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与发展范文10篇

一、引言

经济发展受到多方面的影响，而物流作为其中重要的因素，其对经济的影响收到了广泛关注。辽宁省老工业基地的发展与物流业密切相关，本文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各运输行业的发展水平与济发展水平的协调性进行研究，进而提出辽宁省物流业发展的对策。

二、指标与模型

指标与数据本文选择了铁路，公路，水运，民航和管道5个行业的货运量和货物周转率共计10个指标，以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表示是物流发展水平，用生产总值代表经济发展水平。方法与模型在经济发展和物流发展的协调性研究中，多数文献采用了统计分析方法，如文献，考虑到样本数量有限，本文选择了文献中选用的灰色关联分析法来研究制造业发展与物流发展的协调性。由于邓氏关联度能够更好的反应不同计量单位变量之间的关联程度，因此，本文选择邓氏关联度的计算模型，以保证结果的科学性。

三、计算与结果

1.计算与处理

【摘要】通过分析广西龙州壮锦的织锦技艺来了解龙州壮锦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研究创新壮锦发展的新模式。在传承非遗的同时，将非遗技艺与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相结合，通过互联网等平台向社会传递民族非遗技艺风采。通过与地方高校合作，推动“产、学、研”融合，在保护、传承壮锦非遗的同时更好地促进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龙州壮锦；创新；发展；文化价值

壮锦源于秦汉，初形于唐宋，兴盛于明清，衰落于清末民初，新中国初期开始曲折发展。利用壮锦产业发展好农村边远地区，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1]。广西龙州县位于广西的西南部，其西北地区与越南相交，是一座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边境贸易文化名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大多数农村的年轻人不愿留在农村地区传承织锦技艺，导致壮锦的发展停滞不前甚至濒临技艺失传的绝境[2]。如何促进龙州壮锦技艺的传承与发展，以带动农村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以及实现壮锦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龙州壮锦产业化的可持续发展价值

壮锦，其意为天纹之页，壮锦凝聚了壮族集体人民的智慧，区别于其他名锦，是壮族民间特有的手工技艺，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物质财富。传统的壮锦主要是用棉、麻线经纬交织而成，用于制作衣服、围裙等日常生活用品，其图案变化多样、配色大胆鲜艳且寓意丰富，是广西地区人民智慧的结晶。龙州壮锦历史悠久，寓意丰富。其织锦材料主要使用丝绒和棉纱，利用当地植物和有色土进行染色，主要染色原料有胭脂花、苏木、黑土、树皮等，所做壮锦主要用于制作被套、衣裙、台布等。历经数年的发展，以壮锦艺术为典型代表的织锦已经成为我国民间传统手工艺术品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丰富多彩的壮锦纹样，可以彰显出壮族先民对生活、自然、民族文化的热爱与崇敬，渗透出积极乐观的心态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壮锦极具文化价值，通过简单的壮锦可以衍生出一系列文创产品，比如手提包、围巾和灯饰等，这些文创产品在产生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在向人们传递文化价值，为壮锦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民族的复兴与农村地区的发展振兴密不可分。广西地区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和优势，打造了“非遗＋产业”化模式，在保护的前提下推动非遗产业发展，将文化与产业紧密结合在一起，实现保护非遗产业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为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加快促进地区产业发展，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将壮锦文化产业与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不仅可以拉动内需，而且可以拓宽就业渠道。广西地区壮族妇女大多熟悉制作壮锦的技艺，所以大部分农村地区家庭可通过手工技艺制作壮锦以增加家庭收入，同时也使壮锦技艺可以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下去。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开始迅速崛起，许多外来的品牌在中国占领了一定的市场份额，由于国外品牌的影响，民族工艺的传承面临后继无人的普遍情况，民族产品的发展举步维艰，壮锦文化的发展与传承面临着诸多问题。

2广西龙州壮锦的技艺特征与传承

摘要：新化舞狮是贵州省锦屏县新化乡新化所村具有代表性的一项民俗传统活动，亦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章采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实地考察法剖析体育非遗新化舞狮在传承角度下的体育文化价值，找出新化舞狮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仍存在“舞狮”文化保护意识认知不强、舞狮传承人断层缺失、缺乏政策扶持，原生态传承缺乏创新、新化舞狮产业文化开发单一等问题。传承发展路径：加强宣传力度，提升政府和群众对其的重视，注重传承人的栽培，加强非遗保护政策，结合体育业和旅游业提升产业层次、增加融资渠道，促进新化舞狮和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相关的界定概念

1.1舞狮“龙狮运动凝聚着中华民族精神的传统体育项目，是华夏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是中国特有的文化衍生出的民俗传统体育文化，对于传承和发展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具有重大意义”。[4]舞狮是中国流传已久的民间艺术，舞狮有南狮北狮两种，南狮也被称为是醒狮。舞狮是狮文化传承的一种形式，它是狮子的形态与舞蹈相结合的产物。人们认为舞狮是驱邪避灾的吉祥瑞物，每逢重要节日都有舞狮表演助兴。“舞狮运动是集武术、音乐、舞蹈、表演、竞技于综合一体的多元社会文化现象，舞狮是一项综合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更是一项民族风俗”。[5]

