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史范文10篇

新闻传播史范文篇1

关键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跨文化传播，政治传播

1913年（癸丑年），是中国报业史上的灾年。袁世凯为了达到专制独裁的目的，派人刺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与此同时，袁世凯对国民党系统的报纸和其他反袁报纸进行摧残，大批报馆被查封，大批报人被杀害。到1913年底，全国报纸由年初的五百多家减少到一百三十多家，史称“癸丑报灾”。

但是，同时有几份少数民族报刊却在此时创刊了。他们是《蒙文白话报》、《藏文白话报》、《回文白话报》。

为什么会在报业万马齐喑的时候，“怪异”地出现这三份报纸？

一，从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怪异”现象说起

说到这三份报纸不能不提到蒙藏事务处（后改蒙藏事务局）。其实，中华民国成立后，标榜五族共和，在中央设蒙藏事务处，1912年7月24日成立蒙藏事务局，该局直隶于国务总理。担任第一任总裁的是《婴报》的创办人贡桑诺尔布。

《蒙文白话报》、《藏文白话报》、《回文白话报》均在1912年9月开始筹备，1913年元旦由蒙藏事务局领导创办的，由其办报处具体负责。办报者的主要人选由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选聘。第一位总编纂徐惺初。他在白话报周年纪念词中说：“本报梓行，迄今一期，经始之际，仆承总裁之命，谬膺总编辑一职。”办报处陈容整齐，设有总编纂、总经理、汉文主任、蒙文主任、藏文主任、回文主任、汉文编辑、蒙文藏文回文编辑和录译员，以及庶务员、缮写、校对等编制达29人，还在西藏、内蒙古、新疆、甘肃等省各地驻有选聘的访事专员21名。

可见其中有很强的政府行为在里面。

我们来看这三份报纸的板报宗旨：

例如《藏文白话报》，从栏目的设置和内容来看，《藏文白话报》更像民国时期蒙藏事务局的“政务公报”。藏汉两种文字印刷，扩大了报纸的影响范围。不仅汉藏民族可以阅读，对于关注西藏事务的，只要粗懂汉文的其他民族也可以阅读，该报总纂徐敬熙称：“发刊以来，边陲各界大受欢迎。刊发请益之文电络绎不绝于道，益坚边氓内乡之心。”并且强调边境安定与民族团结，“其文字收功，远轶于武力”。

又比如：《回文白话报》，它是民初回族刊物。1913年1月由蒙藏事务局创办，月刊。每期封面印有交叉摆放的两面五色民国国旗。该刊由王浩然主笔，张子文任编辑主任。鉴于当时封建初倾，共和方兴，“边务吃紧，外人干涉著著进行”，“英俄等国窥伺”，“均有白话报暗为传布”，故《回文白话报》以“开通边地风气，联络感情”，“讲解共和之真理，消弭昔日之嫌疑，使其倾心内向，以杜外人觊觎之渐”为宗旨。该刊“发刊词”明确表示：“以中华民国优待蒙、回、藏，与以前君主专制时代不同；蒙藏事务局优待蒙、回、藏，与以前理藩部时代不同，取其施行政令，公布周知，免致传闻失实”，并期冀“蒙、回、藏同胞以中华民国为前提，合力并进”。

由此可知，这是一份面对全体回族，特别是边疆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宣传国家统一，抵制英俄等国分裂活动的杂志。其内容包括图片（照片）、法令、论说、要闻、文牍、杂文、问答、小说、文件等诸多方面。

新闻信息的传播在这里已经有很大的政治传播的成分在内了。

该刊创刊号刊有关于“联合五族组织新邦，务在体贴民情，敷宣德化，使我五族共享共和之福”的“临时大总统令”，以及《论五族共和之幸福》、《蒙藏事务局沿革记》、《中国改称中华民国是何意》、《合群思想》、《猛回头》、《记飞行艇》等文章。此外，还在“文牍类”中发表了王振益（友三）、王宽（浩然）、张德纯（子文）、安祯（静轩）四位教长领衔，安镜泉、丁庆三等二十四位回族群众共同签名的“全体回族”上“大总统”之呈文，其中称“共和政体宣布，亿众欢腾”，“五大族为一家”，是“千古未有之美举”！那这些报纸的效果又如何呢？

《回文白话报》很受边疆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人民喜爱。1913年8月20日《新中国报》曾报道说：《回文白话报》“不惟可以增长该三族人民知识，并且晓然共和统一系为四万万同胞谋幸福。”并列举了藏族“柯春科寺大剌嘛香辈奉读之下，视为神奇世宝，日与大众讲说，且供奉殿中，渐次影响传播民间；而林葱各土司群诣办公长官行署，多方要求，电达中央添赏数份”。《回文白话报》在转载这一则报道时表示：“本报出版以来，虽承蒙、藏、回三族人民之爱读，然不敢以之以自信”，一面再次申明：“区区之意不过欲我五族人民共和一轨道，进化于大同耳”。

那么这样的报刊的结果怎样？又会因为怎样的原因而停刊？

至1914年5月，因蒙藏事务局财政负担过重而与《蒙文白话报》、《藏文白话报》同时休刊。

以政治任务而开始，又以非急迫的政治议题而屈从于财政压力，被自行停刊。可见其难以自身发行量维持生计。其实不难发现，这些早期的少数民族报纸更多是在做政治传播。

我们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长河中，还可以看到，政治传播在新的政治语境中具有了新的意义，这一点有别与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传播。

比如，“”动乱的10年是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特殊发展的年代。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跟全国的新闻事业一样，成为重灾区。绝大多数民族文字报刊被查封，或被迫停刊，保留下来的主要是自治区首府的党委机关报或者历史比较悠久的几张报纸。这些报纸，除了以少数民族文字印刷发行之外，已无特色可言。再有，绝大多数民族文字报社实行军事管制，民族新闻工作者以莫须有罪名遭到迫害，各种专业技术人员锐减，“”之后出现了人才的“断层”。

少数民族新闻史学者白润生指出：“虽然如此，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民族团结政策还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即是在党的新闻工作传统遭到严重破坏的十年浩劫中，我国少数民族文字报业也有新的发展，尤其是在广大民族新闻工作者逐渐认清的倒行逆施后的70年代，又有一些民族文字报纸创刊、复刊。如内蒙古自治区的《乌兰察布日报》的蒙文版就创刊于1971年。又如少数民族文字的《参考消息》在动乱的十年中又增加了哈文版(1975年8月1日创刊)和蒙文版(1973年4月1日创刊)，1975年开始向全国发行。维、哈、蒙三种文字的《参考消息》都由新疆日报社翻译出版。“三种民族文字的《参考消息》都从帮助广大少数民族干部、知识分子和各界群众开阔眼界，认识世界，正确分析和判断国内外形势，满足少数民族日益增长的新闻欲的角度出版发行的。…民族地区的电视事业也在这个阶段诞生发展。内蒙古电视台和新疆电视台都筹建于1960年，1970年两座电视台开始播放黑白节目，揭开了自治区电视台历史的第一页。云南电视台1969年10月正式播出。这个阶段，还有一批地州盟的电视台创立，1971年包头台创办，1973年呼伦贝尔台创办，1977年延边台创办，等等。民族地区电视事业的诞生为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又增强了一个年轻的伙伴，电视事业从无到有的飞跃不能不让人高兴。”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为维护中国领土统一，加强对中国边疆的控制，由政府组织出面办报等其他创办传播媒介的行为毫不奇怪。新中国的少数民族传播行为，与封建社会传播行为必须区分，且必须抓住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分清在不同政治语境中，有着不同的政治传播行为。这不仅仅是个新闻史学范式转换的问题，也是一个学术研究的逻辑前提。

这些都必须放在政治传播的理论框架内来解释,否则我们如何理解一些少数民族报纸的消亡。比如，少数民族报纸的《正宗爱国报》1913年后，该报加强了揭露时弊、抨击袁世凯政权的腐朽和日趋不得人心状况的力度。7月26日，该报刊出关于警察、士兵与议员生活及相应工资对比的“时评”，被袁政府找到借口，于7月28日责令停刊，8月1日将“总理”丁宝臣逮捕，罪以“惑乱军心，收受乱党资助”等名目，于8月19日晨，将其杀害，该报亦就此终刊。

这从反面看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意志，两种少数民族报纸的不同境遇，反映了他们共同的功能，也说明了少数民族报纸并不具有“特别的生命力”。

二，政治传播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主要内容

那么这一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怪异”的现象说明了什么？同样的少数民族报刊在同样的时代背景遭遇到生死迥异境地。我想这一现象清晰地显示了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历代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央政府为维护多民族大一统局面，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安定团结，在行政上，为加强了对少数民族政治思想文化控制，实行了跨文化传播，而整个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亦在此宏观背景下展开，延伸，壮大或者出现暂时性的倒退。

同样地，对于非少数民族的新闻传播行为，亦是具有强烈的政治传播色彩。

比如，一些学者认为的最早的中国古代报纸──唐朝的官报。

“进奏院”的情报机构是从唐朝中期正式建立的。这是一种地方驻守在中央的了解情况的联络机构，颇为类似现在在首都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一机构定期把中央或首都发生的一些政界、军界大事，包括官员的任免、军事快报、皇帝行踪等，向本地区的首脑人员汇报，这些首脑人物在当时具体来说主要是节度使。

进奏院最早起源于每年各地朝集使在京城居住的临时房舍。从唐太宗贞观年代起，才开始正式由有关部门给他们建造专门邸舍。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由于藩镇逐渐强大，都需要在京师安排自己的耳目，及时了解中央的动向，因此正式改名为“进奏院”。这名称表面上好像是地方及时向中央“进奏”本地情况，但实际上主要任务是收集中央和其他各地的情报。到唐朝后期，这种进奏院在长安多至50多个。

进奏院的官员级别较高。最高时，他们的职位相当于中央的御史大夫，即副宰相的级别。他们自有一套通信系统，但主要还是利用官驿的设备。

进奏院的出现，促进了一份新闻报纸的问世，这就是《开元杂报》。新闻史家们认为这是我国第一份报纸。《开元杂报》是一份雕版印刷的文书，是由进奏院人员编辑的。内容包括从各处进奏院收集来的军事、政治情报。不定期出版，每期单张，字数不多，大体上每行15字，每页13行，一律楷书大字，有界栏而无中缝。从其印刷的份数和读者面来说，这份报纸还比较原始。可惜的是因为当时印得很少，读者又仅限于进奏院的少数上层官员和各地节度使，所以遗留于世极稀。盛唐时的《杂报》保留到中唐时期的已寥寥可数了。中唐人孙樵曾见过数十百条，其内容有：“某日皇帝亲耕藉田”，“某日百僚行大射礼”，“某日诸蕃君长请扈从（跟从皇帝）封禅”，“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在朝廷上争论）”等等。

大体上相当于现在日报的每日要闻。可惜的是，自孙樵后，人们就很难见到了。如今我们只是从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一篇文章中才知道那时有这样一份报纸。

但是，从进奏院的机构和《开元杂报》的问世，我们可以了解到隋唐时期通信事业的发展，了解到《杂报》和各地邮驿的密切关系，了解到那时消息的畅通，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邮驿事业的发达。

其实，不光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而整个古代新闻传播史都在政治话语与政治议题中打转，很难摆脱这些政治传播的纠缠。不难看出这些最初的报刊的出现是为满足当时的政治交流传播的需要，一种协调政治上下关系的需要。

这也显示了新闻传播活动的重要功能：监控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化。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亦得到了在政治上文化上强大的功用。

而所谓“政治传播”，更是直接体现了“监控环境，协调社会关系”的传播功能。政治传播学者邵培仁先生说：“所谓政治传播,是指政治传播者通过多通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对策。政治传播是政治的喉舌，是一定阶级或利益集团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实施的一种活动或手段。”

国外学者费根（R·Fagan）在他的《政治与传播》一书中说：“凡是与政治制度的功能有实际的或潜在的影响的一切传播活动，都是政治传播活动。”

而陈谦在《传播、政治传播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体系》一文中对“政治传播制度”有如下定义，即政治统治者为满足信息控制的需要而制定和施行的使信息传递、扩散、存储等活动程式化的模式。

可见，中国古代邮驿制度的本质更是一种政治传播的信息控制方式。

而政治传播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主要内容，一部少数民族传播史就充分地表现了这一点。

三，政治传播理论与文化传播理论是解读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最佳理论工具

如何解释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此种宏观背景，本文认为政治传播理论与文化传播理论是解读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最佳理论工具。

历史学家给我们提供了思路。刘青峰，金观涛在《兴盛与危机》提到，“许多历史学家十分注意中国封建国家的特点——以强大的中央集权克服分散性。他们认为，这种专制主义国家组织了巨大的官僚系统，依靠政权力量推行重本抑末、闭关自守、把盐铁矿及手工业置于官办的经济政策，依靠政权力量独尊儒术对思想文化严密控制，这些政策有效地延续着封建制度，遏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发展。这种学说着重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性问题，并在揭示中国封建国家机器的特点及其如何发挥全面控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作用方面做了大量的分析。”

两位作者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假说：“一体化结构”（“超稳定结构”）

“实现了一体化结构是中国封建大国和其他封建国家在结构上的重大差别。我们前面提到，一体化意味着把意识形态结构中和政治结构中的两种组织力量仍合起来，形成一种超级的组织力量。那么，一个社会要利用一体化来组织一个稳定的封建大国，在其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中就必需具备如下一些条件：①社会上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可以执行联系功能的阶层；②这一阶层必须具有统一信仰，并具有积极的统一的国家学说；⑤必须在全国范围实行官僚管理的郡县制。④利用具有统一信仰的阶层组织官僚机构，对全国实现统一的行政管理。”

而邮驿制度和阶层组织官僚机构本身就是在不断进行政治传播内容，而且多以新闻传播的方式发出，增加即时性和控制力。

让我们粗考察一下这种跨文化传播和政治传播在“大一统”政治学的作用。

自中华多民族局面形成以来，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就没有停止过。虽然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文化交流的内容、形式和规模都不一样，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传播机构，但中华各个民族进行交流的需要、愿望和迫切性是完全一致的。也正是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使得中国不同地区的文明得到了交流融合和促进。例如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的出现，南北朝时代各个少数民族的发展。

“每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够在同域外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充实和发展自己，文化的开放性就表现在这里。”为了保证自己文化的正常发展并及时地、连续不断地吸收来自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文化营养，多个地区和民族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对外传播媒介的建设就是这种探索和努力的有效工具与手段。例如邮驿制度在唐朝少数民族聚居的今吐鲁番一带为唐朝的西州，它北达庭州（治所在今乌鲁木齐），南到沙州，东抵伊州（治所在今哈密），西至安西，都有宽敞的驿路相通。西州内部建有驿路11条，据今存《西州志》残卷载，计有花谷道、大海道、银山道等。敦煌遗书《沙州图经》一共记载了20个驿站，名称有州城驿、横涧驿、阶亭驿、双泉驿、第五驿、悬泉驿、无穷驿、空谷驿等。可以看出，这些驿，有些近城，有些近涧泉，有些在惊险的山路上。值得注意的是，这20个驿集中在今敦煌县一个县境内。一县就有这么多驿，可见当时敦煌地区驿路是相当发达的，管理也十分严格。著名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在从敦煌西行到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时，描写沿途的驿站设施说：“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前月发西安，路上无停留”。1973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挖掘出土的当年马料收支账，其中列出唐时驿名有交河、天山、神泉、达匪、银山、柳谷、柳中、赤亭等10多个。《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政府在今新疆地区还设有许多驿馆。如在焉耆设有吕光馆、新城馆，在交河设有龙泉馆，在碎叶、疏勒沿途设有谒者馆、羯[jié捷]饭馆等等。有些驿馆很明显是为了接待少数民族和外国客商的。从敦煌到新疆驿路沿途，行进着大批马、牛车队，还有沙漠运输的特种畜力——驼群。这些运输工具，使当时西部边陲地区，呈现一片忙碌景象。现在敦煌莫高窟三○二窟所保留的隋朝《驼车过桥》壁画，就生动地反映了当年驿路的繁荣。这些珍贵材料，说明了唐时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确有发达的邮驿系统。

这些新闻传播活动，加强各个民族精神上的联系，形成了主导社会意识，加强了社会文化认同。但我们应该同时看到中央政府对各个少数民族的强势跨文化传播仍是一种治理技术手段。例如，民国初年建立的治边机构蒙藏事务局，并由该局编辑出版三份少数民族白话报。不可忽视的是，历史上“大汉民族”独尊意识仍在主导着这一跨文化传播，也形成了文化传播上的“逆差”即汉族文化多流向少数民族文化地区。“这种差距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缓慢；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自我国奴隶社会以来，尤其是进入封建社会之后，地处边远的各个少数民族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不公正的对待，内乱、仇杀、战争，以及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使他们落在了中国主体民族——汉族的后面。”

“新闻，是受众所获得的具有传播价值的信息”。自古以来，新闻和新闻传播是个渐变的过程，各个时代的传播媒介、传播方式不尽相同，新闻传播的方式随着历史和技术手段的发展不断改进和完善，强烈地体现着不同时代的历史特征。在报纸产生前，人们交流信息的方式主要依赖于口头和较为原始的信号如烽烟、结绳等传播；随着纸张的产生，史书和其他非报纸媒介如话本小说等便承担了传播信息的任务。

对于不同的传播方式，我们有不同的意义阐释。“传播媒介是传播过程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传播行为得以实现的物质条件，是传播活动中传播信息的中介、通路和渠道。”

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包含了政治传播与文化传播的重要领域。

“可以说，游说诸侯是先秦口语传播的最高境界，表现了游说之士的技巧与智慧；而‘采诗’和‘观风’则体现了传受双方在传播上的互动；从史官纪事可以管窥中国早期专业新闻传播活动，史官所具有的良史精神和新闻职业道德是历史上除史书以外的宝贵财富；唐代通过玄奘西游和鉴真东渡迅速发展了对外的宗教、交通、商业等信息的传播；宋代书院所传播的学术文化与明代的东林党、复社所进行的朋党、社团传播是其鲜明而特定的历史环境的产物；白马东来的佛教传播沁润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纵观我国的历史，各具特色的史实、各显其能的人物、百家争鸣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起着传播的作用。会盟制度所体现的便是历史长河中同样具有传播意义和民族特征的传播方式。”

对于清代蒙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会盟制度来说，“我们通过史实看到更多的是传播学意义上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政治传播方式。”

封建大国的维持，要依靠受中央政府牢牢控制的官僚机构。各级机构必须把中央政府的号令、政策贯彻到所辖地区。统一的号令、政策只有通过一定的通信系统才能传达到各级官员那里。因此，对统一的大国来说，还必须有克服信息传递障碍的统一的文字和发达的交通通讯网。中国封建社会正是如此。象形表意的中国方块字，有利于克服由于地域辽阔所带来的方言繁杂的障碍，成为几千年来始终畅通的思想文化交流的工具。只有具备这种重要通信工具，才有可能建立一种跨地域的文化联系。而掌握了这种通讯工具的儒生，也便成为组织官僚机构所必需依靠的阶层。儒臣的政治地位是和他们的文化地位紧密相关的。我国封建社会文化联系的通道较为畅通，造纸和印刷术由我国发明正是反映。唐代就出现了官办报纸。北宋末年，民办报纸在社会上也广为流传。

而一些文化传承，宗教传入与传播，以及为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各朝代对儒家文化的推广，都可贵于文化传播的研究领域。

小结，“理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意义

首先，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上重大的文化政治语境，在迷雾中破解新闻传播种种特异现象，可以使我们发现那些被大量细节掩盖着的少数民族新闻重大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有助于今天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各民族各民族团结平等。在英文中Communication不仅有“传播”还有“交流”，“共享”之意。考察这一现象，可以启发我们维持一种良好的文化生态，共同促进各个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消除文化传播的“逆差”。

最后，在一个宏观背景下，“和谐社会”是中国文化最高目标，世界文明和文化的多样化在新世纪里有其重要的意义，但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却告诉我们文明的不兼容性，例如“911”“伊拉克战争”。怎样促进各个民族的交流和了解，化解所谓的“文明冲突论”，我们会有一些积极而有益的思考，也为传播学的本土化，中国化做出理论上的贡献。

参考文献：

白润生著：《白润生新闻研究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赵云田主编：《北疆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邵培仁主编：《政治传播学》，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周鸿铎主编：《政治传播学概论》，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版

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周庆山著：《传播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李敬一著：《中国传播史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陈邵桂：《政治文明与新闻传播》，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彭云：《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6年版

布莱恩·麦克莱尔：《政治传播学引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美]施拉姆：《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论文：

新闻传播史范文篇2

关键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跨文化传播，政治传播

1913年（癸丑年），是中国报业史上的灾年。袁世凯为了达到专制独裁的目的，派人刺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与此同时，袁世凯对国民党系统的报纸和其他反袁报纸进行摧残，大批报馆被查封，大批报人被杀害。到1913年底，全国报纸由年初的五百多家减少到一百三十多家，史称“癸丑报灾”。

但是，同时有几份少数民族报刊却在此时创刊了。他们是《蒙文白话报》、《藏文白话报》、《回文白话报》。

为什么会在报业万马齐喑的时候，“怪异”地出现这三份报纸？

一，从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怪异”现象说起

说到这三份报纸不能不提到蒙藏事务处（后改蒙藏事务局）。其实，中华民国成立后，标榜五族共和，在中央设蒙藏事务处，1912年7月24日成立蒙藏事务局，该局直隶于国务总理。担任第一任总裁的是《婴报》的创办人贡桑诺尔布。

《蒙文白话报》、《藏文白话报》、《回文白话报》均在1912年9月开始筹备，1913年元旦由蒙藏事务局领导创办的，由其办报处具体负责。办报者的主要人选由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选聘。第一位总编纂徐惺初。他在白话报周年纪念词中说：“本报梓行，迄今一期，经始之际，仆承总裁之命，谬膺总编辑一职。”办报处陈容整齐，设有总编纂、总经理、汉文主任、蒙文主任、藏文主任、回文主任、汉文编辑、蒙文藏文回文编辑和录译员，以及庶务员、缮写、校对等编制达29人，还在西藏、内蒙古、新疆、甘肃等省各地驻有选聘的访事专员21名。

可见其中有很强的政府行为在里面。

我们来看这三份报纸的板报宗旨：

例如《藏文白话报》，从栏目的设置和内容来看，《藏文白话报》更像民国时期蒙藏事务局的“政务公报”。藏汉两种文字印刷，扩大了报纸的影响范围。不仅汉藏民族可以阅读，对于关注西藏事务的，只要粗懂汉文的其他民族也可以阅读，该报总纂徐敬熙称：“发刊以来，边陲各界大受欢迎。刊发请益之文电络绎不绝于道，益坚边氓内乡之心。”并且强调边境安定与民族团结，“其文字收功，远轶于武力”。

又比如：《回文白话报》，它是民初回族刊物。1913年1月由蒙藏事务局创办，月刊。每期封面印有交叉摆放的两面五色民国国旗。该刊由王浩然主笔，张子文任编辑主任。鉴于当时封建初倾，共和方兴，“边务吃紧，外人干涉著著进行”，“英俄等国窥伺”，“均有白话报暗为传布”，故《回文白话报》以“开通边地风气，联络感情”，“讲解共和之真理，消弭昔日之嫌疑，使其倾心内向，以杜外人觊觎之渐”为宗旨。该刊“发刊词”明确表示：“以中华民国优待蒙、回、藏，与以前君主专制时代不同；蒙藏事务局优待蒙、回、藏，与以前理藩部时代不同，取其施行政令，公布周知，免致传闻失实”，并期冀“蒙、回、藏同胞以中华民国为前提，合力并进”。

由此可知，这是一份面对全体回族，特别是边疆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宣传国家统一，抵制英俄等国分裂活动的杂志。其内容包括图片（照片）、法令、论说、要闻、文牍、杂文、问答、小说、文件等诸多方面。

新闻信息的传播在这里已经有很大的政治传播的成分在内了。

该刊创刊号刊有关于“联合五族组织新邦，务在体贴民情，敷宣德化，使我五族共享共和之福”的“临时大总统令”，以及《论五族共和之幸福》、《蒙藏事务局沿革记》、《中国改称中华民国是何意》、《合群思想》、《猛回头》、《记飞行艇》等文章。此外，还在“文牍类”中发表了王振益（友三）、王宽（浩然）、张德纯（子文）、安祯（静轩）四位教长领衔，安镜泉、丁庆三等二十四位回族群众共同签名的“全体回族”上“大总统”之呈文，其中称“共和政体宣布，亿众欢腾”，“五大族为一家”，是“千古未有之美举”！那这些报纸的效果又如何呢？

《回文白话报》很受边疆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人民喜爱。1913年8月20日《新中国报》曾报道说：《回文白话报》“不惟可以增长该三族人民知识，并且晓然共和统一系为四万万同胞谋幸福。”并列举了藏族“柯春科寺大剌嘛香辈奉读之下，视为神奇世宝，日与大众讲说，且供奉殿中，渐次影响传播民间；而林葱各土司群诣办公长官行署，多方要求，电达中央添赏数份”。《回文白话报》在转载这一则报道时表示：“本报出版以来，虽承蒙、藏、回三族人民之爱读，然不敢以之以自信”，一面再次申明：“区区之意不过欲我五族人民共和一轨道，进化于大同耳”。

那么这样的报刊的结果怎样？又会因为怎样的原因而停刊？

至1914年5月，因蒙藏事务局财政负担过重而与《蒙文白话报》、《藏文白话报》同时休刊。

以政治任务而开始，又以非急迫的政治议题而屈从于财政压力，被自行停刊。可见其难以自身发行量维持生计。其实不难发现，这些早期的少数民族报纸更多是在做政治传播。

我们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长河中，还可以看到，政治传播在新的政治语境中具有了新的意义，这一点有别与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传播。

比如，“”动乱的10年是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特殊发展的年代。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跟全国的新闻事业一样，成为重灾区。绝大多数民族文字报刊被查封，或被迫停刊，保留下来的主要是自治区首府的党委机关报或者历史比较悠久的几张报纸。这些报纸，除了以少数民族文字印刷发行之外，已无特色可言。再有，绝大多数民族文字报社实行军事管制，民族新闻工作者以莫须有罪名遭到迫害，各种专业技术人员锐减，“”之后出现了人才的“断层”。

少数民族新闻史学者白润生指出：“虽然如此，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民族团结政策还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即是在党的新闻工作传统遭到严重破坏的十年浩劫中，我国少数民族文字报业也有新的发展，尤其是在广大民族新闻工作者逐渐认清的倒行逆施后的70年代，又有一些民族文字报纸创刊、复刊。如内蒙古自治区的《乌兰察布日报》的蒙文版就创刊于1971年。又如少数民族文字的《参考消息》在动乱的十年中又增加了哈文版(1975年8月1日创刊)和蒙文版(1973年4月1日创刊)，1975年开始向全国发行。维、哈、蒙三种文字的《参考消息》都由新疆日报社翻译出版。“三种民族文字的《参考消息》都从帮助广大少数民族干部、知识分子和各界群众开阔眼界，认识世界，正确分析和判断国内外形势，满足少数民族日益增长的新闻欲的角度出版发行的。…民族地区的电视事业也在这个阶段诞生发展。内蒙古电视台和新疆电视台都筹建于1960年，1970年两座电视台开始播放黑白节目，揭开了自治区电视台历史的第一页。云南电视台1969年10月正式播出。这个阶段，还有一批地州盟的电视台创立，1971年包头台创办，1973年呼伦贝尔台创办，1977年延边台创办，等等。民族地区电视事业的诞生为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又增强了一个年轻的伙伴，电视事业从无到有的飞跃不能不让人高兴。”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为维护中国领土统一，加强对中国边疆的控制，由政府组织出面办报等其他创办传播媒介的行为毫不奇怪。新中国的少数民族传播行为，与封建社会传播行为必须区分，且必须抓住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分清在不同政治语境中，有着不同的政治传播行为。这不仅仅是个新闻史学范式转换的问题，也是一个学术研究的逻辑前提。

