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不对称范文10篇

信息不对称范文篇1

[关键词]信息不对称；资产安全；逆向选择；道德风险

Abstract:Fromtheinformationeconomicsandbehavioreconomics,thispaperanalyzestheformingmechanismofBankingcreditcapitalunsafety,definesthecreditcapitalsafetycreatively,andsummarizesfiveasymmetricinformationformsinbankingcreditmarket,inparticular,theasymmetricinformationamongcommercialbanksandbetweencommercialbanksandcreditratingagencies.Ithaspracticalimplicationstoavoidtherisksassociatedwithexcesscreditandotheractivities.

Keywords:asymmetricinformation;capitalsafety;adverseselection;moralhazard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而银行又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实践表明，一个国家经济金融危机将首先反映在银行业，由于金融风险的高传染性，银行业的危机又将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的发展力度。而在我国商业银行目前经营模式下，信贷风险仍是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风险，大约占到了总体风险暴露的60%左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信贷资产的安全直接关系到一个银行整体运营的安全，严重情况下还将影响一个国家金融、经济、政治的安全。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蓝田、托普、德隆、普马系、周正毅等事件给我国银行信贷资产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引起了人们对银行信贷资产安全性的高度关注。影响银行信贷资产安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外部宏观经济形势、信贷契约的不完全、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与还款意愿及银行自身信贷管理缺陷等，但笔者认为，信息不对称才是影响银行信贷资金安全的深层次因素。

一、信贷资产安全内涵的界定

从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现状看，专门对资产安全，特别是信贷资产安全的研究文献并不多，对资产安全还未形成认同程度较高的定义。资金安全概念是干胜道（2006）在《企业资金安全性控制研究》[1]一书中首次提出来的。他认为所谓资产安全性是指资产能够按照原持有目的正常周转，价值不发生减损之状况，并将资金安全性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加以理解。狭义上的资金安全性指的资产安全性，即存量资金安全性。在广义上，资金安全性还应包括流量资金安全性和增量资金安全性。从静止的角度看，资产是资金物质形态的具体表现，抽象来源则是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之和；从运动的角度看，所有的资产都要不停地运动与周转，由一个运动形态转化为另一个运动形态，若资产在某种资产形态上静止不变，则就要发生资产的损失，即产生资产的不安全性。从概念的源泉来看，“安全”一词属于国际关系学的范畴，安全是指一种不受威胁，不会产生损失的状态。因此，我们可以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出发，结合金融学、财务管理学的思维方式给银行信贷资产安全下定义。笔者认为，银行信贷资产安全是金融安全的微观层面，是对银行信贷资产核心价值的维护，是指在商业银行的经营交易活动中，信贷资产能够按照资金原持有目的保持正常运转，债务人（借款企业）能够按时归还银行贷款本息，债权人（贷款银行）从事先约定好的信贷契约交易中得到的权益（预期现金流量）价值不发生减损的状况，信贷资产核心价值能够不断实现保值、增值的过程。但是实践中由于许多不确定因素将直接影响借款企业的偿债意愿和偿债能力，致使借款企业不能按时归还银行贷款本息，形成不良信贷资产，严重影响信贷资产的安全。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认为，风险是一种可测量的不确定性。因此，减少不确定性就可以减少风险程度。根据申农的信息理论，市场交易的双方信息是不完全的、不充分的，交易的一方总比另一方拥有更多的信息。因此，风险的不确定性实质上是由于交易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而信息可以用来消除这种不确定性状态。如果信息增加，不确定性程度就会减少，相应的风险程度也就会降低，资产安全性也会增强。[2]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信息不对称无疑是影响信贷资产安全的主要因素。

二、信息不对称与商业银行信贷资产安全分析

(一)商业银行与借款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在银行信贷交易中，借款企业是资金的实际使用者，对于资金的实际投资项目的收益和风险、贷款偿还概率、贷款还款意愿、财务状况等情况，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商业银行作为资金的提供者，不能直接参与和彻底监控资金的实际运作，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商业银行与借款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影响信贷资产的安全：一是“逆向选择”[3](393-410)风险。因为借款企业比商业银行拥有更多的信息，当质量好的和质量差的借款企业出现在同一市场上，银行不能确切地判定和预测单个借款企业的风险水平，而只能根据市场上借款企业的总体平均风险状况来确定贷款利率，这就导致那些低风险的借款企业由于贷款成本高于其预期水平，进而会改变选择其他的融资方式，会退出信贷市场。而这样市场上剩下的就是那些很大程度上属于风险偏好型的“劣质客户”，商业银行将资金贷给这些“劣质客户”后，借款企业的平均风险水平将会上升，致使银行进一步提高贷款利率，这样长期反复进行下去就将导致信贷市场上出现所谓的“劣质客户驱逐优良客户”的效应，那些积极争取贷款的借款者其实就是最可能造成信贷风险的借款者，这就是所谓的“逆向选择”。该效应将严重危机银行信贷资产的安全。二是道德风险。由于商业银行与借款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贷前借款企业会为了获取银行的贷款尽力包装，千方百计隐藏那些对其申请贷款极为不利的信息，甚至与中介机构“合谋”提供虚假信息，以骗取银行贷款。而贷后因商业银行与借款企业在风险承担和收益获取方面的不对等，加上银行不可能全面地对借款人行为实施有效监控，借款企业就有可能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而改变资金的原有用途，直接影响银行信贷资产的安全。

（二）商业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虽然《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第二十二条中规定了“商业银行应督促授信管理部门与其他商业银行之间就客户调查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建立相互沟通机制。对从其他商业银行获得的授信信息，授信工作人员应该保密，不得用于不正当业务竞争”。但在实际经营活动中，各商业银行都把客户授信、贷款等信息作为重要的商业秘密，不愿意与同行实现信息共享。而借款企业往往利用商业银行之间信息的这种不对称性，在多家银行之间进行谈判与博奕，尽量压低贷款利率，并要求一系列优惠待遇，致使部分银行间恶性竞争，银行贷款利率不能有效全面地覆盖风险，从而增大信贷风险。由于商业银行间信息的高度不对称性，一旦贷款出现风险信号，借款企业不能还款时，各家贷款银行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各自为政，采取简单的资产冻结、处置等资产保全措施，这种各自为政的行为实质上将给银行信贷资产整体上带来更大的损失。

（三）商业银行所有者与经营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在信息经济学中，一般将信息占有优势的一方称为“人”，信息占有劣势的一方称为“委托人”。在两权分离的条件下，商业银行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经营管理者处于信息优势地位，是“人”，而所有者处于信息劣势地位，是“委托人”。因为银行的经营管理者对于信贷项目的风险与收益、借款人的偿还概率以及自己在信贷工作中的努力程度等具有较完全的信息，而作为商业银行的所有者则处于信息的劣势地位。由于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之间天生的利益目标函数不一致，导致商业银行所有者所追求的利益目标函数是保持股东权益的保值与增值，实现股东权益的最大化。而经营管理者更多的是追求自身收入、福利、政绩等自我效用的最大化。正是因为商业银行所有者与经营管理者之间信息的不对称性，特别是目前我国国有银行资产所有权虚置，产权所有者人格的虚有化，所有者对经营管理者有效监督激励机制的缺失，导致银行经营管理者会利用其“人”的信息优势谋取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出现商业银行“内部人控制”的特殊现象。但当二者利益存在冲突时，还将出现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情况，影响银行信贷资产的安全。如部分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者为了自己的私利，违规放贷，到处“寻租”等行为。

四）商业银行上下级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

我国商业银行目前业务机构通常是按照行政区域设置的，基本模式是总行——各省级分行——各市级分行——各县级支行——信贷员。总行为一级委托关系人，信贷员是最终人。体系内部，各级委托人又是上一级的人。信息不对称广泛地存在于商业银行整个经营管理体系之中。委托人对人从事的信贷经营活动只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而人作为具体信贷经营活动的执行者，对信贷项目的风险与收益、借款企业的还款概率与还款意愿及自己工作的努力程度具有较充分的信息，追求的目标是自身效益的最大化。由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普遍还未建立起对人科学、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因而人往往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存在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与“败德行为”，严重影响着信贷资产的安全。

（五）商业银行与信用中介评级机构间信息不对称

我国目前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十分薄弱，行业规范性的法律法规建设严重滞后，信用中介评级机构发育尚不成熟、不规范。商业银行与信用中介评级机构之间也存在较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信用中介评级机构相对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对被评估的借款企业拥有较多的信息，而商业银行则处于信息相对劣势的地位，所获取的信息和对借款企业的认知了解程度主要来自于信用中介评级机构。商业银行与信用中介评级机构的目标函数又不一致，商业银行追求的是信贷资产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三性的统一，而信用中介评级机构追求的是自身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具体表现为所收取的评估费用的多少。由于目前信用中介机构行业规范性的法律法规及细则制定还极不完善，对于出具虚假、不实评审报告的中介机构约束不够，惩处力度不大，因此，实践中许多信用中介评级机构为了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与借款企业“合谋”，提供虚假信息，编制虚假评审报告，骗取银行信贷资金，严重影响银行信贷资产的安全。

三、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加强银行信贷资金安全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尽快建立完善企业和个人的资信管理体系，加大对失信违约行为的惩戒力度

和先进国家相比较，当前我国信用管理和信用服务体系建设严重滞后，造成了市场各交易主体行为的异化。如美国的信用管理体系已十分完善，已经建立起标准普尔、穆迪、邓百氏等市场的专业信用评级公司，收集和掌握了美国上千万家企业和个人的信用资料和数据，银行可以通过购买专业信用评级公司的信息，实时检索到借款企业的资信信息，以辅助其信贷决策。因此，为了防范由银企间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我国要尽快建立和完善企业和个人的资信管理体系，并建立严格的失信违约惩戒机制，加大对失信违约行为的处罚力度，提高其失信违约的成本，推进整体信用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另外，进一步采取措施，出台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和规范信用审查、评级等中介公司的健康发展，提高资信评级中介机构的专业化水平，加大对出具虚假审计、评级报告的中介机构的惩处力度，利用市场化的运作机制，将其彻底驱逐出市场，并争取建成一批具有国际专业水平的资信评级公司。引导资信评级中介机构积极开展对企业和个人的资信评级工作，让资信状况和信用评级成为企业和个人行为的一个重要的激励和约束因素。

