青年教师课堂学生活动显得比较活跃的原因之一。青年教师在应用与分析、综合与评价类问题均低于骨干教师，这也表明，青年教师课堂提问类型单一，难度较低，难以促进学生思维力的发展。

3语言顺应视角下小学语文青年教师课堂提问存在的问题及优化策略

3.1小学语文青年教师课堂提问存在的问题

通过数据统计可见，青年教师具有基本的语文教学素质和能力，能够有意识地采用课堂提问作为与学生课堂积极互动的语用策略。通过课堂提问，教师组织课堂，推进课堂教学。但研究青年教师与骨干教师的教学实录发现，青年教师的课堂提问存在教学设计意识不强，提问次数多但较为随意；课堂提问类型单一，主观性较强；课堂提问层级性不分明，难度较低等问题。例如青年教师进行课文《掌声》“整体感知”教学时，课堂提问如下：师:默读完以后你觉得故事的主人公是谁呢？师:她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发生在什么时候呢？用原文中哪一句话可以回答呢？师: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全班的同学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师:然后呢？英子也要上台讲故事吗？师:那她想上去讲故事吗？师:后来英子怎么样了呢？师:女孩英子因为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她很勇敢是不是？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勇敢的英子的故事。由教学实录可见，课堂提问较为琐碎，看起来课堂气氛热烈，师生之间积极互动，但多轮课堂提问从教学时效看，教学效率不高。此外，青年教师在实施课堂提问的过程中的教学应变能力也明显不足。

3.2小学语文青年教师课堂提问的优化策略

（1）强化课堂提问的“设计意识”。教师要成为学习设计师，这是备课新理念。美国学者将课程设计进行了规范化，命名为“反向设计”，其实就是用逆向思维的方式来设计教学。反向设计的程序，依照三个步骤来进行，即教师预设教学目标，预设学生的学习表现，预设教学活动。课堂提问是教师预设的教学活动，语用策略，课堂提问的意义在于完成预设的教学目标，课堂提问不应是松散的，随机性的提问，相反，课堂提问需要精心设计才能高效地达成教学目标。课堂提问设计需顺应课标、教材、教学篇目、学情、教师自身知识水平、教学能力等。具体来说，课标是教师教学的指导性文件，领会了课标理念，教学目标的设计才具有有效性。教材是教学的蓝本，读懂教材才能更好地把握教学目标、教学重点、教学难点。研读教学篇目，尤其是课后习题，才能把握编者的编写用意，发挥其在教学中的作用。课堂提问是教师面向学生的学习设计，一定要考虑教师自身的能力，更要充分考虑学情，因为学生的发展的教学的基础也是教学的目的。以《掌声》为例，骨干教师备课后将教学重点设计为：引导学生整体把握课文内容，感受英子在掌声前后的变化。设计此教学重点与教师对课标、教材、习题的准确理解与把握有密切关系。为了实现此教学目标，骨干教师设计了如下课堂提问：师：自由读第一句话，边读边做英子的动作。通过刚才的动作，你能体会到英子心里在想些什么？师：像英子这样的心理用课文中的一个词来形容，是哪个词？师：英子为什么犹豫呢？师：自由读这句话，从“慢吞吞”“眼圈红红的”你能体会到什么？应该怎样读这句话？师：通过“终于”这个词，你能体会到什么？师：同学们想用掌声对英子说什么？师：这是怎样的掌声呢？用一个词来形容。师：鼓励的掌声让英子泪流满面。故事讲完了，教室里又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是为什么呢？师：是什么使英子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师：从这两次掌声里，你体会到什么？[3]教师设计的课堂提问环环相扣，通过提问引导学生认真读书，在认真品读语言文字的基础上，以词语为抓手，让学生品味重点词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体会英子在两次掌声前后情感、动作、神态的变化，进而领悟“掌声”的作用。好的课堂提问建立在深度钻研教材，循序渐进、难易适中以及明确有序的基础之上，以实现问题的有效设计，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4]。（2）强化课堂提问的“顺应意识”。现代研究表明，语文教学的本质就是语境教学[5]。语境从语言运用主体和语境的关系看，可分为主观和客观两大类。从语文教学来看，客观语境是指外在于教师、学生的真实的交际环境，如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社会文化语境；主观语境指内在于教师、学生或由教师、学生再创造的语境，如认知语境。认知语境是指与人的知识背景、生活经验、认知能力相关的语境。课堂教学进程常常是由师生对话来推进的，师生对话所提供的新信息不断改变师生的认知语境，因此教学语境不是完全预设的，而是动态生成的。对于不少小学语文青年教师来说，如果即时性的课堂提问较为模糊泛化，超过学生的认知能力，学生的回答不能满足教师的心理期待时，教师常常无法顺应课堂的临时状况去积极引导学生，导致课堂气氛沉闷等现象的发生。对于小学语文青年教师来说，除了要善于利用各类语境知识，研读文本，深入解读文本，更重要的是在实施课堂教学的过程中，能够关注学生，动态顺应学生的认知语境，清晰把握不同学段的小学生所拥有的知识背景和生活经验，创设一定的情境，以学生能够理解的课堂提问方式巧妙地引导学生，最终完成特定的教学目标。

