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范文10篇

相互范文篇1

一宗教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这是一个典型的康德（I.Kant）式的发问。以此发问意欲逼显出人类的一个宿命，即：人尽管戡天役物，缩地长时，似无所不能，但是，人却不可能不回头面对一个永恒的“斯芬克斯之迷”（theSphinx）：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又向何处去？一句话，人究竟是否可能以及怎样可能？这就好比人一次又一次地建造起辉煌的大厦，然后又一次又一次地拆掉它，仅仅为了察看一下它的地基情况如何。如果说人连他完全自身的问题都难以解答，那么，人又怎么可能不是有局限性的存在者！况且世间人之角色尽管林立种种，然而无论帝王将相、经伦饱学、贩夫走卒……最终皆不可能抗拒死亡的召唤，无一例外地会终止他在世间的业行，去到人所不知的地方。是否人的善恶美丑会随着这一去而尽悉一笔勾销，抑或是善恶终将有报，无论过去、今生以及来世？由此看来，人决非全知（或全智），否则，怎么会遗留下永恒的斯芬克斯之迷！人也决非全能，不然人那会终有一死！而且人也不是全善，他总有可能出错，甚至犯下罪恶。一句话，人只可能是有限的存在者！人对自身有限性的省知由来已久，中国古书有关“绝地天通”的记载正是典型的一例。

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事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惺。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无盖（害）。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人之为人的自觉，就在于人神相分。人自觉其为有限的、不完满的存在者，并且意欲重新确立人神联系的适宜方式。由《国语》的进一步说明，我们便知道了，中国远古时代的初民曾经生活在一种神我不分的原始混沌状态当中，其直接结果是“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祸灾荐臻，莫尽其气”；人非其人，神非其神！而“绝地天通”的目的就是要使“民神不染（杂）”，“无相侵渎”，然后，重建神人沟通的恰当管道，从而“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人明了自身的有限，体证与敬畏无限圆满的神祗，进而超越自身的有限，这既是人的自觉，也同时是宗教的发轫。

其他民族也有着类似的传说，象古希腊流传的“蒙双氏”人的故事。据说，这种人男女合体，双头四臂四足，其能耐近于天神，因而不把天神放在眼里，并屡屡冒犯天神。后来终被神王宙斯（Zeus）用霹雳一一劈开，复成为男女异体的凡人。于是神既削弱了人的力量，又使侍奉神的人和祭献的礼物成倍增加。另外，在犹太民族的《旧约圣经·创世纪》第十一章中记载的“巴别塔”（thetowerofBabel）故事，是又一个“绝地天通”的传说。那时操着同一语言的人们要建造一座城及一座通天的塔，以扬他们的名。上帝担心人会因此无所不能而与神无别，便变乱了人们的口音，使他们言语不通，不能合作，于是造不成城与塔了。同书第三章还记载了人类始祖亚当（Adam）、夏娃（Eve）偷吃禁果，从而与神相似也能定善恶。上帝担心他们再采摘生命树果子吃，也象神一样永远活着，故而将他们逐出伊甸园（thegardenofEden），并安排基路伯（thecherubim），以及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台湾学人林安梧先生认为，中西宗教观念的分野，正存在于上述不同方式的“绝地天通”之中。中国虽区分“天人之际”却并不绝对隔绝之，它以道德实践为首出，认为道德实践是通天彻地的，能缝合天人之间的疏离。所以中国走的是“连续的路”、“天人合一之路”，是“因道以立教”。反之，西方是以断裂的方式实现“绝地天通”，于是乎它必须通过一种“道成肉身”的中介连通天人，所以是“立教以宣道”。扩而言之，不仅中国甚至几乎整个东方世界都不约而同地走了与西方“道成肉身”相反的“肉身成道”的路，以此实现与天的直接合一。象印度各宗普遍寻求的“梵我一如”，中国的“道通为一”、“天人合一”，释家人皆可以成佛，道教人皆可以为仙，儒家人人可为圣贤，等等，从而形成天、梵、道无处不在而尤与我人之本心、精神以及灵魂相通的“泛神论”（Pantheism）型的宗教及文化。反之，西方则普遍地尊奉“一神论”（Monotheism）型的宗教及文化。人是一有限的存在者，远非无所不能。在茫茫的宇宙当中，人好似一棵苇草随风摇曳，随时都可能夭折，被连根拔起。不过人却是一棵会思想的苇草。此是他不同于畜牲的关键。正是因此，人才能够认识自身的有限，不断地思索并向往超越自身的有限。只有当“绝地天通”的那一刻，人的抬头仰望棗此刻人觉醒了，同时也就诞生了宗教。人充分意识到自身的有限，心中布满敬畏，复又憧憬着重返无限的怀抱。西方人把这个过程描述为，上帝将“自在存在”的自由传给了理念，理念籍此脱离上帝变成现实的与经验的，也就是有限的，此就是自然。而自然的神圣本质又力求回到原初的本质、回到原形，这便形成了历史。自然的最终目的就是背离的和解，是理念与上帝的重新结合，是理念独立自主的终止！于是有了宗教，上帝正是在人类的宗教生活中显示自己、发展自己。因此人类的宗教几乎与人类一样的古老、悠久。因为人注定只可能是有限的存在，却又不甘于有限，总是企图超越有限进入无限，于是宗教就将相伴人类的自始至终。而人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也就首要地取决于宗教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的解答上了。

二“宗教”之“宗”依《说文解字》从“宀”从“示”，“宀”谓屋也，“示”谓神也。故“宗”即指事神的宗庙或尊祖庙。而“教”有“上施下效”之义，如《易经·观卦》所言“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现代以“宗教”一词对译西文之religion，泛称对神道的信仰。而西文的religion一类词皆源自拉丁文religio。西塞罗（M.T.Cicero）认为此religio是从动词relegere（重读或寻思之义，即toreadover,tothinkoverdivinethings）演变而来。拉克雪丹（Lactantius）却认为当渊源于religare（束缚、联系，tobindtoGod）。圣奥古斯丁（StAugstine）则主张是从reeligare（再择、复得，tochooseagainGodlastbysin）来的。可见西文religion一类词整体表达的是神人间的某种联系。[12]至于宗教的本质，一言以蔽之是重新与第一根源及最终目的相连系。尽管宗教对整个人类皆是古已有之，但这却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民族一开初都可能形成本民族自己的体制化的宗教。[14]这就好比所有的民族都可能有哲理思考，可是在文化与文明的开初就形成系统理论的哲学的惟有希腊、印度与中国。而形成体制化宗教的也许就只有印度民族与犹太民族。他们的宗教是原创而非后发的。同其他民族相比，他们似乎对宗教更情有独钟。几乎从一开初他们整个民族的优秀分子就都向着这方面用功，真正以宗教为主要事业，为宗教牺牲金钱甚至生命亦在所不惜。尤其是“印度民族心理特别喜爱宗教，并在宗教中获得充分表现，甚于任何其他各国。……上至君王，下至农民，多数印度人对于神学感觉兴趣，而且往往对它具有热烈的情感。很少艺术和文学作品是纯粹世俗性的，印度的文艺和美术作品虽然是悠久延绵，具有特色，但却都是千篇一律，因为他们几乎都是某种宗教方面的表现。但是宗教本身却是充实和变化多端。对于讨论和思索的喜爱在实践中创造了可观的变化，在教义和学说方面则几乎是没有止境的变化。世界上各种神学所知悉的教条，很少不是印度各色各样的教派之中的某一教派所持有的，……”即使印度哲学也是完全为了宗教并寓于宗教教理、教义之中的。[16]或许正是由于整个民族几乎都向着宗教、向着超世的永恒用心，所以印度民族的现世历史感极为淡薄，古代甚至查无信史。而犹太民族干脆就以《旧约圣经》作它的信史。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两个民族是世界上宗教信仰最虔诚的民族。现存的世界三大宗教，佛教是印度直接的原创，它传入中国，不仅形成中国佛教，而且还促成了中国的作为体制化宗教的道教（Taoism）的产生。基督教（Christianity）以及伊斯兰教（Islam），尤其它们的教理、教义都或直接或间接地渊源于犹太教（Judaism）。可是为什么犹太教自身却未能象佛教那样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呢？关键在于犹太教没有超越一个特定民族的局限。它的一些教义，比如惟犹太民族才是上帝独一无二的选民，它有关黄金时代的理想，无论怎样世界化，也不能与犹太人的民族希望分开，这即是犹太人高于一切！这当然不是外帮人寻求灵魂的拯救时所期待于宗教的好事。[18]再有它的某些律法，譬如行割礼等等都只是道地的犹太民族的习俗而已。而犹太教中的上层权威人士如法利赛派（Pharisees）却把谨守这些制度视作宗教精神的最高表现,以致忘记正义、怜悯和信实才是最为重要的。相反，耶稣（Jesus）之后的基督教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就在于他们突破了一个特定民族的界限！让真正诚信的人棗无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棗与上帝订立超越特定民族局限的“新的约定”，从而都可以平等地成为上帝属下的选民。耶稣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不愧为伟大的宗教家，紧紧抓住了宗教的本质方面。被同时代人看得十分重要的现世社会的、经济的改革，他很少关心。律法固然重要，应当遵守，不过这不见得就是宗教精神的最高表现。上帝对人所要求的品质是虔敬、道德和仁爱。尤其在这仁爱当中，透显着对一切人，包括对恶人的善意与宽容。当文士（thescribes）和法利赛人要依摩西（Mose）律法用石子砸死一个行淫被拿的妇人时，耶稣却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结果无人动手。耶稣便对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19]宗教是超越现世的，是宽容的，它最关心的就是人的灵魂或精神的自由与解脱。这在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Sakyamuni）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他身为刹帝利族（Ksatriya）可以承继王权作“转轮王”，不过他却主动地放弃了这世俗的权力与殊荣，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宗教，作了“法轮王”。并且从此再没有求取世俗权力，介入现实政治。在教义上，他也只坚持本质方面，颁定维护宗教生活最低限度的戒律，并不支持要求更为严厉的戒律的主张。他谆谆告诫弟子的是依法不依人，并授权他们在他死后修改一切次要的戒条。[20]对于强制别人信仰以及强制改变信仰在他看来都是没有意义的。他尽管也批评属邪见（不正见）的信仰，然而态度却是宽容的。当一位贵族表示从此皈依佛门，终身侍奉佛时，释迦反倒劝他不要因此中断了对另一位婆罗门（Brahmana）的继续奉养。正是因为这些，才使佛教显示了它真正的国际性质。它不能充当印度“民族”（如果可能有那样的东西）的意识形态来巩固印度帝国反对非印度人。它只能为一个国际性的帝国服务，促进团结而不是分裂全人类。

因此，宽容与容忍才是真信仰，才是宗教自由以及信仰自由的前提。而要切实地做到宽容，就必须彻底超越与超脱对现世利益与权力的争夺。那些在宗教上不宽容、损害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的人，实际上往往并非为了维护宗教，而是在其背后总是隐藏着世俗利益及权力的纠缠。耶稣之所以被他的同胞要求处死，主要是因为法利赛人恐惧他们的既得权威被取而代之。耶稣的宽容反遭最不宽容的处置。佛教也因为它的宽容和主张非暴力而无力回应十世纪到十三世纪极端的伊斯兰教徒的残暴，被扫除了印度。极端的伊斯兰教决不容忍异教，是因为他们从未摆脱这样一个观念，即，任何其他形式的宗教都是对全能上帝的侮辱。不信教的人，可能时应该强迫他们信教，如果不可能时，则只能容许他们在较低的地位中生存。[22]他们在印度以摧毁偶像崇拜为由，大肆地劫掠、焚毁寺庙，残杀僧人，终使释迦的僧伽制度在印度消失。不幸的是，在人类历史上，宗教方面的不宽容、不容忍、残暴迫害的行为却是数不胜数。苏格拉底（Socrate）被控另立新神遭处死。因为“异端邪说”，斯宾诺莎（Spinoza）被革除犹太教教门，布鲁诺（Bruno）遭天主教宗教法庭烧死，伽利略（Galilei）被判终身监禁。基督教十一至十三世纪的“十字军”（Crusades）东征的烧杀抢掠。十四世纪宗教改革，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相互仇视、迫害以及战争与屠杀。还有，多少个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对犹太教徒的迫害。宗教迫害在中国也并不陌生，历史上最著名的“三武一宗法难”。[23]近代“太平天国”大规模地劫掠、焚毁寺院、寺庙，残杀僧人道士。民国在打倒迷信，庙产兴学的反宗教声中，儒释道三教受尽摧残与压迫。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十年浩劫”，扫除四旧，在整个大陆范围内破坏祠堂，砸烂寺庙，捣毁神像，批斗殴打僧人道士及所有神职人员，强令谢职还俗，……此次“法难”乃空前绝后，至今大陆各宗各派尚未恢复元气。

为什么宗教本身主张仁慈、宽容，却往往不见容于世人，甚至宗教各宗各派之间也常常不能相互容忍？对这个问题的不断思索、探寻、解答，并在实际当中不断地推动问题的解决，便构成了人类争取宗教宽容、宗教自由以及信仰自由的历史。

三人类的体制化宗教至少已存在数千年的历史，可是人类切实地思索与辨清宗教的超越权威同世俗的政治权威的界限，并进而逐渐地实现与此相应的“政教分离”，才只是近二、三百年的事。

基督教最初的产生是从犹太教分离出来，并同希腊的精神遗产汇合的结果。（古希腊神庙祭师一般是独立于世俗城邦政治权威之外的。）初时屡遭罗马统治者的迫害，后来终于被承认，甚至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公元392年）。此为基督教的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同时也因此埋下了隐患，并完全模糊了两种权威的界限。圣奥古斯丁对此想要重新澄清，故论说“天上之城”（即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即世俗国家）各自不同的起源及功用。因为后者最终应该以前者为目标，所以前者高于后者。[24]其实这在本质上是完全符合耶稣的“凯撒的物当归凯撒；上帝的物当归上帝”的精神的。[25]所谓“高于”也就是超越之意，并且“天上之城”也不完全等同于人间的教会，后者最好也不过是前者在地上的一个摹本。可是后世的人却径直地将“摹本”当作了“真身”，不但谋求教权独立于王权，而且还要现世实际地凌驾于王权之上。于是整个中世纪，尤其是它的后期都伴随有教权与王权间激烈的冲突和争斗。在一个“基督教国家”或“伊斯兰教国家”，臣民必须信奉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就象他必须服从国家法律一样。否则，他或者只有离去，或者留下作“贱民”。（后者还得视统治者及其他臣民能否容忍。）生活在欧洲的中世纪就是这种情形。甚至近代宗教改革之后，依然规定“在谁的领地，信奉谁的宗教”（cuiusregio,eiusreligio.）宗教信仰自由，哪怕是容忍的问题，依旧没有考虑。[26]不过，教权与王权的纷争，新教与旧教的对立却促使人们、尤其是纷争对立的双方或多方的思想家、理论家去不断地思索与探求这两种权威的界限及其正当的联系，思索宗教宽容、宗教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等等问题。直至人们的思想成熟到提出并坚持对天赋自由权利的要求，爆发为争取自由权利的革命，建立宪政体制，确定“政教分离”原则，也就是说，世俗权威的问题通过世俗权力的分立，也即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及其相互制衡的方式来加以解决。[27]一般说，宗教权威并不直接参与其中，宗教权威不应当具有代行世俗权力的权利。事实上，宗教代表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理想、一种坚持正义的坚定主张、一种尽可能以自身的善行去抵消现实社会中人的悲痛的努力。因此宗教的任何攫取与凌驾世俗权力的企图及实践，无论成功与失败皆与宗教的事业有害无益。反之，世俗政府也不应该具有决定、支配以及干预宗教的权力，尤其不可以决定公民的宗教信仰。因此，世俗权威在宗教及其信仰的问题上应当严格恪守中立的立场。也就是说，世俗政府只可以拥有有限而决非无限的权力，它只有权确立全民都可以接受的、有限的一些普遍原则，象天赋自由权利原则，政教分离原则，政治权力分立及其相互制衡原则，等等。否则，宗教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思想与言论自由将不复存在。现今这一类观念已日益成为人们的普通常识，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忘记人类为了认识并最终实现它们所经历的数千年的曲折与艰难，我们千万要懂得珍惜它们啊！

