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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性范文10篇

时间：2023-03-31 12:45:27

相互性范文篇1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贸易；货物贸易；相关性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入发展和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生产性服务作为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粘合剂，其地位越发突出。关于生产性服务贸易的研究也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性服务贸易的重要性研究。Francois（1990）建立了一个生产性服务部门外部专业化的贸易模型，提出各国积极参与生产性服务贸易，有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高国内的专业化水平和融入国际专业化进程。VanMarrewijk（1997）在传统要素禀赋理论的基础上加入服务技术差异和服务密集度差异，研究了生产性服务贸易对最终产品贸易的作用，指出一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缓慢或减退最终也会使该国的产品贸易失去优势。Markusen等（2005）则从更加微观的层面研究了一国进行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必要性，并指出当一国生产性服务缺乏时可引进国外较先进的服务要素，以弥补国内最终产品由于缺乏相关服务投入所导致的比较劣势。

2.生产性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依存关系研究。国内外很多学者大都认为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存在相互依存作用。服务贸易特别是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源于随着货物贸易扩张所引起的服务需求，是货物贸易核心效用的派生效用（陈宪等，2000）。更多的学者（Robinsonetal.，2002；李静萍，2003；郑吉昌，2003；夏晴，2005；曲风杰，2007）则从服务贸易整体论述两者间的依存关系，指出货物出口对服务出口具有显著的拉动效应，服务贸易为货物贸易的升级和转型创造条件，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胡景岩（2008）则从总量关系上指出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与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呈正相关，且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附加值也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

3.生产性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差额替代研究。JamesR.Melvin（1989）从服务贸易整体角度上分析，指出服务贸易顺差的国家必然在货物贸易上存在逆差，这反映了服务部门的比较优势。Jones和Ruane（1990）采用竞争模型考察了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关系，认为服务贸易出口增加会减少货物贸易出口。Marrewijk等（1996）则从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两者的关联性，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存在生产性服务市场的国家将出口生产性服务而进口货物商品。Hoekman和Braga（1997）的研究结果也支持这一观点。国内学者谢康、李赞（2000）根据WTO和IMF的两套1995年前的数据，分别计算出两者间相关系数以及两个定序变项的相关测量法Gamma系数，也得出当时世界贸易中确实存在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互补性的实证结果，但同时也指出，这种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互补关系尤其表现在发达国家之间，但在发展中国家并不显著。

以上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都从国家及以上层面考察货物贸易与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关系，而从国内某区域角度来研究相对较少。目前上海经济到了迫切转型的关头，现代服务业作为产业基础是否牢靠，将直接影响上海经济转型的成败。为此本文选择上海生产性服务贸易为研究对象，探讨其与上海货物贸易之间的相关性。

二、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分类及数据说明

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Service）是指那些为进一步生产或者最终消费而提供服务的中间投入，一般包括对生产、商务活动和政府管理而非直接为最终消费者提供的服务。关于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分类，国内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对生产性服务所包括的服务种类的界定十分模糊。中国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关于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下服务贸易统计的要求，将服务贸易分为运输、旅游、通讯服务等12大类。研究者依据研究的出发点以及研究目的的不同，对生产性服务贸易界定的种类也有所不同。本文根据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定义及《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统计，将运输、金融、保险、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咨询、广告宣传作为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内容，虽然其中的通讯和保险兼有消费服务的功能，但由于在服务出口中，其消费性服务的数额较少，因此，不对这两项的消费性服务作细分，直接将其与另外6项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典型代表，来反映生产性服务贸易的问题。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国家外汇管理局历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的数据、以及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上海统计年鉴》。

三、上海生产性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相关性检验

1.上海生产性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差额替代”关系分析。根据2000年~2008年上海生产性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数据，笔者绘制出两者进出口差额变化的趋势图。见图1。

从图1上看，在2003年前上海货物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但2003年以后，逆差不断缩小，2007年和2008年货物贸易出现了顺差。与此同时，上海生产性服务贸易逆差也经历了从不断扩大到逐渐缩小的趋势，比货物贸易的变化约滞后两年。总体来看，两者间并没有表现出差额替代关系，而是呈现出趋同性。

为了进一步研究两者间的相关性以及上海在全国的水平，笔者分别求出全国和上海货物贸易与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出口差额及变动率的相关系数，见表1。

从表1看，全国货物贸易与生产性服务贸易差额和变动率存在负相关关系，这说明随着货物贸易顺差的增大，生产性服务贸易逆差将增大，反映出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业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明显滞后于制造业。

对上海地区而言，上海货物贸易与生产性服务贸易则是正相关关系，这说明上海的生产性服务贸易业的发展水平总体高于全国水平，随着货物贸易顺差的增大，上海生产性服务贸易会逐步有所提高。但两者间的相关系数并不高，上海生产性服务贸易水平仍待提高。

2.上海生产性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依存关系分析。

（1）变量的解释及理论依据。根据数据的可获性，将数据的时间序列长度定为2000年~2008年，因为涉及到不同年份的数据，在数据分析前已经用价格指数对各类贸易额都进行了处理，消除了价格变动影响（以2000年为基数）。令SPE、SPI、GE、GI分别代表上海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额和进口额、货物贸易出口额和进口额。考虑到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对数化后容易得到平稳序列，而且不改变序列数据的特征，对变量作对数化处理，故本文在实证分析时采用各变量的对数值，分别表示为lnSPE、lnSPI、lnGE、lnGI。

货物贸易进出口，需要部分国内外服务企业的生产性服务。如果国内生产性服务体系具有较强竞争力则有利于推动服务业的出口，反之，则需要依赖于进口，即货物贸易的出口既有可能推动国内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也有可能促进进口，加剧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平衡。因此，我们分别选择上海生产性服务贸易的进口和出口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上海货物贸易的进口额和出口额分别作为解释变量，来考察其对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影响。

（2）建立模型。通过分别建立散点图，发现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所以建立以下待检验的回归方程：

其中?茁11、?茁12、?茁13、?茁14为待沽参数，考察每个方程中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程度大小，其中下标1代表待估参数序号，上标代表来自不同的方程。对模型进行OLS分析，结果如表2。

根据同样的方法，笔者还就上海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内部结构分别与货物贸易的进出口额进行OLS分析。这里选取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出口额作为被解释变量是考虑到一国的服务出口对象不是单一的，受到国家贸易政策干预和管制的程度相对较轻，而一国的进口状况易受国家的干预和管制的影响较大，完全取决该国的服务贸易政策的自由化程度，扭曲程度高于出口。

lnSPEi=?茁0i+?茁1ilnGE+?着ilnSPEI=?茁0i+?茁1ilnGI+?着i

其中SPEi、SPIi分别代表上海生产性服务某项出口和进口，i=1、2、3、…、8分别代表运输、通讯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咨询、广告宣传。（各数据皆以2000年价格为基数）分别进行OLS分析，最后得到的有效结果如表3。

（3）结果分析。首先，上海货物贸易的进出口对上海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促进作用大于对生产性服务贸易的进口。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出口弹性之和2.3925大于进口弹性之和2.2481。因此上海货物贸易进出口的增长将有利于上海缩小生产性服务贸易的逆差。

其次，上海货物贸易的进口对上海生产性服务贸易的贡献大于出口。货物贸易进口对上海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弹性之和为2.499，大于货物贸易出口的弹性之和2.140。这其中上海货物进口对上海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出口拉动最大，其弹性达到1.2867。

再次，上海货物贸易进出口对生产性服务贸易中的金融服务、咨询、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广告宣传的出口影响较大，对通讯服务和保险服务的出口拉动最小。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的出口与上海货物进出口关系不明显。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数据的分析，我们主要的结论如下：

1.上海生产性服务贸易在与上海货物贸易的关系上存在着依存关系。上海货物贸易的进出口会拉动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近几年，上海货物贸易的总额对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出口的拉动大于进口，这其中货物贸易的进口对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贡献要大于货物贸易出口的贡献。

2.上海生产性服务贸易与上海货物贸易之间未出现差额替代关系。全国货物贸易与生产性服务贸易差额和变动率存在负相关关系，即货物贸易顺差越大，生产性服务贸易逆差越大。上海地区并未出现替代关系，而是一种正相关关系，但两者间的相关系数并不高，上海生产性服务贸易水平仍待提高。

相互性范文篇2

一音乐与文学的区别及联系分析

首先，从音乐的基本定义来说，音乐强调的是“动态”两字。它将音乐力度、节奏、音色、音调等要素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超越语言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文学作品相比，音乐以一种更加虚拟化的方式来展现整个文学内容，在为人们营造更多想象空间的同时将丰富的文学情感传递至人们的内心深处。音乐不仅满足了人们对于艺术的追求，同时也丰富着人们的情感世界。简单来说，音乐就是一种以文学为基础又高于文学的艺术表现形式。其次，从文学的基本定义来说，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来表现整个艺术作品的。它具有比较直观的思维定势，能够以单一的文本形式来反应整个现实社会的自然发展状态。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它与人们的基本概念储备是一致的，文学作品的阅读是人们无需特殊储备的惯有性活动。简单来说，文学能够以语言将艺术这种抽象的文化方式具体化，进而带给我们更加直观的艺术感受。虽然，文学与音乐存在着根本上的不同，但是它们在艺术表现载体、存在形态以及产生方式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的联系，这也正是文学与音乐作为两种独立艺术表现形式能够共同为歌剧这种特殊艺术形式服务的最根本原因。笔者现就音乐与文学的联系做详细地分析与说明。

1音乐与文学皆以声音为其物质载体音乐中的乐音与噪音皆是通过专业人员的加工与再创造而成的，它成为了音乐艺术中的最基本物质材料。音乐中的声音能够在音乐欣赏受众中引起相对的情感共鸣，并在长短性音色、高低性音色以及强弱性音色的衬托下将音乐作品需要传达的内容突显出来。文学作品中的文字语言同样是以声音为载体进行创造的。无论是文学作品创造者还是阅读者，他们都将声音作为了语言感觉的必备条件。

2音乐与文学皆以时间为其物质形态音乐作为一种文化艺术表现形式，其最大的特点在于人们能够通过音乐意识到“时间存在”。音乐从演奏之初直至演奏终结的全过程都是以时间表现出来的。这与作家创造文学作品的全过程是基本一致的。与此同时，音乐与文学的发展也深刻地体现了时间作为特殊物质形态的不可逆性，时间赋予了音乐与文学历史感，这也是音乐与文学作为艺术文化作品的最基本原因。

3音乐与文学皆为艺术创造与加工的二次产物音乐作为人为设定的非自然音响，从其创作之初就呈现出了一定的加工性与再造性。音乐作品的创造与每一次演奏都是艺术的再加工，这种加工能使音乐作品作为一个整体走向成熟，这对于文学作品来说也同样如此。高质量的文学作品能够使人们在阅读过程中发挥充分的想象力，在自己的思维意识中刻画人们的鲜明形象，这一过程也正是文学作品完成二次创作与加工的过程。

二文学作品中的音乐因素分析

文字作为文学艺术的最有效载体能够在意义未被全面理解的情况下直接进入到音乐结构内部，发挥其文学艺术功能。作曲者能够以这种特征为依据将文字塑造为抒情与叙事这两种基本表现类型。而这种抒情文字与叙事文字又在歌曲中的咏叹调表演形式与宣叙调表现形式中得到了直观的说明。一般来说，当歌剧中的文字叙述节奏比较缓慢，语气比较平缓时，歌剧音乐在选取上应当以单音单调为主，而当歌剧中文字叙述节奏比较快，语气语调复杂多变时，歌剧音乐在选取上则应当以高潮迭起的复式音调为主，以营造紧张的歌剧氛围。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音乐家佩里在《优丽获茜》当中创新了歌剧的一种表演方式，他将人自然而然的说话声音加以处理，用一种旋律性的朗诵乐调方式将歌剧文字中的各种情感表达出来，赋予了文字以音乐的意义。文字中所企图表达的各种情感在音乐的作用下更加全面地展示在了歌剧欣赏受众的面前，这即为文学中的音乐。早期的歌剧在文学体裁的选取上多倾向于中心思想明确、节奏张弛有度以及社会认同度比较高的文学作品。因而，前期的歌剧文学载体多以莎士比亚的悲喜剧或是歌德的诗歌作品为主。这些文学作品在与音乐相结合的过程中赋予了音乐以新的生命。总之，文学作品在纳入音乐范畴之后，其原本的单一式语言材料也开始向着音乐要素转变。文字歌词与音乐乐曲的结合，使得这部分文字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更多的倾向于音乐乐曲的一大核心组成部分。这一转变使得文学作品，乃至文字的中心职能也发生着相应的转变。歌剧中的文字不再是单纯的文学艺术作品，更多的作为了一种音乐形象存在，展现着音乐的感染力与号召力，成为了整个音乐体系中的一部分。

三歌剧音乐中的文学因素分析

从世界社会发展进程角度来看，各个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民的思想思维等时代特殊内容都能够从那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反映出来。可以说，文学作品肩负起了传承与延续时代精神的重要任务。我们在阅读各个时期优秀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不仅能够对那一时期的社会风貌与人民生活有深刻的了解，同时还能够使我们反过来思考自我所在的现实社会，在感悟文学作品主人公人生经历的同时对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进行探索与思考，这也正是文学作品赋予我们的最大艺术文化价值。对音乐家而言，这些文学作品在触动他们心弦的同时也加深了他们创作音乐作品的渴望，只有感悟到了文学作品所传递的真正内涵，音乐作品的创造才会更加真实与激情。换句话来说，文学作品是歌剧创作中的动力与源泉，这种动力与源泉不仅是题材上的提供，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方面的推动。

