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书籍范文10篇

新闻传播学书籍范文篇1

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质量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垃圾；内容重复现象较为普遍，相互抄，车轱轳话来回说。关于网络的教材，显然为了抢时间，更为粗糙，相当多的这类书籍停留在描述现象和想象的理论层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质量和在一定时期稳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写作和出版的要务。

二，大量传播学译著在世纪之交的几年内成批推出。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类译著中有世界信息与传播的综述性著作，也有传播学研究的概述性著作，还有一些专题研究的著作，例如组织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形态、媒介与大众文化、电视批评、媒介伦理等等。（参见我在《新闻与信息传播》2001年夏季号的概述文章《直面当今传播学研究----最近两年我国传播学译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从赢利角度考虑较多，现在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多数为教材，有的出版社选择的层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传播学读物。这给国内某些本来就对传播学有“阶级”成见的人留下印象：传播学就是这么个层次和水平。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尤其是传播学经典著作很少，最近几年的新著更少。经典中唯有麦克卢汉的著作出版了好几种，但他毕竟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译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组织翻译出版中。

译著的翻译目前也存在问题，如果是普及性读物，由于语言和内容较为简单，可以考虑组织研究生集体翻译，但是学术专著若由一拨学生每人分上一章一节翻译，在短期内出笼，差错较多，后患无穷。已出版的译著中有一些翻译质量过差，甚至到了无法读懂的地步。

三，国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依然不多。尽管出版的新闻和传播学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使得可以列为研究性专著的书是有限的。相当多的书，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说学术结构，就是话语也是非学术的，或政治套话，或新闻报道式语言，用这样的话语体系论证学术，可以想象是些什么东西：现象性的描述内容多于论证，摆出问题（有时很生动）但没有能力说明问题；论证逻辑贫乏，诸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区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类。

四，出版新闻传播学的“套书”呈现为一种趋势。这种出版现象有商业包装和赢利的目的，但也不能轻易说都没有意义。如果学术研究的条件成熟，这种推出的方式对于学术研究有一定推动作用。近几年传播学译著的推出，大多采用了这种出版的方式，教材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是研究性的专著，不宜采用这种批量推出的方式，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工业流程式的。

现在从已出版的套书看，同一套教材，质量高低差距较大。有的较高，有的明显地差。特别是网络丛书，尚没有一套提得起来。“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总体水平较高，但也有的相对不高。“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研究水平有限，但有资料价值。“南京大学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有几本涉及传播学的，尚有水平。“清华传播译丛”中有几本的水平也行。有的丛书以“最新”或“高级”冠名，但内容不新，也谈不上高级。

五，新闻记者的个人文集越来越多。现在只要有钱，出书不像以前那样难了，难的是写不出那么多好东西。最省力的就是将自己历年发表的新闻稿件合集出版。由于新闻作品的时效特点，相当多的这类文集只有个人收藏价值，并无社会价值。有的新闻传播学教师和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些是有水平的，但似乎水平不高的居多。这类文集在已出版的书中所占比例不小。出版是自由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让市场来调节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出版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与过去相比，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即其中搀水的较多，书籍的内容质量（现在的装帧质量一本赛一本）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学外部形象的一个问题。

2002年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300本，比去年增长了一半左右。但总体上水平有限。已出版的书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概述如下：

一，几乎同时，各出版社推出了一批关于中国传媒近年总体发展情况和展望的书籍。有代表性的例如陆小华的《整合传媒》、孙燕君的《报业中国》、周伟主编的《媒体前沿报告》等。前一本带有政策研究性质；后两本像新闻报道那样对媒体发展形势作了记者式的描述，因而这类书籍属于普及读物。对近年媒体发展作一整体情况的描述是有意义的，但缺少学理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些理性分析的书是喻国明的文章和调查报告集子《解析传媒变局》。他本人强调学问就在于经世致用，必须与“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观点，我予以尊重，但不敢苟同。正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理论思维。创新的中国需要应用研究，同时也需要不是为了应用而存在的理论思维，它代表人类的精神能力，如同自然科学中我们需要陈景润一样，尽管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二，关于研究专著，数量依然不多，有几本尚有新意。有一些书从标题上看是要构建某种理论、某种核心，但是翻开一看，索然无味，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名词概念较多，说来说去就是新闻传播的一些常识知识，又换了一种说法或换了个包装。研究专著中值得提及的，我认为侯健的《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给出一种什么叫研究的榜样，他从一个较小的问题切入，深入地研究了新闻法，给人以思想。陈力丹的《世界新闻传播史》在结构和内容上比以往的同类书有些新意。杜俊飞的《弥漫的传播》可能是这年出版的书最难读懂的一本书了，表达上过于晦涩，但若硬读下去，还是确实有思想的。

三，关于专题和会议文集，这年不多，下面书介中介绍的，均有些意义。除了上面提到的喻国明的那本外，徐迅的《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颇有水平，

新闻法治意识十分明确而且论证有力，只是未对书名作解释，令人莫名其妙。尹鸿、李彬主编的专题论文集《全球化与大众传播》，论题集中，这种有组织的专题论文集现在不多，值得提倡。张国良、黄芝晓主编的《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和展江主编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属于会议文集，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四，这年新闻传播学教材出版的热潮已经过去，新出版的教材明显减少。新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教材，通常列入已出版的套书教材中，作为增补出版。其中有水平的如魏永征的《新闻传播法教程》、李良荣的《当代新闻事业史》等。这年新出版了一套网络方面的教材，也有单本的网络方面的书籍，但新的内容不多。

五，这年的传播学译著没有像两年前那样大量出版，但已出版的译作大多水平尚可。例如李普曼《公众舆论》的新译本（上海人民版）、理斯曼《孤独的人群》的新译本（南京大学版）、利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的译本（清华大学版）。

六，这年出版的新闻业务方面的书依然量很大。除了记者个人的作品集外，关于新闻写作方面的书中较有特色的，例如，以“全”为优势的黄晓钟的《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论证角度较新的郭光华的《新闻传播艺术论》，有些新意的新闻摄影方面的文集《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等。

以下是2002年内出版的部分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的书介：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陈力丹著。25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该书以词条的形式，全面、客观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工作史中的主要媒体、人物、事件。以时间前后为序，围绕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及其他国际共运领袖、中国共产党和党的老一代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以及等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思想观点和不同时期的政策展开。全书30万字，分为理论思想、观点术语、人物活动、论著文件、媒体组织、历史事件六个部分，共530条。这本词典是作者在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全部著作基础上的独著，相当完整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内容和框架结构。

该书的出版，配合目前正在各级新闻和宣传部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作为丰富、稳定的学术资料，该书也可以长期作为高校新闻院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课程的辅助教材。

《整合传媒》，陆小华著。399页，中信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全书共分为12章。作者分析了中国传媒竞争的十大趋势：政策规则创新加速传媒结构调整；媒介形态趋向融合与互相进入；传媒集团特别是多媒体新闻集团将成为市场格局主导者；经济科技娱乐类新闻信息产品将成为竞争焦点；新闻媒介管理模式由资产管理向资本管理转变；出售服务与经营媒体成为新的赢利模式；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内容供应商与宽带网将以新方式融合；人才激励、控制模式将加快变化；发展战略研究成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作者就“传媒整合如何操作”提出了四大对策：加入WTO背景下的集团化调整对策、市场细分化背景下财经媒体市场策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报道模式变革、传统媒体调整方案设计与创新操作。

作者在后记中强调：“传媒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其自己的特性与规律。传媒作为单体与作为产业的运转方式和规律是绝对不一样的，传媒作为历史与作为未来也当然是不一样的，对真正想关注传媒业发展趋势与竞争策略的人们来说，真正需要把握的，是从多个角度观察判断出的大的趋势，是真正切及传媒发展轨迹的对操作规律的分析。”（第396-397页）

《当代新闻事业史》，李良荣著。28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本书是“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一。全书共分十章，分别讨论近代新闻媒体的产生和勃兴、当代新闻媒体的格局、当代新闻媒体的发展态势、当代世界的著名新闻媒介、当今世界的主导新闻学理论、世界新闻媒体的运行体制及经营管理、新闻自由和新闻控制、报纸新闻报道的主要体裁、报纸版面和版面编辑和广播电视的主要报道形式等主要内容。一批博士生和作者一起完成了这本书。

该书前言写道：“本书试图勾勒出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一个概貌，涉及世界新闻媒体产生、发展的简史，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格局、发展趋势、各地区新闻媒体的主要特点、新闻学的主干理论、运行模式、新闻法规、新闻业管理以及新闻业务等等，让读者对当今世界新闻媒体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

《孤独的人群》，［美］大卫·理斯曼等著，王崑、朱虹译。32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是一本涉及传播的社会学著作，讨论了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形成和演变。作者根据传统导向、内在导向、他人导向的社会性格类型，对具体的社会阶层——美国中产阶级的性格形成和演变进行了全面阐述。作者认为，父母、家庭、学校是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而社会性格最终体现为一定的生活方式，在工作、娱乐、政治生活和子女教育等活动中表现出来。作者着重探讨了19世纪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内在导向性格如何被20世纪中叶的他人导向性格所取代的过程，研究了这一取代的原因、过程以及对美国当代主要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

全书共三篇16章。第一篇“性格”，主要分析了性格与社会的几种类型、性格形成原因的演变、内在导向型和他人导向型的各自特点。第二篇“政治”，讨论了三种性格类型的政治风格、政治游说和权力问题。第三篇“自主性”，回顾了不同时期自主性的特征，论述了娱乐中的自主性障碍。书后附有索引18页。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52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共12章，主要探讨传播学的欧洲起源、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和传播学领域的建立等问题。书后附有“传播学史中的主要人物”8页和参考书目55页。

作者在《译者的话》中写道：“为写作《传播学史》，罗杰斯访谈了许多传播学的大师及其合作者和追随者（例如R·默顿、T·彼得森、E·卡茨等），也与相关学科的权威人士多次进行了交流，如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最有权威的’研究者马丁·杰伊，熟悉芝加哥学派的E·L·法里斯等；他还广泛利用了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斯坦福、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伊利诺伊、衣阿华等大学的图书馆和档案室。”“欧洲起源、三个学派、四个先驱者和作为集大成者的施拉姆，是《传播学史》的主线。”“《传播学史》注重的是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传播学如何在以美国为主的大学内作为一门最重要的、新的研究领域脱颖而出。”

《报业中国》，孙燕君著。408页，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其结构，是以几个大城市（广州、北京、成都、西安）为点，以都市报、财经报、行业报、报业集团、投资报业为横切面，借以全面叙述中国报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发展变化，以及激烈的竞争态势。全书分为十个部分38个小节，书前有傅桦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书目2页，以及作者的后记。

作者在后记中谈到该书：“这是一本描述中国报业现状和趋势的书，一本写给报业通同行特别是那些想办一张好报的同行看的书，是一本写给已经进入和想要进入报业的投资者看的书，一本写给关注报业留心报业的其他行业人士看的书。”（第408页）序言中，傅桦转述了作者的观点：“中国报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已经走到了需要智者的时候。所谓智者要有几个条件：（1）掌握中国传媒政策；（2）有报业经营经验；（3）对新时代、新经济要有敏锐的感觉，对市场细分要有足够的把握，熟悉传媒产业，对报纸发展方向要有架构能力；（4）有宽宏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能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团结的传媒队伍。”（序第4页）

《媒体前沿报告》，周伟主编。38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重点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另外，一较少的篇幅描述了国外媒体的发展状况。主编“策划”，由三位博士生执笔完全。全书分为六章32节，各章的标题依次如下：资源整合：媒介变革大势；抢滩中国：跨国传媒巨头各显神通；硝烟弥漫：报业新锐的市场竞争；媒体新经济：寻找产业链中的新商机；媒体病：我们该不该相信新闻；西方媒体运作方式----以美国为例。书前有主编的序言，“中央新闻机构和省委机关报领导成员名单”作为附录，最后是2页参考文献和后记。

主编在序言中就该书回答的问题作了这样的概括：“如何看待境外媒体的进入，如何借鉴西方传媒的运作方式，如何在国际化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如何完善传媒监管机制，如何应对媒体融资……媒体究竟往何处去？一个个问号笼罩在传媒人的心头，一个个必须直面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回答。”（第1页）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潘知常、林玮著。5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除序篇外，分为二十一章，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该书借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文化学派、西方美学和社会学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和方法，叙述了大众文化的全球化、市场化问题，讨论了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包括广播电视文化、电影、MTV、报刊书籍、广告、网络文化、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摇滚乐青年亚文化、大众文化的理性和非理性等等问题。

全书的基本思路是：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模式、新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入手，来理解和批评大众文化，揭示大众文化因技术而生，并为技术而生这一直接渊源；以满足为需要而需要、虚拟幻想为特征的内涵。作者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唇齿相依的价值尺度，大众文化凭借着技术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力量甚至已经成为所谓的“美学意识形态”。

《新闻传播法教程》，魏永征著。34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是一本全面概述中国现行法律中有关新闻传播条款（宏观意义的新闻传播法）的论著。全书共分十章，根据中国宪法、普通法、专门法、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110种法律法规，以及7项国际公约，讨论了中国新闻传播中各种的法律问题，以及它们法律依据。该书涉及宪法规范的新闻传播权利、新闻传播与维护国家安全、新闻传播与法治、新闻传播与公民权和人格权、特殊的新闻和信息的、对新闻业的行政管理、新闻传播活动与著作权、新闻传播产业、涉外新闻传播的管理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中国和国际法律法规和公约名目117项。

作者认为：“我国现行新闻传播法无论是维护公权还是私权使之免于新闻传播活动中可能发生的不法侵害，大都已有完备的内容。”“现在人们要求制定的‘法’的内容，是指具体规范新闻传播活动中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权利的法，如新闻记者和媒介的采访权、报道权、批评权等等，……至今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对这些权利还没有从国家对保障这一权利所承担的义务这个法律关系的层面上作出明确的界定”。（第19、23页）

《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侯健著。1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从法学角度详尽地论证了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矛盾问题，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的。全书包括导论和六章，书前有作者的导师沈宗灵写的序，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7页，以及作者的后记。六章的标题依次是：舆论监督（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如何理解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冲突、制度建构的法律理论和技术、舆论监督与政府官员名誉权、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的“名誉权”。

沈宗灵在序言中概括了作者的观点：“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名誉利益’之间的冲突，不仅是权利上的冲突，其实质是公民的民主权利与政府机构或官员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仅仅将这种冲突视为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是不利于恰当的制度建设的。”“法律限于惩罚那些对现存秩序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严重危险的故意捏造的失实言论，余者的不良影响可以通过‘更多的言论’去消除。”

《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黄晓钟编著。51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新闻写作方面的高校教材。全书分为16章，涉及新闻报道样式、新闻写作准则、新闻报道语言特点和表现手法、消息写作、通讯写作、边缘文体、专访以及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精确新闻报道的写作等内容。

该书突出了实用性，将应用示范和理论阐释紧密结合。以充分的范例分析及正误范例比较，提出相关新闻写作类型的基本规则、变化及思维方式，使学习者对各种新闻写作样式有清晰的直感和系统的理性认识；同时，设计了一百多道系列性的思考题和训练题，系统地强化训练学习者的实际操作能力和正确的新闻思维方式。

该书旨在让学习者能基本把握不同样式的报道，知道应该怎样写，不应该怎样写，并理解为什么。

《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美]保罗.利文森著，熊澄宇等译。24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传播媒介形态发展变化的历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全书分为十九章67节，书后附有参考文献17页。该书从字母的发明开始谈起，谈到印刷术、摄影、电报、电话、广播、电影、电视、录像机、计算机、网络传播、版权、人工智能等等与信息革命相关的一系列传播媒介形态对人的观念的冲击。

作者谈到硬媒介决定论、软媒介决定论，他本人持软决定论观点。他指出：“有些媒介学家认为信息系统对社会具有必然的、

不可抗拒的影响，他们称这种关系为硬媒介决定论。这种关于抽象语言和人类的关系的观点有些极端；很难找到一些事实来说明信息技术和它们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理智地讲，媒介很少产生绝对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结果。相反，它们提供事件产生的可能性，事件的状态和影响是诸多因素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结果。媒介学家称这种关系为软媒介决定论。”（第3页）作者以软决定论为基本论点，广泛讨论了各种媒介的出现对人们思想的冲击，以及多种媒介并存和发展的前景。

《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美]斯特劳巴哈、拉罗斯著，熊澄宇等译。49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现代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形态，以及大众媒介与社会各种关系的教材性著作，共分为十五章。其中前两章论述了媒介环境和媒介理论，第3-11章探讨的是各种媒介形态的历史和技术特点，第12-15章讨论了媒介的各种社会联系。

作者认为，继续谈论印刷、收音机、电视、电影和计算机灯各种媒介，好象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实体已经没有意义了，计算机和电讯网络方面的进步已经使得它们的融合为一般意义的“大众媒介”了，各种传播技术在融合，产业在融合，人们在生活中使用各种媒介的方式也在融合，媒介职业人的技能也呈融合态势，甚至媒介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共同的。他们写道：“到有来很可能只有一种媒介，而不是各不相同的收音机、电视、电影和印刷媒介。其形式将是精密高速的计算机网络以及与之相连的显示器和存储设备。……以前传统媒介之间的明显区别将快速消失。”（第3-8页）该书关于媒介与各种社会关系的论述，包括媒介与个人、媒介与社会、媒介政策法律与伦理、媒介的全球化等问题，作者给出各种不同的理论，促使读者思考，并没有答案。

《全球化与大众传媒：冲突·融合·互动》，尹鸿、李彬主编。38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该书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甫一成立推出的“媒介研究”系列的第一个专题论文辑。全书共收集五组20篇论文。第一组是对全球化与大众传播、大众传媒理论的反省。第二组是对全球化与国际传播格局的分析。第三组探讨了全球化对新闻学、传播学研究和教育带来的影响。第四组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下中国大众传媒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五组则是对全球化时代国际传播与意识形态、媒体政治关系的分析。

编者在前言中写道：“大众传媒与全球化的问题，不仅受到中国大陆学者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受到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传媒学者的关注。而这些关注应该说都来自于一种普遍的共识：全球化将不仅改变我们的大众传媒，而且将改变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借助于文化形成的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所遭遇的世界、对于我们的现实和我们所经历的历史的认识、理解、体验和期待。”本文集的作者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收集的论文大都是首次发表。

《世界新闻传播史》，陈力丹著。400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分为七篇二十一章。第一篇论述了世界新闻传播的宏观历史，其他六篇分别论述了各大洲或大的区域内各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和特点，然后选取各大洲或区域的代表性国家共14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印度、日本、埃及、南非、澳大利亚），较详尽地叙述和研究其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和特点。该书以各国纵向的历史发展为主线，辅以横向区域内的比较；历史和现实的媒体是否提及和论述详略，以历史和现实中产生影响的大小作为选取标准，不再以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来划分论述对象。该书材料截止2000年，书前有历史资料图片4幅，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共132项。

该书是作者在多年给新闻学硕士生讲授世界新闻史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在前言中写道：“新闻传播史不能简单地叙述史实，研究各个国家新闻传播的发展特点，特别是文化特点，是本书的目的之一。本书重视各国的国家形成、历史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内部民族和语言状况、在世界交往中的地位等因素对该国新闻传播业发展和体制形成的影响。”（第2页）

《新闻传播艺术论》，郭光华著。241页，岳麓书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副标题“报纸新闻写作魅力探索”，主要从新闻如何传达新的信息的视角，以新闻写作要交代的几个W入手，论述了新闻的写作的要领。全书分为七章21节。书前有陈力丹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该书序言指出：“本书作者强调不以‘主题’（即要求新闻报道表达某种思想）论新闻，当以‘信息’论新闻，这就撇开了研究写作时干扰理解新闻的主要障碍，便于直截了当地分析新闻写作本身的主要问题，从研究方法上找到了一个解决现在新闻写作症结的切入口。……一旦把新闻信息作为论述的主脉，许多支持新闻写作技术处理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得以清晰地显现或被揭示，问题的深化成为可能。这本书改变以往以新闻体裁划分论述结构的模式，而以‘何事’、‘如何’、‘为何’这些新闻作品的基本要素，作为分析写作的切入口，从而能够较清晰地论证纯粹新闻写作的要领。”

《弥漫的传播》，杜骏飞著。3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这本书是《思想的境界》丛书之一。全书分为“思想”、“对话”和“资料”三个主要部分。“思想”部分主要探讨了泛传播的理论模型、“控制，还是解放”的思想母题、泛传播环境下的新闻价值系统的演进和有关弥漫时代的其他意见等问题；“对话”部分收录了两篇学者访谈实录；“资料”部分涉及近20年来国内传播学研究回顾、Internet与弥漫计算、信息政治与文化批评和新闻价值观研究等问题。书后附资料引用书目3页。

该书前言写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观念和理想的理论向度，从技术及方法论层面深度影响了所有媒介的传播形态，包括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更为重要的）未来即将延伸出来的新形态。”这种影响是“泛化影响”：“（1）由静态的化为动态的；（2）由确定的化为不确定的；（3）由狭义的化为广义的；（4）由单向、双向的化为双向和多向的；（5）由集中的化为分散的；（6）由控制的化为自由的；（7）由稀有的化为普及的；（8）由对立的化为融合的；（9）由相对孤立的化为普遍联系的；（10）由物理的化为人为的。”(第32页)

《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张国良、黄芝晓主编。30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这是2001年底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的论文集，共收入论文20篇，作者来自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香港各地的新闻教学和研究单位。全书分为“探讨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应对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趋势”两部分。

张国良在序言中概括了众多论文的观点，接着在展望未来时指出：“在我国，传播学的引入工作主要由新闻学界

承担，所以继之而起的传播学研究历来以大众传播（更多的是新闻传播）为主要关注对象，而忽略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口头传播、非语言传播、政治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等众多领域。如果说，这一状况在初期也有其合理性，而对于学科的中长期发展而言，就是又一大‘瓶颈’了。很显然，不切实有效地拓展领域（包括研究和教育层面），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就难以快速、健康地向前推进。”（第3页）

《公众舆论》，［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3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全书共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之后的七个部分作者分别对外部世界、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民主的形象、报纸和有机化情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本书是第二个中译本。

作者是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和作家，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此书是他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作为一部经典性的著作，《公众舆论》第一次给了公众舆论一个全景式的生动观照，可以让我们细细地体会到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机理。此书自1922年问世以来，在几十年中已经被几十种文字陆陆续续地重印，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个论域中的经典性地位，而作者直到1974年去世也没有对它作过任何修订增补，尽管书中所使用的实证资料仅仅截止到成书之前。由此也不难看出，纵使时移境迁，物是而人非，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洞察则断不会过时。”（译者前言）

《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展江主编。41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副标题“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的语境与实践”，除导言外，全书共分“成败利钝——一个泱泱大国世纪之交的共识”、“良性互动——新闻舆论监督与依法治国国策”和“他山之石——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先行先鉴”三篇。每篇各两章。

编者在该书《内容简介》中写道：“本书围绕新闻舆论监督这个学术性、实践性与社会敏感性兼具的当代问题，探讨了在新世纪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推进经济市场化的现实情境下，新闻媒介为建设公共领域担当中国社会转型守望者角色的举足轻重的意义。本书集纳了来自新闻学、传播学、法学界的中外学人的30多篇文章。”其中既有王强华、魏永征、孙旭培、郭镇之、陈力丹、徐迅、焦国标、王军、郭卫华等专家的佳篇，又有一批年轻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最新研究成果，还有英美多名同仁关于调查性新闻业理论与实践的文章。

《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徐迅著。38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个记者眼中的新闻法治与道德”，全书分为四章，集纳了作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法律顾问）44篇关于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问题的报道和理论文章。第一章“侵权与法治”，主要涉及新闻媒体侵权和法律规范问题。第二章“媒体与司法”，主要涉及媒体监督司法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矛盾。第三章“暗访与自律”，主要涉及新闻采访中偷拍偷录的法律责任问题。第四章“域外见闻”，主要介绍了英国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的现状。书前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研究员魏永征作的序，书后有作者写的后记。作者1983年从政法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并考取了律师资格。魏永征认为她是“学者型记者”。

作者认为，中国侵权纠纷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87-1988年，由于1987年元旦《民法通则》实施，开始出现较为集中的小人物告大报的现象。1992年，名人告小报形成一股诉讼浪潮。1993-1994年，第三次媒介侵权的浪潮的特点是工商法人告传媒。（第34-40页）作者没有对书名“第四次浪潮”作出解释，可能是将最近几年出现较为集中的媒介侵权、媒介职业道德问题，视为第四次浪潮。

《网络新闻传播导论》，屠忠俊、吴庭俊著。431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分为九章29节，全面论述了网络传播的理论和相关问题。前两章回顾了传统传播媒介和网络传播的崛起，接着按照传播学研究的传统框架顺序对网络传播分别进行了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并用传统的各种传播理论对网络传播现象作了阐述，最后，谈到网络的新闻传播、网络传播的伦理与法制、网络新闻人才的培养等问题。书后有参考书目6页。

作者认为：“因特网传播是一种网络多媒体传播。多媒体电脑技术与电脑网络技术原来是电脑技术的两个发展领域，这两个领域的技术成果的相得益彰导致一种崭新传播媒介的产生。”（第102-103页）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必须考虑建立新的概念、命题等来解释网络媒体传播，为此，需要更多地考虑相关的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第4页）

《社会舆论原理》，刘建明著。360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舆论学的著作，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作者对舆论和舆论现象的认识。全书除了导论，共分为十三章42节。讨论了舆论的传播特征、舆论的形成、舆论的群体表达、舆论形态、舆论的类化、舆论传播的增减律、舆论传播的波动律、舆论的正负功能、舆论传播机构、舆论在社会中的地位、中西舆论制度、社会问题与舆论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作者学术活动简介和必读书目17种。

作者认为：“公众意见仅仅是舆论的一种说法，而不是舆论这一概念的严格界定。从外在形式看，舆论是多数人的议论和意见，但实际上它是众人对社会事务共同感悟的顽强意志，表现为一种希望和追求。……舆论永远处于群体传播状态，所以把舆论界定为‘一定范围内多数人的集合意识及共同意见’，是一个科学的定义。”（第2页）

《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许林著。309页，中国摄影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本书集纳了作者（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关于新闻摄影的43篇文章，划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篇”，主要是关于新闻摄影的理论和理论综述。第二部分“说评篇”，是关于新闻摄影的时评文章。第三部分“谈拍照”，谈的是关于摄影的知识。第四部分“评作品”，是关于新闻摄影经典作品的评论。第五部分“看人物”，是关于新闻摄影工作者的报道。第六部分“议版面”，即议论新闻摄影的版面。最后一部分“话改革”，是对新闻摄影未来发展的论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仁臣为该书作序，人民日报的老摄影记者蒋铎作跋。

该书中作者对1945年著名的新闻摄影作品《胜利之吻》提出画面作假的疑问，认为“它严重地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伪造了历史，既是对读者的戏弄，又是对历史的亵渎”。（第169页）作者对1997年评上金奖的照片《盲女》（关于香港回归）的导演成份提出质疑，认为“从对这张照片的评选上反映的问题，证明有的评委在评选的观念导向上，仍然存在看重事件本身，而轻新闻摄影自身规律的现象”（第76页）。

《解析

传媒变局》，喻国明著。380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9月版。

这是一本作者发表的文章、调查报告和采访谈话集，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全书分为三篇：上篇“传媒创新趋势”包括文章12篇；中篇“市场调研报告”8篇；下篇“传媒焦点访谈”11篇。该书的文章部分，谈到我国受众需求的变化趋势、媒介集团化的和竞链接、媒介市场的创新、媒体改版的理性和风险规避、中国传媒投资的风险规避等问题。该书的调研报告涉及北京居民2000年读报情况和读报意愿调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财经类报纸竞争力调查、北京电视观众收看电视新闻类节目情况和意愿调查。

该书前面有作者的代序“关于传播学研究的若干断想”，最后是作者写的“后记”。作者的目的是“让自己的研究在经世致用中实现它的价值”，提倡在传播领域进行“建构式研究”。（第1-2页）他认为建构式研究的关键性提前是：买方市场的发展趋于白热化；传媒市场的发展、变化呈现出高速律；规模化的传媒竞争使传媒产业进入‘大投入’期。（第2-3页）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36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这本书的英文版1985年出版，现在翻译过来对中国电子媒介发展的现实恰好给予了较为适应的说明。全书分为五部分共十四章，论证了电子媒介（电报、电话、广播，特别是电视和网络）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悄然变化。作者认为，电子媒介带给社会变化的三个维度是：社会群体的融合（以男性和女性气质的融合作为个案）、社会角色的转换（以成年人和儿童界线的模糊为个案）、政治英雄权威力量的下降（以政治领导人地位的变化为个案）。作者在“前言”里强调：“电子媒介如何影响社会行为，这种影响并不是因为讯息的力量，而是因为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之间曾经非常亲密的联系。”书后附有英文参考书目31页。

《网络新闻学》，仲志远著。4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叙述了网络发展历史和网络新闻传播基本业务知识，分为二十章79节。书前有刘海贵写的序，书后附有与网络新闻传播有关的中国网络传播界的公约、中国关于网络的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定共6项，以及参考书目2页。该书前六章主要涉及网络发展的历史，从第七章起，依次叙述了网络新闻的特征、网络新闻的版面布局与表现形态、网络新闻标题和标题的制作、网络新闻体裁、网络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版权与争议等等问题。

作者在后记中就这本书的特点写道：“本书纯粹基于网络新闻的业务操作与现实变化的情势走向而形成个人之见，深入浅出于网络新闻传播理论、历史与业务之间，并紧密地叙述了其与传统新闻的密切关系，以及新闻传播四种工具此消彼长的行进去向。”（第462页）

《中国报业的产业化运作》，董天策等著。50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较全面地叙述了中国报业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和现实运作的特点和经验，分为十一章34节。讨论的范围，除了历史的叙述外，还涉及报业的基本市场、生存格局、报纸策划、市场营销、经营战略、管理机制、集团化发展、网络经营、产业运作规范等等。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主要作者董天策在“后记”中就此书的基本观点写道：“中国报业最根本的发展趋势还是产业化，许许多多的变化都可以在报业产业化这个总体趋势中得到解释。……世纪之交的中国报业正处在产业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拉动’与党和政府的‘推动’，始终是这一进程的主导力量。因此，中国报业的产业化并非西方报业发展史上的完全产业化，而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有限产业化，是在保证不改变报业政治属性的前提下进行企业化管理和市场化经营，即产业化运作。”

《网络受众心理行为研究》，巢乃鹏著。296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种信息查寻的研究范式”。作者从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研究的视角对受众在媒体（特别是网络传播）上进行信息查寻的行为做了一项实证研究，此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成果。全书分为十章27节，对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范式本身、认知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社会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进一步的探讨，以一项网上调查为依据，具体论证了受众网上信息查寻的模型构建。书后引文注释359条，附有作者进行网络传播调查时的问卷。

作者在“绪论”里就此书写道：“本书基于这样一种实际情况，一方面是快速发展的信息环境呼唤着受众信息查寻行为范式的建立；另一方面，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还缺乏一个整体性的思考和回顾。因此笔者尝试对受众研究的信息查寻范式进行全面的审视，……在数字化信息环境中，受众的心理行为与传统环境中肯定有着相当的不同，受众在网上将以独有的心理模式进行信息活动。对受众在网络环境中的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有着独特的研究意义”。（第3-4页）

《新闻舆论研究》，王雄著。413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新闻传播学书籍范文篇2

解放以后至，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出版的关于新闻工作的书籍只有百来本，而且没有一本学术专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是我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国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著作日渐增多。1991年，各种关于新闻和传播的书籍超过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1500本以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资料室和中国新闻年鉴的粗略估计）。如果说80年代是我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的准备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两年，无论这数量和质量方面，与自身相比都是最辉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几年，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各类新闻传播学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体系。80年代，我国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统教材。90年代的情况大大改观，各个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陆续组织写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点的各种专业教材。到世纪之交，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则全套更新和增补新的面向新世纪的系列教材，北京广播学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专业教材。

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质量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垃圾；内容重复现象较为普遍，相互抄，车轱轳话来回说。关于网络的教材，显然为了抢时间，更为粗糙，相当多的这类书籍停留在描述现象和想象的理论层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质量和在一定时期稳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写作和出版的要务。

二，大量传播学译著在世纪之交的几年内成批推出。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类译著中有世界信息与传播的综述性著作，也有传播学研究的概述性著作，还有一些专题研究的著作，例如组织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形态、媒介与大众文化、电视批评、媒介伦理等等。（参见我在《新闻与信息传播》2001年夏季号的概述文章《直面当今传播学研究----最近两年我国传播学译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从赢利角度考虑较多，现在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多数为教材，有的出版社选择的层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传播学读物。这给国内某些本来就对传播学有“阶级”成见的人留下印象：传播学就是这么个层次和水平。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尤其是传播学经典著作很少，最近几年的新著更少。经典中唯有麦克卢汉的著作出版了好几种，但他毕竟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译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组织翻译出版中。

译著的翻译目前也存在问题，如果是普及性读物，由于语言和内容较为简单，可以考虑组织研究生集体翻译，但是学术专著若由一拨学生每人分上一章一节翻译，在短期内出笼，差错较多，后患无穷。已出版的译著中有一些翻译质量过差，甚至到了无法读懂的地步。

三，国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依然不多。尽管出版的新闻和传播学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使得可以列为研究性专著的书是有限的。相当多的书，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说学术结构，就是话语也是非学术的，或政治套话，或新闻报道式语言，用这样的话语体系论证学术，可以想象是些什么东西：现象性的描述内容多于论证，摆出问题（有时很生动）但没有能力说明问题；论证逻辑贫乏，诸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区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类。

四，出版新闻传播学的“套书”呈现为一种趋势。这种出版现象有商业包装和赢利的目的，但也不能轻易说都没有意义。如果学术研究的条件成熟，这种推出的方式对于学术研究有一定推动作用。近几年传播学译著的推出，大多采用了这种出版的方式，教材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是研究性的专著，不宜采用这种批量推出的方式，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工业流程式的。

现在从已出版的套书看，同一套教材，质量高低差距较大。有的较高，有的明显地差。特别是网络丛书，尚没有一套提得起来。“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总体水平较高，但也有的相对不高。“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研究水平有限，但有资料价值。“南京大学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有几本涉及传播学的，尚有水平。“清华传播译丛”中有几本的水平也行。有的丛书以“最新”或“高级”冠名，但内容不新，也谈不上高级。

五，新闻记者的个人文集越来越多。现在只要有钱，出书不像以前那样难了，难的是写不出那么多好东西。最省力的就是将自己历年发表的新闻稿件合集出版。由于新闻作品的时效特点，相当多的这类文集只有个人收藏价值，并无社会价值。有的新闻传播学教师和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些是有水平的，但似乎水平不高的居多。这类文集在已出版的书中所占比例不小。出版是自由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让市场来调节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出版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与过去相比，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即其中搀水的较多，书籍的内容质量（现在的装帧质量一本赛一本）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学外部形象的一个问题。

2002年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300本，比去年增长了一半左右。但总体上水平有限。已出版的书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概述如下：

一，几乎同时，各出版社推出了一批关于中国传媒近年总体发展情况和展望的书籍。有代表性的例如陆小华的《整合传媒》、孙燕君的《报业中国》、周伟主编的《媒体前沿报告》等。前一本带有政策研究性质；后两本像新闻报道那样对媒体发展形势作了记者式的描述，因而这类书籍属于普及读物。对近年媒体发展作一整体情况的描述是有意义的，但缺少学理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些理性分析的书是喻国明的文章和调查报告集子《解析传媒变局》。他本人强调学问就在于经世致用，必须与“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观点，我予以尊重，但不敢苟同。正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理论思维。创新的中国需要应用研究，同时也需要不是为了应用而存在的理论思维，它代表人类的精神能力，如同自然科学中我们需要陈景润一样，尽管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二，关于研究专著，数量依然不多，有几本尚有新意。有一些书从标题上看是要构建某种理论、某种核心，但是翻开一看，索然无味，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名词概念较多，说来说去就是新闻传播的一些常识知识，又换了一种说法或换了个包装。研究专著中值得提及的，我认为侯健的《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给出一种什么叫研究的榜样，他从一个较小的问题切入，深入地研究了新闻法，给人以思想。陈力丹的《世界新闻传播史》在结构和内容上比以往的同类书有些新意。杜俊飞的《弥漫的传播》可能是这年出版的书最难读懂的一本书了，表达上过于晦涩，但若硬读下去，还是确实有思想的。

