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范文10篇

新闻传播学范文篇1

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质量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垃圾；内容重复现象较为普遍，相互抄，车轱轳话来回说。关于网络的教材，显然为了抢时间，更为粗糙，相当多的这类书籍停留在描述现象和想象的理论层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质量和在一定时期稳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写作和出版的要务。

二，大量传播学译著在世纪之交的几年内成批推出。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类译著中有世界信息与传播的综述性著作，也有传播学研究的概述性著作，还有一些专题研究的著作，例如组织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形态、媒介与大众文化、电视批评、媒介伦理等等。（参见我在《新闻与信息传播》2001年夏季号的概述文章《直面当今传播学研究----最近两年我国传播学译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从赢利角度考虑较多，现在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多数为教材，有的出版社选择的层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传播学读物。这给国内某些本来就对传播学有“阶级”成见的人留下印象：传播学就是这么个层次和水平。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尤其是传播学经典著作很少，最近几年的新著更少。经典中唯有麦克卢汉的著作出版了好几种，但他毕竟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译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组织翻译出版中。

译著的翻译目前也存在问题，如果是普及性读物，由于语言和内容较为简单，可以考虑组织研究生集体翻译，但是学术专著若由一拨学生每人分上一章一节翻译，在短期内出笼，差错较多，后患无穷。已出版的译著中有一些翻译质量过差，甚至到了无法读懂的地步。

三，国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依然不多。尽管出版的新闻和传播学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使得可以列为研究性专著的书是有限的。相当多的书，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说学术结构，就是话语也是非学术的，或政治套话，或新闻报道式语言，用这样的话语体系论证学术，可以想象是些什么东西：现象性的描述内容多于论证，摆出问题（有时很生动）但没有能力说明问题；论证逻辑贫乏，诸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区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类。

四，出版新闻传播学的“套书”呈现为一种趋势。这种出版现象有商业包装和赢利的目的，但也不能轻易说都没有意义。如果学术研究的条件成熟，这种推出的方式对于学术研究有一定推动作用。近几年传播学译著的推出，大多采用了这种出版的方式，教材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是研究性的专著，不宜采用这种批量推出的方式，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工业流程式的。

现在从已出版的套书看，同一套教材，质量高低差距较大。有的较高，有的明显地差。特别是网络丛书，尚没有一套提得起来。“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总体水平较高，但也有的相对不高。“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研究水平有限，但有资料价值。“南京大学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有几本涉及传播学的，尚有水平。“清华传播译丛”中有几本的水平也行。有的丛书以“最新”或“高级”冠名，但内容不新，也谈不上高级。

五，新闻记者的个人文集越来越多。现在只要有钱，出书不像以前那样难了，难的是写不出那么多好东西。最省力的就是将自己历年发表的新闻稿件合集出版。由于新闻作品的时效特点，相当多的这类文集只有个人收藏价值，并无社会价值。有的新闻传播学教师和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些是有水平的，但似乎水平不高的居多。这类文集在已出版的书中所占比例不小。出版是自由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让市场来调节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出版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与过去相比，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即其中搀水的较多，书籍的内容质量（现在的装帧质量一本赛一本）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学外部形象的一个问题。

2002年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300本，比去年增长了一半左右。但总体上水平有限。已出版的书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概述如下：

一，几乎同时，各出版社推出了一批关于中国传媒近年总体发展情况和展望的书籍。有代表性的例如陆小华的《整合传媒》、孙燕君的《报业中国》、周伟主编的《媒体前沿报告》等。前一本带有政策研究性质；后两本像新闻报道那样对媒体发展形势作了记者式的描述，因而这类书籍属于普及读物。对近年媒体发展作一整体情况的描述是有意义的，但缺少学理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些理性分析的书是喻国明的文章和调查报告集子《解析传媒变局》。他本人强调学问就在于经世致用，必须与“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观点，我予以尊重，但不敢苟同。正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理论思维。创新的中国需要应用研究，同时也需要不是为了应用而存在的理论思维，它代表人类的精神能力，如同自然科学中我们需要陈景润一样，尽管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二，关于研究专著，数量依然不多，有几本尚有新意。有一些书从标题上看是要构建某种理论、某种核心，但是翻开一看，索然无味，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名词概念较多，说来说去就是新闻传播的一些常识知识，又换了一种说法或换了个包装。研究专著中值得提及的，我认为侯健的《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给出一种什么叫研究的榜样，他从一个较小的问题切入，深入地研究了新闻法，给人以思想。陈力丹的《世界新闻传播史》在结构和内容上比以往的同类书有些新意。杜俊飞的《弥漫的传播》可能是这年出版的书最难读懂的一本书了，表达上过于晦涩，但若硬读下去，还是确实有思想的。

三，关于专题和会议文集，这年不多，下面书介中介绍的，均有些意义。除了上面提到的喻国明的那本外，徐迅的《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颇有水平，

新闻法治意识十分明确而且论证有力，只是未对书名作解释，令人莫名其妙。尹鸿、李彬主编的专题论文集《全球化与大众传播》，论题集中，这种有组织的专题论文集现在不多，值得提倡。张国良、黄芝晓主编的《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和展江主编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属于会议文集，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四，这年新闻传播学教材出版的热潮已经过去，新出版的教材明显减少。新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教材，通常列入已出版的套书教材中，作为增补出版。其中有水平的如魏永征的《新闻传播法教程》、李良荣的《当代新闻事业史》等。这年新出版了一套网络方面的教材，也有单本的网络方面的书籍，但新的内容不多。

五，这年的传播学译著没有像两年前那样大量出版，但已出版的译作大多水平尚可。例如李普曼《公众舆论》的新译本（上海人民版）、理斯曼《孤独的人群》的新译本（南京大学版）、利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的译本（清华大学版）。

六，这年出版的新闻业务方面的书依然量很大。除了记者个人的作品集外，关于新闻写作方面的书中较有特色的，例如，以“全”为优势的黄晓钟的《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论证角度较新的郭光华的《新闻传播艺术论》，有些新意的新闻摄影方面的文集《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等。

以下是2002年内出版的部分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的书介：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陈力丹著。25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该书以词条的形式，全面、客观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工作史中的主要媒体、人物、事件。以时间前后为序，围绕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及其他国际共运领袖、中国共产党和党的老一代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以及等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思想观点和不同时期的政策展开。全书30万字，分为理论思想、观点术语、人物活动、论著文件、媒体组织、历史事件六个部分，共530条。这本词典是作者在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全部著作基础上的独著，相当完整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内容和框架结构。

该书的出版，配合目前正在各级新闻和宣传部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作为丰富、稳定的学术资料，该书也可以长期作为高校新闻院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课程的辅助教材。

《整合传媒》，陆小华著。399页，中信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全书共分为12章。作者分析了中国传媒竞争的十大趋势：政策规则创新加速传媒结构调整；媒介形态趋向融合与互相进入；传媒集团特别是多媒体新闻集团将成为市场格局主导者；经济科技娱乐类新闻信息产品将成为竞争焦点；新闻媒介管理模式由资产管理向资本管理转变；出售服务与经营媒体成为新的赢利模式；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内容供应商与宽带网将以新方式融合；人才激励、控制模式将加快变化；发展战略研究成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作者就“传媒整合如何操作”提出了四大对策：加入WTO背景下的集团化调整对策、市场细分化背景下财经媒体市场策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报道模式变革、传统媒体调整方案设计与创新操作。

作者在后记中强调：“传媒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其自己的特性与规律。传媒作为单体与作为产业的运转方式和规律是绝对不一样的，传媒作为历史与作为未来也当然是不一样的，对真正想关注传媒业发展趋势与竞争策略的人们来说，真正需要把握的，是从多个角度观察判断出的大的趋势，是真正切及传媒发展轨迹的对操作规律的分析。”（第396-397页）

《当代新闻事业史》，李良荣著。28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本书是“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一。全书共分十章，分别讨论近代新闻媒体的产生和勃兴、当代新闻媒体的格局、当代新闻媒体的发展态势、当代世界的著名新闻媒介、当今世界的主导新闻学理论、世界新闻媒体的运行体制及经营管理、新闻自由和新闻控制、报纸新闻报道的主要体裁、报纸版面和版面编辑和广播电视的主要报道形式等主要内容。一批博士生和作者一起完成了这本书。

该书前言写道：“本书试图勾勒出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一个概貌，涉及世界新闻媒体产生、发展的简史，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格局、发展趋势、各地区新闻媒体的主要特点、新闻学的主干理论、运行模式、新闻法规、新闻业管理以及新闻业务等等，让读者对当今世界新闻媒体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

《孤独的人群》，［美］大卫·理斯曼等著，王崑、朱虹译。32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是一本涉及传播的社会学著作，讨论了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形成和演变。作者根据传统导向、内在导向、他人导向的社会性格类型，对具体的社会阶层——美国中产阶级的性格形成和演变进行了全面阐述。作者认为，父母、家庭、学校是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而社会性格最终体现为一定的生活方式，在工作、娱乐、政治生活和子女教育等活动中表现出来。作者着重探讨了19世纪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内在导向性格如何被20世纪中叶的他人导向性格所取代的过程，研究了这一取代的原因、过程以及对美国当代主要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

全书共三篇16章。第一篇“性格”，主要分析了性格与社会的几种类型、性格形成原因的演变、内在导向型和他人导向型的各自特点。第二篇“政治”，讨论了三种性格类型的政治风格、政治游说和权力问题。第三篇“自主性”，回顾了不同时期自主性的特征，论述了娱乐中的自主性障碍。书后附有索引18页。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52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共12章，主要探讨传播学的欧洲起源、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和传播学领域的建立等问题。书后附有“传播学史中的主要人物”8页和参考书目55页。

作者在《译者的话》中写道：“为写作《传播学史》，罗杰斯访谈了许多传播学的大师及其合作者和追随者（例如R·默顿、T·彼得森、E·卡茨等），也与相关学科的权威人士多次进行了交流，如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最有权威的’研究者马丁·杰伊，熟悉芝加哥学派的E·L·法里斯等；他还广泛利用了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斯坦福、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伊利诺伊、衣阿华等大学的图书馆和档案室。”“欧洲起源、三个学派、四个先驱者和作为集大成者的施拉姆，是《传播学史》的主线。”“《传播学史》注重的是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传播学如何在以美国为主的大学内作为一门最重要的、新的研究领域脱颖而出。”

《报业中国》，孙燕君著。408页，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其结构，是以几个大城市（广州、北京、成都、西安）为点，以都市报、财经报、行业报、报业集团、投资报业为横切面，借以全面叙述中国报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发展变化，以及激烈的竞争态势。全书分为十个部分38个小节，书前有傅桦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书目2页，以及作者的后记。

作者在后记中谈到该书：“这是一本描述中国报业现状和趋势的书，一本写给报业通同行特别是那些想办一张好报的同行看的书，是一本写给已经进入和想要进入报业的投资者看的书，一本写给关注报业留心报业的其他行业人士看的书。”（第408页）序言中，傅桦转述了作者的观点：“中国报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已经走到了需要智者的时候。所谓智者要有几个条件：（1）掌握中国传媒政策；（2）有报业经营经验；（3）对新时代、新经济要有敏锐的感觉，对市场细分要有足够的把握，熟悉传媒产业，对报纸发展方向要有架构能力；（4）有宽宏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能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团结的传媒队伍。”（序第4页）

《媒体前沿报告》，周伟主编。38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重点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另外，一较少的篇幅描述了国外媒体的发展状况。主编“策划”，由三位博士生执笔完全。全书分为六章32节，各章的标题依次如下：资源整合：媒介变革大势；抢滩中国：跨国传媒巨头各显神通；硝烟弥漫：报业新锐的市场竞争；媒体新经济：寻找产业链中的新商机；媒体病：我们该不该相信新闻；西方媒体运作方式----以美国为例。书前有主编的序言，“中央新闻机构和省委机关报领导成员名单”作为附录，最后是2页参考文献和后记。

主编在序言中就该书回答的问题作了这样的概括：“如何看待境外媒体的进入，如何借鉴西方传媒的运作方式，如何在国际化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如何完善传媒监管机制，如何应对媒体融资……媒体究竟往何处去？一个个问号笼罩在传媒人的心头，一个个必须直面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回答。”（第1页）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潘知常、林玮著。5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除序篇外，分为二十一章，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该书借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文化学派、西方美学和社会学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和方法，叙述了大众文化的全球化、市场化问题，讨论了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包括广播电视文化、电影、MTV、报刊书籍、广告、网络文化、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摇滚乐青年亚文化、大众文化的理性和非理性等等问题。

全书的基本思路是：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模式、新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入手，来理解和批评大众文化，揭示大众文化因技术而生，并为技术而生这一直接渊源；以满足为需要而需要、虚拟幻想为特征的内涵。作者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唇齿相依的价值尺度，大众文化凭借着技术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力量甚至已经成为所谓的“美学意识形态”。

《新闻传播法教程》，魏永征著。34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是一本全面概述中国现行法律中有关新闻传播条款（宏观意义的新闻传播法）的论著。全书共分十章，根据中国宪法、普通法、专门法、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110种法律法规，以及7项国际公约，讨论了中国新闻传播中各种的法律问题，以及它们法律依据。该书涉及宪法规范的新闻传播权利、新闻传播与维护国家安全、新闻传播与法治、新闻传播与公民权和人格权、特殊的新闻和信息的、对新闻业的行政管理、新闻传播活动与著作权、新闻传播产业、涉外新闻传播的管理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中国和国际法律法规和公约名目117项。

作者认为：“我国现行新闻传播法无论是维护公权还是私权使之免于新闻传播活动中可能发生的不法侵害，大都已有完备的内容。”“现在人们要求制定的‘法’的内容，是指具体规范新闻传播活动中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权利的法，如新闻记者和媒介的采访权、报道权、批评权等等，……至今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对这些权利还没有从国家对保障这一权利所承担的义务这个法律关系的层面上作出明确的界定”。（第19、23页）

《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侯健著。1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从法学角度详尽地论证了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矛盾问题，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的。全书包括导论和六章，书前有作者的导师沈宗灵写的序，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7页，以及作者的后记。六章的标题依次是：舆论监督（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如何理解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冲突、制度建构的法律理论和技术、舆论监督与政府官员名誉权、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的“名誉权”。

沈宗灵在序言中概括了作者的观点：“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名誉利益’之间的冲突，不仅是权利上的冲突，其实质是公民的民主权利与政府机构或官员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仅仅将这种冲突视为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是不利于恰当的制度建设的。”“法律限于惩罚那些对现存秩序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严重危险的故意捏造的失实言论，余者的不良影响可以通过‘更多的言论’去消除。”

《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黄晓钟编著。51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新闻写作方面的高校教材。全书分为16章，涉及新闻报道样式、新闻写作准则、新闻报道语言特点和表现手法、消息写作、通讯写作、边缘文体、专访以及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精确新闻报道的写作等内容。

该书突出了实用性，将应用示范和理论阐释紧密结合。以充分的范例分析及正误范例比较，提出相关新闻写作类型的基本规则、变化及思维方式，使学习者对各种新闻写作样式有清晰的直感和系统的理性认识；同时，设计了一百多道系列性的思考题和训练题，系统地强化训练学习者的实际操作能力和正确的新闻思维方式。

该书旨在让学习者能基本把握不同样式的报道，知道应该怎样写，不应该怎样写，并理解为什么。

《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美]保罗.利文森著，熊澄宇等译。24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传播媒介形态发展变化的历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全书分为十九章67节，书后附有参考文献17页。该书从字母的发明开始谈起，谈到印刷术、摄影、电报、电话、广播、电影、电视、录像机、计算机、网络传播、版权、人工智能等等与信息革命相关的一系列传播媒介形态对人的观念的冲击。

作者谈到硬媒介决定论、软媒介决定论，他本人持软决定论观点。他指出：“有些媒介学家认为信息系统对社会具有必然的、

不可抗拒的影响，他们称这种关系为硬媒介决定论。这种关于抽象语言和人类的关系的观点有些极端；很难找到一些事实来说明信息技术和它们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理智地讲，媒介很少产生绝对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结果。相反，它们提供事件产生的可能性，事件的状态和影响是诸多因素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结果。媒介学家称这种关系为软媒介决定论。”（第3页）作者以软决定论为基本论点，广泛讨论了各种媒介的出现对人们思想的冲击，以及多种媒介并存和发展的前景。

《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美]斯特劳巴哈、拉罗斯著，熊澄宇等译。49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现代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形态，以及大众媒介与社会各种关系的教材性著作，共分为十五章。其中前两章论述了媒介环境和媒介理论，第3-11章探讨的是各种媒介形态的历史和技术特点，第12-15章讨论了媒介的各种社会联系。

作者认为，继续谈论印刷、收音机、电视、电影和计算机灯各种媒介，好象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实体已经没有意义了，计算机和电讯网络方面的进步已经使得它们的融合为一般意义的“大众媒介”了，各种传播技术在融合，产业在融合，人们在生活中使用各种媒介的方式也在融合，媒介职业人的技能也呈融合态势，甚至媒介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共同的。他们写道：“到有来很可能只有一种媒介，而不是各不相同的收音机、电视、电影和印刷媒介。其形式将是精密高速的计算机网络以及与之相连的显示器和存储设备。……以前传统媒介之间的明显区别将快速消失。”（第3-8页）该书关于媒介与各种社会关系的论述，包括媒介与个人、媒介与社会、媒介政策法律与伦理、媒介的全球化等问题，作者给出各种不同的理论，促使读者思考，并没有答案。

《全球化与大众传媒：冲突·融合·互动》，尹鸿、李彬主编。38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该书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甫一成立推出的“媒介研究”系列的第一个专题论文辑。全书共收集五组20篇论文。第一组是对全球化与大众传播、大众传媒理论的反省。第二组是对全球化与国际传播格局的分析。第三组探讨了全球化对新闻学、传播学研究和教育带来的影响。第四组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下中国大众传媒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五组则是对全球化时代国际传播与意识形态、媒体政治关系的分析。

编者在前言中写道：“大众传媒与全球化的问题，不仅受到中国大陆学者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受到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传媒学者的关注。而这些关注应该说都来自于一种普遍的共识：全球化将不仅改变我们的大众传媒，而且将改变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借助于文化形成的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所遭遇的世界、对于我们的现实和我们所经历的历史的认识、理解、体验和期待。”本文集的作者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收集的论文大都是首次发表。

《世界新闻传播史》，陈力丹著。400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分为七篇二十一章。第一篇论述了世界新闻传播的宏观历史，其他六篇分别论述了各大洲或大的区域内各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和特点，然后选取各大洲或区域的代表性国家共14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印度、日本、埃及、南非、澳大利亚），较详尽地叙述和研究其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和特点。该书以各国纵向的历史发展为主线，辅以横向区域内的比较；历史和现实的媒体是否提及和论述详略，以历史和现实中产生影响的大小作为选取标准，不再以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来划分论述对象。该书材料截止2000年，书前有历史资料图片4幅，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共132项。

该书是作者在多年给新闻学硕士生讲授世界新闻史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在前言中写道：“新闻传播史不能简单地叙述史实，研究各个国家新闻传播的发展特点，特别是文化特点，是本书的目的之一。本书重视各国的国家形成、历史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内部民族和语言状况、在世界交往中的地位等因素对该国新闻传播业发展和体制形成的影响。”（第2页）

《新闻传播艺术论》，郭光华著。241页，岳麓书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副标题“报纸新闻写作魅力探索”，主要从新闻如何传达新的信息的视角，以新闻写作要交代的几个W入手，论述了新闻的写作的要领。全书分为七章21节。书前有陈力丹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该书序言指出：“本书作者强调不以‘主题’（即要求新闻报道表达某种思想）论新闻，当以‘信息’论新闻，这就撇开了研究写作时干扰理解新闻的主要障碍，便于直截了当地分析新闻写作本身的主要问题，从研究方法上找到了一个解决现在新闻写作症结的切入口。……一旦把新闻信息作为论述的主脉，许多支持新闻写作技术处理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得以清晰地显现或被揭示，问题的深化成为可能。这本书改变以往以新闻体裁划分论述结构的模式，而以‘何事’、‘如何’、‘为何’这些新闻作品的基本要素，作为分析写作的切入口，从而能够较清晰地论证纯粹新闻写作的要领。”

《弥漫的传播》，杜骏飞著。3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这本书是《思想的境界》丛书之一。全书分为“思想”、“对话”和“资料”三个主要部分。“思想”部分主要探讨了泛传播的理论模型、“控制，还是解放”的思想母题、泛传播环境下的新闻价值系统的演进和有关弥漫时代的其他意见等问题；“对话”部分收录了两篇学者访谈实录；“资料”部分涉及近20年来国内传播学研究回顾、Internet与弥漫计算、信息政治与文化批评和新闻价值观研究等问题。书后附资料引用书目3页。

该书前言写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观念和理想的理论向度，从技术及方法论层面深度影响了所有媒介的传播形态，包括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更为重要的）未来即将延伸出来的新形态。”这种影响是“泛化影响”：“（1）由静态的化为动态的；（2）由确定的化为不确定的；（3）由狭义的化为广义的；（4）由单向、双向的化为双向和多向的；（5）由集中的化为分散的；（6）由控制的化为自由的；（7）由稀有的化为普及的；（8）由对立的化为融合的；（9）由相对孤立的化为普遍联系的；（10）由物理的化为人为的。”(第32页)

《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张国良、黄芝晓主编。30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这是2001年底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的论文集，共收入论文20篇，作者来自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香港各地的新闻教学和研究单位。全书分为“探讨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应对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趋势”两部分。

张国良在序言中概括了众多论文的观点，接着在展望未来时指出：“在我国，传播学的引入工作主要由新闻学界

承担，所以继之而起的传播学研究历来以大众传播（更多的是新闻传播）为主要关注对象，而忽略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口头传播、非语言传播、政治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等众多领域。如果说，这一状况在初期也有其合理性，而对于学科的中长期发展而言，就是又一大‘瓶颈’了。很显然，不切实有效地拓展领域（包括研究和教育层面），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就难以快速、健康地向前推进。”（第3页）

