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教育范文10篇

新闻教育范文篇1

课程体系的优化改革

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的积累．我国的新闻院系已经构成一套课程体系框架。高等教育的学科架构决定了专业人才的培养方向，其具体内容则落实在学科专业框架下的课程体系安排上。

处理好同一学科框架下不同专业课程体系间的关系。新闻传播学科作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本科阶段具体的专业主要有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以及出版等，这些专业的课程体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课程体系的优化改革，首先要处理好不同专业课程体系问的关系，其实质则是涉及对通才与特色关系的理解问题。笔者认为，在媒介融合背景下，“重基础、宽口径”的重要性更加凸显．而其中的“口径”．则要体现在不同专业课程体系间的交叉和融合上。

处理好专业课程体系内部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比例关系。对于专业课程体系内部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比例问题，美国的新闻教育界也一直有争论，产生了两种培养模式：

一是以语言文字等人文学科为基础。强调采写编评方面的技能课程：二是职业训练模式。重视培养学生广博的知识背景和部分新闻方面的技能训练。‘哳闻人才的理论素养和职业技能并不矛盾，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在沿袭美国学院式新闻教育体系的基础上。应该积极寻求与职业训练模式之间的平衡。笔者对长三角地区几所高校新闻传播学课程体系作了考察，各校的课程体系大同小异：公共基础课程约占40％：专业课程以及毕业实践等课程约占6O％。笔者认为学生经过高中阶段的学习，公共基础知识还是比较扎实的，可以适当减少公共基础课程的比例，扩大专业课程比重。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专业知识的涉及面。

专业课程的设置应该动态化。当前很多高校在新闻专业课程设置上，对不同课程的课时数整齐划一．但是媒介融合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新的传播理念和模式、新的传播技术不断出现，因此高校在新闻传播专业课程的设置上，要注意动态化，实现跨媒体、精专业的课程设置。首先是主干课程的适应性调整，主干课程应该是全国高校新闻专业教育的通用课程，既要突出技能型，又要在理论上注意与研究生阶段的衔接：其次是对非主干专业课程的调整，高校应该结合自身的培养目标和教学效果的实际情况．对专业模块的课程设置加以定期的调整．加强跨媒体类的课程建设．而不应该只局限于某一特定媒体类型。

致力于提升新闻传播的专业地位

媒介融合背景下，传统的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在某种意义上来看任何人都可以利用数字化技术和传播平台成为新闻的采集者和传播者，同时新闻从业人员对媒介融合技术的依赖性也逐渐加强。那么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如何体现其专业性?如何在有效驾驭媒介融合技术的同时又不沦为媒介的奴隶?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高校在新闻人才培养时，应致力于提升新闻传播的专业地位。

加强职业理想教育。2005年11月，国际新闻教育界的第一个共识性文件——《北京共识》明确地认定和描述了新闻教育的目标：新闻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培养具有神圣的社会责任感、宽阔的国际视野、深厚的文化修养、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精湛的专业技能的新闻工作者。这一共识下。高校在新闻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应该不断加强职业理想教育，以人文精神为导向，培养其追求真相的执著精神，增强其法治意识、现代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其充分认识新闻工作者的神圣使命：他们应该是社会舆论的先导，是社会正义的坚定守望者，是教育人民的先生。

不断夯实基本的新闻专业素质。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先行者黄远生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四能”：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笔者认为这一要求在媒介融合的今天，不仅没有过时。反而能凸显新闻从业人员专业性。因此在新闻人才培养上．应该不断夯实基本的新闻专业素质．始终把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能力摆在专业教育的重要位置，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实践中加以体现。

着力培育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优秀的新闻工作者灵敏的新闻嗅觉源于其优秀的思辨能力。这样不仅能善于发现新闻，更能在报道新闻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能真正履行社会的守望者的职业使命。在新闻专业课程教学中，要注意史论结合，一方面必须以“理想”的姿态传授新闻理论，让新闻学生拥有崇高的职业理想和职业抱负；另一方面还需以“质疑”、“批判”的精神，让学生能够直面现实，对社会抱有清醒的认识，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通过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形成新闻学学生的专业视域，从而让学生获得深度可持续发展的专业素质。⑨

加强与媒介融合教学和研究相应的“硬体”建设与媒介融合教学和研究相应的“硬体”建设，是媒介融合理念下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基础保障。国内新闻院系现有的教学实验设施基本上都是基于原有的新闻传播格局建设起来的，其理念与运作已远远落后于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新闻传播实践。c6峨国高校在推进这一建设的过程中，应该结合自身情况，整合各方资源，灵活多样地展开。

推进媒介融合实验室建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高钢教授认为，媒介融合实验室应具备多功能、可扩展、融合性的特点。当前很多高校的新闻学院都已建成新闻专业实验室．规模不一而足，但是很多都停留在媒介技术设备的堆砌上。笔者认为，在推进媒介融合实验室建设中，不能盲目地求大求全，应立足于自身教学研究的需要，首先要增强其教学效果的体验性，满足老师在课堂上的教授内容．课后学生就能在实验室里转换成自己的成果．刺激其学习热情和实践感知。其次也要满足教师的科研需要，为教师提供足够的研究设备、研究对象和研究素材。此外，实验室在教学科研之余，不应束之高阁，还应该大胆地“走出去”，与行业积极接轨，采用租用等方式，提高其使用效率，促进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推进传媒业界实训基地建设。当前新闻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危机，就是在毕业生的市场评价方面，颇多用人单位对新闻院系培养的人才的实用性提出质疑。要使刚离校的新闻专业学生快速上手相关业务，需要高校和传媒业界携手合作，共同培养，其主要方式就是积极推进传媒业界实训基地的建设。业界实训基地的建设，为学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学习平台。这个平台使得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在校期间就能比较容易地接触和深入了解行业，既有技术层面。更有产业经营理念层面。同时对于业界来说，提供实训基地，不仅是自身社会责任的体现，还能优先发掘优秀的新闻人才。笔者建议，对于处在传媒业较为发达地区的一些新闻传播教育机构．应该在实训基地建设上先行一步，积累宝贵经验。

推进校内专业实训项目建设。除了媒介融合实验室和实训基地，新闻传播教育机构还必须积极推进校内专业实训项目建设。特别是对于处在传媒产业不发达地区的高校而言，应该充分利用校园自有各类媒介资源和媒介设备。整合新闻传播类专业优势，开展新闻传播实训项目。专业实训项目在实行的时候，要注意与业界接轨，参照产业实际进行架构。其具体的开展形式则可以多样化。这类实训项目可以是模拟化的。也可以由学校牵头，面向校内的传播业务进行实体化运作。

多种途径促进师资结构的优化

当前媒介融合师资匮乏的矛盾比较突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熊忠辉等曾指出：当前的许多新闻传播专业，师资队伍在新闻传播学养和实践方面的积蓄不丰厚，许多教师是由大文科专业转向过来的，有的专业点甚至没有一个接受过新闻学历教育或从事过新闻实践的教学人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进行师资结构的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让专业教师“走出去”。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新闻传播专业教师队伍必须树立起终生学习的工作态度，在知识扩充的过程中要突破自己的专业局限，建立跨媒体、跨学科、跨文化的思维观，积极地“走出去”。“走出去”既包括与其他专业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外出进修，又包括到业界加强实践经验方面的积累。对于前者当前新闻传播教育界已然成常态．而后者目前也已有不少高校对此展开了积极的探索。例如地处苏北的几所高校的新闻院系。轮流把专业教师派到当地电视台等媒体挂职锻炼，为期一年到两年不等。获得了极好的反响，其教学效果更是得到巨大的提高。把业界人才“引进来”。高校资源的不均衡性是客观存在的。对于那些资源较为丰富的高校，在面向业界人才引进时可以兼顾专业学养和业务技能。而对于资源相对缺乏的高校来说，还是应以突出其媒介业务能力为主。现阶段新闻院系在从业界引进人才的时候，还面临一些体制上的障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杜骏飞教授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实务型师资的来源是新闻业界，而业界和高校对人的考评标准完全不兼容。即使是平移过来的教授要想在高校站住脚，适应高校的考评体系，也要经过艰难的转型。”⑦这些体制性障碍，对引进业界人才是相当不利的，急需相关机构加以解决。专家讲座常态化。经常性地邀请活跃于新闻传播业界的专家和学者，为学生举办专业讲座，是对新闻人才培养师资力量的重要补充。媒介融合背景下，讲座的内容必须多元化，既具备充实课程的前沿性，又要有很强的实用性，应该尽可能地把这类讲座融入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并逐渐实现常态化和制度化。

新闻教育范文篇2

关键词：新闻教育教育理念

传统意义上，接受新闻教育是个体从事新闻职业的一个重要途径。近年来，新闻专业学生的毕业人数与媒体的用人人数间差距加大，媒体对新闻专业学生的职业技能要求更高。有学者提出，新闻教育改革的重点应针对长期以来陈旧、保守、不适应时代需要的教学内容，要以提高受教育者的新闻技术性能力为核心教育内容；还有学者重拾上世纪已被否定的“新闻无学论”，提出新闻教育改革的关键是减少在校理论学习的时数，加大技术性能力训练的力度；更有甚者，认为当前四年制的本科教学可以二二分段，即两年完成所有课程的教学，两年时间进入到各类新闻媒体工作，以媒体教育替代学校教育。笔者认为，这些看法有失偏颇。

一、新闻教育目标的设定

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提倡新闻教育的专业性，他认为通过新闻专业训练，国家可以“拥有训练有素、是非分明、有勇气为正义献身的智能型报人，有能力、公正、具有民众精神的媒体，就能够维护那种公众品德”。[1]普利策的意图良好，然而在具体教育实践过程中，为适应传媒业发展需求，新闻专业教育受制于传媒业的“人才”标准状况日益严重，新闻教育在“引导”与“迎合”传媒业标准上游移不定。在就业的工具性目的下，新闻专业训练初衷被扭曲，从一定意义上讲，新闻教育成为失去独立品格的主体。

在维护新闻业的专业性过程中，新闻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对新闻教育本质的认识，应是学术性与应用性的统一：新闻教育是一种新闻素质、素养和专业理念的全面教育，决不仅仅是一种实践技能、方法和应用知识的技能教育。新闻教育不仅仅“需要最好的通才教育”，还应培养学生的自主性、约束性、参与性与责任性。新闻教育的效果，主要表现为两个维度：在学校，要求学生完成认知型和技术型知识的掌握后，学思有悟，通过思考整理出符合特定情境需要的知识，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进入社会后，学生能够“一方面发挥高效率的生产作用，另一方面，这些人由于具备了新经济社会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和素质，从而也改变了过去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成为引导社会活动观念和方式变迁的主要因素”。[2]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新时期新闻教育的目标可以确立如下：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及意识形态，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精神，提高学生参与国家和民族事业发展的能力。

二、“两个中心”的新闻教育理念的提出

在新闻职业高度专业化的社会背景下，新闻教育要履行社会功能，就必须满足新闻职业的需要，获得新闻职业的支持。当前社会对新闻教育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受过专业训练的学生不能适应职业的技能需要，这一问题固然需要正视并积极解决，但若以职业技能需要作为衡量新闻教育成功与否的惟一标准，并不妥当。

首先，新闻教育与新闻职业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教育有其自身的独立品格。“2009年我国大学生在学人数总规模为2979万人，居世界第一，毛入学率增至24.2%,可以说进入了国际上公认的大众化阶段。”[3]对于新闻教育而言，“大众”主要表现在受教育人数增多，并非指教育理念的“大众性职业训练”，更不是“大众性的劳动力生产”。全球化背景下，新闻教育首先传承社会的文化遗产和价值观念，其次承担新闻职业的期望。

其次，教育主体将已经定型的知识传递给学生，并且引导学生认识、理解新闻职业，学生主动获取新闻职业所要求的成绩与文凭，在这个过程中，定型的知识无论是认知性的理论还是技能性的技术，当它以教科书的面貌出现在学生面前时，多少都有些滞后于实际的职业需求。而作为知识的传授主体，教师在具体的新闻技能操纵上，与专业新闻职业人士相比只能算是“业余人士”。因此，无论在新闻教育理念中如何强调“技术中心论”，其结果都无法充分满足新闻职业的需求。

鉴于此，我们提出“两个中心”的新闻教育理念，即新闻教育主体在确定教育目标、缔构教育内容时，根据自身的素养及对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形势的总体把握，形成以“认知理论为中心、语言实践为中心”的教育认识。

三、新闻教育中心内容的解读

（一）新闻教育以认知理论教育为中心的必要性。

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改变大学教育重成绩轻能力的现状。对于高校工科类专业，延长实践学习、强化技能掌握是必须与必要的。

但是，新闻学是一门独特的社会实践学科，新闻学教育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人文过程，而非一个技术过程，理论与实践是新闻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忽视任一方面都不利于学生素质的整体提升。

我们必须承认，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的新闻理论课教育效果，主要表现在学生对知识的记忆上，并未着力作用于学生情感、思想和行动的改变。压缩理论课特别是伦理道德课时，让学生更早、更多地参与新闻实践和创新，的确能最大程度地满足媒体的职业技能要求，降低媒体的人员培训成本。但是新闻媒体是“‘社会的镜子’，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媒体的政治属性、社会功能和运行方式是与该媒体所在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平行’的”，[4]新闻媒体的这一特殊性，决定新闻教育必须以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为核心，以社会学、社会史的教育为脉络，以新闻、传播理论的学习为基础，努力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增强其深入社会时的思辨能力。

因此，以牺牲理论教育来扩充实践，无异于饮鸠止渴。新闻教育要关注人文精神的养成，使学生成为更完善的人。新闻专业的学生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一个有责任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一个技术工人。无道德的新闻实践，不仅不会对社会建设有些许贡献，而且会形成许多潜在的负功能，新闻教育主体应正视这一点。

（二）新闻教育以语言实践为中心的必要性。

理论的学习，旨在提高实践的即时能力与延时能力。前者指学生在具体的新闻业务中，能够完成新闻的采访、写作与基本的文字编辑、版面设计等工作；后者则指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以学校理论学习的积淀，勃发出可持续的新闻发现与再现能力。这一任务的完成，需要以新闻教育内容的丰富与科学为基础。长期以来，新闻教育内容偏重新闻采、写、编、评等业务类课程的教育价值，以其作为学生实践能力表现与提高之根本，这一观念应当转变。新闻实践课程的教育内容设计，不仅仅是一种技能的掌握，还是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语言类教学内容作为新闻业务类课程的核心，是新时期新闻教育的重要工作之一。

传统上，新闻教育主体多将语言课程定位于学科基础课，并未将其纳入业务类课程的设计视野中。语言是一个民族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语言的学习是文明传承和历史接续的活动，轻视语言类课程，将大大降低新闻实践课程的教育价值。

