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识范文10篇

现代意识范文篇1

一是亲密距离

这种距离是人际交往中最小的间距。处于0～15厘米之间，彼此可以肌肤相触，耳鬓厮磨，属于亲密接触的关系。这是为了做出爱抚、亲吻、拥抱、保护等动作所必需的距离。常发生在爱情、亲友关系之间。如果用不自然的方式或强行进入他人的亲密距离，可被认为是对他人的侵犯。处于15～45厘米，这是身体不相接触，但可以用手相互摸触到的距离，如挽臂执手，促膝倾谈等，多半用于兄弟姐妹、亲密朋友之间，是个人身体可以支配的势力圈。而势力圈以眼前为最大，也就是一个人对前方始终保持强烈的势力圈意识，而对自身的两侧和背后关心次之。据这一原理，飞机上、长途汽车上和影剧院都采取长排向前的坐位，尽量避免对面的坐位，使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平均的前方势力圈。

二是个人距离

这种距离较少直接身体接触。处于45—75厘米之间，适合在较为熟悉的人们之间，可以亲切的握手、交谈；或者向他人挑衅也在这个距离中进行。处于75～120厘米之间，这是双方手腕伸直，可以互触手指的距离，也是个人身体可以支配的势力圈。

三是社交距离

这种距离已经超出亲密或熟悉的人际关系。处于120～210厘米之间，一般是工作场合和公共场所。在现代文明社会，一切复杂的事物几乎都在这个距离里进行。如机关里的领导干部对秘书或下属布置任务；接待因公来访的客人；或进行比较深入的个人洽谈时大多采用这个距离。处于210—360厘米之间，表现为更加正式的交往关系，是会晤、谈判或公事上所采用的距离，首长接见外宾或内宾；大公司的总经理与下属谈话等，由于身份的关系需要与部下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现代意识范文篇2

人们常说十次事故九次快，从本人所看到的事例及大量事实来看，开快车易发生事故，这是血的教训换来的。所以驾驶员在驾驶车辆过程中，合理地运用行车速度，对安全行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行车中一定要谨慎驾驶，遵守交通规则，根据公路的等级，当时的气候等环境特点来判断而决定车速，养成“宁停三分，不抢一秒”的行车习惯。特别是在过河，通过桥梁、涵洞、交叉路口、泥泞雨雪路面、人员多和有限制车速标志及危险山区弯道等更应严格控制车速，切不可盲目开快车。同时，要坚决杜绝酒后开车，做到有行车任务时坚决不酗酒，切实从思想根源上摆正安全行车意识。

二、加强学习不断地提高驾驶员自身的技术素质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教育

从多年工作实践来看，驾驶员的技术水平高低，直接关系到车辆的行驶安全，因此，作为驾驶员不仅要在工作中不断学习，不断总结，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尤其是要努力提高遇有突发性事件的应变能力。在汽车较多，雨雪或泥泞的路面以及危险山区弯道上行车时，更是检验一名驾驶员技术水平高低的关键时刻。实践证明汽车在转弯时，离心力与汽车行驶的速度有密切的关系。汽车在转弯时速度赶快，汽车产生的离心力也就越大。据有关资料证明：车速增加2倍，离心力就增加4倍，车速增加3培，离心力就要增加9培。如果驾驶员对此情况缺乏了解，没有应有的思想准备和技术本领，就容易在汽车转弯时造成翻车。再者，驾驶员的工作是一种人命攸关的职业，因此，讲究道德教育和道德培养就显得更加迫切，更加重要。

三、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是从事交通运输和交通管理部门历年来坚持的原则。预防是一道有力的安全程序，开车时预防措施不到位，安全指数就显得薄弱。因此，在交通运输和行车中要做到预防为主，即时做好事故发生前的预防控制，以防患于未然。针对可预见到的事故隐患，采取积极有效的预防措施。“预防为主”的内涵就是要求安全工作要事前做到防范，要依靠安全科技进步，加强安全科学管理，搞好事故的科学预测与分析，从车辆系统的本质安全入手，强化预防措施，保证行车安全化。比如在不太宽敞的道路上，路边有同向行驶的自行车和行人，或者视线隐蔽不清，转弯、超车、变更车道等都可采用减速、提前鸣喇叭、拉开安全距离、注意观察、随时准备停车这五点来防范。当遇有浓雾能见度低时，在高速公路上应驶往停车场或服务区暂避；如来不及驶往服务区，作为应急，可暂避在路肩右侧的紧急停车带，有条件的可采用信号措施。其它道路上的车辆可选择宽阔地带暂避。驾驶员应服从管理，做到出车前、行车中、收车后的检查、保养和维修，确保车辆在良好的技术状态下工作。同时，还要注意驾驶员自身出车前的精神状态和情绪，防止过度疲劳、忧愁、烦躁、沮丧引起操作上失误的交通事故。作为企业应结合行业特点和企业实际，创建编制好本企业车队应对突发事件和重特大事故的应急救援预案。应急预案能使发生的重大事故得到及时控制和防止蔓延，做到及时有效地组织抢险和救助，使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四、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