《公众舆论》，［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3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全书共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之后的七个部分作者分别对外部世界、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民主的形象、报纸和有机化情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本书是第二个中译本。

作者是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和作家，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此书是他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作为一部经典性的著作，《公众舆论》第一次给了公众舆论一个全景式的生动观照，可以让我们细细地体会到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机理。此书自1922年问世以来，在几十年中已经被几十种文字陆陆续续地重印，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个论域中的经典性地位，而作者直到1974年去世也没有对它作过任何修订增补，尽管书中所使用的实证资料仅仅截止到成书之前。由此也不难看出，纵使时移境迁，物是而人非，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洞察则断不会过时。”（译者前言）

《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展江主编。41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副标题“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的语境与实践”，除导言外，全书共分“成败利钝——一个泱泱大国世纪之交的共识”、“良性互动——新闻舆论监督与依法治国国策”和“他山之石——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先行先鉴”三篇。每篇各两章。

编者在该书《内容简介》中写道：“本书围绕新闻舆论监督这个学术性、实践性与社会敏感性兼具的当代问题，探讨了在新世纪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推进经济市场化的现实情境下，新闻媒介为建设公共领域担当中国社会转型守望者角色的举足轻重的意义。本书集纳了来自新闻学、传播学、法学界的中外学人的30多篇文章。”其中既有王强华、魏永征、孙旭培、郭镇之、陈力丹、徐迅、焦国标、王军、郭卫华等专家的佳篇，又有一批年轻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最新研究成果，还有英美多名同仁关于调查性新闻业理论与实践的文章。

《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徐迅著。38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个记者眼中的新闻法治与道德”，全书分为四章，集纳了作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法律顾问）44篇关于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问题的报道和理论文章。第一章“侵权与法治”，主要涉及新闻媒体侵权和法律规范问题。第二章“媒体与司法”，主要涉及媒体监督司法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矛盾。第三章“暗访与自律”，主要涉及新闻采访中偷拍偷录的法律责任问题。第四章“域外见闻”，主要介绍了英国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的现状。书前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研究员魏永征作的序，书后有作者写的后记。作者1983年从政法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并考取了律师资格。魏永征认为她是“学者型记者”。

作者认为，中国侵权纠纷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87-1988年，由于1987年元旦《民法通则》实施，开始出现较为集中的小人物告大报的现象。1992年，名人告小报形成一股诉讼浪潮。1993-1994年，第三次媒介侵权的浪潮的特点是工商法人告传媒。（第34-40页）作者没有对书名“第四次浪潮”作出解释，可能是将最近几年出现较为集中的媒介侵权、媒介职业道德问题，视为第四次浪潮。

《网络新闻传播导论》，屠忠俊、吴庭俊著。431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分为九章29节，全面论述了网络传播的理论和相关问题。前两章回顾了传统传播媒介和网络传播的崛起，接着按照传播学研究的传统框架顺序对网络传播分别进行了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并用传统的各种传播理论对网络传播现象作了阐述，最后，谈到网络的新闻传播、网络传播的伦理与法制、网络新闻人才的培养等问题。书后有参考书目6页。

作者认为：“因特网传播是一种网络多媒体传播。多媒体电脑技术与电脑网络技术原来是电脑技术的两个发展领域，这两个领域的技术成果的相得益彰导致一种崭新传播媒介的产生。”（第102-103页）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必须考虑建立新的概念、命题等来解释网络媒体传播，为此，需要更多地考虑相关的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第4页）

《社会舆论原理》，刘建明著。360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舆论学的著作，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作者对舆论和舆论现象的认识。全书除了导论，共分为十三章42节。讨论了舆论的传播特征、舆论的形成、舆论的群体表达、舆论形态、舆论的类化、舆论传播的增减律、舆论传播的波动律、舆论的正负功能、舆论传播机构、舆论在社会中的地位、中西舆论制度、社会问题与舆论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作者学术活动简介和必读书目17种。

作者认为：“公众意见仅仅是舆论的一种说法，而不是舆论这一概念的严格界定。从外在形式看，舆论是多数人的议论和意见，但实际上它是众人对社会事务共同感悟的顽强意志，表现为一种希望和追求。……舆论永远处于群体传播状态，所以把舆论界定为‘一定范围内多数人的集合意识及共同意见’，是一个科学的定义。”（第2页）

《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许林著。309页，中国摄影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本书集纳了作者（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关于新闻摄影的43篇文章，划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篇”，主要是关于新闻摄影的理论和理论综述。第二部分“说评篇”，是关于新闻摄影的时评文章。第三部分“谈拍照”，谈的是关于摄影的知识。第四部分“评作品”，是关于新闻摄影经典作品的评论。第五部分“看人物”，是关于新闻摄影工作者的报道。第六部分“议版面”，即议论新闻摄影的版面。最后一部分“话改革”，是对新闻摄影未来发展的论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仁臣为该书作序，人民日报的老摄影记者蒋铎作跋。

该书中作者对1945年著名的新闻摄影作品《胜利之吻》提出画面作假的疑问，认为“它严重地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伪造了历史，既是对读者的戏弄，又是对历史的亵渎”。（第169页）作者对1997年评上金奖的照片《盲女》（关于香港回归）的导演成份提出质疑，认为“从对这张照片的评选上反映的问题，证明有的评委在评选的观念导向上，仍然存在看重事件本身，而轻新闻摄影自身规律的现象”（第76页）。

《解析

传媒变局》，喻国明著。380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9月版。

这是一本作者发表的文章、调查报告和采访谈话集，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全书分为三篇：上篇“传媒创新趋势”包括文章12篇；中篇“市场调研报告”8篇；下篇“传媒焦点访谈”11篇。该书的文章部分，谈到我国受众需求的变化趋势、媒介集团化的和竞链接、媒介市场的创新、媒体改版的理性和风险规避、中国传媒投资的风险规避等问题。该书的调研报告涉及北京居民2000年读报情况和读报意愿调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财经类报纸竞争力调查、北京电视观众收看电视新闻类节目情况和意愿调查。

该书前面有作者的代序“关于传播学研究的若干断想”，最后是作者写的“后记”。作者的目的是“让自己的研究在经世致用中实现它的价值”，提倡在传播领域进行“建构式研究”。（第1-2页）他认为建构式研究的关键性提前是：买方市场的发展趋于白热化；传媒市场的发展、变化呈现出高速律；规模化的传媒竞争使传媒产业进入‘大投入’期。（第2-3页）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36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这本书的英文版1985年出版，现在翻译过来对中国电子媒介发展的现实恰好给予了较为适应的说明。全书分为五部分共十四章，论证了电子媒介（电报、电话、广播，特别是电视和网络）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悄然变化。作者认为，电子媒介带给社会变化的三个维度是：社会群体的融合（以男性和女性气质的融合作为个案）、社会角色的转换（以成年人和儿童界线的模糊为个案）、政治英雄权威力量的下降（以政治领导人地位的变化为个案）。作者在“前言”里强调：“电子媒介如何影响社会行为，这种影响并不是因为讯息的力量，而是因为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之间曾经非常亲密的联系。”书后附有英文参考书目31页。

《网络新闻学》，仲志远著。4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叙述了网络发展历史和网络新闻传播基本业务知识，分为二十章79节。书前有刘海贵写的序，书后附有与网络新闻传播有关的中国网络传播界的公约、中国关于网络的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定共6项，以及参考书目2页。该书前六章主要涉及网络发展的历史，从第七章起，依次叙述了网络新闻的特征、网络新闻的版面布局与表现形态、网络新闻标题和标题的制作、网络新闻体裁、网络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版权与争议等等问题。

作者在后记中就这本书的特点写道：“本书纯粹基于网络新闻的业务操作与现实变化的情势走向而形成个人之见，深入浅出于网络新闻传播理论、历史与业务之间，并紧密地叙述了其与传统新闻的密切关系，以及新闻传播四种工具此消彼长的行进去向。”（第462页）

《中国报业的产业化运作》，董天策等著。50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较全面地叙述了中国报业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和现实运作的特点和经验，分为十一章34节。讨论的范围，除了历史的叙述外，还涉及报业的基本市场、生存格局、报纸策划、市场营销、经营战略、管理机制、集团化发展、网络经营、产业运作规范等等。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主要作者董天策在“后记”中就此书的基本观点写道：“中国报业最根本的发展趋势还是产业化，许许多多的变化都可以在报业产业化这个总体趋势中得到解释。……世纪之交的中国报业正处在产业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拉动’与党和政府的‘推动’，始终是这一进程的主导力量。因此，中国报业的产业化并非西方报业发展史上的完全产业化，而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有限产业化，是在保证不改变报业政治属性的前提下进行企业化管理和市场化经营，即产业化运作。”

《网络受众心理行为研究》，巢乃鹏著。296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种信息查寻的研究范式”。作者从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研究的视角对受众在媒体（特别是网络传播）上进行信息查寻的行为做了一项实证研究，此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成果。全书分为十章27节，对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范式本身、认知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社会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进一步的探讨，以一项网上调查为依据，具体论证了受众网上信息查寻的模型构建。书后引文注释359条，附有作者进行网络传播调查时的问卷。

作者在“绪论”里就此书写道：“本书基于这样一种实际情况，一方面是快速发展的信息环境呼唤着受众信息查寻行为范式的建立；另一方面，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还缺乏一个整体性的思考和回顾。因此笔者尝试对受众研究的信息查寻范式进行全面的审视，……在数字化信息环境中，受众的心理行为与传统环境中肯定有着相当的不同，受众在网上将以独有的心理模式进行信息活动。对受众在网络环境中的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有着独特的研究意义”。（第3-4页）

《新闻舆论研究》，王雄著。413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新闻传播学范文篇2

1、传媒与构建和谐社会：角色、责任与效能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目标。这一新提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构建和谐社会”也成为新闻学界在论述媒介角色、责任与效能的时新话语。

有的研究者对应关于和谐社会的特点，认为这是一个战略性的目标，大众传媒在建设和谐社会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应该是民主法治的推动者、公平正义和诚信友爱的体现者、安定有序氛围的营造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观念的传播者。还有的研究者指出，要建设和谐社会，媒体应该凸现“建设性”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建设性”较之过去的提法更具时代气息，而“以人为本”则意味着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交流平台，顺应价值观多元化的多中心社会[1]。

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做了辩证解析：构建和谐社会不是掩盖问题、报喜不报忧。正视并揭示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不和谐因素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并行不悖。不能将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理解为可以回避甚至掩盖社会的某些不和谐因素。大众媒体掩盖社会矛盾或许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营造出表面和谐的景象，但只有正视矛盾才能长治久安，实现真正的和谐。“和谐”归根到底是媒体、民众和政府三者互动的结果[2]。

2、新闻伦理与职业规范：热点新闻引发的思考

2005年，新闻伦理与职业规范的话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年内的几起新闻事件不仅带来了有关这一话题的热闹言说，研究者也希望能借着这些问题在伦理争论之后达到共识，形成可操作的新闻职业规范。

事件之一是老艺术家孙道临要求付费采访，引发新闻业界、学界关于付费采访是非的讨论。付费采访在我国体育和娱乐报道领域已经出现。赞成付费采访的人多认为：既然报纸要靠信息卖钱，那么被采访对象因为提供了信息而应该获得一定的报偿。反对一方则认为，如果简单地把商业化原则推及到新闻采访，可能会使社会形成“一切东西都可以用钱收买”的观念，破坏公益性原则。在正反方并不激烈的交锋中，一个较为中立的看法逐渐成为主导，即在某些情况下，付费采访无可厚非，但是一定要有底线。明显涉及公众利益的，被采访对象不能提出付费请求，而媒体付费垄断公共信息的新闻采访权则属恶意竞争，应受到谴责[3]。

事件之二是厦门《东南晚报》记者柳涛在雨中等待近一小时抓拍骑车人摔倒，引发了人们对于记者职业行为边界的思考。最初赞成和批评的网上观点几乎一半对一半，后来批评意见上升。研究者认为，救人第一、拍摄第二应是摄影记者的不二法则。当事的记者编辑对一个骑车人摔倒本身不当回事的冷漠心态需要警醒。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位记者具有很高的新闻敏感，他作为普通公民没有义务站在风雨交加的马路上提醒路人当心水坑[4]。这种观点忘记了记者背后是拥有话语权的大众媒体。对大众传媒从业者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乃是出于权责对等的考量，而不是道德上的“苛责”。2005年6月13日，中国记协和新闻局召开进一步加强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座谈会，会上对于一些记者见义勇为行为的表彰实际上也再次申明了“助人”先于“采访”的职业道德准则[5]。

事件之三是美国新闻界年内先后爆出的“古兰经风波”、“深喉事件”和“特工门事件”，这些事件都涉及到新闻报道中匿名信源的使用。匿名信源有助于记者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确保人民的知情权；但滥用匿名信源则可能导致传媒公信力下降，甚至出现丑闻，例如《纽约时报》记者布莱尔就炮制了多篇使用匿名信源的假新闻。记者履行隐匿权还可能引发司法纠纷。解决办法一是制定匿名信源的使用规范，如编辑部高层掌握信源、不把匿名信源作为唯一消息来源等；二是在司法公正和记者保密特权之间进行权衡。如何使用匿名信源，发达国家的新闻界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做法。我国在匿名信源问题上的主要问题，是记者捏造匿名新闻来源或在新闻来源方面以保密为由故弄玄虚，这与发达国家出现的隐匿权问题的性质和背景差别较大[6]。

3、新闻与法治：权利冲突与权界限定

知情权是记者采访权的基础，然而新闻传播的特点与维护公民的隐私权存在矛盾冲突。在知情权、言论自由和公民的隐私权保护之间划出一条界限是近百年来一些立法者、法官以及有关学者孜孜不倦的工作。有人认为，出于社会进步的宏观考虑，言论自由权应该有逻辑上的先在地位；也有人认为，隐私权常在现实中处于弱势因而更需要法律的保护[7]。言论自由的权利止于隐私权开始之处的提法已经得到公认，关键是这条划分起始的界限是否足够清晰合理。2005年在中国外交部和欧盟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中欧人权对话研讨会·表达自由”会议上，以下观点得到认同：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不能是含糊的法律，含糊的法律因为没有提供公平的警告而使无辜者落入圈套[8]。

随着新闻会制度的推广和完善，“知情权”成为2005年新闻法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2005年9月，国家有关部门宣布灾害性事件伤亡的人数将不再是国家机密，应通过媒体及时公布；12月，国务院新闻办表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将努力在第一时间。然而，仍有一些官员把掌握的信息当成特权，把信息分配资格化、身份化和等级化。因而，用法的形式确定知情权的清晰内涵是十分必要的。有学者认为，知情权应包括政治知情权、社会知情权和自我知情权三个方面的内容[9]。

4、媒介内容：我们会娱乐致死吗？

对媒介内容过度娱乐化的担心在学界早已出现，2004年《南方周末》发表的两篇文章《崔永元炮轰电视庸俗化》和《电视为什么不能庸俗化》标志着这一讨论已经从专业问题扩大为一个公共性话题。2005年一些电视娱乐节目如《超级女声》的空前火爆，为正反双方都提供了足够的“论据”，于是对于媒介内容娱乐化以及带来的相关问题，引发了传媒业界、学界和社会公众的大讨论。

在捞去许多“泡沫”之后人们发现，因为对娱乐化、庸俗、低俗等核心词汇的理解不同而导致的看似激烈的争论，其实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对抗。相形之下，学术界的文章显得冷静些。不少研究者认为，在整个社会加速向市场转型的宏观语境中，主流政治文化的强势地位下降，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和蔓延，娱乐节目的存在与发展有其合理性。从90年代初的综艺热到时下的游戏热、真人秀，都是这一趋势的表现。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赞同这一转向，而是应该在正视这一转向的前提下审慎诠释“娱乐”的内涵和本性，不要把娱乐误解为“愚乐”[10]。

在我国特定的背景下，媒介内容的“娱乐化”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些“进步”意味，然而在美国媒介文化研究者尼尔·波茨曼看来，电视的娱乐文化最终会把人类拖向深渊。波茨曼出版于20年前的著作《娱乐致死》2004年被引介到中国后获得较大关注。波茨曼认为，电视节目的娱乐化倾向将带来社会智力的集体下降，人们甘心被娱乐，甘心被电视掏空，仅仅为了获得一种被操纵的快乐[11]。我们会如波茨曼所预言的那样，踏上“娱乐致死”的不归路吗？这个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一场简单的是非辩论而成为人类对自身命运的终极追问。

5、危机传播：渐入成熟应对之道

2003年以来，在学术界对海啸、矿难、松花江水污染等危机事件的处理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危机传播已经成为国内发展最为迅速的传播研究领域之一。如果说，两年前的危机传播理论还停留在“谣言止于公开”的呼吁上，那么2005年的危机传播已经进入详尽分析危机信息流障碍和总结危机事件传播规律的阶段。

有研究者在对比了肯德基“苏丹红”事件和南京冠生园“旧馅”事件的不同处理后指出，肯德基的“自责”与南京冠生园的“逃避责任”、肯德基的“转移视线”与南京冠生园的“无所作为”、肯德基的“补偿”与南京冠生园的“否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鲜明的是肯德基在爆出“苏丹红”事件后只用三个星期就渡过了危机，而有80多年历史的南京冠生园在发生“旧馅”问题半年后就黯然破产[12]。随着交往频率的提高和范围的扩大，危机事件显然再也不能用“捂”和“堵”的老办法来处理了。如何应对危机事件，如何进行有效的危机传播，成为媒体、政府、企业以及各级组织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关于松花江水污染的危机传播分析，研究者指出：前期危机识别信息公布得不充分，错失了进行危机早期干预和处理的良机；后期在危机应对信息上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又直接影响了管理者和危机信息传播者的信誉。通过分析这一个案，“外松内紧”、“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反面文章正面做”等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和媒体在处理危机事件时普遍遵循的潜规则，显然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危机事件中制约信息有效流动的主要障碍[13]。

6、政治传播：法治化的管理观念在先

随着发言人制度在各级政府的推广，“新闻执政”成为政治传播领域的一个新口号。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各级政府设立新闻发言人是中国宣传体制上的一大进步，这标志着政府由宣传控制者向信息提供者的转变[14]。然而，由于某些政府部门的观念转变没有跟上实践的发展，他们在扮演信息提供者角色时还多少有些不情愿，保持着居高临下的态势。有的研究者认为知情权的法源在我国宪法中很丰富，但长期以来新闻工作归口管理，各部门的具体职责和工作部署并非依据法律来办事，民众自身也缺乏向权力部门依法索取信息的权利意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确立和推广，显然向建设“阳光政府”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但要把好的制度真正落在实处，还必须有观念上的深刻认识作为保障。新闻制度代表着政府公开、透明和负责的承诺，它是政府的义务，不是权力部门对民众的恩赐，更不是制造或诱导舆论的“权谋”[15]。

除了新闻发言人这个热点话题外，2005年关于政府形象传播的文章也较多。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传播不同于其他传播，它不追求商业上的盈利，但追求政治意见的有效传达和正确灌输；不强求表面的顺从，但却着力于理想的引导和内心的控制、人心的归向。通过传播恰到好处的展示政府的作为，是现代社会政府改变公众认知和评价态度的最重要的手段。在“政府行为+对政府行为的解释=政府形象传播”的框架中，政府行为的主体是唯一的，但解释政府行为的主体却是多元的。当非常态状况出现时，成熟的政府应该竭力避免让其他主体代替自己做不恰当的解释。而要成功扮演好解释者的角色，政府必须提高自己的解释能力。从单方面的强调宣传到对政府形象传播进行学理分析，这种转变本身也彰显出我国政治传播研究正在逐渐走向理性[16]。

7、公信力研究：扩展基础理论研究

公信力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话题，但对这个核心概念的界定缺乏较为一致的认识，而概念的含混影响研究的深度。2005年复旦三位学者发表的《中国大陆大众传媒公信力的实证研究》，采用了由梅耶建构的媒介公信力指标测量体系，认为媒介公信力应该包含公平、无偏见、报道完整、正确和可信赖五个标准。在全国性大规模随机抽样调查的基础上，研究者们指出，中国受众对大众传媒公信力的整体评价不高，电视、广播和报纸的公信力水平都没有达到“良好”。研究者们还认为，媒介公信力实际是受众对媒介的主观评价，受众接触传媒的频率和时间对公信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文化程度则与传媒公信力成负相关[17]。

中国人民大学承担媒介公信力研究课题的研究者，在2005年发表了课题的部分研究报告。他们发现，受众对传媒的内容偏好与公信力的评价是两个问题。受众可能会很喜欢某些传媒内容，但对其公信力的评价却不高。如一些娱乐新闻，人们对这些内容没有公信力的要求，只要好看好玩就行。因此，研究者提出，公信力对于不同类型的媒体受众市场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严肃的时政类媒体来说，公信力会直接影响到它的收视率或阅读率，而对于娱乐类的媒体来说，公信力不是决定它市场好坏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如果它们的公信力跌出公众所能承受的“阀值”，也会影响到它们的市场份额[18]。一南一北两地学者尽管在研究思路和视角上有所不同，但他们的严谨治学态度，使得媒介公信力研究的水平得到明显的提升。

8、跨文化传播：碰撞中各得其所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媒介自身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如何应对跨国媒介巨头的挑战、如何在文化交流的同时不丧失本土文化的特色等等问题，继续在2005年成为研究的热点。和前些年讨论跨国媒体与信息安全的文章相比，这年的研究结论显然乐观了许多。