法国早期歌剧创作家吕利的作品，将歌剧与那部分具有强烈思想精神感召的文学作品融合在了一起。吕利所创造的歌剧作品中大量的选用了历史与神话故事相结合的文学作品，是顺应时展的产物。其早期歌剧作品大多以理智思维为中心，从正面或反面刻画了理智思维在人一生中的重要意义，并将其上升到社会发展角度，对社会法治的建设提出了自己的需求。吕利后期的歌剧作品又受到了著名戏剧家莫里哀的影响，将芭蕾舞这种全新的舞蹈题材融入了歌剧艺术表演当中。音乐、文学以及舞蹈的融合使得吕利的歌剧作品带有强烈的戏剧冲突与浓厚的感情色彩，是歌剧艺术发展当中的瑰宝。日本著名文学家小仲马的文学作品———《茶花女》以巴黎上流社会为背景，营造了一个身处风尘却感情真挚的妓女形象。茶花女虽然为上流社会所不容，却愿意帮助社会底层受苦的人民。她对于善良美好人性的追求与渴望与巴黎上流社会泯灭的人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故事情节本身就赋予了整个文学作品层次鲜明、情节紧凑的戏剧冲突，为其歌剧形式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茶花女》在巴黎出版发行以来获得了较为强烈的反响与认同，同时也受到了意大利著名音乐家威尔第的关注。威尔第与好友皮阿威联手将这一部动人的爱情小说搬上了歌剧的舞台。整出歌剧在音乐上以细微心理变化的描写为主，感人至深的歌词配上优美动听的音乐再加上歌剧艺术表演者的演出，将茶花女悲情动人的形象真实的呈现在歌剧欣赏受众面前。它以节奏紧凑、层次分明的曲风曲调着重刻画了茶花女以及社会底层劳动人民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反映出了文学创造背景下资产阶级对于底层市民的压迫以及压榨。歌剧的最后，哀怨悠扬的小提琴伴随着茶花女生命的终结带给了歌剧欣赏受众特殊的心灵震撼。《茶花女》成为了世界歌剧史上一部具有深刻时代意义的作品，其歌剧作品在大获好评的同时也赋予了其本来文学艺术作品一次崭新的生命。中国著名歌剧作品———《白毛女》将女主人公喜儿与封建社会阴暗层面之间的强烈冲突、冷酷无情的阶级斗争以及严峻险恶社会现实对于女主人公喜儿的双重压迫将喜儿由一个生动鲜明的少女形象变为了整个封建社会黑暗权利角逐之下的牺牲品。在喜儿一角的整个艺术生命当中，她由不经世事的且天真无邪的少女形象经过生父惨死、地主凌辱、为父报仇等行为活动使她成为了封建社会中的傀儡，但当她了却心愿，终于迎来日出的时候，喜儿又成为了一个鲜活的人。喜儿大起大落的命运以及喜儿内心丰富且复杂的情感在赋予文学作品生命的同时，也能够通过层次鲜明音乐曲调的衬托，以歌剧的形式为欣赏受众带来一次全新的艺术生命。

四音乐与文学在歌剧中的地位分析

有关音乐与文学在歌剧中的地位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相关人员研究与探索的重点。总之，在歌剧形成发展历史当中，音乐与文学作为歌剧的两大构成要素，其在歌剧中所处的地位也在不断的变化。可能某一阶段音乐是整个歌剧的中心，可能某一阶段这种中心又被文学所替代的。笔者认为，在歌剧艺术作品当中，艺术家需要按照自己歌剧作品的创造需求来灵活调整音乐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当歌剧需要突显强烈感情色彩的时候，文学就应当占据主导地位，以其直观的感情倾向将歌剧作品需要表达的情节内容呈现在歌剧欣赏受众当中；而当强烈情感需要宣泄或歌剧人物内心情感活动频繁的时候，音乐则占据主导地位，以抽象的情感表现为欣赏者预留足够的想象空间。

相互性范文篇3

这篇文章将尝试着回答在跨文化交流和教育机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所要做的分析与其说是说明性的，不如说是探索性的；它将试图唤起文化在期望与观点中转换的可能性，并引起思索。“恢复景观作为一个批评性的实践”在这里有三个方面的理解：①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文化界horizons，因为它在展示趋同主义特色的时候，使乡土观念在某些形式上自然化与合法化。②通过挖掘景观或文化在当前陷入困境的根源，否定、忽略它们或使它们重新具有生命力，以达到修复一定形式的景观或文化的目的这里主要指中国的景观文化。③解释为什么恢复景观会涉及“恢复理论”，这种理论由于各种原因被繁忙的从业者和迷惑的学生所曲解。

基本前提是：目前景观建筑学的发展已经使它与中国文化比在20世纪的任何时间里都更容易结合起来探讨，论证的方法是以事实为例证的，并具有选择性，将主要针对近一段时间里在西方读者中盛行的关于景观建筑学的论文的片断进行分析，并揭示他们的论文是怎样掩盖了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目的并不是要下定论或批判他们，而主要是引用这些作者的观点。笔者主要的兴趣在于跨文化交流可能出现的时空穿梭性shuttling，不会停留在深度的批评上。不管怎样，希望穿梭不仅能使我们感觉到存在交流的可能性，同时也提醒我们个人的观点是有限的。

在开始论述之前，先排除三个不恰当的假设。第一，对文化的兴趣不在于静止的内容，而在于其动态的变化过程。跨文化交流的过程是这样的：研究景观建筑学的人们努力应答特定的困境，并在更大的变化中不断跟进，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可能会有跨文化交流；第二，跨文化交流场景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人们可以主题化或地方化“中国”或“非西方”的范围内，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可延伸至如下一些特殊的场景：一个人在讨论中国园林、中国的社区中心、中国大使馆或中国城。甚至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作者表面上谈论的并非中国问题也可能引起争论，最后导致跨文化的交流。最后，差异并不是导致不相关的理由。相反，正是位置、环境、文化背景和先入为主上的不同使我们在正视相关性和可刺激发现的相互性启发上变得困难起来。

一、景观过程，触觉和（诗歌化）语言在纯视觉的领域理解景观的语言，近些年招致了许多的批评。在一篇名为“景观里的建筑学：面向统一的视觉”的文章里，安妮·惠特森·斯伯恩抱怨道：“许多建筑师甚至景观建筑师都坚持这样理解景观建筑：反对有活力的创作过程，而仅仅把景观作为现有建筑物视觉上的设置，只考虑景观中山、树和花的形状和颜色，而不考虑使景观有活力的过程。”在另一篇同主题的文章中，詹姆斯。科纳提出在设计景观这一重要的文化性工作中，应该把物质的触觉性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因为强调触觉将帮助我们避免“将景观降至风景或视觉背景来处理的设计冲动。对景观视觉上的观察倾向于把主观物体客观化和距离化，与之相反，触觉却能吸引、拉近人们对环境的体验，并使这种体验得到升华。触觉以文字的方式把下列事物之间的紧密联系反馈给我们：树木的温暖性与金属的寒冷性，湿润叶子的芳香与潮湿空气的清香，火山岩石的粗糙以及化石的光滑”。

对把景观作为视觉设置这种观念的批判可以为讨论中国园林清除障碍，因为中国园林经常被不正确地理解为带有建筑物的完整的户外空间和亭盖下undercover的空间。这种整体性的理解在20世纪变得很晦涩，在西方的影响下，现在中国对园林的学习已经被两种主要观点所支配。一种观点盛行于建筑院校的学者中，强调的是园林建筑方面的学习；另一种观点则坚持对园艺的考虑是最重要的，并被园林院校的学者所倡导。斯伯恩提出的关于景观和建筑视觉上的统一性观点取代了在理解上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观点，而这种一分为二的理解方式有悖于中国的传统观点。斯伯恩坚持使景观有活力的模式也帮助中国园林恢复了现代感temporality，而这种现代感长期以来被引入的强调静态空间和空寂depopulated画面的现代主义的理解方式所弱化。科纳对触觉的强调则有助于恢复和体验园林的尺度感。这种尺度感在中国园林的作品中占主导地位，但在本世纪却被大多数展示风景图片的中国园林出版物所忽略。

我们也可以想像一下中国传统的景观的观念是怎样唤起对斯伯恩和科纳的论文的新一轮的反思的。例如，我们可以把斯伯恩关于“过程”的论点和中国“特色”的观点作比较。“中国特色”的说法最初是在对中国军事政策和政治的讨论中被提出来的，但逐渐也用于书法、景观、绘画和历史领域中。这种说法在动态和静态的观点中动荡：即在任何一个给定的结构体系中，未伸展开的事物都有一个内在的特性。例如，水从一个曾经阻挡它的墙壁中喷涌而出，摧毁周围的一切事物；或弓弩拉至一定的限度会对一定距离产生致命的影响；一个技艺高超的将军通过研究一些战略性的因素，在一定距离里，能够以最小的力量收取最大的效果。（现代景观建筑学的学生将会认识到中国传统观念和科纳的关于“场地设计”的讨论之间产生的反响）这种特性由张力所控制（类似于水被墙挡住所产生的张力和弓弩被拉至极限所产生的张力）。这种张力的感觉可以和斯伯恩提出的“统一性视觉”进行对照，在这种“统一性视觉”的观点中存在着和平共处性和基本适应性，例如，可存在于格林·默卡特的屋顶和屋顶上的桉树雨篷之间，也可存在于倾泻的雨水和满足排水需求的巨大的水槽之间。

二、思考从斯伯恩的论文中摘抄的段落“景观是最原始的居所……这种建筑起源于遮风挡雨和躲避野兽的庇护所。建筑是一个强有力的适应性工具，但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令我们疏远自然的器械。绝大多数现代建筑，窗子密封，重点强调立面而忽视景观，把我们从生活的亲密状态、从自然、从基本的生活方式中分离出来。我们改变地球的力量使我们产生了幻觉，仿佛我们已经控制了自然，我们正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对自然的依赖。作为一种物种生存，我们现在依靠的是能否以新的方式适应自然。对我们生存年龄的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将决定我们作为物种的生存能力。我们最终必须适应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建筑、景观和居所。”

读者会被斯伯恩的原文中出现的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方法和目标的说法所打动。事实上，关于特色的对话从来都没有使方法和目标之间的联系变得明确起来，却一直被认为是进步和有效的方式而操作着。那种可能表达方法和目标之间联系的敏锐的策略在斯伯恩原文的讨论中显得很含蓄，但在一些经典作品如西塔里埃森，格林。默卡特住宅中可以找到诗一般的描述。斯伯恩的建筑和景观视觉上的统一论被著名的职业设计师在作品中加以体现；这依然是对人类中介机构的奖励，并给人类的主观性留有很大空间。与之对比，中国对于特色的强调导致了这样一种观点：效率不依赖于个体的人类价值。我做以上对比的目的并不是要做出裁决或者表露倾向，而是表明：现在景观建筑学论文中的基本观点可以和中国所关注的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并给大家这样一种感觉，即进行跨文化的对话是可行的。

以下事实可认为是更高层次上的跨文化的共鸣：在景观建筑学的作者中，斯伯恩是很杰出的，因为他开创了以诗歌引起人们对艺术关注的先河。斯伯恩对诗歌的兴趣不在于诗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价值和感觉传递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在于以一种基本的方式唤起景观建筑界对当前所面临的困境的关注。那些可以引起思索、传递感情、表达感觉的词汇和公式，随着时间的发展，变成了仅仅是听起来还比较舒服的陈词滥调。在传统的对中国园林的讨论中，富有文学幻想的诗歌般的语言被普遍运用着，它强调具体和细节，避免抽象和理论。在17世纪关于中国园林的专著中，《园冶》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我尝试着指出该书中存在着的思维萎缩，使得陈腐的重复形式和不胜枚举的事实停留在了直接表达资料信息的水平上。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新一轮的学术浪潮，中国出现了许多关于《园冶》的学术论文。在这个学术浪潮中存在着这样的趋势：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园冶》中一些特定的段落和想法，通过重复讨论原文的初始结构，来评定它们的重要性。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关注唤起曲折构思和意识的内容。

当我们回顾过去20多年来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生态和过程的讨论时，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现在所流行的关于物种和栖息地的陈腐的说法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少新观点出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将大众修辞学和某些人，诸如格雷。斯奈德的诗歌作品进行对比，斯奈德作品中的语法和措词暗示了我们和土地之间那种新型的亲密而又自然的关系。在他的诗“ForAll”中，有一个新颖的对句和科纳关于触觉的强调相映成趣：“冰河里的水闪着微光，沙沙做响／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在这里，明喻“硬如足尖”是修饰在陆地上栖息这种接触方式的。但是每一种新颖语言的深思熟虑的应用和新奇的视点，在现代社会与在传统的中国一样，面临着被流行用语排挤的境况。请大家关注当前的困境并不是因为有可行的普通而又确定的解决方法，而是因为任何一篇西方论文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深思熟虑的答复对于中国的论文都可能有参考价值。