现代意识范文篇3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广告意识形态策略的两种主要方式：广告言说的意识形态化和广告受众的假想主体化，剖了广告的意识形态作用机理：如何使广告角色的利益（广告主的利益）等同于广告受众的利益乃至社会或人类的利益。［关键词］广告；意识形态；策略现代广告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且无所不在，而且正越来越深入地进入意义生产这一领域，广告不仅仅“广而告之”产品与服务，还在指引人们购物的同时输出某些观念，给人们以意义，给人们以种种美梦和由这些美梦所标识的生活方式，并试图速成某些惯例，把消费者纳入这一“意义”框架。换言之，广告首先推介和生产利益，这些利益包括大众在消费这些产品的使用价值时获得的实际利益，还包括他们同时获得的某种“精神享受”，并把这种双重满足或通过广告词直接言说，或通过营造氛围实现“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其次通过在大众媒体上的广泛传播，通过把受众建构为广告主体，使创设的某种观念化的说辞和极具诱惑力的意象推广到大众中去，竭力使之成为大众的利益和观念，在此广告完成了它的意识的制造和传播。当这一观念或意象成为大众或某一群体的自觉不自觉的观念或意象时，意识形态便发生了。正如理查特·奥曼所言：最常见的意识形态策略，就是说明这个群体的利益怎样“真的”大体上等同于社会的利益或者人类的利益。①换言之，最常见的广告意识形态策略，就是说明广告角色的利益（广告主的利益）怎样“真的”大体上等同于广告受众的利益乃至社会或人类的利益。本文试从广告言说的意识形态化和广告受众的假想主体化来探讨广告颇为“成功”的意识形态策略。广告言说的意识形态化：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界定游离于两种意见之间。其一，一种某个阶级特有的信仰系统；其二，一种可能以真实的或科学的知识相矛盾的幻想信仰系统，即伪思想和伪意识。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则认为，意识形态不存在真实与否，他将其定义为“个人同他所存在于其中的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②以此来认识广告意识形态不无道理，因为看似虚拟的广告世界中充斥着“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并且在此基础上，广告意识形态更有其独特性。广告在它的各个历史时期，从未像现在这样进入商品使用价值之外的现实世界：功成名就、下岗待业、奋斗拼搏、甜蜜爱情，入世、申奥、伊拉克战争、文体赛事，广告为每一件产品都粘上了通向现实世界的无数链接，广告的触角已深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当然，在广告世界中，“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并不同于阿尔都塞的相关本义，他认为意识形态是无意识的，而广告意识形态所提炼或创设的这种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则是完全有意识的，有着其明确的目的。它在提倡“送礼送健康”的新观念时，目的直指“收礼只收XXX”；它在儿子因疏忽了对父母的照顾而心怀歉疚时，借小孙女之口点题：小“为什么不给爷爷奶奶买XXX？”这种借天真的小女孩之口说出的话犹如道德拷问，质问着对父母的不够孝顺，但如此大的道德问题最后只轻轻落在了：未买XX口服液。那么根据广告逻辑，其隐含主题则是：买了XX口服液=孝顺父母。该命题似无不妥，作为受众而言，自然不会对一则广告的思维和推理是否合乎逻辑大加推敲。并且，更重要的是，它为现代人指出了一条对老人表示关爱和孝心的途径——购买保健品。这一点非常体贴地为忙忙碌碌无暇顾及老父老母而心怀歉疚的现代人找到了一条快捷方便的弥补方式。而另外一些广告则假托老人之口，从老人的角度回应了上述命题：“收礼只收XXX”，进一步证实了该命题的合理性和正确性。通过媒体的广泛传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实场景：商家在商场醒目处陈设着保健品专柜，促销员的推荐进一步印证着消费者脑中的上述命题，于是，手拎包装精美的保健品拜年的行人几乎成了一道流动的风景。正如阿尔都塞所认为的那样，社会个体觉得自己在直接自由的把握现实，但实际上，他的意识由一系列思想体系和再现体系所限定，在这一系列思想体系和再现体系中，广告意识形态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就如波斯特所表述的：广告占据一个能指，亦即占据一个词，这个词与广告所促销的物体并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关系，但却被附加到那物体上，产品本身并非首要的兴趣所在，必须在该产品上嫁接一套与该产品没有联系的意义，才能把它卖掉。