中国的情况与西方，以及与印度都有所不同。传统上印度是由最高种姓婆罗门掌管宗教事务，世俗的事务则一般由第二种姓刹帝利负责。加之，在印度，政治对于有文化的阶级很奇怪地没有吸引力，大部分精力和天才都给予了宗教，因此创立了许多宗教社团，它们不象欧洲教派那样界限分明，或者彼此仇视，而是非常有容忍性。和宗教所引起的一般兴趣有联系的是它的强烈的沉思性质。[28]所以，印度的宗教权威普遍地独立于世俗权威以外，甚至往往还高于世俗权威。中华民族至少在“绝地天通”之后，其宗教生活及宗教权威就基本上依附于世俗权威，从未有过真正的独立。[29]即使到东汉末年建立起体制化宗教（中国道教以及后来的中国佛教），也仍然是“不依国王，法事不立”。[30]因此，中国的宗教要么向帝王讨好献媚，以期得到皇帝与朝廷的允准，或者可能的话再获得一些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特权；要么就截然与皇朝对立，或亲自组织、或参与、或支持民众起义以推翻世俗的统治者，建立新的皇朝。尤其是中国早期道教的历史简直就可以说是一部民众反抗王朝的起义史。[31]事实上无论帝王皇族，还是庶民百姓都只是把宗教当作可资利用的工具，极少有真实地关注信仰者，至于虔诚的信仰就更为少见。这样便使得先天就贫乏于虔诚信仰的汉民族更是雪上加霜。再者，即使争得了帝王皇朝的青睐，其结局也并不美妙。他们往往是利用皇权以行消灭宗教异己之实，譬如南北朝北魏道士崔浩怂恿太武帝灭佛，制造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法难”。或者正应了民间的说法，“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本为出世的宗教亦被封官晋爵，进而干预朝政，不仅败坏朝纲，而且还更败坏了宗教自身。譬如唐武后朝及其之后的佛教。[32]认真说来，也多半只有来自印度的佛教还常常能表现出一些属于真正的宗教精神的风范，象“沙门不敬王者”就是僧人率先道出，破天荒般地表达了宗教当遗世独立，不屈就任何世俗权威的超越精神。鸠摩罗什（Kumarajiva）的在华弟子道恒、道标坚拒姚秦帝王的多次还俗为官之请，遁居山中，还有慧远不出虎溪，僧朗幽居金谷，玄奘坚守所志，虚云临危不惧，等等。[33]中国的问题主要还是在于皇朝绝对专制的传统，世间的一切，包括出世间的宗教全都得隶属依附于皇朝，而成为帝王维系皇朝统治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宗教根本就谈不上真正独立自主的发展。除此之外，中国的宗教自身也一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儒教(Confucianism)虽也称“教”，但实在算不得一门正宗的体制化宗教。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绝大部分时期，它都（尽管往往是以变异的形态）承担作了皇朝专制政治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佛道二教共同的问题是在同世间社会的联系方面，因为它们二教的发展一般是以寺庙、道观以及僧人、道士的数量增长的绝对数字作衡量的。而这尤其在传统社会恰恰也同时意味着国家社会的农业劳力、徭役、兵员以及税收的减少与降低。特别是在整体国力衰落疲弱的时期，还可能会给国计民生带来危机。这也就构成了历史上的一些君王（他们也许可能正是所谓有为之君，象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等）毁佛灭道的一个重要原因。[34]甚至直到近现代这种矛盾与冲突还依然存在，只不过其表现形式稍有不同罢了，譬如上世纪民国初年的“庙产兴学”运动。再者，中国佛道二教与其信众的联系，同西方基督教和印度的宗教相比，都显得过于疏离。民国期间，太虚法师立志革除佛教的上述弊端，改革僧伽制度，建立一种现代新型的人间佛教。他改革的重心就在于，“一、对僧团人数力求减少，重质不重量，除伪显真。二、偏重信众，以建设一菩萨学处，以广摄社会青年归依三宝。三、以人成即佛成之人生佛教为终极”。[35]当时的一些佛教寺庙还力所能及地尝试着以自己的财力物力兴办一些慈善救济事业和基础教育，譬如佛家幼稚园、小学、中学等等。佛教的改革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阻力，一是代表政府的一些人，依仗所谓“现代进步文明”，极其浅薄轻率地处置宗教。站在这些无知官员的背后更有广大麻木愚痴的民众，他们只需要菩萨保佑平安发财，往往只是在遭灾受难，处境不顺时才想得起庙子，他们几乎完全不知还有虔诚信仰这一说。于是这又反过来使得官员处置宗教愈加有恃无恐，譬如佛教界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创办的慈善事业，政府就可以只以一纸文书便轻易地化为己有。另一方面，佛教僧团内部那些倾向依照久例的保守僧人亦反对佛教的改革，甚至还因此一度酿成佛教内部的分裂。尽管如此，佛教的改革还是在多数的僧人以及广大热心的居士、信众的支持与推动下，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尤其是在僧教育（当时先后办了许多的佛学院、刻经处等等。）以及向信众宣说佛教教义等方面（譬如常惺法师在北平各处的讲演深受青年的欢迎，影响至为深广。）成就更为突出。只可惜政局的巨变致使改革夭折。时过半个多世纪再来看大难不死的佛教，太虚当年立志改变与根除的那些弊病，几乎无一遗漏地存在着，并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譬如今日寺庙居然也有了县团级、地师级等等头衔，足见官本位社会的侵蚀真可谓无孔不入，连本身不在三界之中的宗教也不能幸免。

四由于信仰以及宗教信仰纯系个人事务，是基于个体的“良心自由”（freedomofconscience）或“意志自由”(freedomofwill)，因此，它容不得外来的干涉。而且仅就信仰本身而言，任何外来的干涉对它都是无效的。那末我们除了在信仰问题上保持宽容，又还能做什么呢？所以，宗教信仰自由乃至宗教自由的前提就是宗教宽容。首先在国家政府那里，宗教宽容就体现为政府及其官员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保持中立。国家政府不得确立所谓“国教”，象过去西方罗马帝国以及我们的一些封建皇朝之所为。因为一旦确立“国教”，也就意味着国家政府已经在歧视、压制，并且有权迫害甚至取消其它的非国教宗教了。于是宗教自由将不复存在。宗教信仰也已不再是个人的事务，而成为国家的事务了。个人非但不能选择非国教宗教，而且还无权不信仰“国教”，否则就会受到歧视甚至迫害。如此一来，个人还有宗教信仰自由可言吗？这并不是说政府不该就宗教事务立法，而是说政府的立法只应当是为了保障宗教自由、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是对任何违反及迫坏宗教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的限制，无论这种行为是来自个人、还是任何社会团体（包括宗教团体）、甚至国家政府本身。因此，任何国家确立“国教”，都是非法行为。在涉及到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方面，譬如对宗教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僧团的内部管理等等，以及外部事务方面，譬如宗教团体间的关系、宗教团体与民众、以及其它社会团体间的关系，尤其是宗教团体与国家政府的关系，政府肯定会有自己的看法与立场，可是，这一点都不意味着政府有权将它的看法与立场强加给宗教团体。政府只可以把它的看法及建议提供给宗教团体，通过双方或多方平等民主协商，最终达成一个包括政府在内的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妥协方案。至于纯粹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政府则不宜以任何形式加以干预。象过去由朝廷派员主持僧人的度牒考试就应当完全让僧团自己不受任何干预地自行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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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罗斯对华投资发展趋势分析

1992年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投资规模比较小。1992年大约为1622万美元，1993年增长到4194万美元。但是随后几年投资规模明显减少，尤其是1994～2000年期间仅仅维持在2000万美元左右，2001年有所上升，扩大到近3000万美元的规模，但是仍然未恢复到1993～1994年期间的最高水平。从俄罗斯对华投资在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重来看，1992年达到0.15％，2001年降低到0.06%，这一比例与中俄贸易关系的重要性相比相差甚远。二是波动较大。1993年俄罗斯对华投资增长达158%，随后连续4年陷入10％以上的负增长，在2000年出现16%左右的下降之后，2001年的增长速度竟高达83％。此外，10年中年均增长速度比中国同时期吸收外资的平均增长速度低10个百分点（参见表1）。

在周边国家与世界发达国家中，俄罗斯对华投资在中国全部利用外资中的重要性是最低的。按照截止到2000年底的数据计算，俄罗斯对华投资的累计实际出资额仅占全部外资的0.04％，相当于美国的1/200、德国的1/58、马来西亚的1/17和菲律宾的1/2。

（二）俄罗斯对华投资的产业分布结构

根据调研获得的数据，按照截至2000年底的累计出资额计算，俄罗斯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建筑业和批发零售商业餐饮业，所占比重分别达到58.5％、15.9％、6.1％和5.9％。与同时期全部外资行业结构相比，制造业的比重大致相当，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批发零售餐饮业的比重要高的多。此外，俄罗斯投资在科技研究技术咨询行业的比重达到3.2％，在所有行业中居第六位，相对比重高于全国外资行业结构中的该行业比重。这一点反映了俄罗斯在科技领域的人才、技术实力和近几年来中俄科技合作日趋加强的特点。在房地产开发、社会服务业、电力能源等行业，俄罗斯投资集中程度远低于全国外资平均水平，这也是俄罗斯企业在资本实力方面的劣势表现。

表1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

表2俄罗斯在华投资企业产业结构

资料来源：DRC数据。

俄罗斯在华投资企业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东、天津等地，涉及汽车组装、维修和零配件加工、化工、建材、食品加工、餐饮服务等领域。

从制造业来看，俄罗斯投资最大的产业是化学工业，比重达到18.2％；其次是皮革毛皮、交通运输设备（汽车配件等）、塑料、食品、纺织、服装等行业，比重都在5％以上。这些行业可以归为三类，一是化学工业、塑料、交通运输设备等行业投资本身需要的资金规模相对较大，尽管投资项目并不多，但是投资额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其他行业；二是纺织、服装、皮革毛皮等产业投资主要为了满足俄罗斯国内市场的需要，如在俄罗斯投资企业出口额中仅纺织品、服装和皮革毛皮等三类商品就占了37.1％；三是适应国内市场需求的俄罗斯资源性产品加工，如食品加工业等。

（三）俄罗斯在华投资企业的基本特征

根据调研获得的数据，目前正常营业的240家俄罗斯在华投资企业中有162家集中在制造业。这些制造业企业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企业的平均资本装备程度比较低，按照企业人均资产计算，仅相当于外资企业平均水平的55％，在主要投资来源中是最低的；二是投资规模比较小，资本含量低。按照实际出资额计算，每个项目平均只有33.2万美元，相当于全部外资平均水平的1／4左右；三是在合资企业中俄罗斯方面出资比例较低，如162个企业外方平均持股比重只有42.7％，是各主要外资来源中最低的，而且外方累计实际出资额与合同规定的应出资额相比，仅仅达到78.5％；四是企业经营效益状况堪忧，按照2000年数据计算，制造业平均的销售利润率是负的，在23个有投资的制造业行业中16个行业出现亏损；五是劳动生产率水平偏低，以2000年人均销售收入计算，俄罗斯在华投资企业仅为9.8万元/人，比全部外资平均水平低45％左右；六是由于投资规模小，盈利水平低等原因，这些企业的单位销售收入的纳税率、单个项目吸收就业的规模等当地贡献指标比平均水平低30～40％；七是企业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比较高，如2000年全部出口相当于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37.8％，除了低于以外向型特点著称的日本、韩国投资企业外，在其他来源企业中是比较高的，比全部外资平均水平高出27％。由于这些企业的进口依存度很低（仅相当于全部外资平均水平的15％），因此净出口额相当于销售收入的比重高达34.9％，是平均水平的3.5倍（参见表2）。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在华投资企业的出口主要集中在纺织品、服装、皮革毛皮、文教用品、塑料制品和电器等生活消费品领域，这一点与对俄贸易的结构特点是一致的，反映了投资对于促进贸易增长的作用。

总体上看，俄罗斯企业在华投资规模较小、资本装备程度比较低，经济效益欠佳，对当地税收与就业的贡献较为有限。但是这些企业产品主要面向国外市场，带动了我国出口增长；而且由于其原料和材料的当地采购率比较高（进口依存度很低），对当地上游产业的相对生产诱发效果比较明显，这一点明显不同于以加工贸易方式为主的日本、韩国等来源的投资企业。

表3各种投资来源制造业企业2000年指标比较

资料来源：DRC数据。

二、中国对俄罗斯投资的发展趋势及其特点

根据外经贸部公布的资料，截止2001年底中国经批准并备案的在俄中资企业共455家，总投资规模约2.82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为中小企业，主要分布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以及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涉及贸易、餐饮业、轻纺加工、家用电器组装、通讯、微电子技术、木材加工、农业种植等领域。总体来看，对俄罗斯投资目前仍然没有形成规模，多数与双边贸易活动直接相关，营业范围更多集中在一般消费品和家用电器产品的生产与贸易方面。目前中国的TCL、春兰、华为等知名家电和电子企业已在俄罗斯投资发展业务。在2002年4月的第九十一届广交会上，春兰集团又与一家俄罗斯企业达成协议，合作建设冰箱厂，预计年产30万台，合作的方式将是春兰出技术、出设备，俄方出资金、厂房等。这些动向表明中国企业对俄罗斯投资的规模和技术层次也在开始出现新的变化。

由于缺乏系统的全国性统计资料，无法进行中国对俄投资的总体分析。但是由于参与对俄罗斯投资和经济合作活动的中方企业主要集中在与俄罗斯邻近的黑龙江、内蒙古、辽宁、吉林等地，针对这些地区实际进展情况的分析对于总体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根据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等四省（区）调研中获得的各地汇总资料，共有653个投资项目，投资总额累计达到2.76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为1.39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50.3％。首先从项目数来看，四省(区)已经超过了全国批准的对俄投资企业数。据各地反映，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并未经过批准，而是根据自身贸易和生产活动的需要，直接利用境

外资金或携带资金出境设立企业，所以使得实际数超过了经过批准的企业数。以黑龙江省为例，经过批准备案的对俄投资企业合计为47家，仅相当于实际设立企业数的10％。由于各地都存在类似情况，保守估计，全国在俄罗斯累计设立的企业数可能已经达到2000多家；按照表4的平均投资额计算，实际的投资总额和中方投资额估计分别达到8亿美元和4亿美元以上。

表4四省（区）对俄罗斯投资概况

注：均为截至2001年底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各地调研数字汇总。

此外，从四省（区）的概况中（参见表4）还可以看出中国对俄罗斯投资项目的几个特点：一是投资规模普遍比较小，项目平均投资额仅达到42.3万美元，多数项目属于中小企业；二是投资企业的当地资本成分比较高，平均中方持股比例仅保持在50％左右，说明合资或合作企业是对俄罗斯投资的主要方式，为了适应当地制度和政策环境的需要，中方投资者更多选择了与当地投资者合作出资的方式。

黑龙江省是我国对俄投资项目最多的省份，由于其距离相近、经贸往来频繁等特点，中方企业对俄罗斯投资环境变化的反应最为灵敏。因此黑龙江省企业投资的动态变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对俄罗斯投资的动态发展趋势。1992~1994年是黑龙江企业对俄投资的高峰期，每年的合作投资项目平均为110个，投资额也达到1830万美元左右；但是1994年以后出现很大变化，投资项目逐年减少，1995～2001年的7年中，每年的投资项目平均只有15个，1997年以后甚至减少到5～7个，投资额也降低到年平均390万美元左右，最少的年份只有10万美元。通过与黑龙江对俄贸易增长趋势比较可以看出，投资波动与1994年以后对俄贸易的急剧降温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中国对俄投资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开展贸易活动为主要目的，双边贸易受到严厉打压，不仅会影响到贸易额本身，对俄投资也受到了直接的冲击。因此，贸易和投资环境的变化是导致对俄罗斯投资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四省（区）调查结果显示，90年代以来开业的在俄投资企业中多数出现亏损、经营状况欠佳。这也是影响投资增长的一个因素。

总体来看，中国对俄投资由于受双边贸易波动的影响，在过去10多年中增长十分有限，目前仍然没有形成较大规模，而且投资多数以中小型项目为主，企业经营对当地资本成分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经营效益并不理想。