三、二元性思维和极性在斯奈德的诗“ForAll”中，诗句“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和诗句“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在里面歌唱／溪流的歌唱，心灵的歌唱／太阳照在沙砾上的气息”相呼应。蒂姆·迪安在这两句诗中发现了一个互相对应的感觉：这里的“硬如足尖”象征着土地与人类的经济关系，而暗喻“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则象征着人类与土地经济的关系——诗人的鼻子（和他的诗）像北部落基山脉的溪流。这种语言模式引导着我们去考虑思维的模式。在E·K·迈耶最近的一篇随笔中，他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普遍而又有害的二元性思维模式做了一个有启发性的批判。迈耶认为：“景观建筑学是一个混合行为，不能把二元性的两方面作为对立的情况来简单地描述。”他认为建筑和景观、男人和女人、文化和自然这些二元的形式是过时看法的组成部分，它们在本世纪已经最大限度地影响了人们对景观建筑学的兴趣以及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以二元性方式进行思考时，景观被指定为女性或女性化的其他元素并且从属于文化和建筑。我对迈耶对二元性思维批判的兴趣是从如下事实中产生出来的：在英裔欧洲人的传统中，思维的形式有着哲学和文化的基础。它的不确定性是由虚无创作的世界性观点决定的，在创作过程中，一种不确定性的和无条件的基础力量决定着世界的本原和秩序。这种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初级的二元论，是诸如知识、观念，普遍、特殊，自然、文化，原因、结果这种二元分类模式的源泉，这些元素组成了人类的经验体系。在西方建筑学中，这种经验体系是和“几何与代数，理想的原型，……以及它们的流动性与变化着的地上世界的现实性之间的永恒对比”相联系的。西方把建筑和景观设计作为把一种普遍的原则，理性地运用于具体的设计，并且通过运用几何和均衡原则对自然进行模拟，这些都是同以上想法的重要性紧密相联的。

正如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所谈到的那样，中国发展传统的景观观念并没有借助二元论的思维。中国传统的景观观念的基础是阴阳两极论，这意味着在相关联的两个元素之间，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需要参照另一个元素才能得到解释。与二元论的对立性不同，极性的每一极都需要另一极作为它的存在条件。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两极之间不是辩证的关系。与辩证关系不同的是，两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从对比和综合抵消中产生的对立关系。在中国的传统中，阴和阳不同于阳光和黑暗，男人和女人这类二元论的原则。在这类二元论原则中，对立面之间的元素是相互排斥的。在阴阳之间，“彼此相互承担，互为补充，成为一个整体”。甚至，阴会转化成阳，反之亦然。更进一步地说，阴阳之间的关系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并且“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具有多样性以及产生动态关系的有效性”。这种动态关系被认为是内在的关系并能使世界变得稳定。综上所述，阴和阳属于解释的范畴，阐述了世界上最直接和具体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细节上的差异和任何假定相同或严格同一性的缺乏在这里都是很重要的。通过对比，二元论的两方面如自然、文化，或男人、女人包含着潜在本质相同的因素。因此，认识到二元论和阴阳两极论指代的是二元性思维的不同模式是很重要的。在另一篇文章里，我对《园冶》中出现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关键性因素作了一系列的反思，展示了诸如“相互依存”，“借用”，“适宜性”，“适当性”的概念是如何伴随非二元论的逻辑产生的。

通过对比二元论和两极论，我们现在就有可能认识到：对于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做法的批判只是对英裔欧洲人的传统进行基础性批判的一小部分。通过和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迈耶的论文揭示了避免将中国的传统观念进行二元论解读的可能性。这将最终导致这样的认识：一旦现代主义和已经被加入到对中国物质materials理解中的二元论猜想被摒弃，迈耶的事业是有可能通过对中国景观和园林的反思而得到发展的。

四、相互关系的场合论“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理论吗？”“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一个理论吗？”“你认为景观建筑学需要通过其领域之外的资源来发展吗？”在大多数时候，当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会发现自己非常的困惑，无言作答，因为在被问及这些问题的同时，关于景观建筑学的文化中介agency却很少被涉及。我想质问的是：为什么我们不再攻击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的文化界？为什么这些问题听起来好像是要求我们争论在原则上是否需要某些理论？为什么我们不能清楚地表达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并询问这些问题是否已经或令人信服地有效地被表达而不借助“理论”这种概念资源？

以R·库哈斯在一般城市的范围内思索城市未来的尝试为例。库哈斯把一般城市比作现代化的飞机场，反对把城市和建筑放在地方识别性localidentity的范畴来思考。库哈斯认为这种一般城市是地方识别性不再存在的结果。在他的论文中，“地方识别性”和历史相关，在建筑学中沉淀。并且库哈斯认为：“把地方识别性当成是过去的形式是失败的命题。”含蓄地说，库哈斯提出把一般城市的概念作为正确的命题是一种“大亚洲主义”的体现。如果库哈斯的论文意味着剥去了亚洲的表皮，那么他已经是成功的了。在台湾的建筑杂志《对话》中，王维真观察到，一般城市的概念是被“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的说法所支持着，并沉浸于一种“新东方主义”的气氛中。

在这里我并没有对库哈斯的原文进行仔细的阅读，但我仍将指出他的文章是一种没有精确理论基础的狭隘的“全球化”观念的象征。在传统的中国，建筑的物理生存环境并没有成为城市“识别性”的一个完整部分。与欧洲持久性纪念碑的传统不同的是，中国的建筑一直处于建与重建的永久性循环中。如果库哈斯发现他不得不面对亚洲城市的“识别性”，这是因为亚洲城市已经逐渐进入了被阿洛伊斯·里格尔所称作的“时代—价值”的模式中。当他用一般性反对“识别性”时，他运用的理论看上去倒像是西方所反对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熟悉理论家约翰·拉杰曼作品的读者将会意识到，以吉尼思·德鲁兹的观点为依据，识别性的属性可以通过迥异的集合被定义，而不是对一般性概念的反对。参照拉杰曼的观点，我在其他文章里解释了分类categories的思维模式如何能在诸如中国景观建筑学的识别性的问题上被重新理解，而不需借助分类本身的概念。读者可以感觉到，库哈斯已经对某种态度attitutdes有了正确的批判，但在他的批判中并没有暗示跨文化在思维上的差异。他通过强加欧洲的模式以一种普遍主义者的态度结束了他的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理论”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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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将尝试着回答在跨文化交流和教育机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所要做的分析与其说是说明性的，不如说是探索性的；它将试图唤起文化在期望与观点中转换的可能性，并引起思索。“恢复景观作为一个批评性的实践”在这里有三个方面的理解：①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文化界horizons，因为它在展示趋同主义特色的时候，使乡土观念在某些形式上自然化与合法化。②通过挖掘景观或文化在当前陷入困境的根源，否定、忽略它们或使它们重新具有生命力，以达到修复一定形式的景观或文化的目的这里主要指中国的景观文化。③解释为什么恢复景观会涉及“恢复理论”，这种理论由于各种原因被繁忙的从业者和迷惑的学生所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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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析二者互动关系的价值意义

广西当代文学与花山文化形成普遍的互动关系，这不仅是理论论证的结果，也是广西文学文化实践客观存在的事实。1985年，杨克与梅帅元撰写的《百越境界———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一文已指明这种互动关系的客观存在［1］。黄伟林在《从花山到榕湖———1996—2004年广西文学巡礼》中进一步揭示这种互动关系的内涵:“1985年前后，当中国文坛正被一股文化寻根的冲动澎湃之时，广西一批年轻的诗人和小说家曾走向花山，进行他们文化本根的朝圣，试图创造一种能与湘楚文化、齐鲁文化相媲美的百越境界……一个后来被称为‘花山会议’的广西青年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在宁明花山召开，揭开了文坛新桂军‘文学北伐’的序幕。”［2］温存超在《花山岩画与广西当代文学》中进一步指出:“文学桂军边缘崛起重要原因之一乃受花山文化的重要影响。”［3］以上作家学者的研究和发现，充分证明了花山文化与广西当代文学互动关系历史性存在的客观事实。其实这是一个刚打开局面的广西文化构建大课题，对该课题继续进行全面深入探讨，将对广西民族地域文化尤其是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构建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学者们普遍认同:“花山岩画是世界岩画的极品;花山文化是壮民族文化形成的标志，是岭南文化的缩影，是连接中国—东盟的文化桥梁;花山岩画具有着世界性的突出意义和全人类的普遍性价值。”［4］目前“左江岩画申遗”已明确纳入广西人民政府重点文化工程建设规划之中。从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角度出发，进一步挖掘花山文化精神内涵，以塑造左江(花山)文化品牌，这应是构建广西文化的当务之急。从文学研究层面看，对花山文化与广西当代文学互动关系进行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一，进一步理顺“花山精神”实质及其与“广西当代文学精神”之间的互通性;其二，进一步揭示“花山精神”之于广西当代文学思想启迪和精神支撑的作用;其三，进一步探讨“花山精神”对于广西文艺创作可供选择的路径、方向，如以民族差异性为艺术个性而获得“跨国文学”甚至是“世界文学”的创作效果等。总之，这是一个立足本土民族区域现实需要的文学文化学前沿课题，对该课题展开人文学术科学探索，不仅对本土的文艺学研究具有推进作用，而且对重塑本民族的文化精神，提高本民族的文学创作乃至文化创造的自信心，均大有裨益。

二、探索二者互动关系的眼界和思路

探讨花山文化与广西当代文学互动关系重大文化课题，研究者应具备怎样的学术眼光和科学思路是一个关键性的追问，事关所研究课题的人文学术价值构建能否真正实现。笔者认为，对本课题进行探索，应立足于时代文化创造即从“文化研究”角度出发，站在“文学创作价值论”较为宽阔而又切实的学术视野上，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花山文化”与“广西当代文学”之间互动关系进行全面的历史回顾和理论梳理，力图从个体的文学文化现象研究而通透人类创造之“人性创造性”本质;从具体的文学文化实践出发，寻找文学文化创新的基本途径。基本思路概括如下:其一，花山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什么?花山精神与“广西当代文学精神”之间的互通、互动性如何体现?作为本土的文学文化精神，广西文学里的“花山精神”与文学的“普世价值”如何联系起来?这类问题，可以持这样的基本观点，即肯定“文学是人学”的基本价值理念，肯定人类文化精神的创造性和悲悯情怀。通过美学思考的抽象方式尤其可以通过“文学价值论”的研究方式加以探讨，力图搭建起一种切合本地文化创造实际的文艺理论学科框架。其二，文艺政策如何利用民族精神的自觉性达成自己的有效性?挖掘花山文化内涵、弘扬传统民族精神怎样成为广西重要的文艺政策?更进一步，“花山会议”①对“文学新桂军”的形成进而发展成“北伐中原文坛”发挥怎样的推动作用?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对转型期以来广西文学创作实践过程中的现象加以理论梳理、分析、探讨，立足时下本土文学文化创造实际效果分析，针对已经执行的文艺政策(如“广西作家签约制度”)进行理性思考，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进一步完善当前文艺政策。其三，当代广西文学在塑造“花山精神”具象方面已经取得怎样的成就?具体到广西本地“经典”文学文本，比如杨克的诗集《图腾的困惑》、聂震宁的中短篇小说集《暗河》以及黄堃、黄神彪、农冠品等诗人所创作的诗歌作品是怎样塑造“花山精神”根性文化具象的?“文学新桂军”(以广西“三剑客”为代表)的作品因突出的“现代性”而顺利抢滩全国文坛，甚至享誉海外，因此有人说这些创作对于本土文化尤其是“花山文化”基本是“逃离”甚至是“背叛”的姿态，那么应该怎样看待本土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诸如此类的提问，笔者持否定的态度。因为理论和实践的从来都不可能令人信服，正像韩少功所说的:“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5］文学新桂军的成功又岂能例外。文学的精神主要体现为创新的思维方式，而创新思维的动力潜在于民族文化深处，离开了“花山文化”、“花山精神”，“文学新桂军”也就无从谈起。贯穿于东西、鬼子、林白等广西新生态作家创作过程中的所谓的“鬼魅思维”②，其本质是“花山精神”的“异名”而已。这一点可以通过对广西当代文学现象进行概括，甚至通过对具体的广西作家作品进行品读、赏析的方式来详细地探讨;抓住“文学性”和“创作思维”这两个文学研究的关键点，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普遍，由现象而最终真正达到对文艺创作本质规律性的学术把握。其四，广西文学(艺术)怎样持续弘扬花山文化精神?传统的民族文化精神怎样进行现代转型?尤其是围绕“左江岩画申遗”问题，广西文艺该如何行动?笔者认为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的人类精神生产。文学主要是以审美的方式直面当下人生、人性困惑甚至劫难，直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需要，需要既是个体的、时代的，也是民族的、社会的。文学是人学，文学必须表现人性，人性是个性和共性的存在，共性是文学的文化价值，而个性是文学的美学生命，文学只有通过“个性”从而达到“人性”才算是成功的。未来的广西文艺创作怎样通过个性情感而达到普遍人性是摆在广西艺术创造者面前的重大问题。既然时代文学创作必须是一种“生产”，那么时代文学就自然拥有“(产品的)价值”，市场经济下的当代广西文艺也可以主动地纳入“现代文化产业”之中，文学可以借助产业的集群力量发展壮大自己。落实到本论域，当下广西文艺可以主动地为“左江岩画申遗”服务，并通过服务而宣传壮大自己，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广西文艺(包括文学、影视、书画以及歌舞表演等)如能抓住时机，围绕“左江岩画申遗”，借助时代媒体的强大威力，积极主动地进行策划、创作，前景将是美好的且具有重大意义。