（二）加强公开信息披露，建立有效的市场约束

公开信息披露，是利用市场无形的约束来加强对企业和银行监督管理的一种有效手段，有利于事先发现风险，提高信息对称度，防范道德风险。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员会在《新资本协议》中将信息披露作为新资本监管框架下的三大支柱之一，可见信息披露的重要性。而我国目前商业银行和企业的公开信息披露还很不充分，很不规范，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全面、不真实的状况还很大程度地存在。因此，必须尽快加强商业银行和企业公开信息的披露工作，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积极采取措施，进一步规范银行和企业的信息披露工作，加大对违规信息披露行为的处罚惩戒力度，减少银行和企业间信息的不对称程度，利用外部监督者来督促商业银行和企业提高经营管理和防范风险水平。

（三）建立商业银行间的信息沟通与协调机制，降低银行间信息不对称

因商业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多头授信和超额授信现象，已经严重危机到银行信贷资产的安全。因此，应着手尽快建立起商业银行之间良性的信息沟通与协调机制，努力减少商业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度。一是可以由人民银行牵头尽快完善人民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进一步扩大客户信贷和风险信息的共享范围。二是银监会应进一步完善大额集团客户违约信息系统，积极做好违约信息的反馈和分析工作，对金融机构及时进行风险提示，积极指导商业银行做好违约信息的使用和利用工作，认真督促商业银行加强风险管理工作。三是强化客户统一授信制度。特别是一些大企业、大集团，由于其规模较大，机构分布区域较广，实际中存在单家银行的几个分支机都在同时向一家企业（集团）提供授信，超额授信现象十分严重。因此，通过统一授信制度，可以从总量上控制对企业（集团）的授信额度，从而有效防范信贷风险。四是针对多家银行向同一企业（集团）提供授信所导致的多头授信现象，各银行机构应加强银行之间信息的沟通与交流，避免恶性竞争，对于信贷资金需求量大的大集团、大客户，可以采用银团贷款的形式。

信息不对称范文篇2

【摘要】在普华永道的一份关于“不透明指数”的报告中,中国的不透明指数位列该报告所评估的35个国家之首,为最不透明的国家。这一研究结论引起了人们对于中国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状况的关注。中国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状况如此糟糕吗?本文基于有关学者以中国上市公司信息不对称为研究对象的实证文献,从强制性信息披露质量和自愿性信息披露数量两方面对中国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状况进行考察,结果发现,中国上市公司信息不对称确实相当严重,主要表现为强制性信息披露质量低下,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极低。

【关键词】信息不对称;盈余管理;自愿披露

一、引言

资本市场不仅是各种信息的“集散地”,而且每时每刻都在生产和制造着新的信息,是社会经济的“信息源”。然而,资本市场也是信息最不对称的市场。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主要表现在信息在以上市公司为中心的资本市场的各方参与者之间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不对等的。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不仅直接影响着资本市场参与者的决策行为和利益差别,还会引起市场交易的不公平,降低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引起市场萎缩甚至市场失败(马广奇,2006)。因此,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状况备受有关各方关注。

中国的信息不对称状况如何呢?2001年1月,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了一份关于“不透明指数”(TheOpacityIndex)的调查报告。①在该报告所调查的35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不透明指数”高居榜首,为信息最不透明的国家。无独有偶,Gul和Qiu(2002)对包括中国、印度、韩国、墨西哥等在内的22个新兴国家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行了评估,按从大到小排序,中国位列第9位。

这些研究结论引起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片哗然,其中不乏为中国鸣不平的学者,他们认为国外机构、学者不了解中国国情,其研究结论不符合事实。那么了解国情的中国学者又是如何评价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状况呢?本文拟对以中国上市公司信息不对称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进行疏理,以评估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状况,为监管者和投资者更加全面地掌握和了解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状况提供实证材料,为有关部门加强信息披露的监管提供依据。

二、中国上市公司信息不对称的表现

信息不对称是现实世界的一种常态,它是指市场交易的各方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等,一方比另一方占有较多的相关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另一方则处于信息劣势地位。信息披露被认为可以有效地缓解信息不对称,因而信息披露水平是学者们用于衡量信息不对称的指标之一(Gul和Qiu,2002)。根据是否受到管制,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可以分为强制性披露和自愿性披露。上市公司经营者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主要取决于强制性披露信息的质量和自愿性披露信息的数量,因此现有文献主要从这两方面考察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

(一)中国上市公司强制性信息披露质量低下

强制披露信息的质量主要体现在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充分性、价值相关性和可比性等特征上,其中真实性是信息披露质量最为重要的特征,是维护资本市场公平原则的基本要求,因此本文主要考察中国上市公司强制披露信息的真实性状况。根据中国有关部门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查处公告以及有关的实证研究结果,虚假披露和盈余管理是影响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两个重要因素。

通过对1994-2006年被中国证监会、财政部、沪深证券交易所等查处的419家次的上市公司违规披露分布情况的分析可知,被查处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虚假或严重误导性陈述”平均占所有被查处的违规数的22.54%。②由此可见上市公司中虚假披露情况较为严重。

由于利润对中国上市公司在发行新股、配股、保牌和避免特别处理等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与西方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中国上市公司广泛存在着更为严重的盈余管理现象。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中的盈余管理。由于中国要求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必须有近三年盈利的记录,因此围绕历史会计信息进行包装的盈余管理也就出现了。林舒和魏明海(2000)的研究表明工业类公司在IPO前进行了盈余管理。汪宜霞和夏新平(2004)对146家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招股说明书中相关的历史会计信息存在过度包装成分。张宗益和黄新建(2003)以1998-2000年301家IPO公司为样本的研究发现这些公司在发行当年、前一年和后一年确实从事了盈余管理,而在发行后其它年度没有发现盈余管理的证据。

(2)再融资中的盈余管理。自1993年至今,中国证监会先后六次了有关对上市公司再融资(配股或增发新股)的规定,每个规定对配股或增发新股的条件均涉及了对上市公司盈利的要求,主要内容是2001年前的政策要求拟配股公司三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需达到10%以上,此后则降为6%;而增发政策则由2001年的6%改为2002年的10%。平新乔和李自然(2003)的理论模型证明了证监会规定的上市公司再融资资格是导致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原因之一,而大量的经验证据也支持了这一结论,如,孙铮和王跃堂(1999)、陈小悦等(2000)和蒋义宏(2003)等对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分布进行了检验,均发现在配股生命线(净资产收益率为10%)右侧,上市公司具有非常集中的趋势,从而说明上市公司为达到配股要求,存在着一定的利润粉饰行为;而当证监会改变配股政策(净资产收益率降为6%)之后,蒋义宏(2003)发现,净资产收益率在区域[6%,7%]内的上市公司数量十分密集,而Yu等(2006)则发现,1999-2000年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分布存在着明显的6%和10%现象,2001-2002年则仅存在明显的6%现象,10%现象已彻底消失。杨旭东和莫小鹏(2006)则宣称中国证券市场未来可能会出现18%现象,因为他们发现从1999至2003年位于[18%,21%]区间的上市公司数量增长迅速。

(3)避免亏损、特别处理或摘牌的盈余管理。根据中国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如果连续两年亏损,将被证券交易所特别处理,连续三年亏损,将被暂停上市,如果依然不能恢复盈利,则将被终止上市。因此,避免亏损、特别处理或摘牌也是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之一。陆建桥(1999)通过对截止1997年底上海A股上市公司中亏损公司应计利润的分析,发现中国亏损上市公司为避免出现连续三年亏损普遍存在着亏损年度采取调低利润而在其前后年度采取调高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王亚平等(2005)运用参数估计的方法对阈值处的盈余管理频率和幅度进行推断,结果发现,中国上市公司从1995-2003年间都存在为避免报告亏损而进行的盈余管理,平均有64.4%的亏损公司在阈值0点上进行盈余管理并达到避免报告亏损的目的,平均盈余管理程度为提高ROA数据0.065。吴联生等(2007)则进一步比较了1998-2004年间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结果发现,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频率大约为非上市公司的3倍,而平均盈余管理程度大约为非上市公司的13倍。这些证据均表明,避免亏损、特别处理或摘牌是公司盈余管理最为基本的动机之一。

虚假披露和广泛存在的盈余管理使得我国上市公司强制披露信息的可信度极低。国家会计学院课题组(2003)针对216位企业总会计师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69.85%的被调查者认为大部分上市公司对外披露的财务会计报告不可信,8.04%的被调查者认为“完全不可信”。(二)自愿披露水平很低

尽管中国证券监管部门自2000年后逐渐开始关注对上市公司自愿信息披露的引导与规范,但目前中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依然以强制性披露为主,自愿性披露水平不高且意愿很弱。从表1列示的中国学者对上市公司自愿披露评分可知,若按满分100分计算,上市公司的自愿披露得分在14～31分之间。范德玲等(2004)在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自愿性披露水平打分时发现在国外研究中包含大约100个二级指标的自愿性披露水平指标体系中仅有28个指标能用于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评分,其余指标在中国目前的上市公司年报中尚为空白,而且未经总披露分值规模化的上市公司自愿性披露平均分值仅为4.88分,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程度极低。当监管部门2001年将公司首发时的盈利预测改为自愿披露后,上市公司披露意愿越来越弱(秦玉熙,2004)。

三、结语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学者以中国上市公司信息不对称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进行分析后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情况相当严重,主要表现在强制披露信息质量低下,自愿披露水平极低。