三，关于专题和会议文集，这年不多，下面书介中介绍的，均有些意义。除了上面提到的喻国明的那本外，徐迅的《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颇有水平，新闻法治意识十分明确而且论证有力，只是未对书名作解释，令人莫名其妙。尹鸿、李彬主编的专题论文集《全球化与大众传播》，论题集中，这种有组织的专题论文集现在不多，值得提倡。张国良、黄芝晓主编的《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和展江主编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属于会议文集，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四，这年新闻传播学教材出版的热潮已经过去，新出版的教材明显减少。新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教材，通常列入已出版的套书教材中，作为增补出版。其中有水平的如魏永征的《新闻传播法教程》、李良荣的《当代新闻事业史》等。这年新出版了一套网络方面的教材，也有单本的网络方面的书籍，但新的内容不多。

五，这年的传播学译著没有像两年前那样大量出版，但已出版的译作大多水平尚可。例如李普曼《公众舆论》的新译本（上海人民版）、理斯曼《孤独的人群》的新译本（南京大学版）、利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的译本（清华大学版）。

六，这年出版的新闻业务方面的书依然量很大。除了记者个人的作品集外，关于新闻写作方面的书中较有特色的，例如，以“全”为优势的黄晓钟的《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论证角度较新的郭光华的《新闻传播艺术论》，有些新意的新闻摄影方面的文集《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等。

以下是2002年内出版的部分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的书介：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陈力丹著。25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该书以词条的形式，全面、客观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工作史中的主要媒体、人物、事件。以时间前后为序，围绕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及其他国际共运领袖、中国共产党和党的老一代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以及等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思想观点和不同时期的政策展开。全书30万字，分为理论思想、观点术语、人物活动、论著文件、媒体组织、历史事件六个部分，共530条。这本词典是作者在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全部著作基础上的独著，相当完整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内容和框架结构。

该书的出版，配合目前正在各级新闻和宣传部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作为丰富、稳定的学术资料，该书也可以长期作为高校新闻院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课程的辅助教材。

《整合传媒》，陆小华著。399页，中信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全书共分为12章。作者分析了中国传媒竞争的十大趋势：政策规则创新加速传媒结构调整；媒介形态趋向融合与互相进入；传媒集团特别是多媒体新闻集团将成为市场格局主导者；经济科技娱乐类新闻信息产品将成为竞争焦点；新闻媒介管理模式由资产管理向资本管理转变；出售服务与经营媒体成为新的赢利模式；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内容供应商与宽带网将以新方式融合；人才激励、控制模式将加快变化；发展战略研究成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作者就“传媒整合如何操作”提出了四大对策：加入WTO背景下的集团化调整对策、市场细分化背景下财经媒体市场策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报道模式变革、传统媒体调整方案设计与创新操作。

作者在后记中强调：“传媒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其自己的特性与规律。传媒作为单体与作为产业的运转方式和规律是绝对不一样的，传媒作为历史与作为未来也当然是不一样的，对真正想关注传媒业发展趋势与竞争策略的人们来说，真正需要把握的，是从多个角度观察判断出的大的趋势，是真正切及传媒发展轨迹的对操作规律的分析。”（第396-397页）

《当代新闻事业史》，李良荣著。28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本书是“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一。全书共分十章，分别讨论近代新闻媒体的产生和勃兴、当代新闻媒体的格局、当代新闻媒体的发展态势、当代世界的著名新闻媒介、当今世界的主导新闻学理论、世界新闻媒体的运行体制及经营管理、新闻自由和新闻控制、报纸新闻报道的主要体裁、报纸版面和版面编辑和广播电视的主要报道形式等主要内容。一批博士生和作者一起完成了这本书。

该书前言写道：“本书试图勾勒出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一个概貌，涉及世界新闻媒体产生、发展的简史，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格局、发展趋势、各地区新闻媒体的主要特点、新闻学的主干理论、运行模式、新闻法规、新闻业管理以及新闻业务等等，让读者对当今世界新闻媒体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

《孤独的人群》，［美］大卫·理斯曼等著，王崑、朱虹译。32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是一本涉及传播的社会学著作，讨论了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形成和演变。作者根据传统导向、内在导向、他人导向的社会性格类型，对具体的社会阶层——美国中产阶级的性格形成和演变进行了全面阐述。作者认为，父母、家庭、学校是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而社会性格最终体现为一定的生活方式，在工作、娱乐、政治生活和子女教育等活动中表现出来。作者着重探讨了19世纪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内在导向性格如何被20世纪中叶的他人导向性格所取代的过程，研究了这一取代的原因、过程以及对美国当代主要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

全书共三篇16章。第一篇“性格”，主要分析了性格与社会的几种类型、性格形成原因的演变、内在导向型和他人导向型的各自特点。第二篇“政治”，讨论了三种性格类型的政治风格、政治游说和权力问题。第三篇“自主性”，回顾了不同时期自主性的特征，论述了娱乐中的自主性障碍。书后附有索引18页。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52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共12章，主要探讨传播学的欧洲起源、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和传播学领域的建立等问题。书后附有“传播学史中的主要人物”8页和参考书目55页。

作者在《译者的话》中写道：“为写作《传播学史》，罗杰斯访谈了许多传播学的大师及其合作者和追随者（例如R·默顿、T·彼得森、E·卡茨等），也与相关学科的权威人士多次进行了交流，如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最有权威的’研究者马丁·杰伊，熟悉芝加哥学派的E·L·法里斯等；他还广泛利用了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斯坦福、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伊利诺伊、衣阿华等大学的图书馆和档案室。”“欧洲起源、三个学派、四个先驱者和作为集大成者的施拉姆，是《传播学史》的主线。”“《传播学史》注重的是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传播学如何在以美国为主的大学内作为一门最重要的、新的研究领域脱颖而出。”

《报业中国》，孙燕君著。408页，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其结构，是以几个大城市（广州、北京、成都、西安）为点，以都市报、财经报、行业报、报业集团、投资报业为横切面，借以全面叙述中国报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发展变化，以及激烈的竞争态势。全书分为十个部分38个小节，书前有傅桦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书目2页，以及作者的后记。

作者在后记中谈到该书：“这是一本描述中国报业现状和趋势的书，一本写给报业通同行特别是那些想办一张好报的同行看的书，是一本写给已经进入和想要进入报业的投资者看的书，一本写给关注报业留心报业的其他行业人士看的书。”（第408页）序言中，傅桦转述了作者的观点：“中国报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已经走到了需要智者的时候。所谓智者要有几个条件：（1）掌握中国传媒政策；（2）有报业经营经验；（3）对新时代、新经济要有敏锐的感觉，对市场细分要有足够的把握，熟悉传媒产业，对报纸发展方向要有架构能力；（4）有宽宏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能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团结的传媒队伍。”（序第4页）

《媒体前沿报告》，周伟主编。38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重点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另外，一较少的篇幅描述了国外媒体的发展状况。主编“策划”，由三位博士生执笔完全。全书分为六章32节，各章的标题依次如下：资源整合：媒介变革大势；抢滩中国：跨国传媒巨头各显神通；硝烟弥漫：报业新锐的市场竞争；媒体新经济：寻找产业链中的新商机；媒体病：我们该不该相信新闻；西方媒体运作方式----以美国为例。书前有主编的序言，“中央新闻机构和省委机关报领导成员名单”作为附录，最后是2页参考文献和后记。

主编在序言中就该书回答的问题作了这样的概括：“如何看待境外媒体的进入，如何借鉴西方传媒的运作方式，如何在国际化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如何完善传媒监管机制，如何应对媒体融资……媒体究竟往何处去？一个个问号笼罩在传媒人的心头，一个个必须直面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回答。”（第1页）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潘知常、林玮著。5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除序篇外，分为二十一章，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该书借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文化学派、西方美学和社会学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和方法，叙述了大众文化的全球化、市场化问题，讨论了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包括广播电视文化、电影、MTV、报刊书籍、广告、网络文化、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摇滚乐青年亚文化、大众文化的理性和非理性等等问题。

全书的基本思路是：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模式、新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入手，来理解和批评大众文化，揭示大众文化因技术而生，并为技术而生这一直接渊源；以满足为需要而需要、虚拟幻想为特征的内涵。作者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唇齿相依的价值尺度，大众文化凭借着技术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力量甚至已经成为所谓的“美学意识形态”。

《新闻传播法教程》，魏永征著。34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是一本全面概述中国现行法律中有关新闻传播条款（宏观意义的新闻传播法）的论著。全书共分十章，根据中国宪法、普通法、专门法、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110种法律法规，以及7项国际公约，讨论了中国新闻传播中各种的法律问题，以及它们法律依据。该书涉及宪法规范的新闻传播权利、新闻传播与维护国家安全、新闻传播与法治、新闻传播与公民权和人格权、特殊的新闻和信息的、对新闻业的行政管理、新闻传播活动与著作权、新闻传播产业、涉外新闻传播的管理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中国和国际法律法规和公约名目117项。

作者认为：“我国现行新闻传播法无论是维护公权还是私权使之免于新闻传播活动中可能发生的不法侵害，大都已有完备的内容。”“现在人们要求制定的‘法’的内容，是指具体规范新闻传播活动中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权利的法，如新闻记者和媒介的采访权、报道权、批评权等等，……至今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对这些权利还没有从国家对保障这一权利所承担的义务这个法律关系的层面上作出明确的界定”。（第19、23页）

《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侯健著。1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从法学角度详尽地论证了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矛盾问题，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的。全书包括导论和六章，书前有作者的导师沈宗灵写的序，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7页，以及作者的后记。六章的标题依次是：舆论监督（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如何理解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冲突、制度建构的法律理论和技术、舆论监督与政府官员名誉权、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的“名誉权”。

沈宗灵在序言中概括了作者的观点：“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名誉利益’之间的冲突，不仅是权利上的冲突，其实质是公民的民主权利与政府机构或官员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仅仅将这种冲突视为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是不利于恰当的制度建设的。”“法律限于惩罚那些对现存秩序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严重危险的故意捏造的失实言论，余者的不良影响可以通过‘更多的言论’去消除。”

《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黄晓钟编著。51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新闻写作方面的高校教材。全书分为16章，涉及新闻报道样式、新闻写作准则、新闻报道语言特点和表现手法、消息写作、通讯写作、边缘文体、专访以及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精确新闻报道的写作等内容。

该书突出了实用性，将应用示范和理论阐释紧密结合。以充分的范例分析及正误范例比较，提出相关新闻写作类型的基本规则、变化及思维方式，使学习者对各种新闻写作样式有清晰的直感和系统的理性认识；同时，设计了一百多道系列性的思考题和训练题，系统地强化训练学习者的实际操作能力和正确的新闻思维方式。

该书旨在让学习者能基本把握不同样式的报道，知道应该怎样写，不应该怎样写，并理解为什么。

《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美]保罗.利文森著，熊澄宇等译。24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传播媒介形态发展变化的历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全书分为十九章67节，书后附有参考文献17页。该书从字母的发明开始谈起，谈到印刷术、摄影、电报、电话、广播、电影、电视、录像机、计算机、网络传播、版权、人工智能等等与信息革命相关的一系列传播媒介形态对人的观念的冲击。

作者谈到硬媒介决定论、软媒介决定论，他本人持软决定论观点。他指出：“有些媒介学家认为信息系统对社会具有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他们称这种关系为硬媒介决定论。这种关于抽象语言和人类的关系的观点有些极端；很难找到一些事实来说明信息技术和它们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理智地讲，媒介很少产生绝对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结果。相反，它们提供事件产生的可能性，事件的状态和影响是诸多因素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结果。媒介学家称这种关系为软媒介决定论。”（第3页）作者以软决定论为基本论点，广泛讨论了各种媒介的出现对人们思想的冲击，以及多种媒介并存和发展的前景。

《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美]斯特劳巴哈、拉罗斯著，熊澄宇等译。49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现代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形态，以及大众媒介与社会各种关系的教材性著作，共分为十五章。其中前两章论述了媒介环境和媒介理论，第3-11章探讨的是各种媒介形态的历史和技术特点，第12-15章讨论了媒介的各种社会联系。

作者认为，继续谈论印刷、收音机、电视、电影和计算机灯各种媒介，好象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实体已经没有意义了，计算机和电讯网络方面的进步已经使得它们的融合为一般意义的“大众媒介”了，各种传播技术在融合，产业在融合，人们在生活中使用各种媒介的方式也在融合，媒介职业人的技能也呈融合态势，甚至媒介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共同的。他们写道：“到有来很可能只有一种媒介，而不是各不相同的收音机、电视、电影和印刷媒介。其形式将是精密高速的计算机网络以及与之相连的显示器和存储设备。……以前传统媒介之间的明显区别将快速消失。”（第3-8页）该书关于媒介与各种社会关系的论述，包括媒介与个人、媒介与社会、媒介政策法律与伦理、媒介的全球化等问题，作者给出各种不同的理论，促使读者思考，并没有答案。

《全球化与大众传媒：冲突·融合·互动》，尹鸿、李彬主编。38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该书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甫一成立推出的“媒介研究”系列的第一个专题论文辑。全书共收集五组20篇论文。第一组是对全球化与大众传播、大众传媒理论的反省。第二组是对全球化与国际传播格局的分析。第三组探讨了全球化对新闻学、传播学研究和教育带来的影响。第四组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下中国大众传媒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五组则是对全球化时代国际传播与意识形态、媒体政治关系的分析。

编者在前言中写道：“大众传媒与全球化的问题，不仅受到中国大陆学者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受到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传媒学者的关注。而这些关注应该说都来自于一种普遍的共识：全球化将不仅改变我们的大众传媒，而且将改变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借助于文化形成的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所遭遇的世界、对于我们的现实和我们所经历的历史的认识、理解、体验和期待。”本文集的作者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收集的论文大都是首次发表。

《世界新闻传播史》，陈力丹著。400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分为七篇二十一章。第一篇论述了世界新闻传播的宏观历史，其他六篇分别论述了各大洲或大的区域内各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和特点，然后选取各大洲或区域的代表性国家共14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印度、日本、埃及、南非、澳大利亚），较详尽地叙述和研究其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和特点。该书以各国纵向的历史发展为主线，辅以横向区域内的比较；历史和现实的媒体是否提及和论述详略，以历史和现实中产生影响的大小作为选取标准，不再以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来划分论述对象。该书材料截止2000年，书前有历史资料图片4幅，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共132项。

该书是作者在多年给新闻学硕士生讲授世界新闻史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在前言中写道：“新闻传播史不能简单地叙述史实，研究各个国家新闻传播的发展特点，特别是文化特点，是本书的目的之一。本书重视各国的国家形成、历史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内部民族和语言状况、在世界交往中的地位等因素对该国新闻传播业发展和体制形成的影响。”（第2页）

《新闻传播艺术论》，郭光华著。241页，岳麓书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副标题“报纸新闻写作魅力探索”，主要从新闻如何传达新的信息的视角，以新闻写作要交代的几个W入手，论述了新闻的写作的要领。全书分为七章21节。书前有陈力丹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该书序言指出：“本书作者强调不以‘主题’（即要求新闻报道表达某种思想）论新闻，当以‘信息’论新闻，这就撇开了研究写作时干扰理解新闻的主要障碍，便于直截了当地分析新闻写作本身的主要问题，从研究方法上找到了一个解决现在新闻写作症结的切入口。……一旦把新闻信息作为论述的主脉，许多支持新闻写作技术处理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得以清晰地显现或被揭示，问题的深化成为可能。这本书改变以往以新闻体裁划分论述结构的模式，而以‘何事’、‘如何’、‘为何’这些新闻作品的基本要素，作为分析写作的切入口，从而能够较清晰地论证纯粹新闻写作的要领。”

《弥漫的传播》，杜骏飞著。3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这本书是《思想的境界》丛书之一。全书分为“思想”、“对话”和“资料”三个主要部分。“思想”部分主要探讨了泛传播的理论模型、“控制，还是解放”的思想母题、泛传播环境下的新闻价值系统的演进和有关弥漫时代的其他意见等问题；“对话”部分收录了两篇学者访谈实录；“资料”部分涉及近20年来国内传播学研究回顾、Internet与弥漫计算、信息政治与文化批评和新闻价值观研究等问题。书后附资料引用书目3页。

该书前言写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观念和理想的理论向度，从技术及方法论层面深度影响了所有媒介的传播形态，包括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更为重要的）未来即将延伸出来的新形态。”这种影响是“泛化影响”：“（1）由静态的化为动态的；（2）由确定的化为不确定的；（3）由狭义的化为广义的；（4）由单向、双向的化为双向和多向的；（5）由集中的化为分散的；（6）由控制的化为自由的；（7）由稀有的化为普及的；（8）由对立的化为融合的；（9）由相对孤立的化为普遍联系的；（10）由物理的化为人为的。”(第32页)

《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张国良、黄芝晓主编。30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这是2001年底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的论文集，共收入论文20篇，作者来自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香港各地的新闻教学和研究单位。全书分为“探讨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应对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趋势”两部分。

张国良在序言中概括了众多论文的观点，接着在展望未来时指出：“在我国，传播学的引入工作主要由新闻学界承担，所以继之而起的传播学研究历来以大众传播（更多的是新闻传播）为主要关注对象，而忽略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口头传播、非语言传播、政治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等众多领域。如果说，这一状况在初期也有其合理性，而对于学科的中长期发展而言，就是又一大‘瓶颈’了。很显然，不切实有效地拓展领域（包括研究和教育层面），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就难以快速、健康地向前推进。”（第3页）

《公众舆论》，［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3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全书共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之后的七个部分作者分别对外部世界、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民主的形象、报纸和有机化情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本书是第二个中译本。

作者是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和作家，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此书是他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作为一部经典性的著作，《公众舆论》第一次给了公众舆论一个全景式的生动观照，可以让我们细细地体会到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机理。此书自1922年问世以来，在几十年中已经被几十种文字陆陆续续地重印，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个论域中的经典性地位，而作者直到1974年去世也没有对它作过任何修订增补，尽管书中所使用的实证资料仅仅截止到成书之前。由此也不难看出，纵使时移境迁，物是而人非，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洞察则断不会过时。”（译者前言）

《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展江主编。41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副标题“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的语境与实践”，除导言外，全书共分“成败利钝——一个泱泱大国世纪之交的共识”、“良性互动——新闻舆论监督与依法治国国策”和“他山之石——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先行先鉴”三篇。每篇各两章。

编者在该书《内容简介》中写道：“本书围绕新闻舆论监督这个学术性、实践性与社会敏感性兼具的当代问题，探讨了在新世纪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推进经济市场化的现实情境下，新闻媒介为建设公共领域担当中国社会转型守望者角色的举足轻重的意义。本书集纳了来自新闻学、传播学、法学界的中外学人的30多篇文章。”其中既有王强华、魏永征、孙旭培、郭镇之、陈力丹、徐迅、焦国标、王军、郭卫华等专家的佳篇，又有一批年轻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最新研究成果，还有英美多名同仁关于调查性新闻业理论与实践的文章。

《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徐迅著。38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个记者眼中的新闻法治与道德”，全书分为四章，集纳了作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法律顾问）44篇关于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问题的报道和理论文章。第一章“侵权与法治”，主要涉及新闻媒体侵权和法律规范问题。第二章“媒体与司法”，主要涉及媒体监督司法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矛盾。第三章“暗访与自律”，主要涉及新闻采访中偷拍偷录的法律责任问题。第四章“域外见闻”，主要介绍了英国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的现状。书前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研究员魏永征作的序，书后有作者写的后记。作者1983年从政法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并考取了律师资格。魏永征认为她是“学者型记者”。

作者认为，中国侵权纠纷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87-1988年，由于1987年元旦《民法通则》实施，开始出现较为集中的小人物告大报的现象。1992年，名人告小报形成一股诉讼浪潮。1993-1994年，第三次媒介侵权的浪潮的特点是工商法人告传媒。（第34-40页）作者没有对书名“第四次浪潮”作出解释，可能是将最近几年出现较为集中的媒介侵权、媒介职业道德问题，视为第四次浪潮。

《网络新闻传播导论》，屠忠俊、吴庭俊著。431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分为九章29节，全面论述了网络传播的理论和相关问题。前两章回顾了传统传播媒介和网络传播的崛起，接着按照传播学研究的传统框架顺序对网络传播分别进行了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并用传统的各种传播理论对网络传播现象作了阐述，最后，谈到网络的新闻传播、网络传播的伦理与法制、网络新闻人才的培养等问题。书后有参考书目6页。

作者认为：“因特网传播是一种网络多媒体传播。多媒体电脑技术与电脑网络技术原来是电脑技术的两个发展领域，这两个领域的技术成果的相得益彰导致一种崭新传播媒介的产生。”（第102-103页）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必须考虑建立新的概念、命题等来解释网络媒体传播，为此，需要更多地考虑相关的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第4页）

《社会舆论原理》，刘建明著。360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舆论学的著作，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作者对舆论和舆论现象的认识。全书除了导论，共分为十三章42节。讨论了舆论的传播特征、舆论的形成、舆论的群体表达、舆论形态、舆论的类化、舆论传播的增减律、舆论传播的波动律、舆论的正负功能、舆论传播机构、舆论在社会中的地位、中西舆论制度、社会问题与舆论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作者学术活动简介和必读书目17种。

作者认为：“公众意见仅仅是舆论的一种说法，而不是舆论这一概念的严格界定。从外在形式看，舆论是多数人的议论和意见，但实际上它是众人对社会事务共同感悟的顽强意志，表现为一种希望和追求。……舆论永远处于群体传播状态，所以把舆论界定为‘一定范围内多数人的集合意识及共同意见’，是一个科学的定义。”（第2页）

《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许林著。309页，中国摄影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本书集纳了作者（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关于新闻摄影的43篇文章，划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篇”，主要是关于新闻摄影的理论和理论综述。第二部分“说评篇”，是关于新闻摄影的时评文章。第三部分“谈拍照”，谈的是关于摄影的知识。第四部分“评作品”，是关于新闻摄影经典作品的评论。第五部分“看人物”，是关于新闻摄影工作者的报道。第六部分“议版面”，即议论新闻摄影的版面。最后一部分“话改革”，是对新闻摄影未来发展的论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仁臣为该书作序，人民日报的老摄影记者蒋铎作跋。

该书中作者对1945年著名的新闻摄影作品《胜利之吻》提出画面作假的疑问，认为“它严重地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伪造了历史，既是对读者的戏弄，又是对历史的亵渎”。（第169页）作者对1997年评上金奖的照片《盲女》（关于香港回归）的导演成份提出质疑，认为“从对这张照片的评选上反映的问题，证明有的评委在评选的观念导向上，仍然存在看重事件本身，而轻新闻摄影自身规律的现象”（第76页）。

《解析传媒变局》，喻国明著。380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9月版。

这是一本作者发表的文章、调查报告和采访谈话集，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全书分为三篇：上篇“传媒创新趋势”包括文章12篇；中篇“市场调研报告”8篇；下篇“传媒焦点访谈”11篇。该书的文章部分，谈到我国受众需求的变化趋势、媒介集团化的和竞链接、媒介市场的创新、媒体改版的理性和风险规避、中国传媒投资的风险规避等问题。该书的调研报告涉及北京居民2000年读报情况和读报意愿调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财经类报纸竞争力调查、北京电视观众收看电视新闻类节目情况和意愿调查。

该书前面有作者的代序“关于传播学研究的若干断想”，最后是作者写的“后记”。作者的目的是“让自己的研究在经世致用中实现它的价值”，提倡在传播领域进行“建构式研究”。（第1-2页）他认为建构式研究的关键性提前是：买方市场的发展趋于白热化；传媒市场的发展、变化呈现出高速律；规模化的传媒竞争使传媒产业进入‘大投入’期。（第2-3页）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36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这本书的英文版1985年出版，现在翻译过来对中国电子媒介发展的现实恰好给予了较为适应的说明。全书分为五部分共十四章，论证了电子媒介（电报、电话、广播，特别是电视和网络）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悄然变化。作者认为，电子媒介带给社会变化的三个维度是：社会群体的融合（以男性和女性气质的融合作为个案）、社会角色的转换（以成年人和儿童界线的模糊为个案）、政治英雄权威力量的下降（以政治领导人地位的变化为个案）。作者在“前言”里强调：“电子媒介如何影响社会行为，这种影响并不是因为讯息的力量，而是因为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之间曾经非常亲密的联系。”书后附有英文参考书目31页。

《网络新闻学》，仲志远著。4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叙述了网络发展历史和网络新闻传播基本业务知识，分为二十章79节。书前有刘海贵写的序，书后附有与网络新闻传播有关的中国网络传播界的公约、中国关于网络的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定共6项，以及参考书目2页。该书前六章主要涉及网络发展的历史，从第七章起，依次叙述了网络新闻的特征、网络新闻的版面布局与表现形态、网络新闻标题和标题的制作、网络新闻体裁、网络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版权与争议等等问题。

作者在后记中就这本书的特点写道：“本书纯粹基于网络新闻的业务操作与现实变化的情势走向而形成个人之见，深入浅出于网络新闻传播理论、历史与业务之间，并紧密地叙述了其与传统新闻的密切关系，以及新闻传播四种工具此消彼长的行进去向。”（第462页）

《中国报业的产业化运作》，董天策等著。50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较全面地叙述了中国报业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和现实运作的特点和经验，分为十一章34节。讨论的范围，除了历史的叙述外，还涉及报业的基本市场、生存格局、报纸策划、市场营销、经营战略、管理机制、集团化发展、网络经营、产业运作规范等等。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主要作者董天策在“后记”中就此书的基本观点写道：“中国报业最根本的发展趋势还是产业化，许许多多的变化都可以在报业产业化这个总体趋势中得到解释。……世纪之交的中国报业正处在产业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拉动’与党和政府的‘推动’，始终是这一进程的主导力量。因此，中国报业的产业化并非西方报业发展史上的完全产业化，而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有限产业化，是在保证不改变报业政治属性的前提下进行企业化管理和市场化经营，即产业化运作。”

《网络受众心理行为研究》，巢乃鹏著。296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种信息查寻的研究范式”。作者从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研究的视角对受众在媒体（特别是网络传播）上进行信息查寻的行为做了一项实证研究，此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成果。全书分为十章27节，对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范式本身、认知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社会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进一步的探讨，以一项网上调查为依据，具体论证了受众网上信息查寻的模型构建。书后引文注释359条，附有作者进行网络传播调查时的问卷。

作者在“绪论”里就此书写道：“本书基于这样一种实际情况，一方面是快速发展的信息环境呼唤着受众信息查寻行为范式的建立；另一方面，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还缺乏一个整体性的思考和回顾。因此笔者尝试对受众研究的信息查寻范式进行全面的审视，……在数字化信息环境中，受众的心理行为与传统环境中肯定有着相当的不同，受众在网上将以独有的心理模式进行信息活动。对受众在网络环境中的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有着独特的研究意义”。（第3-4页）

《新闻舆论研究》，王雄著。413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该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共九章30节。上篇“新闻舆论本体论”，重点对“新闻舆论”的概念进行了讨论。作者认为，狭义的新闻舆论是指“媒体表达的意见”，广义的新闻舆论是指“通过或经由媒体表达的社会意见”。（第14页）中篇“新闻舆论功能论”，讨论了舆论引导、舆论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法律保护和限制问题。下篇“新闻舆论、公民社会、公共领域”，从公共领域的理念出发讨论中国当代公共领域的诸问题。书后附有参考文献8页。

作者在“后记”就就此书写道：“笔者撰写此书，意在总结教学和研究过程中的体会和思索，……力图从多学科视角（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意识形态理论）透视新闻舆论，并使这种研究具有一定的体系性。”“笔者相信，新闻舆论和意识形态之相互关系以及新闻舆论与社会公共领域之相互关系是国内舆论研究界不甚重视甚至完全忽视的研究课题，但这一类研究课题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十分切近、急迫的现实意义。”（第403、404页）

新闻传播学书籍范文篇3

解放以后至，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出版的关于新闻工作的书籍只有百来本，而且没有一本学术专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是我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国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著作日渐增多。1991年，各种关于新闻和传播的书籍超过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1500本以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资料室和中国新闻年鉴的粗略估计）。如果说80年代是我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的准备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两年，无论这数量和质量方面，与自身相比都是最辉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几年，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各类新闻传播学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体系。80年代，我国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统教材。90年代的情况大大改观，各个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陆续组织写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点的各种专业教材。到世纪之交，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则全套更新和增补新的面向新世纪的系列教材，北京广播学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专业教材。

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质量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垃圾；内容重复现象较为普遍，相互抄，车轱轳话来回说。关于网络的教材，显然为了抢时间，更为粗糙，相当多的这类书籍停留在描述现象和想象的理论层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质量和在一定时期稳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写作和出版的要务。

二，大量传播学译著在世纪之交的几年内成批推出。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类译著中有世界信息与传播的综述性著作，也有传播学研究的概述性著作，还有一些专题研究的著作，例如组织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形态、媒介与大众文化、电视批评、媒介伦理等等。（参见我在《新闻与信息传播》2001年夏季号的概述文章《直面当今传播学研究----最近两年我国传播学译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从赢利角度考虑较多，现在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多数为教材，有的出版社选择的层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传播学读物。这给国内某些本来就对传播学有“阶级”成见的人留下印象：传播学就是这么个层次和水平。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尤其是传播学经典著作很少，最近几年的新著更少。经典中唯有麦克卢汉的著作出版了好几种，但他毕竟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译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组织翻译出版中。

译著的翻译目前也存在问题，如果是普及性读物，由于语言和内容较为简单，可以考虑组织研究生集体翻译，但是学术专著若由一拨学生每人分上一章一节翻译，在短期内出笼，差错较多，后患无穷。已出版的译著中有一些翻译质量过差，甚至到了无法读懂的地步。

三，国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依然不多。尽管出版的新闻和传播学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使得可以列为研究性专著的书是有限的。相当多的书，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说学术结构，就是话语也是非学术的，或政治套话，或新闻报道式语言，用这样的话语体系论证学术，可以想象是些什么东西：现象性的描述内容多于论证，摆出问题（有时很生动）但没有能力说明问题；论证逻辑贫乏，诸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区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类。

四，出版新闻传播学的“套书”呈现为一种趋势。这种出版现象有商业包装和赢利的目的，但也不能轻易说都没有意义。如果学术研究的条件成熟，这种推出的方式对于学术研究有一定推动作用。近几年传播学译著的推出，大多采用了这种出版的方式，教材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是研究性的专著，不宜采用这种批量推出的方式，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工业流程式的。

现在从已出版的套书看，同一套教材，质量高低差距较大。有的较高，有的明显地差。特别是网络丛书，尚没有一套提得起来。“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总体水平较高，但也有的相对不高。“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研究水平有限，但有资料价值。“南京大学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有几本涉及传播学的，尚有水平。“清华传播译丛”中有几本的水平也行。有的丛书以“最新”或“高级”冠名，但内容不新，也谈不上高级。

五，新闻记者的个人文集越来越多。现在只要有钱，出书不像以前那样难了，难的是写不出那么多好东西。最省力的就是将自己历年发表的新闻稿件合集出版。由于新闻作品的时效特点，相当多的这类文集只有个人收藏价值，并无社会价值。有的新闻传播学教师和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些是有水平的，但似乎水平不高的居多。这类文集在已出版的书中所占比例不小。出版是自由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让市场来调节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出版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与过去相比，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即其中搀水的较多，书籍的内容质量（现在的装帧质量一本赛一本）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学外部形象的一个问题。

2002年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300本，比去年增长了一半左右。但总体上水平有限。已出版的书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概述如下：

一，几乎同时，各出版社推出了一批关于中国传媒近年总体发展情况和展望的书籍。有代表性的例如陆小华的《整合传媒》、孙燕君的《报业中国》、周伟主编的《媒体前沿报告》等。前一本带有政策研究性质；后两本像新闻报道那样对媒体发展形势作了记者式的描述，因而这类书籍属于普及读物。对近年媒体发展作一整体情况的描述是有意义的，但缺少学理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些理性分析的书是喻国明的文章和调查报告集子《解析传媒变局》。他本人强调学问就在于经世致用，必须与“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观点，我予以尊重，但不敢苟同。正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理论思维。创新的中国需要应用研究，同时也需要不是为了应用而存在的理论思维，它代表人类的精神能力，如同自然科学中我们需要陈景润一样，尽管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二，关于研究专著，数量依然不多，有几本尚有新意。有一些书从标题上看是要构建某种理论、某种核心，但是翻开一看，索然无味，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名词概念较多，说来说去就是新闻传播的一些常识知识，又换了一种说法或换了个包装。研究专著中值得提及的，我认为侯健的《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给出一种什么叫研究的榜样，他从一个较小的问题切入，深入地研究了新闻法，给人以思想。陈力丹的《世界新闻传播史》在结构和内容上比以往的同类书有些新意。杜俊飞的《弥漫的传播》可能是这年出版的书最难读懂的一本书了，表达上过于晦涩，但若硬读下去，还是确实有思想的。

三，关于专题和会议文集，这年不多，下面书介中介绍的，均有些意义。除了上面提到的喻国明的那本外，徐迅的《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颇有水平，新闻法治意识十分明确而且论证有力，只是未对书名作解释，令人莫名其妙。尹鸿、李彬主编的专题论文集《全球化与大众传播》，论题集中，这种有组织的专题论文集现在不多，值得提倡。张国良、黄芝晓主编的《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和展江主编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属于会议文集，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四，这年新闻传播学教材出版的热潮已经过去，新出版的教材明显减少。新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教材，通常列入已出版的套书教材中，作为增补出版。其中有水平的如魏永征的《新闻传播法教程》、李良荣的《当代新闻事业史》等。这年新出版了一套网络方面的教材，也有单本的网络方面的书籍，但新的内容不多。

五，这年的传播学译著没有像两年前那样大量出版，但已出版的译作大多水平尚可。例如李普曼《公众舆论》的新译本（上海人民版）、理斯曼《孤独的人群》的新译本（南京大学版）、利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的译本（清华大学版）。

六，这年出版的新闻业务方面的书依然量很大。除了记者个人的作品集外，关于新闻写作方面的书中较有特色的，例如，以“全”为优势的黄晓钟的《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论证角度较新的郭光华的《新闻传播艺术论》，有些新意的新闻摄影方面的文集《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等。

以下是2002年内出版的部分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的书介：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陈力丹著。25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该书以词条的形式，全面、客观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工作史中的主要媒体、人物、事件。以时间前后为序，围绕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及其他国际共运领袖、中国共产党和党的老一代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以及等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思想观点和不同时期的政策展开。全书30万字，分为理论思想、观点术语、人物活动、论著文件、媒体组织、历史事件六个部分，共530条。这本词典是作者在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全部著作基础上的独著，相当完整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内容和框架结构。

该书的出版，配合目前正在各级新闻和宣传部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作为丰富、稳定的学术资料，该书也可以长期作为高校新闻院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课程的辅助教材。

《整合传媒》，陆小华著。399页，中信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全书共分为12章。作者分析了中国传媒竞争的十大趋势：政策规则创新加速传媒结构调整；媒介形态趋向融合与互相进入；传媒集团特别是多媒体新闻集团将成为市场格局主导者；经济科技娱乐类新闻信息产品将成为竞争焦点；新闻媒介管理模式由资产管理向资本管理转变；出售服务与经营媒体成为新的赢利模式；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内容供应商与宽带网将以新方式融合；人才激励、控制模式将加快变化；发展战略研究成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作者就“传媒整合如何操作”提出了四大对策：加入WTO背景下的集团化调整对策、市场细分化背景下财经媒体市场策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报道模式变革、传统媒体调整方案设计与创新操作。

