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保证范文10篇

本文作者：单勇侯银萍工作单位：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

随着互联网络技术的普及，互联网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等新的阅读方式和多元社会需求促成了出版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出版产业获得蓬勃发展，电子书、电子杂志、数字化学术期刊、手机出版、博客、网络游戏软件等业务类型的数字出版物已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数字出版侵权盗版行为多有发生，利用数字出版技术和平台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等违法犯罪行为屡禁不止，这些违法犯罪严重妨碍了数字出版产业的健康发展。如何科学界定侵犯数字出版产业犯罪，合理利用刑事法律手段打击相关犯罪、保护版权及强化网络监管，成为当下学术研讨的热点问题。

一、侵犯数字出版产业犯罪的界定

“所谓数字出版，是指以互联网为流通渠道，以数字内容为流通介质，以网上支付为主要交易手段的出版和发行方式。”[1]实际上，“只要是用二进制这种技术手段对出版的任何环节进行的操作，都是数字出版的一部分。它包括：原创作品的数字化、编辑加工的数字化、印刷复制的数字化、发行销售的数字化和阅读消费的数字化。”[2]根据产业周期理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自21世纪初萌芽至今，现已步入产业链条初步形成阶段。手机报、网络游戏、电子书、数字期刊等数字出版物构成了数字出版产业的主要业务类型，这些数字出版物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成为新闻出版业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正所谓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犯罪，“科学技术知识的下泄，使传统的犯罪分子获得了大量现代科技知识，导致其犯罪手段的现代化。”[3]在数字出版产业大繁荣和大发展的同时，各种利用数字出版技术和平台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十分猖獗，并严重危害了数字出版产业的健康发展。在刑法理论上，我们将这种犯罪类型称为侵犯数字出版产业犯罪。具体来说，侵犯数字出版产业犯罪是指，自然人或者单位违反刑法规定，利用数字出版技术和平台，侵犯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秩序和他人权利，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作为对特定犯罪类型的总结和归纳，该罪包括以下三种类型。第一，利用数字出版技术和平台侵犯版权的犯罪。很多犯罪人出于营利目的，未经版权人许可和授权非法使用数字出版物，利用电子设备和计算机技术对数字出版物进行篡改、复制、编辑、非法使用，并通过互联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美术、摄影、录音录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出版物，并通过网络广告招商及终端销售等模式获取犯罪收益或者具备其他严重情节。如“珊瑚虫QQ案”、“番茄花园案”等。在“番茄花园案”中，洪磊等人通过修改WindowsXP系统，形成相关破解版软件，并通过在盗版系统中内置流氓软件，收取200多万元人民币的广告推广费用。这些典型案件主要涉及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非法经营罪等罪名。在“内容为王”的数字出版时代，对数字出版物的非法使用，不仅侵犯了版权人的利益，而且在产业链的上游妨害了数字出版产业的正常发展。第二，利用数字出版技术和平台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除了网络侵犯版权的犯罪居高不下，借助数字出版物在互联网络中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也屡禁不止。犯罪人往往出于牟利动机设立色情网站，以各种非法数字出版物形式制作、贩卖、传播具体描绘性行为或露骨宣扬色情的淫秽性电子书、视频、影片、录音、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这些色情网站往往采取技术手段屏蔽来自互联网的访问，或设置两种不同内容的网站页面的方式欺骗网络监管部门，并且大量的淫秽色情网站服务器已开始向国外转移以逃避查处。这种犯罪具体涉及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及传播淫秽物品罪等罪名。此类犯罪通过非法色情数字出版物为载体严重地破坏了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环境，尤其是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的损害。第三，利用数字出版技术和平台实施的其他类型犯罪。除上述两类犯罪外，侵犯数字出版产业犯罪还包括利用数字出版技术和平台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网络侵财犯罪、侵入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等犯罪。如犯罪人利用非法数字出版物在互联网络和通信系统中传播煽动分裂国家和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犯罪人利用数字出版平台实施网络诈骗等侵财犯罪；犯罪人实施侵犯数字出版产业犯罪时，其方法或手段行为可能会同时触犯侵入或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犯罪。可以说，上述行为均是利用数字出版物互动性强、社会渗透面广、传播便捷等特性而实施的犯罪。故此，在大力发展数字出版产业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对侵犯数字出版产业犯罪的打击、控制与预防。

