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转型范文10篇

现代转型范文篇1

关键词：师德；现代转型；现代化；专业化；多样性；评价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精神均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一变化在教育领域还表现为师德观念的现代转变和教师个体道德的时代特点。社会及其道德的现代转型引起了师德的转型和发展。当今，教育民主、教育平等、教育公正、教育人道主义等正成为社会主导的教育道德观念。这对师德建设和师德评价提出了新要求。从行为主体角度看，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教师的独立意识、权利意识、自我意识不断增强，社会成员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现象在教师群体中同样存在，与师德先进性并存的是教师德性状况的多样性、社会化、个体性，它给新时期的师德评价带来了新的课题。因此，从师德转型的视角全面认识师德的变化和发展，进而寻求师德评价的改进和完善，以积极应对现实，把握师德评价的新趋向，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师德现代转型发展的多重意蕴

师德即教师职业道德，是教师在从事教育教学活动中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和应具有的道德品质，它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与教师行业道德的有机融合、有机渗透。作为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师德的类型及其观念形态既反映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也反映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和更新。换言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生活实践作为外在现实条件，成为师德观念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客观基础。师德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意识，伴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并植根于生活世界。首先，经济转型对师德转型的影响。任何社会的道德都要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都要反映特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是历史范畴。道德是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的产物。恩格斯说：“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1]师德是社会主导道德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其意识形态性决定了其必然反映社会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性质，使得我国的意识形态必然体现社会主义的特质和要求，在师德目标上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现社会主义道德的导向性。同时，市场经济本身也有自己的道德要求，它是市场活动理性化、有序化的内在条件。因此，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导致了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的转变，它既反映了时代精神和价值取向，同时也促进了师德观念和道德价值观的现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平、公正、民主、平等、诚信、友善、敬业、法治等不仅是社会普遍的价值理性，也是教师职业道德的价值准则，因而在现代性意义上带来了师德观念的转型发展。其次，师德转型发展的政治蕴意。恩格斯说：“一切以往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2]在阶级社会，没有永恒的、超阶级的道德，道德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毫无政治目的和政治内容的所谓“超政治”“超阶级”的道德是不存在的。师德演变和发展的历史充分表明，师德不仅具有职业性特点，而且还具有政治性和阶级性，受政治的支配和制约。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师德归于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范畴，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也从属于社会主义制度。我国《教师法》规定：“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教师应当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这是当代师德区别于传统师德的政治意蕴。在全球化背景下，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复杂多变，西方国家利用网络媒体进行价值观的渗透和颠覆。它在侵袭学生思想的同时，也在考验着教师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教育既是专业知识的传授者，也是价值观的传递者和引导者。师德不仅是指教师的道德素质，而且包含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在传统意义上，人们对师德的认识大多集中于道德修养，而不大注意它的政治维度和政治取向，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区。当代师德评价必须把握其政治属性，良好的政治意识是教师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再次，文化转型中师德转型的要义。师德作为教师行为文化受社会文化转型的影响。师德的转型发展在深层次上反映文化的转型发展。文化的精义是道德价值观，它表征着人类精神追求所达到的高度。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一个包含了人类思想和活动各个领域变革的多方面进程”。[3]相对于以宗法关系和绝对服从为特征的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的重要特征在于主体意识的觉醒。由于主体意识的觉醒提升了教师的道德主体性，使得他们对自身角色有了自我的期望和认同，师德被看成是对社会价值期待的实现和生命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一方面，在主体文化主导下，教师成为具有强烈自我意识、价值意识的自由自觉的教育行为主体、传授知识主体和道德实践主体。践行师德不再是被动的、外在的、强加的要求，而是行为主体自身主动的选择、内在的需要。由此，教师成为师德实践的真实主体、责任主体。这种主体文化通过主体间性的自觉为师生建构一种平等、理性、宽容的道德关系提供了文化条件。另一方面，主体文化为现代师德注入了人文精神。“以人为本”成为当代社会的时代精神，它要求教师确立“以人的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把人的意识、人的观念、人的维度体现于师德实践中。教育是培养人、造就人的道德事业，其人文品格体现在尊重学生人格、保护学生权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等方面。因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内涵是人自身的发展，而人的现代化取向体现了深刻的文化转型。因此，弘扬人本精神、注重人文关怀是文化转型对师德转型发展的影响。

二、师德现代转型和发展的基本特点

师德是一个综合的概念，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客观上它是社会对教师职业活动提出的道德要求，主观上它通过教师的德性状况而呈现，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变迁，伴随教育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具体来说，师德现代转型发展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师德精神的“现代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和师德评价必须确立具有道德进步意义的价值观，以现代教育伦理精神指引教师道德实践。也就是要使师德精神趋于“现代化”。现代教育伦理精神是现代社会伦理精神和伦理品质在教育中的具体体现，也是当代教育发展对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新要求，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它是对传统教育伦理的积极扬弃和时代超越。传统教育伦理既存在积极的方面，也存在消极的方面，教师道德行为中的教育专制、教育暴力、教育不人道、教育不民主等反映了传统社会教育伦理实践中存在的负面因素，这些因素不仅没有体现教育善的本质，而且损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导致了教育关系和师生关系的异化与不和谐。弘扬现代教育伦理精神就是以新的道德理念审视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关系和师生关系，构建符合现代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道德关系，在教师道德实践中注入教育的道德关怀和价值理性。尤其是教师作为教育者对待教育工作应具有的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和人道精神，它们都是现代师德的重要内涵，也是师德精神趋于“现代化”的重要表征。

2．师德发展的“专业化”。在传统的意义上，师德作为调节教育活动中师生关系的道德准则，强调教师行为具有的教育性和示范性。师德规范只是约束教师行为、督促教师自觉履行教育职责和行为义务的外在手段，而忽略了对教师自我完善和保持内心和谐的作用。美国在《国家为培养21世纪的教师做准备》和《明天的教师》报告中，强调教师专业性是教育改革和教师职业发展的目标。师德是与教师的日常教学密切联系的，“尊重学生、尊崇独立、追求正义是美国师德的核心内容”。[4]在此背景下，教师专业道德被看作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核心要素。作为专业人员，教师需要用理性的专业道德来指导自己的教育实践，将自身的道德成长与专业成长相统一。教师专业道德是“教师专业的精神蕴含与文化表征，是教师专业的现代性意义与价值的确证方式”。[5]促进学生发展和坚持自我提高是教师专业道德的基本要求。这是一种师德类型、功能的重构，将过去专注于师德教育功能的德性论与体现师德服务功能的义务论相融合。教师既从事专业性劳动，又为社会提供不可替代的“服务”。因此，师德的专业性与教育的服务性紧密联系，它要求教师具有良好的专业服务精神和专业服务技能。教师劳动的专业特性使得专业之外的人难以准确判断其是非得失，所以，教师专业道德的建构强调从规约到自律的转变。

3．师德状况的“多样性”。以人的独立性为标识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自我意识和权利观念逐渐增强。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也使得人们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多元化，多元道德的存在具有了现实依据。社会成员道德状况的多样化反映到教育领域，就表现为教师个体德性状况的“多样性”。在教育工作中既有具有奉献精神、忠于人民教育事业的教师；也有仅将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作为谋生手段的教师；还有的教师其行为不仅违背了最起码的师德,而且违犯了法律。上述教师不同的德性水平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是社会成员道德水准的不一致性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反映。在这种多样性中还存在一种道德功利主义的迹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自身所特有的利益交换机制逐渐成为人们经济生活的主导，在此过程中，市场经济既带给人类以巨大的物质财富，也使市场成为衡量一切的砝码。这种利益分配方式的变革带来了人们价值观念的“革命”，尤其是以自我利益和自我价值为取向的功利主义倾向从社会大众生活层面膨胀到了教育生活领域和教师的精神文化领域。而且，“权利”“公正”“幸福”都成为与教师道德实践相关的概念受到关注和阐释。

三、转型条件下师德评价的新趋向

基于师德的现代转型和发展要求，师德评价必须走出传统的理论阈限，遵循师德建设的基本规律，把握师德评价的新趋向，从而更新理念和改进方法，更好地发挥其对师德发展的导向功能、规范和激励作用。首先，师德评价要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融合。师德评价基于一定的事实判断，对照评价标准，对教育行为做出应当与否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因为是以事实为根据，所以它不是主观臆断的，而应是客观科学的。科学的师德评价就在于它反映了评价客体的道德本质。科学的师德评价依赖于对事实的理性的全面判断，又必须依据合理的评价标准进行。因为师德评价依据的标准不同，得出的评价结论就不同，甚至可能相反。而一种科学合理的师德评价标准至少包含了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就前者而言，它应契合师德转型发展的现实，在结构体系上体现专业性、层次性和完整性。就后者而言，它应满足社会的价值期待，即符合教育规律和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的教育行为，在道德上就是善的，应当受到肯定和赞扬；而违背教育规律和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的教育行为，就是不道德的，应当受到批评和谴责。如果说师德评价的科学性体现了它的合规律性，那么师德评价的人文性则体现了它的合目的性。师德转型的社会化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弘扬“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教师，评价都应注入一种人文关怀。师德评价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测量或证明教师的道德水准，而是为了改进和完善教师的德性，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和道德发展。缺少人文关怀的评价容易导致评价的工具化、形式化，也不利于激发教师的道德主体性及其内在道德需要。因此，从转型意义上说，现代师德评价要从把教师当作“机器人”转变成把教师看成活生生的、发展的、自我实现的人。一种人性化的师德评价“应考虑到教师的期望、需要、自尊等内在因素”。[6]这将有利于调动教师在自我评价中的主体性及其在师德建设中的主动性。其次，师德评价要坚持“一元导向”与“多元取向”的统一。在现代多元社会里，“多样性”已成为师德转型的主体化表征。这种教师道德价值取向的多样性，要求人们在对师德进行善恶评价时，坚持社会一元价值导向与个体多元价值取向的统一。因为任何社会都存在反映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的主导道德价值观，这是统治阶级意志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体现。由此，我国的师德评价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主导道德的价值导向性，以促使教师的道德成长与社会的普遍要求相一致，否则师德发展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并导致个体多元价值的冲突和无序。同时，面对师德状况多样性的事实，师德评价不可模式化、简单化，应承认教师多元道德价值取向的现实合理性。在教育实践中，师德的一元道德价值是通过多元的方式来实现的。人们总是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的条件以及自身的能力来履行师德规范，从而使教育行为的道德价值以多种形式得到具体的呈现。基于教师德性状况的多样性，对师德的评价就应允许行为主体在不突破道德底线的前提下，确立自身的价值追求。但这种个体的价值追求与社会的主导价值之间只能是距离上的远近，而不应存在方向上的背反。这里，师德的价值导向是普遍、客观和一元的，而价值取向是个人性、情境性和多元的。“一元”和“多样”的统一是建立在基准道德上的价值包容，否则对教育行为的善恶评价就会因是非界限的模糊而失去意义。从专业发展的角度说，对师德多元价值的肯定也表现在，它不仅应有利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际关系的和谐，而且应有利于教师自身的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和人生价值的实现。再次，师德评价要做到“外部他律”与“内部自律”的协同。师德评价借助于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的力量影响着教师的思想和行为，并作用于教师的内心世界。社会舆论的力量对于教师的道德约束是一种外在的他律，没有这种他律，道德的规范功能就无法显示。而内心信念的力量是主体的自我道德要求，依靠的是教师的道德自律，没有这种自律，道德的激励功能就无法显示。因此，师德评价是“外在他律”与“内在自律”的统一，是他评与自评的结合，是“要我做”与“我要做”的融通。在师德建设中，单靠道德评价的强制性约束，不重视教师德性的良心自律，是不可能提高教师的伦理水平的。片面强调道德评价的强制功能，就是把教师仅仅视为管理的对象，而隐匿了教师道德主体的能动性与自觉性。当代中国教师面临的教育伦理问题、教育风气不良、道德水准下降等现象，有许多并不是源于制度和规范本身的不健全或不完善，而是有些教师没有完全具备与制度要求相适应的精神品质所致。相对于规范的他律，教师德性的自律是对自身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的自觉承担与自愿履行，是社会评价向个体良心转变的必要环节。黑格尔说：“一个人做了这样或那样一件合乎伦理的事，还不能说他是有德的；只有当这种行为方式成为他性格中的固定要素时，才可以说是有德的。”[7]如果说道德评价的他律性主要是起到抑恶的作用，那么，道德评价的自律性主要是起到扬善的作用。师德评价要发挥他律和抑恶的作用，以规范教师行为；同时也要发挥自律和扬善的作用，以提升教师德性。自律的扬善和他律的抑恶是师德评价功能的两个重要向度。这两个方面，任何一方的不尽如人意，都将使师德评价功能的实现存在缺憾；忽视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其作用机制都是不健全的。马克思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8]停留于他律阶段的师德，无论怎样尽职地去遵行它，终究是一种外在于道德主体的“异己”的力量，师德的实现需要道德主体的内在自律和自我反思。他律的评价只有转化为自律的评价，才能充分彰显教育者的道德主体性，形成自觉追求教育善的稳定而持久的精神动力。

作者:糜海波 单位: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参考文献：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4，435.

[3]杨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3).

[4]郭法奇.美国学校教育中的师德内涵及其特征[J].中国教师，2004(5).

[5]刘俊.论教师专业化进程中的教师专业道德[J].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6(23).