作者在后记中强调：“传媒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其自己的特性与规律。传媒作为单体与作为产业的运转方式和规律是绝对不一样的，传媒作为历史与作为未来也当然是不一样的，对真正想关注传媒业发展趋势与竞争策略的人们来说，真正需要把握的，是从多个角度观察判断出的大的趋势，是真正切及传媒发展轨迹的对操作规律的分析。”（第396-397页）

《当代新闻事业史》，李良荣著。28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本书是“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一。全书共分十章，分别讨论近代新闻媒体的产生和勃兴、当代新闻媒体的格局、当代新闻媒体的发展态势、当代世界的著名新闻媒介、当今世界的主导新闻学理论、世界新闻媒体的运行体制及经营管理、新闻自由和新闻控制、报纸新闻报道的主要体裁、报纸版面和版面编辑和广播电视的主要报道形式等主要内容。一批博士生和作者一起完成了这本书。

该书前言写道：“本书试图勾勒出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一个概貌，涉及世界新闻媒体产生、发展的简史，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格局、发展趋势、各地区新闻媒体的主要特点、新闻学的主干理论、运行模式、新闻法规、新闻业管理以及新闻业务等等，让读者对当今世界新闻媒体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

《孤独的人群》，［美］大卫·理斯曼等著，王崑、朱虹译。32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是一本涉及传播的社会学著作，讨论了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形成和演变。作者根据传统导向、内在导向、他人导向的社会性格类型，对具体的社会阶层——美国中产阶级的性格形成和演变进行了全面阐述。作者认为，父母、家庭、学校是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而社会性格最终体现为一定的生活方式，在工作、娱乐、政治生活和子女教育等活动中表现出来。作者着重探讨了19世纪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内在导向性格如何被20世纪中叶的他人导向性格所取代的过程，研究了这一取代的原因、过程以及对美国当代主要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

全书共三篇16章。第一篇“性格”，主要分析了性格与社会的几种类型、性格形成原因的演变、内在导向型和他人导向型的各自特点。第二篇“政治”，讨论了三种性格类型的政治风格、政治游说和权力问题。第三篇“自主性”，回顾了不同时期自主性的特征，论述了娱乐中的自主性障碍。书后附有索引18页。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52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共12章，主要探讨传播学的欧洲起源、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和传播学领域的建立等问题。书后附有“传播学史中的主要人物”8页和参考书目55页。

作者在《译者的话》中写道：“为写作《传播学史》，罗杰斯访谈了许多传播学的大师及其合作者和追随者（例如R·默顿、T·彼得森、E·卡茨等），也与相关学科的权威人士多次进行了交流，如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最有权威的’研究者马丁·杰伊，熟悉芝加哥学派的E·L·法里斯等；他还广泛利用了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斯坦福、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伊利诺伊、衣阿华等大学的图书馆和档案室。”“欧洲起源、三个学派、四个先驱者和作为集大成者的施拉姆，是《传播学史》的主线。”“《传播学史》注重的是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传播学如何在以美国为主的大学内作为一门最重要的、新的研究领域脱颖而出。”

《报业中国》，孙燕君著。408页，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其结构，是以几个大城市（广州、北京、成都、西安）为点，以都市报、财经报、行业报、报业集团、投资报业为横切面，借以全面叙述中国报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发展变化，以及激烈的竞争态势。全书分为十个部分38个小节，书前有傅桦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书目2页，以及作者的后记。

作者在后记中谈到该书：“这是一本描述中国报业现状和趋势的书，一本写给报业通同行特别是那些想办一张好报的同行看的书，是一本写给已经进入和想要进入报业的投资者看的书，一本写给关注报业留心报业的其他行业人士看的书。”（第408页）序言中，傅桦转述了作者的观点：“中国报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已经走到了需要智者的时候。所谓智者要有几个条件：（1）掌握中国传媒政策；（2）有报业经营经验；（3）对新时代、新经济要有敏锐的感觉，对市场细分要有足够的把握，熟悉传媒产业，对报纸发展方向要有架构能力；（4）有宽宏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能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团结的传媒队伍。”（序第4页）

《媒体前沿报告》，周伟主编。38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重点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另外，一较少的篇幅描述了国外媒体的发展状况。主编“策划”，由三位博士生执笔完全。全书分为六章32节，各章的标题依次如下：资源整合：媒介变革大势；抢滩中国：跨国传媒巨头各显神通；硝烟弥漫：报业新锐的市场竞争；媒体新经济：寻找产业链中的新商机；媒体病：我们该不该相信新闻；西方媒体运作方式----以美国为例。书前有主编的序言，“中央新闻机构和省委机关报领导成员名单”作为附录，最后是2页参考文献和后记。

主编在序言中就该书回答的问题作了这样的概括：“如何看待境外媒体的进入，如何借鉴西方传媒的运作方式，如何在国际化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如何完善传媒监管机制，如何应对媒体融资……媒体究竟往何处去？一个个问号笼罩在传媒人的心头，一个个必须直面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回答。”（第1页）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潘知常、林玮著。5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除序篇外，分为二十一章，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该书借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文化学派、西方美学和社会学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和方法，叙述了大众文化的全球化、市场化问题，讨论了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包括广播电视文化、电影、MTV、报刊书籍、广告、网络文化、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摇滚乐青年亚文化、大众文化的理性和非理性等等问题。

全书的基本思路是：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模式、新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入手，来理解和批评大众文化，揭示大众文化因技术而生，并为技术而生这一直接渊源；以满足为需要而需要、虚拟幻想为特征的内涵。作者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唇齿相依的价值尺度，大众文化凭借着技术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力量甚至已经成为所谓的“美学意识形态”。

《新闻传播法教程》，魏永征著。34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是一本全面概述中国现行法律中有关新闻传播条款（宏观意义的新闻传播法）的论著。全书共分十章，根据中国宪法、普通法、专门法、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110种法律法规，以及7项国际公约，讨论了中国新闻传播中各种的法律问题，以及它们法律依据。该书涉及宪法规范的新闻传播权利、新闻传播与维护国家安全、新闻传播与法治、新闻传播与公民权和人格权、特殊的新闻和信息的、对新闻业的行政管理、新闻传播活动与著作权、新闻传播产业、涉外新闻传播的管理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中国和国际法律法规和公约名目117项。

作者认为：“我国现行新闻传播法无论是维护公权还是私权使之免于新闻传播活动中可能发生的不法侵害，大都已有完备的内容。”“现在人们要求制定的‘法’的内容，是指具体规范新闻传播活动中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权利的法，如新闻记者和媒介的采访权、报道权、批评权等等，……至今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对这些权利还没有从国家对保障这一权利所承担的义务这个法律关系的层面上作出明确的界定”。（第19、23页）

《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侯健著。1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从法学角度详尽地论证了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矛盾问题，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的。全书包括导论和六章，书前有作者的导师沈宗灵写的序，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7页，以及作者的后记。六章的标题依次是：舆论监督（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如何理解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冲突、制度建构的法律理论和技术、舆论监督与政府官员名誉权、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的“名誉权”。

沈宗灵在序言中概括了作者的观点：“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名誉利益’之间的冲突，不仅是权利上的冲突，其实质是公民的民主权利与政府机构或官员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仅仅将这种冲突视为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是不利于恰当的制度建设的。”“法律限于惩罚那些对现存秩序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严重危险的故意捏造的失实言论，余者的不良影响可以通过‘更多的言论’去消除。”

《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黄晓钟编著。51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新闻写作方面的高校教材。全书分为16章，涉及新闻报道样式、新闻写作准则、新闻报道语言特点和表现手法、消息写作、通讯写作、边缘文体、专访以及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精确新闻报道的写作等内容。

该书突出了实用性，将应用示范和理论阐释紧密结合。以充分的范例分析及正误范例比较，提出相关新闻写作类型的基本规则、变化及思维方式，使学习者对各种新闻写作样式有清晰的直感和系统的理性认识；同时，设计了一百多道系列性的思考题和训练题，系统地强化训练学习者的实际操作能力和正确的新闻思维方式。

该书旨在让学习者能基本把握不同样式的报道，知道应该怎样写，不应该怎样写，并理解为什么。

《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美]保罗.利文森著，熊澄宇等译。24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传播媒介形态发展变化的历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全书分为十九章67节，书后附有参考文献17页。该书从字母的发明开始谈起，谈到印刷术、摄影、电报、电话、广播、电影、电视、录像机、计算机、网络传播、版权、人工智能等等与信息革命相关的一系列传播媒介形态对人的观念的冲击。

作者谈到硬媒介决定论、软媒介决定论，他本人持软决定论观点。他指出：“有些媒介学家认为信息系统对社会具有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他们称这种关系为硬媒介决定论。这种关于抽象语言和人类的关系的观点有些极端；很难找到一些事实来说明信息技术和它们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理智地讲，媒介很少产生绝对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结果。相反，它们提供事件产生的可能性，事件的状态和影响是诸多因素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结果。媒介学家称这种关系为软媒介决定论。”（第3页）作者以软决定论为基本论点，广泛讨论了各种媒介的出现对人们思想的冲击，以及多种媒介并存和发展的前景。

《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美]斯特劳巴哈、拉罗斯著，熊澄宇等译。49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现代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形态，以及大众媒介与社会各种关系的教材性著作，共分为十五章。其中前两章论述了媒介环境和媒介理论，第3-11章探讨的是各种媒介形态的历史和技术特点，第12-15章讨论了媒介的各种社会联系。

作者认为，继续谈论印刷、收音机、电视、电影和计算机灯各种媒介，好象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实体已经没有意义了，计算机和电讯网络方面的进步已经使得它们的融合为一般意义的“大众媒介”了，各种传播技术在融合，产业在融合，人们在生活中使用各种媒介的方式也在融合，媒介职业人的技能也呈融合态势，甚至媒介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共同的。他们写道：“到有来很可能只有一种媒介，而不是各不相同的收音机、电视、电影和印刷媒介。其形式将是精密高速的计算机网络以及与之相连的显示器和存储设备。……以前传统媒介之间的明显区别将快速消失。”（第3-8页）该书关于媒介与各种社会关系的论述，包括媒介与个人、媒介与社会、媒介政策法律与伦理、媒介的全球化等问题，作者给出各种不同的理论，促使读者思考，并没有答案。

《全球化与大众传媒：冲突·融合·互动》，尹鸿、李彬主编。38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该书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甫一成立推出的“媒介研究”系列的第一个专题论文辑。全书共收集五组20篇论文。第一组是对全球化与大众传播、大众传媒理论的反省。第二组是对全球化与国际传播格局的分析。第三组探讨了全球化对新闻学、传播学研究和教育带来的影响。第四组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下中国大众传媒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五组则是对全球化时代国际传播与意识形态、媒体政治关系的分析。

编者在前言中写道：“大众传媒与全球化的问题，不仅受到中国大陆学者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受到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传媒学者的关注。而这些关注应该说都来自于一种普遍的共识：全球化将不仅改变我们的大众传媒，而且将改变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借助于文化形成的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所遭遇的世界、对于我们的现实和我们所经历的历史的认识、理解、体验和期待。”本文集的作者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收集的论文大都是首次发表。

《世界新闻传播史》，陈力丹著。400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分为七篇二十一章。第一篇论述了世界新闻传播的宏观历史，其他六篇分别论述了各大洲或大的区域内各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和特点，然后选取各大洲或区域的代表性国家共14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印度、日本、埃及、南非、澳大利亚），较详尽地叙述和研究其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和特点。该书以各国纵向的历史发展为主线，辅以横向区域内的比较；历史和现实的媒体是否提及和论述详略，以历史和现实中产生影响的大小作为选取标准，不再以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来划分论述对象。该书材料截止2000年，书前有历史资料图片4幅，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共132项。

该书是作者在多年给新闻学硕士生讲授世界新闻史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在前言中写道：“新闻传播史不能简单地叙述史实，研究各个国家新闻传播的发展特点，特别是文化特点，是本书的目的之一。本书重视各国的国家形成、历史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内部民族和语言状况、在世界交往中的地位等因素对该国新闻传播业发展和体制形成的影响。”（第2页）

《新闻传播艺术论》，郭光华著。241页，岳麓书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副标题“报纸新闻写作魅力探索”，主要从新闻如何传达新的信息的视角，以新闻写作要交代的几个W入手，论述了新闻的写作的要领。全书分为七章21节。书前有陈力丹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该书序言指出：“本书作者强调不以‘主题’（即要求新闻报道表达某种思想）论新闻，当以‘信息’论新闻，这就撇开了研究写作时干扰理解新闻的主要障碍，便于直截了当地分析新闻写作本身的主要问题，从研究方法上找到了一个解决现在新闻写作症结的切入口。……一旦把新闻信息作为论述的主脉，许多支持新闻写作技术处理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得以清晰地显现或被揭示，问题的深化成为可能。这本书改变以往以新闻体裁划分论述结构的模式，而以‘何事’、‘如何’、‘为何’这些新闻作品的基本要素，作为分析写作的切入口，从而能够较清晰地论证纯粹新闻写作的要领。”

《弥漫的传播》，杜骏飞著。3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这本书是《思想的境界》丛书之一。全书分为“思想”、“对话”和“资料”三个主要部分。“思想”部分主要探讨了泛传播的理论模型、“控制，还是解放”的思想母题、泛传播环境下的新闻价值系统的演进和有关弥漫时代的其他意见等问题；“对话”部分收录了两篇学者访谈实录；“资料”部分涉及近20年来国内传播学研究回顾、Internet与弥漫计算、信息政治与文化批评和新闻价值观研究等问题。书后附资料引用书目3页。

该书前言写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观念和理想的理论向度，从技术及方法论层面深度影响了所有媒介的传播形态，包括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更为重要的）未来即将延伸出来的新形态。”这种影响是“泛化影响”：“（1）由静态的化为动态的；（2）由确定的化为不确定的；（3）由狭义的化为广义的；（4）由单向、双向的化为双向和多向的；（5）由集中的化为分散的；（6）由控制的化为自由的；（7）由稀有的化为普及的；（8）由对立的化为融合的；（9）由相对孤立的化为普遍联系的；（10）由物理的化为人为的。”(第32页)

《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张国良、黄芝晓主编。30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这是2001年底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的论文集，共收入论文20篇，作者来自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香港各地的新闻教学和研究单位。全书分为“探讨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应对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趋势”两部分。

张国良在序言中概括了众多论文的观点，接着在展望未来时指出：“在我国，传播学的引入工作主要由新闻学界承担，所以继之而起的传播学研究历来以大众传播（更多的是新闻传播）为主要关注对象，而忽略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口头传播、非语言传播、政治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等众多领域。如果说，这一状况在初期也有其合理性，而对于学科的中长期发展而言，就是又一大‘瓶颈’了。很显然，不切实有效地拓展领域（包括研究和教育层面），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就难以快速、健康地向前推进。”（第3页）

《公众舆论》，［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3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全书共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之后的七个部分作者分别对外部世界、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民主的形象、报纸和有机化情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本书是第二个中译本。

作者是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和作家，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此书是他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作为一部经典性的著作，《公众舆论》第一次给了公众舆论一个全景式的生动观照，可以让我们细细地体会到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机理。此书自1922年问世以来，在几十年中已经被几十种文字陆陆续续地重印，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个论域中的经典性地位，而作者直到1974年去世也没有对它作过任何修订增补，尽管书中所使用的实证资料仅仅截止到成书之前。由此也不难看出，纵使时移境迁，物是而人非，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洞察则断不会过时。”（译者前言）

《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展江主编。41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副标题“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的语境与实践”，除导言外，全书共分“成败利钝——一个泱泱大国世纪之交的共识”、“良性互动——新闻舆论监督与依法治国国策”和“他山之石——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先行先鉴”三篇。每篇各两章。

编者在该书《内容简介》中写道：“本书围绕新闻舆论监督这个学术性、实践性与社会敏感性兼具的当代问题，探讨了在新世纪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推进经济市场化的现实情境下，新闻媒介为建设公共领域担当中国社会转型守望者角色的举足轻重的意义。本书集纳了来自新闻学、传播学、法学界的中外学人的30多篇文章。”其中既有王强华、魏永征、孙旭培、郭镇之、陈力丹、徐迅、焦国标、王军、郭卫华等专家的佳篇，又有一批年轻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最新研究成果，还有英美多名同仁关于调查性新闻业理论与实践的文章。

《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徐迅著。38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个记者眼中的新闻法治与道德”，全书分为四章，集纳了作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法律顾问）44篇关于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问题的报道和理论文章。第一章“侵权与法治”，主要涉及新闻媒体侵权和法律规范问题。第二章“媒体与司法”，主要涉及媒体监督司法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矛盾。第三章“暗访与自律”，主要涉及新闻采访中偷拍偷录的法律责任问题。第四章“域外见闻”，主要介绍了英国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的现状。书前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研究员魏永征作的序，书后有作者写的后记。作者1983年从政法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并考取了律师资格。魏永征认为她是“学者型记者”。

作者认为，中国侵权纠纷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87-1988年，由于1987年元旦《民法通则》实施，开始出现较为集中的小人物告大报的现象。1992年，名人告小报形成一股诉讼浪潮。1993-1994年，第三次媒介侵权的浪潮的特点是工商法人告传媒。（第34-40页）作者没有对书名“第四次浪潮”作出解释，可能是将最近几年出现较为集中的媒介侵权、媒介职业道德问题，视为第四次浪潮。

《网络新闻传播导论》，屠忠俊、吴庭俊著。431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分为九章29节，全面论述了网络传播的理论和相关问题。前两章回顾了传统传播媒介和网络传播的崛起，接着按照传播学研究的传统框架顺序对网络传播分别进行了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并用传统的各种传播理论对网络传播现象作了阐述，最后，谈到网络的新闻传播、网络传播的伦理与法制、网络新闻人才的培养等问题。书后有参考书目6页。

作者认为：“因特网传播是一种网络多媒体传播。多媒体电脑技术与电脑网络技术原来是电脑技术的两个发展领域，这两个领域的技术成果的相得益彰导致一种崭新传播媒介的产生。”（第102-103页）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必须考虑建立新的概念、命题等来解释网络媒体传播，为此，需要更多地考虑相关的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第4页）

《社会舆论原理》，刘建明著。360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舆论学的著作，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作者对舆论和舆论现象的认识。全书除了导论，共分为十三章42节。讨论了舆论的传播特征、舆论的形成、舆论的群体表达、舆论形态、舆论的类化、舆论传播的增减律、舆论传播的波动律、舆论的正负功能、舆论传播机构、舆论在社会中的地位、中西舆论制度、社会问题与舆论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作者学术活动简介和必读书目17种。

作者认为：“公众意见仅仅是舆论的一种说法，而不是舆论这一概念的严格界定。从外在形式看，舆论是多数人的议论和意见，但实际上它是众人对社会事务共同感悟的顽强意志，表现为一种希望和追求。……舆论永远处于群体传播状态，所以把舆论界定为‘一定范围内多数人的集合意识及共同意见’，是一个科学的定义。”（第2页）

《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许林著。309页，中国摄影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本书集纳了作者（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关于新闻摄影的43篇文章，划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篇”，主要是关于新闻摄影的理论和理论综述。第二部分“说评篇”，是关于新闻摄影的时评文章。第三部分“谈拍照”，谈的是关于摄影的知识。第四部分“评作品”，是关于新闻摄影经典作品的评论。第五部分“看人物”，是关于新闻摄影工作者的报道。第六部分“议版面”，即议论新闻摄影的版面。最后一部分“话改革”，是对新闻摄影未来发展的论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仁臣为该书作序，人民日报的老摄影记者蒋铎作跋。

该书中作者对1945年著名的新闻摄影作品《胜利之吻》提出画面作假的疑问，认为“它严重地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伪造了历史，既是对读者的戏弄，又是对历史的亵渎”。（第169页）作者对1997年评上金奖的照片《盲女》（关于香港回归）的导演成份提出质疑，认为“从对这张照片的评选上反映的问题，证明有的评委在评选的观念导向上，仍然存在看重事件本身，而轻新闻摄影自身规律的现象”（第76页）。

《解析传媒变局》，喻国明著。380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9月版。

这是一本作者发表的文章、调查报告和采访谈话集，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全书分为三篇：上篇“传媒创新趋势”包括文章12篇；中篇“市场调研报告”8篇；下篇“传媒焦点访谈”11篇。该书的文章部分，谈到我国受众需求的变化趋势、媒介集团化的和竞链接、媒介市场的创新、媒体改版的理性和风险规避、中国传媒投资的风险规避等问题。该书的调研报告涉及北京居民2000年读报情况和读报意愿调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财经类报纸竞争力调查、北京电视观众收看电视新闻类节目情况和意愿调查。

该书前面有作者的代序“关于传播学研究的若干断想”，最后是作者写的“后记”。作者的目的是“让自己的研究在经世致用中实现它的价值”，提倡在传播领域进行“建构式研究”。（第1-2页）他认为建构式研究的关键性提前是：买方市场的发展趋于白热化；传媒市场的发展、变化呈现出高速律；规模化的传媒竞争使传媒产业进入‘大投入’期。（第2-3页）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36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这本书的英文版1985年出版，现在翻译过来对中国电子媒介发展的现实恰好给予了较为适应的说明。全书分为五部分共十四章，论证了电子媒介（电报、电话、广播，特别是电视和网络）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悄然变化。作者认为，电子媒介带给社会变化的三个维度是：社会群体的融合（以男性和女性气质的融合作为个案）、社会角色的转换（以成年人和儿童界线的模糊为个案）、政治英雄权威力量的下降（以政治领导人地位的变化为个案）。作者在“前言”里强调：“电子媒介如何影响社会行为，这种影响并不是因为讯息的力量，而是因为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之间曾经非常亲密的联系。”书后附有英文参考书目31页。

《网络新闻学》，仲志远著。4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叙述了网络发展历史和网络新闻传播基本业务知识，分为二十章79节。书前有刘海贵写的序，书后附有与网络新闻传播有关的中国网络传播界的公约、中国关于网络的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定共6项，以及参考书目2页。该书前六章主要涉及网络发展的历史，从第七章起，依次叙述了网络新闻的特征、网络新闻的版面布局与表现形态、网络新闻标题和标题的制作、网络新闻体裁、网络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版权与争议等等问题。

作者在后记中就这本书的特点写道：“本书纯粹基于网络新闻的业务操作与现实变化的情势走向而形成个人之见，深入浅出于网络新闻传播理论、历史与业务之间，并紧密地叙述了其与传统新闻的密切关系，以及新闻传播四种工具此消彼长的行进去向。”（第462页）

《中国报业的产业化运作》，董天策等著。50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较全面地叙述了中国报业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和现实运作的特点和经验，分为十一章34节。讨论的范围，除了历史的叙述外，还涉及报业的基本市场、生存格局、报纸策划、市场营销、经营战略、管理机制、集团化发展、网络经营、产业运作规范等等。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主要作者董天策在“后记”中就此书的基本观点写道：“中国报业最根本的发展趋势还是产业化，许许多多的变化都可以在报业产业化这个总体趋势中得到解释。……世纪之交的中国报业正处在产业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拉动’与党和政府的‘推动’，始终是这一进程的主导力量。因此，中国报业的产业化并非西方报业发展史上的完全产业化，而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有限产业化，是在保证不改变报业政治属性的前提下进行企业化管理和市场化经营，即产业化运作。”

《网络受众心理行为研究》，巢乃鹏著。296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种信息查寻的研究范式”。作者从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研究的视角对受众在媒体（特别是网络传播）上进行信息查寻的行为做了一项实证研究，此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成果。全书分为十章27节，对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范式本身、认知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社会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进一步的探讨，以一项网上调查为依据，具体论证了受众网上信息查寻的模型构建。书后引文注释359条，附有作者进行网络传播调查时的问卷。

作者在“绪论”里就此书写道：“本书基于这样一种实际情况，一方面是快速发展的信息环境呼唤着受众信息查寻行为范式的建立；另一方面，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还缺乏一个整体性的思考和回顾。因此笔者尝试对受众研究的信息查寻范式进行全面的审视，……在数字化信息环境中，受众的心理行为与传统环境中肯定有着相当的不同，受众在网上将以独有的心理模式进行信息活动。对受众在网络环境中的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有着独特的研究意义”。（第3-4页）

《新闻舆论研究》，王雄著。413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新闻传播学书籍范文篇4

解放以后至，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出版的关于新闻工作的书籍只有百来本，而且没有一本学术专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是我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国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著作日渐增多。1991年，各种关于新闻和传播的书籍超过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1500本以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资料室和中国新闻年鉴的粗略估计）。如果说80年代是我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的准备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两年，无论这数量和质量方面，与自身相比都是最辉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几年，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各类新闻传播学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体系。80年代，我国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统教材。90年代的情况大大改观，各个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陆续组织写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点的各种专业教材。到世纪之交，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则全套更新和增补新的面向新世纪的系列教材，北京广播学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专业教材。

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质量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垃圾；内容重复现象较为普遍，相互抄，车轱轳话来回说。关于网络的教材，显然为了抢时间，更为粗糙，相当多的这类书籍停留在描述现象和想象的理论层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质量和在一定时期稳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写作和出版的要务。

二，大量传播学译著在世纪之交的几年内成批推出。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类译著中有世界信息与传播的综述性著作，也有传播学研究的概述性著作，还有一些专题研究的著作，例如组织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形态、媒介与大众文化、电视批评、媒介伦理等等。（参见我在《新闻与信息传播》2001年夏季号的概述文章《直面当今传播学研究----最近两年我国传播学译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从赢利角度考虑较多，现在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多数为教材，有的出版社选择的层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传播学读物。这给国内某些本来就对传播学有“阶级”成见的人留下印象：传播学就是这么个层次和水平。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尤其是传播学经典著作很少，最近几年的新著更少。经典中唯有麦克卢汉的著作出版了好几种，但他毕竟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译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组织翻译出版中。

译著的翻译目前也存在问题，如果是普及性读物，由于语言和内容较为简单，可以考虑组织研究生集体翻译，但是学术专著若由一拨学生每人分上一章一节翻译，在短期内出笼，差错较多，后患无穷。已出版的译著中有一些翻译质量过差，甚至到了无法读懂的地步。

三，国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依然不多。尽管出版的新闻和传播学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使得可以列为研究性专著的书是有限的。相当多的书，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说学术结构，就是话语也是非学术的，或政治套话，或新闻报道式语言，用这样的话语体系论证学术，可以想象是些什么东西：现象性的描述内容多于论证，摆出问题（有时很生动）但没有能力说明问题；论证逻辑贫乏，诸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区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类。

四，出版新闻传播学的“套书”呈现为一种趋势。这种出版现象有商业包装和赢利的目的，但也不能轻易说都没有意义。如果学术研究的条件成熟，这种推出的方式对于学术研究有一定推动作用。近几年传播学译著的推出，大多采用了这种出版的方式，教材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是研究性的专著，不宜采用这种批量推出的方式，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工业流程式的。

现在从已出版的套书看，同一套教材，质量高低差距较大。有的较高，有的明显地差。特别是网络丛书，尚没有一套提得起来。“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总体水平较高，但也有的相对不高。“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研究水平有限，但有资料价值。“南京大学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有几本涉及传播学的，尚有水平。“清华传播译丛”中有几本的水平也行。有的丛书以“最新”或“高级”冠名，但内容不新，也谈不上高级。

五，新闻记者的个人文集越来越多。现在只要有钱，出书不像以前那样难了，难的是写不出那么多好东西。最省力的就是将自己历年发表的新闻稿件合集出版。由于新闻作品的时效特点，相当多的这类文集只有个人收藏价值，并无社会价值。有的新闻传播学教师和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些是有水平的，但似乎水平不高的居多。这类文集在已出版的书中所占比例不小。出版是自由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让市场来调节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出版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与过去相比，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即其中搀水的较多，书籍的内容质量（现在的装帧质量一本赛一本）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学外部形象的一个问题。

2002年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300本，比去年增长了一半左右。但总体上水平有限。已出版的书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概述如下：

一，几乎同时，各出版社推出了一批关于中国传媒近年总体发展情况和展望的书籍。有代表性的例如陆小华的《整合传媒》、孙燕君的《报业中国》、周伟主编的《媒体前沿报告》等。前一本带有政策研究性质；后两本像新闻报道那样对媒体发展形势作了记者式的描述，因而这类书籍属于普及读物。对近年媒体发展作一整体情况的描述是有意义的，但缺少学理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些理性分析的书是喻国明的文章和调查报告集子《解析传媒变局》。他本人强调学问就在于经世致用，必须与“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观点，我予以尊重，但不敢苟同。正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理论思维。创新的中国需要应用研究，同时也需要不是为了应用而存在的理论思维，它代表人类的精神能力，如同自然科学中我们需要陈景润一样，尽管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二，关于研究专著，数量依然不多，有几本尚有新意。有一些书从标题上看是要构建某种理论、某种核心，但是翻开一看，索然无味，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名词概念较多，说来说去就是新闻传播的一些常识知识，又换了一种说法或换了个包装。研究专著中值得提及的，我认为侯健的《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给出一种什么叫研究的榜样，他从一个较小的问题切入，深入地研究了新闻法，给人以思想。陈力丹的《世界新闻传播史》在结构和内容上比以往的同类书有些新意。杜俊飞的《弥漫的传播》可能是这年出版的书最难读懂的一本书了，表达上过于晦涩，但若硬读下去，还是确实有思想的。

三，关于专题和会议文集，这年不多，下面书介中介绍的，均有些意义。除了上面提到的喻国明的那本外，徐迅的《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颇有水平，新闻法治意识十分明确而且论证有力，只是未对书名作解释，令人莫名其妙。尹鸿、李彬主编的专题论文集《全球化与大众传播》，论题集中，这种有组织的专题论文集现在不多，值得提倡。张国良、黄芝晓主编的《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和展江主编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属于会议文集，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四，这年新闻传播学教材出版的热潮已经过去，新出版的教材明显减少。新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教材，通常列入已出版的套书教材中，作为增补出版。其中有水平的如魏永征的《新闻传播法教程》、李良荣的《当代新闻事业史》等。这年新出版了一套网络方面的教材，也有单本的网络方面的书籍，但新的内容不多。

新闻传播学书籍范文篇5

解放以后至，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出版的关于新闻工作的书籍只有百来本，而且没有一本学术专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是我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国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著作日渐增多。1991年，各种关于新闻和传播的书籍超过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1500本以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资料室和中国新闻年鉴的粗略估计）。如果说80年代是我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的准备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两年，无论这数量和质量方面，与自身相比都是最辉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几年，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各类新闻传播学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体系。80年代，我国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统教材。90年代的情况大大改观，各个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陆续组织写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点的各种专业教材。到世纪之交，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则全套更新和增补新的面向新世纪的系列教材，北京广播学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专业教材。

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质量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垃圾；内容重复现象较为普遍，相互抄，车轱轳话来回说。关于网络的教材，显然为了抢时间，更为粗糙，相当多的这类书籍停留在描述现象和想象的理论层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质量和在一定时期稳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写作和出版的要务。

二，大量传播学译著在世纪之交的几年内成批推出。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类译著中有世界信息与传播的综述性著作，也有传播学研究的概述性著作，还有一些专题研究的著作，例如组织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形态、媒介与大众文化、电视批评、媒介伦理等等。（参见我在《新闻与信息传播》2001年夏季号的概述文章《直面当今传播学研究----最近两年我国传播学译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从赢利角度考虑较多，现在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多数为教材，有的出版社选择的层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传播学读物。这给国内某些本来就对传播学有“阶级”成见的人留下印象：传播学就是这么个层次和水平。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尤其是传播学经典著作很少，最近几年的新著更少。经典中唯有麦克卢汉的著作出版了好几种，但他毕竟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译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组织翻译出版中。

译著的翻译目前也存在问题，如果是普及性读物，由于语言和内容较为简单，可以考虑组织研究生集体翻译，但是学术专著若由一拨学生每人分上一章一节翻译，在短期内出笼，差错较多，后患无穷。已出版的译著中有一些翻译质量过差，甚至到了无法读懂的地步。

三，国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依然不多。尽管出版的新闻和传播学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使得可以列为研究性专著的书是有限的。相当多的书，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说学术结构，就是话语也是非学术的，或政治套话，或新闻报道式语言，用这样的话语体系论证学术，可以想象是些什么东西：现象性的描述内容多于论证，摆出问题（有时很生动）但没有能力说明问题；论证逻辑贫乏，诸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区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类。

四，出版新闻传播学的“套书”呈现为一种趋势。这种出版现象有商业包装和赢利的目的，但也不能轻易说都没有意义。如果学术研究的条件成熟，这种推出的方式对于学术研究有一定推动作用。近几年传播学译著的推出，大多采用了这种出版的方式，教材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是研究性的专著，不宜采用这种批量推出的方式，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工业流程式的。

现在从已出版的套书看，同一套教材，质量高低差距较大。有的较高，有的明显地差。特别是网络丛书，尚没有一套提得起来。“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总体水平较高，但也有的相对不高。“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研究水平有限，但有资料价值。“南京大学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有几本涉及传播学的，尚有水平。“清华传播译丛”中有几本的水平也行。有的丛书以“最新”或“高级”冠名，但内容不新，也谈不上高级。

五，新闻记者的个人文集越来越多。现在只要有钱，出书不像以前那样难了，难的是写不出那么多好东西。最省力的就是将自己历年发表的新闻稿件合集出版。由于新闻作品的时效特点，相当多的这类文集只有个人收藏价值，并无社会价值。有的新闻传播学教师和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些是有水平的，但似乎水平不高的居多。这类文集在已出版的书中所占比例不小。出版是自由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让市场来调节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出版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与过去相比，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即其中搀水的较多，书籍的内容质量（现在的装帧质量一本赛一本）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学外部形象的一个问题。

2002年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300本，比去年增长了一半左右。但总体上水平有限。已出版的书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概述如下：

一，几乎同时，各出版社推出了一批关于中国传媒近年总体发展情况和展望的书籍。有代表性的例如陆小华的《整合传媒》、孙燕君的《报业中国》、周伟主编的《媒体前沿报告》等。前一本带有政策研究性质；后两本像新闻报道那样对媒体发展形势作了记者式的描述，因而这类书籍属于普及读物。对近年媒体发展作一整体情况的描述是有意义的，但缺少学理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些理性分析的书是喻国明的文章和调查报告集子《解析传媒变局》。他本人强调学问就在于经世致用，必须与“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观点，我予以尊重，但不敢苟同。正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理论思维。创新的中国需要应用研究，同时也需要不是为了应用而存在的理论思维，它代表人类的精神能力，如同自然科学中我们需要陈景润一样，尽管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二，关于研究专著，数量依然不多，有几本尚有新意。有一些书从标题上看是要构建某种理论、某种核心，但是翻开一看，索然无味，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名词概念较多，说来说去就是新闻传播的一些常识知识，又换了一种说法或换了个包装。研究专著中值得提及的，我认为侯健的《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给出一种什么叫研究的榜样，他从一个较小的问题切入，深入地研究了新闻法，给人以思想。陈力丹的《世界新闻传播史》在结构和内容上比以往的同类书有些新意。杜俊飞的《弥漫的传播》可能是这年出版的书最难读懂的一本书了，表达上过于晦涩，但若硬读下去，还是确实有思想的。

三，关于专题和会议文集，这年不多，下面书介中介绍的，均有些意义。除了上面提到的喻国明的那本外，徐迅的《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颇有水平，新闻法治意识十分明确而且论证有力，只是未对书名作解释，令人莫名其妙。尹鸿、李彬主编的专题论文集《全球化与大众传播》，论题集中，这种有组织的专题论文集现在不多，值得提倡。张国良、黄芝晓主编的《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和展江主编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属于会议文集，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四，这年新闻传播学教材出版的热潮已经过去，新出版的教材明显减少。新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教材，通常列入已出版的套书教材中，作为增补出版。其中有水平的如魏永征的《新闻传播法教程》、李良荣的《当代新闻事业史》等。这年新出版了一套网络方面的教材，也有单本的网络方面的书籍，但新的内容不多。

五，这年的传播学译著没有像两年前那样大量出版，但已出版的译作大多水平尚可。例如李普曼《公众舆论》的新译本（上海人民版）、理斯曼《孤独的人群》的新译本（南京大学版）、利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的译本（清华大学版）。