三、中俄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

工程承保与劳务合作是中俄两国经济合作的又一个重要领域。由于俄罗斯在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等领域拥有较大优势、苏联解体导致社会经济体制剧烈变化等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尖端科技研究在内，大批俄罗斯科技人员通过中俄政府间的科技合作协议或者其他途径来华从事科学研究、咨询与新产品开发、技术转让活动，构成了俄罗斯对华劳务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来华从事长期或短期商贸、演艺、餐饮服务等商业活动的俄罗斯劳务人员也达到了一定规模。根据国家旅游局统计，2001年中国接待的俄罗斯客人达到120万人（次）的规模，相当于全部外国客人的1/10左右，比1995年增加了5.3倍，由此可以看出人员往来增长迅速。保守估计，其中大约有17.7％（这是全国接待外国游客中劳务项下入境人数的平均比重）是从事劳务活动，照此推断，目前俄罗斯在华劳务人员大约有21万人（次）左右。

根据外经贸部统计，截止2000年底，中国与俄罗斯累计签署工程承包与劳务合同4181项，合同金额为35.8亿美元，实际营业额达到13.7亿美元，派出劳务人员16.5万人（次）。按照目前年度水平计算，中国在俄罗斯的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营业额占全国对世界总额的比重大约在1～2％之间，高于对俄投资的相应比重。从构成来看，劳务合作所占份额达56.6％，占全国的比重为2.3％，可见与其他国家（地区）不同，对俄经济合作相对集中在劳务合作领域。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政府劳务合作统计的派出劳务人（次）数，与上述俄罗斯在华劳务人数（次）的统计范围有很大区别，仅仅包括双方签署劳务合同、经过政府部门批准的派遣劳务人员，如果将旅游、探亲、留学等因私出境，参与劳务活动的中方人数计算在内，中国在俄罗斯的实际劳务人数将远远超过政府劳务合作统计的规模。

与俄罗斯接壤的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在1992～2001年期间累计对俄签订工程劳务合同达2700多项，合同额约24亿美元，派遣劳务人员12.2万人次，是中国对俄罗斯经济合作活动最为集中的地区。但是从同期对俄承包劳务的动态变化来看，大多数年份出现持续负增长，不论是从项目数、合同额还是派劳务人数，10年中年平均下降幅度都在10％以上（参见表5），从2000年起各项指标才开始出现恢复性增长。这种波动与中俄双边贸易发展趋势基本一致，说明20世纪90年代中俄经济合作关系曾经受贸易环境变化的影响出现全面倒退，同时也说明了加强双边贸易对于促进全面经济合作的重要意义。

表5黑龙江、内蒙古等二省（区）对俄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调研资料整理。

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对俄工程承包与劳务输出多数集中在农业种植、养殖业、建筑、森林采伐、商业服务、医疗和提供技术工人等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的领域，尤其是农业种植、森林采伐、建筑等对于开发俄罗斯资源、满足当地市场需求、创造新的劳动力就业机会等具有明显效果。

四、中俄相互投资与双边经济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俄两国经历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快速增长时期。但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双边贸易往来进入了全面下降时期，相互投资与劳务合作也随之大幅度减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90年代末，最近两年才出现了恢复性增长。如果仅仅从数量的变化上看，往往容易得出双边经贸关系曾经一度严重恶化的结论。但考虑到“高速增长期”双边贸易和投资本身的特点：如缺乏商业信誉与行为规范、市场欺诈泛滥、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其间等等无序状态的恶劣影响，90年代中期以来的全面下降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意味着双边经贸关系调整期的开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样的调整还远未结束，许多制度与市场层面的问题仍在严重制约着双边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而且除了一些具体问题之外，在制度和政策方面相互投资和工作承包劳务合作所面临的往往是共同的障碍。

（一）中国的制度与政策环境问题

首先，双边贸易发展是带动投资和其他合作发展的龙头，但是目前关于双边贸易、特别是边境贸易和旅游携带商品贸易的通关、检验检疫、结算、统计和出口鼓励政策的适用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成为影响贸易正常发展并制约相互投资和其他合作的因素之一。

其次，从现有规模来看，由于中俄双边投资和工程劳务相对于全国总量的比重很小，宏观层面仍然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系统规划，改善双边环境的具体措施有待于进一步落实。如国务院有关文件已经明确了对于开展对俄木材采伐加工合作给予贴息贷款的政策措施，但是由于一些地区银行信贷规模有限、风险管理要求较高等原因，实际并不能得到落实。此外，目前实际在外投资企业数远大于审批数的状况，既不利于宏观指导和监管，同时也难以保

证信息的准确性，企业也普遍反映审批过于严格和繁杂，说明审批制度本身需要实施进一步的改革。面向类似于俄罗斯投资企业的中小型外商投资企业的政策扶持体系也需要进一步加强。

第三，投资与承包劳务合作的信息、中介等官方与社会服务体系尚未健全。如政府相关部门对双边投资与合作往来实际运行信息的把握和披露不足，难以适应深入研究和企业决策分析的需要；面向投资与劳务活动的政策性贷款、信贷担保、信用保险等官方支持手段薄弱；仲裁机构权威性有限，难以有效维护正常经济活动中的企业合法利益；正常的银行结算体系没有形成，加大了企业资金往来风险和交易成本。

第四，缺乏对有实力的企业参与对俄投资与劳务工程合作活动的积极鼓励和引导。黑龙江、辽宁和内蒙古等地的对俄合作现状表明，尽管各地也有许多在国内或国际市场上具备较强竞争力的企业，但是这些企业多数没有开展或参与对俄投资和经济合作项目。导致长期以来以个体、私营为主的中小企业成为对俄投资和经济合作活动的主体，不但无法发挥本地特有的产业和技术优势，而且给维护市场正常秩序和规范企业商业行为带来很大困难。其原因故然有风险和市场作用的因素，但是也不能排除政府在审批、控制大中型企业资本流出方面采取严格措施的影响。企业“走出去”还有外汇管制、国有资产管理等许多政策和制度层面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二）俄罗斯政策与市场环境中的问题

俄罗斯目前还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体制尚处于转型时期，投资和经济合作的制度与政策、市场环境方面的问题依然严重。一是缺乏对投资者和企业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俄罗斯虽然已经颁布了《外国投资法》，规定对投资者和外商企业的合法权益予以保护并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但事实上缺乏有效的法律执行机制，查封中资企业、扣压甚至哄抢货物现象时有发生。二是政府机构工作效率低、透明度差、政策制定和执行带有随意性，各地政策解释相差甚远，官员腐败、索贿现象普遍。三是尚无健全的银行结算体系，金融机构债务负担严重，风险防范能力不足，企业资金往来极为不便。四是许多地方政府对中国企业和劳务人员直接参与俄国内资源开发利用、市场营销开拓存有戒心，带有浓厚的贸易保护和行业准入限制倾向。五是社会黑势力猖獗，中方人员人身安全得不到有效保护。六是企业税负沉重，乱收费现象普遍存在，大多数中资企业陷入经常性亏损。

五、中俄投资与承包劳务合作的重要领域及其未来发展潜力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俄关系已经得到全面改善，双方具有进一步加强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合作的愿望，政府主导下的区域性制度合作也得到了大力推进。但是相比之下，贸易、投资和工程承包劳务等企业经济活动中的政策和制度障碍依然存在，市场规范与调整之后的民间经济往来目前仅仅处于恢复时期。这种状况远远不能适应建设中俄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的需要，也使得双方边境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失去了许多利用自身优势获得更多经济发展和致富的机会，不利于相邻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友好交往。因此，全面加强中俄经济关系是非常必要的。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来看，贸易往来的发展潜力十分巨大，投资与工程承包劳务是贸易活动的延伸和深化，其本身对于促进贸易发展、消除贸易摩擦也具有直接的影响，在未来的两国经济关系中同样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第一，俄罗斯是一个拥有1.39亿人口的巨大市场，仅莫斯科就有人口900万，但由于该市人均收入较高，消费能力至少是北京的两倍，市场中70%的食品，80%的日用品来自国外，而且其中家用电器40％左右是经过其他国家转口进入俄罗斯的中国制造商品。因此，俄罗斯市场需要的食品、家电、纺织品等也正是中国具有竞争优势的商品。在中国目前国内市场饱和的条件下，具有技术和资金势力的国内企业通过投资合作方式进入俄罗斯市场是企业拓展业务领域，回避恶性竞争和贸易壁垒的有效途径之一，而且具有非常广阔的商业前景。

第二，俄罗斯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而中国则是一个资源相对匮乏、国内市场需求巨大的国家。中俄两国之间存在许多可供双边合作的重要领域。首先，从能源领域来看，俄罗斯的天然气开采量占世界的30%，石油占12%，煤占16%。可采能源储量在世界上也占有很大比重，充分、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优势来克服经济困难、发展经济是俄罗斯政府的一个新政策趋向，中国正在制定新的能源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作为世界能源大国，俄罗斯有条件成为实施能源市场多元化战略优先考虑的伙伴，将在较长时期内成为中国“走出去”合作开发的重要市场。中俄两国政府在该领域的合作方面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1999年签定了有关铺设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到中国的输气管道的技术经济合作总协定，同时还决定从东西伯利亚向中国出口电能，计划铺设输油管向中国输送石油。这些项目对于促进中国大型企业参与对俄投资与工程承包劳务合作，提高双方合作的层次和技术水平发挥了重要影响，并将带动相关领域中俄企业合作的发展。其次，俄罗斯的森林资源丰富，木材蓄积量大约为800亿立方米，占到世界的25％以上，2001年，中俄签署有关开展木材加工合作的协议。目前双方在这一领域的合作正稳步进行。一些中国公司已经同俄罗斯远东地方当局签订意向协议，在俄建立从砍伐到加工的综合木材生产企业，向中国出口木材产品。中俄合作建立这类企业，既可扩大双边正当贸易，还可防止木材走私。长期来看，能够在满足中国国内日益增长的木材需求的同时，为俄罗斯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再次，土地开发与农业经营合作是双方发挥互补优势的又一个领域，俄罗斯拥有世界最大的国土耕地面积，而且相对人口稀少，农业劳动力紧缺。双方通过吸收中方技术和资金、有效利用当地和中方农业劳动力，进行种植或农产品深加工，可以大大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能够达到改善当地经济和就业条件、满足双方市场需求的“双嬴”效果。

第三，在中俄双边关系中，科技人员以及一般劳务领域的合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发展潜力。俄罗斯在许多基础科学研究方面集中了大批优秀科学家和顶尖研究成果，在诸如航天航空、能源、激光、新材料、化工、生物技术、造船等高科技应用领域同样具有世界领先水平。按照目前每万人中科学家人数计算，俄罗斯大约达到30人左右，居世界第8～9位。因此，采取技术入股、合作协议、技术引进等各种方式吸收俄罗斯科技人员参与中方研究和开发，有利于提高双方经济合作的层次和长远利益。并且具有很大的可能性。从一般劳务合作来看，据估计，未来5～10年里，俄罗斯需要1000万劳动力开发东部地区。从俄罗斯全国来看，由于人口出现负增长，未来长期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将更为突出。中国丰富的劳动力将为俄罗斯长期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可能。目前中俄政府间已就利用中国劳务在俄罗斯从事道路工程、农业开发等项目达成共识。这为中国对俄劳务出口奠定了坚实基础。预计中俄双方劳务合作的规模将会明显扩大。

六、关于加强中俄投资与工程劳务合作的政策建议

(一)提高中俄经济关系在地区经济合作中的战略地位

目前我国已经通过中俄双边定期对话和“上海合作组织”形式，在政治、地区安全、反恐等领域与俄罗斯之间形成了战略性合作机制，虽然其中也包括经济合作的内容，但是，目前还没有成为相互关系的最优先领域，市场作用的结果也远未达到这种的程度。考虑到未来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潜在规模和增长能力，不能排除其作为新的贸易和投资重要伙伴的可能性。立足于长期稳定的地区经济合作格局和多元化市场结构的需要，有必要提高俄罗斯作为经济合作伙伴的战略性地位，将已有机制逐步向经济领域扩展和深化，直至将经济合作提升为最优先领域。

(二)积极支持俄罗斯参与WTO以及地区多边合作机制

双边经贸关系中的许多问题，起源于很不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体系；市场与社会行为的无序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忽视国际通行商业习惯和规则所造成的。因此，对于俄罗斯所表现出的对外开放以及相应的制度完善，中国应当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积极支持俄罗斯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支持俄罗斯参加东北亚地区、中亚地区多边合作的行动，在统一规则的基础上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

(三)推动双边有关经济合作研究与交流活动的进程

中俄之间已经就加强双边经济合作问题研究达成协议，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借鉴中日韩、中国与东盟等多边合作研究机制等经验，应当将中俄双边研究项目作为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的有效方式，继续给予支持，并使其成为制度性、经常性专家咨询机制，并通过论坛等方式向社会宣传其研究成果。目前，俄罗斯在实际推进实质性研究方面有一定困难，应当通过双边协商，使其进入正常程序。

(四)重视贸易发展对投资与其他合作的先导作用

中俄经济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变化表明，双边贸易的影响和先导作用非常明显。为了促进双方的相互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经济合作，首先应当在双边贸易关系中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建议中俄之间通过政府对口职能部门或者民间协会团体等途径，加强定期性对话与交流，深入研究与探讨双边在贸易形式、通关、检验检疫、信息等方面的协调和配合问题，将消除贸易障碍、促进便利化作为双边经贸关系的切入点。

(五)切实采取和落实对双边投资与工程承包劳务合作的鼓励措施

由于中俄经济互补性的存在，双边投资与工程承包劳务合作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可能性。为此，中方应将俄罗斯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重点地区，在外汇管理、人民币跨境流通、投资项目审批、政策信息服务、政策性金融支持、银行结算体系、双方人员往来便利等方面切实制定措施，并通过与俄方加强协商和政策协调，完善相互投资和合作环境。对于一些已经制定的，如给予进行木材加工合作项目的中方企业予以贴息支持等措施，应当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从资金额度和银行操作层面给予保障。

相互范文篇3

（一）俄罗斯对华投资发展趋势分析

1992年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投资规模比较小。1992年大约为1622万美元，1993年增长到4194万美元。但是随后几年投资规模明显减少，尤其是1994～2000年期间仅仅维持在2000万美元左右，2001年有所上升，扩大到近3000万美元的规模，但是仍然未恢复到1993～1994年期间的最高水平。从俄罗斯对华投资在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重来看，1992年达到0.15％，2001年降低到0.06%，这一比例与中俄贸易关系的重要性相比相差甚远。二是波动较大。1993年俄罗斯对华投资增长达158%，随后连续4年陷入10％以上的负增长，在2000年出现16%左右的下降之后，2001年的增长速度竟高达83％。此外，10年中年均增长速度比中国同时期吸收外资的平均增长速度低10个百分点（参见表1）。

在周边国家与世界发达国家中，俄罗斯对华投资在中国全部利用外资中的重要性是最低的。按照截止到2000年底的数据计算，俄罗斯对华投资的累计实际出资额仅占全部外资的0.04％，相当于美国的1/200、德国的1/58、马来西亚的1/17和菲律宾的1/2。

（二）俄罗斯对华投资的产业分布结构

根据调研获得的数据，按照截至2000年底的累计出资额计算，俄罗斯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建筑业和批发零售商业餐饮业，所占比重分别达到58.5％、15.9％、6.1％和5.9％。与同时期全部外资行业结构相比，制造业的比重大致相当，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批发零售餐饮业的比重要高的多。此外，俄罗斯投资在科技研究技术咨询行业的比重达到3.2％，在所有行业中居第六位，相对比重高于全国外资行业结构中的该行业比重。这一点反映了俄罗斯在科技领域的人才、技术实力和近几年来中俄科技合作日趋加强的特点。在房地产开发、社会服务业、电力能源等行业，俄罗斯投资集中程度远低于全国外资平均水平，这也是俄罗斯企业在资本实力方面的劣势表现。

表1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

表2俄罗斯在华投资企业产业结构

资料来源：DRC数据。

俄罗斯在华投资企业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东、天津等地，涉及汽车组装、维修和零配件加工、化工、建材、食品加工、餐饮服务等领域。

从制造业来看，俄罗斯投资最大的产业是化学工业，比重达到18.2％；其次是皮革毛皮、交通运输设备（汽车配件等）、塑料、食品、纺织、服装等行业，比重都在5％以上。这些行业可以归为三类，一是化学工业、塑料、交通运输设备等行业投资本身需要的资金规模相对较大，尽管投资项目并不多，但是投资额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其他行业；二是纺织、服装、皮革毛皮等产业投资主要为了满足俄罗斯国内市场的需要，如在俄罗斯投资企业出口额中仅纺织品、服装和皮革毛皮等三类商品就占了37.1％；三是适应国内市场需求的俄罗斯资源性产品加工，如食品加工业等。