这些都必须放在政治传播的理论框架内来解释,否则我们如何理解一些少数民族报纸的消亡。比如，少数民族报纸的《正宗爱国报》1913年后，该报加强了揭露时弊、抨击袁世凯政权的腐朽和日趋不得人心状况的力度。7月26日，该报刊出关于警察、士兵与议员生活及相应工资对比的“时评”，被袁政府找到借口，于7月28日责令停刊，8月1日将“总理”丁宝臣逮捕，罪以“惑乱军心，收受乱党资助”等名目，于8月19日晨，将其杀害，该报亦就此终刊。

这从反面看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意志，两种少数民族报纸的不同境遇，反映了他们共同的功能，也说明了少数民族报纸并不具有“特别的生命力”。

二，政治传播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主要内容

那么这一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怪异”的现象说明了什么？同样的少数民族报刊在同样的时代背景遭遇到生死迥异境地。我想这一现象清晰地显示了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历代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央政府为维护多民族大一统局面，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安定团结，在行政上，为加强了对少数民族政治思想文化控制，实行了跨文化传播，而整个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亦在此宏观背景下展开，延伸，壮大或者出现暂时性的倒退。

同样地，对于非少数民族的新闻传播行为，亦是具有强烈的政治传播色彩。

比如，一些学者认为的最早的中国古代报纸──唐朝的官报。

“进奏院”的情报机构是从唐朝中期正式建立的。这是一种地方驻守在中央的了解情况的联络机构，颇为类似现在在首都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一机构定期把中央或首都发生的一些政界、军界大事，包括官员的任免、军事快报、皇帝行踪等，向本地区的首脑人员汇报，这些首脑人物在当时具体来说主要是节度使。

进奏院最早起源于每年各地朝集使在京城居住的临时房舍。从唐太宗贞观年代起，才开始正式由有关部门给他们建造专门邸舍。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由于藩镇逐渐强大，都需要在京师安排自己的耳目，及时了解中央的动向，因此正式改名为“进奏院”。这名称表面上好像是地方及时向中央“进奏”本地情况，但实际上主要任务是收集中央和其他各地的情报。到唐朝后期，这种进奏院在长安多至50多个。

进奏院的官员级别较高。最高时，他们的职位相当于中央的御史大夫，即副宰相的级别。他们自有一套通信系统，但主要还是利用官驿的设备。

进奏院的出现，促进了一份新闻报纸的问世，这就是《开元杂报》。新闻史家们认为这是我国第一份报纸。《开元杂报》是一份雕版印刷的文书，是由进奏院人员编辑的。内容包括从各处进奏院收集来的军事、政治情报。不定期出版，每期单张，字数不多，大体上每行15字，每页13行，一律楷书大字，有界栏而无中缝。从其印刷的份数和读者面来说，这份报纸还比较原始。可惜的是因为当时印得很少，读者又仅限于进奏院的少数上层官员和各地节度使，所以遗留于世极稀。盛唐时的《杂报》保留到中唐时期的已寥寥可数了。中唐人孙樵曾见过数十百条，其内容有：“某日皇帝亲耕藉田”，“某日百僚行大射礼”，“某日诸蕃君长请扈从（跟从皇帝）封禅”，“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在朝廷上争论）”等等。

大体上相当于现在日报的每日要闻。可惜的是，自孙樵后，人们就很难见到了。如今我们只是从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一篇文章中才知道那时有这样一份报纸。

但是，从进奏院的机构和《开元杂报》的问世，我们可以了解到隋唐时期通信事业的发展，了解到《杂报》和各地邮驿的密切关系，了解到那时消息的畅通，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邮驿事业的发达。

其实，不光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而整个古代新闻传播史都在政治话语与政治议题中打转，很难摆脱这些政治传播的纠缠。不难看出这些最初的报刊的出现是为满足当时的政治交流传播的需要，一种协调政治上下关系的需要。

这也显示了新闻传播活动的重要功能：监控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化。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亦得到了在政治上文化上强大的功用。

而所谓“政治传播”，更是直接体现了“监控环境，协调社会关系”的传播功能。政治传播学者邵培仁先生说：“所谓政治传播,是指政治传播者通过多通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对策。政治传播是政治的喉舌，是一定阶级或利益集团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实施的一种活动或手段。”

国外学者费根（R·Fagan）在他的《政治与传播》一书中说：“凡是与政治制度的功能有实际的或潜在的影响的一切传播活动，都是政治传播活动。”

而陈谦在《传播、政治传播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体系》一文中对“政治传播制度”有如下定义，即政治统治者为满足信息控制的需要而制定和施行的使信息传递、扩散、存储等活动程式化的模式。

可见，中国古代邮驿制度的本质更是一种政治传播的信息控制方式。

而政治传播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主要内容，一部少数民族传播史就充分地表现了这一点。

三，政治传播理论与文化传播理论是解读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最佳理论工具

如何解释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此种宏观背景，本文认为政治传播理论与文化传播理论是解读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最佳理论工具。

历史学家给我们提供了思路。刘青峰，金观涛在《兴盛与危机》提到，“许多历史学家十分注意中国封建国家的特点——以强大的中央集权克服分散性。他们认为，这种专制主义国家组织了巨大的官僚系统，依靠政权力量推行重本抑末、闭关自守、把盐铁矿及手工业置于官办的经济政策，依靠政权力量独尊儒术对思想文化严密控制，这些政策有效地延续着封建制度，遏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发展。这种学说着重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性问题，并在揭示中国封建国家机器的特点及其如何发挥全面控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作用方面做了大量的分析。”

两位作者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假说：“一体化结构”（“超稳定结构”）

“实现了一体化结构是中国封建大国和其他封建国家在结构上的重大差别。我们前面提到，一体化意味着把意识形态结构中和政治结构中的两种组织力量仍合起来，形成一种超级的组织力量。那么，一个社会要利用一体化来组织一个稳定的封建大国，在其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中就必需具备如下一些条件：①社会上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可以执行联系功能的阶层；②这一阶层必须具有统一信仰，并具有积极的统一的国家学说；⑤必须在全国范围实行官僚管理的郡县制。④利用具有统一信仰的阶层组织官僚机构，对全国实现统一的行政管理。”

而邮驿制度和阶层组织官僚机构本身就是在不断进行政治传播内容，而且多以新闻传播的方式发出，增加即时性和控制力。

让我们粗考察一下这种跨文化传播和政治传播在“大一统”政治学的作用。

自中华多民族局面形成以来，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就没有停止过。虽然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文化交流的内容、形式和规模都不一样，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传播机构，但中华各个民族进行交流的需要、愿望和迫切性是完全一致的。也正是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使得中国不同地区的文明得到了交流融合和促进。例如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的出现，南北朝时代各个少数民族的发展。

“每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够在同域外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充实和发展自己，文化的开放性就表现在这里。”为了保证自己文化的正常发展并及时地、连续不断地吸收来自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文化营养，多个地区和民族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对外传播媒介的建设就是这种探索和努力的有效工具与手段。例如邮驿制度在唐朝少数民族聚居的今吐鲁番一带为唐朝的西州，它北达庭州（治所在今乌鲁木齐），南到沙州，东抵伊州（治所在今哈密），西至安西，都有宽敞的驿路相通。西州内部建有驿路11条，据今存《西州志》残卷载，计有花谷道、大海道、银山道等。敦煌遗书《沙州图经》一共记载了20个驿站，名称有州城驿、横涧驿、阶亭驿、双泉驿、第五驿、悬泉驿、无穷驿、空谷驿等。可以看出，这些驿，有些近城，有些近涧泉，有些在惊险的山路上。值得注意的是，这20个驿集中在今敦煌县一个县境内。一县就有这么多驿，可见当时敦煌地区驿路是相当发达的，管理也十分严格。著名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在从敦煌西行到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时，描写沿途的驿站设施说：“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前月发西安，路上无停留”。1973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挖掘出土的当年马料收支账，其中列出唐时驿名有交河、天山、神泉、达匪、银山、柳谷、柳中、赤亭等10多个。《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政府在今新疆地区还设有许多驿馆。如在焉耆设有吕光馆、新城馆，在交河设有龙泉馆，在碎叶、疏勒沿途设有谒者馆、羯[jié捷]饭馆等等。有些驿馆很明显是为了接待少数民族和外国客商的。从敦煌到新疆驿路沿途，行进着大批马、牛车队，还有沙漠运输的特种畜力——驼群。这些运输工具，使当时西部边陲地区，呈现一片忙碌景象。现在敦煌莫高窟三○二窟所保留的隋朝《驼车过桥》壁画，就生动地反映了当年驿路的繁荣。这些珍贵材料，说明了唐时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确有发达的邮驿系统。

这些新闻传播活动，加强各个民族精神上的联系，形成了主导社会意识，加强了社会文化认同。但我们应该同时看到中央政府对各个少数民族的强势跨文化传播仍是一种治理技术手段。例如，民国初年建立的治边机构蒙藏事务局，并由该局编辑出版三份少数民族白话报。不可忽视的是，历史上“大汉民族”独尊意识仍在主导着这一跨文化传播，也形成了文化传播上的“逆差”即汉族文化多流向少数民族文化地区。“这种差距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缓慢；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自我国奴隶社会以来，尤其是进入封建社会之后，地处边远的各个少数民族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不公正的对待，内乱、仇杀、战争，以及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使他们落在了中国主体民族——汉族的后面。”

“新闻，是受众所获得的具有传播价值的信息”。自古以来，新闻和新闻传播是个渐变的过程，各个时代的传播媒介、传播方式不尽相同，新闻传播的方式随着历史和技术手段的发展不断改进和完善，强烈地体现着不同时代的历史特征。在报纸产生前，人们交流信息的方式主要依赖于口头和较为原始的信号如烽烟、结绳等传播；随着纸张的产生，史书和其他非报纸媒介如话本小说等便承担了传播信息的任务。

对于不同的传播方式，我们有不同的意义阐释。“传播媒介是传播过程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传播行为得以实现的物质条件，是传播活动中传播信息的中介、通路和渠道。”

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包含了政治传播与文化传播的重要领域。

“可以说，游说诸侯是先秦口语传播的最高境界，表现了游说之士的技巧与智慧；而‘采诗’和‘观风’则体现了传受双方在传播上的互动；从史官纪事可以管窥中国早期专业新闻传播活动，史官所具有的良史精神和新闻职业道德是历史上除史书以外的宝贵财富；唐代通过玄奘西游和鉴真东渡迅速发展了对外的宗教、交通、商业等信息的传播；宋代书院所传播的学术文化与明代的东林党、复社所进行的朋党、社团传播是其鲜明而特定的历史环境的产物；白马东来的佛教传播沁润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纵观我国的历史，各具特色的史实、各显其能的人物、百家争鸣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起着传播的作用。会盟制度所体现的便是历史长河中同样具有传播意义和民族特征的传播方式。”

对于清代蒙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会盟制度来说，“我们通过史实看到更多的是传播学意义上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政治传播方式。”

封建大国的维持，要依靠受中央政府牢牢控制的官僚机构。各级机构必须把中央政府的号令、政策贯彻到所辖地区。统一的号令、政策只有通过一定的通信系统才能传达到各级官员那里。因此，对统一的大国来说，还必须有克服信息传递障碍的统一的文字和发达的交通通讯网。中国封建社会正是如此。象形表意的中国方块字，有利于克服由于地域辽阔所带来的方言繁杂的障碍，成为几千年来始终畅通的思想文化交流的工具。只有具备这种重要通信工具，才有可能建立一种跨地域的文化联系。而掌握了这种通讯工具的儒生，也便成为组织官僚机构所必需依靠的阶层。儒臣的政治地位是和他们的文化地位紧密相关的。我国封建社会文化联系的通道较为畅通，造纸和印刷术由我国发明正是反映。唐代就出现了官办报纸。北宋末年，民办报纸在社会上也广为流传。

而一些文化传承，宗教传入与传播，以及为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各朝代对儒家文化的推广，都可贵于文化传播的研究领域。

小结，“理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意义

首先，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上重大的文化政治语境，在迷雾中破解新闻传播种种特异现象，可以使我们发现那些被大量细节掩盖着的少数民族新闻重大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有助于今天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各民族各民族团结平等。在英文中Communication不仅有“传播”还有“交流”，“共享”之意。考察这一现象，可以启发我们维持一种良好的文化生态，共同促进各个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消除文化传播的“逆差”。

最后，在一个宏观背景下，“和谐社会”是中国文化最高目标，世界文明和文化的多样化在新世纪里有其重要的意义，但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却告诉我们文明的不兼容性，例如“911”“伊拉克战争”。怎样促进各个民族的交流和了解，化解所谓的“文明冲突论”，我们会有一些积极而有益的思考，也为传播学的本土化，中国化做出理论上的贡献。

参考文献：

白润生著：《白润生新闻研究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赵云田主编：《北疆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邵培仁主编：《政治传播学》，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周鸿铎主编：《政治传播学概论》，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版

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周庆山著：《传播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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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陈邵桂：《政治文明与新闻传播》，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彭云：《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6年版

布莱恩·麦克莱尔：《政治传播学引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美]施拉姆：《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论文：

新闻传播史范文篇3

关键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跨文化传播，政治传播

1913年（癸丑年），是中国报业史上的灾年。袁世凯为了达到专制独裁的目的，派人刺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与此同时，袁世凯对国民党系统的报纸和其他反袁报纸进行摧残，大批报馆被查封，大批报人被杀害。到1913年底，全国报纸由年初的五百多家减少到一百三十多家，史称“癸丑报灾”。

但是，同时有几份少数民族报刊却在此时创刊了。他们是《蒙文白话报》、《藏文白话报》、《回文白话报》。

为什么会在报业万马齐喑的时候，“怪异”地出现这三份报纸？

一，从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怪异”现象说起

说到这三份报纸不能不提到蒙藏事务处（后改蒙藏事务局）。其实，中华民国成立后，标榜五族共和，在中央设蒙藏事务处，1912年7月24日成立蒙藏事务局，该局直隶于国务总理。担任第一任总裁的是《婴报》的创办人贡桑诺尔布。

《蒙文白话报》、《藏文白话报》、《回文白话报》均在1912年9月开始筹备，1913年元旦由蒙藏事务局领导创办的，由其办报处具体负责。办报者的主要人选由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选聘。第一位总编纂徐惺初。他在白话报周年纪念词中说：“本报梓行，迄今一期，经始之际，仆承总裁之命，谬膺总编辑一职。”办报处陈容整齐，设有总编纂、总经理、汉文主任、蒙文主任、藏文主任、回文主任、汉文编辑、蒙文藏文回文编辑和录译员，以及庶务员、缮写、校对等编制达29人，还在西藏、内蒙古、新疆、甘肃等省各地驻有选聘的访事专员21名。

可见其中有很强的政府行为在里面。

我们来看这三份报纸的板报宗旨：

例如《藏文白话报》，从栏目的设置和内容来看，《藏文白话报》更像民国时期蒙藏事务局的“政务公报”。藏汉两种文字印刷，扩大了报纸的影响范围。不仅汉藏民族可以阅读，对于关注西藏事务的，只要粗懂汉文的其他民族也可以阅读，该报总纂徐敬熙称：“发刊以来，边陲各界大受欢迎。刊发请益之文电络绎不绝于道，益坚边氓内乡之心。”并且强调边境安定与民族团结，“其文字收功，远轶于武力”。

又比如：《回文白话报》，它是民初回族刊物。1913年1月由蒙藏事务局创办，月刊。每期封面印有交叉摆放的两面五色民国国旗。该刊由王浩然主笔，张子文任编辑主任。鉴于当时封建初倾，共和方兴，“边务吃紧，外人干涉著著进行”，“英俄等国窥伺”，“均有白话报暗为传布”，故《回文白话报》以“开通边地风气，联络感情”，“讲解共和之真理，消弭昔日之嫌疑，使其倾心内向，以杜外人觊觎之渐”为宗旨。该刊“发刊词”明确表示：“以中华民国优待蒙、回、藏，与以前君主专制时代不同；蒙藏事务局优待蒙、回、藏，与以前理藩部时代不同，取其施行政令，公布周知，免致传闻失实”，并期冀“蒙、回、藏同胞以中华民国为前提，合力并进”。

由此可知，这是一份面对全体回族，特别是边疆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宣传国家统一，抵制英俄等国分裂活动的杂志。其内容包括图片（照片）、法令、论说、要闻、文牍、杂文、问答、小说、文件等诸多方面。

新闻信息的传播在这里已经有很大的政治传播的成分在内了。

该刊创刊号刊有关于“联合五族组织新邦，务在体贴民情，敷宣德化，使我五族共享共和之福”的“临时大总统令”，以及《论五族共和之幸福》、《蒙藏事务局沿革记》、《中国改称中华民国是何意》、《合群思想》、《猛回头》、《记飞行艇》等文章。此外，还在“文牍类”中发表了王振益（友三）、王宽（浩然）、张德纯（子文）、安祯（静轩）四位教长领衔，安镜泉、丁庆三等二十四位回族群众共同签名的“全体回族”上“大总统”之呈文，其中称“共和政体宣布，亿众欢腾”，“五大族为一家”，是“千古未有之美举”！那这些报纸的效果又如何呢？

《回文白话报》很受边疆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人民喜爱。1913年8月20日《新中国报》曾报道说：《回文白话报》“不惟可以增长该三族人民知识，并且晓然共和统一系为四万万同胞谋幸福。”并列举了藏族“柯春科寺大剌嘛香辈奉读之下，视为神奇世宝，日与大众讲说，且供奉殿中，渐次影响传播民间；而林葱各土司群诣办公长官行署，多方要求，电达中央添赏数份”。《回文白话报》在转载这一则报道时表示：“本报出版以来，虽承蒙、藏、回三族人民之爱读，然不敢以之以自信”，一面再次申明：“区区之意不过欲我五族人民共和一轨道，进化于大同耳”。

那么这样的报刊的结果怎样？又会因为怎样的原因而停刊？

至1914年5月，因蒙藏事务局财政负担过重而与《蒙文白话报》、《藏文白话报》同时休刊。

以政治任务而开始，又以非急迫的政治议题而屈从于财政压力，被自行停刊。可见其难以自身发行量维持生计。其实不难发现，这些早期的少数民族报纸更多是在做政治传播。

我们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长河中，还可以看到，政治传播在新的政治语境中具有了新的意义，这一点有别与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传播。

比如，“”动乱的10年是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特殊发展的年代。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跟全国的新闻事业一样，成为重灾区。绝大多数民族文字报刊被查封，或被迫停刊，保留下来的主要是自治区首府的党委机关报或者历史比较悠久的几张报纸。这些报纸，除了以少数民族文字印刷发行之外，已无特色可言。再有，绝大多数民族文字报社实行军事管制，民族新闻工作者以莫须有罪名遭到迫害，各种专业技术人员锐减，“”之后出现了人才的“断层”。

少数民族新闻史学者白润生指出：“虽然如此，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民族团结政策还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即是在党的新闻工作传统遭到严重破坏的十年浩劫中，我国少数民族文字报业也有新的发展，尤其是在广大民族新闻工作者逐渐认清的倒行逆施后的70年代，又有一些民族文字报纸创刊、复刊。如内蒙古自治区的《乌兰察布日报》的蒙文版就创刊于1971年。又如少数民族文字的《参考消息》在动乱的十年中又增加了哈文版(1975年8月1日创刊)和蒙文版(1973年4月1日创刊)，1975年开始向全国发行。维、哈、蒙三种文字的《参考消息》都由新疆日报社翻译出版。“三种民族文字的《参考消息》都从帮助广大少数民族干部、知识分子和各界群众开阔眼界，认识世界，正确分析和判断国内外形势，满足少数民族日益增长的新闻欲的角度出版发行的。…民族地区的电视事业也在这个阶段诞生发展。内蒙古电视台和新疆电视台都筹建于1960年，1970年两座电视台开始播放黑白节目，揭开了自治区电视台历史的第一页。云南电视台1969年10月正式播出。这个阶段，还有一批地州盟的电视台创立，1971年包头台创办，1973年呼伦贝尔台创办，1977年延边台创办，等等。民族地区电视事业的诞生为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又增强了一个年轻的伙伴，电视事业从无到有的飞跃不能不让人高兴。”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为维护中国领土统一，加强对中国边疆的控制，由政府组织出面办报等其他创办传播媒介的行为毫不奇怪。新中国的少数民族传播行为，与封建社会传播行为必须区分，且必须抓住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分清在不同政治语境中，有着不同的政治传播行为。这不仅仅是个新闻史学范式转换的问题，也是一个学术研究的逻辑前提。

这些都必须放在政治传播的理论框架内来解释,否则我们如何理解一些少数民族报纸的消亡。比如，少数民族报纸的《正宗爱国报》1913年后，该报加强了揭露时弊、抨击袁世凯政权的腐朽和日趋不得人心状况的力度。7月26日，该报刊出关于警察、士兵与议员生活及相应工资对比的“时评”，被袁政府找到借口，于7月28日责令停刊，8月1日将“总理”丁宝臣逮捕，罪以“惑乱军心，收受乱党资助”等名目，于8月19日晨，将其杀害，该报亦就此终刊。

这从反面看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意志，两种少数民族报纸的不同境遇，反映了他们共同的功能，也说明了少数民族报纸并不具有“特别的生命力”。

二，政治传播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主要内容

那么这一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怪异”的现象说明了什么？同样的少数民族报刊在同样的时代背景遭遇到生死迥异境地。我想这一现象清晰地显示了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历代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央政府为维护多民族大一统局面，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安定团结，在行政上，为加强了对少数民族政治思想文化控制，实行了跨文化传播，而整个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亦在此宏观背景下展开，延伸，壮大或者出现暂时性的倒退。

同样地，对于非少数民族的新闻传播行为，亦是具有强烈的政治传播色彩。

比如，一些学者认为的最早的中国古代报纸──唐朝的官报。

“进奏院”的情报机构是从唐朝中期正式建立的。这是一种地方驻守在中央的了解情况的联络机构，颇为类似现在在首都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一机构定期把中央或首都发生的一些政界、军界大事，包括官员的任免、军事快报、皇帝行踪等，向本地区的首脑人员汇报，这些首脑人物在当时具体来说主要是节度使。

进奏院最早起源于每年各地朝集使在京城居住的临时房舍。从唐太宗贞观年代起，才开始正式由有关部门给他们建造专门邸舍。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由于藩镇逐渐强大，都需要在京师安排自己的耳目，及时了解中央的动向，因此正式改名为“进奏院”。这名称表面上好像是地方及时向中央“进奏”本地情况，但实际上主要任务是收集中央和其他各地的情报。到唐朝后期，这种进奏院在长安多至50多个。

进奏院的官员级别较高。最高时，他们的职位相当于中央的御史大夫，即副宰相的级别。他们自有一套通信系统，但主要还是利用官驿的设备。

进奏院的出现，促进了一份新闻报纸的问世，这就是《开元杂报》。新闻史家们认为这是我国第一份报纸。《开元杂报》是一份雕版印刷的文书，是由进奏院人员编辑的。内容包括从各处进奏院收集来的军事、政治情报。不定期出版，每期单张，字数不多，大体上每行15字，每页13行，一律楷书大字，有界栏而无中缝。从其印刷的份数和读者面来说，这份报纸还比较原始。可惜的是因为当时印得很少，读者又仅限于进奏院的少数上层官员和各地节度使，所以遗留于世极稀。盛唐时的《杂报》保留到中唐时期的已寥寥可数了。中唐人孙樵曾见过数十百条，其内容有：“某日皇帝亲耕藉田”，“某日百僚行大射礼”，“某日诸蕃君长请扈从（跟从皇帝）封禅”，“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在朝廷上争论）”等等。

大体上相当于现在日报的每日要闻。可惜的是，自孙樵后，人们就很难见到了。如今我们只是从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一篇文章中才知道那时有这样一份报纸。

但是，从进奏院的机构和《开元杂报》的问世，我们可以了解到隋唐时期通信事业的发展，了解到《杂报》和各地邮驿的密切关系，了解到那时消息的畅通，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邮驿事业的发达。

其实，不光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而整个古代新闻传播史都在政治话语与政治议题中打转，很难摆脱这些政治传播的纠缠。不难看出这些最初的报刊的出现是为满足当时的政治交流传播的需要，一种协调政治上下关系的需要。

这也显示了新闻传播活动的重要功能：监控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化。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亦得到了在政治上文化上强大的功用。

而所谓“政治传播”，更是直接体现了“监控环境，协调社会关系”的传播功能。政治传播学者邵培仁先生说：“所谓政治传播,是指政治传播者通过多通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对策。政治传播是政治的喉舌，是一定阶级或利益集团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实施的一种活动或手段。”

国外学者费根（R·Fagan）在他的《政治与传播》一书中说：“凡是与政治制度的功能有实际的或潜在的影响的一切传播活动，都是政治传播活动。”

而陈谦在《传播、政治传播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体系》一文中对“政治传播制度”有如下定义，即政治统治者为满足信息控制的需要而制定和施行的使信息传递、扩散、存储等活动程式化的模式。

可见，中国古代邮驿制度的本质更是一种政治传播的信息控制方式。

而政治传播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主要内容，一部少数民族传播史就充分地表现了这一点。

三，政治传播理论与文化传播理论是解读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最佳理论工具

如何解释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此种宏观背景，本文认为政治传播理论与文化传播理论是解读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最佳理论工具。

历史学家给我们提供了思路。刘青峰，金观涛在《兴盛与危机》提到，“许多历史学家十分注意中国封建国家的特点——以强大的中央集权克服分散性。他们认为，这种专制主义国家组织了巨大的官僚系统，依靠政权力量推行重本抑末、闭关自守、把盐铁矿及手工业置于官办的经济政策，依靠政权力量独尊儒术对思想文化严密控制，这些政策有效地延续着封建制度，遏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发展。这种学说着重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性问题，并在揭示中国封建国家机器的特点及其如何发挥全面控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作用方面做了大量的分析。”

两位作者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假说：“一体化结构”（“超稳定结构”）

“实现了一体化结构是中国封建大国和其他封建国家在结构上的重大差别。我们前面提到，一体化意味着把意识形态结构中和政治结构中的两种组织力量仍合起来，形成一种超级的组织力量。那么，一个社会要利用一体化来组织一个稳定的封建大国，在其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中就必需具备如下一些条件：①社会上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可以执行联系功能的阶层；②这一阶层必须具有统一信仰，并具有积极的统一的国家学说；⑤必须在全国范围实行官僚管理的郡县制。④利用具有统一信仰的阶层组织官僚机构，对全国实现统一的行政管理。”

而邮驿制度和阶层组织官僚机构本身就是在不断进行政治传播内容，而且多以新闻传播的方式发出，增加即时性和控制力。

让我们粗考察一下这种跨文化传播和政治传播在“大一统”政治学的作用。

自中华多民族局面形成以来，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就没有停止过。虽然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文化交流的内容、形式和规模都不一样，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传播机构，但中华各个民族进行交流的需要、愿望和迫切性是完全一致的。也正是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使得中国不同地区的文明得到了交流融合和促进。例如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的出现，南北朝时代各个少数民族的发展。

“每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够在同域外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充实和发展自己，文化的开放性就表现在这里。”为了保证自己文化的正常发展并及时地、连续不断地吸收来自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文化营养，多个地区和民族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对外传播媒介的建设就是这种探索和努力的有效工具与手段。例如邮驿制度在唐朝少数民族聚居的今吐鲁番一带为唐朝的西州，它北达庭州（治所在今乌鲁木齐），南到沙州，东抵伊州（治所在今哈密），西至安西，都有宽敞的驿路相通。西州内部建有驿路11条，据今存《西州志》残卷载，计有花谷道、大海道、银山道等。敦煌遗书《沙州图经》一共记载了20个驿站，名称有州城驿、横涧驿、阶亭驿、双泉驿、第五驿、悬泉驿、无穷驿、空谷驿等。可以看出，这些驿，有些近城，有些近涧泉，有些在惊险的山路上。值得注意的是，这20个驿集中在今敦煌县一个县境内。一县就有这么多驿，可见当时敦煌地区驿路是相当发达的，管理也十分严格。著名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在从敦煌西行到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时，描写沿途的驿站设施说：“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前月发西安，路上无停留”。1973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挖掘出土的当年马料收支账，其中列出唐时驿名有交河、天山、神泉、达匪、银山、柳谷、柳中、赤亭等10多个。《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政府在今新疆地区还设有许多驿馆。如在焉耆设有吕光馆、新城馆，在交河设有龙泉馆，在碎叶、疏勒沿途设有谒者馆、羯[jié捷]饭馆等等。有些驿馆很明显是为了接待少数民族和外国客商的。从敦煌到新疆驿路沿途，行进着大批马、牛车队，还有沙漠运输的特种畜力——驼群。这些运输工具，使当时西部边陲地区，呈现一片忙碌景象。现在敦煌莫高窟三○二窟所保留的隋朝《驼车过桥》壁画，就生动地反映了当年驿路的繁荣。这些珍贵材料，说明了唐时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确有发达的邮驿系统。