1.2新化舞狮新化舞狮起源于明清之际，发展高潮是在民国，且新化舞狮系北派舞狮系列，以表演威武雄壮的“武狮”为主,[6]是新化传承久远的民间文化活动，至今已传承六百余年。2007年新化乡被贵州省人民政府授予了“舞狮文化艺术之乡”的著称，同年也被列为贵州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因其形象逼真，动作矫健活泼，擅于表演高难度动作。能强身健体又能娱情怡志而深受当地人民群众喜爱，传承至今，经久不衰。因其浓厚的汉文化色彩和独特的地方文化特色，原属于移植的民间文化，经过历史的不断演变，已经与当地人民的劳动生活和民俗民风融汇在一起，形成独树一帜的锦屏特色体育文化。

2新化舞狮的概况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的新化舞狮是当地独具特色的民俗传统体育文化活动，政府对民传体育的扶持力度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增大，并且建立专门体育工作机构培养民族传统体育人才来促进新化舞狮运动的展开。新化舞狮逐渐成为当地政府的品牌特色，舞龙舞狮活动一般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以一定的流程展现的，它不仅是一项传统体育活动，更是一种有仪式感，可传承文化的活动。通过实地调查和与传承人交谈得知，新化在早年活动的舞狮道具靠自己用麻袋和布料做成狮子的毛发，在长布条里塞谷子或是锯木灰做成狮子的脊背，是新化传承了数百年的民俗文化活动，因其形象性逼真、动作矫健活泼。狮头圆又大且不失灵活，前额突起和黑亮有神的眼睛，凸起的鼻子，操纵自由的大嘴，威武灵动的双耳是新化舞狮的典型造型。头顶上的彩球是由彩绸扎成的憨态可掬的模样，具有惊、险、奇、绝、美的艺术特征。2007年新化乡被授予了“舞狮文化艺术之乡”的称号，同年也被贵州省列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摘要：我国的汉唐舞蹈是汉唐两朝之间的舞蹈文化体现，它独具一格的风格是我国古代人民对于汉唐文化的总结与归纳。现如今，汉唐文化的发展也受到了更多人们的喜爱和崇拜。那么，对于汉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就更加的重要了。汉唐舞蹈的有利传承和发展会大大推动我国的社会文化的进步和繁荣。本篇文章就针对汉唐文化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以及针对汉唐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必要性以及发展的注意事项进行了一系列的阐述。

关键词：汉唐舞蹈；传承；发展；探究

在我国舞蹈的发展历史中，汉唐古典舞以它独特的风格成为了中国舞蹈文化里极具代表性的舞种。汉唐舞蹈主要以最明丽的汉、唐精神和社会特征而组成。它的独特风格以及气质在我国的舞蹈中占有很重要的舞蹈地位。那么我们要更加重视汉唐舞蹈的传承与发展，因为它可以更好的展示汉唐文化，让整个汉唐文化可以用舞蹈的形式展现给更多人。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有力的展示汉唐文化的丰富性、多彩性，还能够推动我国的社会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为祖国丰富多彩的文化添砖加瓦。

一、汉唐舞蹈的风格特点

（一）袖，袖得轻盈和唯美。在舞蹈文化中，“袖”是最为出色的舞蹈表达方式之一。袖分为拂袖、抖袖、抛袖、振袖等袖法，由于它的多变性，就塑造了比较多元的舞蹈形态。袖可以根据舞者对于身体的自身形态而自然的发生变化，通过身体的一扬一顿，以抛一收，就好像流水般顺滑，在无意间转换了多种姿态，从而“袖”出了具有汉唐舞蹈独特风味的轻盈、唯美。（二）“韵”出婉约柔媚。汉唐舞蹈主要就是在“韵”出一种柔媚和婉约。其中“韵”包含有少女的娇羞，流露少女的纯真以及质朴的韵味。这样一来就可以让欣赏的观众切身体会汉唐女子的独特风味。

二、汉唐舞蹈传承与发展的必要性

一、活态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意义

大连的民艺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如布艺、农民画、面塑、泥塑、木偶、皮影、刺绣这些都与人的活动息息相关，是靠人传承下来的，这也是民间活态文化的主要特征。现如今，由于现代文明的冲击，民间美术也面临困境，随着民间艺人的去世减少，民间活态文化就有可能失传。关于活态文化的研究，是强调以活的文化事实和传承人群体为研究主题的文化价值观，是强调将民间艺术类型还原到生活事实的基本研究原则，强调田野文本的写作应以活态文化传承人、地方知识及生活经验解释为活的文本。由于长久封闭于天地一隅之中的民艺及民间艺人，他们的手艺代代相传，但对外界的信息所知有限，也不太清楚自己的艺术价值。只有记录这些民间艺术和技艺的传承人，为其打开思路，进行创新，才能使这些珍贵的民间活态文化资源得以传承和发展。