三、创新的文学研究是时代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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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销（日：相杀，英：Set－off，法：Compensa－tion，德：Aufrechnung，拉丁：compensatio）是存在于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的一种债的消灭制度，在我国的日常生活及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有着不同的称谓，银行业实务中通常称之为扣划或划拨存款，银行间业务称轧差［1］259等。抵销的代表性概念主要有以下三种：其一，抵销者云，一债权由于他债权之相抵而归于消灭之谓也［2］315；其二，抵销是指二人互负债务时，各以其债权充当债务之清偿，而使其债务与对方的债务在对等额内相互消灭［3］；其三，抵销是指在较小的债务数额范围内解除相互之间的债务［4］5。以上定义中，第一种突出了相互债权的消灭，而第二、三种突出了相互债务的消灭，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综上，本文将“抵销”定义如下：抵销是指二人互负债务而其给付种类相同，得以其债务与他方债务，按对等数额使其互相消灭［5］608。而银行间抵销权则可以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银行互负债务而其给付种类相同（当然在银行实务中，资金结算给付种类不同出现的概率非常小，故该约束条件实际意义不大），得以其债务与他方银行债务，按对等数额使其互相消灭。银行间抵销可以分为法定抵销、约定抵销和破产抵销三大类，其中前两者是在双方银行存在给付能力的前提下的抵销，而后者则是破产这一特殊情形下的法定抵销。要理解银行间的抵销权，则首先必须了解银行账户的法律意义。银行账户表面上仅为会计文件，但其实质上是一种合同。法国学者Roblot认为其为双重合同，其一为双方债权债务的结算合同；其二为各种银行业务履行方式合同……往来账户贷方余额并不是客户的款项，客户仅为银行的一般债权人［6］。客户在银行的一般存款，表面上是一个委托关系，但实际上是客户借款给银行，通过银行的负债业务把社会上闲散的小额资金集中到银行来，再通过银行的资产业务，把资金投入到社会经济领域中去［7］，两者之间为债权债务关系，与之相类似，银行之间同业拆借，A银行借款给B银行，B银行借款给C银行，一方面是缓解银行间资金融通的压力，另一方面是银行业务员完成拉存款额度的需要，均属于债权债务关系。（一）银行间抵销的性质及构成要件。银行间抵销权的性质涵盖五个方面：（1）银行间抵销权是私力救济措施的一种［8］，私力救济是指在情况紧急来不及寻求公力救济时，权利人径直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银行间抵销权因两个独立主体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对方银行违约行为的发生难以预料与知晓，信用风险一旦产生通常都具有紧迫性，赋予其抵销权有助于更好地保护银行自身财产，减少损失。（2）银行间抵销权是形成权，形成权可依当事人一方的单方意思表示而产生、变更或消灭权利，依我国《合同法》第99条，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当然各国法律在此处规定不尽相同，法国法上的抵销被认为是一种事件，一旦符合条件自动发生，故其抵销权不认为是形成权。（3）银行间抵销权是一种从权利，抵销是当事人因为互享债权而使其互负债务归于消灭的权利，所以抵销权是债权的从权利，不得与债权分离单独让与。（4）银行间抵销权是一种实体性权利，而非程序性权利，这对于从事跨国业务的银行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如果认定抵销为程序性权利，则应当适用法院地法，而认定其为实体性权利，则可能适用外国法，银行可以通过“最密切联系原则”、“意思自治”等扩大中国法律的适用。自1984年以后，多个判例支持抵销为实体性权利。如Gye．V．McIntyre案、Stein　V．Blake案，在英国法律中，既无抵销须经法院判决才生效力的强制性原则要求，也无这方面的权威解释。抵销从实质上讲应是实体性的，它是一种救济［1］21－22。从银行间债权债务角度，作为实体性权利，银行间抵销就无须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来取得法院的判决或裁定，而只需要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行使，即可取得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的效力。银行间抵销的构成要件主要有：（1）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银行主动债权与被动债权客观、合法地存在。（2）主动债权已届清偿期，被动债权是否需届清偿期视持有主动债权的银行是否放弃期限利益为准，当然破产抵销除外。（3）主动债权和被动债权对双方当事人而言是相互对立的，从英美法的角度即具有相互性。传统民法上的法定抵销制度还存在着给付种类相同和抵销数额确定或易于确定（ascertainable，with　certainty）的问题，但在银行间抵销制度中极少存在以上问题，在此不予讨论。（二）银行间抵销的限制。民法为私法，抵销制度作为私法上的一项制度，法无明文禁止则可为，因此探讨银行间哪些债权债务关系不适于抵销，从而将其排除出银行间抵销的客体，在立法技术上将更为可行与便利。依现行法条与学界通说，银行间不适于抵销的债权债务关系主要有如下十五种情形：（1）《合同法》第99条第2款规定，抵销不得附条件或附期限，因为附条件或期限，使其效力不确定，有悖于抵销的本旨［2］206。（2）已预先声明放弃抵销权的，银行不得再主张抵销。银行间抵销是一项私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序良俗，当事人当然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而一旦放弃，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对方当事人的信赖利益，不应再次行使而违背对方银行当事人的合理期待。（3）银行知道或应当知道以借款人（包括对方银行）名义开立帐户中的款项为第三人所有，不得抵销。当事人之间具有相互性是抵销的一个构成要件，而名义上属于对方当事人、实际上属于第三人的款项，不符合相互性的构成要件，且该处银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也不可能构成表见、表见代表等违法排除事项。（4）特别存款（Special　Deposit）不得被抵销。特别存款主要包括住房基金、企业公积金、企业工会存款等，其不同于普通存款（普通存款属于债权债务关系），特别存款的所有权不转移给银行，在存款人和银行之间设定的关系为寄托人（bailor）与被寄托人（bailee）之间的关系，特别存款的所有权仍然属于存款人，银行不能以不属于其所有的债权来抵销其所欠债务。（5）禁止扣押的债权不得抵销，主要是指日常生计所需的财产，表现为工资、抚恤金、最低生活补贴、失业救济、社会福利、养老金、退休金等，这些资金注重的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补助以及一般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如依《劳动法》第50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民事诉讼法》亦规定人民法院扣留提取被执行人收入时，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为了维护社会的整体稳定与和谐发展有必要对银行抵销权加以适当限制，尽管对方银行破产的机率不大，但一旦破产，对方银行员工的日常生计费用不得用于抵销。（6）已设置负担的款项不得主动抵销。有些债权上附有负担，如抵押、质押等，如果允许附有负担的债权的银行方主动发出抵销通知，则无异于取消了其债权上之担保义务，对于享有担保权益的当事人是不公平的，但若对方银行提出，则可视为其对于自身担保利益的放弃，未尝不可。（7）附有合法抗辩权的债权不得抵销。依《合同法》第66、67、68条的规定，当事人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顺序履行抗辩权以及不安抗辩权三种，如果允许将这些债权债务抵销，则相当于否认了当事人的抗辩权；同时《担保法》第17条规定，一般保证中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以及已过诉讼时效期间或者保证期间的债权等，当事人享有合法的抗辩权以对抗银行的抵销行为。（8）对被扣押的债权不得抵销。本项在学术界与实务界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从法条上来看，200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文《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金融机构协助执行的通知》（法发〔2000〕21号）第3条规定，“对人民法院依法冻结、扣划被执行人在金融机构的存款，金融机构应当立即予以办理，在接到协助执行通知书后，不得再扣划应当协助执行的款项用以收贷收息”。银行间的抵销权不能对抗司法权，但亦有人认为，在我国商业银行债权保护制度亟待得到强化的今天，这种不加区别地否定银行抵销权对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对抗力，无视银行的正当利益的司法行为，显然对银行是不公平的，这等于否定了商业银行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地位，违背债权平等精神。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等通过完善抵销法律制度，突出了抵销的担保功能。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15号）第61、63条的规定：在执行客户的存款时，法院向银行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允许银行在收到通知后的15日内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异议提出后，法院不得对银行强制执行，且对提出的异议不进行审查。该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银行间抵销权对抗司法权的效力，学者们认为，尤其在冻结的情况下，司法权只是阻止了在银行中存有款项（即享有债权）的客户提取款项的权利，但不应当影响作为债权人的银行基于合法理由提取该笔款项的权利，其中当然包括了抵销。（9）银行不得以对对方银行享有的贷款债权抵销对方银行子公司在本银行账户中的款项。尽管从经济学角度看，母子公司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关联性，子公司的业务、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受到母公司的影响与制约，但从法律角度上来看，即使是控股式全资设立的子公司，两者仍属于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银行间抵销因缺乏相互性而不符合构成要件；当然也有例外情形，若母公司滥用法人有限责任制度，不当控制子公司，则可适用《公司法》第20条“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加以规制。（10）从《合伙企业法》第41条规定可以看出，在允许合伙设立银行的国家，合伙人的贷款银行不得以其对合伙人享有的债权抵销合伙企业在银行的存款，因合伙人与合伙企业并非同一主体，不具有相互性，当然这在我国的银行间抵销中是不存在的。（11）在联合账户、共同账户等共同债务场合，银行对其中一个客户享有的贷款债权，与联合账户、共同账户中的债权之间不具有相互性，除非该联合账户、共同账户是可分的。共同债权可分为按份债权和连带债权，共同债务也可分为按份债务和连带债务。无论是按份债权还是按份债务，每一当事人以其份额内享有的债权或者债务为限，与对方银行的债务或债权抵销，不得就整个债权或者债务行使抵销权［1］286－287。但是连带债务（债权）人是否可以以其债权（债务）抵销全部的连带债务（债权）呢？我国立法上未明文规定，但从法理上应当加以认可。此外，连带债务人中一人或多人对债权人享有交叉债权，其他连带债权人可否主张其抵销权呢？如果允许部分连带债务人主张其他连带债务人之债权，实际产生了强迫某连带债务人还债之效果，这有失公平［1］286－287。本项适用于银行团贷款案例中的直接参与式，在直接参与式下，各成员银行单独通过行直接与借款人签订贷款协议，银团各成员均与借款人发生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各成员银行互不承担连带责任［1］170，即如同上文所说的按份债权与债务，还包括共同保证等案例中的适用。（12）依债的性质不能抵销，包括依给付的性质不得抵销，如果允许抵销就不能达到合同的目的。例如以不作为的债务抵销不作为的债务就达不到合同的目的，故不允许抵销［9］。（13）未缴足的注册资本不得抵销。企业破产时，股东的破产债权不得抵销其应缴纳而未到位的注册资本①，在实行授权资本制的国家，股东的出资义务与其对公司的债权可以相互抵销，但我国银行业实行法定资本制，必须于银行成立之时实缴全部出资，因此从理论上来讲应该不会存在银行破产时股东出资尚未缴清的情况，但虚假注册资本以及注册后抽逃出资等行为的存在却使这种情况成为可能，在企业破产时，股东仍有可能负有补足注册资本之责任，不得与其对银行持有的债权抵销。（14）可撤销合同、效力待定合同、附条件或附期限合同等效力现在或将来存在瑕疵的合同中，享有撤销权或者是享有合同利益的银行当事人能主张抵销，主张即视为其对自身利益的放弃，但对方银行当事人不能主张抵销。（15）犯罪或者故意侵权行为产生的债务不得抵销。一方面从法条上看，我国现行私法中没有一部统一的民法典，抵销制度规定于《合同法》之中，而合同之债与侵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均属于传统民法中债权一编，地位相当，合同法上的制度并不能够制约侵权法的实施；另一方面从实务上看，如果允许当事人以侵权行为产生的债务来抵销其债权，很有可能会产生道德风险，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三）银行间抵销权的行使与效力。银行间抵销权的行使与效力，纵观各国立法，主要有三种立法例，即一般不允许在诉讼程序外作抵销的英美法系、要求抵销须作意思表示的德国法系以及抵销条件一旦具备抵销就自动完成的法国法系。在德国等国，法律明确规定了抵销的溯及力；法国等国，由于采取自动抵销，不产生溯及力问题，而在普通法国家，Ph．Wood的观点是抵销判决一般没有溯及力，但如果本来是可以自助性地行使的交易上的抵销，债务人未行使，只是在诉讼中作为一种抗辩提出的，那么这种判决具有溯及力，从债务人的交叉请求权适于抵销之日消灭［4］112。而我国的作法与德国法类似，不过我国采用的是通知的方式，而非意思表示，通知的含义较意思表示为狭，但更符合我国一贯的立法传统，笔者认为应当将其作为意思表示的同义词加以解释。我国银行间行使抵销权产生的效力主要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双方银行互负的债务在抵销额度范围内归于消灭，债权债务关系溯及到符合抵销条件时消灭；对外则是当事银行之间的抵销权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二、银行间的约定抵销