这些新闻传播活动，加强各个民族精神上的联系，形成了主导社会意识，加强了社会文化认同。但我们应该同时看到中央政府对各个少数民族的强势跨文化传播仍是一种治理技术手段。例如，民国初年建立的治边机构蒙藏事务局，并由该局编辑出版三份少数民族白话报。不可忽视的是，历史上“大汉民族”独尊意识仍在主导着这一跨文化传播，也形成了文化传播上的“逆差”即汉族文化多流向少数民族文化地区。“这种差距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缓慢；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自我国奴隶社会以来，尤其是进入封建社会之后，地处边远的各个少数民族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不公正的对待，内乱、仇杀、战争，以及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使他们落在了中国主体民族——汉族的后面。”

“新闻，是受众所获得的具有传播价值的信息”。自古以来，新闻和新闻传播是个渐变的过程，各个时代的传播媒介、传播方式不尽相同，新闻传播的方式随着历史和技术手段的发展不断改进和完善，强烈地体现着不同时代的历史特征。在报纸产生前，人们交流信息的方式主要依赖于口头和较为原始的信号如烽烟、结绳等传播；随着纸张的产生，史书和其他非报纸媒介如话本小说等便承担了传播信息的任务。

对于不同的传播方式，我们有不同的意义阐释。“传播媒介是传播过程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传播行为得以实现的物质条件，是传播活动中传播信息的中介、通路和渠道。”

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包含了政治传播与文化传播的重要领域。

“可以说，游说诸侯是先秦口语传播的最高境界，表现了游说之士的技巧与智慧；而‘采诗’和‘观风’则体现了传受双方在传播上的互动；从史官纪事可以管窥中国早期专业新闻传播活动，史官所具有的良史精神和新闻职业道德是历史上除史书以外的宝贵财富；唐代通过玄奘西游和鉴真东渡迅速发展了对外的宗教、交通、商业等信息的传播；宋代书院所传播的学术文化与明代的东林党、复社所进行的朋党、社团传播是其鲜明而特定的历史环境的产物；白马东来的佛教传播沁润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纵观我国的历史，各具特色的史实、各显其能的人物、百家争鸣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起着传播的作用。会盟制度所体现的便是历史长河中同样具有传播意义和民族特征的传播方式。”

对于清代蒙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会盟制度来说，“我们通过史实看到更多的是传播学意义上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政治传播方式。”

封建大国的维持，要依靠受中央政府牢牢控制的官僚机构。各级机构必须把中央政府的号令、政策贯彻到所辖地区。统一的号令、政策只有通过一定的通信系统才能传达到各级官员那里。因此，对统一的大国来说，还必须有克服信息传递障碍的统一的文字和发达的交通通讯网。中国封建社会正是如此。象形表意的中国方块字，有利于克服由于地域辽阔所带来的方言繁杂的障碍，成为几千年来始终畅通的思想文化交流的工具。只有具备这种重要通信工具，才有可能建立一种跨地域的文化联系。而掌握了这种通讯工具的儒生，也便成为组织官僚机构所必需依靠的阶层。儒臣的政治地位是和他们的文化地位紧密相关的。我国封建社会文化联系的通道较为畅通，造纸和印刷术由我国发明正是反映。唐代就出现了官办报纸。北宋末年，民办报纸在社会上也广为流传。

而一些文化传承，宗教传入与传播，以及为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各朝代对儒家文化的推广，都可贵于文化传播的研究领域。

小结，“理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意义

首先，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上重大的文化政治语境，在迷雾中破解新闻传播种种特异现象，可以使我们发现那些被大量细节掩盖着的少数民族新闻重大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有助于今天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各民族各民族团结平等。在英文中Communication不仅有“传播”还有“交流”，“共享”之意。考察这一现象，可以启发我们维持一种良好的文化生态，共同促进各个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消除文化传播的“逆差”。

最后，在一个宏观背景下，“和谐社会”是中国文化最高目标，世界文明和文化的多样化在新世纪里有其重要的意义，但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却告诉我们文明的不兼容性，例如“911”“伊拉克战争”。怎样促进各个民族的交流和了解，化解所谓的“文明冲突论”，我们会有一些积极而有益的思考，也为传播学的本土化，中国化做出理论上的贡献。

参考文献：

白润生著：《白润生新闻研究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赵云田主编：《北疆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邵培仁主编：《政治传播学》，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周鸿铎主编：《政治传播学概论》，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版

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周庆山著：《传播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李敬一著：《中国传播史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陈邵桂：《政治文明与新闻传播》，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彭云：《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6年版

布莱恩·麦克莱尔：《政治传播学引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美]施拉姆：《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论文：

新闻传播史范文篇4

关键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跨文化传播，政治传播

1913年（癸丑年），是中国报业史上的灾年。袁世凯为了达到专制独裁的目的，派人刺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与此同时，袁世凯对国民党系统的报纸和其他反袁报纸进行摧残，大批报馆被查封，大批报人被杀害。到1913年底，全国报纸由年初的五百多家减少到一百三十多家，史称“癸丑报灾”。

但是，同时有几份少数民族报刊却在此时创刊了。他们是《蒙文白话报》、《藏文白话报》、《回文白话报》。

为什么会在报业万马齐喑的时候，“怪异”地出现这三份报纸？

一，从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怪异”现象说起

说到这三份报纸不能不提到蒙藏事务处（后改蒙藏事务局）。其实，中华民国成立后，标榜五族共和，在中央设蒙藏事务处，1912年7月24日成立蒙藏事务局，该局直隶于国务总理。担任第一任总裁的是《婴报》的创办人贡桑诺尔布。

《蒙文白话报》、《藏文白话报》、《回文白话报》均在1912年9月开始筹备，1913年元旦由蒙藏事务局领导创办的，由其办报处具体负责。办报者的主要人选由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选聘。第一位总编纂徐惺初。他在白话报周年纪念词中说：“本报梓行，迄今一期，经始之际，仆承总裁之命，谬膺总编辑一职。”办报处陈容整齐，设有总编纂、总经理、汉文主任、蒙文主任、藏文主任、回文主任、汉文编辑、蒙文藏文回文编辑和录译员，以及庶务员、缮写、校对等编制达29人，还在西藏、内蒙古、新疆、甘肃等省各地驻有选聘的访事专员21名。

可见其中有很强的政府行为在里面。

我们来看这三份报纸的板报宗旨：

例如《藏文白话报》，从栏目的设置和内容来看，《藏文白话报》更像民国时期蒙藏事务局的“政务公报”。藏汉两种文字印刷，扩大了报纸的影响范围。不仅汉藏民族可以阅读，对于关注西藏事务的，只要粗懂汉文的其他民族也可以阅读，该报总纂徐敬熙称：“发刊以来，边陲各界大受欢迎。刊发请益之文电络绎不绝于道，益坚边氓内乡之心。”并且强调边境安定与民族团结，“其文字收功，远轶于武力”。

又比如：《回文白话报》，它是民初回族刊物。1913年1月由蒙藏事务局创办，月刊。每期封面印有交叉摆放的两面五色民国国旗。该刊由王浩然主笔，张子文任编辑主任。鉴于当时封建初倾，共和方兴，“边务吃紧，外人干涉著著进行”，“英俄等国窥伺”，“均有白话报暗为传布”，故《回文白话报》以“开通边地风气，联络感情”，“讲解共和之真理，消弭昔日之嫌疑，使其倾心内向，以杜外人觊觎之渐”为宗旨。该刊“发刊词”明确表示：“以中华民国优待蒙、回、藏，与以前君主专制时代不同；蒙藏事务局优待蒙、回、藏，与以前理藩部时代不同，取其施行政令，公布周知，免致传闻失实”，并期冀“蒙、回、藏同胞以中华民国为前提，合力并进”。

由此可知，这是一份面对全体回族，特别是边疆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宣传国家统一，抵制英俄等国分裂活动的杂志。其内容包括图片（照片）、法令、论说、要闻、文牍、杂文、问答、小说、文件等诸多方面。

新闻信息的传播在这里已经有很大的政治传播的成分在内了。

该刊创刊号刊有关于“联合五族组织新邦，务在体贴民情，敷宣德化，使我五族共享共和之福”的“临时大总统令”，以及《论五族共和之幸福》、《蒙藏事务局沿革记》、《中国改称中华民国是何意》、《合群思想》、《猛回头》、《记飞行艇》等文章。此外，还在“文牍类”中发表了王振益（友三）、王宽（浩然）、张德纯（子文）、安祯（静轩）四位教长领衔，安镜泉、丁庆三等二十四位回族群众共同签名的“全体回族”上“大总统”之呈文，其中称“共和政体宣布，亿众欢腾”，“五大族为一家”，是“千古未有之美举”！那这些报纸的效果又如何呢？

《回文白话报》很受边疆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人民喜爱。1913年8月20日《新中国报》曾报道说：《回文白话报》“不惟可以增长该三族人民知识，并且晓然共和统一系为四万万同胞谋幸福。”并列举了藏族“柯春科寺大剌嘛香辈奉读之下，视为神奇世宝，日与大众讲说，且供奉殿中，渐次影响传播民间；而林葱各土司群诣办公长官行署，多方要求，电达中央添赏数份”。《回文白话报》在转载这一则报道时表示：“本报出版以来，虽承蒙、藏、回三族人民之爱读，然不敢以之以自信”，一面再次申明：“区区之意不过欲我五族人民共和一轨道，进化于大同耳”。

那么这样的报刊的结果怎样？又会因为怎样的原因而停刊？

至1914年5月，因蒙藏事务局财政负担过重而与《蒙文白话报》、《藏文白话报》同时休刊。

以政治任务而开始，又以非急迫的政治议题而屈从于财政压力，被自行停刊。可见其难以自身发行量维持生计。其实不难发现，这些早期的少数民族报纸更多是在做政治传播。

我们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长河中，还可以看到，政治传播在新的政治语境中具有了新的意义，这一点有别与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传播。

比如，“”动乱的10年是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特殊发展的年代。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跟全国的新闻事业一样，成为重灾区。绝大多数民族文字报刊被查封，或被迫停刊，保留下来的主要是自治区首府的党委机关报或者历史比较悠久的几张报纸。这些报纸，除了以少数民族文字印刷发行之外，已无特色可言。再有，绝大多数民族文字报社实行军事管制，民族新闻工作者以莫须有罪名遭到迫害，各种专业技术人员锐减，“”之后出现了人才的“断层”。

少数民族新闻史学者白润生指出：“虽然如此，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民族团结政策还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即是在党的新闻工作传统遭到严重破坏的十年浩劫中，我国少数民族文字报业也有新的发展，尤其是在广大民族新闻工作者逐渐认清的倒行逆施后的70年代，又有一些民族文字报纸创刊、复刊。如内蒙古自治区的《乌兰察布日报》的蒙文版就创刊于1971年。又如少数民族文字的《参考消息》在动乱的十年中又增加了哈文版(1975年8月1日创刊)和蒙文版(1973年4月1日创刊)，1975年开始向全国发行。维、哈、蒙三种文字的《参考消息》都由新疆日报社翻译出版。“三种民族文字的《参考消息》都从帮助广大少数民族干部、知识分子和各界群众开阔眼界，认识世界，正确分析和判断国内外形势，满足少数民族日益增长的新闻欲的角度出版发行的。…民族地区的电视事业也在这个阶段诞生发展。内蒙古电视台和新疆电视台都筹建于1960年，1970年两座电视台开始播放黑白节目，揭开了自治区电视台历史的第一页。云南电视台1969年10月正式播出。这个阶段，还有一批地州盟的电视台创立，1971年包头台创办，1973年呼伦贝尔台创办，1977年延边台创办，等等。民族地区电视事业的诞生为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又增强了一个年轻的伙伴，电视事业从无到有的飞跃不能不让人高兴。”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为维护中国领土统一，加强对中国边疆的控制，由政府组织出面办报等其他创办传播媒介的行为毫不奇怪。新中国的少数民族传播行为，与封建社会传播行为必须区分，且必须抓住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分清在不同政治语境中，有着不同的政治传播行为。这不仅仅是个新闻史学范式转换的问题，也是一个学术研究的逻辑前提。

这些都必须放在政治传播的理论框架内来解释,否则我们如何理解一些少数民族报纸的消亡。比如，少数民族报纸的《正宗爱国报》1913年后，该报加强了揭露时弊、抨击袁世凯政权的腐朽和日趋不得人心状况的力度。7月26日，该报刊出关于警察、士兵与议员生活及相应工资对比的“时评”，被袁政府找到借口，于7月28日责令停刊，8月1日将“总理”丁宝臣逮捕，罪以“惑乱军心，收受乱党资助”等名目，于8月19日晨，将其杀害，该报亦就此终刊。

这从反面看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意志，两种少数民族报纸的不同境遇，反映了他们共同的功能，也说明了少数民族报纸并不具有“特别的生命力”。

二，政治传播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主要内容

那么这一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怪异”的现象说明了什么？同样的少数民族报刊在同样的时代背景遭遇到生死迥异境地。我想这一现象清晰地显示了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历代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央政府为维护多民族大一统局面，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安定团结，在行政上，为加强了对少数民族政治思想文化控制，实行了跨文化传播，而整个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亦在此宏观背景下展开，延伸，壮大或者出现暂时性的倒退。

同样地，对于非少数民族的新闻传播行为，亦是具有强烈的政治传播色彩。

比如，一些学者认为的最早的中国古代报纸──唐朝的官报。

“进奏院”的情报机构是从唐朝中期正式建立的。这是一种地方驻守在中央的了解情况的联络机构，颇为类似现在在首都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一机构定期把中央或首都发生的一些政界、军界大事，包括官员的任免、军事快报、皇帝行踪等，向本地区的首脑人员汇报，这些首脑人物在当时具体来说主要是节度使。

进奏院最早起源于每年各地朝集使在京城居住的临时房舍。从唐太宗贞观年代起，才开始正式由有关部门给他们建造专门邸舍。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由于藩镇逐渐强大，都需要在京师安排自己的耳目，及时了解中央的动向，因此正式改名为“进奏院”。这名称表面上好像是地方及时向中央“进奏”本地情况，但实际上主要任务是收集中央和其他各地的情报。到唐朝后期，这种进奏院在长安多至50多个。

进奏院的官员级别较高。最高时，他们的职位相当于中央的御史大夫，即副宰相的级别。他们自有一套通信系统，但主要还是利用官驿的设备。

进奏院的出现，促进了一份新闻报纸的问世，这就是《开元杂报》。新闻史家们认为这是我国第一份报纸。《开元杂报》是一份雕版印刷的文书，是由进奏院人员编辑的。内容包括从各处进奏院收集来的军事、政治情报。不定期出版，每期单张，字数不多，大体上每行15字，每页13行，一律楷书大字，有界栏而无中缝。从其印刷的份数和读者面来说，这份报纸还比较原始。可惜的是因为当时印得很少，读者又仅限于进奏院的少数上层官员和各地节度使，所以遗留于世极稀。盛唐时的《杂报》保留到中唐时期的已寥寥可数了。中唐人孙樵曾见过数十百条，其内容有：“某日皇帝亲耕藉田”，“某日百僚行大射礼”，“某日诸蕃君长请扈从（跟从皇帝）封禅”，“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在朝廷上争论）”等等。

大体上相当于现在日报的每日要闻。可惜的是，自孙樵后，人们就很难见到了。如今我们只是从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一篇文章中才知道那时有这样一份报纸。

但是，从进奏院的机构和《开元杂报》的问世，我们可以了解到隋唐时期通信事业的发展，了解到《杂报》和各地邮驿的密切关系，了解到那时消息的畅通，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邮驿事业的发达。

其实，不光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而整个古代新闻传播史都在政治话语与政治议题中打转，很难摆脱这些政治传播的纠缠。不难看出这些最初的报刊的出现是为满足当时的政治交流传播的需要，一种协调政治上下关系的需要。

这也显示了新闻传播活动的重要功能：监控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化。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亦得到了在政治上文化上强大的功用。

而所谓“政治传播”，更是直接体现了“监控环境，协调社会关系”的传播功能。政治传播学者邵培仁先生说：“所谓政治传播,是指政治传播者通过多通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对策。政治传播是政治的喉舌，是一定阶级或利益集团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实施的一种活动或手段。”

国外学者费根（R·Fagan）在他的《政治与传播》一书中说：“凡是与政治制度的功能有实际的或潜在的影响的一切传播活动，都是政治传播活动。”

而陈谦在《传播、政治传播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体系》一文中对“政治传播制度”有如下定义，即政治统治者为满足信息控制的需要而制定和施行的使信息传递、扩散、存储等活动程式化的模式。

可见，中国古代邮驿制度的本质更是一种政治传播的信息控制方式。

而政治传播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主要内容，一部少数民族传播史就充分地表现了这一点。

三，政治传播理论与文化传播理论是解读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最佳理论工具

如何解释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此种宏观背景，本文认为政治传播理论与文化传播理论是解读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最佳理论工具。

历史学家给我们提供了思路。刘青峰，金观涛在《兴盛与危机》提到，“许多历史学家十分注意中国封建国家的特点——以强大的中央集权克服分散性。他们认为，这种专制主义国家组织了巨大的官僚系统，依靠政权力量推行重本抑末、闭关自守、把盐铁矿及手工业置于官办的经济政策，依靠政权力量独尊儒术对思想文化严密控制，这些政策有效地延续着封建制度，遏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发展。这种学说着重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性问题，并在揭示中国封建国家机器的特点及其如何发挥全面控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作用方面做了大量的分析。”

两位作者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假说：“一体化结构”（“超稳定结构”）

“实现了一体化结构是中国封建大国和其他封建国家在结构上的重大差别。我们前面提到，一体化意味着把意识形态结构中和政治结构中的两种组织力量仍合起来，形成一种超级的组织力量。那么，一个社会要利用一体化来组织一个稳定的封建大国，在其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中就必需具备如下一些条件：①社会上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可以执行联系功能的阶层；②这一阶层必须具有统一信仰，并具有积极的统一的国家学说；⑤必须在全国范围实行官僚管理的郡县制。④利用具有统一信仰的阶层组织官僚机构，对全国实现统一的行政管理。”

而邮驿制度和阶层组织官僚机构本身就是在不断进行政治传播内容，而且多以新闻传播的方式发出，增加即时性和控制力。

让我们粗考察一下这种跨文化传播和政治传播在“大一统”政治学的作用。

自中华多民族局面形成以来，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就没有停止过。虽然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文化交流的内容、形式和规模都不一样，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传播机构，但中华各个民族进行交流的需要、愿望和迫切性是完全一致的。也正是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使得中国不同地区的文明得到了交流融合和促进。例如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的出现，南北朝时代各个少数民族的发展。

“每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够在同域外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充实和发展自己，文化的开放性就表现在这里。”为了保证自己文化的正常发展并及时地、连续不断地吸收来自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文化营养，多个地区和民族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对外传播媒介的建设就是这种探索和努力的有效工具与手段。例如邮驿制度在唐朝少数民族聚居的今吐鲁番一带为唐朝的西州，它北达庭州（治所在今乌鲁木齐），南到沙州，东抵伊州（治所在今哈密），西至安西，都有宽敞的驿路相通。西州内部建有驿路11条，据今存《西州志》残卷载，计有花谷道、大海道、银山道等。敦煌遗书《沙州图经》一共记载了20个驿站，名称有州城驿、横涧驿、阶亭驿、双泉驿、第五驿、悬泉驿、无穷驿、空谷驿等。可以看出，这些驿，有些近城，有些近涧泉，有些在惊险的山路上。值得注意的是，这20个驿集中在今敦煌县一个县境内。一县就有这么多驿，可见当时敦煌地区驿路是相当发达的，管理也十分严格。著名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在从敦煌西行到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时，描写沿途的驿站设施说：“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前月发西安，路上无停留”。1973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挖掘出土的当年马料收支账，其中列出唐时驿名有交河、天山、神泉、达匪、银山、柳谷、柳中、赤亭等10多个。《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政府在今新疆地区还设有许多驿馆。如在焉耆设有吕光馆、新城馆，在交河设有龙泉馆，在碎叶、疏勒沿途设有谒者馆、羯[jié捷]饭馆等等。有些驿馆很明显是为了接待少数民族和外国客商的。从敦煌到新疆驿路沿途，行进着大批马、牛车队，还有沙漠运输的特种畜力——驼群。这些运输工具，使当时西部边陲地区，呈现一片忙碌景象。现在敦煌莫高窟三○二窟所保留的隋朝《驼车过桥》壁画，就生动地反映了当年驿路的繁荣。这些珍贵材料，说明了唐时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确有发达的邮驿系统。

这些新闻传播活动，加强各个民族精神上的联系，形成了主导社会意识，加强了社会文化认同。但我们应该同时看到中央政府对各个少数民族的强势跨文化传播仍是一种治理技术手段。例如，民国初年建立的治边机构蒙藏事务局，并由该局编辑出版三份少数民族白话报。不可忽视的是，历史上“大汉民族”独尊意识仍在主导着这一跨文化传播，也形成了文化传播上的“逆差”即汉族文化多流向少数民族文化地区。“这种差距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缓慢；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自我国奴隶社会以来，尤其是进入封建社会之后，地处边远的各个少数民族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不公正的对待，内乱、仇杀、战争，以及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使他们落在了中国主体民族——汉族的后面。”

“新闻，是受众所获得的具有传播价值的信息”。自古以来，新闻和新闻传播是个渐变的过程，各个时代的传播媒介、传播方式不尽相同，新闻传播的方式随着历史和技术手段的发展不断改进和完善，强烈地体现着不同时代的历史特征。在报纸产生前，人们交流信息的方式主要依赖于口头和较为原始的信号如烽烟、结绳等传播；随着纸张的产生，史书和其他非报纸媒介如话本小说等便承担了传播信息的任务。

对于不同的传播方式，我们有不同的意义阐释。“传播媒介是传播过程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传播行为得以实现的物质条件，是传播活动中传播信息的中介、通路和渠道。”

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包含了政治传播与文化传播的重要领域。

“可以说，游说诸侯是先秦口语传播的最高境界，表现了游说之士的技巧与智慧；而‘采诗’和‘观风’则体现了传受双方在传播上的互动；从史官纪事可以管窥中国早期专业新闻传播活动，史官所具有的良史精神和新闻职业道德是历史上除史书以外的宝贵财富；唐代通过玄奘西游和鉴真东渡迅速发展了对外的宗教、交通、商业等信息的传播；宋代书院所传播的学术文化与明代的东林党、复社所进行的朋党、社团传播是其鲜明而特定的历史环境的产物；白马东来的佛教传播沁润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纵观我国的历史，各具特色的史实、各显其能的人物、百家争鸣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起着传播的作用。会盟制度所体现的便是历史长河中同样具有传播意义和民族特征的传播方式。”

对于清代蒙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会盟制度来说，“我们通过史实看到更多的是传播学意义上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政治传播方式。”

封建大国的维持，要依靠受中央政府牢牢控制的官僚机构。各级机构必须把中央政府的号令、政策贯彻到所辖地区。统一的号令、政策只有通过一定的通信系统才能传达到各级官员那里。因此，对统一的大国来说，还必须有克服信息传递障碍的统一的文字和发达的交通通讯网。中国封建社会正是如此。象形表意的中国方块字，有利于克服由于地域辽阔所带来的方言繁杂的障碍，成为几千年来始终畅通的思想文化交流的工具。只有具备这种重要通信工具，才有可能建立一种跨地域的文化联系。而掌握了这种通讯工具的儒生，也便成为组织官僚机构所必需依靠的阶层。儒臣的政治地位是和他们的文化地位紧密相关的。我国封建社会文化联系的通道较为畅通，造纸和印刷术由我国发明正是反映。唐代就出现了官办报纸。北宋末年，民办报纸在社会上也广为流传。

而一些文化传承，宗教传入与传播，以及为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各朝代对儒家文化的推广，都可贵于文化传播的研究领域。

小结，“理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意义

首先，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上重大的文化政治语境，在迷雾中破解新闻传播种种特异现象，可以使我们发现那些被大量细节掩盖着的少数民族新闻重大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有助于今天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各民族各民族团结平等。在英文中Communication不仅有“传播”还有“交流”，“共享”之意。考察这一现象，可以启发我们维持一种良好的文化生态，共同促进各个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消除文化传播的“逆差”。

最后，在一个宏观背景下，“和谐社会”是中国文化最高目标，世界文明和文化的多样化在新世纪里有其重要的意义，但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却告诉我们文明的不兼容性，例如“911”“伊拉克战争”。怎样促进各个民族的交流和了解，化解所谓的“文明冲突论”，我们会有一些积极而有益的思考，也为传播学的本土化，中国化做出理论上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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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新闻传播史范文篇5

即将过去的100年，是世界新闻传播业蓬勃发展的100年。如果说，这100年起始于新闻传播的一次飞跃——从“小众”到“大众”过程的完成，那么，世纪末则实现了另一次飞跃——由单向传播到双向、多极传播的转变。这一次飞跃的意义较上一次更为深远，因为它已不仅是媒体自身形态的变化，它的变化还引起了社会经济形态的相应变革(或者说它本身也成为了一种经济形态)，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第一次飞跃被记录在新闻传播史中，第二次飞跃则被书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

一、第一次飞跃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当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候，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的“大众化”报纸，真正具有了大众化的内涵。这一时期，报纸的发行量直线上升，由过去的几万份增加到十几万份，几十万份乃至上百万份；读者范围也不断扩大，由过去的政界、工商界等社会上层人士拓展到中下层民众。这种由量的积累而产生的质的飞跃，宣告了一个时代——大众传播时代的来临。

这一次“飞跃”的意义或作用在于：

首先，它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达到顶峰(或曰“最高阶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是资产阶级报业发展的先奏，而报业的发展水平又直接反映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

相对于封建社会的“小众化”(贵族化)而言，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报刊已经具有了“大众化”倾向。但是，由于资产阶级本身不成熟，其报业发展也屡遭挫折。工业革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从而将资产阶级报业带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以普通民众为读者对象的“廉价报纸”(亦即“大众化”报纸)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报纸日渐迎合下层民众的口味，且售价低廉，读者范围不断扩大。但是，由于此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尚未进入成熟期，报业的经营、资本的流动、企业的竞争等均处于无序状态，保证报业正常发展的一些必要的法律、制度、规范也没有建立起来，因此，这一时期的“大众化”只是具有初步的形态，其发展也十分不稳定。以美国为例。30年代初期美国先后有过34种售价一分钱的廉价报纸，其中约20种生存不到一年就夭折了。即便是办得相当成功的廉价报纸，如纽约《太阳报》、纽约《先驱报》和纽约《论坛报》，其发行量也不过几万份，与后来的大众化报纸不可同日而语。

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最终成为“经济上的强者”并掌握了集中统一的政治权力、资本主义的舆论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分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之后，资产阶级报业的发展才进入了黄金时期，“小众化”向“大众化”的历史性转变才真正完成。如同经济领域中“金融资本”的形成以及资本的输出标志着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到来一样，新闻传播领域中由“小众”到“大众”过程的完结，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到达了它的顶峰。

第二，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进步封建限禁的取消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确立，是近代大众报纸产生、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大众化报纸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由等级会议演变而来的议会民主制首先在英国，继而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确立。这就为言论出版自由的实现奠定了基础。早在1644年，约翰·弥尔顿就提出了“出版自由”的口号。经过300余年的艰苦探索和斗争，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法律形式将它确定下来，使它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各方面条件所限，言论自由的重要负载物——报刊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直到19世纪大众化的廉价报纸出现之后，尤其是19世纪末期报纸的“大众化”过程完成之后，言论出版自由才更多地由一种制度和理念进入实践层面，具有了现实意义。这一时期，报纸不再接收党派津贴而转为自由出版、独立经营，报社也不再接受任何形式的新闻检查而享有了较为充分的出版权、采访权和权。在内容方面，报纸以各类新闻为主，尽可能多地向读者提供有关各项事务的信息，并给包括各界人士在内的广大读者以充分的言论表达自由。在此过程中，报纸作为“社会公器”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使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倡导的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得以贯彻；与此同时，经过自身的实践，报界对资产阶级言论自由的原则进行了补充、修正，使它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由此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