二、数字出版产业刑法保障的现状

数字出版产业的健康发展往往需要多重、严密、完整的法律保障体系。针对一般民事侵权和行政违法行为，需要借助《民法》《行政法》的保障。针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触犯《刑法》的行为，则需要借助刑事法予以惩处。当前，尽管借助刑事法律手段每年都查处了大量的侵犯数字出版产业的大案、要案和典型案件，但利用数字出版技术和平台实施的相关违法犯罪仍层出不穷，整体犯罪态势依然严峻。具体来说，数字出版产业刑法保障的现状包括以下三方面：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对各种侵犯数字出版产业犯罪的行为类型规制不足，尤其是在立法设计上尚未做到与《民法》、《行政法》的协调保护、有机衔接。由于刑法是《民法》《行政法》等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故当某些行为其严重程度已经超出其他部门法的惩处上限时，就需要借助刑事法律手段加以处遇。现行的《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反不正当竞争法》都规定了有关侵权行为涉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此，刑法应从协调保护、有机衔接的角度将上述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侵权行为规定为犯罪，但现行《刑法》在此领域显然还存在不少遗憾。《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规定了十几种侵犯版权的行为；而根据《刑法》217条规定《，刑法》仅惩处如下四种侵犯版权的行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如《著作权法》规定了侵犯复制权、发行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汇编权等行为应构成犯罪；《刑法》中仅规定了侵犯复制权、发行权的犯罪行为类型。再如《著作权法》还规定了侵犯表演者的复制权、发行权，侵犯广播、电视的播放权，故意避开或者破坏著作权保护措施，故意删除或者改变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行为应构成犯罪。但《刑法》并未予以规定。其次，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出台专门的数字出版产业保护法，导致《刑法》对很多新型侵权数字出版产业行为的认定困难、《刑法》适用易出现争议。目前数字版权在我国主要还是依据《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进行保护，没有专门立法。有关的数字版权保护法律条文只是在新修订的《著作权法》中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2000年颁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02年颁布的《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2006年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侵权范围规定不够明确细致，对数字出版物的合理使用范围界定模糊。由于立法的滞后性，很多新型网络侵犯数字出版产业的行为一时无法在现行刑法中找到明确的规定。尽管现行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做了较为详尽的规定，但由于数字出版产业是在近五年内兴起与发展的，在互联网络场域内不断衍生出诸如P2P软件侵权、缺乏使用许可的电子书、网络游戏中的“私服”和“外挂”、破解版的计算机软件等制作、复制、传播非法数字出版物的行为，这些新型网络侵权行为严重危害了数字出版产业的健康发展。囿于立法的滞后性，很多新型网络侵权案件无法找到明确的法律规定，如运用P2P软件下载且同时上传侵犯数字出版物的行为在何种情况下可认定为侵犯著作权罪。最后，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依托高科技、利用新兴产业实施的侵犯数字出版产业犯罪的证据认定困难重重。由于数字出版产业是依托互联网络和计算机技术而蓬勃发展的，计算机二进制技术和虚拟空间给某些新型利用数字出版技术和平台实施犯罪的认定带来难题。

本文作者：马章民工作单位：河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一、当今社会存在不和谐因素

《现代汉语词典》对“和谐”的解释是“配合得适当和匀称”。所谓和谐,就是各种矛盾和关系配合协调,使之相生相长;当事物的矛盾和关系配合得适当、匀称、协调时,就会达到共同发展的美好境界,或发生质变生出新的更高级的事物。无论自然界、人类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莫不如此。中国目前正进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有两个:既是关键发展期,同时又是矛盾凸显期。在当今社会存在着与时代主旋律相悖的不和谐因素。比如,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依然存在,在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实现祖国统一方面,当前也面临着严峻的形势。爆炸、投毒、破坏电力设备、放火、交通肇事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在各地不时出现。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犯罪严重,从安徽劣质奶粉到广州假洒,从陈化粮到漂白粉丝,再到最近的“苏丹红”事件,食品安全事件不断发生。2003年河南平舆黄勇杀人案,2(X片年云南大学马加爵连环杀人案,杨新海连环杀人案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频繁发生。盗窃、抢夺、抢劫案件发案率居高不下,敲诈勒索、诈骗犯罪不断花样翻新,严重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黑社会犯罪集团、邪教组织犯罪在一些地方还很猖撅。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读职犯罪等尚未根本遏制。这些都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是当今社会最不和谐的音符。