信息不对称范文篇3

贫困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无法规避的社会现象，为了解决穷人进入正轨信贷困难的问题，创立了小额信贷这样一种新的适合穷人经济特征和社会特点的信贷形式。小额信贷组织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1971年哥伦比亚成立的带有宗教色彩的非盈利组织“机遇国际”，最早且卓有成效的是20世纪70年代在孟加拉国成立的乡村银行。经历了40多年的发展，小额信贷作为一种补充信贷市场不足的工具，深受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和亲睐。国内外学者，普遍将国际上的小额信贷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起源到80年代中期依靠捐助资金的幼年期;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的收入覆盖成本的成长期;90年代后期到现在为实现持续性的成熟期。而我国小额信贷的发展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93年到1996年的扶贫阶段，当时扶贫基金达到9000万元，主要在四川、云南、陕西等地发展;2000年到2004年的扶贫与商业小额信贷结合阶段，该阶段由于不良贷款率高，主要是政府主导农村合作社向农户贷款;2005年以来向商业小额信贷过渡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为了扩大信贷覆盖面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在2005年以后国家为了小额信贷的发展下发了不少文件，但是小额信贷在我国的发展仍然受到很大的阻碍。Stigliz和Weise(1981)指出，信贷领域内的信息不对称直接导致信贷配给的出现，我国长期“以农补工”导致农村发展缓慢。可以发现信息不对称是导致我国小额信贷发展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将从小额信贷中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原因入手，分析国际上小额信贷的典型发展模式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改善作用，对我国小额信贷发展予以借鉴，具体安排为第二部分讲述小额信贷的典型发展模式，第三部分讲述信息不对称与小额信贷的关系。

二、小额信贷

首先对小额信贷的概念做简单的阐述，本文引用了世界银行的定义，认为小额信贷是一种经济发展途径，其目的是为了使低收入的女性以及男性从中得到益处。以下是三种典型的小额信贷模式:(一)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GB)孟加拉乡村银行于1976年由默罕默德•尤努斯创建，到2006年已经拥有600万客户，并覆盖了47.6%的贫困人口。格莱明银行的特点是采取连带责任小组贷款和强制性储蓄相结合的模式。(二)玻利维亚阳光银行模式(BancoSol)玻利维亚阳光银行成立于1992年，前身世一个以捐助为基金来源的非营利性组织。该银行以盈利为目的，许多创新业务体现了联合国普惠金融的小额信贷金融机构由单一小额信贷向多元化金融服务转变的理念。该模式成功的三个重要原因:一是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和制度保障，二是商业化经营的比较优势，三是不依赖政府补贴解决外部性问题。(三)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模式(BRI)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成立于1968年，是印度尼西亚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其中之一。其成立初期的目的是为农村金融提供有效的服务，从而促进该国的农业发展。该模式的特点是:确实保证财务制度的独立、建立严格的内控制度、制定有效的激励措施和发展多元化的金融服务。

三、信息不对与小额信贷

(一)小额信贷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产生原因。赵剑冰及郝莹，将小额信贷中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1.信贷对象小额信贷针对的是贫困人群，这类人一般文化程度比较低，居住地方不集中，很难对这个群体就贷款意愿、贷款方式、还款能力建立起完整的信用评级体系，就算建立起信用评级体系由于这部分人所居住地区信息传递慢，贷款机构很难及时收到信息做出反馈。2.信贷方式由于每笔贷款金额小，一般采用信用贷款方式。这样的方式使得借款人掌握更多的信息，贷款人则成为委托人一方。借款人可能出于自身原因隐瞒对自己不利的消息，易形成呆坏账。早期的小额信贷依靠的是捐款，相当于福利机构的经营模式，就造成了非常高的呆坏账，但是这种模式由于资金的来源并不固定等是很难继续下去的。3.信贷发放与监管在Stasse与Stewart1992年的研究中，认为影响决策的信息因素有:信息荷、信息共享程度、初始偏好、主观概率判断、群体规模、成员成熟度、决策任务性质以及难度、专家角色指派、讨论沟通方式以及关键信息的共享程度等等。信息收集过程中，借款人的信息，能力以及随后的信息处理方式的不同，对信息的利用效率大大的降低了。这个问题在中国更是严重，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资料显示:全州有农村信用社网点473个，职工1780人，以90万人口计算，平均每个信用社要服务505户农户。这要做到上面所说的信息收集，进行监管，是很难实现的。4.外部环境贫困收入人群不像中等收入人群，有一定的稳定性，任何一些小的外部影响都有可能改变一个贫困家庭的经济结构。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在发生这些外力的不可抗因素比如收成问题等时风险容易转嫁给借款人。(二)对小额信贷模型中信息不对称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在《信息不对称与小额信贷创新》的研究报告中将小额信贷发展以来的创新分为:联保贷款、提供动态激励的个人信贷技术、新的担保、质押机制三个大类。而在吴晓灵主编的《小额信贷》一书中还提到了个人贷款以及利率的问题。详细内容为下面几点:1.联保贷款与个体贷款联保贷款是指，借贷合约产生的责任和义务不是简单的由个人承担，而是由相关人员自愿组建的小组共同承担违约责任。在孟加拉国成立的格莱明银行在第一发展阶段就是典型的联保贷款。在贷款前，由于连带责任的存在，只要贷款本息和大于确定性收益，就能改善信贷对象上的信息不对称减轻逆向选择问题，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享受到小额信贷。在贷款后，如果其他小组成员发现，代替无法还款人还款带来的收益大于不替其还款，那么就会多一份还款的保障并且小组成员互相监督，则能改善信贷监管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道德风险。虽然已有学者运用简单的包括借款者和贷款者的不对称信息模型(Aghion和Morduch，2007)对联保贷款改进信息不对称作过研究。但是联保贷款可能影响到个人贷款问题，还没有人做出回答。我认为平衡这两者的关系，发展一种更具有补充作用的信贷方式也是有可能的。2.市场利率化和贴息利率化市场利率化更能够放映市场信息，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小额贷款对象由于有较高的资金收益，更高的利率更加适合风险控制，所以在上面三个模式中大多都是利率覆盖成本，达到可持续经营的目的。目前还没有文献说明哪种利率方式更能改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点会在论文中具体说明3.提供动态激励的个人信贷技术该方法是激励监督机制的一种创新。贷款对象仍为个人，但与传统上对违约行为进行惩罚不同，这种贷款技术试图建立起一种正向激励，对及时还款的借款人进行奖励。具体包括:(1)黑名单制度与停止贷款威胁。事先确定规则，一旦借款人违约，将失去未来的贷款机会。(2)渐进式贷款。将贷款条款与偿还记录挂钩，随着借款人履约次数增加，来调高借款人的贷款规模(或者降低其借款利率或延长贷款期限)。(3)弹性贷款。也称为“活期贷款”以应付客观上不能还款的一些情况。这种方式在初期比较明显的改善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特别是在人口流动性相对较低的地方有效。但是如果考虑到重复博弈则会出现困境。4.引入新的担保、质押机制这种方法的内涵是通过提高违约成本，降低信贷中的道德风险，或者转移影响贷款质量的客观环境风险。(1)拓展的抵押品机制。但是，这种创新虽然有助于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防范道德风险，但却并不能有效降低违约的客观风险，也就是说借款人确实无力偿还贷款的情形。(2)强制储蓄计划。这个强制储蓄账户发挥着两种功能:一是提高了贷款的实际利率，能有效规避贷款利率限制;二是能充作一种抵押品，当借款人违约时，强制储蓄账户将用于弥补银行的损失。(四)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控制小额信贷风险的对策。关于小额信用贷款存在的风险问题，张转方曾经提出主要的风险包括管理风险、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等。信用风险是担心借款人存在违约的情况，管理风险更多是基层金融服务人员操作不当引起的风险，利率风险则是跟市场的基准利率相关，利率的改变可能造成借贷资金成本发生变化。也有许多学者提出了控制风险的相关方法，李树生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商业化。在初期的时候小额信贷的发展重点在覆盖率上，这也为小额信贷市场积累了风险，现在人们更多的意识到可持续发展才是发展小额信贷的关键，因此必须通过商业化的方式，通过市场的有效调节，来规避风险。在风险控制的问题上，章嘉韡在《从信息不对称视角解读小额信贷的风险控制》提出一个比较新颖的模式:运用“农业保险+订单农业”+“小额信贷”一体化风险管理工具。“农业保险+订单农业”+“小额信贷”即农户在从事生产经营之前与农业保险经营公司和农产品龙头企业签订相应的保单和订单，之后农户直接将订单合同抵押给信贷机构以获得小额信贷资金购买，诸如:种子、化肥、农药等各种生产要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四、结语

信息不对称范文篇4

乔治·阿克劳夫(GeorgeAkerlof)在1970年发表了名为《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的论文，被公认为是信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开创性文献。在美国俚语中，“柠檬”俗称“次品”，这篇研究次品市场的论文因为浅显先后被三、四杂志退稿。然而，乔治·阿克劳夫(GeorgeAkerlof)在这篇论文中提出的逆向选择理论揭示了看似简单实际上又非常深刻的经济学道理。

逆向选择问题来自买者和卖者有关车的质量信息不对称。在旧车市场，卖者知道车的真实质量，而买者不知道。这样卖者就会以次充好，买者也不傻，尽管他们不能了解旧车的真实质量，只知道车的平均质量，愿平均质量出中等价格，这样一来，那些高于中等价的上等旧车就可能会退出市场。接下来的演绎是，由于上等车退出市场，买者会继续降低估价，次上等车会退出市场；演绎的最后结果是：市场上成了破烂车的展览馆，极端的情况一辆车都不成交。现实的情况是，社会成交量小于实际均衡量。这个过程称为逆向选择。

为更加清楚地说明逆向选择模型。我们可以考虑最简单的情况，假定卖者出售的旧车有两种可能类型：θ=6000（高质量）和θ=2000（低质量），每一种车的概率分别是1/2；买卖双方有相同的偏好且对车的评价等于车的质量。显然，如果买者知道车的质量，均衡价格P=6000（高质量）或P=2000（低质量）。买者不能知道车的真实质量，如果两类车都进入市场，车的平均质量E[θ]=4000，由于买者不敢保证出高价就能买到高质量θ=6000的车，所以愿意出的最高价格P=4000，希望能够买到θ=6000的车。但在此价格下，高质量车的卖者将退出市场，只有低量车θ=2000的卖者愿意出售。买者知道高质量的车推出以后，市场上剩下的一定是低质量的卖者。唯一的均衡价格是P=2000，只有低质量的车成交，高质量的车退出市场。如果市场上是θ=6000到θ=2000的连续分布，尽管推理稍微复杂一些，但同样证明这一理论。

