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学派范文10篇

扬州学派范文篇1

清朝建立之后，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锐意经营，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团结、国家安定的政治措施，一方面，自清初入关以来，统治者不断颁布禁止结社的命令，并且逐步加强文化专制主义，对文人实行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这就使知识分子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放弃与现实联系紧密的问题的探讨，只能将精力放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另一方面，清统治者又进行怀柔和笼络，仍按明代旧制，采用八股取士。清政府注重和提倡对汉典籍的整理，以从中吸取营养，从历朝历代的兴衰中寻找统治经验。清朝前期不断调整政策，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对得到了缓和，在政局保持统一的基础上，也实行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和措施，政权得到巩固，经济持续发展，日益繁荣。国家出现了“升平”意象，到了乾嘉时期，基本上实现了满汉两大民族融洽共处的统一局面，社会安定。因为政治的相对稳定，经济、文化、学术等的发展才有一个良好契机和优越的条件。加上清政府大规模集中全国各地人才进行编书和修志等活动，清帝南巡倡导风雅，既稳定了封建统治基础，又为学术的繁荣，扬州学派的崛起，提供了大的背景和和必要条件[1]。

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扬州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适合人类居住，它襟江临淮，北近齐鲁，南达吴越，处南北之中，地理位置优越，襟带淮泗，控引江南，水陆交通便利，向北可通京师，往南能连浙、闽，东边近于大海，西面直通两湖，交通便捷，“利尽四海”，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东南三大政，曰漕、曰盐、曰河。广陵本盐荚要区，北距河、淮，乃转输之咽吭，实兼三者之难”（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康雍乾三朝多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加强运河的治理，致使运河在康雍乾时代保持了良好的通航条件，在封建王朝晚期又发挥了一次黄金水道的作用，为漕运和盐运的兴旺提供了可靠的保证[2]。扬州东临黄海，这为扬州盐业的兴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两淮盐区素来为我国食盐最重要的产区。扬州盐业生产，始于西汉吴王刘濞“煮海水为盐”，唐朝开始，两淮盐产量开始增多，两宋时，盐税的征收由发运使掌管。到了明清时期，两淮盐场成为全国各盐场之冠。扬州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加强了自己的转运地位，成为清王朝南漕北运的咽喉和国家中部各省食盐的供应地和集散地，经济迅速恢复，走上封建王朝又一个辉煌的时期。

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扬州学派的形成，也扎根于扬州悠久的历史文化之中。扬州的历史人物、重大事件、地理沿革、山水形貌、名胜古迹和亭园街巷等等，都成了扬州学派诸多学者治学的宝贵素材，进而成为他们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以本区域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专著，有汪中的《广陵通典》，刘台拱的《宝应乡贤录》，焦循的《扬州足征录》、刘文淇的《扬州水道纪》、刘宝楠的《宝应文征》等等。而考述扬州山石陵庙、街巷亭院等古迹名胜的文章，也不少，如阮元的《摹刻扬州古木兰院井底兰亭帖跋》、《修隋炀帝陵记》、《曲江亭记》等等。

四、学术渊源

1.来自本邑先世学人的沾概

先看隋唐时期著名的学者曹宪和弟子李善的《文选》的研究，对后世包括扬州学者在内的学人具有广泛的影响。如阮元追怀曹宪治《文选》之功，依其讲学故址为楼五楹，题为“隋选文楼”，在扬郡提倡文选学而推崇萧统的文艺观。萧统论文学创作、文艺作品，分别以“踵其事而增其华，变其本而加厉”、“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概括其特征；阮元也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应具有“沈思翰藻”、“奇偶相生，音韵相和”的特点。个中可见萧统文论与阮元见解二者的源流关系。再比如，受五代、宋代初期精于研究许慎的《说文解字》的文学学家徐铉、徐锴的影响，扬州学派早起代表王念孙撰《广雅疏证》每称曹、李等成说例，次引二徐说为多；其得力于徐氏《说文解字系传》等著述不仅在文字释义之内容上，且在因声求义、以今语俗语证古语、兼明假借引申之义、梳理古今文字之体等治学方法上。扬州学派的学人从文化传统中吸收吸取营养。

2.来自邻邑前辈学人的影响

这里的前贤主要指寓居淮安的著名学者阎若璩。他祖籍是太原，但“侨寓山阳”，“数来扬州”。因对“古文尚书”辨伪而作的《古文尚书疏证》价值尤大，后惠栋撰《古文尚书考》、段玉裁著《古文尚书撰异》等，均衍其绪而更加缜密。阎氏的治学理念、方法对扬州学派学人的学术影响和启示，于此可见一斑。

3.不可忽视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等对扬州学派的深刻影响与启迪

身为清代学术的开山祖师和朴学的先导大师，顾炎武提出了由音韵文字通诸子百家的主张，借以达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以救世”的经世致用的目的。其进步的政治思想观念和治学主张为扬州学派所崇尚。阮元就曾抨击宋学的空疏之弊，指出：“故理必附乎礼以行，空言理则可此可彼说起矣。”他还强调：“圣贤之道，无非实践。”像扬州学派的这些学者，他们人人既具有坚实的小学功底，博学而能明辨，亦跳出小学研究的领域，在继续前辈经学研究的过程中，紧跟时代步伐，贴近社会现实，致力于通经致用，又开启了晚清经世派的先河。

4.吴皖两大学派的影响和渊源

乾嘉学派，一般可以分为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吴派的学风即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其特点是“唯汉是信”，盲目崇拜汉学，只要是汉学，就不论是非，一一加以疏通解说。而皖派反对墨守古人经说，主张择善而从，而断之以己之考证。戴震的学术思想和见解对扬州学者的影响极大，扬州学派的中坚人物焦循、汪中、阮元、任大椿都师法戴氏。近代扬州学人支伟成指出，自戴震崛起安徽，“施教京师，而传者愈众。声音训诂传于王念孙、段玉裁，典章制度传于任大椿，既凌廷堪以歙人居扬州，与焦循友善；阮元向教于焦、凌，遂别创扬州学派。”这就深刻地指出了扬州学派和乾嘉学派中皖派的师承关系[3]。五、经济繁荣、盐商资助

清初，社会经济一度遭受摧残。至清中叶又重新繁盛，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特别是盐业，都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扬州的盐业是扬州商业中最大的一个行业，它的繁荣与发展，不仅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兴盛，影响到了扬州城市的各个方面。乾隆、嘉庆年间，扬州盐业到了极盛时期，《清史稿·食货志·盐法》记载：“两淮旧有三十场，后裁为二十三，行销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扬州的盐业是清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损益盈虚，动关国计。”[4]经济发达与交通便利，必然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与便利条件。而诸多巨商又好风雅，客观上他们对扬州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如藏书、刻书、绘画、书法、工艺、戏曲、园林、花木等等，无不依赖着盐商的经济实力得以繁荣和发展。历任两淮盐政、转运使及扬州的一些大盐商，如曹寅、马曰琯、卢见曾、曾燠等，都拥资巨万，又提倡风雅，热心地方文化学术事业，搜罗典籍，网罗名士，兴办学校，刊刻书籍。如被称为“扬州二马”的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就“好学博古，考校文世”，对“四方之士”，都优待礼加，当时著名的文人学者如杭世骏、全祖望等均曾入主马氏，他都礼待甚厚。再如乾隆朝两度出任两淮盐运使的卢见增，也广纳学者名流，“座中皆天下士”。当时名闻遐迩的学者、画家如惠栋、戴震、郑燮、高风翰等，都曾入主卢幕，或与之密切交往。众多的文人学者聚会于扬州，自然会促进扬州当地学术文化的发展，再加上盐商对教育事业的积极赞助，致使扬州书院林立，如雍正末年，马曰琯出巨资重修扬州梅花书院；乾隆初年，汪应庚捐资五万余金重修扬州学府[5]。著名学者姚鼐、赵翼、杭世骏等，都曾在安定书院与梅花书院掌教，“四方来肄业者甚多”，诸如段玉裁、李惇、王念孙、汪中、刘台拱、洪亮吉等，都曾就读于这两座书院。扬州书院发达，培养了大量经世致用的人才或学识渊博的文士、学者，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柳诒徵《江苏书院初稿》赞叹道：“段、王、汪、刘、洪、孙、任、顾诸贤皆出于邗之书院，可谓盛矣！咸同以降，稍不逮前，然江南北知名之士，不试于扬州书院者，盖鲜。”

扬州学派的形成，是以扬州当时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前提，以扬州优越的地理位置为条件，受扬州深厚的文化的影响，继承皖派之学而形成的。扬州以盐为支柱的经济的繁荣为扬州学派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摘要：扬州学派是清代学派之一，是乾嘉汉学的重要分支。因为起源于扬州，所以称为扬州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江藩、汪中、刘台拱、凌廷堪、焦循、阮元、任大椿、王念孙、王引之、朱彬、刘宝楠、刘文淇、薛传钧、汪喜孙、焦廷琥、刘恭冕、刘毓崧等。扬州学派作为一个具有地域特点的学术流派，是在扬州这块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的肥沃土壤中产生形成的。扬州学派的形成，有着各个方面的原因，不仅与扬州的地理位置、扬州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有关，而且与扬州悠久的历史也是分不开的。

关键词：扬州学派；清代；社会条件

扬州学派是活跃于乾隆后期至嘉庆、道光年间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这个学派以汪中、阮元、焦循和王氏父子为主要代表，这一学派在经史、子学、小学、古籍整理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扬州学派形成的社会条件，有以下几个方面：

参考文献：

[1]王伟康.康乾盛世扬州文明的实录[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12）：124.

[2]扬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落日辉煌话扬州[M].合肥：黄山书社，2001，（6）：29.

[3]胡明.扬州文化概观[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3，（7）：23-294..

扬州学派范文篇2

关键词：扬州学派；清代；社会条件

扬州学派是活跃于乾隆后期至嘉庆、道光年间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这个学派以汪中、阮元、焦循和王氏父子为主要代表，这一学派在经史、子学、小学、古籍整理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扬州学派形成的社会条件，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条件

清朝建立之后，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锐意经营，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团结、国家安定的政治措施，一方面，自清初入关以来，统治者不断颁布禁止结社的命令，并且逐步加强文化专制主义，对文人实行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这就使知识分子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放弃与现实联系紧密的问题的探讨，只能将精力放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另一方面，清统治者又进行怀柔和笼络，仍按明代旧制，采用八股取士。清政府注重和提倡对汉典籍的整理，以从中吸取营养，从历朝历代的兴衰中寻找统治经验。清朝前期不断调整政策，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对得到了缓和，在政局保持统一的基础上，也实行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和措施，政权得到巩固，经济持续发展，日益繁荣。国家出现了“升平”意象，到了乾嘉时期，基本上实现了满汉两大民族融洽共处的统一局面，社会安定。因为政治的相对稳定，经济、文化、学术等的发展才有一个良好契机和优越的条件。加上清政府大规模集中全国各地人才进行编书和修志等活动，清帝南巡倡导风雅，既稳定了封建统治基础，又为学术的繁荣，扬州学派的崛起，提供了大的背景和和必要条件[1]。

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扬州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适合人类居住，它襟江临淮，北近齐鲁，南达吴越，处南北之中，地理位置优越，襟带淮泗，控引江南，水陆交通便利，向北可通京师，往南能连浙、闽，东边近于大海，西面直通两湖，交通便捷，“利尽四海”，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东南三大政，曰漕、曰盐、曰河。广陵本盐荚要区，北距河、淮，乃转输之咽吭，实兼三者之难”（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康雍乾三朝多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加强运河的治理，致使运河在康雍乾时代保持了良好的通航条件，在封建王朝晚期又发挥了一次黄金水道的作用，为漕运和盐运的兴旺提供了可靠的保证[2]。扬州东临黄海，这为扬州盐业的兴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两淮盐区素来为我国食盐最重要的产区。扬州盐业生产，始于西汉吴王刘濞“煮海水为盐”，唐朝开始，两淮盐产量开始增多，两宋时，盐税的征收由发运使掌管。到了明清时期，两淮盐场成为全国各盐场之冠。扬州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加强了自己的转运地位，成为清王朝南漕北运的咽喉和国家中部各省食盐的供应地和集散地，经济迅速恢复，走上封建王朝又一个辉煌的时期。

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扬州学派的形成，也扎根于扬州悠久的历史文化之中。扬州的历史人物、重大事件、地理沿革、山水形貌、名胜古迹和亭园街巷等等，都成了扬州学派诸多学者治学的宝贵素材，进而成为他们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以本区域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专著，有汪中的《广陵通典》，刘台拱的《宝应乡贤录》，焦循的《扬州足征录》、刘文淇的《扬州水道纪》、刘宝楠的《宝应文征》等等。而考述扬州山石陵庙、街巷亭院等古迹名胜的文章，也不少，如阮元的《摹刻扬州古木兰院井底兰亭帖跋》、《修隋炀帝陵记》、《曲江亭记》等等。

四、学术渊源

1.来自本邑先世学人的沾概

先看隋唐时期著名的学者曹宪和弟子李善的《文选》的研究，对后世包括扬州学者在内的学人具有广泛的影响。如阮元追怀曹宪治《文选》之功，依其讲学故址为楼五楹，题为“隋选文楼”，在扬郡提倡文选学而推崇萧统的文艺观。萧统论文学创作、文艺作品，分别以“踵其事而增其华，变其本而加厉”、“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概括其特征；阮元也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应具有“沈思翰藻”、“奇偶相生，音韵相和”的特点。个中可见萧统文论与阮元见解二者的源流关系。再比如，受五代、宋代初期精于研究许慎的《说文解字》的文学学家徐铉、徐锴的影响，扬州学派早起代表王念孙撰《广雅疏证》每称曹、李等成说例，次引二徐说为多；其得力于徐氏《说文解字系传》等著述不仅在文字释义之内容上，且在因声求义、以今语俗语证古语、兼明假借引申之义、梳理古今文字之体等治学方法上。扬州学派的学人从文化传统中吸收吸取营养。

2.来自邻邑前辈学人的影响

这里的前贤主要指寓居淮安的著名学者阎若璩。他祖籍是太原，但“侨寓山阳”，“数来扬州”。因对“古文尚书”辨伪而作的《古文尚书疏证》价值尤大，后惠栋撰《古文尚书考》、段玉裁著《古文尚书撰异》等，均衍其绪而更加缜密。阎氏的治学理念、方法对扬州学派学人的学术影响和启示，于此可见一斑。

3.不可忽视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等对扬州学派的深刻影响与启迪

身为清代学术的开山祖师和朴学的先导大师，顾炎武提出了由音韵文字通诸子百家的主张，借以达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以救世”的经世致用的目的。其进步的政治思想观念和治学主张为扬州学派所崇尚。阮元就曾抨击宋学的空疏之弊，指出：“故理必附乎礼以行，空言理则可此可彼说起矣。”他还强调：“圣贤之道，无非实践。”像扬州学派的这些学者，他们人人既具有坚实的小学功底，博学而能明辨，亦跳出小学研究的领域，在继续前辈经学研究的过程中，紧跟时代步伐，贴近社会现实，致力于通经致用，又开启了晚清经世派的先河。

