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媒范文10篇

新闻传媒范文篇1

关键词：VR技术；新闻传媒；影响；应用

目前，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正深刻影响着新闻传媒的可持续发展，VR技术在实践过程中对新闻传媒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以前新闻传媒的相关发展思维进行了转变［1］。站在技术角度来看，VR技术涉及人机接口技术、传感器技术以及计算机图形学等。一旦将VR技术的优势全面发挥出来，就可以推动新闻传媒的深入发展。

一、VR技术的含义

VR技术就是借助计算机技术营造一个很逼真的世界，进而让人们从触觉、听觉、视觉等角度获取多样化的体验，其核心形式就是经过建立一个虚拟世界，以获取真正意义上的仿真成效［2］。VR技术经过创造、模拟三维世界，产生一个全新的交互系统。它借助计算机生成模拟的世界、环境，经过有效融合各种各样的信息形成三维动态视景，最终实现对实体行为的一种仿真。VR技术凭借其自身的独特优势，受到了各行各业的广泛关注以及运用。

二、VR技术对新闻传媒的改变

（一）信息传播方式

VR技术的产生对传统的传受模式进行了颠覆，对传受双方的实际地位进行了改变，尤其是受众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不再扮演旁观者的角色，而是以参与者的角色对信息进行感受［3］。传统上，信息源经过信道进一步传递至接受者，信道噪音影响了信息内容，然而VR技术的有效运用对信息传播时形成的噪音很小，可以更好地填补新媒体、传统媒体的缺陷。经过合理使用计算机技术，可以对真实的现场情景进行重现，进而有利于推动受众在触觉、听觉、视觉等方面实时感知。使用VR技术能够再现新闻现场，受众在现场氛围的带动下，可以接受以及体验新信息，如此有利于让受众形成独一无二的见解，不再受到记者文字等因素的相关影响，让受众将自己的真实现场感受结合起来实施判断。

（二）新闻叙述方式

在以前，一般采取线性的方式来编辑新闻内容，就是依照如空间、时间等顺序，由相关人员采取交谈的方式来编写新闻内容［4］。这类编撰方式，受众没有广泛参与到阅读过程中，且不能充分体会到一些新闻本身所拥有的震撼成效，信息传递成效不佳。在新闻传媒中有效使用VR技术会减少传统叙事方式产生的消极影响。如VR技术是经过全面配置若干种信息，将新闻现场进一步放于受众面前，受众能够按照自身观看需求、思维逻辑对新闻事件的观看角度、获知顺序进行随意调整，拥有高互动性的主要特征，受众本身的参与感显著提高。除此之外，基于VR技术的新闻传播，新闻稿件仅仅当作一种辅助方法，防止受众在自主浏览时造成对部分重要信息的遗漏，其并不直接影响受众的体验。

（三）媒介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形势下，新技术的广泛运用给公众提供了大量的便利，且对公众的日常生活方式进行了改变，也极大地影响了媒介［5］。VR技术可以改变媒介，充分提升了媒介的综合运用价值。VR技术可以有效填补网络互动内容形式的缺陷，沉浸传播方式可以给人带来特殊的互动感受。面对面地传播信息拥有一系列优点（如无信道噪音的干扰），可传播的缺陷也很大（如会受到时间以及空间的约束）。因此在使用VR技术的时候，就可以对这一缺陷进行优化，有利于受传双方实现面对面传播，能够更好地处理传播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一些研究者就认为采取VR技术，可以视为人类交流活动中的新型媒体，使用此媒体，能够给人提供良好的传播沟通方式，即沉浸式传播方式。

三、VR技术对新闻传媒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一）提升了新闻传媒的层级划分

信息化技术下，VR技术依旧是一项成本很高的技术。随着其深入推广以及使用，新闻传媒的门槛会进一步提高［6］。这类现象并不是指资金缺乏的个人将不能再开展新闻传媒工作，而是新闻媒体里面将会产生一个很明显的层级划分———是否可以熟练使用VR技术。从市场的角度来看，这类层级划分的优势比危害大。借助VR技术筛选出部分优质的新闻媒体，确保一些媒体的强大公信力，使关键信息的传播途径依旧保持通畅，有利于新闻传媒将其社会价值充分发挥出来。

（二）清空了新闻传媒发展的阻碍

伴随受众可获取信息手段的扩增，新闻传媒的相关受众群体持续缩小，新闻传媒发展遇到极大的阻碍。在新闻媒体中广泛使用VR技术，能够在受众面前充分展现新闻现场，与以前的阅读新闻相比，VR技术背景下的受众可以体会到新闻现场所带来的震撼效果，受众愈发广泛地参与其中，新闻将不再作为刻板与无聊的信息传播方式［7］。且在VR技术背景下，新闻传媒因为其在日常生活中对数据进行采集，在感动受众上，比影视作品更具优势。新闻传媒将会获取更好的发展空间。

（三）提高了受众的信任感

如今自由化的信息传播与渠道，使得受众对于新闻传媒的信任感逐渐降低。针对新闻传媒的可持续发展来讲，受众的这种心理变化是致命的［8］。VR技术的有效运用，新闻传播与制作时可人为修改的内容缩减，受众无需再担心新闻人员扭曲新闻事实。这些因素都充分提高了受众对于新闻的信赖感，新闻传媒可以将其现实价值全面施展出来，对于新闻传媒的可持续发展有利。

四、在新闻传媒领域中如何运用VR技术

（一）强化新闻现场的体验成效

在VR技术背景下的新闻传播重点借助于头盔与眼镜等设备，利用这类方式使VR技术与新闻传播实现了有机结合，继而能够让受众借助有关设备进一步获取优良的现场体验感。这既能缩短新闻报道现场和受众之间的距离，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新闻传播成效，能够强化受众对新闻的青睐度、认可度，对于新闻传播业的深入发展有利［9］。在新闻传播实践中使用VR技术更好地实现了受众视觉、触觉以及听觉等的提升，能够让受众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针对传统的新闻传播来讲，很多新闻记者不能对新闻进行完整地报道，一般会遗漏部分细节内容，降低新闻报道的综合成效。而新闻记者经过使用VR技术可以还原新闻现场场景，使得受众能够经过亲身体验挖掘以及研究新闻信息，在提升新闻现场传播成效的过程中，推动新闻传播的深入发展。

（二）创建立体式的新闻报道体系

以前的新闻传播一般以二维报道为核心，通过视频、图片、音频、文字等来进行新闻事件报道。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传统的新闻传播方式已不能更好地满足当前的新闻传播需求。因此，需要将VR技术广泛运用于新闻传播行业中，为受众充分展现出立体化的新闻报道模式，使受众能够愈发直观地体会事件的相关发展。在报道新闻的时候，使用VR技术其实是借助前沿的技术手段对现场进行还原，经过这类手段能够让受众进一步接触新闻现场，防止了有关人员“粉饰”报道，并且可以将受众对于跟踪报道的积极性更好地激发出来，从而有助于新闻内容关注度的提升。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VR技术背景下的新闻报道并不是只采取图片与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对新闻内容进行报道，而是要利用相关技术来有效还原新闻现场，使受众可以更好地感受新闻现场及过程，强化新闻报道的趣味性、生动性以及互动性，从而激发越来越多的受众对于新闻报道的兴趣，并且对新闻报道实现持续跟踪。

（三）实时的反馈以及互动

媒体的飞速发展充分关注受众的实际需求，受众在媒体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受众为主，按照受众的具体需求制作出良好的新闻内容是媒体深入发展的核心基础，也是媒体在市场环境中屹立不倒的前提。在新闻传播行业中使用VR技术不但可以帮助受众在第一时间获得可靠、真实的新闻信息，而且能够让传播者对受众反馈的相关信息进行实时掌握，方便传播者在未来的信息传播过程中对传播方式与内容进行有效调整等，进而最大限度地提升新闻传播的可靠性、有效性。使用了VR技术的新闻传媒之所以能够实现实时的互动、反馈，是因为受众在对新闻信息开展阅读的过程中一般会借助眼镜以及头盔等设备，而这些设备可以对信息进行有效搜集，可以对受众的反映进行及时记录，接着将信息进一步反馈给传播人员，如此一来就使受众、传播者之间实现了有效的互动，就能够有效减少反馈时间，提升新闻传播的可靠性以及时效性。

五、VR技术在新闻传媒中的发展前景

（一）强化用户的体验成效

第一，要优化用户的体验成效。虚拟现实技术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能够为用户带来良好的体验，这类方式将抽象内容向感官体验转化，这尽管可以使用户深入理解新闻内容，可是也增加了用户的行为惰性，使其逐渐丧失了理性思考的能力。因此，虚拟现实技术需要对本身的体验感进行优化，比如在不真实的世界中设置问答环节等方式将体验人员的思维充分活跃起来。第二，虚拟现实技术在可持续发展中应该重视指引用户冷静思考。VR技术要体现出自身的无穷魅力，推进用户及时发现静下心来思考新闻的核心意义。

（二）充分融合传播内容

第一，VR技术要重视新闻资源的有机整合。新媒体以及传统媒体都应重视挖掘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这与新闻的基本要求相符。然而这种报道的主要倾向导致大部分“小众”新闻被公众忽视。因此虚拟现实技术需充分整合新闻资源，大力创新内容，将“长尾效应”的核心功能施展出来。第二，VR技术应该深度融合传统媒体。VR新闻是VR技术与传统媒体密切合作的重要产物，其从产生初期就受到了公众的热烈欢迎。从此角度来分析，加强虚拟现实技术以及传统媒体之间的有效合作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因此，VR技术需要从形式与内容等方面加强与传统媒体的有机结合。

（三）融合媒介技术

第一，加强5G技术、VR技术之间的有机融合。5G技术的飞速进步加快了信息的传输速度，并且增加了存储空间，为大部分行业都提供了全新的发展契机［10］。虚拟现实技术尽管在4G时代就获得了普遍的运用，可是因为网络传输很慢，用户在体验时会产生强烈的眩晕感，所以VR技术需有机结合5G技术，通过5G技术的快速传输最大限度地提高用户的体验成效。第二，加强大数据技术、VR技术之间的结合［11］。VR技术在深入发展中需依赖大数据技术的广泛支持，因为借助VR技术建立的各个虚拟世界都需以大量数据为重要支撑，所以VR技术应该充分结合大数据技术，从而制作出与用户实际需求相符的VR新闻。

六、结语

新闻传媒范文篇2

本文作者：李峰涛工作单位：中国地质大学

综合近年来发生的媒体监督问责官员的典型事件发展过程会发现有共同的走势和程式，网民曝光、舆论加热话题、政府出面查处、问题官员下课。被媒体“问倒”的官员大都是发表错误言论或者有不当行为，引爆网络和报纸、电视台等媒体的关注，进而推动事态发展。网民推动事件舆论高峰，处于舆情高涨之际，学者、民众、媒体、国家机关、官员等不断发表各种意见，网络成为汇集民意和具有导向性的观点的平台，传统的报纸、电视台等媒体跟进披露、追踪报道，扩散该事件的关注度。有关机关成立调查组对事件进行全面调查或者承诺进行严肃查处，在官方做出调查和处理结果公布之后，舆情都慢慢平息，新闻媒体监督至此告一段落。舆论对政府及官员进行问责以其独特的优势，挖掘出一些贪官污吏和违规违法行为，为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提供了线索，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新闻媒体监督是以其公开性、传播的广泛性、意见表达的交互性、明显的导向性等特性和优势，特别是网络新媒体上信息的及时便捷、低成本迅速聚焦公众的注意力和关注度，形成强大的民意造成舆论压力，促使政府高度关注事态的变化，推动问题得到解决。所谓“行政问责”意指特定的各种问责主体对政府机关及国家公务员履职情况或者个人所做的关涉社会公共利新闻传媒监督行政问责问题的思考□李峰涛益的言行进行督责，对违规违法的要求其承担处分责任的一种规制程序的综合。媒体监督官员对于行政问责制实行起到了推动作用，通过消息、跟踪报道热点事件，引起公众舆论对行政机关及官员不正当行为的关注，制造了舆论压力上的民意合力。新闻媒体是社会公共利益问题的代言人、传声筒，通过热线电话、读者来信、网络微博、博客、帖子等方式途径了解、收集、传播公众的态度和看法，汇集成社会公共舆论，关注被问责的官员动向，监测行政问责的实施进程和效果。在查办问责违规违纪官员的种种案件中，新闻传媒的监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媒体作为问责主体仍然有许多困难。有关新闻传播自由、记者或者信息咨询者的权利保护，媒体人员采访中的权利义务、违法事件披露者的人身安全等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保证，难以保障新闻传媒的行政问责主体地位。在宣传部门掌控传媒体制下，政府机关及官员有充分手段干预钳制新闻传媒，有些政府机关往往以“影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大局”为由阻挠信息传播报道，个别官员甚至动用手中权力和国家机器对媒体监督进行打击报复、横加干涉，严重侵害了媒体和公众监督、批评的权利，阻碍了公众对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的话语权。加强媒体监督问责有以下必要性：1.新闻媒体监督问责是建立责任政府、有限的必然要求。与行政体统的同体监督机制不同，新闻传媒监督行政问责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异体监督制度。在传媒引导汇聚形成的社会民意压力的作用下，督促官员作决策时要遵守依法行政和比例原则。经常曝光披露官员失职渎职、贪污受贿的不正当行为，可以促使官员更加注意个人生活、工作作风，增强责任心和敬畏感，注重个人言行举止，建设开放透明、尊重民意的责任政府。2.媒体监督问责特别是网络问责的使用，成为普通民众行使话语权的重要途径，具有拓展问责渠道、广泛表达民意的作用。《宪法》规定公民有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控告的权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通过信访表达诉求，却被视为不稳定因素，此种途径并不畅通。媒体特别是网络监督问责使得普通公民对行政问责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以保障。网络的广泛应用使普通百姓真正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打破了精英阶层和官方机构对话语权的垄断。3.新闻媒体是异体问责主体的社会力量，媒体问责是践行异体多元行政问责的价值理念的有效途径。行政问责的基本理念是由“向上负责”转变为“对下负责”，这是现代责任政府的内涵，即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必须符合人民的意志，对人民负责。多元主体问责的价值理念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之思想的体现。这种理念有助于促进民主主体多元化，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同体问责中的偏袒、掩饰及变相复出复职消解了问责的效力和权威，极易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减损政府决策及行政行为的权威性，异体问责是防止行政权利滥用的客观要求，可以弥补同体问责缺陷。