以上讨论的主要是法定抵销，而同为具有给付能力前提下的约定抵销在很大程度上与法定抵销类似，同时也存在着自身的一系列特点。银行间约定抵销其实质是依银行双方的意思自治来扩大相互性的内涵或者说是弱化抵销对相互性的要求。依我国《合同法》第100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不相同的，经双方协商一致，也可以抵销。”我国法律将约定抵销的适用范围局限于标的物种类、品质不相同时可以约定，与各国立法例相比，不免有失狭隘，并且正如上文所述，标的物种类、品质不相同在银行间的抵销中极为罕见，本身并不是其考虑范围。结合他国立法例，银行间约定抵销应当既可以约定排除法定抵销的适用，也可以将本不具备抵销条件的债权债务通过合同约定进行抵销，还可以约定抵销的行使方式，如无须通知或者必须于多少时间内通知等。同时对于从事大量跨国业务的银行而言，约定抵销适用的法律、将来争议时管辖的法院或仲裁机构、抵销是否包括银行的分支机构、不同国家的货币是否可以抵销以及以什么时间内的汇率为准、加速债权到期的条件等，对于银行正确行使抵销权，维护自身利益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当然约定抵销中双方的约定也不是毫无限制的，如不得侵害第三人利益，不得违反公序良俗，合同中约定的条款也可能因为破产程序的介入而受到影响甚至归于无效。轧差（Netting）是约定抵销在银行日常业务中应用的主要体现，从经济学上看，其是指系统参与人或贸易伙伴之间，通过协议相互换锁其头寸或义务，将单个参与人的头寸或义务从大数额减至小数额，甚至为零的一种作法［1］217。从法学上看，其是指当事人约定，以其相互之间交易所生之债权债务为定期计算，相互抵销，而仅支付其差额之契约［10］，其法律机制主要是抵销或合同更新或两者并存，在一定程度上多边轧差是通过约定对债权债务关系相互性的弱化。多个银行在业务结算时约定，于轧差阶段计算出每个参与行的净额总头寸或义务，并于结算阶段扣划银行款项，可大量节约资金划拨量、减少风险。基于此，各国及国际层面都已经和正在进行立法适用于双边轧差、多边轧差、差额支付以及或者合同约定轧差［11］。当然尽管商业上对其相当认可，并且立法上也在寻求统一轧差制度，但轧差（无相互性的抵销）制度存在着较大的法律问题，如果A银行参与轧差后，在一定时期内破产（比如说破产法关于可撤销期间的规定），则其轧差的结果是否在实质上影响了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是否影响到了破产债权的平等原则，以及可否撤销轧差，这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且在我国，法律并未对此作出相应规定。

三、银行间的破产抵销

银行间的破产抵销是法定抵销在破产程序中的一种特殊情形，其实质是“向主张抵销的当事人提供一种决算程序，凭这一程序，他和有担保权益的债权人一样，能优先于普通债权人得到清偿”［12］，但首先是否允许破产抵销在各国立法例中是不尽相同的。法国法系以及一些拉美国家法规不允许破产抵销，其理由是认为破产抵销有违比例平等原则（Pari　Passu　principle），有抵销权的人获得全额或者部分清偿是以整体破产财产减少，其他无担保、无抵销权的债权人的可分配财产减少为代价的。而英美以及德国法系为代表的国家允许破产抵销，其理由是认为破产抵销的理论依据是基于“自然的公平”，违约者自己不支付或仅支付一部分而要求他人全额支付是不公平的。针对抵销权人与普通债权人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公平，许可破产抵销的国家常常通过怀疑期②制度来实现两者之间的实质公平。两种观点分别是从不同的立法政策出发，更突出地维护债权人或者债务人的利益。破产法上的抵销与普通的法定抵销与约定抵销不同，其是在当事人一方偿付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的特殊的抵销，其既维护破产债权人与破产人之间的公平，更要突出地体现社会公平。从我国《企业破产法》第40条可以看出，我国是允许破产抵销的，并且对破产抵销规定了一系列与普通法定抵销与约定抵销不同的构成要件。银行间破产抵销权的构成要件主要有三个：（1）银行A与破产银行B相互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必须在破产开始之前已经成立，并且若银行A已知债务人银行B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破产申请的事实情况下承受债权或者债务的，时间间隔应当在一年以上；（2）银行之间的债权应当是可申报的债权；（3）其他普通法定抵销中的条件，但不再要求主动债权必须已经到期，破产程序的介入加速了债权的到期。与普通抵销相比，银行破产抵销一方面没有已届清偿期、金额确定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常常受到破产法律上的一些制度（如抵销相互性的切断、怀疑期抵销）的限制，同时由于破产法具有强制性，银行当事人之间的、在具备给付能力条件下达成的约定条款也可能会因为违反破产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受到影响甚至归于无效。因此银行之间同业拆借或者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即使已经约定了抵销条款等一系列债权债务消灭条款，仍不可高枕无忧，而应密切关注对方银行的业务动态，同时合理利用怀疑期等制度，以防止破产程序突如其来地发生影响债权人银行的资金链，进而影响银行的生存与发展。

四、银行间行使抵销权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银行间行使抵销权应注意的问题主要包括银行分支机构的抵销问题、跨国银行抵销问题、外币抵销问题以及人抵销问题等。（一）银行分支机构的抵销问题。法人的分支机构是法人为了在空间上拓宽其业务活动范围，单独出资在一定区域设置的完成法人部分职能的业务活动机构［5］136。依《商业银行法》第22条规定，“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我国银行实行的是总分支行的管理模式，银行的分支机构虽然被赋予了很多权利，如可独立诉讼，但银行的分支机构是银行统一法人组织的下属机构，在法律上不具有独立性，下属机构的负债最终是要由总行来承担的。因此从理论上讲，如果A银行的分支机构C与B银行之间互负债权债务，则B与A之间也存在着相互性的债权债务关系，符合抵销的构成要件。实践中，不少银行为了绕开这一抵销权主体上的法律障碍，往往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来行使抵销权［13］，比如A银行的分支机构C债权让与于分支机构D，但从法律上讲这并不是真正的债权让与，因两者并非独立的民事主体，其实际上只是贷款债权管理权的转移。从分支机构的理论已经可以得出银行分支机构债权债务关系具备相互性的结论，无需再通过“债权让与”或者贷款债权管理权的转移来满足相互性条件。（二）跨国银行抵销问题。随着银行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银行的跨国业务日渐增长，跨国银行也与日俱增，尤其是像处于新兴期的中国商业银行，加快发展跨国业务，抢占国际金融市场，对于发挥后发优势、克服先天不足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跨国银行的抵销问题实质上是外国银行的总行与分支行或者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关系问题。少数国家将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视为一个独立实体，而大多数国家将分支机构与其总机构作为一个实体，若外国银行内部之间的关系是总分支行模式，则完全可以套用本文上一点的观点，可以抵销；若外国银行内部的关系是母子公司模式，则从原则上来讲，母子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律人格，A银行对于B银行子公司C的债权与B银行本身不具有相互性，不得抵销，除非B银行母公司滥用法人有限责任制度而被法院否认法人人格。当然即使是可以抵销的情形，跨国银行抵销也存在着较多的限制，主要如下：（1）环境表明当事人之间有不抵销的默示约定……（2）债权分别以不同的货币表示，当地法律不允许多种货币之间由当事人自助性地行使抵销权。（3）由于一个分支行所在地国家实行外汇管制，不能用该分支行的账户余额为另一个国家的分支行支付。（4）请求权位于不同国家，其中一个国家禁止抵销或禁止未支付转移费用而抵销。同时依我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法律鼓励外国银行在中国开设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允许其从事中资银行同样的业务，但对外国银行分行、外国银行代表处从事的业务则有限制并明确规定其民事责任由其总行来承担。将来中国银行与外资银行间抵销过程中，将会出现上述总分支行模式与母子公司模式并存的现象，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不得抵销，而外国银行分行、外国银行代表处可以抵销，同一银行不同处理未免有失偏颇。（三）外币抵销问题。从应然角度分析，货币从经济学上看是一般等价物，从法学上看是种类物，不存在抵销中标的物种类不同的问题，作为货币下位概念的外币同样也是种类物，具有相互替代性，应当可以抵销；但是从实然角度分析，货币有着国家属性，货币发行是一国国家主权的表征，不同货币的流通范围和兑换上有着限制，由各国的外汇管制法加以管理。比如说我国就是实行外汇管制的国家，在现阶段外币的抵销存在着较多的障碍，当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汇率逐步市场化，外币抵销的法律障碍将会逐步消失。外币抵销涉及到一个确定外汇汇率的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规则，包括违约日兑换规则、判决日兑换规则、公平兑换规则和支付日兑换规则［14］，各国在立法例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英国法理论上讲，应按实际支付日的汇率，但实践中却要求实际支付日为法院授权用英镑执行之日……德国法规定抵销时汇率之换算以意思表示之日为准……破产时汇率换算以相关破产日为准［1］80－82。我国立法上没有规定，笔者认为，我国破产抵销的行使方式以及大陆法系的立法传统，应当采用德国法上外币抵销汇率确定的规则。（四）人抵销问题。银行间债权债务抵销涉及到的关系主要是委托，大陆法系的可分为直接与间接两种。在直接中，行为的法律效果产生于被人（principal）与第三人之间，人不享有行为产生的权利与义务，即债权债务的相互性只存在于被人与第三人之间，与人无关。在间接中，依《合同法》第403条，合同上签字的“当事人”为人与第三人。在被人介入和第三人知道被人之前，债权债务关系的相互性只能存在于人与第三人之间，而介入之后或者第三人知道被人之后，第三人享有选择权，可单独选择起诉第三人或者被人，从而决定其债权债务关系的相对性。与之相类似，在再关系中，如果再人知道人的身份，则再人与被人直接产生债权债务关系的相互性；若不知道则不然。银行之间基于特殊目的，尤其是在全球结算、银行团贷款、信用证等案例中，经常会使用人制度来简化程序，规避风险，因此在存在人关系的抵销案件中，行为的性质是银行间抵销所要首先面对的问题。

五、结语

现阶段，从有利的一面看，我国通过《合同法》、《企业破产法》、《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金融机构协助执行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银行、信用社扣划预付贷款收贷应否退还问题的批复》、《加强金融机构依法收贷、清收不良资产的法律指导意见》、《贷款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已经初步建立起我国的抵销法律制度，形成了法定抵销、约定抵销和破产抵销三个基本类别。银行通过这三种形式抵销制度的协调、补充运用，对于解决银行间债权债务无疑有着莫大的意义；但从不利的一面看，我国缺少一部统一的民法典，《合同法》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债编的作用，但是无法与特别法，尤其是《企业破产法》加以协调统一，并且立法技术相对粗糙，体系性缺乏，对于新情况、新问题的解决能力尚有不足，使我国银行在处理抵销业务、处理日常业务过程中面临着法律上的不可测风险，从而增加了竞争成本，降低了国际竞争力。

相互性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理性；公共理性；政治正义

在从“公平的正义”到“政治的正义”的退却中，通过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构建，罗尔斯承认，《正义论》“没有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进行区分”，“一种普遍范围的道德正义学说没有与一种严格的政治正义观念区别开来”，而现代民主社会中，互不相容的无法调和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已经能够多元地共存于民主制度的框架之内。“这些合乎理性然而却又互不相容的完备性学说的多元性，乃是立宪民主政体之自由制度框架内人类理陛实践的正常结果”。

如何构建一种秩序良好的社会是罗尔斯的理论核心。在《政治自由主义》的开篇，罗尔斯就表达了他的关怀：一个因各种尽管互不相容但却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而产生深刻分化的自由平等公民之稳定而公正的社会如何可能长期存在?尽管合乎理性但却相互对峙的诸完备性学说，怎样才可能共同生存并一致认肯立宪政体的政治观念?一种能够获得这种重叠共识支持的政治观念结构和内容是什么?这些问题也可以转换为另一种表述即：现代民主社会里，在被看作自由平等的、并在整个生活中世世代代都能充分合作的社会成员之间，具体规定其社会合作之公平项目的最适当的正义观念是什么?这样把理性多元论事实当作自由制度之不可避免的结果来理解和给定的宽容基础是什么?

本文选择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来解读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建构，正如学者万俊人所说，如果说在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观念系统中，重叠共识理念是政治正义这一核心理念的建构性条件，权利优先理念是政治正义的基本价值表达，那么，公共理性则是政治正义的社会普遍基础。那么罗尔斯是如何通过公共理性概念来支撑起政治正义的理论大厦呢?