4.吴皖两大学派的影响和渊源

乾嘉学派，一般可以分为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吴派的学风即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其特点是“唯汉是信”，盲目崇拜汉学，只要是汉学，就不论是非，一一加以疏通解说。而皖派反对墨守古人经说，主张择善而从，而断之以己之考证。戴震的学术思想和见解对扬州学者的影响极大，扬州学派的中坚人物焦循、汪中、阮元、任大椿都师法戴氏。近代扬州学人支伟成指出，自戴震崛起安徽，“施教京师，而传者愈众。声音训诂传于王念孙、段玉裁，典章制度传于任大椿，既凌廷堪以歙人居扬州，与焦循友善；阮元向教于焦、凌，遂别创扬州学派。”这就深刻地指出了扬州学派和乾嘉学派中皖派的师承关系[3]。

五、经济繁荣、盐商资助

扬州学派范文篇3

摘要:经济学虽成为当代中国显学,但理论建树同西方比起来仍有很大差距,文化经济学理论研究尤显薄弱,这同作为文化大国的中国很不相称。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盐业有其辉煌的历史,尤其在18世纪,两淮盐税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P4,它同时孕育出扬州书院、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扬州园林等世界级文化品牌,这些文化品牌又铸造了扬州盐商的人文精神,推动了盐业经济的增长。对这些文化与经济的奇迹进行认真研究,探寻经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将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体系。

经济学虽然成为当代中国各门学科中的显学,但其理论建树同西方比起来还有很大差距,文化经济学理论尤显单薄。纵有论者,也往往作为产业经济学的一个很不重要的分支,或作为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若干例证。此状况对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是很不相称的。中共十六大号召“发展文化产业”、“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其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文化产业理论,这就把建设文化经济学理论的任务严肃地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外来再好的理论也得同本土实际相结合,接受本土实践的检验,才能全面反映经济规律,成为对发展本土经济有用的东西。立足本土,探寻规律,借鉴国外,进行理论概括,当是建设文化经济学的正道。文化经济学的建设将有助于经济学总体理论体系的建设。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盐业经济绵亘2000余年,代有奇迹出现,甚至领导全国商业革命,创造辉煌的商业文化。若以此为切入口,探寻总结,很可能会得到若干启迪。

一、动关国计的千古产业自春秋管仲“一总盐铁”,我国历朝历代直至今日皆长期实行盐业专营专卖制度。其间虽有几度争论,小有反复,但大体上还是坚持下来。汉、唐、宋、元、明、清的江淮地区乃是最重要的盐产区,而其中心城市扬州则是盐业重镇。公元前2世纪,吴王刘濞在广陵开海煮盐,开山炼铜,从而使扬州第一次走向繁荣,成为文景之治下盛世经济的最亮点(至于如何评价七国之乱,则可另行探讨)。唐初扬州盐业再次成为贞观之治下的一个亮点。安史之乱后,山河破碎,民生凋敝,漕路不通,奸吏中饱,盐业经济下滑,国家财政窘迫。朝廷屡有诏令惩治腐败,希冀堵塞漏洞,拓展财源。可是,禁而不止,愈演愈烈。理财家刘晏来到扬州调研后采取三项改革措施:(一)疏浚运河,打通漕路。(二)改革制度,源头防腐。(三)设置常平,加强调控。刘晏发现,在原来食盐的官购、官运、官销体制中,有关官员若从中贪污,国家很难对其督察。与其惩办于后,不如防患于前。于是,将此体制改为官购、商运、商销,从而在制度上对官员贪污的可能性作了防范。同时国家设立常平仓,由常平粮扩至常平盐,再扩至常平“万物”,调节各地余缺,防止大贾操纵市场。十余年间,盐税收入从原来的40万缗增加到600万缗,增幅达15倍之多。在不增加老百姓负担的前提下,通过制度改革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成为经济史上佳话。宋代在江淮地区设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以后常在两淮合设一转运衙门管理盐务。名臣范仲淹走上仕途的第一站就是任西溪(今属江苏东台市)盐官,所做第一件事就是改革盐政,修筑捍海堰(今称范公堤),从而开庆历新政之先河。其后欧阳修更是著名的扬州“文昌太守”,他提出著名的理财三术:通漕运、尽地力、权商贾。

扬州人筑范公祠、欧阳祠纪念两位先贤,范公祠一直保存到20世纪,欧阳祠及欧阳修所筑平山堂至今仍屹立在蜀冈中峰之上,成为扬州重要的人文景点。清代两淮有30个盐场,所产之盐集中到扬州,行销苏、皖、赣、湘、鄂、豫六省,皆富饶地区。扬州位于长江、运河交汇点上,清廷设两淮巡盐御史衙门和两淮盐运使司衙门于此,前者由皇帝心腹主持,后者由三品大员开府。据《两淮盐法志》,乾隆间两淮每年食盐吞吐量为1525900余引(每引一般为300～400斤)。在食盐产地每引值银0164两,加上课税和费用,共值1188两,运至内地可卖10余两银。如是,两淮盐商每年可赚银1500万两以上,上交盐税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课60%左右。当时全国地丁收入约2600万两,最盛时3300万两,盐课数约占1P2,扬州数百户盐商上缴的盐税则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6%,故“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陈去病《五石脂》),成为康乾盛世最重要的经济支柱。扬州盐商的私人财产亦很庞大,堪称富可敌国。盐商大户主要有陕帮、晋帮、徽帮,并在清代组成新的扬帮(又称淮帮、两淮帮、扬州帮)。今有姓名可考者,约二三百人。当时有“八大盐商”、“八小盐商”之谓,大盐商之首则称之为“总商”。“徽州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陈去病《五石脂》)。另有朝鲜人安三随贡使入京,充权相明珠家仆。明珠伏法后,其孙安岐到扬州业盐,“富甲天下”,“声势赫奕”。(《清稗类钞•农商类》)安徽祁门马曰、马曰璐兄弟,积资千万,儒雅好文,声望遍及东南。歙县江村缙绅大族江氏在扬州称雄数世。江演“担囊至扬州”,“以盐荚起家”。(《橙阳散志》卷3《人物》)其孙江春(1720～1789)乃“总商”之最显赫者,领袖两淮盐业近半个世纪。他练达精明,才略过人,六次迎驾,“以布衣上交天子”(道光《歙县志》卷9)。高宗目睹江春实力,惊叹:“盐商之财力伟哉!”(《清朝野史大观》卷11)其时

“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谓之小商”(同上)。乾隆三十七年国库总资产为7800余万两白银,两淮盐商的总资产,亦达7000～8000万两。(汪喜孙《从政录》卷2《姚司马德政由叙》)

事实上,17～18世纪的中国已发生了一场以两淮盐业经济为代表的商业革命,而这次商业革命与西方世界的商业革命几乎是同步的。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威廉•配第(1623～1687)已敏锐地看出,工业利润比农业利润多得多,商业利润比工业利润多得多。扬州盐商所获利润超过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财团,所占市场份额的比例至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城市的行业可与之相比。两淮盐商创造的辉煌和积累的经验还为西方经济的发展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建设作出了贡献。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发生空前经济危机,美国农业部长华莱士为了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便向中国取经。他吸取刘晏改革盐运提出的常平制度,提交国会立法,从而为美国经济复苏立了大功,被选为副总统。他还把“常平”翻译为“ever2normal”,至今“ever2normal”一词仍常在美国经济法规中出现。英国亚当•斯密完成其代表作《国富论》初稿,乃在1773年,相当于中国乾隆三十八年。他曾拜访过被称为欧洲孔夫子的德国经济学家魁奈,也曾拜访过法国大僚杜尔格。拜访杜尔格时,杜尔格正接见两个中国使者。斯密从他们那儿了解到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因而在《国富论》中多处提到中国经济,尤其欣赏中国先贤的自由放任学说和经济的市场调节功效。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后来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来源。

二、盐业经济与文化事业清代盐业经济发展到最高峰,支撑国家财政,造就了巨大的儒商集团。他们通过建书院、筑园林、贮图书、行善举等方式支持士人读书,通过组戏班、开诗局、收字画、办文会等方式开辟文化市场。吴、皖、浙诸派巨子皆得其惠,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更因之而异军突起,树帜艺林学苑。同时,两淮盐商自身也创造了别具特色的商业文化,以自己的才智、见解和价值取向影响士人的学术研究与文艺创作,创造出清代学术文化的辉煌。胶州高凤翰、上杭华、淮阴边寿民、宁波陈撰、钱塘金农、宁化黄慎、兴化郑板桥等人到扬州卖画,扬州盐商则成了他们最大的买主,从而培育出巨大的文化市场,郑板桥等人则成为画坛一支异军崛起于扬州,被后世称之为扬州八怪。盐商又延请艺术家住于自己的家中,艺术家为他们设计出精美的园林。扬州盐商又兴办书院,给教育以很大投入,提高了市民的总体文化素质,造就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旧时书院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场所。一般情况下,掌院由地方政府聘任,经费由地方财政拨付。扬州书院在管理体制和经费来源上异于他地:“皆隶于盐官,藉其财赋之余以为养育人才之地,故饩廪之给视他郡为优”(李斗《扬州画舫录》卷5)。安定、敬亭、维扬、广陵、虹桥及仪征乐仪等书院,生员经费亦很优厚,除正项开支由盐政拨付外,盐商个人亦时有资助。如马秋玉于雍正十二年(1734)助建梅花书院,筑讲堂5间、号社64间。汪应庚于乾隆元年(1736)捐资5万金重修学舍,并以113万金购学田,岁入归学宫。江春也“加意于书院、养老院、育婴堂诸事,每发一言,画一本,群商拱手称诺而已”(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

由于经费充足,待遇优厚,知名学者纷纷前来讲学。王步青、姚鼐、厉鹗、赵翼、杭世骏、全祖望、蒋士铨、王乔林等人先后任各书院掌院。名师执教,高徒辈出。生徒助学经费丰厚,更为其他书院所莫及。据《两淮盐法志》载,“在院诸生分正课、附课、随课。正课岁给膏火银三十六两,附课岁给膏火银十二两。”当时府学教官俸银仅31两多,书院奖学之举确实给有志之士提供了难得机遇。兴化贫士顾九苞入安定书院,专攻《毛诗》、《三礼》,成为扬州学派起首人物。九苞的表侄任大椿亦入安定书院,业满后考中进士,任礼部郎中、监察御使,协修《四库全书》。江都汪中生于“酷贫”之家,后入安定书院,与掌院杭世骏论学,得其褒奖,终博通《书》、《礼》、《春秋》、《尔雅》,成一大家。江都焦循本极贫寒,亦入书院,终淹通于易学、历算、声训、诗文、戏剧,有“通儒”之誉。“海内无匹”的文字学家王念孙和经学家刘台拱等人亦出于安定、梅花二书院。“安定、梅花两书院,四方来肄业者甚多,故能文通艺之士萃于两院者极盛”。任、顾、汪、焦、王、刘皆为扬州学派重要成员,阮元更成为一代儒宗、扬州学派集大成者。其他著名学者如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王应馨等皆曾于诸书院就读。

扬州盐商对书院教育事业的投入,结出丰硕的成果,至今被人们所称道。此外国家每有重大军事行动,或大灾大赈,或河防工需,或巡幸典庆,盐商就捐输报效,乾隆间捐输额高达3826.6万两。其中江春助修河、赈灾以及朝廷在台湾设防军费等七项捐输即达1120万两。盐商对文化事业的支持,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此看作经济对文化的赏赐,或经济的额外负担。清初扬州城里充满秦音歙语,陕商、晋商、徽商鼎足而三。康熙以后,陕退晋转,徽商几乎独占扬州市场。这当中有很复杂的原因,但徽商重文可能是个重要因素。其时商人在经济上支持文人,文人也在内功上支持商人,强化商人的竞争能力。扬州书院为盐商子弟培养出一批经世致用之才,有的成为儒商,有的步入仕途。扬州八怪的书画创作、叠石造山,美化了盐商的居住环境,提高了他们的文化品位、社会地位。八怪的代表作家郑板桥在穷困潦倒之时得大盐商马秋玉资助,从而在扬州立足。

他看到工商业者的社会作用,便大胆提出改变“士农工商”的社会成员排列顺序,说:“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为四民之末”。(郑板桥《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载《郑板桥集•家书》)后来他到山东做官,出告示保护各烟行商人的合法权益。阮元遍校群经,任两广总督时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开启洋务之先河。高宗看到他的才学,曾高兴地赞叹“不意八旬外又得一人”。焦循研究南北商务物资流通,提出在镇江、扬州间“架一浮桥”。他们的学说,在理论上支持和扶持了盐业经济的发展。

三、奇异的对联式悲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赞叹中国经济文化的辉煌,同时作为旁观者也看到中国千年以来变化无多,积弊已深。西方商业革命伴随文艺复兴很快引入工业革命,而中国商业革命却没有引出同样的结果。当两淮盐业经济发展到巅峰时,西方工业革命已经展开。富极一时的盐商们几乎没有一个意识到,西方与他们的差距正急剧缩小,并迅速形成对比。首富江春突然败落,被籍没家产,偿还欠款。嘉道间扬州能运销四五万引的盐商只剩十余家,销盐量不及乾隆时的十分之一,总资产也只有五六百万两。道咸间继续下滑,只有十余家能运二三万引,几乎失去了销售市场。两淮盐业的衰败,标志着清室一大财政支柱倾倒。盐业经济下滑,书院财源无以为继。书院的山长们更没有意识到西方的现代式大学已崛起。扬州八怪以敢于创新、敢于突破传统著称,打破了正宗画家“四王吴恽”的一统天下,占领了文化市场,成为文化市场的获胜者。可他们在获胜之时却没有看到,西方古典写实的技法已传入中国。意大利画家郎士宁、捷克画家艾启蒙、德国画家贺清泰等人都已进入中国宫廷,直接为康雍乾三代皇帝及后妃们作画。他们依西方透视解剖之法,同时吸取中国工笔画之长,画人物肖像、花木山水、飞禽走兽,呈现崭新的风貌。可中国画家却没有看到自己的市场已遭西风侵袭,更没有取彼之长以充实自己、保护自己的措施。扬州学派博通诸科,系统整理传统文化,探微勾玄,弘扬精华,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章。可他们没有看到西方人已换一个角度总结历史,探索规律,试图构建通向未来的理论。于是悲剧出现了:中国的位置同西方的位置奇迹般地互换了。公务员之家

马克思在谈到中国社会转型时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1](p.716)两淮盐业经济和扬州文化的盛与衰不正是最典型的“奇异的对联式悲歌”吗?正因为其典型,为我们研究文化经济的盛衰规律提供了最好的参照物。四、仍须在本土找出路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2](p.186)西方经济学理论是在研究彼时彼地经济规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亚当•斯密审视了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继承和发扬了威廉•配第以及布阿吉尔贝尔、约翰•洛克、达德利•洛思、大卫•休谟、斯图亚特等人的成果,从而建立自己的体系。到大卫•李嘉图则宣告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