第三，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报纸获得了稳定的经济来源，而报业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封建社会的报纸靠的是封建王朝的特许，政党统治时期的报纸靠的是党派资助，严格地说，它们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因为离开报纸拥有者的扶持和资助，它们就不能生存。现代意义上的报纸产生于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之时，它以19世纪“大众化”报纸的出现为起点。和以前的报纸不同，它们不再接受任何党派资助而实行企业化经营，以降低售价、刊登广告、扩大发行作为生存之道，由此而成为自负盈亏的独立的经济实体。世纪之交(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竞争日趋激烈，买方市场逐渐形成。为了在竞争中胜出，商家采取各种手段推介产品、扩大销量，在此过程中，作为大众信息载体的报纸愈发受到他们的青睐。于是，发行量大的报纸就获得了大量的广告，而广告又刺激报纸降低售价、扩大发行，赢得更多的读者，这样又能吸引到更多的广告。其结果是数额巨大的广告费源源而来，成为报纸的一项主要收入。20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生产、资本集中过程的加剧，报纸上的广告越来越多，广告收入在报社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以美国著名报纸《纽约时报》为例。该报大量刊登广告，大小广告共占报纸总篇幅的三分之二；在其总收入中，30%来自报纸发行，70%来自广告。广告“养活”了报纸，成为它的经济命脉；同时，通过刊登广告，推销产品，报纸反过来又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它启动消费，平衡供需，促进市场繁荣，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四，推动了新闻媒体的产业化在封建社会，报纸基本上是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既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它也不过是上层社会的精神特权，与普通民众无涉。工业革命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报纸的商品属性日渐突出，报业也由小生产的经营方式逐渐过渡到企业化管理，并日益成为一种有利可图且利润丰厚的资本主义行业。19世纪末，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报业资本迅速集中，出现了报业垄断组织“报团”，由此形成了媒介产业化的格局。媒介产业化的基本特征是：报业跨地区(以后是跨国界)经营，形成若干规模庞大的垄断集团；金融资本介入报业，通过控制新闻资源控制市场和价格，从而获得高额利润。上个世纪之交，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垄断报团，如美国的斯克利普斯报团、赫斯特报团，英国的北岩报团，法国的普鲁沃斯特报团等等。到了20世纪末，这些报业集团更是滚动发展成为财力雄厚、多角延伸、跨国经营的媒介产业集团。例如，全球最大的传媒公司时代华纳公司在报刊、图书出版、音乐、电影和有线电视等领域全面出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世界第二大传媒公司迪斯尼公司不但拥有收视率颇高的电视网、数字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制作和出版电影、图书和音像制品，还经营卡通玩具和大型游乐场等。

媒介的产业化是在“大众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反过来又促进了大众化报刊的发展，使它拥有了更为雄厚的资金和更大的规模。这是因为，产业化是各种资源的优化和强化，它有助于报社更新设备，降低成本，增强竞争能力；有助于报纸稳定售价，扩大发行，争取到更多的广告；有助于报业经营者集中监控，统一管理。而这些正是大众化报刊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

“小众化”到“大众化”的飞跃，带动了传媒业的勃兴，使它在之后100年的时间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在报业蓬勃发展的同时，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广播、电视相继问世，新闻传播由以印刷媒介为主的时代进入了印刷媒体与电子传媒并驾齐驱的时代。受众的面更广了，传播速度更快了。70年代末期，卫星直播电视出现(80年代初进入实用阶段)。卫星电视的出现在新闻传播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极大地扩展了信息传播的能力，使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洲与洲之间的节目交换和传播可以即时进行。90年代以后，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卫星电视、有线电视和地面电视都在加速实现数字化。数字广播电视使卫星新闻采集、覆盖范围大大拓展，同时使费用降低，操作简便。在大众传媒的发展过程中，这无疑是重大的一步。

从印刷媒体到电子传媒，从单一的电波信号到高科技的数字化技术，其中的每一步都称得上是一次飞跃。但是从总体上看，无论报纸、广播还是电视，它们都是大众媒体，都是对“大众化”不同程度的演绎和拓展，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大规模的媒介组织向大范围的受众传播；传播的单向性和信息反馈的不确定性。直到这个世纪之交“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和互联网的兴起，大众传播的百年历史才被重新改写，人类的信息交流活动才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二、第二次飞跃

互联网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它是美国军方为防止苏联攻击其命令控制系统而研制开发的，90年代以后才被广泛运用到科研、教育、商业等民用项目上。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互联网就已连接了世界186个国家和地区、1亿台个人电脑和10亿用户。

互联网是一种全新的媒体，它不但具有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一般功能，而且具有数字化、多媒体、实时性和交互式传递信息的独特优势。它与传统媒体的最大区别就是变点对面的传播为点对点的传播，变单向传播为双向传播、多极传播，从而有力地突破了时空限制，实现了信息流通的迅捷化和无障碍化。互联网的兴起不但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精神生活方式，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流通方式。因此，无论就新闻传播而言还是就社会发展而言，它无疑都是一次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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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飞跃”的意义或作用在于：

首先，它为“新经济”或知识经济奠定了基础20世纪末，美国经济出现了100多个月持续增长的景观。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新一代信息产业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金融创新和经济全球化等，并用“新经济”来描述由这些因素所引致的新的经济格局。由此可见，“新经济”或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信息技术和高科技之上的经济形态。

互联网与新经济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它是高新技术、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设施”。它以其便利、迅捷、无远弗届的优势改变着人类社会的信息获取与处理方式、商务运作方式、市场交易方式，进而改变着传统经济的结构和规律。它不但催生了新经济，就连它本身也成为了一种经济形态——与“新经济”相提并论的“网络经济”的称谓，对此就是最好的诠释。

近年来，网络经济在世界各地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1995年至1998年间，美国的因特网产业以每年1。74倍的速度增长，因特网产业的销售收入1998年达到3014亿美元，1999年达到5070亿美元，首次超过汽车、民航、电信等传统产业。欧盟国家中与网络有关的经济部门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移动通信技术迅速发展，产品不断更新，多数国家的上网率和网络服务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所有经济部门中进行的企业重组几乎都涉及网络技术。在亚洲，“网络小虎”已逐渐取代“亚洲小虎”。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台湾和香港)，政府通过放宽对通讯行业的限制，通过废除垄断、引进外资来满足便携电话、因特网的发展需求，从而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复苏，形成了良性循环。由此可见，网络经济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的主导性产业，成为全球经济的新的增长点。

第二，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新经济时代，互联网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新闻传播媒体，而成为一种经济形态；它的功能也不再限于报道新闻、提供娱乐，而迅速扩展到包括网上银行、网上证券、网上零售、电子商务在内的各个方面。其中，电子商务越来越成为互联网的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据统计，目前发达国家通过电子商务进行交易的比重达到了31%左右，而到2005年，这个比重有可能上升到98%。拿美国来说，1997年它的网络消费总额是24亿美元，1999年一跃而增长到202亿美元，两年增幅近8倍。我国在电子商务方面虽然刚刚起步，但C2C(消费者对消费者)模式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易趣”网注册用户达到近50万，日成交项目5000余项，在线商品22000多件，月交易额达2000多万人民币，成为两岸三地个人物品竞标的第一网站(1)。“8848网上超市”则是B2C(商家对消费者)模式成功的实践者，可以预见，它的发展前景是十分乐观的。

电子商务的全面推进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压缩中间环节，提高沟通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成本支出，从而大幅度地提高经济效益。由于美国是最早开发、使用因特网的国家，它也最先享受到网络经济带来的高回报和高效益。这种“高效益”被概括为“三高两低”。所谓“三高”，一是经济增长率高，其增长幅度为战后50年所罕见；二是劳动生产率高，最近5年年均增长4%；三是企业经济效益高，连续5年位居国际竞争力的榜首。所谓“两低”，一是失业率低，二是通货膨胀率低(2)。随着互联网经济在全球的不断推进，相信会有更多的国家享受到这种高回报和高效益。

第三，提高了信息传播的开放度

从历史上看，新闻传播由“小众”到“大众”的转变意味着社会民主的进步，而单向传播到双向传播的演进，更意味着民主化程度和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

大众传播时代，尽管受众拥有法律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权，他们的意志、愿望、要求、兴趣等也声称被充分考虑到，但是由于大众传播的单向性质，受众参与传播的程度是十分有限的；作为一个集合群体，他们的具体情况也是不为媒体所确知的。这就使媒体与受众处在一种不平等的关系状态中：媒体是主动的一方，受众是被动的一方，媒体报道新闻，受众接收新闻，传播过程的黑箱始终没有打开。网络传播彻底改变了大众传播中的传—受关系，它把信息的获知权和传播权向大众开放，使传播过程中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等。人们既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电子论坛或建立个人网页的形式自由发表言论(甚至以个人网站的形式新闻)，也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数据库或超链接方式随心所欲地获取信息，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总之，网络是开放的，这里没有权威，没有总裁，也没有谁说了算，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电脑、一根电话线和一个调制解调器，就可以成为网络社会中的公民。这就彻底打破了只有官方机构或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组织才能创办媒体的神话，使信息传、受的开放程度大大提高了。

诚然，网络传播在创造空前的言论发表自由的同时，也为种种不良信息创造了发表的自由，这是十分矛盾的。限制这种自由，网络不成其为网络；不限制这种自由，网络又可能成为一个没有法律、法规、道德约束的“世界”。所幸许多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正在通过各种途径解决这一问题，并且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第四，促进了大众传媒的更新

由于互联网集多种媒体功能于一身，具有交互性好、选择性强、快速便捷、信息多样化等特点，它对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的冲击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曾有过这样的情形：一些主流媒体由于各种原因未加采用的消息，最终通过因特网传遍全球。《德拉吉报道》爆出克林顿性丑闻，4天后才引得《华盛顿邮报》跟进报道就是典型的一例。因此，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寻找并获取他们在传统媒介上无法得到的消息，他们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也会越来越高。这就使得传统媒体不得不改变原有的传播理念、报道模式和管理方法，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目前，世界各国的传播媒体都在走与互联网相互融合的道路，它们纷纷搭乘网络快车，努力提高新闻播报时效，增加内容的可读性，提供多方面的服务。例如美国的一些主要报纸，如《今日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都开设了自己的电子版，其中《今日美国》电子版是全美网上读者最多的电子报纸，每天有100万以上的用户进入网址。我国目前约有2200多种报纸，其中的七分之一已经上网，没有上网的也在积极做准备(3)。与此同时，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广播电视公司开始把自己的节目送上互联网。美国的全国广播公司、英国空中广播公司、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日本广播协会、新加坡电视公司以及我国的香港电台等，都在互联网上播出了广播电视节目。新世纪之初，世界最大的传媒集团时代华纳集团与网络媒体巨人美国在线合并，又为传媒业增添了一道新景观。

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的结合，有力地突破了传统媒体自身的局限，极大地拓展了它的生存、发展空间，使它在网络经济时代展现出新的风采。

三、前景瞻望

新闻传播“大众化”从出现到完成，用了60-70年的时间，互联网从投入商用到全面普及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那么，未来媒体的发展将会如何呢?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方程式，不过答案却是肯定的：随着数字技术、计算机技术、互联网和信息传播技术的日臻成熟与完善，新闻传播手段的更新速度将会越来越快，间隔将会越来越短。甚至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当上一次媒体技术革命还没有完成时，新的媒体技术革命的端倪已经出现。美国即是如此。20世纪末，在刚刚兴建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又提出了“数字地球”的计划。所谓“数字地球”是指以地球为载体的信息集成和整体化战略，借助于它，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按照地理坐标了解地球上任何一处的任何方面的信息，从而实现全球信息传递的数字化和网络化。“数字地球”比“地球村”前进了一大步：后者是指传媒打破了时空界限，使此地发生的事情彼地很快就能知晓；“数字地球”则是指无论你想要了解世界上哪个地区哪一方面的情况，只需一个指令就能办到。人类的主动性由此又大大提高了一步。按照美国政府的计划，“数字地球”的初步实现是在2005年左右，它的基本实现预计在2020年左右。

当然，美国在推行“信息高速公路”和“数字地球”计划时，也在谋求它所主导的“世界新秩序”，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利的。但是，科学技术毕竟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它一经开发，就不再属于某一个国家而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信息高速公路”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通过努力化弱势为强势，跟上时展的步伐，抢占信息传播领域的“制高点”，应当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国家层面上的战略目标。

我国虽然在新媒体尤其是互联网发展方面和美国有差距，但距离并不遥远。正如专家所言：“中国进入每一个时代，都迟到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这次进入网时代却没有迟到，几乎和美国、欧洲同步”(4)。据统计，到20世纪末，我国互联网用户已达1000万，上网计算机2000万台，www站点超过10000个。预计未来7年，固定电话年增加用户17%，移动电话增加47%，互联网年增长200%以上。除了电信网，还有广播电视网(8000万用户)和计算机网(1000万用户)(5)，市场发展潜力十分惊人。只要我们能够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制定出有效的追赶战略来，在新的世纪里，中国的传播业必将出现一个新的飞跃。

注释：

(1)见台湾《中国时报》2000年6月7日文《大陆网站发展迅速》。

(2)《新经济革命》第22页，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4月。

(3)陈虹等《互联网：我们与世界同步》，《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4期。

新闻传播史范文篇6

［关键词］大众传播；历史研究；新闻史

要论说“传播史”，就不能不首先回顾新闻史的研究。

1873年，《申报》发表了《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一文，可谓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滥觞；1917年，姚公鹤所撰《上海报纸小史》出版，是第一部新闻史研究专著。此二者都可以看作是在中国新闻史乃至整个新闻学研究领域的开路先锋。诚如方汉奇先生所言：“在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历史上，开其端绪的，还是新闻史的研究。”(1)百余年来，新闻史从无到有，至今已蔚为大观，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思想解放学术创新的潮流中，新闻史研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1992年成立的中国新闻史学会为一级学会，足见新闻史作为一门显学的学科地位。仅以学会成立后的6年来看，据不完全统计，“在各种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和文章，累计达1053篇，公开出版的新闻史方面的专著，累计达88种”。(2)

1996年，新闻学由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发展的传播学成为与新闻学并列的专业，并于1999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这一过程中，新闻史研究功不可没。问题在于，传播学已经同新闻学并驾齐驱，在新闻史研究取得可喜成绩的情况下，尚无真正意义上的对中国大众传播历史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与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地位相适应的，既有新闻学，又有传播学；既有新闻史，又有大众传播史的合理格局。

大众传播史不同于新闻史和媒介专史

这里所说的“大众传播史”与“新闻史”的不同，在于“大众传播”与“新闻事业”的不同。将大众传播与新闻事业同归于“传播”旗下，已是学界的共识。若按传播方式可将传播分为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两类；如果站在新闻的立场上，又可以把传播按照内容分为新闻活动和非新闻活动两类。这四个概念相交叉，就构成人类社会传播的一个图景，其关系如下表所示：

大众传播

人际传播

新闻活动

A.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新闻传播活动，如报纸的消息报道、电影的新闻纪录片等。

C.人际新闻传播活动，如口头新闻等。

非新闻活动

B.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非新闻活动，如报纸的文艺副刊、电视的综艺节目以及电影故事片等，图书及录音录像制品的出版也在其中。

D.人际非新闻活动，如一般性聊天、打电话等。

大众传播既包括一些新闻活动，又包括一些非新闻活动，即表中A、B两部分。而新闻事业是由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新闻活动，即表中A部分。

以往的新闻史研究范围比较狭窄，主体是A中的报纸新闻部分，近年来兼顾到广播电视新闻。虽然或多或少也涉及到一些属于大众传播领域的非新闻活动，如报纸副刊等，但是在戈公振等学术先驱所开创并延续至今的“报学”研究范型(paradigm)之中，在报纸新闻研究的总体格局的深层制约之下，此类内容只是作为附庸，处于类似“补白”的从属地位。大众传播的B部分尤其缺乏传播学意义上的历史研究。

在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近代报纸产生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所谓大众传播媒介基本上只有一家，即报社。而报社显然是以新闻活动为主的，因此，将报业等同于新闻事业，将新闻事业等同于大众传播也就顺理成章了；新闻史研究把报纸新闻的发展历史作为研究的核心，也事出必然。然而，这样的观念在媒介结构与功能发生巨变的今天已经不合时宜了。随着广播事业的发展和电视的勃兴，人类进入大众传播媒介的多样化时代。如果说，过去称报社、通讯社为新闻机构还算差强人意的话，现在还把电台、电视台叫做新闻机构，就无论如何说不通了。广播电视的非新闻节目如教育、娱乐、广告等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重要程度并不逊于新闻节目。即使报纸也在发生变化，不仅综合报纸的非新闻内容比重大大增加，还出现了各种专门传播知识和刊载文艺作品、美术作品的报纸。从形态上，不能不承认它们也是报纸，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新闻纸”。这样，单一化的“新闻媒介”就发展为多样化的“大众传播媒介”。与此同时，电影及录音录像制品在传播方式上与报纸、广播、电视有根本的相同之处，也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仅仅是B部分，也是相当有限的。电视史、电影史的研究都只是单个媒介的专史，尚无包括B部分所有内容的媒介史。

大众传播史的位置应当处于一般史与新闻史、电影史、广播史等专史之间。对于一般史而言，它是专门针对大众传播这一特定社会历史现象的历史；对于各种媒介的专史而言，它又是大众传播这一特定层面上的一般史。它以宏观综合性和系统性为特色，涉及大众传播的政治层面、产业层面、文化层面、技术层面；内容涵盖各分支媒介发生发展的历史，著名人物的活动和传播思想，有影响的传播事件，传播技术的发展，大众传播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等等。

我们期待的大众传播史研究，其独特之处在于，以我国全体大众传播媒介及其全部活动的历史过程为研究对象，而非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

中国大众传播史研究的必要性

无论是新闻史还是广播电视和电影等各种媒介的专史，都不能取代大众传播史的研究。大众传播史对于新闻传播发展的实际、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以及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都会产生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一、大众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发展与交互融合呼唤大众传播历史研究

时至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区域政治一体化加深了各国之间的交流，不同区域从敌对走向协作，力争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企业走上了集团化道路，作为现代社会重要产业的大众传媒也迈出了“多媒体”联合的步伐。在媒介竞争日趋激烈的美国，单一媒介的发展，很难在竞争中取得生存发展的有利地位。美国的报业集团，早已突破了印刷媒介集合体的范畴，而是拥有包括报纸、杂志、通讯社、广播、电视在内的综合化媒介托拉斯，以“联合舰队”的形式抵御市场竞争的大风大浪。以纽约时报公司为例，它的旗下有美国第三大通讯社——纽约时报通讯社，有大规模的特稿辛迪加——美国报业联盟，还有多家日报、周报、杂志以及电台、电视台、电子报刊、图片社和造纸厂等，在1993—1999年中，纽约时报在激烈竞争中稳步前进，利润不断增加，股票市值由21美元上升到71美元，多媒体集团的优势充分体现出来了。(3)

中国的传媒业自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以来，快速走上媒介集团化的道路。尽管目前尚未出现报刊媒体与广播电视媒体的实质性联盟，但是跨媒介联合乃大势所趋。经济日报报业集团与北京有线电视台合作，推出了一个由经济日报独立创意并独立制作的经济类节目，以期在发展经济日报行业权威优势的同时增强电视节目的力度和深度。这样一来，报刊社会与电视台互不渗透的传统格局打破了，成为“多媒体”联合、优势互补、发展媒介立体空间的一个典范。在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以及无集团之名而有其实的解放日报集团形成双龙戏珠之势，双方旗下都有十来种报刊媒体。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负责人赵凯曾明确表明：上海传媒界下一步的发展趋势是三种媒体，即平面媒体、电子媒体、网络媒体之间“拆围墙”，组建成为拥有各种媒体的媒体集团。(4)

如果说，传统媒介的“多媒体”集团化发展令人咂舌，那么网络媒体的出现对于传媒业来说更是石破天惊的重大进步。网络将使原来既相互竞争又井水不犯河水的各种不同形态的传统媒介进一步整合在一起。这主要表现在：1、互联网作为一个信息传输的平台，为多种媒介提供了施展技能的场所，新闻的、生活服务的、教育的、游戏娱乐的内容乃至商务运作都包容在其中，这种融合是前所未有的；2、传统媒介向互联网靠拢，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设立网站，通过互联网信息，作为自身的补充；3、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结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在线并购时代华纳，组成媒介产业的巨无霸。

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中国传媒业发展的大趋势为相互融合、交互汇聚，互联网等传媒新技术的发展也使新型媒介与传统媒介互相渗透，加速了媒介大汇流的进程。那么如何更准确地理解这些现象？如何更准确地把握这一趋势、预测其未来发展动向？今天的现状，是昨天历史的结果，要解释今天、预测明天，就要追溯昨天。面对媒介的综合发展趋势，只有整个大众传播的历史研究才能提供相应的历史经验。只提供某一特定领域历史经验的各种媒介的专史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在大众传播层面上的“一般史”就是很有研究的必要。史学巨擘布洛赫曾提出“总体史”(UNIVERSALHISTORY)的思想——“惟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5)他认为，对史学家而言，最重要的工作不在于由古及今地描述事件，而在于由今及古地提出问题，即所谓“倒溯”的历史研究方法。当前，媒介作为一个整体，对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而且它也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相对于当今世界加速度的变化而言），我们对其进行研究、提出问题的时候，不能不考察它的历史；我们在研究单个媒介的专史之时，也一定有必要研究大众传播这一层面的“总体史”，惟有如此才有可能更好地解答现实问题。

二、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呼唤中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

文学批评，有整个一部文学史作为支撑；现今的哲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整个哲学发展史的研究；同样，新闻学研究依托的是新闻史；那么，新闻传播学学科则呼唤大众传播史研究，这样一来，无论是抽象的理论思辨还是注重实证的经济研究，都会突破“现在”的局限，以昨天的历史理解“现在”、预测未来。新闻传播学需要大众传播史提供必要的历史经验基础。

1、大众传播史研究对新闻学学科建设的促进作用

对以往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有学者指陈其一个重要缺陷为“习惯于单独研究个别新闻媒介，忽视对不同传媒的综合研究”。(6)大众传播史研究将弥补这一缺陷。它在促进新闻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意义在于：将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某些不易在新闻学自身领域解答的问题，可以在这一广阔背景之中，通过对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予以解答。应当说，这一点在传统新闻学中也是一个重点，但是仍受到研究领域的限制，例如，新闻史论及五、六十年代报纸对英雄模范人物的宣

[page_break]传，如果结合电影、图书出版进行综合考察，无疑会给人一幅更为清晰、完整的历史图景，不同媒介运作方式及所取得效果的不同也自然容易体现出来。再如关于《武训传》的批判，就涉及到电影作品、报纸新闻等多种传播活动的联动关系，也适合于综合考察。

在新闻传播思想研究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等往往把报纸新闻、图书出版、电影、广播电视以及思想文化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而新闻史或其他媒介史研究往往把涉及自身领域的某一方面划分出来单独加以研究，如果有一部综合的大众传播史，将有利于我们更加完整深入地领会其要旨。

就新闻史的重要课题“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而言也是如此。言论自由往往不只局限于新闻事业，而且一开始集中表现于出版事业。后来，广播电视的非新闻传播以及电影、录音录像也都成为争取言论自由的重要领域。如果有一部整合所有大众传播媒介的历史，对于我们勾勒出言论自由斗争的历史会大有助益。

2、大众传播史的研究对于传播学的意义更为直接

传播学的发源地和最重要的研究中心在美国，其所以成为必然，也许同传播学的综合性及跨学科性质有关。毕竟，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在包容多种文化、多种思想方面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目前，传播学，尤其是大众传播学的各类课程仍旧是美国大学里跨学科研修者最多的科目之一。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仍旧是其综合性、包容性的魅力。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通过大学教材的情况反映出来。以美国大学流行的教材而言，绝大多数为《大众传播导论》、《媒介通论》之类，内容包括图书、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电影、录音录像制品（近年来出版的新著已将新媒介摆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广告、公共关系、国际传播等也占有一定的篇幅；在历史研究方面，这种融汇各类媒介的综合性也表现得相当突出，例如《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大众媒介史》即是。这些教材大多数次重版，有的多达十余次，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7)

如果说，在横断面的媒介知识、理论方面，我们的传播学研究者已经通过一定的引进和消化吸收填补了综合性、宏观面上的空白，并继续朝着本土化的方向发展，那么在媒介发展史方面，这种综合性、宏观面上的研究却还是一片空白。“史”与“论”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两翼，只有共同发展、协调发展，才能互为促进，作用于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实践。

刘建明教授在一次访谈中指出：仅以大众传播而言，所有的大众传播学者都没有系统地谈过出版规律，甚至对电影也很少研究。由于传播学研究者对传播学“泛化”的特点认识不足，传播学研究真正立得住的东西不多，有实用价值的东西更少。(8)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然而我们可以断言，有了中国自己的大众传播史，至少可以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引导研究关注新闻媒介的非新闻传播以及其他非新闻传播以及其他非新闻媒介的传播。

从刘建明教授的一些相关言论中可以看出，传播学的“泛化”和“玄化”是其特点，也是其致命的缺点。因为作为一门学科而言，固定的研究领域和清晰的轮廓是必不可少的，而传播学研究内容包罗万象，演绎出种种模糊不清的结论，必然会使其失去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地位。考虑到这一点。大而化之的“传播史”是不可取的，但立足于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历程的大众传播史却显得尤为必要，它可以为趋于“泛化”、“玄化”的传播学研究提供坚实的经验基础，划定大众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一些抽象理论也得以通过历史经验予以检验，而不仅仅通过现时的实地调查或控制实验来加以验证。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合法性由此可以得到巩固。

就传播学发展的历程与未来趋势而言，也迫切需要一部中国大众传播史。传播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新闻学，第二阶段是诞生于20世纪中期的传播学，第三阶段则以1992年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更名为社会信息研究所为标志。可以说，传播学走向社会信息学研究阶段，是信息社会到来的必然结果。东京大学社会信息研究所桂敬一教授说，新闻研究所更名的目的是“为了适应近几十年来信息媒介多样化和人们信息行为的变化这一所谓高度信息社会的发展需要，将自己的领域扩展到具有社会意义的所有信息形态和现象”。(9)应当说，1992年之后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和发展大大加快了这种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在这种发展趋势中，传播学研究更不可能囿於新闻学的传统范畴，新闻史更无法替代整个大众传播历史的研究。

我们的传播学是舶来品，而在引进过程之中，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仅仅依托以往的新闻史不足以胜任，必须在整个大众传播领域进行综合性的历史研究。

三、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呼唤中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

历史研究的价值，在于其认识功能、借鉴功能和教育功能，其最终目的是作用于现实。以大众传播史培育传播人才，就是这一专史研究体现其功能的重要途径。

大众传播史能够给学生一幅完整、清晰的媒介历史全图，而非支离破碎的知识汇集。将多种媒介综合、浓缩在一起，也便于其他专业的学生高效率地了解传播媒介知识，从业人员也有了可以集中学习的媒介知识综合参考书。美国传播史家史密斯说得好：“一旦现今的传播者获知了关于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更加清楚、更加准确的历史情况，他们就会更好地计划前进的方向。”(10)

广告、公共关系、对外传播等专业领域的人才，都需要掌握多种媒介知识。以往的新闻史可以提供的历史经验只局限于报纸等主要的新闻媒介，局限于媒介的新闻传播活动，即使分门别类学习了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专史，仍旧欠缺真正的综合性与系统性。各种媒介之间相互的关系，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如何与社会形成互动关系，仍没有很好地解决。