二、和谐社会的要求与刑法的目的是一致的

我国刑法第1条规定:“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杜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因此,我国刑法的目的就在于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这一目的与和谐社会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一)惩罚犯罪首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安定有序的社会。“维持社会和平是实现其他法律价值的先决条件。如果某个公民不论在自己家中还是在家庭以外,都无法相信自己是安全的、可以不受他人的攻击和伤害,那么,对他侈谈什么公平、自由,都是毫无意义的。”刑法在维护社会安宁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说没有刑法就没有社会安宁,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如果事先没有刑法规范,不仅没有满足公民的生活要求,而且不可能有社会安宁和国家安全。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对于经济发展、政治文明、建立和谐社会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社会要和谐发展,必须有良好的秩序、稳定的机制作保障。其次,刑法要为维护社会安定有序提供司法保障。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司法来不断提供有力的保障。要通过我们的全部司法活动,严惩各类刑事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依法妥善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增进人民内部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总之,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要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通过司法机关对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活动,依法打击严重犯罪活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为建设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摘要:在对法律案件进行审理时，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定罪与量刑间的矛盾情况，若不能对于两者间的关系进行合理的判定，对于量刑的公正性就有着较大的影响。罪刑的法定原则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中必须遵循的基本性原则，所以量刑与定罪同样要遵循此原则的要求，从而保证刑法公正的实现。因此，为了促进我国刑事法治的更好发展，本文主要探究量刑公正和刑法目的解释间的关系。

关键词:量刑公证;刑法目的解释;研究

在对一些疑难案件进行处理时，定罪及量刑间必然出现一些矛盾问题，同时由于处于制度转型期的社会极为复杂，也使得疑难案件出现的更加频繁，若不能合理的处理定罪及量刑的关系，就可能导致量刑公正出现危机。罪刑法定原则一直贯穿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间，定罪及量刑一定要在罪刑法定的原则下开展。刑法解释作为法律适用中关键性的环节，所以量刑公正一定会涉及到罪刑法定中刑法解释的相关问题。

一、目的解释的基本内容

(一)目的解释的主要含义。目的解释指的是解释者按照刑事政策中有关目的的考量、价值的判断以及利益的权衡等，让刑法能够向生活进行开放的具体解释，其优势主要体现在灵活性、妥当性以及开放性及实质性等几个方面。目的解释是刑法解释中最为基本性的方法，在对法律条文的含义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其自身有着较强的独特性。首先，刑罚是一种处罚类型，不仅对因果理念进行了确定，同时又将人类对于公平正义有着不懈追求的诉求表达了出来，人们希望能够利用刑罚对于犯罪行为进行惩戒。此外，刑罚还与私人报复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国家的意志性及阶级性突出了出来。所以，国家所适用的刑罚绝不只是对于犯罪的简单回应，确保正义的实现，还需要对于社会秩序及国家的稳定性进行足够的关注。在刑罚目的范围中，法官要是用自由裁量权有效的对个案进行量刑，从而对于其犯罪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以及犯罪主体所具有的人身危险性进行有效的量刑，同时保证刑罚目的解释考量的合理性，在刑法进行法定刑的范围中，保证其刑罚判定的合理性。(二)目的解释的主要类型。刑罚在进行目的解释时主要有扩大解释及限制解释的种类，但绝对不是类推解释，由于扩大解释及限制解释是完全满足法律相关规定的，就能够确保法律适用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及和谐性，但类推解释则会对于个人权利造成侵害。而在刑法之中，一般都以条文字面的解释判断其解释的类别是否是大众所认可的。扩大解释及限缩解释是符合刑法条文内容要求的一般的社会判断，大众也能够接受。同时，其也是包含在恰当范围中的对于刑法条文进行的合理解释，满足了法律规定。