（三）俄罗斯在华投资企业的基本特征

根据调研获得的数据，目前正常营业的240家俄罗斯在华投资企业中有162家集中在制造业。这些制造业企业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企业的平均资本装备程度比较低，按照企业人均资产计算，仅相当于外资企业平均水平的55％，在主要投资来源中是最低的；二是投资规模比较小，资本含量低。按照实际出资额计算，每个项目平均只有33.2万美元，相当于全部外资平均水平的1／4左右；三是在合资企业中俄罗斯方面出资比例较低，如162个企业外方平均持股比重只有42.7％，是各主要外资来源中最低的，而且外方累计实际出资额与合同规定的应出资额相比，仅仅达到78.5％；四是企业经营效益状况堪忧，按照2000年数据计算，制造业平均的销售利润率是负的，在23个有投资的制造业行业中16个行业出现亏损；五是劳动生产率水平偏低，以2000年人均销售收入计算，俄罗斯在华投资企业仅为9.8万元/人，比全部外资平均水平低45％左右；六是由于投资规模小，盈利水平低等原因，这些企业的单位销售收入的纳税率、单个项目吸收就业的规模等当地贡献指标比平均水平低30～40％；七是企业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比较高，如2000年全部出口相当于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37.8％，除了低于以外向型特点著称的日本、韩国投资企业外，在其他来源企业中是比较高的，比全部外资平均水平高出27％。由于这些企业的进口依存度很低（仅相当于全部外资平均水平的15％），因此净出口额相当于销售收入的比重高达34.9％，是平均水平的3.5倍（参见表2）。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在华投资企业的出口主要集中在纺织品、服装、皮革毛皮、文教用品、塑料制品和电器等生活消费品领域，这一点与对俄贸易的结构特点是一致的，反映了投资对于促进贸易增长的作用。

总体上看，俄罗斯企业在华投资规模较小、资本装备程度比较低，经济效益欠佳，对当地税收与就业的贡献较为有限。但是这些企业产品主要面向国外市场，带动了我国出口增长；而且由于其原料和材料的当地采购率比较高（进口依存度很低），对当地上游产业的相对生产诱发效果比较明显，这一点明显不同于以加工贸易方式为主的日本、韩国等来源的投资企业。

表3各种投资来源制造业企业2000年指标比较

资料来源：DRC数据。

二、中国对俄罗斯投资的发展趋势及其特点

根据外经贸部公布的资料，截止2001年底中国经批准并备案的在俄中资企业共455家，总投资规模约2.82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为中小企业，主要分布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以及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涉及贸易、餐饮业、轻纺加工、家用电器组装、通讯、微电子技术、木材加工、农业种植等领域。总体来看，对俄罗斯投资目前仍然没有形成规模，多数与双边贸易活动直接相关，营业范围更多集中在一般消费品和家用电器产品的生产与贸易方面。目前中国的TCL、春兰、华为等知名家电和电子企业已在俄罗斯投资发展业务。在2002年4月的第九十一届广交会上，春兰集团又与一家俄罗斯企业达成协议，合作建设冰箱厂，预计年产30万台，合作的方式将是春兰出技术、出设备，俄方出资金、厂房等。这些动向表明中国企业对俄罗斯投资的规模和技术层次也在开始出现新的变化。

由于缺乏系统的全国性统计资料，无法进行中国对俄投资的总体分析。但是由于参与对俄罗斯投资和经济合作活动的中方企业主要集中在与俄罗斯邻近的黑龙江、内蒙古、辽宁、吉林等地，针对这些地区实际进展情况的分析对于总体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根据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等四省（区）调研中获得的各地汇总资料，共有653个投资项目，投资总额累计达到2.76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为1.39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50.3％。首先从项目数来看，四省(区)已经超过了全国批准的对俄投资企业数。据各地反映，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并未经过批准，而是根据自身贸易和生产活动的需要，直接利用境

外资金或携带资金出境设立企业，所以使得实际数超过了经过批准的企业数。以黑龙江省为例，经过批准备案的对俄投资企业合计为47家，仅相当于实际设立企业数的10％。由于各地都存在类似情况，保守估计，全国在俄罗斯累计设立的企业数可能已经达到2000多家；按照表4的平均投资额计算，实际的投资总额和中方投资额估计分别达到8亿美元和4亿美元以上。

表4四省（区）对俄罗斯投资概况

注：均为截至2001年底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各地调研数字汇总。

此外，从四省（区）的概况中（参见表4）还可以看出中国对俄罗斯投资项目的几个特点：一是投资规模普遍比较小，项目平均投资额仅达到42.3万美元，多数项目属于中小企业；二是投资企业的当地资本成分比较高，平均中方持股比例仅保持在50％左右，说明合资或合作企业是对俄罗斯投资的主要方式，为了适应当地制度和政策环境的需要，中方投资者更多选择了与当地投资者合作出资的方式。

黑龙江省是我国对俄投资项目最多的省份，由于其距离相近、经贸往来频繁等特点，中方企业对俄罗斯投资环境变化的反应最为灵敏。因此黑龙江省企业投资的动态变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对俄罗斯投资的动态发展趋势。1992~1994年是黑龙江企业对俄投资的高峰期，每年的合作投资项目平均为110个，投资额也达到1830万美元左右；但是1994年以后出现很大变化，投资项目逐年减少，1995～2001年的7年中，每年的投资项目平均只有15个，1997年以后甚至减少到5～7个，投资额也降低到年平均390万美元左右，最少的年份只有10万美元。通过与黑龙江对俄贸易增长趋势比较可以看出，投资波动与1994年以后对俄贸易的急剧降温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中国对俄投资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开展贸易活动为主要目的，双边贸易受到严厉打压，不仅会影响到贸易额本身，对俄投资也受到了直接的冲击。因此，贸易和投资环境的变化是导致对俄罗斯投资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四省（区）调查结果显示，90年代以来开业的在俄投资企业中多数出现亏损、经营状况欠佳。这也是影响投资增长的一个因素。

总体来看，中国对俄投资由于受双边贸易波动的影响，在过去10多年中增长十分有限，目前仍然没有形成较大规模，而且投资多数以中小型项目为主，企业经营对当地资本成分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经营效益并不理想。

三、中俄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

工程承保与劳务合作是中俄两国经济合作的又一个重要领域。由于俄罗斯在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等领域拥有较大优势、苏联解体导致社会经济体制剧烈变化等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尖端科技研究在内，大批俄罗斯科技人员通过中俄政府间的科技合作协议或者其他途径来华从事科学研究、咨询与新产品开发、技术转让活动，构成了俄罗斯对华劳务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来华从事长期或短期商贸、演艺、餐饮服务等商业活动的俄罗斯劳务人员也达到了一定规模。根据国家旅游局统计，2001年中国接待的俄罗斯客人达到120万人（次）的规模，相当于全部外国客人的1/10左右，比1995年增加了5.3倍，由此可以看出人员往来增长迅速。保守估计，其中大约有17.7％（这是全国接待外国游客中劳务项下入境人数的平均比重）是从事劳务活动，照此推断，目前俄罗斯在华劳务人员大约有21万人（次）左右。

根据外经贸部统计，截止2000年底，中国与俄罗斯累计签署工程承包与劳务合同4181项，合同金额为35.8亿美元，实际营业额达到13.7亿美元，派出劳务人员16.5万人（次）。按照目前年度水平计算，中国在俄罗斯的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营业额占全国对世界总额的比重大约在1～2％之间，高于对俄投资的相应比重。从构成来看，劳务合作所占份额达56.6％，占全国的比重为2.3％，可见与其他国家（地区）不同，对俄经济合作相对集中在劳务合作领域。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政府劳务合作统计的派出劳务人（次）数，与上述俄罗斯在华劳务人数（次）的统计范围有很大区别，仅仅包括双方签署劳务合同、经过政府部门批准的派遣劳务人员，如果将旅游、探亲、留学等因私出境，参与劳务活动的中方人数计算在内，中国在俄罗斯的实际劳务人数将远远超过政府劳务合作统计的规模。

与俄罗斯接壤的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在1992～2001年期间累计对俄签订工程劳务合同达2700多项，合同额约24亿美元，派遣劳务人员12.2万人次，是中国对俄罗斯经济合作活动最为集中的地区。但是从同期对俄承包劳务的动态变化来看，大多数年份出现持续负增长，不论是从项目数、合同额还是派劳务人数，10年中年平均下降幅度都在10％以上（参见表5），从2000年起各项指标才开始出现恢复性增长。这种波动与中俄双边贸易发展趋势基本一致，说明20世纪90年代中俄经济合作关系曾经受贸易环境变化的影响出现全面倒退，同时也说明了加强双边贸易对于促进全面经济合作的重要意义。

表5黑龙江、内蒙古等二省（区）对俄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调研资料整理。

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对俄工程承包与劳务输出多数集中在农业种植、养殖业、建筑、森林采伐、商业服务、医疗和提供技术工人等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的领域，尤其是农业种植、森林采伐、建筑等对于开发俄罗斯资源、满足当地市场需求、创造新的劳动力就业机会等具有明显效果。四、中俄相互投资与双边经济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俄两国经历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快速增长时期。但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双边贸易往来进入了全面下降时期，相互投资与劳务合作也随之大幅度减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90年代末，最近两年才出现了恢复性增长。如果仅仅从数量的变化上看，往往容易得出双边经贸关系曾经一度严重恶化的结论。但考虑到“高速增长期”双边贸易和投资本身的特点：如缺乏商业信誉与行为规范、市场欺诈泛滥、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其间等等无序状态的恶劣影响，90年代中期以来的全面下降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意味着双边经贸关系调整期的开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样的调整还远未结束，许多制度与市场层面的问题仍在严重制约着双边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而且除了一些具体问题之外，在制度和政策方面相互投资和工作承包劳务合作所面临的往往是共同的障碍。

（一）中国的制度与政策环境问题

首先，双边贸易发展是带动投资和其他合作发展的龙头，但是目前关于双边贸易、特别是边境贸易和旅游携带商品贸易的通关、检验检疫、结算、统计和出口鼓励政策的适用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成为影响贸易正常发展并制约相互投资和其他合作的因素之一。

其次，从现有规模来看，由于中俄双边投资和工程劳务相对于全国总量的比重很小，宏观层面仍然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系统规划，改善双边环境的具体措施有待于进一步落实。如国务院有关文件已经明确了对于开展对俄木材采伐加工合作给予贴息贷款的政策措施，但是由于一些地区银行信贷规模有限、风险管理要求较高等原因，实际并不能得到落实。此外，目前实际在外投资企业数远大于审批数的状况，既不利于宏观指导和监管，同时也难以保

证信息的准确性，企业也普遍反映审批过于严格和繁杂，说明审批制度本身需要实施进一步的改革。面向类似于俄罗斯投资企业的中小型外商投资企业的政策扶持体系也需要进一步加强。

第三，投资与承包劳务合作的信息、中介等官方与社会服务体系尚未健全。如政府相关部门对双边投资与合作往来实际运行信息的把握和披露不足，难以适应深入研究和企业决策分析的需要；面向投资与劳务活动的政策性贷款、信贷担保、信用保险等官方支持手段薄弱；仲裁机构权威性有限，难以有效维护正常经济活动中的企业合法利益；正常的银行结算体系没有形成，加大了企业资金往来风险和交易成本。

第四，缺乏对有实力的企业参与对俄投资与劳务工程合作活动的积极鼓励和引导。黑龙江、辽宁和内蒙古等地的对俄合作现状表明，尽管各地也有许多在国内或国际市场上具备较强竞争力的企业，但是这些企业多数没有开展或参与对俄投资和经济合作项目。导致长期以来以个体、私营为主的中小企业成为对俄投资和经济合作活动的主体，不但无法发挥本地特有的产业和技术优势，而且给维护市场正常秩序和规范企业商业行为带来很大困难。其原因故然有风险和市场作用的因素，但是也不能排除政府在审批、控制大中型企业资本流出方面采取严格措施的影响。企业“走出去”还有外汇管制、国有资产管理等许多政策和制度层面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二）俄罗斯政策与市场环境中的问题

俄罗斯目前还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体制尚处于转型时期，投资和经济合作的制度与政策、市场环境方面的问题依然严重。一是缺乏对投资者和企业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俄罗斯虽然已经颁布了《外国投资法》，规定对投资者和外商企业的合法权益予以保护并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但事实上缺乏有效的法律执行机制，查封中资企业、扣压甚至哄抢货物现象时有发生。二是政府机构工作效率低、透明度差、政策制定和执行带有随意性，各地政策解释相差甚远，官员腐败、索贿现象普遍。三是尚无健全的银行结算体系，金融机构债务负担严重，风险防范能力不足，企业资金往来极为不便。四是许多地方政府对中国企业和劳务人员直接参与俄国内资源开发利用、市场营销开拓存有戒心，带有浓厚的贸易保护和行业准入限制倾向。五是社会黑势力猖獗，中方人员人身安全得不到有效保护。六是企业税负沉重，乱收费现象普遍存在，大多数中资企业陷入经常性亏损。

五、中俄投资与承包劳务合作的重要领域及其未来发展潜力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俄关系已经得到全面改善，双方具有进一步加强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合作的愿望，政府主导下的区域性制度合作也得到了大力推进。但是相比之下，贸易、投资和工程承包劳务等企业经济活动中的政策和制度障碍依然存在，市场规范与调整之后的民间经济往来目前仅仅处于恢复时期。这种状况远远不能适应建设中俄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的需要，也使得双方边境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失去了许多利用自身优势获得更多经济发展和致富的机会，不利于相邻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友好交往。因此，全面加强中俄经济关系是非常必要的。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来看，贸易往来的发展潜力十分巨大，投资与工程承包劳务是贸易活动的延伸和深化，其本身对于促进贸易发展、消除贸易摩擦也具有直接的影响，在未来的两国经济关系中同样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第一，俄罗斯是一个拥有1.39亿人口的巨大市场，仅莫斯科就有人口900万，但由于该市人均收入较高，消费能力至少是北京的两倍，市场中70%的食品，80%的日用品来自国外，而且其中家用电器40％左右是经过其他国家转口进入俄罗斯的中国制造商品。因此，俄罗斯市场需要的食品、家电、纺织品等也正是中国具有竞争优势的商品。在中国目前国内市场饱和的条件下，具有技术和资金势力的国内企业通过投资合作方式进入俄罗斯市场是企业拓展业务领域，回避恶性竞争和贸易壁垒的有效途径之一，而且具有非常广阔的商业前景。

第二，俄罗斯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而中国则是一个资源相对匮乏、国内市场需求巨大的国家。中俄两国之间存在许多可供双边合作的重要领域。首先，从能源领域来看，俄罗斯的天然气开采量占世界的30%，石油占12%，煤占16%。可采能源储量在世界上也占有很大比重，充分、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优势来克服经济困难、发展经济是俄罗斯政府的一个新政策趋向，中国正在制定新的能源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作为世界能源大国，俄罗斯有条件成为实施能源市场多元化战略优先考虑的伙伴，将在较长时期内成为中国“走出去”合作开发的重要市场。中俄两国政府在该领域的合作方面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1999年签定了有关铺设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到中国的输气管道的技术经济合作总协定，同时还决定从东西伯利亚向中国出口电能，计划铺设输油管向中国输送石油。这些项目对于促进中国大型企业参与对俄投资与工程承包劳务合作，提高双方合作的层次和技术水平发挥了重要影响，并将带动相关领域中俄企业合作的发展。其次，俄罗斯的森林资源丰富，木材蓄积量大约为800亿立方米，占到世界的25％以上，2001年，中俄签署有关开展木材加工合作的协议。目前双方在这一领域的合作正稳步进行。一些中国公司已经同俄罗斯远东地方当局签订意向协议，在俄建立从砍伐到加工的综合木材生产企业，向中国出口木材产品。中俄合作建立这类企业，既可扩大双边正当贸易，还可防止木材走私。长期来看，能够在满足中国国内日益增长的木材需求的同时，为俄罗斯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再次，土地开发与农业经营合作是双方发挥互补优势的又一个领域，俄罗斯拥有世界最大的国土耕地面积，而且相对人口稀少，农业劳动力紧缺。双方通过吸收中方技术和资金、有效利用当地和中方农业劳动力，进行种植或农产品深加工，可以大大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能够达到改善当地经济和就业条件、满足双方市场需求的“双嬴”效果。