现代汉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5]报纸上所刊发的新闻稿件应成为“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但是，受外语及新兴网络语言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新闻从业者自身运用现代汉语能力的减弱，“典范的现代白话文”数量在急剧下降，甚至还出现了由于语言运用失当而形成的稿件失实，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语言运用行为是一种过程性行为，新闻报道的语用行为，一方面要遵守语言方面的规则，另一方面要考虑词语安排时，受众在接受过程中可能形成的误解以及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如“8月4日到8月12日，短短9天内，新疆自治区连续发生3起严重暴力事件———‘8?4’喀什暴力袭警案、‘8?10’库车连环爆炸案、‘8?12’疏勒暴力袭击案。其中前两个案件，已被国家公安机关定性为暴力恐怖事件。至8月14日，上述3案已造成21人死亡、22人受伤（均不包括犯罪嫌疑人）。

同时，警方共击毙犯罪嫌疑人8人，逮捕4人，2人自爆身亡，另有多名犯罪嫌疑人在逃。”[6]这篇新闻稿件以《新疆暴力恐怖连环案追踪》为题，报道了2008年8月发生在新疆的新闻事实。稿件的标题中，将“连环”安排在标题峰中，起定性作用。“连环”作形容词时，其解为“属性词，比喻”。[7]新疆发生的三个新闻事实，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官方新闻中，并未认定三者是“一个接着一个互相关联的”，因此，报道标题中使用“连环”一词为事实定性是不恰当的。同时，该报道在词语安排时，在稿件的起首焦点处，突出强调“9天”时间之短，“连续”发生的“3起”“严重”“暴力”事件之密集，很容易引起受众对于新疆社会形势的恐慌性解读。

新闻报道是一种语言表达性行为，一端连着语言系统，一端连着话语篇章，对语言的认知程度与表达行为质量有着密切关系，表达行为质量与话语篇章质量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话语篇章是语言及其文字符号系统的具体体现者，在反映符号系统面貌的同时，透露出表达主体的标准意识与规范意识。如果新闻工作者在缔构话语篇章时，不能成为语言运用的典范，就可能成为反面教材。语言类课程的教学，对于新闻报道的标准与规范，对于民族语言文字的标准与规范，具有重要的意义。语言类实践内容作为新闻教育的中心，所起到的是一种潜在的、持续的作用，是以“新闻之道”执以“新闻之术”的基本物质保证。

参考文献:

[1]陈昌凤.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的认证指标:设定价值取向和教育目标[J].国际新闻界,2006,(12).

[2]钱民辉.教育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教育部解读教改纲要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大势所趋[EB/OL].,2010-03-03.

[4]鲁曙明,洪浚浩.传播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吴启主.现代汉语教程[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新闻教育范文篇3

关键词:新闻教育;改革;现实选择

近几年国内关于高校新闻教育改革的讨论，其实质是在探寻新闻教育如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培养符合媒体和社会需要的新、闻传播人才这一新闻教育的本质问题。目前，在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的确很多，既有宏观层面的体制性问题、学科内在矛盾问题、教育学术化导向问题，也有微观层面的课程体系问题、师资队伍问题、实践教学问题，教学方法问题等。当前的讨论围绕宏观层面问题的居多，如招生规模、办学体制、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等，而对微观层面问题关注的较少。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新闻学教育改革的大方向基本明确了，但新闻学教育改革的小方向依然不清，改革路线不具备现实性，改革内容不具有操作性，改革没有近期目标。教育改革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因此，本文试图从微观层面探析我国新闻学本科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改革新闻学实践教学体系的重要一环——毕业论文(设计)提出基本构想和改革方法。

一、人才培养目标：教育灵魂的迷失

人才培养是教育的首要目标。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审视新闻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或许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的看到我国新闻教育的迷失和困境。

1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内涵认识模糊。

国内高校对新闻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认识模糊由来已久。教育的第一要务是培养人才。确立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学校教学工作的出发点。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成为掣肘新闻教育改革的关键。新闻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什么?一个简洁明了的答案是：培养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可是翻开国内高校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看，很少有高校能够明确提出是为新闻媒体培养一线的记者、编辑的。新闻工作者这一称谓往往被“新闻从业人员”、“新闻传播人才”、“应用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取代。这里反映出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概念变换，而是新闻学教育自身定位的基本问题。

现代新闻学教育自诞生以来，一直把培养职业记者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不同时期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记者，如何使学校培养出来的记者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包括在当今美国对新闻学教育的争论，依然是围绕培养“专家型记者”还是培养“融合型记者”展开。无论怎样改革，培养职业记者的目标没有改变。反观国内，新闻学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语焉不详、笼统模糊，方向迷失。这与没有认清新闻学教育和传播学教育的联系有关。恰恰由于这种对新闻学教育_和传播学教育相勾连的认识误区，导致新闻学教育发展中出现了“培养记者编辑的新闻教育被培养非记者编辑的新闻教育和传播学取代”的局面。在当下学界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界限差异都没有理出头绪的前提下，盲目用传播取代新闻是弊大于利的，用笼统的传播人才完全代替新闻人才也是不可取的。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社会、业界和学生都怨声裁道。

2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目标有着较大的差距

如果就本科层次的新闻学教育而言，不管是研究性大学的新闻院系，还是教学型大学的新闻院系，其人才培养目标应当是一致的，那就是培养合格的抑或是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其差别可以是应用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的区别等。依托人才培养目标建立起来的课程体系必然是能够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的。在代表美国最高水平的新闻院系里，密苏里新闻学院本科教育中“只有25％的课程是新闻、专业课程，75％是其他课程，包括历史、政治学、科学等等”，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新闻专业的128个学分中，新闻学课程最多只占44个学分，剩余的80多个学分中，65个学分必须修完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和艺术课程。”哥伦比亚大学新闻教育的特点是“课程设置完全以新闻业务为核心，正如他们自己宣称的不讲理论，只讲实践。”

反观国内高校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基本上是“一个在新闻言新闻的、相对自我封闭、自我运作的课程构架”，即使像人大、复旦这样一流的新闻学院里，依然是过度强化新闻类课程，新闻类课程占60％左右。通识教育中除掉政治类的两课、外语、体育、计算机外，真正属于文、史、哲、艺术类的课程凤毛麟角。新闻类课程中又以理论讲授为主，最优秀的教师不是讲授实务型课程的，而是讲授理论的。课程设计多年一贯制，没有课程更新，课程建设跟不上时展的步伐，新课程中讲授概论的多，讲授实务的少。所以，媒体人士反映“很多新闻学院设置了各种课程，但这些课程培养的人90％不实用”。课程体系的种种缺陷不足以支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而要对现有的的课程体系进行伤筋动骨的梳理和调整，恐怕又会遇到许多现实的阻碍，比如一些地方高校在设置课程体系中，不分学科、专业，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建立全校所有专业的大一统的通识教育课程，各个专业很难依据专业特点进行合理的课程安排；再如新闻学专业教师自身对新闻类课程难以割舍，既不愿面对无课可带的局面，也不愿让把自家“山头”拱手相让他人等。这些都导致课程体系的改革大多停留在研讨阶段，付诸实施者少之又少。

3实践教学脱离实践，人才培养纸上谈兵

“中国新闻教育重视实践却脱离实践”，“是学界和业界比较公认的新闻教育的核心问题。”一方面，高校新闻院系的人才培养方案中都有系统、严密的实践教学体系，不可谓不重视实践教学；另一方面，实践教学在执行过程中却走了样，达不到人才培养的目标。比如一些高校实施的小实习(学年实习)、大实习(毕业实习)方案，尽管在教学时间上保证了学生要有足够多的时间到媒体实习。但是这些实习的质量究竟如何?是否能够达到实习的目标和任务?恐怕新闻院校的管理者和教师心里都没底。这是因为在现阶段，媒体在市场化、企业化过程中，不愿承担高校学生的实习任务，多数高校实施的，各种实习都是依靠教师私人关系联系的，难以从制度上确保实习的规范化；媒体的指导教师也不愿承担指导实习生的义务和责任，如有的实习生在媒体实习过程中发生了人生意外事故，或采写稿件出了问题，而给媒体和记者本人带来了麻烦。更主要的是高校在这些实习过程中，高职称高水平的教师忙于科研，不屑于指导学生实习，这些实习的任务往往由年轻教师或辅导员担当，实习效果自然可想而知。再如，高校新闻专业的实验室教学、业务课程教学中，教师只满足于课内教学任务的完成，疏于指导学生在实验室开放、第二课堂中的实践。这和美国新闻院校“希望教师能够非常努力的工作，花很多时间同学生见面交流，阅读而且一行一行地修改他们的作品。教师是否会专心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这才是最重要的”，“新闻学院对教师的要求也很特别，教师每周都要给学生改很多作业，改作业花的时间往往是上课时问的若干倍”的教育理念和教学行为相比有较大的差距。

此外，我国新闻教育的一些好的传统也被丢弃，如教师高校和新闻媒体之间的有序流动等等。导致实践教学的边缘化和非中心化的原因很多，既有体制的客观原因，也要人事人力的主观原因。究其根本原因，这与目前国内普遍流行的以学科建设和科研导向的人事评价制度有直接的关系，教师普遍埋头于科研学术工作，缺乏教学创新的动力和积极性。一所以，无论从何方面看，只要高校现行的唯科研学术是瞻的体制不变革，重视实践教学就永远是侈谈，搭建校园一体化新闻实践平台也只具有形式的意义。

4学术型的师资队伍难以适应人才培养的要求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在急功近利的目标驱动下，各个高校人事选拔制度的门槛普遍提高，非博士者无法进入高校的师资队列中。俨然，高等教育打造的是一支学术型的师资队伍。针对这种现象，新闻教育界早有有识之士对此提出批评：“在我国很多高校中流行的招聘教师必须要有博士学位的‘一刀切’的选拔标准和只以纯学术成果评价教师水平的管理思路，其实并不利于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改革。”。这是因为：学术型教师的辛要精力在“学术文章”上，不愿在教学上面花费时间精力，不愿把很多时间花在一字一句批改学生写作的报道文章上，也不愿把大量时间花在对学生的各种实践活动的指导上；学术型教师没有媒体实践经验，就像没有上过战场的军事教官在指导学员如何打仗一样，这样如何能培养出高质量的新闻工作者，从国际新闻学教育发展趋势看，建立一支由“实务型教师”和“学术型教师”组成的融合编队是符合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的。这种既有学术高度又有专业高度的师资队伍，能够充分满足学生对“学”和“术”等各类知识的需要，能够担当起培养富有深厚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富于崇高职业理想、掌握各种媒体技术能力的新闻工作者的重任。

但是，限于国内高校不具有办学自主权、院系没有人事权、从媒体到高校的人事流动渠道不畅等各种因素，充实部分优秀的“实务型”媒体人士到高校的师资队伍中来还只能是一种设想。即使这些“实务型教师”被聘请进来，如果相关的教师评价机制不发生改变，这些“实务型教师”也会无法立足、会被早早淘汰出局。

总之，只要中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体制性因素不发生根本的变革，新闻教育要想在微观层面上的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改革、突出实践教学等方面有所创新和变革，来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都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和空谈。当然，这些问题在不远的将来或许会有所改变，但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革。

二、现实选择：以改革毕业论文(设计)为突破口

通过以上对新闻学教育微观层面问题的盘点。我们看到新闻学基本教育教学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难以克服的因素，似乎新闻学教育改革进入了死胡同。其实不尽然。从表面上看，新闻学教育的改革遇到的宏观和微观上的种种问题，矛盾处处存在，改革的掣肘和障碍重重。但是，新闻教育改革的现实性选择完全掌握在新闻院校的管理者和广大教师手里。只要我们有勇气面对现实，承认不足，积极创新，完全可以做新闻教育改革的实践者，从局部的微观层面改变新闻教育中存在的硬伤和漏洞。新闻教育改革有不少现实的路径(如教学方法的改革)，其中最先改革的应当是作为高校教学实践重要一环的毕业论文(设计)。

1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长期以来都被视为考察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但是在新闻学等同于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的背景下，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却要以写学术论文的这种方式来结束其职业训练，似乎有些滑稽。毕业论文美其名曰是考察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检验学生大学四年的学习成效。但是这种考察的方式却背离了新闻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一新闻学教育教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不管是应用型人才，还是复合型人才，他们都是新闻工作者。当然，如果一些大学认为其新闻学人才培养目标是学术型人才则另当别论。我们衡量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的标准是什么?显然不会是新闻工作者学术研究的能力和水平，而是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理想、人文精神和职业能力。既然如此，新闻学教育为什么会把毕业论文作为考察学生学习成效的最后一道关口呢?这个悖论却长期存在于新闻教育之中。恐怕这笔账就不能赖在教育体制上面了。我想，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新闻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出了问题。

用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在国际上已经成为新闻教育界常规的做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的《新闻学院课程模板》中就要求新闻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可以用新闻作品替代毕业论文。新闻学作为应用性很强的专业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学术论文符合专业发展的基本逻辑和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新闻学专业毕业的学生走出校门进入媒体，就应该能够胜任媒体的实际工作需要，是一个标准的记者编辑。媒体检验其是否合格，主要看其是否能够担当起各种新闻采写任务，是否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新闻报道的技术手段完成新闻作品。表面上看，这是对学生是否掌握新闻工作所需要的“术”的检验，实质也包括了对学生是否有“学”的检验。一个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新闻作品包含了“学”和“术”两个方面的水准。因此，是否能够采写出合格乃至优秀的新闻作品自然应该成为新闻学专业检验学生的标准尺度。

以往的毕业论文只是考察了学生是否有“学”，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对于新闻学专业的学生而言，这种“学”的水平和素养，不应该通过学术论文得以表现和张扬，而应该通过他所创造的新闻作品来实现和反映。因为新闻记者的终身职责就是通过大量的新闻报道来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大学毕业时的新闻作品就是其人生价值自我实现的起点。一个好的新闻作品往往是“学”和“术”的集合体，它渗透了记者的人生智慧、社会敏感、学养学识。“术”依托“学”而存在，“学”凭借“术”而表现。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毕业论文考察不了学生“学”和“术”结合的水平，只能看到学生掌握的“学”，看不到学生掌握的“术”。更何况，此“学”非彼“学”。学术论文考察的是学术之学，新闻作品考察的是智慧之学、人生之学。就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角色看，其拥有智慧之学、人生之学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其拥有的学术之学。

2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体系

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必然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指标体系。这样才能把握好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评审的客观性、公正性。

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评价体系的核心应该是媒体的而非学院的。也就是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指导教师和评审委员会在考察学生的毕业设计(新间作品)时的标准应该是媒体的标准，而不能是学院的标准。一言以蔽之，就是看被评审的新闻作品是否达到了媒体刊播的标准和要求。这项评价原则不能说太高，也没有超出人才培养方案中对本科学生的能力‘要求。对于新闻学专业来说，人才培养的目标就是要和社会需要、媒体需要实现“零距离”对接，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在校内是准记者，走出校门就是记者。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即将从高校毕业的新闻学专业的大学生的能力和学识都应该也必须达到媒体的要求，即使不是对优秀记者的要求，起码也是对合格记者的要求。因此，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原则不仅包括各种新闻要素，还应当包括政治要素、受众要素、市场要素等。公务员之家

对新闻作品的评价难以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在新闻实践中对同一个新闻作品见仁见智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不同于以往教学过程中教师对作业的评价。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既要从新闻作品的基本规范着手，比如新闻真实性、新闻趣味性、新闻五要素、写作技巧、内容完整等；还要把选题意义、内容深度、新鲜新颖、新闻时效、标题引人瞩目、细节丰富、采访过程等因素作为评价指标。

新闻因媒体的差异分为报纸新闻、电视新闻、广播新闻。对这三种形态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要分别建立各自不同的评价体系。既要考虑不同形态，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在内容、形式、表达等方面的共同之处，还要考虑它们各自的差别。如电视新闻还要把拍摄技巧、画面质量、编辑技巧等作为评价指标。

3指导教师在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制作过程中的作用

可以预见的是，指导教师指导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工作量和责任心要远远大于指导毕业论文的工作量和责任心。比如，指导教师帮助学生确定毕业论文选题要比帮助学生确定毕业设计(新闻作品)选题容易的多。一般指导教师在阅读一遍学生写的论文后，很快就能发现指出论文中存在。的问题；而一般指导教师要反复观看、反复阅读后，才能发现作品的各种细节的失误和表达缺陷。因此，不要简单的认为指导教师指导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要比指导毕业论文简单容易。指导教师在帮助学生完成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过程中，要注意抓好以下几个问题：(1)帮助学生选好报道题材，提炼新闻主题。新闻报道的对象是整个社会，报道内容会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方方面面。学生完全是在象牙塔里完成大学学业的。尽管经历的各种校内外实习和媒体实习，对社会生活有了一定认识，积累了一定的新闻工作经验，但学生对社会的认知、观察社会的角度还是不够成熟。再加上学生本身的工作学习尚未完全融入社会生活，与社会生活总是有一定的距离。如何从社会生活中独立的找到好故事?