③而现实世界则在广告商手中被分解成各种要素，这些要素就如那些漂浮于交流空间中的能指，它们被广告商们凭兴致任意地附着在商品上，这些被粘附在商品上丰富、泛滥的意义使得平庸的商品闪耀着炫目的光彩，而这些外在的东西由于是从传统美德和现代时尚中精选出来的而极大地迎合了受众。由于这层普遍存在着的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使现代人在快捷地享受物质产品的同时还享受着被赋予其上的精神快餐，广告场景就这样在现实世界中被皆大欢喜地呈现。广告受众的主体化：一种无实质的构想主体广告场景在现实世界中的呈现还有赖于现代广告的另一策略：把广告受众建构为主体。作为一种日趋圆熟的攻心术，现代广告的突出特征是在表象上模糊了广告主客体的界限，在把消费者作为广告对象研究和揣摩之后，通过广告中的种种代言行为和技巧，让“受众化”的广告角色通过自我言说的方式来最大程度上影响和掌控受众的心理和行为。广告画面中的言说者不再仅仅是笼统的、不明社会角色的漂亮演员或不食人间烟火的美丽尤物，而是通过他们的衣着、道具、场景，以及他们在广告中的言说方式被赋予了各种身份，诸如工人、农民、教师、摄影师等职业，子女、恋人、成功白领、家庭主妇等社会角色。加上大量非职业（或非著名）演员的启用，他们普通的长相、自然或生涩的表演使身负多重社会角色的受众不自觉地从广告角色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并在广告商其他技巧的合力作用下，对号入座。某一护肤品品牌，在其不同版本的电视广告中展示了演员、小学教师、摄影记者、年轻工人，他们的言说者包括老公老婆、老爸老妈等各种社会群体，广告角色衣着普通，长相平凡，以及在演员化妆间、工厂换衣间、小学校园等普通场合中平民化的言谈举止，一切都在昭示着受众：“他们”就是你们，你们就是“他们”。在另一则洗衣粉广告中，真正的“家庭主妇”们则成为了主角，广告采用街头或入户随机采访的形式，选择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字幕显示）采访家庭主妇，她们带着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并不流利、似无台词准备的语言表述，在镜头前略显拘谨的体态，更在直接地告诉受众：“她”就是你们中的一员，没准“她”还是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她”不是我们特意选用的演员，而是我们在街头采访或入户采访中的巧遇；她们是在代表你们说话，并非公司在自卖自夸。当然，广告中还有大量的脸蛋是大众耳熟能详的，但即使是这些星光灿烂的名流，也多被披上一层平民化的外衣，他们与我们一样，有烦恼和不满，他们（她们）头发枯黄干涩，岁月的流逝把皱纹、白发和疾病留给了他们，忙碌在外而不能在父母面前尽孝，他们面临着工作和学业的压力、成功的希冀、失败的苦恼、人际关系的复杂等种种人间喜怒哀乐，如同我们每个人，使我们感同身受。于是，消费者从被言说的对象似乎变成了言说者，既为客体又身兼主体，他的一直处于纯粹的被说教者位置而产生的逆反甚至敌对心理渐渐消融，他们渐渐开始坚信：广告是与己相关的而不是强权的“他者”了。广告似乎在构筑一种“源自生活”又美妙无比的“现实世界”，从而让受众进一步确证其在广告情境中的主体意识。一种奇特的逻辑产生了：电视广告通过把广告主体构建为一个处于“现实世界”的具象化的“消费者”，而使得作为消费者的广告受众扮演了两种角色——广告话语的主体和客体，恰如由广告商和广告主导演的受众的“自言自语”。在此，让·波德里亚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受众既被构建为客体又被构建为主体，既是物又是上帝，于是面临着主体位置的不可能性，即主体根本上的无实质性。④这种“无实质性”的主体，恰似广告主手中的玩偶，假借了消费者的形象和外壳，而被填充进广告主所构造的“血肉”，如此而成的“广告主体”的各种具象依需而定，但也有其规律性的共性：一个有足够收入能自由选购产品的“主体”，一个有某种“需求”但不知如何满足的“主体”，一个消费了该产品而获得魅力或极大满足的“主体”。这样构造的主体并非没有契合人性，在马斯洛看来，人是不停地产生需要又不断地满足需求的动物，人在满足他的基本的生理和安全的需要以后，他有归属和爱的需要，有尊重的需要，包括被人爱和爱他人，被人尊重和尊重他人，归属某一群体和被群体接纳和承认的需要，在一切需要被基本满足之后，他又存在自我实现的需要，希望事业有成，渴望成功。显然，广告深谙如何激发人的潜在需要和欲望，并提供了惟一的解决之道：消费某产品。当然，如此简捷的解决之道在经过一番炫目而巧妙的修饰之后并不显得单调乏味和可笑。因为在广告中，消费“主体”不仅在消费产品，更在享受着由此而带来的种种精神满足：亲情、友情、恋情；孝心、爱心、诚心；成功、光荣、豪情。这有赖于广告中被依附在产品上的丰富“意义”，当大众在认可这些意义而消费产品或接纳该“意义”时，广告的意识形态便产生了，广告角色（广告主）的利益就这样变成了社会大众的利益。注释：①②罗刚、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399页、12页。③④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现代语境》，商务印书馆，第154页、84页。