从此斯密、李嘉图的学说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想。华盛顿大学教授诺思本为计量经济史学派的一个学者。他在研究17～18世纪美国海洋运输时发现既有的模型不能满意地解释经济效益的增长,于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说明同样的经济政策,在不同的制度结构中对经济会产生不同甚至相反效果,从而创造了制度变迁理论,成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199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理论建树成了美国政府新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对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并深深影响着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史学界和经济理论界。两淮盐业经济在公元前就有惊世的起点,在8世纪、11世纪产生过辉煌业绩,17～18世纪发展到顶峰,19世纪出现“奇异的悲歌”。它在世界经济发展长河中的典型意义绝不亚于18世纪的美国海洋经济。这当中许多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值得探讨。例如:盐业经济上升时,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如何?当其衰弱后,它所曾支持的文化事业为何还能继续发展?乾隆南巡,宣布“每引加斤”(实际是在税收总额不变的前提下增加盐商的销售量),这对其他商品的价格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否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用函数进行表示?对其解读,寻其规律,无疑有助于文化经济学理论的建立。盐业文化的积淀已不是盐行业的专利。从其中抽象出来的理论将会对整个经济界、文化界有所启益,对我们的总体经济建设有所启益。

如果我们以研究扬州盐业文化为契机,建立文化经济学的理论,其意义不会亚于诺思的制度经济学理论。那么,文化经济学应以什么作为研究对象呢?我认为,至少应含有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经济运行,其中包括文化事业的战略管理、经济成本、经济效益和文化产业的组织理论、经营业态、市场开拓、绩效指标等等。第二,文化市场的开拓、建设及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接受者研究。第三,文化理念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其中包括文化对经济结构、经济政策、经济产业的影响及文化对经济作用的机理

。第四,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包括互动的内在机制、环境条件、滞后效应、组织协调等等。应在对历史规律的总结中,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探寻经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在物质生产领域探寻其文化力量,在精神生产领域考量其物质成本和物质效益。可见,文化经济学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外延。搞清这些问题,揭示其中规律,无疑有助于新时期的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启迪我们确立科学的发展观,进一步搞好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决不是简单地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几个字就能概括的。盐业经济对学术文化的支撑,学术文化对盐业经济的哺育,许多内在规律尚需我们探讨。不妨穿越时空隧道,以18世纪扬州盐商文化为支撑点,放眼古今中外的文化经济现象,进行理论概括。

相对于物质资源配置研究而言,目前国内理论界对这四个层面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研究文化经济应尽量吸取人文科学(尤其是文艺学)和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现有成果,但文化经济学并不是文化学与经济学的简单糅合。就学科分类而言,它仍从属于经济学。我们要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文化这一特殊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与接受,研究物质生产的文化支撑。立足本土,其意义决不止在本土,而在全世界。正如西方经济学家总结西方经济规律抽象出来的理论可能对西方和东方都适用,东方经济学家总结东方经济规律抽象出来的理论也可能既对东方适用,也对西方适用。当然,所有理论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与充实。文化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将为当代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发展战略决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扬州学派范文篇4

一、传达贯彻省高校统战部长会议精神，营造良好的统战工作氛围。3月下旬，全省高校统战部长会议召开后，我们及时分别在校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校党务工作例会和派负责人会议上进行了传达，重点学习了王斌泰同志的讲话精神。同时，还在《党委中心组学习参考资料》上开辟宣传专栏，刊登王厅长的讲话全文，供全校党组织特别是校院两级党委（总支）学习中心组成员学习。

二、协助召开校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在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的基础上，着重对《扬州大学统战工作领导小组议事规则》、《扬州大学统战工作会议制度》和《扬州大学学院党委（总支）统战工作制度》等三项制度进行了讨论。后经校党委常委会议审定，于4月上旬颁发执行。这三项制度受到了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林祥国部长的充分肯定，《挚友》、《江苏统战动态》先后报道介绍了我校的做法。

三、协助落实校党委常委联系派组织以及与党外代表人士交友制度。由于校党委的重视和我部的积极推动，7名党委常委分别与7个派校级组织建立了联系制度，11名常委共与25名派或无党派代表人士结对交友。

四、协助校党委、校行政于4月15召开“派专题调研成果汇报会”。校党政主要领导以及11个部门单位的负责人到会听取汇报。校各派主委、副主委以及调研组成员出席会议。2002年度两个调研组的代表分别就“关于完善我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如何把我校建设成高水平大学”的调研成果在会上作了汇报。范明书记、郭荣校长在会议结束前讲话时，分别对派积极开展调研并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

五、开展新一轮党外代表人物遴选工作。为切实做好这项工作，我部印发了《关于开展新一轮党外代表人物遴选工作的通知》，并在校党务工作会议上进行了具体部署。在各单位的积极支持与配合下，这项工作已顺利完成。根据省委统战部、省委教育工委的部署，我部会同组织部确定了4名派、无党派人士拟于暑期参加培训学习。

六、贯彻落实校党委、行政的指示精神，积极引导派投身抗击“非典”的斗争。4月下旬以来，非典疫情形势严峻，我部坚决按照学校党委、行政的部署与要求，先后两次专门召开派校级组织负责人会议，及时传达上级一系列有关防控非典会议精神，对各派提出希望和要求。与此同时，我们还及时了解、掌握并上报这方面的动态信息，宣传在抗击非典过程中做出一定成绩的典型人和事，如市人大常委、致公党校总支主委、医学院药理学教授张洪泉，民盟支部主委、水建学院兼职班主任胡声宏副教授，市人大代表、盟员葛晓群以及战斗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盟员、张真稳副主任医师、民革党员姚颖、农工党党员吴红等。

七、积极支持、引导各派以学习十六大精神为动力，认真加强自身建设。本学期，我们围绕加强党派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多次与各党派共同商议，达成了共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扬州大学派校级组织工作制度》。同时，还积极支持、推动部分派完成了基层组织的换届工作。

八、按照省委教育工委和扬州市委统战部的要求，在校外办的积极支持下，于6月份对我校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国、归国留学人员的情况进行了一次认真调查摸底，并进行了情况汇总与上报。

九、编印《扬州大学统战工作资料和有关文件汇编》，为校领导、机关部门单位、各学院党委（总支）以及全校兼职统战员、派组织负责人等开展工作提供了方便。同时，还对《同舟共进――扬州大学统战工作十年集锦》的最后定稿，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

十、完成了市、区政协布置、交办的提案办理、组织委员视察、参加有关调研、座谈会等。

十一、善始善终地做好受扬州市光彩事业促进会资助贫困生工作。既积极争取资助款项及时到位，按时发给学生，又加强对受助学生的教育引导工作。在今年6名受助毕业生离开学校前夕，我们还专门召开座谈会，对他们走向社会或进一步读研深造提出殷切希望和要求。

扬州学派范文篇5

【关键词】中医药传入日本朝鲜

中医药学源远流长，是我国文化遗产中一颗瑰丽的明珠。作为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医药学的发展自然成为世界尤其是亚洲的中心，因此，中医药传向海外也具有悠久的历史。现就传统中医药比较完整地、系统地传入，而且产生长久影响的日本与朝鲜，作一历史性的回顾。

一、传入日本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秦汉以来，就开始了文化交流。由于汉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因此，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单就医药来说，一直是以汉医药为主导。早在南北朝时的公元552年，我国就给日本送去《针经》一套。公元562年，吴人知聪又携带《明堂图》和其他医书164卷东渡日本，对该国后来古代医学，尤其是针灸医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迨至公元608年，日本天皇派遣药师惠日、倭汉直福因等来华学医，并于公元623年学成回国，随船带回《诸病源候论》等重要医籍。

中日大规模的医药交流始自唐朝。武则天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日本制定的医药职令——《大宝律令·疾医令》，就基本以我国唐代医药制度作为蓝本。《疾医令》规定，医学生学习医药，都要以《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甲乙经》、《新修本草》等中国医典为必读课本。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等随遣唐大使前来中国留学。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荣睿、普照的足迹又随小原来到扬州，当时正在大明寺里讲律的鉴真和尚，有感于他们的—再邀请，下决心东渡日本讲学。鉴真除佛学外，兼明医学，因此，有不少日本人士请鉴真诊病。其后于公元805年，又有日本医家营原清在我国学成回国，再一次把我国医药带回了日本。

宋元时期，中日两国政府文化交往虽然处于低潮阶段，但民间交流活动仍较频繁。其贸易品中重要部分就是药物，当时我国输出日本的主要是“香药”，如福州客商周文裔在公元1028年到日本献给右大臣藤原实资的方药中，就有“麝香二脐，丁香五十两，沉香五两，熏陆香二十两，诃黎勒十两”等等。这一时期，还有宋医郎元房入日本，侨居镰仓达30余年，得到北条时赖和北条时宗的知遇，担任他们的侍医，对中医学在日本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我国“金元医学”兴起后，中日医药交流更为频繁。日本学者田代三喜来中国留学，尤其崇尚东垣、丹溪学说，归国后将丹溪学说等传入日本，授予曲直濑道三，并建立“丹溪学社”，在日本传播，影响很大，逐渐成为日本医学“后世派”。公元1492～1500年，日本坡净运到中国，学习中医与仲景学说，并将《伤寒杂病论》带回日本，向日本医界介绍、传播仲景学说，受其影响，永田德本也崇尚仲景学说，而逐渐形成“古方派”，其后的名古屋玄医、吉益东洞等也属于古方派的代表。还有被称为“考证学派”者，如多纪元孝等，他们对古典医籍进行训诂学考证，其后代多纪元简继承这项工作，著有《素问识》、《灵枢识》等书。丹波元胤继丹波元简之后，广泛收集历代中医书3000余种，编成《医籍考》(现名《中国医籍考》)，刊于1831年，对整理、研究中医文献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17世纪初期以后，《本草纲目》的多种版本陆续从中国传到日本，引起日本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出现了多种《本草纲目》的刻本。大约在公元1653年前后，名医龚廷贤的弟子戴曼公到日本，又把人痘接种术等传授给日本医界。17世纪末，《救荒本草》流传到日本后，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总之，近百年来，日本汉方医学虽然加入了自身的研究重点，但可以说其基本理论体系仍然是承袭中国传统医学。

二、传入朝鲜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有交往。西汉时期，中国与朝鲜之间医、药、卫生等方面交流已经开始，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则逐渐频繁。当时去朝鲜的中国僧侣顺道、阿道、墨胡子等会施医疗，出入于宫廷，边传教，边施疗。随着以施疗为主的僧医逐步增多，朝鲜曾一度盛行僧侣医学。随后葛洪《肘后方》、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国养生法及炼丹、炼金术(朝鲜称之为“仙道术”)等也相继传入朝鲜。

隋唐时期已有高丽、新罗学生来我国留学，因新罗等国不断派弟子来中国求学，所以朝鲜国内有许多制度和中国相似。如公元693年，新罗置医学博士2人，以中国医书《神农本草经》、《甲乙经》、《素问》、《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教授学生。

到宋代，两国的医药交流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突出的是“三送”。

一是送书。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和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曾两次赠送《太平圣惠方》给高丽。公元1091年，宋哲宗诏令抄录一批医药书目交与当时回国的高丽使者李资义，其中有《古今录验方》、《张仲景方》、《深师方》、《黄帝针经》、《黄帝九虚经》、《陈延之小品方》、《陶隐居效验方》、《名医别录》、《桐君药录》、《黄帝太素》等在中国已经散佚的大批书籍，在高丽却尚存有许多善本，说明中国医书传入朝鲜之多之广。公元1101年5月，高丽使臣回国，徽宗赐予《神医普救方》。11世纪中叶，高丽刊刻了许多中国医书，如《黄帝八十一难经》、《川玉集》、《伤寒论》、《本草括要》、《小儿巢氏病源》(即《诸病源候论》小儿部分)、《肘后方》、《疑狱集》等书。由于不断学习汲取，朝鲜医家还对中医中药学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与钻研，如金礼蒙等自1443年底起，对15世纪以前的150多种中国医籍与文献进行研究，从中辑录各医家的论述及方剂，用中文分类汇编，于1445年编成大型中医学丛书《医方类聚》。公元1611年，朝鲜医家许浚从中医医籍内选摘多种病证的病因、证候、治法、方剂、药物、经络、针灸等内容，用中文分类汇编成《东医宝鉴》，这是两部影响重大的中医文献巨著。

二是送医。公元1074年11月，扬州医助教马世安等8人受命赴高丽。1078年高丽文帝60岁，病中风，宋派王舜封率医疗团赴高丽，重要成员有翰林医官邢恺、朱道能、沈绅、邵化等。1103年6月，宋徽宗应高丽之请求，派遣医官牟介等赴高丽，设学馆于兴盛宫，充当医生与教授。至徽宗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宋王朝再一次派遣翰林医官杨崇立、杜舜华、董成湘、陈宗仁等人去高丽分科教授医术长达3年，有力地推动了高丽医药与临床的发展。

三是送药。送药是比较频繁的，每次往来都有相互赠送，但最大规模的、最有价值的一次是1079年，朝廷代表团赴高丽带去100多种药材，还有牛黄、朱砂、麝香等珍贵名药等。公务员之家:

扬州学派范文篇6

关键词：明清；现代性；多元化；绘画艺术

笔者在论述明清时期的现代性之前，先简要谈一下对现代性的理解。究竟什么是现代性？一方面，现代性比较浅层次的特点是关注社会生活，关注现实，曾衍东的“今画”就是当时现实生活的反映和表现，他以当时的人物、生活习俗、真山真水为题材进行创作，这在当时很罕见。另一方面，现代性的深层次即最本质的特点就是怀疑精神，例如透视法的发明就是一种怀疑，即眼睛所见并非一定是事实，人的视角变化，世界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怀疑使人们的精神得到解放，思想更加自由，人们可选择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现代性的认识与中国人对自己本土现代性的认识有些不同。日本的京都学派认为唐宋可以算是早期现代性的开始，而中国人普遍比较保守，认为1840年之后中国才有现代性特征。当今很多学者对现代性进行探索研究，都比较赞同明清时期的社会真正的体现出现代性特征这一观点，所以笔者主要选取明清时期这一时间点，试分析明清时期的现代性特征。

一、地域意识兴起

唐志契在《绘事微言》中提出“苏州画论理，松江画论笔”这一理论，不同的地域环境就会形成不同的画风。松江画派是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流派，董其昌强调的是笔墨，认为笔墨应是山水画始终追求的，笔墨不仅是一种技法上的东西，它可以传递出一种文化气息和修养。他将士气作为评判绘画优劣的主要标准，士气就是指绘画需要的人气派和书卷之气。文人气派要求有高超的笔墨技巧，如果对笔墨的研究不够，一味追求精准刻画，在董其昌看来，不过是画匠。相比董其昌注重笔墨，吴门画派的画家继承元代和南宋的画风，以古人为基础，绘画题材多取自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山真水，记录自己对于景物的感受，强调绘画的写实性，注重造型的准确，这就形成了两种比较明显的地域特征。这种地域性特征在五代十国的荆关董巨时期就有苗头，从画面上能看出南北方不同感觉，南方的山水画比较清新婉约，北方的山水画大气磅礴。但是这种地域特征不明显，虽然是风格不同，然而文化上是一种统一的归属感。宋代之前几乎没有地域性，到明清时期地域性倾向明显，明代以戴进、吴伟为主的浙派和龚贤、高岑等为主的金陵画派等都呈现出地域性差异，还有后来的海上画派、岭南画派等等，地域性也是现代性的一个体现。