新闻教育范文篇4

全民体育教育的必要性

体育教育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体育作为一种具有艺术性、竞争性、激励性的社会文化，具有其他文化所不具备的独特魅力，在受到全世界追捧的同时必然受到大众媒体的青睐，大众媒体对体育新闻的传播力度越大，体育信息的传播量也随之增加。体育教育在我国乃至全世界都在蓬勃发展，各类体育赛事如夏季、冬季奥运会、亚运会、青奥会，以及各单项世锦赛、世界杯、亚锦赛等国际综合和单项性重要体育赛事，在各类媒体的大力宣传下，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可以说媒体的力量功不可没。回顾我国大众体育的传播状况，发展体育教育，预测未来体育事业的发展方向，提高对体育教育的认识、开拓视野，确定体育事业的发展方向，选定发展目标以及采取相应举动，避免在前进道路上走弯路，发展“中国特色”的大众体育，将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长期坚持方向。全民体育教育是走向“体育强国”的必经之路。具有中国特色战略思想的“体育强国”概念最早在1983年原国家体委《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中提出，而正式被重视则在2008年同志《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得以体现，讲话中强调：“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现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体育强国的内涵和本质主要包含两个要素，一是要发展符合时代精神的体育教育理念。这个理念不是单纯的指在体育竞技中的领先，而在于体育教育理念是否具有科学性、可持续发展性，如中国CBA（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和国甲等是将市场经济与体育赛事完美结合的探索；二是全民体育教育发展的质量。纵观世界体育强国，无不具备高质量的体育竞技水平和全民体育素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正式提出由体育大国走向体育强国的奋斗目标，借助大众体育传媒的力量，我国体育教育事业正向科学、健康的方向发展。

大众体育新闻传播现状

体育运动全球化背景下，体育事业的关注度愈发提高。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体育运动全球化交流也逐渐加深，大众体育传媒承担了对外传播中国体育内容和对内增进国际视野的双重任务。由于体育是面向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受众，媒体需具备影响力才能引起国际舆论关注、建立起社会公信力，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从我国对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和世界杯等国际顶尖赛事的转播和内容报导，让国内受众可以更加直接地了解国际体育水平情况，反过来，我国传统体育项目如赛龙舟、武术等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项目也在向外展现其独特魅力，传播了中国特色的体育文化。所以，体育事业关注度的提高促进了体育运动全球化的发展和全民体育教育素质的提高。体育教育事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体育强国也是我国走向世界强国的重要内容，是无数人的中国梦。完善体育新闻信息内容，完善全民体育传播媒体。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新闻内容和大众媒体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大众传媒是大众体育新闻传播的最佳载体，完善大众体育新闻传播媒体，完善体育新闻内容，有利于推动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把体育划分为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和体育产业，相应的体育传播方式则主要以体育新闻栏目、体育赛事直播、体育专题报道以及与体育娱乐节目等组成。此外，我国发展体育教育事业以来，涌现出许多体育新闻媒介，但对受众群体缺乏较为明确的定位，实际受众面单一，在传播时长和内容信息量上远远不及其他新闻节目。模糊的定位和乏善可陈的信息导致较低的关注度，限制了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影响力较弱、传播覆盖面较小，不能有效实现向受众实现传播、引导、教育的作用。大众体育新闻传播存在的不足。虽然我国体育事业取得巨大进步，但在个别方向存在传播的偏差，要实现大众体育传媒更好服务我国体育教育事业，实现体育强国的目标，改进自身不足是现阶段亟需做好的工作。首先是体育人文精神的缺失，人文精神的作用是引导民众利用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情操实现真善美的判断，实现身心发展、提高修养，团结和谐的正确价值导向，而体育媒体正是传播这种精神的最佳载体，有利于体育教育思想健康发展。其次是体育教育目标偏差，过分重视竞技体育，使部分观众远离体育参与。全民体育教育应该具备健身、娱乐、休闲的作用，由于竞技体育对名次、金牌数等有较高的吸引力，导致大众体育教育的内涵偏离正轨。最后是体育教育途径与体育新闻传播失衡，主要体现在过分商业化、娱乐化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过度的商业操作反而会适得其反，扰乱体育赛事的正常秩序，而过度娱乐化则脱离的体育精神的本质，弱化了体育文化价值的传播。只有体育的参与者和传播者都肩负起各自责任，全民体育教育才会健康有序发展。

大众体育新闻传播对全民体育教育的影响

新闻教育范文篇5

[摘要]：

本文旨在分析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现状与前途。作者以李克特量表和访谈为工具，通过专家意见测量，评断新闻传播教育的运行系统在教育界被认同的程度，进而讨论所预设的22个命题的现实意涵，以及变革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可能路径。测量及讨论表明：新闻教育在办学条件、办学思想、教学规程等诸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系统性危机，与此同时，也存在着系统化改进的种种可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困境，其源头是教育管理思想的落伍，其病灶则是学科内部分界的混乱。因此，本文对新闻传播教育的任务多重性作了详细辨析，并就从一级学科到三级学科的分界与功能，设计了与本文全部讨论结果相洽的策略提案。

Abstract:Thisthesisprovidesananalysisonthestatusquoandthefutureofthe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inChina.ByusingLikertscales,interviewsandmeasuringexpertadvice,theauthortriestoevaluatetowhatextenttheoperatingsystemisacceptedbytheeducationsectorandthentodiscussthepracticalsignificanceofthe22givenpropositionsandthepossiblepathofeducationalrenovation.Surveyinganddiscussioncometotheconclusionthatthereisahugesystematiccrisisinthe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containingmaterialconditions,teachingphilosophyandteachingmethods.Meanwhile,somesystematicimprovementisalsopossible.Thedilemmaofeducationrootsintheoutdatedmanagingphilosophyandtheconfusionofinternalboundarieswithinthediscipline.Therefore,thisthesisdetailedlydifferentiatemultifarioustasksofthe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Andconcerningthedivisionandfunctionsoffirst,secondandthirddisciplines,italsoprovidesstrategyandresolutionbasedontheforegoingconclusion.

Keywords: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Education,AdviceSurveying,PathofRenovation

（接上）

五、关于其他议题的讨论

本测量的主题大多针对本科教育现状而设，但众所周知，新闻传播教育的问题和缺陷在硕士教育层面也同样存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流弊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硕士培养是为学术的、还是为实践的？更准确的说，对于这个疑问，新闻传播学教育界要么始终莫衷一是，要么始终有思考而无改革行动。

本研究部分地涉及到研究生培养议题。“可将硕士教育分为业务、学术两个类型”这一建议，其来源是海外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制度。陈婉莹（2006）曾以美国最具地位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如西北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密苏里大学、宾西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南加州大学、柏克莱大学、奥斯丁德克萨斯大学等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师资队伍、课程设置、学生来源、教学评估和研究方向，分析表明，它们在硕士学位的设置上均有专业型和研究型之分；至于科系的设置，则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既有界线分明的专业型学系和研究型学系，又有处于两者之间既重视研究又注重专业能力培养的混合型学系。由此，她建议中国的新闻教育应明确分为研究与专业两种,培养专业硕士与研究硕士的方案也应有区别和联系。

对此，专家们的态度则呈现出较明显的两极分化的现象：共有16位、超过一半的专家表示极为赞同这一举措，态度值为7，同时也有少数专家表示不同意这一举措，甚至罕有地出现有两位专家明确表示“极为不同意”，态度值为1。而从整体上看来，专家们还是持赞同意见的为多，并且赞同者的认同度一般都很高，整体平均值接近6.0。由此看来，“可将硕士教育分为业务、学术两个类型”这一目前仍存争议的改革建议，值得教育界考虑，也值得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此外，作为研究者，我假设了这样一种立场：新闻传播教育界与实务界之间，不仅是互为借鉴、互相合作的，而且应该是互相对话、互相批评的。在态度测量中，对于“教育界仍然应保持对业界的批评立场”这一观点，大多数的专家表示了赞同，整体平均值为5.9，显示出较高的认同度；其中更有14位接近一半的专家表示极为赞同这一观点，态度值为7，没有任何一位专家对此表示反对，表现出教育界仍希望保持作为职业知识分子的一贯的独立与批判的立场。

至于对“学术界应更多发表对社会公共事务意见”这一观点，专家们的认同度则更高，整体平均值高达6.2。其中一半的专家表示极为赞同这一观点，态度值为7，同样也没有任何一位专家对此表示反对。的确，就当下知识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影响力而言，新闻传播学界比之于其他学科还有不少差距，而这一点，显然是与本学科的属性不相称的。

就测量结果来看，新闻传播学者应该积极关注公共事务，彰显学术的公共性，基本上已成为了专家们的普遍共识。

另一个重要的议题是新闻传播学专业导师对研究生的培养模式问题。王全林（2005）曾对西方在中世纪近代大学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做过历时性的考察，并将国外研究生培养模式归纳为四种：1．科研型——学徒式研究生培养模式：学生主要充当的是教授与导师的助教或科研助手，在导师的亲自指导下独立开展研究活动；2．教学科研型——专业式研究生培养模式：既以理论性和基础性的科学研究为目标，也以应用性和功利性去满足宽泛的社会需要为基础和培养目标；3．教学科研生产型——协作式研究生培养模式：造就应用型与开发型研究人才，要求研究生既具有较宽厚的基础理论知识，又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与应用开发能力；4．教学型——教学式研究生培养模式：以实际工作者为培养对象，主要服务于综合的技术和管理岗位。而反观我们当前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却普遍存在着莫衷一是、各行其是的现象。不仅仅在整个新闻传播教育界，甚至在一个新闻院系，模式不清（并非模式多元），已经在事实和效果上凸显了研究生教学管理的散漫和无序。

六、关于学科分界的提案

本研究就议题设置而言，有关新闻传播教育现状与发展方向的22个假设性判断，形成了总体评价、教学资源评价、体系变革、其他相关问题讨论等若干主要路径分析，而它们同时又都指向一个本源性的路径，即“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的内外部分界”问题。这个思考路径至少蕴含着以下三个子命题：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教学体系是否应有明确的分界？应该如何分界？分界所蕴含的学科规划与教育规划是什么？这个被悬置的问题，才是解决大量新闻传播学教育理念争议的钥匙。委员G在谈话中说：“由于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内涵界定不清，所以，作为教育者来说，不管有多智慧也很难解脱新闻传播教育的困境。”

在美国，具有新闻实践经验的新闻学教授与普遍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之间，曾经为争夺新闻传播教育主导权而爆发著名的“绿眼罩”(Green-Eyeshades)与“凯平方”(Chi-Squares)之争。在中国，这类争议虽未掀起过轩然大波，但在学科评估的导向作用下，在学术界西风东渐的日益频繁的影响下，学术化倾向的“凯平方”在新闻传播学教育中的权重正日益增加。特别要提及的是，这种增加不是被动的选择和学科间的攻伐，而是出自教育界的公益心和探索精神。中国的新闻教育界很早就意识到传播学的学理化特征和普适性功用对于传统新闻教学的改革意义，如李良荣等所说：“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不单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新闻学的发展与借鉴大众传播学的要求愈来愈紧迫。”（李良荣、李晓林，1998）这不单单是因为传播学可以“能改变新闻教育无学可教的状况”，（吴廷俊，2002）也是由于新闻人才在新竞争形势下必须跨越狭隘学科视野的压力使然。不过，与此同时，从纯粹的新闻人才培养的视角看，类似李希光（2001）这样的诘问也同样显得同样有力：“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是培养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舆论监督者还是培养象牙塔里的传播理论家?……”

或许我们应该承认以下结论：1、从学科发展角度看，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借鉴是必须的；2、从当前教育市场的需求看，大传播导向的人才培养理念有助于学生求职和服务社会；3、与此同时，新闻学的培养规模必须适当精简、培养体系必须大力改善，以此确保新闻专业教育在市场饱和形势下的生存及未来一代新闻人应有的文化精英地位；[5]4、从教学运作角度看，对传播学和新闻学人才培养实行合中有分，是西方的成功路径。

就后一个结论而言，在中国的许多新闻传播院系，这两个专业的教学系统之间的差别却并不明显，甚至，两个专业的大部分课程、教材、师资都是重叠的，而就业方向也非常趋同。毫无疑问，这种模糊化的学科发展策略，已经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就我看来，这些问题的本质，除了“新闻，还是传播？”的传统争议之外，还有教育界是想要建设“新闻传播系”还是建设“新闻传播学系”的本质困惑（其根源则是国家高等教育管理与评估的导向的模糊）。事实上，这两个争议和差别，已经纠结成为一个两维的路径博弈：

表一、学科与院系教育发展策略的路径博弈

新闻业务主导新闻学研究主导

传播业务主导传播学研究主导

我以为，如果对此别无良策，那么，陈婉莹（2006）对西方新闻传播教育经验的简洁抽象是值得汲取的（尽管作者针对的只是研究生教育）：“传播学和新闻学的研究生教育均有专业型及研究型之分。就专业型而言，传播学研究生教育注重于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及表演能力；新闻学侧重于培养职业新闻记者，其内容包括采访、编辑等等。对于研究型研究生，传播学主要研究沟通及交流方面的问题，研究媒体、组织或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新闻学则主要研究新闻媒体及媒体工作者的问题，以培养传媒批评者与分析者为目的。”