现代意识范文篇4

［关键词］广告；意识形态；策略

现代广告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且无所不在，而且正越来越深入地进入意义生产这一领域，广告不仅仅“广而告之”产品与服务，还在指引人们购物的同时输出某些观念，给人们以意义，给人们以种种美梦和由这些美梦所标识的生活方式，并试图速成某些惯例，把消费者纳入这一“意义”框架。换言之，广告首先推介和生产利益，这些利益包括大众在消费这些产品的使用价值时获得的实际利益，还包括他们同时获得的某种“精神享受”，并把这种双重满足或通过广告词直接言说，或通过营造氛围实现“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其次通过在大众媒体上的广泛传播，通过把受众建构为广告主体，使创设的某种观念化的说辞和极具诱惑力的意象推广到大众中去，竭力使之成为大众的利益和观念，在此广告完成了它的意识的制造和传播。当这一观念或意象成为大众或某一群体的自觉不自觉的观念或意象时，意识形态便发生了。

正如理查特·奥曼所言：最常见的意识形态策略，就是说明这个群体的利益怎样“真的”大体上等同于社会的利益或者人类的利益。①换言之，最常见的广告意识形态策略，就是说明广告角色的利益（广告主的利益）怎样“真的”大体上等同于广告受众的利益乃至社会或人类的利益。本文试从广告言说的意识形态化和广告受众的假想主体化来探讨广告颇为“成功”的意识形态策略。

广告言说的意识形态化：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界定游离于两种意见之间。其一，一种某个阶级特有的信仰系统；其二，一种可能以真实的或科学的知识相矛盾的幻想信仰系统，即伪思想和伪意识。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则认为，意识形态不存在真实与否，他将其定义为“个人同他所存在于其中的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②以此来认识广告意识形态不无道理，因为看似虚拟的广告世界中充斥着“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并且在此基础上，广告意识形态更有其独特性。

广告在它的各个历史时期，从未像现在这样进入商品使用价值之外的现实世界：功成名就、下岗待业、奋斗拼搏、甜蜜爱情，入世、申奥、伊拉克战争、文体赛事，广告为每一件产品都粘上了通向现实世界的无数链接，广告的触角已深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当然，在广告世界中，“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并不同于阿尔都塞的相关本义，他认为意识形态是无意识的，而广告意识形态所提炼或创设的这种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则是完全有意识的，有着其明确的目的。它在提倡“送礼送健康”的新观念时，目的直指“收礼只收XXX”；它在儿子因疏忽了对父母的照顾而心怀歉疚时，借小孙女之口点题：小“为什么不给爷爷奶奶买XXX？”这种借天真的小女孩之口说出的话犹如道德拷问，质问着对父母的不够孝顺，但如此大的道德问题最后只轻轻落在了：未买XX口服液。那么根据广告逻辑，其隐含主题则是：买了XX口服液=孝顺父母。该命题似无不妥，作为受众而言，自然不会对一则广告的思维和推理是否合乎逻辑大加推敲。并且，更重要的是，它为现代人指出了一条对老人表示关爱和孝心的途径——购买保健品。这一点非常体贴地为忙忙碌碌无暇顾及老父老母而心怀歉疚的现代人找到了一条快捷方便的弥补方式。而另外一些广告则假托老人之口，从老人的角度回应了上述命题：“收礼只收XXX”，进一步证实了该命题的合理性和正确性。通过媒体的广泛传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实场景：商家在商场醒目处陈设着保健品专柜，促销员的推荐进一步印证着消费者脑中的上述命题，于是，手拎包装精美的保健品拜年的行人几乎成了一道流动的风景。正如阿尔都塞所认为的那样，社会个体觉得自己在直接自由的把握现实，但实际上，他的意识由一系列思想体系和再现体系所限定，在这一系列思想体系和再现体系中，广告意识形态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就如波斯特所表述的：广告占据一个能指，亦即占据一个词，这个词与广告所促销的物体并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关系，但却被附加到那物体上，产品本身并非首要的兴趣所在，必须在该产品上嫁接一套与该产品没有联系的意义，才能把它卖掉。③而现实世界则在广告商手中被分解成各种要素，这些要素就如那些漂浮于交流空间中的能指，它们被广告商们凭兴致任意地附着在商品上，这些被粘附在商品上丰富、泛滥的意义使得平庸的商品闪耀着炫目的光彩，而这些外在的东西由于是从传统美德和现代时尚中精选出来的而极大地迎合了受众。由于这层普遍存在着的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使现代人在快捷地享受物质产品的同时还享受着被赋予其上的精神快餐，广告场景就这样在现实世界中被皆大欢喜地呈现。[page_break]广告受众的主体化：一种无实质的构想主体