有的研究者认为，学会宽容和接纳他种文化，是现代人具备的基本素质。有了这种眼光，就会发现，异质文化不仅不是一种要被现代化“化”掉的东西，反而可以成为一种文化资源。只要主流文化保持着足够的文化自觉和民族特点，大众性文化消费的趋同并不意味着不同民族在文化价值和信念认同的同质化。有的研究者以印度上世纪90年代初实行“开放天空”政策为例，说明该国舆论担心印度文化会被美国文化蚕食没有成为现实。无论是公营还是民营的印度广播电视，反而都在竞争的压力下逐步壮大了。印度的电视屏幕不仅没有被美国化，反倒是一些境外的广电传媒在大力寻求印度本土文化的包装，以适应当地居民的口味[19]。有的研究者指出，“文化帝国主义”一词正悄悄地被“跨文化传播”所取代，词汇变换的背后折射出研究者在价值取向上的微妙变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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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对本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有了新的认识和更多的自信。当然，就交流就会有碰撞甚至冲突。例如，美国国旗向来是时尚促销者爱用的符号，麦当娜能穿着红色内裤、军靴，披着美国国旗呼吁人们去投票。但在亚洲国家，国旗、国徽、国歌普遍被视为神圣的象征，不得随意使用[21]。近年来几大9、传媒教育：媒介素养与改革新闻教育

公众的媒介素养问题在2004年被重新提出后，继续成为2005年传媒教育领域讨论最集中的话题。有的研究者在详细梳理了国内外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渊源及其演进过程后发现，上个世纪30年代西方媒介素养理论的提出，有感于培养公众媒介批评精神的必要，而我国学界提出公众的媒介素养问题，看重的是传媒知识的普及和如何教育公众正确使用传媒[22]。实用目的和批判精神的不同诉求，导致了中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的不同面貌。尽管有的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在当今环境下培养学生的媒介批判精神更具有现实意义，但从现在多数研究文章的立意来看，实用目的仍是主要追求。2005年内，又较多的研究文章谈到在少数民族、农民群体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认为这样的教育可以提高这些人群对媒介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他们在传媒舞台上的弱势地位[23]。

2005年出现了较多的关于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文章。理论落后于实践、轻视新闻伦理学习以及知识面狭窄等问题，成为近年来急速膨胀的新闻院系必须正视的“瓶颈”。年内还有不少研究者潜心分析了境外的新闻教育模式，以期能给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走向带来一点启示[24]。

10、新媒介研究：从分类到集聚

近年来新媒介研究的一大特点是：媒介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学术界使用新名词的速度。2004年还风光无限的“第五媒体”转眼间成了“过气明星”，取而代之的是网络电视、手机电视和手机报等“新贵”。随着各种媒介之间的技术界限被打破，媒介融合式发展的速度数倍于从前的替代式发展，让习惯于对每一种媒介的传播特性进行分类研究的学术界有些措手不及。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研究者已经意识到，重要的不是给新的媒介形态贴标签，而是讨论新的传播形式对人类原有的交往关系会产生哪些实质性的影响。

有研究者分析了互联网上不同的沟通方式，指出电子邮件和ICQ偏重于个人性，BBS偏重于公开性，而现在流行的“博客”（Blog）则是这两者的结合，有可能发展成一种比较理想的“公共领域”[25]。一位研究者分析了网上一个著名的民间论坛“肝胆相照”，认为它通过特定符号建构起来的网上家园，确实给乙肝病毒携带者群体创造了一个平等、亲切和友爱的人际交往空间。尽管还有诸多局限，但对在冷酷的现实世界中饱受歧视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们来说，这个虚拟而温暖的网络空间已经显得格外珍贵了[26]。

小结：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纵观2005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深入的学术交流和碰撞不多，但对一些学术问题的局部回应可以不时看到；大部分文章仍只是在陈述事实和“回顾”观点，但运用科学方法提出有力论据的论文比往年有所增多。这年的研究话题较往年相对集中，更加注重引证规范。这年内，不少研究者还对当前制约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反思。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存在的“钱稿交易”现象、国内发表新闻传播学术论文的门槛过低、研究体制不完善等因素导致了国内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不够规范，而规范的研究、共同的学术话语则是与国际学术界开展对话的前提[27]。

注释：

[1]陈力丹：《论传媒与构建和谐社会》，《电视研究》，2005年第6期；符建湘、周宇：《建设和谐社会的媒介责任及其效能解读》，《新闻界》，2005年第4期

[2]丁柏铨：《理性认识传媒处理社会不和谐问题上的误区》，《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6期；李双龙、王婷婷：《信息传播与构建和谐社会——评述2005中国传播学论坛的几个热点话题》，《新闻大学》，2005年第3期

[3]钟继红：《付费采访的是非曲直》，《传媒观察》，2005年第8期；范明献：《付费采访的是与非》，《新闻界》，2005年第2期

[4]吴新文：《超越道德苛求与道德放纵——由“抓拍骑车人摔倒”事件说开去》，《新闻记者》，2005年第7期；陈力丹、胡森林：《记者职业行为的边界何在？——“抓拍骑车人摔倒”事件引发的思考》，《新闻记者》，2005年第7期

[5]本刊记者：《新闻界有太多见义勇为的热血记者——进一步加强职业道德座谈会综述》，《中国记者》，2005年第7期

[6]吴非、胡逢瑛：《美国政府与记者对消息来源保密权利之争——以“深喉”及“特工门”事件为例》，《新闻记者》，2005年第8期；费扬生：《隐匿权·新闻真实·审判公正》，《当代传播》，2005年第6期

[7]林爱珺：《新闻传播中的隐私权保护问题》，《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8]丹尼尔·西蒙斯：《对言论自由的可允许限制》，《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4期

[9]刘建明：《关于公众知情权的深度分析》，《新闻界》，2005年第5期

[10]刘阳：《电视娱乐节目媚俗化现象探因》，《当代传播》，2005年第5期；贾秀清：《“娱乐”:从功能到本体——电视节目类型构成要素分析》，《现代传播》，2005年第1期

[11]李晓云：《被娱乐的大多数》，《新闻界》，2005年第5期

[12]吴瑛：《危机传播需要的是什么？——对比肯德基“苏丹红”事件和南京冠生园“旧陷”事件的处理》，《新闻记者》，2005年第9期

[13]陈俊妮：《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信息流障碍分析》，《新闻界》，2005年第6期

[14]清华大学政府发言人制度课题组：《新闻与新闻执政的紧迫性》，《新闻记者》，2005年第1期

[15]胡华涛：《新闻制度化构建种的立法问题——中西新闻公开立法原则精神的对比研究》，《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16]李永刚：《政府形象建设的政治学思考》，智识学术网2005年5月24日；刘小燕：《政府形象传播系统结构解析》，《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17]廖圣清、李晓静、张国良：《中国大陆大众传媒公信力的实证研究》，《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18]张洪忠：《“刻度”和“阀门”：公信力对不同类型媒体受众市场的影响》，《新闻记者》，2005年第12期

[19]云德：《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现代传播》2005年第5期；王辰瑶：《论印度电视体制的转型》，《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5期

[20]汪明香：《从“文化帝国主义”到“跨文化传播”》，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21]霍志坚、夏盼：《广告跨国传播中的文化对话与冲突》，《当代传播》，2005年第4期

[22]李秀云：《中国媒介素养教育思想萌芽的阐发》，《新闻记者》，2005年第1期

[23]李苓、李红涛：《媒介素养：考察农民与媒体关系的一种视野》，《新闻界》，2005年第3期；林晓华：《论少数民族的媒介素养教育》，《新闻界》，2005年第3期

[24]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如何发展——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的启示》，《新闻记者》，2005年第2期

[25]庞大力：《传播学角度的博客研究》，《当代传播》，2005年第2期；郑达威：《信源扩张与网络公共领域现状》，《当代传播》，2005年第3期

新闻传播学范文篇3

1、传媒与构建和谐社会：角色、责任与效能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目标。这一新提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构建和谐社会”也成为新闻学界在论述媒介角色、责任与效能的时新话语。

有的研究者对应关于和谐社会的特点，认为这是一个战略性的目标，大众传媒在建设和谐社会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应该是民主法治的推动者、公平正义和诚信友爱的体现者、安定有序氛围的营造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观念的传播者。还有的研究者指出，要建设和谐社会，媒体应该凸现“建设性”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建设性”较之过去的提法更具时代气息，而“以人为本”则意味着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交流平台，顺应价值观多元化的多中心社会[1]。

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做了辩证解析：构建和谐社会不是掩盖问题、报喜不报忧。正视并揭示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不和谐因素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并行不悖。不能将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理解为可以回避甚至掩盖社会的某些不和谐因素。大众媒体掩盖社会矛盾或许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营造出表面和谐的景象，但只有正视矛盾才能长治久安，实现真正的和谐。“和谐”归根到底是媒体、民众和政府三者互动的结果[2]。

2、新闻伦理与职业规范：热点新闻引发的思考

2005年，新闻伦理与职业规范的话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年内的几起新闻事件不仅带来了有关这一话题的热闹言说，研究者也希望能借着这些问题在伦理争论之后达到共识，形成可操作的新闻职业规范。

事件之一是老艺术家孙道临要求付费采访，引发新闻业界、学界关于付费采访是非的讨论。付费采访在我国体育和娱乐报道领域已经出现。赞成付费采访的人多认为：既然报纸要靠信息卖钱，那么被采访对象因为提供了信息而应该获得一定的报偿。反对一方则认为，如果简单地把商业化原则推及到新闻采访，可能会使社会形成“一切东西都可以用钱收买”的观念，破坏公益性原则。在正反方并不激烈的交锋中，一个较为中立的看法逐渐成为主导，即在某些情况下，付费采访无可厚非，但是一定要有底线。明显涉及公众利益的，被采访对象不能提出付费请求，而媒体付费垄断公共信息的新闻采访权则属恶意竞争，应受到谴责[3]。

事件之二是厦门《东南晚报》记者柳涛在雨中等待近一小时抓拍骑车人摔倒，引发了人们对于记者职业行为边界的思考。最初赞成和批评的网上观点几乎一半对一半，后来批评意见上升。研究者认为，救人第一、拍摄第二应是摄影记者的不二法则。当事的记者编辑对一个骑车人摔倒本身不当回事的冷漠心态需要警醒。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位记者具有很高的新闻敏感，他作为普通公民没有义务站在风雨交加的马路上提醒路人当心水坑[4]。这种观点忘记了记者背后是拥有话语权的大众媒体。对大众传媒从业者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乃是出于权责对等的考量，而不是道德上的“苛责”。2005年6月13日，中国记协和新闻局召开进一步加强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座谈会，会上对于一些记者见义勇为行为的表彰实际上也再次申明了“助人”先于“采访”的职业道德准则[5]。

事件之三是美国新闻界年内先后爆出的“古兰经风波”、“深喉事件”和“特工门事件”，这些事件都涉及到新闻报道中匿名信源的使用。匿名信源有助于记者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确保人民的知情权；但滥用匿名信源则可能导致传媒公信力下降，甚至出现丑闻，例如《纽约时报》记者布莱尔就炮制了多篇使用匿名信源的假新闻。记者履行隐匿权还可能引发司法纠纷。解决办法一是制定匿名信源的使用规范，如编辑部高层掌握信源、不把匿名信源作为唯一消息来源等；二是在司法公正和记者保密特权之间进行权衡。如何使用匿名信源，发达国家的新闻界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做法。我国在匿名信源问题上的主要问题，是记者捏造匿名新闻来源或在新闻来源方面以保密为由故弄玄虚，这与发达国家出现的隐匿权问题的性质和背景差别较大[6]。

3、新闻与法治：权利冲突与权界限定

知情权是记者采访权的基础，然而新闻传播的特点与维护公民的隐私权存在矛盾冲突。在知情权、言论自由和公民的隐私权保护之间划出一条界限是近百年来一些立法者、法官以及有关学者孜孜不倦的工作。有人认为，出于社会进步的宏观考虑，言论自由权应该有逻辑上的先在地位；也有人认为，隐私权常在现实中处于弱势因而更需要法律的保护[7]。言论自由的权利止于隐私权开始之处的提法已经得到公认，关键是这条划分起始的界限是否足够清晰合理。2005年在中国外交部和欧盟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中欧人权对话研讨会·表达自由”会议上，以下观点得到认同：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不能是含糊的法律，含糊的法律因为没有提供公平的警告而使无辜者落入圈套[8]。

随着新闻会制度的推广和完善，“知情权”成为2005年新闻法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2005年9月，国家有关部门宣布灾害性事件伤亡的人数将不再是国家机密，应通过媒体及时公布；12月，国务院新闻办表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将努力在第一时间。然而，仍有一些官员把掌握的信息当成特权，把信息分配资格化、身份化和等级化。因而，用法的形式确定知情权的清晰内涵是十分必要的。有学者认为，知情权应包括政治知情权、社会知情权和自我知情权三个方面的内容[9]。

4、媒介内容：我们会娱乐致死吗？

对媒介内容过度娱乐化的担心在学界早已出现，2004年《南方周末》发表的两篇文章《崔永元炮轰电视庸俗化》和《电视为什么不能庸俗化》标志着这一讨论已经从专业问题扩大为一个公共性话题。2005年一些电视娱乐节目如《超级女声》的空前火爆，为正反双方都提供了足够的“论据”，于是对于媒介内容娱乐化以及带来的相关问题，引发了传媒业界、学界和社会公众的大讨论。

在捞去许多“泡沫”之后人们发现，因为对娱乐化、庸俗、低俗等核心词汇的理解不同而导致的看似激烈的争论，其实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对抗。相形之下，学术界的文章显得冷静些。不少研究者认为，在整个社会加速向市场转型的宏观语境中，主流政治文化的强势地位下降，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和蔓延，娱乐节目的存在与发展有其合理性。从90年代初的综艺热到时下的游戏热、真人秀，都是这一趋势的表现。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赞同这一转向，而是应该在正视这一转向的前提下审慎诠释“娱乐”的内涵和本性，不要把娱乐误解为“愚乐”[10]。

在我国特定的背景下，媒介内容的“娱乐化”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些“进步”意味，然而在美国媒介文化研究者尼尔·波茨曼看来，电视的娱乐文化最终会把人类拖向深渊。波茨曼出版于20年前的著作《娱乐致死》2004年被引介到中国后获得较大关注。波茨曼认为，电视节目的娱乐化倾向将带来社会智力的集体下降，人们甘心被娱乐，甘心被电视掏空，仅仅为了获得一种被操纵的快乐[11]。我们会如波茨曼所预言的那样，踏上“娱乐致死”的不归路吗？这个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一场简单的是非辩论而成为人类对自身命运的终极追问。

5、危机传播：渐入成熟应对之道

2003年以来，在学术界对海啸、矿难、松花江水污染等危机事件的处理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危机传播已经成为国内发展最为迅速的传播研究领域之一。如果说，两年前的危机传播理论还停留在“谣言止于公开”的呼吁上，那么2005年的危机传播已经进入详尽分析危机信息流障碍和总结危机事件传播规律的阶段。

有研究者在对比了肯德基“苏丹红”事件和南京冠生园“旧馅”事件的不同处理后指出，肯德基的“自责”与南京冠生园的“逃避责任”、肯德基的“转移视线”与南京冠生园的“无所作为”、肯德基的“补偿”与南京冠生园的“否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鲜明的是肯德基在爆出“苏丹红”事件后只用三个星期就渡过了危机，而有80多年历史的南京冠生园在发生“旧馅”问题半年后就黯然破产[12]。随着交往频率的提高和范围的扩大，危机事件显然再也不能用“捂”和“堵”的老办法来处理了。如何应对危机事件，如何进行有效的危机传播，成为媒体、政府、企业以及各级组织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关于松花江水污染的危机传播分析，研究者指出：前期危机识别信息公布得不充分，错失了进行危机早期干预和处理的良机；后期在危机应对信息上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又直接影响了管理者和危机信息传播者的信誉。通过分析这一个案，“外松内紧”、“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反面文章正面做”等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和媒体在处理危机事件时普遍遵循的潜规则，显然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危机事件中制约信息有效流动的主要障碍[13]。

6、政治传播：法治化的管理观念在先

随着发言人制度在各级政府的推广，“新闻执政”成为政治传播领域的一个新口号。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各级政府设立新闻发言人是中国宣传体制上的一大进步，这标志着政府由宣传控制者向信息提供者的转变[14]。然而，由于某些政府部门的观念转变没有跟上实践的发展，他们在扮演信息提供者角色时还多少有些不情愿，保持着居高临下的态势。有的研究者认为知情权的法源在我国宪法中很丰富，但长期以来新闻工作归口管理，各部门的具体职责和工作部署并非依据法律来办事，民众自身也缺乏向权力部门依法索取信息的权利意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确立和推广，显然向建设“阳光政府”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但要把好的制度真正落在实处，还必须有观念上的深刻认识作为保障。新闻制度代表着政府公开、透明和负责的承诺，它是政府的义务，不是权力部门对民众的恩赐，更不是制造或诱导舆论的“权谋”[15]。

除了新闻发言人这个热点话题外，2005年关于政府形象传播的文章也较多。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传播不同于其他传播，它不追求商业上的盈利，但追求政治意见的有效传达和正确灌输；不强求表面的顺从，但却着力于理想的引导和内心的控制、人心的归向。通过传播恰到好处的展示政府的作为，是现代社会政府改变公众认知和评价态度的最重要的手段。在“政府行为+对政府行为的解释=政府形象传播”的框架中，政府行为的主体是唯一的，但解释政府行为的主体却是多元的。当非常态状况出现时，成熟的政府应该竭力避免让其他主体代替自己做不恰当的解释。而要成功扮演好解释者的角色，政府必须提高自己的解释能力。从单方面的强调宣传到对政府形象传播进行学理分析，这种转变本身也彰显出我国政治传播研究正在逐渐走向理性[16]。

7、公信力研究：扩展基础理论研究

公信力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话题，但对这个核心概念的界定缺乏较为一致的认识，而概念的含混影响研究的深度。2005年复旦三位学者发表的《中国大陆大众传媒公信力的实证研究》，采用了由梅耶建构的媒介公信力指标测量体系，认为媒介公信力应该包含公平、无偏见、报道完整、正确和可信赖五个标准。在全国性大规模随机抽样调查的基础上，研究者们指出，中国受众对大众传媒公信力的整体评价不高，电视、广播和报纸的公信力水平都没有达到“良好”。研究者们还认为，媒介公信力实际是受众对媒介的主观评价，受众接触传媒的频率和时间对公信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文化程度则与传媒公信力成负相关[17]。

中国人民大学承担媒介公信力研究课题的研究者，在2005年发表了课题的部分研究报告。他们发现，受众对传媒的内容偏好与公信力的评价是两个问题。受众可能会很喜欢某些传媒内容，但对其公信力的评价却不高。如一些娱乐新闻，人们对这些内容没有公信力的要求，只要好看好玩就行。因此，研究者提出，公信力对于不同类型的媒体受众市场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严肃的时政类媒体来说，公信力会直接影响到它的收视率或阅读率，而对于娱乐类的媒体来说，公信力不是决定它市场好坏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如果它们的公信力跌出公众所能承受的“阀值”，也会影响到它们的市场份额[18]。一南一北两地学者尽管在研究思路和视角上有所不同，但他们的严谨治学态度，使得媒介公信力研究的水平得到明显的提升。

8、跨文化传播：碰撞中各得其所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媒介自身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如何应对跨国媒介巨头的挑战、如何在文化交流的同时不丧失本土文化的特色等等问题，继续在2005年成为研究的热点。和前些年讨论跨国媒体与信息安全的文章相比，这年的研究结论显然乐观了许多。

有的研究者认为，学会宽容和接纳他种文化，是现代人具备的基本素质。有了这种眼光，就会发现，异质文化不仅不是一种要被现代化“化”掉的东西，反而可以成为一种文化资源。只要主流文化保持着足够的文化自觉和民族特点，大众性文化消费的趋同并不意味着不同民族在文化价值和信念认同的同质化。有的研究者以印度上世纪90年代初实行“开放天空”政策为例，说明该国舆论担心印度文化会被美国文化蚕食没有成为现实。无论是公营还是民营的印度广播电视，反而都在竞争的压力下逐步壮大了。印度的电视屏幕不仅没有被美国化，反倒是一些境外的广电传媒在大力寻求印度本土文化的包装，以适应当地居民的口味[19]。有的研究者指出，“文化帝国主义”一词正悄悄地被“跨文化传播”所取代，词汇变换的背后折射出研究者在价值取向上的微妙变化[20]。

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对本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有了新的认识和更多的自信。当然，就交流就会有碰撞甚至冲突。例如，美国国旗向来是时尚促销者爱用的符号，麦当娜能穿着红色内裤、军靴，披着美国国旗呼吁人们去投票。但在亚洲国家，国旗、国徽、国歌普遍被视为神圣的象征，不得随意使用[21]。近年来几大9、传媒教育：媒介素养与改革新闻教育

公众的媒介素养问题在2004年被重新提出后，继续成为2005年传媒教育领域讨论最集中的话题。有的研究者在详细梳理了国内外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渊源及其演进过程后发现，上个世纪30年代西方媒介素养理论的提出，有感于培养公众媒介批评精神的必要，而我国学界提出公众的媒介素养问题，看重的是传媒知识的普及和如何教育公众正确使用传媒[22]。实用目的和批判精神的不同诉求，导致了中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的不同面貌。尽管有的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在当今环境下培养学生的媒介批判精神更具有现实意义，但从现在多数研究文章的立意来看，实用目的仍是主要追求。2005年内，又较多的研究文章谈到在少数民族、农民群体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认为这样的教育可以提高这些人群对媒介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他们在传媒舞台上的弱势地位[23]。

2005年出现了较多的关于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文章。理论落后于实践、轻视新闻伦理学习以及知识面狭窄等问题，成为近年来急速膨胀的新闻院系必须正视的“瓶颈”。年内还有不少研究者潜心分析了境外的新闻教育模式，以期能给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走向带来一点启示[24]。