如果要进一步地讨论新闻与传播的教育功能、以及彼此之间的区分，那就必须提及赵心树（2007）的论文《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构成》。我以为，就学科的分界这一议题来看，这是迄今为止最系统的一篇参考文献。作者鉴于目前“新闻学”、“传播学”名称中的歧义与重名给学科研究造成了类似“二名三意”的混乱，阻滞了学科发展，由此通过对概念、教育传统、教学内涵的分析，重新为这两个学科作了正名工作。其中的大多数命题，都颇具说服力和指导性；限于本文的主题，我只就该文中有关学科命名部分的观点作一评述，并着重提出一些修正性的意见，以就正于作者、教育界同行和诸位方家。

图一、赵心树对新闻与传播学科所作的正名

赵心树用一系列独具匠心的图表来表述了他对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分界意见和冠名建议（以下简称“赵提案”），从学科间的理论关系到教育实践的本质内涵方面都有较为充分的理由，元素间的结构功能关系亦详尽周到。但我以为，其间尚有一些疑问：

其一、赵提案在其“图三”中将传播学分为基础传播学和应用传播学，而对新闻学则没有此种类分。这似乎是在暗示新闻学在基础层面上缺少理论研究。固然，狭义的新闻学迄今为止在基础理论上的建构不多（譬如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新闻伦理理论），体系不大，学科发展不充分，但若要说该研究不重要，或取消新闻学在基础层面上的理论研究的地位，恐怕于情于理不合，也不利于学科的生长。更何况从广义的学科交叉来看，类似于新闻史学、新闻修辞学、新闻哲学之类学科建构，事实上是更亲近新闻学而无法直接纳入到传播学范畴的。如此，为何不能有基础理论新闻学的生长空间和命名呢？

其二、赵提案在其“图四”中将“新闻理论”作为四级学科划入“新闻学”，而又统摄于二级学科“应用传播学”，似乎逻辑上尚欠合理：

1、即使新闻学只有应用新闻理论，该“理论”的属性也是人文学科属性，而赵提案将其并列的另外两类理论，分别是“广告理论”、“公关理论”，事实上属于社会科学，而究其职业属性，甚至更接近于商学。新闻理论与它们的相并列未免令人有风马牛之感——尽管论者可以用Communication一词的无所不包的属性来说明它们长得很像、应该属于一家人，但长得很像未必就是亲兄弟，譬如教育学也像是从事Communication的职业，但是没有人把教育学也划为传播学的子学科。而新闻学区分于应用传播学的理由或许有很多条，其中，至少有一条是颠扑不破的：没有哪个应用传播业分支（如广告、公关以及诸如此类的表兄弟）在学统上是如新闻业那样，以超利益的社会公器为自我认同的。往深处说，近现代新闻学教育的最高理想是培养西方所谓“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意义上的文化创造阶层和文化传播阶层，其阶级属性是超越的，[6]而其它应用传播学教育的理想则不是。

2、如前所述，新闻学不是只有应用新闻理论。

其三、赵提案在其“图四”中将一些杂糅的无法归类的子学科归类为“应用传播学”的第四支，与新闻学、广告学、公共关系学并列，此举似亦不妥。看看这第四支里面都有些什么：传播法律，传播伦理，媒介管理，网络传播。其中，法律与伦理学科属性近似，而媒介管理所要求的学科素养就与法律伦理相去甚远了。至于网络传播也忝列其中，则更可争议：

1、从寻常的字面意义上来推断，它的定义模板为“X媒介的传播研究”，如果举例子，相当于“电视传播”，而我们不会把“电视传播”与法律、伦理、管理之类的子学科并列的，不是吗？

2、严格来说，网络传播还不仅仅是“X媒介的传播研究”，不管它被称为CMCStudy，还是NewMediaStudy，它的研究对象的能指和所指都不是什么单一媒介，而是一个媒介平台——按照拙作的定义则可称为“泛媒介”（pan-media）（杜骏飞，2001）。这个媒介平台，显然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单一的学科导向（它甚至包括了新闻、广告、公共关系）；而把它与媒介法律、伦理、管理之类并列也不太实际。因此，赵提案中这个“应用传播学”的第四支是个子学科拼盘，与其他分支相比较，逻辑分类上不够一致，而分类最看重的“类与种差”分隔的严密性。

无疑，新媒体个发展及其衍生的网络新闻、网络传播等学科极为重要。对此，很多专家表达了一致的观点。委员G在谈话中说：“不管如何高度评价互联网对国家的重要性、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委员J说：“某报业集团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们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其原因实际上是比竞争对手更早接触理解、更多重视新媒体的经验和新媒体人才的应用……他们成立了专门的跨媒体研究所来帮助自己进一步发展”。

而按照我的理解，网络传播（或新媒体传播）的学科价值，不主要在于传播的“应用”，而在于对传统意义上的传播理论的革命，把它放入基础传播理论研究固然可行，但考虑到要为其在学科革命意义上留出发展空间，以及其自身强烈的跨学科属性（不仅跨新闻学与传播学内部的各子学科，而且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因此，单独列为一类理论研究似更为积极、也更有学科规划的远见。而就网络新闻而言，情况正相反，其学科价值，不主要在于发展理论，而在于新闻的“应用”。

本此，我不揣鄙陋，陈述以下观点及设想：

1、新闻学的学科内涵偏窄，因此，以它来涵盖传播学，不很恰当；而传播学在学科属性上偏向于社会科学，亦不能从学科理念上指代新闻学。

2、鉴于在狭义的传媒业，作为人文的新闻业务（例如新闻采编）与作为社会科学的传播业务（例如广告），紧密交融、互为支撑；类似地，我们也可以认为从事广义的传播业（例如广告、公共关系）不可能拒绝新闻学的基本规律。因此，把新闻学与传播学包括在一个大学科中还是有充分理由的。

3、无论是在新闻学还是在传播学中，都有着理论（学术）导向与应用（职业）导向之别，由此，不同导向的专业对师资的要求应该是不同的。理论（学术）导向的师资应该强调学术训练的程度、学术研究的深度，而应用（职业）导向的师资应该强调职业技能的熟练度、职业声望的高度。

4、应用新闻学的类型应该按照媒介属性的差别（例如平面媒体、电子媒体、新媒体等）来划分，当然，这不意味着类型之间不可以相互打通；应用传播学的类型应该按照服务领域的差别（例如广告、公共关系、出版、媒介经济管理等）来划分，当然，这不意味着对这些领域技能的学习不可以同时放在别的一级学科（例如商学、艺术学等）。

5、从学理的系统性和成熟度来看，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显然高于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新闻学若要促进学科的生长，的确不能忽视对传播学思想的引进，但这不意味着新闻学只能将传播学作为学统的母本、忽视了对其他学科（例如政治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营养的不断引入，更不意味着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放弃自己的学科成长空间。简言之，作为学科的新闻学，它的不系统不意味着不存在，更不意味着不发展。

6、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都是典型的高开放度学科方向：它们向彼此开放；它们向其他学科开放；更值得一提的也许是——它们向各自的所有应用领域开放（这或许就是任何新闻传播教育不可能放弃理论教学与科研的最重要的理由）。

7、如前述各位专家所说，新媒体因素对于本学科的发展意义极为重大。而新媒体对于新闻学与传播学这两个子学科而言，其教学科研的意义与价值又是不同的。结合对当下学科发展动向和媒体发展趋向的评估，应该在“应用新闻学”中单独设置“网络新闻”或“新媒体新闻”或“融合媒介（泛媒介）新闻”，而在“理论传播学”中单独设置“网络传播理论”或“新媒体传播理论”。

我把以上浅见概括为【表二】，并作为新提案以附赵提案之骥尾。我深信这类讨论，对于有效地厘清新闻传播学教育任务的多重性，对于有效的教学运行、科学的教育资源管理、学术管理的变革，必定是有助益的：

表二：本文对新闻传播学教育任务的多重属性辨析及分界提案

七、结语

纵观本次测量的结果，专家们对目前中国国内的新闻传播教育的现状的评估很不乐观。多位专家甚至建议，要进行一次全国现状调查（这一调查目前已在计划进行之中）。从全国的形势看，愈演愈烈的低水平竞争、教学规模的盲目扩张，必然会导致新闻传播教育领域资源、规划、规范的欠缺，并且进而妨害整个教育行业的发展。如前所述，10多年间，新闻传播类专业点膨胀了10倍有余。与此同时，我们的师资建设、专业建设能力并不可能提升这么多，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这样的情况：很多后发展的学校开设了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等专业，并且按照先发展的学校专业培养模式试图与一流院系一较长短，其结果可想而知。关于解决之道，国家或可根据目前新闻与传播各专业市场竞争力的实际情况，明确不同层次院系的专业设置、教学培养规格和就业目标，力争在本专业领域实现：科学规划，区隔竞争，良性发展。对此，何梓华（2005）曾提出过的建言引人深思：“历史悠久、办学经验丰富、师资力量强的新闻院系，可考虑调整培养目标，转向以培养研究生为主，本科生为辅，为国家多输送高层次、高质量的专业人才。”

从本研究对22个观点的测量结果看来，专家们认同度最高的分别是（从高到低）：“应加强学生专业伦理的教育”、“学术界应更多发表对社会公共事务意见”、“可将硕士教育分为业务、学术两个类型”、“应加大学生实习及实践性教学强度”、“教育界仍然应保持对业界的批评立场”、“实务型师资严重匮乏”、“缺乏与国际新闻传播教学界的交流”等几项，可以说是基本达成了共识。

而在“与国际接轨是教学改革的方向”、“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大多数教材内容缺乏先进性”、“应以‘大传播’为教学改革方向”等问题和假设上，专家们的意见仍存在分歧。

或许，特别重要的是那些尚未有结论、本文尚未展开论述的议题。譬如意识形态的制约问题、教育管理水平的滞后问题、对学科发展水平的科学评估的标准问题、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地位问题、不同层次院系的区隔定位问题、教师的教学伦理问题、研究生招考制度问题……诸如此类[7]。几乎在每一个我们正在谈论和将要谈论的话题的背后，都映现出整个新闻传播教育的系统性的困境与缺陷。我们可以把这个新闻教育的“系统”的结构定义为落后的教育体制和大学管理体制，也可以把它定义为传统的新闻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甚至，是这四者的结合体。

一方面，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困境，其源头是教育管理思想的落伍，另一方面，其病灶在于学科内部分界管理的混乱。本此，本文在第六部分已对新闻传播教育的任务多重性作了一些初步辨析，就目前这个策略提案来看，从一级学科到三级学科的分界与功能，与本文全部讨论的结果是相洽的。

自然，研究者也希望，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研讨，能够从本源上厘清新闻传播学科系统和教育管理系统的层次；但更大的希望则是，教育界应该思考与行动并重，而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坐而论道的姿态上。否则，再过若干年，我们仍然在众说纷纭、原地不动，把困境和负担原封不动地传给后来人。

8年前，俞旭、朱立（2001）曾基于系统论原理为中国大陆新闻教育下过如下总体判断：总的来说，大陆新闻教育在意识形态的制约下，教育体制改革落后，学术理论保守，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陈旧，教育岗位呈“逆向淘汰”，与市场经济的不适应性日益突出。经过多年的等待与努力，这些弊端是否已然改进了呢？看来答案仍不太乐观。追根溯源，新闻传播教育界的问题乃是中国教育管理的共性问题，这种问题的本质是国家的大学管理政策的僵化和异化。专家C在来信中尖锐地指出：“学科建设，应该基本是自然的活动，是自然形成的学术共同体的活动，现在被列入了类似1950年代计划经济的那种模式和思维中。这种计划有多大的意义？学科的经常调整应当是常态，但是很多情况无权调整、无法调整，如此，简直无法侈谈改革。”

今天，我们无疑是处在更为严峻的形势之中。时代的发展对我们提出了更新、更复杂、更锐利的要求，身处转型期中国、生逢网络时代激烈的媒体变革，我们已经感觉到了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教育已面临重大危机的基本共识之下，我们是否能够知耻近勇、发奋图强，化危机为变革，促成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进化？答案或许可以就在我们每个人的意愿之中。

意愿可以提供信念之力，实现重大的变革尚需持久而有形的奋争。固然，一举改变“系统”的特征是不现实的梦想，但是，同样按照系统论的思想，系统也是由元素构成的，元素的变迁同样也导致结构与功能的改变。身为知识分子，我们言说的前提，始终应该是如下的哲学判断：“我们感悟到：当代世界的社会状况类似于物理系统中的非平衡态，新的相对稳定和意外结构有时会突然产生。”（约翰•布里格斯、F.戴维•皮特，2001）本次的测量和讨论的议题，其中有经济学所称的“不可控制因素”[8]和宏大的理念问题，但更多的是在中观和微观上可以操作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不完全取决于抽象的“国家”，而依赖于无数生动可感、可以汇聚力量的“个人”、“单位”和“社团组织”。我想：一点一滴的改进，虽不能变革形势，但足以变革人心；锱铢累积的行动，如若无愧于职责与良知，则必有益于社会和历史。

[注释]

[1]参见下文中相关文献、数据和谈话内容。

[2]本文中，专家在问卷调查中对其观点的书面补充意见，按照统计序号，陈述为“X号专家认为……”的句式，专家的谈话、发言、来信内容，按照其访谈顺序或姓名拼音，陈述为“专家X在谈话（来信）中说……”的句式。

[3]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科间的新闻人才市场竞争，更能反映出新闻教育的危机。有研究表明，2000年以前大约50万新闻从业人员中,只有3万人员来自新闻专业,也就是说,95%的从业人员来自其他专业。参见陈昌凤（2004）。此外，作为印证，委员G在谈话中说：“三年来在X大，新闻本科毕业生只有不到36%进入新闻业；《北京日报》去年招收了36位新记者，只有2人来自新闻院系”。

[4]委员Z2来信指出：“事实上，大量的地方性院校是靠新闻学本科专业赚钱的，一个新闻学专业的本科生一年学费6000元，广播电视编导艺术专业9000元，广告学专业8000元。而一个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一年学费只有3500元，这笔帐，哪个校长、招生处长都会算。”

[5]这里的潜台词是：我们目前的新闻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非精英的，而且是底层的。委员L1在谈话中说：“看看我们培养的学生的待遇、工作处境，他们面有菜色！我们不是在培养无冕之王的记者，我们是在培养廉价的新闻农民工”。

[6]曼海姆（KarlMannheim）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是：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特定的阶级或阶层，它们是"自由飘浮的、非依附性的"（free-floating,unattached）。参见卡尔•曼海姆（1999）。利普塞特(SeymourMartinLipset)认为:“大多数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析性文献都强调了他们那种看来像是与生俱来的批判现状的倾向，而这种批判则是从一种自命高明的，以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理想观念出发的。”参见利普塞特、巴苏：“关于知识分子的类型及其政治角色”，载梁从诫（1989）。