广告场景在现实世界中的呈现还有赖于现代广告的另一策略：把广告受众建构为主体。作为一种日趋圆熟的攻心术，现代广告的突出特征是在表象上模糊了广告主客体的界限，在把消费者作为广告对象研究和揣摩之后，通过广告中的种种代言行为和技巧，让“受众化”的广告角色通过自我言说的方式来最大程度上影响和掌控受众的心理和行为。

广告画面中的言说者不再仅仅是笼统的、不明社会角色的漂亮演员或不食人间烟火的美丽尤物，而是通过他们的衣着、道具、场景，以及他们在广告中的言说方式被赋予了各种身份，诸如工人、农民、教师、摄影师等职业，子女、恋人、成功白领、家庭主妇等社会角色。加上大量非职业（或非著名）演员的启用，他们普通的长相、自然或生涩的表演使身负多重社会角色的受众不自觉地从广告角色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并在广告商其他技巧的合力作用下，对号入座。

某一护肤品品牌，在其不同版本的电视广告中展示了演员、小学教师、摄影记者、年轻工人，他们的言说者包括老公老婆、老爸老妈等各种社会群体，广告角色衣着普通，长相平凡，以及在演员化妆间、工厂换衣间、小学校园等普通场合中平民化的言谈举止，一切都在昭示着受众：“他们”就是你们，你们就是“他们”。

在另一则洗衣粉广告中，真正的“家庭主妇”们则成为了主角，广告采用街头或入户随机采访的形式，选择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字幕显示）采访家庭主妇，她们带着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并不流利、似无台词准备的语言表述，在镜头前略显拘谨的体态，更在直接地告诉受众：“她”就是你们中的一员，没准“她”还是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她”不是我们特意选用的演员，而是我们在街头采访或入户采访中的巧遇；她们是在代表你们说话，并非公司在自卖自夸。

当然，广告中还有大量的脸蛋是大众耳熟能详的，但即使是这些星光灿烂的名流，也多被披上一层平民化的外衣，他们与我们一样，有烦恼和不满，他们（她们）头发枯黄干涩，岁月的流逝把皱纹、白发和疾病留给了他们，忙碌在外而不能在父母面前尽孝，他们面临着工作和学业的压力、成功的希冀、失败的苦恼、人际关系的复杂等种种人间喜怒哀乐，如同我们每个人，使我们感同身受。

于是，消费者从被言说的对象似乎变成了言说者，既为客体又身兼主体，他的一直处于纯粹的被说教者位置而产生的逆反甚至敌对心理渐渐消融，他们渐渐开始坚信：广告是与己相关的而不是强权的“他者”了。

广告似乎在构筑一种“源自生活”又美妙无比的“现实世界”，从而让受众进一步确证其在广告情境中的主体意识。一种奇特的逻辑产生了：电视广告通过把广告主体构建为一个处于“现实世界”的具象化的“消费者”，而使得作为消费者的广告受众扮演了两种角色——广告话语的主体和客体，恰如由广告商和广告主导演的受众的“自言自语”。在此，让·波德里亚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受众既被构建为客体又被构建为主体，既是物又是上帝，于是面临着主体位置的不可能性，即主体根本上的无实质性。④