网络的发展更需要熟悉多种传媒的复合型人才。目前，独立的网站媒体（ICP）不断将传统媒介的传播内容吸纳进来，传统媒体也积极开设网站作为自身的补充，网络同各种传统媒介的联系已经日益紧密，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这样就要求新型的传播人才特别是网络人才具备多种媒介知识，才能更好地将书籍、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电影等不同类型的媒介都纳入网络这一巨大无比的平台上来。网络的同一页面上，可能囊括了图片、动画、广告、文字稿。新闻性内容与非新闻性内容可以任意链接，没有什么严格的界限。一部涵盖多种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历程的大众传播史无疑能够为他们提供综合的历史借鉴，使他们从宏观的、综合的层次历时性地了解各种媒介的知识，从而起到开阔眼界的作用。我们可以举例说明。今年4月，美国作家斯蒂芬·金的新作《骑在子弹上飞行》首次在线出版，两天之内即被全球50余万读者以网络下载形式“购买”；美国的亚马逊网上书店4年来已为150多个国家的1700万顾客提供了网上书籍。可以说，数字化出版前景可观。这就要求出版人才突破传统传播观念的藩篱，运用发散型思维，把图书的概念从“制装成卷册的著作物”延展开去，同其他新型媒介结合起来；同时，又要求专业的网络人才了解出版规律，懂得图书与报纸、期刊等不同媒介的区别，从而以更有效的方式拓展在线出版业务。

我国各种媒体都越来越重视经营管理。管理要求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而在各种媒介多元化发展、相互融合的态势下，更要求管理人员特别是多媒体集团的管理人员具备多种媒介的综合知识。大众传播史对这些人才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大众传播史研究的可行性

修撰《中国大众传播史》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创新领域，我们面临相当大的困难，但也有相当成熟的条件。

首先，大众传播各种媒介的历史都有研究。报纸自不必说，广播有上海市档案局等单位合编的《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和赵玉明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电视有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电影有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和陈荒煤的《当代中国电影》；图书、期刊则有张静庐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和胡道静的《上海图书馆史》等。另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方面的各种年鉴也可以利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把各种媒介的历史研究简单相加就可大功告成，而且应当在掌握这些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充分体现整个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

其次，其他学科也在这一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社会发展史的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等都涉及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而且，这些相关领域的研究在探索传媒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互动关系方面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

此外，我们也有具体的传播史研究经验可以参考。这方面以美国学者的研究最为重要。琼·福克茨和德怀特·L·梯忒尔的《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大众媒介史》就是很好的例子》。这部史书的撰述基于这样的前提：“美国的媒介是多元的。”作者把大众传播媒介看做“复杂的社会与文化机构”，看做不同群体的“许多声音的产物”；而且“各种媒介存在于一个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中，所以，其历史也同其他社会机构交织在一起”。(11)于是，宏观地考察大众传播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领域的关系成为该书的重头戏，大众传播的非新闻活动如广告、公共关系、娱乐等也同新闻活动平起平坐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始终把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其发展历史，这一点从各章节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来。例如第7章“反奴隶制运动和内战中的传播议题”，第8章“现代化与印刷工业”，第9章“大众市场与大众文化”等，都没有把某一种媒介单独列出。

中国学者也有把各种媒介综合起来考察的先例，如张国良教授的《现代日本大众传播史》，具有同《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大众媒介史》相似的特点。该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国外大众传播的发展史，但是仍是可贵的探索。尤其是中日两国在新闻事业、大众传播事业方面有一些相近之处，该书可以给我们本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者很多启发。

电视综合了图像、声音和文字等多种传播符号，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媒介”；网络在更大范围、更深层面综合了诸多媒介的优势，有凌驾于所有传统媒介之势；同时，在学术研究领域，边缘化、交叉化已成为一股强劲的时代潮流……我们自然有理由相信，在当前媒介相互渗透、学科相互融汇的大背景下，以综合性、宏观性为特点的大众传播专史显得尤为重要，它将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传播人才的培养以及多学科交融产生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注释：

(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2)方汉奇《骅骝开道路

鹰隼出风尘》，载《新闻春秋》1998年专辑。

(3)参见孙建健《从三大基本结构看媒介的现状和走势》，载《新闻通讯》1999年第8期。

(4)赵凯《上海传媒业集团化发展的现状、思路》，载《中国报业》1999年第7期。

(5)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6)吴崇杰《二十年中国新闻学研究成果与缺陷》，载《中国广播》1999年第7期。

(7)例如WarrenK.Agee等合著的IntroductiontoMassCommunications已再版至少11次。

(8)参见韩运荣《传播学的“玄化”与“细化》，载《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6期。

(9)参见朱光烈《我们将化为‘泡沫’》，载《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

新闻传播史范文篇7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主权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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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OtisW,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Organizations,Calif1980

2）Stevenson,Robert,ForeignNewsandNewWorldInformationOrderlowaStateUnivPr1984

3）（Mowlana,Hamid,GlobalinformationandWorldCommunication:NewFrontier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NY1986）

4）Fenby,Tonathan,TheIntermationalNewsServices:aTwentiethCentury,NY1986

5）Bamouw,Erik,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Communications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LesieJohn,CurrentLssuesi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0

2）Merrill,JohnCalhoun,GlobalJoumalism:Journe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1

3）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4）HerbertISchiller,BeyondNationalSovereignty: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the1990sNJ1993

5）AliMohammadi,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Globalization:AcriticalIntroduction,London1997

②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用于国外新闻报道的页数，占其总数的22-24%。（见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

新闻传播史范文篇8

［关键词］大众传播；历史研究；新闻史

要论说“传播史”，就不能不首先回顾新闻史的研究。

1873年，《申报》发表了《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一文，可谓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滥觞；1917年，姚公鹤所撰《上海报纸小史》出版，是第一部新闻史研究专著。此二者都可以看作是在中国新闻史乃至整个新闻学研究领域的开路先锋。诚如方汉奇先生所言：“在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历史上，开其端绪的，还是新闻史的研究。”(1)百余年来，新闻史从无到有，至今已蔚为大观，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思想解放学术创新的潮流中，新闻史研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1992年成立的中国新闻史学会为一级学会，足见新闻史作为一门显学的学科地位。仅以学会成立后的6年来看，据不完全统计，“在各种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和文章，累计达1053篇，公开出版的新闻史方面的专著，累计达88种”。(2)

1996年，新闻学由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发展的传播学成为与新闻学并列的专业，并于1999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这一过程中，新闻史研究功不可没。问题在于，传播学已经同新闻学并驾齐驱，在新闻史研究取得可喜成绩的情况下，尚无真正意义上的对中国大众传播历史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与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地位相适应的，既有新闻学，又有传播学；既有新闻史，又有大众传播史的合理格局。

大众传播史不同于新闻史和媒介专史

这里所说的“大众传播史”与“新闻史”的不同，在于“大众传播”与“新闻事业”的不同。将大众传播与新闻事业同归于“传播”旗下，已是学界的共识。若按传播方式可将传播分为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两类；如果站在新闻的立场上，又可以把传播按照内容分为新闻活动和非新闻活动两类。这四个概念相交叉，就构成人类社会传播的一个图景，其关系如下表所示：

大众传播人际传播

新闻活动A.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新闻传播活动，如报纸的消息报道、电影的新闻纪录片等。C.人际新闻传播活动，如口头新闻等。

非新闻活动B.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非新闻活动，如报纸的文艺副刊、电视的综艺节目以及电影故事片等，图书及录音录像制品的出版也在其中。D.人际非新闻活动，如一般性聊天、打电话等。

大众传播既包括一些新闻活动，又包括一些非新闻活动，即表中A、B两部分。而新闻事业是由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新闻活动，即表中A部分。

以往的新闻史研究范围比较狭窄，主体是A中的报纸新闻部分，近年来兼顾到广播电视新闻。虽然或多或少也涉及到一些属于大众传播领域的非新闻活动，如报纸副刊等，但是在戈公振等学术先驱所开创并延续至今的“报学”研究范型(paradigm)之中，在报纸新闻研究的总体格局的深层制约之下，此类内容只是作为附庸，处于类似“补白”的从属地位。大众传播的B部分尤其缺乏传播学意义上的历史研究。

在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近代报纸产生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所谓大众传播媒介基本上只有一家，即报社。而报社显然是以新闻活动为主的，因此，将报业等同于新闻事业，将新闻事业等同于大众传播也就顺理成章了；新闻史研究把报纸新闻的发展历史作为研究的核心，也事出必然。然而，这样的观念在媒介结构与功能发生巨变的今天已经不合时宜了。随着广播事业的发展和电视的勃兴，人类进入大众传播媒介的多样化时代。如果说，过去称报社、通讯社为新闻机构还算差强人意的话，现在还把电台、电视台叫做新闻机构，就无论如何说不通了。广播电视的非新闻节目如教育、娱乐、广告等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重要程度并不逊于新闻节目。即使报纸也在发生变化，不仅综合报纸的非新闻内容比重大大增加，还出现了各种专门传播知识和刊载文艺作品、美术作品的报纸。从形态上，不能不承认它们也是报纸，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新闻纸”。这样，单一化的“新闻媒介”就发展为多样化的“大众传播媒介”。与此同时，电影及录音录像制品在传播方式上与报纸、广播、电视有根本的相同之处，也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仅仅是B部分，也是相当有限的。电视史、电影史的研究都只是单个媒介的专史，尚无包括B部分所有内容的媒介史。

大众传播史的位置应当处于一般史与新闻史、电影史、广播史等专史之间。对于一般史而言，它是专门针对大众传播这一特定社会历史现象的历史；对于各种媒介的专史而言，它又是大众传播这一特定层面上的一般史。它以宏观综合性和系统性为特色，涉及大众传播的政治层面、产业层面、文化层面、技术层面；内容涵盖各分支媒介发生发展的历史，著名人物的活动和传播思想，有影响的传播事件，传播技术的发展，大众传播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等等。

我们期待的大众传播史研究，其独特之处在于，以我国全体大众传播媒介及其全部活动的历史过程为研究对象，而非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

中国大众传播史研究的必要性

无论是新闻史还是广播电视和电影等各种媒介的专史，都不能取代大众传播史的研究。大众传播史对于新闻传播发展的实际、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以及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都会产生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一、大众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发展与交互融合呼唤大众传播历史研究

时至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区域政治一体化加深了各国之间的交流，不同区域从敌对走向协作，力争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企业走上了集团化道路，作为现代社会重要产业的大众传媒也迈出了“多媒体”联合的步伐。在媒介竞争日趋激烈的美国，单一媒介的发展，很难在竞争中取得生存发展的有利地位。美国的报业集团，早已突破了印刷媒介集合体的范畴，而是拥有包括报纸、杂志、通讯社、广播、电视在内的综合化媒介托拉斯，以“联合舰队”的形式抵御市场竞争的大风大浪。以纽约时报公司为例，它的旗下有美国第三大通讯社——纽约时报通讯社，有大规模的特稿辛迪加——美国报业联盟，还有多家日报、周报、杂志以及电台、电视台、电子报刊、图片社和造纸厂等，在1993—1999年中，纽约时报在激烈竞争中稳步前进，利润不断增加，股票市值由21美元上升到71美元，多媒体集团的优势充分体现出来了。(3)

中国的传媒业自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以来，快速走上媒介集团化的道路。尽管目前尚未出现报刊媒体与广播电视媒体的实质性联盟，但是跨媒介联合乃大势所趋。经济日报报业集团与北京有线电视台合作，推出了一个由经济日报独立创意并独立制作的经济类节目，以期在发展经济日报行业权威优势的同时增强电视节目的力度和深度。这样一来，报刊社会与电视台互不渗透的传统格局打破了，成为“多媒体”联合、优势互补、发展媒介立体空间的一个典范。在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以及无集团之名而有其实的解放日报集团形成双龙戏珠之势，双方旗下都有十来种报刊媒体。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负责人赵凯曾明确表明：上海传媒界下一步的发展趋势是三种媒体，即平面媒体、电子媒体、网络媒体之间“拆围墙”，组建成为拥有各种媒体的媒体集团。(4)

如果说，传统媒介的“多媒体”集团化发展令人咂舌，那么网络媒体的出现对于传媒业来说更是石破天惊的重大进步。网络将使原来既相互竞争又井水不犯河水的各种不同形态的传统媒介进一步整合在一起。这主要表现在：1、互联网作为一个信息传输的平台，为多种媒介提供了施展技能的场所，新闻的、生活服务的、教育的、游戏娱乐的内容乃至商务运作都包容在其中，这种融合是前所未有的；2、传统媒介向互联网靠拢，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设立网站，通过互联网信息，作为自身的补充；3、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结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在线并购时代华纳，组成媒介产业的巨无霸。

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中国传媒业发展的大趋势为相互融合、交互汇聚，互联网等传媒新技术的发展也使新型媒介与传统媒介互相渗透，加速了媒介大汇流的进程。那么如何更准确地理解这些现象？如何更准确地把握这一趋势、预测其未来发展动向？今天的现状，是昨天历史的结果，要解释今天、预测明天，就要追溯昨天。面对媒介的综合发展趋势，只有整个大众传播的历史研究才能提供相应的历史经验。只提供某一特定领域历史经验的各种媒介的专史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在大众传播层面上的“一般史”就是很有研究的必要。史学巨擘布洛赫曾提出“总体史”(UniversalHistory)的思想——“惟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5)他认为，对史学家而言，最重要的工作不在于由古及今地描述事件，而在于由今及古地提出问题，即所谓“倒溯”的历史研究方法。当前，媒介作为一个整体，对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而且它也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相对于当今世界加速度的变化而言），我们对其进行研究、提出问题的时候，不能不考察它的历史；我们在研究单个媒介的专史之时，也一定有必要研究大众传播这一层面的“总体史”，惟有如此才有可能更好地解答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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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呼唤中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

文学批评，有整个一部文学史作为支撑；现今的哲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整个哲学发展史的研究；同样，新闻学研究依托的是新闻史；那么，新闻传播学学科则呼唤大众传播史研究，这样一来，无论是抽象的理论思辨还是注重实证的经济研究，都会突破“现在”的局限，以昨天的历史理解“现在”、预测未来。新闻传播学需要大众传播史提供必要的历史经验基础。

1、大众传播史研究对新闻学学科建设的促进作用

对以往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有学者指陈其一个重要缺陷为“习惯于单独研究个别新闻媒介，忽视对不同传媒的综合研究”。(6)大众传播史研究将弥补这一缺陷。它在促进新闻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意义在于：将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某些不易在新闻学自身领域解答的问题，可以在这一广阔背景之中，通过对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予以解答。应当说，这一点在传统新闻学中也是一个重点，但是仍受到研究领域的限制，例如，新闻史论及五、六十年代报纸对英雄模范人物的宣传，如果结合电影、图书出版进行综合考察，无疑会给人一幅更为清晰、完整的历史图景，不同媒介运作方式及所取得效果的不同也自然容易体现出来。再如关于《武训传》的批判，就涉及到电影作品、报纸新闻等多种传播活动的联动关系，也适合于综合考察。

在新闻传播思想研究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等往往把报纸新闻、图书出版、电影、广播电视以及思想文化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而新闻史或其他媒介史研究往往把涉及自身领域的某一方面划分出来单独加以研究，如果有一部综合的大众传播史，将有利于我们更加完整深入地领会其要旨。

就新闻史的重要课题“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而言也是如此。言论自由往往不只局限于新闻事业，而且一开始集中表现于出版事业。后来，广播电视的非新闻传播以及电影、录音录像也都成为争取言论自由的重要领域。如果有一部整合所有大众传播媒介的历史，对于我们勾勒出言论自由斗争的历史会大有助益。

2、大众传播史的研究对于传播学的意义更为直接

传播学的发源地和最重要的研究中心在美国，其所以成为必然，也许同传播学的综合性及跨学科性质有关。毕竟，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在包容多种文化、多种思想方面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目前，传播学，尤其是大众传播学的各类课程仍旧是美国大学里跨学科研修者最多的科目之一。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仍旧是其综合性、包容性的魅力。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通过大学教材的情况反映出来。以美国大学流行的教材而言，绝大多数为《大众传播导论》、《媒介通论》之类，内容包括图书、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电影、录音录像制品（近年来出版的新著已将新媒介摆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广告、公共关系、国际传播等也占有一定的篇幅；在历史研究方面，这种融汇各类媒介的综合性也表现得相当突出，例如《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大众媒介史》即是。这些教材大多数次重版，有的多达十余次，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7)

如果说，在横断面的媒介知识、理论方面，我们的传播学研究者已经通过一定的引进和消化吸收填补了综合性、宏观面上的空白，并继续朝着本土化的方向发展，那么在媒介发展史方面，这种综合性、宏观面上的研究却还是一片空白。“史”与“论”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两翼，只有共同发展、协调发展，才能互为促进，作用于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实践。

刘建明教授在一次访谈中指出：仅以大众传播而言，所有的大众传播学者都没有系统地谈过出版规律，甚至对电影也很少研究。由于传播学研究者对传播学“泛化”的特点认识不足，传播学研究真正立得住的东西不多，有实用价值的东西更少。(8)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然而我们可以断言，有了中国自己的大众传播史，至少可以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引导研究关注新闻媒介的非新闻传播以及其他非新闻传播以及其他非新闻媒介的传播。

从刘建明教授的一些相关言论中可以看出，传播学的“泛化”和“玄化”是其特点，也是其致命的缺点。因为作为一门学科而言，固定的研究领域和清晰的轮廓是必不可少的，而传播学研究内容包罗万象，演绎出种种模糊不清的结论，必然会使其失去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地位。考虑到这一点。大而化之的“传播史”是不可取的，但立足于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历程的大众传播史却显得尤为必要，它可以为趋于“泛化”、“玄化”的传播学研究提供坚实的经验基础，划定大众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一些抽象理论也得以通过历史经验予以检验，而不仅仅通过现时的实地调查或控制实验来加以验证。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合法性由此可以得到巩固。

就传播学发展的历程与未来趋势而言，也迫切需要一部中国大众传播史。传播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新闻学，第二阶段是诞生于20世纪中期的传播学，第三阶段则以1992年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更名为社会信息研究所为标志。可以说，传播学走向社会信息学研究阶段，是信息社会到来的必然结果。东京大学社会信息研究所桂敬一教授说，新闻研究所更名的目的是“为了适应近几十年来信息媒介多样化和人们信息行为的变化这一所谓高度信息社会的发展需要，将自己的领域扩展到具有社会意义的所有信息形态和现象”。(9)应当说，1992年之后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和发展大大加快了这种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在这种发展趋势中，传播学研究更不可能囿於新闻学的传统范畴，新闻史更无法替代整个大众传播历史的研究。

我们的传播学是舶来品，而在引进过程之中，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仅仅依托以往的新闻史不足以胜任，必须在整个大众传播领域进行综合性的历史研究。

三、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呼唤中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

历史研究的价值，在于其认识功能、借鉴功能和教育功能，其最终目的是作用于现实。以大众传播史培育传播人才，就是这一专史研究体现其功能的重要途径。

大众传播史能够给学生一幅完整、清晰的媒介历史全图，而非支离破碎的知识汇集。将多种媒介综合、浓缩在一起，也便于其他专业的学生高效率地了解传播媒介知识，从业人员也有了可以集中学习的媒介知识综合参考书。美国传播史家史密斯说得好：“一旦现今的传播者获知了关于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更加清楚、更加准确的历史情况，他们就会更好地计划前进的方向。”(10)

广告、公共关系、对外传播等专业领域的人才，都需要掌握多种媒介知识。以往的新闻史可以提供的历史经验只局限于报纸等主要的新闻媒介，局限于媒介的新闻传播活动，即使分门别类学习了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专史，仍旧欠缺真正的综合性与系统性。各种媒介之间相互的关系，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如何与社会形成互动关系，仍没有很好地解决。

网络的发展更需要熟悉多种传媒的复合型人才。目前，独立的网站媒体（ICP）不断将传统媒介的传播内容吸纳进来，传统媒体也积极开设网站作为自身的补充，网络同各种传统媒介的联系已经日益紧密，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这样就要求新型的传播人才特别是网络人才具备多种媒介知识，才能更好地将书籍、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电影等不同类型的媒介都纳入网络这一巨大无比的平台上来。网络的同一页面上，可能囊括了图片、动画、广告、文字稿。新闻性内容与非新闻性内容可以任意链接，没有什么严格的界限。一部涵盖多种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历程的大众传播史无疑能够为他们提供综合的历史借鉴，使他们从宏观的、综合的层次历时性地了解各种媒介的知识，从而起到开阔眼界的作用。我们可以举例说明。今年4月，美国作家斯蒂芬·金的新作《骑在子弹上飞行》首次在线出版，两天之内即被全球50余万读者以网络下载形式“购买”；美国的亚马逊网上书店4年来已为150多个国家的1700万顾客提供了网上书籍。可以说，数字化出版前景可观。这就要求出版人才突破传统传播观念的藩篱，运用发散型思维，把图书的概念从“制装成卷册的著作物”延展开去，同其他新型媒介结合起来；同时，又要求专业的网络人才了解出版规律，懂得图书与报纸、期刊等不同媒介的区别，从而以更有效的方式拓展在线出版业务。

我国各种媒体都越来越重视经营管理。管理要求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而在各种媒介多元化发展、相互融合的态势下，更要求管理人员特别是多媒体集团的管理人员具备多种媒介的综合知识。大众传播史对这些人才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大众传播史研究的可行性

修撰《中国大众传播史》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创新领域，我们面临相当大的困难，但也有相当成熟的条件。

首先，大众传播各种媒介的历史都有研究。报纸自不必说，广播有上海市档案局等单位合编的《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和赵玉明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电视有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电影有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和陈荒煤的《当代中国电影》；图书、期刊则有张静庐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和胡道静的《上海图书馆史》等。另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方面的各种年鉴也可以利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把各种媒介的历史研究简单相加就可大功告成，而且应当在掌握这些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充分体现整个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

其次，其他学科也在这一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社会发展史的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等都涉及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而且，这些相关领域的研究在探索传媒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互动关系方面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

此外，我们也有具体的传播史研究经验可以参考。这方面以美国学者的研究最为重要。琼·福克茨和德怀特·L·梯忒尔的《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大众媒介史》就是很好的例子》。这部史书的撰述基于这样的前提：“美国的媒介是多元的。”作者把大众传播媒介看做“复杂的社会与文化机构”，看做不同群体的“许多声音的产物”；而且“各种媒介存在于一个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中，所以，其历史也同其他社会机构交织在一起”。(11)于是，宏观地考察大众传播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领域的关系成为该书的重头戏，大众传播的非新闻活动如广告、公共关系、娱乐等也同新闻活动平起平坐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始终把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其发展历史，这一点从各章节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来。例如第7章“反奴隶制运动和内战中的传播议题”，第8章“现代化与印刷工业”，第9章“大众市场与大众文化”等，都没有把某一种媒介单独列出。

中国学者也有把各种媒介综合起来考察的先例，如张国良教授的《现代日本大众传播史》，具有同《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大众媒介史》相似的特点。该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国外大众传播的发展史，但是仍是可贵的探索。尤其是中日两国在新闻事业、大众传播事业方面有一些相近之处，该书可以给我们本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者很多启发。

电视综合了图像、声音和文字等多种传播符号，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媒介”；网络在更大范围、更深层面综合了诸多媒介的优势，有凌驾于所有传统媒介之势；同时，在学术研究领域，边缘化、交叉化已成为一股强劲的时代潮流……我们自然有理由相信，在当前媒介相互渗透、学科相互融汇的大背景下，以综合性、宏观性为特点的大众传播专史显得尤为重要，它将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传播人才的培养以及多学科交融产生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注释：

(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2)方汉奇《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载《新闻春秋》1998年专辑。

(3)参见孙建健《从三大基本结构看媒介的现状和走势》，载《新闻通讯》1999年第8期。

(4)赵凯《上海传媒业集团化发展的现状、思路》，载《中国报业》1999年第7期。

(5)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6)吴崇杰《二十年中国新闻学研究成果与缺陷》，载《中国广播》1999年第7期。

(7)例如WarrenK.Agee等合著的IntroductiontoMassCommunications已再版至少11次。

(8)参见韩运荣《传播学的“玄化”与“细化》，载《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6期。

(9)参见朱光烈《我们将化为‘泡沫’》，载《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

新闻传播史范文篇9

[摘要]：

本文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热点的梳理。通过从二十多种学术期刊抽选出的四千多篇文章样本及其它相关学术著述的分析，作者回顾了三十年来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的十二个重要的学术热点，希望以此反映中国新闻传播学三十年来的成就和思想轨迹。

Abstract:Thispapergivesacomprehensivereviewabouttheoreticalissuesdiscussedin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studiesinthepastthirtyyearsinChina.Accordingtothesystematicallyanalysiswiththesampleconsistedofover4000thousandpapersselectedfrommorethantwentyacademicjournalsinthisfieldandotheracademicresources,theauthorconcentratedonthe12hottheoreticalissues,bystudyingthehistoricalbackground,revealingtheinternallogic,describingtheevolutionofacademicapproaches.Thus,theoverallachievementscanbeexaminedandthetrajectoryoftheoreticaldevelopmentcanbeshownclearly.