1.厘清媒体与行政的关系，防止行政权力侵害媒体监督自由各省市、地级市都制定了党政干部问责实施办法，有些地方的实施办法还明确规定社会舆论监督纳入到了问责机制中，把社会热点问题用作问责线索。对于新闻传媒披露和公众检举、控告调查的案件线索来源，在查证属实的情况下，有关机关可以启动行政问责程序。这种规定尊重了新闻媒体监督问责的权利，但是应采取预防措施，禁止问责机关强迫新闻媒体提供有关采访信息，禁止要求新闻媒体或信息人必须提供消息来源或出庭作证，以有效保护新闻媒体正常行使采访、报道权利，厘清媒体与行政的平衡制约关系，划分在问责中的各自权利义务，防止公权力侵害新闻媒体。2.强化政府信息公开及反馈机制在涉及地方违规违法行为或事件的新闻报道中通常是外地媒体先行披露、跟踪报道，当地媒体总是迟滞无声，传统媒体受制于地方主管机关，不敢不能报道不利于本地政府的信息，产生异地监督的现象，消弱了媒体监督的独立性。通过立法保障新闻媒体的独立报道权，依法保障新闻自由，及时公开政府信息，对于隐瞒、阻碍公开及采访的机关或人员予以处分问责。保障媒体正当的采访权、报道权和批评权，特别是对违法事件的揭露权。有关机关对于新闻媒体和网络披露、热议的问题应当按程序及时公布对问题处理的阶段过程、调查发现新问题、后续处理决定，有效回应社会舆论，对于重大的社会热点事件还应召开有媒体和公众代表参加的听证会、座谈会通报、反馈舆论监督的意见要求。3.健全官员复出机制，保障媒体的参与知情权政府问责透明度低，对处理后续结果公开不多，官员复出缺乏正常机制，任意性大，媒体监督跟踪力度小，大都是在网络媒体上网民先相关任职消息引起新闻媒体的跟进关注。官员被问责后，几乎都不同程度的转岗换位，复出过程和程序都不透明、不严格，严重地消解了问责制严肃性。完善被问责官员复出的具体操作程序，建立官员复出考评答辩制度和情况通报制度，对被问责的官员处理后的后续工作、生活情况及时通报新闻媒体和公众，复出任命前召开原单位、组织部门、拟任职单位和媒体、公众代表参加的答辩听证会或者座谈会听取、考评被问责的官员是否有资格有能力再次复职，并且追究随意欺瞒舆论决策任命的官员。4.完善媒体监督行政问责的制度法规，保护媒体人员的合法权益很多地方颁布相关法规，如珠海市颁布了《关于对媒体曝光问题的督办和问责办法》，强化舆论监督力度；昆明市出台《昆明市行政效能监督制度》，明确对阻碍、拒绝、干扰监督，打击报复新闻监督人员的国家工作人员视情况给予问责处理；甘肃省出台了《甘肃省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实施办法（试行）》，根据新的规定，对于报纸、电视、广播电台、网络等媒体曝光的问题，可以启动官员问责调查程序。重视媒体监督的同时，需制定制度法规明确对新闻媒体监督人员的人身保护，对于滥用权力迫害监督人员的部门及领导责任人予以严格的行政处分，完善对责任人处分的方式、范围、程序的规定和对受迫害的媒体监督人员的保护内容。

新闻传媒范文篇3

这里讲的资源，主要是指内容资源，包括本集团拥有的内容资源、本集团不拥有但可以利用的资源（如友好单位、图书馆、互联网上的内容资源）。具体可分为文献资源、资料资源、信息资源、知识资源等。信息资料工作是以内容为王的，内容资源建设是它的基石。但是这种内容资源建设不是漫无边际的，它要有新闻传媒集团的特色，围绕新闻传媒集团的中心工作和业务需要去具体展开和优化结构，使信息资料部门能够凭此成为本集团的信息聚集中心和知识传播中心，以信息资料的收集、存储、提供、开发、管理等方式，参与集团中心工作和业务活动，起到信息资料保障和前沿知识引领的双重作用。为了加强信息资料工作的内容资源建设，应当重视解决好六个问题。一是体系问题。内容资源要全面、准确、形成体系，这样才能有效地满足采编、经营和管理活动对信息资料的需求。二是分类问题。即内容资源的分类要科学、明确、便于查找，这样才能有效地利用它。三是存储问题。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内容资源的存储要采取纸质资源与数字化资源相结合的方法，并以数字化资源为主，尽量利用高新技术增加存储容量、提高存储质量、延长存储时间、方便存储利用、确保存储安全，这样才能节省存储成本、增强存储效益。四是整合问题。要按照采编、经营和管理活动的需要，对分散无序的内容资源进行类聚、融合和重组，使其重新组织为一个新的有机整体，形成一个效能更好、效率更高的新的内容资源体系。五是网络问题。要将集团和所属二级单位及其基层单位的内容资源，通过内部局域网连接起来形成网络，克服互不相联的“信息孤岛”弊病，使全集团的内容资源得到共享，发挥更大的作用。六是理念问题。要存用结合、以用为主，以用导存、以存助用，防止为存而存的现象。

加强机制建设，为促进信息资料工作的发展提供机制保证。

机制建设要解决的是信息资料的有效收集管理和开发利用问题，使信息资料工作通过管理机制找到与本集团的中心工作和业务活动的结合点，并实现“标准化”和“流水线化”。为此，应按照信息资料提供者和管理者的要求，建立起两个层级的运行机制，即基于本集团整个系统的运行机制、基于信息资料工作职能部门的运行机制，包括工作流程和规章制度两个方面。比如：在集团层面，要明确集团、所属单位及其基层单位的信息资料工作职能部门，集团层面设专职部门和专职人员，所属单位及其基层单位设专职部门、专职人员或兼职部门、兼职人员都可以，但不管专职或兼职，工作职责、工作程序、工作标准、考核办法等都必须建立起来，形成职责清晰、运行有序、上下连动、协调配合的工作格局，同时要规定信息资料的使用权限和办法；在信息资料工作职能部门层面，要明确所有人员的职责范围、具体任务、工作细则、操作流程等，使每个工作人员都职责明确、任务明确、工作细则明确、操作流程明确，以便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和协调配合地做好信息资料工作。

加强技术建设，为促进信息资料工作的发展提供技术保证。

当今的信息资料工作，是建立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如果没有技术作为支撑，“社会信息化、信息社会化”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技术建设是信息资料工作赖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物质条件，务必给予高度重视。尤其要积极利用web2.0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和云技术等高新技术来确保实现日益增加的信息资料需求。但是在加强技术建设的过程中，又不能盲目投入、贪大求洋，而应以提高本集团信息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实现信息资料工作的可靠性、全面性、实时性、有效性为目标，根据前面讲到的信息资料工作的资源建设和机制建设的需要去决定，做到顶层设计、稳妥推进、实用优先、适度超前，尽量争取低投入、高回报，达到良好的性价比。通过技术建设，要实现内部的信息资料收集、整理、储存、开发、共享等环节的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并且实现与外部的信息资料互联互通互享，为提高信息资料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打下坚实的基础。

加强文化建设，为促进信息资料工作的发展提供文化保证。

新闻传媒范文篇4

单就新闻传媒发展与和谐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新闻媒体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相互影响，彼此推动，共同发展。新闻传媒是和谐社会构建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和谐社会则是新闻传媒的发展重要目标。在和谐社会的实际构建中，就要充分了解新闻传媒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实际关系，明确和谐社会构建的目的。原本和谐社会的构建就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在实际构建中，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共同支持，特别是新闻传媒的积极推动。现如今，新闻传媒被当做是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内容，若是没有这一部分内容，现代社会将可能无法继续前进，社会的正常运转以及社会平衡发展都与新闻传媒有着直接关系。新闻传媒不只是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作为一种社会交流平台的形式存在，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际构建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和谐社会的实际构建中，社会系统的进步与和谐发展，都离不开新闻传媒的完善，与时展需求保持同步，积极就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

二、新闻传媒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分析

1.完善公共领域内容。新闻传媒是社会公共领域中的重要内容，是和谐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有效机制，而且新闻传媒作为一个信息平台，主要是报道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等内容，营造出社会积极的、正确的社会舆论氛围。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中，有一些社会矛盾问题出现，需要进行有效调节与化解，这就需要借助新闻传媒平台。普通的人民大众也是需要新闻传媒渠道来表达自身利益需求，可以说新闻传媒是较为便捷的一种渠道。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实现社会有效交流的前提是充分保证公众的知情权，而新闻传媒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就发挥着十分重要作用。面对海量的新闻传媒信息，人们需要对各种信息进行有效筛选，也就是在这种筛选中人们能得到自己需要的、有价值的信息，继而形成一种心智品质，便于人们的理性增长，具备正确的价值观与判断能力。社会民众的这种判断能力，有助于推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有效辨识网络上一些不利于民族大团结的言论，并对这些言论进行积极抵制与批判，由此建立出完善的公共领域内容，促使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建立。2.奠定和谐新闻舆论基础。通常来说，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有公平性与公正性，这样才能进行社会各方利益的协调，由此构建出和谐社会。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际建立中离不开和谐这一要素，其需要加强和谐社会构建的深度、广度。在和谐社会的实际构建中，也需要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站在这一角度来说就需要有新闻传媒保障。在社会的实际构建中，需要对社会发展观念进行有效转变，重视新闻传媒对和谐社会的积极影响作用，结合新闻传媒，建立出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实现全民精神状况的有效改善，促使全公民综合道德素质的全面提升，便于社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发展。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中，要借助新闻传媒，对社会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必要的心理梳理，弘扬民族团结，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降低人民群众之间出现冲突与矛盾的可能，发挥出新闻媒体的“减压阀”作用，实现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在和谐社会构建中需要有舆论的支撑，这样的新闻传媒才能真实地理性地反映出社会问题，在相关问题解决中达到理性共识，促使社会的协调发展。3.预警机制与监督机制的建立。新闻传媒发展在和谐社会发展中起到一定的预警与监督作用，在新闻传媒基础上建立出来的预警机制与监督机制是和谐社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站在社会和谐发展的整体角度，新闻传媒是社会的守望者，也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推动者。在新闻传媒发展背景下，要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反馈机制以及监督机制，保障社会健康、有序地发展。对社会现有的新闻传媒预警机制，新闻媒体有着信息传递的功能，通过社会预警机制的有效建立，能对社会中各类潜在问题与矛盾进行有效解决，促使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在舆论收集与反馈机制作用下，新闻传媒比较接近社会舆论，能与民间保持有效的沟通，对一些社会高度关注的社会焦点话题进行报道与反应。在和谐社会的实际构建中，新闻传媒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舆论监督功能，通过新闻舆论力量，尽可能减少社会中的不和谐现象，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4.提高公民的民主法治与道德素质。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际构建中，要进一步推动社会利益的多样化，进行大体均衡社会协调发展。在和谐社会进行新闻传媒的构建，有效解决社会中各类社会矛盾，便于公众心理调节机制的有效构建。还有，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需要公民具备较高的素质，并发挥着新闻传媒的有效教育作用，提高公民的综合素质。新闻传播的有效发挥，对社会公众起到一定监督作用，促使我们国家社会公民整体素质与道德水平的提升，加上对一些法治理念的宣传，增强我国公民的法制意识，共同推动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在和谐社会构建中新闻传媒的发展策略