3.3强化课堂提问的“结构意识”

课堂提问的“结构意识”中的“结构”是指会话结构。课堂教学中的师生会话是一个有结构、有明确的交际目的的言语活动。有研究将课堂提问分析为教师的发问阶段、等待阶段、叫答阶段、理答阶段[6]，这体现了对课堂提问的结构分析。相邻对是分析会话结构的基本单位，它由引发语和应答语构成。“提问/回答”是课堂教学师生会话结构常见的相邻对，教师的“提问”是引发语，学生对引发语的应答可以有多种选择。如果有多种选择，这些可能跟引发语配对的应答语并不具有相等地位。这些可能的应答语中，如果能满足教师的期待，它是如意的；如果不能满足教师的心理期待，它就是不如意的。面对不如意的应答语，教师不能弃之不顾，随意转换学生应答，而是应该具有协商、修正、补充的结构意识，引导学生完成课堂提问。例如：师：英子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生：她是一个害怕的小姑娘。师：害怕？她怕什么？生：他怕别人嘲笑她，她怕和人交往。师：你能把“害怕”换一个词语吗？生：害羞、胆小。师：很好。[3]上例中学生的回答没有满足教师的心理期待，是不如意的应答语，教师利用文本与学生协商，并进行追问，重新发起问答结构，促使学生进行思考，学生自我修正后的应答语满足了教师的心理期待，进而实现了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倪素平.简明语用学[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20.

[2]张雪莹.小学语文专家型和新手型教师课堂提问比较的个案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20.

[3]吴秀玲,王朝霞.小学语文优秀课堂教学实录及评析[M].郑州:文心出版社,2013.

[4]黎文斌.小学语文有效课堂提问的策略[J].安徽教育科研,2020(19):33,45-46.

[5]邱光军,孔凡成.语境分类及其教学价值[J].语文建设,2020(16):16-20.

语言选择范文篇8

[关键词]语码转换社会语言学定义分类

一、引言

Gumperz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研究挪威的方言时，发现说话人从使用某一方言转而使用另一方言是有社会意义的。在此之前，语言学家并不认识语码转换现象，研究语言接触的学者把在一段话里出现两种语言的现象看成是语言干扰的结果。语码转换作为语言接触的结果之一，在过去得到了众多研究领域的重视。比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语法学及语用学等。许多语码转换研究都是从社会语言学角度进行的（Appeal&Muysken1987,Myster-Scotton1993/1998,etc.）这些研究通过寻求社会因素（如种族、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等），与语码转换在宏观层面上的关系来探讨语码转换背后的动机。这种研究的中心议题是语言选择如何反映权利和不平等，或者说如何成为某个社会集团成员的权利与义务的指针（Auer,1998：3）。语码转换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成功地将社会因素引入了语码转换的研究的视野，这些研究者认为语码转换是一种社会行为，根本不可能脱离社会因素和社会规约的制约，这种对语码转换和社会因素之间宏观关系的探索可以加深我们对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认识，本文对语码转换的定义和分类进行探讨，旨在加深对这一语言现象的认识和理解。