现代转型范文篇2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交错杂居的省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为1333.9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7.85%。其中苗族总人口为429.99万人，约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32.23%，为贵州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就人口规模而言，苗族传统文化构成了贵州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苗族节日作为显性化的民族文化符号，被视为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一般而言，贵州苗族传统节日符号的意义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自然节气与时间记忆的有机结合

据统计，贵州省一年中的民族节日达490多个。[2]从时间分布来看，几乎每个月都有苗族的节日。这些节日犹如苗族同胞生活时间链条上镶嵌的珍珠，不仅让他们在年复一年的轮回里找到了日常生活的时间规制方式和时间记忆方式，而且还通过已经记忆化了的岁时节日，来规制自己的生产生活的秩序，从而实现生命的秩序化。如，“插秧门”就是苗族同胞规制时间秩序化的一种体现。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黔东南的苗族便在这天开始插秧，祈愿庄稼茁壮生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苗族的一些支系拓展了对时间的认识，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实现了对时间的记忆和把握，衍生了一些独特的民族节日。以苗族“牯脏节”为例。“牯脏节”是雷山县西江一带苗族最隆重、最独特的节日。关于“牯脏节”的来历，尽管有许多种说法，但该节日特定的仪式程式和内容，虽经上千年岁月的流逝，却仍然比较完好地代代相传了下来。这些苗族同胞通过13年一轮回的特殊方式，在某种更宽泛的意义上完整地记忆了自己的时间，并以这种独特的时间记忆方式，体现着自己作为一个文化体的存在。

(二)原始崇拜和宗教禁忌观念的存储器

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来看，农业文明起源于远古时期人们在采集、渔猎等生产活动中对自然物候的观察。自然因其与人类生息相关的天然优势而成为了苗族祖先崇拜的第一个对象。“这些自然现象和外界物体，同人一样能说会道，有喜怒哀乐，并有善恶之分。”[3]崇拜导致了宗教禁忌观念的形成。这样的传统节日，直接体现了苗族先民的原始崇拜和宗教禁忌观念。

例如，黔东南地区的苗族为了祭祀“谷神”一年来给人们带来的好收成，而在每年稻谷将熟之际举行“吃新节”；为了祭祀祖先对自己一年生产生活的护佑，而在冬月的第一个卯日举行隆重的“苗年节”。贵阳地区的苗族为纪念传说中抗击官军在喷水池附近遇难的英雄亚努，而于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到喷水池附近聚会，逐渐形成了“四月八”节日。

在上述节日中，把曾经为自己民族立下汗马功劳的神话英雄视为自己的保护神，是苗族先民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对自然界拟人化理解的结果，蕴涵了某种古朴的自然崇拜观念；而在“吃新节”前禁止人们在田里收谷子食用，则是“谷神”崇拜导致的禁忌观念的体现。由此来看，原始崇拜正是通过制度化了的节日祭祀仪式或禁忌，符号化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三)农耕经济形态的典型表达

以龙里、福泉、贵定一带的苗族“杀鱼节”为例。[4]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九，人们便来到河边，从河里叉起鲜鱼，架起铁锅，烧起大火，煮着鲜鱼，喝着米酒，吹起芦笙，唱着山歌，祭天求雨，祝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从自然环境和苗族先民的生产方式来看，“杀鱼节”的起源及实践，是龙里、福泉、贵定一带苗族的原始经济形态在特定的生产力水平下的体现。该地区属中亚热带温和湿润气候区，境内江河交错，水系发达，盛产鲤鱼、鲇鱼、青鱼、马口鱼等多种鱼类。在人对自然改造的力量较为落后的情况下，通过采集渔猎的方式直接从自然界获取能量，就成了人们维系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选择。从人类的发展历史来看，采集渔猎的经济形态都曾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区域得到展示，并一度成为人类初期主要的生产方式。当苗族的部分先民来到这个地区，因丰富的水资源所维系的鱼类资源，很可能一度成为人们获取食物的主要方式。随着人口的繁衍，有限的鱼类资源显然无法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于是，在积极开发水稻等农作物的同时，限制个别人频繁的渔猎行为，而在固定的日子进行集体渔猎，在维持鱼类资源的丰富和平衡的同时，也保证共同体对鱼类资源的可持续需求，就成了当时人们的一种切实选择。

(四)祈福求愿的多彩画卷

综观人类历史的发展，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往往是从物质和精神两个维度出发，或独立延伸，或共同作用。主要流行于黔东南州台江县苗族地区的“姊妹节”，就集中展现了这一文化内容。[5]据《“姊妹节”歌》描述，苗族的先民阿姣和金丹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长大后彼此爱慕。但两人的爱情，却遭到阿姣父母及族人的反对。阿姣被父母软禁，逼嫁回舅家“还娘头”。阿姣不愿嫁往舅家，就每天借口上山，用她装针线的竹篮偷偷地藏糯米饭送给金丹，相约在野外谈情说爱。两人的爱情最终感动了阿姣的父母和族人，有情人终成眷属。苗族男女青年仰慕阿姣和金丹对爱情的执著，纷纷仿效他们上坡相会，“姊妹节”由此而来。可以说，以青年男女为活动的主角，以邀约情人游方对歌、吃“姊妹饭”、吹芦笙、跳木鼓舞、互赠信物、订立婚约等为活动的主要内容的“姊妹节”，展现了苗族同胞追求幸福美满生活的向往。

二、苗族传统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

“新的节日符号的创立或对旧有的节日符号注入新的内容是一种外力强加于人的文化，但在实质上，这些符号的创立和改变由于正好符合了活动在具体的现实中的人们的利益而具有了存在的意义。”[6]基此视点，聚焦于现实生活的利益诉求，使贵州不同地区的苗族的传统节日符号，呈现出不同的转型路径：

(一)在传统节日符号的基础上，注入新的现代符号元素和内容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着传统节日符号的原生性解释系统。

以台江“姊妹节”的现代转型为例。①如果说存在“原生态”传统节日的话，那么从其分布和保存来看，黔东南台江县的施洞和老屯一带，就是“原生态”的“姊妹节”的典型代表。据有关宣传和当地人的反映中，这两地是该节日的发源地。[7]解放初期，一些学者曾经在施洞镇的巴拉河村对“姊妹节”做过调查，结论是该节日的主要内容有两个：“一个是妇女们去捞鱼，杀鸡、鸭，买肉，在一起做饭吃；另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就是游方。”[8]

如果说，传统“姊妹节”符号主要指称的对象是农业时代交通闭塞、交往困难的苗族青年男女，节日为青年人恋爱交往提供了可行的渠道，参加“姊妹节”的目的就是为了喜结良缘，那么，在现代旅游业的冲击下，特别是“姊妹节”作为当地政府部门“全面整合和提升旅游资源和旅游品牌”[9]的一种选项后，“姊妹节”符号的指述功能、表现功能和交互功能都由于政府部门的主导而发生了变化。尽管这一节日延续了“姊妹节”的指称符号，但却在各种媒体不断的言说中，俨然成了“东方情人节”；而参加“姊妹节”的对象，也由特定的苗族青年男女泛化到所有的游客；五颜六色的香喷喷的“姊妹饭”，不再是情窦初开的女青年为了送给自己的意中人的食品，而是当地“农家乐”的老板制作后售卖给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除了“农家乐”或当地政府组织表演给游客欣赏外，曾经被游方深情吟唱的情歌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日渐衰微，男女青年成双成对向自己的意中人倾吐心声的盛况已经不再，源自音像店的飞歌、情歌弥漫在整个节日的天空；由政府组织的踩鼓、斗牛、赛马、唱苗歌、苗族银饰服装表演、计划生育知识竞赛、“两基”教育验收宣传等活动成了节日新的亮点。

(二)把本民族或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符号，嫁接到既存的传统节日符号中，使得传统节日的原生性解释系统出现了局部变化。

以黔东南雷山县西江“苗年节”新出现的“长街宴”为例。嘉靖《贵州通志·风俗》记载，苗人“十月朔日为节，乃椎牛祭鬼，大集种类，男女食酒，吹芦笙。”是最早有关苗族过苗年的文献记录。根据笔者调查，②2003年以前，在西江每年传统的“苗年节”仪式符号里，就没有“长街宴”③。“长街宴”的出现应该是近两三年才出现的事情。当地政府为了吸引游客、推动旅游发展，从2004年“苗年节”起，组织挑选一些农户，准备好饭菜后摆放到桌上，几百张桌子集中排在街上，成为一条长龙，蔚为壮观，被称为苗家“长街宴”。游客以每人20元的价格到政府购买就餐券，凭券入席就餐，农户收票后到政府结账，兑换现金。

“要继续理性的思考，个体就需要可理解的整体，而这种理解力就需要一些显见的符号。”[10]被媒体和外界赋予后当地人也认可的苗族“长街宴”，因为与云南哈尼族“长街宴”在形式和名称上“显而易见”的联系，而被众多游客所“理解”。但笔者在调查时发现，做好饭菜摆放在家门口或村子门口迎接客人，是当地的一项待客传统。当地人把这种风俗称为“dangtdeix”。④在当地，“dangtdeix”一般只出现在新房建成后迎接客人贺喜乔迁新居，以及老人过世后带其灵魂走访亲戚两种较为隆重的场合。“dangtdeix”时，由主人家在进村的路口与家门口之间摆放九道桌子，桌上摆满酒菜，客人要进主人家就得必须连喝九道拦路酒。为了集中体现苗家人的热情好客，制造吸引游客的“新卖点”，原先只是在自己家门口迎接客人的“dangtdeix”符号被移植到了“苗年节”迎接游客的场域之中。鼓着钱包的游客，成了在当地人“尊贵的客人”。在不断的言说中，“dangtdeix”成了“苗年节”新的一项文化符号。而这种嫁接过来的文化符号在取得成功后，似乎还有泛化的趋向。在“国庆节”、“五·一国际劳动节”等现代节日中，苗族“长街宴”都频频出现。而当地人也“根据人们当前的生活实际述说历史”，[11]不断地向游客介绍苗族“长街宴”是苗家热情好客的“传统”。由此可见，在学者和游客看来，不同地域却彼此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的文化符号，往往就这样为了服务于社区的社会需求而被“发明”出来，误打误闯地成为了似乎彼此关联的符号幻象。

(三)在摒除传统节日原生性的部分文化符号的同时，目的性地注入符合现实利益需求的新的符号元素和内容，重新建构全新意义的节日符号。

以贵阳苗族“四月八”转型为例。关于“四月八”的一个传说是，在很久以前，居住在梵净山下的苗族姑娘由于长得如花似玉，常被官家看中选美进贡，致使不少人家妻离子散，民不聊生。一个叫亚宜的苗族首领，见自己的姐妹遭受蹂躏，就联络苗族后生反抗官家。官家派重兵攻打，亚宜寡不敌众，被迫向苗族聚居区格罗格寨(今贵阳花溪、青岩一带)转移。官兵尾追而至，亚宜与格罗格寨的苗族首领亚努奋力抵抗，四月初八这天双双战死。消息传来，苗家父老悲痛万分，来到英雄战斗过的地方聚会悼念。[12]随着社会发展，作为贵州省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中心的贵阳，在每年“四月八”活动中，唱山歌、荡秋千等传统符号已经绝迹，民族民间传统技艺大赛、“原生态”民族民间歌曲演唱大赛、“民族之花”评选活动、贵阳市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欢歌”游演等现代符号则几乎是被活生生地“塞入”进来，使得举办该传统节日的初衷是为了纪念苗族英雄“亚宜”和“亚努”的原生性符号指述功能大大弱化。节日成了展现民族风采、促进民族团结、展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民狂欢的“民族团结周”。[13]

“文化的元素是人为的、创造出来的、可变化的，表面上虽然持恒久长，实际上与文化的承受者一样也会灰飞烟灭。”[14]传统节日符号正是在这样的断裂中得到延续。在“姊妹节”、苗族“长街宴”和“四月八”的现代转型中，传统节日符号不管是被简化也罢，抑或是被复杂化也罢，或者干脆被“莫名其妙”地强行赋予新的内容到既存的节日传统也罢，其功能指向都直接聚焦到当下的现实利益之中。

三、传统节日符号现代转型的动力探析

传统民族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不过是现代社会、经济和文化转型的一种表象而已。从苗族传统民族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来看，国家化和市场化两股力量交织作用是导致其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在国家化方面，其进程主要体现为传统节日符号日益成为国家职阶系统渗透到民族地区传统社会结构的有效工具。国家行政力量在民族地区的渗透，从根本上规制了传统节日符号存在的形式。

清朝时期在部分民族地区，国家的正式行政管理机构只到县一级，但依靠“乡保”、“里正”等“准官吏”制度，实现了国家权力在传统社会的事实存在；而在另一些民族地区，依凭共同体内部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来维系的“土司”制度对国家的整体性负责，间接地实现了民族地区的国家化；“改土归流”使这些地区由间接控制变为了直接控制。1949年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策在农村的广泛、深入开展，国家化进程在民族地区得到了空前加强。

节日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无疑是国家意识形态和行政权力渗透到传统社会中的重要渠道。国家通过对某些节日或节俗采取或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并加以或允许或禁止的规范，引导着包括节日在内的民俗文化向有利于国家倡导的价值观念方向发展。在操作层面上，国家通过对具象化的节日符号的控制，构造出能在共同体内部形成某种集体认同的文化标识，“包涵着承载重叠和混合认同的空间和力量”，[15]内化为贯彻国家意志的、规制共同体集体行为的某些机制或规范。从近几年台江“姊妹节”实际运作来看，随着不同阶段国家政策工作的变化，节日符号表达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到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到促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到普及“两基”教育验收，到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到促进民族团结等，都不同程度地彰显了当地政府当前工作的重心。

(二)在市场化方面，主要体现为传统节日符号为了适应现代经济活动的需要，依据市场经济活动的规律，被目的性地改造或创造，功能指向“强烈地聚焦于其经济作用”，以期“能影响、带动经济的发展。”[16]

当市场已经成为主导社会资源配置的基本途径时，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支配社会行为的意志。尽管“世界内容是完全中性的，但意志会突出强调这些内容中的这一点还是那一点则毫无先兆。一旦意志强调了某一点之后，人们就发现意志以纯逻辑的方式，通过已确定的理论客观性，转变成了别的观念，这些观念跟早先出现的意志有因果上的联系，如今变成了通向‘最终目的’之‘手段’。”[17]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民族地区的普遍建立，市场俨然以各类资源赖以实现其最终目的的普世性的“手段”成为了现实社会的“纯逻辑”。传统节日符号作为异质性存在的民族文化资源，特别是在乡村文化产业和乡村旅游产业的场域中，被强烈地趋向于实现某种利益需求的工具运用。以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为最直接表象的市场化，成为把节日符号视为“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并加以“资本化运用”[18]的重要途径。通过苗族“长街宴”壮观的饮食消费场面，或“四月八”绚丽多彩的大规模游行、演出等来吸引游客，不过就是在市场化的语境下，当地人试图把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的一种方式而已。

伴随着市场化繁荣起来的现代科学与技术，被系统而频繁地渐次应用于商品生产和服务业方面。表现在节日符号上，则是各种现代技术随着市场的需求被目的性地嫁接到传统的节日符号中，成为“换装”了的文化景观。在贵阳“四月八”游演中，各种现代化的技术被广泛应用于花车的装扮以及演员的着装等，也可以看作是市场化对节日符号影响的另一种结果。