二、大连活态民艺资源调研与分析

通过对大连活态民艺资源实地考察，了解民艺资源的现状，让大连珍贵的民艺活态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提升大连的软实力、凸显区域文化与经济特色，为大连城市经济建设服务。笔者以大连剪纸为例，进行问卷调研与分析。此次调研人次459人次，男性201人，占总人数43.79%，女性258人，占总人数56.21%。年龄均为18岁以上成年人。第一阶段调研针对剪纸艺术的受众人群和传播途径进行设问：如您通过哪种途径了解大连剪纸艺术？参与问卷的人群有37.38%的人是通过电视网络，12.62%的人是通过学校课程，14.02%的人是通过书籍，17.10%的人是通过宣传展出，13.27%是通过竞赛比赛了解的，12.15%的人通过社区活动，其它途径为13.46%。第二阶段调研针对剪纸艺术市场和剪纸内容进行设问：如“请问您愿意主动购买或尝试制作剪纸艺术吗？”对这个问题有55.99%的人表示愿意，44.01%的人表示不愿意。当问及您认为剪纸艺术有什么作用？有26.19%选“传统文化继承”，20.00%的人选“节日气氛的渲染”，19.59%的人选“动手能力的培养”，17.66%的人选“审美装饰”，16.55%的人选“经济利益”。第三阶段调研针对剪纸艺术的创新、传承、保护进行设问：如：您认为剪纸艺术传承与保护的突出问题是什么？认为缺乏资金支持的人数占32.24%，认为传承人稀少的人数占28.76%，认为政府保护政策不够完善的人数占20.70%，认为人们重视程度不够的人数占18.30%。调研问卷设问层层递进，紧扣文章主题，从调研问卷可看出：虽然剪纸看起来技艺简单，但是能够熟练掌握的人却不是很多。尤其是年轻人基本没剪过纸。建议学校和社区多举办一些展览和比赛活动，让更多的人投入活动中。更应该在我们这一代重视起来。

三、大连活态文化资源传承与创新的途径探析

（一）将大连民艺调研资料与大连地区高校人才培养相整合。将大连民艺活态资源融入高校艺术文化创意教学中，开辟高等院校多元教育模式。以大连民艺活态资源为研究核心，提炼民间艺术中的精华，使之成为高校文化创意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新源泉之一。通过在人才培养的理念、课程体系改革、教学方法、实习实践、师资培养等方面相互结合，使之能在更深层次上与创意产业教学相结合，使大连民间艺术活态文化资源得到传承和发展，同时也能够促进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另外，邀请民艺传承人到高校参与教学也是活态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民艺传承人到地方高校任教，以满足人才培养所需要的“懂民艺、通实践”师资力量。（二）大连民间艺术活态文化的数字化保护。对大连民艺活态文化数字化保护，是民艺传承与传播的有效方式。利用数字技术对民艺种类、内容进行文字、照片、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类载体的记录，并将数据资源进行标准化输入和转化，实现系统化整合、专业化分类和信息化储存，最终通过数据库等形式，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存、管理、交换和利用的目的。这种用文字、音像、视频的方式，以现代科技手段对大连民间艺术活态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保护，是当前有益也有效的传承和保护。对大连民间艺术考察收集而来的素材进行系统的分类和整理，利用电脑手段，按照类别归纳、汇总、整理传统民艺图形与图像资料，并对素材进行文字的说明性标注。目前，这种数字化保护的研究己开始应用。（三）将大连民艺创新与发展与旅游文化相整合。在旅游文化开发过程中，旅游纪念品最大的特点与价值是独特性的纪念意义。从这一点说，民间艺术最能成为旅游纪念品。民间艺术可通过创新训练，融入旅游区创新发展中。将民间艺术与旅游文化相结合，比如结合大连特定旅游区文化需求，通过对民间艺术符号的表现形式、材料工艺等方面创新，让民艺作品走进市场，与大连旅游文化相结合有目标、有重点地进行实施，这是由民间美术的地域性所决定的，这将有利于社会民艺融入生活从而拓宽了民间艺术的应用途径。（四）加强政府对民艺活态文化的保护。民间艺术的载体是民间艺人。包括民间传说的讲述者、民间工艺美术大师，民间的表演艺术家。他们通过口传身授，一代代将技艺传承下来，没有他们，今天的我们就不能了解到如此丰富斑斓的民艺作品。各级政府对大连民间艺术活态文化资源的代表性传承人的重视与扶持，是活态传承的关键。可通过文艺基地建设、实地采风、艺术表演和普及等，统筹区域文化建设。树立一批德艺双馨、造诣深厚的民间艺人大家，并进行宣传和加大推介力度，从而整合优势资源，探索大连民间活态文化传承发展的新途径。