二、语码转换的定义

关于语码转换这个术语，研究者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对该现象的认识进行定义，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些定义分成三类：（1）认为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与语码混用(code-mixing)之间存在区别，这些学者的认知基础在于他们对被转换的语码的语言单位或者说语言结构的理解。通常他们（Auer1998,Bokamba1988,Hamers&Blanc1989,Haust&Dittmar1998,Kachru1983,Kamwangamalu1992,DavidLi1996,K.K.Luke1984,Morrow1987，SridharandSridhar1980,etc.）用语码转换来指称句间的转换（inter-sententialswitching）,用语码混用来指称句内的转换(intra-sententialswitching).所以，语码转换发生在句子分界处，而语码混用发生在句子内部。这种区分无疑揭示了语码转换和语码混用在结构方面的差异，但是这种仅仅从结构和转换发生的位置来界定术语的作法往往无法面对所有的反例。（2）认为语码转换与语码混用没有什么区别，这些学者（Gumperz1982,Lederberg&Morales1985,Clyne1991,Bhatia1992,Myers-Scotton1998,Verschueren1999,etc）放弃了句间语码转换和句内语码混用的区别，这些学者也可以分成两类：其中一类用语码转换来概括句间语码转换和句内语码混用，大多数学者都属于这一类，比如，Verschueren(1999:119)认为语码转换表示语言或语码变化是一个非常普通和受人青睐的策略。另一类用语码混用来囊括句间语码转换和句内语码混用，比如，Grosjean(1995)。这些学者们对句间语码转换和句内语码混用不加区别，原因有二：首先，他们认为没必要做这样的区分，以免引起术语方面的混乱。其次，是在研究这种语言现象的功能时就更不必要了，比如，Myers-Scotton（1998：107）就不区分语码转换和语码混用，因为语码混用这个术语本身会引起迷惑，而且认为没有必要在引入一个新的术语。（3）对于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区别不置可否，比如，一方面，Tay(1989)承认句间语码转换和句内语码混用在理论上的区别，另一方面，又认为他们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

一般说来，社会语言学家所说的语码转换不仅仅指自然语言之间的语码转换，还应包括方言和语体之间的转换，广义的语码转换选择是指在一个多语码的社会对语码的选择和确定，狭义的则指个人在社会交际中对语码的选择。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辞典》的定义是：“说话者或写作者从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转用令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现象。语码转换可以发生在对话过程中一方使用一种语言，另一方却用别的语言来回答；一个人可能开始时讲某种语言中途却转换成令一种语言，有时甚至一个句子只说了一半就改变语种。”

将句间语码转换和句内语码混用区分开来的确有利于研究语法限制，但是在研究句间语码转换和句内语码混用的交际功能时就没有必要了。笔者倾向于将语码转换理解为指在某一话语内（包括词、短语、小句和句子等层面）出现的不同语码交替使用的情况，包括句间语码转换和句内语码混用。

三、语码转换的类型

Gumperz(1972,1982)曾把会话中的语码转换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对待，Blom&Gumperz根据社会和语境的因素将语码转换分为为两种：情景语码转换（situationalcode-switching）和隐喻语码转换(metaphoricalcode-switching)。情景语码转换指由于情景因素的改变而引起的语码转换，这类语码转换意味着“只有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适合在某个特定的情景中使用，讲话人需要改变自己的语言选择来适应情景因素的改变，从而最终维持讲话的合适性”(Auer,1998:156)。情景语码转换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概念化线索，通过语码转换，交际者可以成功地理解和把握情景。喻意语码转换指说话人为了改变语气或同对方的角色关系而转换语码，是在情景不变的的情况下，交际者为了表达一定的交易意图而实施的语码转换。喻意语码转换打破了情景与语言选择之间的规约关系，因而交际对象就需要付出更多力气来对语码转换的用意进行推理。Poplack(1980)区分了三种类型的语码转换：句间语码转换（inter-sententialswitching）、句内语码转换(intra-sentential和附加语码转换(tagswitching)。句间语码转换发生在两个句子或分句的分界处，而且每个句子或分句都分别属于一种语言。句内语码转换涉及到句子或分句内部的转换。附加语码转换指的是在单一语言表达的句子或分句中插入另一种语言表述的附加成分（tag）,附加语码转换不一定出现在小句末尾，它可以出现在句子的任何位置。

四、结语

本问讨论了语码转换的定义和语码转换的类型，而且通过对不同学者对语码转换的定义及分类的回顾我们认识到研究者对于语码转换有不同的理解。语码转换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有多语或双语情况下的语码转换，也有同一语言的标准变体与非标准变体之间的语码转换，还有同一变体内的语码转换；有口语中的语码转换椰油书面语中的语码转换。Coupland和Jawoeski(1997:1)认为社会语言学具有双重任务，“研究社会环境中的语言和通过社会语言学来研究生活”。语码转换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对人们的言行产生约束力，比如，“语言行为策略和不同语言形式的选择常取决与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社会地位”（Cohen2001:389）。没有哪一种论述对语码转换这一社会语言学现象的描写是面面俱到的，但通过不同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对语码转换这一现象做进一步的了解。要构建一整套理论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理论语言学家们越来越对语言的社会性感兴趣，他们从各自的理论出发够建社会语言学的理论，语码转换的研究也不例外。

参考文献：

［1］Gumperz,J.J.DiscourseStrategies[M].CambridgeUniversity,1982.59.