所以，国家化和市场化双重力量结构性地交织存在，成了传统节日符号现代转型的基本动力。上述苗族传统节日的现代转型，展现了两种力量交织作用的这一趋势。如果说，由于国家化进程在传统乡村的长期渗透而使得民族地区的节日符号在转型初期就具有了更多的原生性特征，那么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逐渐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主导地位的市场化，则继承了这样的转型趋势，通过经济利益的刺激使得节日符号以符合现实需要的“纯逻辑”方式“对其特定的生存环境不断适应”，[19]并由此而得以继续存在。在现实中，由于国家化和市场化的目标高度重叠，集中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的基本控制，两股力量交织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而难以在具体的节日符号转型中清晰地分辨出是哪一种力量在作用。一方面，国家化如同巨大的稳压器，把传统的社会机制和市场化社会机制都纳入到它的政治体制之中，使得传统体制在逐渐让予市场化的机制的同时也依然得以顽强地延续着自己的体系和逻辑，以便保障转型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市场化在依据现代经济规则重新建构传统社区的经济—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吸纳传统社会的某些元素，以便渐次地推进传统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建构，实现国家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控制。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国家化和市场化交织作用，共同推动了传统民族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并由此而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形成了某种张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国家化、市场化与地方性传统之间就形成了某种截然对立的态势。相反，正是这种张力的存在，为“地方性知识”[20]的自我扬弃和自我革新提供了某种可能。毕竟，现代性的扩张正使得“整个世界不断‘收缩’成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体系。”[21]不管人们身处于这个“世界体系”[22]的何种位置，也不管他们愿意与否，都已经或正在被裹挟着卷入了该体系的逻辑之中。国家化与市场化交织作用下的民族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为处于“世界体系”边缘位置的人们，凭借其文化场域中的权利在经济场域中的价值实现，参与到主导世界体系运转的隐藏于现代经济运行活动之下的规制的制定的修改，提供了某种潜在的可能。

注释：

①“姊妹节”，苗语为“NouxGadLiangl”，直译的意思是“吃送过来的礼物”。

②西江素有“千户苗寨”之称，是笔者的家乡。笔者在当地生活了近30年，父母及许多亲朋好友至今仍生活在当地。

③一般来说，‘长街宴”是哈尼族的一种传统习俗，每到‘昂玛突”节来临，哈尼人会在山寨里摆上酒席，一起欢度节日。在摆酒庆祝时，百来张桌子捧在—起，恰似一条长龙，“长街宴”也因此而得名。

④苗语，意思为“摆长桌子迎接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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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美)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M].罗荣渠，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现代转型范文篇3

切戒浮华，反对偏颇

由于滕固先生受到了西方艺术思潮影响，因此他在进行艺术教育时将中西双方之间的艺术教育观念进行了有效结合。在教学过程中，他对我国传统民族的文化也非常看重，主张在进行艺术教育过程中应当切戒浮华，反对偏颇。强调在进行艺术教育转型过程中，我们不能过分追求西方浮夸式艺术教学，对于我国传统国画艺术应当发扬光大。在艺术教育过程中应当摒弃元明清时期奴性的教学原则，应该增强民族至上的文化精神信仰。

感受生活，磨炼意志

腾固先生在创作本书过程中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当时在全国范围内都掀起了抗战热潮。在全民抗战大环境之下，腾先生认为，艺术教育应该走出象牙塔艺术教育模式，要与时局进行结合。在进行艺术教育时，学生们可以通过艺术方式投身于报国热情之中。学生们可以通过课堂教学或者是校园演剧方式加强抗战宣传，鼓励全中国人民参与到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之中。这种教学方法改变了以往传统与实际脱离的教学方式。在我国古代教学中，艺术教学不与当时环境进行结合，艺术仅仅停留在自身的象牙塔之内，而到了元明清时期艺术教学也只是模仿前人作品，更没有与当时实际状况进行结合。在滕固先生看来，艺术教育应当与当时社会环境进行融合，让学生们在战火中去接受教育，不断磨炼自身意志，培养为艺术献身的教育理念，这也是作者在特定环境之下所尝试的全新教育方法，这种教育方法使每一名参与者都受益匪浅。

自上而下，分级培养

现代转型范文篇4

关键词：浪漫型艺术；转型；美与丑；现代艺术

一、浪漫型艺术的转型

黑格尔宣布艺术在发展到浪漫型以后将走向终结。艺术有没有终结，以及如何终结曾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但这只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终结，终结只是转型的一种话语模式。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机器复制艺术的迅速增值，艺术已深入人类生活并成为人生的一部分。艺术并没有终结，却有艺术史家惊呼“艺术史终结了”。

黑格尔关于艺术发展的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大系列的观点虽然提出了一些深刻的美学见解，但它是否符合艺术史的实际却值得怀疑。后现代艺术精神的发展，打破了历史决定论的迷梦。艺术所具有的个体创造性，使艺术充满直觉、灵感、偶然与断裂。艺术的转型不是历史的必然，恰恰是历史断裂的呈现。艺术的最高价值并没有高低之分，在艺术的类型之间也不存在孰优孰劣，只存在人的判断力的差异和个人主观兴趣的爱好。艺术史的面貌是由不同的风格组成的，风格来源于时代的精神状况和天才艺术家的独创性。这一独创性以打破旧的束缚，形成新的风格为标志。

继浪漫型艺术以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先锋艺术异军突起，逐渐成为时代的大潮。20世纪的艺术家们再也不囿于古典艺术概念的束缚，而是采取一种反传统和反常规的艺术观念，同传统的艺术背道而驰。“艺术并没有死亡。结束的只是其作为不断求新的进步过程的历史。”艺术已不纯是诗意的，艺术成了散文形式；艺术不再追求纯美而是呈现丑恶；艺术不仅表现崇高，也表现媚俗；艺术不仅表现现实，更多是表现幻想；艺术的种种悖论在现代艺术中并存。

仔细研究黑格尔以后浪漫主义艺术精神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两次大的转型：第一次转型是现代主义的，第二次是后现代主义的。

先谈第一次转型。浪漫主义精神根源于中世纪的罗曼司，在德国哲人的沉思中则纯化为一种美学原则。有人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尽管法国的卢梭是浪漫主义的直接先驱，德国古典哲学却是哲学领域里的浪漫主义运动，德国人的哲性思维、宗教神秘感的情绪，天生便具有浪漫主义的气质。叔本华、尼采、狄尔泰、西美尔，在哲学和社会学中使浪漫主义得到新的表达。浪漫主义美学传统张扬这样的价值：人生应是诗意的而不是散文化的，精神生活应该以本真的情感为出发点，人应以自己的灵性作为判断事物的根据，人的直觉和信仰比起知性来，更接近人的真实。科学技术使人和自然分离，人应该与大自然相统一。浪漫主义企图拯救被工业化和数字化所淹没的人的内在灵性智慧。浪漫主义的这一特点和先锋派艺术的追求是一致的，先锋派几乎是浪漫主义美学原则发展的一个必然。英国社会学家伯尼斯·马丁教授对二战以来当代西方世界的文化艺术流变的过程做了研究，将“战后数十年的文化变革视为浪漫主义原则持续发展的产物”。他着重探讨了1960年代末期的“反文化”风潮，认为它是某种至关重要的浪漫主义价值观的突出表现，并在1970年代融入我们的文化机制中。

浪漫主义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现代主义。黑格尔说：“浪漫型艺术的真正内容是绝对的内心生活，相应的形式是精神的主体性，也即主体对自己的独立自由的认识。”朱光潜先生在翻译了黑格尔《美学》中的《浪漫型艺术的解体》后评论说：“黑格尔指出浪漫型艺术的基本出发点是主体性原则，这就导致实体性内容的放弃，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和各自独立，内容与形象的分裂，艺术的创作能力和技巧成为艺术的主要因素，为什么运用某一种内容和某一种形式，都听命于偶然和主体的任意幻想。这就是浪漫艺术解体的根本原因”。从诗学的意义上看，现代艺术推崇主体性的绝对自由的观念是浪漫型艺术精神发展的结果。

西里尔·康诺利在1965年出版的《现代运动：英国、法国和美国一百部重要作品，1880—1950》中说：“法国人是现代运动之父，这个运动慢慢移到海峡对岸，然后穿过爱尔兰海，直到美国人最后继承下来，并把他们自己的魔力、极端主义和对异常事物的趣味带人这个运动之中。”赫伯特·里德说：“我们已经看出，当代的变革有着不同的性质：它并不是暗示倒转，甚至倒退的变革，而是解体，是退化，有些人会说是崩溃。它的特点是灾难性的。”这是一个与一切传统猝然决裂的运动，欧洲人五个世纪努力的目标被公然放弃了。在这个时代产生了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的作品，如，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象征主义、意象主义、立体派、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的作品，这些作品以艺术家独特的感觉和情感宣泄方式，以十分怪异而又令人着迷的艺术形式，表现了一个时代和个体的全新的感觉。罗兰·巴特说：“传统的写作崩溃了，从福楼拜到今天的整个文学都成了语言的难题”。一种新的时代的异端风格，成了“想象的博物馆”，构成了文化的地震学。它记录了文学艺术和思想史上的感情变化和转移的过程。时代的更迭稍纵即逝，思想情感的变化层出不穷，历史与现实悠然脱节，传统价值瞬间崩溃，启蒙以来的理性大厦颓然倒塌，过去时代的广大领域化为一片废墟。现代主义已经形成了一种无形的社会风格。这个词语，曾被用来包括各种破坏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激情的运动，它与实验艺术或先锋艺术一起引起了人们的注目，成为20世纪艺术的一个中心。

现代主义是我们这个混乱时代的一个形象体现，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朝着内在性、技巧表现、内心自我怀疑方向前进。它不仅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也是一种极大的艺术灾难。它不仅表现了实验的、先锋的、嬉皮士的人生观念，而且代表着存在的深奥、困难和新奇；它也表明凄凉、黑暗、异化和崩溃。它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与混乱情景相应的艺术。现代艺术不是艺术的自由，而是艺术的必然。所以现代艺术是一种非人性化的艺术，艺术成了骗局、颠倒、怨恨和反讽，反时间、反大众、反历史、反人性。现代主义不仅是一个艺术事件，而且是一个美学事件。它包含着一个信念，现代意识或经验不是表现上的问题，而是深奥的文化和美学上的问题，是结构形式、语言表现、形式统一的问题，是艺术家的生命存在和社会存在的意义问题，是艺术作品存在价值的问题。现代艺术是正在迅速现代化的世界的艺术，是工业、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全球一体化进程和文化相对主义抬头，世俗文化成为中心的世界的艺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浪漫型艺术终结了。

如果我们把现代主义看作浪漫型艺术的第一次转型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则是它的第二次转型。近30年来，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风起云涌，形成了20世纪文化变革中的又一思潮。20年来中国学术界也紧跟世界潮流，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但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它与现代性的关系及其美学特征的问题，仍然是歧见纷呈。尽管有像哈贝马斯这样的哲学家提出后现代只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哈贝马斯的《现代性对后现代性》)，是其自我反思，但是利奥塔等后现代的思想家则要“重写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从时间、价值和思维上与现代主义都是有很大不同的。后现代思潮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它对启蒙的现代性以来提出的种种真理、价值、美学观念进行了反思和解构。如果说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对基础、权威、统一的迷恋，视主体性为基础和中心，坚持一种抽象的事物观，而对这一切的质疑则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后现代主义终结了现代主义的霸权，不再假设有一个基点来支撑真理和秩序的合法化。伟大的目标、伟大的航行消失了，人们不再相信那些所谓的历史上的伟大主题和英雄主角，他们在一个“被粉碎的时代”，看到的是理性的死亡，因此他们持一种历史悲观主义的态度，要在语言游戏的撒播中消解自己。

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哈桑那里，后现代主义有下列特征：(1)不确定性。它包括多元论、反叛、随机性、分化、模糊和破裂。(2)破碎性。这包括对综合和总体性的不信任。(3)反正统性。对权威的挑战是其主要内容。(4)非我性。抛弃将主体等同于实体的传统。(5)内在性。反对超验性，强调心灵与语言的自生能力。我们这个时代，是由支离破碎的片断组成的，一切都走上“不归路的时代”，一切都变得不确定了，一切都是游戏。

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使真实和虚构模糊不清，时间和空间杂糅重组，多元和平面相辅相承，艺术品在机械的复制中失去了韵味，一切走向了不确定性。罗纳德·苏肯及克说：“一切关于我们经验的表述，一切关于‘现实’的谈论，本质都是虚构的。”虚构演变成了真实，后现代的艺术就走向一种反艺术的艺术，无艺术的艺术，艺术走向了世俗，走向了日常生活。黑格尔曾预言的艺术的消亡已经开始了，艺术演化到生活的各方面去了。后现代的美学也是一种反美学，也就是一种与传统美学决裂的美学，就是一种后现代的美学。这种美学消解传统美学家人为设置的种种界限，取消美学与非美学的区别，艺术的消亡与真实世界的审美化，成为不可改变的历史进程，审美观念已逾越了艺术的界限，渗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后现代美学重新审视了美与丑，将美与丑等量齐观，重新审视了艺术与非艺术，生活中的物品被命名后就可成为艺术品，如波普艺术；重新审视艺术与生活，艺术绝不再是生活的再现和模仿，“文艺是对生活的增补”，不是艺术模仿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后现代主义反对文化的精英化，而走向一种世俗，过去艺术和审美仅是艺术家和美学家谈论的事，后现代推倒了艺术博物馆的围墙，把艺术还原为生活本身。从吃喝玩乐到衣食住行，从城市建设到两性关系，从卡拉OK到MTV，从广告生活到形象设计，审美无孔不入。

二、美与丑的互文性阐释

黑格尔认为，古典型的艺术是一种美的艺术，其理念内容和其感性显现是相吻合的，艺术的形式完全显现了理念的内容。到了浪漫型艺术，观念则大于形象，浪漫型推崇个性的感受性，并把其合法化。结果，精神欲望的过度张扬，则导致了艺术中的丑。黑格尔说：“在浪漫型艺术的表现里，一切东西都有地位，一切生活领域和现象，无论是最伟大的还是最渺小的，是最高尚的还是最卑微的，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和丑恶的，都有它们的地位。特别是艺术愈变成世俗的，它也就越来越多地栖息于有限世界里，爱用有限事物，让它们尽量发挥效力。”黑格尔预言了传统浪漫型艺术终结后的艺术将呈现出世俗的、个体的、丑的形态。这一点有其合理的一面。