[7]限于篇幅，研究者对这些议题的相关讨论只能另文呈现。

[8]这些不可控制因素当然也包括着上文所说的不当的行政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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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教育范文篇6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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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教育范文篇7

高校教育始终是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无论是家长还是社会都非常重视高校人才的培养。在人才培养的结构中，思想道德建设是所有学术建设的基础和前提。高校新闻传播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要以正确的思维引导人，以先进的理念鼓舞人。高校新闻传播提高针对性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确定新闻传播的受众主体。高校都是思维处于创新阶段的年轻学生，对新事物有自己的独特的看法，同时，高校的学生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在对特殊事件的认同上，容易产生激动的情绪。因此，高校新闻传播的内容，要进行一定的控制和界定。在新闻传播的内容上，学校要进行基本定位和战略部署，使新闻传播的内容符合学校学生的特点和学校发展的目标。基于这一考虑，在高校教育过程中，要想保证新闻传播取得积极效果，就要认真分析高校的受众群体，将受众群体作为重要的参考，实现新闻传播的目的性，使新闻传播能够对高校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此，以高校受众群体为参考，确定合理的新闻传播内容，是保证新闻传播取得积极效果的关键。为此，我们要有全面正确的认识。

二、创新形式，提升新闻传播的功能

我国高校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综合性的校园建设。新闻传播作为高校宣传工作的重点，需要从形式上进行不断创新。创新形式的目的是为了使新闻传播更加符合时代要求，更加贴近学生的具体生活，更加符合新闻传播的要素。创新形式包括创新播出形式、管理模式等内容。例如高校要建立校园新闻网，建立精品栏目，利用多媒体手段建立专题活动，利用手机移动网络，建立专题专栏。同时，在新闻传播的时间上，改变传统的固定时间的播送，变成实时新闻播报。利用校园的基础设施和学生自有的媒体设备进行新媒体传播的实践。创新形式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加强新闻传播的功能，也就是说新闻传播要实现全覆盖效果。高校利用学生组织，进行新闻宣传的组织活动。目前我国高校无论是建设规模还是教育体系，相对于过去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高校规模逐渐扩大，高校的教育体系日益完善，这种形势下要想提升新闻传播的功能，发挥新闻传播的积极作用，就要结合高校的发展形势，积极创新新闻传播形式，满足高校的实际需要，为促进高校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实现新闻传播对高校发展的有力支持。

三、提升新闻传播的交互式发展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新闻传播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传统的新闻传播模式为一点对多点。但是，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传播变为多点对多点。新闻传播已经从受众群体的单纯接受，变为新闻传播的互动式体验。现阶段的高校学生更加注重思想的交流和情感的宣泄，更加喜欢追求自由平等和自我意识的夸大。提倡高校新闻传播的交互式发展，就是本着尊重学生主体的思想，加强新闻传播的正面教育意义。交互式新闻传播可以使学生在开放的环境下进行新闻舆论的体验，在个性化和自主化的环境下，进行交流和讨论。校园的广播站、电视台、报纸要成为主流媒体的引领者，在互联网和移动手机的参与下，由学校宣传部门进行统一的管理。学生在交互式的新闻传播过程中，尊重意见的发表，但是，避免消极思想的扩大。交互式的新闻传播实际上就是形成新闻传播的良性循环。新闻传播的关键要素就是注重与时代的结合。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时代特征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信仰的主题体现。新闻传播的能量和落脚点就是彰显信仰力量。我党信奉马克思主义，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与中国社会的紧密结合。从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新闻传播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在全中国实现伟大复兴和人民群众自己的中国梦过程，走群众路线实现了党对国家的重要承诺。走群众路线，是新时期政策制度返璞归真的表现，走群众路线是在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前凝聚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表现。走群众路线更加需要新闻传媒的力量加以发扬。在高校发展过程中，将时代精神与自身发展结合是保证高校的运行走向正轨的必要手段。结合高校的实际发展形势，新媒体的到来，给新闻传播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促进和新的机遇。在这种形势下，新闻传播要想发挥其促进作用，形成对高校发展的有力推动，就要积极提高新闻传播的交互式发展，并改变新闻传播的发展思路，满足新闻传播需要，为新闻传播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保证新闻传播质量。

四、把握高校环境与社会热点的衔接

从某种意义上说，高校的环境也是一个社会现实的浓缩。高校新闻传播要想做到有明确的针对性，就要与社会热点紧密结合。注重社会热点事件的关注。例如国家重要事件的专题性报道和分析，努力把社会焦点和国家重要事件联系起来，开展有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准确把握切入点，提高新闻的传播力。对于社会热点问题，高校宣传部门要注意与高校本身的结合。例如建国周年性纪念，要做好高校与祖国的同步发展思想教育工作。国际环境的焦点事件，高校要鼓励学生参与国家的伟大复兴实践和保卫祖国的理念教育。从新闻传播的作用来看，新闻传播要选择合适的内容，对新闻受众进行全面的影响。在这一趋势下，新闻传播只有把握高校环境，并实现与社会热点的衔接，才能保证新闻传播的整体质量满足实际需要。基于这一认识，新闻传播必须认清自身职责，并有效把握新闻传播原则，保证新闻传播能够成为促进高校发展的有力手段。

五、创造精品，创设新闻传播的核心思想

每一所高校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历史。在办学宗旨和校风形成上，都要经历一个又一个艰难的转折和变化。在新闻传播上，高校要注重创造新闻精品，在新闻传播中创设学校发展的核心思想。这样就会在思想和行动上，把教师和学生的思想统一起来，形成共同建设学校的思想理念。新闻传播的主旨就是扩大社会主义的先进思想，而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能够从根本上实现核心发展动力的集中，能够体现高等教育的真实含义。基于新闻传播的广泛性，新闻传播能够成为促进高校发展和提高高校发展水平的重要手段。在高校的实际发展中，我们既要认识到新闻传播的现实作用，还要树立创造精品，创设新闻传播核心思想的理念，保证新闻传播为高校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六、结语

新闻教育范文篇8

关键词: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教育规律;业界变化;社会需求

传媒业的变革引发了学术界对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广泛思考，从全国性专题学术会议、教育研究论文到各新闻院系频频相互调研，营造了一种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到了非改不可的舆论氛围。然而，对于改革的思考和探讨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必要性的呼吁层面，至于转入实践操作层面却未见大的动作，较为常见的举措是增加了几门技术类课程却相应减少了一些人文类平台课程。2018年10月，教育部、提出的《关于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1］指出，要经过5年努力，形成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全媒化复合型专家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体系。以此审视当前的改革思路，我们必须厘清如下基本问题: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必须遵循怎样的逻辑?“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全媒化复合型专家型新闻传播人才”如何解读?

一、技术驱动与情绪焦虑: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偏向

“技术是整个文化结构的动因和塑造力量。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诞生。”［2］从纸莎草到印刷术再到电子传播，纵观历史，媒介技术的进步始终推动着新闻传播的发展进程。进入互联网时代，VR技术、AR技术、MR技术、CR技术、无人机技术、数据挖掘技术、数据可视化技术等新概念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这些新技术改变了新闻传播的技术手段，也改变了传播媒介的结构，“传播实践的主流媒介，或者叫作带头性媒介，已经历史性地开始由过去的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转移到了互联网。”［3］媒介结构的变化在政治、市场、文化等方面引起了一系列反应:在政治层面，带头性媒介的迁移使传播权力转移，国家在意识形态、舆论调控上遭遇挑战;在市场层面，传统媒体经营惨淡，难以为继，新媒体则安营扎寨，步步高歌，传媒市场不断改制重组;在文化层面，新媒体将新闻生产个人化，公众变成了用户，新闻价值、受众偏好等也大幅改变。新技术驱动着新闻传播改革的步伐，加剧了新闻传播学者的焦虑。2012年，美国关注新闻业未来的六大基金会“致全美大学校长的公开信”，敦促美国大学校长们加快推进各校新闻传播学院的教学改革，要求这些学院“再造”自己。［4］目前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密苏里大学等美国多家新闻院系已加速推进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在国内，为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提供理论引导和支撑的研究论文近年来明显增多，如表1所示，截至2018年8月，近五年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大学》四大专业权威期刊上涉及新闻传播教育的文章每年均保持在14篇以上，而刊载于其他核心期刊上以新闻传播教育改革为主题的论文则更多。这些论文虽然结论不尽相同，但研究的基点都是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对新闻传播教育带来了冲击和挑战。在具体改革路径上，尽管多数研究都提到既要加强人文功底培养，又要注重技术训练，但在如何平衡二者关系上却有不同侧重:一种较侧重“技术”，认为新闻教育应加强技术能力训练，增设技术课程，而对史论课程则要适度缩减。如认为懂技术是学新闻的人进行团队合作与新闻创新的基础，忽视技术的培养可能会妨碍创新［5］。也有人提出，适当削减纯理论或较传统课程学时，增加符合市场需要的课程学时［6］，或提出侧重业务实践模块、交叉前沿理论模块和方法数据模块，适当降低新闻传播史模块比重［7］。也有人指出，在智媒时代要积极增设新方法、新技术课程，课程设置上应以新技术和新方法为纲领，以增强学生技能为宗旨［8］。部分高校在实施新闻教育改革时已削减了一些专业史论课程，增设了新媒体技术及应用实务类课程［9］。另一种较侧重“人文”，认为应在技术冲击下强化新闻价值和新闻伦理培养，注重内容整合调适。如陈昌凤认为，以媒介伦理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仍未过时，新闻价值观的教育仍应是当下新闻教育中坚持的重点［10］。蔡雯则指出，新闻传媒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根本属性不应弱化而要继续坚守［11］。这类文章在数量上虽然不断增多，但就如何调整改革则多为泛泛而谈，内容和深度上都有诸多欠缺。与此同时，有关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研讨会不断增多，经粗略统计，从2014年至2017年，由各类教育组织或高等院校举办的以新闻传播教育改革为主题的全国性研讨会就达42次以上①，而议题中涉及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论坛会议就更多。这些研讨会大多冠以“新媒体环境”“媒介融合”“数字媒体时代”“智媒时代”等名称，讨论的议题都离不开新传播技术对传播生态的冲击和挑战，进而提出基于新技术变革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等观点。这些研讨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会议既有综合性的，也有分专业的，而且几乎每一个专业都举办了此类研讨会。频频举办的专业改革研讨会营造了一种技术驱动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紧迫性氛围，一些会议已传递出专业教师普遍陷入情绪焦虑的信号，似乎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就要将教师们抛弃。各新闻院校之间密集性的相互调研进一步增强了这种氛围。近年来，全国各院校新闻传播专业兴起了一股相互调研的风气，不仅是排名靠前的几所专业院校频频接受不同层次的新闻传播院校前来调研，而且这些引领学科发展方向的院校相互之间也不断走访调查，意在摸清其他院校如何应对技术变革而进行教育改革。有的学校院领导班子整体外出密集调研，有的学校则由院系领导带领普通教师兵分多路同时奔赴各地调查。这些密集性的调研行动全面调动了教师们对于新闻传播教育改革认识的主动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教师们对技术冲击的焦虑。此外，各院校内部也已陆续着手实施新闻传播教育改革，许多新闻院系启动了课程体系、课程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的变革。从各新闻院校的教育改革研讨和实践传递的信息来看，增加传媒技术类课程成为此轮教育改革的普遍选择。如图1所示，武汉大学周茂君教授团队对59所新闻传播院校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调查后发现，82.42%的院系在近年增加了新媒体技术类课程，变化幅度远超其他课程。［12］由于当前各校普遍减少本科生课程和学分，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因而，在技术类课程大幅增加的同时，文史哲类理论课程便相应地减少。从研究性论文、学术研讨会到相互调研、课程体系调整，都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新闻传播教育要紧随新闻传播实践尤其是传媒技术更新的步伐，将最新的传媒技术植入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体系之中。然而，“增设了几门技术类课程”是否就是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全部?改革如何设计和推进?目前的研讨大多停留在必要性层面，尚未达至方法论层面，特别是在“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上一直未能形成清晰的认识。