二、艺术创作体现的现代性

明清时期艺术创作出现“怪”的风格，这种“怪”也可以解释成“野”。扬州八怪在正统的文人看来是“怪”的，浙派在当时也遭受不少抨击。浙派在明代评价不高，他们的作品被看作是“怪野”的风格。董其昌形容浙派为“野狐禅”。以戴进为代表的浙派的作品在画法上具有现代性。戴进的山水画，用笔简单，锋芒毕露，表现明目张胆。从他的用笔可以看出类似于素描样式的排线，横涂竖抹，几乎看不出变化，他强调的是一种整体的气势与视觉性，形式感强烈。浙派与传统的文人用笔不同，传统的文人用笔每一笔都有变化，表现含蓄，不同于浙派的直白外露。戴进强调的是视觉性，而文人强调的是视觉背后的内涵，通常文人对像《流民图》这类表现苦难的题材视而不见，他们生活在一个理想的世界当中，带有儒家的特点，对死亡等表现出逃避的态度。浙派无论是从用笔还是从画面的表现方面都与以文人为主导的绘画时代不相符，所以浙派就成为了“怪、恶、野、奇”的代名词。陈洪绶的作品中也体现出现代性的特点。陈洪绶约在1627年画的自画像《醉愁图》从画面中可以看出人物脸部扭曲，愁容满面，卧在芭蕉叶旁，衣服宽大松弛，左手边散落着书籍，右手有一大缸盛酒，画家本人显然是在醉酒的情况下。人物的坐姿类似马奈《草地上的午餐》坐在众人前面的女人。画家遭遇国破家亡，出于对国家的担忧，想借酒消愁，暂时逃脱现实的残酷。陈洪绶把画面的无奈与悲剧性已经发挥到了“绝唱”，以至于后人很难超越。马奈的作品似乎可以回答“艺术是否必须要传达感情”这一问题，其实不然。观看分析马奈的作品，几乎看不出画家想要表达的情感，究竟是无奈或是嘲讽还是其他似乎很难判断，画家不流露感情，把空间留给了观众自己去判断。两幅作品共同点在于画面中的人物盯着画面看，有一种矛盾冲突与张力，像是对观众发出挑战。从明清时期的艺术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石涛和扬州八怪同属于商业画家，以卖画为生，同属于专业性的画家，艺术上较纯粹。他们与传统的文人如苏轼等人不同，对于苏轼这一类人来说，绘画是他们业余生活中的一件事，并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绘画上面。虽然说石涛等人作为商业画家，但是他们的作品表达的却是文人的风格，这是一种矛盾与错位。明清时期出现了文人画家职业化、职业画家文人化的现象，文人的精神气质反而在工匠身上体现得更明显。“许多革新派大师靠绘画为生，文人的绘画倒成了宫廷院派的风格。”[1]革新派如石涛、扬州八怪等商业画家，文人画的代表以四王为例，成为一种保守固化的风格。吴门四家的每一位画家几乎都通过卖画过上了安逸的生活，唐寅曾作诗云“闲来写幅丹青卖”，可见卖画在当时已经成为了文人画家的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有些画家开始明码标价，如清代的郑板桥，其作品根据大中小幅以及对联式、扇面式等定价不一。

三、道德伦理缺乏标准与商业竞争现象普遍

明晚期社会复杂，古典传统受到了冲击，矛盾冲突产生，道德伦理缺乏标准，这种现象亦可称之为“精神分裂”。文人雅士通常善于美化自己，宣称自身道德高尚。中国美术自古以来就强调道德的重要性，似乎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模式，也是文人艺术的一种危机。人品与画品之间的矛盾在明清时期尤为明显，明清时期的士人普遍重财尚利，对财富的关注程度让人们几乎忽略了对道德的关注。著名画家兼文学家陈继儒私自印书赚钱，聘请廉价劳动力，把丰厚利润留给自己，但是表面上还自命清高；清初李渔编写小说故事，故意迎合人们的趣味，小说中出现的由传教士带来的望远镜被他写成“贡使携来”；文征明的长子文彭精通书画创作，尤其在篆刻方面卓有成就，但是他的很多行为却类似于商人，比如他会教项元汴怎样谋取利益，将一件作品分为好几件出售就可以得到好几倍的利润；明代南京画家李著原本师从沈周，但是后根据当时的消费需求及审美模仿起吴伟的画作，因为吴伟的画作符合审美，便于出售。这些人的多面性展现出他们的“精神分裂”。这种现象一直在延续，如京津画派代表人物金城，作为画家，刻苦钻研绘画，另一个身份是银行的经理，每天与金钱打交道，丝毫不避讳。明清时期有一类人以文人自居，实则可以称为“伪文人”，另一类人专注于实学，真正属于文人雅士。前者主要是以董其昌、文震亨为例。董其昌时刻以文人标榜自己，但是他缺少文人的气节，为人处世和文人的行为极不相称。董其昌作为政治人物，在政治上理应有所作为，但实则相反，他想对社会进行整合，但是他逃避的态度又无法促成其整合思想的完成。董其昌靠着自己艺术上的成就，把画当作礼物送给高官，以此来维系自己在政治官场上的地位，画充当着一种社会交往的工具。文征明的孙子文震亨同样如此，他在作品中为了显示自己的高雅不放插图，因为插图在他看来是低俗的。他研究果盘里放什么水果、怎么摆放等问题，以其固有的方式显示出高雅。这是一种人为的品位，柯律格认为推广、销售品位是现代性的体现。董其昌和文震亨等人背离纯粹文人该做的事，“他们往往专注于自我，行事做作，仅有半吊子才华，却把戏剧或造园之事当成正务”[2]。所以，“文人”就变成了一种讽刺的意味。真正专注于实学的人，他们没有把书画当作主要的事情来做，只是业余作画。例如顾炎武、方以智、毕懋康、倪元璐等人，他们虽然在绘画方面不如董其昌的成就突出，但是在他们的身上真正体现出文人的思想。这类人与董其昌在政治上的逃避相反，他们忧国忧民，并且在其他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明晚期社会，派系之间分裂斗争、牺牲实学的现象很常见，没有一个主流的思想和统一的精神支柱，文人的精神气质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被收缩。宋代的苏轼忧国忧民，但是自从宋代灭亡，明朝及明以后的朝代，精神气节反而减弱，越来越多的人沉浸在物质享受中。

四、结语

明清时期的社会和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似乎有很多共性，如社会复杂化、多元化。英国学者贡布里希认为艺术中没有所谓真正的“进步”，因为在某一方面有收获，同时在另一个方面就会出现损失。例如明清时期收获了追求趣味性，但是另一方面，文人的精神气节减弱。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把现代性描述成“一个未完成的方案”。现代性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永远也不可能完成。笔者认为此说法很有道理，对于现代性的产生和发展，我们的立足点不是现代性的好与坏，而是应该把握住这个大的时代潮流，探讨当今的艺术应该怎么推进和发展，这才是每一位艺术家应该值得深思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武丽生,邵彦.1650至1850年间中国绘画之延革[J].新美术,1992(2):63-69,76.

扬州学派范文篇7

关键词：唐宋八大家；整体论；道统；文统

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一，主要是站在整体论的角度去分析世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唐宋八大家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了古代文人特有的艺术风格。唐宋八大家在中国传统文化、古代文艺理论批评史以及古代文学史上均享有重要的地位。目前我国对八大家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对其存在的意见也各不相同。以下是本文立足整体论的角度对唐宋八大家的分析。

一、唐宋八大家形成的过程分析

（一）八大家的创始者。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流派重点在于古代散文。古代散文流派的形成基础正是唐宋八大家之间的文学批评。当时的柳宗元和韩愈之间的友谊是非常深厚的，他们两个人均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柳宗元称韩愈为旷世奇才，韩愈称柳宗元“深博无涯”。欧阳修比韩愈年少，欧阳修在少年时期就非常喜欢韩愈的文章，并同样高看柳宗元，正是受到了韩愈和柳宗元的影响，欧阳修才得以终身致力于创作，并培养提携了曾、王、二苏等人。（二）八大家形成的背景分析。明代茅坤最先提出了唐宋八大家一说，他在《文抄》中最先对唐宋八大家冠名，当时茅坤是为了满足应试需求，并不是为了参与学派之间的斗争。文学史发展到了明代，开始呈现出各个学派纷争的特点。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在当时的永乐后近60年间占据文学史上的主导地位，该时期的口号是“文必秦汉”，积极反对唐宋时期的文学家，结果该时期却走向了食古不化的道路，形成社会发展的弊端。其中最先站出来反对“文必秦汉”观点的是王慎中，王慎中在早年受到过唐宋时期文学家作品的影响，最先站出来支持宋代学者。王慎中与当时的前后七子在学秦汉还是唐宋问题上展开激烈的辩论，对当时的唐宋八大家来说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后来王慎中以唐宋八大家正宗传人自居。积极维护唐宋八大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斗争的过程中王慎中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逐渐被确立起来。正是在当时所处时代的争论下，才使得唐宋八大家的名字越传越响亮，并形成了中国古代散文的整体风格，散文文体在此时得以定型［1］。

二、“道统”与“文统”统一的论证

（一）八大家对“道统”的认识。中国哲学的源头就是“道”，不同的学术流派对“道”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儒家作为中国思想的主流，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到了先秦时代，中国的学术文艺史里面的主流思想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在对“道”的认识上也是不一样的。唐宋八大家中最先提出“统”的概念的是韩愈。韩愈认为的“道统”就是对儒家正宗排序的理解。韩愈本人将自己视为儒学的正统传人，因此韩愈也就积极排斥其他学派。柳宗元被贬之后，与底层的劳动人民有密切的接触，在柳宗元看来“天道自然”，并提出了“以生人为己任”的观点。欧阳修生于宋代，宋代的思想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在欧阳修看来“道”是切于实际的，一切不现实的东西不能称之为“道”。尽管唐宋八大家对道的认识观点不一，但是他们在“道统”上的认识是一致的，那就是皇权至上，要积极捍卫儒学正统思想，做到兼容并蓄，不要墨守成规，要勇于革新。正是在此种认识下，道统在八大家的眼里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二）八大家对“文统”的认识。唐宋八大家对文统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对文体和文辞的认识。“散文”一词最先出现在中唐时期，该时期的散文并未与文体有大多的关系，随后发展到了南宋时期，在《鹤林玉露》中散文才正式有了文体的意思。关于散文文体划分的问题在“四科八类”和“古文辞类纂”中均有所涉及，里面倡导的观点都是见仁见智，并没有对散文文体的划分形成统一的定论。从韩愈创作的散文开始将原来的文体格局进行突破，并进一步提升了传统古文的表现力；柳宗元创作的山水游记、传记、辞赋等带给人深刻的印象。尽管唐宋八大家在散文文体上做出了一定的探索，但是还未将散文文体上升到更高的程度。二是在选择骈体与散体上的认识。书写骈文是唐宋八大家的特长之一，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对骈文的认识是一致的，与此相反的是唐宋八大家在积极提倡散文的同时，对骈文是持反对态度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唐宋八大家之所以走到一起与共同反对骈文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骈文在文辞上带有一定的僵化性，其文体格式的单一固定性，不利于古代学者创作性思维的发挥，而与骈文明显不同的散文在文辞上更为生动，所呈现出来的语言表现形式也更为多样，清新的文风，便于理解的语言更是在古代流行开来［2］。（三）“道”与“文”两者之间的关系。唐宋八大家在“道”与“文”两者之间关系的阐述上，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文以明道”，文以明道并不是唐宋八大家最先提倡出来的，在唐宋八大家之前就已经有了。如唐代的不少文人也大力反对魏晋以来的虚华之风，并提出了“文者所以成化”的观点。该观点表面上看似与八大家提倡的观点不谋而合，但是细分下来也有许多不妥之处。古代的散文家真正提倡纯美，反对尚实的人并不多，唐宋八大家只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就如韩愈所说的兼通其辞才能称之为“古道”，其辞不能与“古道”相偏离，“道”与“文”两者都是非常重要的，缺一不可。二是“道胜文不雅而至”，意思是指不是道更胜一筹，文就停滞不前。唐宋八大家所提倡的该观点具体是指积极恢复孔子的原始儒学，推崇更易实施并与现实更相贴合的道。该观点与其他文学流派带有明显的不同，因为只有在道胜的基础上文至才会变得更加容易。

三、整体论视域下唐宋八大家的定位与构建

（一）文学价值。唐宋八大家创立了“道统”与“文统”的统一文学理论，从道统的文学角度分析，他们的作品中不仅承载着儒家思想，也蕴含很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八大家在文风上提倡平易性、简约性、纯净性，此种文风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现代不少文学家也纷纷效仿八大家的文风，但是因为白话文的关系与文言文还存在一定差距。这就说明八大家统一起来的“道统”与“文统”一直影响到现在。八大家在文学主张上强调“蓄道德而能文章”，他们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大多流传千古，影响后世。举例来说，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他的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散文创作中的论说文创作上。王安石的论说文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直接向皇帝陈述政见的奏议，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批评北宋中叶整个官僚政治制度的腐败现象，提出法先王之意，主张“改易更革”；《本朝百年无事口子》系统地阐述仁宗在位41年间的政治措施的得失，劝勉神宗革除“因循末俗之弊”。这类文章具有组织严密，析理精微，措词大胆切直而又很有分寸、语气诚敬干脆而又富于鼓动性等特点。第二类是针砭现实的杂文，如《原过》《使医》《兴贤》等。第三类是人物论和史评，如《伯夷》《子贡》等。第四类是书序和信札，如《周礼义序》《诗义序》等。此外还有韩语的《师说》向人们阐述了学习的重要性；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揭露了社会的弊端；《马说》阐述了怀才不遇的感慨等；还有苏轼的《六国论》《赤壁赋》，曾巩的《墨池记》等都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里面蕴含的思想感情是非常深刻的，凭借优美的言辞深得人们喜爱［3-4］。（二）审美取向。唐宋八大家在文学上的审美取向，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正义敦厚。八大家文学作品的内在要求就是正义美，敦厚是儒家积极倡导的美学观。唐宋八大家都深受儒家美学观念的影响，不管是在经书还是在礼乐文化上都向人们表达出敦厚善良之心。伸张正义、维护良心是八大家一直的追求。比如，柳宗元为底层人民群众困难的奔走呐喊；王安石的变法改革，锄强扶弱；韩语的一身傲骨，为了正义宁死不屈；欧阳修为铲除太学体甘冒风险等，都展示出了八大家正义敦厚的美学观。二是刚健与柔和。韩愈的作品中展示出了气盛则美的审美取向，他的作品带给人豪迈奔放的感觉；柳宗元的文学作品中则展示出了对气的调节，以气来影响文学审美；苏辙则在柳宗元的基础上继承并发展了“著气为文”的理论。三是雄奇与平易。调达通畅”是欧阳修文章的显著特点，展示出了雄奇与平易的审美。就像苏洵评论韩愈的文章一样“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展示出了不一样的审美取向［5-6］。（三）文化内涵。唐宋八大家的文化内涵也具有显著的特点：一是穷尽与妥帖并行。唐宋八大家对“道”的探索一直是不断深入的，在文学创作上讲究精益求精。在处理事务上不沽名钓誉，为了追求心中的正义，不惜走向极端。二是遵守和创新并行。唐宋八大家所举的旗帜尽管是复古，但是他们在思想上还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崇尚积极建立充实、自由的散体文，大力扫除柔弱文风。三是出世与入世并行。唐宋八大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与百姓的疾苦有重要的关系，他们怀有与民同乐的情怀，在为人处世上可以做到积极乐观豁达。四是具有面对挫折坚强不屈的品质。他们善于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寄情与山水，表达自己的情感，可以做到兼收并蓄、点石成金［7-8］。

参考文献：

［1］陈学军.整体论视阈下的唐宋八大家研究［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6（6）：35-40.