六，这年出版的新闻业务方面的书依然量很大。除了记者个人的作品集外，关于新闻写作方面的书中较有特色的，例如，以“全”为优势的黄晓钟的《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论证角度较新的郭光华的《新闻传播艺术论》，有些新意的新闻摄影方面的文集《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等。

以下是2002年内出版的部分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的书介：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陈力丹著。25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该书以词条的形式，全面、客观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工作史中的主要媒体、人物、事件。以时间前后为序，围绕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及其他国际共运领袖、中国共产党和党的老一代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以及等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思想观点和不同时期的政策展开。全书30万字，分为理论思想、观点术语、人物活动、论著文件、媒体组织、历史事件六个部分，共530条。这本词典是作者在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全部著作基础上的独著，相当完整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内容和框架结构。

该书的出版，配合目前正在各级新闻和宣传部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作为丰富、稳定的学术资料，该书也可以长期作为高校新闻院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课程的辅助教材。

《整合传媒》，陆小华著。399页，中信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全书共分为12章。作者分析了中国传媒竞争的十大趋势：政策规则创新加速传媒结构调整；媒介形态趋向融合与互相进入；传媒集团特别是多媒体新闻集团将成为市场格局主导者；经济科技娱乐类新闻信息产品将成为竞争焦点；新闻媒介管理模式由资产管理向资本管理转变；出售服务与经营媒体成为新的赢利模式；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内容供应商与宽带网将以新方式融合；人才激励、控制模式将加快变化；发展战略研究成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作者就“传媒整合如何操作”提出了四大对策：加入WTO背景下的集团化调整对策、市场细分化背景下财经媒体市场策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报道模式变革、传统媒体调整方案设计与创新操作。

作者在后记中强调：“传媒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其自己的特性与规律。传媒作为单体与作为产业的运转方式和规律是绝对不一样的，传媒作为历史与作为未来也当然是不一样的，对真正想关注传媒业发展趋势与竞争策略的人们来说，真正需要把握的，是从多个角度观察判断出的大的趋势，是真正切及传媒发展轨迹的对操作规律的分析。”（第396-397页）

《当代新闻事业史》，李良荣著。28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本书是“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一。全书共分十章，分别讨论近代新闻媒体的产生和勃兴、当代新闻媒体的格局、当代新闻媒体的发展态势、当代世界的著名新闻媒介、当今世界的主导新闻学理论、世界新闻媒体的运行体制及经营管理、新闻自由和新闻控制、报纸新闻报道的主要体裁、报纸版面和版面编辑和广播电视的主要报道形式等主要内容。一批博士生和作者一起完成了这本书。

该书前言写道：“本书试图勾勒出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一个概貌，涉及世界新闻媒体产生、发展的简史，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格局、发展趋势、各地区新闻媒体的主要特点、新闻学的主干理论、运行模式、新闻法规、新闻业管理以及新闻业务等等，让读者对当今世界新闻媒体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

《孤独的人群》，［美］大卫·理斯曼等著，王崑、朱虹译。32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是一本涉及传播的社会学著作，讨论了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形成和演变。作者根据传统导向、内在导向、他人导向的社会性格类型，对具体的社会阶层——美国中产阶级的性格形成和演变进行了全面阐述。作者认为，父母、家庭、学校是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而社会性格最终体现为一定的生活方式，在工作、娱乐、政治生活和子女教育等活动中表现出来。作者着重探讨了19世纪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内在导向性格如何被20世纪中叶的他人导向性格所取代的过程，研究了这一取代的原因、过程以及对美国当代主要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

全书共三篇16章。第一篇“性格”，主要分析了性格与社会的几种类型、性格形成原因的演变、内在导向型和他人导向型的各自特点。第二篇“政治”，讨论了三种性格类型的政治风格、政治游说和权力问题。第三篇“自主性”，回顾了不同时期自主性的特征，论述了娱乐中的自主性障碍。书后附有索引18页。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52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共12章，主要探讨传播学的欧洲起源、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和传播学领域的建立等问题。书后附有“传播学史中的主要人物”8页和参考书目55页。

作者在《译者的话》中写道：“为写作《传播学史》，罗杰斯访谈了许多传播学的大师及其合作者和追随者（例如R·默顿、T·彼得森、E·卡茨等），也与相关学科的权威人士多次进行了交流，如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最有权威的’研究者马丁·杰伊，熟悉芝加哥学派的E·L·法里斯等；他还广泛利用了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斯坦福、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伊利诺伊、衣阿华等大学的图书馆和档案室。”“欧洲起源、三个学派、四个先驱者和作为集大成者的施拉姆，是《传播学史》的主线。”“《传播学史》注重的是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传播学如何在以美国为主的大学内作为一门最重要的、新的研究领域脱颖而出。”

《报业中国》，孙燕君著。408页，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其结构，是以几个大城市（广州、北京、成都、西安）为点，以都市报、财经报、行业报、报业集团、投资报业为横切面，借以全面叙述中国报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发展变化，以及激烈的竞争态势。全书分为十个部分38个小节，书前有傅桦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书目2页，以及作者的后记。

作者在后记中谈到该书：“这是一本描述中国报业现状和趋势的书，一本写给报业通同行特别是那些想办一张好报的同行看的书，是一本写给已经进入和想要进入报业的投资者看的书，一本写给关注报业留心报业的其他行业人士看的书。”（第408页）序言中，傅桦转述了作者的观点：“中国报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已经走到了需要智者的时候。所谓智者要有几个条件：（1）掌握中国传媒政策；（2）有报业经营经验；（3）对新时代、新经济要有敏锐的感觉，对市场细分要有足够的把握，熟悉传媒产业，对报纸发展方向要有架构能力；（4）有宽宏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能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团结的传媒队伍。”（序第4页）

《媒体前沿报告》，周伟主编。38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重点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另外，一较少的篇幅描述了国外媒体的发展状况。主编“策划”，由三位博士生执笔完全。全书分为六章32节，各章的标题依次如下：资源整合：媒介变革大势；抢滩中国：跨国传媒巨头各显神通；硝烟弥漫：报业新锐的市场竞争；媒体新经济：寻找产业链中的新商机；媒体病：我们该不该相信新闻；西方媒体运作方式----以美国为例。书前有主编的序言，“中央新闻机构和省委机关报领导成员名单”作为附录，最后是2页参考文献和后记。

主编在序言中就该书回答的问题作了这样的概括：“如何看待境外媒体的进入，如何借鉴西方传媒的运作方式，如何在国际化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如何完善传媒监管机制，如何应对媒体融资……媒体究竟往何处去？一个个问号笼罩在传媒人的心头，一个个必须直面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回答。”（第1页）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潘知常、林玮著。5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除序篇外，分为二十一章，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该书借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文化学派、西方美学和社会学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和方法，叙述了大众文化的全球化、市场化问题，讨论了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包括广播电视文化、电影、MTV、报刊书籍、广告、网络文化、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摇滚乐青年亚文化、大众文化的理性和非理性等等问题。

全书的基本思路是：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模式、新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入手，来理解和批评大众文化，揭示大众文化因技术而生，并为技术而生这一直接渊源；以满足为需要而需要、虚拟幻想为特征的内涵。作者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唇齿相依的价值尺度，大众文化凭借着技术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力量甚至已经成为所谓的“美学意识形态”。

《新闻传播法教程》，魏永征著。34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是一本全面概述中国现行法律中有关新闻传播条款（宏观意义的新闻传播法）的论著。全书共分十章，根据中国宪法、普通法、专门法、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110种法律法规，以及7项国际公约，讨论了中国新闻传播中各种的法律问题，以及它们法律依据。该书涉及宪法规范的新闻传播权利、新闻传播与维护国家安全、新闻传播与法治、新闻传播与公民权和人格权、特殊的新闻和信息的、对新闻业的行政管理、新闻传播活动与著作权、新闻传播产业、涉外新闻传播的管理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中国和国际法律法规和公约名目117项。

作者认为：“我国现行新闻传播法无论是维护公权还是私权使之免于新闻传播活动中可能发生的不法侵害，大都已有完备的内容。”“现在人们要求制定的‘法’的内容，是指具体规范新闻传播活动中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权利的法，如新闻记者和媒介的采访权、报道权、批评权等等，……至今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对这些权利还没有从国家对保障这一权利所承担的义务这个法律关系的层面上作出明确的界定”。（第19、23页）

《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侯健著。1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从法学角度详尽地论证了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矛盾问题，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的。全书包括导论和六章，书前有作者的导师沈宗灵写的序，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7页，以及作者的后记。六章的标题依次是：舆论监督（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如何理解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冲突、制度建构的法律理论和技术、舆论监督与政府官员名誉权、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的“名誉权”。

沈宗灵在序言中概括了作者的观点：“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名誉利益’之间的冲突，不仅是权利上的冲突，其实质是公民的民主权利与政府机构或官员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仅仅将这种冲突视为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是不利于恰当的制度建设的。”“法律限于惩罚那些对现存秩序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严重危险的故意捏造的失实言论，余者的不良影响可以通过‘更多的言论’去消除。”

《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黄晓钟编著。51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新闻写作方面的高校教材。全书分为16章，涉及新闻报道样式、新闻写作准则、新闻报道语言特点和表现手法、消息写作、通讯写作、边缘文体、专访以及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精确新闻报道的写作等内容。

该书突出了实用性，将应用示范和理论阐释紧密结合。以充分的范例分析及正误范例比较，提出相关新闻写作类型的基本规则、变化及思维方式，使学习者对各种新闻写作样式有清晰的直感和系统的理性认识；同时，设计了一百多道系列性的思考题和训练题，系统地强化训练学习者的实际操作能力和正确的新闻思维方式。

该书旨在让学习者能基本把握不同样式的报道，知道应该怎样写，不应该怎样写，并理解为什么。

《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美]保罗.利文森著，熊澄宇等译。24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传播媒介形态发展变化的历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全书分为十九章67节，书后附有参考文献17页。该书从字母的发明开始谈起，谈到印刷术、摄影、电报、电话、广播、电影、电视、录像机、计算机、网络传播、版权、人工智能等等与信息革命相关的一系列传播媒介形态对人的观念的冲击。

作者谈到硬媒介决定论、软媒介决定论，他本人持软决定论观点。他指出：“有些媒介学家认为信息系统对社会具有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他们称这种关系为硬媒介决定论。这种关于抽象语言和人类的关系的观点有些极端；很难找到一些事实来说明信息技术和它们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理智地讲，媒介很少产生绝对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结果。相反，它们提供事件产生的可能性，事件的状态和影响是诸多因素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结果。媒介学家称这种关系为软媒介决定论。”（第3页）作者以软决定论为基本论点，广泛讨论了各种媒介的出现对人们思想的冲击，以及多种媒介并存和发展的前景。

《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美]斯特劳巴哈、拉罗斯著，熊澄宇等译。49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现代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形态，以及大众媒介与社会各种关系的教材性著作，共分为十五章。其中前两章论述了媒介环境和媒介理论，第3-11章探讨的是各种媒介形态的历史和技术特点，第12-15章讨论了媒介的各种社会联系。

作者认为，继续谈论印刷、收音机、电视、电影和计算机灯各种媒介，好象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实体已经没有意义了，计算机和电讯网络方面的进步已经使得它们的融合为一般意义的“大众媒介”了，各种传播技术在融合，产业在融合，人们在生活中使用各种媒介的方式也在融合，媒介职业人的技能也呈融合态势，甚至媒介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共同的。他们写道：“到有来很可能只有一种媒介，而不是各不相同的收音机、电视、电影和印刷媒介。其形式将是精密高速的计算机网络以及与之相连的显示器和存储设备。……以前传统媒介之间的明显区别将快速消失。”（第3-8页）该书关于媒介与各种社会关系的论述，包括媒介与个人、媒介与社会、媒介政策法律与伦理、媒介的全球化等问题，作者给出各种不同的理论，促使读者思考，并没有答案。

《全球化与大众传媒：冲突·融合·互动》，尹鸿、李彬主编。38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该书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甫一成立推出的“媒介研究”系列的第一个专题论文辑。全书共收集五组20篇论文。第一组是对全球化与大众传播、大众传媒理论的反省。第二组是对全球化与国际传播格局的分析。第三组探讨了全球化对新闻学、传播学研究和教育带来的影响。第四组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下中国大众传媒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五组则是对全球化时代国际传播与意识形态、媒体政治关系的分析。

编者在前言中写道：“大众传媒与全球化的问题，不仅受到中国大陆学者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受到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传媒学者的关注。而这些关注应该说都来自于一种普遍的共识：全球化将不仅改变我们的大众传媒，而且将改变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借助于文化形成的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所遭遇的世界、对于我们的现实和我们所经历的历史的认识、理解、体验和期待。”本文集的作者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收集的论文大都是首次发表。

《世界新闻传播史》，陈力丹著。400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分为七篇二十一章。第一篇论述了世界新闻传播的宏观历史，其他六篇分别论述了各大洲或大的区域内各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和特点，然后选取各大洲或区域的代表性国家共14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印度、日本、埃及、南非、澳大利亚），较详尽地叙述和研究其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和特点。该书以各国纵向的历史发展为主线，辅以横向区域内的比较；历史和现实的媒体是否提及和论述详略，以历史和现实中产生影响的大小作为选取标准，不再以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来划分论述对象。该书材料截止2000年，书前有历史资料图片4幅，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共132项。

该书是作者在多年给新闻学硕士生讲授世界新闻史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在前言中写道：“新闻传播史不能简单地叙述史实，研究各个国家新闻传播的发展特点，特别是文化特点，是本书的目的之一。本书重视各国的国家形成、历史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内部民族和语言状况、在世界交往中的地位等因素对该国新闻传播业发展和体制形成的影响。”（第2页）

《新闻传播艺术论》，郭光华著。241页，岳麓书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副标题“报纸新闻写作魅力探索”，主要从新闻如何传达新的信息的视角，以新闻写作要交代的几个W入手，论述了新闻的写作的要领。全书分为七章21节。书前有陈力丹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该书序言指出：“本书作者强调不以‘主题’（即要求新闻报道表达某种思想）论新闻，当以‘信息’论新闻，这就撇开了研究写作时干扰理解新闻的主要障碍，便于直截了当地分析新闻写作本身的主要问题，从研究方法上找到了一个解决现在新闻写作症结的切入口。……一旦把新闻信息作为论述的主脉，许多支持新闻写作技术处理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得以清晰地显现或被揭示，问题的深化成为可能。这本书改变以往以新闻体裁划分论述结构的模式，而以‘何事’、‘如何’、‘为何’这些新闻作品的基本要素，作为分析写作的切入口，从而能够较清晰地论证纯粹新闻写作的要领。”

《弥漫的传播》，杜骏飞著。3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这本书是《思想的境界》丛书之一。全书分为“思想”、“对话”和“资料”三个主要部分。“思想”部分主要探讨了泛传播的理论模型、“控制，还是解放”的思想母题、泛传播环境下的新闻价值系统的演进和有关弥漫时代的其他意见等问题；“对话”部分收录了两篇学者访谈实录；“资料”部分涉及近20年来国内传播学研究回顾、Internet与弥漫计算、信息政治与文化批评和新闻价值观研究等问题。书后附资料引用书目3页。

该书前言写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观念和理想的理论向度，从技术及方法论层面深度影响了所有媒介的传播形态，包括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更为重要的）未来即将延伸出来的新形态。”这种影响是“泛化影响”：“（1）由静态的化为动态的；（2）由确定的化为不确定的；（3）由狭义的化为广义的；（4）由单向、双向的化为双向和多向的；（5）由集中的化为分散的；（6）由控制的化为自由的；（7）由稀有的化为普及的；（8）由对立的化为融合的；（9）由相对孤立的化为普遍联系的；（10）由物理的化为人为的。”(第32页)

《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张国良、黄芝晓主编。30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这是2001年底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的论文集，共收入论文20篇，作者来自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香港各地的新闻教学和研究单位。全书分为“探讨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应对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趋势”两部分。

张国良在序言中概括了众多论文的观点，接着在展望未来时指出：“在我国，传播学的引入工作主要由新闻学界承担，所以继之而起的传播学研究历来以大众传播（更多的是新闻传播）为主要关注对象，而忽略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口头传播、非语言传播、政治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等众多领域。如果说，这一状况在初期也有其合理性，而对于学科的中长期发展而言，就是又一大‘瓶颈’了。很显然，不切实有效地拓展领域（包括研究和教育层面），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就难以快速、健康地向前推进。”（第3页）

《公众舆论》，［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3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全书共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之后的七个部分作者分别对外部世界、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民主的形象、报纸和有机化情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本书是第二个中译本。

作者是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和作家，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此书是他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作为一部经典性的著作，《公众舆论》第一次给了公众舆论一个全景式的生动观照，可以让我们细细地体会到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机理。此书自1922年问世以来，在几十年中已经被几十种文字陆陆续续地重印，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个论域中的经典性地位，而作者直到1974年去世也没有对它作过任何修订增补，尽管书中所使用的实证资料仅仅截止到成书之前。由此也不难看出，纵使时移境迁，物是而人非，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洞察则断不会过时。”（译者前言）

《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展江主编。41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副标题“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的语境与实践”，除导言外，全书共分“成败利钝——一个泱泱大国世纪之交的共识”、“良性互动——新闻舆论监督与依法治国国策”和“他山之石——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先行先鉴”三篇。每篇各两章。

编者在该书《内容简介》中写道：“本书围绕新闻舆论监督这个学术性、实践性与社会敏感性兼具的当代问题，探讨了在新世纪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推进经济市场化的现实情境下，新闻媒介为建设公共领域担当中国社会转型守望者角色的举足轻重的意义。本书集纳了来自新闻学、传播学、法学界的中外学人的30多篇文章。”其中既有王强华、魏永征、孙旭培、郭镇之、陈力丹、徐迅、焦国标、王军、郭卫华等专家的佳篇，又有一批年轻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最新研究成果，还有英美多名同仁关于调查性新闻业理论与实践的文章。

《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徐迅著。38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个记者眼中的新闻法治与道德”，全书分为四章，集纳了作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法律顾问）44篇关于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问题的报道和理论文章。第一章“侵权与法治”，主要涉及新闻媒体侵权和法律规范问题。第二章“媒体与司法”，主要涉及媒体监督司法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矛盾。第三章“暗访与自律”，主要涉及新闻采访中偷拍偷录的法律责任问题。第四章“域外见闻”，主要介绍了英国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的现状。书前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研究员魏永征作的序，书后有作者写的后记。作者1983年从政法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并考取了律师资格。魏永征认为她是“学者型记者”。

作者认为，中国侵权纠纷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87-1988年，由于1987年元旦《民法通则》实施，开始出现较为集中的小人物告大报的现象。1992年，名人告小报形成一股诉讼浪潮。1993-1994年，第三次媒介侵权的浪潮的特点是工商法人告传媒。（第34-40页）作者没有对书名“第四次浪潮”作出解释，可能是将最近几年出现较为集中的媒介侵权、媒介职业道德问题，视为第四次浪潮。

《网络新闻传播导论》，屠忠俊、吴庭俊著。431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分为九章29节，全面论述了网络传播的理论和相关问题。前两章回顾了传统传播媒介和网络传播的崛起，接着按照传播学研究的传统框架顺序对网络传播分别进行了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并用传统的各种传播理论对网络传播现象作了阐述，最后，谈到网络的新闻传播、网络传播的伦理与法制、网络新闻人才的培养等问题。书后有参考书目6页。

作者认为：“因特网传播是一种网络多媒体传播。多媒体电脑技术与电脑网络技术原来是电脑技术的两个发展领域，这两个领域的技术成果的相得益彰导致一种崭新传播媒介的产生。”（第102-103页）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必须考虑建立新的概念、命题等来解释网络媒体传播，为此，需要更多地考虑相关的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第4页）

《社会舆论原理》，刘建明著。360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舆论学的著作，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作者对舆论和舆论现象的认识。全书除了导论，共分为十三章42节。讨论了舆论的传播特征、舆论的形成、舆论的群体表达、舆论形态、舆论的类化、舆论传播的增减律、舆论传播的波动律、舆论的正负功能、舆论传播机构、舆论在社会中的地位、中西舆论制度、社会问题与舆论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作者学术活动简介和必读书目17种。

作者认为：“公众意见仅仅是舆论的一种说法，而不是舆论这一概念的严格界定。从外在形式看，舆论是多数人的议论和意见，但实际上它是众人对社会事务共同感悟的顽强意志，表现为一种希望和追求。……舆论永远处于群体传播状态，所以把舆论界定为‘一定范围内多数人的集合意识及共同意见’，是一个科学的定义。”（第2页）

《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许林著。309页，中国摄影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本书集纳了作者（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关于新闻摄影的43篇文章，划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篇”，主要是关于新闻摄影的理论和理论综述。第二部分“说评篇”，是关于新闻摄影的时评文章。第三部分“谈拍照”，谈的是关于摄影的知识。第四部分“评作品”，是关于新闻摄影经典作品的评论。第五部分“看人物”，是关于新闻摄影工作者的报道。第六部分“议版面”，即议论新闻摄影的版面。最后一部分“话改革”，是对新闻摄影未来发展的论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仁臣为该书作序，人民日报的老摄影记者蒋铎作跋。

该书中作者对1945年著名的新闻摄影作品《胜利之吻》提出画面作假的疑问，认为“它严重地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伪造了历史，既是对读者的戏弄，又是对历史的亵渎”。（第169页）作者对1997年评上金奖的照片《盲女》（关于香港回归）的导演成份提出质疑，认为“从对这张照片的评选上反映的问题，证明有的评委在评选的观念导向上，仍然存在看重事件本身，而轻新闻摄影自身规律的现象”（第76页）。

《解析传媒变局》，喻国明著。380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9月版。

这是一本作者发表的文章、调查报告和采访谈话集，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全书分为三篇：上篇“传媒创新趋势”包括文章12篇；中篇“市场调研报告”8篇；下篇“传媒焦点访谈”11篇。该书的文章部分，谈到我国受众需求的变化趋势、媒介集团化的和竞链接、媒介市场的创新、媒体改版的理性和风险规避、中国传媒投资的风险规避等问题。该书的调研报告涉及北京居民2000年读报情况和读报意愿调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财经类报纸竞争力调查、北京电视观众收看电视新闻类节目情况和意愿调查。

该书前面有作者的代序“关于传播学研究的若干断想”，最后是作者写的“后记”。作者的目的是“让自己的研究在经世致用中实现它的价值”，提倡在传播领域进行“建构式研究”。（第1-2页）他认为建构式研究的关键性提前是：买方市场的发展趋于白热化；传媒市场的发展、变化呈现出高速律；规模化的传媒竞争使传媒产业进入‘大投入’期。（第2-3页）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36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这本书的英文版1985年出版，现在翻译过来对中国电子媒介发展的现实恰好给予了较为适应的说明。全书分为五部分共十四章，论证了电子媒介（电报、电话、广播，特别是电视和网络）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悄然变化。作者认为，电子媒介带给社会变化的三个维度是：社会群体的融合（以男性和女性气质的融合作为个案）、社会角色的转换（以成年人和儿童界线的模糊为个案）、政治英雄权威力量的下降（以政治领导人地位的变化为个案）。作者在“前言”里强调：“电子媒介如何影响社会行为，这种影响并不是因为讯息的力量，而是因为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之间曾经非常亲密的联系。”书后附有英文参考书目31页。

《网络新闻学》，仲志远著。4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叙述了网络发展历史和网络新闻传播基本业务知识，分为二十章79节。书前有刘海贵写的序，书后附有与网络新闻传播有关的中国网络传播界的公约、中国关于网络的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定共6项，以及参考书目2页。该书前六章主要涉及网络发展的历史，从第七章起，依次叙述了网络新闻的特征、网络新闻的版面布局与表现形态、网络新闻标题和标题的制作、网络新闻体裁、网络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版权与争议等等问题。

作者在后记中就这本书的特点写道：“本书纯粹基于网络新闻的业务操作与现实变化的情势走向而形成个人之见，深入浅出于网络新闻传播理论、历史与业务之间，并紧密地叙述了其与传统新闻的密切关系，以及新闻传播四种工具此消彼长的行进去向。”（第462页）

《中国报业的产业化运作》，董天策等著。50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较全面地叙述了中国报业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和现实运作的特点和经验，分为十一章34节。讨论的范围，除了历史的叙述外，还涉及报业的基本市场、生存格局、报纸策划、市场营销、经营战略、管理机制、集团化发展、网络经营、产业运作规范等等。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主要作者董天策在“后记”中就此书的基本观点写道：“中国报业最根本的发展趋势还是产业化，许许多多的变化都可以在报业产业化这个总体趋势中得到解释。……世纪之交的中国报业正处在产业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拉动’与党和政府的‘推动’，始终是这一进程的主导力量。因此，中国报业的产业化并非西方报业发展史上的完全产业化，而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有限产业化，是在保证不改变报业政治属性的前提下进行企业化管理和市场化经营，即产业化运作。”

《网络受众心理行为研究》，巢乃鹏著。296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种信息查寻的研究范式”。作者从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研究的视角对受众在媒体（特别是网络传播）上进行信息查寻的行为做了一项实证研究，此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成果。全书分为十章27节，对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范式本身、认知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社会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进一步的探讨，以一项网上调查为依据，具体论证了受众网上信息查寻的模型构建。书后引文注释359条，附有作者进行网络传播调查时的问卷。

作者在“绪论”里就此书写道：“本书基于这样一种实际情况，一方面是快速发展的信息环境呼唤着受众信息查寻行为范式的建立；另一方面，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还缺乏一个整体性的思考和回顾。因此笔者尝试对受众研究的信息查寻范式进行全面的审视，……在数字化信息环境中，受众的心理行为与传统环境中肯定有着相当的不同，受众在网上将以独有的心理模式进行信息活动。对受众在网络环境中的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有着独特的研究意义”。（第3-4页）

《新闻舆论研究》，王雄著。413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新闻传播学书籍范文篇6

解放以后至，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出版的关于新闻工作的书籍只有百来本，而且没有一本学术专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是我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国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著作日渐增多。1991年，各种关于新闻和传播的书籍超过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1500本以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资料室和中国新闻年鉴的粗略估计）。如果说80年代是我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的准备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两年，无论这数量和质量方面，与自身相比都是最辉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几年，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各类新闻传播学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体系。80年代，我国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统教材。90年代的情况大大改观，各个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陆续组织写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点的各种专业教材。到世纪之交，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则全套更新和增补新的面向新世纪的系列教材，北京广播学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专业教材。

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质量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垃圾；内容重复现象较为普遍，相互抄，车轱轳话来回说。关于网络的教材，显然为了抢时间，更为粗糙，相当多的这类书籍停留在描述现象和想象的理论层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质量和在一定时期稳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写作和出版的要务。

二，大量传播学译著在世纪之交的几年内成批推出。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类译著中有世界信息与传播的综述性著作，也有传播学研究的概述性著作，还有一些专题研究的著作，例如组织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形态、媒介与大众文化、电视批评、媒介伦理等等。（参见我在《新闻与信息传播》2001年夏季号的概述文章《直面当今传播学研究----最近两年我国传播学译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从赢利角度考虑较多，现在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多数为教材，有的出版社选择的层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传播学读物。这给国内某些本来就对传播学有“阶级”成见的人留下印象：传播学就是这么个层次和水平。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尤其是传播学经典著作很少，最近几年的新著更少。经典中唯有麦克卢汉的著作出版了好几种，但他毕竟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译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组织翻译出版中。

译著的翻译目前也存在问题，如果是普及性读物，由于语言和内容较为简单，可以考虑组织研究生集体翻译，但是学术专著若由一拨学生每人分上一章一节翻译，在短期内出笼，差错较多，后患无穷。已出版的译著中有一些翻译质量过差，甚至到了无法读懂的地步。

三，国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依然不多。尽管出版的新闻和传播学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使得可以列为研究性专著的书是有限的。相当多的书，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说学术结构，就是话语也是非学术的，或政治套话，或新闻报道式语言，用这样的话语体系论证学术，可以想象是些什么东西：现象性的描述内容多于论证，摆出问题（有时很生动）但没有能力说明问题；论证逻辑贫乏，诸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区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类。

四，出版新闻传播学的“套书”呈现为一种趋势。这种出版现象有商业包装和赢利的目的，但也不能轻易说都没有意义。如果学术研究的条件成熟，这种推出的方式对于学术研究有一定推动作用。近几年传播学译著的推出，大多采用了这种出版的方式，教材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是研究性的专著，不宜采用这种批量推出的方式，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工业流程式的。

现在从已出版的套书看，同一套教材，质量高低差距较大。有的较高，有的明显地差。特别是网络丛书，尚没有一套提得起来。“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总体水平较高，但也有的相对不高。“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研究水平有限，但有资料价值。“南京大学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有几本涉及传播学的，尚有水平。“清华传播译丛”中有几本的水平也行。有的丛书以“最新”或“高级”冠名，但内容不新，也谈不上高级。

五，新闻记者的个人文集越来越多。现在只要有钱，出书不像以前那样难了，难的是写不出那么多好东西。最省力的就是将自己历年发表的新闻稿件合集出版。由于新闻作品的时效特点，相当多的这类文集只有个人收藏价值，并无社会价值。有的新闻传播学教师和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些是有水平的，但似乎水平不高的居多。这类文集在已出版的书中所占比例不小。出版是自由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让市场来调节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出版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与过去相比，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即其中搀水的较多，书籍的内容质量（现在的装帧质量一本赛一本）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学外部形象的一个问题。

2002年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300本，比去年增长了一半左右。但总体上水平有限。已出版的书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概述如下：

一，几乎同时，各出版社推出了一批关于中国传媒近年总体发展情况和展望的书籍。有代表性的例如陆小华的《整合传媒》、孙燕君的《报业中国》、周伟主编的《媒体前沿报告》等。前一本带有政策研究性质；后两本像新闻报道那样对媒体发展形势作了记者式的描述，因而这类书籍属于普及读物。对近年媒体发展作一整体情况的描述是有意义的，但缺少学理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些理性分析的书是喻国明的文章和调查报告集子《解析传媒变局》。他本人强调学问就在于经世致用，必须与“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观点，我予以尊重，但不敢苟同。正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理论思维。创新的中国需要应用研究，同时也需要不是为了应用而存在的理论思维，它代表人类的精神能力，如同自然科学中我们需要陈景润一样，尽管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二，关于研究专著，数量依然不多，有几本尚有新意。有一些书从标题上看是要构建某种理论、某种核心，但是翻开一看，索然无味，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名词概念较多，说来说去就是新闻传播的一些常识知识，又换了一种说法或换了个包装。研究专著中值得提及的，我认为侯健的《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给出一种什么叫研究的榜样，他从一个较小的问题切入，深入地研究了新闻法，给人以思想。陈力丹的《世界新闻传播史》在结构和内容上比以往的同类书有些新意。杜俊飞的《弥漫的传播》可能是这年出版的书最难读懂的一本书了，表达上过于晦涩，但若硬读下去，还是确实有思想的。

三，关于专题和会议文集，这年不多，下面书介中介绍的，均有些意义。除了上面提到的喻国明的那本外，徐迅的《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颇有水平，新闻法治意识十分明确而且论证有力，只是未对书名作解释，令人莫名其妙。尹鸿、李彬主编的专题论文集《全球化与大众传播》，论题集中，这种有组织的专题论文集现在不多，值得提倡。张国良、黄芝晓主编的《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和展江主编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属于会议文集，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四，这年新闻传播学教材出版的热潮已经过去，新出版的教材明显减少。新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教材，通常列入已出版的套书教材中，作为增补出版。其中有水平的如魏永征的《新闻传播法教程》、李良荣的《当代新闻事业史》等。这年新出版了一套网络方面的教材，也有单本的网络方面的书籍，但新的内容不多。

五，这年的传播学译著没有像两年前那样大量出版，但已出版的译作大多水平尚可。例如李普曼《公众舆论》的新译本（上海人民版）、理斯曼《孤独的人群》的新译本（南京大学版）、利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的译本（清华大学版）。

六，这年出版的新闻业务方面的书依然量很大。除了记者个人的作品集外，关于新闻写作方面的书中较有特色的，例如，以“全”为优势的黄晓钟的《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论证角度较新的郭光华的《新闻传播艺术论》，有些新意的新闻摄影方面的文集《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等。

以下是2002年内出版的部分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的书介：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陈力丹著。25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该书以词条的形式，全面、客观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工作史中的主要媒体、人物、事件。以时间前后为序，围绕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及其他国际共运领袖、中国共产党和党的老一代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以及等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思想观点和不同时期的政策展开。全书30万字，分为理论思想、观点术语、人物活动、论著文件、媒体组织、历史事件六个部分，共530条。这本词典是作者在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全部著作基础上的独著，相当完整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内容和框架结构。

该书的出版，配合目前正在各级新闻和宣传部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作为丰富、稳定的学术资料，该书也可以长期作为高校新闻院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课程的辅助教材。

《整合传媒》，陆小华著。399页，中信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全书共分为12章。作者分析了中国传媒竞争的十大趋势：政策规则创新加速传媒结构调整；媒介形态趋向融合与互相进入；传媒集团特别是多媒体新闻集团将成为市场格局主导者；经济科技娱乐类新闻信息产品将成为竞争焦点；新闻媒介管理模式由资产管理向资本管理转变；出售服务与经营媒体成为新的赢利模式；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内容供应商与宽带网将以新方式融合；人才激励、控制模式将加快变化；发展战略研究成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作者就“传媒整合如何操作”提出了四大对策：加入WTO背景下的集团化调整对策、市场细分化背景下财经媒体市场策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报道模式变革、传统媒体调整方案设计与创新操作。

作者在后记中强调：“传媒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其自己的特性与规律。传媒作为单体与作为产业的运转方式和规律是绝对不一样的，传媒作为历史与作为未来也当然是不一样的，对真正想关注传媒业发展趋势与竞争策略的人们来说，真正需要把握的，是从多个角度观察判断出的大的趋势，是真正切及传媒发展轨迹的对操作规律的分析。”（第396-397页）

《当代新闻事业史》，李良荣著。28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本书是“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一。全书共分十章，分别讨论近代新闻媒体的产生和勃兴、当代新闻媒体的格局、当代新闻媒体的发展态势、当代世界的著名新闻媒介、当今世界的主导新闻学理论、世界新闻媒体的运行体制及经营管理、新闻自由和新闻控制、报纸新闻报道的主要体裁、报纸版面和版面编辑和广播电视的主要报道形式等主要内容。一批博士生和作者一起完成了这本书。

该书前言写道：“本书试图勾勒出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一个概貌，涉及世界新闻媒体产生、发展的简史，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格局、发展趋势、各地区新闻媒体的主要特点、新闻学的主干理论、运行模式、新闻法规、新闻业管理以及新闻业务等等，让读者对当今世界新闻媒体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

《孤独的人群》，［美］大卫·理斯曼等著，王崑、朱虹译。32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是一本涉及传播的社会学著作，讨论了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形成和演变。作者根据传统导向、内在导向、他人导向的社会性格类型，对具体的社会阶层——美国中产阶级的性格形成和演变进行了全面阐述。作者认为，父母、家庭、学校是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而社会性格最终体现为一定的生活方式，在工作、娱乐、政治生活和子女教育等活动中表现出来。作者着重探讨了19世纪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内在导向性格如何被20世纪中叶的他人导向性格所取代的过程，研究了这一取代的原因、过程以及对美国当代主要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

全书共三篇16章。第一篇“性格”，主要分析了性格与社会的几种类型、性格形成原因的演变、内在导向型和他人导向型的各自特点。第二篇“政治”，讨论了三种性格类型的政治风格、政治游说和权力问题。第三篇“自主性”，回顾了不同时期自主性的特征，论述了娱乐中的自主性障碍。书后附有索引18页。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52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共12章，主要探讨传播学的欧洲起源、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和传播学领域的建立等问题。书后附有“传播学史中的主要人物”8页和参考书目55页。

作者在《译者的话》中写道：“为写作《传播学史》，罗杰斯访谈了许多传播学的大师及其合作者和追随者（例如R·默顿、T·彼得森、E·卡茨等），也与相关学科的权威人士多次进行了交流，如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最有权威的’研究者马丁·杰伊，熟悉芝加哥学派的E·L·法里斯等；他还广泛利用了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斯坦福、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伊利诺伊、衣阿华等大学的图书馆和档案室。”“欧洲起源、三个学派、四个先驱者和作为集大成者的施拉姆，是《传播学史》的主线。”“《传播学史》注重的是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传播学如何在以美国为主的大学内作为一门最重要的、新的研究领域脱颖而出。”