【摘要】荣昌陶在历史上曾作为国礼畅销海内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时代发展的今天，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荣昌陶，如何实现其纵深向度的传承与发展成为一个时代课题。本文采用田野调查法对荣昌陶的历史及存续现状进行探究，发现其在传承人、产品市场以及影响范围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发展困境，并从政府加强宏观指导，传承人守正创新、运用的各种技术手段以及借鉴“非遗”保护成功经验等几个方面提出建议，以期为其他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荣昌陶；传承；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颁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自2005年6月起，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路便踏上了行程，在我国十余年对“非遗”研究和保护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实践、理论和研究成果，各个学科诸如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等学科也对其进行了方方面面的研究。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程同步进行的是相关学科的理论构建，早在2003年曹兵武就曾提出要构建文化遗产学，认为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个综合、整体的研究，并不是单一学科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学科整合。近年来，大理大学教师潘宝认为文化遗产在人类学中也应该建立专门的分支学科称为遗产人类学，“遗产人类学的学理意义在于将遗产从原有的历史建筑与文物保护、物质与非物质、自然与文化等理论研究范式中转移至人与社会自身的存在中，并重新思考遗产产生的现代性基础与发展动力，探寻遗产存在的社会化背景与转化机制，从而通过过遗产的视角审视和批判现代性社会发展对‘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所造成的影响”[1]。在这学科构建的关键节点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个案研究并找到现今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和解决措施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运用文献法，对作为工艺美术的荣昌陶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在此基础上使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尤其是其中的观察法和访谈法，对荣昌当地安陶展示和传承的场所进行调查，对拥有安陶制作技艺的手艺人进行访谈，以期了解荣昌安陶制作技艺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现今的发展现状，并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活态传承的人的真实生活样态。在对资料进行总结分析后总结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地的发展过程，现今遇到的困难，并提出相关的解决措施。

二、荣昌陶的历史与发展

荣昌陶源于重庆市荣昌区安富镇鸦屿山一带，当地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因而该地降雨量充足，水资源丰富，满足了制陶对水的要求。当地鸦屿山脉有近一百平方千米的陶土带，陶土资源丰富，便于开采制陶。另外，这里还有茂密的森林和丰富的煤炭资源，作为制陶时烧造的燃料。在诸多有利的条件下，荣昌陶形成了以当地红泥和白泥制作和造型的独特风格，且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用荣昌陶制作的陶俑。荣昌陶的传承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其过程几经波折。自汉代出现荣昌陶之后，这项技艺就一直在器具种类、装饰纹样等方面不断发展，明末清初因长时间战乱致使这项技艺一度衰败，后因“湖广填四川”，移民大量涌入，对制陶有所了解的移民修缮了陶窑才使得这项技艺再次兴盛。清代至民国时期当地制陶业十分繁荣，民国时期陶厂多达三十多座，陶器不仅本身造型多样、数量可观，而且产品在国内外畅销，最远曾销售至英国、美国等30多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立了国营性质的荣昌陶器厂，培养了大量技术人员，这批从业人员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了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在1978年改革开放大潮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制陶厂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数量大幅减少，一些商家为了应对当时的状况转做白酒包装瓶，因而存活了下来。当地伴随制陶业产生的还有祭窑王的习俗。祭窑王的仪式可简单也可复杂，但是每次都需要杀鸡宰羊进行祭拜，以求窑里烧出的陶制品成色好，合格率高。传统的仪式除了要用特定的纸钱、香、蜡之外，还要杀鸡鸣炮，“将九根鸡毛贴在第三仓窑门上”[2]。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很多制成品改用气窑、电窑或瓦斯窑等来进行烧制，但是当地对手工艺的尊重，对制陶手艺的虔敬心情还深深植根于民众内心。2011年5月“荣昌陶器制作技艺”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项目编号：Ⅷ-98）①，荣昌陶的发展逐渐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荣昌陶的传承和发展方式也与历史中相比展现出很大的不同。传统的家庭作坊和现代制陶厂多为有组织的工作室所替代，并且新的工作室层出不穷。传统的荣昌陶制品多为泡菜坛、水缸等日用陶器具，现今随着市场需求的转移，生产出的陶制品进一步升级，化身大众艺术品，成为身份和品味的象征。在政府的支持下，荣昌当地建有安陶博物馆、安陶小镇、安陶大师园、国家级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等为荣昌陶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保障[3]。安陶博物馆和安陶大师园中有手艺精湛的陶艺师在其中开设工作室，为荣昌陶的存续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安陶小镇中开设有各式各样的陶艺成品店以及陶吧，可供游人参观和体验，为当地游客视觉和触觉上感受荣昌陶搭建了良好的平台。国家级示范综合实践基地为当地中小学研学创造了条件，在基地中可以充分体验和感受荣昌陶的魅力。基地中的课程按照学生的年级区分开来，而且还设计了一天的课程和多天的课程，以便不同学生进行研学[4]。