理性与公共理性

政治自由主义首先承认，现代民主社会不仅具有一种完备性宗教学说、哲学家学说和道德学说的多元化特征，而且具有一种互不相容然而却又合乎理性的诸完备性学说的多元化特征。这已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在这一“严重的问题”之下，没有任何一种学说能够得到公民的普遍认可，也没有任何一种学说能够得到所有公民的认可。即使是某一社会包含着不合理性甚至是疯狂的完备性学说，政治正义的社会能够做到的只是包容他们，也就是说，政治自由主义必须接受理性多元论事实。继而，罗尔斯通过对上世纪三十年代纳粹德国种族灭绝的极端罪行进行反思，“如果说，一种使权力服从目的的合乎理性的正义社会不可能出现，而人们普遍无道德的话，那么人类生活在这个地球上还是否有价值?”对此，罗尔斯的回答是：“一种合乎理性的正义的政治社会是可能的，惟其可能，所以人类必定具有一种道德本性，这种的道德本性是一种可以理解、可以依其行动并足以受一种合乎理性的政治正当与正义观念驱动，以支持由其理想和原则指导的社会的道德本性。”

政治建构主义认为，理性的行动主体能够借助于由原初状态所塑造的程序通过公共正义原则来规导社会的基本结构，正义的原则来源于公平合作系统的社会理念和自由和平等的公民理念。“建构主义力图避免反对任何完备战性学说，建构程序是一种最适合于具有理性多元论事实特征的民主社会的秩序”。在建构的过程中，罗尔斯设问，如何来决定公平合作项目?是由权威来决定还是由上帝来决定?是由个人依其道德知识来决定还是取决于个人利益来决定?罗尔斯的回答是“这些公平的社会合作项目是那些作为自由平等公民代表在他们处于公平地位时通过他们一致同意的正义原则所给定的”，而这种“一致同意的正义原则”的基础又在“公共政治文化的根本性理念，在于公民共享的实践理性的原则和观念”，进而“共享的政治生活理念，只求助于一种公共生活的政治价值，该公共生活具体料理那些所有公民都能接受的公平项目”。

因此，罗尔斯认为，并非所有的理性都是公共理性，公共理性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理性可能存在不同政体下的不同人群之中，只要他们具备足够的理智能力和道德能力。各种教会、大学或其他社会联合体成员都存在着理性，甚至贵族政体和独裁政体也存在着理性。在这些政体中，人们考虑到社会善的问题时，往往不会通过公共理性的方式而是通过统治者来考虑的。至此，我们可以明白，公共理性的观念只能存在于一个民主国家，它是民主社会的一种基本特征，“公共理性的观念属于秩序良好的宪政民主社会的一种构想，这种理性的形式与内容是民主观念自身的组成部分”。其原因在于，民主的一个基本形态就是合理多元主义(reasonablepuralism)，这种合理多元主义是一个包含了各种合理而完备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相互冲突构成的复合体。公共理性的包容性体现在它对于任何一种完备性学说既不进行批判也不加以攻击，公民而且还能够清晰地意识到，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基于完备性学说，不仅公民之间不可能达成一致，甚至相互理解也很难做到。

从这个意义来理解的公共理性具有两个根本特征：首先，它必须是平等的公民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公共理性只适用于理解和操作那些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的政治问题，比如说谁有权利选举?什么样的宗教应当宽容?应当保障谁的机会平等?应当保障谁的财产?而一般性的税法、环保或野生动物保护这类具体活动则无需公共理性来度量。

其次，公共理性只适用于公共论坛；适用于对某一政治派别的政治拥护；适用于支持政治竞选。但不适用于个人性沉思，即使这种沉思是涉及政治问题的；它也不适用于教会或大学成员对政治问题的思考或推理。个人性沉思和对教会、大学等有关社会问题的思考和言论恰恰是公共理性得以充分展现的社会文化条件。

公共理性价值的张扬在公共辩谈(publicdiscourse)和选举投票活动中，张扬在立法者在国会大厅的高谈阔论中，张扬在执法者的公共场所行动和公共告示中，尤其是张扬在最高法庭。换而言之，公共理性只适用于公共政治论坛(publicpoliticalforum)，这个论坛包括三个部分，法官在做决定时使用的话语(discourse)，这里尤其是指最高法院法官；政府官员话语，主要是指行政长官和立法者；最后是公共机关的候选人及其竞选管理者的话语，尤其是他们在对公众演讲时，在政治舞台上和政治声明中所用的话语。公共理性的公共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作为自身的理性，它是公共的理性，因为它是作为自由与平等的公民理性；它的目标是公共的善和根本正义，这些公共善和根本正义即是宪法根本要旨(constitutionlaessentilas)和正义基本问题(mattesrofbasicjustice)；它的本性和内容是公共的，由公共推理(publicreasoning)表现出来，这种推理过程是通过一组政治正义的合理性概念(reasonbaleconceptions)进行理智地思考去满足相互性标准的。

政治自由主义把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归纳为一种社会的宪政民主主义问题，而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则必须遵守相互性标准。对公共理性持否定态度，否定宪政民主和相互性标准者可能把政治关系理解为朋友或敌人间关系，也可能是“一种为全部真理(thewholeturth)去赢得整个世界的严酷斗争”的关系。罗尔斯因此认为，“公共理}生观念具体位于最深的基本道德与政治价值层面”。

当宪法根本要旨和正义的基本问题处于危机时，理性多元主义者无法调和公民之间的分歧，如何确保公民们都能忠实于宪政民主结构以及忠实于这种宪政民主结构之下的法律法规?共同分享根本政治权力的公民按照什么原则去实施这些权力呢?罗尔斯引入了相互性标准这一概念，在政治自由主义理念中，具体的个人已经超越了完备}生学说之下的“拥有个人道德人格及其充分的道德行为主体能力的个人理念”，而是转变为一种公平正义的政治观念下的自由平等的公民观念，个人已经是一个享有公民身份之下的政治权利和政治义务的个人。在这种现代民主社会中，公民的身份已经：是“因生而人其中，因死而出其外”。

当公民的相互间都把对方看作是一个时代传续的社会合作系统中自由平等的公民时，他们愿意按照他们认为是最合理的政治概念彼此来提供平等合作的条件；即使在某些特殊环境下要牺牲他们的自由时公民也能够达成一致同意。当宪法的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产生危机时，相互性标准承认各种不同的完备性学说熏陶下的公民之间的差别是无法消除的，但相互性标准更认为，“只有当我们真诚地相信我们为自己的政治行动所提供的理由有可能为其他公民合乎理性地接受下来，作为他们行动的正当证据时，我们对政治权力的行使才是恰当的”。

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能够熟练地运用相互性标准对具体政治实践进行公共推理时，这种公共推理的累积即可形成一个政治社会的基本制度。当政府官员在其公共推理过程中按照相互性标准行事而其他公民都支持这一标准，那么它就可以塑造他们的基本制度形式。例如，如果要否定公民的宗教自由，就必须面对公民充分阐述我们的理由，这些理由不仅公民能够理解，而且我们也可以合乎理性地期待公民们能够合乎理性地接受。因为这些公民本身即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而不是被操纵或者处于一种受压迫的较低政治或社会地位。罗尔斯十分尖锐地指出“无论何时，只要基本的自由权利被否定，在正常情况下，相互性标准也会受到僭越”。因为不可能存在着这样一种理由，它既满足相互性标准，又可能用来说明诸如取消妇女选举权或以财产标准来限制选举权之类的行动的正当性。

又如堕胎主义者和公民人权运动，罗尔斯认为这两种学说同样属于公共理性，因为“他们都是在一个不正义的社会里提出其请求的，而且他们的正义结论合乎自由政体的宪法价值”。也正因为如此，公共理性必须被用来解释和指导实践，“从实践的意义上看，最合乎理性的基础即是一种可以实际产生的基础”“我们无法在抽象的超出实际情况的条件下，决定公共理性是否可以通过一种理性的政治价值秩序来解决所有或差不多所有的政治问题”，因为实践的复杂陛，公共理的内容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公共理并不适用于所有根本问题的政治讨论，理性可能千差万别，但它们大多数是非公共性的，比如说存在于教会、大学科学社团和职业群体中的理性就不是公共的，但相对于政治社会和普通公民来说却是非公共性的。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只适用于公共政治论域(publicpoliticalforum)而区别于公共政治论域的是背景文化(backgroundculture)。

那么公民又是如何来践行公共理眭的呢?公共理性并不是仅仅关涉法官、立法者、行政官员或其他政府官员的理性。在一个代议制的民主政府中，公民通过投票选举代议人员而践行公共理性。持续强化和保持活力的民主政治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公民能够珍惜自己手中的一票，把自己看作是理想的立法者，通过选举来拒绝那些践踏公共理性的政府官员和公共职位的候选人。只有通过选票才能约束政府官员信守诺言。罗尔斯认为公民以此来履行自己的公民性责任即是对公共理陛观念提供支持，而是这种公民性责任也是一种内在的道德责任。

植根于相互性标准，公民能够自由而平等地对公共政治问题交换看法并进行辩论，在辩论中他们的观点得到修复，而且这种辩论的结果绝对不是公民个人利益或非政治利益的一种简单固定的结果，这也即是罗尔斯所述的协商性民主(deliberativedemOCmcv)，因此协商性民主既要求公民自身具有一种知识和愿望，这种知识和愿望能够促使他们按照公共理性行事，也要求一个宪政民主制度的框架，更为关键的是协商民主必须是在全社会都能够在公共理性观念的普遍指导下进行的。

协商性民主是一种机制，在民主社会中这种机制的运作根本是公共理性观念的浸透。另外，宪政民主观念的普及教育和重大问题的公众知情权实现阻止了利益集团的入侵，否则利益集团很可能凭借其金钱优势击退正义，“这些利益主体通过向竞选活动提供大量捐助，即便不能阻止，也会扭曲公共讨论和公共协商”。

公共理性的内容是通过“政治的正义”观念表达出来的，它严格限定于基本的社会政治方面，这些政治正义也充分具有自由主义的品格，第一，它具体规定着某些权利自由和机会，第二，它赋予这些权利，自由机会以一种特殊的优先性，第三是认肯各种确保着所有公民能有效利用其基本自由和机会的充分并适用于所有目的的手段。

那么为什么这些正义的观念即是政治观念呢?因为，首先它的构成只是适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适用于社会的整体性政治经济制度；其次，这种正义观念的表达不依赖于任何完备性宗教或哲学学说，而且这些正义的政治观念都是按照根本性政治理念精心论证的，它只是隐含在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之中。

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自由主义层面上，公共理性与政治正义一起构成民主社会的表达原则。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既包括各种实质性正义原则，也包括各种探究性指南。这种探究性指南指的是推理原则和证据原则，它们的运作也即是公共理性的方法。实质性正义原则包括平等的政治自由、机会均等、社会平等和经济互惠；探究性指南代表公共理性价值具体运用。“如果说正义原则表达了民主社会公民基本结构的实质性内容的话，那么公共理性则是民主社会的公民们决定正义这一实质性原则是否正当合适，是否最能满足他们的社会政治要求的理性推理规则和公共的质询指南。如果说正义原则是民主社会制定其宪法根本的核心理念，那么公共理性就是民主社会公民理性地公开地检省宪法根本的形式”。

公共理性的批判

但是借助于公共理性的价值和正义的政治价值，在回答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时，罗尔斯指出公共理性存在着明显的困难。

第一，由于存在着许多政治价值和刻画这些价值的方式，公共理性常常允许人们对任何一个问题提出多种不同的但都合乎理性的答案。对此，罗尔斯认为，密切的一致的确很少能达成，但只要公民按照自己所认可的政治观念来进行根本性问题的讨论，只要公民的投票表达了他们的真诚的意思，那即是体现公共理性的价值。民主社会本身就允许存在着多种政治价值和多种表达这些政治价值的形式。

第二，在认肯社会基本政治价值的过程中，有人诉诸于完备性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有人诉诸于超验学说，“每一个人都明白，公民们当然会认为他们所坚持的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的多元性能为这些政治价值提供更深刻的且常常是超验的背景支持”。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所要求的是公民能够根据一种政治价值的理性平衡来相互解释清楚他们的投票行为”，这并不要求所有的平衡都必须相同，只要这些平衡合乎理性。那些与公共理性相冲突的完备性学说事实上也是那种无法支持政治价值理性平衡的学说。

第三，公共理性要求给予所有或差不多所有根本性问题以合乎理性的回答，但总有许多问题是公共理性无法回答的，如我们对未来各代人的义务问题、国际法和各民族间政治关系问题、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制定正常医疗保健问题。罗尔斯认为这些都属于“延伸性问题”，可能无法从政治观念内部来作答。

在《公共理性观念再探》中，罗尔斯针对有关公共理性的诘问进行了系统的回答。

第一，公共理性观念可能会不合理地限制公共论争的有效议题和公共辩论的有效展开。罗尔斯认为这种对公共理性的质疑来自两个方面。首先，质疑者认为公共理性总是试图预先对一些政治问题进行定夺，同时公共理性也可能导致某些对立面的出现从而无法解决问题。

罗尔斯以对学校宗教祷告的论争来解释。对学校公祷的讨论正是体现了公共理性的价值。公共理性认为政教分离既保护了宗教与国家相互之间彼此不受干扰，并在保护公民不受教会干扰的同时保护公民彼此之间权利不受干扰。由于政治自由主义目的在于保护各种自由权益，这既包括社会群体的自由权益也包括个人的自由权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自由主义认为，公共理性参与学校祷告的讨论并支持在学校禁止公祷并不是预先定夺政治问题，它并不会限制公共议题的开展。其次，一旦出现争议问题时，公共理性反对法官简单通过诉诸他们自己的政治观点判案，而应该诉诸于相互性标准。如对堕胎问题的争议，公民必须按照政治价值的完整排列对问题进行表决，尽管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公民本身也可以增进彼此的了解，同时传播了社会政治文化。