1.积极发挥新闻传媒的核心价值。目前，新闻传媒事业的健康与否，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着社会发展情况，由此在和谐社会构建与新闻传媒之间是相互促进、和谐共存的关系。随着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各种新闻核心价值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表现能力。通常来说，要注重发挥新闻传媒传递“正能量”的作用，树立积极、正面的价值观。其实，新闻传媒应当要承担这一部分社会责任，新闻媒体则会失去其存在的真正价值。另一方面，要对各种滞后观念进行深刻反思，将人们从僵化思想中解放出来，并使得人们认识到和谐社会的发展思想需求，在开放性与多元化新闻媒介的积极引导下，进行新闻传媒的单项控制，加强对新闻传媒的有效管理，确保新闻媒体的管理方式与“依法治国”的战略相吻合。随着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到来，促使社会各类新技术的进一步推广，新闻传媒发展也面临着更多机遇和挑战。因此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迎接各种挑战，转变传统新闻传媒的经营观念，保证民众的知情权与表达权，进行一步推动新闻传媒的改革与发展。2.积极创新新闻传媒体制机制。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际构建中，需要积极创新新闻传媒机制体制，确保新闻传媒优势的有效发挥，认真履行传媒企业的社会责任需求，给新闻传媒提供一个自我发展的良好机遇。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新闻传媒的发展需要进行体质机制的创新，建立出全面系统化的新闻传媒制度。在实际新闻传媒体制机制建立中，要注意针对不同新闻传媒类型实施不同的新闻传媒制度。如公益性新闻传媒、经营性传媒这两种制度的实际建立中就需要进行明确划分，其传媒运作方法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具体制度建立需要有效引入社会监督机制，确保公益性传媒能与经营市场保持距离，不受经营市场的负面影响，使得公益性传媒能发展成为社会的主流媒体。而经营性媒体要在依法管理背景下，予以一定肯定，赋予自我发展权，结合新闻传媒的实际发展需求，有效建立出长效机制，加强新闻传媒的规范有效性，在优胜劣汰的原则基础上进行经营性传媒的发展与创新，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国家的竞争软实力。另外，在新闻传媒的发展中，要有合理科学的结构与布局，进行新闻传媒的创造性调整。新闻传媒结构的调整重点要放在公益性发展性质上，具体来说，一些农村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其新闻传媒就可以更多地用在扶持、政策的宣传上等，充分保证群众能获得相对公平的信息占有量，充分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与表达权，促使政府、大众群体以及个人之间的相互交流，便于达到有效的社会共识认知，积极推动新闻传媒的进一步发展。3.创建出和谐的媒介生态氛围。在和谐社会背景下，为了实现新闻传媒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创建出和谐媒介生态环境。而在媒介生态环境的实际构建中，需要政府、社会的共同努力，给新闻传媒的生存与施展提供较大空间，通过建立出完善、系统的传媒监督制度，充分保证新闻媒介在舆论监督的作用下实现进一步发展。在新闻传媒的进一步发展中，要坚持走法治化道路，明确新闻传媒的发展方向。站在和谐社会发展的角度上分析来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要与法治社会建设保持一种方向，原本和谐社会的构建就离不开社会的道德与法制建设工作，因此在和谐社会构建中需要通过新闻媒介构建出和谐的媒介生态氛围，促使新闻媒介的重要作用发挥，实现和谐社会的有效构建。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际构建中，要充分保证公平与正义的实现，加强道德教育与法制建设工作，并且构建出社会和谐发展的生态链，进一步创建出社会和谐发展的新闻媒介生态，实现新闻传媒的发展与生态链重要节点之间保持密切联系。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发展方略。要知道，在和谐社会的实际建立中，必须要有新闻传媒的有效参与，促使新闻媒体担任起社会责任，实现新闻传媒的进一步优化发展。随着新闻传媒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发挥新闻媒体的优势，将更加明确新闻传媒的发展目标，促使新闻传媒的健康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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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楚君.构建和谐社会与新闻传媒的和谐发展的研究[J].科技传播，2015，7(17):163-164+155.

新闻传媒范文篇5

【关键词】：全球化；传媒；对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势必对全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加入WTO以后，我国更多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因此，必须认真的研究和把握好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新闻传媒本质上属上层建筑，是社会的稳定器。对于经济全球化对新闻传媒发展、变动所带来的影响，我们要正确地认识，更加积极地应对，把握主动权。这样才能在新的形势下使我国的新闻传媒更好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一、经济全球化对世界新闻传媒发展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全面发展，必然要求各个领域与之相适应；跨国物流、资金流、人流的迅速增长，也必然要求信息流有相应的增长，这既有数量上的要求，也有质量上即传播速度和信息内容深度上的要求。经济全球化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全球性的经济联系和世界范围的市场，它对世界新闻传媒格局的变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1、形成了一批跨国传媒公司。这些跨国传媒公司基本上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如澳大利亚的默多克所的新闻公司，美国的时代·华纳公司，这些跨国传媒公司都有多种新闻传媒产品，其电视网、报纸、杂志销售网遍布世界，有的是直接销售自己的传媒产品，有的是采取与当地合作的形式销售传媒产品。传媒的营收也是国际性的。美国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2002年的《富媒体，穷民主》一书说，“时代华纳和迪斯尼公司在美国国内仍然有相当可观的收人，但是，在近十年里，它们的大部分收是来自非美国市场，其他媒介公司也步其后尘，到海外寻求发展”。

2、大规模的新闻信息的跨国流动。英美共有的路透社TV和WTV向世界所有电视台发送电视新闻；美联社每天向全球各报刊发送文字新闻2001万字，新闻图片120万张以及350家电视新闻用户。规模和数量都远远超过以前的简单新闻信息的交换。国际贸易规则已将新闻传媒跨国经营列入市场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如WT01997年规定，加拿大不可以禁止时代华纳的《体育画报》在其境内发行加拿大版本。近年来，一些国际贸易谈判已将媒体市场开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3、全球范围内新闻传媒市场垄断局面逐渐形成

全球经济发展规律对新闻传媒的发展和变化产生的制约、影响作用日益明显，新闻传媒市场集中甚至垄断局面也逐渐形成。一是大公司和跨国公司开始涉足新闻传媒领域，参股或收购新闻传媒企业，二是新闻传媒进人资本市场，兼并浪潮兴起，新闻文化传媒巨头迅速崛起。1970年，西方各国还有125个拥有报社的集团公司，到了90年代西方各国重要报刊已落到不到30家大公司手里。

4、商业行为向新闻传媒全面渗透

经济全球化推动新闻传媒向产业转变，因此，寻求自身资本的增长成为新闻传媒的一个重要目的，利益驱动取向越来越明显。一是商业信息在跨国新闻信息的传播中比例越来越大，成为重要的新闻传媒产品。二是新闻传媒内容的娱乐化。美国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在《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一书将公民政治意识减弱、选举投票率低归结为传媒的娱乐化，认为“媒体的娱乐化减弱人们的政治兴趣”。

5、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技术进步大幅度扩大了新闻传媒的市场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断开发、扩大市场，增加商品交易、商品输出的过程。这一趋势同样发生在新闻传媒领域。据一些研究者提供的资料，新的媒体，较之旧媒体，不仅扩张了信息交流的范围，加快了信息沟通的频率，还增加了受众人数。以美国为例，报纸和杂志的读者总数约为1.63亿人，占全美人口总数的近60%;而全美广播听众家庭户为9440万户，占家庭户总数9699万户的97%；电视用户则达98%。

二、经济全球化下中国新闻传媒所面临的问题

中国新闻传媒要融入国际化，还有相当的路程，中国新闻传媒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有些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难以解决。

1、传媒观念的滞后

中国的传播观念一直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老问题、大问题、敏感的问题。半个世纪以来，我国传媒按照计划经济方式运作，一切由国家包下来，国家拨巨款扶持传媒，传媒是附属的“事业”单位，成为“有冕之王”和政治的助手。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传媒虽表面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与工具，保持与党和政府的政治一致性，但实际操作上已有很大的变化。例如隶属于上海广电局的“东方明珠”于1994年2月成为上市公司，每年利润回报数千万元。但从理论上讲，这些产业仍是党的喉舌，是国家事业单位，是“限制性或垄断性的行业。”魏永征教授在《中国传媒业利用业外资本合法性研究》一文中指出，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中国传媒单位是事业而不是企业”。这些都是由于传播理论、传播结构、传播体制的现状决定的。问题是，在加入WTO后，在经济全球化、信息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传媒作为“喉舌”和“工具”的“事业单位”究竟有无影响。

2、经营观念的误区

媒介经营产业化、市场化、集团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与业界的关注点。虽然有高层认为不拟提产业化、市场化、集团化，但随着我国融入国际步伐的加快，已难以回避了。传媒作为产业不进入市场，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产业，而只能叫“事业”。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媒介开始了从经营广告开始的市场化进程，并从实践中认识媒介走向市场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是，我国现行传媒政策对传媒的市场准入缺乏从理论到实践的支持，而不少人对传媒走向市场后的发展张力和空间缺乏分析和预测。

竞争是传媒发展的真正动力。五十年代初，我国只有百余家报纸和百余家广播。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已有报社、广播电视台几千家，以及一批网络媒体，以开拓传媒的广告市场为突破点的传媒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媒介初步认识到传媒产业的高回报率，即阳光产业。当前，联盟、整合、兼并远非中国传媒的主流趋势，虽然媒介集团已出现一批。这些媒介集团，也还不能说已走向市场。如果传媒的重组靠政治权威主导，媒介的竞争不可能公平地、市场化进行，集团化也只能是以政治目标为主、兼顾经济利益的联合。

3、结构与体制的顽疾

我国的经济模式是国有（即全民）、集体、个体、外资、合资等，但传媒却只有公有制一种形式，传媒业至今仍是必须经过严格审批才能进入的行业。虽然在某些地区、某些媒体或明或暗介入中国新闻传媒业，单“广东的报纸或明或暗与企业有合作关系的已有30多家。”

传媒作为国家的“事业单位”，国营性质，国家投资，党委管理，这种体制和结构下的传媒业曾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国际信息一体化的形势下，西方媒体大国对传媒市场的占有欲越来越强，媒介市场资源的分割与竞争越来越激烈，我国媒体发展受市场影响也越来越大。如果我国媒体不把自己融入市场轨道，就有可能失去市场竞争力，包括受众市场、信息资源市场。进入市场的关键是思想上的转变，即要树立媒介经济意识、媒介市场意识、媒介竞争意识，把媒介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作为意识形态的内容，把政治上对媒介的控制逐步变为政治的和法律的管理与制约相结合，变为宏观的调控。

4、传媒势大力薄

全国有报纸2200多家，刊物8000多家，广播电视台3000多家，近20家媒介集团，这样大的媒介市场，世界上是少有的，但就实力来说，却是“势不单力薄”。以报纸为例，美国《纽约时报》每天平均广告额为1000多万美元，最多一天可达1700多万美元，也就是说《纽约时报》一天近亿元人民币的广告额，几乎等于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一年的广告额。

中国传媒的势大力不大的原因固然很多，中国媒介一直吃“皇粮”，没有竞争对象，从未担心“断粮”，充满自信和优越感。如今要融入国际，才发现是小巫见大巫。其次是中国传媒的单一产品模式，搞图书出版发行的不能办电视台，纸质媒介不能搞电子媒介。因此，中国传媒的主要收入来自广告和出售媒介产品。

三、经济全球化下我国传媒发展的应对策略

对经济全球化世界新闻传媒新变化应对策略的考虑，不应局限于传媒本身，而应站在国家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整体的高度作宏观的把握。笔者认为，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下世界传媒发展的新趋势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大力提高新闻信息产品的竞争力

新闻舆论作为“软势力”就是“通过说服别人追随自己，或使别人同意自己的规范和制度，并以此方式来使别人产生自己所想经的行为”。目前，西方跨国新闻传媒发展和西方新闻信息产品大量冲击世界市场，对此，发展中国家既要提高新闻信息产品量的规模也要进一步改善自己新闻信息产品的质量，才能起到平衡作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大力提高新闻信息产品的竞争力，要形成我们自己的新闻舆论影响。在具体策略方面，对外，要主动出击，提高国家影响，应对跨国新闻传媒出现的需要；对内，要增强我们政策影响力，争取群众，维护社会稳定，提高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需要。