摘要：在哲学发展进程中，哲学观对于哲学的发展具有不可替的作用，具体到每个人的对于哲学的观点和态度影响和推动了哲学发展的进程。本文以笔者在日常课程学习中的心得体会为基础，提出了自己的思路，简单论述和分析哲学观与哲学发展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旨在强调每个人的哲学观对于哲学发展的意义，强调哲学发展中的人的主体地位，表达笔者个人对于哲学发展的一些浅薄的观点和看法。

关键词：哲学发展；哲学观；意义

笔者在日常的学习中，经常会遇到关于哲学发展的理论和观点，这些理论和观点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论述了哲学的发展，也提出了很多关于哲学发展的本源的看法。但是却很少有人提到哲学观对于哲学发展进程的影响，更具体的说，很少有哪种理论或者观点是在分析和探讨每个人对于哲学的看法对于哲学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似乎哲学界的多数人和多数理论家都专注于研究和探索某种哲学理论或者某个哲学流派，似乎哲学界对于哲学发展的界定大多数都在于哲学发展史。但是笔者认为，哲学发展史的意义在于向我们传递一种知识，这种知识告诉我们在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中哲学是什么样的。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时常会产生一些关于哲学发展的思考，本文旨在从哲学观出发提出笔者个人对于哲学发展的看法和认识，从另外的一个角度看待哲学发展，简单分析哲学观对于哲学发展的作用和意义，表达笔者对于人的哲学观点和态度在哲学发展中的作用看法和理解,表达笔者对于哲学观与哲学发展的个人思考。

一、对于哲学发展的个人认识

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推进，哲学在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向前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形式各样的哲学理论。这些理论，有的是关于哲学整体的思考和发展，有的则是关于哲学中某一流派的理论的研究和创新，有的是关于哲学某一部分或者某一观点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观是哲学所有问题中的根本问题，而每个人对于哲学的观点不同，又形成了个人的丰富多彩的哲学观。在一定的范围和界限内，笔者认为任何哲学观都不能被判定为错误，因为哲学观的根本就在于人对于哲学是如何认识的。哲学观需要的不是对错，哲学观需要的是包容和接纳。通过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西哲学都强调从人出发，从人的本质出发，在分析和研究哲学问题时都要把人的观点贯穿其中。从某种意义上，哲学作为人性的自觉理论，它所追求的也总是一种形而上的本性，总要从有形存在进入无形存在，追究本源、本根，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讲究终极关怀。[1]尽管哲学观的问题纷繁复杂，但是如果我们摒弃其他因素的影响来看哲学的发展进程，就可以把哲学的发展看做是你的哲学观、我的哲学观、哲学大家们的哲学观、所有人的哲学观的综合和碰撞的过程和结果。诚然，哲学的发展进程要复杂很多，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体系结构和其他各种因素的洗礼，但是，在哲学的发展中，人始终是主体，人对于哲学的思考和探索，人对于哲学观点的研究，才是哲学发展的推动力。

二、对哲学观的含义的理解

地域文化与旅游发展

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迈入新的发展阶段，旅游贯通消费与生产领域，促进中国经济脱虚入实，发挥了“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重要功能，成为中国经济一抹亮丽的风景线。《2019年旅游市场基本情况》报告显示，2019年，旅游经济继续保持高于GDP增速的较快增长，国内旅游人数60.06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8.4%；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6.63万亿元，同比增长11%。旅游业对GDP的综合贡献为10.94万亿元，占GDP总量的11.05%。旅游直接就业2825万人，旅游直接和间接就业7987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10.31%[1]。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旅游的动力来源于差异性，旅游的发展总是有意无意地依托着一定的文化背景，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旅游资源，一个有文化的城市对人的吸引力是持续的。因此，对地域文化要素的充分识别与利用，对旅游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敦煌文化旅游发展现状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最西端，地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交界处，自古是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资源富集，拥有多处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敦煌的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高，具有很强的品牌优势，既得益于其千年来的文化传统积累，也离不开后期的开发与保护。