第二，批评者认为罗尔斯公共理性的概念体系过于狭隘。批评者认为公共理性应该是要寻求一种关于社会所有公民都可以共享的正当性公共基础(publicbasisofiustification)但是罗尔斯认为这种“把人们看成是标准的或者具有规定性特征canonicalfashion的东西”，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们就可能接受相同的理性”是注定要失败的。公共理性可以与作为市民社会内部群体生活的非公共理性、与不同宗教成员内部的非公共理性、与科学性社会群体成员的非公共理性相互兼容。

在政治自由主义看来，即使是完备性学说包括宗教的和非宗教论学说，他们之间还可能存在着重叠共识(overlappingconsensus)，只要他们认同宪政民主社会，认肯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它们就是合理的学说，认同宪政民主社会的原则、理想和准则也就能够满足相互性标准。“赞同宪政民主制政权是上帝为我们自由设定的限度”，宗教论也这样认为。

第三，批评者认为公共理性观念在一个健康民主的宪政社会中没有必要。只有当一个社会陷于严重分裂，集团与集团之间为争夺控制权进行斗争中时，公共理性观念才弥足珍贵，因而在美国、欧洲等民主国家中公共理性不起作用。对此，罗尔斯的观点是，当公民在表达自己主张时，如果没有对公共理性的持久忠诚和对公民性责任的严格恪守，他们之间就会出现敌意和冲突，就会产生怨恨和不满。

基于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复杂性以及政治理性发展的不平衡性，罗尔斯设计了三种不同政治状态下的公共理性运作方式：

1．当社会处于秩序良好状态时，社会成员坚信有

一种坚实的合乎理性的学说的重叠共识存在，他们能够熟稔这种政治观念的价值，同时也十分尊重这种公共理性的理想，人们也能够以清醒明确的方式来尊重公共理性，“只有求助于政治价值，乃是公民尊重公共理性的理想并履行其公民义务的明显的和最有效的方式”。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设想这种秩序良好的社会是一个稳定的、在道德信念上相当同质的、对什么是“好的生活”有广泛共识的社会，然而现代民主社会却是一个合理价值多元的社会，它具有一种互不相容又合理的多种完备性学说并存的多元化特征，基于这种合理多元论，人们需要确认一种“正义”的共识，而且这种共识也只能是一种重叠共识。

2．在一个接近于秩序良好的社会(不太理想但还正常)时，人们对正义的原则可能存在严重的争议，具有不同信仰的人们可能会怀疑对方对根本政治价值的忠诚。出现这种情况，罗尔斯建议诉诸于公共论坛，在公共论坛上寻求重叠共识。这种重叠共识的达成将强化人们的相互信任和公共信心。

3．在一个秩序紊乱的社会状态下，公共理性出现危机甚至对宪法的根本内容也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如美国的南北战争和废奴运动时期，废奴主义者宣称南方奴隶制度违反了上帝的法则，因而废奴运动的行动是实现秩序良好和正义的社会最佳方式。尽管这种诉诸于宗教形式在现在看来是非理性的。这是一种回到以宗教完备性学说中来寻找理由的阶段(他们不是基于政治正义的立场出发)，但在当时，求助于这些完备性学说是必然的。在此情况下，公共理性的理想体现了包容性观念，即允许公民在某些境况下提出他们认为是根植于他们完备性学说的政治价值基础。公务员之家:

《政治自由主义》对《正义论》的一个伟大超越就是其对公共理性的表述，在《正义论》中“作为公平的正义”的概念被当作一种完备性自由学说。在这种完备性自由学说中，秩序良好的社会的所有成员都信奉它，公共理性是由这种完备性自由学说赋予的。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政治概念既是自由的概念又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完备性论说的概念，“公共理性只是关于政治价值的一种推理方式，这种政治价值是由自由与平等的公民所共享的，而只要公民的完备性学说和民主政体相符合，公共理性就不对这些论说进行压制”，《政治自由主义》的目的是试图将“公平正义论”阐发为一种“政治正义论”并力图为多元化的当代西方社会寻找一种政治正义的“重叠共识”。

如果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政治正义能够获得在它规导的社会中的各种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的“重叠共识”支持的话，那么公共理性则回答了“因宗教学说、哲学家学说和道德学说而产生深刻分化的公民怎样才能维护一个公正而稳定的民主社会”，“公共理性——即公民在有关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的公共论坛上使用的推理理性——现在最好由一种政治观念来引导，该政治观念的原则和价值是全体公民能够认可的”。

相互性范文篇8

（一）马丁•布伯对话哲学的基本命题

1．世界具有二重性。马丁•布伯认为：“人执持双重的态度，因之世界于他呈现双重世界。人言说双重的原初词，因之他必须持双重态度。其一是‘我—你’，其二是‘我—它’。”［1］即由于人态度的二重性，产生了二重的生活世界，具有了“我—你”世界与“我—它”世界。这是马丁•布伯对话哲学的基本论断之一。他所叙述的两个世界，前者是平等双向的相遇世界，后者是为我所利用的工具性世界。“我—它”世界是以“我感觉某物，我知觉某物，我想象某物，我意欲某物，我体味某物，我思想某物”的单向世界，是“绝对构不成人生”的，只有“我—你”的双向世界才能构成真实的人生。2．关系是本体。马丁•布伯认为：“泰初即有关系……依照关系的本性，人以及与人相遇者能以其完满实在性伫立于关系之中。”［2］关系先于实体，实体由关系而出，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体现的是“关系本体论”。“我—它”关系构筑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鸿沟，是一种体现分离、隔阂的从属世界。“我—它”关系并不是真正的关系，这种关系里的“我”将“它”视为无生命的物体。只有当“我”和“你”拥有自我意识，成为独立的实体时，才会形成公开敞亮的“我—你”关系，即对话关系。马丁•布伯认为这种平等、亲密、信任的对话关系，才是人生最真实的关系。和谐美好的“我—你”关系通过在“之间”领域的自由相遇，相互作用，真诚平等的对话来实现。

（二）马丁•布伯对话哲学的基本特点

1．直接性。马丁•布伯强调一种人与存在之间的直接性和统一性的关系，达到真正的关系需要摒弃一切中介，因为关系中一旦掺杂了其他的东西，就会变质。布伯认为：“与‘你’的关系直接无间，没有任何概念体系、天赋良知、梦幻想象横亘在‘我’与‘你’之间。”［3］只有当中介坍塌崩毁的时候，相遇才开始出现。在马丁•布伯眼中，“我—你”的对话关系是一种纯粹的、原初的、统一性的生存关系。在关系的直接性面前，一切间接性皆为无关宏旨之物。2．相互性。马丁•布伯认为“关系是相互的：我的‘你’作用我，正如我影响他。我的学生塑造我，我的业绩抟塑我……‘我’与‘你’相依共存，每个人皆可称述‘你’而仍为‘我’，每个人皆可赞颂父而仍为子，实在性永久不灭”。［4］相互性是本源性关系的另一基本特征。对话关系中的“我”和“你”是相互关联的整体，具有相互性。真正的对话不能存在于相互独立的、毫无联系的个体之中。马丁•布伯认为对话的生命是被联接在一起的两个人明确地转向对方，是内在行为的相互性。3．相遇性。相遇性是马丁•布伯对话哲学的另一个特点，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所有真正的生活皆是相遇（Allreallivingismeeting）”。［5］一种真正的相遇是步入“之间”领域的不依赖不脱离的状态。在相遇过程中，“我”和“你”走近靠拢，平等地看待对方，相遇是相互性的保障。这种相遇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是融入、靠拢的动态过程，是主体间的在场的对话。相遇给交流和言谈创造了机会，相遇是对话的前提。对话是真正的“相遇”和“在场”。

（三）马丁•布伯对话关系实现的基本要素

1．包容心。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强调“我—你”的转向，这种转向需要彼此怀有包容心，进行直接的心灵对话。他认为：“对话人生的基本运动是转向他人……我们之转向他带来了一个回应，不过难以察觉，而且很快平静，这个回应在心灵的观看和表达之中。尽管观看和表达或许消融在纯粹的心性中，但它们确实存在。”［6］这种平凡的难以察觉却确实存在的是“我—你”以包容心感受、告谓、回应彼此的一个过程。包容心意味着平等，是对话过程中主体的相互转换，是心灵的观看和表达，是共情共境的交流。包容心使得对话即使没有言语却依然发生。正如马丁•布伯所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存在程度不同的包容要素，那么，它就可以被称为是一种对话的关系”。［7］2．责任感。在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中，反复出现“责任”一词。对话是以相互做出反应和相互承担责任为基础的。责任是“我—你”的彼此信任和认可。他认为，“责任预设了一个本原告谓我者，即使他从一个独立于我自身的领域对我说话，而我应答他，对他负责。他告谓我他所托付给我、而我以我的忠诚回答他，绝不以我的不忠诚回答他”。［8］马丁•布伯所说的“责任”是“我—你”对话时的一种态度，只有忠诚的告谓与回应才会给彼此带来安全感，形成信任的对话环境；只有在对话中拥有责任感才会对彼此的声音作出真正的反应。3．共同经验。共同经验是指相同或相似的经历体验。对话关系的实现，需要“我”和“你”有着共同的体验或正在共同经历着某种事件。“我”和“你”之中至少一个积极参与某件事，并且能够以另外一个人的立场来看待共同所经历的事。［9］马丁•布伯认为，“如果只站在对立面，就没有共同经验，因而几乎不可能有共同的思考”。［10］这意味着，没有共同经历体验是无法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对话的人生不存在机械的口令，不是你必须回答，而是你能够回答。这也是马丁•布伯所说的“我—你”关系与“我—它”关系的区别，在“我—你”的关系里存在平等互惠的共同经历，能够产生共鸣或思辨的交流，而“我—它”的关系只是一种利用、工具性的独白者的自白。

二、走向对话：成人教育师生关系重构的意义

马丁•布伯认为：“如果在一种关系里，其中的一方要对另一方有目的有计划地施加影响，则这种关系里的‘我—你’态度所依据的乃是一种不完整的相互性，一种注定了不可能臻于完整的相互性。”［11］他倡导“我—你”式的永恒、平等的生活世界，强调“我—你”的对话关系是一种亲密无间、彼此对等、相互信赖的关系。目前，我国成人教育中的师生关系不是“我—你”的相遇领域，而是“我—它”的制作空间。成人教育者只是片面的向学习者灌输知识技能，而忽视与他们的交流；学习者为获取一纸文凭，机械地接受知识。因而导致“我”和“你”对话关系的中断或缺失，人与人之间通过成人教育进行平等的交流成为奢望。雅斯贝尔斯曾说过“人们失去了精神相遇、敞亮、对话的最有利的形式，致使人类精神开始萎缩”。走向对话，马丁•布伯对话哲学理论对构建成人教育和谐师生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

（一）对话符合成人教育师生的心理特点和需求

成人教育中的师生是生理、心理都已成熟，具有一定的生活经验与社会阅历，已承担社会责任的成人。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师生，不同于普通学校的师生关系，教师和学习者之间没有明显的依赖意识，学习者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成人完成了一定阶段的教育，掌握了比较系统的知识，对人生、社会有比较客观的认识和体验，具有一定的认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成人师生在视力、记忆力、生理健康等感知能力方面有所下降，更容易受到家庭、社会、生活的影响，其学习的自信心、积极性、能动性等受到干扰。因此，职业性、独立性、复杂性是成人社会生活的主要特性。此时，成人教育者的需求是能够在传递基本知识技能的过程中体会教学的乐趣，提升自我修为，获得社会认可和自我成就感。成人学习者的需求是能够独立地自我管理，获取自身所需的知识技能，提高竞争力以应对社会压力，并期待获得团体或组织的尊重，以达到自我实现。成人教育活动中的师生双方一般都有明确的目标，对话符合成人教育中师生的心理特点和需求。马丁•布伯的对话关系中所倡导的包容心、责任感和共同经历是满足成人教育师生需求，建立和谐师生关系的有利保障。

（二）对话在成人教育师生关系中起促进作用

成人教育中的师生关系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复杂性、人际性等特点。［12］这样的特点使得师生对彼此的要求增多、期待值增高。对话的直接性、交互性、相遇性，对师生间的相处起到重要促进作用，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话有利于师生的角色定位。角色定位不是师生明确自己的身份、地位、处境，而是淡化彼此的身份意识。真正的对话是让师生双方均以真实的主人的身份投入到教育活动中，以平等的态度参与问题的讨论，彼此真诚、尊重。对话中的师生是模糊的概念，是“我—你”的关系，是可以发生转向的告谓和回应，是相互感知的双向过程。教师可以为师，亦为友；学生可以为徒，亦为师。教学相长才是对话哲学视野下所倡导的良好教学状态。第二，对话有利于师生的互相了解。在成人教育活动中，不是教师可以教什么，而是学习者需要什么。对话的过程就是师生彼此了解认识的过程。在“我一你”相遇的情境下，成人教育不是单向的独白式，而是双向的交互式，教师和学习者是一种交往式与体谅式的合作关系。在反复的告谓与回应中，成人教师或机构了解成人学习者的真实需求，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务；成人学习者了解自身状况，理解教师的职业和教育目标，提供及时的回馈。第三，对话有利于师生间产生共鸣。共鸣是成人教学达到极致的体现，成人师生间不应该只是简单的貌合神离的知识流通，而应是精神、观念、思想的共振和共鸣。对话有利于师生思想的磨合碰撞，在思想上或感情上的相互感染。只有通过师生之间平等的对话交流，双方思想、价值观念产生共鸣，才能使师生认识到各自的不足，唤醒其内部潜在的力量。在成人教育活动中，对话并不是要消灭教师的权威，而是要求教师鼓励成人学习者积极参与、共同探索和发现真理，引导其全面发展，对人生做出正确的抉择。对话让成人师生间产生的共鸣是一种“入境”，即融入教学活动中，成为双主体；也是一种“出境”，即学以致用，在社会中更好的生活。