第三，在中俄双边关系中，科技人员以及一般劳务领域的合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发展潜力。俄罗斯在许多基础科学研究方面集中了大批优秀科学家和顶尖研究成果，在诸如航天航空、能源、激光、新材料、化工、生物技术、造船等高科技应用领域同样具有世界领先水平。按照目前每万人中科学家人数计算，俄罗斯大约达到30人左右，居世界第8～9位。因此，采取技术入股、合作协议、技术引进等各种方式吸收俄罗斯科技人员参与中方研究和开发，有利于提高双方经济合作的层次和长远利益。并且具有很大的可能性。从一般劳务合作来看，据估计，未来5～10年里，俄罗斯需要1000万劳动力开发东部地区。从俄罗斯全国来看，由于人口出现负增长，未来长期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将更为突出。中国丰富的劳动力将为俄罗斯长期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可能。目前中俄政府间已就利用中国劳务在俄罗斯从事道路工程、农业开发等项目达成共识。这为中国对俄劳务出口奠定了坚实基础。预计中俄双方劳务合作的规模将会明显扩大。

六、关于加强中俄投资与工程劳务合作的政策建议

(一)提高中俄经济关系在地区经济合作中的战略地位

目前我国已经通过中俄双边定期对话和“上海合作组织”形式，在政治、地区安全、反恐等领域与俄罗斯之间形成了战略性合作机制，虽然其中也包括经济合作的内容，但是，目前还没有成为相互关系的最优先领域，市场作用的结果也远未达到这种的程度。考虑到未来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潜在规模和增长能力，不能排除其作为新的贸易和投资重要伙伴的可能性。立足于长期稳定的地区经济合作格局和多元化市场结构的需要，有必要提高俄罗斯作为经济合作伙伴的战略性地位，将已有机制逐步向经济领域扩展和深化，直至将经济合作提升为最优先领域。

(二)积极支持俄罗斯参与WTO以及地区多边合作机制

双边经贸关系中的许多问题，起源于很不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体系；市场与社会行为的无序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忽视国际通行商业习惯和规则所造成的。因此，对于俄罗斯所表现出的对外开放以及相应的制度完善，中国应当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积极支持俄罗斯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支持俄罗斯参加东北亚地区、中亚地区多边合作的行动，在统一规则的基础上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

(三)推动双边有关经济合作研究与交流活动的进程

中俄之间已经就加强双边经济合作问题研究达成协议，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借鉴中日韩、中国与东盟等多边合作研究机制等经验，应当将中俄双边研究项目作为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的有效方式，继续给予支持，并使其成为制度性、经常性专家咨询机制，并通过论坛等方式向社会宣传其研究成果。目前，俄罗斯在实际推进实质性研究方面有一定困难，应当通过双边协商，使其进入正常程序。

(四)重视贸易发展对投资与其他合作的先导作用

中俄经济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变化表明，双边贸易的影响和先导作用非常明显。为了促进双方的相互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经济合作，首先应当在双边贸易关系中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建议中俄之间通过政府对口职能部门或者民间协会团体等途径，加强定期性对话与交流，深入研究与探讨双边在贸易形式、通关、检验检疫、信息等方面的协调和配合问题，将消除贸易障碍、促进便利化作为双边经贸关系的切入点。

(五)切实采取和落实对双边投资与工程承包劳务合作的鼓励措施

由于中俄经济互补性的存在，双边投资与工程承包劳务合作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可能性。为此，中方应将俄罗斯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重点地区，在外汇管理、人民币跨境流通、投资项目审批、政策信息服务、政策性金融支持、银行结算体系、双方人员往来便利等方面切实制定措施，并通过与俄方加强协商和政策协调，完善相互投资和合作环境。对于一些已经制定的，如给予进行木材加工合作项目的中方企业予以贴息支持等措施，应当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从资金额度和银行操作层面给予保障。

相互范文篇4

主题词：宗教宗教宽容宗教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体制化宗教

OntheReligiousToleration

Summary:Variousreligions,religionsandsecularsocietiesshouldtolerateeachother,recognizeeachother,respecteachother,discusswitheachother,understandeachother,inordertorealizeandguaranteethereligiousfreedomandthefreedomofreligiousbelief.Forthisreasonwemustapprovethefreedomofthehumanwillandrealizeseparationofthechurchfromstateanddivisionofsecularpowers.

Keywords:religion,religioustoleration,religiousfreedom,freedomofreligiousbelief,institutionalreligion.

西方著名神学家汉斯·昆(HansKüng)创立世界三大宗教河系(threegreatreligiousriversystems)理论，他认为：“起源于闪族的(Semitic)宗教。他们都有一位先知人物(apropheticcharacter)，总是从神与人的比较(acontrast)开始，其主要特征是宗教对抗(religiousconfrontation)。这样的宗教有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起源于印度的(Indian)宗教。它们基本上都有一种神秘(mystical)色彩，倾向于联合(union)，主要特征是信仰的内在性(religiousinwardness)。这样的宗教有奥义教(Upanishads)，佛教（Buddhism）和印度教(Hinduism)等早期印度宗教。”还有“具有中国传统的宗教。它们以智慧(wisdom)为标志，主要特征是和谐(harmony)。这样的宗教有儒教和道教。”“尽管所有的宗教彼此之间都有很多的不同，却都是得救的福音(messagesofsalvation)，都要回答相似的人类基本问题(basichumanquestions)，回答爱情和悲哀、犯罪和赎罪、生和死等永恒的问题。世界及其秩序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为什么会出生又为什么一定要死？是什么决定了每个人和整个人类的命运？道德意识和伦理规范形成的基础是什么？除了对尘世的解释以外，各种宗教还都提供了类似的得救途径(wayofsalvation)：告诉人们如何摆脱苦难和罪行，教导人们在今生今世做有意义、负责任的事棗引导人们走向持久、永恒的得救，消除一切苦难、罪行和死亡。所有这些都说明，即使那些反对宗教的人也必须把宗教当作一种基本的社会现实加以严肃认真的看待；而所有的宗教都与生活的有无意义、人类的自由和奴役、民族的平等和压迫、历史和现实中的战争和和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1]数千年宗教间的对立冲突、迫害杀戮、战争流血终于令人们稍稍有所觉醒了。不同宗教以及不同教派之间，宗教团体与世俗社会之间应当相互宽容、相互容忍、相互承认、相互尊重、相互对话以及相互理解，以切切实实地实现和保障宗教自由与宗教信仰自由。那么，这种相互宽容、相互容忍等等，如何才可能得以实现呢？为此，我们得从宗教本身开始谈起。

一

宗教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这是一个典型的康德（I.Kant）式的发问。以此发问意欲逼显出人类的一个宿命，即：人尽管戡天役物，缩地长时，似无所不能，但是，人却不可能不回头面对一个永恒的“斯芬克斯之迷”（theSphinx）：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又向何处去？一句话，人究竟是否可能以及怎样可能？这就好比人一次又一次地建造起辉煌的大厦，然后又一次又一次地拆掉它，仅仅为了察看一下它的地基情况如何。[2]如果说人连他完全自身的问题都难以解答，那么，人又怎么可能不是有局限性的存在者！况且世间人之角色尽管林立种种，然而无论帝王将相、经伦饱学、贩夫走卒……最终皆不可能抗拒死亡的召唤，无一例外地会终止他在世间的业行，去到人所不知的地方。是否人的善恶美丑会随着这一去而尽悉一笔勾销，抑或是善恶终将有报，无论过去、今生以及来世？由此看来，人决非全知（或全智），否则，怎么会遗留下永恒的斯芬克斯之迷！人也决非全能，不然人那会终有一死！而且人也不是全善，他总有可能出错，甚至犯下罪恶。一句话，人只可能是有限的存在者！人对自身有限性的省知由来已久，中国古书有关“绝地天通”的记载正是典型的一例。

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事于

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惺。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

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

下，明明棐常，鳏寡无盖（害）。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德威惟畏，

德明惟明。[3]

人之为人的自觉，就在于人神相分。人自觉其为有限的、不完满的存在者，并且意欲重新确立人神联系的适宜方式。由《国语》的进一步说明，我们便知道了，中国远古时代的初民曾经生活在一种神我不分的原始混沌状态当中，其直接结果是“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祸灾荐臻，莫尽其气”；人非其人，神非其神！而“绝地天通”的目的就是要使“民神不染（杂）”，“无相侵渎”，然后，重建神人沟通的恰当管道，从而“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4]人明了自身的有限，体证与敬畏无限圆满的神祗，进而超越自身的有限，这既是人的自觉，也同时是宗教的发轫。

其他民族也有着类似的传说，象古希腊流传的“蒙双氏”人的故事。据说，这种人男女合体，双头四臂四足，其能耐近于天神，因而不把天神放在眼里，并屡屡冒犯天神。后来终被神王宙斯（Zeus）用霹雳一一劈开，复成为男女异体的凡人。于是神既削弱了人的力量，又使侍奉神的人和祭献的礼物成倍增加。[5]另外，在犹太民族的《旧约圣经·创世纪》第十一章中记载的“巴别塔”（thetowerofBabel）故事，是又一个“绝地天通”的传说。那时操着同一语言的人们要建造一座城及一座通天的塔，以扬他们的名。上帝担心人会因此无所不能而与神无别，便变乱了人们的口音，使他们言语不通，不能合作，于是造不成城与塔了。同书第三章还记载了人类始祖亚当（Adam）、夏娃（Eve）偷吃禁果，从而与神相似也能定善恶。上帝担心他们再采摘生命树果子吃，也象神一样永远活着，故而将他们逐出伊甸园（thegardenofEden），并安排基路伯（thecherubim），以及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台湾学人林安梧先生认为，中西宗教观念的分野，正存在于上述不同方式的“绝地天通”之中。中国虽区分“天人之际”却并不绝对隔绝之，它以道德实践为首出，认为道德实践是通天彻地的，能缝合天人之间的疏离。所以中国走的是“连续的路”、“天人合一之路”，是“因道以立教”。反之，西方是以断裂的方式实现“绝地天通”，于是乎它必须通过一种“道成肉身”的中介连通天人，所以是“立教以宣道”。[6]扩而言之，不仅中国甚至几乎整个东方世界都不约而同地走了与西方“道成肉身”相反的“肉身成道”[7]的路，以此实现与天的直接合一。象印度各宗普遍寻求的“梵我一如”，中国的“道通为一”、“天人合一”，释家人皆可以成佛，道教人皆可以为仙，儒家人人可为圣贤，等等，从而形成天、梵、道无处不在而尤与我人之本心、精神以及灵魂相通的“泛神论”（Pantheism）型的宗教及文化。反之，西方则普遍地尊奉“一神论”（Monotheism）型的宗教及文化。

人是一有限的存在者，远非无所不能。在茫茫的宇宙当中，人好似一棵苇草随风摇曳，随时都可能夭折，被连根拔起。不过人却是一棵会思想的苇草。[8]此是他不同于畜牲的关键。正是因此，人才能够认识自身的有限，不断地思索并向往超越自身的有限。只有当“绝地天通”的那一刻，人的抬头仰望棗此刻人觉醒了，同时也就诞生了宗教。人充分意识到自身的有限，心中布满敬畏，复又憧憬着重返无限的怀抱。西方人把这个过程描述为，上帝将“自在存在”的自由传给了理念，理念籍此脱离上帝变成现实的与经验的，也就是有限的，此就是自然。而自然的神圣本质又力求回到原初的本质、回到原形，这便形成了历史。自然的最终目的就是背离的和解，是理念与上帝的重新结合，是理念独立自主的终止！于是有了宗教，上帝正是在人类的宗教生活中显示自己、发展自己。[9]因此人类的宗教几乎与人类一样的古老、悠久。因为人注定只可能是有限的存在，却又不甘于有限，总是企图超越有限进入无限，于是宗教就将相伴人类的自始至终。[10]而人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也就首要地取决于宗教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的解答上了。[11]二

“宗教”之“宗”依《说文解字》从“宀”从“示”，“宀”谓屋也，“示”谓神也。故“宗”即指事神的宗庙或尊祖庙。而“教”有“上施下效”之义，如《易经·观卦》所言“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现代以“宗教”一词对译西文之religion，泛称对神道的信仰。而西文的religion一类词皆源自拉丁文religio。西塞罗（M.T.Cicero）认为此religio是从动词relegere（重读或寻思之义，即toreadover,tothinkoverdivinethings）演变而来。拉克雪丹（Lactantius）却认为当渊源于religare（束缚、联系，tobindtoGod）。圣奥古斯丁（StAugstine）则主张是从reeligare（再择、复得，tochooseagainGodlastbysin）来的。可见西文religion一类词整体表达的是神人间的某种联系。[12]至于宗教的本质，一言以蔽之是重新与第一根源及最终目的相连系。[13]尽管宗教对整个人类皆是古已有之，但这却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民族一开初都可能形成本民族自己的体制化的宗教。[14]这就好比所有的民族都可能有哲理思考，可是在文化与文明的开初就形成系统理论的哲学的惟有希腊、印度与中国。而形成体制化宗教的也许就只有印度民族与犹太民族。他们的宗教是原创而非后发的。同其他民族相比，他们似乎对宗教更情有独钟。几乎从一开初他们整个民族的优秀分子就都向着这方面用功，真正以宗教为主要事业，为宗教牺牲金钱甚至生命亦在所不惜。尤其是“印度民族心理特别喜爱宗教，并在宗教中获得充分表现，甚于任何其他各国。……上至君王，下至农民，多数印度人对于神学感觉兴趣，而且往往对它具有热烈的情感。很少艺术和文学作品是纯粹世俗性的，印度的文艺和美术作品虽然是悠久延绵，具有特色，但却都是千篇一律，因为他们几乎都是某种宗教方面的表现。但是宗教本身却是充实和变化多端。对于讨论和思索的喜爱在实践中创造了可观的变化，在教义和学说方面则几乎是没有止境的变化。世界上各种神学所知悉的教条，很少不是印度各色各样的教派之中的某一教派所持有的，……”[15]即使印度哲学也是完全为了宗教并寓于宗教教理、教义之中的。[16]或许正是由于整个民族几乎都向着宗教、向着超世的永恒用心，所以印度民族的现世历史感极为淡薄，古代甚至查无信史。而犹太民族干脆就以《旧约圣经》作它的信史。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两个民族是世界上宗教信仰最虔诚的民族。现存的世界三大宗教，佛教是印度直接的原创，它传入中国，不仅形成中国佛教，而且还促成了中国的作为体制化宗教的道教（Taoism）的产生。基督教（Christianity）以及伊斯兰教（Islam），尤其它们的教理、教义都或直接或间接地渊源于犹太教（Judaism）。[17]可是为什么犹太教自身却未能象佛教那样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呢？关键在于犹太教没有超越一个特定民族的局限。它的一些教义，比如惟犹太民族才是上帝独一无二的选民，它有关黄金时代的理想，无论怎样世界化，也不能与犹太人的民族希望分开，这即是犹太人高于一切！这当然不是外帮人寻求灵魂的拯救时所期待于宗教的好事。[18]再有它的某些律法，譬如行割礼等等都只是道地的犹太民族的习俗而已。而犹太教中的上层权威人士如法利赛派（Pharisees）却把谨守这些制度视作宗教精神的最高表现,以致忘记正义、怜悯和信实才是最为重要的。相反，耶稣（Jesus）之后的基督教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就在于他们突破了一个特定民族的界限！让真正诚信的人棗无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棗与上帝订立超越特定民族局限的“新的约定”，从而都可以平等地成为上帝属下的选民。耶稣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不愧为伟大的宗教家，紧紧抓住了宗教的本质方面。被同时代人看得十分重要的现世社会的、经济的改革，他很少关心。律法固然重要，应当遵守，不过这不见得就是宗教精神的最高表现。上帝对人所要求的品质是虔敬、道德和仁爱。尤其在这仁爱当中，透显着对一切人，包括对恶人的善意与宽容。当文士（thescribes）和法利赛人要依摩西（Mose）律法用石子砸死一个行淫被拿的妇人时，耶稣却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结果无人动手。耶稣便对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19]宗教是超越现世的，是宽容的，它最关心的就是人的灵魂或精神的自由与解脱。这在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Sakyamuni）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他身为刹帝利族（Ksatriya）可以承继王权作“转轮王”，不过他却主动地放弃了这世俗的权力与殊荣，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宗教，作了“**王”。并且从此再没有求取世俗权力，介入现实政治。在教义上，他也只坚持本质方面，颁定维护宗教生活最低限度的戒律，并不支持要求更为严厉的戒律的主张。他谆谆告诫弟子的是依法不依人，并授权他们在他死后修改一切次要的戒条。[20]对于强制别人信仰以及强制改变信仰在他看来都是没有意义的。他尽管也批评属邪见（不正见）的信仰，然而态度却是宽容的。当一位贵族表示从此皈依佛门，终身侍奉佛时，释迦反倒劝他不要因此中断了对另一位婆罗门（Brahmana）的继续奉养。正是因为这些，才使佛教显示了它真正的国际性质。它不能充当印度“民族”（如果可能有那样的东西）的意识形态来巩固印度帝国反对非印度人。它只能为一个国际性的帝国服务，促进团结而不是分裂全人类。[21]