这种“无实质性”的主体，恰似广告主手中的玩偶，假借了消费者的形象和外壳，而被填充进广告主所构造的“血肉”，如此而成的“广告主体”的各种具象依需而定，但也有其规律性的共性：一个有足够收入能自由选购产品的“主体”，一个有某种“需求”但不知如何满足的“主体”，一个消费了该产品而获得魅力或极大满足的“主体”。这样构造的主体并非没有契合人性，在马斯洛看来，人是不停地产生需要又不断地满足需求的动物，人在满足他的基本的生理和安全的需要以后，他有归属和爱的需要，有尊重的需要，包括被人爱和爱他人，被人尊重和尊重他人，归属某一群体和被群体接纳和承认的需要，在一切需要被基本满足之后，他又存在自我实现的需要，希望事业有成，渴望成功。显然，广告深谙如何激发人的潜在需要和欲望，并提供了惟一的解决之道：消费某产品。当然，如此简捷的解决之道在经过一番炫目而巧妙的修饰之后并不显得单调乏味和可笑。因为在广告中，消费“主体”不仅在消费产品，更在享受着由此而带来的种种精神满足：亲情、友情、恋情；孝心、爱心、诚心；成功、光荣、豪情。这有赖于广告中被依附在产品上的丰富“意义”，当大众在认可这些意义而消费产品或接纳该“意义”时，广告的意识形态便产生了，广告角色（广告主）的利益就这样变成了社会大众的利益。

注释：

现代意识范文篇5

在民族音乐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强调其现代意识，这不仅是由于当前的社会现实造成的，同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更是民族音乐理论发展的自身需求。当代社会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现代艺术实践发展迅速，陈旧落后的思维体系是无法适应当前的社会现实的。民族音乐理论是指导我国民族音乐艺术发展的重要思想，民族音乐理论的科学性直接关系到我国民族音乐艺术的发展，因而，民族音乐理论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观念，坚持与时代同步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对民族音乐理论进行完善与升华，这样才可以保障当代民族音乐艺术发展的先进性，为我国的民族音乐理论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对于传统的民族音乐理论我们加以继承与发扬，使得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能够得到肯定与发展，这样就能够有效的促进我国民族音乐理论的多元化发展，为我国广大的人们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有助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明社会的建设。

二、民族音乐理论的发展现状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的事物以及文化因素的出现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当前民族音乐理论的发展，新事物的出现对于我国的民族音乐理论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使得我国的民族音乐理论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困惑的时期。当前我国的民族音乐理论发展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民族音乐理论落后于实践，脱离了实践，对于实践没有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第二个问题是在民族音乐的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尝试与创新，出现了许多新的音乐方式，如新民乐、新民歌、后现代主义音乐、先锋派音乐等，这些新的音乐方式的出现对于我国传统的民族音乐理论研究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当民族音乐理论的研究者走向社会，面对各种新的社会文化活动时，理论进入了一个相对矛盾的时期，既要对传统的理论加以继承与发展，同时又要对于当前的社会文化活动加以指导，二者之间显示出一种矛盾的关系，因而民族音乐理论该如何向前发展便成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

三、民族音乐理论的现代意识

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一个理论是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的，尤其是文化艺术的理论，文化艺术本就是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因而其相应的指导理念也应当随着其发展而不断发展，当然，传统的民族音乐理论是不可抛弃的，对于传统的民族音乐理论应当加以继承与发展，同时应当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在现实的基础上，使得民族音乐理论得到全方位的拓展，以科学的理论知识去指导实践的开展才会促进实践的科学发展。因而，为了保障民族音乐理论对于民族音乐发展的指导作用，民族音乐理论必须具有现代意识，保障其先进性，这是由于当前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现代意识不是一个实质性的概念，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其普遍存在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现代意识具有不同的特征与内涵，是人们对于新的社会活动产生的思想。现代意识不是独立的存在，其有对于传统的接纳，同时又有对于传统的否定。民族音乐理论的现代意识能够为我国的民族音乐发展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参考体系，能够指导民族音乐实践活动的科学开展。虽然民族音乐理论的现代意识具有科学性，但是由于受到时空范围的限制，也会对民族音乐实践活动的发展造成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现代意识会不断发生改变，指导着民族音乐实践活动的开展。

四、结语

现代意识范文篇6

一、秧歌舞蹈的现代步伐

舞蹈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人们的审美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它即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又能够敏锐反映特定时代的审美意识。