三、实现对话：成人教育师生关系重构的策略

在成人教育活动中，师生关系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在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视野下，和谐的师生关系，即“我—你”型的对话关系，意指成人师生之间存在友谊，但并不依附；共同享受学习的乐趣，但并不因此降低学习的价值；促进成人师生的交流，但保持彼此平等的身份。正如马丁•布伯所说的，一种真正的相遇“绝对不依靠我但又绝对不能脱离我”。［13］和谐的成人教育师生关系依靠对话来实现。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为我们构建和谐的成人师生关系提供了良好的视野，值得借鉴与学习。

（一）激活师生的对话意识

“我—你”关系是马丁•布伯对话哲学的本质内涵。构建和谐的成人教育师生关系，需要激活两者的对话意识。正如马丁•布伯所言：“对话不等于爱，但是没有对话的爱，没有走向他人、到达他人、与他人相伴的爱，而只停留在它自身———这种爱就叫魔鬼撒旦。”［14］其中的“爱”是“我—你”对话关系的一种促进物，是一种走向他人、到达他人、与他人相伴的意识。对话意识的激活是实现对话的驱动力，只有拥有对话意识，成人教育师生在教育活动中才具有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成人教师应拥有主动对话的意识，积极地询问、认真倾听成人学生的想法，以责任心、包容心去尊重、靠拢他们。成人学生应该坦诚地与教师交流，既不能“畏师”，也不应“蔑师”。只有怀有平等互惠的意识，才能有直接的对话，进行动态的相遇。

（二）建立平等信任的对话环境

在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中，包容和责任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包容意味着平等宽容，责任表明信任依靠。建立平等信任的环境是实现有效对话的重要条件，是生成和谐师生关系的土壤。目前，我国成人教育面临边缘化、功利化的困境，主要是由于诚信机制的缺失，使得成人教育组织机构与学习者之间存在信任危机，从而导致成人教育师生关系的对立化、庸俗化、冷漠化等问题。安全感的缺失必然造成成人接受和学习新事物的积极性降低。只有在信任平等的环境下，学生才不会成为“我—它”关系中的“它”，教师也不会异化为“我—它”关系中的“它”，师生才能获得真实的人生。师生的“我—你”关系在安全的对话环境中才能存在，离开这个环境，教师不复为教师，学生也不复为学生，成人教育将失去其存在的价值。

（三）设置共享的对话情景

激发了师生的对话意识，建立了安全的对话环境，还需要设置共享的对话情景。根据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我—你”的对话需要有共同的经历体验和能够彼此感受的包容心。所谓共享的情境，是指这种情境可以让教师和学习者都产生似曾相识的情境感受。通过对话情景的创设使得教师和学习者两个主体之间围绕教育内容展开对话，这有别于学习者洗耳恭听教师“独白”的过程。这要求成人教师和教育机构不仅需要从自身一方考虑对话情景，而且也需要从对方的角度，根据对方一切因素来进行。这种将学习者视为伙伴而与之相遇的施教方式，被马丁•布伯称为“总括”。在这种共享的情境中，教育者和学习者的情感体验会产生共鸣，师生关系将由上下转为平行，教师依靠学习者的回应来享受教育活动的乐趣，提升自己，学习者依靠教师的告谓寻找到自身所需的一切，形成和谐健全的成人教育师生关系。

（四）运用新颖的对话方式

众所周知，师生是成人教育活动的主体，教师在成人教育活动中扮演着引导者的角色。形成“我—你”型的师生关系，需要教师运用新颖的方式与成人学习者建立对话的桥梁。在马丁•布伯的哲学世界里，用“之间”作为“我—你”对话的桥梁，实质上就是强调一种有效的对话方式。对话方式的选取应当结合成人学习者的兴趣、动机、人格等特征，并以成人的个体发展为基本导向，可以采用商议法、演示法、畅谈法、发现法等，也可以结合心理学理论，采用心理体验法和移情调适法。为了进一步提高“我—你”间的对话效果，增强师生的默契，激发师生对话的兴趣，也可以采用戏剧表演、幽默短剧、静态雕塑等新颖的方式。在寓教于乐的同时，激发师生平等对话的产生，促进师生和谐关系的发展，使成人教育教学活动更具吸引力和生命力。从而在平等对话过程中不断提高成人教学的有效性，不断提升成人教育的教学质量。

相互性范文篇9

认知心理学认为，概念，尤其是初级概念，大多是由感性材料先在头脑中形成表象，然后经过对比、分析、抽象、归纳、概括等思维过程，抽取出一类现象或事物的关键属性而获得的。因此，初中物理概念教学，作为物理教学的入门阶段，首先要解决好学生感性材料贫乏、有关表象不丰富的问题，然后，就要带领学生历经对表象进行抽象加工的全过程。学生对表象抽象加工的过程，实际上是学生重整自己认知结构的过程，重整的结果，要在语言（符号）、实例（典型）、图景（表象）等认知系统的各个层面上突现出有关概念的本质特征，从而形成能动的、可以用于推断、分析、解决有关物理现象的新的认知模块。物理教学中常听到教师埋怨，学生学得不活，只会死记硬背，遇到实际问题一筹莫展，物理知识支离破碎等等，其根源都在于概念教学之初没有让学生充分地历经概念获得的全过程。

另外，还应当看到，学习物理之前，从日常生活中学生已经获得了大量的关于物理世界的前科学概念。学生已有的前科学，是物理学习赖以顺利展开的基础，没有前科学概念的支持，物理课程的展开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学生的前科学概念中，又往往包含有许多的错误要素，而这些错误的成份，又是干扰科学物理概念建立的极大障碍。怎样处理好前科学概念，也是物理概念教学中要不断研究解决的问题。

现以九年义务教育华东版初中物理课本第一册“怎样认识力”一节的教学过程为例，来探讨物理概念教学的操作技术。学生学习准备状态分析：

学习本节教材时，学生已经形成了“力”的前科学概念。学生的力概念主要来自自身的体验，大多与自身的感受、物体的运动，以及由此派生的种种现象相联系。静物也会是施力的主体，学生极少想到。关于远距离作用、力作用的效果、力作用的相互性等等，学生都有相当的感知，但缺乏一定水平的概括和总结，没有形成相应的命题。“力作用的主、宾体缺一不可”，“运动的物体不一定受到力的作用”、“作曲线运动的物体所受的力与运动方向有一定夹角”，等观点，难以获得实际生活经验的支撑，因此，本节课对这方面涉入不宜太深。前科学的力概念,最主要的错误在于“力”与“速度”混沌不分，本节课可以进行适当的预处理。

教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板书：怎样认识力（二）力是什么

演示：手推小车以实物演示激活学生头脑中的表象。（板书）手拉弹簧手提钩码手压海绵从学生的自身感受开始。变换力作用的宾体。

小结：推力、拉力、提力、压力都是人施加的引导学生对主体进行抽象。

提问：机器能不能起推、拉、提、压的作用呢？举例说明。

板书：推土机推土拖拉机拉泥起重机提砖压路机压路

小结：机器也可以施加力变换力作用的主体。从人到“可动的”机器，主体外延的展拓不突兀。

思考：人和机器可以施力，那么其他的物体是不是也能起这些作用呢？

演示：弹簧推车钩码拉车弹簧提钩码钩码压海绵

总结：人对物体可以施力，机械对物体也可以施力，其他的物体对物体都可以施加力的作用，我们可以说：

板书：一、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说明：施力物体受力物体举例：人推车──人对车施加推力的作用人是施力物体，车是受力物体从人、机器到其他物体，在更大范围内抽象力作用的主体。弹簧是“动”物，而钩码是“静”物，打破“力只能由‘动’物施加”的表象的局限性。把“人”降至“物体”，强化对主体的概括。“作用”，通过语词的代换作自然概括。一般物体都会受到力，这对学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以上对比、抽象的过程只紧扣着施力物体展开。

模仿：弹簧提钩码──弹簧对钩码施加提力的作用弹簧是施力物体，钩码是受力物体钩码拉弹簧──钩码对弹簧施加拉力的作用钩码是施力物体，弹簧是受力物体讨论：刚才研究的力，都是两个物体直接接触产生的作用。不接触的两个物体之间，会不会出现力的作用呢？用概括形成的抽象观念，回过来对原实例的表述进行整形，使原有的感性材料顺应新建立的抽象观念。“之间”，通过语言暗示进一步“调平”主、客体地位，为力作用的相互性作暗示性铺垫。演示：磁铁吸引小磁针(2)摩擦的塑料棒吸引纸屑(3)乒乓球自由下落

由“直接接触”到“不直接接触”突破作用方式表象的局限。

小结：作用也可以发生在有一定距离的两个物体之间。

演示(1)(2)以前做过,这里再次强化,为以下概括力作用的运动学效果激活有关的表象。

（三）力作用的效果

板书：二、力的作用效果

思考：力的作用能产生哪些效果呢？也就是说，受力物体在力的作用下会发生哪些变化？

提示：着重研究受力物体一方。

由于前面演示的激发，学生容易概括出两类效果。

通过设问，激发学生在表象中突现出现象的另一个侧面──作用的效果。

演示：人拉弹簧，手压海绵

板书：1.力能使物体发生形变

演示：手推车，车由静变动，由动变静

说明：运动状态发生形变（配以图示，或引进多媒体动画）

回顾：磁铁吸引小磁针，静止的小磁针“跳”起，摩擦的塑料棒吸引纸屑，纸屑上“跳”乒乓球自由释放

后，自静止变为下落

形变的观点学生容易接受，简洁处理。

引导学生对过程的细节充分展开想象，在此基础上概括出“运动状态变化”。

在前面学习“7.3物体的运动”时就注意引入术语“运动状态”。

板书：2.力能使物体的运动状态发生改变

说明：刚才“动”到“静”和“静”到“动”的变化，实质上是物体速度大小的变化。

思考：物体的运动状态有没有其他的变化？

演示：手迎着车运动的方向推车，车返回演示：绳拉小球作圆周运动

先“反向”，后“转向”，有利于引导学生概括思维的方向。

通过图示，促进学生认知结构中“力”与“速度”发生分离。

用箭头表示力，可以进一步抽象出力作用的方向特征（矢量性），便于后续课自然地过渡到力的图示。

提问：物体的运动状态改变包括哪两种情形？

板书：速度大小变化运动（速度）方向变化

练习：

举例说明

一个物体受到力的作用发生了形变。

一个物体受到力的作用速度大小发生改变。

一个物体受到力的作用运动方向发生改变。

激发学生做分类概括。

通过举例，使新揭示的力概念的本质特征（作用效果）获得更广泛的表象支持。

思考：反过来，我们能不能从力作用效果的表现来判断一个物体是不是受到了力的作用？怎样判断？

阅读：要求找出文中重要语句逆向思维是概念掌握水平的关键特征，是从具体运算水平发展到抽象运算水

平的标志。

后续课还要就此继续展开，课时关系，这里不再做举例练习。

（四）力作用的相互性

实验：用拳头捶桌桌子

提问：用力捶时，拳头有什么感觉？表明什么？

说明：疼痛感觉是由于剧烈的形变。

这一现象表明：

板书：三、物体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利用学生自身感受形成的表象。本例还强化了“‘静’物（桌子）也可施力”的新命题。下例同此。

分析：弹簧提钩码,在把钩码提起的同时,弹簧本身也变长了,说明弹簧也受到钩码的拉力。既巩固了对力作

用相互性的认识，又强化了由效果判断力存在的推断方法。下例同此。

讨论：你坐在船上,船停靠在河边,想要让船离岸,你用什么办法?

本校地处河网地区，学生有关感知表象丰富，易于激发学生的认知动力。

讨论：教材图9－5、9－6讨论的目的是对原有的表象提升，组合到新形成的科学的力概念体系中去。

在讨论分析中，一一明确各力的施力物体、受力物体、作用效果，通过术语的运用再度强化新形成的力的概

念结构系统。

力的单位

回顾：长度、质量单位的确定，引出物理量力的单位

阅读：(1)国际单位制中力的单位是什么?1牛约有多大?

练习：你站在地面上对地面的压力大约多少牛？A.几牛B.几十牛C.几百牛D.几千牛

在力的新概念结构中，单位不是核心结构，本节课作低调处理。

侧重于单位形象的建立。

（六）小结

提问：学完本节内容，你对力有了哪些认识？

强化：施力和受力物体、作用形式、作用效果、相互性。

机动：阅读P89“读读想想”思考“想一想”作业

相互性范文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