这个例子尽管简单，但给出了逆向选择的基本含义：第一，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市场的运行可能是无效率的，因为在上述模型中，有买主愿出高价购买好车，市场——“看不见的手”并没有实现将好车从卖主手里转移到需要的买主手中。市场调节下供给和需求是总能在一定价位上满足买卖双方的意愿的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失灵了。第二，这种“市场失灵”具有“逆向选择”的特征，即市场上只剩下次品，也就是形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传统市场的竞争机制导出的结论是——“良币驱逐劣币”或“优剩劣汰”；可是，信息不对称导出的是相反的结论——“劣币驱逐良币”或“劣剩优汰”。逆向选择理论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分析问题的角度，可以说给人们提供了逆向思维的路径，会加深市场复杂性的认识，由此能改变很多被认为“常识”的结论，使市场有效性理念又一次遭受重创。

由于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中是最普遍存在的最基本事实，因而乔治·阿克劳夫(GeorgeAkerlof)的旧车市场模型具有普遍经济学分析价值。他讲的故事虽然是旧车市场，可以延伸到烟、酒等所有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等等。也能解释为什么假冒伪劣产品充斥这些市场，是因为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隐藏了信息。逆向选择的理论也说明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遏止假冒产品，会使假冒伪劣泛滥，形成“劣币驱良币”的后果，甚至市场瘫痪。

二、信号传递模型

对信号传递模型做出突出贡献的是另一位2001年度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迈克·斯宾塞(MichaelSpence)。他对信号传递模型的研究起源于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期间，他研究的结论集中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劳动市场信号》中。在迈克·斯宾塞(MichaelSpence)的模型里，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有关雇佣能力的不对称，雇员知道自己的能力，雇主不知道，如果雇主没有办法区别高生产率与低生产率的人，在竞争均衡时，不论是高能力的人还是低能力的人得到的是平均工资。于是高生产能力的工人得到报酬少于他们的边际产品，低生产能力的人得到的报酬高于他们的边际产品。这时，高能力的人希望找到一种办法，主动向雇佣方发出信号，使他们同低能力的人分离开来，使自己的工资与劳动效率相称。教育程度向雇主传递有关雇员能力的信息，原因是，接受教育的成本与能力成反比例，不同能力的人是因受教育程度不同，或者说教育传递信号具有把雇员能力分离开的功能。迈克·斯宾塞(MichaelSpence)的模型研究了用教育投资的程度作为一种可信的传递信息的工具。在他的模型里，教育本身并不提高一个人的能力，它纯粹是为了向雇主“示意”或“发出信号”表明自己是能力高的人。迈克·斯宾塞(MichaelSpence)确定了一个条件，在此条件下，能力低的人不愿意模仿能力高的人，即做出同样程度的教育投资以示意自己是能力高的人。这一条件就是，做同样程度的教育投资对能力低的人来说边际成本更高。迈克·斯宾塞(MichaelSpence)证明：在这种情况下，虽有信息不对称，市场交易中具备信息的应聘者可通过教育投资程度来示意自己的能力，而雇主根据这一示意信号便可区别开不同能力的人。在他的模型里，假定教育对生产率没有影响，但是，厂商以教育为基础发放工资仍然有利可图，因为它能吸引更高能力的人。

迈克·斯宾塞(MichaelSpence)的信号传递模型也具有普遍的经济学意义。例如，上市公司的过度分红行为。在很多国家，政府对红利征税的税率比资本增值的税率要高，通常政府对红利征收两次税：一次对公司，一次对个人，而对资本增值只对个人征收一次税。（在我国目前，证券市场对红利双重征税，对资本增殖不征税。）如果没有信息问题，利润再投资比分红更符合股东利益，但很多公司仍然热衷于分红。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公司的管理层当然比股民更清楚地知道公司的真实业绩。在这种情况下，业绩好的公司就采取多发红利的办法来向股民发出信号，以区别于业绩不好的公司，后者发不出红利。证券市场对分红这一信号的回应是股价上升，从而补偿了股民因为分红交纳较高的税而蒙受的损失。

信号（同一般水平分离）的要求是“不对称信息”带来的反应。如厂商不惜重金到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做广告，不仅仅是为了达到它的宣传广度，同时也显示自己的实力，同那些没有实力的厂家区分开。这样的事例浸透商业活动的每个角落。

三、分离均衡模型

迈克·斯宾塞(MichaelSpence)研究的是拥有信息的一方主动信息，从同类中分离出来，这样才有利可图。那么，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不具备信息的一方建立如何的机制来筛选有信息的一方，从而实现市场效率呢？这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研究的重点。

如果说乔治·阿克劳夫(GeorgeAkerlof)研究的是产品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迈克·斯宾塞(MichaelSpence)研究的是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那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进一步把信息不对称引入保险市场和信贷市场的研究，并且在诸多领域都有建树。

在保险市场上存在道德风险（事后的信息不对称）。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保险公司难以确切的知道投保人的真实情况和行为。保户在与保险公司签订合约存在着隐藏行为，则导致道德风险，一旦人们和保险公司签订了保险合约，他们往往会不再像以往那样仔细看管家中的财产了，当出门的时候，他可能不再像没有保险以前那样仔细地检查煤气是否关好，因为现在屋子着火了，他将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作为极端的例子，有人甚至自己故意造成火灾来骗取保费。在这里，因为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人们在投保后防灾行为而产生“隐蔽行为”。保险公司面临着人们松懈责任甚至可能采取“不道德”行为而引致的损失，严重的情况会使保险公司关门。

保险市场逆向选择（事先信息不对称）来自保险公司事前不知道投保人的风险程度，从而使保险水平不能达到对称信息情况下的最优水平。当保险金处于一般均衡价格时，低风险类型的消费者群预期投保后得到的效用小于他不参加保险时的效用，这类消费者会退出保险市场，只有高风险类型的消费者预期投保的潜在收益大于潜在成本会愿意投保。低风险消费者退出后，如果保险金和赔偿金不变，会由于赔偿概率的上升而使保险公司可能亏损。这种条件下，为了不出现亏损，保险公司将不得不提高保险金。这样，那些次低风险的顾客群认为支付这笔费用不值得，从而不再投保，高风险类型消费者不会在意保费的提高而踊跃进入保险大军。这样一来，高风险者就会把低风险消费者“驱逐”出保险市场。看来，靠提高保费的办法，对保险公司是不管用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的重要观点出现了：我们不能用通过提高保费的办法来使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现象和道德风险消失。相反，提高保费，会加剧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来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保险人可以通过提供不同类型的合同，将不同风险的投保人区分开，让买保险者在高自赔率加低保险费和低自赔率加高保险费两种投保方式之间选择，以防止被保人的欺诈行为。即不是使保险处于混同均衡，而是出现分离均衡。分离均衡已经成为微观经济学中一个广泛运用的概念和分析方法。

信贷配给理论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又一经典理论。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与安德鲁·魏斯(AndrewWeiss)于1981年合作的划时代论文《不完全信息市场上的信贷配给》，创造性地分析了信贷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指出企业存在的骗贷行为与信息不对称有关。他们认为银行降低坏帐损失的最优策略是对贷款进行配给而不是提高贷款利率。这些创见因现实世界信贷配给十分普遍而使研究更进一步接近更为现实的信贷市场理论，并对公司融资、市场理论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古典经济学中，供大于求，利率就会下降；供不应求，利率就会上升。如果供求总平衡的话，均衡利率会很容易确定下来，长期来看供求平衡。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对这一理论提出了质疑，他发现在借贷市场上供求不相等是一个长期的现象，实际利率比均衡利率要低。贷款人的投资是有风险的，而且不同的贷款人的风险偏好不同。那些对未来投资回报率预期较高的人，愿意接受较高的利率，如果银行想通过提高利率来提高效益，就会把那部分预期有稳定回报的低风险投资者拒之门外，贷款给高风险者，银行的风险就会增大。如此循环下去，最终结果是贷款质量下降，不但不能提高银行的利润，反而会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解释为，银行靠提高利率的办法无效，而采取信贷配给是有效的方式。在所有申请贷款的人中，只有部分人能够得到满足，哪怕有部分人想提高利率来获得更高的贷款，银行也不会同意。银行是通过有选择性地给申请人贷款的办法来降低风险。用他的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民间信贷市场上利率奇高无比，原因是“劣币驱逐良币”，即风险大的借款人驱除了风险小的借款人，只有把利率调到高位，才能抵消高风险成本。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的分离均衡与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Spence)的信号传递不同之处在于：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Spence)研究的是拥有不同信息的人如何通过信号传递，来把自己与同类分离出来。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是说明不拥有信息的人如何设计一个菜单，来进行信息甄别，使具有不同信息的人不隐瞒信息和行为，或者说设计一个分离不同信息的人的机制，进而提高市场效率。

四、市场规制

乔治·阿克劳夫(GeorgeAkerlof)、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Spence)、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的结论再一次降低了我们对市场有效性假定的信心。

原始的市场失灵是以垄断的存在、公共物品、外部性等因素相联系；新的市场失效是以不完全信息为基础。这两种市场失灵存在着区别：原始的市场失灵在很大程度上容易确定的，如外部性带来的负效应的大小和范围是容易测度的。其范围也容易控制，政府进行市场规制相对容易。由于现实中的所有市场都是不完备的，信息总是不完全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对于所有市场来说是各有特点，因此，市场失灵是普遍存在的，增大了政府规制的难度。

市场本身有一定的克服信息不对称功能。对此，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詹姆斯·赫克曼(JamesHeckman)教授比喻为：信息市场不完善好似一头又高又壮的水牛身上长了一个肉赘，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其整体的强健。但是仅靠水牛的强壮就能驱除自身的肉赘吗？显然不能，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市场失灵，政府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连极端的自由学派经济学家也不否认。比如，在保险市场上人们购买保险是因为他们想抗拒风险，但如果所有投保人都因为投保而掉以轻心，那么被保险事件将会频繁发生，保险金的数额也将增加。假设投保事物毁于火灾，而造成火灾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在床上吸烟。原则上，保险公司可以在保险契约上要求不要在床上吸烟，但不能被强制执行。保险公司可以在每个保户卧室都安装上电视监视器，但这会被认为是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对于类似的规范，政府可以通过对香烟征税的方式减少人们在床上吸烟。通过征税如果使“道德风险”减少而获得的福利抵消或大于由征税带来的负效应，政府能够通过征收税收而减少或禁止香烟生产，其他任何私人或私人集团不能作到这一点。而任何保险公司都不能通过强制性的向香烟生产企业征税的办法来实现减少因吸烟造成火灾的损失。