［2］李明泽.高中语文《唐宋八大家鉴赏》中文言文的研究［J］.中国校外教育（上旬刊），2019（12）：65+72.

［3］李桑晨.唐宋八大家散文之苏轼散文的研究［J］.新课程•中学，2019（1）：4.

［4］蒋惠.运用比较法鉴赏文言散文——以“唐宋八大家散文”研究性学习为例［J］.中学语文（上旬•教学大参考），2019（5）：81-82.

［5］张婷.任务群下的语文学习活动设计探究——以“唐宋八大家韩愈”的研究学习探究为例［J］.基础教育论坛，2019（22）：36-37.

［6］侯玉娇.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研究［D］.安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9.

［7］王楠.唐宋八大家史论研究［D］.河北大学硕士论文，2017.

扬州学派范文篇8

关键词：宫氏住宅；平民儒学；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1泰州传统民居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意义

泰州古城内有70多处传统民居，时间跨度从明朝中晚期到上世纪90年代之间。这些传统民居中不少建筑虽然几易其主，又经历损坏、私自修补等，但整体布局和形制基本保存了下来。目前，大部分民居为普通人家的住所，其中保留较好的多为明清时期的一些望族住宅、进士府第和地方豪富宅院，如明御史蒋科的蒋氏宅第、明崇祯进士宫梦仁的宫氏住宅、清初刑部郎中田敬锡的田氏住宅、清光绪年间富商周文卿的周氏住宅、同治时的武举尤氏笔颖楼、晚清泰州豪富李嗇庵的李氏住宅等。上世纪80、90年代，古建筑专家张驭寰、陈从周和阮仪三①三位先生先后来泰州考察古建。张驭寰认为，泰州古建筑区别于其它地区，很有地方特色，将泰州的传统民居命名为“泰式民居”。从此泰州传统民居以“泰式民居”为名，与苏式民居、赣式民居、徽式民居齐名。这充分说明泰州古民居具有独特的内涵和文化魅力，也使泰州传统民居开始在学术界被更多的人认可和研究。同济大学古建筑保护专家阮仪三在编制《泰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时赞扬泰州民居建筑集明清民居之佳构，这是泰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的特色之一[1]；同时他还对民居及其外部空间提出了“保护-改善-更新-整饰”分类别、分层次的保护更新模式，不少泰式民居因此得以保护，这使得今后对泰式民居的研究有了更多真实的、有价值的原型遗存。泰州文史专家黄炳煜从泰州所处的地理位置中探寻泰式民居建筑特点的形成根源，他认为泰州地处江淮之间，城市受到来自南北不同文化的影响，民居建筑既有南方宅第清秀、典雅的艺术风格，又有北方民居雄浑、简朴、封闭的建筑格局，具有“北雄南秀”的风格特征。也有很多实践家在泰州诸多古民居保护建设过程中试图通过修复古民居，再现泰式民居昔日的风采。在以家庭关系为主要纽带的居住形式里，民居建筑和百姓家庭的日常生活最为密切，它不仅是日常生活起居的重要空间，还是城市居住生活的智慧结晶，也是呈现普通百姓家庭生活环境、记录家族兴衰荣辱变迁的物化形式和空间载体。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泰州古民居的研究与实践，向我们展示了更为立体和丰富的泰式民居的全貌，这为我们更深入地研究泰式民居建筑文化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今后城镇建设在融入现代元素的同时，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泰州是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对泰式民居建筑文化内涵的研究是挖掘泰州城市传统文化时代精神、提升城市文化品质、建设美好城市形态的重要内容。

2泰州传统民居建筑文化形成的人文环境

2.1文治思想自上而下深入民心。泰州地处江淮之间，里下河地腹地，自古就是淮南盐场的行政中心，城市的发展也因盐业的活动得以壮大。历代在泰州为官或执教过的文人士大夫众多，从北宋仁宗时期开始，先后有五位宰相在泰州做过官。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晏殊②在泰州担任盐监官期间，将盐场治理得井井有条，他还创办书院，施仁政、宣教化，亲自任课执教、开启民智，一时开风气之先。一代名相吕夷简咸平五年就在泰州担任西溪盐仓监，他带领灶民盐丁解决了泰州盐运中转缓慢的痼疾，使得盐税征收与日俱增。范仲淹③领泰州西溪盐监衔知兴化县事期间，重修捍海堤堰，造福泰州里下河水乡人民。他提倡为政清廉，创学宫，建书院，开启一代文风，为泰州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范仲淹与同时代的泰州通判滕子京④、理学家胡瑗⑤、潭王宫教授周孟阳⑥、名相富弼⑦经常在泰州“文会堂”切磋学问、吟诗集雅。清代著名天文历算家陈厚耀⑧，评话宗师柳敬亭⑨，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⑩，“扬州学派”先驱任大椿⑪，著名文艺评论家刘熙载⑫，围棋棋圣黄龙士⑬，太谷学派集大成者黄葆年⑭等都在泰州生活过。可以说，泰州历史上的这群官员和文人士大夫具有深厚的道德文化修养和广博的文化知识，他们追求审美情趣和精神层面的享受，这无疑对泰州这座城市的建设发展、农田水利灌溉、房屋建设、园林景观营建、文化等方面都会产生深远影响[3]。2.2平民儒学培育百姓圣贤修养。泰州是明代哲学家、思想家王艮⑮的家乡，也是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的发源地。在王艮的影响下，平民儒学在泰州民间发展极其活跃，它为普通民众提供了生活的基本伦理和生活秩序维护。有一篇名为《南人与北人》的书中曾经这样写道泰州：“永嘉之后，晋室东迁，衣冠违难，多行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晓。士好学而文，农民织衽稼穑。俗务儒雅，虽穷苍茅茨之下，微闻弘诵声。”[4]记载的就是泰州民间崇儒尚教蔚然成风的历史。由此可见，平民儒学对当时百姓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民居的建造过程中，人们开始意识到建筑艺术审美的伦理意义以及建筑在帮助家族成员形成可取的生活方式中的伦理功能。儒家经学中的广泛义理、家族所崇尚的人之常伦的情理，在民居的建筑中慢慢得以外化，建筑的整体布局与群体组合、形态与结构特征、空间序列与功能使用、装饰细部与器具陈设等方面，浸透着儒家伦理的种种特征[5]。百姓在对平民儒学的理解、人伦道德的敬畏、生存环境的自我创造中使建筑烙上了鲜明的特色，这也逐渐成为泰州传统民居风格的基调[6]。2.3科举家族文化世代相传。封建社会中，学校教育没有现达，家族的价值取向和生活目标对家族成员的影响是巨大的。家族文化在家族成员的活动中以一种和谐的方式强调个人服从整体的文化系统，具有较强的文化认同性和延续性[7]，科举考试在延传家族声誉与家业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明清时期，泰州社会安定，民风重教兴文，水陆交通便利，经济基础相对发达，泰州又处于扬州地区教育文化中心的地位。康熙年间，朝廷在泰州兴建学政试院，作为扬州府属江都、甘泉、仪征、宝应、高邮、兴化、泰州、东台等八县考生院考的地方，这给泰州地方经济带来了发展机遇。同时，本地的秀才和童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就更为刻苦和努力。据统计，泰州境内在宋元明清四朝共出了1000多个举人，429个进士，其中文武状元5人，文武会元5人。以宫氏家族为例，宫氏家族是泰州明清时期远近闻名的科举世家，家族世代勤奋好学，先后共培养出7位文武进士、31位举人和50余位贡生，这样的家族不仅在泰州，就是在全国也是少有的。宫氏家族科举的兴盛带来了家族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也促进了宫氏家族住宅的建设与扩大，其家族在泰州大林桥西、税务桥西等处建有大规模的宅院，在岳墩西侧建有一处隐居著述的园林春雨草堂。另外，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进士蒋科⑯历任开源参政、监察御史、南台兵备，创下家业，在泰州建有宅院，后又转售于科第世家程氏，程氏将宅院扩建。至今，蒋科进士府仍是泰州最有名的明清建筑群之一，也是泰州较早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些家族的文化和儒学修养世代相传，经历数辈建设与传承。建筑空间有着巨大的潜在教育教化意义，因此在营造时必然会渗透着家族对封建儒学礼制人伦的自我理解与诠释。

3典型民居宫氏住宅建筑研究

3.1家族历史及住宅现状。宫氏住宅始建于明崇祯年间，距今有近400年的历史，现位于泰州城中历史文化街区，南临税务桥西街，北抵陈家桥西街，原住宅占地约1500m2，东西两轴各四进，其建造历经明清两代数辈宫氏家族的经营，特别是在家族入清后的首位进士宫梦仁的主持下，建筑的规模得到了丰富和扩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原本前后四进大宅院被分割成若干户，成为大杂院，很多住户为增加使用面积，在院落中搭建起了简易平房，院落的空间格局遭到了破坏，最前面的一进院落又在上世纪80年代初城市道路拓宽时被毁拆除。20世纪80年代以后，很多学者开始关注宫氏住宅，他们通过现场测量与考察，留下了一部分非常宝贵的文献资料。1995年，在政府的努力下，该住宅被列为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这为建筑的保护起到了关键的作用。2009年，政府出资修补了部分围墙。2018年，泰州市政府对宫氏住宅保存较好的照壁、仪门、厅屋、火巷、厨房在内的四进院落以及周边地块启动了房屋征收，计划按照原有的布局对宫氏住宅呈东西两路轴线实施修缮保护，但由于各种原因，修缮保护耽搁至今未有进展。3.2宫氏住宅的建筑文化特点。3.2.1顺应自然。居住的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依赖共生，顺应自然的生态伦理成为建宅立基的根本观念。在宫氏住宅的空间中，建筑的布局形态与自然小环境气候有着密切的关系。泰州属季风影响下的亚热带湿润气候，东西厢房夏季十分炎热，居住的舒适度大大降低，所以泰式民居建筑通常坐北朝南略偏东，尽可能地回避午后炙热阳光对建筑立面的直角照射，同时又能取得较好的采光与通风效果，以此来改善居住环境内部的小气候，减少建筑能耗。一般民居建筑以院墙相连，前后形成院落，东西不设厢房，这样的布局看似与常见的北方四合院有着很大的空间差别，但其建造章法有鲜明的地域气候特征，这不是对传统建筑标准化的挑战，相反，却是泰州当地百姓在朴素的人本思想中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觉体现，是传统建筑伦理与生存艺术间一次直率的创造。宫氏住宅所处的城中历史文化街区顺应自然之则、遵守生存之理，居住建筑空间朝向至今也未失去它原本的做法，现代城市中的主要道路及街巷呈现出的肌理走向与500年前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性（图1）。3.2.2空间灵活。宫氏住宅最早建于明代中晚期，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建筑最后的大发展时期，从这时期开始，民居的建筑布局不再拘泥于一成不变的格局，原有轴线对称的组合形式开始朝着灵活多变的趋势发展。泰式民居以中国传统的“间”为单位构成单座建筑，再由单座建筑组成庭院，院墙相连，前后建筑形成庭院，一般小型的民居院落只有一进（图2），即大门内一个小的院子，三间正房，旁边带一间厨房，泰州市城中歌舞巷南就有一处这样的小型院落，占地少，布局简单。宫氏住宅则属于有多进庭院的大中型民居，院落格局较为清晰。宫氏住宅主要由大门、照厅、大厅、堂屋、偏房等构成，每进院落之间会根据不同的家庭构成、人口构成和辈分构成进行分配，建筑组合灵活多变。每一进院落的子女小家庭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这种建筑组合讲究灵活多变，加之少有厢房的生活干扰，每进院落封闭中更显得分外宁静。每一进有主房、有偏房、有院落，且单独有门，自成相对封闭的小院落。各组小院落的堂屋后侧又有门相通，若全部打开，又可从每一进穿堂而过。每进小院落的旁侧还有门与“火巷”贯通，日常生活可从“火巷”自由出入，对其他小院落没有任何妨碍，这样就形成了泰州民居空间布局简单灵活的特点[8]（图3）。3.2.3礼制至。中国是一个儒学社会，礼制是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准则和等级规范，它影响着人们在住居中的行为，并渗透到有关住居营造和使用的各个方面，促成了中国古代民居建筑在材料、样式的选择和空间组织等方面标准的形成和完善。这种建筑规制标准在住宅单体中表现较为突出。早在周代，王侯的都城、宗庙、宫室、门阙在建筑上有着明显的差别，唐代建筑制度也超出了道德规范的范畴，形成律例，纳入法典，用法律的手段强制执行。《唐律》中规定，建舍违令者杖一百，并强行拆改。北宋《营造法式》对殿堂、厅堂、余屋这三类房屋类型在规模大小、质量高低和结构形式方面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明代官修法典《明会典》中对官员住宅的规模做了严格的规定，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对普通民宅定制了规定：“凡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有斗拱，饰彩色。”清代《工程做法则例》更是在建筑的间架、屋顶、出廊形制、有无斗拱、材料规格、飞椽扶脊的做法上将规制的限定渗透到技术的细枝末节上[9]。宫氏家族受传统儒家文化深刻的影响，其住宅虽然建于明代中晚期，距《明会典》颁布定制有150多年，但仍然严格遵守定制，不论官阶多高，资财多富，一律三间一进，五架梁结构，即便是要增大室内进深，也是在五架梁前后加一个轩廊或一个单步梁，或是在房屋东西两边单独接上一间体量较小的偏房来增加实际使用面积。如宫氏住宅的厅屋面阔三间为12.25m，进深五架七檩8.50m，后有穿堂、正屋等建筑，这些形成建筑群的主轴，在其西侧，有体量较小的四进建筑分别与主屋相连，形成一条次轴，以此来增加建筑面积，满足实际的使用需求（图4）。此外，三进穿堂也为三开间五架梁，但在穿堂前都建造外廊以增加建筑进深（图5）。此外，宫氏住宅的屋顶建造使用的是泰式民居中普遍使用的硬山顶，硬山顶是一种等级比较低的屋顶式样，有五脊二坡，檐口平直，屋面停止于山墙内侧。宫氏家族是名门望族，但是从其建筑的屋顶造型不逾越传统规制我们也不难看出泰州百姓间谦虚低调的为人态度和恪守纲常不求高大永恒的儒学思想（图6）。3.2.4平淡雅致。美与善自古就被当作一个整体，成为中国儒学文化中崇尚的至高境界，在传统的伦理意识中，美离不开善，善离不开美。在这种捆绑的逻辑指引下，人们往往通过建筑美的艺术来隐射主人的善德境界，所以在建筑的比例体量、装饰、陈设等方面无不显现着人们对真善美的理解。泰州传统民居注重建筑本身的真实性，很少刻意追求额外的装饰。平民儒学所指引的日常的本能反应、情绪情感、生计营求、社会交往等所有的生存实践映照出了人们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宁静和谐的原初心理状态，也成就了民居建造中平淡素雅的审美意境。泰式民居生性质朴，与粉墙黛瓦的苏式民居相比，其清水砖砌墙、不粉涂料的建筑外观使建筑在形象上独具特色，数百年来历经继承演变，仍保留着它固有的清淡与素雅。泰式民居墙体青砖灰瓦、清油柱、白石基，不粉饰、不上色；硬山屋顶憨厚略显拘谨；抬梁结构用料大，屋架荷叶墩瓜柱、护斗、抱梁云、山雾云等雕刻构件匠意含蓄，细处见精巧。不追求粉脂，不讲究奢华，这种经过大家互相欣赏、相互效仿而形成并流布开来的对房屋色彩、结构、装饰的要求，看似是百姓对建筑外在的取舍，究其根源，它产生于普通大众的基本生存需要，对种种外在物质的寡欲和对精神意境的追求，是对美德人伦标准的自然判定，同时也是家族世俗化生活和质朴情感的真实写照（图7、图8）。可以说，泰式民居的美学伦理并非仅拘泥于建筑美或艺术本身，而是着眼于建筑审美和现实生活的联系，以其极具特色的平淡雅致意境寻求并指导着普通百姓如何在严酷现实中保全个性天然，获得欲望实现和生存尊严的道路，其建筑美学理论所体现出的这种强调平淡含蓄、重视实用的主导思想直接影响了明清甚至近现代泰州本土建筑的审美价值取向。