2、大力培养新闻信息产品的产业

承担着资本经营和社会整合双重功能的当代中国传媒产业，日益从只注重传播的传统观念向重视经营发展。并且，随着拥有资金、人员、设备和技术优势的西方媒体的进入，中国传媒产业将面临的是没有退路的竞争。那么，长期“事业性质”、“党的喉舌”的中国媒体该怎样适应全球化的趋势，怎样在国内市场经济中站稳脚跟，怎样在国际市场上分得一杯羹呢？集团化是中国传媒的大势所趋，自1996年国内出现了第一个媒体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以后，媒体集团就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冒出在中国的大地上。传媒集团使资源得到重组，优化了资源配置也优化了管理形式，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就目前中国广播电视集团来说，其机构之庞大，人员之众多，在世界上堪称一流。但有一点是我们不能忽视的，相较之新闻集团、哈勃·珂林斯出版公司等国际传媒大王，论资金实力、新闻传播作品的质量和影响力、在国际舆论界的地位，它无论如何也排不到世界前列。大量的地方性媒体集团除了能在本地有所作为，基本上没有走向世界的可能。

3、形成国内新闻传媒市场合理的发展环境

市场竞争规则既有其活力，但又有盲动性，对新闻传媒也是如此。随着国际新闻传媒涉足我国市场，以及国内新闻传媒市场的形成，竞争的盲动性、破坏性也会加大。我们要改变以往的管理模式和思维，变重审批为重监管，要把加强日常的监督检查作为新闻传媒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加强和健全制度和工作机制的建设，形成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的工作方法、办法，扶持合理的竞争，处罚违规行为，培育和维护好国内新闻传媒发展的市场秩序。

4、设立必要的市场准入机制

世界新闻传媒北强南弱等不合理的秩序是长期的历史形成的。当今，在西方文化传媒不断渗透和对先进文化传播技能的运用，已经影响或导致了部分民族和国家文化的主权变形与失踪。对此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和必要的应对办法，决不能让西方新闻传媒借市场化，以其现有的强势，无规则地进人我国内市场，冲击我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核心价值。要未雨绸缪，有针对性地加强法制建设，设置必要的门槛和市场活动规则，为日常的监管工作提供必要的法制手段和条件，维护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保护我国内新闻传媒的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

[2]张向东：《媒介重组时不我待》，《新闻与传播》，2001年第2期。

新闻传媒范文篇6

关键词：新闻传媒改革发展

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突出。”这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世界发展新规律所做出的科学论断。因此，中央把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作为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媒面临重大的历史发展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所必然带来的传媒全球化，也使新闻传媒业必须面对国际传媒的激烈竞争。如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传媒业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及国际比较

1、我国传媒业的发展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传媒业取得了很大发展。2001年，全国报纸种数为2111种，总印数为938.9亿印张，千人报纸拥有量为142份，分别是1978年的11.3倍、8.3倍和3.2倍，是1950年的5.5倍、144.4倍和26倍；图书总数为154526种，图书总印张数为406.1亿印张，千人图书拥有量为4944册，分别是1978年的10.3倍、3倍和1.3倍，是1950年的12.7倍、68.8倍和10.1倍；杂志总数为8889种，总印张数为100.9亿印张，千人杂志拥有量为162册，分别是1978年的9.6倍、4.4倍和2.5倍，是1950年的30.1倍、126.1倍和8.1倍；电台总数为301座，发射总功率为49615千瓦，分别是1978年的3.1和3.6倍，是1950年的6倍和138.5倍；电视台总数为357座，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为300台，分别是1978年的11.2和115.4倍。作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90年代初进入中国，1993年互联网用户数仅为2000人，1997年10月，用户人数为62万人，到2002年1月用户人数达到3370万人。

我国从1978年开始恢复媒体广告业务，广告营业额的增长速度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从1982年到2000年，广告营业额年均增长幅度为42%，是同期GDP增长幅度的2.6倍。广告营业额占GDP的比重从1982年的不到0.3‰，上升到2000年的0.8%，人均广告费也由1982年的0.15元增加到2000年的56元，广告从业人员从1982年的1.6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64万人。在广告营业额的构成中，媒体广告占到很大比重。2000年报纸广告为146.47亿元，占20.55%；电视广告为168.91亿元，占23.7%；广播广告15.19亿元，占2.13%；杂志广告11.34亿元，占1.59%。

2、传媒业的国际比较

我国对反映传媒发展水平的几个主要指标：千人日报拥有量、千人收音机拥有量、千人电视机拥有量和千人互联网用户数，进行了世界几大国的比较。1996年，中国千人日报拥有量为40.4份，日本为578.1份，美国为212.5份，俄罗斯为105份。1997年，中国千人收音机拥有量为339台，印度为120台，日本为956台，美国为2118台，俄罗斯为418台。2000年，中国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为293台，印度为78台，日本为725台，美国为854台。2000年，中国千人互联网用户为17.8人，印度为4.9人，日本为371.1人，美国为338.7人，俄罗斯为21.3人。

笔者还对中国传媒在世界传媒业中所占地位计算了测算和评估。中国的日报总量1995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9.18%，收音机总量1997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17.2%，电视机总量1997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24%，互联网用户2002年初已占到世界总量的6.2%。由这些总量数字可以看出，我国已成为世界的传媒大国。另一方面，笔者用传媒渗透能力指数计算了1995年世界各国的传媒发展水平，结果发现我国的传媒渗透能力指数仅略高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仅相当于美国水平的1/6，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1/2，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1/5。这说明我国还仅是个传媒弱国。

在国际传播方面，美联社、合众国际、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4/5，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是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西方50家媒体跨国公司占据了世界95%的传媒市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美国电影占领了全球50%以上的总放映时间。世界传媒发展很不平衡，“西风压倒了东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了新闻舆论和传媒市场，形成了“媒介帝国主义”。

二、我国传媒业的改革

1、改革历程

我国传媒业经历了两次大的改革。第一次是1978年以后进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国家逐步减少对新闻单位的财政拨款，绝大多数新闻单位通过媒体广告等经营创收实现自收自支。第二次是1996年以后进行的媒体“集团化”改革，广州日报等几十家大型新闻单位组建起传媒集团。“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是传媒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它一方面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另一方面激发出媒体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各新闻单位按照市场需求，创办了各种满足不同受众需求的媒体形式，并在内部推行独立核算、承包经营、人事分配等各项改革。“集团化”改革，是新闻媒体发展到一定规模，面对社会信息化和传媒全球化的新形势，所做出的必然选择。事业单位的组织形式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只有用集团这种组织形式，才能把规模日益庞大、分工逐渐细化、媒体数量不断增加、产业功能更加完备的传媒组织更好地协调和运作起来。我国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以及信息社会带来的发展机遇，加上新闻单位内部不断深化各项改革，使传媒业迅速成长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产业。目前，我国整个传媒市场的规模已超过1000亿元，从1998年起传媒业连续三年保持了25%的增长速度，利税总额已超过烟草业，在所有行业中排名第四，出现了一批规模达十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大型传媒集团。

2、改革中取得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传媒业积累了一些宝贵的改革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坚持党管舆论导向。新闻媒体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表现为正、负两个方面，取决于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正确的舆论导向能够凝聚人心、振奋力量，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错误的舆论导向则涣散精神、激化矛盾，造成严重后果。同志曾精辟地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在新闻媒体改革的20几年中，我们始终坚持党管舆论导向的原则，使新闻宣传工作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和全国的工作大局，对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②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在新闻媒体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公共产品（如新闻、天气预报等）。公共产品外部性最强，产生的社会影响最大。向广大人民提供公共产品，是新闻媒体的责任和义务。虽然新闻媒体进行企业化运作后，所提供的私人物品（如广告、信息服务等）不断增加，而提供私人物品能够带来经济利益，但我们一贯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把提供公共产品作为新闻媒体的首要任务。实践证明，我们在社会效益第一原则下进行的媒体改革，保证了新闻媒体党和政府喉舌的性质不变，保证了新闻媒体社会公器的性质不变，即使是媒体产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也没有使其异化为被经济利益集团操控的工具。

③坚持渐进式改革。与我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相仿，新闻媒体的改革也走了一条渐进式改革的路子。各项改革措施基本上是借鉴国有企业的经验，进程上比国有企业有一段时间的滞后。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保证了新闻媒体在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难、由表及里地推进各项改革，以发展保改革，以改革促发展，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新闻媒体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且直接关乎社会稳定，因此必须坚持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以稳定大局为根本出发点，避免因局部改革失利而对全社会造成不利影响。

当然，新闻媒体业改革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集团化改革目标模式不明确，改革成效不明显。近几年我国陆续组建了几十家传媒集团，数量可谓不少，但绝大多数传媒集团在体制和机制上没有什么变化，基本上是“翻牌集团”。出现大量传媒翻牌集团的原因，是我们缺乏一个明确的改革目标模式。我们对为什么组建传媒集团、如何组建传媒集团、如何促进传媒集团做大做强等重要问题缺乏深入地研究，以至于我们拿不出一个指导性、操作性很强的文件，来规范传媒集团的组建和发展。由于没有中央的政策性指导，加上本身固有的“路径依赖”，传媒集团的改革大多只是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基础上修修补补，改革成效不明显。

②管理体制形成的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限制了媒体的发展空间。长期以来我国新闻传媒业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分级管理”的模式，在实际中形成了严重的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这种管理体制严重地限制了媒体的发

[page_break]展空间，传媒集团的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发展难度很大。从发达国家传媒集团的发展过程来看，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是其发展的主要特征。我国现行的传媒管理体制，把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分割成零碎的小块，即使一些实力较强的传媒集团，也无法突破体制的限制，把零碎的市场整合起来。这是我国传媒集团难以做大做强的体制性原因。

③传媒业行业壁垒很高，垄断利润带来了表面繁荣。传媒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国家的行政控制很严，行业壁垒很高。行业壁垒造成了传媒业的寡头经济现象，一个行业或地区的传媒市场一般被为数不多的两个或三个传媒集团垄断。寡头垄断带来了高额的利润，传媒业一派繁荣景象，很多传媒集团花巨资建高档办公楼，经营星级酒店和度假村等。这种繁荣只是表面上的，与国外传媒相比，我们的差距还很大，我国传媒的渗透能力指数只相当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寡头垄断不利于市场效率的发挥。我国传媒业的寡头垄断带来了表面繁荣，但实际上并不利于整个传媒市场的发展和国家综合传媒能力的提高。

④缺乏优胜劣汰机制，媒体兼并、联合、重组存在很多障碍。我国有一万多家报刊社，几千家电视台、电台，除少数媒体有较好的效益外，有很大一批数量只是靠行政拨款在低水平上勉强维持。在我国媒体都是事业单位，除因宣传违规而被撤消刊号，即使负债累累也不会倒闭或破产。我国传媒业缺乏应有退出机制，使媒体的兼并、联合、重组存在很多障碍，在实践中的行政撮合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无法通过优胜劣汰、有生有死的市场法则进行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这也是传媒集团难以做大做强的原因之一。

⑤传媒资产管理体系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我国传媒业已形成了近1000亿的资产，而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府部门对这么大的一笔资产进行监管。在大多数地方，媒体资产的所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都归媒体单位所有，也有些地方（如上海）媒体资产由宣传部直接支配。传媒资产管理体系的不完善，使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难以建立。一方面，传媒集团管理者的经济收入与经营业绩不直接挂钩，影响了其积极性的发挥；另一方面，他们的经营行为也缺乏应有的监督，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行为。

⑥缺乏国际化战略意识，在国际传播上力量很弱。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强大、日益开放的大国，在国际舆论上掌握一定的话语权是十分必要的。长期以来，我国的外宣工作主要由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少数几个中央级媒体承担，政府投入了大量财力，但在国际上的声音依然很弱。现在有一些地方（如广东、上海等）的传媒集团已具备了相当雄厚的实力，完全有能力进军国际市场。但地方媒体只把眼光放在国内或本地区，缺乏国际化战略意识，这不但限制了它们自身的发展空间，也不能增强我国在国际传播上的力量。

三、我国传媒业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方案设想

我国加入WTO后，国外传媒加紧抢占国内市场，传媒业面临很大挑战。另一方面，我国迫切需要加强国际传播力量，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声音。传媒业面临进一步加快改革和发展的迫切任务。笔者认为，我国的传媒改革还应继续坚持党管舆论、社会效益第一和渐进式改革的基本原则，在这些大原则的前提下，加快束缚传媒业发展的体制弊端的改革步伐。针对传媒业现存的问题，笔者提出下一步改革和发展战略方案的一些初步设想。

1、确定集团化改革目标模式。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传媒集团化改革宜采用“一团两制”的模式，实行采编经营“两分开”，宣传部门还是事业性质，保留报社、电视台、电台等事业法人资格和编制，是舆论宣传的主体。经营部门剥离出来成立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母子公司体制，是市场运作的主体。事业单位是企业公司的主要出资人，享有资产收益权、重要人事任免权和重大事项决策权。按照现有法律框架，建立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的领导体制，明确党委与公司董事会的权、责、利划分，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

2、改革传媒业宏观管理体制。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调整传媒业的宏观管理体制，突破条块分开限制，促进媒体产业结构转型。一方面要打破条条分割，首先要把广播电视局与广电集团分离，进一步再把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局合并。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组建跨媒体、跨行业的传媒集团。另一方面要打破块块分割，削弱地方对新闻媒体的属地管辖权，组建跨地区的新闻管理机构，鼓励传媒集团实行跨地区发展。