《报业中国》，孙燕君著。408页，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其结构，是以几个大城市（广州、北京、成都、西安）为点，以都市报、财经报、行业报、报业集团、投资报业为横切面，借以全面叙述中国报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发展变化，以及激烈的竞争态势。全书分为十个部分38个小节，书前有傅桦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书目2页，以及作者的后记。

作者在后记中谈到该书：“这是一本描述中国报业现状和趋势的书，一本写给报业通同行特别是那些想办一张好报的同行看的书，是一本写给已经进入和想要进入报业的投资者看的书，一本写给关注报业留心报业的其他行业人士看的书。”（第408页）序言中，傅桦转述了作者的观点：“中国报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已经走到了需要智者的时候。所谓智者要有几个条件：（1）掌握中国传媒政策；（2）有报业经营经验；（3）对新时代、新经济要有敏锐的感觉，对市场细分要有足够的把握，熟悉传媒产业，对报纸发展方向要有架构能力；（4）有宽宏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能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团结的传媒队伍。”（序第4页）

《媒体前沿报告》，周伟主编。38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重点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另外，一较少的篇幅描述了国外媒体的发展状况。主编“策划”，由三位博士生执笔完全。全书分为六章32节，各章的标题依次如下：资源整合：媒介变革大势；抢滩中国：跨国传媒巨头各显神通；硝烟弥漫：报业新锐的市场竞争；媒体新经济：寻找产业链中的新商机；媒体病：我们该不该相信新闻；西方媒体运作方式----以美国为例。书前有主编的序言，“中央新闻机构和省委机关报领导成员名单”作为附录，最后是2页参考文献和后记。

主编在序言中就该书回答的问题作了这样的概括：“如何看待境外媒体的进入，如何借鉴西方传媒的运作方式，如何在国际化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如何完善传媒监管机制，如何应对媒体融资……媒体究竟往何处去？一个个问号笼罩在传媒人的心头，一个个必须直面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回答。”（第1页）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潘知常、林玮著。5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除序篇外，分为二十一章，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该书借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文化学派、西方美学和社会学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和方法，叙述了大众文化的全球化、市场化问题，讨论了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包括广播电视文化、电影、MTV、报刊书籍、广告、网络文化、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摇滚乐青年亚文化、大众文化的理性和非理性等等问题。

全书的基本思路是：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模式、新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入手，来理解和批评大众文化，揭示大众文化因技术而生，并为技术而生这一直接渊源；以满足为需要而需要、虚拟幻想为特征的内涵。作者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唇齿相依的价值尺度，大众文化凭借着技术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力量甚至已经成为所谓的“美学意识形态”。

《新闻传播法教程》，魏永征著。34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是一本全面概述中国现行法律中有关新闻传播条款（宏观意义的新闻传播法）的论著。全书共分十章，根据中国宪法、普通法、专门法、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110种法律法规，以及7项国际公约，讨论了中国新闻传播中各种的法律问题，以及它们法律依据。该书涉及宪法规范的新闻传播权利、新闻传播与维护国家安全、新闻传播与法治、新闻传播与公民权和人格权、特殊的新闻和信息的、对新闻业的行政管理、新闻传播活动与著作权、新闻传播产业、涉外新闻传播的管理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中国和国际法律法规和公约名目117项。

作者认为：“我国现行新闻传播法无论是维护公权还是私权使之免于新闻传播活动中可能发生的不法侵害，大都已有完备的内容。”“现在人们要求制定的‘法’的内容，是指具体规范新闻传播活动中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权利的法，如新闻记者和媒介的采访权、报道权、批评权等等，……至今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对这些权利还没有从国家对保障这一权利所承担的义务这个法律关系的层面上作出明确的界定”。（第19、23页）

《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侯健著。1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从法学角度详尽地论证了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矛盾问题，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的。全书包括导论和六章，书前有作者的导师沈宗灵写的序，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7页，以及作者的后记。六章的标题依次是：舆论监督（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如何理解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冲突、制度建构的法律理论和技术、舆论监督与政府官员名誉权、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的“名誉权”。

沈宗灵在序言中概括了作者的观点：“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名誉利益’之间的冲突，不仅是权利上的冲突，其实质是公民的民主权利与政府机构或官员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仅仅将这种冲突视为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是不利于恰当的制度建设的。”“法律限于惩罚那些对现存秩序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严重危险的故意捏造的失实言论，余者的不良影响可以通过‘更多的言论’去消除。”

《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黄晓钟编著。51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新闻写作方面的高校教材。全书分为16章，涉及新闻报道样式、新闻写作准则、新闻报道语言特点和表现手法、消息写作、通讯写作、边缘文体、专访以及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精确新闻报道的写作等内容。

该书突出了实用性，将应用示范和理论阐释紧密结合。以充分的范例分析及正误范例比较，提出相关新闻写作类型的基本规则、变化及思维方式，使学习者对各种新闻写作样式有清晰的直感和系统的理性认识；同时，设计了一百多道系列性的思考题和训练题，系统地强化训练学习者的实际操作能力和正确的新闻思维方式。

该书旨在让学习者能基本把握不同样式的报道，知道应该怎样写，不应该怎样写，并理解为什么。

《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美]保罗.利文森著，熊澄宇等译。24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传播媒介形态发展变化的历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全书分为十九章67节，书后附有参考文献17页。该书从字母的发明开始谈起，谈到印刷术、摄影、电报、电话、广播、电影、电视、录像机、计算机、网络传播、版权、人工智能等等与信息革命相关的一系列传播媒介形态对人的观念的冲击。

作者谈到硬媒介决定论、软媒介决定论，他本人持软决定论观点。他指出：“有些媒介学家认为信息系统对社会具有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他们称这种关系为硬媒介决定论。这种关于抽象语言和人类的关系的观点有些极端；很难找到一些事实来说明信息技术和它们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理智地讲，媒介很少产生绝对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结果。相反，它们提供事件产生的可能性，事件的状态和影响是诸多因素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结果。媒介学家称这种关系为软媒介决定论。”（第3页）作者以软决定论为基本论点，广泛讨论了各种媒介的出现对人们思想的冲击，以及多种媒介并存和发展的前景。

《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美]斯特劳巴哈、拉罗斯著，熊澄宇等译。49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现代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形态，以及大众媒介与社会各种关系的教材性著作，共分为十五章。其中前两章论述了媒介环境和媒介理论，第3-11章探讨的是各种媒介形态的历史和技术特点，第12-15章讨论了媒介的各种社会联系。

作者认为，继续谈论印刷、收音机、电视、电影和计算机灯各种媒介，好象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实体已经没有意义了，计算机和电讯网络方面的进步已经使得它们的融合为一般意义的“大众媒介”了，各种传播技术在融合，产业在融合，人们在生活中使用各种媒介的方式也在融合，媒介职业人的技能也呈融合态势，甚至媒介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共同的。他们写道：“到有来很可能只有一种媒介，而不是各不相同的收音机、电视、电影和印刷媒介。其形式将是精密高速的计算机网络以及与之相连的显示器和存储设备。……以前传统媒介之间的明显区别将快速消失。”（第3-8页）该书关于媒介与各种社会关系的论述，包括媒介与个人、媒介与社会、媒介政策法律与伦理、媒介的全球化等问题，作者给出各种不同的理论，促使读者思考，并没有答案。

《全球化与大众传媒：冲突·融合·互动》，尹鸿、李彬主编。38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该书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甫一成立推出的“媒介研究”系列的第一个专题论文辑。全书共收集五组20篇论文。第一组是对全球化与大众传播、大众传媒理论的反省。第二组是对全球化与国际传播格局的分析。第三组探讨了全球化对新闻学、传播学研究和教育带来的影响。第四组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下中国大众传媒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五组则是对全球化时代国际传播与意识形态、媒体政治关系的分析。

编者在前言中写道：“大众传媒与全球化的问题，不仅受到中国大陆学者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受到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传媒学者的关注。而这些关注应该说都来自于一种普遍的共识：全球化将不仅改变我们的大众传媒，而且将改变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借助于文化形成的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所遭遇的世界、对于我们的现实和我们所经历的历史的认识、理解、体验和期待。”本文集的作者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收集的论文大都是首次发表。

《世界新闻传播史》，陈力丹著。400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分为七篇二十一章。第一篇论述了世界新闻传播的宏观历史，其他六篇分别论述了各大洲或大的区域内各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和特点，然后选取各大洲或区域的代表性国家共14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印度、日本、埃及、南非、澳大利亚），较详尽地叙述和研究其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和特点。该书以各国纵向的历史发展为主线，辅以横向区域内的比较；历史和现实的媒体是否提及和论述详略，以历史和现实中产生影响的大小作为选取标准，不再以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来划分论述对象。该书材料截止2000年，书前有历史资料图片4幅，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共132项。

该书是作者在多年给新闻学硕士生讲授世界新闻史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在前言中写道：“新闻传播史不能简单地叙述史实，研究各个国家新闻传播的发展特点，特别是文化特点，是本书的目的之一。本书重视各国的国家形成、历史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内部民族和语言状况、在世界交往中的地位等因素对该国新闻传播业发展和体制形成的影响。”（第2页）

《新闻传播艺术论》，郭光华著。241页，岳麓书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副标题“报纸新闻写作魅力探索”，主要从新闻如何传达新的信息的视角，以新闻写作要交代的几个W入手，论述了新闻的写作的要领。全书分为七章21节。书前有陈力丹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该书序言指出：“本书作者强调不以‘主题’（即要求新闻报道表达某种思想）论新闻，当以‘信息’论新闻，这就撇开了研究写作时干扰理解新闻的主要障碍，便于直截了当地分析新闻写作本身的主要问题，从研究方法上找到了一个解决现在新闻写作症结的切入口。……一旦把新闻信息作为论述的主脉，许多支持新闻写作技术处理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得以清晰地显现或被揭示，问题的深化成为可能。这本书改变以往以新闻体裁划分论述结构的模式，而以‘何事’、‘如何’、‘为何’这些新闻作品的基本要素，作为分析写作的切入口，从而能够较清晰地论证纯粹新闻写作的要领。”

《弥漫的传播》，杜骏飞著。3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这本书是《思想的境界》丛书之一。全书分为“思想”、“对话”和“资料”三个主要部分。“思想”部分主要探讨了泛传播的理论模型、“控制，还是解放”的思想母题、泛传播环境下的新闻价值系统的演进和有关弥漫时代的其他意见等问题；“对话”部分收录了两篇学者访谈实录；“资料”部分涉及近20年来国内传播学研究回顾、Internet与弥漫计算、信息政治与文化批评和新闻价值观研究等问题。书后附资料引用书目3页。

该书前言写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观念和理想的理论向度，从技术及方法论层面深度影响了所有媒介的传播形态，包括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更为重要的）未来即将延伸出来的新形态。”这种影响是“泛化影响”：“（1）由静态的化为动态的；（2）由确定的化为不确定的；（3）由狭义的化为广义的；（4）由单向、双向的化为双向和多向的；（5）由集中的化为分散的；（6）由控制的化为自由的；（7）由稀有的化为普及的；（8）由对立的化为融合的；（9）由相对孤立的化为普遍联系的；（10）由物理的化为人为的。”(第32页)

《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张国良、黄芝晓主编。30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这是2001年底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的论文集，共收入论文20篇，作者来自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香港各地的新闻教学和研究单位。全书分为“探讨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应对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趋势”两部分。

张国良在序言中概括了众多论文的观点，接着在展望未来时指出：“在我国，传播学的引入工作主要由新闻学界承担，所以继之而起的传播学研究历来以大众传播（更多的是新闻传播）为主要关注对象，而忽略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口头传播、非语言传播、政治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等众多领域。如果说，这一状况在初期也有其合理性，而对于学科的中长期发展而言，就是又一大‘瓶颈’了。很显然，不切实有效地拓展领域（包括研究和教育层面），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就难以快速、健康地向前推进。”（第3页）

《公众舆论》，［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3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全书共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之后的七个部分作者分别对外部世界、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民主的形象、报纸和有机化情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本书是第二个中译本。

作者是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和作家，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此书是他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作为一部经典性的著作，《公众舆论》第一次给了公众舆论一个全景式的生动观照，可以让我们细细地体会到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机理。此书自1922年问世以来，在几十年中已经被几十种文字陆陆续续地重印，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个论域中的经典性地位，而作者直到1974年去世也没有对它作过任何修订增补，尽管书中所使用的实证资料仅仅截止到成书之前。由此也不难看出，纵使时移境迁，物是而人非，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洞察则断不会过时。”（译者前言）

《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展江主编。41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副标题“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的语境与实践”，除导言外，全书共分“成败利钝——一个泱泱大国世纪之交的共识”、“良性互动——新闻舆论监督与依法治国国策”和“他山之石——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先行先鉴”三篇。每篇各两章。

编者在该书《内容简介》中写道：“本书围绕新闻舆论监督这个学术性、实践性与社会敏感性兼具的当代问题，探讨了在新世纪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推进经济市场化的现实情境下，新闻媒介为建设公共领域担当中国社会转型守望者角色的举足轻重的意义。本书集纳了来自新闻学、传播学、法学界的中外学人的30多篇文章。”其中既有王强华、魏永征、孙旭培、郭镇之、陈力丹、徐迅、焦国标、王军、郭卫华等专家的佳篇，又有一批年轻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最新研究成果，还有英美多名同仁关于调查性新闻业理论与实践的文章。

《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徐迅著。38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个记者眼中的新闻法治与道德”，全书分为四章，集纳了作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法律顾问）44篇关于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问题的报道和理论文章。第一章“侵权与法治”，主要涉及新闻媒体侵权和法律规范问题。第二章“媒体与司法”，主要涉及媒体监督司法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矛盾。第三章“暗访与自律”，主要涉及新闻采访中偷拍偷录的法律责任问题。第四章“域外见闻”，主要介绍了英国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的现状。书前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研究员魏永征作的序，书后有作者写的后记。作者1983年从政法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并考取了律师资格。魏永征认为她是“学者型记者”。

作者认为，中国侵权纠纷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87-1988年，由于1987年元旦《民法通则》实施，开始出现较为集中的小人物告大报的现象。1992年，名人告小报形成一股诉讼浪潮。1993-1994年，第三次媒介侵权的浪潮的特点是工商法人告传媒。（第34-40页）作者没有对书名“第四次浪潮”作出解释，可能是将最近几年出现较为集中的媒介侵权、媒介职业道德问题，视为第四次浪潮。

《网络新闻传播导论》，屠忠俊、吴庭俊著。431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分为九章29节，全面论述了网络传播的理论和相关问题。前两章回顾了传统传播媒介和网络传播的崛起，接着按照传播学研究的传统框架顺序对网络传播分别进行了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并用传统的各种传播理论对网络传播现象作了阐述，最后，谈到网络的新闻传播、网络传播的伦理与法制、网络新闻人才的培养等问题。书后有参考书目6页。

作者认为：“因特网传播是一种网络多媒体传播。多媒体电脑技术与电脑网络技术原来是电脑技术的两个发展领域，这两个领域的技术成果的相得益彰导致一种崭新传播媒介的产生。”（第102-103页）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必须考虑建立新的概念、命题等来解释网络媒体传播，为此，需要更多地考虑相关的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第4页）

《社会舆论原理》，刘建明著。360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舆论学的著作，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作者对舆论和舆论现象的认识。全书除了导论，共分为十三章42节。讨论了舆论的传播特征、舆论的形成、舆论的群体表达、舆论形态、舆论的类化、舆论传播的增减律、舆论传播的波动律、舆论的正负功能、舆论传播机构、舆论在社会中的地位、中西舆论制度、社会问题与舆论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作者学术活动简介和必读书目17种。

作者认为：“公众意见仅仅是舆论的一种说法，而不是舆论这一概念的严格界定。从外在形式看，舆论是多数人的议论和意见，但实际上它是众人对社会事务共同感悟的顽强意志，表现为一种希望和追求。……舆论永远处于群体传播状态，所以把舆论界定为‘一定范围内多数人的集合意识及共同意见’，是一个科学的定义。”（第2页）

《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许林著。309页，中国摄影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本书集纳了作者（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关于新闻摄影的43篇文章，划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篇”，主要是关于新闻摄影的理论和理论综述。第二部分“说评篇”，是关于新闻摄影的时评文章。第三部分“谈拍照”，谈的是关于摄影的知识。第四部分“评作品”，是关于新闻摄影经典作品的评论。第五部分“看人物”，是关于新闻摄影工作者的报道。第六部分“议版面”，即议论新闻摄影的版面。最后一部分“话改革”，是对新闻摄影未来发展的论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仁臣为该书作序，人民日报的老摄影记者蒋铎作跋。

该书中作者对1945年著名的新闻摄影作品《胜利之吻》提出画面作假的疑问，认为“它严重地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伪造了历史，既是对读者的戏弄，又是对历史的亵渎”。（第169页）作者对1997年评上金奖的照片《盲女》（关于香港回归）的导演成份提出质疑，认为“从对这张照片的评选上反映的问题，证明有的评委在评选的观念导向上，仍然存在看重事件本身，而轻新闻摄影自身规律的现象”（第76页）。

《解析传媒变局》，喻国明著。380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9月版。

这是一本作者发表的文章、调查报告和采访谈话集，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全书分为三篇：上篇“传媒创新趋势”包括文章12篇；中篇“市场调研报告”8篇；下篇“传媒焦点访谈”11篇。该书的文章部分，谈到我国受众需求的变化趋势、媒介集团化的和竞链接、媒介市场的创新、媒体改版的理性和风险规避、中国传媒投资的风险规避等问题。该书的调研报告涉及北京居民2000年读报情况和读报意愿调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财经类报纸竞争力调查、北京电视观众收看电视新闻类节目情况和意愿调查。

该书前面有作者的代序“关于传播学研究的若干断想”，最后是作者写的“后记”。作者的目的是“让自己的研究在经世致用中实现它的价值”，提倡在传播领域进行“建构式研究”。（第1-2页）他认为建构式研究的关键性提前是：买方市场的发展趋于白热化；传媒市场的发展、变化呈现出高速律；规模化的传媒竞争使传媒产业进入‘大投入’期。（第2-3页）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36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这本书的英文版1985年出版，现在翻译过来对中国电子媒介发展的现实恰好给予了较为适应的说明。全书分为五部分共十四章，论证了电子媒介（电报、电话、广播，特别是电视和网络）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悄然变化。作者认为，电子媒介带给社会变化的三个维度是：社会群体的融合（以男性和女性气质的融合作为个案）、社会角色的转换（以成年人和儿童界线的模糊为个案）、政治英雄权威力量的下降（以政治领导人地位的变化为个案）。作者在“前言”里强调：“电子媒介如何影响社会行为，这种影响并不是因为讯息的力量，而是因为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之间曾经非常亲密的联系。”书后附有英文参考书目31页。

《网络新闻学》，仲志远著。4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叙述了网络发展历史和网络新闻传播基本业务知识，分为二十章79节。书前有刘海贵写的序，书后附有与网络新闻传播有关的中国网络传播界的公约、中国关于网络的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定共6项，以及参考书目2页。该书前六章主要涉及网络发展的历史，从第七章起，依次叙述了网络新闻的特征、网络新闻的版面布局与表现形态、网络新闻标题和标题的制作、网络新闻体裁、网络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版权与争议等等问题。

作者在后记中就这本书的特点写道：“本书纯粹基于网络新闻的业务操作与现实变化的情势走向而形成个人之见，深入浅出于网络新闻传播理论、历史与业务之间，并紧密地叙述了其与传统新闻的密切关系，以及新闻传播四种工具此消彼长的行进去向。”（第462页）

《中国报业的产业化运作》，董天策等著。50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较全面地叙述了中国报业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和现实运作的特点和经验，分为十一章34节。讨论的范围，除了历史的叙述外，还涉及报业的基本市场、生存格局、报纸策划、市场营销、经营战略、管理机制、集团化发展、网络经营、产业运作规范等等。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主要作者董天策在“后记”中就此书的基本观点写道：“中国报业最根本的发展趋势还是产业化，许许多多的变化都可以在报业产业化这个总体趋势中得到解释。……世纪之交的中国报业正处在产业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拉动’与党和政府的‘推动’，始终是这一进程的主导力量。因此，中国报业的产业化并非西方报业发展史上的完全产业化，而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有限产业化，是在保证不改变报业政治属性的前提下进行企业化管理和市场化经营，即产业化运作。”

《网络受众心理行为研究》，巢乃鹏著。296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种信息查寻的研究范式”。作者从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研究的视角对受众在媒体（特别是网络传播）上进行信息查寻的行为做了一项实证研究，此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成果。全书分为十章27节，对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范式本身、认知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社会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进一步的探讨，以一项网上调查为依据，具体论证了受众网上信息查寻的模型构建。书后引文注释359条，附有作者进行网络传播调查时的问卷。

作者在“绪论”里就此书写道：“本书基于这样一种实际情况，一方面是快速发展的信息环境呼唤着受众信息查寻行为范式的建立；另一方面，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还缺乏一个整体性的思考和回顾。因此笔者尝试对受众研究的信息查寻范式进行全面的审视，……在数字化信息环境中，受众的心理行为与传统环境中肯定有着相当的不同，受众在网上将以独有的心理模式进行信息活动。对受众在网络环境中的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有着独特的研究意义”。（第3-4页）

《新闻舆论研究》，王雄著。413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该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共九章30节。上篇“新闻舆论本体论”，重点对“新闻舆论”的概念进行了讨论。作者认为，狭义的新闻舆论是指“媒体表达的意见”，广义的新闻舆论是指“通过或经由媒体表达的社会意见”。（第14页）中篇“新闻舆论功能论”，讨论了舆论引导、舆论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法律保护和限制问题。下篇“新闻舆论、公民社会、公共领域”，从公共领域的理念出发讨论中国当代公共领域的诸问题。书后附有参考文献8页。

新闻传播学书籍范文篇7

解放以后至，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出版的关于新闻工作的书籍只有百来本，而且没有一本学术专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是我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国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著作日渐增多。1991年，各种关于新闻和传播的书籍超过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1500本以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资料室和中国新闻年鉴的粗略估计）。如果说80年代是我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的准备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两年，无论这数量和质量方面，与自身相比都是最辉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几年，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各类新闻传播学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体系。80年代，我国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统教材。90年代的情况大大改观，各个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陆续组织写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点的各种专业教材。到世纪之交，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则全套更新和增补新的面向新世纪的系列教材，北京广播学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专业教材。

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质量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垃圾；内容重复现象较为普遍，相互抄，车轱轳话来回说。关于网络的教材，显然为了抢时间，更为粗糙，相当多的这类书籍停留在描述现象和想象的理论层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质量和在一定时期稳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写作和出版的要务。

二，大量传播学译著在世纪之交的几年内成批推出。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类译著中有世界信息与传播的综述性著作，也有传播学研究的概述性著作，还有一些专题研究的著作，例如组织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形态、媒介与大众文化、电视批评、媒介伦理等等。（参见我在《新闻与信息传播》2001年夏季号的概述文章《直面当今传播学研究----最近两年我国传播学译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从赢利角度考虑较多，现在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多数为教材，有的出版社选择的层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传播学读物。这给国内某些本来就对传播学有“阶级”成见的人留下印象：传播学就是这么个层次和水平。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尤其是传播学经典著作很少，最近几年的新著更少。经典中唯有麦克卢汉的著作出版了好几种，但他毕竟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译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组织翻译出版中。

译著的翻译目前也存在问题，如果是普及性读物，由于语言和内容较为简单，可以考虑组织研究生集体翻译，但是学术专著若由一拨学生每人分上一章一节翻译，在短期内出笼，差错较多，后患无穷。已出版的译著中有一些翻译质量过差，甚至到了无法读懂的地步。

三，国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依然不多。尽管出版的新闻和传播学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使得可以列为研究性专著的书是有限的。相当多的书，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说学术结构，就是话语也是非学术的，或政治套话，或新闻报道式语言，用这样的话语体系论证学术，可以想象是些什么东西：现象性的描述内容多于论证，摆出问题（有时很生动）但没有能力说明问题；论证逻辑贫乏，诸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区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类。

四，出版新闻传播学的“套书”呈现为一种趋势。这种出版现象有商业包装和赢利的目的，但也不能轻易说都没有意义。如果学术研究的条件成熟，这种推出的方式对于学术研究有一定推动作用。近几年传播学译著的推出，大多采用了这种出版的方式，教材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是研究性的专著，不宜采用这种批量推出的方式，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工业流程式的。

现在从已出版的套书看，同一套教材，质量高低差距较大。有的较高，有的明显地差。特别是网络丛书，尚没有一套提得起来。“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总体水平较高，但也有的相对不高。“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研究水平有限，但有资料价值。“南京大学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有几本涉及传播学的，尚有水平。“清华传播译丛”中有几本的水平也行。有的丛书以“最新”或“高级”冠名，但内容不新，也谈不上高级。[page_break]

五，新闻记者的个人文集越来越多。现在只要有钱，出书不像以前那样难了，难的是写不出那么多好东西。最省力的就是将自己历年发表的新闻稿件合集出版。由于新闻作品的时效特点，相当多的这类文集只有个人收藏价值，并无社会价值。有的新闻传播学教师和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些是有水平的，但似乎水平不高的居多。这类文集在已出版的书中所占比例不小。出版是自由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让市场来调节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出版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与过去相比，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即其中搀水的较多，书籍的内容质量（现在的装帧质量一本赛一本）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学外部形象的一个问题。

2002年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300本，比去年增长了一半左右。但总体上水平有限。已出版的书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概述如下：

一，几乎同时，各出版社推出了一批关于中国传媒近年总体发展情况和展望的书籍。有代表性的例如陆小华的《整合传媒》、孙燕君的《报业中国》、周伟主编的《媒体前沿报告》等。前一本带有政策研究性质；后两本像新闻报道那样对媒体发展形势作了记者式的描述，因而这类书籍属于普及读物。对近年媒体发展作一整体情况的描述是有意义的，但缺少学理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些理性分析的书是喻国明的文章和调查报告集子《解析传媒变局》。他本人强调学问就在于经世致用，必须与“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观点，我予以尊重，但不敢苟同。正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理论思维。创新的中国需要应用研究，同时也需要不是为了应用而存在的理论思维，它代表人类的精神能力，如同自然科学中我们需要陈景润一样，尽管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二，关于研究专著，数量依然不多，有几本尚有新意。有一些书从标题上看是要构建某种理论、某种核心，但是翻开一看，索然无味，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名词概念较多，说来说去就是新闻传播的一些常识知识，又换了一种说法或换了个包装。研究专著中值得提及的，我认为侯健的《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给出一种什么叫研究的榜样，他从一个较小的问题切入，深入地研究了新闻法，给人以思想。陈力丹的《世界新闻传播史》在结构和内容上比以往的同类书有些新意。杜俊飞的《弥漫的传播》可能是这年出版的书最难读懂的一本书了，表达上过于晦涩，但若硬读下去，还是确实有思想的。

三，关于专题和会议文集，这年不多，下面书介中介绍的，均有些意义。除了上面提到的喻国明的那本外，徐迅的《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颇有水平，新闻法治意识十分明确而且论证有力，只是未对书名作解释，令人莫名其妙。尹鸿、李彬主编的专题论文集《全球化与大众传播》，论题集中，这种有组织的专题论文集现在不多，值得提倡。张国良、黄芝晓主编的《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和展江主编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属于会议文集，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四，这年新闻传播学教材出版的热潮已经过去，新出版的教材明显减少。新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教材，通常列入已出版的套书教材中，作为增补出版。其中有水平的如魏永征的《新闻传播法教程》、李良荣的《当代新闻事业史》等。这年新出版了一套网络方面的教材，也有单本的网络方面的书籍，但新的内容不多。

五，这年的传播学译著没有像两年前那样大量出版，但已出版的译作大多水平尚可。例如李普曼《公众舆论》的新译本（上海人民版）、理斯曼《孤独的人群》的新译本（南京大学版）、利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的译本（清华大学版）。

六，这年出版的新闻业务方面的书依然量很大。除了记者个人的作品集外，关于新闻写作方面的书中较有特色的，例如，以“全”为优势的黄晓钟的《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论证角度较新的郭光华的《新闻传播艺术论》，有些新意的新闻摄影方面的文集《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等。[page_break]

以下是2002年内出版的部分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的书介：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陈力丹著。25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该书以词条的形式，全面、客观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工作史中的主要媒体、人物、事件。以时间前后为序，围绕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及其他国际共运领袖、中国共产党和党的老一代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以及等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思想观点和不同时期的政策展开。全书30万字，分为理论思想、观点术语、人物活动、论著文件、媒体组织、历史事件六个部分，共530条。这本词典是作者在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全部著作基础上的独著，相当完整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内容和框架结构。

该书的出版，配合目前正在各级新闻和宣传部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作为丰富、稳定的学术资料，该书也可以长期作为高校新闻院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课程的辅助教材。

《整合传媒》，陆小华著。399页，中信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全书共分为12章。作者分析了中国传媒竞争的十大趋势：政策规则创新加速传媒结构调整；媒介形态趋向融合与互相进入；传媒集团特别是多媒体新闻集团将成为市场格局主导者；经济科技娱乐类新闻信息产品将成为竞争焦点；新闻媒介管理模式由资产管理向资本管理转变；出售服务与经营媒体成为新的赢利模式；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内容供应商与宽带网将以新方式融合；人才激励、控制模式将加快变化；发展战略研究成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作者就“传媒整合如何操作”提出了四大对策：加入WTO背景下的集团化调整对策、市场细分化背景下财经媒体市场策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报道模式变革、传统媒体调整方案设计与创新操作。

作者在后记中强调：“传媒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其自己的特性与规律。传媒作为单体与作为产业的运转方式和规律是绝对不一样的，传媒作为历史与作为未来也当然是不一样的，对真正想关注传媒业发展趋势与竞争策略的人们来说，真正需要把握的，是从多个角度观察判断出的大的趋势，是真正切及传媒发展轨迹的对操作规律的分析。”（第396-397页）

《当代新闻事业史》，李良荣著。28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本书是“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一。全书共分十章，分别讨论近代新闻媒体的产生和勃兴、当代新闻媒体的格局、当代新闻媒体的发展态势、当代世界的著名新闻媒介、当今世界的主导新闻学理论、世界新闻媒体的运行体制及经营管理、新闻自由和新闻控制、报纸新闻报道的主要体裁、报纸版面和版面编辑和广播电视的主要报道形式等主要内容。一批博士生和作者一起完成了这本书。

该书前言写道：“本书试图勾勒出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一个概貌，涉及世界新闻媒体产生、发展的简史，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格局、发展趋势、各地区新闻媒体的主要特点、新闻学的主干理论、运行模式、新闻法规、新闻业管理以及新闻业务等等，让读者对当今世界新闻媒体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

《孤独的人群》，［美］大卫·理斯曼等著，王崑、朱虹译。32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是一本涉及传播的社会学著作，讨论了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形成和演变。作者根据传统导向、内在导向、他人导向的社会性格类型，对具体的社会阶层——美国中产阶级的性格形成和演变进行了全面阐述。作者认为，父母、家庭、学校是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而社会性格最终体现为一定的生活方式，在工作、娱乐、政治生活和子女教育等活动中表现出来。作者着重探讨了19世纪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内在导向性格如何被20世纪中叶的他人导向性格所取代的过程，研究了这一取代的原因、过程以及对美国当代主要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

全书共三篇16章。第一篇“性格”，主要分析了性格与社会的几种类型、性格形成原因的演变、内在导向型和他人导向型的各自特点。第二篇“政治”，讨论了三种性格类型的政治风格、政治游说和权力问题。第三篇“自主性”，回顾了不同时期自主性的特征，论述了娱乐中的自主性障碍。书后附有索引18页。[page_break]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52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共12章，主要探讨传播学的欧洲起源、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和传播学领域的建立等问题。书后附有“传播学史中的主要人物”8页和参考书目55页。

作者在《译者的话》中写道：“为写作《传播学史》，罗杰斯访谈了许多传播学的大师及其合作者和追随者（例如R·默顿、T·彼得森、E·卡茨等），也与相关学科的权威人士多次进行了交流，如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最有权威的’研究者马丁·杰伊，熟悉芝加哥学派的E·L·法里斯等；他还广泛利用了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斯坦福、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伊利诺伊、衣阿华等大学的图书馆和档案室。”“欧洲起源、三个学派、四个先驱者和作为集大成者的施拉姆，是《传播学史》的主线。”“《传播学史》注重的是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传播学如何在以美国为主的大学内作为一门最重要的、新的研究领域脱颖而出。”

《报业中国》，孙燕君著。408页，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其结构，是以几个大城市（广州、北京、成都、西安）为点，以都市报、财经报、行业报、报业集团、投资报业为横切面，借以全面叙述中国报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发展变化，以及激烈的竞争态势。全书分为十个部分38个小节，书前有傅桦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书目2页，以及作者的后记。

作者在后记中谈到该书：“这是一本描述中国报业现状和趋势的书，一本写给报业通同行特别是那些想办一张好报的同行看的书，是一本写给已经进入和想要进入报业的投资者看的书，一本写给关注报业留心报业的其他行业人士看的书。”（第408页）序言中，傅桦转述了作者的观点：“中国报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已经走到了需要智者的时候。所谓智者要有几个条件：（1）掌握中国传媒政策；（2）有报业经营经验；（3）对新时代、新经济要有敏锐的感觉，对市场细分要有足够的把握，熟悉传媒产业，对报纸发展方向要有架构能力；（4）有宽宏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能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团结的传媒队伍。”（序第4页）

《媒体前沿报告》，周伟主编。38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重点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另外，一较少的篇幅描述了国外媒体的发展状况。主编“策划”，由三位博士生执笔完全。全书分为六章32节，各章的标题依次如下：资源整合：媒介变革大势；抢滩中国：跨国传媒巨头各显神通；硝烟弥漫：报业新锐的市场竞争；媒体新经济：寻找产业链中的新商机；媒体病：我们该不该相信新闻；西方媒体运作方式----以美国为例。书前有主编的序言，“中央新闻机构和省委机关报领导成员名单”作为附录，最后是2页参考文献和后记。

主编在序言中就该书回答的问题作了这样的概括：“如何看待境外媒体的进入，如何借鉴西方传媒的运作方式，如何在国际化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如何完善传媒监管机制，如何应对媒体融资……媒体究竟往何处去？一个个问号笼罩在传媒人的心头，一个个必须直面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回答。”（第1页）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潘知常、林玮著。5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除序篇外，分为二十一章，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该书借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文化学派、西方美学和社会学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和方法，叙述了大众文化的全球化、市场化问题，讨论了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包括广播电视文化、电影、MTV、报刊书籍、广告、网络文化、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摇滚乐青年亚文化、大众文化的理性和非理性等等问题。

全书的基本思路是：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模式、新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入手，来理解和批评大众文化，揭示大众文化因技术而生，并为技术而生这一直接渊源；以满足为需要而需要、虚拟幻想为特征的内涵。作者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唇齿相依的价值尺度，大众文化凭借着技术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力量甚至已经成为所谓的“美学意识形态”。[page_break]

《新闻传播法教程》，魏永征著。34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是一本全面概述中国现行法律中有关新闻传播条款（宏观意义的新闻传播法）的论著。全书共分十章，根据中国宪法、普通法、专门法、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110种法律法规，以及7项国际公约，讨论了中国新闻传播中各种的法律问题，以及它们法律依据。该书涉及宪法规范的新闻传播权利、新闻传播与维护国家安全、新闻传播与法治、新闻传播与公民权和人格权、特殊的新闻和信息的、对新闻业的行政管理、新闻传播活动与著作权、新闻传播产业、涉外新闻传播的管理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中国和国际法律法规和公约名目117项。

作者认为：“我国现行新闻传播法无论是维护公权还是私权使之免于新闻传播活动中可能发生的不法侵害，大都已有完备的内容。”“现在人们要求制定的‘法’的内容，是指具体规范新闻传播活动中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权利的法，如新闻记者和媒介的采访权、报道权、批评权等等，……至今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对这些权利还没有从国家对保障这一权利所承担的义务这个法律关系的层面上作出明确的界定”。（第19、23页）