市场需要政府规制已经没有争议，但政府规制的幅度在理论界存在分歧。一种理论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另一种理论认为政府要管得宽一些。政府规制的幅度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它包括定义产权、保护产权、执行合同。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政府所扮演的第三方——“守夜人”的作用。这一点已经没有争议。第二类它包括某些法律和规制。比如反垄断和一些与人体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的规制。虽然比较极端的自由学派经济学家反对政府在这些领域的干预，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对这些领域适当的规制的正面收益大于干预带来的成本。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这类规制措施呈现加强的趋势。第三类包括政府的价格管制如对房租、工资、股价、汇率等价格的管制；对贸易的限制；有倾斜的产业政策等。这类规制从短期来看，对于维护整个市场的稳定有积极意义。但是，目前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些干预对经济发展有长期的正面作用，其负面作用比如造成价格扭曲、寻租、腐败常常十分明显，而且过度规制可以引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对第一、二类的内容政府可以加强规制。对于第三类，有限的规制呈现放松趋势。

尽管对资本市场的规制程度在理论界存在争论，但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对金融市场及与其有关的机构的法律和规制都相当充分。这主要因为资本市场比较特殊，至少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投资者投入资金与取得回报之间有相当的时间差，这就给企业和金融机构从事不利于投资者的活动提供了很大的机会，即所谓道德风险问题。二是存款者或股民人数多而且分散，搜集信息的成本大，都想免费搭便车，他们很难集体进行监督，结果利益容易被侵犯。三是金融市场尤其证券市场定价受投资者的预期因素的影响存在多个均衡价格，因此，市场价格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与实体经济无关而独立行走。这几条足以造成潜在金融风险，而金融风暴又很容易演变为经济危机。

为了化解金融风险，政府的规制要求上市公司对其财务信息、重大投资项目等信息进行真实披露；对股东权益特别是少数股东的保护；对商业银行审慎规制包括债务风险管理和法定资本金充足率；要求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的透明化操作并限制其投资范围；要求在证券市场中交易符合严格的程序；对信息披露和交易过程的造假、欺诈行为严厉打击；对中介机构加以规范等等。就我国情况而言，资本市场的规制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一是规制不够，体现法规不完善和不配套。二是监管力度不够。金融规制不够是明显的，比如，我们的证券公司都是国有的，很多受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控制，业务操作极不透明，结果少数公司操纵股市的行为不易被及时发现和处理。对于证券市场的大量虚假信息的制造者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对造假者威慑力不够。总之，对于资本市场，强化管制应是当务之急。

信息不对称增加了市场的风险，增强了非价格机制（人格化交易）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这一理论昭示：资本配置不是在市场拍卖——谁出价高，谁就获得资本。出价只是将来偿还一定数量的一种承诺，而这种承诺可以不履行，即承诺不可信，或者说存在信誉风险。资本配置，重要的不仅仅是知道使用者如何“承诺”，而且还要了解实际上使用者能否偿还，即承诺是否可信。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配置资本中，信誉——难以测度的价格成了比有形价格更为重要的因素，承诺可信成了价格以外的最重要的影响资本配置的因素。

信息不对称理论给我们的基本启示是：承诺可信是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市场效率之根本。而承诺可信机制的建立仅靠政府规制是远远不够的，更远非经济学家就能找到的治愈缺乏诚信的灵丹妙药。

*收稿日期：2001-05-10

【参考文献】

[1]GeorgeAkerlof.1970,"TheMarketforLemons:QualityUncertaintyandtheMarket

Mechanism",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

[2]MichaelSpence,1972,"MarketSignaling:TheInformationStructureofJobMarkets

andRelatedPhenomena",Ph.D.thesis,HarvardUniversityPress.

[3]Stilitz.JandA.Weiss,1981,"CreditRationinginMarketswithImperfect

Information",AmericanEconomicReview.

信息不对称范文篇5

现代市场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也是高度信用化、信息化的商品经济。因此，研究和探讨信贷关系中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分布、信息沟通、信息识别、信息处理等，对于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支持市场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想就信贷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性作初步分析。

（一）、信息不对称的主要表现形式

这里所说的信息不对称，是指银行与企业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分布。在信贷关系中，作为信贷支持的每一个企业都可能随时全面了解和掌握银行的信贷政策、信贷制度、信贷监管等银行信息，而银行却不可能拥有和掌握每个贷款企业的全部信息，这就形成了信贷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性，而企业具有信息优势，使银行经常处于不利地位。信贷信息的不对称问题，在目前我们市场经济欠发达、信用环境不完善的背景下，表现得尤为突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信息源占有不对称

企业与银行相比，在信息源的占有上具有很强的优势。

其一是企业经营者直接掌握着企业的全部信息，包括资产、负债、现金流动情况、生产经营情况、资金运用情况、企业偿债能力和获利能力、企业发展前途和规划等，同时也深谙自身的全部风险信息。而银行作为主要债权人，在两权分离体制下，对企业本该知悉的信息往往知之较难，知之较少。加之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企业融资多元化，资金流量隐蔽、流向多变，更增加了银行了解和掌握企业信息的难度。这样，一方面，企业控制着企业所有者和银行投入的所有资源；另一方面，又控制着有关这些资源运转状况的所有信息。这种情况很可能造成银行资金在安全性和流动性上遭受风险和损失。其二是企业掌握着大量的市场相关信息，而银行在目前条件下，却不可能掌握众多企业的市场相关信息，而且市场信息容量瞬息万变，银行要掌握包罗万象的市场信息确实力不从心。

2、沟通目的不对称

银行与企业沟通信息的目的，是确定信贷支持和限制的企业、项目和产品，确定对企业、项目和产品支持程度，确定对企业、项目和产品的信贷管制力度，具有多项选择性，而企业与银行沟通信息的目的是单项选择，就是寻求信贷支持。由于沟通目的的不对称，而企业又具有信息源优势，这就必然为企业对银行的信息传递，提供了广泛的选择性，宽幅的伸缩性，同时也是经营者产生道德风险的温床。一个项目为了取得信贷支持，项目经营者可以利用专业分工的特殊信息，给项目的市场前景进行美化和润色，对市场风险信息进行人为的调节和压缩。一个企业为了信贷支持，经营者可以利用掌握企业全部信息的优势，对企业信息进行隐蔽性操作，运用符合信贷支持的信息对企业进行包装，隐瞒真实经营业绩和风险状况，有的虚假信息经过加工已达到了天衣无缝、以假乱真的程度，使银行屡屡上当。银行为了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实施信贷监管，对相关企业的资产负债、应收账款等基本财务信息提出调节要求，而企业由于信息的“黑箱”操作，常常使银行的调节信号虚化，把对企业经营行为的调节变为报表的调整，把对企业的价值调节变为价值符号的调节。

因为企业给银行提供的信息具有单一的目的性，很强的功利性，经营者的道德风险短期内又难以有效地防范，这就使银行时常处于虚假信息的笼罩之中，如果银行把握不准，则会产生劣客户驱逐好客户的“逆向选择”，加剧信贷风险。

3、识别手段不对称

目前，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都十分重视市场和自身的信息识别，并在识别手段上有了很大进步。如有的企业已建立自己的专职信息机构，配置专门信息人员，在社会聘请兼职信息人员，并在信息识别处理上借助计算机网络，模拟市场进行深层次的定性分析识别，运用数理模型进行信息定量分析识别，使企业的信息识别逐步转向科学的理性识别，成为强有力的决策支持体系。而目前一些基层商业银行对企业的信息识别还处于看报表、汇数字、搞对比的传统信息识别上，停留在肤浅的定性分析阶段和经验判断阶段，有的商业银行对各企业的财务报表和有关资料还没有输入微机管理，缺乏连续性、系统性的信息识别，这就为企业虚假信息对银行决策的干扰，开了方便之门。银行信息识别手段的落后，远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必然会人为地诱发信贷风险。

（二）、几点建议

银行与企业在信息拥有“量”上的不对称，使银行对企业产生严重的信息依附性，在信息“质”上的不对称，使银行信息严重滞后和失真，这必然影响到银行信贷决策的适时性和准确性，直接波及信贷资金的安全。如何有效克服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负效应，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笔者认为：

1、健全企业信息披露制度。要使企业实施全面、准确的信息披露，首先要以《公司法》、《会计法》、《统计法》等法律为准绳，严格规范企业的会计财务信息，使企业会计信息处理标准化；其次银行可借助社会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和有关信息部门，对企业的财务信息和经营信息进行披露和报告，提高企业信息公开程度，强化企业信息的社会监督和制约。

信息不对称范文篇6

信息的不对称性从不对称发生的时间可分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就是非对称信息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也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后,事前发生的情况称为逆向选择。事后发生的情况称为道德风险。

电子商务的核心是交易双方用信息在Internet上的交流和沟通,可以说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的商务结合就变成了电子商务。电子商务是高级形态的商务,体现了商务本身发展的要求,是商务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严重阻碍了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将会导致以下问题:

逆向选择。是指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下,接受合约的人一般拥有私人信息并且利用另一方信息缺乏的特点而使对方不利,从而使市场交易的过程偏离信息缺乏者的愿望。

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指交易合同达成以后,从事经济活动的一方在最大限度增进自身效用做出不利于另一方的行动。道德风险由于不对称信息和不完全的合同使负有责任的经济行为不能承担行动的全部后果引起市场交易各方效用冲突,导致市场低效。

“柠檬”问题。如果一些销售高质量产品的商人将他们的产品从市场拉开,那么市场的整体水平将会下降。经济学家把这种不利的选择潜在结果称作“柠檬”问题。“柠檬”问题指的是一种会导致产品和服务质量降低的不对称信息优势。

电子商务中信息不对称问题带来的影响

电子商务是利用信息技术在虚拟空间中进行的商务交易,在电子商务中由身份、产品和信息技术会引起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势必会给电子商务的正常交易带来一定的影响:

对市场的影响

与传统市场比较,电子商务市场所存在的由于产品的质量不确定引发的信息不对称不仅存在,而且更加严重。因为数字产品多为经验产品(Experiencegoods),它们的质量只有在使用之后才能被了解,而许多信息商品只会被购买一次,这一特点使得厂家没有一个好的方式来使消费者相信他们产品的质量。同时,因为经验产品只有通过经验通过消费者的实际使用来了解其质量,所以即使是大量的广告和产品信息并不足以使消费者相信其质量,消费者也不会购买。如果了解质量有利于将来的购买,顾客可能会冒险一试,但若对某种产品只会使用一次,这种冒险的可能性非常小。另一方面,在电子化市场上销售商的身份也很难辨认,由于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市场运作的效率将十分低下,甚至根本就无法运作。

对消费者的影响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现阶段的电子商务市场还不发达,仅仅只是传统市场的有益补充,如果消费者在电子商务市场上有了失败购买经历,那么他将很有可能不再进入。另外,电子商务市场的可选择性非常强,如果消费者一次购买不满意,他就很有可能转向另一个可替代的商品市场。电子商务市场的上述特性以及电子商务市场中的商品特性使得客户购买的忠诚度降低,将客户保留在一个市场上的难度加大。电子商务的发展是以广阔的消费群为基础的,如果一个电子商务市场上的消费者甚少,那么这个市场也失去存在的必要性。因此,“柠檬问题”所导致的电子商务市场中消费者的减少将会给电子商务的发展带来致命的打击。对商家的影响

从商家的角度来说,在电子商务市场上,拥有优质产品的卖者不能象传统企业那样简单通过扩大规模来提高竞争力,同时电子商务市场上的商家与产品的生命周期比传统市场上短得多,商家建立品牌信誉的可能性降低,品牌信誉无法发挥效力,商家面临着更大的压力。这些让拥有优质产品的商家更容易退出电子商务市场,“柠檬问题”对电子商务市场的正常运行和深入发展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市场要正常发展,解决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柠檬问题”是当务之急。

解决电子商务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对策

从1998年我国的第一笔网络交易开始,电子商务经过7年的发展,已成为商业领域的一支生力军。但不容忽视的是,在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背后,还有很多影响网上购物的问题。电子商务中信息不对称给那些投机取巧的人提供有利的条件,信息优势方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惜对信息劣势方撒谎行骗。我国信用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使得人们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环境下交易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

我国的电子商务概念从美国引入的。最初的倡导者和探索者是一批“硅谷”从事互联网研究的海外留学生,因此它从一开始就带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强烈的模仿痕迹,无论是概念还是实际商业运作,基本上是对美国模式的复制;同步性,由于在新技术的运用上存在着所谓的后发优势,更重要的是,电子商务刚刚在美国兴起就被引入中国,因而电子商务在我国的发展几乎与美国的发展水平接近。当然,由于基础不同,国情

不同,起步时的微小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已经变得相当大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电子商务面临的困境与尴尬,直接与这两个特征相关。由于同步性和单纯的模仿,往往不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盲目套用美国的模式,认为在美国成功的案例可以在中国得到实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网上书店在中国的泛滥。吸取经验教训,在解决电子商务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时,我国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解决方法,同时要根据国情做一些相应的措施,下面就是针对我国电子商务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出的几点建议:

完善技术

对内,要建立强大的信息管理系统。商家建立完善的信息管理系统,一方面有利于公司的信息管理,另一方面把有关公司的、外界必须知道的信息准确地、及时地公布于大众。

对外,要建立完善的电子商务网站。网络商家必须建立网上的电子商务网站,随着更新网页内容,并且保证信息的质量。作为消费者,也可以建立自己的个人主页,以便让商家方便知道个人信息,从而减少信息的不对称。

交易双方信息交流

在“逆向选择”情况下,高质量的供应商处于不利地位,它如何在电子商务市场上向消费者推出自己的产品呢?很明显,供应商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把有关产品质量和服务信息传递给消费者。信息优势方要做好信息传递工作。同时,为了克服自己在交易中所处的不利地位,信息劣势方可以进行主动的信息搜索工作。

政府行为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不一定采取干预的手段,但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如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维护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等,最为重要的是制定一系列法规,规范交易的基本规则,包括制定质量标准、实行质量监督、要求信息拥有一方提供有利于用户选择和厂商竞争的重要信息,缓解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保证交易双方成本、风险和收益的均衡,使交易双方的信息地位大致平衡,避免任何一方拥有并利用垄断信息获取暴利。一方面,政府应当规范供给方的信息披露制度;另一方面,还要想方设法降低信息的传递、交换、使用成本,使企业和个人都能够较为容易地获取充分的信息,并且以较低的成本使用公共信息,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政府行为解决电子商务不对称总的来讲有三个方面:

法律制约《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签名法》于2004年8月28日正式颁布,电子签名法的是我国电子商务立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确立了数据电文的法律地位,为健康

发展电子商务提供了法律依据。

信用制度2004年11月,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牵头,召开“中国电子商务诚信联盟”发起单位筹备会,得到了信息产业部、商务部、全国整规办、中消协等有关智能部门的支持,七彩股、新华网、首信、新浪、卓越、淘宝等40家业界知名产品类、服务类互联网企业及专家学者为如何建立诚信出谋划策,“中国电子商务诚信联盟”成立,将在电子商务交易者之间,电子商务经营者与其用户之间以及国际电子商务经营者之间建立权威的、第三方面的资质及信用评估平台,有效改变目前我国电子商务信用工作不成熟的局面,加速电子商务企业的信用建设。国家关注电子商务诚信,将使电子商务“有法可依,有纲可循”。电子商务协会致力于电子商务诚信,必将推动电子商务健康发展,逐步引导我国电子商务信用体系的建立;企业诚信的建立,使电子商务更有生命力。由于电子商务还处于发展初期,尤其是诚信机制还不够完善,就需要各层次人员共同来建立。

严惩制假者虚假信息和制假售假对社会和市场有着极大的危害,因此,世界各国对商业信息的真实性要求十分严格,对商业信誉十分看重,对虚假作弊者的惩罚相当严酷。我国需要加大打假力度,对造假者进行严惩,在此基础上,市场才能成为一个良性的、健康的市场,才能得到合法有效的发展。

信息中介中间商最有希望发展的市场是那种由于市场效率低,使买方和卖方都承受了不必要成本的市场。信息不对称对电子商务的阻碍将会使我们确认电子商务中间商存在的必要性。当前考虑购买产品的时候,消费者可能还要求求助于信息中间媒介的服务,这是专门从事估价其他公司产品和服务的公司或组织,并且他们还出版和发售产品并进行公司排名。消费者经常会愿意为监视和报告产品和公司信誉的信息中介媒体支付费用。比如说,有些消费者订阅出版物以跟得上排名变换。

目前,网络中介最典型得是各种各样的搜索引擎,利用搜索引擎可以快捷、方便的找到相关信息。

其次还有网上拍卖行、在线咨询服务网等等。这些都可以帮助消费者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有用的信息,并且使得到的商品和服务质量与预期相近。

信息的不对称对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是全面的、深刻的。如果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电子商务必将会在其领域有效发挥其积极性,实实在在蓬勃发展,使其在国际化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参考文献:

信息不对称范文篇7

一、个人信用缺失是影响目前个人消费信贷市场发展的关键因素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个人消费信贷市场的推广，人们逐渐接受这种新的消费形式，人们的“积蓄——购物——积蓄”的传统消费观念已经在向“贷款——购物——积蓄还债”的观念转变，这一点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的居民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因此，虽然个人消费观念仍然影响着我国个人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但已经不再是主要的制约因素。

从目前个人消费信贷的开办情况来看，由于它风险小、收益高，各家银行竞相积极拓展此项业务。但随着业务的展开，贷款风险也逐渐显露出来。根据各商业银行的有关规定，个人消费信贷的不良贷款比一般应控制在5‰以内，但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个人消费贷款的还款率一般为70％～80％，而且还有继续下降的趋势。应该说，贷款风险的加大是阻碍个人消费信贷市场发展的主要原因。

目前，理论界普遍认为，个人消费贷款风险加大除个人信用观念淡薄外，关键原因还是由于我国以个人信用记录为主体的信用管理制度尚未建立。应该说，这种观点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并不完全准确。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市场交易离不开信用基础。从个人信用来看，它包括道德信用和资产信用两部分。道德信用指诚实守信的品质，它的好坏往往通过市场交易中的信用记录来反映。资产信用指个人拥有的包括储蓄、债券、股票、不动产等资产所具有的信用等级，它的高低由个人所拥有的资产的多少来决定，资产越多，信用等级越好。上述观点是把道德信用当成了个人信用的主体，而忽略了个人资产信用的存在，因此这种观点不完全准确。笔者认为，我国缺乏以个人信用记录为主体的道德信用管理制度，以及以个人资产为主体的资产信用评价体系，这两种信用的缺失直接影响着个人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

二、信息不对称是个人消费信贷市场中产生信用缺失的主要原因

个人消费信贷风险的产生是由于信用缺失，而信用问题的产生源于信息不对称。按照西方微观信息经济学理论，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中交易的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多的信息。在具体工作中，按不对称信息发生的时间，事前发生的信息不对称会引起逆向选择问题，而事后发生的信息不对称会引起道德风险问题。按照西方微观信息经济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对信贷市场模型的分析，信贷市场中的借款人有高风险和低风险之分，但这一信息只有借款人自己知道，而银行并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为防范风险只好提高利率。当利率升高时，低风险的借款人不愿意借款，而高风险的借款人愿意支付较高的利息，因此仍积极借款，从而出现低风险的借款人逐渐退出市场，而高风险的借款人充斥信贷市场的逆向选择现象。当双方签订合同后，银行对借款人的行为无法监督，如果借款人不能严格履行合同，就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