鲍桑葵在他的《美学史》中对西方美学史中丑的历史进行了追溯和论述，他认为，在希腊尽管有一些丑、悲剧和罪恶的描写，但它是以和谐一致为基础的。只是到了近代，随着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美才不断失去它往昔的光彩，而丑走进了历史的前台。黑格尔时代文化人类学还不发达，人们对人类原始艺术的知识还是很少的，还不理解原始艺术中的丑是一种必然。原始人因自身还未获得自身的本质力量而把自然与社会环境看成是异己的，因此产生了种种怪诞的信仰，创造了种种丑怪的形象是很自然的。玛克思·德索认为，原始艺术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看，都不是一种美的艺术，而是一种丑的艺术，原始人的自我丧失，必然导致原始艺术以丑怪的形式出现。黑格尔从欧洲中心主义出发，以古希腊艺术作为立论的根据，把人类的古典艺术看成和谐的。尽管现代先锋派艺术看上去往往是不美的，或者是丑的，但丑绝不仅仅是现代艺术的唯一特征。丑是一个历史范畴，而且还是一个逻辑范畴。近现代艺术中的丑，往往是历史回归的表现。先锋派艺术中张扬着一种原始主义、野兽主义、超现实主义的情结，就是它的具体表现。靠人类的梦和幻想，人类把现实状况和原始社会血与火的搏斗以及对未来理想的追求和憧憬，定格在同一平面的图像上。

丑是古今中外皆有的，丑的探讨则是近现代的产物。康德和黑格尔在其美学著作中，都没有把丑作为一个重要的独立的问题来进行探讨。但康德论述了崇高，黑格尔则提出了浪漫型艺术，其中都包含有丑的美学问题。伏尔泰、卢梭、莱辛、雨果等则开始讨论丑的问题。1853年，罗森克兰兹出版了大约是人类历史上探讨丑的第一本专著《丑的美学》。但作为黑格尔的信徒，他的审丑观仍局限在旧的美学之内。他认为：“丑本身是美的否定”，丑“不在美的范围之内”，“产生美的那些因素可以倒错为它的对立面，这就是丑”。艺术不仅要描述美，也要描述丑，“艺术就不能忽略对于丑的描绘”。“如果艺术不想单单用片面的方式表现理念，它就不能抛弃丑。”但他仍未能突破传统的“丑服从美”的老原则。他认为“吸收丑是为了美，而不是为了丑”丑只是作为美的衬托物才被吸收入艺术中，描写丑并不是目的。因此，从中可以看出，罗森克兰兹的审丑观还是古典型的，他对丑的重视则隐约地表现了以丑为美的现代性艺术的产生。鲍桑葵在批判了罗森克兰兹的审丑学说后，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认为：“如果要想把具有全部戏剧性深度的心灵和自然纳入表现中，就决不能忽略自然界的丑的东西，以及恶的东西和凶恶的东西。希腊人尽管生活在理想之中，还是有他们的千手怪、独眼巨人、长有马尾马耳的森林之神、合用一眼一牙的三姊妹、女鬼，鸟身人面的女妖、狮头羊身龙尾的吐火兽。他们有一个跛脚的神，并且在他们的悲剧中描写了最可怕的罪行，令人作呕的疾病，还在他们的喜剧中描写了各种罪恶和不名誉的事情。”我们对原始艺术进行探讨后就会看到，原始艺术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往往都是不美的；恰恰相反，丑怪却是最根本的表现形式。各民族的图腾神、祖先神，埃及、印度、玛雅和中国原始的造型艺术，往往是丑怪杂糅的。在中国最古老的典籍《山海经》中，记载着九头的兽，三足的鸟，一头双身的蛇等“丑类恶物”。先秦时代的审美理想是“铸鼎像物，使民知神奸”。古代的丑怪是原始人对异己的自然神秘力量的恐惧的图像呈现。

浪漫主义的艺术家们深切感到丑的力量，他们把激情放在重要的地位，在极端体验中便通晓了丑的魔力。他们不仅描绘了艺术中的种种丑，而且在理论上也加以张扬。丑在浪漫主义以后极度增值，价值愈来愈高，并不断获得学术的力量。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中提出美丑对比的法则，并指出了近代艺术中丑的合法性侵入。他说：“近代的诗神也如同基督教一样，以高瞻远瞩的目光来看待事物。她会感到，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合乎人情的美，她会发觉，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自然丑怪无处不在，因此“诗着眼于既可笑又可怕的事物”，把丑作为模仿的典型，把滑稽丑怪作为艺术的要素。这不仅区分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跨出去决定性的一大步，好比地震的震撼一样，将改变整个精神世界的面貌。”“美只有一种典型；丑却千变万化。”研究丑怪滑稽在近代的运用和发展，这是一件有趣的事。首先，它侵入、涨溢、泛滥；终于像一道激流冲破堤防。雨果以艺术家的敏锐，对他那个时代艺术由美向丑的转型作了天才的感悟和预测。浪漫主义艺术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丑怪和滑稽。到了现代主义则成为时代的潮流了。如果说雨果以其自身的创作体现了这种美丑对比的审美精神的话，到波特莱尔则是以丑为美了。《恶之花》，一个多么现代性的书名，它是我们这个时代以丑为美的象征。罗丹以老妓为题材的雕塑《哀米欧尔》则完全抛弃了美。20世纪现代主义艺术的发展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丑日益升值，日益膨胀最终占据优势地位的历史。过去丑是美的陪衬；现在却完全相反了，美则成了丑的陪衬；或者，艺术家干脆抛弃了美，让丑出尽了风头，独领风骚。丑再也不仅是艺术的一个契机，而“呈现出一种在本质意义上新的和不同的功能”。在现代艺术中，丑的和声学的观点已经破灭。丑绝不是近代的产物，恰恰相反，是最古老观念的现代复活。阿多诺分析道：

丑的事物的确是一个历史的和中介的范畴。该范畴或许是在古风艺术向后古风艺术过渡时期出现的，因此随后一直标志着古风艺术的再生。这正是它为何与普通的启蒙辩证法(艺术是其组成部分)关系密切的原因。原始崇拜对象的面具与纹面所体现出来的古代丑，是对恐惧的实体性模仿，一般散布在忏悔的形式之中。随着神秘的恐惧性逐渐淡化与主观性相应增强，古代艺术中的丑的特征变为禁忌的目标。继主体及其自由感形成以后，和解的思想随之诞生，丑也随之展露出自己。尽管如此，旧的妖魔鬼怪并未从此销声匿迹。历史并未履行关于自由的承诺。相反的，主体作为不自由的人，使这一神秘的魅力永存，对其既抵触又屈从。有关尼采之格言与谢林之洞见的经验主义基础，很可能就是艺术的历史；前者宣称所有美好的事物曾一度是可怕的事物，后者断言开初就存在恐怖。

阿多诺从他的否定辩证法来观察美和丑，认为美也是历史的产物，是在遥远的历史时刻，在大众对可怕的神秘力量感到厌恶的条件下出现的，而那些神秘的力量回想起来则被视为丑。丑的歧义性源自下述事实。即：主体将所有认为需要的东西，包括从变态的性欲、摧残性的压抑与死亡等一系列东西，全部纳入主体性的抽象和形式范围之中。丑借否定而被挪用，故作为美的对立面。在艺术史上，美的观念已经被吸收到“丑的辩证法”中了。人们有时把那些伪劣媚俗的作品即纯化的美，视为丑，并设下审美的禁忌，在此禁忌中伪劣媚俗的作品便被判定为丑。阿多诺认为，丑与美之间在形式区别上的潜在内容具有一种社会的维度或层面。艺术应当追究那些被打上丑的烙印的东西的起因，不应当借助幽默的手法来消除丑，“艺术务必利用丑的东西，借以痛斥这个世界，也就是这个在自身形象中创造和再创了丑的世界。”这是因为，在艺术中丑恶与残酷并非单单是对丑恶与残酷事物的描绘。尼采认为，艺术自身的姿态就是残酷的姿态。王国维在上世纪初就论述了“媚美”的眩惑说，实际上是对20世纪艺术中丑的全面侵入所作的天才的预警。从美学一道德的方法看，“媚俗艺术是虚假艺术，是一或大或小的规模生产形形色色的‘美学谎言’”。

阿多诺对丑的分析是深刻的，充满辩证法的因素。丑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丑在原始艺术中是恐惧的表现，以后转化为美。但在现代艺术中，丑一直是一个原型和阴影。现代主义艺术中的原始文化因素，盖源于这个原型。人们把艺术视为理想的美的化身，是人们在幻想状态下对世界理想图像的描绘，它的表现形式往往是丑的。艺术就是把人的丑的一面展演出来，先锋派艺术与现代主义就是以丑为美，丑在现代艺术中纯化为一种审美的呈现，因为它表现了人类生存的恐惧和残酷。鲍桑葵看到20世纪艺术中丑的主导地位，但他并不悲观，他在《美学史》的结尾处说：“即令我们被我们自己所制造的丑包围起来，我们也有了更大的和更敏锐的美感”。

在科技不断发达，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社会的不断规范化带来体制中的种种问题。艺术牺牲了美而走向了丑，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人类靠艺术的感性化、边缘化、破碎化、感官化、解构化、拼贴化、平面化来表现生存者的种种状态，以及张扬生命的张力和个性的意义。原始的欲望，扭曲的灵魂，碎片化了的生命，存在的虚无，弃世者的厌恶，性欲的倒错，生命的迷茫，使艺术呈现了丑的辉煌。

三、两种现代性

现代性理论在自我发展中，不断地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卢梭首先使用现代性的概念并对其保持着警惕。他的结论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没有敦风化俗，反而使社会风气堕落。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它却又造成了空前的阶级对立。革命曾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找到使社会保持平等的合理方式。马克斯·韦伯分析了现代性所形成的社会生活的合理化、体制化；同时又揭露了官僚化的压制和服从，使合理化异化成了“铁笼”。现代性的艺术，一方面极端张扬个性精神，另一方又呈现了人性之恶。因此现代性的两难，表现了现代性文化和人生存之间的紧张的对抗关系。

理论家们重新审视现代性问题，认为存在着两种现代性，一是启蒙的现代性，另一种是浪漫的现代性。两种现代性表现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启蒙的现代性是建立在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之上的一种观念，它是科学主义、基础主义、乌托邦主义的现代主义。其特征是追求数学上的精确性和明晰性，追求形而上学的绝对性和合理性，要求社会的体制化官僚化。这种现代性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必然产物。“浪漫的现代性”是一种审美的现代性，它的着重点不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变革，而是注重启蒙运动以来的文化价值，对资本主义依据科技的现代性铸就的社会持一种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尼采曾要求重估一切价值；马克思要推翻一切人压迫人的制度；阿多诺要否定资本主义的文化产业；马尔库塞要建立一种“新感性”来拯救“单向度的人”；利奥塔否定“非人”的现代性；鲍德里亚揭露了现代社会创造的消费的幻象以及一些无政府主义、存在主义、自由主义在现代主义艺术中的种种呈现，都是这种浪漫的现代性的表现形态。卡利奈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张面孔》中对此分析认为，现代艺术是浪漫的现代性或审美的现代性的基本表现形态，它与启蒙的现代性有明显的对立冲突。现代主义艺术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形态，早期现代主义的先锋派明显地反对现存的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倾向性，所以曾被当时一些流行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视为颓废艺术。而在极盛期的现代主义，则逐渐被资本主义体制化了。早期的现代主义，以康德的无功利引申出的艺术的自律性，使艺术为自身立法。艺术家可以站在社会的对立面，以一个批判者的姿态站在一个不合作的立场上，使艺术还保留一些警惕性。极盛的现代主义则和先锋派艺术处在一个对抗的状态，它已经被社会制度所同化，成为流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先锋艺术则异化为一种软弱无力的自言自语，或个人生存欲望的无意识呈现，有时甚至不断以展示自身之丑来表现这个社会之恶。

现代主义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往往具有一种巨大的颠覆性，就是以一个社会批判者的眼光对现存的文化规范和基本精神进行否定。因此，现代主义艺术的基本精神乃是一种对不合理制度的反抗。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消费社会”的来临，文化成为一种产业，货币交换已经转换成一种哲学话语，随着社会的公共机构对现代主义艺术的认可、接受和赞扬，现代主义艺术也被同化掉了。如塞尚、毕加索、马蒂斯、凡·高的绘画在现代的审美观念中已成为经典，不仅在大学的课堂上被讲授，在拍卖行里被炒作，在美术馆里被收藏，而且成了大公司财阀或富有者的收藏与装饰。昔日批判的表征，已经成为炫耀财富和地位的符码。

但真正地反抗现实的浪漫主义的精神并没有泯灭。尽管社会有强大的要求和能力来把一切所谓的先锋艺术变为体制化的附属物，艺术要求的创造性、感性化，仍使艺术呈现一种批判的精神。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也在反思这个充满怪异的社会。伯尼斯·马丁曾对1960—1980年代的文化艺术进行的分析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西方在1960年代形成了一种反文化的运动，其核心任务是专门猛烈攻击那些既定的界限和结构，这场改革运动旨在将阿里尔、非限定物和表现性的混沌状态引入日常生活。服从幻觉剂，追求性刺激、穿异装、反英雄的喜剧和反文化的讽刺作品，形成了一场“表现方式的革命”。但“到了70年代的中期，许多在前十年里看来是破坏性的，惊天动地的种种革命的东西，已经融汇到主流文化中去了。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的先驱试图破坏所有框框，但实际的结果则不像预想的那样过激。原有的框框也一度被打破，甚至被搞得面目全非，但到头来这些框框又恢复了原来的界限和边缘级本性”。

现代转型范文篇5

关键词：社区；现代化；转型

1中国社区的历史发展

进人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区的概念重新获得确认并逐步被官方文献所采用。90年代初，政府主管部门正式提出了社区建设的思路。临近世纪之交的时候，随着单位社会的迅速瓦解，各项社区发展和社区工作陆续提上议事日程并取得了初步成效，社区建设愈来愈成为城市发展的重中之重。

1．1法定社区组织的巩固和延伸

中国共产党接管大城市后，宣布废除保甲制度，对基于保甲编成的区级建制进行了合并改组，并重新配备了行政干部。经过几次反复后，区的行政地位最终确定为一级政府。1950年8月北京市也制定了《区公所试行组织条例》。同年11月13日政务院公布的《大城市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则又将区公所改回为区政府，其第一条规定：区人民行使政权的机关为区人民代表大会(或代行其职权的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区人民政府。