《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侯健著。1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从法学角度详尽地论证了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矛盾问题，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的。全书包括导论和六章，书前有作者的导师沈宗灵写的序，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7页，以及作者的后记。六章的标题依次是：舆论监督（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如何理解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冲突、制度建构的法律理论和技术、舆论监督与政府官员名誉权、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的“名誉权”。

沈宗灵在序言中概括了作者的观点：“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名誉利益’之间的冲突，不仅是权利上的冲突，其实质是公民的民主权利与政府机构或官员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仅仅将这种冲突视为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是不利于恰当的制度建设的。”“法律限于惩罚那些对现存秩序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严重危险的故意捏造的失实言论，余者的不良影响可以通过‘更多的言论’去消除。”

《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黄晓钟编著。51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新闻写作方面的高校教材。全书分为16章，涉及新闻报道样式、新闻写作准则、新闻报道语言特点和表现手法、消息写作、通讯写作、边缘文体、专访以及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精确新闻报道的写作等内容。

该书突出了实用性，将应用示范和理论阐释紧密结合。以充分的范例分析及正误范例比较，提出相关新闻写作类型的基本规则、变化及思维方式，使学习者对各种新闻写作样式有清晰的直感和系统的理性认识；同时，设计了一百多道系列性的思考题和训练题，系统地强化训练学习者的实际操作能力和正确的新闻思维方式。

该书旨在让学习者能基本把握不同样式的报道，知道应该怎样写，不应该怎样写，并理解为什么。

《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美]保罗.利文森著，熊澄宇等译。24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传播媒介形态发展变化的历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全书分为十九章67节，书后附有参考文献17页。该书从字母的发明开始谈起，谈到印刷术、摄影、电报、电话、广播、电影、电视、录像机、计算机、网络传播、版权、人工智能等等与信息革命相关的一系列传播媒介形态对人的观念的冲击。

作者谈到硬媒介决定论、软媒介决定论，他本人持软决定论观点。他指出：“有些媒介学家认为信息系统对社会具有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他们称这种关系为硬媒介决定论。这种关于抽象语言和人类的关系的观点有些极端；很难找到一些事实来说明信息技术和它们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理智地讲，媒介很少产生绝对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结果。相反，它们提供事件产生的可能性，事件的状态和影响是诸多因素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结果。媒介学家称这种关系为软媒介决定论。”（第3页）作者以软决定论为基本论点，广泛讨论了各种媒介的出现对人们思想的冲击，以及多种媒介并存和发展的前景。[page_break]

《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美]斯特劳巴哈、拉罗斯著，熊澄宇等译。49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现代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形态，以及大众媒介与社会各种关系的教材性著作，共分为十五章。其中前两章论述了媒介环境和媒介理论，第3-11章探讨的是各种媒介形态的历史和技术特点，第12-15章讨论了媒介的各种社会联系。

作者认为，继续谈论印刷、收音机、电视、电影和计算机灯各种媒介，好象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实体已经没有意义了，计算机和电讯网络方面的进步已经使得它们的融合为一般意义的“大众媒介”了，各种传播技术在融合，产业在融合，人们在生活中使用各种媒介的方式也在融合，媒介职业人的技能也呈融合态势，甚至媒介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共同的。他们写道：“到有来很可能只有一种媒介，而不是各不相同的收音机、电视、电影和印刷媒介。其形式将是精密高速的计算机网络以及与之相连的显示器和存储设备。……以前传统媒介之间的明显区别将快速消失。”（第3-8页）该书关于媒介与各种社会关系的论述，包括媒介与个人、媒介与社会、媒介政策法律与伦理、媒介的全球化等问题，作者给出各种不同的理论，促使读者思考，并没有答案。

《全球化与大众传媒：冲突·融合·互动》，尹鸿、李彬主编。38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该书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甫一成立推出的“媒介研究”系列的第一个专题论文辑。全书共收集五组20篇论文。第一组是对全球化与大众传播、大众传媒理论的反省。第二组是对全球化与国际传播格局的分析。第三组探讨了全球化对新闻学、传播学研究和教育带来的影响。第四组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下中国大众传媒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五组则是对全球化时代国际传播与意识形态、媒体政治关系的分析。

编者在前言中写道：“大众传媒与全球化的问题，不仅受到中国大陆学者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受到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传媒学者的关注。而这些关注应该说都来自于一种普遍的共识：全球化将不仅改变我们的大众传媒，而且将改变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借助于文化形成的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所遭遇的世界、对于我们的现实和我们所经历的历史的认识、理解、体验和期待。”本文集的作者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收集的论文大都是首次发表。

《世界新闻传播史》，陈力丹著。400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分为七篇二十一章。第一篇论述了世界新闻传播的宏观历史，其他六篇分别论述了各大洲或大的区域内各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和特点，然后选取各大洲或区域的代表性国家共14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印度、日本、埃及、南非、澳大利亚），较详尽地叙述和研究其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和特点。该书以各国纵向的历史发展为主线，辅以横向区域内的比较；历史和现实的媒体是否提及和论述详略，以历史和现实中产生影响的大小作为选取标准，不再以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来划分论述对象。该书材料截止2000年，书前有历史资料图片4幅，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共132项。

该书是作者在多年给新闻学硕士生讲授世界新闻史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在前言中写道：“新闻传播史不能简单地叙述史实，研究各个国家新闻传播的发展特点，特别是文化特点，是本书的目的之一。本书重视各国的国家形成、历史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内部民族和语言状况、在世界交往中的地位等因素对该国新闻传播业发展和体制形成的影响。”（第2页）

《新闻传播艺术论》，郭光华著。241页，岳麓书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副标题“报纸新闻写作魅力探索”，主要从新闻如何传达新的信息的视角，以新闻写作要交代的几个W入手，论述了新闻的写作的要领。全书分为七章21节。书前有陈力丹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page_break]

该书序言指出：“本书作者强调不以‘主题’（即要求新闻报道表达某种思想）论新闻，当以‘信息’论新闻，这就撇开了研究写作时干扰理解新闻的主要障碍，便于直截了当地分析新闻写作本身的主要问题，从研究方法上找到了一个解决现在新闻写作症结的切入口。……一旦把新闻信息作为论述的主脉，许多支持新闻写作技术处理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得以清晰地显现或被揭示，问题的深化成为可能。这本书改变以往以新闻体裁划分论述结构的模式，而以‘何事’、‘如何’、‘为何’这些新闻作品的基本要素，作为分析写作的切入口，从而能够较清晰地论证纯粹新闻写作的要领。”

《弥漫的传播》，杜骏飞著。3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这本书是《思想的境界》丛书之一。全书分为“思想”、“对话”和“资料”三个主要部分。“思想”部分主要探讨了泛传播的理论模型、“控制，还是解放”的思想母题、泛传播环境下的新闻价值系统的演进和有关弥漫时代的其他意见等问题；“对话”部分收录了两篇学者访谈实录；“资料”部分涉及近20年来国内传播学研究回顾、Internet与弥漫计算、信息政治与文化批评和新闻价值观研究等问题。书后附资料引用书目3页。

该书前言写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观念和理想的理论向度，从技术及方法论层面深度影响了所有媒介的传播形态，包括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更为重要的）未来即将延伸出来的新形态。”这种影响是“泛化影响”：“（1）由静态的化为动态的；（2）由确定的化为不确定的；（3）由狭义的化为广义的；（4）由单向、双向的化为双向和多向的；（5）由集中的化为分散的；（6）由控制的化为自由的；（7）由稀有的化为普及的；（8）由对立的化为融合的；（9）由相对孤立的化为普遍联系的；（10）由物理的化为人为的。”(第32页)

《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张国良、黄芝晓主编。30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这是2001年底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的论文集，共收入论文20篇，作者来自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香港各地的新闻教学和研究单位。全书分为“探讨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应对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趋势”两部分。

张国良在序言中概括了众多论文的观点，接着在展望未来时指出：“在我国，传播学的引入工作主要由新闻学界承担，所以继之而起的传播学研究历来以大众传播（更多的是新闻传播）为主要关注对象，而忽略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口头传播、非语言传播、政治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等众多领域。如果说，这一状况在初期也有其合理性，而对于学科的中长期发展而言，就是又一大‘瓶颈’了。很显然，不切实有效地拓展领域（包括研究和教育层面），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就难以快速、健康地向前推进。”（第3页）

《公众舆论》，［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3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全书共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之后的七个部分作者分别对外部世界、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民主的形象、报纸和有机化情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本书是第二个中译本。

作者是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和作家，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此书是他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作为一部经典性的著作，《公众舆论》第一次给了公众舆论一个全景式的生动观照，可以让我们细细地体会到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机理。此书自1922年问世以来，在几十年中已经被几十种文字陆陆续续地重印，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个论域中的经典性地位，而作者直到1974年去世也没有对它作过任何修订增补，尽管书中所使用的实证资料仅仅截止到成书之前。由此也不难看出，纵使时移境迁，物是而人非，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洞察则断不会过时。”（译者前言）

《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展江主编。41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6月版。[page_break]

副标题“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的语境与实践”，除导言外，全书共分“成败利钝——一个泱泱大国世纪之交的共识”、“良性互动——新闻舆论监督与依法治国国策”和“他山之石——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先行先鉴”三篇。每篇各两章。

编者在该书《内容简介》中写道：“本书围绕新闻舆论监督这个学术性、实践性与社会敏感性兼具的当代问题，探讨了在新世纪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推进经济市场化的现实情境下，新闻媒介为建设公共领域担当中国社会转型守望者角色的举足轻重的意义。本书集纳了来自新闻学、传播学、法学界的中外学人的30多篇文章。”其中既有王强华、魏永征、孙旭培、郭镇之、陈力丹、徐迅、焦国标、王军、郭卫华等专家的佳篇，又有一批年轻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最新研究成果，还有英美多名同仁关于调查性新闻业理论与实践的文章。

《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徐迅著。38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个记者眼中的新闻法治与道德”，全书分为四章，集纳了作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法律顾问）44篇关于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问题的报道和理论文章。第一章“侵权与法治”，主要涉及新闻媒体侵权和法律规范问题。第二章“媒体与司法”，主要涉及媒体监督司法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矛盾。第三章“暗访与自律”，主要涉及新闻采访中偷拍偷录的法律责任问题。第四章“域外见闻”，主要介绍了英国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的现状。书前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研究员魏永征作的序，书后有作者写的后记。作者1983年从政法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并考取了律师资格。魏永征认为她是“学者型记者”。

作者认为，中国侵权纠纷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87-1988年，由于1987年元旦《民法通则》实施，开始出现较为集中的小人物告大报的现象。1992年，名人告小报形成一股诉讼浪潮。1993-1994年，第三次媒介侵权的浪潮的特点是工商法人告传媒。（第34-40页）作者没有对书名“第四次浪潮”作出解释，可能是将最近几年出现较为集中的媒介侵权、媒介职业道德问题，视为第四次浪潮。

《网络新闻传播导论》，屠忠俊、吴庭俊著。431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分为九章29节，全面论述了网络传播的理论和相关问题。前两章回顾了传统传播媒介和网络传播的崛起，接着按照传播学研究的传统框架顺序对网络传播分别进行了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并用传统的各种传播理论对网络传播现象作了阐述，最后，谈到网络的新闻传播、网络传播的伦理与法制、网络新闻人才的培养等问题。书后有参考书目6页。

作者认为：“因特网传播是一种网络多媒体传播。多媒体电脑技术与电脑网络技术原来是电脑技术的两个发展领域，这两个领域的技术成果的相得益彰导致一种崭新传播媒介的产生。”（第102-103页）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必须考虑建立新的概念、命题等来解释网络媒体传播，为此，需要更多地考虑相关的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第4页）

《社会舆论原理》，刘建明著。360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舆论学的著作，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作者对舆论和舆论现象的认识。全书除了导论，共分为十三章42节。讨论了舆论的传播特征、舆论的形成、舆论的群体表达、舆论形态、舆论的类化、舆论传播的增减律、舆论传播的波动律、舆论的正负功能、舆论传播机构、舆论在社会中的地位、中西舆论制度、社会问题与舆论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作者学术活动简介和必读书目17种。

作者认为：“公众意见仅仅是舆论的一种说法，而不是舆论这一概念的严格界定。从外在形式看，舆论是多数人的议论和意见，但实际上它是众人对社会事务共同感悟的顽强意志，表现为一种希望和追求。……舆论永远处于群体传播状态，所以把舆论界定为‘一定范围内多数人的集合意识及共同意见’，是一个科学的定义。”（第2页）[page_break]

《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许林著。309页，中国摄影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本书集纳了作者（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关于新闻摄影的43篇文章，划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篇”，主要是关于新闻摄影的理论和理论综述。第二部分“说评篇”，是关于新闻摄影的时评文章。第三部分“谈拍照”，谈的是关于摄影的知识。第四部分“评作品”，是关于新闻摄影经典作品的评论。第五部分“看人物”，是关于新闻摄影工作者的报道。第六部分“议版面”，即议论新闻摄影的版面。最后一部分“话改革”，是对新闻摄影未来发展的论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仁臣为该书作序，人民日报的老摄影记者蒋铎作跋。

该书中作者对1945年著名的新闻摄影作品《胜利之吻》提出画面作假的疑问，认为“它严重地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伪造了历史，既是对读者的戏弄，又是对历史的亵渎”。（第169页）作者对1997年评上金奖的照片《盲女》（关于香港回归）的导演成份提出质疑，认为“从对这张照片的评选上反映的问题，证明有的评委在评选的观念导向上，仍然存在看重事件本身，而轻新闻摄影自身规律的现象”（第76页）。

《解析传媒变局》，喻国明著。380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9月版。

这是一本作者发表的文章、调查报告和采访谈话集，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全书分为三篇：上篇“传媒创新趋势”包括文章12篇；中篇“市场调研报告”8篇；下篇“传媒焦点访谈”11篇。该书的文章部分，谈到我国受众需求的变化趋势、媒介集团化的和竞链接、媒介市场的创新、媒体改版的理性和风险规避、中国传媒投资的风险规避等问题。该书的调研报告涉及北京居民2000年读报情况和读报意愿调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财经类报纸竞争力调查、北京电视观众收看电视新闻类节目情况和意愿调查。

该书前面有作者的代序“关于传播学研究的若干断想”，最后是作者写的“后记”。作者的目的是“让自己的研究在经世致用中实现它的价值”，提倡在传播领域进行“建构式研究”。（第1-2页）他认为建构式研究的关键性提前是：买方市场的发展趋于白热化；传媒市场的发展、变化呈现出高速律；规模化的传媒竞争使传媒产业进入‘大投入’期。（第2-3页）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36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这本书的英文版1985年出版，现在翻译过来对中国电子媒介发展的现实恰好给予了较为适应的说明。全书分为五部分共十四章，论证了电子媒介（电报、电话、广播，特别是电视和网络）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悄然变化。作者认为，电子媒介带给社会变化的三个维度是：社会群体的融合（以男性和女性气质的融合作为个案）、社会角色的转换（以成年人和儿童界线的模糊为个案）、政治英雄权威力量的下降（以政治领导人地位的变化为个案）。作者在“前言”里强调：“电子媒介如何影响社会行为，这种影响并不是因为讯息的力量，而是因为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之间曾经非常亲密的联系。”书后附有英文参考书目31页。

《网络新闻学》，仲志远著。4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叙述了网络发展历史和网络新闻传播基本业务知识，分为二十章79节。书前有刘海贵写的序，书后附有与网络新闻传播有关的中国网络传播界的公约、中国关于网络的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定共6项，以及参考书目2页。该书前六章主要涉及网络发展的历史，从第七章起，依次叙述了网络新闻的特征、网络新闻的版面布局与表现形态、网络新闻标题和标题的制作、网络新闻体裁、网络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版权与争议等等问题。

作者在后记中就这本书的特点写道：“本书纯粹基于网络新闻的业务操作与现实变化的情势走向而形成个人之见，深入浅出于网络新闻传播理论、历史与业务之间，并紧密地叙述了其与传统新闻的密切关系，以及新闻传播四种工具此消彼长的行进去向。”（第462页）[page_break]

《中国报业的产业化运作》，董天策等著。50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较全面地叙述了中国报业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和现实运作的特点和经验，分为十一章34节。讨论的范围，除了历史的叙述外，还涉及报业的基本市场、生存格局、报纸策划、市场营销、经营战略、管理机制、集团化发展、网络经营、产业运作规范等等。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主要作者董天策在“后记”中就此书的基本观点写道：“中国报业最根本的发展趋势还是产业化，许许多多的变化都可以在报业产业化这个总体趋势中得到解释。……世纪之交的中国报业正处在产业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拉动’与党和政府的‘推动’，始终是这一进程的主导力量。因此，中国报业的产业化并非西方报业发展史上的完全产业化，而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有限产业化，是在保证不改变报业政治属性的前提下进行企业化管理和市场化经营，即产业化运作。”

《网络受众心理行为研究》，巢乃鹏著。296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种信息查寻的研究范式”。作者从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研究的视角对受众在媒体（特别是网络传播）上进行信息查寻的行为做了一项实证研究，此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成果。全书分为十章27节，对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范式本身、认知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社会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进一步的探讨，以一项网上调查为依据，具体论证了受众网上信息查寻的模型构建。书后引文注释359条，附有作者进行网络传播调查时的问卷。

作者在“绪论”里就此书写道：“本书基于这样一种实际情况，一方面是快速发展的信息环境呼唤着受众信息查寻行为范式的建立；另一方面，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还缺乏一个整体性的思考和回顾。因此笔者尝试对受众研究的信息查寻范式进行全面的审视，……在数字化信息环境中，受众的心理行为与传统环境中肯定有着相当的不同，受众在网上将以独有的心理模式进行信息活动。对受众在网络环境中的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有着独特的研究意义”。（第3-4页）

《新闻舆论研究》，王雄著。413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新闻传播学书籍范文篇8

解放以后至，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出版的关于新闻工作的书籍只有百来本，而且没有一本学术专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是我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国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著作日渐增多。1991年，各种关于新闻和传播的书籍超过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1500本以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资料室和中国新闻年鉴的粗略估计）。如果说80年代是我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的准备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两年，无论这数量和质量方面，与自身相比都是最辉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几年，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各类新闻传播学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体系。80年代，我国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统教材。90年代的情况大大改观，各个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陆续组织写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点的各种专业教材。到世纪之交，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则全套更新和增补新的面向新世纪的系列教材，北京广播学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专业教材。

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质量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垃圾；内容重复现象较为普遍，相互抄，车轱轳话来回说。关于网络的教材，显然为了抢时间，更为粗糙，相当多的这类书籍停留在描述现象和想象的理论层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质量和在一定时期稳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写作和出版的要务。

二，大量传播学译著在世纪之交的几年内成批推出。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类译著中有世界信息与传播的综述性著作，也有传播学研究的概述性著作，还有一些专题研究的著作，例如组织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形态、媒介与大众文化、电视批评、媒介伦理等等。（参见我在《新闻与信息传播》2001年夏季号的概述文章《直面当今传播学研究----最近两年我国传播学译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从赢利角度考虑较多，现在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多数为教材，有的出版社选择的层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传播学读物。这给国内某些本来就对传播学有“阶级”成见的人留下印象：传播学就是这么个层次和水平。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尤其是传播学经典著作很少，最近几年的新著更少。经典中唯有麦克卢汉的著作出版了好几种，但他毕竟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译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组织翻译出版中。

译著的翻译目前也存在问题，如果是普及性读物，由于语言和内容较为简单，可以考虑组织研究生集体翻译，但是学术专著若由一拨学生每人分上一章一节翻译，在短期内出笼，差错较多，后患无穷。已出版的译著中有一些翻译质量过差，甚至到了无法读懂的地步。

三，国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依然不多。尽管出版的新闻和传播学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使得可以列为研究性专著的书是有限的。相当多的书，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说学术结构，就是话语也是非学术的，或政治套话，或新闻报道式语言，用这样的话语体系论证学术，可以想象是些什么东西：现象性的描述内容多于论证，摆出问题（有时很生动）但没有能力说明问题；论证逻辑贫乏，诸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区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类。

四，出版新闻传播学的“套书”呈现为一种趋势。这种出版现象有商业包装和赢利的目的，但也不能轻易说都没有意义。如果学术研究的条件成熟，这种推出的方式对于学术研究有一定推动作用。近几年传播学译著的推出，大多采用了这种出版的方式，教材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是研究性的专著，不宜采用这种批量推出的方式，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工业流程式的。

现在从已出版的套书看，同一套教材，质量高低差距较大。有的较高，有的明显地差。特别是网络丛书，尚没有一套提得起来。“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总体水平较高，但也有的相对不高。“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研究水平有限，但有资料价值。“南京大学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有几本涉及传播学的，尚有水平。“清华传播译丛”中有几本的水平也行。有的丛书以“最新”或“高级”冠名，但内容不新，也谈不上高级。

五，新闻记者的个人文集越来越多。现在只要有钱，出书不像以前那样难了，难的是写不出那么多好东西。最省力的就是将自己历年发表的新闻稿件合集出版。由于新闻作品的时效特点，相当多的这类文集只有个人收藏价值，并无社会价值。有的新闻传播学教师和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些是有水平的，但似乎水平不高的居多。这类文集在已出版的书中所占比例不小。出版是自由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让市场来调节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出版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与过去相比，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即其中搀水的较多，书籍的内容质量（现在的装帧质量一本赛一本）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学外部形象的一个问题。

2002年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300本，比去年增长了一半左右。但总体上水平有限。已出版的书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概述如下：

一，几乎同时，各出版社推出了一批关于中国传媒近年总体发展情况和展望的书籍。有代表性的例如陆小华的《整合传媒》、孙燕君的《报业中国》、周伟主编的《媒体前沿报告》等。前一本带有政策研究性质；后两本像新闻报道那样对媒体发展形势作了记者式的描述，因而这类书籍属于普及读物。对近年媒体发展作一整体情况的描述是有意义的，但缺少学理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些理性分析的书是喻国明的文章和调查报告集子《解析传媒变局》。他本人强调学问就在于经世致用，必须与“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观点，我予以尊重，但不敢苟同。正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理论思维。创新的中国需要应用研究，同时也需要不是为了应用而存在的理论思维，它代表人类的精神能力，如同自然科学中我们需要陈景润一样，尽管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二，关于研究专著，数量依然不多，有几本尚有新意。有一些书从标题上看是要构建某种理论、某种核心，但是翻开一看，索然无味，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名词概念较多，说来说去就是新闻传播的一些常识知识，又换了一种说法或换了个包装。研究专著中值得提及的，我认为侯健的《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给出一种什么叫研究的榜样，他从一个较小的问题切入，深入地研究了新闻法，给人以思想。陈力丹的《世界新闻传播史》在结构和内容上比以往的同类书有些新意。杜俊飞的《弥漫的传播》可能是这年出版的书最难读懂的一本书了，表达上过于晦涩，但若硬读下去，还是确实有思想的。

三，关于专题和会议文集，这年不多，下面书介中介绍的，均有些意义。除了上面提到的喻国明的那本外，徐迅的《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颇有水平，新闻法治意识十分明确而且论证有力，只是未对书名作解释，令人莫名其妙。尹鸿、李彬主编的专题论文集《全球化与大众传播》，论题集中，这种有组织的专题论文集现在不多，值得提倡。张国良、黄芝晓主编的《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和展江主编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属于会议文集，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四，这年新闻传播学教材出版的热潮已经过去，新出版的教材明显减少。新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教材，通常列入已出版的套书教材中，作为增补出版。其中有水平的如魏永征的《新闻传播法教程》、李良荣的《当代新闻事业史》等。这年新出版了一套网络方面的教材，也有单本的网络方面的书籍，但新的内容不多。

五，这年的传播学译著没有像两年前那样大量出版，但已出版的译作大多水平尚可。例如李普曼《公众舆论》的新译本（上海人民版）、理斯曼《孤独的人群》的新译本（南京大学版）、利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的译本（清华大学版）。

六，这年出版的新闻业务方面的书依然量很大。除了记者个人的作品集外，关于新闻写作方面的书中较有特色的，例如，以“全”为优势的黄晓钟的《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论证角度较新的郭光华的《新闻传播艺术论》，有些新意的新闻摄影方面的文集《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等。

以下是2002年内出版的部分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的书介：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陈力丹著。25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该书以词条的形式，全面、客观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工作史中的主要媒体、人物、事件。以时间前后为序，围绕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及其他国际共运领袖、中国共产党和党的老一代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以及等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思想观点和不同时期的政策展开。全书30万字，分为理论思想、观点术语、人物活动、论著文件、媒体组织、历史事件六个部分，共530条。这本词典是作者在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全部著作基础上的独著，相当完整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内容和框架结构。

该书的出版，配合目前正在各级新闻和宣传部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作为丰富、稳定的学术资料，该书也可以长期作为高校新闻院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课程的辅助教材。

《整合传媒》，陆小华著。399页，中信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全书共分为12章。作者分析了中国传媒竞争的十大趋势：政策规则创新加速传媒结构调整；媒介形态趋向融合与互相进入；传媒集团特别是多媒体新闻集团将成为市场格局主导者；经济科技娱乐类新闻信息产品将成为竞争焦点；新闻媒介管理模式由资产管理向资本管理转变；出售服务与经营媒体成为新的赢利模式；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内容供应商与宽带网将以新方式融合；人才激励、控制模式将加快变化；发展战略研究成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作者就“传媒整合如何操作”提出了四大对策：加入WTO背景下的集团化调整对策、市场细分化背景下财经媒体市场策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报道模式变革、传统媒体调整方案设计与创新操作。

作者在后记中强调：“传媒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其自己的特性与规律。传媒作为单体与作为产业的运转方式和规律是绝对不一样的，传媒作为历史与作为未来也当然是不一样的，对真正想关注传媒业发展趋势与竞争策略的人们来说，真正需要把握的，是从多个角度观察判断出的大的趋势，是真正切及传媒发展轨迹的对操作规律的分析。”（第396-397页）

《当代新闻事业史》，李良荣著。28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本书是“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一。全书共分十章，分别讨论近代新闻媒体的产生和勃兴、当代新闻媒体的格局、当代新闻媒体的发展态势、当代世界的著名新闻媒介、当今世界的主导新闻学理论、世界新闻媒体的运行体制及经营管理、新闻自由和新闻控制、报纸新闻报道的主要体裁、报纸版面和版面编辑和广播电视的主要报道形式等主要内容。一批博士生和作者一起完成了这本书。

该书前言写道：“本书试图勾勒出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一个概貌，涉及世界新闻媒体产生、发展的简史，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格局、发展趋势、各地区新闻媒体的主要特点、新闻学的主干理论、运行模式、新闻法规、新闻业管理以及新闻业务等等，让读者对当今世界新闻媒体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

《孤独的人群》，［美］大卫·理斯曼等著，王崑、朱虹译。32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是一本涉及传播的社会学著作，讨论了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形成和演变。作者根据传统导向、内在导向、他人导向的社会性格类型，对具体的社会阶层——美国中产阶级的性格形成和演变进行了全面阐述。作者认为，父母、家庭、学校是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而社会性格最终体现为一定的生活方式，在工作、娱乐、政治生活和子女教育等活动中表现出来。作者着重探讨了19世纪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内在导向性格如何被20世纪中叶的他人导向性格所取代的过程，研究了这一取代的原因、过程以及对美国当代主要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

全书共三篇16章。第一篇“性格”，主要分析了性格与社会的几种类型、性格形成原因的演变、内在导向型和他人导向型的各自特点。第二篇“政治”，讨论了三种性格类型的政治风格、政治游说和权力问题。第三篇“自主性”，回顾了不同时期自主性的特征，论述了娱乐中的自主性障碍。书后附有索引18页。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52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共12章，主要探讨传播学的欧洲起源、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和传播学领域的建立等问题。书后附有“传播学史中的主要人物”8页和参考书目55页。

作者在《译者的话》中写道：“为写作《传播学史》，罗杰斯访谈了许多传播学的大师及其合作者和追随者（例如R·默顿、T·彼得森、E·卡茨等），也与相关学科的权威人士多次进行了交流，如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最有权威的’研究者马丁·杰伊，熟悉芝加哥学派的E·L·法里斯等；他还广泛利用了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斯坦福、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伊利诺伊、衣阿华等大学的图书馆和档案室。”“欧洲起源、三个学派、四个先驱者和作为集大成者的施拉姆，是《传播学史》的主线。”“《传播学史》注重的是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传播学如何在以美国为主的大学内作为一门最重要的、新的研究领域脱颖而出。”

《报业中国》，孙燕君著。408页，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其结构，是以几个大城市（广州、北京、成都、西安）为点，以都市报、财经报、行业报、报业集团、投资报业为横切面，借以全面叙述中国报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发展变化，以及激烈的竞争态势。全书分为十个部分38个小节，书前有傅桦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书目2页，以及作者的后记。

作者在后记中谈到该书：“这是一本描述中国报业现状和趋势的书，一本写给报业通同行特别是那些想办一张好报的同行看的书，是一本写给已经进入和想要进入报业的投资者看的书，一本写给关注报业留心报业的其他行业人士看的书。”（第408页）序言中，傅桦转述了作者的观点：“中国报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已经走到了需要智者的时候。所谓智者要有几个条件：（1）掌握中国传媒政策；（2）有报业经营经验；（3）对新时代、新经济要有敏锐的感觉，对市场细分要有足够的把握，熟悉传媒产业，对报纸发展方向要有架构能力；（4）有宽宏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能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团结的传媒队伍。”（序第4页）

《媒体前沿报告》，周伟主编。38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重点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另外，一较少的篇幅描述了国外媒体的发展状况。主编“策划”，由三位博士生执笔完全。全书分为六章32节，各章的标题依次如下：资源整合：媒介变革大势；抢滩中国：跨国传媒巨头各显神通；硝烟弥漫：报业新锐的市场竞争；媒体新经济：寻找产业链中的新商机；媒体病：我们该不该相信新闻；西方媒体运作方式----以美国为例。书前有主编的序言，“中央新闻机构和省委机关报领导成员名单”作为附录，最后是2页参考文献和后记。

主编在序言中就该书回答的问题作了这样的概括：“如何看待境外媒体的进入，如何借鉴西方传媒的运作方式，如何在国际化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如何完善传媒监管机制，如何应对媒体融资……媒体究竟往何处去？一个个问号笼罩在传媒人的心头，一个个必须直面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回答。”（第1页）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潘知常、林玮著。5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除序篇外，分为二十一章，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该书借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文化学派、西方美学和社会学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和方法，叙述了大众文化的全球化、市场化问题，讨论了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包括广播电视文化、电影、MTV、报刊书籍、广告、网络文化、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摇滚乐青年亚文化、大众文化的理性和非理性等等问题。

全书的基本思路是：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模式、新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入手，来理解和批评大众文化，揭示大众文化因技术而生，并为技术而生这一直接渊源；以满足为需要而需要、虚拟幻想为特征的内涵。作者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唇齿相依的价值尺度，大众文化凭借着技术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力量甚至已经成为所谓的“美学意识形态”。

《新闻传播法教程》，魏永征著。34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是一本全面概述中国现行法律中有关新闻传播条款（宏观意义的新闻传播法）的论著。全书共分十章，根据中国宪法、普通法、专门法、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110种法律法规，以及7项国际公约，讨论了中国新闻传播中各种的法律问题，以及它们法律依据。该书涉及宪法规范的新闻传播权利、新闻传播与维护国家安全、新闻传播与法治、新闻传播与公民权和人格权、特殊的新闻和信息的、对新闻业的行政管理、新闻传播活动与著作权、新闻传播产业、涉外新闻传播的管理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中国和国际法律法规和公约名目117项。

作者认为：“我国现行新闻传播法无论是维护公权还是私权使之免于新闻传播活动中可能发生的不法侵害，大都已有完备的内容。”“现在人们要求制定的‘法’的内容，是指具体规范新闻传播活动中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权利的法，如新闻记者和媒介的采访权、报道权、批评权等等，……至今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对这些权利还没有从国家对保障这一权利所承担的义务这个法律关系的层面上作出明确的界定”。（第19、23页）

《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侯健著。1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从法学角度详尽地论证了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矛盾问题，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的。全书包括导论和六章，书前有作者的导师沈宗灵写的序，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7页，以及作者的后记。六章的标题依次是：舆论监督（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如何理解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冲突、制度建构的法律理论和技术、舆论监督与政府官员名誉权、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的“名誉权”。

沈宗灵在序言中概括了作者的观点：“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名誉利益’之间的冲突，不仅是权利上的冲突，其实质是公民的民主权利与政府机构或官员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仅仅将这种冲突视为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是不利于恰当的制度建设的。”“法律限于惩罚那些对现存秩序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严重危险的故意捏造的失实言论，余者的不良影响可以通过‘更多的言论’去消除。”

《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黄晓钟编著。51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新闻写作方面的高校教材。全书分为16章，涉及新闻报道样式、新闻写作准则、新闻报道语言特点和表现手法、消息写作、通讯写作、边缘文体、专访以及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精确新闻报道的写作等内容。

该书突出了实用性，将应用示范和理论阐释紧密结合。以充分的范例分析及正误范例比较，提出相关新闻写作类型的基本规则、变化及思维方式，使学习者对各种新闻写作样式有清晰的直感和系统的理性认识；同时，设计了一百多道系列性的思考题和训练题，系统地强化训练学习者的实际操作能力和正确的新闻思维方式。

该书旨在让学习者能基本把握不同样式的报道，知道应该怎样写，不应该怎样写，并理解为什么。

《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美]保罗.利文森著，熊澄宇等译。24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传播媒介形态发展变化的历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全书分为十九章67节，书后附有参考文献17页。该书从字母的发明开始谈起，谈到印刷术、摄影、电报、电话、广播、电影、电视、录像机、计算机、网络传播、版权、人工智能等等与信息革命相关的一系列传播媒介形态对人的观念的冲击。

作者谈到硬媒介决定论、软媒介决定论，他本人持软决定论观点。他指出：“有些媒介学家认为信息系统对社会具有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他们称这种关系为硬媒介决定论。这种关于抽象语言和人类的关系的观点有些极端；很难找到一些事实来说明信息技术和它们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理智地讲，媒介很少产生绝对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结果。相反，它们提供事件产生的可能性，事件的状态和影响是诸多因素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结果。媒介学家称这种关系为软媒介决定论。”（第3页）作者以软决定论为基本论点，广泛讨论了各种媒介的出现对人们思想的冲击，以及多种媒介并存和发展的前景。

《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美]斯特劳巴哈、拉罗斯著，熊澄宇等译。49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现代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形态，以及大众媒介与社会各种关系的教材性著作，共分为十五章。其中前两章论述了媒介环境和媒介理论，第3-11章探讨的是各种媒介形态的历史和技术特点，第12-15章讨论了媒介的各种社会联系。

作者认为，继续谈论印刷、收音机、电视、电影和计算机灯各种媒介，好象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实体已经没有意义了，计算机和电讯网络方面的进步已经使得它们的融合为一般意义的“大众媒介”了，各种传播技术在融合，产业在融合，人们在生活中使用各种媒介的方式也在融合，媒介职业人的技能也呈融合态势，甚至媒介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共同的。他们写道：“到有来很可能只有一种媒介，而不是各不相同的收音机、电视、电影和印刷媒介。其形式将是精密高速的计算机网络以及与之相连的显示器和存储设备。……以前传统媒介之间的明显区别将快速消失。”（第3-8页）该书关于媒介与各种社会关系的论述，包括媒介与个人、媒介与社会、媒介政策法律与伦理、媒介的全球化等问题，作者给出各种不同的理论，促使读者思考，并没有答案。

《全球化与大众传媒：冲突·融合·互动》，尹鸿、李彬主编。38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该书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甫一成立推出的“媒介研究”系列的第一个专题论文辑。全书共收集五组20篇论文。第一组是对全球化与大众传播、大众传媒理论的反省。第二组是对全球化与国际传播格局的分析。第三组探讨了全球化对新闻学、传播学研究和教育带来的影响。第四组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下中国大众传媒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五组则是对全球化时代国际传播与意识形态、媒体政治关系的分析。