因此，宽容与容忍才是真信仰，才是宗教自由以及信仰自由的前提。而要切实地做到宽容，就必须彻底超越与超脱对现世利益与权力的争夺。那些在宗教上不宽容、损害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的人，实际上往往并非为了维护宗教，而是在其背后总是隐藏着世俗利益及权力的纠缠。耶稣之所以被他的同胞要求处死，主要是因为法利赛人恐惧他们的既得权威被取而代之。耶稣的宽容反遭最不宽容的处置。佛教也因为它的宽容和主张非暴力而无力回应十世纪到十三世纪极端的伊斯兰教徒的残暴，被扫除了印度。极端的伊斯兰教决不容忍异教，是因为他们从未摆脱这样一个观念，即，任何其他形式的宗教都是对全能上帝的侮辱。不信教的人，可能时应该强迫他们信教，如果不可能时，则只能容许他们在较低的地位中生存。[22]他们在印度以摧毁偶像崇拜为由，大肆地劫掠、焚毁寺庙，残杀僧人，终使释迦的僧伽制度在印度消失。不幸的是，在人类历史上，宗教方面的不宽容、不容忍、残暴迫害的行为却是数不胜数。苏格拉底（Socrate）被控另立新神遭处死。因为“异端邪说”，斯宾诺莎（Spinoza）被革除犹太教教门，布鲁诺（Bruno）遭天主教宗教法庭烧死，伽利略（Galilei）被判终身监禁。基督教十一至十三世纪的“十字军”（Crusades）东征的烧杀抢掠。十四世纪宗教改革，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相互仇视、迫害以及战争与屠杀。还有，多少个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对犹太教徒的迫害。宗教迫害在中国也并不陌生，历史上最著名的“三武一宗法难”。[23]近代“太平天国”大规模地劫掠、焚毁寺院、寺庙，残杀僧人道士。民国在打倒迷信，庙产兴学的反宗教声中，儒释道三教受尽摧残与压迫。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十年浩劫”，扫除四旧，在整个大陆范围内破坏祠堂，砸烂寺庙，捣毁神像，批斗殴打僧人道士及所有神职人员，强令谢职还俗，……此次“法难”乃空前绝后，至今大陆各宗各派尚未恢复元气。

为什么宗教本身主张仁慈、宽容，却往往不见容于世人，甚至宗教各宗各派之间也常常不能相互容忍？对这个问题的不断思索、探寻、解答，并在实际当中不断地推动问题的解决，便构成了人类争取宗教宽容、宗教自由以及信仰自由的历史。

三

人类的体制化宗教至少已存在数千年的历史，可是人类切实地思索与辨清宗教的超越权威同世俗的政治权威的界限，并进而逐渐地实现与此相应的“政教分离”，才只是近二、三百年的事。

基督教最初的产生是从犹太教分离出来，并同希腊的精神遗产汇合的结果。（古希腊神庙祭师一般是独立于世俗城邦政治权威之外的。）初时屡遭罗马统治者的迫害，后来终于被承认，甚至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公元392年）。此为基督教的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同时也因此埋下了隐患，并完全模糊了两种权威的界限。圣奥古斯丁对此想要重新澄清，故论说“天上之城”（即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即世俗国家）各自不同的起源及功用。因为后者最终应该以前者为目标，所以前者高于后者。[24]其实这在本质上是完全符合耶稣的“凯撒的物当归凯撒；上帝的物当归上帝”的精神的。[25]所谓“高于”也就是超越之意，并且“天上之城”也不完全等同于人间的教会，后者最好也不过是前者在地上的一个摹本。可是后世的人却径直地将“摹本”当作了“真身”，不但谋求教权独立于王权，而且还要现世实际地凌驾于王权之上。于是整个中世纪，尤其是它的后期都伴随有教权与王权间激烈的冲突和争斗。在一个“基督教国家”或“伊斯兰教国家”，臣民必须信奉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就象他必须服从国家法律一样。否则，他或者只有离去，或者留下作“贱民”。（后者还得视统治者及其他臣民能否容忍。）生活在欧洲的中世纪就是这种情形。甚至近代宗教改革之后，依然规定“在谁的领地，信奉谁的宗教”（cuiusregio,eiusreligio.）宗教信仰自由，哪怕是容忍的问题，依旧没有考虑。[26]不过，教权与王权的纷争，新教与旧教的对立却促使人们、尤其是纷争对立的双方或多方的思想家、理论家去不断地思索与探求这两种权威的界限及其正当的联系，思索宗教宽容、宗教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等等问题。直至人们的思想成熟到提出并坚持对天赋自由权利的要求，爆发为争取自由权利的革命，建立宪政体制，确定“政教分离”原则，也就是说，世俗权威的问题通过世俗权力的分立，也即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及其相互制衡的方式来加以解决。[27]一般说，宗教权威并不直接参与其中，宗教权威不应当具有代行世俗权力的权利。事实上，宗教代表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理想、一种坚持正义的坚定主张、一种尽可能以自身的善行去抵消现实社会中人的悲痛的努力。因此宗教的任何攫取与凌驾世俗权力的企图及实践，无论成功与失败皆与宗教的事业有害无益。反之，世俗政府也不应该具有决定、支配以及干预宗教的权力，尤其不可以决定公民的宗教信仰。因此，世俗权威在宗教及其信仰的问题上应当严格恪守中立的立场。也就是说，世俗政府只可以拥有有限而决非无限的权力，它只有权确立全民都可以接受的、有限的一些普遍原则，象天赋自由权利原则，政教分离原则，政治权力分立及其相互制衡原则，等等。否则，宗教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思想与言论自由将不复存在。现今这一类观念已日益成为人们的普通常识，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忘记人类为了认识并最终实现它们所经历的数千年的曲折与艰难，我们千万要懂得珍惜它们啊！中国的情况与西方，以及与印度都有所不同。传统上印度是由最高种姓婆罗门掌管宗教事务，世俗的事务则一般由第二种姓刹帝利负责。加之，在印度，政治对于有文化的阶级很奇怪地没有吸引力，大部分精力和天才都给予了宗教，因此创立了许多宗教社团，它们不象欧洲教派那样界限分明，或者彼此仇视，而是非常有容忍性。和宗教所引起的一般兴趣有联系的是它的强烈的沉思性质。[28]所以，印度的宗教权威普遍地独立于世俗权威以外，甚至往往还高于世俗权威。中华民族至少在“绝地天通”之后，其宗教生活及宗教权威就基本上依附于世俗权威，从未有过真正的独立。[29]即使到东汉末年建立起体制化宗教（中国道教以及后来的中国佛教），也仍然是“不依国王，法事不立”。[30]因此，中国的宗教要么向帝王讨好献媚，以期得到皇帝与朝廷的允准，或者可能的话再获得一些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特权；要么就截然与皇朝对立，或亲自组织、或参与、或支持民众起义以推翻世俗的统治者，建立新的皇朝。尤其是中国早期道教的历史简直就可以说是一部民众反抗王朝的起义史。[31]事实上无论帝王皇族，还是庶民百姓都只是把宗教当作可资利用的工具，极少有真实地关注信仰者，至于虔诚的信仰就更为少见。这样便使得先天就贫乏于虔诚信仰的汉民族更是雪上加霜。再者，即使争得了帝王皇朝的青睐，其结局也并不美妙。他们往往是利用皇权以行消灭宗教异己之实，譬如南北朝北魏道士崔浩怂恿太武帝灭佛，制造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法难”。或者正应了民间的说法，“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本为出世的宗教亦被封官晋爵，进而干预朝政，不仅败坏朝纲，而且还更败坏了宗教自身。譬如唐武后朝及其之后的佛教。[32]认真说来，也多半只有来自印度的佛教还常常能表现出一些属于真正的宗教精神的风范，象“沙门不敬王者”就是僧人率先道出，破天荒般地表达了宗教当遗世独立，不屈就任何世俗权威的超越精神。鸠摩罗什（Kumarajiva）的在华弟子道恒、道标坚拒姚秦帝王的多次还俗为官之请，遁居山中，还有慧远不出虎溪，僧朗幽居金谷，玄奘坚守所志，虚云临危不惧，等等。[33]

中国的问题主要还是在于皇朝绝对专制的传统，世间的一切，包括出世间的宗教全都得隶属依附于皇朝，而成为帝王维系皇朝统治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宗教根本就谈不上真正独立自主的发展。除此之外，中国的宗教自身也一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儒教(Confucianism)虽也称“教”，但实在算不得一门正宗的体制化宗教。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绝大部分时期，它都（尽管往往是以变异的形态）承担作了皇朝专制政治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佛道二教共同的问题是在同世间社会的联系方面，因为它们二教的发展一般是以寺庙、道观以及僧人、道士的数量增长的绝对数字作衡量的。而这尤其在传统社会恰恰也同时意味着国家社会的农业劳力、徭役、兵员以及税收的减少与降低。特别是在整体国力衰落疲弱的时期，还可能会给国计民生带来危机。这也就构成了历史上的一些君王（他们也许可能正是所谓有为之君，象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等）毁佛灭道的一个重要原因。[34]甚至直到近现代这种矛盾与冲突还依然存在，只不过其表现形式稍有不同罢了，譬如上世纪民国初年的“庙产兴学”运动。再者，中国佛道二教与其信众的联系，同西方基督教和印度的宗教相比，都显得过于疏离。民国期间，太虚法师立志革除佛教的上述弊端，改革僧伽制度，建立一种现代新型的人间佛教。他改革的重心就在于，“一、对僧团人数力求减少，重质不重量，除伪显真。二、偏重信众，以建设一菩萨学处，以广摄社会青年归依三宝。三、以人成即佛成之人生佛教为终极”。[35]当时的一些佛教寺庙还力所能及地尝试着以自己的财力物力兴办一些慈善救济事业和基础教育，譬如佛家幼稚园、小学、中学等等。佛教的改革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阻力，一是代表政府的一些人，依仗所谓“现代进步文明”，极其浅薄轻率地处置宗教。站在这些无知官员的背后更有广大麻木愚痴的民众，他们只需要菩萨保佑平安发财，往往只是在遭灾受难，处境不顺时才想得起庙子，他们几乎完全不知还有虔诚信仰这一说。于是这又反过来使得官员处置宗教愈加有恃无恐，譬如佛教界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创办的慈善事业，政府就可以只以一纸文书便轻易地化为己有。另一方面，佛教僧团内部那些倾向依照久例的保守僧人亦反对佛教的改革，甚至还因此一度酿成佛教内部的分裂。尽管如此，佛教的改革还是在多数的僧人以及广大热心的居士、信众的支持与推动下，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尤其是在僧教育（当时先后办了许多的佛学院、刻经处等等。）以及向信众宣说佛教教义等方面（譬如常惺法师在北平各处的讲演深受青年的欢迎，影响至为深广。）成就更为突出。只可惜政局的巨变致使改革夭折。时过半个多世纪再来看大难不死的佛教，太虚当年立志改变与根除的那些弊病，几乎无一遗漏地存在着，并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譬如今日寺庙居然也有了县团级、地师级等等头衔，足见官本位社会的侵蚀真可谓无孔不入，连本身不在三界之中的宗教也不能幸免。

四“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由于信仰以及宗教信仰纯系个人事务，是基于个体的“良心自由”（freedomofconscience）或“意志自由”(freedomofwill)，因此，它容不得外来的干涉。而且仅就信仰本身而言，任何外来的干涉对它都是无效的。那末我们除了在信仰问题上保持宽容，又还能做什么呢？所以，宗教信仰自由乃至宗教自由的前提就是宗教宽容。首先在国家政府那里，宗教宽容就体现为政府及其官员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保持中立。国家政府不得确立所谓“国教”，象过去西方罗马帝国以及我们的一些封建皇朝之所为。因为一旦确立“国教”，也就意味着国家政府已经在歧视、压制，并且有权迫害甚至取消其它的非国教宗教了。于是宗教自由将不复存在。宗教信仰也已不再是个人的事务，而成为国家的事务了。个人非但不能选择非国教宗教，而且还无权不信仰“国教”，否则就会受到歧视甚至迫害。如此一来，个人还有宗教信仰自由可言吗？这并不是说政府不该就宗教事务立法，而是说政府的立法只应当是为了保障宗教自由、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是对任何违反及迫坏宗教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的限制，无论这种行为是来自个人、还是任何社会团体（包括宗教团体）、甚至国家政府本身。因此，任何国家确立“国教”，都是非法行为。在涉及到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方面，譬如对宗教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僧团的内部管理等等，以及外部事务方面，譬如宗教团体间的关系、宗教团体与民众、以及其它社会团体间的关系，尤其是宗教团体与国家政府的关系，政府肯定会有自己的看法与立场，可是，这一点都不意味着政府有权将它的看法与立场强加给宗教团体。政府只可以把它的看法及建议提供给宗教团体，通过双方或多方平等民主协商，最终达成一个包括政府在内的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妥协方案。至于纯粹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政府则不宜以任何形式加以干预。象过去由朝廷派员主持僧人的度牒考试就应当完全让僧团自己不受任何干预地自行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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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价值链分析作为一种帮助企业进行战略分析的方法已成为取得竞争优势的有效方法。本文主要从行业角度对价值链管理的应用进行分析，提出了相互信任战略和交互式战略在企业中的应用策略。

一、引言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为保持自己的竞争地位，越来越重视采用西方的先进管理技术，战略成本管理则是当代成本管理的新趋势。战略成本管理是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形成的成本管理新思想和新方法。许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美国管理会计教授桑克提出的桑克模式是最理想的。这一模式建立在哈佛大学商学院迈克尔·波特教授的《竞争优势》的精神上，采用了战略价值链分析、战略定位分析和战略成本动因分析三种分析工具，为企业的成本管理提供了战略透视。

二、价值链及行业价值链管理

（一）价值链与行业价值链分析

1985年，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其所著的《竞争优势》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价值链的概念，指出它是对增加一个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实用性或价值的一系列作业活动的描述，主要包括企业内部价值链、竞争对手价值链和行业价值链三部分。

行业价值链分析是指企业应从行业角度，从战略的高度看待自己与供应商和经销商的关系，寻求利用行业价值链来降低成本的方法。

（二）行业价值链管理的必要性

依据传统的成本管理方法，在采购阶段，大部分企业采用的是经济批量法、货比三家以及供应商竞标等方法。企业与经销商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是如此。两者都集中心力于怎样让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它们的合作关系仅靠合同来维持。如此一来，强大的公司就自然能让弱小的公司让步，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一旦市场关系转变，弱小公司逐渐强大起来，就会反过来逼合作者让利，这一现象在零售行业表现得十分明显。随着沃尔玛、家乐福等超级市场的迅速壮大，制造商开始激烈争夺货架，于是各种货架费、堆头费开始出现，并且零售商还可能强迫制造商参与其促销计划。

目前，这种现象还是十分普遍的，尤其在我们国家。企业现在主要还是把降低成本的观念放在企业内部价值链上，采用标准成本控制法来降低生产成本。只有少数企业如邯郸钢铁公司真正重视行业价值链管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张继焦在《价值链管理》一书中提出了流程重组以及ERP的重要性和应用，但是它只强调了企业内部的核心竞争力，没有涉及行业价值链方面。这给当时的中国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利润，但是，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内部成本降低的空间已经较少，企业之间的成本才是应该着重管理、使之降低的部分，而与此同时，有着密切联系的供应商或经销商也会提供相应的建议来帮助企业降低内部成本。下面笔者将以典型的生产制造企业为例，对当今行业价值链管理的应用进行阐述。