4结语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以宫氏住宅为代表的泰式民居，无论是布局结构、单体建筑，还是每一处装饰，无不透露着与自然和谐共处以及礼教道义，中国传统文化赋予民居的这种文化使得民居建筑更具生命力与人性化。传统建筑是城市重要的文化财富，宫氏住宅的传统建筑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家族时代背景构成了一处极富地域特征的建筑群，在城市建筑千城一面、居住环境建造理念多元化的今天，作为泰式民居的典型代表，它应该成为现代居住环境建造思想丰富的智库，我们也应该从更多的科学角度对建筑文化进行个体与整体的综合研究，这对传承优秀建筑文化、彰显城市文化特质有着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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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宏.中国古代住居与住居文化[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8]黄毅.泰州市传统民居特色及其保护更新初探[J].中外建筑,2002(03):37-39.

扬州学派范文篇9

[关键词]徽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文教事业

明清江南地区是全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其中既有该地区自然条件优越的影响，亦与外地商贾的推动密切相关，徽商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所作所为就可见一斑。

一、重教兴学，出资兴建各级各类教育机构

1．出资助修官学机构——府学、县学

江南地区府、县学中多见徽商的捐助活动。侨寓扬州的歙县盐商汪应庚“乾隆元年(1736)，见江、甘学宫岁久倾颓，出五万余金亟为重建，辉煌轮奂，焕然维新。又以二千余金，制祭祀乐器，无不周备。又以一万三千金购腴田一千五百亩，悉归诸学，以待岁修及助乡试资斧，且请永著为例”。戴震在《汪氏捐立学田碑》中对汪应庚祖孙出资助修扬州府学和江都、甘泉二县学的义行有着较为详实的记载：“扬州府盬江都、甘泉二县先师庙三地相望也。歙之汪氏用盬盐起业于斯地也久。今上初，曰应庚者捐银四万七千修治新之。越三载，复捐田千四百余亩，人租粟以为岁葺费，俾无堕前功。储三季之通，资财赢饶。三馆之士，就布政司选也，出以佐其所不给，如是廿年矣。其孙立德、秉德欲久久行之弗坏，念一家私任其勤非远计，请以田分隶三学董之。余既嘉汪氏之为善，祖若孙相绳有终，而因叹夫后此而终之实难也。事无小大，亘古今无豫为杜弊之法，其所恃以弊无自开者，盖有故。凡事之经纪于官府，恒不若各自经纪之责专而为利实。”汪应庚祖孙出资助修官学，捐置学田以为修葺之费，从而能够收到实效，做到善始善终。

据冯尔康先生的研究，侨寓仪征的徽商以及仪征籍原徽州人在清代仪征县学的修葺过程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如顺治十年(1653)两淮盐运司运副朱懋文捐出商人公费，维修学宫明伦堂。在修葺文庙的过程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原徽州人许承远的家族。许家四世以维修文庙为己任，“诚大有造于仪邑也”。

2．斥资兴建书院、义学

徽商在热衷于在桑梓之地倡建书院的同时，在侨寓寄籍之地亦乐此不疲。正如李琳琦先生在《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一书中所说：“徽商在‘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思想指导下，除致力于徽州本土的文教事业，还纷纷在侨寓之地创办书院，以为相从旅邸的子孙就学成名计。”

扬州府城的梅花书院、安定书院和仪征的乐仪书院大都由两淮商人出资兴建，其中多是徽商。对此，地方志等材料中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如梅花书院，雍正十二年(1734)由祁门盐商马曰琯出资兴修，他“独任其事，减衣节食，鸠材命工……不期月而落成”。并且延聘名儒主讲其中。梅花书院兴建后，“造就了不少著名的徽籍和外籍通人硕儒，如汪中、王念孙、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等”。乾隆三十三年(1768)，仪征兴建乐仪书院，盐商有襄助之功。书院所需经费银、膏火之费多由盐商捐助。“时盐商首领张东冈等，以子弟将进书院就读，申请捐助，每年补助膏火银857两，得到盐政批准，以后又增捐生徒盘费银300两”。

杭州祟文书院与汉口紫阳书院一样，是徽商在侨寓之地所创办的书院中比较具有典型性的商人书院。杭州崇文书院是徽商在侨寓之地所创办的书院中历时最久的。杭州崇文书院的设立更是与两浙“商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汪文演，字以道，号宾石……又与同邑吴云风(即吴宪)兴商籍如河东、两淮例，岁收俊士如额。建崇文书院以祀朱子”。汪庆元先生认为，“崇文书院是由浙江盐政和学政共同管理，徽州盐商自筹经费开办的”。崇文书院创建的目的主要是为徽商子弟读书应试服务。崇文书院采取“舫课”的方式进行会文讲学，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据沈德潜《西湖志纂》卷3《孤山胜迹·崇文书院》载，崇文书院“舫课”始倡于叶永盛：“明万历间巡盐御史叶永盛视鹾之余，集内商子弟于跨虹桥西授以题，命各就舫中属文。舫皆散去。少焉，画角一声，群舫毕集，各以文进，面定甲乙，名曰‘舫课’。去官后，商士思之，就其地建书院，中奉朱子，而以后寝祀永盛。凡舫课皆椟其文于鹾使者评骘焉。”之所以采取以“舫”会文的形式，是因为“社中声气相联，可得朝夕聚首者不下百人，文事胡可阙然不讲。但城中无此广厦以为会文所，不得不更为‘舫会’”。

徽商还在江南地区兴建义学。如在吴江盛泽镇经商的徽商张佩兰，“念新安居斯土者不下数十家，力不能尽延师”，于是在盛泽镇之东肠圩建“新安义学”，以使徽人子弟有就课向学之所。扬州府城原来有义学三间，后来增加到五所。嘉庆五年(1800)，商人洪箴远等因为感到郡城广大，义学太少，不能满足商人子弟读书人仕的需要，表示愿意资助，于十二门各设义学一所，得到了盐政衙门的批准。

由此可见，徽商的活动渗透到了江南侨寓地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兴修过程中去。徽商在江南地区积极捐资助学，主要是为自己的子弟接受教育、读书人仕提供方便，为其子弟创造和提供就学机会，使之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二、搜罗、刊刻典籍，积极投身于图书事业

1．兴建藏书楼，广搜博藏，为文人士子提供求知之所

徽商及其后代在江南地区搜求珍本秘籍，兴建藏书楼以为储藏之所。可以说，徽商在江南地区的藏书事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刘尚恒先生在《安徽私家藏书述略》一文中提到了几位侨寓江南地区的徽籍藏书家，他们分别是的廷博及其子鲍士恭(歙县长塘人，侨寓浙江嘉兴)、马裕(马曰琯之子，祁门人，侨寓扬州)、汪启淑(歙县人，侨寓杭州)。这些人有的本身就是商人兼藏书家，有的则是商人的后代。其中鲍氏有知不足斋，马氏有丛书楼(马曰琯建)、小玲珑山馆(马曰璐建)，汪氏有飞鸿堂。再如程晋芳，程氏是新安大族，“治盐于淮。时两淮殷富，程尤豪侈，多畜声伎狗马，鱼门(程晋芳)独愔愔好学，服行儒业，罄其资以购书，庋阁之富，至五六万卷，论一时藏书者，莫不首屈一指。好交游，招致多闻博学之士，与讨论世故，商量旧学”。

一些藏书家因为不允许别人参观和利用自己的藏书而遭到其他藏书家的指责。可以说，绝大多数藏书家都以能为文人士子提供求知之所为荣，以之为兴建藏书楼的旨归。美国学者艾尔曼在《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一书中说到：“鲍廷博、汪启淑都是大藏书家，他们各向四库馆捐书400余种。当时全国为助修《四库全书》捐赠图书超过400余种的仅四人。汪启淑也是安徽人，他经常受到杭州其他藏书家的指责。鲍廷博曾介绍学者郁礼查阅汪氏收藏的一些孤本，遭到汪氏的拒绝，鲍廷博为此与他疏远了。当时，郁礼正在从事一项课题研究，鲍廷博才把他推荐给汪启淑。允许朋友参观自己的藏书，或朋友之间互相交流是起码的礼貌，也是学术交流的先决条件。”

2．刻印珍本、善本，使之化身亿万，嘉惠学林

当时侨寓江南地区的徽籍藏书家并不只是为藏书而藏书，而是刊刻典籍尤其是珍本、善本，为文人士子提供便利。以下仅以鲍廷博及其子士恭刊刻《知不足斋丛书》的事迹为例进行分析。《歙事闲谭》对侨寓浙江嘉兴的歙县人鲍廷博的刻书事迹有着较为详实的记载：“鲍廷博，字以文，号渌饮，歙人。家浙江，事祖若父以孝闻。以父性嗜读书，乃购书以养志。久之，所得益精且多，遂裒然为大藏书家。寻补县学生。乾隆三十八年(1773)，诏开四库馆，采访天下遗书，乃集其家所藏书六百余种，命子士恭由浙进呈。既著录，复诏还其原书，赉以《古今图书集成》、《伊犁得胜图》、《金川图》，其中《唐阙史》及《武经总要》并御制诗题之。嗣刊《知不足斋丛书》即以《唐阙史》冠首，志一时之荣遇焉。‘知不足’者，故廷博藏书斋额。嘉庆十八年(1813)，方受畴抚浙，以续刊之第二十六集进，奉旨赏给举人，时已年逾八十矣。居恒好学，耽吟咏，不求仕宦，天趣清远。每遇人访问古籍，凡某书美恶所在，意指所在，见于某代某家目录，经几家收藏，几次钞刊，真伪若何，校误若何，莫不矢口而出，问难无竭。既因进书受知两朝，名闻当世，谓诸生无可报称，惟有多刊善本，公诸海内，使承学之士，得所观摩。年八十六，丛书至二十七集，未竣遽卒。遗命子士恭继志续刊，今存者共凡三十二集。秘册孤编，率赖以传。按：渌饮以巨富居浙，藏书、进书、被奖，皆与汪讱庵同。汪传印而鲍刻书，同时所成就皆极大，真所谓乡里珍闻也。”鲍廷博在《知不足斋丛书》的序言和凡例中交代了他刊刻这套丛书的目的。他说：“特自惭力薄，不能广求未见之书，仅守先人敝箧，可以公世者无几”，“古书流传，每多必佚……凡大雅君子，得有邺架善本可以补集中诸书与阙者，当冀多方因缘寄示，俾成完书。此则公世之盛心，爱及古人，惠施来学，非廷博一人之私幸也”。由此可见，鲍廷博刊刻这套丛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把珍本秘籍公诸于世，以嘉惠后学，“使承学之士，得所观摩”。据统计，这套丛书收书共计207种，781卷则。许多珍本秘籍率赖以传。

显然，徽商在江南地区的刻书活动，有的是配合其商业活动而开展的，具有商业性的特点。如清代乾隆五十七年(1792)，在扬州的徽州商人成立的务本堂刊刻了吴中孚编辑的《商贾便览》。有些商业书、商人书的编辑者本身就是徽商或其子弟，曾经在江南地区经商。如黄汴，他在《一统路程图记》序中写到：“余家徽郡万山之中，不通行旅，不谙图籍，土狭人稠，业多为商。汴弱冠随父兄自洪都至长沙，览洞庭之胜，泛大江，遡淮扬，薄戾燕都。是年，河水彻底，乃就陆行，自兖至徐，归心迫切，前路渺茫，苦于询问，乃惕然兴感，恐天下之人如余之厄于岐路者多也。后侨居吴会，与二京十三省暨边方商贾贸易，得程图数家，于是穷其闻见，考其异同，反覆校勘，积二十七年始成帙。”徽商可以把商业书、商人书作为范本，对其子弟进行商业教育。商业书、商人书作为商人从商经验的总结，其刊刻传播了经商所必备的知识。一些水陆路程书籍的刊刻，不但颇便于行人的出游，而且尤便于经商活动的顺利开展。

三、对侨寓江南地区的家乡士子的科举活动予以扶持与资助

李琳琦先生在《略论徽商对家乡士子科举的扶持与资助》一文中阐述了徽商围绕科举考试对家乡士子所进行的多方面的扶持与资助，主要有：一、竭力兴办文会，为士子应考前研讨、切磋制艺提供条件；二、慷慨捐输科举资费，为应考士子提供经济保障；三、积极捐建考棚、试院和试馆、会馆，为应考士子提供舒适的考场与寓所。