10、新媒介研究：从分类到集聚

近年来新媒介研究的一大特点是：媒介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学术界使用新名词的速度。2004年还风光无限的“第五媒体”转眼间成了“过气明星”，取而代之的是网络电视、手机电视和手机报等“新贵”。随着各种媒介之间的技术界限被打破，媒介融合式发展的速度数倍于从前的替代式发展，让习惯于对每一种媒介的传播特性进行分类研究的学术界有些措手不及。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研究者已经意识到，重要的不是给新的媒介形态贴标签，而是讨论新的传播形式对人类原有的交往关系会产生哪些实质性的影响。

有研究者分析了互联网上不同的沟通方式，指出电子邮件和ICQ偏重于个人性，BBS偏重于公开性，而现在流行的“博客”（Blog）则是这两者的结合，有可能发展成一种比较理想的“公共领域”[25]。一位研究者分析了网上一个著名的民间论坛“肝胆相照”，认为它通过特定符号建构起来的网上家园，确实给乙肝病毒携带者群体创造了一个平等、亲切和友爱的人际交往空间。尽管还有诸多局限，但对在冷酷的现实世界中饱受歧视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们来说，这个虚拟而温暖的网络空间已经显得格外珍贵了[26]。

小结：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纵观2005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深入的学术交流和碰撞不多，但对一些学术问题的局部回应可以不时看到；大部分文章仍只是在陈述事实和“回顾”观点，但运用科学方法提出有力论据的论文比往年有所增多。这年的研究话题较往年相对集中，更加注重引证规范。这年内，不少研究者还对当前制约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反思。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存在的“钱稿交易”现象、国内发表新闻传播学术论文的门槛过低、研究体制不完善等因素导致了国内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不够规范，而规范的研究、共同的学术话语则是与国际学术界开展对话的前提[27]。

注释：

[1]陈力丹：《论传媒与构建和谐社会》，《电视研究》，2005年第6期；符建湘、周宇：《建设和谐社会的媒介责任及其效能解读》，《新闻界》，2005年第4期

[2]丁柏铨：《理性认识传媒处理社会不和谐问题上的误区》，《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6期；李双龙、王婷婷：《信息传播与构建和谐社会——评述2005中国传播学论坛的几个热点话题》，《新闻大学》，2005年第3期

[3]钟继红：《付费采访的是非曲直》，《传媒观察》，2005年第8期；范明献：《付费采访的是与非》，《新闻界》，2005年第2期

[4]吴新文：《超越道德苛求与道德放纵——由“抓拍骑车人摔倒”事件说开去》，《新闻记者》，2005年第7期；陈力丹、胡森林：《记者职业行为的边界何在？——“抓拍骑车人摔倒”事件引发的思考》，《新闻记者》，2005年第7期

[5]本刊记者：《新闻界有太多见义勇为的热血记者——进一步加强职业道德座谈会综述》，《中国记者》，2005年第7期

[6]吴非、胡逢瑛：《美国政府与记者对消息来源保密权利之争——以“深喉”及“特工门”事件为例》，《新闻记者》，2005年第8期；费扬生：《隐匿权·新闻真实·审判公正》，《当代传播》，2005年第6期

[7]林爱珺：《新闻传播中的隐私权保护问题》，《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8]丹尼尔·西蒙斯：《对言论自由的可允许限制》，《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4期

[9]刘建明：《关于公众知情权的深度分析》，《新闻界》，2005年第5期

[10]刘阳：《电视娱乐节目媚俗化现象探因》，《当代传播》，2005年第5期；贾秀清：《“娱乐”:从功能到本体——电视节目类型构成要素分析》，《现代传播》，2005年第1期

[11]李晓云：《被娱乐的大多数》，《新闻界》，2005年第5期

[12]吴瑛：《危机传播需要的是什么？——对比肯德基“苏丹红”事件和南京冠生园“旧陷”事件的处理》，《新闻记者》，2005年第9期

[13]陈俊妮：《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信息流障碍分析》，《新闻界》，2005年第6期

[14]清华大学政府发言人制度课题组：《新闻与新闻执政的紧迫性》，《新闻记者》，2005年第1期

[15]胡华涛：《新闻制度化构建种的立法问题——中西新闻公开立法原则精神的对比研究》，《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16]李永刚：《政府形象建设的政治学思考》，智识学术网2005年5月24日；刘小燕：《政府形象传播系统结构解析》，《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17]廖圣清、李晓静、张国良：《中国大陆大众传媒公信力的实证研究》，《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18]张洪忠：《“刻度”和“阀门”：公信力对不同类型媒体受众市场的影响》，《新闻记者》，2005年第12期

[19]云德：《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现代传播》2005年第5期；王辰瑶：《论印度电视体制的转型》，《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5期

[20]汪明香：《从“文化帝国主义”到“跨文化传播”》，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21]霍志坚、夏盼：《广告跨国传播中的文化对话与冲突》，《当代传播》，2005年第4期

[22]李秀云：《中国媒介素养教育思想萌芽的阐发》，《新闻记者》，2005年第1期

[23]李苓、李红涛：《媒介素养：考察农民与媒体关系的一种视野》，《新闻界》，2005年第3期；林晓华：《论少数民族的媒介素养教育》，《新闻界》，2005年第3期

[24]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如何发展——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的启示》，《新闻记者》，2005年第2期

[25]庞大力：《传播学角度的博客研究》，《当代传播》，2005年第2期；郑达威：《信源扩张与网络公共领域现状》，《当代传播》，2005年第3期

[26]陈红梅：《网络传播与社会困难群体——“肝胆相照”个案研究》，《新闻大学》，2005年第2期

新闻传播学范文篇4

关键词学术论文评估标准

近年中国大陆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数量急遽增长，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与本科生相当；而研究生导师，即使破格提拔，增长也是有限的。初带研究生的生手导师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谈谈常见的论文写作中问题，以及评估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交流一下，供同行们讨论。

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种问题

我近年评阅硕士和博士论文近百篇，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种：

一，将论文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虽然处于学习阶段，但硕士、博士论文无论如何属于学术论文一类。而现在一些论文，有的很像教材，将某一论证对象从定义、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方方面面都讲到，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读物，对某一别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绍，介绍完全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一篇关于探险报道的硕士论文初稿，从什么是探险、什么叫探险报道、探险和探险报道的历史开始写起，然后是详尽的关于探险报道的写作要领、注意事项，直至采访时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写到了，相当全面。写完了，文章结束。另一篇关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士论文，叙述了各大通讯社的历史，只在各章最后有一数百字的段落“论证”几句，论文就算写完了。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也没有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论文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将论文写成了工作经验总结或理论宣传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读研前是做宣传工作的，或者担任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这种工作经历使得作者写的论文，文字流畅，话语是成套路的，诸如：在……形势下，在……领导下，为了……，以……为基础，以……为指针，做到打实几个重点……、突出几个……、落实几个……等等。读了文章，好象在喝白开水，除了有些词句漂亮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视角。例如有一篇关于舆论监督的论文，作者为了在第一章显示论证的理论性，三个小标题分别是：舆论监督是……生命、舆论监督是……旗帜、舆论监督是……保证。但是舆论监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说出来。因为作者真心诚意地以为，这就是“理论”论证，报纸上理论版确实尽是这类“理论文章”，有些还是级别较高的党政领导人的文章。有一篇论述某报纸论文，本来是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但是作者陷到这个媒体里太深，进去出不来了，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学术眼光来观察问题，当谈到这家媒体存在的意义时，小标题是“……的理论意义”，内容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为该单位的题词。作者误以为，高级领导人题词，就是“理论”。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传、商业公关与新闻报道混同有关，每年在论文中这种类型的所占比例也较大。除了学生的问题外，这与部分导师本身就在具体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对于学术研究不够熟悉也有关。因此，需要强调区分学术研究论文与政治宣传、企业公关文章，有时它们都叫“理论”，但所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三，论文中缺乏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一些论文，分析太缺乏本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仍然在使用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学时代学的大众哲学常识，来“分析”问题。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实在没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这种情况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再纠正，已经晚了。这反映出研究生的学科基础理论教育较为薄弱。从入学就应加强学术理论思维的训练，将文科的基础知识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

四，论文的理论前提不可靠或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行文、具体论证和结构不错，由于论文的立论不成立，全盘皆败。例如一篇论述古代文论对现作启示的论文，将韩非谈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为“纲”，展开来写。显然，作者误将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为现在的“文章”（先秦文献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这个理论前提一错，后面再怎样写都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篇论文，阐述舆论学的发展历史，谈到18世纪西方第一部使用现代“舆论”概念的著作，根据别人的介绍，将作者对舆论的划分（“公意”与“众意”），抄写中误为“众意”与“民意”，没有再看原著，就论证起这两个抄错的概念含义如何不同。一开头就出现这种理解错误，后面的论述自然跟着错。[page_break]

这与学术研究存在不同意见是两回事。不同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实，包括事实本身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公认的原因，总要正确。理论前提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能够“成立”，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了。

五，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理论依据。不少作者在讨论论文的基本概念时，并没有理论根据，常把字典、词典作为论据，试图证明什么。我们写的是学术论文，不是小学生学习一个字词时查字词典那种情形。为了理解一个概念，论述中可以涉及这个词汇的语法构成和意义解释，但这只是这个基本学术概念的技术性解释，读者将等待着关于这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性阐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词典后，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就算完成了。现在新闻传播学文章中常出现“××性”的概念，创造和使用很随意，缺少科学内涵，这是造成论文学术价值评价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不会写绪章。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学位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少论文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论文。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逼着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

七，忽视论文最后的“参考文献”。往往有这种情况：论文的“参考文献”没几篇，但是文章却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说得头头是道。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胆子越大的缘故。这样的论文中通常矛盾很多、别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经论述过的东西较多（但是往往有明显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觉良好。

“参考文献”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的部分，而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看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本学科的代表作，也可以从侧面考察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没有开列出几篇东西，已开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编排没有规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这篇论文的水平高不了。

八，非必需地引证和论述自己导师和可能评议论文的老师的论著。如果恰好论文涉及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导师确实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观点，学生引证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不少论文的选题与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的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他们的论著并不是学界的代表作，学生却千方百计要引上几段，有些引证的内容就是大白话，谁都会说，甚至连导师论著中的“俗话说……”都引上了。

关于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是复杂的，F.索恩（Thorne）曾归纳了六种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情况如下：为阿谀某人引用；以自诩为目的引用；为相互吹捧而带有偏见的引用；为支持某一观点牵强的引用；为维护某一学术研究派别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种压力的引用。[1]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类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与研究对象的真实联系，最终影响论文分析结果的客观性，玷污学术研究

九，写作中缺少“假设论敌”的意识。于是，写作时只考虑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作者论证中的缺口。如果每论述一个问题，自己多想想，别人会就这个问题给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写作时都这样自我提问，文章就会论证得较“圆”，逼着自己治学严谨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建议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2]，对学术论文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若了解了其结构要素，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就会有一种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以保证论文至少像个论文，多少有些创造性。[page_break]

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指标构成的。首先考察论文的规范性。这里的规范性，不仅指引证的规范，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分析深度、遵循学术引证规则这三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资料，这本身就是论文的最大规范问题。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不占有最新的资料，无法保证观点的创造性，有些结论可能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有的了；或者造成论文低水平的重复。这种情况下当然仍旧可以写上许多话，但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论文。

这三方面的论文“规范”，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占有研究资料而拍拍脑子随意想出若干“××性”，或随意地从个别事例推出整体的文章，从学术论文中予以排除。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实质上是要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对现实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实，疏漏某些可能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关于论文的规范性考察，并不等于论文就具有科学性了，但是它会影响到论文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规范的论文也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路。

第二，对论文的难度作出评估。假如第一关过了，可以认定算是学术论文了，那么马上就面临第二个问题，即这篇论文实际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说，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这里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论文的规模，一是论文的复杂程度。

这里的“规模”，不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实要素或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等的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越多，规模越大；反之越小。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指标，并非文章越长规模越大。有时一篇论文并不长，但是需要很多论据，必须论证得当，它的规模就属于较大一类。例如关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论文，涉及人口、经营规模、材料来源、语言和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系统、雇佣关系、同胞关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饮食等等，必须处理这样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定该项研究的规模较大。

这里的“复杂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选题涉及面较宽，但是逻辑关系简单，分析起来并不困难），而是指需要处理的因素之间逻辑关系复杂。有些看起来不大的选题，如果其中要说明的各种关系较难把握，那么应当说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我国的地下色情产业”这个社会学选题，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选题，但是真正研究起来，要处理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越复杂，需要运用的知识量、知识深度、研究能力等的要求就越高。

第三，对论文的研究成份进行评估。一篇论文，不一定完全是研究性的，有些成份属于是在普及某些知识，或者仅仅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智力对材料加工程度的差异，研究性质成份是指论文中提供了新的认识的那部分。

因此，需要先对论文的研究成份的多少下一个判定，这里提供了四种选择：25％、50％、75％、100％。看来还是简单了些，但重要的不是划分研究成份占多少的讨论，而是要在观念上学会区分研究、普及、资料这三种不同的成份，努力使自己的论文增大研究成份。一般地说，硕士论文如果有50％属于研究成份，可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这里需要说明：并非只要属于研究成份就好，同样属于研究成份的部分，水平高低差异很大，这里还要有其他的衡量标准。

第四，考察论文的科学性，即可靠性。这需要根据对论文研究性、普及性和资料性成份所作的划分，分别评估。如果确定成果全部或部分属于研究类，就要首先对成果研究部分的科学性进行评估。这里有五项标准。

1，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的可靠性。提出这一对论文的基本要求，在于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论文中具体概念没有发现不成立，论据也颇有力，论证不能说不严密，方法也有效，但是由于理论前提不可靠，实际上一切皆不能成立。例如若有人提出“太阳黑子活动决定经济发展”的假设，这完全可以通过计量经济分析证明该假设成立，而且在统计学上确有明显性。但是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可靠的理论前提。[page_break]

2，概念使用的科学性（明确、严谨、有效）。概念是任何论文的基本单元，将概念的“明确、严谨、有效”要求联系在一起，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概念需要很好地反映特定事物的范围或本质，仅仅做到“明确”是不够的。有的很明确的概念，不具备处理、解释其定义范围内事实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说明结论。一些文章中常见的脱口而出的一连串“××性”，就属于这种情况。

3，论据（理论或事实）的可靠性和充分性。这里的“可靠、充分”是对论据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权威人士”的话，可以作为辅助的论据，但不宜单独作为论据，就在于它虽然通常是可靠的（这里是指真实），但不能作为“充分”的论据。

4，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标准，一是具体论证中要做到滴水不漏；一是论证的整体充分，没有空缺。

5，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里的两个标准，前者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例如考证某一事物为历史上的第一，方法上就要保证是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检索和分析，而不是只依据部分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证调查的推论，则不能超越原抽样的总体范围，否则便不可信。所谓“有效”，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正好能够说明作者要证明的论点。显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是否复杂和新鲜，而在于能否有效地说明论点。

当然，并非每种研究成果都适用于这五项，前四项一般适用于理论型论文；实证型论文需要重点考察第五项，而前几项可能不全适用于对它的评估。

第五，对论文的价值进行评估。这里也包括五项标准。这是对该论文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包括论文对学术发展的贡献程度----学术价值、论文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社会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行专家组可以对论文的学术价值提出若干评估的衡量标准，但是社会价值是难以具体分解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不是“社会价值”需要的“主体”。因此，这里涉及学术价值的前四项较为具体，关于社会价值的后一项相对抽象。

1，问题提出或选题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某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提出问题本身如果带有启示作用，常常有力地推动学科整体的发展。为什么说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原因也于此。

2，所提供的新事实、新知识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某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的，它们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事实或提供新知识，例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中，有一部分也需要用这个标准衡量。

3，所获得的新认识新结论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另一类论文的，它们主要在观念领域有所创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对世人和学科有启迪作用，例如哲学、文论、政治学、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的论文中，有一部分需要使用这个标准。

4，所提供的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贡献。这是针对所有论文的。我们很难要求每篇论文都能提出新观点、新事实、新知识。但不少论文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或者研究方法与众不同，给人以启示，那么这类论文也应该肯定它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5，论文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在这里的含义是：对论文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作用的可能性作出综合判断。这只适用于纯应用性的论文。

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在以上五项中有一项能够作出一些贡献，应该是很成功的了。因此，在衡量自己成果的价值时，要有自知之明，感觉在某一项可能作出些贡献，就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所收获。全面追求“贡献”或追求很大的“贡献”，很可能结果是完全没有“贡献”。特别在自我感觉非常好时，更需要正视这五项衡量的标准。

第六，关于论文中普及性成份和资料类成份的评估条件。普及性知识和资料类成份，并非没有价值，但不应在学术论文中占主导，不然，就很难说是论文了。如果自己的论文中有普及性和资料类内容，也要尽可能使之可靠和严谨。下面是关于这两方面的评估标准：[page_break]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对原成果概括和转述的准确性。2，介绍阐释的清晰性。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的价值评估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解决某一具体学术问题的贡献。3，论文普及性成份的社会价值。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所提供资料的可靠性。2，资料选取的必要性和充分性。3，资料处理的科学性。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价值评估的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满足学术研究需要的贡献。3，论文资料类成份的社会价值。

“核心期刊”发表、评奖、课题来源能否作为论文的衡量标准

现在中国大陆有新闻传播院系的大学，对教师的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的衡量标准中，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或者评委成员大多认为达到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水平，或者发表的东西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或者研究本身是某一级别的课题的一部分，会在论文的评价上给予特别看待。有的学校硬性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才能够作为毕业、晋升的条件。新闻媒体给予了报道，往往也会加重对论文评价。这些衡量标准，在现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国家法律法规的依据。

由于现有的国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新闻报道或评价，以及课题来源等不一定来自科学共同体（指本学科最具权威的专家组）的判断和决定；目前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并不是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它们的认定受到较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学术评奖中或多或少地存在非学术因素，某些有价值的论文，恰恰可能存在争议，而评奖通常给予了争议较小的；课题来源和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论文的学术价值；媒介的报道或评价不能反映论文的价值，因为记者的评价是非专业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评估体系，暂时不采用这些间接指标。

学术同行引用频率本应当成为评价论文的重要标准，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社会科学引证系统（例如美国有《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并且研究者尚未普遍遵循研究规范，现在暂时也没有将同行引证作为评估标准。

既然现在不少大学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要求获奖、要求较高的课题级别和媒介报道等等评价要素，论文的作者很难不去追求。但在舆论上，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至少在认识上要清楚，这些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估体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解决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评估，效果是令人满意的。但这要以社会环境整体宽松、人们的心态较为正常为前提。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存在并且人们都一致赞同这样的做法，或者人们普遍地处于某种激昂和偏执的状态，再完美的评估方案也会评出十分荒谬的结果，因为可能会出现密尔（J.S.Mill）所说的“多数的暴虐”现象[3]。另外，为了保证这一评估体系的公正，需要评委的数量相对多些。如果委员人员太少，每个评委的权重就会过大，自然影响评估的公正性。

[1]参见丁学东《文献计量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参见卜卫、周海宏、刘晓红《社会科学成果价值评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3]参见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其他参考书目：

(1)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林学谛著《环境、交往与思维》，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3)金观涛、华国凡《控制论和科学方法论》，科学普及出版社1983年版。

(4)M.尼尔.布朗《走出思维的误区》，张晓辉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

(5)金观涛、刘青峰《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发展的哲学》，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

(6)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李银河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age_break]

(7)柯惠新等《调查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新闻传播学范文篇5

2006年底，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作为重要内容。具体到传媒，2007年关于“传媒歧视”问题的文章多起来。

研究者们指出，当下新闻报道中存在性别歧视、地域歧视、职业歧视、身份歧视以及年龄歧视、生理缺陷歧视等问题。这是由传统文化积淀的产物，经济利益的诱导，新闻工作者视野的狭窄性，人文关怀的缺失，法治观念的淡薄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实际上，对传媒公平正义构成挑战的是不完全的市场理念。在社会转型期，传媒工作的社会效益优于传媒和传媒人利益的理念，对于整体社会系统的运行有利，但对传媒的经济效益和成本不予核算，因而造成维持新闻生产运转的经济成本难以维持，持有新闻专业理念的人个人利益成本付出较高，在现实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消除传媒歧视，除了强化个人的专业主义理念外，还需要建立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现代媒介制度。①

研究者们认为，传媒关注弱势群体，是消除传媒歧视、实现引领和维护公平正义的途径之一。有的文章强调，社会和谐的追求目标应是彼此宽容、尊重少数与弱势者，不再利用强势和多数而专断。因此，和谐的起点在话语体系中的表现应该是：实现话语权分配的公平，达成话语力量的均衡，各方话语主体都有适当的话语空间和话语权。在现实中，一些社会群体成员是缺乏话语权的，尤其是一些弱势群体。这构成了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冲突的基因。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不能完全依赖传播沟通，但传播资源的均衡配置和传播力量的对称结构无疑是有着解决问题的重大价值。②有的文章指出：“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并不仅仅涉及制度问题，还涉及利益表达渠道问题，在这一方面新闻传媒大有可为。”还有的文章为此提出若干改进措施：拓展亲民性的信息运作方向，使新闻传媒的内容、活动平民化；对一些传媒组织“富人俱乐部”的行为偏向，予以纠正和进一步的防范；维护公平和正义的舆论引导；关注和监督社会的正义运作。同时，对公民个人的困难和烦恼，进行排解和帮助，但主要着力点应放在协助建立解决社会问题的机制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防范对一些“伪问题”的炒作。③

二、关于“信息公开”的讨论

2007年4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布；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这引发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广泛讨论。

关于《信息公开条例》，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条例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新闻媒体的采访权，舆论监督的展开可能会较为顺利。有的文章指出，该法规第三章第15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虽然位列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会之后，但政府的法规首次把大众传媒写入政府信息公开的条款，至少预示着，记者针对政府政务信息所行使的新闻采访权变得有理有据。④