3、打破传媒业的行业壁垒。放宽传媒业的准入条件，突破机关报（台）一统天下和传媒行业寡头垄断的局面，允许国家企业、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参与媒体经营运作。一种方式是允许企业、社团及个人参股传媒集团的经营性公司，另一种方式允许创办有别于机关报（台）的公共媒体，公共媒体由企业、社团及个人提供资金，不对某一机关负责，而是对宪法和法律负责，表达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舆论呼声。公共媒体的创立有利于打破机关媒体一统天下的格局，对引入外部竞争、促进传媒市场的发育和完善都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4、进一步整顿传媒市场秩序。对现在较为混乱的传媒市场进行集中治理整顿，建立媒体退出机制，对那些宣传屡出问题、经营严重亏损的媒体，要进行关闭或破产。鼓励传媒集团运用市场手段对其他媒体进行兼并、联合、重组，优化传媒市场资源配置，促进传媒集团做大做强。

5、建立完善的传媒资产管理体系。把传媒资产纳入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指定国资委的有关部门对传媒资产进行监管。对传媒集团实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制定相应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体系，按照经营业绩对传媒集团的管理者进行适当奖罚。加强对传媒集团管理者经营行为的监督，国资委指派专人加入传媒集团董事会、监事会，也可委派财务负责人，对传媒集团管理者的自利行为进行及时监督和控制。

6、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在世界传播秩序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传媒集团的国际化发展，不仅是传媒集团或传媒行业利益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和形象。因此，国家除加强对新华社等中央新闻单位对外宣传的扶持外，还应调动其他传媒集团跨国发展的积极性，对传媒集团到境外办刊、办报、办台要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和优惠政策，还要支持传媒集团到海外融资和上市。传媒集团的跨国发展，一定会增强我国对外宣传能力，在世界传播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

四、促进传媒业改革和发展的几点措施建议

传媒业的改革和发展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笔者对当前应当采取的措施提出几点建议：

1、建议和新闻出版总署对各地方传媒集团试点情况进行充分调研，总结成功经验和作法，在此基础上出台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指导文件，以此推动传媒集团化改革的深入发展。

2、建议在一些地方试点传媒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重新调整传媒宏观管理格局，建立跨地区的传媒管理机构，打破条块分割，推动传媒集团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发展。

3、建议在几个传媒集团试点融资方式改革，在内部宣传经营两分开的基础上，允许经营性公司向企业、社团和公众募集股份，可挑选几家条件较为成熟的传媒集团上市融资。

4、建议在几个（或一个）地方试点创办几个公共媒体，尝试在新形式下传媒发展和管理的新途径。

5、建议和新闻出版署协同国家有关部门，制订类似公司《破产法》的新闻媒体破产条例，并依据该条例对新闻媒体市场进行治理整顿，试点传媒集团通过规范的市场手段兼并、联合、重组。

6、建议和新闻出版署协同国资委等部门，制订传媒国有资产管理条例，明确出资人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并制定出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7、建议国务院制定和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传媒集团向海外发展。

参考文献：

⑴吴玉容：《传媒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形象战略》，《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第6期。

⑵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⑶《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1996年9月27日。

新闻传媒范文篇7

1.实行新闻传媒与新信息、新技术的融合战略。电子信息技术对文化艺术及传媒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在物质生活逐渐丰富的同时，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通讯卫星、数字媒体、电子技术等先进信息技术的运用将影响媒体的变革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变化。应该说，信息技术与新闻传媒的融合越来越紧密。可就重庆而言，在传媒业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与传媒产业密切相关的信息产业却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近年来,重庆市信息产业增加值每年以高于GDP三倍的速度增长,通信服务业对全市服务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8%[3]，经过几年的推动和扶持，重庆信息产业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重庆传统的资讯传媒产业与东部有差距，但是在以互联网为主的新媒体技术与产业上，重庆与东部、中部几乎处在同一个发展水平上，可以说新媒体技术为重庆传媒资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历史性的机遇，因此利用并且发展以互联网为主的新媒体技术，打造新媒体资讯产业非常关键。这里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传统的传媒资讯产业，如何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登上新的台阶，并且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传统的报业如何实现真正盈利性的报网互动等；一个是以新媒体技术为基础的新兴传媒资讯产业如何发展的问题。笔者认为，新兴传媒资讯产业一开始就要建立在充分的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新技术新体制，抓住重庆列入“三网融合”的第二批试点单位的契机，发展三位一体的新传媒技术。2010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与重庆市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长江上游新闻出版中心，第二个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正式落户北部新区。基地以“园中园”方式在北部新区高新园设立，将在署、市合作框架下，实行管理主体、运营（服务）主体、发展主体、行业监管主体四位一体运作机制。基地将重点打造十大产业：数字图书、数字报刊、互联网出版、手机出版、数据库出版、按需出版和数字印刷、网络游戏动漫、数字音乐、数字教育、跨媒体复合出版。

2.实行新闻传媒与新区域、新领域的融合战略。以新闻传媒为先行抢占文化产业的高地，在拓展发展区域方面，湖南传媒集团除向国内的区域发展外，还加强了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比如，湖南广电成功开拓了美国、加拿大及东南亚市场；湖南出版向美国、加拿大、英国、韩国等地输出了多种外向型图书；湖南动漫产品走进了亚、欧、美三大洲的36个国家和地区。在抢占新领域方面，湖南新闻出版业已实现纸、磁、光、电、网多媒体发展，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成为“报网融合”发展的盈利者，将旗下三湘都市报、华声在线网站等整合构建一个覆盖报纸、网络、杂志、手机、网络电视、户外广告等多形态互动营销的全媒体信息服务型平台。对重庆而言，要拓展新闻传媒发展新区域，一是要结合重庆地域实际，向区县拓展，向规模要发展。由于行政体制上的关系，重庆有40个区县，绝大部分区县都拥有报纸和电视台，但由于无正式刊号、频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市场化发展程度极低。因此，重庆四大国有文化集团要通过市场、资本、业务多种形式与区县合作，向深度和广度开拓。在发展新领域方面，要按照优势优先的原则，壮大做强优势产业，促进我市新闻出版业、广播影视业向立体式、集约型方向发展。在发展新产业方面，重庆要加速发展新兴产业，当前特别要抓好数字电视的推广和新介质媒体的发展。此外，要积极承接印刷复制业等产业转移。

3.实行新闻传媒与新渠道、新业态的融合战略。除了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渠道之外，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运作，网络新渠道催生了网络报纸、网络杂志等新业态的网络媒体，手机新渠道催生了手机报新业态的手机媒体。除了这些渠道之外，我们要善于利用早已出现的两种最新的信息传播渠道：数字标牌和微博客。数字化时代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沟通方式。在当今时代，数字标牌(DigitalSignage)能即时传达信息，也能即时更换信息，因此已经被应用于世界各地的公共部门机构，并正在此领域迅速增长。当世界进入web2.0应用时代，微博客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网络生活更为丰富多彩。微博客不只是开创了人际传播的新模式，它还开辟了信息传播和企业营销的新的网络阵地，而且它对突发事件传播具有得天独厚的速度优势，一些传统媒体已在寻求与之融合的发展之道[4]。在新业态方面，要抢占信息传播的话语权，新闻传媒要开辟的全市党报发行网、有线电视网、图书连锁网和电视零售网、手机传播网、互联网及网吧连锁网等六大网络，借助新的网络渠道，实现优化的配置和整合。

4.实行新闻传媒与新支柱、新资本的融合战略。传媒资讯产业同其他产业一样，其产业竞争必须经过三个阶段，即产品竞争阶段、品牌竞争阶段和资本竞争阶段[5]。目前重庆的传媒资讯业尚处在产品竞争阶段，其传媒资讯产品并没有形成品牌竞争优势，如重庆报业市场只是几大都市报的产品竞争，而没有形成一家独大的品牌优势的原因。然而即使某一传媒资讯产品形成了一定的品牌优势，而没有资本力量的介入，不进入资本市场，其仍然难以形成跨越式的发展。上市是媒体资本运作一个重要途径。在湖南，随着电广传媒在全国的率先上市，到2010年,湖南已经上市的文化企业达到4家，居全国第二位,特别是湖南天舟科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交易，成为我国民营出版传媒第一股。重庆第四次党代会提出，要将“扶持民营企业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这对包括新闻传媒业在内的文化企业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重庆新闻传媒业应深入思考，如何利用好民营资本与新闻传媒业的经营性部分进行充分的融合发展。过去，由于重庆文化事业低层次均衡发展，县县点火，乡乡冒烟，形成“小而全”的格局，资金不足，技术落后，企业规模小，将很难与发达地区文化产业抗衡。所以，对于重庆来说，当前应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口，形成以城市大型产业集团为骨干，区县、乡镇中小型文化企业相配套的产业格局；要加快组建大型文化产业集团的步伐，通过整合城乡优势文化资源，“做大做强”企业，增强文化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对新闻出版、图书发行、文博展览业、文化娱乐业，应以龙头企业为核心，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利益共同体吸引众多单位包括区县乡镇甚至文化大户加盟，采用联合、兼并、股份制等各种形式，形成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文化产业集团，并积极推动和深化文化传媒企业上市融资。惟有做大做强了，才会反哺内容生产，反哺信息传播，为打造文化强市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本文作者：张振中工作单位：合川区新闻信息中心

新闻传媒范文篇8

关键词新闻传媒和谐社会舆论导向公众舆论

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具有其它载体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探讨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功能、使命与作用，不仅是全体新闻宣传工作者的责任，同时也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必须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来认识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性，厘清它的功能、使命与作用。新闻传媒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舆论工具

传播学的诞生不仅仅是工业发展的结果，更主要的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从传播学学科初创之始，它就以其深刻的学科理念影响着社会。美国著名政治家、传播学奠基人哈罗德·拉斯韦尔早就指出传播学的三种社会功能：“(1)监视环境，揭示那些会对社会及其组成部分的地位带来影响的威胁和机遇；(2)使社会的组成部分在对环境做出反应时相互关联；(3)传播社会遗产。”他甚至乐观地设想过：“在民主社会中，合理的选择取决于教养，而教养又取决于传播，尤其取决于领导者、专家和普通百姓之间能有相同的注意内容。”[1]“专家、领袖和普通人可对世界大多数人的趋势有同样的大体估计，也可对战争的可能性有同样的总体看法。在整个社会，使普通人头脑中关于现实世界重大关系的图景，与专家、领袖头脑中的图景高度相等，将主要由大众传媒的控制者促成，这绝不是幻想。”[2]实际上，拉斯韦尔关于传播学的三项社会功能中，有两项是直接涉及生存环境构建问题的。在当下社会，人们已经无法离开媒介。另一位传播学家麦奎尔，还形象地列出了一个“媒介地图”，如图1。（图略）

这样一张媒介图，清晰表明了大众传媒作为一个中介，在社会、国家和媒介受众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学科特点，通过适当的价值目标、实现控制，以及给受众提供信息文化服务方面的协调关系。比如，媒介与其它机构，媒介与公众之间的联系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媒介与社会的替论。另外，他还通过对以媒介的变化、自由、多样性为内容的“离心性”和以秩序、控制、整合性、聚合性为内容的“向心性”等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有益借鉴。另一位美国著名媒介批评家和新闻学者阿特休尔，在其《权力的媒介》中摒弃冷战思维的“报刊的四种理论”，重新划分成三种社会传播模式，即市场经济世界模式、马克思主义世界模式、进步中世界模式。尽管这种分法的科学性还有待研究，但它通过对三种模式在新闻事业的目的、信念、新闻自由等方面内容进行比较分析证实：不管是哪个模式，也不管它是介于何种政治、经济或社会制度，传媒的性质和功能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有其明显的一致性，且主要体现在目的、信念方面。阿特休尔深刻指出：“当今世界有时被人称为核时代，有时被人称为信息爆炸时代。这些术语的含义都是指同一件事，即：世界是一个科学技术使之改换面貌的世界，一个充满前途和希望的世界；然而同时又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对世界的生死存亡具有真正的威胁。爆炸式的突飞猛进、铺天盖地的情形既是知识的源泉，又是毁灭的种子。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秩序中，在新闻媒介从事工作的男男女女，包括新闻商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描绘世界面貌的正是那些人，而世界面貌构成人类抉择行动的基础。认识不到这个基本而又严酷的事实就无法理解新闻媒介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3]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已进入到信息社会。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人们消费的“信息系数”与“恩格尔系数”恰好呈负相关性，即生活水平越低，饮食支出越高，而生活水平越高，信息系数则越高(见图2)。（图略）