二、定罪量刑间存在的关系

我国多次对刑法进行修订，立法活动相对频繁，又由于刑法立法对社会利益关系具有一定的调整作用，因此相关部门对于刑法立法的思路和方法要有明确的设计。我国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时期，刑法也应转变立法观念，增加新的调控手段，给予刑法新的功能，令立法思路更加科学，使其可以不断参与社会治理。

一、能动立法

我国刑法能够合理指出危害社会的某些行为的犯罪本质，只有当这种行为危害到社会和人民之后，刑法才能启动，这种刑法立法思路起源于前苏联，是实施立法犯罪质与量的有机统一。但是，随着我国社会发展进入转型时期，这种立法思路已经无法与时代要求相适应，影响着社会的良性运转，因此立法者要采取符合社会发展现状的立法思路，将保护宪法价值作为导向，明确指出不可容忍和忽视的行为，并对其制定针对性罪刑规范，保证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行。例如，我国刑法中对抢夺、盗窃他人财物以及敲诈勒索等犯罪行为的规定是:只有当这些行为标为严重或达到一定金额数量后，才会追究社会刑事责任。在能动立法思路下，基于公共利益和被害人权益，对于盗窃或侵占他人财物数量很小的情况，也应给予刑事追责，如此才能保证刑法立法更具务实性和合理性。

二、理性立法

刑法并不能作为保证社会安定的最佳方式，只有针对特定行为和目的执行刑法，才能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所以立法者应以人民群众的理性诉求和社会时展要求为主，进行科学理性立法。立法者可以对刑事制裁进行科学评估，防止某些人滥用立法权，促进社会关系稳定，例如对于侵犯他人安宁权等行为判定，要综合考虑民事赔偿和行政法规。除此之外，立法者对于刑法立法比较推崇早期化、抽象化和法益稀薄化，但是这种立法思路和方法会增加危险犯罪分子、预备犯罪群体和未遂犯罪人群，对刑法发挥治理社会的作用极为不利，所以立法者必须坚持理性立法，将法益保护作为转型时期刑法立法的依据［1］。

三、多元立法

摘要:刑法在我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是对犯罪行为、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基础，刑法规定了哪些行为是犯罪并应当承受相应的刑事责任，与此同时给予犯罪行为和行为人刑事处罚的法律规范。在刑法的实际应用中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的刑法，另一种则是特别的刑法。从字面意义上讲普兴的刑法主要是在具有普遍使用效果的刑法，而特别刑法针对的是特定的人或者事，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刑法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最为自身的目的，指引和约束刑事立法与司法的顺利运行。本文主要对刑法目的及其实践价值进行浅要分析。

关键词:刑法目的;实践价值;违法性;刑法任务

刑法目的是刑法建立的创造者，在法治体系中，刑法目的与刑法机能具有相同特点。制定刑法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刑法的顺利应用，适用刑罚目的实际上也是对制定刑法目的的一种体现。与此同时，在社会生活中，针对于犯罪的判定需要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充分的考虑。刑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要关注这一方面。

一、目的是刑法的创造者

人们的活动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这也是人类活动与动物活动之间的区别。刑法目的同样也是如此，立法活动与司法活动都必须具备目的性，这样才能确保法律的有效。耶林认为，法的制定是由人而来的，如果缺乏人的要素，刑法也就失去了制定的意义，法的任务就是为人的目的而服务。从刑法学的角度来看，刑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对话题，可以肯定的是，刑法是在一个特定的目的指导下进行的，也是在特定的目的指导下适用的，从开始到现在刑法的目的一直没有消失。作为刑法目的的“惩治犯罪”和“保护人民”这两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通过表述我们可以发现惩治犯罪是一种法律手段，刑法的主要要求就是保证人们的合法权益，针对一些违反刑法的行为进行惩罚，可以有效的保障我国人民的合法权益。在社会发展中的刑法使用需要在整个形势立法与司法中应用。这对于刑事立法与司法活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此同时，刑法还可以起到重要的制裁与引导等作用。在我国的刑法文件中明确指出，刑法的使用目的要比刑法任务更高。刑法的目的对刑法的任务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降低了刑法目的在刑法系统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刑法任务的执行应该以刑法目的为前提，将刑法目的与刑法任务紧密的结合起来，强调“惩治犯罪”和“保护人民”同为刑法目的，如果不以惩罚犯罪为目的，刑法自身也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二、刑法的实践价值