关于《突发事件应对法》，讨论集中在该法草案修改时删除第57条和第45条的一句表述上。有的文章从法治层面对其做出评价，认为“两个条款的删改，可视为政治理念新走向的象征，此举传达出在行政机构对信息控制权与信息公开原则的权衡中，最高立法机构最终倾向对信息公开原则的捍卫，信息公开原则在国家理念中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最高立法层次的肯定。”还有的文章认为这是从“事先预防”到“事后追惩”的一次媒体管理理念转变。这种变化符合当前国际上对大众传媒的管理多以“事后追惩”制为主的通例。⑤

三、公共电视

随着“村村通”工程、西新工程等对农村和偏远西部地区的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深入展开，公共电视成为本年广电研究的热点。

研究者们认为，我国公共电视中公益缺失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公共电视建立的初衷是治理电视台过多过滥现象，而不是关注社会公共利益，因而在发展中带来利益失衡现象；其专业定位常常在于某一特定层次，从而抹煞了公共价值；在商业化运作模式中私化了“公共”因素。⑥总之，我国电视的国营、商业属性，成为我国公共电视公益缺失短时之内难以弥补的内在原因。

关于公共电视的发展，有的文章指出，虽然近年来我国的公道频道很多，但大多数都非真正公共性质，而是高度商业化频道。由于数字技术给了受众选择权，可以通过收费方式突破广告商对电视的控制，从而为公共电视频道提供新的发展机遇。⑦

对公共电视具体实践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农传播方面。有的研究者指出，中国的电视公共频道是政府、企业等各方利益权衡的结果，与西方的公共广电性质有本质区别。中国的公共电视频道与其致力于维护模糊的公共利益，不如将中国的公共频道最好办成专业的对农频道。对农民传播要实用，贴近农民实际生活，题材选择要以本地新闻为主；写作上采用平民化视角；采访要深入地头，并要扩大农民通讯员队伍等。⑧

四、三网融合

2007年是“十一五”的开局之年，十一五规划提出“推进‘三网融合’，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要求。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在中国推进三网融合的关键在政策层面。“多年来我国广电和电信之间的摩擦和争端都是围绕着政策和利益来进行的，其中的核心要点不在技术而是领导权。”也有人认为，在产业运营体制上存在的障碍是通信界、计算机界与有线电视界三大产业市场化程度不一，“三网”目前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各部门政策制定上考虑本部门、本行业利益（尤其是既得利益）居多，对于“三网”互联互通、开放业务上考虑不够。我国在“三网”领域维持互不准入的产业指导政策不利于推动“三网”融合，尽快取消政策的限制，在产业宏观的角度制定有助于推动融合的产业政策，是促进“三网”融合的关键。在三网融合的具体政策上，争论较多，并没有达成共识。特别在“对称准入”还是“非对称准入”上存在根本差异。⑨关于三网融合的发展方向，国家广电总局科委副主任杜百川在第三届数字新媒体高峰论坛上的主题发言指出：“有线电视的数字化应当是三网融合的基础，模拟电视网如果不转成数字网，就不能做三网融合，当然如果在没有进行数字化的地方去做三网融合，那就是剥夺了广电的参与权，或者说使老百姓失去了得到更廉价服务的机会。三网融合必须真正的把三种业务同时开展，那才叫三网融合，或者说不光是一家这样做。”⑩显然，“三网”融合将经历多网共存的一段时期，但广播电视部门的政策倾斜于三网融合也是既定的。

五、PX事件

2007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上，中科院院士赵玉芬等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存在重大环保问题的厦门市引进外资PX项目迁址。该消息经《中国青年报》《中国经营报》等媒体报道后，引起厦门市民的强烈反响。此后，市民们以各种方式加以讨论。随即，福建省及厦门市政府尊重民意和专家意见，决定缓建PX项目。年底，透露出迁建的信息。

此事件引来较多的学界研究者，认为这是公众与政府的积极互动，大众传媒对事件进程积极及时报道，使得问题得以妥善解决。有的文章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公民社会的萌芽。公民社会的存在，也即相当数量的有辨别能力和决策能力的公民的存在，是一个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有利条件。而网络的发展为公民社会的勃兴创造了条件。还有的文章分析道：PX项目事件中的民众，表现出高度的理性与公共意识。除传统的人际传播外，手机、网络论坛等等，使意见表达有了更快捷影响更广泛的渠道。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公众都表现得相当理性，在当代传播手段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民众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有的研究者以“议题建构理论”对此进行分析，认为来自个人信源的信息扩散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来自专家的最初意见，往往会直接决定着受众对整个事件的看法。11

就事件中政府态度的转变过程，有的研究者指出：当下社会政府执政的舆情环境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舆情借助网络、短信等现代传播工具，跨越时空传递迅速，使意见空间加大，意见力度增强，而决策透明度的增加和市民民主参与意识的增强，又使舆情压力增大。在此种条件下政府，对“舆情危机”的处理，需要改变以往的被动抵制方式，针对新出现的情况，及时采用新的方式应对。政府要意识到，凡是出手的决策，都可能会产生多种舆情。12

PX事件中大众传媒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集体认同感的建构上。有的文章认为，大众媒介通过定义“我们是谁”，即“接触、认知、参与这个事件的大众有着怎样的身份认同”，进行运动中的集体认同感建构。作者探究了大众传媒在当前中国新社会运动中的角色。在此次运动中，媒介报道建构的身份认同，主要包括地方共同体、环保主义者、公民三方面；媒体报道对于集体认同感的建构与国家保持一致；和其它社会问题建立联系；媒介报道存在话语差异和竞争等三个特点。13

六、“传媒假事件”

这年发生的几件较大的新闻业界事件，都具有“传媒假事件”的特征，即传媒参与事件的进程并报道自己参与的事件。以这类问题为话题，引发关于新闻职业规范深入讨论。

2007年3月轰动全国的“杨丽娟追星事件”引发较多的文章讨论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媒体在此事件中，以“对弱势群体的爱心”的名义去圆一个“粉丝”接近明星的梦，丧失了起码的理性。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传媒由“记录者”变成新闻事实的推动者和参与者，违反新闻的职业规范。同月发生的“茶水发炎事件”，记者乔装成患者，将龙井茶水冒充尿样送到杭州10家医院检测，引发社会的道德质疑。研究者认为，在此事件中“目的合理性不能成为不适当手段的理由”。记者在曝光可能的社会问题的同时，也造成了记者社会角色的错位和传媒功能的越位。这一事件，同样属于自造自报的“传媒假事件”。新闻的价值只能来自传媒以外的、客观存在的事实本身，传媒制造的“事实”不应该成为新闻。14

另有的研究者基于伦理学上的权变理论，认为出于公益目的记者暗访具有某种合理性。道德权变有两个特点：一是承认准则的先在性，或者说承认人们普遍认可的道德准则；二是强调在特殊性况下准则的可变通性，这种变通只是对准则的暂时性背离，而且其前提是为了维护更具价值的道德准则。作者认为，该事件出现道德问题“不在于记者是否应该采取欺骗性的采访手段”，而在于记者没能就专家“茶水发炎”的戏言做客观公正调查，“在于是否采取了‘正确’的欺骗手段。”18

七、重庆“钉子户”事件报道的反思

2007年2－4月，众多传媒跟进报道重庆“钉子户”事件。研究者们发现，在此事的报道中，一些媒体偏离了正常舆论监督的轨道，把严肃的舆论监督沦为娱乐新闻。

《新闻记者》杂志针对此事组织了讨论。论者认为，“报道的娱乐化淹没了事件本身的严肃性”。传媒机构在此过程中，随着用词从“拆迁户”到“钉子户”、“最牛的钉子户”再到“历史上最牛的钉子户”不断升级，过分炒作和煽情，把严肃的事情变成让大家一笑的娱乐。有学者通过区分传媒角色，即引导者、看戏者、暸望者，指出这是“政治力量、市场利益和传媒专业诉求”的“复调”呈现；而在市场经济作用下，“看戏者”的媒介角色应该引起警惕。16也有研究者指出，在此事件中，传媒有失理性和负责的职业精神。虽然此次纠纷在《物权法》通过之际很有代表性和新闻价值，但媒介对事件的过度“聚焦”和“放大”，对自身“自由表达”权利的过分“张扬”，使之报道变成了一场传媒赚取受众“眼球”和同情心的“盛宴”。从“最牛”、“奋勇”等带有赞赏色彩的用语中，看不到媒体作为舆论引导者的社会责任，倒能读出些许舆论上的误导。17

有的文章分析道：在众多传媒推动下，人们把对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所积累的不满，化成了对“钉子户”的支持与声援，先入为主地认为，在这件事情上，肯定是开发商在欺负业主。这是典型的“舆论绑架”。这样的行为，往往给被报道的个体带来他们本不应该承受的压力，同时也造成了大众传媒的功能失调，这是传媒社会角色的错位。在一次次以道义、正义为名的“舆论绑架”中，“被看”的一方感到众目睽睽下的压力，大多数“看客”也只是抱着“凑热闹”的心态，真正的道义反而成了缺席者。还有人指出，理性精神的匮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众对新闻话语的信任和敬畏，大众传媒能否在信息的选择和传播过程中保持理性，已经成为影响媒介公信力的主要因素。23

八、“正面的假新闻”负效应探讨

2007年6月，《杂文月报》发表正面报道《一次感动》，讲述一位兵妈妈认了176个兵儿子的拥军故事，该文被多重转载。由于失实，使得“新时期爱国拥军模范”乔文娟及其家人陷入困境。《洛阳晚报》8月15日刊登文章《虚假报道困扰“兵妈妈”》，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此类新闻引发研究者们关于正面假新闻的思考，众多文章提出：正面假新闻的危害更加隐蔽，危害性可能更大，传播正面假新闻也应该受到惩处。

有的文章认为，这些报道在受众价值取向多元，自主意识增强的时代，过去典型报道的陋习积重难返，受众产生群体性“审美疲劳”。典型报道的出路在于运用客观报道的手法，掌握好分寸，说话切忌过满过绝，要把“典型”当人来写，以事带人，用“事实”说话，让群众出来说真心话。论者要求对“楷模产生模式”进行切实反思。19

还有的文章指出，颂扬性虚假新闻对社会和媒体自身的危害，绝不亚于批评性新闻。颂扬性报道的数量在媒体报道中占有绝对优势，虚假新闻发生的机率也就比较高。颂扬性虚假新闻制造了假象，蒙骗了有关领导和不明真相的群众，给某些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营造了舆论氛围。应当树立这样一个原则，即“坏话”说错了要查处，“好话”说错了也要查处，不能搞“报（假）喜得喜、报（假）忧得忧”。20

九、电视节目“泛娱乐化”

2007年8月15日，国家广电总局通报批评重庆电视台播出的《第一次心动》选拔节目严重违规，并决定立即停播该节目。9月20日，总局出台一系列具体管理措施和细则，进一步规范群众参与的选拔类节目，禁止在黄金时段播出。于是，电视节目“泛娱乐化”，成为下半年广电期刊的重要话题（管理部门的一系列措施把年内的电视节目低俗化讨论推上高潮）。

批评意见指出：“当媒体不惜一切代价、使尽各种花招去赢得目标受众关注的同时，人们开始意识到炒作就能换来注意力的想法，是本末倒置的。在这个现代人普遍感到理性缺失的时代，如何寻找自我、回归本我，显得异常重要。”21这种情况下，媒体娱乐成为一种新的剥削和控制形式，人们自愿、主动地进行消费，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解放和审美，而是更加被资本控制；满足大众需求是传媒娱乐化狂潮的最大的一个合法化理由，但事实上很多层次的大众需要还远远没有被满足，媒体文化过于单一；“媒体不要低估受众的智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新闻与娱乐之间的关系，应该理智对待，不可一概而论。新闻和娱乐边界的模糊，不一定就构成对新闻的伤害。应该防止都是居高临下的、在事件之外批判娱乐的低俗；应该考虑到英美娱乐化的借鉴问题，并强调作个案研究。22

此外，针对知识类节目“百家讲坛”的娱乐化倾向，这年的讨论继续进行。有的文章系统回顾了“电视讲坛”节目的发展历程，在分析其生存状态时指出，此类节目的出现是由于它适应了公众精神慰藉的需要，宽松的环境与媒介技术为之提供了条件，但是，此类节目不可能造就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的“完美结盟”，不可能承担传承传统文化的重任，“尽管以历史、经典为主要内容，但它们只是节目的招牌，一个用来吸引眼球的噱头。‘电视讲坛’毕竟只是大众文化的一种表现。”23

有的文章认为，造成电视节目泛娱乐化原因，是中国电视在产业化、市场化进程中对收视率、市场份额、广告收入等利润指标的片面追求，淡化了社会责任。电视节目的资源合理配置要有制度保证；要有符合广播电视运作特点的用人制度。“娱乐化救不了中国电视，娱乐化也不是是个人就可以玩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坚守媒体的社会责任，实际上是回到常识，这就是：放弃社会责任，最终只能是砸了自己的饭碗。”24

注释

曾庆江，夏兴通：《新闻报道歧视现象分析》，《新闻界》2007年第3期；杨育彦《新闻专业理念与市场理念的博弈》，《新闻界》2007年第2期。

喻国明：《话语权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起点》，《新闻与传播》2007年卷首语。

陈建胜：《新闻传媒：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詹绪武《社会良序与媒介良心》，《东南传播》2007年第4期。

泉：《信息公开先开传媒通道》，《青年记者》2007年6月上。

陈力丹，孙江波：《从“违规擅自”受罚到信息公开》，《民主与科学》2007年第4期；黄文龙《一个非同小可的删除》，《新闻记者》2007年第9期。

张军：《公共电视频道“公共利益”的缺失》，《传媒》2007年5期。

杨航，刘恩华：《电视公共频道研究》，《东南传播》2007年8期。

刘新荣：《立足农村，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公共频道》《新闻实践》2007年6期；韩春秒《对农广播新闻要真正“对农广播”》，《声屏世界》2007年9期。

周师亮：《解读“十一五”发展纲要中推进三网融合的含义》，《中国有线电视》2007年12期；李勇等《“三网”融合的现状与技术发展》，《长沙通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3期；冯传岗宋茜《从<十一五规划>的“三网融合”谈起》，《视听界》2007年2期。

杜百川：《新媒体与三网融合》，《广播电视信息》（上半月刊）2007年9期。

熊澄宇：《期待公民社会勃兴》，《人民论坛》2007年第14期；笑蜀《祝愿厦门事件成为里程碑》，《南方周末》2007年月12月20日；邹洁《厦门PX事件的议题建构》，《新西部》2007年14期。

王来华：《政府如何应对“舆情危机”》，《决策》2007年第7期，

孙玮：《“我们是谁”：大众媒介对于新社会运动的集体认同感建构》，《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

陈力丹，刘宁洁：《一桩典型的“传媒假事件”》，《新闻界》2007年第2期；陈力丹、高学巍《论新闻记者职业道德规范》，《现代视听》2007年第8期。

邹军：《新闻暗访：道德困境中的两难选择》，《新闻记者》2007年第6期。

参见：《新闻记者》2007年第5期赵中颉、李滨、王多的相关文章。

陆高峰：《“钉子户”报道的责任缺位》，《采写编》2007年第3期。

陈桥生：《“舆论绑架”现象及其规避》，《新闻战线》2007年第6期；何伟，丁舒：《媒介化时代媒体的理性精神》，《记者摇篮》2007年第9期。

靖鸣，陆先念：《新时期先进典型人物报道的出路浅探》，《新闻记者》2007年第4期。

张弓：《颂扬性虚假新闻也不能放过》，《新闻战线》2007年第9期。

乐晓磊：《媒体狂欢的多视角观察》，《新闻记者》2007年4期。

陈力丹，闫伊默：《中国“电视讲坛”节目的生态分析》，《现代传播》2007年3期。

夏忠敏，刘建新：《从<第一次心动>被叫停谈起》，《新闻记者》2007年10期。

时统宇：《坚守社会责任是中国电视的第一要务》，《视听界》2007年5期。

新闻传播学范文篇6

一、高校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历史和现状

2001年8月，国家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正式要求“各高校积极推动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的教学．国家重点建设高校．力争在三年内开出5％一10％的双语教学：高校要使用优秀的、先进的教材，特别是在信息科学、生命科学、国际通用性和可比性强的学科和专业直接使用高质量的原版教材”。在当年10月召开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教学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就高校开展双语教学的专业、开课比例等做了具体规定：“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金融、法律等专业，以及国家发展急需专业领域，力争3年内外语教育课程达到所开课程的5％一10％。对暂不具备直接用外语讲授条件的学校、专业，可对部分课程先实行外语教材、中文授课，分步到位；提倡编写、引进和使用先进的原版教材。对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等发展迅速、国际通用性、可比性强的学科和专业，可直接引进先进的、能反映学科发展前沿的原版教材”。上述两段文件精神，体现了国家对高校双语教学的重视。

除了上述文件中所提及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金融、法律等专业外，同样是应用性很强的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持续发展历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新闻传播学教育领域开展双语教学，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新闻传播人才已经起步。1978年，邓小平与亲自批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创办新闻系，中国社科院、新华社、中国日报三家联合设置英语新闻采编专业。从1978年到1989年，该专业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新闻传播人才。

从1983年起．、国家教委、新华社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在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中国新闻学院等高校开设双学士学位的国际新闻专业；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高校也相继开设了五年制的国际新闻专业。这两次在新闻传播学科培养上的实践，都是旨在通过中英文讲授新闻传播学的核心课程，以英文版专业著作为教材，试图培养出一批具有全球视野、熟悉中外社会与文化、具有良好英文新闻采写与编辑能力的高水平复合型专业人才。这段时期的双语教学实践是新闻传播专业开展双语教学的初步实验期，是为了满足当时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对新闻传播人才的新需要而作的一次教学改革。

上海外国语大学作为最早开展双语教学的学校之一，在1993年将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由国际新闻专业升格为新闻传播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在1999年10月成立了独具特色的国际传播学院，它的前身是北京广播学院建校之初的三大系之一的外语系。1982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国家教育部等部门的大力倡导和扶植下，北京广播学院开办了国际新闻本科专业，1986年起，该专业招收硕士研究生，1999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该专业强调英语与新闻学、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的复合，也十分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努力把学生培养成政治、业务、外语具有高素质的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

多年来，中国传媒大学国际新闻专业根据社会对国际型人才的需求，逐渐摸索出一套“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路子，即结合广播电视新闻学、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的基础知识，结合对外传播的特点和规律，已经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既精外语又通新闻传播的优秀人才．有的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新闻节目主持，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在外交、外宣方面作出了杰出成绩，为中国传媒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2003年，在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提出，应加强和深化对外新闻传播工作。为此，清华大学在2004年恢复英语新闻采编专业的招生工作。

综上所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关新闻传播学，特别是国际新闻专业双语教学的实践一直没有停止，但与整个社会对高素质、复合型对外传播人才的需求差距仍然较大，对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也相对滞后。查询中国知网，截止到目前．中国大陆关于大学双语教学的论文达717篇，但有关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论文仅3篇，几乎是一片空白。在广西区内高校的新闻传播学专业中，目前还没有开展双语教学．相关研究也尚未起步。就教学改革和创新方面的意义而言，目前在广西区内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中开展双语教学，进行相关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二、广西高校开展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对策

(一)创造条件．因校制宜

开展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好大喜功，搞超前教育，甚至只把它作为某个高校或某个地区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开展双语教学应该实事求是，遵循客观规律，只有这样才符合开展双语教学的初衷。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也不能搞“一刀切”，在开办前应该争取创造以下四个条件：一要学校和主管院系高度重视，做好相应的资金投入和硬件建设准备，比如应保证开辟专门的多媒体教室供双语教学使用，有专业的摄影室和录音室：采购原版的西方经典新闻案例VCD等等。二要引进或培养一批既懂英语又熟悉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师资力量；三要打好学生的英语基础，激发并保持学生的热情。四要准备好几门适合实行双语教学的课程及配套的教材。

(二)办学思路：内外合作

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应打破高校各个专业封闭办学的传统思路，可尝试与校内外语专业合办，资源共享；与外国，特别是东盟国家的大学合办；与新闻媒体，特别是与有双语新闻传播人才需求的广西新闻媒体合办；与党和政府的外宣部门共建等等。

(三)实施步骤：稳步推进

作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有效途径之一，双语教学宜先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教学试点。在广西高校开展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可尝试以下推行方法：

1．首先，作为培养广西高校学生的媒介素养，开阔学生国际视野的的任意选修课，可面向所有有一定英语基础和兴趣的学生开设。

2．作为专业选修课，让有一定英语基础和兴趣的新闻专业学生选修。

3．在上述基础上，将双语课程逐步提升为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必修课。

在大学三年级阶段开设新闻传播学双语课程比较合适，这个时候学生已经接受了两年新闻传播学专业基础教育，对新闻传播学的基本概念和学习方法，有了一定的了解。两年的大学英语学习，也让学生具备了一定的英语听说能力。而且大学英语课程在大二结束，这时接着上双语课程，可以起到比较好的衔接作用。

4．在上述三种课程教学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在广西高校中大力推广。

(四)课程选择：注重前沿

在高校的双语教学中，并非所有的新闻传播课程都适宜双语教学。双语课程的确定应根据新闻传播学的自身特点，选用那些与新闻传播实践结合紧密、领先新闻传播理论前沿的专业实践课和基础理论课程，如传播学，外国新闻事业史，西方新闻理论等少数课程。尤其是传播学．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传人我国的一门学科，其国际通用性和可比性较高，较合适先试行双语教学。近二十年来，随着我国对传播学概念的引入，传播学已经发展成为和传统新闻学并列的同级学科。传播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宽泛的视角，很多传统新闻学概念，都能在传播学的领域中找到更为准确，内涵更丰富的对应。