二、遵循与超越: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必须遵从的逻辑

从宏观上讲，新技术改变了媒介结构和媒介形态;从微观上说，新技术改变了信息内容的生产和传播流程。正是基于这种巨大的变动，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提上了日程。然而，具体到改革方案如何设计，并非紧随传媒实践的变动而增加几门新技术类课程那么简单，它反映的是“培养什么样的人”，即人才定位以及怎样才能达到目标的系列逻辑。按照教育部提出的“形成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全媒化复合型专家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体系”要求，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理应遵循教育的规律、业界的变化和社会的需求，三者缺一不可。其中，“人才成长规律”即是教育的规律，“新闻传播规律”和“全媒化复合型专家型”既是业界实践的逻辑，也是社会的需求。(一)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必须遵循教育的规律。为跟上传媒实践的变化，许多院校已开始设计和制订“全媒体”或“融媒体”人才培养方案。它们一方面根据媒介融合的实践增设了新媒体技术、数据挖掘、数据新闻等技术课程，或是在已有课程中加入无人机采访、H5制作、VR报道、微博新闻写作等实践环节;另一方面还对实验课程进行重新整合设计，建设了融媒体实验中心，其实验课程就是按照融媒体新闻生产流程打造的。这些举措已被一些新闻院校津津乐道，在接待兄弟院校调研时频频推介，调动了其他学校的效仿热情。与此同时，也有许多院校尚未明确改革思路，课程改革的方案未能及时推出，陷入技术崇拜下的焦虑和恐慌之中。与增设传媒技术类课程相关联，一些学校还减少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人文社科类课程，这是减少学时学分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空间背景下的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实际上反映出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理念。在一些新闻传播教育者看来，新闻传播学是文科中的工科，偏重实践性，注重技能性，因而把技能培养放在首要位置。当课程总量控制成为必选条件时，增加技术类课程减少人文社科基础课程似乎就显得顺理成章。然而，当无人机采访、机器人写作、数据可视化呈现、VR新闻报道、“中央厨房”等都还只是传媒实践中刚刚出现的一种尝试时，急于将其纳入课程体系，压缩人文社科基础课程显然有悖于教学规律和人才培养的规律。就教学规律而言，显然不能以教育的稳定性为借口，无视已引发传播生态变化的传播技术，正视传播技术并进行相应改革才属正常。但教学并不意味着对传播新技术“来者不拒”，而是要对传授内容进行一定程度的“挑选”，选取那些经过广泛的、长期的实践反复证明的理论和实践知识。教育对实践亦步亦趋的跟随不仅会破坏传授知识的稳定性，而且知识的科学性也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而从人才培养的规律来讲，大学教育必须构建完整的人文社科知识结构，加强思维方法的培养和训练，无论什么专业人才的培养，都必须遵循这一规律，都没有理由强调自身的特殊性而舍本逐末。进一步来说，新闻传播教育虽与传媒实践紧密相连，但这种特殊性并不意味着它能脱离教育的普遍逻辑，无论是教学环节设计还是人才培养，新闻传播教育改革都必须遵循教育的规律，处理好自身与传媒实践的关系。传媒实践高度活跃，变动频繁，其在发展中会产生或真实或虚假的案例经验，也包含着或正确或错误的观念方法，复杂多变的特性注定传媒实践充满了不确定性因素。与此相反，以人才培养为目标的新闻传播教育则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其内容设计必须是经过实践检验且具有高度合理性的知识。传媒实践要被反映并体现到新闻传播教育中，就必须经过事实检验、时间汰洗、总结提炼等过程，才能将成熟、合理的实践经验与成果教训融入教育理念与课程方案，因此新闻传播教育对传媒实践的反映往往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和滞后性。若“零时差”地紧随传媒实践，跟风冒进似的推行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就可能被传媒实践误导，偏离教育目标。若改革紧跟传媒实践狂飙突进，则无法形成清晰明确的教育目标，破坏新闻传播教育的逻辑自洽和连续性，不利于教学内容的构建和维持，新闻传播的教学方法可能尚来不及总结便又急剧变动，实践经验的提高和传承也就成了问题。当前传媒市场的急剧变动，正是传媒实践发展尚不成熟的真实反映。如此，新闻传播教育在改革时就应有序推进而非追赶时髦，否则可能使自身陷入匆忙应对技术变动的疲惫之中，而技术的快速更新又会使先前的技能培训陷入时过境迁的尴尬。比如，关于中央厨房的提法和做法，看起来是个新颖的概念，但在传媒业界都未得到广泛认同，却被一些学校搬进了课程内容，实验室建设和实验课程流程设计都依此进行，这种急于与实践对接的做法很可能会步入频繁调整的轨道。总之，新闻传播教育必须与传媒实践保持适度距离，这是新闻传播教育的规律，也是人才培养的规律。(二)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理应反映业界的变化。尽管我们强调新闻传播教育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与传媒实践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新闻传播学具有鲜明的职业指向，它要求新闻传播教育必须深入研究业界的变化规律，让新闻传播教育跟上时代的步伐。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传媒实践的变化和需求，如何跟上和反映业界的变化。实践的变化如果已经稳定，可以从广泛的实践经验中生产出能够进行传授的知识，理应及时进入大学教育的课程体系或讲授内容。比如，过去传统的新闻传播类专业设置是按照媒介形态划分的，新闻学专业对应报纸，广播电视学专业对应广播和电视，传播学专业对应网络新媒体，但传媒实践早已打破了媒介形态的界限，互融互通已成定局，报纸和广播均制作视频、所有媒介都向互联网和移动媒介融合已成常态，再沿袭过去的专业设置显然会严重脱离传媒实践的变化和发展。然而，尽管这种呼吁已持续多年，顶层设计者未见行动，各新闻传播院校也不敢轻易调整。同样，媒介技术变革带来媒介使用方式的变革，必然要求传播者全面及时地掌握新的技术，以便很好适应媒介用户的信息接受特征，创新新闻信息传播方式，固守传统就是抱残守缺，终究会被抛弃。业界的技术更新处于怎样的状况，同样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各专业以文科为主，对技术使用和更新从陌生到崇拜的心理使许多新闻传播教育者成了“技术决定论”的拥趸。每一次技术的变化都令教育者感到兴奋、紧张甚至焦虑，生怕被技术所抛弃。然而，这些技术的使用是否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新闻内容生产方式，如采访、写作等环节对新技术手段的使用有无广泛的适用性，都是必须深入考察的。表面看起来，传统媒体的衰落是受到了新技术的冲击，但真正的挑战却并不在于技术。香港城市大学李喜根教授认为，根据技术发展周期以及新技术给媒体产品带来的更新与变化，可以“总结出新兴媒体具有这样一种特性:日趋缩小的技术优势差异。这个特性指的是技术的发展本身是有周期与节律的。技术的发展会给新一代媒体产品带来一定优势，但是随着技术发展周期的展开并走向终结，产品创新势头会逐渐弱化，技术给新的媒体产品带来的优势日趋缩小，新一代媒体与现有媒体间的优势差异趋于消失。”“新媒体发展带来的变化，可能没有媒体快速变动带来的轰然响声那么大，媒体新应用，因为都是建立在已有技术平台上，或者在已经为使用者采用的装置上发展起来的，采用这样的新应用其实没有很大挑战性。所以我们面临的新媒体发展态势，虽然看起来很急迫，不断催人更新知识与技能，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的话，其实新媒体发展态势并没有那么急迫，使用新兴媒体所需要的技能也未必完全陌生。”［13］实际上，面对新媒体产品加快更新的频率，大众的兴奋期会越来越短，因为更受关注的还是内容有多大的实质性改变，非技术因素的考察才是大众持续关注的焦点。传媒业界真正的困境是如何适应传播理念的变化和回归，加大内容适应型人才的培养。新媒体之所以能够战胜传统媒体，最主要的缘由就是将新闻作品变成了新闻产品，满足了用户偏好，而业界最难把握、也最难实现的正是如何从用户角度出发，让传播内容与用户需求相匹配。说到底，这不是技术带来的传播理念的更新，而是一种更自觉的价值回归，因为新闻传播的价值就是找准并提供受众(用户)需要的信息产品。尽管随着新传播技术的发展，新闻生产者能够对每一条新闻的点击次数、停留时长、评论内容等数据进行抓取和统计，由此更精准地判断和把握受众兴趣(需求)，但业界并非要求每一位新闻生产者都掌握数据抓取技术，而是要求他们必须树立受众意识或用户思维，使内容生产满足用户需求。特别是当新技术更新趋缓、新媒体更加智能化、简单化时，用户对新媒体技术形态的关注和热情便会降低，而那些能够基于互联网思维，从用户角度开展内容生产的媒体内容将广受欢迎。有研究者调查发现，业界认为新闻传播硕士最需要的核心技能是学习能力和创新意识能力，因为这些技能可以提出有社会意义的真问题。业界还反馈，新闻传播硕士需要有数据方法素养但无须精通，他们的职责主要是向专业数据分析师提要求、提问题。［7］这表明，技术培养固然重要，但懂用户思维、懂新媒体逻辑的内容适应型人才才是业界急需。因而，新闻传播教育改革需要将重心转向培养内容适应型人才，才能使新闻传播教育与业界变化相契合。(三)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应当适应社会的需求。VR新闻、无人机报道等新媒体技术丰富了信息形态，扩展了公众的视域，新闻报道变得更加“好看”。然而，形式的“好看”可能赢得一时好评，但如同人们对其他产品的评价更在于其功能的实现一样，大众对于新闻信息产品的评价更在于其内容是否全面呈现了社会状貌、是否发挥了媒体的功能。大众对媒体报道状况的整体评价反映了社会对于新闻传播的需求，进而也反映出社会对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需求。尽管新技术的使用为大众打开了观察事实的视野，接受和理解新闻更便捷，但新技术并未改变大众对于新闻报道的整体评价。一方面，新技术在内容呈现上受限于特定题材，在日常报道中并不常用，且多数报道往往在技术表现上炫丽在内容上却乏善可陈。比如无人机的使用本应让新闻现场的全景呈现成为常态，但实际上却多用于灾难现场的空中俯瞰，诸如人群冲突之类的新闻现场则很少通过无人机进行呈现，而大众想借助新技术获取到更为丰富、立体的新闻视角更是寥寥，VR新闻报道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新技术让新闻呈现变得更活泼、时尚，但华丽的外表只能呈一时光鲜，短暂的愉悦之后，内容才是能否吸引大众的决定因素。当下，职业传媒人在技术崇拜下心神不宁，时而追求形式手法的丰富多变而忽视对内容的精细打磨，屡屡表现出失真、失准的业余水准，“反转”新闻、“烂尾”新闻不断;时而流于绚烂的可视数据而缺乏深刻的价值内涵，新闻承担社会现实的“证词”功能呈现不足，大众对媒体报道的深度诉求也被有意无意的忽视，从而加剧了大众对新闻报道的总体差评。社会对媒体的评价主要是基于对其职能是否履行的考量。报道新闻、监测社会环境、全面客观地呈现社会是媒体的第一职责，面对技术带来的传播环境和阅听习惯的变化，媒体必须及时调整思路，直面社会问题，深入剖析，为大众理性认知现实提供“具有代表性的新闻切片”［14］。如今，每当冲突性社会事件被迅速披露，大众常常坐等新闻“反转”，每当公共性社会问题暴露，大众则强烈呼唤揭示深层社会矛盾的调查报道出现，这些现象既反映了大众对于媒体报道专业化缺失的不满，又映射出其对新闻记者职业精神的期待。这些不满和期待不是体现在技术和手段上不够丰富、新颖和引人入胜，而是集中于内容呈现的真实性、全面性、深刻性等方面存在不足，不能全面准确地呈现社会面貌。当大众对媒体的职能产生怀疑时，报道手段的更新只会被视为雕虫小技，因不信任而远离的趋势就不可避免。社会对媒体和新闻报道的评价为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新闻传播教育既要培养能够运用传统和现代的技术手段讲故事的人，更要培养有认识和判断能力、有职业精神、会寻找和挖掘有传播价值的故事的人。新闻传播手段常新，而新闻传播理念不变。新闻传播教育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培养具备认识社会的方法和能力、具备社会问题的发现和表达能力的人、培养具有新闻职业精神的人。随着媒介化社会的到来，新闻传播的影响越来越广泛深入，加之社会转型带来的问题和矛盾越来越复杂，因而社会对于新闻报道者的专业化要求会越来越高，相应地就有一些学校通过新闻+经济、新闻+法律、新闻+公管等方式培养“专家型”新闻传播人才。这些举措所传递的教育理念是永恒的，都是培养全面深刻地认识和反映社会的新闻传播者，这才是新闻传播教育的核心基础，也是改革的基点。为此，除加强信息技术培养与课程实践训练外，新闻传播教育更要围绕新闻媒体如何发挥监测环境、守望社会等功能开展教学，在新闻教育中倡导学生关注社会的痛点和冰点，才能不断适应社会的需求。

三、固本与求变: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着力点

新闻教育范文篇9

[摘要]：

本文旨在分析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现状与前途。作者以李克特量表和访谈为工具，通过专家意见测量，评断新闻传播教育的运行系统在教育界被认同的程度，进而讨论所预设的22个命题的现实意涵，以及变革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可能路径。测量及讨论表明：新闻教育在办学条件、办学思想、教学规程等诸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系统性危机，与此同时，也存在着系统化改进的种种可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困境，其源头是教育管理思想的落伍，其病灶则是学科内部分界的混乱。因此，本文对新闻传播教育的任务多重性作了详细辨析，并就从一级学科到三级学科的分界与功能，设计了与本文全部讨论结果相洽的策略提案。

从传统上看，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事业与新闻教育的关系，远比一般的行业与其专业教育的关系更为紧密。而新闻业（也包括部分更为广义的传播业），究其社会公器的本质而言，也确乎关乎意识形态领域的进步以及公共领域的建设。因此，与其说新闻传播教育是在培养某种专业人才，不如说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在上层建筑和社会建设这两个层面上都承担着重要的历史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筚路蓝缕，为近30年的中国新闻业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人才，其成绩有目共睹。但是，危机也早已隐现：1、专业适用性方面，即使是著名新闻院系的毕业生，近年来对口分配的比例也直线下降；2、市场评价方面，颇多用人单位对新闻院系培养的人才的实用性提出质疑；3、教学对象评价方面，时闻来自学生阶层的批评意见，反映师资、教材、教学体系的不足。[1]

1998—2000年，俞旭、朱立曾对我国大陆50所新闻传播院系的负责人和资深教授做过一个调查，这些调查对象对大陆新闻教育状况的看法为：（1）对新闻传播教育不满意的占76.67%；（2）认为师资短缺的占63.33%；（3）认为需要提高师资素质的占53.33%；（4）认为教学与实践脱节的占40.00%；（5）认为教学方法滞后的占50.00%。（俞旭、朱立，2001）

对这种现状的一种常见的解释是：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多年来持续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时期，新闻传播类专业已经开始在一些理工类、师范类、财经类、政法类、农业类、体育类院校遍地开花，在一些地级城市院校，新闻传播类专业也纷纷涌现。数据表明：1994年，中国大陆的新闻学类专业点共有66个，分布在29个省市自治区。到1998年，新闻教学单位发展到88个，其中有15个硕士点，两个博士点和一个博士后流动站，在校学生达近万名之多。至1999年，大陆新闻教育专业点达140多个，博士点亦增加到4个。至2006年，全国已有460多所各类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点661个。（方汉奇、张之华，1999；刘卫东，2000、1999；周凯、张琦，2007）换言之，10多年间，新闻传播类专业点膨胀了10倍。不少学校在既无师资又无教学条件的情况下，匆忙上马建设新闻院系。过度饱和的竞争，以及市场秩序的紊乱，甚至连累了一些原本颇有市场的专业学科——例如，在江苏省，一度颇为景气的广告专业，其首次就业率已下滑至50%以下，几乎沦为所有高校专业最低就业率榜单的最低位。（江苏省教育厅，2008）

但是，除了一般性地批评新闻院系建设的“过热”反应和“泡沫”现象，我们还应该就本教育领域的深层次问题——体制性、策略性、技术性议题作更多的思考，并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现状的评估，探索变革图强之道。

一、研究的设计

教育界讨论新闻教育改革有年，林林总总的观点和意见在期刊上屡见不鲜，唯一鲜见的是对这些观点和意见的认定与落实。探究众语喧哗而少实际效用的原因：一是教育管理职能部门缺少创新能力和思想解放之风；二是在新闻传播学教育界，缺乏支持认同与反驳的组织沟通机制，以至于不能形成足够的意见压力；三是就操作而言，缺少有说服力的、可操作化的、而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样板与教学模式。

本研究意在促进群体认同的形成，因此，所设计的研究路径为：将现有的观点、争议、建议，在一个专家群体中实施“背靠背”的讨论，从中观察观点的差异分布，再将这些差异引入到“面对面”的讨论，之后再将讨论策略化。2008年8月，2006-2010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武汉召开，包括大部分教指委委员以及一些相关的教育专家出席了会议，其主题意在探讨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未来发展之路。利用此次会议的举行，并受教指委主任委员李良荣教授的委托，研究者对出席会议的30位委员（分布于23所大学的新闻院系）作了有关“新闻传播教育形势评估及改革意见”的态度测量。

测量问卷的题干为研究者有关新闻传播教育现状与发展方向的22个假设性判断。这些判断的来源包括：对既往的关于新闻传播教育研究的相关论文的观点检索与归纳；所记录的在新闻教育界同行间讨论（包括教指委会议间）中的观点倾向；在研究生课堂上讨论新闻教育时得到的启发；我本人作为参与者对该教学领域的长期（1987-2008）观察与思考所得。以下是这22个假设判断的一个清单，大致覆盖了狭义的“新闻教育”及广义的“新闻传播学教育”的一些重要领域，并涉及到了前面所述的体制性、策略性、技术性等多类议题：