Keywords: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studies,reformandopenpolicy,hottheoreticalissues

200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恰好三十周年。三十年风雨兼程，三十个春华秋实，中国的新闻传播学与改革开放的中国一起成长。回眸学术界关于三十年来中国新闻传播理论方面的辛勤耕耘，梳理其发展的思想脉络，是非常有意义的。

本文在检索三十多种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类和综合类学术期刊的基础上，对三十年来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热点进行了一个回顾和梳理。为此，本文作者以时间优先、重复不计、有创新点补入的原则，从《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新闻记者》、《国际新闻界》、《新闻战线》、《新闻大学》、《当代传播》、《新闻学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电视研究》、《声屏世界》、《新闻实践》、《传播广播电视》、《新闻业务》、《新闻战士》、《新闻学会通讯》、《新闻研究资料》、《新闻学探讨一争鸣》、《新闻采编》、《新闻与成才》、《新闻知识》、《传媒天地》、《新闻界》、《中国记者》、《新闻记者》等20多种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新闻与传播》及大学学报、综合类学术刊物中，筛选出4820篇文章，以EXCL文件的方式进行摘要，形成样本库。在样本分析的时候，又参考了相关的学术专著和学术数据库。为了避免重复统计，也为了避免先入为主，我们没有利用新闻年鉴一类的工具书，而是以现象学“加括号”的方式处理已经有的结论和印象，以求面对历史事实本身。

通过归类、筛选，我们整理出了三十年来有重大影响的十二个学术研究热点，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以此重构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三十年历史，反映中国传闻传播学界三十年来的思想轨迹。

热点一：新闻本质与新闻真实性讨论

回顾过去30年中国新闻传播的实践和学术研究，我们首先必须回到启动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伟大革命的原点：结束10年动乱，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当时学术界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把被颠倒了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在此背景上，在10年动乱期间达到顶峰的假、大、空现象首先受到了全国学术界的批判，新闻本质、新闻的价值和新闻的真实性问题自然就成为当时最大的学术热点。

与中国思想界当时拨乱反正的思潮相一致，学术界对新闻本质的讨论重新回到了陆定一对新闻的定义上。陆定一于1943年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提出：“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个定义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为大众所认可和接受并用于指导实际工作。从1980年起，王中发表了《谈谈新闻学的科学研究》、《论新闻》、《论传播工具》、《论宣传》等文章，为清理过时观念，重构新闻学理论体系创造了一个良好开端，提出“新闻是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布（播）。”王中（1981）在《论新闻》一文中提出了两个“新闻”概念，一个是作为社会现象的新闻活动，不计传播的方式；另一个专指通过大众传播工具所传播的“新闻”并认为前一个定义才是新闻学研究的基础，因为“弄清楚新闻在人来社会中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确定了新闻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才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才有可能进入科学的大门”。甘惜分（1982）认为，“新闻是报道或评述最新的重要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

对新闻价值的探讨最突出的成果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受众观念的确立，第二是新闻价值四要素的提出，第三是新闻价值的定义讨论。受众观念的确立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学者对新闻价值的观照。大部分研究者都把价值视为一种客观事物与人之间的需求“关系”，进而开始讨论构成价值的要素，普遍认为新闻价值具有重要性、时宜性、新鲜性和有益性四个要素。1983年5月，林枫提出：新闻价值是事实本身所具有的足以构成新闻的因素的总和，是记者衡量事实可否成为新闻的标准，这一观点得到其他研究者的认同。（陈韵昭、吴文虎，1984）

1986年第4期的《新闻学》转载了《光明日报》关于把宣传价值和新闻价值兼顾起来的文章。有学者提出：新闻具有价值与宣传价值的双重价值，新闻信息决定新闻价值，新闻舆论决定宣传价值。（刘彦，1986）

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一向被学术界作为新闻的生命。1979年之后，学术研究重心强调新闻真实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重要意义。研究者呼吁从专业修养和职业道德等自律角度来保卫新闻真实性。（商恺，1985）期间也举行了包括1983年在山西召开的全国新闻真实性问题座谈会和1987年空军政治学院空军报社召开的一次学术讨论会新闻真实讨论会在内的一系列会议。

进入新世纪，新闻学界开始尝试从更高更宽的视野来研究新闻真实性，包括对负传播的研究。有学者提出：“相对于假新闻，负传播的危害更容易被忽视，它是一个社会人群在传播中由于正负面信息的失衡，对另一个人群的集体丑化和矮化。它也表明：人在追求具体新闻真实性的同时，在更高层次上，集体形态下，无意识中存在导致正负面信息失衡的本能。”（张建挺、蔡克平2003）

热点二：马克思列宁邓小平的新闻思想研究

对马列毛邓新闻思想及其在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指导作用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一向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在30年来的学术的发展中，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大，热点集中，在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界占有主流学术的地位。

早期的研究者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关于新闻自由、报刊自主性的思想作了深入发掘。1979年学界在讨论新闻自由话题时，列宁的出版自由思想被广泛的引用，之后国内学者关于列宁新闻思想的探讨包括其反对宣传个人主义和经济宣传思想等方面。和邓小平的新闻思想研究中，有学者围绕“实事求是”这一基本观点，探讨了新闻思想的特点，强调了其坚持群众观点，不唯书、不唯上等重要方面。（孙旭培，1983）关于邓小平新闻思想，有学者概括为：党的新闻媒介要坚持要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要无条件的宣传党的主张；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反对“一切向钱看”的文化倾向。（童兵，2004）

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注重研究马列新闻思想在不同时期的指导意义和马列新闻思想的中国化问题，提出了“中国的新闻学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原理和中国革命新闻实际相结合的新闻学”的观点。（吴冷西，1983）当时出现了大批论文集和著作，如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主编的《马克思新闻思想研究论文集》（1983）、社科院新闻所和湖南省新闻学会合编的《新闻理论研究》（1984）、童兵《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1989）、赵永福和傅显明《列宁与新闻事业》（1986）、夏鼎铭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报刊理论与实践》（1991）、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1994）等成果，反映了这段时期的研究成果。

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入，新闻的商品属性开始引起关注，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商品定义是指有形商品，因此坚持新闻不属于商品这一范畴。也有研究者从“商品交换的实质是使用权经过一般等价物的媒介作用而发生变更”这一经典定义出发，论证“有形物品的商品论”不符合马克思商品定义的原意，从而捍卫了商品化过程中新闻的品质性。（李湛军，1983）

1989年之后，新闻理论的党性原则问题和坚持新闻思想正确政治方向的问题重新成为中国大陆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在《新闻记者》1989年的9月刊卷首篇中，明确提出了以下几个重要观点：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点，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刊登在1989年第4期的《新闻学》上的《试论舆论导向错误的教训》一文中，作者严一涛（1989）也认为：宣传舆论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新闻理论必须坚持党性原则，新闻改革必须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

在20世纪，学界坚持马克思新闻思想的经典性和实践性，在继续研究马克思新闻思想的中国化进程的同时用于指导具体工作。该时期学界对马克思新闻思想的中国化成果-新闻思想和邓小平新闻思想在新时期对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各方面的指导意义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研究，分别从新闻思想的理论风格和实践特色及其在典型报道理论中的特征体现和对新时期新实践的指导原则；邓小平新闻思想的理论要点和历史定位以及它对中国新时期新闻宣传工作的一系列重要且正确的判断和指示。

热点三：新闻法与舆论监督讨论

尽管中国至今还没有出台新闻法，但出于对舆论监督功能的重视，也由于新闻法与舆论监督之间的内在联系，改革开放30年来，学术界对新闻法的研究一直热情不减，并形成了三次全国范围内的讨论热潮。

第一次是在1978年，与中央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同步。当时首都新闻界举行了新闻法学术讨论会，探讨在中国颁布新闻法的必要性。1981年，《新闻学会通讯》发表了高灿名为《新闻立法与新闻自由》的文章，其中指出：新闻自由和新闻法是相辅相成的。离开新闻法侈谈新闻自由就会背离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二次热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临社会快速发展，新闻媒体在履行新闻舆论监督职责的过程中遇到了新问题和新情况，却没有相关法律作为调节这类矛盾的依据。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首次提出要加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舆论监督开始得到空前的重视，极大推动了相关学术讨论。学界认为：“舆论监督在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公正”和“推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起到了极大作用。（张宗厚，1988）易守祥（1989）在《提高舆论监督权威性》一文中对舆论监督的性质、目的、量和度，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论述,要求将新闻法制与舆论监督有效结合起来。研究者们要求加快新闻立法，以法律规范新闻媒介行为、保障新闻媒介的权利。（李良荣，1995）有学者提出：舆论监督的制度化、法律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趋势；舆论监督不是万能的，应同其他监督手段有机结合起来；从制度上、法律上对新闻开放度作出规定，有利于提高公开度和透明度。（魏永征，1988）

第三次讨论高潮出现在世纪之交，当时学术界展开了关于新闻媒介权利膨胀和发展失准等问题的研究，提出舆论监督要同法制性相结合，要充分考虑社会效果和社会容忍度。（陈力丹，1999）同时，学界开始思考在建设和谐社会新时期舆论监督的新定位和新作用。舆论监督要坚持党性原则和正面宣传为主。学者们在强调舆论监督的同时，也提出了媒体批评权无限扩大，报道的客观性、公正性丧失的问题；舆论监督和新闻法制及民主监督之间的有机结合成为新的讨论热点。

热点四：传播学的引进与发展

早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现代传播概念就传入了中国，但对传播学系统理论的引进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后国内传播学的引进和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一是传播学基本概念被引进阶段。1978年7月，郑北渭教授发表了编译文章《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共传播学》，学术界将其作为传播学正式引入国内的标志事件。1979年新闻学者开始研究美国传播学者韦尔伯•施拉姆的代表作《媒介•信息与人》，并以西方传播学为研究对象陆续发表了一系列介绍西方传播学研究成果的文章。1980-1981年陈韵昭在其课程和文章中较为系统地介绍“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如传的含义、传的发展史、传的构成要素、传通路线与符号传递、传的回馈、传播中的“把关人”等传播学基本概念。1982年4-5月间，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来访，直接带动了中国传播学研究。与此同时，对受众量化研究的方法被引入中国。国内的传播学在理论体系建设，学科教育发展，跨学科创新发展，跨文化交流沟通方面等各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二是传播学本土化阶段。在引进国外传播学理论的同时，国内学者已经开始探索传播学本土化问题。1982年11月23日-25日，我国第一次有关西方传播学的研讨会（当时被称为座谈会）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举行。这次会议明确提出对后来的传播学研究影响重大的16字研究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和自主创造”。随后，郑北渭在《新闻战线》、张隆栋在《国际新闻界》、陈韵昭在《新闻大学》杂志上，继续发表介绍大众传播学的文章。之后，有关西方传播学评价和介绍的文章不断见诸于各种刊物。1983年，我国内地第一本传播学著作《传播学（简介）》出版，推动了传播学的普及。由邵培仁、戴元光、龚炜于1986年底完成，后于1988年正式出版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是被认为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系统、全面地介绍传播学原理的著作。

这一阶段，学界更加重视传播学对我国实践的理论指导作用。1986年全国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在黄山召开，这次会议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播学为讨论主题，成为我国传播学本土化的标志。

三是传播学深入发展阶段。1993年第三次全国传播研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传播学研究走出了1989年前后的低谷，步入了深入发展的新阶段，此后传播学研讨会都定期召开，研究环境趋于稳定。这一时期，科技对传媒的影响问题和国际传播问题，成为两个研究热点。世纪之交，广播电视发展迅速，研究话题主要围绕主持人、纪录片展开。传播学的中国化再次得到了强调。1997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华夏传播论》，这是由孙旭培主编、海峡两岸30多位学者首次合作推出的传播学专著，是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一系列显著成果之一。

除这方面的研究取得明显成就外，学界对传播学中的某些经典理论也提出了赋有新时期意义的观点。有学者对沉默的螺旋理论提出新观点，认为“舆论不是公众的意见而是公开的意见。从传播媒介制造意见气候的能力和人们的认知心理入手，揭示大众传播在舆论形成过程中的强大作用和影响力，正是对传播学研究中的有限效果论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产物”。（郭庆光，1995）

热点五：新闻传播史研究

在新闻传播研究的30年中，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热点，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逐步得到恢复。自从引入西方传播学研究观念后，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得到了拓展：从单一的报业史研究，扩张到传播史、广播电视史和新闻事业史的研究。至1998年，国内出版的各种类型的新闻传播史著作将近百本。方汉奇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大成果。21世纪以来，新闻传播史研究显示了向深度和广度拓展的特点，相继有50多种有份量的专著问世。

30年来，新闻传播史的研究热点及其成果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闻传播通史、断代史和地区新闻史。对先秦、唐、宋、明、清各朝代的新闻传播史研究，都有专著问世。报刊史方面，有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1981）、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1993）、倪延年的《中国古代报刊发展史》（2002）、《延安解放日报史》、卓南生的《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2002）；广播电视史方面，有《中国解放区广播史》（赵玉明主编，1992）、《中国电视简史》（郭镇之，1997）等；少数民族新闻史方面，有白润生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1994）等；地方新闻传播发展史方面，有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1850-1949》（1996）和《上海当代新闻史》（2001）等；外国新闻史方面，有梁洪浩主编的《外国新闻事业史》（1992）等。其中新闻传播事业百年发展史是一个研究重点。宁树藩（1981）对我国百年来报刊业务演变进行描述，总结出报刊发展“总是不断适应报纸本身的特点向前发展；总是沿着不断适应读者需要的、便利读者阅读的趋势；总是遵循事物由简到繁的发展规律”三条规律。方汉奇（2000）梳理了中国百年新闻事业由单一的媒体向多媒体发展的历史，总结出新闻传播联系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规律。

（二）个案史、专史研究。其中尤以报刊史方面，研究成果极为丰富。仅从《新闻研究资料》这一种期刊来看，从1979创刊至1992年底，发表了有关报刊史的各类文章近1100多篇。从这30年的研究内容上看，有报刊广告演变、媒体耳目喉舌作用的历史性变化、报纸媒介形象等多方面的研究。方汉奇（2007）总结说，“1978年才开始启动，并在新闻史学界引起较大影响的，是有关《申报》史、《文汇报》史和《大公报》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大公报》的研究：通过“篇名”检索《维普资讯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包含“大公报”的论文，从1989年到2007年总共检索到405篇。此外，专著有吴廷俊的《新记〈大公报〉史稿》（1994）和方汉奇主编的《大公报百年史》（2004）等。关于新闻法制、广告、编辑、评论等方面的历史，有姚福申《中国编辑史》（1992）、曾建雄的《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1996）、张昆的《传播观念的历史考察》（1997）和黄瑚的《中国近代法制史论》（1999）等。

（三）关于新闻传播史研究方法。1981年的《新闻学会通讯》中刊载了学者们对新闻传播史研究方法的许多讨论文章。有学者提出，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范围应广阔些，要注意社会诸条件对新闻事业发展的制约等。还有学者提出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思想方法等问题。1998年，宁树藩回顾了学术界自20世纪80年代中开始以信息观念来分析新闻、新闻报道的历史演化，并研讨了中国历史上新闻采集、信息源的开拓、报纸间新闻竞争和新闻探访自由等。卓南生（2003）针对新闻传播史研究中的客观评价问题，指出，反思不能脱离史实和实证研究。

（四）人物及新闻思想研究。关于中国新闻传播思想史，有徐培汀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94）和《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2006）。一些学者探讨孔子等古代思想家关于传播与政治、传播的内容与形式、传播与反馈等的传播观念。还有学者通过史料研究，对梁启超、徐宝璜、邹韬奋、邵飘萍、史量才、李普曼等人的新闻活动或办报思想进行了探讨。其中不少新闻界人物传记和有关的研究成果已出版，如华德韩的《邵飘萍传》（1998）等。

丁淦林（2000）指出，新闻传播史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如：填平补齐的工作；学科内涵应扩容；研究要细化深化；把中国新闻传播史置于国际背景中来研究；改进研究方法等。尹韵公（2007）预测，今后新闻传播史研究将在国内新闻传播的原始起点、断代新闻传播史研究、“”时期的新闻传播史研究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热点六：新闻报道与新闻策划研究

新闻业务一直是新闻专业教学内容的主体部分之一，也是中国新闻理论刊物主要的主体内容。采、写、编、评、摄等操作层面的东西似乎很难进行学理上的深入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人造成了“新闻无学”，或“术有余而学不足”的印象。然而，在30年来的新闻业务研究中，却因涉及深层学理而自然地形成了两个大学术热点，

（一）新闻报道

1.深度报道

随1987年“深度报道”的崛起，对深度报道的研究很快形成热点。“深度报告”对于当时的中国新闻界来说还是一种全新的报道样式，因此相关的讨论也就不再局限于一般新闻业务的经验总结和工作汇报式，而成为对未知事物的一种学理式探讨。

一般认为，深度报道包括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和预测性报道等。学者们指出，深度报道的自觉运用，是新闻现代化意识成熟的表现，各类媒体应凭借对社会现实的深层次折射，强烈的参与意识与记者使命感，背景资料的多元化和多样化来更好地发挥自身积极作用。但也有学者指出，当时的深度报道还存在着时效性不强、主观色彩太浓等问题。（洪颖，1988）高钢（2004）指出，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媒体需要在报道中全面引入深度报道的理念，强化新闻背景的说明意识、新闻影响的展示意识和新闻发展的预测意识，从而让新闻报道具有更加深刻的洞察力、分析力、预测力。

2.客观报道

客观报告既是一种报道手法，更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工具论”的报告理念，因此，在思想解放的背景下对客观报道的理解也上升到学理层面的研究，并成为了重要的学术热点。

由于客观报道理念源自西方，习惯于政治意识形态思维的中国大陆学界最初大多抱以批判的态度。一些人坚持西方客观报道理论是虚伪的，认为“西方新闻媒介都是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不论表面上如何标榜客观公正，其实这种客观公正是不存在的”。（桑荫，1990）随着讨论的深入，学者们以更为理性的方式思考问题。周胜林（1999）认为，客观报道既是一种报道思想也是一种表现手法：它是指新闻报道具有客观性，是记者认真调查研究，尊重事实，按照事物本来面目进行报道的新闻；它又是一种必须严格用事实说话的表现方法，主观色彩少，并把倾向性藏于事实的叙述背后。

1999年之后出现的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热，可以看作是对客观报道研究的延续和和内在学理的深化。郭镇之（1999）剖析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的理念，一是客观新闻学，一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作用。陆晔、潘忠党（2002）认为，专业主义是一套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又是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模式。

通过对专业主义话语实践的考察，学者们意识到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在中国新闻改革过程中具有解放的作用，预示着更加深层的变革。潘忠党、陈韬文（2005）通过实证观察中国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表现，并指出，新闻专业主义是理解中国新闻工作者及其工作的一个具有描述和解释意义的理论，但它不可以被简单地套用到中国的现实。吴飞（2004）通过对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调查，指出，中国新闻媒体的从业者正在逐渐形成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还有学者从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及其在中国的早期实践切入，分析新闻专业主义被重新体认的现实背景，寻找新闻专业主义进行本土化改造的策略。

（二）“新闻策划”

学界对“新闻策划”的讨论是从报道策划开始提出问题的。蔡雯（1993）提出，报道策划包括报道的内容、重点、过程、发稿计划、报纸版面地位和形式等，并认为这是“对以往报道计划的改革发展”。“新闻策划”的概念被提出后，很快引起了各方面的争议。争议围绕“新闻策划的定义”、“新闻能否策划”以及“新闻策划有何利弊”等主题展开。有学者分析了新闻策划与公关界“媒介事件”之间的理论与现实渊源，对新闻策划的产生与发展作了详细探讨。（董天策，1998）但也有学者对新闻策划持怀疑态度，认为“新闻策划”论的出现，在于提出者行动者在思想上对“新闻的本原是客观发生的事实”缺乏正确认识，对于新闻报道中的任何环节都不宜使用“策划”一词。（宋新桂，1997；刘建明，1998）另有部分学者采取谨慎的接受态度，只认可媒介对报道活动的策划，并提醒人们要谨防新闻策划和商业策划的联姻。（张允诺，1997）

2001年6月，“新世纪首届新闻策划学术研讨会”在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主办下召开。会上，蔡雯提出，新闻策划这一概念不甚明确，有必要修正和重新界定，应把研究对象确定为“新闻媒介策划”。对此，郑智斌指出，新闻策划的内涵很广，已有泛化的趋势。夏琼认为，“新闻策划”广义上可以包括公关策划、广告策划、经营策划、竞争策划等，但狭义上的新闻策划要慎用。孙旭培提出，“尽管我认为，新闻策划是必要的，但我对新闻策划这个提法不以为然。既然容易引起歧义，引起误解，那为什么就不换一个称呼呢？”他还强调：新闻策划只能限定在新闻报道的策划，而不要将媒介的经营管理活动拉进来，更不能搞策划事实。时统宇从经济学的独特视角，指出新闻策划时应注意的三个“化”：①新闻策划的立脚点是中国传媒的市场化；②新闻策划的社会背景是新闻传播的世俗化；③新闻策划必须警惕商业化。（郭赫男，2001）

热点七：媒介素养教育研究

国内学界正式提出媒介素养教育这一课题，是近十年的事。1997年，卜卫发表了中国大陆第一篇系统论述媒介素养教育的文章，追溯了“媒介素养”这个概念在西方发展演变的历史，将媒介素养教育内容概括为4点：媒介特质、媒介信息特质、媒介生态与组织和受众对自己接触行为的管理和分析。此后，学者们开始引进和介绍西方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通过“篇名”检索《维普资讯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包含“媒介素养”的论文，从1997年到2007年这短短10年间，总共检索到297篇。

宋小卫（2000）介绍了加拿大、英国等三位学者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观点。有加拿大约翰•彭金特（JohnPungente）的“八大理念”，英国利物浦大学的莱恩•马斯特曼（LenMasterman）就媒介素养教育提出的18项基本原则，以及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大卫•帕金翰（DavidBuckingham）对英国媒介素养教育超越保护主义的观点。张冠文和于健（2003）把媒介素养追溯到1933年美国学者欧•奥尔特曼（I.Altman）和马•切默斯（M.Chemers）提出的“文化素养”的概念，即“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正确地判断和估价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作用，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素养”。这一提法被许多研究者引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根据百度搜索，有73篇文献采用或直接引用了张冠文和于健这一结论和表述。然而，这一提法在知识细节上却是有疑问的。查张冠文和于健所据的《文化与环境》中译版（东方出版社，1991），标明作者欧•奥尔特曼和马•切默斯的国籍是美国，而不是英国。其次，根据相关出版信息，这本书是根据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译出。从原书中大量引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献的情形来看，这本书的成书时间远远不可能是1933年。因此，这很可能是一种以讹传讹的现象，即所谓“网络羊群效应”。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媒体的发展和传媒业全球化进程，媒介素养教育问题突显了其新的重要意义。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全民媒介素养教育。学界普遍认为，实行媒介素养教育是为了满足信息社会人们对传播沟通空前巨大的需求。（吴廷俊、舒咏平，2003）郑保卫（2002）从民众需求、形势需要和媒介批评诉求三方面强调实施媒介教育大众化的特殊意义。谢金文（2003）认为提高公众的传媒素养的重要性在于：推动新闻事业改革和发展，促进大众传媒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利于人们有效利用传媒以便更好地实现人生目标和组织目标。蒋宏（2005）从认知、情意、技能和营造环境等方面阐述开展公民传媒素养教育的目的与意义。

（二）特定人群的素养教育。青少年及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从《维普资讯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检索结果显示，从1997年到2007年，共有66篇相关文章，占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文章的22%。此外，学者们对弱势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也给予关注。有较多的研究文章谈到在少数民族、妇女、农民受众群体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认为这样的教育可以提高这些人群对媒介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他们在传媒舞台上的弱势地位。还有学者就中国城市居民媒介素养现状进行量化调查。

（三）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方法。学者们从国情出发研究了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卜卫（1997）认为有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媒体宣传等方法；吴廷俊和舒咏平（2003）提出，应从成人传播素质教育、中小学沟通素质教育、大学生传播素质教育和传播门类专业人才这四个层次来实施媒介素养教育；林爱兵（2003）认为应“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为主，传媒教育和社会教育为辅”；郑保卫（2002）建议采取的做法有建立相应的督导与协调机构、形成媒介教育的社会化系统等。

媒介批评与媒介素养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有学者从媒介批评角度来看待素养教育问题。时统宇（2001）认为，“文化素质不高的观众在电视乱播滥放的误导下对粗制滥造的作品趋之若骛，使本来就很浅薄的文化积累更加低下。”李琨（2003）强调，媒介素质即“能用独立的批判的眼光看待媒介内容、建设性地使用媒介的能力”。有学者认为，学会以批判的意识接触媒介的信息，和掌握合理运用媒介完善自我、服务自我的能力，是媒介素养教育主要内容。（张志安、沈国麟，2004）但对“媒介批评”的概念，尚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媒介批评是指分析媒介现象，评价记者的作品，反思新闻报道的得失。（刘建明，2001）另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对大众传播现象展开哲学层面的理性讨论和评价。电视批评尤其重要，对电视的批评本身就是当代文化思想发展的一种方式。（时统宇，2001）有学者明提出“媒介批评是对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的反思活动”，作者对“媒介批评”的定义重新作了表述：是以传播学为基础，按照一定社会和阶级的利益与理想，根据一定的批评标准，对大众传播媒介及其产品——大众文化所作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鉴别活动。（雷跃捷，2003）

虽然中国大陆媒介素养的研究起步晚、时间短，但在学者的努力下，对国外相关理论的引进和介绍上，以及青少年的调查研究，都取得了不少阶段性的成果。不过，在有充分说服力的实证研究、定量分析成果出现以前，相关的观点和结论仍然难以超越主观意见的和假说的范畴。

热点八：新闻平民化与娱乐化研究

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媒体从传播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一次向受众本位方向的转移，被学界称之为“新闻平民化革命”。（喻国明，2002）

有学者将中国新闻界平民意识的觉醒追溯到1993年央视《东方时空•生活空间》节目开播。“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一定位，标志着中国主流媒体第一次视角下移。（孙劲松、王从波，2005）又有人将《生活空间》栏目是看作“电视民生新闻节目的雏形”。（李幸，2004）而民生新闻真正的诞生，学者们大多认为是以2001年创刊并明确提出“以民生新闻为特色”为办报方向的《晶报》和2002年正式开播的《南京零距离》节目为标志的。（董天策，2007）

然而，无论是新闻平民化革命，还是平民意识的觉醒，其实都只是更大背景下的革命与思想觉醒的结果和延续，这个大背景就是1992年由邓小平南巡讲话而引起的思想大解放。在南巡讲话中，邓小平明确地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定义为一场“革命”，新闻界平民化革命不过是这一大革命的具体化，甚至是这场自上而下的大革命的一个结果。只有在这个大革命的层面上，中国的新闻平民化的革命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中国的新闻传播一直是党和政府忠实的宣传工具，定位高，形式严肃，如积成流弊则会有亲和性弱的缺点。对于习惯于“工具论”的人来说，对此流弊也往往习以为常，或虽有所疑而未必能对此公开讨论。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有一段涉及到电视，他直截了当地说：“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

邓小平这一讲话，对中国新闻传播业界和学术界都带来了一次思想的震撼。从1992年的南巡讲话，到1993年央视推出的一系列新栏目，其间的逻辑关联是显而易见的。

思想闸门一开，民生新闻的实践就开始多起来，相关的研究也就成为一个热点。国内关于新闻平民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民生新闻、公共新闻和媒介娱乐化等问题的研究上。

新闻平民化倾向在“社会新闻”报道上早有所表现。改革开放初期，学者们在对社会新闻的论述中，就体现出新闻平民化的思想萌芽，如“社会新闻是把各种各样人的行为图象给人们作为镜子”，“应将其广泛的社会兴趣的特点和社会效果更好地结合起来”。（王中，1983；朱家生，1983）朱羽君（2005）等学者认为，民生新闻为公共意见的搭建提供了一个畅达的通道，并且电视民生新闻有着独特构架，在大陆当时传媒话语格局中有着不可替代的话语空间与独特的价值诉求。董天策（2007）从科学社会学的范式理论出发，重新解读民生新闻，提出民生新闻是一种新的新闻传播范式。但在民生新闻发展过程中，学者们也开始注意到其中所暴露出的诸多不足：有学者揭示了国内民生新闻中的“伪平民化”现象，如把民生新闻等同于市井新闻、主持人矫揉造作的“个性化”、尊重受众异化为迎合受众等方面。（见水根、章见，2005）学者们对民生新闻发展遭遇瓶颈的研讨文章中，主要有以下几点结论：①对平民意识的误解和滥用导致题材范围狭窄、内容琐碎而缺乏深度；②内容与形式上日趋陷入同质化的竞争；③缺乏人文关怀而不注意保护当事人权利；④媒体角色不明确，忽视了自身舆论导向的功能。

与“民生新闻”相关的“公共新闻”理念和“公共空间”理论研究也逐步有一些拓展。2004年，蔡雯介绍了美国“公共新闻”的发展与现状，及其对美国社会发展和新闻传播业产生的重大影响。同年10月，定位为民生新闻栏目的江苏电视台《1860新闻眼》改版，打出“公共新闻”的口号，众多电视民生新闻栏目纷纷引人公共新闻理念，称之为电视民生新闻的自我提升。学者们指出，公共新闻理念的及时引入，使众多专家学者将其视为民生新闻下一步的转轨方向，公共新闻理念蕴涵着巨大的创造力。

伴随着新闻平民化革命的深入，学界也注意到，媒介在贴近受众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大众传媒的娱乐性功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有学者认为，在整个社会加速向市场转型的宏观语境中，娱乐节目的存在与发展有其合理性。（刘阳，2005）但是，媒介娱乐大众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做法也引起了学界的一些批评。有学者指出：在日趋同质化的媒介信息面前，公民对国家政治、社会等公共领域的知情权受到严重侵害，因此，信息娱乐化显然与市场经济的深入和成熟背道而驰。（林晖，2001）2005年，面对“超级女声”的空前火爆以及“王菲生产报道”、“窦唯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学界对新闻娱乐化现象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批判态度，对媒介内容的过度娱乐化表示担忧和警示。陈力丹（2006）等学者明确表示，娱乐不能越界，新闻应有规范的立场。

点九、媒介公信力与媒介形象研究

媒介公信力与媒介形象研究成为一个较大的学术热点主要是2000年以后的事。这一热点的出现，是对中国大陆迅速出现的媒介娱乐化现象的一种回应。不过，相关文献表明，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在对商品经济条件下记者形象与职业道德问题的讨论中就已经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比如，荒川的《“吃拿风”与记者的形象》、易瑞麟的《商品经济和记者形象初探》）等文章。当时，这些问题表现为历史的政治遗留问题。时统宇指出:记者人格的失重疲软萎缩的原因在于传播文化的历史投影、新闻自由的全面匮乏、阶级斗争工具论的严酷摧残。（时统宇，1989）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媒体改革步伐的加快，媒体炒作事件、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不断出现，节目娱乐化、低俗化倾向严重，媒介公信力问题又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有学者强调，媒体应处理好眼前利益和中期发展的关系，树立品牌意识，注重媒体的形象塑造。（丁俊杰，2001）吴元栋（2002）呼吁，媒体有责任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媒体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荣誉、维护尊严，保持良知。也有研究者就职业准则与社会责任、法律规定与公众利益、报道立场与媒体市场之间的矛盾关系，剖析了媒介产生信任危机的原因。