在个人消费信贷市场中，银行和借款人之间永远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不对称中的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现象在实际工作中普遍存在。一般情况下，借款人在向银行申请借款时，知道自己是否具有偿还的能力，但必然会更多地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而尽量少提或者干脆不提那些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或者不确定性因素。银行为防范风险只好提高利率或采取抵押担保形式，这样就增加了客户的交易费用，使许多信用良好但不能提供抵押担保的个人不能或不愿向银行借款，从而产生事前的逆向选择的现象。同时，由于银行面对着千家万户，不可能对所有借款人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不遵守信用的借款人就可能不按时归还借款和利息，就会产生事后的道德风险问题。在个人消费信贷市场中，信用缺失现象和信息不对称是密切联系的。信息不对称是产生信用缺失现象的主要原因，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必然导致信用缺失现象，而信用缺失的程度直接与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密切相关。信用可以看做是克服信息不对称的一个非正式的合约安排，其重要作用在于减少交易费用，降低社会平均交易成本，使市场交易更加公平合理和有利可图，促进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而信用缺失则会增加交易费用，使得原本可以发生的交易不能维持下去。因此，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信用缺失现象将不能避免。三、个人消费信贷市场中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措施和对策

按照西方微观信息经济学理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需要建立起激励机制和信号传递机制。简单地说，在出现逆向选择现象时，委托人在签订合同时不完全知道人的私人信息，需要通过信号传递机制来解决，即需要设计一种机制让拥有私人信息的人将信息传递给没有信息的委托人，或者后者诱使前者披露其私人信息，从而达到一种最好的契约安排。在发生道德风险问题时，委托人在签订合同后不能充分掌握人的信息，这时委托人就需要设计出一个最优的激励机制，诱使人选择委托人所希望的行动。总之，应该充分利用个人信用信息，通过建立和完善信号传递机制和激励机制来解决个人消费信贷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建立信号传递机制方面，要利用个人消费信用记录信息，通过自身的良好信用来取得贷款，以解决事前的逆向选择问题；在建立激励机制方面，要有效地利用个人资产信用信息，通过完善抵押担保手续，以个人自有财产进行抵押担保，以防止事后道德风险问题的发生。笔者认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要加强社会信用观念建设和信用法制建设。一是政府要加强行政管理职能，强化公民信用意识，把诚实守信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础工程来抓，让人们真正认识到个人信用是“第二身份证”，是“经济通行证”，将在今后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应当有效地加以维护，以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信用文化。二是要加强社会信用的法制建设，建立健全与规范信用信息资源有关的法律法规，用法律手段规范个人的信用行为。三是金融部门要加强与司法部门、经济管理执法部门的合作，建立社会信用环境联席会议制度，加大对不履行还债义务行为的法律约束。

第二，要坚持个人消费信贷审批条件。银行要坚持贷款条件，完善贷款手续和合同，简化贷款程序，工作中坚持“先抵押担保，后信用放款”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个人消费贷款可分为抵押、担保、信用三种。抵押担保贷款一般需要客户以自有财产作抵押或担保，即以个人资产信用作保证。信用贷款可以仅凭个人信用记录，即以个人道德信用作保证。为了防止出现事前的逆向选择问题，保证贷款的安全性，一般只在信用体系健全的城市才采取信用放款形式。但是，为了防止事后道德风险问题的发生，银行必须了解客户的信用记录，只向信用好的客户发放贷款。

信息不对称范文篇8

1.1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共涉及北京市、烟台市、滨州市三个地区的6所医院的600名住院患者。问卷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42岁，年龄区间15～85岁。工作涉及到农民、工人、教师、医生等不同领域。学历涉及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博士等不同层次的文化程度。

1.2研究方法

分析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对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研究的文献资料，设计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调查问卷。问卷内容主要包括患者的基本信息、对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的认识、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方面遇到的问题及处理情况、需求及意见建议等。发放问卷进行调查，然后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核实计算，找出有效问卷。所有数据资料全部经过审核，没有错误或者遗漏项目的资料为合格资料，其余为不合格资料，对所有合格资料进行双轨录入，用EXCEL，SPSS17.0等统计软件进行统计描述，对部分变量进行R×C列联表χ2检验。

2结果及其分析

2.1被调查群体的特征

本次调查人群为北京市、烟台市、滨州市三个地区的6所医院的住院患者。发放问卷共计600份，收回600份，其中合格问卷582份，合格率97%。经统计，在600名被调查者中男性246人，占41%;女生354人，占59%。北京市200人，占33.3%;烟台市200人，占33.3%;滨州市200人，占33.3%。

2.2有关个人医疗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了解程度的分析

医院患者对个人医疗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了解比较欠缺。不同学历的患者，在信息了解程度上，总体存在随学历升高了解程度升高的趋势。所调查的了解情况，北京市两所医院总体上有13%的患者相当了解，27%的患者比较了解，46%的患者了解一点，14%完全不了解。烟台市两所医院总体上有7%的患者相当了解，23%的患者比较了解，39%的患者了解一点，31%完全不了解。滨州市两所医院总体上有5%的患者相当了解，19%的患者比较了解，37%的患者了解一点，39%完全不了解。由此可以看出，北京地区的患者对个人医疗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比烟台地区的患者要高，滨州地区最低，这可能和各地被调查患者的整体文化水平和经济水平有关。

2.3对我国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现状的看法

结果显示:对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现状非常满意的患者占总数的5.15%，比较满意的占14.78%，一般满意的占23.71%;不太满意的占35.40%，不清楚的患者占总人数的20.96%。总起来讲，不满意、完全不清楚的患者占总数的56.36%，所以，患者对我国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现状并不是很满意，还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改善。

2.4影响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的信息知晓情况的相关因素

2.4．1学历程度差异

根据统计数据，得出结果:P＜0.05，有统计学意义，可以认为不同学历人群对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的信息知晓情况是有差异的。小学及以下学历的患者对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的的信息的知晓率为9.4%，初中学历患者的知晓率为20.5%，高中学历患者的知晓率为37.5%，本科学历患者的知晓率为29.8%，硕士学历患者的知晓率为63.0%，博士及以上患者的知晓率为75%。由此，我们大致可以认为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的信息的知晓率随学历的升高而升高。个人医疗信息不对称问题受学历程度的影响。可见，教育对于解决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具有较大的影响。

2.4．2生活城镇差异

根据统计数据，得出结果:P＜0.05，有统计学意义，可以认为居住在城市、城镇、农村不同地区的患者对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的信息知晓情况是有差异的。生活在城市的患者对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的的信息的知晓率为44.8%，生活在城镇的患者的知晓率为36.6%，生活在农村的患者的知晓率为23.5%。由此可知，生活在城市的患者对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的信息的知晓率比生活在城镇的患者的知晓率要高，生活在城镇的患者的知晓率比生活在农村的知晓率要高。可见，发展经济对于解决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具有较大的影响。

2.4．3生活地区差异

根据统计数据，得出结果:P＜0.05，有统计学意义，可以认为北京、烟台、滨州三地的患者对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的信息知晓情况是有差异的。被调查的北京地区的患者对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的的信息的知晓率为44.9%，烟台的患者的知晓率为33.0%，滨州的患者的知晓率为26.0%。由此可知，北京地区的被调查患者对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的信息的知晓率比生活烟台地区被调查的患者的知晓率要高，烟台地区被调查的患者的知晓率比滨州被调查的患者的知晓率要高。

2.4．4职业差异

根据统计数据，得出结果:P＜0.05，有统计学意义，可以认为不同职业的患者对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的信息知晓情况是有差异的。农民对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的的信息的知晓率为16.9%，学生的知晓率为39.5%，医生的知晓率为66.7%，教师的知晓率为41．7%，公务员的知晓率为42.9%，其他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知晓率为36.2%，自由职业就业人员的知晓率为22.0%。由此可知，被调差的人员中，医生对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的信息的知晓率是最高的，医生相对于其他职业的从业人员对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的相关信息还是比较了解的。

2.5对待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的态度

对待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完全没意识的患者占总数的8.93%，不太注意的占28.52%，一般注意的占33.68%;比较注意的占18.90%，非常注意的患者占总人数的9.97%。分析数据可以得出，大家对待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的意识还不是很强烈，对于个人医疗信息的泄露，患者个人也有责任。所以，个人也应该加强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的意识。

3个人医疗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原因分析

3.1个人医疗信息不对称产生的直接原因

统计分析显示有37.45%患者平时不会太注意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不对称产生的直接原因主要是患者对于医疗信息保护的忽略。然而，患者不主动了解个人医疗信息保护方面的法律，对于这方面的宣传工作也不会主动参与，遇到医患关系问题，采取不正当的行为解决。因此很难获得较为准确、丰富的信息，造成信息不对称问题［3－4］。日常生活中会被动的接受这方面的相关信息，但了解的比较零散，完全没有针对性。遇到个人医疗信息泄露后，不知道采取哪些合理的措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是这种不主动的行为，影响了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进程，引起了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过程中多方信息不对称状况。

3.2个人医疗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间接原因

第一，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的机制不健全，没有专门的法律保护机构［5］;第二，医护人员管理不规范，很多医生也不完全了解个人医疗信息保护方面相关法律。此外，医学人员在信息素养方面存在不足，有关专家的调查结果显示“医学人员遵守信息道德性不够”占11.76%［6］;第三，不了解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的法律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途径不广、力度不够，也导致了信息不对称问题;第四，没有明确的投诉、赔偿机制，由于缺少专门的投诉机制，患者很难维护自己的权利，遇到侵权行为，就会采取不当的行为维权。周而复始，就会导致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4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的应对策略

4.1个人医疗信息主体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首先，个人医疗信息主体作为个人医疗信息的“发源地”，要从源头上做好防范工作，树立个人信息安全意识，采取自我保护的安全措施［7］。统计表明，仅有28.87%的患者注意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仍有大部分的患者没有意识到对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的重要性;其次，患者应与医生积极交流。调查显示，医生较之其他职业的人员对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的信息的知晓率是最高的，个人在与医生的交流过程中会无形增强保护医疗信息的意识。最后，个人应加强了解医疗信息法律保护的相关知识。

4.2医院应该制定完善的法律保护机制

医疗事业具有专业性和特殊性，所以普通患者比较少能够完全理解与认识一个医疗行为。患者想要对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有比较全面、准确的理解，必须要有医护人员的相应说明［8］。为了使患者能够在医护人员说明的基础上作出理智决定，医务工作者在履行告知义务的时侯应当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我们认为，医院应制定相应的制度，施行奖惩并行的绩效考核办法。同时也需要制定对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监督机制，以确保其合理有效的实施其职权，为保障患者和医务人员的权利发挥指导和监督的作用。从而解决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调查的患者中有43%的患者认为我国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出现信息不对称情况的原因有医护人员管理不规范，所以目前的医院在落实患者的权利方面还是有待于提高的。