1、新闻传播教育处于危机状态；

2、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不能适应市场需求；

3、应加大新闻实务训练内容的比重；

4、应以“大传播”为教学改革方向；

5、新媒体及媒介融合是传媒业发展方向；

6、与国际接轨是教学改革的方向；

7、实务型师资严重匮乏；

8、教师的学养与理论水平不足；

9、目前的课程设置有体系性或体制性缺陷；

10、大多数教材内容缺乏先进性；

11、教学经费与教学条件大多严重不足；

12、缺乏成功的新闻传播教学模式；

13、缺乏教学领域内的经验交流与推广；

14、缺乏教学界与业界的交流；

15、缺乏与国际新闻传播教学界的交流；

16、应加宽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学内容；

17、应加大学生实习及实践性教学强度；

18、可考虑以毕业设计取代本科毕业论文；

19、可将硕士教育分为业务、学术两个类型；

20、应加强学生专业伦理的教育；

21、教育界仍然应保持对业界的批评立场；

22、学术界应更多发表对社会公共事务意见。

在测量时，研究者请30位专家基于“对国内新闻传播学高教界的一般观察”作总体判断，而不是仅仅根据本单位的境况下结论。之所以可以这样要求，主要是因为这个调查对象群体大多为熟悉新闻教育界的资深人士，并且由于担任教指委委员之故，经常接触相关的材料、听闻相关的讨论。他们的观点基本上可以代表“教指委委员”这个群体的意见，也可以探索性地反映出新闻教育界的观点差异。

对这些意见倾向的调查，运用了改进的李克特七级量表（测量值1—7：1为极为不赞同，2为很不赞同，3为较不赞同，4为中立，5为较为赞同，6为很赞同，7为极为赞同）作为工具，要求测量对象在不受打扰、自行选择匿名与否的条件下圈定对应的态度测量值；而统计者则以均数和“极值”的分布来衡量、阐释与会的30位专家的态度。改进的测量不是根据受测者的各个项目的分数计算代数和，或计算个人态度总得分，而是在每一测量项目中依据得分与中位值的偏离程度将受测者划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进一步的，研究者选出若干条在高分组和低分组之间有较大区分能力的项目作为讨论的重点，选择那些在高分组平均得分较高并且在低分组平均得分较低的项目，以分析“极值”所可能展现、流露或暗示的观点。

问卷并附有空格以征求专家们对自己的态度的说明及相关的开放性意见，这些意见亦作为讨论及访谈内容被本文匿名引用。当其文字说明语焉不详，或从读者角度感到有必要追问其判断时，研究者通过电话与相关专家作了进一步的访谈。

研究者在写作初稿后，将研究报告寄给所有的教指委委员——也包括因缺席而未接受量表测量的专家，并请他们以匿名或实名的方式自愿补充观点，这些观点及部分委员的谈话、发言内容也被加入到了本文的访谈引文之中。[2]

以下，是对本次测量结果的基本报告，以及对所有讨论内容的简要分析：

二、总体评价

近年间，由于国家在新闻出版领域贯彻“控制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增进效益”的方针，因此，新闻媒体对新闻人才的需求始终是有限的。中国新闻媒体目前的数量大体上控制在：报纸约2200多种；期刊杂志8000多种；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各约1000台。与此同时，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的一项调查显示，新闻类的专科毕业生不再需要，对能从事一般记者、编辑工作的本科毕业生，需求量也已接近饱和；而且，为了进一步提高报道的质量，一些媒体在招聘人才方面不再局限于招收新闻学类专业的毕业生。而反观新闻传播教育界，在人才培养的的策略因应方面却一直泛善可陈，正如何梓华（2005）所言：“新闻媒体需要的，高校供不上；新闻媒体不怎么需要，高校却在大量培养。”无疑，需求的有限性、（学科间[3]与学校间）外部市场竞争的激烈性、专业教学体系的滞后性，是新闻传播教育危机的主要来源。

I、危机及其表现

本次测量显示，对于“新闻传播教育处于危机状态”的假设，教育专家们的总体态度倾向是比较赞同的，平均值为5.6；其中更有三分之一的专家对此表示极为赞同，选择了7这一表示强烈认同的态度值，只有一位专家选择了3，表示倾向于不赞同。我们可以推测的是，新闻传播教育面临危机，这可能是整个新闻传播学界的基本感受。

相对而言，对于“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不能适应市场需求”这一问题，专家们的态度则较为多元，整体平均值为4.8，表示较倾向于赞同。超过三分之一的专家的态度值为5，而选择6这一表示很同意的专家人数也有8人，接近三分之一，更有两位专家对此表示极为赞同，选择了7这一表示强烈认同的态度值。其中5号专家更明确指出，这种不适应的表征之一便是，在当下的学术界和教育界里，缺乏懂媒介经营管理的人才；但值得注意的是，专家中仍存在较明显的分歧：对于这一问题，多达6位的专家的态度值为3，倾向于不赞同这一观点，更有一位专家选择了2，表示很不赞同。

委员Z1在谈话中说：“新闻教育危机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大家有共识。人大院庆，代表们却不约而同的谈新闻教育危机……名校的境况可能稍好些，更大的危机存在于无数地方院校的新闻学院。即使是这样，不少学校每年都还在变着花样搞扩招。”

II、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对于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趋势，专家们也有不同的见解：

在包括“应加大新闻实务训练内容的比重”、“应以‘大传播’为教学改革方向”、“新媒体及媒介融合是传媒业发展方向”、“与国际接轨是教学改革的方向”在内的诸多有关新闻传播发展的方向判断上，认同度最高的是“新媒体及媒介融合是传媒业发展方向”，平均值约为5.7，显示出较高的认同度。其中接近三分之一的专家表示极为赞同这一观点，没有任何专家表示出反对倾向。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和一些藩篱的打破，电视、网络、移动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类新闻媒体将融合在一起，这一趋势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和认同。值得注意的是，5号专家在赞同这一观点的基础上（态度值为6，很赞同），也同时指出，这种发展应当与“传统媒体的发展并存”，不可偏废；而11号专家对此表示“看不清楚”，表达出部分专家对这一问题的谨慎态度。

认同度次高的是“应加大新闻实务训练内容的比重”，均值超过5.4，即总体上较倾向于认同这一观点。其中更有多达6位的新闻传播教育专家的态度值为7，表示极为认同。可见，在加强新闻实务训练这一问题上，颇多专家可以达成共识，认为当下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实务训练不足。

传播学发展到今天，出现了所谓“大传播”的概念。“大传播”是指有人类参与的所有信息传递和交流活动；在社会文化的宏大背景下，将新闻传播教育纳入大众传播和整个社会信息与情报传播应用的宏大范围，即所谓的“大传播教育”。而对于是否“应以‘大传播’为教学改革方向”，专家们的态度则出现了较大分化，其中更有两位专家直接提出，对何为“大传播”不甚明了，显示出“大传播”这一观念在新闻传播教育界内仍未被普遍认知。在总体平均值为4.9表示较倾向于认同“大传播”观念的前提之下，有8位（接近三分之一）的教育专家的态度值为7，表示强烈认同这一教学改革方向；与此同时，也有4位专家明确表示极为不认同“大传播”的观念，态度值为1。专家们对于“大传播”观念的争议，值得我们对此作进一步的讨论。

而对于是否应当把“与国际接轨”作为教学改革的方向，专家们的态度则较为微妙。从整体上来看，专家们的态度平均值为接近4.7，呈现出中立而又稍微倾向于赞同的趋势。从态度分布来看，对于与国际接轨这一问题，既有对此持强烈反对态度的（态度值为1的专家有两位），也有表示极为赞同的（有4位专家态度值为7，强烈认同这一改革方向），其他专家的取向也较为分散，呈现出十分多元的态势。曾有学者提出过：新闻传播教育标准化和国际化不仅可以推动中国新闻传播教学本身的提高；也可以促进新闻传播研究的规范，进而提高研究总体水平（郭可、钱进，2006）。但在留言中，一些教指委专家对此观点持保留态度，他们对西方的标准训练能否适应中国国情提出了质疑。

与此形成有趣对比的是，对于“缺乏与国际新闻传播教学界的交流”这一观点，专家们整体上是较为赞同的（参见下文）。这或许意味着，对于一部分专家而言：一方面，不太赞同“与国际接轨”，并不意味着不去汲取国外先进经验，毕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另一方面，睁开眼睛看世界，又未必就要把西方经验照搬照抄，毕竟，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新闻教育之路，进而追求教育的效用，才是改进教育策略的真正目的。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是否要把“与国际接轨”作为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方向，目前的争议颇多，牵涉到诸多概念、理念、路径上的争议，当前仍不能遽下定论。

三、教学资源评价

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危机，在有形的方面主要表现在教学资源的匮乏和不均上。一方面，对于一些“后发展”院系而言，新闻学类专业点“超常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师资、教材、设备等办学条件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先进或老牌的新闻院系而言，满足于既往的成功，而没有做到与时俱进，也会导致教学资源与快速变化发展的市场需求难相匹配。

教学资源的不足，其结果当然是教学效率继续退化，同时，变革也会乏力，行业声望也会降低。如曹鹏（2007）所说，“在队伍壮大、院系林立的背后，也日益暴露出严重的危机，归结起来，就是新闻教育的质量与声誉每况愈下……如果不讳疾忌医的话，就要正视现实，研究问题，寻找解决的出路，调整新闻教育的发展方向。”

I、师资

本次调查显示，专家们普遍认同新闻传播教育界“实务型师资严重匮乏”这一观点，整体态度值接近5.9，呈现出很高的认同度。30位专家里共有13位专家态度值为7，对这一观点表示极为赞同，足可见“严重缺乏实务型师资”是在新闻传播教育界中普遍存在并被普遍认知的严重问题。熊忠辉等（2006）曾指出：当前的许多新闻传播专业，师资队伍在新闻传播学养和实践方面的积蓄不丰厚，许多教师是由大文科专业转向过来的，有的专业点甚至没有一个接受过新闻学历教育或从事过新闻实践的教学人员。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教师队伍结构不合理、缺少有直接新闻实战经验的老师的现状，与西方新闻教育界是有显著差别的：譬如在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教师当中，3/5以上都有过直接新闻工作经历。

值得注意的是，17号专家对此问题表达了与绝大多数专家截然不同的观点，表示很不赞同（态度值为2），这可以理解为新闻教育理念的分歧，也可以理解为，尽管“实务型师资严重匮乏”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但仍有个别院校实务型师资充足。

同样关于师资的问题，针对“教师的学养与理论水平不足”这一观点，专家们整体上呈现出较为同意的倾向，平均值接近5.3。但我们也能看到，在专家们整体倾向于对新闻传播教育师资水平的现状表示出不满的时候，也有少数专家表示极为不同意这一观点（态度值为1）。这可以解释为即使新闻传播教育界整体师资水平不高是事实，但仍有少数院校拥有着良好的师资，教师的学养与理论水平较好。

童兵（2003）在谈及新闻教育的变革之道时曾有如下评价：“现在新闻机构对人力资源的起码要求是复合型人才，既懂新闻采编业务，又懂经营管理业务；既有较好的文化功底，又有很强的实际操作能力；既能完成微观层面的操作，如采写一篇新闻稿，编辑一版专版，又能从宏观上参与决策、策划，提出与实施一个较大领域或较长阶段的报道计划。……环视现在在教学岗位上的教师，有不少是欠缺这些广泛的知识和实际运作能力的。”事实上，这里所谈及的师资素养不足，不仅仅可以针对新闻业务，也可以视为针对广告、广播电视、公共关系、新媒体、媒介经营管理、演讲修辞以及其他各类涉及应用的学科而言。如果进一步探究根本，大学人事考评制度则又是阻碍实务型师资到位的关键，如委员Z2在来信中指出：“实务型师资的来源是新闻业界，而业界和高校对人的考评标准完全不兼容。即使是平移过来的教授要想在高校站住脚，适应高校的考评体系，也要经过艰难的转型。”

II、课程设置及教材内容

另一方面，有学者指出，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课程设置同化现象严重，缺乏清晰的定位。本次调查显示，专家们基本上赞同“目前的课程设置有体系性或体制性缺陷”，整体平均值超过5.6，并有8位接近三分之一的专家对此表示极为赞同（态度值为7），足见该问题的严重性。委员G在谈话中说：“我们国家的新闻课程体系过于落后，在美国，密苏里这类新闻院系的课程已经形成了标准化、细分化、模块化，例如教新闻写作，会开设《灾难新闻》课程，并且把天灾新闻与人祸新闻的写作要素区分开……。而我们呢，多少年来仍然是老的、不切实际的、笼统的一套。”

当然，如若借鉴美国的办学经验，也存在着路径的选择问题（蔡雯，2005）：美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从专业方向到课程设置，从教学方法到教材出版，各学院做法不一。例如，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以培养专家型记者为主，重视对学生业务操作能力的培养，课程设置以新闻业务为核心，在教学手册上，全部课程中唯一有点理论色彩的必修课是秋季学期为全体学生开设的“新闻、法律和社会”。而密苏里新闻学院以培养适应媒体融合的新型人才为主，课程开设上紧跟技术发展潮流，给学生提供全面的新闻传播技能来适应媒体融合的趋势。

另一个有关教学资源的问题是教材内容。曾有批评者指出：“新闻专业教材中不乏被评为教育部优秀教材或重点教材、指定教材者，然而这不等于该教材就不陈腐落伍、八股体例、空话套话连篇。”“名校名社出的号称是权威的教材，都遭到学生如此评价，那些并非名校、名社的一般教材，就更可想而知了。”（曹鹏，2007）然而，对于“大多数教材内容缺乏先进性”这一观点，本次调查中专家们似乎仍未达成共识，整体平均值为4.9，接近中位值而又稍倾向于较为赞同。其中，有多达8位的专家对此表示“较不赞同”（态度值为3），可见专家们对于目前新闻传播教育教材现状的态度分歧相当明显。

III、办学条件

而在办学条件这一问题上，专家们的态度则更趋向一致。新闻传播教育，尤其是广播电视、广告、新闻摄影、新媒体领域，属于依赖装备的学科，资金短缺就无法提供演播厅、多媒体实验室等诸如此类的教学必需品，其结果就是教学与实践仍然无法真正对接。

本次调查也显示，对于“教学经费与教学条件大多严重不足”这一观点，专家们的认同度相当高，整体平均值超过了5.7。接受调查的专家当中，三分之一的人表示极为赞同这一观点（态度值为7），但也有少数学者表达了不同的意见：1号专家对此表示“很不同意”（态度值为2），21专家也表示“较不同意”（态度值为2）。