学界对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做了研究，主要是对两者的价值关系的定位。不仅要认可两者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还要对其进行深入的探究，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连接关系就是细化的对于刑事诉讼问题进行表达。

一、检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困境的表征

我国的重要的法律即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其两个关系极其亲密，二者之间互为表里［1］。但是，在实践我国的法治中，两者间有很多的不相同现象出现。主要在下面几点钟得以体现:(一)认识理解的误区。其片面的对实体与程序方面去理解，导致两部法律向两个极端走去。一方面在认识刑法上“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绵延至千年，导致了刑事诉讼法在法律上没有独立的地位，和其他的法律文献和资作为附庸法并存［2］。在另一方面来说，随着引入程序发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在对正义的程序理论导入的时候，学者逐渐对刑事诉讼法的价值有所认识，学者开始对程序和实体的轻重问题进行争论。毫无疑问的，这种对于其关系的争论起到了将程序的价值和认识的重要的作用。(二)刑事立法缺少协调统一性。立法在国家中是一项重要的活动，要求其进行根据规范和严密的程序来，保证其能够在法律中协调统一［3］。但我国得法律体系依然有很多的问题存在:修改时间不统一，因为其中有一定的修改时间的偏差，就造成法律管辖问题与刑法问题有失调。程序法与实体法之间的关系敏感度高，刑法也会引起刑事诉讼法有变化;修改内容欠协调，例如在新刑法中对单位犯罪进行了规定，却没有相对应的单位诉讼程序。(三)司法实践衔接脱节。因为无法整体的对刑事诉讼法和刑法进行考虑，就造成了司法在实践中衔接不顺畅。为了实现正义对犯罪进行打击与追求，经常司法工作者会将内涵遗弃不顾，支队案件极其注重案件的结果，而对案件处理的过程有所忽略，严刑逼供、违法取证与调查的是实践中常会做的违法现象;相反的有的司法人员对程序的工作过于追求，反而对收集与运用证据忽略了，错误的对事实的认定，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探寻: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互动观念西的理论

刑法间的关系不协调，不仅会造成二者间关系紧张，还会对刑法的进程有阻碍。对于刑法间的关系，不仅要摒弃对程序工作的使用，还要防止人为割裂程序法律中的天然的关系［4］。刑法和诉讼法之间是和谐的整体关系。(一)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本质上被犯罪所紧密相连。犯罪产生的原因是人与人间恶变因为利益关系而产生的，犯罪的行为会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为了消除这种犯罪行为，国家需设置法律对其进行保证。刑事诉讼无法离开刑法，若刑法失去了其所保护的对象与内容，就失去了定罪的标准，刑法就不存在其实际的价值了。(二)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有共同的价值取向。法的价值是代替法律与法现象的存在，对其进行判断与剖析。刑法的关系从价值角度看，就能够发现法律条文间的关系除了通过结合字里行间的意思之外，还相互契合其理念与精神，具有价值取向的一致性。

三、出路:刑法与刑事诉讼法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一、环境、刑法与经济之间的基本关系

刑法是规定犯罪及其法律后果（主要是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性质包括：内容特定性，制裁严厉性，法益保护广泛性，处罚范围不完整性，以及部门法律补充性和其他法律保障性。环境刑法，是指以法律界定环境犯罪行为，即具有社会危害性的重大环境不法行为以及法律效果之法规范。广义的环境刑法包括与环境相关之不法行为；狭义的环境刑法是指环境与传统核心刑法，以及环境法益与环境行政法。所谓经济，在各种论域中解释不同，就本文“经济发展”这一命题而言，此“经济”是指：国家或企业、个人的收支状况，如国民生产总值、社会总产值、企业的产量与效益、个人的收入与支出。