三、行业价值链管理的应用

（一）行业价值链管理的前提——观念的转变

对于生产制造企业来说，供应商提供材料和劳务的价格决定了企业的采购成本，经销商的采购价决定了企业的售价。传统的观念就是尽量降低采购成本，提高售价，以达到自己利润的最大化。以这种观念来管理生产必然导致“零和交易”，新时期、新环境下需要的新观念如下：

与供应商的交往不是要追求进价最低，增加自己的利润，而是要追求更短的生产周期、更强的市场应变能力、更高的产品质量和更高的存货周转率。

企业不是要向经销商出售更多的商品，而是应寻找方式，增加通过经销商出售给顾客的商品数量并使两家公司的利润最大化。

（二）相互信任战略的应用

行业价值链管理有不少方法和手段，笔者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相互信任。

信任不仅是指某家公司诚实、可靠，而且要求企业双方互相关心对方利益，任何一方采取某项行动之前首先考虑自己的行动是否会给对方造成损失。有了信任企业之间才可以实现为对方考虑，追求共同利益最大化，也才能形成密切的合作关系。但是，要做到相互信任并不容易，尤其是以前争锋相对的合作者。以下有几条措施可供参考：

1.建立信任必须由双方企业高层领导干预，带头实施，光靠一方采购员与另一方销售人员是不够的。

2.建立信任必须得增强全体员工的意识，尤其是高层领导、销售部门和采购部门的意识。

3.建立信任需要企业公平地对待每一位供应商和每一位经销商，这不仅是说利润、财务上的公平，还包括对待另一方的态度，而且后者比前者要重要得多。只有双方处在平等的位置上，才有信任、公平可言。

4.建立信任意味着企业在作决定时应该考虑合作者的利益，对合作者不利的事不能做。

美国生产建筑和采矿设备的卡特彼勒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行业不景气时受到了能源、竞争对手、汇率的众多冲击，但他们决定承担大部分的压力。这样做的代价是惨重的，在1982年至1984年连续三年的时间里，卡特彼勒几乎每天亏损100万美元，总共亏损9.53亿美元。但是，当行业复苏时，卡特利勒公司获得了墨西哥的绝大部分业务，因为其竞争对手的经销商许多都破产了。他们的理念便是：在经营状况好时，我们不会为短期利益而绕过经销商；在经营状况差时，我们也不会为避免损失而做有损于经销商的事情。

5.建立信任还意味着企业要加大与合作者共同资产的投资，积极为合作者考虑，帮助合作者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在合作者处于困境的时候，出手相助。

（三）交互式战略的应用

建立信任之后，接下来还需考虑价值群下的新战略——交互式战略。在今天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战略不能再像传统工业模式那样，只是价值链中一系列固定活动的安排了，成功属于那些能调动整个价值群（包括供应商、经销商、合作伙伴以及顾客），重新安排他们的角色及相互间关系，并动员这个新的联合体去创造价值的公司。

自动取款机的出现及广泛应用完全可以证实交互式战略的重要性，在自动取款机出现之前，人们都得到银行排队取款，而且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在它刚推出时，有不少人提出疑问，顾客会愿意学习并采纳这种新的取款方式吗？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现在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地取款。这便是重新安排取款业务给顾客提供价值的表现，它让顾客知道自己也可以创造并实现价值。那么企业何不重新设计价值链并让所有角色都加入进来呢？

从图1、图2中可以看出，交互式战略注重了各个价值群体中的互动，它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管理：顾客、供应商和经销商。

1.现代社会产品及服务要求个性，大量生产不一定能满足顾客的需要。宜家公司是一家家庭装饰用品零售企业，非常注重发展自己与顾客、供应商之间共同创造价值的关系，它不把向顾客提供产品和服务视为一种简单的交易，而是视为一种崭新的劳动分工，即将一些原来由加工者和零售商所做的工作交给顾客去做，公司则专心致志地向顾客提供价格低廉而质量优良的产品。

共同创造价值的理念对所有企业都适用。例如：对于某些富人娱乐设施完全可以由他们提出关于颜色、造型、材质等方面的要求，然后由制造商们根据要求生产出来。这种定制产品虽然价格高一些，但是富人会愿意承担额外的费用。现在不少公司采用的柔性制造系统已经为这种定制生产提供了技术、财务上的支持。具体措施如下：

（1）成立一个专门小组，研究企业哪些产品和服务可以由顾客自己来完成或由企业与顾客共同完成。

（2）通过各种渠道如：市场调查、询问经销商等了解顾客的需求，还可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建立一个网络社区，吸引顾客通过网络与企业直接联系。要了解的方面不仅包括顾客想要什么样的产品，还应包括顾客可以接受的自我价值创造方式等。

（3）对专门小组提出的各提案结合顾客可接受的自我价值创造方式进行分析评价，确定可行方案。

（4）积极贯彻此方案，及时评估反馈，以便更好地进行管理。

2.企业在产品设计阶段即可邀请供应商参与进来，因为材料的供应是要供应商生产的，他们知道可以从哪些方面节约成本，提高性能。并且一旦他们参与了设计过程，在生产材料或零部件时，就免去了与制造商的协商过程，同时也避免了生产出材料或零部件不符合制造商要求而互相推卸责任的问题。进一步说，这样可以加快产品生产周期，使两方存货成本最小化。具体措施如下：

（1）多角度、多方面对供应商进行评价，精简供应商队伍，与供应商建立长期、超越合同伙伴的关系。

（2）产品设计前选定供应商，让供应商参与企业产品、零部件的设计，采用目标成本法制定各零部件可接受成本，尽量让供应商接受此价格，注意此价格需考虑供应商的利益，做到公平交易。

（3）与供应商互通信息，尽量使双方的生产经营同步，提高存货周转率。

（4）与供应商协商如何更快地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鼓励供应商及时做出反馈，制定具体措施对那些能给企业带来效益的供应商给予奖励。

（5）合作是双方面的，制造商也要在各方面考虑供应商的利益，包括帮助供应商改善经营业绩等等。其实，企业在帮助供应商的同时也是在帮助自己，因为供应商管理水平的高低、业绩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企业的采购价格。

3.经销商的参与同样十分重要，因为经销商直接与顾客接触，比较了解顾客的需求，因此企业在设计产品、决定产品生产数量时应考虑经销商的意见。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可以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品，而且能够增强经销商对制造商产品的信心，他们会不自觉地向顾客推荐此种产品；另一方面，可以及时地了解产品准确的销售信息以及经销商的库存。而了解经销商的库存情况非常重要，经销商可以因此减少投入的存货成本，企业也可以及时调整生产数量及发货数量，将适合的产品送到需要它们的顾客手中。具体措施如下：

（1）适当减少经销商数量，与经销商建立长期、密切的关系。

（2）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采用电子数据交换连接系统，随时跟踪各地经销商处的产品销售及存货情况，及时补充和调整各地产品的种类和数量。

（3）采用沃尔玛的“每日低价”策略，这意味着经销商可以每日以较低价格购进企业产品，这虽然会丧失一些利润，但是比起一些对经销商的促销策略来说，这样做可以更加准确地预测市场需求，不致于无法把握生产量，造成更多的损失。

（4）投资于双方共有设备，如前面提到的电子数据交换系统，向经销商提供各种可能的建议和帮助。

（5）及时从经销商处了解客户反馈，进行市场预测、准备生产新产品前或制定生产计划时邀请经销商一起讨论，充分发挥其与顾客打交道的优势。

前已提到，经销商与顾客直接接触，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价值联系，而供应商与顾客之间通过制造商和经销商连接，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潜在的价值联系。总的来说，企业应该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为实现整个价值群的“共赢”，不断优化、改善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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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还不能忘记这样一个真实的小故事：一位瞎子和一位跛子因不能顺利去食堂打饭而苦恼。后来瞎子灵机一动：“老兄，我背你，你给我引路，咱们一道去打饭，好吗？”跛子欣然应允。于是两个残缺的人合为一个完整的人，成功地吃到了饭。

从这个故事中，我深深地感悟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是何等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瞎子”或“跛子”，如果我们能够“相互支撑”，我们就可以干成许多本来干不成的事。享受到更多的成功的欢乐。因而接受帮助和帮助别人，确实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一个不肯助人的人，他必然会在有生之年遭遇到大困难，并且大大伤害到其他人。”一位哲人如是说。是的，人是不可能脱离周围这个世界的。你的衣食住行，你的工作娱乐，无不与别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的一言一行，你的一举一动，无不对别人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人与人“相互支撑”是社会生活的法则，从而学会助人，乐于助人。如果你撑一把伞给我，我撑一把伞给你，我们就能共同撑起一个完整而和谐的世界。

帮助别人，从本质上看是一种付出和奉献，但从效果上看，你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获得了人格的提升。况且，有些人因为帮助别人，甚至还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

香港“景泰蓝大王”陈玉书先生曾言及他创业初期在一公园漫步时，偶尔碰见一女士和她的孩子在玩荡秋千。由于此女士身单力薄，玩得十分吃力。于是陈先生主动上前帮忙，使她们玩得很开心。临走时此女士留给陈先生一张名片，说以后若需帮忙可以找她。原来此女士竟是某国大使夫人。后来陈先生通过此女士弄到了一张一批运往香港的货物的签发证，从中赚了一大笔钱，由此成为他事业的一个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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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乐与文学的区别及联系分析

首先，从音乐的基本定义来说，音乐强调的是“动态”两字。它将音乐力度、节奏、音色、音调等要素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超越语言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文学作品相比，音乐以一种更加虚拟化的方式来展现整个文学内容，在为人们营造更多想象空间的同时将丰富的文学情感传递至人们的内心深处。音乐不仅满足了人们对于艺术的追求，同时也丰富着人们的情感世界。简单来说，音乐就是一种以文学为基础又高于文学的艺术表现形式。其次，从文学的基本定义来说，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来表现整个艺术作品的。它具有比较直观的思维定势，能够以单一的文本形式来反应整个现实社会的自然发展状态。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它与人们的基本概念储备是一致的，文学作品的阅读是人们无需特殊储备的惯有性活动。简单来说，文学能够以语言将艺术这种抽象的文化方式具体化，进而带给我们更加直观的艺术感受。虽然，文学与音乐存在着根本上的不同，但是它们在艺术表现载体、存在形态以及产生方式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的联系，这也正是文学与音乐作为两种独立艺术表现形式能够共同为歌剧这种特殊艺术形式服务的最根本原因。笔者现就音乐与文学的联系做详细地分析与说明。

1音乐与文学皆以声音为其物质载体音乐中的乐音与噪音皆是通过专业人员的加工与再创造而成的，它成为了音乐艺术中的最基本物质材料。音乐中的声音能够在音乐欣赏受众中引起相对的情感共鸣，并在长短性音色、高低性音色以及强弱性音色的衬托下将音乐作品需要传达的内容突显出来。文学作品中的文字语言同样是以声音为载体进行创造的。无论是文学作品创造者还是阅读者，他们都将声音作为了语言感觉的必备条件。

2音乐与文学皆以时间为其物质形态音乐作为一种文化艺术表现形式，其最大的特点在于人们能够通过音乐意识到“时间存在”。音乐从演奏之初直至演奏终结的全过程都是以时间表现出来的。这与作家创造文学作品的全过程是基本一致的。与此同时，音乐与文学的发展也深刻地体现了时间作为特殊物质形态的不可逆性，时间赋予了音乐与文学历史感，这也是音乐与文学作为艺术文化作品的最基本原因。

3音乐与文学皆为艺术创造与加工的二次产物音乐作为人为设定的非自然音响，从其创作之初就呈现出了一定的加工性与再造性。音乐作品的创造与每一次演奏都是艺术的再加工，这种加工能使音乐作品作为一个整体走向成熟，这对于文学作品来说也同样如此。高质量的文学作品能够使人们在阅读过程中发挥充分的想象力，在自己的思维意识中刻画人们的鲜明形象，这一过程也正是文学作品完成二次创作与加工的过程。

二文学作品中的音乐因素分析

文字作为文学艺术的最有效载体能够在意义未被全面理解的情况下直接进入到音乐结构内部，发挥其文学艺术功能。作曲者能够以这种特征为依据将文字塑造为抒情与叙事这两种基本表现类型。而这种抒情文字与叙事文字又在歌曲中的咏叹调表演形式与宣叙调表现形式中得到了直观的说明。一般来说，当歌剧中的文字叙述节奏比较缓慢，语气比较平缓时，歌剧音乐在选取上应当以单音单调为主，而当歌剧中文字叙述节奏比较快，语气语调复杂多变时，歌剧音乐在选取上则应当以高潮迭起的复式音调为主，以营造紧张的歌剧氛围。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音乐家佩里在《优丽获茜》当中创新了歌剧的一种表演方式，他将人自然而然的说话声音加以处理，用一种旋律性的朗诵乐调方式将歌剧文字中的各种情感表达出来，赋予了文字以音乐的意义。文字中所企图表达的各种情感在音乐的作用下更加全面地展示在了歌剧欣赏受众的面前，这即为文学中的音乐。早期的歌剧在文学体裁的选取上多倾向于中心思想明确、节奏张弛有度以及社会认同度比较高的文学作品。因而，前期的歌剧文学载体多以莎士比亚的悲喜剧或是歌德的诗歌作品为主。这些文学作品在与音乐相结合的过程中赋予了音乐以新的生命。总之，文学作品在纳入音乐范畴之后，其原本的单一式语言材料也开始向着音乐要素转变。文字歌词与音乐乐曲的结合，使得这部分文字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更多的倾向于音乐乐曲的一大核心组成部分。这一转变使得文学作品，乃至文字的中心职能也发生着相应的转变。歌剧中的文字不再是单纯的文学艺术作品，更多的作为了一种音乐形象存在，展现着音乐的感染力与号召力，成为了整个音乐体系中的一部分。

三歌剧音乐中的文学因素分析

从世界社会发展进程角度来看，各个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民的思想思维等时代特殊内容都能够从那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反映出来。可以说，文学作品肩负起了传承与延续时代精神的重要任务。我们在阅读各个时期优秀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不仅能够对那一时期的社会风貌与人民生活有深刻的了解，同时还能够使我们反过来思考自我所在的现实社会，在感悟文学作品主人公人生经历的同时对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进行探索与思考，这也正是文学作品赋予我们的最大艺术文化价值。对音乐家而言，这些文学作品在触动他们心弦的同时也加深了他们创作音乐作品的渴望，只有感悟到了文学作品所传递的真正内涵，音乐作品的创造才会更加真实与激情。换句话来说，文学作品是歌剧创作中的动力与源泉，这种动力与源泉不仅是题材上的提供，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方面的推动。

法国早期歌剧创作家吕利的作品，将歌剧与那部分具有强烈思想精神感召的文学作品融合在了一起。吕利所创造的歌剧作品中大量的选用了历史与神话故事相结合的文学作品，是顺应时展的产物。其早期歌剧作品大多以理智思维为中心，从正面或反面刻画了理智思维在人一生中的重要意义，并将其上升到社会发展角度，对社会法治的建设提出了自己的需求。吕利后期的歌剧作品又受到了著名戏剧家莫里哀的影响，将芭蕾舞这种全新的舞蹈题材融入了歌剧艺术表演当中。音乐、文学以及舞蹈的融合使得吕利的歌剧作品带有强烈的戏剧冲突与浓厚的感情色彩，是歌剧艺术发展当中的瑰宝。日本著名文学家小仲马的文学作品———《茶花女》以巴黎上流社会为背景，营造了一个身处风尘却感情真挚的妓女形象。茶花女虽然为上流社会所不容，却愿意帮助社会底层受苦的人民。她对于善良美好人性的追求与渴望与巴黎上流社会泯灭的人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故事情节本身就赋予了整个文学作品层次鲜明、情节紧凑的戏剧冲突，为其歌剧形式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茶花女》在巴黎出版发行以来获得了较为强烈的反响与认同，同时也受到了意大利著名音乐家威尔第的关注。威尔第与好友皮阿威联手将这一部动人的爱情小说搬上了歌剧的舞台。整出歌剧在音乐上以细微心理变化的描写为主，感人至深的歌词配上优美动听的音乐再加上歌剧艺术表演者的演出，将茶花女悲情动人的形象真实的呈现在歌剧欣赏受众面前。它以节奏紧凑、层次分明的曲风曲调着重刻画了茶花女以及社会底层劳动人民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反映出了文学创造背景下资产阶级对于底层市民的压迫以及压榨。歌剧的最后，哀怨悠扬的小提琴伴随着茶花女生命的终结带给了歌剧欣赏受众特殊的心灵震撼。《茶花女》成为了世界歌剧史上一部具有深刻时代意义的作品，其歌剧作品在大获好评的同时也赋予了其本来文学艺术作品一次崭新的生命。中国著名歌剧作品———《白毛女》将女主人公喜儿与封建社会阴暗层面之间的强烈冲突、冷酷无情的阶级斗争以及严峻险恶社会现实对于女主人公喜儿的双重压迫将喜儿由一个生动鲜明的少女形象变为了整个封建社会黑暗权利角逐之下的牺牲品。在喜儿一角的整个艺术生命当中，她由不经世事的且天真无邪的少女形象经过生父惨死、地主凌辱、为父报仇等行为活动使她成为了封建社会中的傀儡，但当她了却心愿，终于迎来日出的时候，喜儿又成为了一个鲜活的人。喜儿大起大落的命运以及喜儿内心丰富且复杂的情感在赋予文学作品生命的同时，也能够通过层次鲜明音乐曲调的衬托，以歌剧的形式为欣赏受众带来一次全新的艺术生命。