徽商为使自己的子弟们在江南侨寓之地能直接参加科举考试，还竭力争取政府为他们设立了商籍。《钦定重修两浙盐法志》对两浙商籍的设立做了比较概括的记载：“吴宪自新安来钱塘，初试额未有商籍，业鹾之家，艰于原籍应试。宪因与同邑汪文演力请台使设立商籍，上疏报可。至今岁科如民籍例，科第不绝。皆宪之倡也。”《歙事闲谭》对两浙商籍设立之缘起和过程的记载比较详细：“明天启中，吴氏有名宪者，始自歙迁于杭，为杭始祖。宪字叔度，一字无愆。明制，设科之法，士自起家应童子试，必有籍，籍有儒、官、民、军、医、匠之属，分别流品，以试于郡，即不得就他郡试。而边镇则设旗籍、校籍；都会则设富户籍、盐籍，或曰商籍；山海则设灶籍。士或从其父兄远役，岁岁归就郡试不便，则令各以家所业闻，著为籍，而就试于是郡。杭为南方一大都会，故未有商籍。宪与同邑汪生文演上书当事，力请。台臣以闻，报可。于是宪遂得试于杭，而为商籍诸生。杭之有商籍乃宪倡之也。”可以说，在两浙商籍的设立过程中，徽州商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两浙商籍的学额具体分配为：杭州府学20名，仁和县学15名，钱塘县学15名，合计50名。商人子弟考取生员，每10人录取1人。张杰先生在探讨清代商籍的设立所表现出的商人的强大的经济力量时，征引了三份分别隶属杭州府、钱塘县和仁和县商籍的中式者的硃卷履历，这三个家族分别是道光十五年(1835)乙未恩科浙江乡试举人、杭州府学商籍汪藻家族，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进士、杭州府钱塘县商籍汪康年家族，嘉庆九年(1804)甲子科浙江乡试举人、杭州府仁和县商籍金孝枚家族。这三个家族的祖籍都在徽州，分别为歙县坦川、黟县宏村、休宁县。这三个商人科举家族的产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两浙商籍设立之后，“商籍”成为商人子弟打开科举之门的敲门砖和商人子弟读书人仕的重要途径。正如徐旭龄所说：“吾乡之子弟，岁科获隽于有司者，皆隶籍院中……而吾乡之宿德耆老又以时率其子弟课业于中。今观谱中所载，文人之盛，诚甲于一时。”

四、交结文人学士，举行诗文之会

徽商在江南地区，广泛交结文人学士。明代歙商黄明芳，“好接斯文士，一时人望如沈石田、王太宰、唐子畏、文征明、祝允明辈皆纳交无间”。歙商鲍简锡，经商杭州，“结纳四方名流，缟纻往还，几无虚日”。歙商潘之恒，经商苏州，“以文名交天下士”。婺源商人李贤，“且乐与贤大夫亲，故随所在吴士大夫咸愿与之游”。据陈智超先生的研究，在与方用彬这一嘉靖、万历年间的“儒商”有通信往来的人物中，文入学士占有很大的比重。还有的徽商在江南地区兴修园林，广结海内名流，举办诗文之会，与文人学土日相酬唱其中。可以说，徽商更是积极地参与和推动学术文化活动。正如冯尔康先生在《明清时期扬州的徽商及其后裔述略》一文中所说：“办学之外，盐商还以其资力从事学术活动，延揽学者，进行学术研讨，搜集图书和编辑出版”，“所谓诗文之会，实际是讲一些绅商招募宾客，研究学术和文艺”。可以说，扬州的盐商尤其是徽商举行的诗文之会是徽商在江南地区的学术文化活动中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清代李斗认为：“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篠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

祁门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被称为“扬州二马”，本身就是商人兼学者，马曰琯著有《沙河逸老诗集》，马曰璐著有《南斋集》。他们不但以藏书、献书、刻书著名，而且也以接纳文人学士、举行诗文之会有声于扬州城内外。马曰璐筑有“街南书屋”，又称“小玲珑山馆”。他们“所与游皆当世名家，四方之士过之，适馆授餐，终身无倦色”。如杭州人厉鹗，其诗文为当时的名家所欣赏。他广搜博采，曾在小玲珑山馆居留数年，“肆意探讨，所见宋人集最多，而又求之诗话、说部、山经、地志，为《宋诗纪事》一百卷、《南宋院画录》八卷。又著《辽史拾遗》，采摭群书至三百余种，常自比裴松之《三国志注》。又著《秋林琴雅》、《东城杂记》、《湖船录》诸书，皆博洽详赡”。

再以清代侨寓扬州的歙县江村江氏商人为例，江春的康山草堂“为文人学土唱和之地，‘海内名流至邗江者必造焉’”。江防，“字旭东，号橙里，一号砚农，鹤亭(江春)从弟……性好学，气度渊雅，所居紫玲珑阁，名流萃聚，诗酒盘桓，词学跻宋人阃域，与鹤亭方伯同为物望所归。一时广陵风雅之盛，自马氏后，以二家为坛坫主。

扬州学派范文篇10

2、海内外华人都称为炎黄子孙。“炎”和“黄”是远古时代两个部落首领炎帝和黄帝，相传他们联合统一了华夏，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炎黄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右图为黄帝像。

3、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上，以禹为代表的夏后族起过重大作用。夏后族以华山作为自己的活动中心，所以又获得了华夏族的称号。今天，人们用“华夏”来代表中华民族。“华夏子孙”也是海外华人感到自豪的光荣称号。

4、爱国、爱乡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基本道德规范和准则。为祖国和民族的利益而奋斗乃至献身，是最宝贵的品格。由此而产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中华民族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祖国统一始终是各民族的共同要求。

5、自强不息包含着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自主和自立，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顽强的生命力和百折不挠的开拓进取精神，使人们以积极、乐观、有为的态度对待人生，使勤劳刻苦成为中华民族的品格，从而维系着民族独立，推动着民族进步。

6、中华民族崇尚道德，认为个人品德的好坏是国家政治好坏的关键。因此人人都应恪守道德准则，以德才兼备为人生的根本。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伦理道德型的文化。

7、中国人历来重视实际，深信“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崇尚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追求人生理想，实现人生价值，这就是中华文化的求真务实精神。

8、中华文化包含着宽容大度精神，主张各民族、各国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实现“协和万邦”。

9、《周易》，又称《易经》，简称《易》，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典著作和百科全书。它蕴涵的思想内容渗透在中国天文学、物理学、预测学、数学、医学、武术学等各个领域。

10、《周易》被国外看作是中国5000多年文化科学技术的源头活水，引起了西方众多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出现了世界性的“易学”。

11、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社会经历了划时代的变革，许多思想家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发表不同的主张，产生了儒、道、墨、法等各家学说，出现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局面，这就是“百家争鸣”。它对以后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2、诸子百家是先秦至汉初各个学派的总称。诸子指各派的代表人物，如儒家的孔子、孟子，道家的老子等。百家指各学派，如儒家、道家等等。

13、老子，名李耳，又称老聃，春秋（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末期的思想家，道家学说的创始人。后来被推崇为道家的始祖，道教的教主。

14、老子把“道”看作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最终根源。他的学说记录在《老子》（即《道德经》）一书中，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15、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人，儒家的创始人（左图）。他提倡“仁”，主张“克已复礼”，首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在政倡德治和教化。晚年编订《诗经》治上提、《尚书》、《春秋》等。

16、汉朝以后，儒家学说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孔子被尊为“圣人”。孔子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和心理素质产生多方面的深刻影响。以宽阔的胸怀，兼容并蓄，使各民族文化不断交流融合。

17、庄子，战国时期哲学家。他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否认有神的主宰，主张通过“坐忘”达到逍遥自得的境界，提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观点。著作有《庄子》。右图为清任熊绘的《逍遥游》表现“庄生逍遥游”与“老子守元默”的情形。

18、孟子，名轲，战国时期人。他把孔子“仁”的学说发展成为“仁政”学说，阐述了儒家重民思想，劝告统治者重视人民。他的学说对后世儒学的发展影响很大，著作有《孟子》。

19、道家，是春秋战国时期以宣扬“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派。该派把“道”看作宇宙万物的本源，崇尚自然。主要代表人物有老子、庄子，所以又称“老庄之学”。道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仅次于儒家思想。

20、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尊奉孔子学说、崇尚“礼乐仁义”的学派。该派注重伦理道德的修养，提倡“忠恕”、“中庸”，宣扬“德治”、“仁政”。孔子为该学派创始人。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统治中国思想达2000年。

21、中国古代思想家看到一切现象都有正反两方面，就用阴、阳这两个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势力，把阴阳交替看作宇宙的根本规律，用阴阳来比附社会现象，引申为上下、君民、夫妻等关系。

22、“五行”是把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看作构成万物的元素，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后来人们根据阴阳五行理论进行某些实际观察和经验总结，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化学、历算、医学等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23、“八卦”也称“经卦”。《周易》中的八卦，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每卦又象征多种事物。《易经》六十四卦就是由八卦两两相重叠组成。这些抽象符号组合的原理在中国古代曾有不少具体的运用。

24、《莱根谭》是明朝（公元1368——1644年）洪应明晚年所写的一部语录体的说理劝世的作品，是一本论述修身、处世、待人、接物、应事的格言集。该书精彩论说了修身养性、齐家治国的深刻道理。

25、儒家经典著作《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从南宋开始被称为“四书”，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依据。

26、汉武帝时设立“五经”，指《易》、《书》、《诗》、《礼》、《春秋》。四书五经保存了中国古代丰富的历史资料、哲学思想，并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27、修齐治平是儒家用语，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简称。儒家主张由近及远，由已及人，从“修身”做起，以“平天下”为理想，形成伦理政治哲学的整个体系。出了农业社会的生活规律；节日活动中的祭祖仪式和合家团圆之乐，带有祖先崇拜的痕迹，体现了中国节日中的伦理特色；同时，中国的节俗追求平安吉祥、驱病灭灾，不少节日活动避凶就吉，反映了与古人禁忌的某些关系。

28、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色之一，强调“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统一，是中国古人追求人与自然的协调一致、和谐地共存共生的思想境界。

29、孝是中国古代的道德规范，主要指孝顺父母，尊敬长辈。

30、“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北宋（公元960——1127年）范仲淹（左图）在《岳阳楼记》中的名句，表现了一种忧国忧民、先人后已、大公无私的高尚胸怀。

31、“慎独”是儒家用语，是指独处无人注意时，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符合道德标准。宋明理学家把“慎独”作为重要修养方法之一。

32、道教是东汉（公元25——220年）时在中国民间兴起的一种宗教，它来源于战国时的道家思想和神仙方术，崇奉黄帝和老子为教主。

33、儒教，也称“孔教”，是封建统治者把孔子神圣化，把孔子学说当成宗教，以维护自已的统治。它和佛教、道教并称为中国三大宗教。

34、佛教，在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时传入中国，到隋（公元581——618年）唐（公元618——907年）时期达到鼎盛；宋朝以后，佛教的某些基本教义被儒家所吸收。佛教思想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等都有一定的影响。

35、朱熹，南宋（公元1127——1279年）哲学家、教育家（右图），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和自然科学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在哲学上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他从事教育50多年，强调启发式的教育方法。他的理学主张在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影响很大。

36、中国民族节日的产生与演变，跟远古农业生产、祖先崇拜和原始禁忌有密切关系。节日本身反映了农业社会的生活规律，节日活动中的祭祖仪式和合家团圆之乐，带有祖先崇拜的痕迹，体现了中国节日中的伦理特色；同时，中国的节俗追求平安及想、驱病灭灾，不少节日活动避凶就吉，反映了与古人禁忌的某些关系。

37、中国最大、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是春节，是每年农历正月初一日。春节的各种活动从前一天除夕开始，有贴春联、放鞭炮、吃年夜饭、守岁、祭拜天地、祖宗、亲友间互相拜年等。

38、阴历正月十五放花灯，称为灯节，或称“元宵节”。这一天，人们有观灯和吃元宵的习惯。

39、清明节，一般在公历四月五日前后，是中国传统节日中唯一同节气合一的节日。这一天人们常要扫墓祭祖，郊外踏青。

40、阴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又称端阳节或五月节，据传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左图）演变而成的。人们在端午节有赛龙舟、吃粽子的习俗。

41、每年阴历七月初七，是乞巧节，又称“七夕”，起源于牛郎织女的传说，是中国特有的爱情节或情人节。

42、中秋节在阴历八月十五，这个节的习俗是赏月、吃月饼。人们还把它叫做“团圆节”。

43、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合称中国的三大传统节日。

44、重阳节，即阴历九月初九。古人以九为阳数的代表，二九相遇，故名“重阳节”。重阳的风俗主要是登高、赏菊、饮酒，以避不祥。在中国大陆重阳节已演变为敬老节。

45、中国有56个少数民族，属于各民族的传统节日就有1000多个。节日多以歌舞、文体等娱乐活动为主，带有祭祀、纪念和祝颂的性质。著名的少数民族节日有“泼水节”、“火把节”等。

46、泼水节是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阿昌族等最大的节日。每逢傣历新年，人们都互相泼洒洁净的水，表示除污秽，迎接吉祥幸福的新年。

47、火把节是白族、彝族、拉祜族、纳西族传统盛大节日。阴历六月二十四，人们在村寨中的空旷地带树起火把，大小火把一起点燃。人们除了围在一起唱歌跳舞外，还拿着小火把绕田埂行走，一边走一边往火把上投洒松脂粉。传说这样可以烧虫灭害，保证水稻丰收。48、在中国古代的信仰中，大都认为天地是最神圣的。天神称为“皇天上帝”、地神称为“后土地”，合称“皇天后土”。人们要想五谷丰登、避祸求福、安享康泰，就要对天地神灵顶礼膜拜。这就是人们的天地崇拜。

49、祖先是人类延续的根本。周代（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256年）初年形成宗法制，把祖先崇拜制度化。自那时起，不但帝王祭祖，官员百姓也祭祖。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就是明清两代帝王祭祀祖先的太庙（右图）。

50、天地崇拜、祖先崇拜和君师崇拜被称为中国人的三大崇拜。“君师圣贤”实际上是指那些在历史发展中有杰出贡献的人物。“君”指历代帝王，“师”是指那些可为万世师表的圣人，传统上多指孔子和关公两个人。

51、“妈祖信仰”在海峡两岸甚为流行，特别在台湾省，对妈祖的信仰历久不衰。“妈祖”也称“天妃”、“天后”、“天后娘娘”，两岸奉为海神。其实是宋代初年的一位女性，姓林，今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岛人，善观气象，可预知海上风浪，使当地渔民免除许多海难，死后被奉为神灵，祭祀烟火不断。

52、中国的婚姻制度在古代经历了相当长的演变和发展，才形成一夫一妻制。在旧社会，婚姻必须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娶时须行“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53、中国古时候结婚时，新郎把新娘接回家后，举行结婚仪式，要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然后夫妻对拜，最后饮合卺酒，又称交杯酒。后来又发展成合鬓的仪式，即夫妻并坐，将两人一缕头束在一起，“结发夫妻”一词由此而来。

54、在中国中南地区的哈尼族、傣族、佤族、布朗族、景颇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居住区，普遍流行一种叫做“串姑娘”的习俗，就是小伙子通过对歌、交谈等方式找姑娘谈情说爱，选择配偶。

55、近现代流行于佤族、傣族、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中的抢婚习俗，只是结婚的一种仪式，程序和内容都是约定俗成的，也就是假抢。在此之前，双方早已换过婚礼，选定成亲日子，在迎亲那天，男方组织一帮人，把新娘“抢”回家去，新娘则大呼救命，女方家人假追一通。