新中国的成立，给舞蹈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舞蹈艺术进入一个新的具有突破性发展的里程。广泛流传在民间的秧歌舞蹈经过舞蹈艺术家的收集、整理，在编创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的同时，以一种舞蹈组合的形式进入了教学的课堂，力图形成规范的民间舞蹈教学体系。其中优秀的舞蹈组合有：《过街楼》、《逗蚰蚰》、《鬼扯腿》、《熬鸡汤》等。这些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舞蹈组合，至今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中国民间舞传统组合”。的确，它们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审美追求，有着经得起岁月考验的鲜明特点。如《过街楼》以传情为目的，通过每一个眼神和动作，将恋爱中的姑娘的心理表述得淋漓尽致，却又具有中国传统女性“含而不露”的审美特点。正是因为这一点，使这个教学的舞蹈组合具有很高艺术价值和训练价值。然而，这种“含而不露”的审美特点却多少缺乏些现代意识，必然会在未来的发展中被突破。

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人们对艺术的本质的认识是需要过程的，所以人们在返回人本身之前，首先扑向大自然的怀抱。80年代初，人们开始用舞蹈表现自然美，编导们创作出一系列模仿动物动态的舞蹈作品，如：《鹰》、《白鹤》、《金色小鹿》、《金蛇狂舞》等。但是，这类作品的创作并没有持续多少时间，人们终于认识到，舞蹈应该表现人，表现人的生活。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一系列以“讲故事”、描述情节为主的作品，并很快风靡全国的艺术舞台，如《月芽五更》、《看秧歌》、《元霄夜》等。这些作品可以说是让观众彻底“看懂”了。因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还存有一种喜欢“听故事”的审美欣赏习惯，经常以能否“看懂”来评价舞蹈作品的好坏，而这类作品恰恰迎合了人们的这种欣赏习惯。然而，“讲故事”的编舞手法，在对人的生活细节描绘的同时，掩盖了人的生命的内在律动。人的生命力的内在体验与外在表现——这舞蹈艺术的最本质的韵味，依然沉默着。

进入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在经济上的全面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进一步解放，在国内人文主义思潮和国外“寻根热”的影响下，汉族秧歌舞蹈艺术创作开始了向本位文化“寻根”、向人自身回归的创作阶段。这是一个令人激动、振奋的阶段。这个阶段以张继刚的一系列舞蹈作品为代表。他以敏锐的艺术感觉和独特的观察视角，发现和感知着时代的脉膊与审美意识的转向。他突破以往“讲故事”的形式，开始用大色块、长线条结构舞蹈。在对中国这既有古代辉煌文明，又有近代落后挨打的屈辱地位的历史，进行民族性与人性的透析，并以此为基础，在前人给后人的巨大遗产中，挖掘出熠熠生辉的精华，以宏扬和增强民族自信心。这些心灵的感悟，通过如《黄土黄》、《俺从黄河来》、《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走西口》等作品加以表现，准确地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生命力和可杀而不可辱的民族气概，极具震撼人心的力量。中国人在长时间的压抑、束缚之后，深切地体会着生命之泉在心头流淌，生命之潮在胸中激荡。正是这不竭的生命力，使我们头一次看到自己民族在与命运抗争时的高大形象。人们不由地为之感慨、兴奋、泪流!

二、秧歌舞蹈的审美变化

随着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人传统的审美观受到很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带来的审美欣赏方面的变化对秧歌舞蹈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产生这种影响的是西方芭蕾舞传入中国。它打破了中国传统审美对圆形美的追求，人们的审美意识显然走向了多样化。在造型上不再以圆型线条为最美，而是追求棱角分明，开始喜欢长线条。

在舞蹈训练过程中，教师一再要求学生，将腿伸到最长，将手举到最高。舞蹈学生的选拔，对身体的结构比例，要求越来越高。下身比上身长15公分以上的学生更受欢迎，而且对女生身高的要求也呈逐年上升趋势。芭蕾舞对汉族秧歌舞蹈最突出的影响是蹦脚面动作，这是加长线条的典型手段。即使中国戏曲，也受到了这种审美追求的影响，其程式化动作的线条也明显地有所加长，以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要求。

秧歌舞蹈有其特定的风格，失去了这种风格就不再是秧歌舞蹈，但是一味因陈又会失去观众，所以编导者为了创新，在不改变其主体风格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让观众耳目一新。这一现代意识上对艺术效果的追求，使编创者在创作过程中，改变了动作的单一性和重复性。一个动作原素，不再按照秧歌舞蹈的习惯那样，多遍重复，在舞台一点做四次，转到舞台六点再做四次；而是一个动作最多重复二次便开始转做其它动作。如果动作需要多次重复，在其中必然有所变化，或是加入对比性动作，或是对所使用的基本动作进行向度、力度、幅度上的调整，使动作发展的内在逻辑呈现出多种可能性，打破传统秧歌舞蹈动作变化的“可预期性”的美学原则，一反观众对动作变化的心理期待，从而使观众在观赏时感到变化莫测的新奇。