总体来看，目前传播学在我国还处于引进、吸收、消化阶段，引进的速度不快，传播学的译著不多。可选用的传播学教材数量和质量还无法与国外同类教材相提并论。国外许多有关传播学发展的新观点、新方法、新成果，还没有在我们的教材中得以体现。因此，选用传播学原版英文教材，从传播学开始尝试双语教学，对促进传播学科的发展，培养与国际接轨的传播学人才大有好处。除传播学外，还可以用双语开设英语新闻写作、英语新闻编译、经典新闻作品赏析、西方新闻发展史、舆论学等课程。这些课程或是来源于西方，或是涉及世界最新成果，通过英文原汁原味地讲授，可以使教师和学生更好地融入原著语境，有助于深化师生对西方新闻传播学理念的认知，并以此观照当代中国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些现象。如果使用翻译过来的西方新闻传播学教材，由于中间的翻译偏差，可能导致不能准确把握其内涵，体会不到作者精准的英文表述和良苦用心。用英语讲授新闻传播学，通过英语交流的环境为专业学习设定模拟的意境，有助于避免或减少这方面的偏差。双语教学虽然要求中英文并举，但可根据实际情况有所侧重，这既体现在教师对教材的选取、讲授上，也体现下学生在课堂的双语讨论和课外实践上。目的都是为了学生能在最清晰的语境内把握新闻传播学领域的核心知识和前沿问题。

(五)师资培养：一专多能

在广西区外高校的双语教学实践中，普遍感到师资不足，能流利自如地使用双语教学的不多。目前，要在广西高校推广双语教学，瓶颈问题之一就是师资。外语教师新闻传播专业知识不足，新闻传播专业教师又英语功底不深，尤其是口语水平差。师资培训是推广双语教学的基础之一，为加快双语教学的开展，应制定好双语教学师资培训计划，培养英语水平高、学科知识强的复合型教师。具体来说，可分以下三步实施：起步阶段：选派英语基础较好的专业教师参加学校组织的培训，培养出双语教学试点所需师资。结业后开始双语教学试点实验。第二阶段：对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教师加强英语训练。通过几年努力，从博士毕业生中选择一批素质较高的教师，从事双语教学，建构起双语教学的基本师资队伍。第三阶段：参加各级各类双语师资培训．聘请外教作短期培训，对双语教学课程专业教师进行轮训；将骨干教师送到国外参加专业培训，不断提高双语教学师资质量。另外，学校还可以多邀请一些知名学者、留学归国人员、跨国公司以及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到学校来开办各种形式的讲座，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变学生被动的、不情愿的学习为主动的、积极的学习。

(六)教材选择：引进为主

适当引进和借鉴国外的教材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一条捷径。选用合适的教材是双语教学至关重要的问题。双语教学必须使用原版英文教材，没有原版教材，双语教学就成了无源之水。可通过与国外大学建立友好学校。互相交换教材、引进国外的优秀原版教材。在引进和使用国外教材方面，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教师谢毅认为，国外新闻传播学教材内容的选编思路和编写形式与国内教材的风格不同，国外新闻传播学教材有其优点，如内容层次分明，反映学科前沿，知识较新，概念叙述详细。但国外教材也有其短处．因此，选择哪些课程采用双语教学不能盲目行事。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目前不适合采用双语教学，因为国外教材涉及这一块的内容相对较少，而学生英语水平偏低，课堂接受能力和课外复习能力较差。专业基础课是后续课程的基础，如果专业基础课程的内容少，又学得不好，势必影响后续课程的学习。所以他认为基础性的专业课程不宜作为双语教学课程。

(七)教学方案：因材施教

新闻传播学科开展双语教学，由于口授课程以英语为主，汉语为辅，还要解释一些生词和难旬，为了不影响教学进度．在授课前应“吃透”整本英语原版教材的内容和语言难点，充分做好备课工作，首先要确定授课的重点方向：一是传授专业知识；二是解释难以理解的语言表达方式。鉴于大学三、四年级学生对英语语法、结构已接触多年，专业课的教师在授课时的主要任务还是疏通理解，帮助学生尽快汲取文中的信息，而不是流连于语法结构讲解。其次，教师在备课方案中。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教材内容要求和实际应用状况，设计一些讨论题和某些课堂讲座活动，这样可以充分地利用学生想表达自己观点的情感，调动学习积极性，挖掘学习潜力，有助于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时，自然地习得英语。此外，组织教师一起讨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很必要，教师们可以从同一层次的学生水平上，从木同的角度讨论如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制定出符合本校学生具体状况的．详细合理的教学方案。12]

新闻传播学范文篇7

一、情绪传播的概念与原理

本文将情绪传播界定为个体或群体的情绪及与其伴随信息的表达、感染和分享的行为。具体来说，情绪传播的起点是传者在刺激之下所产生的心理活动，以对客观事物的评价和行为反应为内容，对传受双方均产生相应生理唤起、主观体验和传播行为的传播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该类传播的内容不仅仅是情绪信息，还包含情绪因素或由情绪因素引发的事实性信息。情绪作为传播内容的特性以及情绪传播机制的生成主要由情绪的功能所决定。情绪是“以个体的愿望和需要为中心的一种心理活动，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及相应的行为反应”。[1]首先，情绪具有适应功能和唤起功能，这就决定了情绪传播区别于一般传播活动，而具有生理调动的特点。情绪的适应功能主要从进化论角度指出，在低等生物进化到人类的过程中，情绪机制不断发展帮助人类在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组织关系中产生相应的生理反应和体验，从而趋利避害。情绪的唤起功能则起着心理和行为的动机作用，是生理内驱力的放大器；而在高级目的行为当中，实现目的的情绪越强烈，它所激发的内驱力就越大。因此，在情绪传播中，情绪会使人很快进入情绪性信息所营造的环境，并在生理上调整到相应的情绪水平，这在客观上也造成了情绪在舆情事件中的持续累积。更为重要的是情绪传播还具有行为指导的特性，在构建对新闻事件的认识过程中，情绪相近的信息直接影响受众的接受程度，并进一步促成相互的传播活动。情绪具有认知功能，人们特别容易对与自身当前情绪相一致的内容敏感。也就是说相近情绪的对象更容易被注意并产生深入联系。情绪还具有交流功能，在人类进化和个体成长过程中，情绪的传递早于言语信息的传递，婴儿同社会建立最早的联系便是通过情绪的传播。情绪可以促进人际思想和情感沟通，使传受双方相互受到感染。通过视觉，人们可以快速进行情绪交流，激活接受一方强烈的情绪反应。[2]作为情绪传播的重要理论来源——心理学，当前主要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理论作为情绪传播研究的理论支撑。一是情绪性语言表达，或称“口碑传播”（WordofMouth）。心理学对其界定是指个体把自身的情绪通过书面或口头的方式，表达描述给他人，具体可以表现为“情绪词汇的朗读、情绪性语句的产生和情绪性感受的书写”。[3]现有的研究表明情绪化的语言为情绪感知提供语境，即使有时这种情绪化的语言由于语义的不明晰而并不能被明显地察觉，但仍然会自动潜移默化地影响情绪感知的生成。[4]更进一步，情绪性语言表达可以传递认知概念进而对于个体的情绪形成刺激，[5]从而影响到个体的主观体验。二是20世纪90年代逐渐兴起的情绪社会分享学说（SocialSharingofEmotion）。媒介技术的发展促使人们交流的方式突破了时空限制，该理论的研究者通过一系列实验得出结论：“当情绪事件发生后，人们倾向自愿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情绪体验，这种现象表现出普遍性、时间性、传播性和限制性等特征。”[6]身处于情绪分享环境中的个体更容易受到情绪的诱导，情绪的分享会激发次级的分享行为，这就构成了情绪这种信息的传播过程，情绪的强度越高，分享的意愿越强烈。[7]从而实现了个体情绪向更广大范围的群体情绪的转变。也有学者概括成情绪广播理论（EmotionalBroadcasterTheory），该理论同样着眼于社会分享的视角来进行研究，但是侧重于补充情绪社会分享行为的发生条件和扩散级数。其代表观点认为情绪传播就像新闻故事一样——都是从一个出发点通过各个关联节点形成的网络来进行逐级扩散，而这个网络往往依托于传者个人的社交网络体系。有学者通过使实验志愿者参观医院太平间，并观察跟踪他们向亲属朋友、而后再由朋友的朋友逐级传达他们的观感的过程和路径，进而在情绪社会分享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验证了其分享扩散的级数可以进一步扩大；并且传者在受到情绪刺激进而唤起生理情绪反应就是情绪社会分享的驱动力。[8]三是情绪感染理论（EmotionalContagion），该理论也时常被用来理解和分析情绪的传播。情绪感染主要指人们从体验他者的情绪中体验到自己的情绪过程。[9]在这个定义中情绪作为信息，在传收者之间进行交换。“情绪感染的诱发者是他人，由此引发的情绪最终状态会与诱发者趋近于大体相同。”[10]在对情绪感染的机制进行的研究中，模仿—反馈机制是当前心理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其主要观点是“人们天生具有对他人的表情、肢体语言、口头语言进行模仿的倾向；同时，在这一模仿的过程当中，模仿者会自发地产生与被模仿者相似的情绪体验，并且模仿者还会受到其通过模仿得来的情绪的影响”。[11]近年来，由于群体性事件在世界范围内的频频发生，情绪感染在群体中的影响因素以及机制也受到重视。“情绪循环效应”被提出，这是一种情绪在传输者和接收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现象，情绪循环不断进行的过程中，群体内个体的情绪和行为作为诱因，某个或者某些成员的情绪会感染到其他成员，而各传播过程循环发生，直至达成情绪和认知的趋同。而无论正面情绪还是负面情绪都符合情绪循环的模式。[12]

二、情绪传播在新闻传播学科中的认知历程

1.被掩盖的情绪传播。情绪的传播是伴随着人类社会交往从来就有的，人类正常的心理和生理需要。人们情绪表露得越多，心情就越好；而有时人们相互讲述能够进行情绪唤起的新闻或故事，并非为了传播那个事实，而仅仅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情绪。[13]而新闻客观性原则明确被提出却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情。在自然状态下情绪传播的主体包括传受双方，正如舒德森所说：“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新闻工作者较少考虑认知的主观性，很少怀疑自己所处‘现实’的确定性。”[14]新闻客观性这个核心观念，它的建立伴随着记者职业化的进程，以及实证主义思潮等外部因素的催化，杂糅着权力的斗争以及话语体系的建构，可以说是人为选择的结果。在主流学术话语中新闻客观性常常与有所偏倚相对立，要求事实与意见、情绪分开。如果记者或编辑带有情绪地去采写或者编辑新闻，则被认为是对新闻客观性最大的伤害。因此，在新闻文本中表现出某种情绪也是被抵制的。而事实上，情绪唤起对于新闻传播的重要作用一直存在着，并且被商业报刊不自觉地滥用着。以美国新闻业为例，煽情新闻特别是有关犯罪以及与性相关的内容一直受到青睐，高级报纸也频频采用有人情味的新闻。[15]而这种不自觉地对情绪的滥用，在商业报刊上盛极一时后走向极端化，进而招致新闻从业者和公众对于煽情的抵触，而把没有情绪传达的纯事实信息传播模式推上了话语权的高位。这种纯事实信息传播模式，对于事实性信息的处理更具有明确的可操作性，从而顺应了职业化进程中专业形象树立的需求，也使得客观性成为新闻专业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客观性崛起的其中一条内在逻辑是：商业报刊通过反映更多人的公共利益、提供最低差别的文化背景信息来树立自身价值、赢得销量和广告——事实信息的提供可以说是找到了集合最多受众的最大公约数。然而伴随着“战争的宣传、公关的兴起，弗洛伊德主义所发现的人类无理性、对民主制度的怀疑等等，使人们蓦然醒悟，原来事实是可以摆布，甚至由人所建构的”。[16]新闻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此后，新闻的客观性成了明知有局限却要为之努力的理想。情绪传播的实践也成了新闻业内埋藏的一道暗线，各种尝试围绕表达技巧、吸引受众和人的情绪启动而悄然展开，如鼓动新闻、对话新闻、感性新闻等，特别是感性新闻强调观点和情绪的协同构建。[17]2.被释放的情绪传播。值得注意的是，在情绪被遮掩或人为剔除的过程中技术背景是相对稳定的，也就是给专业媒体构筑自身权力以相对稳定的基础，而新媒体技术的变化无疑成为释放情绪传播的首要原因。从报刊到广播再到电视，媒介始终掌握在专业的从业者手中，信息在把关人手里被经过甄别处理传播到大众之中。新闻客观性内化为专业媒体的立身之本，也是职业伦理的至高追求。然而这一基础伴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兴起而动摇。网络传播的开放性、即时性和交互性瓦解了专业媒体一元输出的霸权。大众传播面临全新的技术环境，这就给了没有接受过新闻专业训练甚至有意挑战权威的人以“进场”的机会。其次，情绪可以脱离于唤起该情绪的事实而进行单独传播。“认识过程反映事物的特点，情绪和情感不同于认识过程，不反映事物的特点。”[18]情绪是一种独立的信息内容，更多的人可以借助互联网及时随意地表达情绪，而这种完全不符合传统新闻要素的信息，可以逃过专业媒体新闻客观性的筛选。而社交网络圈层化的传播特点更是可以使情绪信息，直接到达更多的受众那里从而唤起更多人的情绪和情感，直接影响并建构着新的媒介生态。另外，情绪传播的凸显与社交媒体的语言风格，以及越来越精简的表达方式也有很大的关系。国外学者在针对推特这类社交媒体进行的研究中发现，在复合了各种话语形式的社交媒体中，情绪化的语言充当了话语和话题指示标的作用。而情绪话语的呈现受具体媒介特点影响，有着特定的呈现方式，比如简短、抓人眼球和具有互动性的话题标签。[19]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交媒体上传播的文本不必是严格的新闻文本，可以是任意形式的情绪文本；而且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表情符号、特效音视频、动画等形式可以尽情使用，也使得情绪表达越来越发达，甚至实现了超人际传播的状态，即比线下当面交流更有思考的时间，而同时可以具有丰富、生动的表情符号传达。在这样的情况下，情绪传播逐渐超过了历史上自发出现的事实传播的伴生状态，更超越了专业主义时期被职业新闻人有意识地遮蔽的状态，在新的媒介环境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凸显。由于传统媒体纷纷转入市场化运作体系，加上无数新生的自媒体参与竞争，情绪传播表现得更加活跃和频繁。根据情绪社会分享理论（SSE）的相关研究，即使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人们对生活中积极或消极的情绪也有80%～95%有分享或者诉说的需求。[20]这样，实际上情绪传播本身已构成了大众传播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三、情绪传播理论应当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新的增长点

1.情绪传播促使舆论学向纵深发展。在舆论学研究中，社会情绪被视为舆论形态的一种：“潜在舆论是意见的萌芽或潜伏形式，情绪是这种舆论的唯一外部形态。”[21]由于情绪传播对于舆情事件的进程有着直接影响，情绪要素也成为舆论学研究的重点关注领域。在方法上多数研究者采取个案研究的方式，从近年来重大的舆情案件出发深入回顾事件发生的背景、诱因和发展过程，分析舆论的生成和情绪传播框架。比如“江歌案”“红黄蓝事件”都是受到众多学者着重分析的舆情事件。但这样的研究路径问题在于研究者所聚焦的时间跨度较短，因此测量得到的结果可能反映的只是短期虚假的民意。在舆论学研究中，一些学者已经开始从网民的心态、情绪等方面入手进行深入探讨。[22]情绪传播结合新闻事实便构成了舆论的一种基本形式，进行情绪传播机制的研究对拓展舆论学的理论视野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情绪分享可以增强个体对于事件的认知和情感加工，而当分享者的分享意愿与被分享者的接受意愿相互满足时，被分享者只需流露出关注和认同，就可以大大刺激分享者的满意度从而激发更多的分享行为。而分享者的满意度越高，分享的实际效果就越好。[23]情绪具有社会属性，情绪的交流和信号功能可以体现人际关系，情绪一方面参与着社会建构，而反过来社会文化也对个体情绪的塑造施加着影响。而有学者指出情绪社会分享可以满足社会一致性和寻求归属感这两项人们的基本社会需求。[24]人类所共通的情绪对于跨文化传播和增进文化认同也同样具有重要作用。[25]通常可以看到在事件发生后一些预判和情绪情感激烈的言论就会很快出现，相同意见的认知被不断强化，随之会唤起更多人的情绪和情感，参与到众声喧哗中。事实性信息的延迟和反转会影响受众对事实新闻的信心，而情绪和观点的表达更能够吸引相似人群并使之产生认同和满足。在不断的情绪分享行为中，自我表露得越多，通过社交媒体的圈层传播，由近及远影响到的范围和程度就越大。担心被群体边缘化的人也会通过相同情绪的表达，来保持与群体的一致，寻求归属感。社交媒体时代每一天都在产生海量的情绪信息，而这种信息的表现形式往往是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的文本，在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入的挖掘和分析的时候，信息科学的相关学科可以为舆论研究提供更好的支持。当前通常采取的研究路径主要是：首先通过信息技术快速进行文本的预处理，抓取含有情绪表达的文本并拆分，接下来通过人工建立语料库进而训练机器学习实现对情绪的标注和分类判别。当然，还有一种路径是建构情绪情感词典，以此作为基准使用机器进行编码。两者的分歧主要在于人工介入的环节和程度，特别是针对汉语的情境下，情绪判断常常还需要结合具体的语境。总体而言，学界普遍认为前者的准确率要高于后者。[26]除了基础的情绪辨别和分析，信息科学技术还被广泛应用于实际问题的分析研究中。而研究的主要方式便是通过对影响社交网络情绪传播的多种因素和用户行为进行分别分析并设计传播模型，从而预测传播效果。推特和新浪微博是这类研究数据的主要来源。国外学者通过研究指出社交网络用户情绪传播与时间和空间具有相关性。[27]而国内学者的研究进一步考虑了社交媒体用户的个体差异和用户行为的多样性，建立了基于多种交互行为的情绪传播模型，并发现“情绪传输率越大，用户情绪更容易受到其他用户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初始情绪越中立的用户，在演化过程中情绪波动越小，而初始情绪极性越大的用户情绪波动越大”。[28]2.情绪传播应进入新闻传播研究的元理论视角。以往的新闻传播的基础理论多数建立在假设信息传播和接收状态均为理性的基础之上，“对以事件为主体的信息传播关注较多，忽略了情绪传播”，[29]而有鉴于情绪传播的合理性和重要性，加深对其的认识理解才能在变化的媒介环境中不断总结和完善新闻传播的规律。情绪的传播和分享是大脑信息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正常生理机制，是人们自然的心理需要和生活状态。而人脑在接触和处理信息时，首先起作用的是感觉系统之后才会进行思考。所以人们在接触信息时会优先接受情绪性信息。传统媒体对此也是有所认识的，早期的报刊标题制作和图片的运用，无不涉及对于读者感官刺激的考虑，意图唤起读者情绪从而激发阅读兴趣。而在社交媒体时代情绪成为用户体验的要件，新型主流媒体在媒介融合改革中也在使用新的传播策略。[30]而且在市场规则下情绪传播的实践极为活跃，甚至被利用和滥用，急需理论界予以回应。在基础新闻学领域，新闻价值理论无论作为传者选择新闻内容的操作性标准，还是传受双方都能够认可的新闻所应当具备的要素，都应当把情绪唤起充分考虑在内。西方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价值的界定初期主要服务于传播者对传播事实的选择；我国新闻理论学者从新闻选择的标准、要素、满足与需要以及功效等多个角度对新闻价值做了界定，当前比较主流的说法是时效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和趣味性。[31]在这五大要素之中，时效性是最基本的属性，也是实践中传播主体较容易甄别把握的。而其他属性则在当前实际的新闻传播活动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理论指导与现实实践脱节现象。我国当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传媒行业面临着政治、市场以及新闻价值理念并存的状况。[32]加强对情绪传播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对研究新闻客观性的内涵也是一项有益补充。新闻客观性的内涵主要从精神意义和操作规范两个向度界定。一是“新闻工作者尽可能地、全身心地投入新闻工作中去，并且以所了解之事实与自己的看法互相印证。简言之，作为主观性的反义词，客观性就是不断地努力摆脱自我，寻求他人，宁肯坚定不移地尊重事实，绝不随心所欲地屈从人意”。[33]二是在操作层面上做到事实和意见分开，具体通常包括以第三人称叙述，尽量从涉及事件的双方角度均衡地予以呈现且记者不采取立场，引述当事人的话等。盲目排斥传播者的认知过程的主观性，反而是承认了新闻客观性原则的不可实现，进而使新闻传播认识陷入不可知论。而在操作层面，客观性操作规范同样适用于对情绪信息和情绪唤起事件的报道。而这样的报道需要坚持的是公共性的立场，符合专业标准。困难在于后真相时代，记者首先要克服对情绪性信息的传统偏见，快速准确地报道最新的相关情况，并且交代情绪来源和涉及的各方情况。从这一意义上说，接纳情绪传播将是新闻客观性在后真相时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新闻客观性内涵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而其核心仍然在于正视情绪的客观存在，对情绪唤起事件及时真实地呈现，科学对待情绪唤起的规律，给予情绪涉及的各方以不偏不倚的叙述。而在传播学方面，情绪传播的研究也应进一步深入。在媒介融合初期，就有学者注意考察不同信息接受渠道和媒介形式对于人们情绪的激发程度。研究发现，运动图像相对于静止的图像更能够引发受众的情绪唤起。[34]93%的情绪可以通过非语言信息传递，听觉和视觉图像信息会强化情绪反应的程度，这是因为视觉信息更加容易调动起受众自身的形象记忆的知识，并与自己的文化产生关联。[35]国内新闻传播学基于此的研究还较薄弱，但也有一些学者做了开拓性的尝试，比如采用实验的方法证明音乐对融媒体新闻作品传播效果的影响，特别是听觉可辅助增强受众对媒介内容的情绪体验。[36]随着情绪传播现象凸显，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对某一种媒介或者个案事件进行实证研究来证明情绪对受众行为和传播效果所具有的重大影响。一方面情绪对于集中注意力、提升兴趣和学习效果都起到很大作用，而另一方面相关研究也证实了负面情绪如愤怒这种浅层认知，会使人忽略对周遭环境的感知和注意，草率做出结论和应激性的行为。比如在愤怒状态下仅仅依据很有限的信息输入，就很快得出推论。在不同的媒介语境和使用情境之下，情绪传播体现出不同的特征，对同一事件线下态度比线上态度更为理性且分布均匀，而线上态度易于反转。[37]通过对微博研究发现“感性的、情感倾向明显的微博内容更符合用户的认知模式从而更能吸引用户转发”。[38]情绪传播的利用价值也在不断受到重视，国外学者在研究社交媒体中的信息分享行为和情绪驱动的关联性时发现，受到情绪主导的信息会很快获得更高的转发和回复量。因而在企业的品牌和产品形象推广中，应当能够更加注重情绪的调动。[39]而更进一步，有研究者提出了情绪设置的理论框架。在对抗性议程中情绪动因的分析中，研究者发现“情绪‘沉默的螺旋’与群体极化相互作用：人们通过观察主导性情绪，单向度的情绪传播越来越快，且情绪链的形成与扩散速度亦逐渐加快。”[40]当然，在实际效果上也有一些学者指出“情绪设置只可以影响人们带着情绪的想，并不能影响人们以什么情绪来怎么想”。[41]