（一）文化资源要素梳理

首先，笔者梳理了影响城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要素，包括自然地理环境要素和历史文化要素等多元景观资源。敦煌是大漠绿洲、沙水共生的自然与文化奇观特色地，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境内有鸣沙山、月牙泉等自然奇观。其特殊的区位促使敦煌成为了丝绸之路上沟通中原与西域的“咽喉锁钥”，是华夏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伊斯兰文明等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交汇地[2]。千百年来留下了大量的人文景观资源，如历史文化名城（郡县承峙的敦煌郡城、“沙州故城”、敦煌县城）、历史文化街区（南仓历史文化街区和北台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地段（文庙巷历史地段）等，以及其他城市外围的名镇名村（月牙镇月牙村、阳关镇龙勒村）等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村落[3]。同时，敦煌还拥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共300余处，包括世界级文化遗产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莫高窟、玉门关遗址、悬泉置遗址、敦煌汉长城）；省级文保9处、市级文保1处、县级文保34处，以及其他文物古迹，其主要类型为墓群、寺庙、石窟与历史建筑。由于敦煌莫高窟的创造者是石匠、泥匠、画匠、塑匠、木匠等，因此也留下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国家级1个、省级14个、酒泉市级52个以及敦煌市级68个，其传承类型多样，包括敦煌曲子戏、敦煌彩塑制作、敦煌舞、敦煌民歌、敦煌书法等[4]。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对于遏制乡村衰败现状、提振发展活力以及实现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村落文化传承以及保护等是农村发展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乡村振兴需要积淀深厚文化，并实现“活化”发展。对此，本文分析了乡村振兴战略下传统村落文化保护发展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几点保护与发展策略，希望能够为相关单位与人员提供参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村落文化；保护与发展

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发展以及精准扶贫政策深入开展背景下，彻底解决了农村地区贫困问题。但是农村文化并未得到同步建设，成效并不明显。总书记提出：乡村振兴，在塑型过程中，还要铸魂。其中，“魂”是指文化，而传承以及发展村落文化属于关键内容［1］。

一、传统村落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性

（一）传统村落文化

传统村落文化是村落原住民创造的无形、有形文化形态，就是礼仪文化、民俗文化等非物质文化与生产工具、工艺品、传统建筑等文化产品。其中，非物质文化主要反映出原住民生活习惯与生产习惯，若是原住民消失，则此种文化也不复存在。例如，村落中千年古槐、古地道、古戏台、桥梁、古堡等，均是村落中物质文化。

所谓用资能力是指地方高校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所获取的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是指如何配置一定数量的教育资源，使其效果达到帕累托状态，即若改变这种配置状态，会造成至少一个受教育者的利益受损［2］。地方高校基本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型学校。为保证人才培养质量，教育部对新办本科院校教学工作合格评估体系的教育经费配置有明确要求:教学经费投入能较好地满足人才培养需要。其中，教学日常运行支出占经常性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拨款与学费收入之和的比例≧13%。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出≧1500元人民币，且逐年增长，其增长幅度不低于教育事业经费增长的幅度。但目前许多地方高校缺少清晰的战略发展规划，同时理念上也没有建立起可持续的发展观，表现在内部资源配置方法上:一是没有实施预算管理。预算是对纳入预算管理的所有财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有效工具。但许多学校没有年度预算计划，资源的配置是学校内各部门相互博弈的结果，资金使用仅靠人为的指挥和控制;有预算的学校也存在内部预算分配缺乏科学的定额标准、部门的预算收入和学校实际预算收入存在差异、部门预算没有将债务收支纳入综合预算以及预算的软约束等问题。二是财务核算仍采用传统的只核算费用支出、不核算培养成本的方法。高校的成本会计核算是计量教育投资效益的前提，也是实现高校持续发展和增强竞争力的基础。由于高校财务管理弱化，在缺少有效制度约束下，教学、科研、设备、后勤服务等方面的资金使用没有计划性，势必造成办学成本上升和办学效益的低下。缺乏效率资源配置的结果，首先表现在设备利用率不高。学校的固定资产是办学的物质基础。由于资产管理制度不健全和管理方法不科学，财产分散，造成设备闲置、物资积压、损失浪费严重;财产物资的购置、验收、领用、保管、报废手续不严密，验票不验货，造成重复购置，使用上不核算成本，利用率低，损失浪费严重［3］。其次是盲目追求大而全及提高办学层次，专业设置同质化。地方高校无法通过有效的资源配置来实现专业结构的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优质课程教学资源建设、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改革的突破、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等目标，无法形成办学特色从而增强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和提升学校的声誉，这必将影响学校的再融资能力。地方高校的资源配置无法体现为地方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输送合格的应用型人才目标，必然抑制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资的积极性;难以吸引优质人才及优质生源，教学质量与非财政收入都将进入恶性循环，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无从保证。