当今社会，新闻传播无疑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新闻已经成了政治信息体系中的核心，甚至成为当下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工具之一。不管是国家元首，还是利益集团，抑或普通民众，只要把其信息放在新闻文本里面，新闻就不再只是政治角色与其观众交流的平台，它已经成了从国家上层的政治精英到普通老百姓，了解和监督自己的利益是如何被公开反映的主要渠道，成为他们了解政府和政治的运转，人们的生活状况以及谁在那里制造了新闻，或谁没有制造新闻，新闻如何影响社会，如何影响政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交流平台。特别是在大众传媒时代，政治家们都已经很习惯地走到公众面前，利用大众传媒向广大民众传递他们的思想。信息已经越来越被控制在政治精英们的手中。

现代新闻的体系结构可以概括为三元结构：一是媒体本身，这是新闻的生产基地；二是政治家、政治精英，新闻离不开政治家，政治家也离不开媒体；三是读者，亦为受众，离开受众，新闻就失去了基础，受众是新闻的消费者。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新闻传媒

构建和谐社会的长期任务

新闻传媒要充分发挥舆论引导的优势，弘扬舆论引导之“势”，发挥引导之“术”，把握引导之“度”，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传媒舆论的重要性有两个经典比喻：一是“社会舆论的纸币”，二是“党和人民的喉舌”。1850年11月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篇合写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以前，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1849年2月7日，马克思在法庭上严正驳斥对《新莱茵报》的控告，他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4]一百五十多年以来，“社会舆论的纸币”的流通已不限于报纸，它从单一的报纸发展到广播、电视、网络、数字化媒体，流通的速度更快捷、更广泛、影响力更大。

1957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里的目标，描述的就是一种“和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总之，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5]他主张新闻单位要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切，都是为了在党指引的道路上，安下心来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庚好的舆论环境。1996年9月26日，在视察人民日报社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6]

构建和谐社会，坚持正确的舆论引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一贯提倡的。新闻舆论引导之势要反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从全局考虑，去反映大事、大情、大理。主流媒体特别是党报党刊，央视和各省市的广播、电视，有责任做大做强主流媒体的舆论场，发挥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和主渠道作用，要在舆论引导中成为“领唱者”。现在有一些媒体，习惯于炒作那些发生在周围的鸡毛蒜皮，美其名曰“民生”新闻、“公共”新闻。应当说，偶尔为之，也没什么不好，但长此以往，甚至把什么“民生”新闻搞成“主打”产品就不好了。

发挥舆论引导之势，首先要关注大势。何为大势?大势就是大趋势，大道理。比如2003年的抗击非典，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反分裂国家法，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开发西部和中部崛起的问题，三农问题等，都是国家的大势。

在关注大势方面，新闻传媒积累了不少丰富的经验。比如，对1998年抗洪斗争的宣传以及后来升华出的抗洪精神，2004年全国新闻单位开展的“三项学习”、“三贴近”活动，2004年各大媒体集中宣传任长霞、牛玉儒等典型人物，彰扬了党的优良传统，感动了多少中国人。所有这些，都是一种大势，都是舆论引导之势的大手笔。

舆论引导之势要在厘清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多下工夫，观念一变，效果也不一样。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90年代初由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组“皇甫平”的文章引发的关于姓社姓资的大讨论等，尽管已经过去十几年、二十几年，但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出的舆论引导之势的作用，无论今天怎样去评价，我想都不过分。

舆论引导之势要关注热点、焦点问题。舆论之矢，要射热点、焦点问题之的。当今社会热点、焦点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大多数人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一般都具有共同的特性，一是它们集中反映了社会中的复杂性，公众关注程度比较高；二是普遍性，这也是热点、焦点问题的特性之一。还有许多热点、焦点问题往往会由一些突发事件而诱发连锁反应，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大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料，一旦处置不当，将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对热点、焦点问题的把握，特别是突发事件的把握，显得尤为重要，已经成为引导舆论工作的重要手段。

在引导舆论工作中，还要善于把握好舆论引导之“度”。“度”是一种状态，同时又是方法。中国古代的“过犹不及”讲的就是“度”的问题。讲：“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7]热点、焦点问题的引导，都有一个度的问题。有些时候，今天是热点、焦点，明天可能就不是了，今天不是，明天可能就是了，要善于从共性中找个性，透过现象看本质，防止片面性。另外，要特别重视舆论引导之“术”的问题。舆论引导要产生好的效果，一定要讲究引导艺术。

如果说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党的新闻工作的生命、灵魂、根本任务的话，那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正是集中体现了正确舆论导向的要求，概括了舆论导向的本质，凝练了舆论导向的丰富内涵。三个“贴近”是一个相互关照的有机整体，既是原则，又是内容，三贴近集中体现了党的意志与人民群众利益高度一致的要求。三贴近不仅仅是一种工作方法，同时也在党、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形成一个牢固的桥梁、纽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载体。

把新闻宣传作为一种领导工作方法，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作用

把新闻宣传当作一种领导工作方法，是我党在长期政治工作中形成的宝贵经验。早在1940年，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就写道：“《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8]他把所有《中国工人》的读者都看作是(中国工人)这个“学校的学生”。1944年3月22日，在谈到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时，称看报比吃饭更重要。他生动地说：“关于报纸，现在高级领导同志，甚至中级领导同志都有一种感觉，没有报纸便不好办事。饭来了，报来了，我们有些人是先看报、后吃饭的。”[9]这种“没有报纸不好办事”的感觉，已经把报纸看作是指导工作、教育人的重要工具。邓小平在1950年5月16日召开的西南局新闻工作会议上提出，“拿笔杆子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

用新闻宣传指导工作，必须旗帜鲜明，是非分明，立场坚定。一再强调：“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10]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受“”流毒的影响，在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一股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一些报刊上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现象，影响稳定。邓小平及时明确地提出：“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他进一步提出，不管是组织讨论还是开展批评，都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否则，如果人人自行其是，不在行动上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决定，党就要涣散，就不可能统一，不可能有战斗力。

回顾我党八十多年的新闻工作实践，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是取得革命成功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典型报道问题。非常重视典型报道，他曾讲过“凡典型的，都应当公开报道”[11]。邓小平也曾清楚地提醒，“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12]。我们党在典型宣传方面有许多成功的例子，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把新闻宣传作为工作方法，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让人民群众明白道理，辨明是非。邓小平曾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列为办好报纸的三个基本条件之一。他讨厌报纸报喜不报忧，认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13]。更是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看作是实现党内团结的重要武器。他曾就报纸上如何开展批评提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14]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方针。“开，就是开展批评。不开展批评，害怕批评，是不对的。好，就是开展得好。批评要正确，要对人民有利，不能乱批评一阵。什么事应指名批评，什么事不应指名，要经过研究。管，就是要把这件事管起来。这是根本的关键。党委不管，批评就开展不起来，开也开不好。”[15]开展对人民内部问题的尖锐批评应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尖锐得要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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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是一把双刃剑，邓小平非常注重通过舆论去监督我们党和党员，取信于民。他说：“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的民主生活，就一定会脱离群众，犯大错误。”[17]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在我国实行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和主要内容、目标。

把新闻宣传作为领导方法，要有一个中心，中心说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把革命报刊看作是召唤人们的一面旗帜或思想中心。列宁后来明确提出党报是“思想中心”。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曾把办报纸称为建党建得好不好的“中心一环”[18]。邓小平于1980年1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语重心长地说：“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19]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报中心”说的新的继承，融进了新思想、新内容。在党的多次会议上都特别强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他认为，舆论导向是否正确，关键是处理好三个问题：一是要激励人民，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二是要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三是要加强管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20]三个方面实际上是互相联系的，“激励人民”是目的，“服务大局”是准则，“加强管理”是手段，互为制约，重在效果。十六大以后，同志、李长春同志，都对新闻宣传做出过多次重要指示，进一步强化了党的主流媒体的“中心”意识和“中心”作用。新闻传媒在公共领域中要发挥主导作用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公众社会，公共领域的公众舆论怎样，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特别是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媒体在这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责任。信息时代的到来，媒体有时可以起到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的文明进步中，对政治力量以及其它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赋予新闻媒介以神圣职责。当然，从政治体制上来讲，民主制度也赋予新闻传播及其监督活动以合法性。在民主制度中，对权力的制约是保证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一般讲，对权力的制约有三种方式，一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二是以道德制约权力，三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由于权力的相互制约机制无法最终解决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就有了健全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使公共利益的主体——广大公民承担起监督者的责任，恰当地配置权力，以限制、阻遏权力的滥用。大众传播媒介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有效方式之一，是民主制度在话语领域最主要的表现。在我国，这种功能主要体现为舆论监督，它是指公民或新闻媒体发表与传播针对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批评性言论。作为一种功能，它是言论自由权的诸项政治与社会功能的表现。

我国的新闻传媒有舆论监督的传统，并在促进政府提高工作效率、揭露社会弊端、纯洁党的干部队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近年舆论监督力度的加大以及我党对媒体监督的支持大大提升了媒体在人民群众中的美誉度。一项调查显示：“64．1％的被访者表示，‘当看到社会上的不平事’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有24．3％的被访者‘在生活中遇到依靠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15．8％的被访者‘当遇到有意思的事’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统计表明，公众心目中的记者已经成了社会正义、公平的化身。

应当指出，现代传媒所表现出来的舆论力量，对推动社会秩序中的公共权力监督和公共舆论有着空前影响。我国是一个社会公共体系极为庞大、公共事务极其复杂的社会，人民尚未实现对执掌公共权力者的全面自由选举，在民众与政府关系中，公共权力特有的垄断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决定了民众很难对公共权力实施直接而有效的监督。加之近年来一些不良社会风气，已经使人们的政治热情不断减少，民众对政治普遍淡漠，除非当公共权力切实触及其自身利益时，他们才会做出反应。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保持社会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压力，以保证公共领域的正常运行，非社会舆论莫属。

新闻传媒因其传播活动同舆论的联系特别是通过舆论对政府决策的作用和舆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作用，服务于民主政治。传媒提供了民意上传的现代化工具，公众成员及公众团体可以通过传媒围绕其自身的利益等公开发出呼声，以此影响舆论，从而使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参考各方的呼声，这是民主的一种体现。此外，现代传媒对执政机构和官员的所作所为的报道，使公众了解这些情况，是使前者接受公众舆论监督的重要条件。而现代传媒作为面向公众的传播媒介，可以成为公众论坛，将公众对执政机构和官员的监督意见传递给后者。由传媒作为中介的舆论监督，是现代民主政治中对权力进行制约的重要方式之一。

应当说，近年来，我国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非常重视发挥新闻舆论的作用，以至党和政府把媒介纳入权力运作体系，把媒介变成有限公共资源，把批评报道变成民主化进程的内容。所有这些无疑提高了媒介的社会作用和地位，比较好地解决了一个交互作用的问题。比如：从公共性方面，媒介可以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这是它的宣传作用；另一方面，又可以是人民群众的喉舌。前者的意义具有一种权力背景，体现和彰显了党和政府的权威性。因此，重要的媒介批评、监督都是上级党委、政府认可的，是一种政府权力、态度的转化。从另一方面讲，把它纳人到一般意义上的媒介舆论监督，政府可进可退，减少了政府的压力。从制度层面上讲，政府把媒介批评纳入到一种治理技术，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因为在以往，传媒只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无从谈及公众舆论。现在把媒介纳入到社会治理的权力过程中，很自然地显现出它的公众批评的形象威力，为党和政府提供了一个合法的舆论平台。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当下的新闻媒体可以说正在成为公众精神、公众意愿的代言人。

具体说来，新闻传媒在参与现代政治民主中可以充当公众参与决策的工具；可以充当公众参与评判决策及其后果、议论公共事务的工具，充分聚焦公众注意力，围绕重大问题形成公众舆论，成为对权力进行舆论监督的工具。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下，国家除支持舆论对公共领域的监督外，应尽可能避免权力过分干涉公共领域，因为公共领域是公共权力与社会的契面，这样就可以既保障社会通往繁荣的道路，也为国家的复兴和繁荣提供坚实的基础。

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凸现了公民社会的地位与作用。从理论层面上讲，媒体监督只是舆论监督的一部分或者形式之一，为大众提供言论自由的通道或载体是它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在今天的情况下，媒介权力和政府权力往往结合在一块，把党政行为变相地以舆论监督的形式出现，弄不好会得到相反的效果。由于把媒介监督与舆论监督混为一谈，特别是把媒体监督与政府意见、权力结合在一起，使得媒介监督有时会出现“缺位”或“越位”，当老百姓真正需要代表他们的意见、心声时，媒体缺位、失语；而在有些场合，媒体的一些人利用媒体权力干预司法、干预人身自由，把社会公器变成个人私器或少数人专用之器。一旦这种“缺位”、“越位”泛滥，给社会造成的影响将是不可低估的。新闻报道、舆论监督，必须遵循客观原则。当然，大量事实证明，在有意识存在的社会里，客观有时只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理想且很难做到。这是因为，人是社会的人，是某一利益群体的一分子，人的社会属性铸就了新闻不可能超然物外，清澈如水。那么是不是我们就不去追求客观了呢?也不是!客观性首先是一种意识、理念，其次是一种方法，更高层面上应是一种境界。