新闻传播学范文篇8

关键词:新闻;传播;信息;学科;马克思主义

传播数字化、社会信息化的迅速发展，已使新闻与传播学科体系明显落伍，学科设置中存在的不合理设置也给教学和研究带来了迷茫。需重新设置新闻与传播学的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形成新体系，适应理论与实践、教学与研究的新需要。

一、问题的提出

现已进入信息时代，新媒体时代，媒介社会化、社会媒介化时代，新闻学在中国又有特殊的重要性，近年来数字化传播又继续突飞猛进、影响大增，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闻与传播学科。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是2009年6月的，同年8月，新浪网推出微博服务，标志着社交媒介在我国也开始规模化兴起，新闻与传播业界和学界的格局由此大大改变，许多大学的有关院系把教学和研究重心也转向了数字化新媒介。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传播的发展，已把新闻传播与其它传播，大众媒介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媒介都融合在了一起。图书馆、情报与文献领域也属于大传播范畴，现在也广泛采用数字化、新媒体传播。而我们现在的学科分类中，新闻学、传播学与信息情报、图书文献学等在一级学科就完全分开了，新闻学和传播学在二级学科也是完全分开的。且传播学只是二级学科，传播理论、传播伦理与法规、传媒经济与管理、数字化新媒介传播等只能归为三级学科，公共关系学还被挤到社会学去作为二级学科了［1］。此外，我们是按学科门类授予学位的，在我国现行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新闻与传播学没有独立的门类，只能被归在文学类，被授予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2］。然而新闻的最基本特质和要求是真实，文学则基本是虚构的，要求富于联想和想象;新闻作品要浅显朴实，文学则要妙笔生花;新闻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文学则属于人文学科。人文学科是研究人的文化生命(研究人的自然生命和自然环境属于自然科学)，探讨人的文化生命存在和活动，如语言、诗歌、艺术等，形成语言学、文学、艺术学等学科。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的社会环境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前者总结和指导的实践较多地采用形象思维，也较多地受感性的影响，而后者总结和指导的实践则较多地采用抽象思维，较多地受理性的控制。新闻传播(包括接收)是人的生命存在和活动的一部分，新闻学应富有人文情怀，因而新闻学当有很强的人文科学色彩，然而新闻传播不是主观思维的表达，而是客观信息的流通，虽然也要通过人，但要尽可能避免人为地偏离客观性。新闻学重点探索新闻传播的要求和方法、新闻活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新闻传播事业和传媒产业的发展，这些都关乎人的社会环境和人与社会的联系，并较多地依赖于抽象思维。总之，需提升新闻与传播学科在教学和科研中的学科级别，充实和调整学科内容与结构，同时解决其学科门类归属问题。2017年8月，笔者在同仁微信群中发起讨论本学科体系建设的问题，引起众多反响，本文加上新的研究与思考，再次抛砖引玉。

二、基本构架

下文是关于该学科的门类和学科群的设想，由它们形成该学科的基本构架:学科门类:新闻与传播学。下设三个一级学科:1．一级学科:理论新闻与传播学二级学科:新闻理论、新闻史、传播理论、传播伦理与法规、理论新闻与传播学其它学科(宣传学、舆论学、新闻社会学、新闻与传播心理学、大众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群体和组织传播、比较新闻学等)。2．一级学科:应用新闻与传播学二级学科:新闻业务、新闻事业管理、出版与广播电视、数字化新媒介传播、传媒经济与管理、公共关系和广告、应用新闻与传播学其它学科(包括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教育传播、艺术和娱乐传播、国际传播、健康传播、环境传播、老年传播、青少年传播等)。3．一级学科:信息与情报、图书馆与文献档案二级学科:信息与情报史论、信息与情报应用、图书馆学、文献学、档案学、博物馆学、信息与情报、图书馆与文献档案等其它学科。

三、构架说明

(一)关于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鉴于新闻与传播学的领域日益广泛，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已达到几乎“无孔不入”的地步，其下还可有三个一级学科，可将其上升为学科门类，与文学、历史学、艺术学等学科并列。另外，在我国现行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专业学位的学科称为新闻与传播。而学术学位的学科称为新闻传播［2］，一般理解为新闻的传播，也当统一为新闻与传播。有人提议:新闻学和传播学作为两个一级学科。笔者以为若如此，则新闻与传播仍分家，新闻传播理论、历史、业务、经营、管理和出版、广播电视、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归为新闻学还是传播学?如果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媒体各自的一部分归为新闻学，一部分归为传播学，比如传统媒体归为新闻学，新媒体归为传播学，或把各种媒体的新闻部分归为新闻学，其它部分归为传播学，那就犹如把鱼、鸟、猴、猿、人的非人归为病理学，人归为生理学，或把它们的神经系统归为心理学，其他系统归为生理学，显然是人为隔裂了。新闻须传播，新闻从信源到效果都是传播问题，新闻学离开传播研究只能原地打转。传播学以新闻传播为重要内容，无此则大大失血，价值跳水。在移动传播时代，新闻媒介与其他媒介更加融为一体了。因此，新闻学与传播学要进一步交叉融合，不宜在一级学科层面就分家。可参照经济学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设置理论新闻与传播学、应用新闻与传播学这两个一级学科，仅在二级学科及以下层面适当区分新闻学科和传播学科。图书馆博物馆、信息情报文献档案等学科，目前归在管理学门类，而实际上它们属于大传播范围，有了新闻与传播学门类，就可归为该门类。(二)关于二级学科。第一个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偏重于史论，尽管也有许多实践问题，第二个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则反之，偏重于实践，尽管也有许多理论和历史问题。如此既有侧重，又不割裂。现行的我国学科分类与代码简表［1］中，“新闻学”为二级学科“新闻理论”之下的三级学科，这也是不科学的。新闻学应包括新闻理论、新闻实务和新闻史。该目录中“新闻理论”之下的另一个三级学科“新闻法”，在新媒体时代的实践中已与传播法日益融合在了一起，如关于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法规，其规范对象包括新闻性信息和其他信息。因此可把范围更广的传播伦理与法规作为二级学科，原有的三级学科新闻法、新闻伦理学归于其下，再新增传播伦理、传播法等三级学科。根据数字化、新媒体理论、实践和社会影响的迅猛发展，可把传播理论、传播伦理与法规、数字化新媒介传播、传媒经营与管理、公共关系和广告，升格为二级学科，而出版与广播电视，则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媒体格局此消彼长，可合并成一个二级学科。信息科学现在被归在工科，笔者以为在信息社会，社会科学中也应有它们的一席之地。在日本，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已把新闻与传播研究扩展至社会信息研究，最具标志性的是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在1992年易名为社会信息与传播研究所(InstituteofSocio－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udies)。

四、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和联系

以新闻学涵盖传播学，或以传播学、信息学涵盖新闻学，都不尽合理。科学的设置，需建立在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完整深入认识之上。(一)研究内容之别。传播学是关于人类信息传播现象和活动的科学，包括:1．自我传播(又称内向传播、或人内传播)———自己对自己的、人体内部进行的、“主我”与“客我”之间的信息处理和交流活动;2．人际亲身传播———个人与个人之间、主要为两个人之间直接的信息、思想、感情交流，可以是面对面的，也可以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3．群体传播———社会群体的信息交流。如公共聚会、社区活动中的演讲、通报、讨论等，以及网络社群中的传播;4．组织传播———政党、政府、企业、文教机构、社会团体等组织，即有一定目的和任务、通过一定的形式组合起来的群体结构，在其内部或与其他组织的传播交流;5．大众传播———通过大众媒介，面向广大公众的传播，这是传播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应用领域。新媒体传播中既有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又有组织传播、大众传播，被称为混合传播。可见传播学的研究范围更宽，新闻只是人类信息中的一小部分。但另一方面，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和新闻史的许多研究，又是传播学视野之外的。传统新闻学主要研究新闻事业、工作和工作者，现代新闻学引入了传播学的媒介、受众、效果等研究，但仅涉与新闻传播相关的部分。(二)研究方法之别。新闻学和传播学都要运用思维的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抽象和类比、假设和验证方法，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方法。但作为传播学理论基础之一和重要方法论的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则是传统新闻学研究所缺乏的。传播学大量采用社会学、心理学的定量研究方法。内容、受众和效果研究都可以通过测量手段获得准确数据。传播学有实证学派和批判学派，前者主要运用定量研究。而传统新闻学则以定性研究为主，概括性较强而准确度较低。(三)传播学与许多学科相互联系和交叉，尤其是与新闻学。人类的方方面面、社会的各行各业都需要信息流通，都与传播有关，传播学的产生和发展既源于各种传播实践，又吸取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信息学、新闻学、心理学、统计学等众多学科的成果。其中，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是传播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反过来，传播学也影响了这些学科及其相关实践。从新闻报道、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心理咨询，到竞选宣传、舆论引导、国家软实力打造等等，都可从传播学中得到一定的启发和帮助，还形成了许多交叉学科，如传播政治学、传播经济学、传播社会学、传播心理学、儿童传播学、老年传播学、环境传播学等等。传播学的主要分支是大众传播学，而新闻是大众传播的重要内容，新闻媒介是现代大众传播的主要媒介，新闻活动是大众传播学的重要用武之地，新闻学的许多研究成果，也成为了传播学的重要依据和养料。在西方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新闻学中的新闻理论部分逐渐融入大众传播学。但在中国，新闻传媒的功能与作用、任务和方针、体制和管理，都与书籍、电影、广告等其他大众传媒有很大的不同，至今仍有许多独立的研究价值。总之，传播学是较为基础性的学科，新闻学是较为应用性的学科，但新闻学又不是完全在传播学之上或之中，而是与传播学相互交叉、补充、支持、影响，犹如医学与生理学的关系。(四)传播学有助于新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传播学的综合性、关于受众和效果的理论成果、定量研究方法和经验，都使新闻学研究更加科学和有用，更加全面、深刻和准确。1．传播学扩大了新闻学的视野，帮助新闻学从各种信息传播的总体，从社会信息系统的总体，从传者、媒介、受众的各方面需要、条件、特征和联系，来把握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新闻事业。2．传播学给新闻学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启示。传播学对信息和符号的研究、对传播现象和活动的研究、对受众和传播效果的研究，以及对公关广告传播、媒介经营管理等研究，都让新闻理论和实践受益匪浅。3．传播学给新闻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传播学大量采用定量研究方法，进行抽样调查、内容统计、控制实验等，这些都是传统新闻学研究中所缺乏的。传播学运用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也给新闻学提供了许多启示和借鉴。4．传播学使新闻学从传统走向现代。传统新闻学着重于自上而下的纵向宣传，现代新闻学着重于自下而上或横向的信息传递和意见交流;传统新闻学着重于传者的需要和传出了什么，现代新闻学着重于受众的需要和接受了什么;传统新闻学主要进行定性分析，现代新闻学以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在这些转变中，传播学理论和方法起了重要作用。5．新闻学有助于传播学问题的把握、中国本土传播学的建立传播学是关于人类信息传播的学科，主要研究社会性信息的传播，而新闻是信息的一种，是社会性信息的重要部分。新闻学既能给传播学提供许多素材和范例，又能给传播学提供理论启示和业务经验。从学科的发展来看，较早形成的新闻学给传播学打下了基础。例如，新闻学中关于舆论监督的理论，有助于对大众传媒社会作用的认识;关于新闻自由的原则、实现条件和方式的理论，有助于对传播自由、大众传播的社会条件和社会控制的认识;关于新闻业务的理论和经验总结，有助于各种传播效果的提高;关于新闻史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认识人类传播现象和活动的发展演变，把握大众传播与社会的关系。6．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共同努力新闻学局限于新闻现象和活动，而传播学视野中的其他传播内容和活动，包括影视剧、体育、游戏、综艺、广告等，对新闻媒介的到达率(发行量、传阅率、收视收听率等)、传播力和影响力，对新闻传媒机构的生存、发展和经营管理，都有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如果缺乏对新闻现象、新闻活动的深刻认识，缺乏对新闻传播、新闻事业的深刻理解，要深入把握新闻、公关、广告等传播，新闻传媒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新闻传媒的发展变化和经营管理规律，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关于新闻媒介、公共关系、新闻传播的受众和效果，关于新闻事业、传媒产业的经营管理和社会控制等许多问题，都需要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综合研究。

五、他山之石

(一)美国。美国的学科设置［3］影响了加拿大［4］等许多国家，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被归为:学科群，相当于我国的一级学科:传播、新闻及相关学科。其下有:学科，相当于我国的二级学科:传播与媒体，新闻学，广播、电视和数码传播，公共关系、广告和应用传播，出版，其它。其下又有:专业，相当于我国的三级学科。各学科之下都有一些专业，如“新闻学”之下有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图片新闻学、新闻学等其它专业。美国的现行学科设置制订于2000年，后来虽有所修改，但仍与数字化传播高度发达的今天有所脱节。其中有的名称也不够准确，如学科和专业中都有单独的新闻学，我国现行的学科名称或许也受其影响。在美国，新闻传播被作为各种传播中的一种，学科群名称中传播在前，新闻在后，专业数量也是新闻以外的不少。尽管如此，在学科群、学科和专业名称中都有新闻学，既由于该学科群是由新闻学发展而来，也由于新闻学仍很重要。在中国，新闻传播体制与美国不同，新闻传播特别重要，当在学科设置中有所体现。但时至今日，其他传播的理论和实践已大大扩展，重要性大大上升，学科设置也可借鉴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二)日本。“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主导下重建新闻学科，注重其与法学、文学和经济学、社会学的联系，起初新闻学就设在大学的法学、文学等院系里面，并很快扩展至传播学研究。1980年，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英文名称改为新闻与传播研究所。12年后，该机构又把名称中的新闻改成了社会信息，标志着日本这方面研究的进一步扩展和重心转移。该研究所设了传播媒体、信息传播、信息与社会3个研究室，主要研究媒体与新闻、信息与传播的法令政策、经济产业、社会影响与历史，以及社会心理学、人类行为方式、发展传播学等。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简表(摘要)，国家标准GBT13745－2009．

［2］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摘要)，2011．

［3］USAClassificationofInstructionalPrograms(2002)．

新闻传播学范文篇9

【关键词】新文科；新闻传播学；维度

2018年，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程院联合发文《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明确提出“高等教育要努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简称“四新”建设）。2020年11月，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举办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建设做出全面部署。新闻传播学有着源远流长的学科交叉发展传统，也有着与科学技术相融合的新文科基因，其研究领域又作为“社会的皮肤”充盈在社会外层，贯注于人们生活的空间，理应在新文科建设中站在前沿，有所探索。在大力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今天，新闻传播学科如果能够以中国悠久的传统、伟大的实践为研究对象，以新技术应用为手段，沿着新文科指引的方向，一定能够构建起中国特色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体系。

一、新文科文献溯源

新文科是世界各国应对人文学科危机采取的对策［1-2］。文献考察发现，自1917年以来，西方学界出现了三次以人文学科危机为主旨的学术讨论。1．第一次讨论发生在20世纪初至中叶，主要议题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学者们提出的对策是两种文化的融合1917年，马克斯·韦伯开展以“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为主题的系列讲座，提出了“对学者这一职业更为专业化、商业化的理解”［3］，观察到商业化对人文学科的影响。研究者认为，这是掀起第一次人文学科危机话题讨论的起始。1930年，哲学家埃里克·沃尔克对过去十年来韦伯的讲座所引发的争论进行了反思，并将韦伯描述为“现代人文学科危机的典型”［3］。20世纪30年代，科学史家萨顿曾提出“新人文主义”，指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人文主义。萨顿认为，新人文主义不会排斥科学，它将包括科学，也可以说，它是围绕科学建立起来的［4］。1959年，英国物理学家、小说家C.P.斯诺在剑桥大学作了一场著名的演讲，提出当时社会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斯诺认为，在整个西方世界里，作为整体的西方文化中，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正在被分割成两种文化，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相互隔离且难以跨越的鸿沟，两种文化的对峙成为西方文化的一大奇观［5］。斯诺对两种文化对立的现象进行了阐述，剖析了两种文化对立的弊病。这一时期，研究者发现，在技术主导的工业社会中，商业化潮流冲击着人们的社会观念，人文学科受到了漠视。研究者还发现，在工业社会，成长于农业社会的人文学科的解释力下降，表现为“难以对当下问题进行把捉”，这在实质上是工业社会文明与农业社会文明的关系问题。这一时期，学者提出的应对人文学科危机的对策是两种文化的融合，既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也是工业社会文化对农业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创新。2．第二次讨论发生在1960—1990年，主要议题是人文学科在当代社会的历史限度，以及人文学科过度专业化，脱离大众土壤的现象。学者们提出的对策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融合1964年布鲁姆（J.H.Plumb）在其著作《人文学科的危机》中阐述了人文学科存在的问题：（1）过渡的专业化，使得人文学科研究领域趋于狭窄；（2）人文学科中晦涩难懂的词语，使人文学科脱离了大众的土壤，阻碍了其与社会的沟通；（3）人文学科的课程设置较为松散，不系统；（4）人文学科的教育目标过分空泛，指向不明确；（5）人文学科技术主导的时候不受重视［6］。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人文学科的危机探讨更为充分。1985年，英国的E.H.贡布里希发表了《严阵以待的人文学科——大学处于危机中》一文，分析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危机现状［7］。挪威的奎纳尔·希尔贝克也发表了《人文学科的危机？》，提出“克服这种危机的前提是意识到人文学科在当代社会的历史限度，意识到人文学科有必要和研究社会结构性问题的学科携起手来，一起克服表现为意义丧失、凝聚力削弱和认同危机的文化危机”［8］。3．第三次讨论发生在21世纪初叶，始自美国教育界“人文学科危机”的大讨论，后演变为世界性的“文理之争”。学者们提出的对策是人文学科建设要防止科学主义2013年，美国哈佛大学连续了三份针对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状况的调研报告，在全美教育界引起“人文学科危机”的大讨论。哈佛大学的调研报告《描绘未来：哈佛学院的艺术与人文教育》指出，一些已经选择人文专业的学生也在不断逃离。“人文学科失宠”“人文学科危机”已成了西方媒体报道最热门的话题之一［9］。同年，哈佛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在《新共和》撰文《科学不是敌人》，提出陷入危机的人文学科需要科学来拯救［10］。2015年，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高等教育记事》上发表《大学的缓慢死亡》一文，指责大学已经丧失其作为人文批判中心的地位，认为大学教育呈现商业化和人文学科逐利现象［11］。2014年，斯坦福大学维克多·汉森发表的论文《人文学科之死》指出，“没有人在乎人文教授会说什么”，反映了在当时人文学科面对社会评价及社会地位危机的情况［12］。