2003年的SARS事件使中国媒介的公信力问题突显出来。童兵（2005）认为，中国新闻传媒在非典前期不仅缺位，而且错位，主要原因在于新闻源的垄断和政府信息的不公开，权利归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徐辉明、严三九（200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可能导致流言盛行的因素中，大多数市民将主要原因归于政府和媒介没有及时有关传染病的真实信息。杜骏飞（2003）通过对SARS事件的传播学研究，得出结论：如果缺乏绝对意义上的智者，那么，流言只能止于传媒的公信。他还指出：政府管理部门和传统媒体必须在新闻信息的及时、真实和公开上有所进步。

这一时期，量化研究方式也开始引入到大众媒介的公信力研究中。研究者以梅耶提出的主要指标——公平、无偏见、报道完整、正确和可信赖——为依据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电视的公信力略高于广播和报纸，并且，对于男性受众而言，文化程度越高对媒体的公信力评价越低。（廖圣清、李晓静、张国良，2005）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公信力对于不同类型的媒体受众市场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严肃的时政类媒体来说，公信力会直接影响到它的收视率或阅读率。（张洪忠，2005）

热点十：受众研究

受众研究是近20年的一个持续的学术热点。这个热点的形成，既是传播学面向事实本身提出和解决真问题的重要动向，也是中国传媒逐步走近市场而感受到市场压力所致。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的受众研究以三次全国受众研讨会为契机蓬勃发展，并逐步走向深入。1986年5月，在安徽黄山举行的第一届受众学术研讨会高度评价了受众研究对新闻改革的推动作用，认为受众研究从经院式研究走向密切联系实际的实证研究是研究人员思想解放的一大进步。1992年5月，在杭州萧山举行的第二次受众学术研讨会，并对受众调研的方法前景进行了研讨。此前的亚运会广播电视传播效果研究为开端，我国的受众研究从受众媒介接触行为显性研究深入到对受众态度、观念等方面的隐性研究。1995年开始，以央视调查咨询中心（简称CVSC）（1995.6）、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简称CSM）（1996.5）为代表的一系列受众调查组织和机构相继成立。在2001年9月，第三次全国受众学术研讨会在河北保定举行，会上，陈崇山提出了中国受众研究的三段论，即解放思想积极创新阶段（1982-1989）；趋向成熟深入发展阶段（1990-1994）；进入市场走向规范化阶段（1995-2001）。（白贵、赵晖，2001；陈崇山，2001）

20世纪之交，传播科技日新月异，网络媒体不断发展，受众也表现出新的特点，受众的研究开始向多元化方向拓展，如网络受众的特点、接受研究、文化研究、少数群体的研究等。张国良等学者（2000）较早开始对网络受众进行量化研究，并试图揭示大众传媒与受众的关系。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网络受众注意力的“马太效应”得以揭示。（匡文波，2001）新媒体时代的反沉默螺旋模式也得到了讨论。反沉默螺旋模式的提出者认为，沉默螺旋在意识形态冲突的社会完全失败，舆论背反模式取代了沉默的螺旋。（刘建明，2002）但也有研究表明，沉默的螺旋假说在网络空间中并未消失，只是网络群体对个人意见的压力作用方式有所改变，压力有所减弱。（刘海龙，2001；谢新洲，2003）与此同时，网络中的“知沟”现象也成为关注的对象。研究者发现，由于经济、文化等因素，使“知沟”在网络上的扩散有加剧的趋势，但网络本身并无扩大或合拢“知沟”的倾向，而是网络媒介的优势将传统媒介业已形成的“知沟”倍数放大而已。（丁末、张国良，2001；黄艾华，2002；王晓晴，2006）

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是这一时期受众研究的新特点。有学者就通过“霍尔传播模式”与接受美学的比较研究，分析了经典传播学过于依赖于线性通讯的模式来理解大众传播过程的局限，对霍尔模式及其启发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和发挥。（李思屈，2001）此后，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也被用于研究受众的文本解读范式及受众的解码立场。民族志研究被认为是力图通过面对面的访谈，了解研究对象（机构或群体）的所有日常的生活、工作方式等，从中发现一点一滴的问题，作出规律性的总结的一种研究方法，它在解决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受到了重视。费斯克的生产性受众观也被认为是受众研究的一种新思路。

热点十一：广告和媒介经营研究

（一）广告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广告业一直以高GDP平均增长速度的水平飞速发展，成为世界广告史上的一大奇观。与此相应，广告研究也形成了传播研究领域一个持续的热点。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陆广告学术研究的萌芽期。而这一萌芽破土成为传播研究的一株新苗，也利益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当时广告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解决广告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专有现象的问题，从而为广告的健康发展扫清障碍。

1982年8月，在山西太原举办的第一次广告学术座谈会上，对“社会主义国家需不需要广告”、“广告的定义、性质和任务”、“社会主义广告与资本主义广告的区别”等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澄清了广告的基本概念。在此期间，学术期刊开始介绍国外的广告新闻传播业务与理论。（桑榆，1984；王泰玄，1985）

这一时期学术界的讨论话题主要集中在广告与新闻的关系、广告的艺术与科学性、广告真实性三方面。对于广告与新闻的关系，周胜林（1983）认为广告新闻非常实际，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是满足社会需要和读者兴趣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严厉批评了广告的新闻化和新闻的广告化。（寒原，1983；包免，1985）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源于当时对广告本质的模糊认识。关于广告是艺术还是科学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广告的科学性应该放在首位，艺术只能是一种手段，是为广告目标服务的。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广告的艺术性，认为没有艺术性的广告，是没有生命力的广告。

1983年第二次学术研讨会上，徐百益指出，广告学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关于广告真实性的讨论肇因于1985年左右凸显出来的虚假广告问题，这场讨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通过讨论，“真实是广告的生命”这一命题成为共识。（曹轩宇，1988；陈培爱，1995）

20世纪90年代，广告研究进入引进与发展期。创意理论、品牌理论、定位理论、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引入成为90年代学界讨论的主要话题，广告效果研究也被视作广告研究的重中之重。

1991年，随着大卫•奥格威的《一个广告人的自白》（林桦，1991）丹•海金司的《广告写作艺术》(刘志毅，1991)等专著相继被译介到中国，创意理论在中国大陆的广告界引起了普遍的关注。罗瑟•瑞夫斯的USP理论、科学派广告观念的持有者大卫•奥格威的品牌形象理论、艺术派广告观念的持有者伯恩•巴克的ROI理论被迅速接受并得到了发展。1995年的全国广告学术年会上，“品牌策略”（唐仁承）、“品牌价值”（陈志宏）的概念首次被明确提出。《广告创意100》（卢泰宏、李世丁、陈俊勇、张碧波，1995）、《广告大创意》（李思屈，1999）等书相继出版。

定位理论的引入是广告传播的基点由产品向消费者转变的一个转折点。定位理论最早由里斯与特劳特提出，1991年，唐忠朴在他主编的《现代广告学经典丛书》中收编了由里斯、特劳特推出的《定位》一书。1994年，开始有大陆学者明确指出：广告定位的实质是对消费者的心理占领。（徐舟汉，1994）CIS理论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与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公益广告的研究初露端倪，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野。（黄升民，1997）

1997年，舒尔茨的《整合营销传播》（唐•E•舒尔茨，1993/吴怡国，1997）被译介到中国，加上舒尔茨本人于2001、2002年两度来华宣讲整合营销传播，引发了学界对事例营销传播的研究热潮。整合营销传播理论以4C取代了4P，被中国学者视为“世纪性的总结与化生”。（张金海，2002）

关于广告效果研究，1992年学术界就有少量的介绍。八卷俊雄的《有效广告的知识与实务：从构想、企划到效果测实》（黄南斗，1988）、约翰•菲利普•琼斯的《广告何时有效》（杨忠川，1998）等专著的相继引进为广告效果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基础。1998年全国广告学术研讨会，把“影响广告效果的因素及其对策”列为主题，从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广告受众以及营销、创意、媒体等多角度、多层面，论述了影响广告效果的各种因素及对策，进一步推动中国广告业向“质的提高”转变。

21世纪之交，本土化的广告理论体系渐具雏形，具有学术价值与创新意义的成果不断涌现，集中体现在广告文化学、广告符号学、广告心理学、广告史研究四个方面。陈培爱（1993）早在90年代初就指出广告也是一种文化，强调了广告文化研究的重要性。1998年，《广告文化学》（李建立、韩旺辰，1998）一书正式出版。近年来，广告文化的研究更加深入。有学者强调了网络广告文化的民族性，认为它的发展有待于中西文化相互融合渗透。还有学者将东方智慧与西方的符号学精华融为一体，创立了DIMT模式，以期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有效发挥东方的文化魅力与传播智慧。（李思屈，2003）有学者从批判的角度来看待广告文化，认为广告文化受制于商品逻辑，颠覆了社会价值，广告与媒介恶意同谋。（陈翔，2002）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广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以文化霸权，虚构着社会现实，在一定程度上误导着现代公众，造成了社会责任弱化，在广告表现中出现文化迷失现象。（黄孟芳，2006）从1996年开始，陈力丹、李彬等人相继对广告符号学进行了研究。2000年以来，李思屈发表了一系列广告符号学方面的文章，在传播效益与人文深度的统一的基础上研究广告符号学。此后，丁和根（2002）对大众传播学与广告符号学的联姻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熊澄宇等（2002）将符号学理论用于网络传播研究，认为虚拟人，即网众是一种特殊符号。2004年，第一本《广告符号学》（李思屈，2004）出版，这是国人以本土化立场研究广告符号学的专著。广告心理学是推动广告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分支，黄合水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将心理学引入品牌研究。

在广告史学研究方面，陈培爱的《中外广告史》（1997）是这段时期的一部代表作。张金海的《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研究》（2002）一书，则以宏观的理论把握见长，梳理了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发展的轨迹。

（二）媒介经营

1992年，传媒业的改革步伐明显加快，媒体经营成为学界关注的又一大热点，人们明确意识到：新闻传播业既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又属于第三产业，这一新思路促使新闻媒介在事业上获得迅猛发展。（李良荣，1995；罗以澄，2003）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式成立，此后数年，近40家报业集团先后成立，对报业集团化的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形成了热潮。有研究者指出：打破媒体之间、行业之间、地域之间的界限是报业集团化必须解决的问题。（张昆，2000）也有学者指出：规模扩大是量的快速积累，整合更注重质的提高。（张金海、黄玉波，2005）但是，人们对报业集团化带来的寡头竞争也有担忧，规模无限制扩张将会影响到报业的合理经营、市场的健康发展，进而影响到办报质量。（黄蓉芳，2000）

21世纪初，我国加入WTO，传媒业的发展和经营管理方面的研究再一次兴起高潮。孙旭培指出投融资体制的创新带有根本性，它有助于传媒业增强实力，更好地参与国际传播竞争。（孙旭培，2001）在媒体集团的资本运营方面，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传媒产业仍属于“高风险”投资，资本介入媒体必须具备的三种基本意识，即：大投资、长线型投资、智慧型投资。（喻国明，2001）对于传媒业发展现状及趋势，有学者指出：跨媒体、跨区域、跨行业是我国传媒业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林汝鹏，2002）喻国明（2003）就当时形势指出传媒体制改革的“现实性和急迫性”，并明确提出传媒业作为经济产业的本质是影响力经济。

热点十二：边缘学科与新媒体研究

（一）新兴边缘学科的发展

新兴边缘学科的发展，尤其是在2000年以后的快速推进，是传播学在中国大陆日益繁荣的重要表现之一。在新兴边缘学科中影响较大的则是传媒经济学。传媒经济学的概念诞生于1970年，由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欧文(BruceM.Owen)提出，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是近些年开始的。研究话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传媒经济学的对象、特点与研究方法问题。二是对传媒经济学的归属问题的讨论。

潘立剑(2004)认为：新闻传播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传媒经济学是个独立的应用学科，应在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路径下展开。另一种看法则强调了传媒经济研究的特殊性，认为传媒经济研究是“应用传播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周鸿铎，2006)昝廷全(2006)对传媒经济学的学科定位进行了剖析，认为由于传媒产业不服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这就从本质上决定了应用传统的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传媒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张涛甫(2006)则认为大众媒介生产的产品既具有意识形态性质，也具有商品性质，因此媒介经济学必须紧紧围绕着这一特殊规律进行研究。而“当下不少研究只在传统的媒介研究外边涂上一层经济学的油彩，实际上仍然是两张皮，媒介与经济之间的关联度还是很小，媒介经济学实际上徒有虚名”。

仅仅是近几年的统计，传媒经济方面论文已达到1000余篇，专著超过200部。（郑保卫，2006）周鸿铎的《广播电视经济学》（2002）、吴飞的《大众传媒经济学》（2003），邵培仁、陈兵的《媒介战略管理》（2003），支庭荣、吴非的《媒介经济学：经济学在新媒介与传统媒介中的应用》（2005），赵曙光、史宇鹏的《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2003）等，都是备受关注的成果。

除传媒经济学外，其它交叉边缘性的研究也不断涌现，如政治传播学、体育传播学、卫生传播学、发展传播学、媒介生态学、媒介地理学、传播人种学、健康传播学等。邵培仁的“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邵培仁，2001）等论文，被称为开辟了国内媒介生态研究的先河。蔡琪、常燕荣(2002)认为民族志传播学把文化视为共享的意义体系为传播研究提供新视野，同时也展示了民族志的调查研究方法所具有的巨大潜力。明安香认为，这种交叉融合的趋势必然会将传播学引向整合的全息文化研究。

（二）新媒体研究

从1996年开始，闵大洪(1996)、方汉奇(1996)等人分别撰文对网络传播进行了论述，但网络真正的发展壮大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事。随着网络传播在中国大陆的不断兴盛，对于网络传播研究的话题也由起初对网络传播本质和规律的讨论转向网络产业的发展、网络的社会功效及其影响、网络伦理与法律研究方面。对于网络产业的发展，李希光提出了复兴网络的九种策略；吴信训等则从更具体的层面入手，就新闻网站没有准确把握网络特性、互动性发挥不够、同质化倾向严重的现状，提出：新闻网站需要注入创新的、经营的理念，重新开发利用新闻信息资源。（吴信训、陈末，2005）在网络传播社会功效和影响方面，有学者指出，在网络传播中，媒体的移情、娱乐、面具等功能会对传播者的心理产生影响。（任湘怡，2000）潘玉鹏(2006)认为网络的出现为报纸带来了一场革命。网络传播的影响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此相关的著作也开始出现，如《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王少磊，2006）等。网络伦理与法律方面，杨先顺认为在价值多元、权威弱化的虚拟实在中更应倡导生态伦理世界观、更应弘扬缺失已久的人文精神；（杨先顺，2006）陈堂发(2006)通过对中国首例博客案判决的商榷和探讨，分析了博客侵权的网站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在理论模型的建构方面，研究者提出了网络传播模型“氬原子模型”，认为该模型能够对网络传播过程的主体、内容、渠道、方式、环境、控制等诸要素进行系统性分析和归纳，按照其内在逻辑关系进行分类组合，最终以类似氬原子结构的立体拓摸圆形表达出来。（原永涛，2006）研究者指出，随着网络传播的发展，传统的传播学研究思维和方法也应有所改变：要从线性研究方法转变为以交互式研究方法为主；控制研究要从硬性控制转变为自由开放的控制方法；要从传受分离的研究模式转变为收受合一的研究模式；要从单一媒体研究为主转变为综合媒体研究为主。（梅琼林，2006）

基于网络传播技术之上的新兴媒体研究是近几年的焦点话题，这包括对数字电视、播客、博客、IPTV等方面的探讨。关于数字电视，黄升民(2002)认为内容可以为王。2005年，播客出现，被认为是一种用途广泛内容多样，可以从业余走向专业、专业业余并存互补，免费走向收费，无序发展到有序新媒体。（朱红梅，2006）它可以使人对自我实现的追求得到最大的满足并成为话语权力的获得和超符号自由交流的平台。（黄桂萍、吴文虎，2006）研究者指出：博客传播可以帮助人类实现“所有人面对所有人”的社会化传播理想，在未来，博客与大众媒介之间将是互补和融合的关系。（方兴东、张笑容，2006）博客的兴起使传统媒体不得不面对公众的监控。这将促使传统媒体在新闻报道中遵循职业自律。（刘津，2006）

结语：从学术史中得到的三点启示

重新走进三十年中堆积如山的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和著述，课题组断续用时约50多天，竟然也有类似于“一篇读罢头飞雪”的感觉。在那些斑斑点点的记忆中，只要是真诚的学术探索，都会像历史天空上的群星一般尘灰难掩，在不计其数的故纸中闪耀出来，给当代以丰富的启发。在此我们提出心得的三点启示，来与读者分享：

首先，是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热点与改革开放三十年进程的同步性。三十年来新闻传播学研究学术热点的转移和学术探索的深入，在整体上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保持了同步性。这一方面是学术服务服务于社会实践需要规律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作为改革开放灵魂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再现。本文所述及的12大新闻传播研究热点，新闻本质研究热点，都直接或间接地源于三十年来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反过来，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又为促进中国的思想解放，推动新闻传播界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与社会同步、与时政结合的特征，既是新闻传播的社会和政治属性的反映，也是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要特点。在中国，政治家发表的一个观点，往往会造成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重大转向。邓小平曾经说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而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这一论断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同样适用：改革开放在解放中国的物质生产力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解放中国的精神生产力。

其次，是在三十年学术热点的转移中，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也存在着学理探索的持续性。学术研究是一种真理的探讨和表达，除了配合社会、时政外，学术研究自有其知识积累和学理延续的规律。在三十年新闻传播研究的热点转移中，有些问题会在不同的语境下以不同的形式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来加以讨论，这正是中国新闻传播学作为一个探讨真理的学术门类而不断完成学科建构、在学术上成熟起来的一种表现，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们坚持真理的学者本色的表现。

第三，在学术自身的发展中，“追求知识”的价值远远大于“发表意见”。“知识”与“意见”的区分，是科学发展的起点，是科学精神的重要体现。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时代起，人们就认识到最正确的意见终究不过只是意见，它也许有益于现实需要，但却于知识的积累和科学的发展没有价值。而即使是错误的知识，也能作科学进化中的链条，发挥出学科建设的积极作用。知识与意见的这一重要区分，成为后来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恩格斯，到当代科学的一个重要原则。其间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知识是按照一定的学科规范进行的思维操作，是符合理由充足律、重论证、重逻辑周延性的推导的结果。给出约束条件，明确在何种条件我会放弃自己的结论，往往是一个学术研究者与一个独断论者或主观印象者的重要区别。

文章三十年，得失寸心知。我们有一个梦想，就是在未来三十的中国学术界，懂得知识与意见的本质区别的会越来越多，坚持科学精神和学科规范的风气会持续壮大，蔚成大国。

从如山的文献中选择近5000篇文章建立的样本库已非易事，而从众多文献中筛选主题、折中诸说，理出脉络，则更为困难。其间疏漏、偏颇绝难幸免，我们仅以此文就教于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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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史范文篇10

［关键词］中国新闻学；现状；回顾；总结；2001-2002年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dandcombedthefruitsof2001-2002Chinesemainlandjournalismstudy,andfoundthatthejournalismscholarsinmainland,ononeside,isreviewingandsortingtheprimarystudyobjectsandthreads,andontheotherside,ispayingattentiontotheproblemthatjournalismstudyshouldmoveonwiththetime,shouldobservethedevelopmentpatternoftheworldnewsmediaandnewtrendintheorystudy.Socomparedwiththeprimaryjournalismstudy,thescholarshavebroadenedtheirstudysight,developedsomenewstudydirectionsanddeepenedthestudiesintheprimaryfields.Buttherearefewchangesinstudymethods,andtheinferentialandqualifiedstudiesarestillontherulingpositions.

Keywords:ChineseJournalismStudy;Actuality;Review;Summarize;2001-2002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新闻事业发展速度相当快，WTO的加入、传媒集团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新闻传播政策的调整等等，为广大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话题。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新闻教育的发展，一批不同学科背景的青年学者正逐渐成长起来，为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提供了生力军。本文将梳理2001-2002年两年的时间跨度内，中国大陆新闻学研究的基本状况，我们需要能通过我们的梳理,使大家能对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大陆的新闻学研究所取得的新成果、学者们提出的一些新的观点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为便于分析，本文的研究取样主要来源于《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记者》、《新闻界》和《当代传播》，我们认为这几本刊物的研究取向基本上能体现国内新闻传播学者的研究水平和研究取向。

一、发表文章基本情况

本文粗略统计了以上七种刊物2001-2002年的数量，统计显示，七种刊物两年共发表新闻学方面的研究论文286（统计未含新闻业务部分）篇，其中新闻理论方向119篇，新闻传播法方向54篇，新闻史方向51篇，外国新闻事业方向52篇。从年度发表文章的数量看，新闻理论和新闻传播法两个研究方向基本发表的文章数2001年和2002年基本持平，新闻史方向略有下降，而外国新闻事业方向则有增加。

2001年新闻刊物发表5大热点文章数量统计新闻理论新闻传播法新闻史外国新闻事业

新闻大学113181

新闻与传播研究1272

现代传播411

当代传播1246

新闻记者1020

新闻界8

国际新闻界3212

合计60272822

2002年新闻刊物发表5大热点文章数量统计新闻理论新闻传播法新闻史外国新闻事业

新闻大学91116

新闻与传播研究5641

现代传播9211

当代传播1064

新闻记者81228

新闻界103

国际新闻界8111

合计59272330

二、主要研究方向与热点研究话题

一）新闻理论研究

对于新闻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有几名学者作过描述和总结。童兵教授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情况，他认为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命运，是同党的路线方针的正确与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1]。陈建云博士则将20世纪百年间我国新闻学研究划分为四个时期，即1901-1927年的奠基时期、1929-1949年的研究多元化时期、1950-1966年的理论整合时期和1977-2000的繁荣和深化时期[2]。秦志希教授通过分析指出新时期以来，我国新闻事业实现了重大变革及长足发展，但其学科建设仍处于相对滞后状态。我们应当重视新闻学关键词及话语的更新，以加快新闻学术自足与完善的步伐[3]。丁柏铨教授撰文指出，中国当代新闻理论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党的三代领导人的新闻思想；中国新闻理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精华；中国当今生生不息、丰富多彩的新闻实践[4]。另外程曼丽和丁柏铨教授还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探析[5]和党的三代领导人新闻思想的特色[6]。

新闻理论方向的基本研究话题仍然是新闻的本质[7]、真实性[8]、新闻价值[9]、客观性[10]、新闻事业的性质[11]、新闻规律等等。各方面都有一些学者关注，但并没有形成讨论热点。关于新闻价值问题，刘建明指出，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了，传统新闻价值理论的商业滥觞导致了报道的狭窄和黄色新闻泛滥。作者在此文中论证了传统新闻价值说的自我颠覆过程，以及如何认识和创立现代新闻价值理论[12]。杨保军则从另一层面探讨了新闻价值问题，他认为，新闻价值是新闻客体对主体的作用和影响，这种作用和影响以新闻价值关系的存在为前提。因此，他从静动两个方面对新闻价值关系的构成进行了系统的考察[13]。

就两年来的研究主题看，有如下几个新的研究方向值得关注：一是新闻商业化与娱乐化问题，二是新闻专业主义理念问题，三是比较新闻学研究，四是新闻媒介的全球化问题。

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有明显增多的趋势。中国传媒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单一的功能角色——即耳目喉舌——向多功能角色的转变，这些变化不可能不影响到传媒业的现状，加上传媒从业人员数量的急剧增加，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的严重脱节，等等。使得中国新闻从业人员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参差不齐，专业训练明显跟不上社会形势的发展。其结果是，中国传媒从业人员专业理念意识不明晰，一些人是以社会改革家的理想投身新闻事业的；一部分人看重的则是新闻单位的收入不错；还有一部分人是希望通过新闻单位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为自己今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自然成了新闻理论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难题。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多数人是从新闻史的挖掘入手的，其中以关注西方职业理念者为多[14]，他们希望通过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新闻专业理念的形成与发展的梳理，为中国新闻业建构职业理念提供一些借鉴。如黄旦的几篇重要的论文虽然是做思想史研究的，但他的研究必然涉及到这一方面的问题，其中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他的《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15]一文。黄旦教授在该文中把传播者界定为大众媒介组织，并认为其研究的历史应从新闻学开始。也有人注重国内早期民营报业报人的专业理念的整理，如施洁的论文就试图通过对张季孪新闻思想的梳理来说明中国民营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新闻专业理念的建立与矛盾[16]。有学者则试图通过统计和分析两次记者节的报道，来审视我国新闻从业人员职业意识[17]。本方向还需要特别提及的是，由陈韬文教授和潘忠党组织，由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单位参加的大型调查项目——《新闻教育及其影响》的课题调查。该项目的数据整合工作正在进行，将可能是对中国目前新闻从业人员专业理念的一次最新、最全面的调查。

关于新闻娱乐化问题，有几篇文章值得关注。国内学者较早关注这一问题的是李良荣教授，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娱乐化、本土化正成为席卷全美传媒的两大潮流[18]。林晖则认为，新闻娱乐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产生的现象，但不可能成为媒介主流，硬性决策参考信息仍将是社会信息需求的绝对主本[19]。蒋晓丽、王炎龙的论文则从心理学的角度展示了新闻娱乐化发展的动因之一。作者认为，财经新闻、纪实新闻、娱乐新闻的热销是受众心理变化使然，因为转型期受众心理必然呈现如下趋势：本位意识的趋利性、自主心理的务实性、接受心理的求俗性[20]。吴飞、沈荟则从经济、文化与社会等多重角度，集中分析了新闻娱乐化现象产生的原因。作者指出，从心理、市场与意识形态三个不同的层面看，中国新闻娱乐化现象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21]。柯杨则明确指出，讲故事的新闻处理方法固然能够简化信息的脉络、提高受众接收兴趣，但从长期来看，过于依赖提炼故事的方法，容易使传受双方互相迎合，会使分辨力不高的受众对环境的认知受到不良影响[22]。

关于比较新闻学研究，近两年的研究成果也开始增多。比较新闻学是20世纪初在西方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的新闻学研究，它对中国和西方的新闻现象进行比较和探究；通过异质文化之间的互识、互证、互补和对话来促进彼此的沟通和理解；它在展示双方不同规律的同时，寻找人类共同的新闻学规律，进一步确定双方独立的价值；它的目的是推动地球上的多元文化并存，求同存异[23]。相较于早期的比较新闻学研究成果而言，近两年的相关研究，一方面对原有的研究作进一步的提升，如童兵教授的著作《比较新闻学》就是在他原有的著作《中西比较新闻论纲》的进一步修订；另一方面则又在认真梳理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为将来更深入的研究作准备。如黄顺铭、蔡尚伟就比较传播学的几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作点学理层面上的分析[24]。张威运用大量实例集中讨论了文化误读的消极性——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曲解而造成的消极后果[25]。与前面几篇文章不同的是，孙有中则以布什访华活动的报道为个案，定量、定性地对比分析了新华网与美联社新闻网的报道内容、版面安排、标题特征及新闻插图等。论证指出新闻网在报道布什访华活动时比较严重地背离了“客观性”这一基本新闻原则[26]。马少华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篇中美报纸言论版的比较研究的文章[27]。

关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黄旦教授作过一次很仔细的梳理[28]。他指出，全球化在各学科的研究中扮演着两个角色：一是作为分析和研究的对象，二是作为分析和研究的背景。前者的全球化是一个客观实在，是活生生的、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产生的冲击、影响和相应的不同反应，是具象的。后者的全球化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认识方法，是人们认识问题的工具或者参照系，同时也可以成为各个学科对话和合作的一个基本前提。把全球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客观实在的具象研究，在新闻传播学领域数量并不多，视野单一，主要是关注西方尤其是美国媒介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它们或立足于宏观，透视跨文化传播的机制、作用及对全球传播生态的冲击[29]。黄旦教授总结说，此类研究有如下共同点：第一，以西方的媒介，尤其是美国的媒介为研究对象；第二，重点是媒介集团（跨国公司），尤其是新近实行兼并的大媒介集团；第三，最终关注这些集团对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把“全球化”作为基本的认识方法、视角或者说背景。此类研究的重点，就是把中国的媒介和传播纳入到“全球化”中进行审视，并展示其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需要说明，之所以把这类研究，归之于第二个层次而不是第一个层次，在于它们几乎全是学者自己的估计、预测乃至想象，虽言之成理，尚无法检验。不像对西方媒介的描述，是已经存在的现象，有具体的数据和事例。对于传媒入世后的机遇与挑战问题正是此类问题之一。刘建明教授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国际传播引导世界人民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坚持科学的意识形态，选择先进的文化范式，传播各国的友好合作，才能不断推进全球化的实现。[30]童兵教授的在文章指出，经济全球化和随之而来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新闻文化来说是一把双刃剑[31]。