媒体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社会公器，是一个舆论场，而公民社会中的公众则是民间的舆论场，两者共存于当下这个社会中，形成了特殊的公共部分。媒体通过自身的得天独厚的舆论监督加大并增进了公众对媒体的介入和信任。反过来，公众通过媒体的舆论监督，促进了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这两个舆论场的重合、互动，构成了现代社会健康文明发展的有效机制。重合得越多，这个社会就越和谐；重合得少，甚至于不重合，那这个社会就会出问题甚至产生社会动乱。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而构建和谐社会是实现这一共同理想的重要社会基础。我国新闻媒体任重道远，媒体不是局外人，媒体是最活跃和最有生命力的参与者、建设者，是先进生产力，它不仅要引领先进文化，担负党和人民的喉舌和桥梁纽带作用，同时又要成为一个重要的公众舆论平台。媒体要利用好这个平台承载起培育公民精神的神圣使命，努力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凝力，真正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积极的、建设性的重要力量。

注释：

[1][2][3]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210,510页。

[4](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264页。

[5][12][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316,255页。

[6]《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学习出版杜1996年版，第272页。

[7]《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146页。

[8][9][10][11][14][15][16](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48、112、153、]，6、177、192、197页。

[13][17]《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270页。

新闻传媒范文篇9

通过随机抽样方式，从2008年4月至10月之间自贡市电视台播出的《盐都播报》与《都市全接触》中各抽取了非节假日和非特别节目的9期节目进行内容分析，旨在正常情况下和自然状态中，对这两档节日所体现的普遍性特征进行客观研究。

1两档节目的本地新闻信息量分析

《盐都播报》每天的节目时间大约在十五分钟左右，每天的本地新闻信息量保持在7～9条新闻之间。平均每条新闻的时长为1.5～2.1分钟。《都市全接触》每天的节目时间大约在三十分钟左右。其中，除去每天固定的话题讨论子栏目《东评西说》以及天气预报等非新闻性栏目时间，留给新闻性节目的时间只有12分钟左右，每天的本地新闻信息量保持在5～6条新闻之间。平均每条新闻的时长为2—2，4分钟。

2两档节目的子栏目分析

《盐都播报》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盐都播报》的主体内容——本地的民生新闻，没有设置栏目名称；第二个子栏目“今日扫描”，内容主要为时政新闻，不属于民生新闻的范畴，以简讯的形式。《都市全接触》设置了五个子栏目：“目击现场”、“东评西说”、“当日快报”、“百姓说事”、“侯琪说天气”。除“百姓说事”和“侯琪说天气”之外，其余的内容都为民生新闻。“目击现场”把重大的、突发性的新闻事件在第一时间传递给市民，“东评西说”则通过“说新闻”加上“点评新闻”的方式，传递新鲜资讯并直接表明媒体的态度。“当日快报”选取当天国内报纸上刊登的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新闻资讯加以报道，信息量大，报道面广。

3两档节目的报道内容分析

通过对《盐都播报》与《都市全接触》两档节目的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了几个信息：

第一，两档节目的新闻内容侧重点虽然有相同之处，但更多的是不同。《盐都播报》的报道题材集中在文化遗产、交通治安、健身运动、农村信息、求助与助人信息等方面；《都市全接触》的报道题材集中在社会公德、就业上学、交通治安等方面。对于一些具有重大新闻价值的事件，两档栏目都有报道，但报道视角、报道内容则有所不同，避免了报道题材的重复。两档栏目不同的侧重点避免了两个栏目之间的同质化竞争并有利于观众了解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状况。

第二，“健身运动”和“农村信息”逐渐成为报道热点。2008年是“奥运年”，“全民健身”的理念深入人心，更多市民投入到体育健身活动中来。此外，自贡市提出了“体育惠民”战略，大大推动了群众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因此，这两档栏目中记录“健身运动”的报道数量也大幅度增多。

“三农”问题，是国家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农村税费改革、农民医疗保险、农村政策执行情况等问题，在两档栏目中都得到了客观、及时的反映。但是，两档栏目对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农村业余文化生活、农民的教育和技术培训等方面关注不够。

第三，“自贡市物质文化遗产”题材得到深化。

自贡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粲海井、吉成质?如何争取持续发展的空间?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革和完善：

1“大民生”的报道理念

地方电视传媒应树立“大民生”的报道理念，在新闻题材的选取、报道角度、报道方式等方面加以改进，提升民生新闻的高度，拓展民生新闻的厚度，充分发挥电视传媒的舆论影响力。

首先，拓宽民生新闻题材选取的范围。加大就业上学、物价波动、打假治劣等与市民衣食住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题材的报道力度；更多关注新兴的社会现象与流行的社会时尚。并加以解释、点评与引导；更多关注市民的艺术文化生活和民间文化艺术；通过独特的视角和创新新闻策划对当地独有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度报道和开发。

其次，改变报道角度。叙述角度由俯视向平视转变。运用平民的视角报道、平视的拍摄角度、平等的、平易近人的表述方式，关注现实社会，体现传媒的人文关怀。强化传媒的服务性，更多地从为老百姓服务、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来进行报道，并对观众进行正确的引导。

第三，改变报道方式。国家有关民生问题的大政方针，和各级政府的相关政策、规定，也是市民密切关注的。在报道方式上，应做到将这类“硬新闻”题材软化，将普遍的问题个体化，采用平民化的语言风格、故事性的叙事方式，将“硬新闻”人性化、人情化，以激发观众的收视兴趣。

2传媒资源的整合，发展民生新闻报道力量。

加强媒体间合作互动，建立一个由广播、电视、报纸、网络整合而成的媒体新闻信息平台，形成一个跨媒体的互动资讯架构。这种结构具有灵活互动，优势互补的特点，能够让传媒的新闻资源得到优化整合，利用率大大提高。

构建覆盖面广、主动活跃的“新闻线人网”和“新闻通讯员网”，培养和发展一批掌握基本拍摄和报道技能的“新闻线人”和基层“新闻通讯员”。在突发性的新闻事实发生时，处在新闻现场的新闻线人不仅能够丰富新闻线索来源，并能够作为临时记者承担起采制新闻的任务。从而保证突发新闻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并且他们通过自己的亲身记录，将日常生活变为媒体场景，在报道方式和报道内容上更加贴近民众。基层“新闻通讯员”队伍，能够敏锐地捕捉社会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中的生动实践和新鲜经验，并在情感上与民众相互交融，他们的报道能够迅速有效地传达民情、民意。

3培育民生新闻的特色品牌栏目，建构民生新闻节目体系。

培育民生新闻的特色品牌栏目。电视传媒应依托本土的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受众环境，培育一批具有相对优势和地方特色的个性化的民生新闻品牌栏目。具体的发展战略如下：

第一，在定位上突出差异化。以自贡电视台为例，可考虑将《盐都播报》发展成为“记录自贡市民每天生活”的聚焦本地新闻的民生新闻品牌栏目，在报道上突出新闻的现场性和权威性，在报道方式上体现细节性、故事化和人性化将《都市全接触》发展为提供快速和密集信息的民生新闻杂志栏目，关注视角拓展到国内外与国计民生相关的政策资讯、消费、经济等重大题材，把重点放在服务性和引导性的内容上。

第二，发展新的民生新闻栏目类型，建构更为完善的民生新闻节目体系。可依据现有的媒体资源和人文资源，开发新的民生栏目类型，建构更为完善的民生新闻节目体系。可开办民生新闻评论栏日，形成幽默诙谐、休闲轻松、精当犀利的评论特色，从而拓展民生新闻的深度。此外，可考虑培育采用方言播报和评论的民生新闻和民生新闻评论栏目。方言代表了地方的特色和文化，地方级电视台的收视对象主要为本地市民。因此，发展方言的民生新闻栏目，寻求多元化的表现形式，能够突出地域个性和语言特色，能够凸显浓重的本土文化，让市民感觉更质朴、细腻、率真，在情感上更加认同，有利于提高新闻传播的效果。

新闻传媒范文篇10

关键词新闻传媒和谐社会舆论导向公众舆论

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具有其它载体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探讨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功能、使命与作用，不仅是全体新闻宣传工作者的责任，同时也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必须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来认识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性，厘清它的功能、使命与作用。新闻传媒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舆论工具

传播学的诞生不仅仅是工业发展的结果，更主要的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从传播学学科初创之始，它就以其深刻的学科理念影响着社会。美国著名政治家、传播学奠基人哈罗德·拉斯韦尔早就指出传播学的三种社会功能：“(1)监视环境，揭示那些会对社会及其组成部分的地位带来影响的威胁和机遇；(2)使社会的组成部分在对环境做出反应时相互关联；(3)传播社会遗产。”他甚至乐观地设想过：“在民主社会中，合理的选择取决于教养，而教养又取决于传播，尤其取决于领导者、专家和普通百姓之间能有相同的注意内容。”[1]“专家、领袖和普通人可对世界大多数人的趋势有同样的大体估计，也可对战争的可能性有同样的总体看法。在整个社会，使普通人头脑中关于现实世界重大关系的图景，与专家、领袖头脑中的图景高度相等，将主要由大众传媒的控制者促成，这绝不是幻想。”[2]实际上，拉斯韦尔关于传播学的三项社会功能中，有两项是直接涉及生存环境构建问题的。在当下社会，人们已经无法离开媒介。另一位传播学家麦奎尔，还形象地列出了一个“媒介地图”，如图1。（图略）

这样一张媒介图，清晰表明了大众传媒作为一个中介，在社会、国家和媒介受众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学科特点，通过适当的价值目标、实现控制，以及给受众提供信息文化服务方面的协调关系。比如，媒介与其它机构，媒介与公众之间的联系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媒介与社会的替论。另外，他还通过对以媒介的变化、自由、多样性为内容的“离心性”和以秩序、控制、整合性、聚合性为内容的“向心性”等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有益借鉴。另一位美国著名媒介批评家和新闻学者阿特休尔，在其《权力的媒介》中摒弃冷战思维的“报刊的四种理论”，重新划分成三种社会传播模式，即市场经济世界模式、马克思主义世界模式、进步中世界模式。尽管这种分法的科学性还有待研究，但它通过对三种模式在新闻事业的目的、信念、新闻自由等方面内容进行比较分析证实：不管是哪个模式，也不管它是介于何种政治、经济或社会制度，传媒的性质和功能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有其明显的一致性，且主要体现在目的、信念方面。阿特休尔深刻指出：“当今世界有时被人称为核时代，有时被人称为信息爆炸时代。这些术语的含义都是指同一件事，即：世界是一个科学技术使之改换面貌的世界，一个充满前途和希望的世界；然而同时又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对世界的生死存亡具有真正的威胁。爆炸式的突飞猛进、铺天盖地的情形既是知识的源泉，又是毁灭的种子。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秩序中，在新闻媒介从事工作的男男女女，包括新闻商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描绘世界面貌的正是那些人，而世界面貌构成人类抉择行动的基础。认识不到这个基本而又严酷的事实就无法理解新闻媒介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3]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已进入到信息社会。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人们消费的“信息系数”与“恩格尔系数”恰好呈负相关性，即生活水平越低，饮食支出越高，而生活水平越高，信息系数则越高(见图2)。（图略）

当今社会，新闻传播无疑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新闻已经成了政治信息体系中的核心，甚至成为当下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工具之一。不管是国家元首，还是利益集团，抑或普通民众，只要把其信息放在新闻文本里面，新闻就不再只是政治角色与其观众交流的平台，它已经成了从国家上层的政治精英到普通老百姓，了解和监督自己的利益是如何被公开反映的主要渠道，成为他们了解政府和政治的运转，人们的生活状况以及谁在那里制造了新闻，或谁没有制造新闻，新闻如何影响社会，如何影响政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交流平台。特别是在大众传媒时代，政治家们都已经很习惯地走到公众面前，利用大众传媒向广大民众传递他们的思想。信息已经越来越被控制在政治精英们的手中。

现代新闻的体系结构可以概括为三元结构：一是媒体本身，这是新闻的生产基地；二是政治家、政治精英，新闻离不开政治家，政治家也离不开媒体；三是读者，亦为受众，离开受众，新闻就失去了基础，受众是新闻的消费者。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新闻传媒

构建和谐社会的长期任务

新闻传媒要充分发挥舆论引导的优势，弘扬舆论引导之“势”，发挥引导之“术”，把握引导之“度”，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传媒舆论的重要性有两个经典比喻：一是“社会舆论的纸币”，二是“党和人民的喉舌”。1850年11月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篇合写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以前，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1849年2月7日，马克思在法庭上严正驳斥对《新莱茵报》的控告，他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4]一百五十多年以来，“社会舆论的纸币”的流通已不限于报纸，它从单一的报纸发展到广播、电视、网络、数字化媒体，流通的速度更快捷、更广泛、影响力更大。