4.3政府和其他相关社会机构应该通力合作

4．3.1促进经济发展，缩减区域知晓差异

目前，医疗纠纷急剧增多，媒体也频频曝光，有关医疗方面的投诉已经成为社会热点［9］。在这些纠纷中，患者的个人医疗信息权未得到充分的保护。上述分析表明，区域差异对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的影响比较明显，其中北京地区患者对其的了解情况明显比烟台和滨州地区程度高，这说明了地区的经济情况和文化程度对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的影响比较大。因此，我国应该加快经济发展，并加大媒体的宣传力度，缩减区域差异，同时也缩短不同地区之间上层建筑的差距。

4.3．2建立健全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

信息不对称范文篇9

(一)交易活动的成本原则

无论是利用信息工具和非信息工具去解决问题，都具有一定的制度成本与交易成本。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需要的成本在不断的降低。这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信息不对称发生的情况中，总是分为处于优势的一方与处在劣势的一方。这些成本不光要包括占优势一方向占劣势一方发送某种信号的成本、占劣势一方分析信号的成本，还包括一些社会成本。

(二)遵循比例协调分配原则

不管是立法还是遵守法律规范都要遵循一个比例协调的分配原则。这样才不会产生一些成本大于利益的产生的行为。信息的不对称问题一定要坚持一个合适度，将成本降到最低，可能产生的伤害降到最小。

(三)最优组合原则

因为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复杂、难易层度不同，规制工具需要达到一个最优的组合，这样才能够将每个规制工具的潜能发挥到最大。这其中，不同的非信息工具之间可以组合，不同的信息工具可以组合，甚至是，信息工具与非信息工具也可以到一个最优的组合状态。

二、信息不对称的历史发展

信息不对称与人类社会同时产生，共同发展。但是，信息不对称的发展并没有如同人类社会一样日新月异。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信息不对称的发展是比较缓慢、比较微弱的。直到工业发展，企业产生之后，信息的不对称才开始加速发展的。工业革命时期，企业规模较小，还未出现“”这一概念。这一时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还不是很明显，人们懂得制定一些简单的规章制度来约束信息不对称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企业规模不断发展，逐渐形成垄断市场。一些大公司开始实行了称霸商界的计划。企业中的合同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甚至合同加入霸王条款，侵害消费者的利益，将消费者置于一个极度弱势的位置。传统的理论已经无法再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各方都在努力寻求一个平衡，力图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三、民商法视角下的信息不对称规制

民商法遵循的是自治和平等原则。民商法也一直在试图去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只是民商法通常采用的都是非信息工具去解决问题，且属于一种事后补救措施。主要包括解除、撤销合同，旨在保护劣势一方的利益。民商法对信息不对称问题解决的努力主要表现在产权保险制度与善意取得制度。例如，我国《合同法》、德国民法典、台湾地区法典都明确规定了“错误制度”。因为一方对另一方产生误解而签订的不合理的合同，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变更甚至是撤销合同。用这种方式来挽救不合理的合同对劣势一方造成的重大损失。信息不对称又分为主观信息不对称和客观信息不对称。主观信息不对称主要是由于一方自己的误解造成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客观信息不对称主要是对方对有关信息的刻意隐瞒、欺骗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我国《合同法》最主要的功能是保护了弱势一方的合法权益。合同主要是由其中一方拟定，同另一方商定。

四、经济法视角下的信息不对称

经济法主要是采用非信息工具与信息工具去解决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问题。经济法解决问题的方式与民商法有许大的不同。除了前面提到的，民商法主要是采用非信息工具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问题，而经济法主要是采用非信息工具与信息工具两种规制工具，工具组合较为复杂。还有一点即民商法公权干预很少出现，而经济法中，公权干预明显增多。此外，民商法主要是时候补救措施，而经济法是一种事前的预防措施。经济法视角下的信息不对称更加的灵活。补充了传统规制的不足，对民商法具有一种补充效果。但也应该注意到，公权干预不可乱用，不然将产生不可预料的后果。例如在经济法中的‘冷静期制度’就运用得很成功。所谓“冷静期制度”实际上是一种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采用的非信息工具。简而言之就是一种“后悔权”。在一定期限内，一方如果后悔了，可以单方面的取笑合同，只是需要根据不同情况支付一定的费用。这种制度主要是运用在一些保险合同、网络销售合同、金融交易合同中。但在前面笔者也提到过，这种冷静制度并不是万能的，可以适用于每一种合同中。比如人寿保险中可以运用冷静制度，而在财产保险制度便不适用。这是由于人寿保险时间较长，而财产保险时间跨度比较短所决定的。

五、结语

信息不对称范文篇10

关键词：税收征管；信息不对称；税收流失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调控经济社会政策的重要工具。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国家征税构成了对纳税人经济利益的侵犯，因此偷逃税款是纳税人本质的、天然的心理动机。据资料显示，2004年度我国税收流失的绝对额在4000亿元左右，2005年我国总体流失在3200亿元至4300亿元之间，约占应纳税款的30％以上。信息不对称对我国税收征管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任何完美的税制都无法绝对避免税收流失的发生，一些对治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各项举措的研究和探索也仅仅是立足于把税收流失的规模控制在某一合理的范围之内，尽管合理的税收流失规模范围究竟应为多少，目前在理论界尚无定论，但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的税收流失规模无疑已经远远地超出了这一合理范围。

一、对资源配置的危害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对资源配置的危害，是指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现象对经济体系中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各种资源流动和组合的危害。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对于纳税人而言，更确切地说是国家向偷逃税的纳税人所支付的“财政补贴”。这种“财政补贴”的存在，使同类企业或同类产品的税收成本不同，从而引起市场失真，错误引导社会资源配置。同时，还会破坏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迫使那些守法纳税的经营看要么转而改行，要么被挤出市场，这就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市场效应。从税收与商品的价格关系看，由于税收是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因此，如果某些商品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税收流失，就会使这些商品在市场竞争中与依法纳税的同类商品相比具有价格优势，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进行销售或者在同样价格条件下赚取更多利润，从而使得对该商品的需求扩大，或者吸引更多的资源投人到该商品的生产经营中来。

另外，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对资源配置的危害还表现在它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虚耗。纳税人为了利用各种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漏洞，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来研究各种偷逃避税方案，有的还花费大量钱财聘请专业顾问，或对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方式进行无谓的调整。而作为征税人的税务部门，为了防止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发生，减少偷逃税，不得不额外增加各种软硬件设施，增加更多的税收征管人员和稽核人员，导致税收征管成本增加。最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还会造成各种财务、会计信息的扭曲，从而危害人们的经济决策和投资决策，而决策的失误往往是资源配置中最大的失误。二、对国家宏观调控功能的危害

首先，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存在，可能会危害到政府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由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存在，使得能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中获得更多利润的地下经济活动“繁荣”起来。一方面，由于地下经济能通过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活动获得更多的利润，不断积聚更多的财力物力再投入到地下经济活动之中，通过本身的繁殖增长起来，另一方面，地下经济活动的高收益、高回报会吸引公开经济中一些资源的流入。而地下经济逃避了政府的管理和监控，其增长率、就业人数等指标都没有纳入到政府的经济统计数据之中，这样容易使宏观调控部门对现实经济的真实情况产生误解，对包含公开经济与地下经济两部分的真实经济的增长速度和规模把握不定，容易只注意可观察到的公开经济的增长速度和规模，而忽视了地下经济的危害。除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外，地下经济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存在，会对其他各项经济统计指标造成扭曲。

其次，作为宏观经济调控决策的重要依据的有关货币供求的各项指标，也可能会由于地下经济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存在而受到危害，产生扭曲。例如，由于地下经济活动往往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严重、利润比较丰厚的经济活动，要维持这些活动相应地需要吸纳相当一部分货币，如果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供应量时只考虑到公开经济的货币需求，而没有考虑到地下经济的货币需求就会使得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中货币供应不足，导致中央银行增加货币发行。从表面上看，中央银行是多发了货币，但如果考虑到地下经济的货币需求，则这种过大的货币供应量实际上是与整个经济活动的需要相适应的。再如，现金被誉为地下经济的天使，为了偷逃税和逃避其他监管，地下经济活动大多以现金交易方式进行。这样，随着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日益严重、地下经济规模的扩大，全社会，对流通中现金的需要也会增加。以上这些都会危害到货币需求量、货币供给量。现金需求量、货币流通速度等指标的统计和分析。

三、对收入分配的危害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一方面导致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的不公平分配，另一方面，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还产生了极坏的示范效应，导致了守法纳税者的心理失衡和追随效仿，从而造成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恶性循环。首先，部分纳税人通过偷税或避税等手法使实税负水平大大低于同行业的其它纳税人，本来纳税人作为税收的负担者，其实际税收负担应该是与其生产、经营、收入情况用一致的。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者逃避了纳税的义务和负担，而国家总的税收计划和任务却并未因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而有所减少，因此，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者所逃避掉的税收任务就势必转嫁到那些依法纳税的纳税人身上，从而加重了守法纳税者的税收负担。其次，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使实际税收收入低于预期的税收收入，为了获得既定的税收数额，政府不得不提高法定税率水平．或扩大征税范围，开征新税等，以保证财政支出的需要。从而使依法纳税者反而要承受更加沉重的税收负担，使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加不公，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另外，如果依法纳税者看到各种税收违法行为未得到应有惩罚的话，必将严重挫伤其纳税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甚至使其也加入到偷逃税的行列中来。在税负不公和过重时，纳税人认为花更多的钱，采取更复杂的手段和冒更大的风险来逃税是值得的，由此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收入减少(分配不公)——税率提高或开征新税——分配更加不公——更多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其结果必然是激化了公众对税收制度的抵抗心理，加剧了纳税人和税务部门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关系。

参考文献：

[1]谭庆关，赵黎明.信息不对称下税收征管的多重博弈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5，4：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