编者在前言中写道：“大众传媒与全球化的问题，不仅受到中国大陆学者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受到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传媒学者的关注。而这些关注应该说都来自于一种普遍的共识：全球化将不仅改变我们的大众传媒，而且将改变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借助于文化形成的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所遭遇的世界、对于我们的现实和我们所经历的历史的认识、理解、体验和期待。”本文集的作者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收集的论文大都是首次发表。

《世界新闻传播史》，陈力丹著。400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分为七篇二十一章。第一篇论述了世界新闻传播的宏观历史，其他六篇分别论述了各大洲或大的区域内各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和特点，然后选取各大洲或区域的代表性国家共14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印度、日本、埃及、南非、澳大利亚），较详尽地叙述和研究其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和特点。该书以各国纵向的历史发展为主线，辅以横向区域内的比较；历史和现实的媒体是否提及和论述详略，以历史和现实中产生影响的大小作为选取标准，不再以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来划分论述对象。该书材料截止2000年，书前有历史资料图片4幅，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共132项。

该书是作者在多年给新闻学硕士生讲授世界新闻史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在前言中写道：“新闻传播史不能简单地叙述史实，研究各个国家新闻传播的发展特点，特别是文化特点，是本书的目的之一。本书重视各国的国家形成、历史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内部民族和语言状况、在世界交往中的地位等因素对该国新闻传播业发展和体制形成的影响。”（第2页）

《新闻传播艺术论》，郭光华著。241页，岳麓书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副标题“报纸新闻写作魅力探索”，主要从新闻如何传达新的信息的视角，以新闻写作要交代的几个W入手，论述了新闻的写作的要领。全书分为七章21节。书前有陈力丹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该书序言指出：“本书作者强调不以‘主题’（即要求新闻报道表达某种思想）论新闻，当以‘信息’论新闻，这就撇开了研究写作时干扰理解新闻的主要障碍，便于直截了当地分析新闻写作本身的主要问题，从研究方法上找到了一个解决现在新闻写作症结的切入口。……一旦把新闻信息作为论述的主脉，许多支持新闻写作技术处理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得以清晰地显现或被揭示，问题的深化成为可能。这本书改变以往以新闻体裁划分论述结构的模式，而以‘何事’、‘如何’、‘为何’这些新闻作品的基本要素，作为分析写作的切入口，从而能够较清晰地论证纯粹新闻写作的要领。”

《弥漫的传播》，杜骏飞著。3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这本书是《思想的境界》丛书之一。全书分为“思想”、“对话”和“资料”三个主要部分。“思想”部分主要探讨了泛传播的理论模型、“控制，还是解放”的思想母题、泛传播环境下的新闻价值系统的演进和有关弥漫时代的其他意见等问题；“对话”部分收录了两篇学者访谈实录；“资料”部分涉及近20年来国内传播学研究回顾、Internet与弥漫计算、信息政治与文化批评和新闻价值观研究等问题。书后附资料引用书目3页。

该书前言写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观念和理想的理论向度，从技术及方法论层面深度影响了所有媒介的传播形态，包括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更为重要的）未来即将延伸出来的新形态。”这种影响是“泛化影响”：“（1）由静态的化为动态的；（2）由确定的化为不确定的；（3）由狭义的化为广义的；（4）由单向、双向的化为双向和多向的；（5）由集中的化为分散的；（6）由控制的化为自由的；（7）由稀有的化为普及的；（8）由对立的化为融合的；（9）由相对孤立的化为普遍联系的；（10）由物理的化为人为的。”(第32页)

《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张国良、黄芝晓主编。30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这是2001年底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的论文集，共收入论文20篇，作者来自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香港各地的新闻教学和研究单位。全书分为“探讨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应对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趋势”两部分。

张国良在序言中概括了众多论文的观点，接着在展望未来时指出：“在我国，传播学的引入工作主要由新闻学界承担，所以继之而起的传播学研究历来以大众传播（更多的是新闻传播）为主要关注对象，而忽略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口头传播、非语言传播、政治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等众多领域。如果说，这一状况在初期也有其合理性，而对于学科的中长期发展而言，就是又一大‘瓶颈’了。很显然，不切实有效地拓展领域（包括研究和教育层面），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就难以快速、健康地向前推进。”（第3页）

《公众舆论》，［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3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全书共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之后的七个部分作者分别对外部世界、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民主的形象、报纸和有机化情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本书是第二个中译本。

作者是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和作家，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此书是他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作为一部经典性的著作，《公众舆论》第一次给了公众舆论一个全景式的生动观照，可以让我们细细地体会到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机理。此书自1922年问世以来，在几十年中已经被几十种文字陆陆续续地重印，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个论域中的经典性地位，而作者直到1974年去世也没有对它作过任何修订增补，尽管书中所使用的实证资料仅仅截止到成书之前。由此也不难看出，纵使时移境迁，物是而人非，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洞察则断不会过时。”（译者前言）

《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展江主编。41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副标题“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的语境与实践”，除导言外，全书共分“成败利钝——一个泱泱大国世纪之交的共识”、“良性互动——新闻舆论监督与依法治国国策”和“他山之石——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先行先鉴”三篇。每篇各两章。

编者在该书《内容简介》中写道：“本书围绕新闻舆论监督这个学术性、实践性与社会敏感性兼具的当代问题，探讨了在新世纪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推进经济市场化的现实情境下，新闻媒介为建设公共领域担当中国社会转型守望者角色的举足轻重的意义。本书集纳了来自新闻学、传播学、法学界的中外学人的30多篇文章。”其中既有王强华、魏永征、孙旭培、郭镇之、陈力丹、徐迅、焦国标、王军、郭卫华等专家的佳篇，又有一批年轻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最新研究成果，还有英美多名同仁关于调查性新闻业理论与实践的文章。

《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徐迅著。38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个记者眼中的新闻法治与道德”，全书分为四章，集纳了作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法律顾问）44篇关于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问题的报道和理论文章。第一章“侵权与法治”，主要涉及新闻媒体侵权和法律规范问题。第二章“媒体与司法”，主要涉及媒体监督司法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矛盾。第三章“暗访与自律”，主要涉及新闻采访中偷拍偷录的法律责任问题。第四章“域外见闻”，主要介绍了英国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的现状。书前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研究员魏永征作的序，书后有作者写的后记。作者1983年从政法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并考取了律师资格。魏永征认为她是“学者型记者”。

作者认为，中国侵权纠纷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87-1988年，由于1987年元旦《民法通则》实施，开始出现较为集中的小人物告大报的现象。1992年，名人告小报形成一股诉讼浪潮。1993-1994年，第三次媒介侵权的浪潮的特点是工商法人告传媒。（第34-40页）作者没有对书名“第四次浪潮”作出解释，可能是将最近几年出现较为集中的媒介侵权、媒介职业道德问题，视为第四次浪潮。

《网络新闻传播导论》，屠忠俊、吴庭俊著。431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分为九章29节，全面论述了网络传播的理论和相关问题。前两章回顾了传统传播媒介和网络传播的崛起，接着按照传播学研究的传统框架顺序对网络传播分别进行了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并用传统的各种传播理论对网络传播现象作了阐述，最后，谈到网络的新闻传播、网络传播的伦理与法制、网络新闻人才的培养等问题。书后有参考书目6页。

作者认为：“因特网传播是一种网络多媒体传播。多媒体电脑技术与电脑网络技术原来是电脑技术的两个发展领域，这两个领域的技术成果的相得益彰导致一种崭新传播媒介的产生。”（第102-103页）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必须考虑建立新的概念、命题等来解释网络媒体传播，为此，需要更多地考虑相关的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第4页）

《社会舆论原理》，刘建明著。360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舆论学的著作，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作者对舆论和舆论现象的认识。全书除了导论，共分为十三章42节。讨论了舆论的传播特征、舆论的形成、舆论的群体表达、舆论形态、舆论的类化、舆论传播的增减律、舆论传播的波动律、舆论的正负功能、舆论传播机构、舆论在社会中的地位、中西舆论制度、社会问题与舆论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作者学术活动简介和必读书目17种。

作者认为：“公众意见仅仅是舆论的一种说法，而不是舆论这一概念的严格界定。从外在形式看，舆论是多数人的议论和意见，但实际上它是众人对社会事务共同感悟的顽强意志，表现为一种希望和追求。……舆论永远处于群体传播状态，所以把舆论界定为‘一定范围内多数人的集合意识及共同意见’，是一个科学的定义。”（第2页）

《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许林著。309页，中国摄影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本书集纳了作者（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关于新闻摄影的43篇文章，划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篇”，主要是关于新闻摄影的理论和理论综述。第二部分“说评篇”，是关于新闻摄影的时评文章。第三部分“谈拍照”，谈的是关于摄影的知识。第四部分“评作品”，是关于新闻摄影经典作品的评论。第五部分“看人物”，是关于新闻摄影工作者的报道。第六部分“议版面”，即议论新闻摄影的版面。最后一部分“话改革”，是对新闻摄影未来发展的论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仁臣为该书作序，人民日报的老摄影记者蒋铎作跋。

该书中作者对1945年著名的新闻摄影作品《胜利之吻》提出画面作假的疑问，认为“它严重地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伪造了历史，既是对读者的戏弄，又是对历史的亵渎”。（第169页）作者对1997年评上金奖的照片《盲女》（关于香港回归）的导演成份提出质疑，认为“从对这张照片的评选上反映的问题，证明有的评委在评选的观念导向上，仍然存在看重事件本身，而轻新闻摄影自身规律的现象”（第76页）。

《解析传媒变局》，喻国明著。380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9月版。

这是一本作者发表的文章、调查报告和采访谈话集，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全书分为三篇：上篇“传媒创新趋势”包括文章12篇；中篇“市场调研报告”8篇；下篇“传媒焦点访谈”11篇。该书的文章部分，谈到我国受众需求的变化趋势、媒介集团化的和竞链接、媒介市场的创新、媒体改版的理性和风险规避、中国传媒投资的风险规避等问题。该书的调研报告涉及北京居民2000年读报情况和读报意愿调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财经类报纸竞争力调查、北京电视观众收看电视新闻类节目情况和意愿调查。

该书前面有作者的代序“关于传播学研究的若干断想”，最后是作者写的“后记”。作者的目的是“让自己的研究在经世致用中实现它的价值”，提倡在传播领域进行“建构式研究”。（第1-2页）他认为建构式研究的关键性提前是：买方市场的发展趋于白热化；传媒市场的发展、变化呈现出高速律；规模化的传媒竞争使传媒产业进入‘大投入’期。（第2-3页）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36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这本书的英文版1985年出版，现在翻译过来对中国电子媒介发展的现实恰好给予了较为适应的说明。全书分为五部分共十四章，论证了电子媒介（电报、电话、广播，特别是电视和网络）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悄然变化。作者认为，电子媒介带给社会变化的三个维度是：社会群体的融合（以男性和女性气质的融合作为个案）、社会角色的转换（以成年人和儿童界线的模糊为个案）、政治英雄权威力量的下降（以政治领导人地位的变化为个案）。作者在“前言”里强调：“电子媒介如何影响社会行为，这种影响并不是因为讯息的力量，而是因为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之间曾经非常亲密的联系。”书后附有英文参考书目31页。

《网络新闻学》，仲志远著。4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叙述了网络发展历史和网络新闻传播基本业务知识，分为二十章79节。书前有刘海贵写的序，书后附有与网络新闻传播有关的中国网络传播界的公约、中国关于网络的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定共6项，以及参考书目2页。该书前六章主要涉及网络发展的历史，从第七章起，依次叙述了网络新闻的特征、网络新闻的版面布局与表现形态、网络新闻标题和标题的制作、网络新闻体裁、网络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版权与争议等等问题。

作者在后记中就这本书的特点写道：“本书纯粹基于网络新闻的业务操作与现实变化的情势走向而形成个人之见，深入浅出于网络新闻传播理论、历史与业务之间，并紧密地叙述了其与传统新闻的密切关系，以及新闻传播四种工具此消彼长的行进去向。”（第462页）

《中国报业的产业化运作》，董天策等著。50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较全面地叙述了中国报业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和现实运作的特点和经验，分为十一章34节。讨论的范围，除了历史的叙述外，还涉及报业的基本市场、生存格局、报纸策划、市场营销、经营战略、管理机制、集团化发展、网络经营、产业运作规范等等。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主要作者董天策在“后记”中就此书的基本观点写道：“中国报业最根本的发展趋势还是产业化，许许多多的变化都可以在报业产业化这个总体趋势中得到解释。……世纪之交的中国报业正处在产业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拉动’与党和政府的‘推动’，始终是这一进程的主导力量。因此，中国报业的产业化并非西方报业发展史上的完全产业化，而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有限产业化，是在保证不改变报业政治属性的前提下进行企业化管理和市场化经营，即产业化运作。”

《网络受众心理行为研究》，巢乃鹏著。296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种信息查寻的研究范式”。作者从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研究的视角对受众在媒体（特别是网络传播）上进行信息查寻的行为做了一项实证研究，此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成果。全书分为十章27节，对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范式本身、认知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社会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进一步的探讨，以一项网上调查为依据，具体论证了受众网上信息查寻的模型构建。书后引文注释359条，附有作者进行网络传播调查时的问卷。

作者在“绪论”里就此书写道：“本书基于这样一种实际情况，一方面是快速发展的信息环境呼唤着受众信息查寻行为范式的建立；另一方面，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还缺乏一个整体性的思考和回顾。因此笔者尝试对受众研究的信息查寻范式进行全面的审视，……在数字化信息环境中，受众的心理行为与传统环境中肯定有着相当的不同，受众在网上将以独有的心理模式进行信息活动。对受众在网络环境中的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有着独特的研究意义”。（第3-4页）

《新闻舆论研究》，王雄著。413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该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共九章30节。上篇“新闻舆论本体论”，重点对“新闻舆论”的概念进行了讨论。作者认为，狭义的新闻舆论是指“媒体表达的意见”，广义的新闻舆论是指“通过或经由媒体表达的社会意见”。（第14页）中篇“新闻舆论功能论”，讨论了舆论引导、舆论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法律保护和限制问题。下篇“新闻舆论、公民社会、公共领域”，从公共领域的理念出发讨论中国当代公共领域的诸问题。书后附有参考文献8页。

新闻传播学书籍范文篇9

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作为传播学领域一大研究部类/范畴的媒介分析，正清楚地凸现出现实意义。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近年来，学者们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成果。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特点。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梳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主要通过对若干新闻传播学刊物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并对两本近年来出版的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来从论文和著作这两个层面，探讨中国大陆传播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的研究成果，透视其概况及特点。由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本文的局限性在所难免，其对研究成果的梳理,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关键词：媒介分析、信息传播新技术

Abstract

Atpresent,aswavesofnewinformationtechnologiessurgeforwardthroughouttheword,mediaanalysisasanimportantcategoryofcommunicationresearchisdemonstratingitssignificance.Worldwide,usesandimpactofthenewinformationtechnologieshavebecomeahottopicfordiscussion,thuspushingforwardresearchinthewholeareaofmediaanalysis,attractingmuchacademicattentiontothearea.InthemainlandofChina,mediaanalysishasalsoreceivedalotofattention.Inrecentyears,scholarsinthemainlandofChinahaveexploredmanyissuesinthearea,resultinginmanypublications.Thispaperattemptstomakeasurveyoftheirresearchachievementsand,onthebasisofthat,analyzethefeaturesoftheseachievements.Owingtothelimitationoftimeandtolimitedmaterialsavailable,thewritercannotpossiblymakeathoroughlycomprehensivestudyofallthemediaanalysisachievements.Therefore,thewriterchoosestocarryoutthestudymainlythroughacontentanalysisofthearticlespublishedinfour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journalsinthecountryfrom1996to2000,asimilaranalysisofthepaperssubmittedtoseveral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conferencessince1995,andadiscussionoftworecentbooksonmediaanalysis.Asthewriter’sknowledgeofandreadingintheliteratureofthisareaofresearchareverylimited,andthematerialsavailablearealsoverylimited,thispaperisboundtohavesomelimitations.Omissionsmayalsobeunavoidable,butcertainlynotintentional.ThewriteroffersthispaperjustinthehopeofinvitingmorecomprehensivestudiesofthemediaanalysisachievementsinthemainlandofChina.

KeyWords:mediaanalysis;newinformationtechnology

（正文）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类/范畴，主要指的是对如下内容的研究：媒介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各种媒介技术的特征及作用，媒介技术及其发展史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的关系，等。在传播学的发展史上，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收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在西方传播学兴起的初期，传播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大众传播媒介所传递的讯息内容及其所产生的效果上。诚然，传播学发展史上曾出现一些对传播学界有深远影响的媒介分析成果和理论，如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HaroldInnis）的传媒的时空偏向理论，促使媒介分析在传播学研究中真正登堂入室的麦克卢汉（MarshallMacLuhan）的以“媒介即讯息”为中心论点的传媒理论，等等。但是，比起学者们反复挖掘、成果极为丰富的传媒效果研究或在许多重大而影响深远的传播学研究中都占据重要位置的传媒内容分析来，以媒介技术本身为焦点的媒介分析，在传播学发展史上原本算不上是一个显赫的研究范畴。然而，近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社会现实，却使媒介分析的现实意义，清晰地凸现。因而，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

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虽然，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历史尚短，媒介分析领域中尚未出现象麦克卢汉理论式的独树一帜的、闻名遐迩的媒介理论。但是，我国传播学术界的成果发表、学术会议交流等学术活动表明，近年来，我国学术界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论文。尤其是随着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浪在全世界的高涨，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社会影响等媒介分析中的核心问题，已成为在我国举行的一些传播学研讨会的热门话题，也成为不少新闻传播学学术刊物涉及的重要内容。此外，专门涉及媒介分析领域的书籍也已出现。

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输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拟通过如下几步研究，透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概况及特点：

■通过对《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新闻记者》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找出其中涉及媒介研究的文章篇数、在刊物内容中所占的比重与论题。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选择这四家刊物的原因，仅是出于对三种情况的综合考虑：地域分布（这四本刊物，两本在北京出版，两本在上海出版）、兼顾主要面向研究界与主要面向业界的刊物、可行性因素（主要是指刊物对笔者而言的易获得性）。笔者丝毫无不重视其它新闻传播学刊物之意。

■通过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进行这种梳理。这里笔者只可能把范围限于自己所熟知的几次学术会议，不敢妄求全面包括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所有学术会议。

■通过对《传播科技纵横》（闵大洪著，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明安香主编，华夏出版社1999年出版）这两本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探讨我国传播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研究在专著这一层面的成果。笔者坦承，由于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而研究只能建立在对资料文献的掌握的基础上进行，局限性在所难免，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一、概况透视

透过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近年来的学术刊物的内容、学术会议上的论文交流以及书籍的出版，我们可以领略学术界的研究动向。

I．1学术刊物

学术刊物往往是人们观察学术界最新动态的一道窗口，因此，笔者希望先以分析若干国内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刊物为切入口（按季刊、双月刊、月刊排列），进入对于近期我国学术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

《新闻与传播研究》（季刊）年份*总篇数⑴*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⑵

1996年502；4％

1997年467；15.22％

1998年498；16.33％

1999年508；16％

2000年5114；27.45％

总计：246共计：39；15.85％

《新闻大学》（季刊）年份*总篇数*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1045；4.81％

1997年1175；4.27％

1998年1174；3.42％

1999年1088；7.41％

2000年11913；10.92

总计：565共计：35；平均比例：5.88%

《国际新闻界》（双月刊；1998年度第5－6期合刊）年份*总篇数*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11419；16.67％

1997年1119；8.11％

1998年9913；13.13％

1999年10321；20.39%

2000年9726；26.80%

总计：524共计：88；平均比例：16.79%

《新闻记者》（月刊）年份*总篇数*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2986；2.01％

1997年3427；2.05％

1998年3397；2.06％

1999年37419；5.08%

2000年42731；7.26%

总计：1780共计：70；3.93%

以数据点折线表示，媒介分析文章在这些刊物中所占百分比近年来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从以上图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如下几点：

1．这四种刊物在最近几年中无一例外地都经常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2．在四种刊物中，《国际新闻界》发表媒介分析文章最多，不但按篇数计算数目最大，而且在总篇数中所占百分比也最大。

3．四种刊物中，《新闻记者》刊登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最小，但1999年起该刊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篇数与往年相比明显增多。

4．1996年－1998年期间，《新闻与传播研究》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

以上几点中的第一点显示了媒介分析近年来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刊物经常涉及的内容之一。

关于第二点，我们认为，它和《国际新闻界》的宗旨目标及特点有关。这一刊物以“透视环球传媒，追索今昔流变，拓展研究视域，提升学术品位”为其宗旨目标，具有重视国际传媒业最新动态、重视介绍国外情况的特点。自美国以其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率先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目标以来，信息高新技术的层出不穷和迅速投入应用、因特网作为新一代的传播媒介迅速崛起、全世界范围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发展势头猛烈、传统的传媒业正面对一场新的社会传播事业结构调整──这一切已成为国际传媒业近年来的新动态。而美国和一些其它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领先地位，使介绍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成为介绍这些国家传媒业近况的一个重要论题。这些显然都促使《国际新闻界》较其它刊物更多地刊登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文章。此外，自1997年以来，《国际新闻界》每年都有一期或若干期有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栏目，集中刊登有关文章。1997年第四期中有“最新传播技术手段研究专辑”栏目，下有5篇文章，按我们本文中所下的定义都属于媒介分析文章；1998年第四期中有“新媒体研究专辑”栏目，收有6篇文章，均属媒介分析文章；1999年第三期中有“网络传播研究专辑”栏目，收有5篇关于最新传媒──网络的文章；第四、五、六期均设有“网络传播”栏目。2000年第一、五、六期均有“网络时代”栏目。设有这样集中刊登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文章的专栏，显然也有利于该刊较多地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关于上述第三点，《新闻记者》上的文章体裁不一、且以短文居多大约与此不无关系。作为一家面向业界的刊物，相对而言，它所刊登的理论性、学理性探索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中所占比重是有限的；它重视传媒业界同仁间的体会交流等，大量的文章涉及写作、编辑、摄影等业务方面的体会。当然，随着电脑、网络技术在新闻工作中的日益渗透，随着我国新闻传媒业技术手段更新的过程的进展，我国新闻工作者将会在其传播实践中对信息传播高新技术的运用及其影响等，体会日深。在被称为我国“传媒上网热之年”的1998年过后的1999、2000年，《新闻记者》上刊登的媒介分析文章明显增多，正可说明这一点。

在这四家刊物中，《新闻与传播研究》可说理论色彩最浓。1996年—1998年期间这家刊物所登载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而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探讨传播技术手段、传媒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的媒介分析研究，正越来越受到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界的关注。

I．2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也是观察学术界动态的一道窗户。根据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1995年“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以来，探讨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等的媒介分析文章，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学术会议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的论文集显示，“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研究”系当时对论文分门别类时的一个类别。但是，当时这一类别下的论文篇数尚不多，仅有两篇，题为：“信息传播手段的又一次革命”和“试论我国在‘信息高速公路’十字路口的选择”。（论文集总共收入论文59篇。）1996年，当暨南大学新闻系为庆祝成立50周年而举办“面向21世纪的新闻与传播”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香港和内地30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介的学者会聚羊城各抒己见时，会上发表的50多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中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5篇。这5篇论文绝大部分研究信息高速公路，研究正在迅速崛起的因特网（当时称“国际互联网”）。1997年，“全国第五次传播学研讨会”在杭州大学召开，60余名学者以“传播与经济发展”为主题，进行了为期两天论文宣讲与讨论。会议收到的46篇论文中有5篇论文属于讨论信息传播新技术的“媒介分析文章”。信息高速公路、电脑互联网络与大众传播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成了台上台下的热门话题，不但在会场上引发学者们的热烈发言，而且在会场外的个人交谈中也引发种种议论。会议结束后，有关论文很快被《新闻大学》、《新闻记者》、《新闻学争鸣与探索》等刊物登载。

1999年10月至11月，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接连举行了三次较大型的学术会议。10月下旬，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了“’99传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30多位中外学者在会上所宣读的论文中，探讨信息传播新技术与社会的互动的媒介分析论文有5篇，以研究因特网为主。10月底至11月初，在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两岸传播媒体迈向21世纪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的40余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10多篇。紧接着，12月7日至9日在复旦大学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上发表的50余篇论文中，有10来篇属本文所说的“媒介分析文章”。

2000年10月20日—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世界新闻传播100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的近70篇论文中，可归类于“媒介分析”的文章达16篇，占总数的23.19%。2000年12月13—1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全国第四届科技传播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即是网络传播。

从这几次会议的情况来看，网络传播的崛起使围绕信息传播新技术同传媒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研究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而言魅力有增无减，在1999年以来的五次学术会议上，媒介分析文章尤其成了会议内容的一个重头。这一点，同笔者梳理有关学术刊物近年来的文章内容所发现的情况，是吻合的、一致的。

I．3书籍

1998年4月，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闵大洪先生撰写的《传播科技纵横》。此书分十五章，阐述了传播科技发展进程中各项重大进步及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这十五章是：“古代信息载体与传播手段”，“近代印刷术的诞生与发展”，“摄影术、电影的诞生与发展”，“近代通信手段的重大发明与发展”，“广播电视的诞生与发展”，“当代印刷术和出版业”，“当代广播电视新技术”，“当代计算机业与通信业”，“计算机网络与信息交流”，“因特网与传统大众传媒”，“当代多种媒介的相互竞争与融合”，“传播技术在当代新闻传媒中的地位”，“传播技术的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对传播新技术的管理”和“信息高速公路展望”。书中追踪最新信息传播科技及其应用对传媒业的影响和宽广的社会影响的，占10章之多；这10章中，尤以探索计算机业及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计算机网络业及其正、否两方面的社会影响的部分占了重头：作者以整整八章的篇幅，对此进行了阐述。鉴于对建立在以往的传播科技的物质基础上以往的传播方式，学术界早已有过许多论述，达成许多一致的认识，作者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用于对信息传播科技的最新进展、最新发明及其对于传媒业发展与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系列方面的影响上，这种选择显然使《传播科技纵横》得以涉及开拓空间较大的课题。书中不但尽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一系列最新传播科技手段作了描述，而且涉及了一系列围绕传播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影响大课题的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的问题，如：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传播科技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管理，传播科技发展、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趋势及国家的信息传播政策，等。

以传播科技的发展的利和弊为例，该书在对卫星直播电视的探讨中，既谈到卫星直播电视的利──对于扩大电视的覆盖面、扩大电视传播的范围、促进国际电视传播中的作用，又探讨了卫星直播电视的弊──对卫星的轨道资源的国际争夺和电波越境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冲突问题。作者指出，“正因为通信卫星具有打破以往电视传送所受到的时空限制的能力，因此不仅发达国家大力研制、发射电视直播卫星，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购买或租用。在激烈的竞争中，商业利益与国际政治带来了国与国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争论。一项是技术问题，即卫星轨道问题，因为同步静止卫星的轨道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向国际电信联盟提出申请得到认可，而目前世界各国对卫星轨道位置争夺激烈；另一项是社会问题，即电波越境带来的影响。

电视直播卫星所带来的电波越境，从积极意义上说，可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但使用不当或别有用心，也会造成国家间的不和甚至相互憎恨，破坏人类共同生存发展的氛围。……在DBS电波越境的争论中，西方发达国家持‘信息自由论’的立场，要求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承认信息自由流动的原则。而反对的国家则持‘信息主权论’的立场，要求在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总格局内制订出具体的规则，并强调应事先取得他国的同意。……

80年代，美国国际电视进入西欧，为已经风靡西欧市场的美国影视片推波助澜时，欧洲传播界也纷纷指责美国为‘文化帝国主义’，要求采取措施保护民族文化，许多国家对电视台（尤其是对有线电视网）播放外国节目的比重作了限制。当国际电视的浪潮推进到亚洲地区以后，这种矛盾就更为尖锐。对于卫星电视来说，进行有效的国际管理确实困难重重，……”⑶

该书在有关因特网的章节中也讨论到了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在简述因特网的特点和功能，各国对因特网的应用在促进经济、科技、教育方面的发展中的作用，在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的效能后，该书即谈及因特网带来的种种问题，如：网络安全及计算机犯罪、“黑客”猖狂入侵重要的网站网点，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虚假信息虚假新闻流传，色情内容泛滥于电脑空间，知识产权遭到侵犯，等。

再以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为例。《传播科技纵横》谈到了因特网的出现和普及对传统的大众传媒构成冲击，但以更多的篇幅，探讨后者如何能“借着因特网之势另有一番风光。”⑷因为，因特网上信息流通的一些负面影响，使“人们在网上广泛浏览之后，更愿意访问每日能提供客观、真实信息来源的节点，而这一点，在人们心目中已建立权威地位的著名新闻媒体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也就是说，现有新闻传媒上网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同时也必须看到，现有新闻传媒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因特网并非可以完全包容和替代。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印刷报刊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特点，不可能完全被网上电子报刊所代替。”⑸尽管如此，该书作者强调指出，传播科技的新发展必然导致新老传媒间的激烈竞争，作为新一代媒体的因特网的崛起，必然意味着它与传统的大众传媒间在传媒市场上对受众的争夺。“各类媒介均有自己的特点，一种媒介完全取代另一种媒介是不可能的。但影响力的大小，此消彼长，则是不言而喻的。”⑹而与此同时，传播技术的发展还在改变以往各种传媒泾渭分明，截然分开的情况，竞争之中还出现了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趋势，“多种多样的媒介在推进社会多元化和多样性方面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动力”。⑺

1999年2月，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明安香先生主编的《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课题，该书不但对90年代初以来突飞猛进的信息传播高新技术、新媒介的现状和特点进行了归纳性的描述，还对学术界和社会上围绕它们的讨论中涉及到的许多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讨论，按自己的框架，综合研究了众说纷纭的概念，论点，预测，通过系统的分析，将有关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⑻此外，该书又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对策性建议。该书聚焦于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对传统的大众传播带来的影响，分十一章对有关问题进行阐述，即：“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印刷媒介：告别铅与火走向光与电”，“当代多种传播媒介的互相竞争与融合”，“新兴电子传播媒介”，“‘第四大众传媒’的崛起：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政治、法律”，“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经济发展”，“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文化”，“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生活”，“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和“赢得进入信息社会的‘护照’”。按照该书主编、课题组负责人明安香研究员的归纳，该书是从五个方面，对研究重点展开探讨的，即：

■“从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最新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崭新高度和视野，重新回顾和探讨了人类信息传播”。

■“宏观地探讨和展望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在当代和未来社会中所处的空前重要地位及其发展方向。”

■“对书中重点探讨的‘信息传播新媒介、新技术’作出界定，并回顾和概括当前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发展的主要种类、特征及其现状”。

■“简要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以便以此为背景更好地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大众传播的影响”。

■“探讨和预测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将会给传播的大众传播在一系列方面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根本变革；并对于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大众传媒业、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及理论研究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新形势下的发展，提出一些对策与建议”。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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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对媒介发展进程的总结、归纳式研究，对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传播高新技术同大众传播的关系的分析，对世纪之交我国在信息高新技术、信息产业领域的发展的对策性建议，都反映出课题组对有关问题的深思，并有助于启发人们探索思考。例如，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首先以历史的视角，概括性地分析了传媒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规律和法则，再分媒介形式，新闻采访、写作报道和编辑方式，新闻产品的发行和传送方式，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的关系等几个方面，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的大众传播中的根本性转变。作者对于传媒发展过程中的新老传媒遵循的法则，表达了深具概括性的观点，即：旧媒介在同新兴媒介的激烈竞争中，纵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也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会遵循生存第一法则，千方百计谋求生存下去，而为了生存下去，旧媒介又会遵循变革求存的法则，适当地改变自己的“媒介形式、运作方式和服务方式，以适应形势的发展”；新媒介要在原有的媒介世界中站稳脚跟，取得成功，就得遵循优胜法则，即在方便、兼容、简便、可靠、可见、价格适宜等一系列方面显示出其超越旧媒介的优胜性，并遵循经过一个（一代人时间的）过程的“一代人法则”；旧媒介和新媒介在激烈竞争中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同遵循长期共存法则。⑽

书中对新闻与传播理论体系如何适应新的形势的探索，也颇具特色。该书建议“重新构建新闻与大众传播的理论体系”，并认为这就是要建立“网络传播学”这样一种脱胎于传统的理论体系而又根据崭新的网络化传播环境形成全新的特色的崭新的理论体系。书中探索性地提出，根据目前的情况，“网络传播学”至少应涵盖这样几类内容：网络传播环境学、网络传播生态学、网络传播采访学、网络传播媒介学、网络报道学、网络公众学、网络调查学、网络传播法规学和网络传播伦理学。⑾

与论文相比，书籍由于篇幅大得多，论述问题可以在全面、系统、深度等方面，有较大的发挥余地，内容覆盖面当然也可大大超过论文。如果说近年来我国学术刊物上的媒介分析论文各自探讨了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或有关理论的某个或某几个问题的话，那么《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则对以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为主要特征的最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新媒介概括性地进行探讨，并对传播科技发展与变化加以总体研究，还对围绕科技、传媒、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索。

目前，随着网络运用的逐步推广，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也已开始被推上网：1999年下半年，由新浪网、浙江在线和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创办的《中国新闻学评论》已在网上出现，这是一家没有印刷版的网络刊物，而且是专门有关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的网络刊物。有关媒介新技术、新媒介的研究是该刊物的重要内容之一。该刊的栏目之一“个人频道”下的“大洪视点”，集中刊载了闵大洪先生有关网络等传播新技术、新媒体的一系列论文。2000年5月28日，上海14家主要新闻传媒机构联手创办的东方网正式开通，“网络媒体研究”成为这一网站上的专题栏目之一。由于《中国新闻学评论》在网上推出和“网络媒体研究”在东方网上出现时间还不长，目前笔者尚无法对此作更多的讨论，只能寄希望于未来。

上述讨论到的都属于我国学术界在媒介分析领域、尤其是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研究领域的成果发表。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一领域的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项目。据有关论文介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当前的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这一前沿研究领域极为重视，“1996年以来几乎每一年都有相关课题，如1996年设立项目《多媒体技术与新闻传播》、1998年设立项目《新闻传播手段的数字化：现状透析与发展预测》、1999年设立项目《网络传播新发展及其对策（研究报告）》、2000年设立项目《互联网对信息传播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研究》。”⑿有关成果发表和正在进行的有关项目，显示出我国传播学界围绕着与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有关的许多问题，已进行并在继续进行许多探索。

二、特点分析

本文第一部分的讨论说明，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传播新技术及其特点、传播技术与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同社会发展的关系领域的研究，已产生了以论文为主兼有书籍的成果。这一部分试图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些成果的特点。

II．1介绍、描述性内容占重要位置

介绍、描述性内容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我们此处称为“媒介分析”的领域的成果中占重要位置，这可说是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特点之一。如果略加细分，不难发现，本文第一部分中谈到的学术刊物与学术会议上的媒介分析文章中，大量的文章主要是描述性或介绍性的，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刊登的“国内外电子出版物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与思考”，“中文报通过因特网走向世界”，等，《新闻大学》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等，《国际新闻界》刊登的“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新闻战”，“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西方通讯社是如何在哥伦比亚工作的”，“数字时代的BBC”“美国记者如何利用E-mail”，等，《新闻记者》刊登的“一份跨国界的免费出版物──兼谈电子网络”，“网络上办影展光盘上存照片”，“新闻传媒网络化发展新趋势”，“记者要学会数字化生存”，“美国《时代周刊》见闻”，等，“全国第六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的“因特网在对外传播中的应用──效果及趋势”，“从新闻提供者到公共论坛：《人民日报网络版》个案分析”，等等，可说都属于此类文章。这类文章的特点是，一般以小见大，往往从某些具体实例入手对最新传播技术渗透到传媒业工作和人们社会生活的现状作描述、介绍，以此为基础探索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三期刊登的“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思考”（作者：闵大洪）一文，对亚太地区三家大型日报——日本的《朝日新闻》、台湾省的《中国时报》和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的概况进行了介绍，提供了诸如访问人次、电子版网页编排、内容、电子版上的广告等资料信息，由此切入到电子报纸的发展这一课题，探讨了电子报纸发展的技术基础──因特网，以及与电子报纸的特点有关的电子报纸发展的动因。