中国共产党对城市社会的掌控远远超过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除进一步加强了区级组织外，更重要的是通过种种措施，将社会控制和市政管理深入到城市社会的最基层。

1．2单位制对社区的蚕食

单位制度源于根据地时期形成的对“党的革命队伍”的特殊管理体制。所谓“革命队伍”是以中国共产党党员为核心的公职人员群体，根据地党群团体、军队、政府机构和公营企事业是“革命队伍”一元化组织的不同职能部分。“革命队伍”中的成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其范围逐渐扩展到衣、食、住、行、学、生、老、病、死、伤残等各方面，依照个人职务和资历定出不同等级的供给标准。供给制使个人的私生活空间极其狭小，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完全依赖于“公家”的分配，几乎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1．3社区单位化

1958年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城市中也在开始进行一些试验。城市中的，将来也会以适合城市特点的形式，成为改造旧城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工具，成为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统一组织者，成为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和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1960年3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下发《关于城市问题的批示》，批示称：中央认为对于城市的组织试验和推广，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

然而，当时的街道办事处的行政级别只是科级，市辖区的绝大部分也不过是处级，而辖区内的国营大企业不乏厅局级单位，街道和区级领导机关根本无法对其协调，某一个“条条”上的企业领导人也无法支配和指挥另一个“条条”上的同级别企业，让城市在辖区内“组织生产大协作”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因此很快便放弃了。

1．4单位社区化

“单位社区化”有两层意思：一是单位和社区在城市地理空间上的重叠，二是通常所说的“单位办社会”，用单位的多元化功能取代了社区功能。

吴缚龙认为，中国城市社区可以分为四类：传统式街坊社区、单一式单位社区、混合式综合社区、演替式城乡边缘社区。后两类社区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成气候，第一类社区是历来就有的，60年代和70年代主要发展的是单一式单位社区。

单一式单位社区(居民区)的形成最初是受前苏联的影响。1957年5月，全国设计工作会议要求：“今后尽量利用中等城市，有些城市考虑只放一两个工厂，这样不仅分布均匀一些，而且可以不必急于进行城市规划和规模大的城市建设。”在一些大型企业中甚至设有公安分局和派出所，直接行使社区政府的治安管理职能。更多的企业中设有家属委员会机构(简称家委会)，在单位居住区中行使类似于居委会的职能，与居委会同样列入街道办事处的隶属序列。不同之处在于，居委会干部从街道领取补贴，家委会干部则通常是企事业单位的正式干部。

1．5单位社会的萎缩

“”结束后，街道“革命委员会”被撤销。1979年7月1日通过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重新确定了街道办事处的性质，1980年1月8日，人大常委会确认《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继续有效。在此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城市社区组织的作用开始显现出来。

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批国有企业陷入困境，亏损面超过一半，许多企业资不抵债，事实上已经破产，失业和“下岗”职工多达上千万，由国家“包下来”、“管起来”的单位体制再也无法延续下去了。官方不得不先后提出“抓大放小”、“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口号，鼓励国有企业破产、转制、变卖。一方面是民营企事业的蓬勃兴起，另一方面是国营企事业的“非单位化”和成建制地撤销，单位社会的逐渐萎缩和彻底瓦解就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

1．6社区建设任务的提出

在20世纪90年代，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受到朝野各界的普遍关注，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乃是人口、家庭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使然。

单位体制逐渐解体后，原来“单位办社会”所负担的多元化职能必然要回归社区。单位体制外的社会空间急剧膨胀，个体户、私营企业都需要社区来管理，外来民工、流动人口更给社区工作带来许多新的难题。城市化进程的加深与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向增强社区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大量的旧区改造、新区建设和城市文明观念的传播，需要社区组织对市民进行广泛社会动员。市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提高社区生活质量，满足市民对社区安全、社区服务以及社区环境的需求。市民的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拉大，要求社区关注都市贫困问题，发挥社区中各方面力量来救济穷人、伤残人和有特殊困难的人群。社区发展已经成为人们无法回避的挑战。

2我国社区的现代化转型

2．1社区服务

时任在1994年12月召开的“全国社区服务经验交流会汉”上指出：社区服务业主要由社区福利服务业和便民利民服务业组成，其主要服务内容是：面向老年人、残疾人、优抚对象提供社会福利服务；面向社区居民提供便民利民服务；面向社区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开展双向服务。面向特殊人群的社区服务也叫社区照顾服务，面向社区全体成员和法人机构的社区服务也叫社区发展服务。

2．2社区教育

社区教育在中国的兴起则是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开始出现社区教育委员会为标志的。正规基础教育体制也纳入社区化管理的轨道。淡化了学校边界，打破资源分割局面；依托社区、服务社区，打开校内校外教育壁垒，在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的同时提高社区的全员素质。2．3社区治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警方在实践中探索创新的同时，适当吸取发达国家警察机关对街区治安控制的经验，目前，已基本确立城市社区警务的基本构架：以指挥中心为龙头，以110报警服务台为纽带，以派出所为基础，以治安卡点和群众治保为辅助，统一指挥，信息共事，各警种配合，快速反应的动态控制体系。

2．4社区医疗卫生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城市中的基层医疗机构就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北京市宣武区的一次居民卫生需求表明，这个区3个部、市级大医院的门诊量，已经占去全区418家医疗机构门诊量的一半多；所有的街道医院都日益门庭冷落，每个医务人员的日门诊量平均只有4人次；许多企事业单位的医务所更是形同虚设。有鉴于此，1996年2月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把开展社区卫生服务定为卫生改革的重要内容。

2．5社区保障

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从单位转向社区的改革方向已经确定，但具体措施尚未或刚刚起步，各地区各城市的进度不一，差别很大。

目前，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差额缴拨的做法还比较普遍，有的地区名为全额征缴，实际上把企业缴费在账上走一圈仍返还给企业，由企业发放养老金；有的实行个人账户后，仍由企业管理、记录，社保机构未能真正负起养老金发放的责任。问题的症结在于，社会保险机构尚未在社区一级建立和健全起来，从单位化管理向社区化管理的转型还远未完成。

3新时期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

随着城市街道办事处辖区范围内各项社区职能的蓬勃发展，原来的街道管理体制越来越显得与之不相适应。1985年lO月，上海市选择黄浦区广东路街道等3个街道为试点，开始进行街道管理体制改革。此外，北京、济南、南京、杭州、西安、成都、重庆、哈尔滨等城市也紧随其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分别进行了一轮或两轮不同程度上的街道管理体制改革。街政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打破条块分割，向街道下放权力。建立街道财政；开展社区共建；面向社区发展调整党群社团的组织与功能。下面着重论述最后一点：

在现行政治体制下，中国共产党党组织仍然是各级权力机构的核心，在街道也不例外。过去，街道党委是由各居委会党支部和直属党支部选出代表，在街道党代会上选举产生的。街道辖区内的条上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与街道党委没有关系，而且街道党委的选举方式与街道办事处作为一级派出机构的委任方式也不相称。1989年以后，各大城市的街道党委陆续改组成党的工作委员会，定为区委的派出机构，不再由街道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警署署长等条上机构的负责人也被任命为党工委的成员。相对于街道党委，街道党工委的成立强化了整个社区权力结构的行政中枢。

1997年7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党建工作的若干意见》。事件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于1999年9、10月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两次视察上海等地的社区党建工作。上海社区党建的基本思路是：针对在街道辖区内无上级主管部门的新经济组织大幅度增加，各类社会团体、中介机构等组织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扩大基层工作的覆盖面，探索党员分类管理的新办法，改变过去以条为主、条块分割的局面，形成条块结合、分级属地管理的组织网络。

1996年，共青团中央联合民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开展了创建“青年文明社区”活动。这项活动以城市社区(街道、居委会)为基本工作范围，以青年为主体，以社区团组织建设为基础，以提高社区文明程度为目标。团中央要求在社区建立团委或团支部，把流失的团员找回来；建立青年工作委员会，把社区青年工作资源整合起来；建立社区少工委，把少年儿童在社区组织起来；建立由社区志愿服务站、社区家政服务站、社区文化广场等组成的社区青少年服务中心和由青少年维权受理站、社区就业培训学校、青少年读书站组成的社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努力做到社区和青少年双向服务的统一。参照新加坡执政党开展社区服务的经验，共青团组织的作用开始转轨变型，从过去的阶级斗争先锋队，转向“用我们的爱心和双手共建温馨美好的家园”的理念和“青年志愿者社区行动”，为社区青少年提供心理咨询、婚恋服务、技能培训、就业指导、法律援助、失足青少年帮教等服务项目。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自治的发展，城市社区内的各类社会团体不断增加。据了解，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登记在册的社会团体已达89个，经常参加社团活动的有近5万人，分布在经济、科技、文化和体育等领域。上海市五里桥街道除了有共产党组织外，还有12名九三学社和致公党的成员，分布在卫生和教育科研系统，全部为在职成员。他们原来与街道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在“二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改革中，本着属地化原则，被纳入了街道成立的“各界联谊会”。

发展社区慈善组织，调动社区资源，直接为本社区的公益事业和建设服务，是一条有着巨大潜能的途径。街道社区的设施服务与居民的志愿性服务相结合，是城市社区公益事业的最佳形式。

结论

建立在组织重建基础上的新型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其实现还要注意以下几方面：法规建设，它是实施社会化社区管理的前提，为适应新型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必须制定和完善有关社区管理的法规，以法律形式确定各社区组织的职能，使社区管理规范化；社区整合，建立良好的社区内部关系，充分运用各种社区资源和社区管理手段，协调各组织间相互关系，使其相互促进，实现社区全面发展；制定社区发展的长期、中期、短期规划，计划的制定应有社区居民的参与，并且体现满足大多数居民的利益；培养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促使居民积极参与本社区的公共事务，提倡社区成员间的互助合作精神，提高社区的自我管理能力，进而提高全礼会的民主程度；政府转变职能。要将基层组织实行属地化管理，把社会职能交给社会组织，通过这种属地化管理实现对社区工作的指导。

现代转型范文篇6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剖析马克斯·韦伯所设计的科层制组织的优缺点特征，着重探讨了我国社会转型中组织模式的二元性特征，在此基础上试图对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管理组织模式理论作一探索，以期新的组织管理方式能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和创造力，并使组织发展为既能严格执法又能充满活力的创新体系。

关键词：科层制，组织管理模式，科学管理

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要求构建现代化的组织管理模式。必须承认，由于改革开放，人们的组织意识增强了，价值观念提高了，竞争意识也大大强化了，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同时发生的负面效应：信仰危机、理想淡薄、道德滑坡、社会责任感下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这些现象的本质是：组织在变迁，人性在物化。对于这种现象，可以把它理解为转型时期社会现象的特殊反映。由此，关于中国社会管理组织模式的未来走向便成为理论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认为，必须研究传统的组织结构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从中探讨社会转型过程中组织模式的二元性特征，努力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科层制，以适应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一、科层制组织的特征及其优缺点

科层制（又称官僚制）是建立在马克斯·韦伯的组织社会学的基础上的，它体现了德国式的社会科学与美国式的工业主义的结合。按照通行的解释，官僚制指的是一种权力依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也就是说，它既是一种组织结构，又是一种管理方式。①作为一种管理方式，官僚制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马克斯·韦伯在对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进行广泛的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任何有组织的团体，唯其实行“强制性的协调“方能成为一个整体。基于此，他将官僚集权的行政组织体系看成是最为理想的组织形态，并预言人类在以后的发展中将普遍采用这种组织结构。韦伯设计的这种理性科层制组织具有以下的五大基本特征：

1．专门化。在科层制组织中，作业是根据工作类型和目的进行划分的，具有很清楚的职责范围，它科学地划分每一工作单元和强调删除那些无用的重复工作，以及考虑到职能交叉的必要。各个成员将接受组织分配的活动任务，并按分工原则专精于自己岗位职责的工作。

2．等级制。在科层制组织中，拥有一大批官员，其中每个人的权威与责任都有明确的规定。这些官员的职位按等级制的原则依次排列。部属必须接受主管的命令与监督，上下级之间的职权关系严格按等级划定。

3．规则化。在科层制组织中，组织运行，包括成员间的活动与关系都受规则限制。也就是说，每位成员都了解自己所必须履行的岗位职责及组织运作的规范。所以说，科层制组织所采取的手段能最有效地实既定的目标，领导人一时产生的错误想法或已经不再适用的程序，都不大可能危害组织的发展。

4．非人格化。在科层制组织中，官员不得滥用其职权，个人的情绪不得影响组织的理性决策；公事与私事之间具有明确的界限；组织成员都按严格的法令和规章对待工作和业务交往，确保组织目标的实施。

5．技术化。在科层制组织中，组织成员凭自己的专业所长、技术能力获得工作机会，享受工资报酬。组织按成员的技术资格授予其某个职位，并根据成员的工作成绩与资历条件决定其晋升与加薪与否，从而促进个人为工作尽心尽职，保证组织效率的提高。

韦伯认为，从纯技术的观点来看，官僚制能为组织带来高效率。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实行强制性官僚制是最合理的已知手段。它在严密性、合理性、稳定性和适用性等方面都优于其他任何形式。

1．严密性。权力的层级结构制度可以确保决策制度的可靠性。位于层级结构中的每个成员都有明确职权限制，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发生了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应当把问题转交给哪个部门、哪个职位；如果需要做出某项决定，那么决定应由谁来做出。这种严格按等级、法规运作权力的结果，可避免组织之间、个人之间职责不清，互相推诿的现象。

2．合理性。科层制组织按照层级节制的原则，保证对组织成员的控制，使组织活动具有非人格化的特征。组织内部存在大批专家，他们拥有专门知识，再充分利用档案，这样，组织就有可能通过精确的计算对未来的事件进行可靠预测，从而使组织的行为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

3．稳定性。在科层制组织中，专业技术知识的运用是它的一个主要优势。任何行政法令、决定、条例都有书面形式的规定和记录，详细而具体，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从而保证了组织行为的稳定性。

4．普遍性。在韦伯创立科层制理论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科层制组织的崛起已被证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工业组织、政府机构、工会、宗教机构等一切大型的组织都经历了官僚制化的历程。在当代工业社会，科层制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最为普遍的组织形式。