通过比较以上刑法与环境刑法的定义，可以看出，刑法因其部门法律的补充性和其他法律保障性此类属性而言，暂且抛开各家学说理论的争鸣不谈，但就刑法的本质功能和作用，是保证社会基本秩序的稳定。即以此为原点，可知任何领域内的刑法，对其领域的优良（又称优化、优势、优态）运行，不负任何形式或实质上的责任，仅止于保证其领域的基本运行秩序，乃至于保证此领域内个体行为不触及社会底线。如经济领域内，刑法的目的和作用不在于保证其规范范围内的经济增长（或缩减），仅止于保证经济的基本运行秩序以及各个经济体的行为不触犯行为底线，不侵犯法益即可。

环境刑法不在于保障（或是保证）环境的不断优化，向着更适于人类生存（有益于人类健康）的方向发展，仅止于禁止有重大社会危害性的破坏环境的行为。因此环境刑法与经济发展之间，并无特别关切之联系，环境刑法在保证环境法益的基础上，限制由经济发展需要所带来的经济行为，保证此类经济行为未触及法益底线即可，并不需要亦无义务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此二者之间的博弈进行选择与统筹。在当今国内的大环境下，可以说前十年间我们所探讨的是“经济刑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即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环境保护的大前提下，探讨刑法的定位和作用。而现今既然命题为环境刑法与经济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在主次矛盾关系上，将环境保护列为主要矛盾即第一要务，在此基础上，兼顾经济发展，以下笔者就环境法律探讨两个问题。

二、风险社会语境下环境刑法与经济发展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德国学者U·贝克就指出，在发达的现代化社会（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

本文作者：吕冀平工作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

我国刑法典中体现的资本信用原则制度,是建立完善的市场信用法律机制的基础和保障,它反映了我国当代市场经济最新事物的一项重要刑法内容。

一、注册资本信用原则

我国刑法第158条规定:虚报注册资本,骗取公司登记的,处以刑罚,并处或单处罚金,单位犯罪的,判处罚金,对其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刑罚。该法条中的虚报注册资本罚体现了注册资本信用原则,实质上包含了现代公司运营的信用资格必须具备的两个基本要素—现代公司的主体资格合格和拥有法定真实财产对外承担责任的能力。主体资格是否合格是现代公司开展日常业务的前提。注册资本是否达到法定最低限额是公司成立、发行股票、债券的基础,公司不具备最低额资本不能注册登记,不能成为独立法人进人市场,即使成立了的公司,达不到法定注册资本额便不能发行股票、债券,这主要是为了保障社会投资者的利益。由于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具有高度的风险性,而社会投资者购买股票、债券减少风险的依据仅有信用机制,现代公司注册资本信用原则是信用机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虚报注册资本骗取公司登记和发行股票、债券,将严重破坏现代公司运营的信用机制,造成社会投资者将承担高额的投资风险,我国公司法对这种造成投资者损失的行为仅是作出了一些有关民事和行政责任的处罚规定,对虚报注册资本的违法者和单位负责人难以构成打击力度,对单位犯罪的更无明文规定。因此刑法典中规定虚报注册资本罪将原有市场经济中应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注册资本信用原则提高到刑罚的高度,有力地保证了我国现代公司进人市场开展经营业务的合法性。将注册资本信用原则的保护纳人刑法典中,是保障公司运营承担行为责任能力的重要基础。公司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主体,要保证整个市场经济的安全运作其基本条件是要求公司能对自己的市场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同时也是各级人民法院在处理经济纠纷案件时,据以执行的最终法定财产,是现代公司责任赔偿义务得以履行的保证。因此刑法力求注册资本真实地与其注册资本上报数额的一致,这就大大地增强了公司对外承担责任能力信赖程度的可靠性,有利于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的履行。