［2］Clyne,M.G..ConstraintsonCode-switching:HowUniversalAreThey[J].Linguistics，1987,(25).

［3］Auer,P.APostscript:CodeswitchingAndSocialIdentity[J].JournalofPragmatics,2005，(37).

［4］Grosjean,F.APsycholinguisticApproachtoCode-switching.Milroy,LandMuysken,P.(ed.),1995.

［5］Myers-Scotton,ATheoreticalIntroductiontoTheMarkednessModel[M].InR.Jacobsoned.1998.107.

［6］RonalWardhaugh.社会语言学引论[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7］Verschueren.J.UnderstandingPragmatics.Arnold,1999.

［8］姚明发.50年来语码转换理论研究的发展与反思[J].广西社会科学，2007，（3）.

［9］蒋金运.语码转换述评[J].南华大学学报，2002，（9）.

语言选择范文篇9

关键词：艺术观念；人性本体；性相特征；语言选择

由于不同的“性相特征”须选择不同的“语言结构”方式，其艺术表现因形式、风格而各有不同。绘画与设计，作为两种不同形式的艺术表象，在世界各地多元文化的互相浸透与整合下，其界限趋于融汇而显得模糊不清。因此，传统意义上的绘画与设计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常常表现为被现代艺术所取代。这种现象的产生，理应归功于时代演进的人性本体精神。如果艺术都要表达个性化了的审美特性，那么不管何种门类的艺术同都属于形式各异且“个性化”了的精神产品，并同时作为客观实在的精神实体而存在。这是人性本体的审美价值取向所决定的。毫无疑问，绘画与设计均属于艺术品范畴。其作品内涵的“立意与观念”，实质即是个体精神价值取向所决定了艺术作品的灵魂。选择这些与灵魂相匹配的语言、方法与逻辑形式(包括独创)，就成了呈现画面审美价值的关键所在，无怪乎在哲学中，有其“观念形态”的名词界定之说。

一、观念与性相特征的关系

“现代艺术”除偶发性艺术、实验艺术、儿童艺术外，只要预先有实现自我精神价值取向定位的艺术作品，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如下问题：一、创造某种客观表象的价值意义何在?二、主观上能否创建某种具有独特性精神价值的表象?三、实践过程中是否能够实现超越自我，即以此来升华自我精神?正是因为被这种纯真的“内在”精神所驾御，那么，意向性的某种特定“观念”则应运而生，如若“观念”有这样一种思考前题，性相问题的特征一经创立，就成了被精神化了的艺术作品。过去，许多理论家有“形象特征”一说，把“形象”特征称之为客观实在的外在表象，我在这里估且以“性相”取代“形象”二字，其实质是因潜藏在“人性本体”的内在精神与“感官知觉”之别。具体地说，“性相特征”则是已被内化了的精神形态(它同时也包含着抽象与具象两种类别)。从“性相特征”出发，我们能够极大地注入客观形象的精神内涵，从而强化“人文本性”的标志性特征。

“内化”了的外在形象，从心理学与生理学、物种学与形态学的角度看来，“性”有别，则“形”各异，犹如倔犟与懦弱、男人与女人、物种之类别、方圆之形态等等差异，大干世界，万物之美，大凡可说均同属于内化之“性质”不同，因而其形态各异。由此，社会现象才显得如此千姿百态、丰富多彩。新、奇、无非在于“观念内涵”的变异。

但是，假若“性相特征”是“人文”所造的价值取向，那么，抽象与具象、写实与变形、理性与感性，就只是一个心理定向问题，可以理解为不同观念下的不同语言表象，出于个人特定的“性相”所造。因此作为“人文”的表现，我们从过去的“自然景观”过渡到目前的“人文景观”，其实质就是一个“质”的变化，说明人性化了的多元文化与自然文化在表象上有着“人文”特征的差异。因此，确立“性相特征”的标准，实际是在一种多元文化交织中被提取且重新整合的“新人性化”表相，即个人智能与价值取向的内在精神特性。