56、云南的彝族、白族和湘西的土家族有“哭嫁”的习俗。新娘出嫁前由父母、伴娘或女友相陪哭嫁，实际上是带哭腔的对唱。一般表达的是对父母、女友以及家乡难以割舍的感情，或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谢。

57、龙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是一种变化莫测的神物，使人感到神秘，同时也因此受到人们的崇拜。封建帝王把它当作自己的化身，自称“真龙天子”；平民百姓把它当作神灵，表现出极大的虔诚。经过几千年的演变，龙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象征，海内外的中国人都自称是“龙的传人”。

58、龙的形象被描绘成“角似鹿，头似骆（或头似马），眼似鬼（或眼似虾），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左图）。龙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奋发进取的精神象征，由此而产生内涵丰富、思想深遂，外形充满力感、动感和美感的“龙文化”。

59、凤是中华民族的祥瑞动物之一，凤凰是鸟图腾的丰富和发展，也是由人们借助想象创造而成的，被看作是仁义道德、天下安宁的象征。

60、麒麟是中华民族的又一祥瑞动物，一般认为它是由鹿及其同类演变而来的，具有统一与太平的象征意义。后来，人们多以麒麟比喻杰出人物，称聪明的小孩子为“麒麟儿”。

61、龟是实有的动物，以其能负重、能长寿、能预知吉凶而成为瑞兽灵物。汉代以来，以“龟龙”比喻人中英杰，以“龟龄”比喻高龄。

62、在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中，人们喜欢将经冬不凋、葱绿常青的松、竹和傲雪凌霜、冲寒怒放的梅花，并称为“岁寒三友”（右图）。

63、饮茶的习惯发源于中国，茶至今是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唐代陆羽著《茶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茶叶专著。陆羽因此被尊称为“茶圣”、“茶仙”。

64、陆羽的《茶经》之旨在于品，即注重茶的意趣而不注重它的功用。这也是中国茶文化的灵魂所在。

65、茶叶的品种有很多。大的品种有红茶、绿茶、乌龙茶、花茶、白茶和紧压茶。

66、中国名茶相当多。红茶中以祁门红茶最出色；绿茶中以西湖龙井、苏州碧螺春、黄山毛峰、六安瓜片等最著名；乌龙茶中以福建武夷岩茶为最佳；福建的茉莉花茶是花茶中的“魁首”；白豪银针是白茶中的上品。

67、中国饮食文化世界闻名。从中西饮食文化的比较来看，西方的烹调化身于天然，多从营养学的角度去考虑菜肴的结构和食品的成分；中国的烹调则化身于艺术，多从色、香、味、形去注重菜肴的外部表现和口感。

68、通常说中国的“八大菜系”是指：鲁（山东）菜、川（四川）菜，粤（广东）菜，湘（湖南）菜，闽（福建）菜，苏（江苏，主要指淮扬）菜，浙（浙江）菜，皖（安徽）菜，湘（湖南）菜。著名的“北京烤鸭”源于山东，“龙虎斗”是广东名菜，“佛跳墙”则出自闽菜。

69、中国人的姓名都是姓在前，名在后。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称号，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按照传统的习惯，中国人一般姓父亲的姓，但也有姓母亲的姓。名，代表一个人的符号，表示一种特定的含义或良好的愿望。

70、我国汉民族的姓氏有很多，在北宋时，有人对姓氏作了收集统计，编了一本《百家姓》，把姓氏编成四字一句的韵文，便于诵读和记忆，以后便广为流行，以致作为识字的课本。其实，《百家姓》并不止100个姓，这本书上共收了500多个姓。而实际上，中国人的姓多达数千个。

71、中国姓氏的来源相当复杂，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最早产生的姓，即真正意义上的姓，如姚、姜；二是以国邑为姓，如鲁、宋；三是以官职为姓，如史、司马；四是以先辈的名或字为姓，如牛、关；五是以排行为姓，如孟、季；此外还有以爵号、谥号、居地、职业、事物、避讳和少数民族的称呼转化而来的姓等。

72、中国历代工艺美术品制作精巧，具有优良的民族传统和地方风格，是中国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如商、周的青铜器和玉石雕刻，春秋、战国的漆器，汉、唐的丝织，宋朝的刺绣，明清的瓷器和景泰蓝等，为国内人民所喜爱，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右图）

73、中国织绣工艺，品种繁多，绚丽多彩。刺绣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著名的品种有江苏苏州的苏绣，湖南的湘绣，广东的粤绣和四川的蜀绣，合称为“四大名绣”。

74、中国古代建筑从总体上说，是以木结构为主，以砖、瓦、石等材料为辅。它的主体结构是在前后木柱之上架设多层木梁，沿着梁垂直的方向再搭设木檩，在柱子上部、屋椽之下有一块“斗拱”，这是东方建筑所特有的构件。从外观上看，古建筑都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

75、中国武术在国外被称为中国功夫，是以踢、打、摔、拿、击、刺等攻防格斗等动作为素材，按照一定规律进行格斗，或编成徒手和器械的各种套路进行演练的民族体育项目。著名的徒手拳术有少林拳、武当拳等。

76、京剧是中国戏曲中诸多剧种的典型代表。京剧表演的艺术形式或艺术手段主要是唱、念、做、打四种，组成一个十分和谐的整体。京剧的角色分为生、旦、净、末、丑。京剧剧目非常丰富，有五千多个传统剧本。影响最大的有“三国戏”、“杨家将戏”、“红楼戏”。

77、梅兰芳（左图）是中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并开创了影响深广的“梅”派。和梅兰芳齐名的三个著名的旦角演员，即程砚秋（御霜）、荀慧生（令香）、尚小云（绮霞），合称为京剧“四大名旦”。

78、相声是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说唱艺术形式，是具有戏剧风格的语言艺术。它博采其他艺术说、学、逗、唱之长，以说为主。相声艺术的特点就是笑，无笑就不能算相声。相声艺术的笑来自它特殊的艺术手段——抖“包袱”，就是让可笑的东西突然地出现在观众面前，使观众大笑。

79、南戏是中国最早的正式戏剧。北宋末年诞生于商业繁荣的温州地区，由街坊小唱发展而成，逐渐流传到南方广大地区。演唱形式有独唱、合唱等，舞台气氛比较活跃、热烈。

80、中国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国粹之一。从艺术上讲，它和西洋画有根本的不同。中国画注重“神似”，以写意为主，注重表现画家所追求的意境和情趣。中国画家经常以诗入画，以印入画，而以书法入画为最重要。

81、清朝乾隆时期有一批在扬州卖画的画家，他们主要以写意花卉为主，自由抒发性灵，敢于突破传统的束缚，被当时“正统”派视为“偏师”、“怪物”。最具代表性的有八个人，即汪士慎、黄慎、金农、高翔、李、郑燮、李方膺、罗聘，后人称他们为“扬州八怪”。

82、“扬州八怪”中影响较大的是郑燮，号板桥，诗、文、词、曲都写得很好，书法也很有特色，但以画最为有名。当时人们赞他有“三绝”（画、诗、书）、“三真”（真气、真意、真趣）。郑板桥以画兰、竹和石头出名，他的画充分体现了思想与个性，形象丰富多样，极其生动。

83、中国古代的乐器，共分为吹、拉、弹、打四大类，分别由金、石、土、木、匏、革、丝、竹等八种材料制成，史称“八音”。湖北省出土的著名的曾侯乙编钟，在八音系统中属金，是打击乐器，用大小不同的铜钟来显示音质。

84、中国有56个民族，都有各具特色的大量民歌，其中汉族的民歌数量最多，分布是最广，主要可归结为号子、山歌、小调三类。北方民歌以粗犷豪放见长，南方民歌以委婉秀美著称。而少数民族的民歌，更是五彩斑孄，美不胜收。

85、号子是在劳动过程中创作并演唱的、直接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民歌。一般具有简明、直接的表现特点和坚实有力、粗犷豪迈的风格。其音乐节奏与劳动节奏相吻合，具有鲜明的律动性。如四川的《川江船夫号子》。86、山歌是在山野劳动或生活场合中演唱的声调高亢、节奏自由的民歌。一般具有直畅的表现特点，旋律常上扬。如陕北的“信天游”、广东的“客家山歌”。

87、小调是在劳动之余休息、娱乐、节庆等场合中演唱的民歌。一般节奏较整齐，旋律较曲折，表现较细腻，手法较丰富。如《茉莉花》、《绣荷包》。

88、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特点是重视道德的培养，基本方针是教人怎样做人。

89、中国古人很重视家庭教育。史书上载有“孟母三迁”的故事，说的是孟母懂得环境对儿童教育的影响，她煞费苦心地把住处从墓地迁往商市，又从商市迁到学宫旁边，这时孟子才开始读书习礼，孟母高兴地说：“此真吾儿之所居也”。

90、隋朝（公元581——618年）开始采用考试方法选拔官吏，唐代继承、发展和完善了隋代开创的科举制。它的基本做法是设立科目，以考试举士，经过分科考试，依照成绩从中选用人才，授给官职。

91、北京故宫是明清两朝皇帝的宫殿。它是东方最大的古代宫殿，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群。

92、故宫所在地称皇城，亦称紫禁城。辛亥革命（1911年）结束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制度，这里才逐步开辟为接待广大群众的博物馆，称北京故宫博物院。

93、北京有许多名胜古迹，著名的有芦沟桥、天安门、故宫、八达岭长城、天坛、北海、颐和园、雍和宫、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十三陵等。

94、长城始建于2500年前的战国时代。是汉族统治者为抵御外族入侵而建造的防御工程，总长约7000公里，相当于14000华里，所以称万里长城。现在我们看到的多是明代长城。

95、北京附近的八达岭长城是世界著名历史人文景观。

96、“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指的是苏州和杭州。

97、杭州西湖风景优美妩媚，自古以来就是人们的游览胜地，周围有很多名胜古迹，如灵隐寺、岳飞墓等。“湖中有岛，岛中有湖”的小瀛州（三潭印月）是观赏湖光山色的佳处。

98、黄山位于安徽省南部，是峰林状花岗岩高山构成的山岳风景名胜区。黄山美在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四绝”，尤以迎客松的美姿著名。

99、泰山位于山东省泰安市。主峰1545米，常被喻为中华民族伟大崇高的象征。泰山是五岳之首，古称“东岳”，亦称“岱山”，“岱宗”（左图）。

100、敦煌在中国甘肃省西部，曾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镇，佛教经西域传到这里，使敦煌较早地融合了佛教的文化艺术。敦煌莫高窟千佛洞壁画，是中外闻名的艺术宝库。

101、桂林的山、漓江的水，一向以山青、水秀、洞奇、石美而闻名世界，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之称。

102、峨眉山在四川省乐山地区，素有“峨眉天下秀”之称。主峰金顶海拔3099米。登金顶可观云海、日出、“佛光”、“圣灯”四大奇观。

103、被称为“山是一座佛，佛是一座山”的乐山大佛位于四川乐山市，是唐朝开凿的，佛像通高71米，头部宽10米，肩宽28米，脚背可围坐100多人，是世界最大的石刻佛像，与山、水、寺、塔共同组成一处蜀中胜景。

104、长江三峡是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的总称，它西起四川奉节，东至湖北宣昌，如同一幅巨大的山水画卷，舒展在中国大地上。

105、北京颐和园（右图）始建于清代乾隆时期，原来的名字叫清漪园。是中国皇家园林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保留至今的最完整的一座皇家园林。颐和园面积4000多亩，主体是万寿山和昆明湖。

106、上海，简称“沪”或“申”，位于太平洋西岸，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是世界著名的港口城市，是中国经济、金融贸易中心。著名的浦东开发区即在这里。

107、西安古称长安，是陕西省省会。秦、汉、唐等10个朝代曾在此建都，作为都城的时间达1000多年，这在中国是唯一的。汉唐时期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就是以长安为起点的。

108、西安的名胜古迹主要有秦始皇陵、大雁塔、碑林、秦兵马俑等。

109、1974年在陕西省临潼县发掘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气势雄伟，被称为世界第八奇迹。这些陶制的兵马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品。

110、承德避暑山庄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建于1703——1792年，是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

111、普陀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素有“海天佛国”之称。

112、冰灯是哈尔滨市独创的一门艺术。每年1月5日是这座冰城的冰雪节，以冰灯为核心，辅以各种冰雪活动、文化经济活动，吸引着海内外游客。

113、台湾是中国第一大岛，面积35788平方公里，山青水秀，风光绮丽，名胜古迹很多，其中日月潭、阿里山最著名。

114、钱塘江潮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江潮。每年阴历八月十八日潮势最大，这一天世界各地游客纷纷来到浙江海宁观潮。

115、岳阳楼座落在湖南省岳阳市西门城楼上，毗邻湘北洞庭湖，风景优美。它是中国素负盛名的古建筑，与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齐名，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

116、天一阁在浙江省宁波市城西，建于明嘉靖40至45年（公元1561——1566），是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的藏书楼。这是中国最古老的图书馆建筑，也是中国最早的私人图书馆，当时藏书数万卷。

117、布达拉宫（左图）坐落在西藏“日光城”拉萨的红山上。布达拉，梵语意为“佛教圣地”，是世界上最高的宫殿，也是藏族文化艺术的宝库。

118、黄帝陵位于陕西省黄陵县西北，相传是中华人文始祖黄帝的陵寝。黄帝陵周围古柏参天，庄严肃穆。

119、孔庙位于孔子的故乡山东省曲阜，占地22万平方米，庙中主体建筑大成殿与北京故宫太和殿、泰山岱庙天兄殿并称中国三大殿。

120、中山陵坐落于南京紫金山麓，是孙中山先生的陵墓。

121、苏州，又名姑苏城，位于江苏省，是一座水城，苏州以园林众多著称于世，集中了中国园林建筑艺术的精华，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留园等，各具特色，著名历史古迹有虎丘、寒山寺等。

122、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是云南南部傣族聚居区。“西双版纳”是傣语“十二千块田”的意思。古代称为“勐巴拉纳西”，意谓“美好、理想而神奇的乐土”。

123、黄龙寺九寨沟风景名胜区位于四川北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松潘县境内，自然景观奇特、原始生态保存完好、具有重要科学和美学价值，是首批部级风景名胜区之一，被联合国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保护遗产的名录。

124、泉州在福建省东南，从唐代起，就以对外商贸驰名，元代时冠于全国，与埃及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最大贸易商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地方。

125、江南水乡周庄，位于苏州城东南30公里处，环境幽雅，建筑古朴，仍完整地保存着原来水乡的建筑格局。著名画家吴冠中赞誉：“周庄集中国水乡之美”。

126、江西庐山是举世闻名的避暑胜地，幽雅明秀，风姿卓绝。顶峰汉阳峰海拔1474米。

127、永定土楼在福建省境内，是独特的客家山村民居建筑。土楼厚度大，隔热保温，是旧时客家人自卫防御的坚固楼堡。土楼是客家人的艰辛汗水与聪明才智的结晶。

128、武夷山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位于福建，武夷佳景，美不胜收，以九曲溪、一线天、虎啸岩、水帘洞等最有名（左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