在地方财政支付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为了满足区域经济与社会对高等教育不断增加的需求，政府除了为地方高校提供的直接财政款项和专项经费外，还应构建多元化的高校财政支持资金来源系统，通过多种渠道为地方高校财政支持筹集更多的资金。与此同时，地方高校自身也应增强自我筹资的能力和加强财务管理，平衡规模、结构与效益，注重内涵建设，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央财政应建立对地方高校的转移性支付制度。人才的市场化致使人才资源配置不存在壁垒效应，即人才在市场的流动导致地方高校培养的人才不一定为本地区经济服务。特别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当人才流动率不断提高时，必然使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效益每况愈下。而劳动力的流入地享受着输入地教育提供的社会效益，却不需要为之提供资金等支持［4］。同时高等教育还存在着事权与财权的不匹配，这也制约了地方政府增加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因此，中央财政应通过补助生均公用经费、实行绩效拨款和加大对学生资助力度等方式来加大对地方高校的转移支付力度，以利于解决地方高校资金困难，调控区域教育发展水平差异，引导地方高校更加注重办学质量与特色，实现可持续发展。完善地方财政投入的监督制约机制。为保障地方财政对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必须建立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首先，国家以立法的形式明确统一规定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投入到高等教育的财政直接拨款占该地区总财政收入的最低比例;其次，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地方高等教育的预算审核，对于财政投入不足的高校，应限制其招生规模，规模的扩张也是经费紧张的根本原因之一。同时，鉴于传统高教生均定额加专项补助的拨款方式，存在着助长学校追求数量与层次结构的盲目扩张，无法激励学校追求效率的弊端，应改变拨款机制，建立和完善地方高校的绩效评价体系，将绩效因子纳入拨款公式中，并逐步加大根据绩效分配资源的比重，激励地方高校提高教育质量，避免资源浪费。开征高等教育消费税重构成本分担制度。教育成本分担是学校相关利益者之间的一个博弈过程。高等教育通过增进人的知识、技能和素质提高人的职业能力，从而给社会、个人以及用人单位带来经济利益。因此，高等教育的受益方均是成本分担的主体。我国现行的教育成本分担的主体中，国家的财政拨款却在逐年下降，至今未达到GDP的4%，而受教育者个人分担的比例逐年提高，雇主、企业等受益者所分担的高等教育成本未超过2．0%。目前的就业市场对地方院校的毕业生存在歧视，他们大都就业层次比较低，所获得的教育投资收益无法补偿分担的成本，目前的分担制度显失公平。因此，国家应本着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开征高等教育消费税，向用人单位等受益者课税，使高校的收入得到法律的保障和约束，为高等教育创造一个良好的运转环境。同时，开征教育消费税不仅可以将教育成本合理分摊，还能促使用人单位合理利用人力资源，有效遏制盲目追求高学历的用人倾向［5］。完善激励教育捐赠的法律规范。《教育法》与《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捐资助教虽有鼓励条款，却无对捐赠方减免税收优惠的具体比例规定。同时由于国家没有颁布募捐法，使学校的募捐及管理工作处于法律的相对真空地带，也增加了捐赠者的缺少法律保障的担忧，无法激发社会捐资助教的积极性。应在国家文化建设层面树立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营造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的氛围，建立与健全有关捐资助学相应的法律与法规，如出台募捐法、修订税法中的相关内容，包括开征财产税、遗产税及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细则等，以激发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的捐资助学热情，并制定高校融资和接受捐资的激励政策，将高校融资与政府配套奖励资金相配套［6］。

采用PPP模式融资。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简称PPP)是一种公共产品供给的模式，其实质是公共部门根据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提出建设项目，通过招投标确立私人部门合作伙伴，私人部门负责项目的设计、建设、运营和维修，即实行契约机制，私人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生产，公共部门(或政府)向私人部门付费作为对其生产成本的补偿和收益的回报［7］。地方高校可以通过PPP模式来缓解教学资源的紧缺。在PPP模式运行中，应选择合适的项目，一般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教学楼、学生宿舍和体育运动设施等并合理选择PPP的类型;建立规范化标准和程序来选择合作伙伴;财务部门应加强对PPP项目的成本效益核算，建立起项目启动前后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及监管体系，确保项目能真正发挥作用。产学研结合增强创收能力。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未来企业的竞争将是创新能力与人力资源的竞争，这必将导致研发投入的持续增加、管理创新需求和人力资源培训的增加。地方高校应顺应地方经济的转型升级、顺应知识经济和市场需求，充分利用自身人才和智力优势，增强应用型和技能技术型科研成果“产出”能力，积极与当地企业、团体密切合作，开展受托研发、技术指导、共同申报课题、共建实验室、开放校内实验实训平台、进行人才交流等［8］，通过有效开展产学研，既履行了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的职能，同时也能部分解决科研经费投入不足问题;通过产学研究合作教育，与企(事)业或行业合作举办专业、共建教学资源、合作培养人才来解决专业建设中实践经费投入有限等问题，实现校企双赢。此外，高校还可为企业提供战略规划、流程再造、管理诊断、税收筹划等各类咨询和服务，以及承担各种培训来获取收入。加强学校特色建设以吸引社会捐赠。捐赠收入要成为高校筹资渠道的前提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较大提高。对于办学历史不长的地方高校而言，由于毕业生大都是一般收入阶层，校友的捐赠能力相对比较有限。因此，地方高校应贴紧区域经济支柱产业的发展来优化专业结构，在专业课程体系构建、师资队伍建设、课程资源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教学管理和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不断努力探索，不断提升办学质量，形成特色、品牌和社会声誉，以此来吸引包括校友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捐资助学。同时，学校应成立募捐管理机构，设计多种形式的募捐途径，并对所募集的资金进行透明化管理，公布资金使用的用途及成效，使募捐工作制度化与规范化，成为学校一条经常性资金来源渠道。实施教育流程外包引进优质教学资源。教学资源是开展教育活动所需要的一切基础和条件。教育水准与经济发达水平基本是一致的，发达国家有丰富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经验可供地方高校借鉴。有条件的地方高校可尝试教育流程外包。所谓教育流程外包，是一种外资引进的模式，是借鉴服务业流程外包的原理，将部分教育服务全程承包给外资，容许外资在我国法律框架下，提供独立于我国现行教育体系之外的服务［9］。目前各高校所开展的中外合作办学可视为教育流程外包的方式之一。成功的教育流程外包应能起到引进国外优质教学资料，影响与带动学校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变革，促进学校办学条件改善，并使人才培养的规格、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人才培养的就业竞争性提高，进而提升学校的竞争力，拓展学校发展空间。