二、人文学科的现代化与中国化

我国学者自1990年起，开始观察和讨论人文学科危机问题。其中存在两条学术线路：一是介绍西方学者人文学科危机的研究成果，以及沿着西方学者学术线路所进行的探讨；二是结合中国人文学科实践和中国社会实践所展开的探讨。后者发现了人文学科危机在中国的两重性，为中国新文科建设指引了方向。从原因上来看，西方学者讨论的人文学科危机主要是科学技术和商业功利主义。科学技术重塑了社会生活，人文学科对这样的新生活难以把捉；商业功利主义塑造的社会生活表现更强的社会科学属性，人文学科难以提供解释，难以商业化、市场化，难以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历史限度”显露［6］。中国学者以中国人文学科为考察对象，既发现了这种技术性、商业性引发的人文学科危机，并发现了这种危机的性质，即工业社会文化与农业社会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科学技术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也发现了人文学科的中国化问题，这就是人文学科危机在中国所表现的两重性。前者关注的是人文学科现代化，后者关注的是人文学科中国化。人文学科现代化反映的是中国人文学科与世界各国的共性，人文学科中国化反映的是中国人文学科发展的特性。中国学术界对中国人文学科危机的特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中国人文学科学术西方化。王学典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已经经历了两次学术大转型，我们眼下正在经历第三次学术大转型。第一次是用共和国学术来取代民国学术，即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思想来置换在民国年间占统治地位的胡适实验主义和自由主义。这次大转型奠定了我们今天文科发展的基础。第二次大转型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用现代化（西方化）的学科体系来取代以阶级论为基础的学科体系。”“而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所谓第三次学术大转型，就是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取代从西方直接移植照搬过来的那些学科……未来中国30年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解决的是我们学科的中国特色问题，改变长期以来学术西方化这样一种趋势、一种模式。”［13］新文科建设就发生在第三次学术大转型。二是中国人文学科学术问题输入化。尚德平、范大武认为，“我国当代人文科学，在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短暂‘繁荣’之后，到了今天正面临1949年以来思想文化史上的深刻危机”，其表现之一就是人文学科学术问题提出路径的输入化［14］。为什么需要反思问题和理论输入式的人文学科学术发展线路呢？朱国华认为，一方面，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或应用科学共享某些根本的方法、论证线路或者观物方式，它们都共同指向真理；但是另一方面，人文学科始终与传统、经验、语言、记忆、理解、生活习俗尤其是价值观紧密相连，它无法做到符号化、形式化”［15］。也就是说，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因而结论也存在着相应的差别。三是人文学科学术研究的唯科学化倾向。有研究者认为，社会实践和学术研究中科学文化的“唯科学化”和人文文化的科学化倾向，值得注意。“科学主义的‘唯科学化’，意指科学在取得对认识自然、认识社会，乃至认识人自身方面的突破性进展的同时，有意识地将自身打扮成新的‘万能的上帝’，进而取消其他认识自然、社会、人性的方法和途径。而人文文化的科学化，在人文学科内部指的是人文学科方法论上的科学主义倾向。它的一大特点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将自然科学中的实证原则和方法引入人文研究，归纳为一系列可操作性的程序。这就是摆在人文学科眼前最为紧迫的现实——引发了人文学科自身合法性的危机。因此，重振人文学科的首要意义就是维护自身的合法性。维护的途径大致有二：一是维护自身的‘非科学性’；二是与科学交融互补。”［5］四是人文学科追求目标的实用化倾向。韩益风在《大学的人文危机及其反思》中提到人文学科在大学的边缘位置，“对人文学习的致命打击还来自相信实用，要求每个学习者必须是所谓社会体系中的角色扮演者，学习被迫向‘社会化’投降”［16］。中国学者提出的人文学科现代化与中国化问题，描述了中国当前新文科建设的两翼。一是吸取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推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推动工业社会文化与农业社会文化之间的传承与创新；二是以中国社会实践为研究对象，以中国与世界有机联系为研究对象，吸取世界各国学术界的成果营养，培育中国特色的人文学科理论体系。前者反映的是新文科建设的方法和路径，后者反映的是方向和目标。

三、新闻传播学的两个维度

新闻传播学范文篇10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学科关系

一、讨论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关系的历史回顾

自1978年开始引进、介绍西方传播学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就逐渐呈现在国人的学术视域中。这是因为，要阐述什么是传播学，就牵涉到与新闻学的关系。譬如，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研究者断言：“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传播学以‘学理’为重点，新闻学以‘术’为重点。”[1]显然，这样的比较已涉及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

进入90年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和讨论的学科建设问题。1992年，王泽华在《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一文中比较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提出“新闻学是大众传播学的不同层次和分支，但传播学又不能代替新闻学。”[2]从此，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特别是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就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1996年，喻权域《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调研随记》写道：1995年6月在成都出席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期间，作者利用会议空隙“与来自各大学新闻系、新闻研究所和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学者专家，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结果，“接触过的所有学者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3]作者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开展调研，且强调“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显然包含了一个前提性问题，那就是学界已经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观点。

检索有关文献，不难发现90年代中期确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这样的看法。1994年，明安香在《新闻学向传播学的历史性发展》一文中写道，随着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新闻学’这一传统概念和术语同其所研究的众多媒介对象、庞杂的传播实践相比，就像恐龙蛋同其破壳而出迅速为庞然大物的恐龙一样，极不相衬、极不适应。”因此，“当前世界上新闻学正在向传播学发展”，这是一种“历史性趋势”。而“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已确定无疑进入了大众传播阶段。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我国新闻学研究及时转入到以传播学、大众传播学为主的研究，已经势在必行。”[4]尽管明安香没用“取代”一词，但文章内容特别是结论确乎有“以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意味。1995年，邵培仁在《新闻传播学》一书中则明确提出：传统新闻学“正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老，即将成为‘一门绝望的学问’”，“给新闻学植入新的基因，注入新的血液，引进新的方法，是新闻学获得新生的唯一出路”[5]。因此，“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这实在是社会的需要，时代的趋势，历史的必然，并不以那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左右它、阻挡它。”[6]其后，邵培仁在一篇论文中又重申：“用‘新闻传播’取代‘新闻报道’、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乃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7]邵培仁的说法是“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不过他又说“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将其观点概括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似乎不成问题。与邵培仁的主观设想不同，裘正义则从事实上判定传播学已开始取代新闻学。他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学科的发展即意味着否定。传播学通过自身的研究已部分地取代了新闻学。”[8]

正是由于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议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在1996年引起学界高度重视。李启在《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定位》中作了专门探讨，认为“大众传播学、传播学和新闻学都是独立的学科，它们在研究的重点（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不同，提供的知识和理论也不同，因而相互之间不可能取代。”“传播学同新闻学的关系，可以定位为传播学是一门同新闻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科学。”[9]1996年5月8日，《新闻大学》编辑部邀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部分师生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系教师，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举行专题研讨会。“会议在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作了一番简单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着重探讨了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并预测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前景，就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提出建议。”不过，对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会议“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性意见，但是，从中大家都感觉到传统新闻学教学与研究的困境，更看到传播学在我国已站住了脚跟。”[10]

由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这个问题悬而未决，学界在如何对待传播学的问题上先后产生了对立的看法。一种是倡导主张借鉴、吸取传播学来改革、发展传统新闻学；一种则是强烈批评传播学对新闻学的“侵占”乃至“一统”天下。

1998年，李良荣、李晓林在《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一文中提出：“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不单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新闻学的发展与借鉴大众传播学的要求愈来愈紧迫”，“借鉴大众传播学的优秀成果是新闻学的当务之急。”对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哪些内容”来“为己所用”，文章说：“首先，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核心内容受众理论”；“其次，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效果理论”；“最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中有关媒介经营理论”。[11]从字面上看，“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这一表述很容易被解读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然而，作者的本意是吸取大众传播学的有关理论来改革和发展传统新闻学。应当说，这种思路是从8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的一种主流思路。正如吴廷俊所说：“1984年至1988年，中国传播学出现一次高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导入西方传播学，吸取传播学中的合理内核，改造中国传统新闻学，这是当时大多数研究传播学人士的想法。”[12]

2001年，李希光在一篇文章中慷慨激昂地发问：“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是培养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舆论监督者还是培养象牙塔里的传播理论家？……”李希光认为，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的前途不是掌握在新闻学专家和学者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传播理论家手中，其结果是用理论传播学抹杀新闻学的特点和价值，使新闻学枯萎下去”；而“用传播学那种经院式的教育模式一统新闻传播院系，将会影响新闻院系与主流媒体业界的关系”。“但是今天，不幸的是，新闻传播学教育正在掉进传播学的理论陷阱里”。[13]李希光的这些批评，点燃了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声讨”传播学的炮火。后来有论者呼应说：“传播学成为了近几年来新闻界最为时尚的新闻术语，以至于一些年轻的新闻理论工作者断言道：未来的新闻将是传播学取代新闻学。这种新闻学消失论乃至于成为了一种时髦，在许多人的嘴里传播着。”“在这样的学术理念下，新闻学渐渐模糊着自己的本质，甚至有被传播学所取代的趋势。”[14]

有学者认为，李希光的文章“失之偏颇”，“但问题却很尖锐，可惜没有形成讨论”[15]。其实，回应是有的，不过没有指名道姓。2002年，张骏德发表《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一文，认为传播学的引进“对中国的学科建设尤其是中国的新闻改革”产生了“两大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促进了中国新闻观念的更新与改革，推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新闻改革”；“二是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因此，在新闻院系中设立传播学课程很有必要。有人担心，目前的新闻教育中出现了‘用传播学统一新闻教育天下’的倾向，担心‘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会导致新闻教学的失败。这实际是一种杞人忧天现象。目前教育界确实存在某种一哄而起办传播学系（专业）的泡沫现象，但这与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是两码事。正规的新闻学教育仍坚持着它的传统特色，而加进了传播学教育的内容，更有利于新闻人才的全面发展。”[16]这些论述，显然是针对李希光的。

如果说1996年前后出现的第一次讨论主要是关注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那么2001年以后出现的第二次讨论则聚焦传播学是否支配了新闻教育，即事实上开始取代新闻学。因此，在第二次讨论中不仅有以李希光为代表的一方在“讨伐”传播学“侵占”了新闻学的领地或“一统”了新闻学的天下，也有另一方的论者在感叹传播学教育尚未走出新闻学的阴影。汤晓羽认为，“传播学与新闻学课程设置雷同，是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渊源在于传播学最初由新闻学界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似乎总是受到传统的新闻学研究带来的思维模式的影响，甚至在课程设置上也跳不出新闻学的旧框框。传播学的课程安排无非是一两门传播学基本理论之类的专业必修课，如传播学概论等，再加上新闻学方面的专题研究课程，涵盖新闻、广播电视、出版等，名为传播学，实际上还是新闻学范畴。”[17]

孰是孰非？难以简单回答。上述争论之所以反复出现，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不容忽视的是，人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各自的规定性还缺乏准确的把握，对其区别与联系也缺乏深入的辨析。因此，学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必须弄清楚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或定位。张国良指出，“立足于中国，展望传播学科的未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它的定位，包括它与新闻学科的关系。”[18]不少学者也强调：“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之争，……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9]，“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2]，“无论是传播学还是新闻学的发展，首要任务是搞清学科界限”[21]。

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

搞清学科界限固然重要，但如果只强调这一点，难以避免片面性，辩证的方法是既弄清学科界限，又看到学科联系。只有弄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以及相关的我国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的现状，才能科学地判断上述两次争论的是是非非。

前已述及，《新闻大学》编辑部1996年曾专题研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但会议综述表明，大多是即兴发言，分析并不深入。倒是过去十多年间的几篇专题论文，阐述还相对充分一些。这些文章主要有：《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王泽华，1992）、《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定位》（李启，1996）、《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李良荣、李晓林，1998）、《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张骏德，2002）等。由于张骏德的文章论述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是引用李良荣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李启的文章侧重介绍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实际上只有王泽华和李良荣等的文章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王泽华从研究视角、研究侧重点、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学科属性五个方面比较其区别，李良荣从学科背景、研究领域、主攻方向、研究方法、研究风格五个方面比较其差异。两位学者的表述有所差异，有的名异而实同，如“研究视角”与“研究风格”，都是说新闻学着眼微观而大众传播学侧重宏观，“研究侧重点”与“主攻方向”也基本一致，“学科属性”与“学科背景”也有一定关联性。当然，各自的阐述有所不同。两位学者也注意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联系，但王泽华只说了一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李良荣则认为：新闻与信息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同胞式的研究内容”，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媒介内容具有重叠性，新闻学的“读者需要”理论与大众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有着不同程度的衔接”[22]。

现在回过头来看，两位学者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异同的分析都是一种基于经验观察的描述，而且是以个人的观察为依据的描述，难免主观随意，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关键句与具体阐述之间时有不吻合或不准确的现象，显得学理分析不足。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当时国人所引介的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主流传播学，即传播学的经验学派，而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尚未得到充分介绍，论者对传播学的理解局限于主流传播学，几乎没有考虑到批判学派的传播学，比较分析的片面性也就在所难免。在对传播学有了更充分更全面更深入认识的今天，我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异同的把握，理应更加科学而且准确。

应当承认，要科学而且准确地把握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是有困难的，这是因为：传播学到底是一门独立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本身就有争议。潘忠党2003年在为《传播·文化·社会》译丛所作《总序》中指出：“虽然‘传播学’在教育部认定的学科分类中被安放在了‘新闻传播学’之下，但它的学科面貌仍然不甚清晰。即使在被认为是‘传播学’发生的美国，它也是一片混沌。曾有学者力主‘传播科学（communicationscience）’，但那也只是一家之言，表达涉及传播现象的某一类研究，主要是由施拉姆整合前人的研究而建立的传统。很多人，尤其是从事文化或批判研究的学者，继承英国的文化研究、政经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更愿意将他们的工作称为‘媒介研究（mediastudies）’；还有很多人，为了包括比‘媒介研究’更广的范围（比如语言的使用、修辞艺术、社会仪式、人际关系之建立等），索性就用‘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studies）’。这不是刻意咬文嚼字，而是因为对传播现象之研究涉及不同学科、不同取向，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各有侧重，也各有所好。”潘忠党表示，他“更倾向于使用‘传播研究’”的表述，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应全面开放，不必画地为牢”。因为“大众传播研究是一个综合研究领域（fieldofstudy），而尚不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独立学科（discipline）[23]。潘氏之论，先获我心，深为赞同。当然，国内学界也有比较中庸的看法：“大众传播学既是独立学科，又是重要的研究领域。”[24]

为行文方便，姑且悬置传播研究的学科性论争，仍采用国人惯用的“传播学”及“大众传播学”来与新闻学作比较，同时充分考虑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之间的异质性。本着这样的立场，我认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特别是与大众传播学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的异同。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媒介范围的异同，一方面是媒介内容的异同。在媒介范围方面，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媒介，主要是报纸、广播、电视，也涉及新闻期刊，现今还有互联网；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是大众传播媒介，即新闻媒介加上电影、书籍，新闻期刊也扩展为所有不同种类的期刊。在媒介内容方面，如果把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概括为新闻、言论、知识、文艺（副刊）/文娱（节目）和广告等五种主要的信息类型[25]，那么，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与言论两块内容，而且主要是围绕着新闻与言论之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制、出版等“新闻工作”来进行研究。大众传播学则研究包括新闻与言论在内的所有信息类型，而且是将其作为一种整体来加以研究。诚然，新闻、言论、知识、文艺（副刊）/文娱（节目）和广告这些信息类型各不相同，如何作为整体来研究？要知道，大众传播学并不是一般地描述这些信息类型，而是从传播过程切入，一方面是要研究这些不同信息类型的传播活动所共有的传播规律，这是主流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是要研究这些不同信息类型的传播过程所赖以进行的社会生产机制，以及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如色情、暴力对青少年所产生的影响等等，这是批判学派传播学所关心的问题。

（2）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的异同。长时间以来，所谓“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或者说“新闻学偏于‘术’研究，传播学则偏于‘学’的研究”之类说法，已被固化为人们的“常识”。其实，这样的理解并不准确。因为，这种比较忘记了传播学也有其业务研究的应用学科——公共关系与广告，只拿国人心目中作为概论性质的“大众传播学”来与新闻学相比。如果承认新闻、广电、公关、广告都是不同形态与质态的传播活动，而且承认新闻学是研究新闻传播规律，广播电视学是研究广播电视规律，公关学是研究公关活动规律，广告学是研究广告活动规律，那么就应当承认，大众传播学是研究包括新闻、广电、公关、广告在内的所有形态与质态所构成的传播活动总体的规律。换言之，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层面是基于新闻、广电、公关、广告之上的一般性传播规律的整体性层面，因而其学理层面也就比新闻学的学理层面更加抽象，更加一般，也更富有理论的概括性和指导性。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传播学的应用学科，比如公关、广告的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又处于大众传播学之下与新闻、广电相类似的层面上。

（3）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的异同。这里，必须注意主流传播学（传播学经验学派）与传播学批判学派之间的原则性分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及其不同学派的产生可以看出，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的差异导致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性差异。传统上，新闻学是为培养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媒体人才而产生的，因此，新闻学研究与教育一方面注重职业技能的培训，一方面注重专业理念或专业伦理的培养，也就是注重人文理想、人文精神的灌输与养成。归根结底，新闻学具有鲜明人文取向，是人文学科。美国主流传播学则是为了满足政治、军事、企业等不同利益集团的需要而产生的，具体说，是为了探究媒体企业如何争夺商业广告、广告主怎样获得理想的广告效果、政治竞选采取什么传播策略、国家军队如何开展战时宣传等问题而出现的，从一开始就放弃价值理性，承认现行的传播制度是合理的，只求工具理性，致力于寻找达成更佳传播效果的方法与策略，从而成为直接服务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经营管理工具。难怪有学者认为，“美国传播学……本质……就是一个企业运作的理论。通过对社会学、心理学一些现象的缜密分析以求找到获得最大传播效果的方法，如果套用商业语言的话，就是如何投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26]因此，美国主流传播学具有鲜明的行为科学取向，是社会科学。而传播学批判学派往往将传播尤其是大众传播视为整个社会结构中的组成部分，着眼于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乃至哲学的角度综合探讨传播与社会的关系，着重研究传播现象的阶级性、历史性与社会性，尤其重视对资本主义大众传播体制、传媒文化工业、传媒与权力等根本问题的批判性考察和深层分析，追求的是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具有鲜明的人文取向，是人文学科。要注意的是，尽管传播学批判学派与新闻学都具有人文取向，同属人文学科，但两者的学术立场仍然同中有异：传播学批判学派是以批判的方式表达对人文理想的坚持，而新闻学仅仅是强调要正面传授人文理想。相应地，两者所关注的学术问题处于不同层次，新闻学偏重“术”而传播学偏重“学”，可谓精神相通而层次有别。

（4）研究方法的异同。传统新闻学从来没有单独将研究方法作为问题提出来，这表明新闻学缺乏研究方法的自觉。这自然是一种基于科学主义立场所作的判断。事实上，新闻学主要是运用归纳与演绎这些最基本的逻辑推理方法来开展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业务操作，即新闻的采、写、编、评，以及新闻节目的摄影摄像与制作。美国主流传播学一直强调运用社会调查、心理实验、内容分析等“科学性”方法来研究传播效果，通过量化与统计的过程来求得实证性的结论，对传播实践作出准确的事实判断，作为改进传播活动的依据。与主流传播学注重事实判断不同，传播学批判学派则注重传播现象的价值判断，认为经验学派的实证研究方法不可能从根本上阐明纷纭复杂的传播现象，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具有明显的哲学思辨特征，以确保其理论思想能从宏观的总体的辩证的高度上把握传播的意义。在研究方法上，传播学批判学派不仅迥异于主流传播学，而且与新闻学相比也是同中有异，因为其哲学思辨已深入到辩证逻辑的范畴，而新闻学主要运用归纳与演绎的逻辑方法，尚处于形式逻辑阶段。当然，文献研究、阶级分析等研究方法常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批判学派所共同采用，这又是其相同的一面。为明确起见，我们可以将以上各项内容列成如下简表：新闻学传播学经验学派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新闻媒介；

新闻、言论（之采、写、编、评、摄）大众传播媒介；

大众传播过程与效果大众传播媒介；

传播与垄断控制、传播与意识形态、传播与大众文化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具体专业层次：新闻传播规律（层次Ⅲ）专业性概括层次：大众传播规律（层次Ⅱ）；

具体专业层次：公关规律、广告规律（层次Ⅲ）社会性概括层次：大众传播与社会的关系（层次Ⅰ）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实践指导者；

人文学科取向；

以传授人文理想为宗旨

“传播军师”；

社会科学取向；

为各种社会组织的传播需要社会理想守望者；

人文学科取向；

以批判的方式表达对人文理想的坚持研究方法逻辑推理（归纳与演绎：形式逻辑）、文献研究、阶级分析实证的科学方法：社会调查、心理实验、内容分析哲学思辨（辩证逻辑）、文献研究、阶级分析

1962年，托马斯·库恩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在库恩看来，科学发展的过程是由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转变到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两个传统之间的变化就是范式（paradigm）的转换。所谓范式，就是一套共同的科学习惯，“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27]。借鉴库恩范式理论的思想，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正是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研究方法这几个方面的异同所构成的整体，决定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差异与内在联系。三、正确对待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分殊与吸取

上述分析表明：在全面理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内涵之后，特别是在充分考虑传播学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的异质性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往往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并非以往论者所分析或想当然的那样简明单一，泾渭分明。或许正是其复杂的学科关系，导致以往的研讨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因此，此前引起关注和争议的一些看法需要加以认真反思。

（一）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与传播学是否统治了新闻学？

从学科发展历程来看，新闻学与传播学是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学科发展经历了报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传播学这样几个历史阶段[28]。问题在于，能否从这样的学科发展进程得出传播学将要取代新闻学的结论？上文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异质性与关联性的辨析表明，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主流传播学，抑或批判学派传播学，由于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这几个方面的异质性，显然无法相互取代，而只能相互补充，相互吸取，相互促进，共同进步。所谓“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设想，其实是一种急于改革传统新闻学弊端而产生的幻想，既不切合实际，也不符合学科发展规律，是一种“左”的认识误区。诚然，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比传统新闻学更富理论性，值得新闻学借鉴。然而，正如芮必峰1988年指出的那样，“就像美学无法替代其他具体艺术部类的研究一样，传播学也不能代替新闻学的研究”[29]。而且，在我国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新闻学界的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主张吸取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改革和完善传统新闻学。

与“取代”说这种“左”的认识误区相对，所谓“传播学统治了新闻学”的说法则是一种“右”的认识误区。不少学者习惯于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讲“传播学有取代新闻学之势”。例如：在美国，“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了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30]；“在不少西方国家的高校教育中，传播学科有取代新闻学科之势，新闻院系普遍更名为传播院系”[31]。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即“新闻院系普遍更名为传播院系”。问题在于，这种“更名”是一种“发展”还是一种“取代”，我以为，解读为“发展”更为切实。何况也有新闻院系并未更名，像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等著名新闻学院，就没有更名。再说，美国90年代以来出现的关于“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的争论[32]，不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美国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在传播学、传播教育发展起来以后并未被取代吗？在我国，只能说近年来传播学发展较快，根本就谈不上什么传播学“一统”了新闻学的天下。在李希光批评“用传播学一统新闻教育天下”[33]的文章里，我们看不到令人信服的事实依据，难怪黄旦毫不客气地指出，“新闻学被传播学吃掉”是一个“伪命题”[34]。

（二）传播学、传播教育是否伤害了新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