思及我国教育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现状，有些院校办学资源较为丰富，而大多数院校教学资源匮乏，因此，在这方面出现一些意见的对立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就总体而言，办学条件的不足早已成为新闻类教育点高速增长、而教育水平不断下降的祸根。新闻教育为何不顾市场容量、不顾办学条件地盲目扩张？国家和地方教育管理部门对此自然难辞其咎，另一方面，对于大学而言，市场利益驱动[4]及学科布局的贪大求全，则是他们与宏观政策一拍即合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政府及地方的投入却并无增加，师资及办学条件亦常不具备。在这样的张力作用下，办学质量及教育效果可想而知。

四、体系变革的可能

陈力丹认为，新闻传播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为媒体和社会培养大量的应用人才和部分科研人才，这是办学的核心，教学与科研都应该围绕这个核心，而目前的新闻传播教育很多都偏离了这一核心；而另一方面，“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呼吁贴近新闻实践，但由于大学教育的通用性和体制障碍，学生并不能兼顾其他学科知识和进行媒体实践，许多教师本身也缺乏实践的感性经验，教学有空对空的成分，且明显滞后于实践，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不突出”。（转引自：熊忠辉、王晓梅，2006）针对以上这些问题，在新闻传播教育界内实施一些体制性的改革举措，或许是十分必要的。

强化人文社科教育

早在施拉姆之前，新闻教育是职业教育、通识教育还是专业教育的讨论与争议就始终存在。陈昌风（2003）曾从美国3类主流的新闻与传播教育模式中，分别抽取一个院系研究其课程设置、办学方向及特色，其结论为：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从最初重视人文学科基础和专业技能训练的传统模式，历经历史变迁，逐渐融入社会科学研究，重视跨学科发展，内容由窄渐宽，培养目标由专才而变为通才。典型的例证为：1920年代开始，威斯康星大学新闻系开始挑战密苏里式的职业训练模式，其创始人布莱耶(WillardG.Bleyer)认定新闻教育应当包括一整套的知识，应当给学生广博的知识背景和一部分新闻方面的技能训练。他的课程设计成为全美大多数新闻学院的基本蓝本：在四年制新闻本科的课程中，新闻学的课程只占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应当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历史和英语等内容。

前文谈及中国大陆新闻传播院系毕业生面临其他学科的激烈的就业竞争，而阮志孝（2006）也曾以日本五大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为例，指出日本报业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而后者中许多人比起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毕业生来，成绩更为突出。主要原因即在于纯粹的新闻传播专业毕业生往往对诸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知识缺乏基本了解。考察美国的新闻教育经验，普力策创办哥伦比亚新闻学院以后,新闻教育研究的重心。亦渐渐过渡到引进人文课程与自然科学课程以扩充新闻学的需要。（黄鹂，2003）反观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课程，仍然是几十年一贯制以采、写、编、评、史、论为主干，学生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方面的积累是相当贫乏的。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明显的态势，在专家态度测量中，“应加宽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学内容”这一建议获得了较高的认同度，专家们的整体态度值接近5.8。其中更有多达11位超过三分之一的专家明确表示极为赞同这一举措，态度值为7。委员D、L1均在谈话中说：“要大力倡导通识教育，加大它的比重。因为上手快、后劲不足的缺陷始终在困扰着我们的毕业生”。更有不少专家对当前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的低下感到痛心，委员L1说：“我在班级里做过一个小调查，读过一部文学名著的人有50%，读过两部的只有20%，读过三部的只有10%。……以这种人文素养去从事新闻业怎么能做得好？”

事实上，人文素养、通识教育不仅仅关乎知识，而且还关乎高贵的精神气质。委员L2在谈话中提及：“在莫斯科大学，我询问著名学者和新闻人扎斯威尔斯基教授，你经历40年来俄罗斯所有的巨变，你认为自己唯一不变的是什么？他回答说，唯一不变的是作为新闻人的文化精神、新闻理念”。

在专家态度测量中，对“应加宽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学内容”这一建议持反对意见的专家仅有一位，态度值为2。可以看出，对于强化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学内容这一改革举措，目前在专家层面响应度颇高。

II、强化实践性教育

另一方面，新闻专业是一门实践性、操作性较强的学科。在西方，新闻教育通常作为一门职业教育出现，教学目的是让学生掌握一门技术，如如何识别和判断新闻，如何写出一篇合格的新闻稿件等；而在中国，新闻教育更加注重学理性，告诉学生什么是新闻，新闻有什么特点等。（凌菁，2003）事实证明，仅有“为什么”而没有“怎么做”的教学是不能让学生成为业界满意的人才的。由此，如何加强新闻传播教育的实践性成为了一个异常重要的问题。

针对“应加大学生实习及实践性教学强度”这一观点，专家们表现出了十分一致的态度取向，整体平均值超过5.9，即“很赞同”。共有14位接近一半的专家明确表示“极为赞同”，没有任何一位专家对此表示反对。一位特邀专家（来自新闻出版界）委员W2在谈话中说：“你们（指学者）不要只顾论文，要想到教师的天职是育人。很多学校，教师的论文是写出来了，但是学生却没有人过问，低年级的学生几乎不知道自己的职业前景和真正要学什么，高年级的学生没有技能就混混沌沌的毕业了，结果贻误终身。”委员D在谈话中说：“我们的学生已经在拼命学了，但结果还是没有多少能力、没有多少知识，原因在哪里？我们难道不应该反思吗？”委员W1在谈话中说：“我们的课程体系有太多的所谓主干课，太多的学分任务，结果学生忙忙碌碌，却没有学到什么实在的内容。在英国，新闻院系一学期只有三四门课，但是课程要求很高，教学效果很好，课程少于50%的时间用来教学，多于50%的时间用于学生的创作、讨论、实践。”

此外，教育界长期以来有这样的呼声：本科毕业论文、学年论文应该允许学生以实务作品、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作业完成，纠正以往一刀切要求学生炮制“论文”而导致毕业设计考察完全流于形式的不良现状。对于测量中“可考虑以毕业设计取代本科毕业论文”的建议，专家们呈现出较为认同的态度，整体平均值超过5.5。在回应该问题的29位专家当中，多达13位接近一半的专家表示“极为赞同”，13号专家甚至明确说明在该学院早已实行以“新闻报道替代毕业论文”的做法；但与此同时，也有少数专家持反对意见，26号专家更明确表示“极为不赞同”（态度值为1）。

III、强化专业伦理教育

把新闻教育作为一门普通的职业教育也会产生其他弊端。英国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媒介与传播学系副主任安吉娜•菲利浦斯(AngelaPhilips)（2007）在接受访谈时，曾批评英国时下流行的把新闻教育的重点放在“流水线生产新闻”上的做法、以及片面秉持新闻业“商业贸易”的理念，她指出：“我的观点是：新闻教育不仅仅应该培养专业技能高超、能适应商业贸易理念的从业人员，还应该对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和道德修养方面做出最大限度的努力。”她还提到，杰出的新闻人普利策在美国捐钱筹办第一所新闻学校的初衷，要在不断发展的商业主义背景下“维持新闻业的道德力量”；普利策将新闻业定义为“公共服务部门”，它的作用在于：有助于获得及追求民主自由；美国新闻教育的优势之一在于：新闻的公共角色和采写技巧同等重要，并且更多强调专业主义及个人道德问题。事实上，这里所说的强调专业主义及个人道德的培养，正是大学新闻教育的优势。下文中，我们还要谈及“教育界仍然应保持对业界的批评立场”的议题。对新闻业界保持专业伦理方面的批评姿态，是新闻学教授的责任与义务；另一方面，对大学生的培养，如能紧密联系专业伦理教育，也是大学新闻传播教学区别于商业化新闻技能培养的真正价值所在。

本次测量中，认同度最高的正是“应加强学生专业伦理的教育”这一观点，整体平均值接近6.4，多达17位专家明确表示对此“极为赞同”，并且没有任何一位专家对此表示反对。由此也许推论出，专业伦理教育也许是目前的新闻传播教育最薄弱的环节。或许正如1号专家指出的那样，这其实是“全社会的事情”。新闻职业伦理淡薄，也许已成了社会的隐疾与国家的公害。如所周知，中国新闻界当下所暴露的问题形形色色、除了体制缺陷之外，最大的一个缺陷即是专业主义立场的缺失——而其中核心的则是专业伦理意识的不足。罗文辉、陈韬文、潘忠党（2001）曾撰文分析新闻人员对新闻伦理的态度与认知，作者问卷调查访问了1,647位大陆新闻人员、533位香港新闻人员与834位台湾新闻人员。研究表明，多数新闻人员认为，接受消息来源的礼品、免费旅游与招待用餐，是三地新闻界普遍的现象。而如果仅就大陆来看，那么，有两份报告值得一提：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与全国记协国内部对全国范围内的183个中央及省地市新闻单位中的2002人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调查表明，“接受被采访单位或个人的招待用餐”、“为自己的版面或节目联系赞助”、“为自己的单位联系广告业务”、“接受新闻来源单位赠送的礼品”等四种问题普遍存在于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行为中，其比例分别高达78.8%、68.4%、66.1%和56.0%。而对于新闻从业者主动淡化不利于广告客户的新闻、接受被采访单位的现金馈赠、接受新闻来源单位安排的免费旅游、参与为企业制作商业广告等现象的认识，至少有20%的被访者认为在新闻界相当普遍。（喻国明，1998）逮至2002年，来自上海的“传媒人的媒介观与伦理观之调查”表明，新闻工作者在新闻职业道德方面上的“观念和行为反悖”与97年调查的结论如出一辙，并且更为发人深省的是，从业者在职业道德上的“负疚感”竟然下降了。（陆晔、俞卫东，2003）为此，有很多学者大声疾呼：“新闻单位及有关领导部门应探讨并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约束办法。”（郑保卫、陈绚，2004）还有学者提出，新闻道德失范经由自律路径几乎不可能，因此只能求助于道德的法律运作。（肖燕雄，2005）然而，我们却很少看见来自教育界的自我检讨：大学新闻课堂和职业培养在伦理道德层面的教育仍然是不系统、不严格、不规范的，与西方新闻教育高度重视伦理教育的传统相比，我们的新闻传播伦理道德课程在教学资源、训练效果和学科地位方面有着很大差距。

IV、探寻成功的教学模式

在教学模式的问题上，专家们也存在分歧。在回应这一问题的28位专家当中，有4位表示对“缺乏成功的新闻传播教学模式”这一观点极为认同，态度值为7；与此同时，也有几位专家持反对意见，态度值为3，甚至为2，表示“很不认同”。而从整体来看，专家们呈现出基本同意这一观点的倾向，平均值接近5.1。这也许也已解释为，少数院校已经找到了成功的新闻传播教学模式（例如，委员L2在谈话中肯定的指出：“我们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成功的”），但大多数的院校似乎仍还处于探索之中（例如，委员H在来信中说：“我们一直在苦苦思考新闻教育的一些最框架性的问题”）。

这或许也意味着，成功的新闻传播教学模式，也许已经存在于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界之中，但仍未为大多数人所知晓。

与教学模式相关的还有“教学规范性”的概念，但不少专家对规范问题持有戒心，认为这个概念有可能会偏向于过度行政束缚和一刀切。委员W1在谈话中说：“专业规范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太细，不能扼杀特色化，否则一管就死。……要允许各院系在一定程度上有自己的定位考虑，允许因地制宜，允许有自己的独特经验”。委员D在谈话中说：“全国的新闻教育不能搞一个模式，然后把这当作为规范性。”委员L1、N对来自教育主管部门的过度行政干预提出告诫，他们在谈话中说：“不应该有过度的政府干预，但是在中国，问题是：没有行政的支持什么都干不了，有了支持什么都干不好。这个问题要好好思考：原因在哪里？！”

V、扩大教育交流

与成功的教学模式无法推广的一个相关问题是教育交流。专家们普遍表示，目前的新闻教育界缺乏教育交流。

在各类不同指向的教育交流里，专家们认为，最缺乏的是与国际新闻传播教学界的交流：对于“缺乏与国际新闻传播教学界的交流”这一观点，专家们整体上是较为赞同的，平均值超过了5.8；其中有9位（接近三分之一）的专家对此表示极为赞同（态度值为7），并且没有任何一位专家持反对意见。可见，加强与国际新闻传播教学界的交流或是中国未来新闻传播教育所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其次，对于“缺乏教学界与业界的交流”这一问题，专家们的也表现出较多的认同，整体平均值接近5.7。三分之一的专家对此表示极为赞同（态度值为7），足以证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最后，对于“缺乏教学领域内的经验交流与推广”这一观点，专家们则持较为多元的观点。少数几位专家持反对意见（态度值为2或3），同时也有9位接近三分之一的专家对此表示极为赞同（态度值为7），而整体平均值则为5.2，呈现出基本赞同的态度取向。可见，在“教学领域内的经验交流与推广”这一问题上，各院校之间的差异颇大，但总体上说，教学领域内的经验交流与推广不足，当是令人遗憾的现实。（待续）

[注释]

[1]参见下文中相关文献、数据和谈话内容。

[2]本文中，专家在问卷调查中对其观点的书面补充意见，按照统计序号，陈述为“X号专家认为……”的句式，专家的谈话、发言、来信内容，按照其访谈顺序或姓名拼音，陈述为“专家X在谈话（来信）中说……”的句式。

[3]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科间的新闻人才市场竞争，更能反映出新闻教育的危机。有研究表明，2000年以前大约50万新闻从业人员中,只有3万人员来自新闻专业,也就是说,95%的从业人员来自其他专业。参见陈昌凤（2004）。此外，作为印证，委员G在谈话中说：“三年来在X大，新闻本科毕业生只有不到36%进入新闻业；《北京日报》去年招收了36位新记者，只有2人来自新闻院系”。

[4]委员Z2来信指出：“事实上，大量的地方性院校是靠新闻学本科专业赚钱的，一个新闻学专业的本科生一年学费6000元，广播电视编导艺术专业9000元，广告学专业8000元。而一个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一年学费只有3500元，这笔帐，哪个校长、招生处长都会算。”

[5]这里的潜台词是：我们目前的新闻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非精英的，而且是底层的。委员L1在谈话中说：“看看我们培养的学生的待遇、工作处境，他们面有菜色！我们不是在培养无冕之王的记者，我们是在培养廉价的新闻农民工”。

[6]曼海姆（KarlMannheim）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是：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特定的阶级或阶层，它们是"自由飘浮的、非依附性的"（free-floating,unattached）。参见卡尔•曼海姆（1999）。利普塞特(SeymourMartinLipset)认为:“大多数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析性文献都强调了他们那种看来像是与生俱来的批判现状的倾向，而这种批判则是从一种自命高明的，以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理想观念出发的。”参见利普塞特、巴苏：“关于知识分子的类型及其政治角色”，载梁从诫（1989）。

[7]限于篇幅，研究者对这些议题的相关讨论只能另文呈现。

[8]这些不可控制因素当然也包括着上文所说的不当的行政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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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教育范文篇10

关键词：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公务员之家: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