现代转型范文篇7

【关键词】胡适；白话文体；现代新诗；现代话剧；文学转型

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提倡白话文体，创作了数量众多的现代新诗，为白话文学的可行性建立了标准的范例，他从欧洲戏剧界引入易卜生主义，揭开了中国现代话剧文学的序幕。胡适以多元化的文学体系建构颠覆了传统的话语形态，扭转了民族文学的书写内涵，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

1．文言文体向白话文体的转型

胡适推动了中国文学在形式上的转型，他否定了传统的文言体式，构筑了现代白话的表意符码。他在进化论视域中探讨文体形式的变革，他认为，随着文化语境的变迁，语体形式也应不断更新，新文学场域亟需白话文体的理论支点和空间架构，“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1]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详细阐述了弃文言倡白话的理论依据，文言是“半死的语言”，文言词汇大多已废弃，僵化泥古，与生活语言相去甚远，缺乏实用性；在句法上，文言讲究对仗、用典、平仄等，固定的格式束缚了常规的思维表达；文言作为传统文学的语言载体，被赋予高雅的品性，普通民众由于教育背景的缺失而丧失了文字表意的权利，文言阻滞了文化的普及与传播，延宕了民族的进化。白话文契合了转型时代的需求，是“活的语言”，“活”体现在“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可说又听得懂。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须笔译；要施诸讲台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2]白话文的阐述方式清晰明确，契合语言的自然逻辑法则，有效规避了文言的语法拘囿。胡适在二元对比的思维模式中拒斥了承载着封建伦理的文言文体，建构了以白话语体为表征的文学符码。文言文体诘屈聱牙，晦涩难懂，严重脱离现实生活，其高蹈虚无的姿态架空了民众与文化的紧密关联，导致了民众的文化断裂。胡适强调以白话代替文言，运用浅显明晰的语言创作具体文本，将生活化语言融入到文学作品中，增强了语言的实用性，扭转了文言“华而不实”的格局，颠覆了传统语体伪饰雕琢的文化特质，建构了平民化的言说范式。民间话语形态的书写强化了文本的可读性，开辟了全民阅读的有效路径，解构了文言时代知识阶层的话语霸权，清除了窒碍社会进化的羁绊，促进了文化的传播普及。胡适在新旧语体的比照中，抵制了封建伦理思想，宣扬了西方文明理念，构筑了平等对话的舆论空间。

2.古典诗歌向现代新诗的转型

中国的文化长河曾涌现出无数经典的古典诗歌文本，古典诗歌追求含蓄朦胧的审美效应，格律严谨，体式固定，文法拘仄，贵族化刻板化的创作模式影响了传统诗歌的长足发展，从宋代以来，古典诗歌逐渐走向歧路，形式奇险怪癖，内容阿谀颓废，晚清后期，古典诗歌的弊端展露无遗，诗歌内容脱离现实，形式上更加注重华丽的文体，语言奇崛晦涩，文字拘谨生硬。胡适打破了古典诗歌陈旧僵化的语体格式，率先尝试用白话创作自由体新诗。“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3]他认为中国古典诗歌要完成现代转型必须要以白话俗语入诗，改变诗歌言文脱离的状态，在内容上应积极反映时代生活和个人的独特体验。《尝试集》中的《老鸦》摆脱了传统诗歌堆砌粉饰的缺陷，语言通俗浅显，以白话文体阐释了独立不移的坚定立场。《白话诗八首》中的《蝴蝶》语言自然清新，晓畅通达，传达了作者孤独的思想状态。胡适在其诗歌理论中强调，诗体要得到解放，不仅要改变传统的语体，还要打破固定的诗歌样式，创作一种自由的诗歌形态。作品《一念》建立了开放灵活的文本形式，句式长短不一，字无定数，节无定律，诗歌的节奏遵循作者情感的起伏，规避了古典诗歌拘谨的韵律。《一颗遭劫的星》摆脱了韵脚的羁绊，以自然的语音韵律来抒发悲愤的情感，诗句纯朴简约，感情自由流泻，突破了古典诗歌呆板的格式束缚，富有散文化的审美特质。胡适不仅对古典诗歌的文体形式进行彻底的革新，还强调诗歌内容要立足现实场域，顺应时代潮流，抒发真情实感。“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越有诗意诗味。”[4]《乐观》的写作背景是《每周评论》因抨击时政而被查禁，胡适以诗歌的形式表达了对《每周评论》的声援，书写了革命终将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念。《一颗遭劫的星》是根据当时封建军阀把《北京国民报》的主笔逮捕这一真实事件创作出来的，作品以极大的愤慨揭露了反动势力穷凶极恶的嘴脸，讴歌了报刊界不畏权暴的正直品性。《尝试集》蕴含了个性解放的意识和自由民主的观念，具有积极的反封建意义。白话诗《人力车夫》第一次把社会底层民众写入诗歌中，文本采用清晰浅显的对话形式表达了“客人”对少年车夫悲惨生活的同情。作品《你莫忘记》展示了封建军阀对人民的烧杀抢掠，揭露了社会的兵匪之祸，对承受灾祸的民众寄予深深的同情，彰显了民本主义的人性诉求。胡适的现代新诗颠覆了古典诗歌的书写范式，他以白话俗语入诗，彻底改变古典诗歌文言脱节的不合理状态，拒斥了传统文学虚伪的道德内涵，建构了诗歌写实主义的创作倾向。胡适的白话诗以人道主义思想否定了封建等级意识，割断了同古典诗歌的本质性关联，使中国诗歌步入到世界现代新诗的同步运行系统中。

3.传统戏剧向现代话剧的转型

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洪流中，戏剧被誉为“国粹”，深受民众的认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封建政治体制的熏染下，传统戏剧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传统戏剧讲究程式化表演，舞台演出要求服装统一化、动作规范化，模式化的演出压制了演员的自由意志，泯灭了主体的文化精神。传统戏剧的人物形象多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内容上宣扬善恶相报、忠君报国的封建意识，结局往往以大团圆的乐观主义告终，内容空洞虚无，与时代生活严重脱轨。中国传统戏剧思想上的糟粕和形式上的僵化已经阻滞了新文化的传播，传统戏剧的现代化转型已迫在眉睫。在戏剧领域，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作为中国话剧运动的理论宣言，首开中国话剧理论批评史的先河，胡适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上的首部话剧剧本《终身大事》，他立足于历史进化论的观念，强调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戏剧要废弃戏曲自身的“遗形物”，输入西方近代话剧，以开放的姿态摄取外域营养，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和完善。《易卜生主义》确立了话剧创作领域的写实主义观念，胡适倡导戏剧直面现实生活的创作原则，号召剧作家观察理解人生，做生活的忠实记录者。在易卜生文化观念的引导下，胡适注重人格塑造过程中自我价值的实现，树立了人格内向的自我解放意识，他强调了少数天才超群的意志与力量，发掘出个性本体的独特价值，对传统戏剧中萎靡不振的颓废文风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针对传统戏剧的乐观主义大团圆结局，胡适提出了悲剧美学思想，他在《文学的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阐释了悲剧美学的特征，悲剧是文学艺术真善美的最高表现形式，揭示了心灵和意志的高尚旨趣，昭示着普遍的真理，深具人道主义情怀。胡适充分借鉴了易卜生的美学理念，革新了传统戏剧中的劣质文化因素，彻底清算了戏曲中的封建文化余毒，以开放型思维探讨了现代话剧的转型之路。《终身大事》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话剧文学的诞生。《终身大事》有正式的剧本，演员严格遵守剧本情节，用对白和形体动作表达人物情感，演出更具规范化。作品塑造了反封建女性田亚梅的形象，胡适借助田亚梅的形象揭穿了传统道德观念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抨击了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包办婚姻习俗，对守旧势力发出强有力的挑战。《终身大事》及时捕捉了敏感的社会问题，呼应了当时社会上的妇女解放运动，从婚恋视角抵制了封建伦理观念，讴歌了个体的独立意识，言说了现代文明理念。胡适的理论体系和文本建构突破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樊笼，清除了文以载道、歌功颂德的传统观念，彻底悖离了封建纲常伦理，重塑了文学的书写形态。民初胡适的变革举措契合了时代的需求，使中国文学告别了古典主义时代，汇入到世界现代文学的宏观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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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转型范文篇8

【关键词】贵州；苗族；节日符号；现代转型；动力

节日符号作为民族在长期历史实存中形成并在特定时日集中展现的相关文化元素的集合的典型表征，显性地集聚表达了该民族的某些文化特性，其功能与文化一样，展现为对“人类发展的普遍过程”的一种关怀。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许多民族节日符号的原生性解释系统正在发生改变，新的意义和文化元素被不断地嫁接到原有的节日符号之中，使得新的节日符号为了迎合现实的各种需要被不断地建构出来，在不断的言说中，成为“合法”的传统。本文通过对苗族传统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的考察，冀以揭示传统民族节日符号在新的历史转折期变化的具体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深层动因作一探析。

一、贵州苗族传统民族节日符号的意义分析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交错杂居的省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为1333.9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7.85%。其中苗族总人口为429.99万人，约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32.23%，为贵州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就人口规模而言，苗族传统文化构成了贵州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苗族节日作为显性化的民族文化符号，被视为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一般而言，贵州苗族传统节日符号的意义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自然节气与时间记忆的有机结合

据统计，贵州省一年中的民族节日达490多个。从时间分布来看，几乎每个月都有苗族的节日。这些节日犹如苗族同胞生活时间链条上镶嵌的珍珠，不仅让他们在年复一年的轮回里找到了日常生活的时间规制方式和时间记忆方式，而且还通过已经记忆化了的岁时节日，来规制自己的生产生活的秩序，从而实现生命的秩序化。如，“插秧门”就是苗族同胞规制时间秩序化的一种体现。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黔东南的苗族便在这天开始插秧，祈愿庄稼茁壮生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苗族的一些支系拓展了对时间的认识，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实现了对时间的记忆和把握，衍生了一些独特的民族节日。以苗族“牯脏节”为例。“牯脏节”是雷山县西江一带苗族最隆重、最独特的节日。关于“牯脏节”的来历，尽管有许多种说法，但该节日特定的仪式程式和内容，虽经上千年岁月的流逝，却仍然比较完好地代代相传了下来。这些苗族同胞通过13年一轮回的特殊方式，在某种更宽泛的意义上完整地记忆了自己的时间，并以这种独特的时间记忆方式，体现着自己作为一个文化体的存在。

(二)原始崇拜和宗教禁忌观念的存储器

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来看，农业文明起源于远古时期人们在采集、渔猎等生产活动中对自然物候的观察。自然因其与人类生息相关的天然优势而成为了苗族祖先崇拜的第一个对象。“这些自然现象和外界物体，同人一样能说会道，有喜怒哀乐，并有善恶之分。”崇拜导致了宗教禁忌观念的形成。这样的传统节日，直接体现了苗族先民的原始崇拜和宗教禁忌观念。

例如，黔东南地区的苗族为了祭祀“谷神”一年来给人们带来的好收成，而在每年稻谷将熟之际举行“吃新节”；为了祭祀祖先对自己一年生产生活的护佑，而在冬月的第一个卯日举行隆重的“苗年节”。贵阳地区的苗族为纪念传说中抗击官军在喷水池附近遇难的英雄亚努，而于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到喷水池附近聚会，逐渐形成了“四月八”节日。

在上述节日中，把曾经为自己民族立下汗马功劳的神话英雄视为自己的保护神，是苗族先民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对自然界拟人化理解的结果，蕴涵了某种古朴的自然崇拜观念；而在“吃新节”前禁止人们在田里收谷子食用，则是“谷神”崇拜导致的禁忌观念的体现。由此来看，原始崇拜正是通过制度化了的节日祭祀仪式或禁忌，符号化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三)农耕经济形态的典型表达

以龙里、福泉、贵定一带的苗族“杀鱼节”为例。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九，人们便来到河边，从河里叉起鲜鱼，架起铁锅，烧起大火，煮着鲜鱼，喝着米酒，吹起芦笙，唱着山歌，祭天求雨，祝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从自然环境和苗族先民的生产方式来看，“杀鱼节”的起源及实践，是龙里、福泉、贵定一带苗族的原始经济形态在特定的生产力水平下的体现。该地区属中亚热带温和湿润气候区，境内江河交错，水系发达，盛产鲤鱼、鲇鱼、青鱼、马口鱼等多种鱼类。在人对自然改造的力量较为落后的情况下，通过采集渔猎的方式直接从自然界获取能量，就成了人们维系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选择。从人类的发展历史来看，采集渔猎的经济形态都曾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区域得到展示，并一度成为人类初期主要的生产方式。当苗族的部分先民来到这个地区，因丰富的水资源所维系的鱼类资源，很可能一度成为人们获取食物的主要方式。随着人口的繁衍，有限的鱼类资源显然无法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于是，在积极开发水稻等农作物的同时，限制个别人频繁的渔猎行为，而在固定的日子进行集体渔猎，在维持鱼类资源的丰富和平衡的同时，也保证共同体对鱼类资源的可持续需求，就成了当时人们的一种切实选择。

(四)祈福求愿的多彩画卷

综观人类历史的发展，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往往是从物质和精神两个维度出发，或独立延伸，或共同作用。主要流行于黔东南州台江县苗族地区的“姊妹节”，就集中展现了这一文化内容。据《“姊妹节”歌》描述，苗族的先民阿姣和金丹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长大后彼此爱慕。但两人的爱情，却遭到阿姣父母及族人的反对。阿姣被父母软禁，逼嫁回舅家“还娘头”。阿姣不愿嫁往舅家，就每天借口上山，用她装针线的竹篮偷偷地藏糯米饭送给金丹，相约在野外谈情说爱。两人的爱情最终感动了阿姣的父母和族人，有情人终成眷属。苗族男女青年仰慕阿姣和金丹对爱情的执著，纷纷仿效他们上坡相会，“姊妹节”由此而来。可以说，以青年男女为活动的主角，以邀约情人游方对歌、吃“姊妹饭”、吹芦笙、跳木鼓舞、互赠信物、订立婚约等为活动的主要内容的“姊妹节”，展现了苗族同胞追求幸福美满生活的向往。

二、苗族传统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

“新的节日符号的创立或对旧有的节日符号注入新的内容是一种外力强加于人的文化，但在实质上，这些符号的创立和改变由于正好符合了活动在具体的现实中的人们的利益而具有了存在的意义。”基此视点，聚焦于现实生活的利益诉求，使贵州不同地区的苗族的传统节日符号，呈现出不同的转型路径：

(一)在传统节日符号的基础上，注入新的现代符号元素和内容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着传统节日符号的原生性解释系统。