四音乐与文学在歌剧中的地位分析

有关音乐与文学在歌剧中的地位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相关人员研究与探索的重点。总之，在歌剧形成发展历史当中，音乐与文学作为歌剧的两大构成要素，其在歌剧中所处的地位也在不断的变化。可能某一阶段音乐是整个歌剧的中心，可能某一阶段这种中心又被文学所替代的。笔者认为，在歌剧艺术作品当中，艺术家需要按照自己歌剧作品的创造需求来灵活调整音乐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当歌剧需要突显强烈感情色彩的时候，文学就应当占据主导地位，以其直观的感情倾向将歌剧作品需要表达的情节内容呈现在歌剧欣赏受众当中；而当强烈情感需要宣泄或歌剧人物内心情感活动频繁的时候，音乐则占据主导地位，以抽象的情感表现为欣赏者预留足够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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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精髓，它以天人合一为核心内容，是一个理论体系，更是一种辩证思维方式。“和”，原意为声音相应，后演化为和谐、和睦、和善等；“合”，原义为上下嘴唇合拢，后来演化为融合、结合、合作等；而“和合”放在一起，则强调事物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冲突以及相互融合。“和合”思想在东方管理学中占据着中心地位。

一、“六位成章”和“刚柔立本”

在东方哲学中，“和”是宇宙最高的准则。《中庸》云：“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相反相成，相合相生，和合孕育着对立统一、变化发展。《道德经》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具体到管理思想，中国的东方管理学家认为阴阳和合的管理原则有两条：“六位成章”和“刚柔立本”。

“六位成章”原意是指《周易》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是由六爻所组成的稳定结构，每一爻都是这个结构的一个层次，在一卦里每一爻都因其性质和位置空间不同，表现出彼此相互联系的关系。也就是说其中一个因素的变化，会引起整体结构的变化。“六位成章”告诉我们，任何管理系统都是一个稳定的系统，管理就是要使这个系统保持稳定和谐。企业是由多个职能部门组成，为了企业的稳定和谐发展，必须理顺部门之间的关系。“六位成章”的哲理与现代管理思想是相通的。

“刚柔立本”，“刚柔，即阴阳。论其气，即谓之阴阳；论其体，即谓之刚柔也”。所谓“立本”，“言刚柔之象，在立其卦之根本者也。”每卦的根本是阴阳的变化和相互配置，阴柔阳刚。阳刚代表刚健猛烈，积极的东西。阴柔代表柔弱温和，消极的东西。阴阳二性的调和，构成大千世界稳定协调的状态。在整体的关系上上级为刚，下级为柔，上、下级阴阳调和，协调配合。在管理模式上，制度代表刚，软性的文化代表柔，刚柔相济。

二、“和而不同”

在管理策略上，和合思想的应用之一是“和而不同”。《国语•郑语》说：“以他平他谓之和”。不同观点的相互补充称为和，而简单的附和则是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包括了“他”与“他”即包含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多样性的统一。和是新事物生成的规律，而仅仅是表面的同，并不能生成新事物。孔子进而把这一思想发展为中庸之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管理上，孔子强调“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和而不同”的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条基本准则。这条原则不仅仅能用到个人的人际关系处理，而且可用来处理企业内部人际冲突，也可以用来构建企业文化。在企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都有自己对业务的独特想法，如何把每位员工聚集到组织目标上来，就是企业文化要做的事情。诚然，每个企业的文化都各具个性，都是企业长期经营累积的结果。但任何强企业文化必定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能营造一个共同的组织价值体系，以实现“和而不同”。

三、竞合共赢

在管理策略上，和合思想的另一个表现是竞合共赢。孔子极力崇尚“和”，将“无讼”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但要实现这种理想，就必须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解决分歧，用“人和”取代无休无止的诉讼。“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和”所倡导的是化解人际间的矛盾，铲除隔阂；使人与人之间保持在一个和谐的状态，以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管理者应当把“和”的思想纳入到日常工作当中去，以创造公司和谐的人际关系，表现出平和、宽容、顺从、团结、依赖等特征，使大家相互尊重、相互依赖，而不要过于突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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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品经济大发展的今天，各种类型的企业和各种所有制的产业，都要竭尽全力开拓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经济交往迅速增加，从而带动了大批人口的流动，城乡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各省市之间、甚至国际间都有数量庞大的人口流动。这样，人们相互间介绍、引荐的情况就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初次相识的机会就增加了。所以，有关人们相互间介绍和被介绍的礼仪知识就大有用处了，人们的初次相识也需要一些常识性的礼仪知识，下面就讲述一些最常用和最一般的礼仪要求。

第一，态度上要主动、积极，还要善于抓住时机，见机行事。就是说，如果要想认识某人，或把某人介绍给谁，就要根据不同的地点、场合、时间等具体情况，选择良机，热情、积极、主动地促使他们接近和接触，以便及时相识或介绍。

第二，从次序上来说，一般情况下是把年龄小的介绍给年龄大的，把地位低的介绍给地位高的，把小辈介绍给长辈，把男人介绍给女人。例如，同学之间互相拜访或者领同学到家里来玩，碰到父母亲后，就要先把同学介绍给父母亲，说“这是我的同班同学张三，领他到咱家来玩玩”。然后再向张三同学介绍父母亲说“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妈妈”。这时张三同学就应该向二老鞠个躬，叫一声“大伯、大妈您们好”。当然，这个例子是最一般、最简单的介绍方式，但这很重要，不可缺少，缺少了就会造成尴尬局面。

第三，初次见面相识，一定要问候、行礼。不论是经人介绍，还是没有人介绍，初次相识都要问声好，拱拱手或点点头或微笑等。当然这是相互的，也要看具体情况。是否要鞠躬、敬礼这要根据对象来决定，如果是德高望重的学者、长辈、老师、领导等就要行礼。另外，在问好、行礼的同时和前后都要说些友好的敬语、祝贺、祝福的话。例如，见到您真荣幸，早已听到您的大名了，您的某某方面我是很欣赏的，很羡慕的，您的某著作我拜读过了，很受启发等。但是要注意的是，不要吹捧，不要夸张，更不要虚伪，以免引起对方的反感，所以，每一句赞扬的话都要实事求是，言之有据，言之有物，如果不了解情况，就只问好，寒暄几句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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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入推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提升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合作层次,在良好的贸易合作基础上推动双方的相互投资,优化区域分工格局,促进区域技术进步,调整区域产业结构,提高区域资本配置效率,有效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对自由贸易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CAFTA;中国-东盟;相互投资

经过6年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贸易自由化程度明显提升,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已在2007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如果说贸易合作是CAFTA建设的“先导”,则投资合作就是CAFTA向深层次发展的“助推器”。事实上,在《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相互投资被列入深化中国与东盟五大重点合作的领域之一,并制定了“为中国-东盟投资领域的自由化建立一个自由、便利、透明并具有竞争力的投资机制”的发展目标。因此,当前CAFTA建设的重点就在于推动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

一、2002年以前的中国-东盟相互投资回顾

由于特殊的地缘优势、文化优势,中国和东盟相互之间的投资(特别是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实施,到2002年CAFTA正式启动建设前,双方的相互投资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以东盟对华投资为主导,中国对东盟投资规模较小

东盟国家对华直接投资最早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但是大规模的对华直接投资则是在1992年之后。据统计,1992年之后东盟国家一年的对华投资额就超过了1979-1991年的投资额总和。1983年东盟国家对华直接投资只有530万美元,1993年就达到了10.1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近200倍。1994-1998年间继续快速增长,1998年东南亚国家对华直接投资达到了迄今为止的最高纪录42.2亿美元。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9-2000年东盟国家对华投资出现负增长,1999年实际投资金额大幅下降,比1998年下降了22%,2000年再下降4.4%。但随着东盟国家经济从危机中逐渐恢复,2001年的对华直接投资又开始上升,实际投资额为29.84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4.9%。

反观同期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则难如人意。截至2001年底,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直接投资共740项,总投资10.91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6.55亿美元。从中国对东盟年度新增直接投资来看,占东盟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非常小,而且无明显快速增长趋势,除1998年达到近3亿美元外,其他年份投资额基本上在1亿美元左右徘徊。

(二)东盟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中国对东盟的投资也较为集中

东盟对华投资国主要集中在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其中新加坡对华投资一直位居东盟各国之首),其他五国在华投资所占比重很小。截至2001年,东盟对华直接投资几乎全部(99.1%)来源于新、马、泰、菲、印尼五个国家,仅新加坡一国就占了72.7%。在东盟国家对华投资过程中,华商一直是最重要的投资主体。据不完全统计,东盟国家对华投资中约有80%的资本来自于当地华人企业,而在1997年前这一比例更是高达98%。我国企业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泰国、印尼、柬埔寨、新加坡和越南五国,占投资总额的85%,其余五国只占到了投资总额的15%。就投资主体看,主要是中小型民营企业。

(三)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且中小型项目居多

从东盟国家对华投资看,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投资项目多为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产品多为出口。从投资额看,以中小型项目居多,投资额在3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占全部在华投资的70%。中国在东盟国家的投资主要也是加工、装配和生产性的中小型项目,单项投资金额平均在100万美元左右。

综观2002年以前的中国-东盟相互投资(特别是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从总量、结构和单个项目看均处于较低的水平,双方的投资占各自利用外资总量的比例都比较低。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区内产业规模经济效应的产生,也不利于产业集聚,阻碍了CAFTA的整体福利水平提升。

二、2002年启动CAFTA建设以来中国-东盟相互投资的新发展及其因素分析

(一)2002年以来中国-东盟相互投资的新发展

从2002年开始,伴随着CAFTA建设正式启动,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往来呈现出迅速增长的良好态势。2007年双边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比预计时间提前3年。在贸易扩张的同时,5年来中国-东盟的相互投资也呈稳步增长态势,其中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增速加快。

1.投资规模稳步上升,中国对东盟投资增速加快。从东盟对华投资看,除2003年投资额为29.3亿美元外,其余年份的新增投资额均在30亿美元以上,总体上呈现出稳步上升的势头;从中国对东盟投资看,尽管绝对额仍然偏低,但投资增速已明显加快。以2003年为例,当年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的投资项目就从740个猛增到857个,总投资额从6.55亿美元增加到9.4亿美元;同期,中国对东盟的投资额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也从7.7%提升到8.25%。从国别看,以2005年中国企业对越南投资为例,当年1-8月中国新增对越直接投资28项,协议金额8246万美元,超过2004年全年对越直接投资总额(8017万美元)。

2.投资领域不断拓展。从中国企业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看,目前己涉及能源开发、金融、建筑、化工、织、电气、矿业、医药和运输等行业,投资领域非常广泛。与此同时,东盟也有许多大中型企业在中国投资,在农业技术、矿产开采、化工机电、旅游设施、金融服务等行业独资或与中国企业合资。

(二)2002-2006年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发展的主要因素

综合2002-2006年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态势分析,以下因素的促进效应较为明显:

1.《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与实施。一方面为相互投资提供了制度框架,另一方面则为相互投资创造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2.贸易合作快速发展,增强了双方的投资互信。来自中国-东盟理事会的消息显示,2007年双边贸易额已达2025.5亿美元,提前三年实现了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的目标。中国与东盟已互为第四大贸易伙伴。迅速增长的双边贸易增进了双方的互信与合作,为双方企业相互投资对方市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3.中国和东盟经济实力的提升为相互投资扩张提供了动力源。特别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使之一举成为新兴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从而为扩大向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创造了条件。

三、在CAFTA框架下推动中国-东盟相互投资加速发展

(一)完善CAFTA投资协定,为中国-东盟相互投资提供制度保障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在投资合作方面的目标和宗旨在于建立一个自由、便利、透明和具有竞争力的投资机制,切实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投资。为此,协议各缔约方同意采取以下行动:(1)通过谈判以逐步实现投资机制的自由化;(2)加强投资领域的合作,给区域内的跨国投资提供便利,并提高投资规章和法规的透明度;(3)提供投资保护,包括实现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这些内容的实施,将简化投资的程序和降低投资的壁垒,改善投资环境,推动投资自由化进程。

但是就目前而言尚需将这些相当笼统的承诺加以完善,使之具体化以增强其实效性。在比较研究相关国际投资协定并结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应着重从以下方面完善CAFTA投资协定:(1)市场准入:主要涉及产业开放范围及其相关安排;(2)投资待遇;(3)透明度规定;(4)成员间投资的限制条件及相关要求的界定;(5)成员间投资的争端解决机制设定;(6)投资保护。

(二)搭建合作平台,促进相互投资

1.充分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投资推介功能。投资促进推介活动是中国-东盟博览会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东盟十国均已在博览会期间举办多场重要的投资促进活动,来自中国广东、浙江、江苏、湖北、湖南、广西等省区的企业也纷纷举办投资促进活动,吸引东盟投资者。在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推动下,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双向投资活动迅速升温。今后应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博览会特殊的11国联办机制,紧密结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发展进程,将区内各国、各地的投资环境和政策宣传作为投资推介活动的重点,尽可能实现投资信息的经常性更新和共享,为广大投资者提供有益的投资决策信息。

2.合力打造湄公河次区域和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平台。由于特殊的区位优势,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泛北部湾经济区合作是扩大中国-东盟相互投资的天然平台。(1)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亚洲开发银行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REATMEKONGSUBREGIONCOOPERATION,简称GMS)规划始于1992年,合作范围包括沿湄公河流域,即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5国和中国云南省等地区。涉及7个合作领域:交通、能源、电讯、环境、旅游、人力资源开发以及贸易与投资。截止到2005年,六个成员国在交通、能源、电信、环境、人力资源开发、投资、贸易、旅游、农业等领域实施了119个合作项目,总投资额约53亿美元。(2)泛北部湾经济区合作:其主旨是通过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和文莱等国家的港口、物流合作,促进相互投资,大力发展临海工业,促进泛北部湾地区成为太平洋西岸一个新增长极。2007年,中国和环北部湾东盟国家进一步明确了“港口合作与发展”的投资主题。各国都表现出加强交通,特别是港口建设项目合作的迫切愿望。从环北部湾东盟国家情况看,港口“扩容”已成为当前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之一,如越南胡志明市计划投资2.2亿美元扩建4个码头,中国广西也在不断加快与泛北部湾东盟国家的港口建设合作,2007年已开工新建大型深水码头项目15个,泊位37个,总投资99亿元。

3.积极筹建和完善各类投资产业园区,打造相互投资的良好载体。如果说次区域合作是CAFTA框架下中国-东盟相互投资的有效平台,那么投资产业园区则是相互投资的最终载体,直接影响到投资效率。早在2003年底,为支撑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投资合作,中国已在广西南宁市建立中国-东盟经济园区。据统计,从2004年第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至今,入驻中国-东盟经济园区的企业已经达到118家,合同投资总额近77亿元人民币,其中已开工、在建项目80个,竣工、投产项目38个。目前,已有泰国、印尼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以及北京、上海、广东、江西等国内外企业入园,园区已经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项目涉及电子、生物制药、机械制造、高级纸业、彩印包装、农副产品加工、塑料、板材加工、现代农业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