二、现代公司运营的灵魂

公司资本信用原则公司资本信用是指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公司资本信用原则是公司最主要的资本信用原则,刑法以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等几个罪名全面地加以规范,是现代公司资本信用原则在刑法典中的重中之重。刑法第l印条规定:在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企业债券募集办法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发行股票和债券的,处以刑罚,并处或单处罚金,单位犯罪的判处罚金并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该法条体现了公司资本信用的不可侵犯性。公司资本信用的重要性可能导致一些公司违背市场公平竞争原则,利用在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中编造重大虚假内容等欺诈手段募集公司股本,公司资本信用原则因此遭到严重破坏,民法通则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对这个方面的保护也显得软弱无力。我国刑法设置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罪等罪名,对单位违反公司资本信用原则的处以罚金,对直接责任人员科以刑事处罚,保证了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机制的充分发挥。我国刑法第159条又规定了虚假出资罪、抽逃出资罪两罪,体现了公司资本信用原则在现代公司交易行为中的灵魂作用。公司法明文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均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这意味着公司净资产的多少即公司资本额是公司对外信用度高低的关键,在我国市场经济活动中,许多公司为达到交易活动的成功,往往利用抽逃资金、不转移实物资本所有权等形式变相扩充公司资本,有些公司甚至在主管部门支持下,由主管部门向公司投资,公司保证无论是否盈利必须对该投资本息按期归还,搞变相借贷,给交易对方造成公司资本雄厚、资本信用程度高的假象,这极不利于市场流通领域中交易行为公平、有序地进行。

本文作者：翟燕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票据制度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汇兑、信用、支付、结算、融资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商品交易的血管里流动着的血液”。票据诈骗犯罪,即违反票据法的有关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利用票据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票据诈骗犯罪既违反了票据法又违反了刑法,其违反刑法是以违反票据法为前提,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从行政刑法的角度理解票据诈骗犯罪特征,就是结合票据法及行政刑法的相关理论来解读刑法相关规定。

一、行政刑法的基本原理

行政刑法发源于德国,以与“刑事犯”相对应的“警察犯”的出现为标志。行政刑法之父哥特斯密特认为:司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与人的意思领域,为达此目的,其所采用的手段是持续的宣誓与法律的规定等;在这些宣誓与规定中,一定要具有强制力的刑法,作为达成司法目的的强制手段,这就是“司法刑法”之意旨;与之相对,行政的目的在于促进国家与社会的福利,其促进手段是行政作为,在此行政作为中同样具有强制力的法规,用以确保行政作为之畅通无阻,此即行政刑法之意旨。①哥特斯密特的行政刑法理论得以付诸实施,体现为德国1949年的《经济刑法》和1952年的《秩序违反法》将违警罪从刑法中分离出来,并划归到行政法的范畴之中,形成了行政犯与刑事犯相分立的立法模式。继受德国行政刑法理论的日本和我国台湾多将行政刑法作为特别刑法来对待,即从刑法的角度,研究附属于行政法中的刑事规范。著名学者福田平认为:“行政刑法是国家为达到行政上的目的,课人民以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而于其违反义务时课以刑罚制裁的行政刑事法规的总称。”台湾地区也有类似观点,如林山田就认为“行政刑法是附属刑法”,“附属刑法与核心刑法同样以刑事刑罚为制裁手段,其本质为刑事不法而非行政不法”。②在我国大陆,行政刑法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走的主要是建构理性主义的道路,目前形成了刑事法说的模式,即将行政刑法作为刑法的一部分,规定于普通刑法典(第3、6等章)中。此外,还包括劳动教养制度。有学者将行政刑法定位为“独立的第三学科”,既不属于刑法也不属于行政法。但鉴于行政刑法的本质特征在于行政和刑事两种责任的竞合,不具备独立的调控机制,所以不宜将其定位为独立的学科。尽管如此,行政刑法还是比单纯的刑法更加准确地描述了某些犯罪,本文试从行政刑法的角度分析票据诈骗犯罪的特征。

二、票据诈骗犯罪客体的特征

票据诈骗犯罪行为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行为人实施了使用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假冒他人票据,签发空头票据等虚假票据行为,行为本身侵害了票据管理制度;另一方面,票据诈骗行为骗取了或旨在骗取他人数额较大的财物,行为结果侵害了公私财产所有权。由于票据诈骗犯罪同时直接侵害了两种具体的社会关系,所以具有双重客体。票据诈骗犯罪的双重客体中,票据管理制度是主要客体。本罪归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金融诈骗罪一节,足见立法原意更重视其破坏票据管理制度的属性。此外,这也是本罪区别于普通诈骗犯罪的重要特征。与普通诈骗犯罪相比,本罪不仅侵犯具体的财产权,而且侵犯无形的抽象的票据管理制度。而票据管理制度是我国金融管理制度和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整个市场经济建设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破坏票据管理制度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票据的信用基础,妨碍了票据的正常流通,特别是在我国目前信用经济正在构建之中,其危害性更为严重。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界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二者的连接关系不仅会促进刑事法律制度体系的形成，还对刑事法律的立法及司法的完善性起着决定作用。因此，必须了解二者联系关系的特点，并有效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