高校资金管理的本质是实现资源约束下的最优选择。从资金的筹集、分配到有效利用，是系统工程，学校应设立校融资管理的专门组织进行管理，使资源的配置能围绕培育与形成学校的特色展开，最终形成学校存量教学资源的差异性，以此来提升学校的竞争力，保证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加强融资预算管理。所谓融资预算管理指在地方高校融资管理活动中，对融资规模、方式和结构，资金使用和负债资金归还来源、偿还方式等方面的未来情况进行预测与规划及其制度安排。融资预算管理包括了预算的编制、执行及考核过程。融资预算编制的起点是学校的办学规模，地方高校应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合理确立其规模，预算的编制方法可采取自上而下、上下结合方法;预算经过审批下达后各部门应严格执行，同时学校应建立起相应财务资源优化配置的评价指标体系，用于考核预算的执行情况。如果没有合理的预算，内部资源的配置就会缺少追求成本最小化的激励机制，运行中往往是趋向成本最大化，学校的融资就难以从粗放走向集约。通过融资预算，可以规范融资行为，实现学校融资的来源、使用、还款的同步控制，为学校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建立和完善财务成本管理。高校教育财务成本管理是实现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效益的需要。在建立和完善财务成本管理内容过程中，首先要明确教育成本核算的对象，如可以把二级院、系、部、所作为各个成本核算单位，然后再细分到各专业、各年级作为核算对象，进行成本归集和分配。随着条件的成熟，进而过渡到把每个班、每个年级作为一个成本核算的对象进行细化管理［10］。其次以学年作为成本核算期，合理选择成本核算方式并确定教育成本核算的范围，凡培养学生有关的各项费用均应计入教育成本，而与培养学生无关的费用则不应计入;再次设置成本项目并进行记录、归集、费用分配和成本结转，基本的成本项目应包括:人力成本、固定资产成本和费用成本;最后强化成本控制。制订教育成本的控制标准，实施成本形成过程的动态控制并考评成本控制结果。构建融资风险防控体系。地方高校融资风险是指学校在融资过程中，存在的不能筹集资金和无法偿还债务的可能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学校融资结构及负债融资规模不合理所引发的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本息的风险;二是指环境变化及学校财务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导致的学校“信用”下降，弱化学校再融资的能力，无法在相应的筹资渠道获取所需要的资金的风险。为有效防控风险，应树立风险观念;建立评价学校偿债能力体系，合理确立负债融资规模，集成使用各种负债融资方式，降低负债融资的成本;加强对负债资金使用项目的可行性评价，提高负债资金使用效益，增强再融资能力;加强债务资金使用的动态控制，建立识别风险的预警体系;制订还款计划，建立偿债基金，以保证债务资金的到期偿还。加强学校资产的经营管理。加强学校资产的经营管理是指通过经营、置换学校闲散资产和无形资产等来提升学校资产使用效率和完善教学设施的一种方式。在法律框架下，以区位理论和级差地租理论为指导，利用土地置换和出让、出租闲置低效设施、参与股份制、建筑物冠名等形式从事商业活动［11］，通过多种市场化经营模式优化学校资源配置和提高学校资源的使用效率和效益。总之，单纯依靠地方财政投入和学费收入的二元结构的经费来源，已经不能满足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因此，政府应调整相关高等教育的投融资政策，构建多元化的高校财政支持资金来源系统，增强对地方高校财政支持。与此同时，地方高校也应增强自身的外源与内源融资能力，加强内涵建设，实现办学规模、结构与效益的统一，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作者：陈育俭工作单位：莆田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