以台江“姊妹节”的现代转型为例。①如果说存在“原生态”传统节日的话，那么从其分布和保存来看，黔东南台江县的施洞和老屯一带，就是“原生态”的“姊妹节”的典型代表。据有关宣传和当地人的反映中，这两地是该节日的发源地。解放初期，一些学者曾经在施洞镇的巴拉河村对“姊妹节”做过调查，结论是该节日的主要内容有两个：“一个是妇女们去捞鱼，杀鸡、鸭，买肉，在一起做饭吃；另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就是游方。”

如果说，传统“姊妹节”符号主要指称的对象是农业时代交通闭塞、交往困难的苗族青年男女，节日为青年人恋爱交往提供了可行的渠道，参加“姊妹节”的目的就是为了喜结良缘，那么，在现代旅游业的冲击下，特别是“姊妹节”作为当地政府部门“全面整合和提升旅游资源和旅游品牌”的一种选项后，“姊妹节”符号的指述功能、表现功能和交互功能都由于政府部门的主导而发生了变化。尽管这一节日延续了“姊妹节”的指称符号，但却在各种媒体不断的言说中，俨然成了“东方情人节”；而参加“姊妹节”的对象，也由特定的苗族青年男女泛化到所有的游客；五颜六色的香喷喷的“姊妹饭”，不再是情窦初开的女青年为了送给自己的意中人的食品，而是当地“农家乐”的老板制作后售卖给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除了“农家乐”或当地政府组织表演给游客欣赏外，曾经被游方深情吟唱的情歌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日渐衰微，男女青年成双成对向自己的意中人倾吐心声的盛况已经不再，源自音像店的飞歌、情歌弥漫在整个节日的天空；由政府组织的踩鼓、斗牛、赛马、唱苗歌、苗族银饰服装表演、计划生育知识竞赛、“两基”教育验收宣传等活动成了节日新的亮点。

(二)把本民族或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符号，嫁接到既存的传统节日符号中，使得传统节日的原生性解释系统出现了局部变化。

以黔东南雷山县西江“苗年节”新出现的“长街宴”为例。嘉靖《贵州通志·风俗》记载，苗人“十月朔日为节，乃椎牛祭鬼，大集种类，男女食酒，吹芦笙。”是最早有关苗族过苗年的文献记录。根据笔者调查，②2003年以前，在西江每年传统的“苗年节”仪式符号里，就没有“长街宴”③。“长街宴”的出现应该是近两三年才出现的事情。当地政府为了吸引游客、推动旅游发展，从2004年“苗年节”起，组织挑选一些农户，准备好饭菜后摆放到桌上，几百张桌子集中排在街上，成为一条长龙，蔚为壮观，被称为苗家“长街宴”。游客以每人20元的价格到政府购买就餐券，凭券入席就餐，农户收票后到政府结账，兑换现金。

“要继续理性的思考，个体就需要可理解的整体，而这种理解力就需要一些显见的符号。”被媒体和外界赋予后当地人也认可的苗族“长街宴”，因为与云南哈尼族“长街宴”在形式和名称上“显而易见”的联系，而被众多游客所“理解”。但笔者在调查时发现，做好饭菜摆放在家门口或村子门口迎接客人，是当地的一项待客传统。当地人把这种风俗称为“dangtdeix”。④在当地，“dangtdeix”一般只出现在新房建成后迎接客人贺喜乔迁新居，以及老人过世后带其灵魂走访亲戚两种较为隆重的场合。“dangtdeix”时，由主人家在进村的路口与家门口之间摆放九道桌子，桌上摆满酒菜，客人要进主人家就得必须连喝九道拦路酒。为了集中体现苗家人的热情好客，制造吸引游客的“新卖点”，原先只是在自己家门口迎接客人的“dangtdeix”符号被移植到了“苗年节”迎接游客的场域之中。鼓着钱包的游客，成了在当地人“尊贵的客人”。在不断的言说中，“dangtdeix”成了“苗年节”新的一项文化符号。而这种嫁接过来的文化符号在取得成功后，似乎还有泛化的趋向。在“国庆节”、“五·一国际劳动节”等现代节日中，苗族“长街宴”都频频出现。而当地人也“根据人们当前的生活实际述说历史”，不断地向游客介绍苗族“长街宴”是苗家热情好客的“传统”。由此可见，在学者和游客看来，不同地域却彼此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的文化符号，往往就这样为了服务于社区的社会需求而被“发明”出来，误打误闯地成为了似乎彼此关联的符号幻象。

(三)在摒除传统节日原生性的部分文化符号的同时，目的性地注入符合现实利益需求的新的符号元素和内容，重新建构全新意义的节日符号。

以贵阳苗族“四月八”转型为例。关于“四月八”的一个传说是，在很久以前，居住在梵净山下的苗族姑娘由于长得如花似玉，常被官家看中选美进贡，致使不少人家妻离子散，民不聊生。一个叫亚宜的苗族首领，见自己的姐妹遭受蹂躏，就联络苗族后生反抗官家。官家派重兵攻打，亚宜寡不敌众，被迫向苗族聚居区格罗格寨(今贵阳花溪、青岩一带)转移。官兵尾追而至，亚宜与格罗格寨的苗族首领亚努奋力抵抗，四月初八这天双双战死。消息传来，苗家父老悲痛万分，来到英雄战斗过的地方聚会悼念。随着社会发展，作为贵州省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中心的贵阳，在每年“四月八”活动中，唱山歌、荡秋千等传统符号已经绝迹，民族民间传统技艺大赛、“原生态”民族民间歌曲演唱大赛、“民族之花”评选活动、贵阳市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欢歌”游演等现代符号则几乎是被活生生地“塞入”进来，使得举办该传统节日的初衷是为了纪念苗族英雄“亚宜”和“亚努”的原生性符号指述功能大大弱化。节日成了展现民族风采、促进民族团结、展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民狂欢的“民族团结周”。

“文化的元素是人为的、创造出来的、可变化的，表面上虽然持恒久长，实际上与文化的承受者一样也会灰飞烟灭。”传统节日符号正是在这样的断裂中得到延续。在“姊妹节”、苗族“长街宴”和“四月八”的现代转型中，传统节日符号不管是被简化也罢，抑或是被复杂化也罢，或者干脆被“莫名其妙”地强行赋予新的内容到既存的节日传统也罢，其功能指向都直接聚焦到当下的现实利益之中。

三、传统节日符号现代转型的动力探析

传统民族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不过是现代社会、经济和文化转型的一种表象而已。从苗族传统民族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来看，国家化和市场化两股力量交织作用是导致其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在国家化方面，其进程主要体现为传统节日符号日益成为国家职阶系统渗透到民族地区传统社会结构的有效工具。国家行政力量在民族地区的渗透，从根本上规制了传统节日符号存在的形式。

清朝时期在部分民族地区，国家的正式行政管理机构只到县一级，但依靠“乡保”、“里正”等“准官吏”制度，实现了国家权力在传统社会的事实存在；而在另一些民族地区，依凭共同体内部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来维系的“土司”制度对国家的整体性负责，间接地实现了民族地区的国家化；“改土归流”使这些地区由间接控制变为了直接控制。1949年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策在农村的广泛、深入开展，国家化进程在民族地区得到了空前加强。

节日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无疑是国家意识形态和行政权力渗透到传统社会中的重要渠道。国家通过对某些节日或节俗采取或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并加以或允许或禁止的规范，引导着包括节日在内的民俗文化向有利于国家倡导的价值观念方向发展。在操作层面上，国家通过对具象化的节日符号的控制，构造出能在共同体内部形成某种集体认同的文化标识，“包涵着承载重叠和混合认同的空间和力量”，内化为贯彻国家意志的、规制共同体集体行为的某些机制或规范。从近几年台江“姊妹节”实际运作来看，随着不同阶段国家政策工作的变化，节日符号表达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到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到促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到普及“两基”教育验收，到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到促进民族团结等，都不同程度地彰显了当地政府当前工作的重心。

(二)在市场化方面，主要体现为传统节日符号为了适应现代经济活动的需要，依据市场经济活动的规律，被目的性地改造或创造，功能指向“强烈地聚焦于其经济作用”，以期“能影响、带动经济的发展。”

当市场已经成为主导社会资源配置的基本途径时，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支配社会行为的意志。尽管“世界内容是完全中性的，但意志会突出强调这些内容中的这一点还是那一点则毫无先兆。一旦意志强调了某一点之后，人们就发现意志以纯逻辑的方式，通过已确定的理论客观性，转变成了别的观念，这些观念跟早先出现的意志有因果上的联系，如今变成了通向‘最终目的’之‘手段’。”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民族地区的普遍建立，市场俨然以各类资源赖以实现其最终目的的普世性的“手段”成为了现实社会的“纯逻辑”。传统节日符号作为异质性存在的民族文化资源，特别是在乡村文化产业和乡村旅游产业的场域中，被强烈地趋向于实现某种利益需求的工具运用。以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为最直接表象的市场化，成为把节日符号视为“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并加以“资本化运用”的重要途径。通过苗族“长街宴”壮观的饮食消费场面，或“四月八”绚丽多彩的大规模游行、演出等来吸引游客，不过就是在市场化的语境下，当地人试图把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的一种方式而已。

伴随着市场化繁荣起来的现代科学与技术，被系统而频繁地渐次应用于商品生产和服务业方面。表现在节日符号上，则是各种现代技术随着市场的需求被目的性地嫁接到传统的节日符号中，成为“换装”了的文化景观。在贵阳“四月八”游演中，各种现代化的技术被广泛应用于花车的装扮以及演员的着装等，也可以看作是市场化对节日符号影响的另一种结果。

所以，国家化和市场化双重力量结构性地交织存在，成了传统节日符号现代转型的基本动力。上述苗族传统节日的现代转型，展现了两种力量交织作用的这一趋势。如果说，由于国家化进程在传统乡村的长期渗透而使得民族地区的节日符号在转型初期就具有了更多的原生性特征，那么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逐渐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主导地位的市场化，则继承了这样的转型趋势，通过经济利益的刺激使得节日符号以符合现实需要的“纯逻辑”方式“对其特定的生存环境不断适应”，并由此而得以继续存在。在现实中，由于国家化和市场化的目标高度重叠，集中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的基本控制，两股力量交织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而难以在具体的节日符号转型中清晰地分辨出是哪一种力量在作用。一方面，国家化如同巨大的稳压器，把传统的社会机制和市场化社会机制都纳入到它的政治体制之中，使得传统体制在逐渐让予市场化的机制的同时也依然得以顽强地延续着自己的体系和逻辑，以便保障转型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市场化在依据现代经济规则重新建构传统社区的经济—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吸纳传统社会的某些元素，以便渐次地推进传统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建构，实现国家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控制。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国家化和市场化交织作用，共同推动了传统民族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并由此而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形成了某种张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国家化、市场化与地方性传统之间就形成了某种截然对立的态势。相反，正是这种张力的存在，为“地方性知识”的自我扬弃和自我革新提供了某种可能。毕竟，现代性的扩张正使得“整个世界不断‘收缩’成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体系。”不管人们身处于这个“世界体系”的何种位置，也不管他们愿意与否，都已经或正在被裹挟着卷入了该体系的逻辑之中。国家化与市场化交织作用下的民族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为处于“世界体系”边缘位置的人们，凭借其文化场域中的权利在经济场域中的价值实现，参与到主导世界体系运转的隐藏于现代经济运行活动之下的规制的制定的修改，提供了某种潜在的可能。

注释：

①“姊妹节”，苗语为“NouxGadLiangl”，直译的意思是“吃送过来的礼物”。

②西江素有“千户苗寨”之称，是笔者的家乡。笔者在当地生活了近30年，父母及许多亲朋好友至今仍生活在当地。

③一般来说，‘长街宴”是哈尼族的一种传统习俗，每到‘昂玛突”节来临，哈尼人会在山寨里摆上酒席，一起欢度节日。在摆酒庆祝时，百来张桌子捧在—起，恰似一条长龙，“长街宴”也因此而得名。

④苗语，意思为“摆长桌子迎接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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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转型范文篇9

深受教育，参与市交委组织的加快交通从激进产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专题培训后。受益非浅。学习培训中，各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从国际到国内客观分析了交通行业发展的前景和愿景，给了很好的启示，特别是冼伟雄主任的讲课，深刻论述了市交通转型的必要性和实现途径，为我搞好今后交通工作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使我更加坚定了加快推进企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信心。通过学习和思考，有三个方面的体会。

问计于民定决策，

一、实事求是寻规律。全面推进科学发展

交委提出了立足两个服务，交委在省委提出建设“首善之区”目标和要求后。建设三大体系，实现交通产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总体贯彻思路，冼主任围绕这个总体思路进行的深刻论述，为我搞好企业经营，向现代服务业转型提供了目标、路向和要求。认为，真正实现好转型工作，必需切实地带领班子其他成员做好两件事。

交通工作已经提升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1实事求是寻规律。当前。主要表示在航空、海运、客货运、高速公路为骨架的运输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并达到国际或国内领先的水平。公交行业通过资源整合，已经形成以三大巴士公司为骨干的公交经营新格局，而且，信息化建设、环保智能建设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但如果要继续坚持领先地位，向世界先进乡村的行列迈进，还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这次培训班上，冼主任及几位专家的介绍世界先进公交的运营管理做法与经验，从比照中我发现既有优势，也有不足。只要我企业的领导以高视角分析审视，实事求是寻找问题与差距，就一定能发现突破的方式，找到推动发展的规律。

服务的对象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就是说，2问计于民定决策。交通工作是民生工作。工作不能离开民生、民意、民情。要使我公司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就必需对企业的经营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充分地了解广大群众出行的需求情况。目前，进行公交资源整合后，想必须充分利用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从两个角度入手，倾听意见，问策于民。

针对公交、客运的需求变化，一是围绕交通的总体规划。问策于民。没有掌握最真实的情况和存在问题，就难以对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目前，公交线路调整、站点的设置、票价的优惠，虽然我主观上做到方便群众，惠及市民，而客观上由于群众的需求多种多样，与我设想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企业的领导就必需放下架子，问策于民，这样才干把惠民的事情办得更让群众更满意。

问策于员工。目前，二是围绕企业的改革发展实际和实情。增收节支是实现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基础，而如何才干增收节支，基层的管理人员和生产一线员工最有发言权。增收靠管理，节支靠更精细的管理，而方法来源于群众的智慧，推广来源于领导干部的发现。因此，企业的领导就必需放下架子，问策于员工，才干广泛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把企业改革发展的大事成为全体员工的责任。