一、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

传统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关系研究的是二者谁更重要的价值问题，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的连接关系则属于影响性关系，也就是在相互影响的作用下，让二者形成连接关系，并促进刑事法律制度体系的形成［1］。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这种连接关系具有现实性、多样性以及规律性等特点。首先，其具有现实性。以往，刑事法学界侧重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价值关系的研究，并由此来对刑事诉讼法意义与地位进行明确。但这只是理论性问题，在关系认识方面仅处在理论基础地位，与具体问题解决没有直接关系。而连接关系的现实性更强，其是与具体问题有着直接联系的理论概念，并不是价值选择。其次，其具有多样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连接关系的内容十分复杂，其可以有效解决多种问题。在广义上，二者之间会形成相应的制度体系，而其内部还存在着复杂关系，这也是二者连接关系多样的主要原因。问题不同，连接关系的形态也存在差异，应该用针对性的方式进行解决。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连接关系有着多样性特点，但并不意味着无法对其进行研究，而是应该从宏观层面把握，为问题处理提供深层次理论支撑，否则将会在应对连接关系时缺乏方法或原理的指导。最后，其具有规律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是对刑事案件进行处理的法律，以法律原理为依据，二者之间具有分工合作关系。因此，在连接关系中，必然也存在一定规律性，这也就意味着可以从宏观规律层面对连接关系进行揭示，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合理的制度机制。

二、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中问题的解决思路

(一)加强各学科交流。针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学科研究缺乏交流这一问题，应该通过立体刑法学的引导，实现学科相互沟通。立体刑法学遵循的是刑事一体化的理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刑法学视野与范围进行了扩大，其核心理念就是构建起以刑法为核心的、相关部门法共同发展的刑法学体系，并实现和其他刑事法学科的互动与交流。同时，立体刑法学还提倡“左顾右盼”，左顾者指的就是刑事诉讼法，其和刑法有着密切联系;右盼者则包括各种部门法，如商法、经济法以及民法等。这不仅将刑事诉讼法在刑法中的重要性表现了出来，还明确指出了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因此，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建立起常态的沟通机制，可以有效化解学科壁垒，实现法律内部协调，促进各学科共同繁荣。在这一机制中，立体刑法学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可以在整体上提高刑事法的准确性、合理性以及严密性。(二)实现立法统筹规划。刑事法律制度属于共同体，要想实现其内部统一，使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相互配合，就必须在立法上进行统筹规划。在二者具体立法活动中，应该将其当作整体，有序安排立法时间，并同步对二者进行完善与修改，尽可能减少其冲突。依照我国当前情况，应该降低刑法修改频率，让两次修正案之间保持一定时间间隔，这样，既可以为刑法典可预测性与稳定性提供保障，还能够保证修正内容的周密性与严谨性。同时，应遵循先刑法、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顺序。在对刑法进行修改的时候需要全面考虑在刑事诉讼法中各方面的问题，反之也是一样。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可以提供给刑事诉讼法所需时间进行相应调整，和刑法变化相适应，从而保证两部法律可以有效衔接。(三)增强司法的水准。司法具有承上启下的功能，为了让刑法的效益最大化，需要科学、合理地处理刑事诉讼法、刑法两者关系，整体提高刑事司法的水平，让两者在司法中的协调性得到保证。要想使刑法适用、刑法理解不统一问题得到解决，在刑法上，应该实现刑法规范的精细化，尽可能减少空白规范与模糊用语，促进灵活性与可操作性的提升，将更好的适用范本提供给刑法运行。同时，刑法解释应该向着具体化、司法式发展，提高其针对性，并增强法官能动性。在刑事诉讼法方面，应该对程序规则进行细化，为诉讼主体的权利提供保障，并发挥职权机关的制约作用。同时，还应该统一规划刑事司法改革，有效管理改革中的乱象［2］。

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