在实践超越自我的过程中，体验着艺术的真谛，浸透在美化了的精神实体之中，看起来仿佛是“艺术品”而纯属于唯心主义的产品，但实际是由社会滋润着艺术家个体精神的成长，因而它仍是客观的(客观精神及其产品)。因此内化了的“性相”特征，仍属于社会精神的外延。

二、性相特征与艺术语言的关系

绘画与设计同作为精神“性相”的客观实体，作为与艺术相“匹配”的绘画与设计“语言”组构方式来构建，其首要问题，即是对绘画与设计语言中(点、线、面、色彩、明、暗、形态、方法、质材、技法等诸要素)的选择与界定，从而构建其形式上新产生的“性相特征”。出于不同的人文特点(或不同性别)，对其周围事物的认知方式、价值取向，则大不相同，其表现在对同一客观现象的描述上，各自则存在有表达方式上的认知差异，一如演译与归纳、摸似与表现、比喻与象征。这些现象，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界定某一现象之前的观念界入。由于各自所注入的文化内涵不同，认识方式各异，因而在所表现的精神价值取向上、定性上各不相同。因此，在选择与界定语汇形式上，譬如：对点、线、面某一形式的界定(定形、定色、定调)上，乃至方法与构图等，则各不相同。

目前，就绘画与设计界的传统语言的形式(单指点、线、面)而言，则有几何学的界定、心理学的界定、过程主义(即无果)的界定、错视学的界定等等。总之，同一艺术对象的客观实体可作多元的界定；认识与应用在艺术表现中各有各的定向。色彩也同样如此，中国水墨画为了求得去欲呈慧、清心雅致的审美标准，从而简略了光效应中的所有色彩，而在水墨中寻求干、湿、浓、淡、焦，即所谓的“五色”。对色彩而言，“水墨”(黑白二分，阴阳互现)就是中国水墨画的色彩语言，这是典型的士大夫文化观念所界定的，从而导致了中国“水墨”画派。在中国道家文化中，“太极”则是“知黑守白”，表阴、阳两极，并认为此两极的和谐运行，有如宇宙本体的守恒定律一样，这不能不说“水墨画”的呈现，意味着文人墨客再现了“宇宙本体”的审美特性与真实的道家文化观。而西洋画的形、光、色、质等。由于以相对客观呈现的认知方式为基准，对自然表象作客观解析与表现，从而获得有如照片似的审美效应。可见，如若绘画与设计乃致各种艺术门类，其本质是从人性特征的某点出发。

据分类学原理，知识分为“纯粹知识”与“应用知识”两类，如若我们所学知识大多属于“纯粹知识”的话，那么“应用知识”的提升则成了自我认识能力的问题，立意与能力指向与观念是艺术的关键所在。只有将上述两类知识有机地结合、定性后，“纯粹知识与应用知识”方能显示出能力与观念的统一。一如对点、线、面、形态的有效界定，对明暗、色性、质地的有效配搭，对透视法、构成法(大小与方向，位置与空间，节奏与均衡，对立与统一，分解与整合、方法与技巧)等诸法则应用。这一系列的所谓“纯粹知识”，我们怎样去表现观念中的主题，就成了我们对纯粹知识的理解方能到达便通的应用。从而既不舍弃“纯粹知识”，而又合理便通地使用这些有效的艺术语言，来解决“观念”这一问题。否则，就会受到所学“纯粹知识”的制约，从而导致机械地拼凑与堆积，“纯粹知识”就会障碍自我认识能力，失去自我构建观念的主动权，在这种被动的情形下产生不了艺术的感染力，找不到个性化的艺术语言。所以，“语言”选择重在观念、重在塑“意”，即重在“性相特征”的构造与把握。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选择重在“合适”。所谓“合适”，就是选择与既然定的性相特征相关的，能最忠实地表达某种艺术观念的艺术语言。比如旨在咫尺间创造无限天地的中国山水画，正是因为他有“内化”的认识能力，并能动地运用相匹配的构图散点透视等法则，因而能突破有限，“黑”是实体，“白”是空间，创造无限。否则，没有预先“贴切”的观念界定，或不明确意境，简单的“合适”、“贴切”、“匹配”的艺术选择就难以进行，因为任何选择都，要能够经得(诸如形、色等要素整合，再现“性相特征”)起“观念”的检验。