领导干部应有备而“下”才干够抓住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两个方向的问计。问计于民，问计于实践，使交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真正成为实现科学发展的一剂良方。

科学发展增实力

二、互惠合作善借力。

可使全行业在现有条件下实现质的飞跃。但横向分析目前资源整合后各公交企业的情况，交工委提出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任务和要求。仍然存在粗放经营的问题，与交委的目标和要求仍有很大的差异。从纵向分析，企业内部仍存在诸多制约因素，集中表示在干部职工对为什么要加快向现代服务业转型认识缺乏，还存在疑虑，尤其是对影响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突出矛盾还没有破解的方法。因此，很有必要继续加强教育引导，让各级党员干部掌握发展的方法，使转型工作达到事半功倍。

财富的出路，1互惠合作善借力。具有前瞻性的正确发展思路就是市场的出路。也是企业做大做强、基业长青之路。这几年来，公司根据交委的安排，把做大做强企业作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致力于走品牌、资本扩张之路。抱着合作双赢，拓展市场，规范经营的思路，积极推进企业的发展，也从中尝到甜头。例如，公司实施“西出，布局南海”战略，去年胜利收购佛山市南海区交通客运有限公司70%股权，使公司拥有了南海地区95％以上的客运资源。公司抓住机遇，配合我市的运管部门和当地政府做好广佛交通同城化工作，使当地政府和群众体会到服务民生的诚意和行动，因此，各镇政府都主动提出与我合作开行南海区的镇巴，支持我投标南海区环保出租车项目，从而使我公司在南海地区业务成为主要的经济增长点之一。

通过不时的改革来增强企业自身的造血功能”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过程，2科学发展增实力。公交企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就是企业迈向新生的过程。因此，必需以此为契机，建立层次清晰，管理到位，机制灵活，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规模化经营的公交企业。这样，才干集约企业内部资源，形成一个高效的决策指挥中心、项目投资中心、资源配置中心、宏观调控中心、信息服务中心，突破过往国有公交企业管理层次多，环节重复，功能不清，机构臃肿，冗员较多等问题，使企业在迈向现代服务业中轻装前进。这几年来，公司以此为思路，推进企业的科学发展。目前已经初步完成智能信息、运调管理、抢修维修、人员招聘、招标推销、基建工程等内外协同的平台。内部资源的科学管理，降低了经营本钱，提高了整体竞争力。

已经及早地做好应对的准备，珠三角“腾笼换鸟”省内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即将带来的冲击。通过投资建设、大沥、从化、新塘等客运站，公司已形成以广佛都市圈为核心的覆盖省内的客运线网。通过精心经营第二巴士公司业务，做好番禺、增城、从化公路班线公交化改造工作，使企业在向现代服务业转型中有更广阔的腾越空间。

常怀为民之心，

三、常存忧患之念。推动科学发展

人与社会，构建和谐交通是要人与人。行人与车，员工与企业实现均衡、稳定、有序，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共同发展。但是不可理否认，当前我企业内部干部职工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工作作风仍存在制约阻碍发展的一些“病灶”职工队伍中一些利益问题不平衡也存在不稳定的隐患。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需常怀忧患之念，常怀为民之心，这样才干把矛盾和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为实现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发明良好的环境。

用完善的制度来管人管事。随着公司的经营规模的日益扩大，措施一：加强制度创新。建立一套与企业发展相匹配的企业管理制度十分必要。要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重视人性化管理，着力抓好企务公开，深化民主管理，完善了企业与工会协商机制，使企业内部管人管事的制度均有互动的空间和平台。

加快产业升级。信息化交通建设是实现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重要标志，措施二：以信息化手段改造激进交通。为此，必需迎难而上，积极稳步地推进智能公交深化应用加大对信息建设。要通过人才队伍的培养教育，为他提供岗位生长的必要空间和条件，同时，要继续坚持以信息技术手段管理生产，促进一线操作人员自觉、自愿地运用信息手段处置日常工作并更多地互动交流，把信息化转化为新的生产力。

现代转型范文篇10

关键词:传统体育文化;现代性;转型

1近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性转型历程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国突然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清廷洋务派以及后来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化激进派，随着中国时局的变化将注意力由“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习思想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等观念的转变［2］，企图引导近代中国走向一条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全盘西化的“现代化”之路［3－4］。但是作为社会基础的民众仍然保留着明显的传统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特征［5］。如何改革传统体育文化中重视经验轻视理性的思维模式、重视品德轻视创造才能的行为定式，成为当时传统体育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命题。我国思想文化界人士痛定思痛，转而面向以“身体”为导向，引导国人“从自在的蒙昧中得到解放”［6］。部分有一定社会影响力且对传统武术有所接触和了解的社会精英，如蔡锷、梁启超、孙中山等人，认为中华传统武术可以成为改造国民体质的理想之选，尚武是救亡图强之良方［6］。1901年起，北洋军阀马良在山西武备学堂任教习时开始对传统武术进行改良，如武舞(体操)化、练武时配以节拍等，经过十余年在军中的实验与传播后已基本成型，并将其定名为“中华新武术”。随后持续数十年的“国术运动”，则显示出当时国人在西学东渐和民族自强运动中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6］。20世纪20、30年代，国内爆发了前后持续10数年的以宣扬近代西方体育还是倡导以武术为代表的传统体育的“土洋体育”论战，这是我国传统体育文化在被迫开放的空间中与西方体育文化进行的民族性与国际性、传统性与时代性、经验本位与科学本位的一次集中冲突［7］。这场冲突，在全社会范围内提倡了批判精神和自由创造精神，挖掘出了国民的主体创造性，用理性精神和人本精神对民众开展自觉的文化启蒙，可以说是近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典型表现。但这仅是对西方入侵和扩张的“刺激—反应”式的被迫现代化历程［8］。

2传统体育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反思

传统体育文化现代性转型不仅仅是时间意义上传统的总结或是现代的开始，而且是指向未来的，是对过去的、传统的某种更新和超越。文化在变迁中，会根据自身实际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现代性道路的特性，就是文化的自主现代性或现代性的自主性(autonomie)。这种自主性是人类在处理自身与他物关系时所表现出的自我主动性、自我主导性、自我决定性等主体性特征，这是人的本质特征之一［9］。因此，传统体育文化现代性转型并不应只停留在“应激—反应”的本能阶段。“任一文化的现代化，都是自己传统的现代化;任一现代化的文化，都饱含着自己的传统在内。”［10］文化的核心来自历史传统，从文化进化的意义上可以把文化的传统视为社会创造和再创造自身的“遗传密码”［11］。传统体育文化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包含了对已有文化“遗传密码”的“破”和“立”，特别是在对现实批判性的认识中，加快构建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意识、观念，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一个民族的复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成为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这种文化精神力量使国民能够发出振聋发聩的“奥运三问”、提出“强国强种”［13］的夙愿，能够在改革开放之初凝练出“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勇攀高峰、为国争光”的中国女排精神，能够在通过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将世界华人紧紧凝聚在一起。这就是在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中蕴含的独特自主性价值。同时，在传统体育文化现代性转型进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遇见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困难，诸如20世纪20、30年生在我国的“土洋体育之争”，以及当下在全球化进程中我国体育文化受到各种冲击，这些传统体育文化现代性转型中出现的情景性非理性、语境性非理性、文化性非理性、民族中心主义等，都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妨碍人们的努力［14］。而人们面对它的局限性时却常常表现得无能为力或无法超越。从理论上讲，文化自身具有的先进性可以把这些非理性压缩到最低限度。因为，文化的先进性具有适应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特征。同时，文化作为观念形态和精神灵魂的东西，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克服外来消极因素的影响，它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修正自己，不断更新和完善自身。因此，在传统体育文化现代性转型中，不仅要认识到外在与内在的矛盾运动是现代性转型的动力，更要挖掘并发挥传统体育文化与当代主流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自主性，并以文化内在自主性来实现传统体育文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现代性转型的引领。

3新时代传统体育文化现代性转型的立场

3．1新时代传统体育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基本遵循。新时代传统体育文化现代性转型是传统体育文化在新的世界体系出现所带来的新思潮新变化的语境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紧密相关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思想立场和精神气质，与经济社会全球化相协调匹配的一整套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和生存模式。“不数既往，不能知将来;不求远因，不能明近果。”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对中国文化发展理路的深入观察、对中国现代化起点与方向的深刻思考，凝练了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就是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现代性转型的根本遵循。“本来”是一种人的历史存在，历史就是人的活动。可以说，“本来”是人与文化关系的历史构成。在文化生态时代，“不忘本来”就是要求文化建设必须尊重人存在的历史文化基础，并以此为基础，以“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增进社会认同与和解，有利于推动体育、文化与社会协调发展，有利于增强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国力”作为传统体育文化现代性转型价值取向的根本判断标准，去实现新的秩序与传统的和谐统一。具体到个体层面，表现为体育文化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意义的探究;在社会层面，表现为大众对体育文化的消费态度、行为与习惯现代化转型;在国家层面，则需要体育文化与我国“五位一体”发展战略的价值耦合。3．2对中华传统文化先进性的坚守。党的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只有人民群众有了良好的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才有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坚实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核心”这一理念引领下，传统体育文化现代性转型的价值取向更加明确了，即“坚持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以人为本”，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建设体育强国的根本目的在于让全体人民都参与进来，进而提高全民族、全社会的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实质。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人生命价值的回归”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和精神脉络［15］。传统体育文化体现着黄土地上劳动人民最朴素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属于最贴近百姓日常生活的一种文化习惯，百姓经年受用并相互传递，衍化为民众的美好生活愿望和精神寄托。传统体育文化普遍存在着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精神，将天人相应的世界观、上下相依的伦理观融为一体，倡导人们取大义、以集体利益为重，强调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和谐统一［16］。可以说，优秀的传统体育文化始终践行着中华民族厚德载物、居安思危、乐天知足、崇尚礼仪等基本特征和基本精神。中华文化精神以内在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观念信仰、民族心理等表达了人类对真、善、美、义、利等的价值追求，这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创造性地沉淀出来的精神品质、道德情操、文化品位和审美意趣，是中华所有历史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先进性的体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蕴含着大量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因，通过日常生产生活植根于中国人的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对塑造民族形象、凝聚民族力量同样具有重要意义。3．3应对现实问题的应有之义。在全球化进程中，我国传统体育文化受到奥运会、足球世界杯、世锦赛、NBA等不同形式赛事文化以及旅游休闲、户外探险、极限运动等新兴体育文化的冲击，其“高语境文化”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什么需要团队合作的体育项目能够长期保持领先，如何克服竞技体育“团队项目悖论”?……这些都已经成为我国从体育大国走向体育强国征程中遇到的一个接连一个现实而具体的问题和矛盾［17］。传统文化的内在结构给人类带来了秩序与意义，并维持着薪火相传的“文化基因”的稳定性。但历史发生文化变迁，传统随之发生“变异”或“断裂”［16］，社会也会出现各种失范现象和行为。只有这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在对传统体育文化“失范”现象进行批判的同时，才能唤醒其中遗存的传统文化基因，促使其与时代特质进行“重构”，使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型后更具有旺盛传承力。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所带来的新思潮新变化的语境中，传统文化面临着价值取向转型的极大挑战。进入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向往，这是对“人应该怎样生存着”的积极回应，也必将成为现阶段我国体育文化现代性转型发展的重要指导。

4新时代传统体育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实现路径

在报告中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新时代文化思想，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奋斗目标，指导传统体育文化现代性转型时不脱离实践，在重构现代文化生态体系中进行文化再创造，创造出符合我国国情、满足人民健身运动需要、切中社会发展的体育文化精品。4．1在比较借鉴中实现传统体育文化现代性成功转型。在全球化的形势下，面对不同文化的交往、冲突，求同存异既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方法。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与价值重构的过程中，求同存异是必要的实现路径［18］。由于文化发展背景的迥异，差异是必然存在的，文化发展的速度以及发展的效果也是不同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就是一种在比较中取长补短、博采众长而发展起来的。只有承认不同文化的差异，才能实现不同文化的共存共生、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只有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才能正确看待不足，才能实现传统体育文化真正的发展和前进。中华传统体育文化通过与异质文化的比较，对历史上的中外文化资源、现实的文化处境和未来的文化发展方向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客观的评价，充分利用传统体育文化传播体系，加强与各种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平等地展开对话和沟通，彼此之间逐层深入地化解隔阂和误解，在实现自身文化的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求同存异的目标是“和而不同”、“共存共赢”，进而实现传统体育文化现代性的价值目标。4．2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传统体育文化创新发展。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我国传统体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哲学、审美、艺术资源。在现代性转型时，了解传统体育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理解传统体育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能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要对传统体育文化进行甄别，梳理、精选出其中有价值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予以继承。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19］，使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之一。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将传统注入时代内容，并通过文化创新来发展传统，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4．3在教育传播中丰富传统体育文化现代性的内涵。以重大赛事的举办或参加为契机，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方式，讲好中国体育故事，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我国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体系，在对中华体育文化精神的传播中，促进传统体育文化现代性内涵的现实传播效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发展进步最深厚的文化动力。通过传播，向世界宣示在凝聚中华体育文化当代精神过程中，体育文化所植根的中华文化沃土、所反映的中国人民意愿、所适应的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以及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展现传统体育文化现代性转型的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4．4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实现传统体育文化现代性转型的价值回归。文化的本质就是一种生产生活方式。因此，在实现传统体育文化现代性转型进程中，要使体育文化回归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通过树立起“体育即民生”理念，倡导“体育文化生活化”，使传统体育文化现代性转型紧紧围绕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让群众切身感受传统体育文化现代性转型给其健康生活带来的变化。进入新时代，健康不仅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内容，也是基本前提。作为现代体育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健身需求，提高人民健康生活的知识储备，配合“健身路径”，开发“智慧体质监测及运动处方”系统，为群众提供更科学合理的健身方式，从而将体育真正以一种生活习惯、生活态度融入寻常百姓衣食住行中，将核心健身动作要素融于群众坐卧行走等日常生活行为中。让全民共享我国体育发展成果，以此提高国民整体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促进国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指数的提升。此外，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准确掌握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短板，为体育事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优化提供精准数据支撑，提高体育公共资源供给的精准化和集约化，解决人民群众体育健身实际需求和资源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进而提高体育文化惠民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5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