1957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里的目标，描述的就是一种“和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总之，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5]他主张新闻单位要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切，都是为了在党指引的道路上，安下心来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庚好的舆论环境。1996年9月26日，在视察人民日报社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6]

构建和谐社会，坚持正确的舆论引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一贯提倡的。新闻舆论引导之势要反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从全局考虑，去反映大事、大情、大理。主流媒体特别是党报党刊，央视和各省市的广播、电视，有责任做大做强主流媒体的舆论场，发挥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和主渠道作用，要在舆论引导中成为“领唱者”。现在有一些媒体，习惯于炒作那些发生在周围的鸡毛蒜皮，美其名曰“民生”新闻、“公共”新闻。应当说，偶尔为之，也没什么不好，但长此以往，甚至把什么“民生”新闻搞成“主打”产品就不好了。

发挥舆论引导之势，首先要关注大势。何为大势?大势就是大趋势，大道理。比如2003年的抗击非典，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反分裂国家法，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开发西部和中部崛起的问题，三农问题等，都是国家的大势。

在关注大势方面，新闻传媒积累了不少丰富的经验。比如，对1998年抗洪斗争的宣传以及后来升华出的抗洪精神，2004年全国新闻单位开展的“三项学习”、“三贴近”活动，2004年各大媒体集中宣传任长霞、牛玉儒等典型人物，彰扬了党的优良传统，感动了多少中国人。所有这些，都是一种大势，都是舆论引导之势的大手笔。

舆论引导之势要在厘清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多下工夫，观念一变，效果也不一样。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90年代初由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组“皇甫平”的文章引发的关于姓社姓资的大讨论等，尽管已经过去十几年、二十几年，但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出的舆论引导之势的作用，无论今天怎样去评价，我想都不过分。

舆论引导之势要关注热点、焦点问题。舆论之矢，要射热点、焦点问题之的。当今社会热点、焦点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大多数人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一般都具有共同的特性，一是它们集中反映了社会中的复杂性，公众关注程度比较高；二是普遍性，这也是热点、焦点问题的特性之一。还有许多热点、焦点问题往往会由一些突发事件而诱发连锁反应，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大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料，一旦处置不当，将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对热点、焦点问题的把握，特别是突发事件的把握，显得尤为重要，已经成为引导舆论工作的重要手段。

在引导舆论工作中，还要善于把握好舆论引导之“度”。“度”是一种状态，同时又是方法。中国古代的“过犹不及”讲的就是“度”的问题。讲：“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7]热点、焦点问题的引导，都有一个度的问题。有些时候，今天是热点、焦点，明天可能就不是了，今天不是，明天可能就是了，要善于从共性中找个性，透过现象看本质，防止片面性。另外，要特别重视舆论引导之“术”的问题。舆论引导要产生好的效果，一定要讲究引导艺术。

如果说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党的新闻工作的生命、灵魂、根本任务的话，那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正是集中体现了正确舆论导向的要求，概括了舆论导向的本质，凝练了舆论导向的丰富内涵。三个“贴近”是一个相互关照的有机整体，既是原则，又是内容，三贴近集中体现了党的意志与人民群众利益高度一致的要求。三贴近不仅仅是一种工作方法，同时也在党、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形成一个牢固的桥梁、纽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载体。

把新闻宣传作为一种领导工作方法，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作用

把新闻宣传当作一种领导工作方法，是我党在长期政治工作中形成的宝贵经验。早在1940年，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就写道：“《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8]他把所有《中国工人》的读者都看作是(中国工人)这个“学校的学生”。1944年3月22日，在谈到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时，称看报比吃饭更重要。他生动地说：“关于报纸，现在高级领导同志，甚至中级领导同志都有一种感觉，没有报纸便不好办事。饭来了，报来了，我们有些人是先看报、后吃饭的。”[9]这种“没有报纸不好办事”的感觉，已经把报纸看作是指导工作、教育人的重要工具。邓小平在1950年5月16日召开的西南局新闻工作会议上提出，“拿笔杆子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

用新闻宣传指导工作，必须旗帜鲜明，是非分明，立场坚定。一再强调：“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10]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受“”流毒的影响，在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一股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一些报刊上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现象，影响稳定。邓小平及时明确地提出：“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他进一步提出，不管是组织讨论还是开展批评，都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否则，如果人人自行其是，不在行动上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决定，党就要涣散，就不可能统一，不可能有战斗力。

回顾我党八十多年的新闻工作实践，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是取得革命成功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典型报道问题。非常重视典型报道，他曾讲过“凡典型的，都应当公开报道”[11]。邓小平也曾清楚地提醒，“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12]。我们党在典型宣传方面有许多成功的例子，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把新闻宣传作为工作方法，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让人民群众明白道理，辨明是非。邓小平曾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列为办好报纸的三个基本条件之一。他讨厌报纸报喜不报忧，认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13]。更是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看作是实现党内团结的重要武器。他曾就报纸上如何开展批评提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14]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方针。“开，就是开展批评。不开展批评，害怕批评，是不对的。好，就是开展得好。批评要正确，要对人民有利，不能乱批评一阵。什么事应指名批评，什么事不应指名，要经过研究。管，就是要把这件事管起来。这是根本的关键。党委不管，批评就开展不起来，开也开不好。”[15]开展对人民内部问题的尖锐批评应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尖锐得要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16]

舆论是一把双刃剑，邓小平非常注重通过舆论去监督我们党和党员，取信于民。他说：“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的民主生活，就一定会脱离群众，犯大错误。”[17]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在我国实行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和主要内容、目标。

把新闻宣传作为领导方法，要有一个中心，中心说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把革命报刊看作是召唤人们的一面旗帜或思想中心。列宁后来明确提出党报是“思想中心”。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曾把办报纸称为建党建得好不好的“中心一环”[18]。邓小平于1980年1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语重心长地说：“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19]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报中心”说的新的继承，融进了新思想、新内容。在党的多次会议上都特别强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他认为，舆论导向是否正确，关键是处理好三个问题：一是要激励人民，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二是要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三是要加强管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20]三个方面实际上是互相联系的，“激励人民”是目的，“服务大局”是准则，“加强管理”是手段，互为制约，重在效果。十六大以后，同志、李长春同志，都对新闻宣传做出过多次重要指示，进一步强化了党的主流媒体的“中心”意识和“中心”作用。新闻传媒在公共领域中要发挥主导作用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公众社会，公共领域的公众舆论怎样，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特别是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媒体在这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责任。信息时代的到来，媒体有时可以起到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的文明进步中，对政治力量以及其它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赋予新闻媒介以神圣职责。当然，从政治体制上来讲，民主制度也赋予新闻传播及其监督活动以合法性。在民主制度中，对权力的制约是保证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一般讲，对权力的制约有三种方式，一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二是以道德制约权力，三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由于权力的相互制约机制无法最终解决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就有了健全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使公共利益的主体——广大公民承担起监督者的责任，恰当地配置权力，以限制、阻遏权力的滥用。大众传播媒介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有效方式之一，是民主制度在话语领域最主要的表现。在我国，这种功能主要体现为舆论监督，它是指公民或新闻媒体发表与传播针对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批评性言论。作为一种功能，它是言论自由权的诸项政治与社会功能的表现。

我国的新闻传媒有舆论监督的传统，并在促进政府提高工作效率、揭露社会弊端、纯洁党的干部队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近年舆论监督力度的加大以及我党对媒体监督的支持大大提升了媒体在人民群众中的美誉度。一项调查显示：“64．1％的被访者表示，‘当看到社会上的不平事’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有24．3％的被访者‘在生活中遇到依靠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15．8％的被访者‘当遇到有意思的事’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统计表明，公众心目中的记者已经成了社会正义、公平的化身。

应当指出，现代传媒所表现出来的舆论力量，对推动社会秩序中的公共权力监督和公共舆论有着空前影响。我国是一个社会公共体系极为庞大、公共事务极其复杂的社会，人民尚未实现对执掌公共权力者的全面自由选举，在民众与政府关系中，公共权力特有的垄断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决定了民众很难对公共权力实施直接而有效的监督。加之近年来一些不良社会风气，已经使人们的政治热情不断减少，民众对政治普遍淡漠，除非当公共权力切实触及其自身利益时，他们才会做出反应。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保持社会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压力，以保证公共领域的正常运行，非社会舆论莫属。

新闻传媒因其传播活动同舆论的联系特别是通过舆论对政府决策的作用和舆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作用，服务于民主政治。传媒提供了民意上传的现代化工具，公众成员及公众团体可以通过传媒围绕其自身的利益等公开发出呼声，以此影响舆论，从而使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参考各方的呼声，这是民主的一种体现。此外，现代传媒对执政机构和官员的所作所为的报道，使公众了解这些情况，是使前者接受公众舆论监督的重要条件。而现代传媒作为面向公众的传播媒介，可以成为公众论坛，将公众对执政机构和官员的监督意见传递给后者。由传媒作为中介的舆论监督，是现代民主政治中对权力进行制约的重要方式之一。

应当说，近年来，我国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非常重视发挥新闻舆论的作用，以至党和政府把媒介纳入权力运作体系，把媒介变成有限公共资源，把批评报道变成民主化进程的内容。所有这些无疑提高了媒介的社会作用和地位，比较好地解决了一个交互作用的问题。比如：从公共性方面，媒介可以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这是它的宣传作用；另一方面，又可以是人民群众的喉舌。前者的意义具有一种权力背景，体现和彰显了党和政府的权威性。因此，重要的媒介批评、监督都是上级党委、政府认可的，是一种政府权力、态度的转化。从另一方面讲，把它纳人到一般意义上的媒介舆论监督，政府可进可退，减少了政府的压力。从制度层面上讲，政府把媒介批评纳入到一种治理技术，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因为在以往，传媒只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无从谈及公众舆论。现在把媒介纳入到社会治理的权力过程中，很自然地显现出它的公众批评的形象威力，为党和政府提供了一个合法的舆论平台。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当下的新闻媒体可以说正在成为公众精神、公众意愿的代言人。

具体说来，新闻传媒在参与现代政治民主中可以充当公众参与决策的工具；可以充当公众参与评判决策及其后果、议论公共事务的工具，充分聚焦公众注意力，围绕重大问题形成公众舆论，成为对权力进行舆论监督的工具。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下，国家除支持舆论对公共领域的监督外，应尽可能避免权力过分干涉公共领域，因为公共领域是公共权力与社会的契面，这样就可以既保障社会通往繁荣的道路，也为国家的复兴和繁荣提供坚实的基础。

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凸现了公民社会的地位与作用。从理论层面上讲，媒体监督只是舆论监督的一部分或者形式之一，为大众提供言论自由的通道或载体是它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在今天的情况下，媒介权力和政府权力往往结合在一块，把党政行为变相地以舆论监督的形式出现，弄不好会得到相反的效果。由于把媒介监督与舆论监督混为一谈，特别是把媒体监督与政府意见、权力结合在一起，使得媒介监督有时会出现“缺位”或“越位”，当老百姓真正需要代表他们的意见、心声时，媒体缺位、失语；而在有些场合，媒体的一些人利用媒体权力干预司法、干预人身自由，把社会公器变成个人私器或少数人专用之器。一旦这种“缺位”、“越位”泛滥，给社会造成的影响将是不可低估的。新闻报道、舆论监督，必须遵循客观原则。当然，大量事实证明，在有意识存在的社会里，客观有时只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理想且很难做到。这是因为，人是社会的人，是某一利益群体的一分子，人的社会属性铸就了新闻不可能超然物外，清澈如水。那么是不是我们就不去追求客观了呢?也不是!客观性首先是一种意识、理念，其次是一种方法，更高层面上应是一种境界。

媒体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社会公器，是一个舆论场，而公民社会中的公众则是民间的舆论场，两者共存于当下这个社会中，形成了特殊的公共部分。媒体通过自身的得天独厚的舆论监督加大并增进了公众对媒体的介入和信任。反过来，公众通过媒体的舆论监督，促进了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这两个舆论场的重合、互动，构成了现代社会健康文明发展的有效机制。重合得越多，这个社会就越和谐；重合得少，甚至于不重合，那这个社会就会出问题甚至产生社会动乱。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而构建和谐社会是实现这一共同理想的重要社会基础。我国新闻媒体任重道远，媒体不是局外人，媒体是最活跃和最有生命力的参与者、建设者，是先进生产力，它不仅要引领先进文化，担负党和人民的喉舌和桥梁纽带作用，同时又要成为一个重要的公众舆论平台。媒体要利用好这个平台承载起培育公民精神的神圣使命，努力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凝力，真正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积极的、建设性的重要力量。

注释：

[1][2][3]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210,510页。

[4](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264页。

[5][12][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316,255页。

[6]《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学习出版杜1996年版，第272页。

[7]《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146页。

[8][9][10][11][14][15][16](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48、112、153、]，6、177、192、197页。

[13][17]《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