又如，《新闻大学》1998年冬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作者：陈思劼）一文，主要是对上海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上海有线电视台、上海教育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网页的一些基本情况及主要内容作介绍，并对这些网页进行比较，介绍的信息包括这些网页的主页网址、上网日期、网页数、容量及主要栏目与内容。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广电传媒与网络传播的关系问题略加探讨，但从全文来看，这一探讨部分所占篇幅颇小。又如，《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三期刊载的“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作者：杜跃进）一文，是透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的一家小报《圣何塞信使新闻报》创办的（与“美国在线”AmericaOnline联网的）电脑联机网络信息服务系统“信使中心”的实例，透过这一“信使中心”提供的电子报纸、通讯服务等网上服务的情况，来以小见大──观察“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并进而讨论美国新闻业对信息高速公路的积极采用对美国新闻业的传播方式的影响这一问题的，文中谈到了反映这种影响的四个方面：新闻媒体物质形式的演变，新闻内容的变化、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挑战、对受众的影响。但介绍性内容不但所占篇幅较大，而且还贯穿于讨论分析之中。《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二期登载的“数字化时代的BBC”（作者：彭兰）一文，描述了BBC近年来的沿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向前迈进的情况，即：进入90年代以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挑战和需要，英国广播公司BBC实施自己几次根据形势进行修改、补充的对近期、远期发展规划，采纳数字化技术，退出一系列新广播、电视频道和服务的发展状况。文中具体对BBC的一系列借助数字化技术的新服务、新频道作了介绍及特点分析，为读者描述了BBC数字化广播（DAB,DigitalAudioBroadcasting的缩写）服务的现状、特点与发展计划。

再如，《新闻记者》1999年第十期发表的“办出特色：传媒网站生存之道”，透过两家并非由传统传媒中著名的大型媒介机构创建的传媒网站——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太阳海滨媒介集团公司创办的Sunline网站和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一家视频作品制作公司GardyMcGrathInternational创办的“网上电视”/“万维网电视”（TVontheWeb）网站──的成功实例，探讨办出特色在传媒网站获得成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文中对这两家传媒网站的网页设计、内容、办网站的方针、策略等，作了介绍分析，以“办出特色”为主题，将这些介绍性信息串在一起，作为讨论这两家传媒网站的成功的一大原因及其启示的基础。⒀

这类文章当然并非遵照同一模式，虽说总体而言都带有这样的特征：以小见大，以介绍实例为主引出或融入对有关问题的讨论，但是，其中有的在介绍和讨论方面都较宽泛，有的则突出重点的色彩较浓。由于偏重情况介绍描述，此类研究往往在理论问题探讨方面就涉入有限，从而出现谈得较宽泛而缺乏细化深入的分析，几笔带过等情况。然而，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自有其作用，对此我们不能忽视。这类研究提供了许多十分有用的新近资料，而新近资料的积累，正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中的有些研究中，作者提供了或由其本人采用调查、观察、内容分析等方法而得的量化的第一手资料，或通过网上研究、图书资料研究等而获得的来自其他学者实证性研究结果的量化的第二手资料。以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传统上重思辨、重定性研究而对定量研究重视不够的情况而论，这种量化的资料的提供，可以为学术界进一步对有关问题进行思辨式的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量化作为一种测量工具，作为一种手段，对事物（的质）进行精确量化，有利于对事物、对事物的质的系统研究和了解，也有利于使论点的展开、定性的阐述具有扎实的依据从而增添说服力。因此，上述提到的那些研究提供的量化数据的积累，对于我国的传播学研究而言，就可说另具一层意义了。

从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进程来看，20世纪90年代信息传播新技术大量涌现，发展之迅速，真是创历史之最。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媒介分析研究，客观上需要先从介绍、描述与最新传播新技术的应用有关的新情况入手。此外，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经济实力、科技优势等方面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工业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走在前面，这些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新经验、它们在这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趋势，因其参考作用而值得介绍。这也必然使我国传媒研究成果中覆盖这方面的内容，从而增添了介绍、描述性的内容在我国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中所占的比重。

虽然在我国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文章中似以描述性或介绍性为主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的文章居多，但也有一些文章是讨论分析性的，或以此为主的，如：探讨网络出版物与法律法规的“电子网络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作者：张西明，《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一期。），分析互联网络的“互联网络：一个虚拟的社会”（作者：张锦，《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三、四期。），探讨网络时代媒介把关人角色的变化的“从‘Gatekeeper’到‘Heads-upDisplays’”，探讨网络传播中的受众的“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作者：石艳红，《国际传播界》，1999年第三期。），等。此类文章中还有对某一媒介分析理论进行探讨的，如：讨论著名的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四期刊登的“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和作为“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之一的“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作为探讨理论的文章，这些文章自然就较为突出分析讨论。

II．2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

从上面梳理到的我国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成果来看，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也是一个特点。笔者在梳理过程中发现，就这一领域的研究而言，学者们在对问题的展开中往往铺开面甚广，以概括性、综合性地阐述为主。例如，“电子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一文将传统媒介的新闻出版法规面对网络出版物在实施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归为九点，对建立与网络信息有关的法律法规、规范网上出版中要解决的法律道德问题，分“名誉侵权问题”、“著作权问题”、“保密和泄密问题”、“黄色、凶杀、暴力一类图文音像信息引起的法律问题”四个方面予以展开，逐一讨论。“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一文对于网络媒介为受众成员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所带来的变化之分析讨论，分“网络受众的定义及其图示”、“个体化和主动化的网络受众”、“网络受众在信息面前人人平等”、“网络受众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意义”和“网络受众：为自己把关”五个部分展开，铺开面较广，在论文的篇幅范围中来看，这种处理法带有综合性的色彩。

就书籍来说，上面讨论到的《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中，相比之下，后者对理论探讨更为偏重。因此，笔者此处拟集中考察后者在讨论分析问题中是否也具有重概括性、综合性的特色。笔者感到，此书对有关问题的讨论，同样具有概括性、综合性的特征。这首先表现在它综合讨论了诸多问题上。对此，我们在上一部分中已有所涉及，这里不再赘述。其次，这表现在此书对其所讨论分析的问题，在展开中似乎也偏重概括周全。试以该书的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为例。这一章概括了“媒介发展的基本法则”、“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新闻采访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报道和编辑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发行和传送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关系的根本变革”和“媒介角色的根本变化”七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力求全面概括的展开方式。这七个方面构成了这一章的七个节，而每一节的展开，同样体现了这种偏重概括周全的特色。例如，第二节“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分“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电视：数字式、高清晰度、互动式家庭影院”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三点展开，显然最后部分以“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为名，可以将除了这一节的标题中点到的报纸、广播、电视以外的其他的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包括进去，这看来同该书的讨论注重全面概括有关。在具体到这些小点（目）的阐述中，综合性、概括性的特点仍然可见。即以这一节的第一点“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为例，其内容涉及到：作者对印刷报纸因其特点不会“很快被高速飞驰的信息列车碾得粉碎”的看法及理由，报纸等印刷媒体的变形三部曲──即出现电子翻版、电子变版和多媒体版，以及反映报纸发展另一种趋势的便携式电子报纸及其特点，覆盖面相当广，由此也可见力求概括周全的特色在书中得到了层层体现。

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著述中出现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自有其原因。首先，它同选题有关。我国不少媒介分析文章的题目都较大，题目本身要求覆盖面较广，注重概括性、综合性也就自然而然。其次，我国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学科建设的早期，围绕媒介的技术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更新同大众传播业的发展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关系等而展开的媒介分析研究，当然更是处于早期。对于早期的研究来说，重概括性、综合性正适应学科建设积累的需要。此外，对于书籍而言，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不少书籍似乎往往兼具专著和教材的特色，而且事实上在使用中也扮演专著与教材的双重角色，对于问题的分析阐述力求概括周全，与教材要全面概括、传授基本知识的客观需要相吻合。对于我国的媒介分析领域而言，这些已有成果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当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学术界还需要在媒介分析领域向形成独特的、创新理论体系的方向努力。

II．3选题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

从选题来看，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具有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的特点。电子出版物的兴起与特点，因特网的特征及其对传统大众传媒的挑战，网络传播中的法律法规问题、伦理问题，传媒网站建设，卫星电视，网络时代传媒把关人角色的转变，网络时代受众角色的变化，新、老传媒的关系，计算机（电脑）辅助新闻学，等等，构成了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一再关注的问题，这些选题，无疑是贴近我国传媒业新发展的现实的，也是追踪全世界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发展动向的。这一特色，大约同媒介分析这一研究领域本身的性质、特征有关。媒介分析本身，是一种考察传播技术的发展同社会变迁的关系的研究，对发展、变迁的研究，首重新发展、新变迁往往很自然。当年，媒介分析理论家麦克卢汉正是在电视在全世界蓬勃发展的60年代，提出其媒介理论，为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用媒介技术史作主线把文明发展史串起来的研究传统作出关键性贡献的。虽然他的著述涉及了媒介技术发展史上的各个阶段，但是当时的新兴传媒电视无疑是他的研究突出关注的。关注媒介新技术的特征及其发展动向，是媒介分析的需要使然。追踪发展动向除了可以指追踪实践方面的发展动向外，还可以指追踪理论方面──学术研究方面的发展动向。在后一种意义上，我国的传媒分析研究的选题，总体上来说也是可以说具有追踪发展动向的特色的。当笔者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中经常关注的问题同国际上的一些新闻与传播学学术刊物——如《传播学杂志》（季刊；由美国国际传播学协会主办）、《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者》（季刊；由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主办）、《加拿大传播学杂志》等──中近年来发表的论文中的同类研究的关注点相比时，笔者发现，两者相当吻合。即使国际上的这些刊物上的同类研究不少在时间上领先了一步，但是我国的研究并非在时间上远远落在后面。事实上，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少引征了国外学者一些最新研究成果，有的还参照了网上提供的最新资料，注释中出现有关网站的网址与上网日期，可以说明这一点。

当然，各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进展不同，各国传媒采纳高新传播科技的发展情况也不同，各国媒介分析研究的起始时间、发展阶段也不同，因此，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国际学术界所经常关注的问题中也有一些尚未构成我国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例如，对于电子出版在学术性信息传播（scholarlycommunication）中的应用，对于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等，国际上学术界常有论及，但在我国学术界现实的媒介分析研究中，似尚未引起多少注意。关于前一问题，迄今为止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术信息沟通中，最主要的手段仍然是印刷传媒，这大约是影响关于电子出版与学术性信息传播的关系成为关注热点的重要因素。关于后一问题，对于现阶段因特网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说，离众多的人们感受虚拟社区的存在，还有很大的距离。这影响到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研究在我国的现实意义，它尚未构成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热门选题，也就很自然。

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但那些围绕传播技术新发展、传媒新发展展开的研究显示出追踪国际上的发展动向的特点，而且那些探讨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也是如此。例如，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本已在达到其红极一时的顶峰后长期陷入较少引起注意的寂寞的低谷，但近年来，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新形势下，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又再度受到国际上学术界的关注，重新引起学术界的探讨。9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和加拿大，专门关于麦克卢汉及其媒介理论的书籍频频出现：1995年，加拿大McGill-Queens大学出版社出版了JudithStamps撰写的《改变对现代性的看法：英尼斯、麦克卢汉和法兰克福学派》；1996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GlennWillmott所著的《麦克卢汉，或逆向的现代主义》；199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PaulBenedetti和NancyDehart合编的《通过反视镜向前：有关麦克卢汉的看法和麦克卢汉提出的看法》，纽约BasicBooks出版社发表了W.TerrenceGordon撰写的《马歇尔·麦克卢汉：进入理解的出口》；1998年，加拿大BlackRoseBooks出版社出版了PaulGrosswiler所著的《方法即讯息：以批判理论重新思考麦克卢汉》……一些广泛阐述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播新动向、社会新变迁等的书籍，也纷纷论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以迅速沟通学术新信息为己任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性刊物，也及时反映了学术界对麦氏及其理论的新兴趣。围绕麦克卢汉媒介理论，1998年3月，在美国纽约Fordham大学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题为“麦克卢汉的遗产”的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数十位学者，各抒己见，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宝贵之处、对其理论的要点对传播学研究的启示，进行探讨，尤其是结合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对麦氏理论中的“凉”、“热”媒介区分说、按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手段、媒介技术划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阶段的观点等，进行了新的分析。⒁学术性刊物中，《加拿大传播学杂志》近年来一再刊登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以及这一理论的重要源头──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在该刊1998年第一期和第三期刊登的学术论文中，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和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几乎占了半数。美国《传播学杂志》1998年也曾刊出题为“时下流行的对麦克卢汉的看法”的评论文章，对美国和加拿大近年来出版的专门关于麦克卢汉的书籍，进行了一番分析评论。国际上学术界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新关注，还在通过网络媒介进行的学术沟通中反映出来：因特网上曾出现有关麦克卢汉的网页，如：和。我国学术界在对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这一动向。在我国近年来的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提出应重新认识麦克卢汉学说、认识其作用的论文有之，专门讨论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也有之。

从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来看，在理论方面，对我国的研究影响较大的恐要数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虽然，大多数媒介分析研究的成果中似乎并没有直接引征麦克卢汉的著述，但是，我们从如下事实中，可以看出，麦克卢汉的理论所提供的思路──即从媒介技术的影响的角度考察传播科技与人类文明变迁的关系的思路，却影响着这些研究。这一事实即：这些研究大多数都着重探讨传播新技术对大众传媒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而较少换个角度探讨社会的其它方面对传播新技术的应用的影响，如：社会决策对于决定传播新技术的命运的影响，经济因素对于传播新技术的采纳过程的制约等。

结论

中国大陆近年来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术成果发表、学术讨论等活动表明，在媒介分析方面，中国大陆学术界远非一片空白。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起步，并且还将继续研究。我们已经开始讨论许多问题，只要我们坚持本着学术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和创新精神不断努力，日积月累，我们终将取得日渐成熟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过高估计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虽然，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大量研究以介绍、描述性内容为主也好，分析讨论偏重综合性、概括性也好，都自有其原因，我们对此可以用“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来概括；而且我们在上面的讨论中已经指出过，在现阶段而言，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对发展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讨论分析中突出综合性、概括性对学科建设的积累，也有很大贡献。但是，一切存在的，又并非“都是合理的”：事出有因的状况，并不总是等于理想的状况；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学术研究也应不断发展。我们应该面向未来，追求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尤其是应追求在未来的研究中在扎扎实实的资料积累的同时不断提高理论探讨的深度，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注：

⑴*笔者在统计篇数中没有把报道式消息、文摘、书讯等包括进去。

⑵*在本文中，“媒介分析文章”指的是：总体来看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及同社会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文章。

⑶闵大洪著《传播科技纵横》。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132页。

⑷出处同上，第194页。

⑸出处同上，第194－195页。

⑹出处同上，第230页。

⑺出处同上，第233页。

⑻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著作出版推荐意见书之二”。

⑼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⑽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224页。

⑾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290页。

⑿闵大洪。“网络传播研究亟待加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一期，第16－18页。

新闻传播学书籍范文篇10

[ABSTRACTS]TheresearchofcommunicationasasocialscienceinChinahasbeenquickeneditsstepbutdevelopedslowly.Asawhole,communicationinChinaisstillinitsstageofintroductionandbring-inresearch.Inthisthesis,theauthoradvocatesthatwesternworksofcommunicationbetranslatedcomprehensivelywithfocalpoints,suchasworksfromtheschoolofcriticism,aswellasworksof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andorganizecommunication.Theauthoralsoconsidersthatit''''snowthetimewestrengthentheresearchofcommunicationinthemediumangle.Moreworkswhichintroducesubdivisionsubjectsofcommunicationaswellasspecialworksintroduceimportanttheories,combiningtherealitiesofthecommunicationinChinaandachievementsofresearch,shouldbepublished.InordertolettheachievementsofcommunicationresearchinChinaknownbyinternationalcirclesofcommunication,originalandregionalstudyofcommunicationmustbereinforced,whileacademicstandardsandresearchmethodmustbepaidattentionto.IftheresearchofancientChinesecommunicationisimproved,wemaycontributetocommunicationtheachievementsofmorenewtheories.TheresearchofcommunicationinChinaisinitspursuingstage,thusitshouldbeorganizedwithgreaterefforts.

[关键词]传播学研究学术规范研究方法中观研究原创性研究学术引进古代传播研究

自1978年开始引进介绍传播学，至今已21年了。在世纪末之际，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明确传播学研究该向何处去，是很有必要的。

笔者在传播学研究上建树甚少，但很关心和留心观察这项研究。现在不揣冒昧，说些近乎外行的话，目的是抛砖引玉，促进讨论，探讨传播学发展之良策。

一、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定位

这21年来，传播学研究在我国很是红火，取得的成绩是肯定的。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几十本，发表的论文数以百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先后与各有关单位主持召开的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到今年11月已有5次。30多所院校开设了传播学课程。我国传播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存在问题也不少。我国翻译的西方传播学著作数量很少，且很不全面。我国学者最早的传播学著作，要算戴元光等写的《传播理论与实务》，出版于1988年。已出的传播学著作大都是在教材的基础上丰富、整理出版的，其中《传播学引论》（李彬著）、《传播学导论》（董天策著）等若干著作架构合理，逻辑严密，论述流畅，对于普及传播学知识很有意义。但超出教科书的研究专著比较罕见。传播学研究有不少是在浅层次上重复，原创性研究不多。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对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历来不够重视，更谈不上与国际接轨。现在几乎还没有看到，我国学者在传播学研究中总结的原理和方法被国外权威刊物或著作所引用。所有这些说明，我国传播学研究起步快，但发展缓慢。

对于这20多年来的传播学研究，有人划分为几个阶段。但我认为，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在总体上是追赶式研究，只能在个别领域上或许可以说是赶超型的研究。追赶式研究，是说我们的研究仍处在引进式介绍和引进式研究阶段。作这种定位，比较能够反映实际。这样定位并不是低估成绩，更不会妨碍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而恰恰能有利于认识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二、引进介绍应力求全面一些

1981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出了我们对待西方传播学的“十六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后两句话今天看来似乎说大了点，但其意思大体还是可以肯定的。可是究其实际，我们到现在连“系统了解”也还没有能够做到。

传播学基本上包括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两大部分，如果加上包含前二者在内的组织传播，也可说是三大部分。（有人说，还有一种“自我传播”，但我认为，传播学研究的传播都是社会传播，所谓“自我传播”不应包括在内，它应属于心理学范畴）。可是长期以来，我国传播学界翻译介绍和研究的均属大众传播范围，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的译著一本都还没见到。

从学派来讲，我国介绍的大量是美国的经验学派，欧洲批判学派是传播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派，它的某些观点更容易在中国引起共鸣。但是我们对它的译介很少，几乎一本译著都还没有出过。只有王怡红、李彬等写了一些介绍文章。缺少这一大块，对于我们研究传播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传播大众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等诸多重大课题，都会缺乏重要的理论支持和方法论的启示。陈力丹在1995年曾撰文，主张“更多地借鉴欧洲传播学派的方法、观点”，他认为，“他们的理性思维，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出现的各种问题，都有较深刻的分析。在方法论上，他们更多地从整体上考察传媒，更多地采用历史的、文化的、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注意传播过程及其每个环节所起的作用。同时，并不排斥用经验学派常用的一些具体方法。”①但陈力丹所倡导的迄今并无进展，我国传播学界接触批判学派仍然很少。幸得李瞻教授出面张罗，为大陆十几个院校赠送了一些新闻传播学的书籍，可从中得到一些帮助。

至于从国外浩如烟海的传播学论文中挑选精品翻译发表，同样极为罕见。

我国传播学研究者，可能多数外文都不很过关，看原著有困难，而且由于研究经费有限，购买外文原著也是难事，何况从为数众多的外国著作中去精选，对于每个研究者个人来说，都是难度不小的事。所以组织挑选和翻译若干外文传播学原著，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1997年，潘忠党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系副教授）发起了翻译出版“媒介、文化、与社会译丛”的计划，该计划认为，“我国目前市场上涉及这个学科（传播学科）的书籍极少，仅有的少数也大多处于‘概述’和‘初级介绍’的水平，缺乏超出教科书的专著”，“要在我国学者近20年努力的基础上，将传播学的介绍与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必须翻译介绍“一些学术专著和研究范例型的著作”。

这一计划列出了24本专著，包括了文化/批判学派、社会行为学派等各学派的有代表性重点著作。现将这24本书的作者、书名、出版年份转列如下：

1、维·沃萨德：《传播的生态：控制的文化形式》（1995）

2、班纳迪克·安德森：《想象的社区：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扩散之回想》（1991）

3、奥利弗·巴瑞特·波德、克里斯·纽波德（合编）：《研究媒介的途径》（1995）

4、丹尼尔·戴岩、艾利休·凯茨：《媒介事件：历史的实况转播》（1992）

5、约翰·费思克：《理解流行文化》（1989）

6、荷伯特·甘斯：《决定什么是新闻：对于CBS晚间新闻、NBC每夜新闻、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的研究》（1980）

7、德·吉特林：《打开黄金时段》（1994）

拉斯苟大学媒介研究小组、：获取资讯：新闻、真理、与权力》（1993）

德·戈丁：《媒介的政治经济学》（1997）

10、贤托·阿岩伽、当那德·金德：《事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公众舆论》（1987）

11、塔码·李伯思、艾利休·凯茨：《意义的外销：对于〈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1993）

12、索尼亚·莉文斯通：《理解电视：受众解读的心理学》（1990）

13、约翰·麦克马内斯：《市场导向新闻学：公民应否警觉？》（1994）

14、保罗·玛萨瑞斯：《视觉说服：形象在广告中的作用》（1997）

15、约史华·玛雅维茨：《失去的空间感：电子媒介对于社会行为的影响》（1985）

16、戴维·墨利：《电视、受众和文化研究》（1992）

17、迪姆·欧苏勒文等（合编）：《传播与文化研究中的关键概念》（1994）

18、埃夫瑞特·罗杰斯：《创新的扩散》（1995）

19、麦克尔·刹德荪：《广告，艰难的说服及对于美国社会疑虑丛生之影响》（1986）

20、盖·塔克曼：《制作新闻：对于现实构筑的研究》（1978）

21、约瑟辅·特若：《媒介产业：新闻与娱乐之生产》（1984）

22、特云·凡·戴克：《新闻作为话语》（1988）

23、威廉·雷蒙德：《文化社会学》（1981）

24、威廉·雷蒙德：《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语汇》（1981）

这个丛书还成立了由李金铨、朱立、陈世敏、李瞻、郭庆光、喻国明、张国良、李良荣组成的顾问委员会，提供咨询、建议。上述著作原计划分批翻译出版，到2000年上半年出齐，后来由于某些原因，计划搁浅，甚为可惜。但所选的书目无疑很有意义，即使不是每一本都很合适。望有能力承担此书出版者，能够挑起重担。

上面所列书目学术性大都很强，对于研究者帮助很大，我们也需要翻译出版一些教科书类型的专题著作，以利教学和普及。据了解，北京广播学院已在作这方面的努力，已有5部书稿译出。

三、中观研究及与我国传播实际相结合

传播学研究在美国实际上是经历着从微观到宏观的观程。开始是研究演讲和修辞的技巧，后来研究预测总统选举中选民投票的意向和美国人对重大事件的意见，研究战争时期宣传的效果，然后到威尔伯施拉姆，集前人研究成果之大成，出版了《传播学概论》（《Men,Message,Media—ALookofHumanCommunication》）之力作，标志着传播学的创立。当然，这种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是反复进行的。现在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无数课题，完成的和正在进行的，都是微观的、具体的。《现代传播》刊登了陆晔、潇湘写的《传播学的多元视角与多维框架——’99年国际传播学第49届年会述评》，这次年会是1999年5月在美国旧金山湾举行的，其主题是“传播与对立：通过对话接受差异”。但另外还有300多场专题报告，涵盖了17个方面，每个专题下面都有很多微观的、具体的研究课题。②西方科学界都重视原创性研究，而原创性研究必然是从微观入手。相信到一定时候，还会出现施拉姆式的大师，把前入的成果进行系统归纳，使传播学的构架体系跃入一个新的层次。

我国传播学研究的路程则不同，是从引进开始的，首先是从翻译介绍施拉姆《传播学概论》、德弗勒等人的《大众传播通论》等宏观著作开始的。我国已经出版的很多传播学著作也都是概论性宏观著作（大多是以上两本书的某一种的构架作些变化，或以上两本书的构架综合起来作些变化，来确定自己的篇章结构）。一些学人是在领会这些传播学著作原理和粗通一些传播研究方法以后，才去着手进行带有原创性的研究的。所以，是一种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

鉴于我国进行出版的宏观性著作已经不少，而微观的原创性研究由于种种条件限制一时难以有大的发展，我在这里提出加强中观研究。所谓中观研究，就是要求以专著的形式，系统介绍西方传播学关于某一学术领域（或某一分支学科，或某一基本理论等）的源流发展、基本内容（包括原理、规则、方法以及目前正在研究的问题，如果可能的话，还包括发展趋势），并结合中国的传播实际和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我认为，作为追赶式研究，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

本人以为，在未来几年，如果能够出版以下中观研究的著作，对于传播学研究的深化和传播学知识的进一步普及，都会起很大作用。

（1）传播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如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理解传播、说服传播、非语言传播、政治传播、传播心理学、传播与社会变迁、国际传播、文化传播等。

（2）传播的一些基本原理：批判理论、沉默螺旋理论、两级传播理论、媒介理论等。

（3）传播的一些基本方法：议程设置、传播控制等。

（4）传播学的一些基本研究方法。如经验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传播学许多常用的研究方法（如实地调查法、内容分析法、控制实验法、个案研究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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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谈的中观研究领域，其实国内出的传播学概论性著作都有所涉及，但是由于大家都浅尝辄止，谈的人再多，信息量和知识含量也没有增加多少。所以，让概论和教科书中的一章一节，成为一本书，该是时候了。诚然，有些中观研究的课题，我国已经有人做过，如邵培仁教授等主编过政治传播学、艺术传播学等，堪称很有意义的一次尝试；陈力丹著的《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倒是一个难得的收获。四川社科院新闻所研究生宋昭勋写了一本《非言语传播学概论》，填补了一个空白。但我以为，一个课题出两三本书，应算正常，有发展有比较，才会有佳作出现。

顺便说一点，我倒不认为中观研究课题后都得加一个“学”字，如“对外传播学”、“体育新闻学”。我常纳闷：这个“学”，是“学科”（FieldofStudies），还是“科学”（Science）？但无论作为学科，还是作为科学，总得有一些本学科特有的原理和特有的术语，如果暂时还做不到，就不忙加“学”字，等到以后有了再加不迟。之所以提及这个问题，是担心学界的一种华而不实的学风会不会刮到新兴的传播学园地。

中观研究贵在与我国传播实际相结合。这个结合主要表现在两点：首先，要尽可能紧密联系中国的传播实际，否则就不能称之为研究，而是国外传播学知识的专题介绍了。那种介绍，即使有些个人见解，也只能是微量的研究成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当然，结合中国实际，不是要求西方传播学都服从中国的习惯提法，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其或相同或相近之处，充分展示能为人们提供启示的地方。其次，尽可能运用中国人熟悉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不能生吞活剥，让著述充满外国人的现成话或欧化的句子，使人读了若明若暗，不得要领。

四、原创性研究与规范和方法

我国传播研究者要想对传播学作出真正的贡献，还在于扎扎实实地进行原创性研究。所谓原创性研究，就是研究前人没有研究过的课题（或者虽然研究过但没有得出应有结论的课题），得出前人没有得出过的结论。像喻国明关于测度新闻媒介传播内容极其结构的传通效果的指标体系的研究③，林之达关于作为传播致效的中介的心理能的研究④，我认为都是具有原创性的。原创性研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它能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创造。那种主要是综合、整合前人的成果，稍加一点自己的分析的研究，不能称为原创性研究。传播学中那些里程碑性的成果，无不是原创性研究的硕果。凡是提到那些成果，人们就会同时想起取得这项成果的著名学者。

我国传播学界要搞好原创性研究，有两点是必须加以重视的。

首先，原创性研究强调规范。一项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原创性，必须以学术规范来检验。学术规范也是个很大的话题，大到学术道德和秩序，小到引证规则都在其内，此处无法详述。我觉得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我们的一些研究往往在学术信息不足的情况下进行。一项研究开始，没有文献检讨或文献回顾，没有尽可能把前人所作的相关文献加以分析，研计其得失，从而说明自己所作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让人明确这项研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而做不到这一点，就有可能进行一次重复研究，去发现前人已经发现的结论。

其次，原创性研究讲究研究方法。不少论文，都象随感录，或者夹叙夹议的散文。有的运用思辩方法的论文，对自己的基本的研究对象不使用定义法加以明确，看得出其概念的含义在游蛇般地走动。有的例证选择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十几年来，实证研究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从无到有，逐步有所发展。但有些研究，没有严格按照方法的要求操作，论文中没有充分证明样本的科学性，历次获得的资料也缺乏可比性，因此读者对结论的可靠性信心不足。诸如此类的成果都称不上严肃的科研成果。这种状况不改变，我们的成果就很难打入国际传播学界。在科学研究中，任何一个学者提出自认为有理由的观点，如果没有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充分的论证，那仅仅是提出了假说。一篇论文中对于诸多问题都是蜻蜓点水，未经充分论证，就成为“假说连篇”；倘若假说也是别人说过的话，连假说都算不上，那就更无新意了。⑤一句话，原创性研究必须是有板有眼的、扎扎实实的。

五、中国古代传播研究及如何对传播学作贡献

澳洲传播学者奥斯本（Dr.GraemeOsborne）说：“对一个没有特殊传播理论的国家来说，一个最有效的、有力的开端是认真研究本国的传播史，尤其是本国传播政策形成的过程，从中发掘本国传播的目的、目标和原则。”现代系统的传播理论虽然不产生于中国，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有丰富的传播资源，从历史到制度，从思想到技巧，有取之不竭的资料可供研究。二十多年来，海峡两岸有不少学者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的研究，不计大量论文，已经出版的著作就有朱传誉著《宋代新闻史》（196？）、张玉法著《先秦的传播活动》（1983）、尹韵公著《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1990）、关绍箕著《中国传播理论》（1997）、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1997）、李彬著《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1999）等书。余也鲁教授等主持的“五史六论”（五部传播断代史，六部传播理论探索论文）的研究，正在进行中，有的已经成稿。

进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研究，不但需要新闻传播学者、文史学者参加，还需要吸引经济、政治、语言、文化、人类等各学科的学者参加。

如何使中国古代传播研究对世界传播学做出贡献,有三个环节必须抓住：

首先，必须在传播原理、传播规律方面发现、有所总结。这方面的东西一旦有了就能成为全人类的。要把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理论升华再升华，不要仅仅停留在历史的描述上，要把它们提炼成原理，有的争取再提炼成术语。我在《华夏传播论》一书的《政治传播》中试图总结决策圈与信息圈的关系对政治的影响（二者重合，政治就清明；二者分离，就会出现阴谋政治，政治就腐败）；在《科学传播》中试图说明逆向传播的道理（一个社会中，逆向传播不能存在，只能作“借经立言”式的传播，科学就不可能发展）⑥，就是这种努力。黄星明教授正在研究的“风草论“，我认为也比西方的‘魔弹论”贴切得多。（“风草”一说出自《论语》中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风行草偃”讲的是德教化民的道理，是说君子的德教传播，如风掠过，老百姓接受，会产生象草应风匍匐一样的效果。那么，要想让老百姓能顺应你的意向，信息就得源源不断地送过来，才能使他们一直处于接受的状态。）

其次，要用正确的方法、规范的论证和表述方式，来论证和推演你根据大量史料得出来的论点。这一点很重要。比如上面所谈到的信息圈与决策关系的政治传播原理，逆向传播的科技传播原理，我也都是在长篇论述中提到而已。由于种种原因，事后也未能重新来做，殊为可惜。所以，我所提出的还只能算假说，而不是科学结论。我最近读到古代传播研究方面的一部书稿，文中许多地方迸发出真知灼见，有的的确能上升为原理，可都是匆匆带过。如果以某一灼见作为理论假设，重新组织材料，进行充分论证，就可能出原理发现上的重要成果。

著名的“沉默的螺旋”理论，能给人们这方面的启示。它是德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内尔-纽曼教授基于这样一个认识提出的：大多数个人会力图避免由于单独持有某些态度和信念而产生的孤立。因为害怕孤立，他便不太愿意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其实，这种认识几乎是东西方“人人心中所有”(亲身经历过“”造势的中国人对此尤有体会)，只是“人人笔下所无”。但内尔·纽曼教授抓住这一现象不放，并且推演出一系列的论点。比如，占支配地位的或日益得到支持的意见就会愈加得势，另一方则越来越失去支持的声音。这样，一方表述而另一方沉默的倾向便开始了一个螺旋过程，这个过程不断把一种意见确立为主要意见。又推出，如果这个过程有大众媒介参与，螺旋往往形成得更快、也更明显。还推出，各种受者的声音又作为媒介的声音的和声进而影响更多的人。⑦所有这些论点，都被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加以证实，从而完成由假设到科学论断的飞跃。这位教授的“秘诀”在于：抓住它，展开它，用科学的方法证实它。

其三，要用英文改写或翻译既有原理发现，又符合国际通用的学术规范的学术成果，并在国传播学刊物上发表。

六、做好组织协调工作

我国传播研究，由于财力不足，在翻译引进和实证研究方面都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人力资源占有优势，我们有大量的新闻传播学术人才可以依靠，还有不少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可以借用，一些从事国际研究、文化研究的机构和学人现在也在进行传播研究，且成绩斐然。某些研究如中国古代传播研究方面，资料也相当丰富。此外随着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研究经费特别是各种研究基金都在增加。很明显，有利条件在增多，不利条件在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能有意识地加强组织、协调，就会使我国传播学的研究发展得更快、更好。这种协调，最好是能成立中国传播学研究会。如果一时办不到，也可以通过两年一度的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进行。因为我国传播学研究，当前从主体上看，还是一种追赶式研究，合理使用人力、经费，就可以使重点课题得到保障，同时避免低水平重复。

学术研究的协调，不是“计划经济”式的指令，而主要是通过过信息交流、咨询建议来实现。其实现方式主要是：

（1）拟出近期、中期可供翻译介绍的国外重要传播学著作（包括一些重要论文）目录。为此，可以成立顾问委员会，由中外学者组成（要有一定数量的海外华人学者），请他们推荐。现在，国外传播学研究有日益庞杂之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这样做。

（2）向某些研究者建议需要研究的课题，需要撰写的中观研究的书籍。

（3）向社科基金或其他基金提出关于需要招标资助的课题的建议。

（4）回答各地研究者关于哪些课题已有人研究之类的询问。（或定期在有关刊物上公布正在进行研究的课题名称、主持人姓名，以及尚未有人研究的项目）

（5）联系社会捐助者，资助传播学研究课题。

前面已经提到，组织协调并不意味着指令、指派。传播学者可以在极其广阔的范围内，自由选择题目进行研究。传播学研究在中国还属于“跑马占地”的阶段，没开垦的土地还多得很。各人发挥自己特长，有的可以沿着西方传播学研究的路子走，跟踪国外研究成果同时自己也进行研究；国学基础好的，可以去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宝藏。外语条件好的，可以多做些翻译介绍国外传播学著述的工作。总之，不能强求一律，更不能互相指责对方的研究没有什么意义。谁的建树，都是传播学园地上的收获。

注释：

①陈力丹《对我国传播学科建设的几点意见》，《现代传播》1995年第4期第27页。

②陆晔、潇湘《传播学的多元视角与多维框架—’99年国际传播学第49届年会述评》，《现代传播》1999年第4期第19页。

③林之达《论传播致效的中介——心理能》，打印稿。

④喻国明《从传—受互动方格看亚运会报道》，《体坛纵横》1986年第1期。

⑤孙旭培《学术规范与新闻学研究的深化》，《新闻大学》1999年春季号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