绘画与设计艺术中“性相特征”的表象，如同文字艺术一样，语汇众多，选择各异，不同的语言塑造出不同的个性形象，不同形态色质的点、线、面，适合于不同质的“观念”要求，“贴切”与“合适”的表意，在这种意义上，方能显示其“性相特征”。从古典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流派众多，无不是从特定的自我认识(绘画语言)界定出发，创造性的表达了某种主义；“个性化”展示并由此产生，其“人文”特性的扩充与演进方能呈现。因此，在不同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向前推进，创造出各不相同的、新的审美标准，也充分地展现了不同的“性相特征”的文化底蕴与“人性本体”即时代精神。

语言选择范文篇10

关键词：艺术观念；人性本体；性相特征；语言选择

由于不同的“性相特征”须选择不同的“语言结构”方式，其艺术表现因形式、风格而各有不同。绘画与设计，作为两种不同形式的艺术表象，在世界各地多元文化的互相浸透与整合下，其界限趋于融汇而显得模糊不清。因此，传统意义上的绘画与设计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常常表现为被现代艺术所取代。这种现象的产生，理应归功于时代演进的人性本体精神。如果艺术都要表达个性化了的审美特性，那么不管何种门类的艺术同都属于形式各异且“个性化”了的精神产品，并同时作为客观实在的精神实体而存在。这是人性本体的审美价值取向所决定的。毫无疑问，绘画与设计均属于艺术品范畴。其作品内涵的“立意与观念”，实质即是个体精神价值取向所决定了艺术作品的灵魂。选择这些与灵魂相匹配的语言、方法与逻辑形式(包括独创)，就成了呈现画面审美价值的关键所在，无怪乎在哲学中，有其“观念形态”的名词界定之说。

一、观念与性相特征的关系

“现代艺术”除偶发性艺术、实验艺术、儿童艺术外，只要预先有实现自我精神价值取向定位的艺术作品，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如下问题：一、创造某种客观表象的价值意义何在?二、主观上能否创建某种具有独特性精神价值的表象?三、实践过程中是否能够实现超越自我，即以此来升华自我精神?正是因为被这种纯真的“内在”精神所驾御，那么，意向性的某种特定“观念”则应运而生，如若“观念”有这样一种思考前题，性相问题的特征一经创立，就成了被精神化了的艺术作品。过去，许多理论家有“形象特征”一说，把“形象”特征称之为客观实在的外在表象，我在这里估且以“性相”取代“形象”二字，其实质是因潜藏在“人性本体”的内在精神与“感官知觉”之别。具体地说，“性相特征”则是已被内化了的精神形态(它同时也包含着抽象与具象两种类别)。从“性相特征”出发，我们能够极大地注入客观形象的精神内涵，从而强化“人文本性”的标志性特征。

“内化”了的外在形象，从心理学与生理学、物种学与形态学的角度看来，“性”有别，则“形”各异，犹如倔犟与懦弱、男人与女人、物种之类别、方圆之形态等等差异，大干世界，万物之美，大凡可说均同属于内化之“性质”不同，因而其形态各异。由此，社会现象才显得如此千姿百态、丰富多彩。新、奇、无非在于“观念内涵”的变异。

但是，假若“性相特征”是“人文”所造的价值取向，那么，抽象与具象、写实与变形、理性与感性，就只是一个心理定向问题，可以理解为不同观念下的不同语言表象，出于个人特定的“性相”所造。因此作为“人文”的表现，我们从过去的“自然景观”过渡到目前的“人文景观”，其实质就是一个“质”的变化，说明人性化了的多元文化与自然文化在表象上有着“人文”特征的差异。因此，确立“性相特征”的标准，实际是在一种多元文化交织中被提取且重新整合的“新人性化”表相，即个人智能与价值取向的内在精神特性。

在实践超越自我的过程中，体验着艺术的真谛，浸透在美化了的精神实体之中，看起来仿佛是“艺术品”而纯属于唯心主义的产品，但实际是由社会滋润着艺术家个体精神的成长，因而它仍是客观的(客观精神及其产品)。因此内化了的“性相”特征，仍属于社会精神的外延。