二）新闻传播法与伦理道德研究

关于传播伦理道德方面的研究文章不多，但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文章。高亢分析了新闻传播中的腐败现象，他指出，腐败严重影响着新闻媒介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潜在地诱导着社会的道德水准和价值取向[32]2002年第4期的《当代传播》发表了一组职业道德方面的文章，算是一次较集中的讨论。这些文章涉及了职业意识问题[33]、有偿新闻问题[34]，还有文章从记者被打和“黑哨”事件等现象反思新闻职业道德问题[35]。这些文章观点不尽相同，论述也比较简单，但涉及到的我国新闻工作中现在的一些主要职业道德问题确实是值得研究的。

新闻传播法的研究继续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热点，近几年来，新闻法的研究一直较为稳定，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研究队伍基本稳定，另一方面研究主题也基本稳定。主要的研究内容涉及到了新闻传播法的各个层面，如新闻传播法的立法基础讨论、隐匿权（为新闻来源保密）、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新闻侵权[36]、知晓权与接近权问题、新著作权法[37]、网络传播权问题等等。

关于隐性采访问题，有人试图通过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分析，探讨隐性采访的法律定位问题[38]。对于隐性采访中引发的言论自由和公民隐私权两种基本权利的冲突问题。吴凌凌则借用法学中利益权衡的观点进行分析，并指出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应以公共利益为杠杆[39]。2002年《新闻记者》就广东《新闻周刊》记者在采写《海口色情交易大曝光》一文时使用的暗访手段一事进行了讨论。有人认为此次暗访有违职业道德。作者指出，记者写揭露阴暗面的文章，出发点应该是唤起人们的良知和愤慨，引起有关部门的警觉和关注，使危害社会正常生活秩序的丑恶现象早日消除。然而，当罪行就在采访的记者身边发生，他却只是袖手旁观甚至扬长而去时，这种文章的意义又何在呢？[40]但也有人这次采访是符合职业道德的[41]。另有学者总结说，记者进行隐性采访时要有严格的限制，不能“诱导”，要尽量追求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的统一。[42]关于知情权问题，宋建华介绍了国内外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现状[43]。顾红梅则注意到，近十几年来，国内大众媒体因被公民认为侵犯其名誉权而提起诉讼，已成为寻常事。在诸多名誉权纠纷案子中，越来越多是隐私权侵权。如何既控制侵犯个人隐私，又满足社会公众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的欲望。作者认为，有一条原则是可以确定的，即媒体满足公众知情权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44]。顾理平则认为，新闻传媒固然应以向社会公众提供真实全面的信息为其基本职能，但是新闻自由必须要受到法律的限制，媒介的活动应在法律范围内进行。不能以报道的内容真实为由而随意侵犯公民依法享有的个人隐私权。[45]李金宝则对《南方周末》头版两次刊登了由于信息公布不及时引发社会恐慌的社会安全事件的报道一事进行了反思，作者认为，这两起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媒体和警方为了维护民众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迟迟没有公布事情真相。但事与愿违，就是由于信息公布的不及时，引起了当地市民的极度恐慌，甚至是社会的震荡[46]。

关于传媒与司法以及舆论监督问题，学界一直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一方面，人们认识到舆论监督对民主政治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47]。但另一方面，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毕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48]。刘太阳对魏永征教授2002年4月29日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的《“媒体审判”有悖法治精神》提出质疑。他不同意魏永征教授在文章中提出“新闻媒介超越法律的规定，越俎代庖，以新闻报道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是“媒体审判”的观念。也不同意魏永征教授对“法治精神”概念的理解[49]。对于刘太阳的质疑，吴献举则撰文予以反驳。他认为刘太阳混淆了“媒体审判”与“媒体舆论监督”的区别，没有搞清媒体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因此，媒体对司法进行舆论监督，要冷静、客观，要有较强的法律意识[50]。

关于网络侵权问题，有学者认为网络传播虽然具有虚拟性的特征，但在虚拟社区的传播行为同样要受到法律的保护并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吴瑛认为，在虚拟社区，对公民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和侵犯名誉权行为权考虑到两权平衡，过松的自由空间和过紧的监督措施均不利于两种权利的实现[51]。林琳博士撰文指出，在技术更先进、手段更隐蔽的网络传播时代，隐私权被侵犯的对象范围更大、侵权造成的危害程度更严重。因此她认为一方面要加强网络法规的建设，但媒介道德的建设意义更为深远[52]。

关于媒介接近权问题，早些年对这一方面的研究不多，近两年开始有学者关注这一方面的问题了。1967年，美国学者杰罗姆·巴伦（JeromeBarron）教授正式提出了接近使用媒体权（therightofaccesstothemedia）的概念后，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大陆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则刚刚起步。有论者认为接近权是现代民主政治参与的最重要途径[53]，也有学者指出在重视保障接近使用媒体权的同时，我们也要为避免该权利被滥用[54]。

近两年的新闻传播法方面的研究与前几年的不同的是，有一些学者开始从法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新闻传播法问题，更多的学者们将目光集中到了传播法的核心命题——新闻出版自由和表达自由方面问题。继张昆介绍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之后[55]，丁俊杰仍然采用文献分析的方法，探讨了弥尔顿出版自由思想[56]，足见三百多年前，英国这位思想巨匠的思想魅力所在。关于新闻自由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这种思想基本是舶来品[57]。有人分析了9.11事件后美国的新闻自由，认为美国的新闻自由理念中包含着政府对媒体施加影响和“必要干预”的自由，包含传媒服从国家利益和社会责任的义务。美国的新闻和言论自由机制，还有一个很大的制约力量，那就是民意通过市场效应制约媒体，使这个力量庞大的“第四权力”不可以滥用权力。[58]

表达自由的研究难点之一就是保护范围和界限问题，虽然在西方也曾有过少数的绝对保护主义者，但中国学者持这一态度的人则相当鲜见，主流的观点是法律要保护表达自由，但这一权利不是绝对的。李斯颐撰文指出，言论和出版自由属于相对的自由权，既需要保障，也有一个界限问题[59]。对于批评政府的言论是不是导致政府机构的名誉权受损，以及如何对待这种批评性表达问题，侯健博士认为，批评性言论所引起的政府机构名誉问题，主要是一个公法性质的问题，可以考虑以公法方面的规定来代替在私法上赋予政府机构名誉权的做法。免除针对政府机构的批评性言论侵害名誉的民事责任，并不是说这种言论可以免除一切法律责任[60]。如果划定这一保护与限制的界限呢？吴飞则试图通过介绍美国著名的明显与即刻的危险原则的分析，来剖析美国司法界和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作者认为，从美国司法实践看，美国人对于自由言论的主张一直存在着较严重的分歧。不同的法官甚至同一法官在不同的社会情形下对类似的案件往往会作出不同的判决，并无一定之规[61]。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司法界对言论的界限问题的思考也在进一步深入，从20世纪中叶始，“明显与即刻的危险原则”已经被抛弃了。今天，美国最高法院逐渐确立“言论—行为”两分法，其基本理念是纯言论受到绝对的保护，而象征性言论也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同等权利。但“言论—行为”两分法也未能圆满地解决自由与限制的界限问题，邵志择的论文就通过介绍美国法院对于焚烧国旗的不同处理态度和观念变迁来揭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62]。张永恒就“宪法司法化第一案”谈了一点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没有具体新闻法规定的情况下，将宪法原则性规定引入到具体的新闻自由权利保护，是一个必然的选择[63]。

三）新闻传播史研究

对于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状况问题，近两年一直有人在反思。有的研究者谈到，中国当代新闻史以报纸为主，忽略广播和电视，报纸中以机关报为主，忽略其他报纸，例如晚报、特定群体的报纸。内容上比例失当。主次、轻重、多少的叙述有失客观和公允，另外，较少研究传播效果和受众，媒体经营也没有提上议程。体例上沿用近代新闻史的，难以包容当代丰富的内容。[64]有的学者谈到学习新闻史的意义，指出，许多新闻史常识应该是新闻工作者必须知道的，对于历史经验的熟悉往往是从业人员成熟的标志之一。新闻史有独立的学科体系，它不仅是记录者，更是真相和理念的探求者。[65]有的研究者进一步提出，应研究大众传播史，它不同于新闻史和媒介专史，而是一种大众传播层面的“一般史”研究，包括它的多样化发展和相互交融。将多种媒介综合、浓缩在一起，这样可以给学生一幅完整、清晰的历史全图。[66]有的学者谈到世界新闻通史的体系，认为从纵向方面看，应古今贯通，涉及新闻业、新闻制度和新闻观念；从横向看，应包容各主要国家、地区的新闻史，原有中外新闻史分治的研究格局应打破。[67]这方面的研究最值得一提的是卓南生的一篇文章，他指出，报史研究容易掉入早有定论无可研究的“陷阱”。不能盲目地迷信前人的定论，要敢于质疑，“可疑之处”有时正是“诱惑”我们去研究的原因所在。报史研究同时要面对如何判断历史的真伪和解析历史的问题[68]。

近两年新闻传播史的具体研究文章，涉及面相当广。曾宪明撰文指出，大陆私营报业的消亡，既有社会制度更迭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和其自身的原因。大陆私营报业在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后的消亡是历史的必然[69]。《大公报》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份著名的文人报纸，一贯奉行“言论报国”的宗旨，在长期的办报历程中，逐步形成并巩固了个性鲜明的“敢言”传统。这一传统贯穿于《大公报》的整个言论实践之中，成为《大公报》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2002年第3期的《新闻与传播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几篇与《大公报》有关的文章。吴廷俊、范龙撰从“敢言”传统的思想基础与文化底蕴两个方面展开论述，试图勾勒出《大公报》“敢言”传统的基本面貌，为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一点思路。作者认为《大公报》“敢言”传统的实质，归根到底，就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秉持大公之心，以言论报国，代民众说话[70]。周葆华对传统的视“小骂大帮忙”为《大公报》所持立场的评价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作者指出，从《大公报》1926～1949年间的实际表现看，《大公报》对国共两党都有“骂”，也都有“帮忙”，要衡量“大”与“斜”是困难的。分析《大公报》的办报思想，它基本坚持了其创刊宣称的“四不主义”，也找不到“小骂大帮忙”的理论来源[71]。

新闻界人物或人物的新闻思想研究近两年受到更多学者的青睐。周叶飞比较分析了王韬和洪仁王干的新闻思想[72]。单波则为我们展示了汉奸报人管翼贤的新闻理论观与新闻业务观的矛盾，反映了其人格的分裂[73]。侯东阳则介绍了林语堂英文版《中国新闻舆论史》[74]。秦志希、汪霞通过比较分析发现梁启超以报刊服务于“新民”、救国的政治目标，是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李普曼致力于以新闻为公众预卜吉凶，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75]

[page_break]四）国外新闻事业

此方面的研究涉及多方面的内容，从新闻传播体制、法律到新闻传播的运作，都有涉及，从2001到2002年的发表文章数看，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由于前文的本着部分已经涉及到国外新闻事业的一些基本内容，故在此仅略作补充。

邱林川采用建构主义理论框架和包含多重现实之仪式性传播模式分析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于李文和案的报道，发现三份报章之间，甚至同一报章在案件发展的不同时期，都有明显差异。作者认为，这些差异表明，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该案过程中不仅对华裔的刻板印象进行了定型化处理，而且也存在争辩。不同的采编风格和处理手段反映出各新闻机构出于政治文化及报业竞争的需要而在选择客观真实、处理法理真实的基础上建构媒介真实，形成了李文和案报道过程中的多重现实景观，作者的分析可能对我们了解美国媒介市场的内在运行机制有一定的帮助[76]。吴泽霖在介绍俄国报业发表情况时指出，目前的俄国报刊业是喜忧参半的，它既增强了信息性和生动性，贴近了生活和读者，又时时蒙垢于各方面社会势力的压力而违心伪造、粗制滥作，蛊惑炒作、华而不实[77]。郭镇之则通过采访介绍了韩国的卫星与放送事业[78]。《真理报》曾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报纸之一，《真理报》模式曾对我国报业的构建产生深远影响。张丹通过对《真理报》的历史变迁和经验教训的分析指出，党报一定要置于党的监督领导之下，在国际环境仍复杂的情况下，不给敌对势力可乘之机；党报要坚持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中国特色；党报改革应与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步调一致；党报必须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忠实喉舌，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树立正确是非观，坚信社会主义必胜，维护社会稳定和党的形象，为党在新时期的改革目标服务[79]。周小普介绍了法国国家电视台综合频道，法国电视二台是法唯一全国性国有综合电视频道，它的特点是新闻节目少而精，专题节目针对性强，游戏节目多，节目内容综合度高，各种节目设置考虑多数受众的接收需要，注重其公益性和对社会的良性作用。在专业技能上，其节目的表现形式运用恰当，演播室布置雅致、多样，主持人与节目风格协调一致。对我国众多的综合频道节目有一定启示[80]。邓晓璇撰文介绍了诽谤法令在马来西亚传播实践中的现状，并分析诽谤案例中高额索赔对传播的负面影响[81]。陈中原则介绍了东欧媒体变化情况以及东欧各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呈现出多样性[82]。

五）新闻业务研究

大陆对新闻业务方面的研究成果，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层面，大部分文章的研究“落点”继续在新闻采写编评的原理、技法技巧、规则等方面“纠缠”。虽然可以较为明显地看出研究者在努力地追求“视野的拓展，研究的深化”，但是“业务总结式”的经验性文本居多而学理性的研究文本偏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具体从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和新闻评论四个方面分而述之。

新闻采访的研究成果涉及新闻采访心理、采访策划、采访工作路线、记者新闻敏感及采访提问技巧多个方面。有学者提出，采访首先是心的沟通，采访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心与心交流的过程，只要记者放下“架子”，真正将自己融入到采访对象的生活和情感中，设身处地去想他们所想，问到他们的心里去，就能达到预期的采访效果[83]。还有人论述了新闻策划与现场采访的互动关系，认为策划不能一锤定音，要全程跟进，即时调整；策划不宜过细，既要重点框定，也要激发记者开阔采访思路；强调现场应变，创造性地与策划初衷相结合；允许突破策划设想，写出与策划初衷不同的好稿件[84]。

新闻写作方面较有特点的研究成果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比较集中地研究新闻写作叙事技巧和笔法的，在全国各地的期刊都有一些文章发表。如关于新闻“故事化”的话题，多篇论文见仁见智。有人认为新闻故事化能使报道生动、鲜活；新闻故事化中除了保证新闻的真实性，通过新闻讲述故事时的视角调整，尽量挖掘新闻事件人物性格中的多面，并抓住其中最惊人、生动的特征[85]。也有人认为一些媒体的极力渲染和新闻“故事化”的包装、炒作，其煽动和迎合作用是极不恰当的[86]。还有学者着眼于法拉奇这位20世纪国际新闻界的风云人物鲜明、尖锐的个性，而她的新闻，也是贴有“法拉奇”标签的“个性新闻”，是对传统的“客观主义”新闻观念的叛逆和创新，但同时也有争议[87]。另一类成果是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专业报道的研究，角度各异。有人鉴于长期以来一些报纸对社会新闻的报道陷入“杀人放火”的怪圈，提出要寻找社会新闻的最佳坐标点，就是用社会精神文明的滤光片来投析一切社会新闻事件，筛选、采、写、报道社会新闻。在对社会新闻的理性探索中，瞪大眼睛发掘出社会文化精神的新亮点，寻找人伦架构中的新变化[88]。有作者从媒体对“炭疽”的报道引发对科技报道的不规范思索，并提出了几点对策，如对科技内容的报道须引起足够重视，加强科技知识学习等等[89]。

2002年新闻编辑学的研究成果不少，但所涉范围较为分散，除了标题制作、版面设计等一些老生常谈的话题外，对专刊副刊的研究呈现一个新的热潮。有学者描述了20余年来我国报纸专刊的发展脉络，对大陆专刊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轨迹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资料性和学术性兼备[90]。栾轶玫着重从网络新闻编辑实务的角度来论述网络新闻编辑过程中传者、受者的各自特征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对目前网络编辑现状的分析，找到传受双方互动过程中的“良”与“不良”表现及成因，借此探索网络新闻编辑的一些基本规律和操作技巧[91]。电视编辑方面的话题也有所涉及，且体现出更为理性的思考，使这方面的研究上升到一个较高的层面。张晓锋认为，电视编辑是一种信息的选择、加工、组织和传播的思维过程，技术和思维是电视编辑的两大基本支柱，思维居于核心地位。正确认识电视编辑的各种思维形态，树立正确的思维观念，这是电视编辑必须解决的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92]。

2002新闻评论的研究成果从数量上说，可谓是个丰收年。但有很多文章针对操作层面，且是具体的事例，没有太大的普适性，对基本理论各个方面虽有涉及，但有建树的文章不多，并未形成规模。不过还是有一些文章值得一提。如杨新敏认为新闻评论的特点需要根据发展了的新闻评论实践进行重新认识，把新闻性、政治性和指导性作为新闻评论的特点是不合适的。研究者在把政治性与指导性两个时代特点从评论中抽离，对新闻评论的内涵进行新的审视的基础上，概括了新闻评论的五大特征：以新闻事实为依托、时效性、思想性、论理性和大众性[93]。刘宏则认为我国的评论倾向于官方和民间两个层次，而缺乏专栏作家这个环节，即评论的专业和基础层次的分别。从专业的角度看，我国的评论比较多的是社论和本报（本刊）评论员文章，再或者就是众多杂文作家。从理论上讲，社论和本报(本刊)评论员代表着编辑部的声音，显示着集体的影响力；散见于读者来信版或者听众热线以及网络论坛的读者之声，代表群众的呼声，是一种基础观点；而专栏作家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专业的声音，是个人的深层次发言，可以让言论更加深入人心[94]。

三、总结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梳理，我们发现，中国大陆新闻学者一方面在回顾和整理原有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继续在关注中国特色的党报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但另一方面，学者们也注意到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的理论研究不可能躲进小楼成一统，理论的研究也有一个与世界接轨的问题；而且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也在逐渐推进，理论的研究也需要与时俱进。因此大陆学者一方面观照世界新闻传媒业的发展格局和理论研究的新动向，另一方面本着中国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进行了一些深入的讨论。因此较以前的新闻学研究情况相比，我们的研究视野更开阔了，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一些原有的研究领域，发掘得更加深入了。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从研究方法上看，大陆的新闻学研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因此推论性的东西、质化研究性的东西仍然处于主导地位。

注释：

[1]童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3期。

[2]陈建云：中国理论新闻学研究世纪回眸，《当代传播》2001年第4、5期。

[3]秦志希：由新闻学关键词看新时期新闻理论的变迁，《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3期。

[4]丁柏铨：论中国当代新闻理论的现实基础，《现代传播》2002年3期。

[5]程曼丽：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探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3期。

[6]丁柏铨：论党的三代领导人新闻思想的特色，《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3期。

[7]陈谦：新闻是新的事实信息，《当代传播》2001年2期；李希光：新闻事实论，《国际新闻界》2001年3期；刘宏：媒介理念质疑，《新闻记者》2001年11期。

[8]秦志希、涂艳：对新闻真实及“宏观真实论”思维的反思，《新闻界》2001年2期；徐寿松：论新闻“真实性”诉求主体之变化，《新闻记者》2001年第2期；程旭辉：论“新新闻主义”内在的不平衡性，《当代传播》2001年3期；陈力丹：假新闻何以泛滥成灾，《新闻记者》2002年第2期；陈力丹：用理性和知识考察新闻源——再谈识别假新闻，《新闻记者》2002年第3期。

[9]梅松武：从新闻创新看新闻价值，《新闻界》2001年5期；司景新：对新闻价值理论的考察与思索，《新闻大学》2001年夏季号；杜骏飞：Internet：被解放的新闻价值观，《现代传播》2002年第1期；余天、汪森：传统新闻价值在现当代的嬗变，《新闻记者》2002年第11期。

[10]赵彦华编译：保持新闻的客观性，《国际新闻界》2002年3期。

[11]何光珽：新闻创新的思考——学习江总书记“七一”讲话体会，《新闻界》2001年第3期；徐人仲：我们新闻的鲜明性质——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3期。

[12]刘建明：传统新闻价值观的自我颠覆（上下），《新闻界》2002年第期。

[13]杨保军：论新闻价值关系的构成，《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2期。

[14]这一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黄旦：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对西方大众传播者研究历史的解读，《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沈浩：新闻理念与市场理念——两种新闻制作理念在当代美国的交锋，《新闻大学》2002年夏季号；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兰州：世界华人新闻传播学术研讨会，2001年8月。

[15]黄旦：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对西方大众传播者研究历史的解读，《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

[16]施洁：自由主义职业报刊的理念的探索与游移——张季孪新闻思想评析，《新闻大学》2002年秋季号。

[17]叶青青、倪娜：从记者节报道看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意识，《新闻记者》2002年第11期。

[18]李良荣：娱乐化、本土化——美国新闻传媒的两大潮流，《新闻记者》2001年第3期。

[19]林晖：市场经济与新闻娱乐化，《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2期。

[20]蒋晓丽、王炎龙：趋利、务实、求俗——控析传媒受众心理变化的新动向，《新闻界》2001年第2期。

[21]吴飞：现代传播、后现代生活与新闻娱乐化，《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22]柯扬：新闻“故事化”潜藏的危机莫斯科人质危机报道方式浅析，《新闻记者》2002年第12期。

[23]张威：比较新闻学：界定、依据和研究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4期。

[24]黄顺铭、蔡尚伟：比较新闻学的几个基本问题初探，《当代传播》2001年2期。

[25]张威：文化误读与比较新闻学，《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2期。

[26]孙有中：布什访华——新华社新华网与美联社新闻网的比较分析，《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2期。

[27]马少华：冲突与宽容的言论生态——中美报纸言论版的比较研究，《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

[28]黄旦：全球化：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理解与构想——转型期中国媒介研究扫描，《新闻记者》2002年第11期。

[29]陈卫星：跨文化传播的全球化背景，《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2期。

[30]刘建明：全球化的终极与国际传播架构，《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

[31]童兵：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新闻文化的消长，《当代传播》2001年第6期。

[32]高亢：当今新闻传播活动中的腐败现象及其治理，《现代传播》2002年第2期。

[33]赵晓霞：新闻记者应具有“三种意识”，《当代传播》2002年第4期。

[34]何振波：对有偿新闻本质的认识和对策，《当代传播》2002年第4期。

[35]曾宪明：记者被打的逆向思维——关于记者职业道德的话题，《当代传播》2002年第4期；邓天颖：新闻异化：调查性报道的傲慢与偏见——以“黑哨”事件的新闻调查为例，《当代传播》2002年第4期。

[36]顾理平：论新闻侵权的构成要件，《当代传播》2001年第3期。

[37]魏永征：新《著作权法》对作者和传媒关系的调整，《新闻记者》2002年第10期。

[38]曾励：试论隐性采访的法律定位——解读《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

[39]吴凌凌：公共利益是杆称——论隐性采访中的公民隐私权和言论自由的利益权衡，《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

[40]王建：有违职业道德的一次暗访，《新闻记者》2002年第4期。

[41]夏萌：符合职业道德的一次暗访，《新闻记者》2002年第4期。

[42]郭赫男：关于隐性采访的几点思考——兼谈《海口色情交易大曝光》的是与非，《新闻记者》2002年第7期。

[43]宋建华：谈谈知情权和隐私权之间的界限，《新闻记者》2002年第12期。

[44]顾红梅：新闻报道中知情权和隐私权的冲突与解决，《新闻记者》2002年第12期。

[45]顾理平：谨防在追求新闻真实时侵犯他人隐私权——从两起多胞胎事件谈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新闻记者》2002年第8期。

[46]李金宝：社会公共安全事件中的民众知情权——由《南方周末》两则报道引发的思考，《新闻记者》2002年第12期。

[47]苏保忠：舆论监督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功能模式探析——透视“焦点访谈”，《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

[48]张恒：重构新闻与司法的关系，《现代传播》2002年第3期。

[49]刘太阳：“媒体舆论监督”有悖法治精神吗？——与魏永征教授商榷，《新闻记者》2002年第7期。

[50]吴献举：“媒体审判”是“媒体舆论监督权”的滥用，《新闻记者》2002年第9期。

[51]吴瑛：网络名誉侵权与言论自由，《新闻大学》2001年冬季号。

[52]林琳：网络时代与隐私权，《新闻记者》2001年第5期。

[53]刘荣忠：《关于媒介接近权的研究——从读者来信看受众对媒介的接近权》，《新闻大学》2001年春季号。

[54]张毓麟：台湾受众“接近使用媒介”概况——兼论“接近使用媒介”存在之必要，《新闻记者》2002年第7期。

[55]张昆：约翰.弥尔顿的出版自由观念，《当代传播》2001年1期。

[56]丁俊杰：简论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现代传播》2002年第5期。

[57]李五洲：论近代中国对新闻自由思想的认识偏差，《新闻大学》2001年冬季号。

[58]康兴平：9.11后看美国的“新闻自由”，《新闻记者》2001年11期。

[59]李斯颐：言论和出版的自由与界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1期。

[60]侯健：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的“名誉权”，《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

[61]吴飞：在思想与行为之间摆动的言论自由，《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

[62]邵志择：表达自由：言论与行为的两分法——从国旗案看美国高等法院的几个原则，《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1期。

[63]张永恒：宪法司法化与新闻自由权利的保障，《新闻记者》2002年第2期。

[64]白子超：中国当代新闻史的缺憾，《新闻记者》2001年9期。

[65]金羽：访丁淦林教授，《新闻界》2001年4期。

[66]杨鹏：呼唤中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新闻大学》2001年春季号。

[67]张昆：世界新闻通史体系刍议，《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1期。

[68]卓南生：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诱惑”与“陷阱”——与中国青年谈治史的苦与乐，《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

[69]曾宪明：解放初期大陆私营报业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

[70]吴廷俊、范龙：《大公报》“敢言”传统的思想基础与文化底蕴，《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

[71]周葆华：质疑新记《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

[72]周叶飞：王韬、洪仁王干新闻思想之比较，《新闻大学》2001年冬季号。

[73]单波：论管集贤的新闻观，《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2期。

[74]侯东阳：林语堂的新闻舆论观——评林语堂的《中国新闻舆论史》，《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2期。

[75]秦志希、汪霞：梁启超与李普曼：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新闻观，《现代传播》2002年第4期。

[76]邱林川：多重现实：美国三大报对李文和的定型与争辩，《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1期。

[77]吴泽霖：苏联解体后俄国报刊业的发展态势，《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

[78]郭镇之：韩国的卫星与放送事业，《现代传播》2002年第2期。

[79]张丹：《真理报》的历史变迁和经验教训，《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3期。

[80]周小普：法国国家电视台综合频道节目给我们的启示，《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

[81]邓晓璇：浅谈诽谤法令在马来西亚传媒中的现状及其影响，《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

[82]陈中原：东欧媒体变化及现状——来自第五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的信息（之二），《新闻记者》2002年第11期。

[83]韩铭李鸿建：采访是心与心的沟通，《新闻记者》2002年第8期。

[84]于建坤：新闻策划与现场采访的互动，《新闻战线》2002年第1期。

[85]唐迎春：新闻要善于讲故事，《中国记者》2002年第11期。

[86]柯杨：新闻“故事化”潜藏的危机——莫斯科人质危机报道方式浅析，《新闻记者》2002年第12期。

[87]邵薇：“以我的方式写作”——法拉奇“个性新闻”考察，《现代传播》2002年第2期。

[88]朱学文、陈雅珍：寻找社会新闻的最佳坐标点，《中国记者》2002年第2期。

[89]杨家复：从“炭疽”译名谈科技报道的规范，《新闻记者》2002年第12期。

[90]施鹰：面向市场贴近读者——近年来我国报纸专刊的几次发展，《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1期。

[91]栾轶玫：从受众多元需求的角度探索网络新闻编辑规律，《现代传播》2002年第3期。

[92]张晓锋：电视编辑思维论，《现代传播》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