二、性相特征与艺术语言的关系

绘画与设计同作为精神“性相”的客观实体，作为与艺术相“匹配”的绘画与设计“语言”组构方式来构建，其首要问题，即是对绘画与设计语言中(点、线、面、色彩、明、暗、形态、方法、质材、技法等诸要素)的选择与界定，从而构建其形式上新产生的“性相特征”。出于不同的人文特点(或不同性别)，对其周围事物的认知方式、价值取向，则大不相同，其表现在对同一客观现象的描述上，各自则存在有表达方式上的认知差异，一如演译与归纳、摸似与表现、比喻与象征。这些现象，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界定某一现象之前的观念界入。由于各自所注入的文化内涵不同，认识方式各异，因而在所表现的精神价值取向上、定性上各不相同。因此，在选择与界定语汇形式上，譬如：对点、线、面某一形式的界定(定形、定色、定调)上，乃至方法与构图等，则各不相同。

目前，就绘画与设计界的传统语言的形式(单指点、线、面)而言，则有几何学的界定、心理学的界定、过程主义(即无果)的界定、错视学的界定等等。总之，同一艺术对象的客观实体可作多元的界定；认识与应用在艺术表现中各有各的定向。色彩也同样如此，中国水墨画为了求得去欲呈慧、清心雅致的审美标准，从而简略了光效应中的所有色彩，而在水墨中寻求干、湿、浓、淡、焦，即所谓的“五色”。对色彩而言，“水墨”(黑白二分，阴阳互现)就是中国水墨画的色彩语言，这是典型的士大夫文化观念所界定的，从而导致了中国“水墨”画派。在中国道家文化中，“太极”则是“知黑守白”，表阴、阳两极，并认为此两极的和谐运行，有如宇宙本体的守恒定律一样，这不能不说“水墨画”的呈现，意味着文人墨客再现了“宇宙本体”的审美特性与真实的道家文化观。而西洋画的形、光、色、质等。由于以相对客观呈现的认知方式为基准，对自然表象作客观解析与表现，从而获得有如照片似的审美效应。可见，如若绘画与设计乃致各种艺术门类，其本质是从人性特征的某点出发。

据分类学原理，知识分为“纯粹知识”与“应用知识”两类，如若我们所学知识大多属于“纯粹知识”的话，那么“应用知识”的提升则成了自我认识能力的问题，立意与能力指向与观念是艺术的关键所在。只有将上述两类知识有机地结合、定性后，“纯粹知识与应用知识”方能显示出能力与观念的统一。一如对点、线、面、形态的有效界定，对明暗、色性、质地的有效配搭，对透视法、构成法(大小与方向，位置与空间，节奏与均衡，对立与统一，分解与整合、方法与技巧)等诸法则应用。这一系列的所谓“纯粹知识”，我们怎样去表现观念中的主题，就成了我们对纯粹知识的理解方能到达便通的应用。从而既不舍弃“纯粹知识”，而又合理便通地使用这些有效的艺术语言，来解决“观念”这一问题。否则，就会受到所学“纯粹知识”的制约，从而导致机械地拼凑与堆积，“纯粹知识”就会障碍自我认识能力，失去自我构建观念的主动权，在这种被动的情形下产生不了艺术的感染力，找不到个性化的艺术语言。所以，“语言”选择重在观念、重在塑“意”，即重在“性相特征”的构造与把握。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选择重在“合适”。所谓“合适”，就是选择与既然定的性相特征相关的，能最忠实地表达某种艺术观念的艺术语言。比如旨在咫尺间创造无限天地的中国山水画，正是因为他有“内化”的认识能力，并能动地运用相匹配的构图散点透视等法则，因而能突破有限，“黑”是实体，“白”是空间，创造无限。否则，没有预先“贴切”的观念界定，或不明确意境，简单的“合适”、“贴切”、“匹配”的艺术选择就难以进行，因为任何选择都，要能够经得(诸如形、色等要素整合，再现“性相特征”)起“观念”的检验。

绘画与设计艺术中“性相特征”的表象，如同文字艺术一样，语汇众多，选择各异，不同的语言塑造出不同的个性形象，不同形态色质的点、线、面，适合于不同质的“观念”要求，“贴切”与“合适”的表意，在这种意义上，方能显示其“性相特征”。从古典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流派众多，无不是从特定的自我认识(绘画语言)界定出发，创造性的表达了某种主义；“个性化”展示并由此产生，其“人文”特性的扩充与演进方能呈现。因此，在不同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向前推进，创造出各不相同的、新的审美标准，也充分地展现了不同的“性相特征”的文化底蕴与“人性本体”即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