动作幅度的加大，是秧歌舞蹈现代意识的又一个鲜明表现。加大动作幅度的原因是为了增强秧歌舞蹈的表现力，使其更能适应现代舞蹈者的内心体验和意境追求。舞蹈是人类心灵的表达，原始秧歌舞蹈素材可以是创作的基础，它只是为创作者主观世界的表达而服务。当舞蹈创作向人回归的同时，必然引起秧歌舞蹈动作的某种程度的变形。它似乎不像原来的样子，失去了所谓“原汁原味”，但它更具有舞蹈特性，更具有艺术性，也更具有现代审美意识。比如《扇妞》这一作品，脚下重心的移动，除脚底滚步外，都要求动作加大幅度。脚底的“重心”移动，常常打破动作本身的原始规范，要求演员在能够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尽可能将动作做到最大程度，表现出现代人对自由的追求。这种加大幅度的动作，才能承受情感的迸发和内心生命之流的巨大冲力。“重心”一词与对“重心移动”的讲究，在中国民间舞蹈中是没有的，是从西方现代舞中借鉴的。西方现代舞与中国传统舞蹈的相融，无疑是秧歌舞蹈现代审美意识的一个突出表现。

秧歌舞蹈的现代性还表现在节奏变化上。节奏，是时间性的概念，对节奏的理解与运用并不是单纯的节拍运用，非仅仅是3/4、2/4、4/4的概念，特别是现代音乐，从外形上，是没有节拍规律可寻的，在一般音乐里是由不同的节奏型来共同组成，同时，由不同节奏型时间上的各种差异、不和谐融汇成新的一种和谐状态。这种不平衡的和谐恰恰是现代音乐与古典音乐最根本的差别。现代音乐的内部结构呈现出的这种节奏型的立体交叉网，是人们处于信息爆炸时代，从思想、审美、情感、观念等意识形态的飞变下所产生的一种必然。人们不再以传统的是非对错来简单地评判一种事物的存在，尤其是思想意识层面的艺术；我们更不会再用“这个是不对的”来看待一个新的艺术现象。那种不和谐节奏型音乐的存在，就如同在对传统说：“在这个新的时代，让我们并存吧!”秧歌舞蹈作品中也有这样的“叛逆者”，如《扇妞》这一舞蹈作品，在动作与节奏的安排处理上，就如同现代音乐与古典音乐两者节奏之间的碰撞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扇妞》选用的还是传统的中国民乐，音乐的旋律还是民间小调式，节拍上，还保留原有的规整性，但在舞蹈中，动作节奏使用上已打破了原有音乐中节奏的规整性，以舞蹈作品中二个八拍为一乐句来剖析：首先，同一乐句的二个八拍中，动作使用的节奏是无规律可寻的，先看第一个八拍：其中第二拍是动作的最大发力点，第五拍则是这一组动作的最低落点，余下的三拍却重新改变同前五拍不同时值的节奏。再来看第二个八拍：又以许多不同第一个八拍的处理方法来完成八拍的动作。其中第三拍的后半拍是动作的最大发力点，而把动作的最低点放在第七拍。从这二个八拍节奏的运用分析中人们看到，舞蹈作品不仅很好地使用了空拍和切分，而且改变了动作的连接变化，只在弱拍时变动的节奏结构被打破。其次，这种节奏的多重处理法使作品就动作而言打破了原有的课堂训练组合的规整性，加强了舞蹈动作变化的莫测性，这是现今新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

对舞蹈节奏的如此使用，使音乐在舞蹈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以往的舞台秧歌舞蹈，往往是先有音乐后有舞蹈，舞蹈在某种程度上受音乐的很大限制，音乐甚至在舞蹈作品中起着主导作用，因此有了“音乐是舞蹈的灵魂”的说法，有些编导认为：一个舞蹈作品找到好的音乐，舞蹈作品就成功了一半，舞蹈也因此失去了主动性。实际上，这也是传统舞蹈运用音乐旋律的特点，编导在编创过程中，舞蹈随着音乐旋律的起伏而起伏，舞蹈动作节奏的安排也随着音乐节奏的快慢而随之作出调整。这种情况下，编排出的舞蹈作品，观众较为容易被音乐旋律所吸引，也就同时忽略舞蹈本体。观众之所以被打动主要来源于音乐。但我们假设：取消这种听觉上的刺激，仅是让舞蹈自身独立存在，那么将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1994年《扇妞》初次亮相时，是以无音乐形式与观众见面的，在舞蹈过程中，呼吸声和扇子开合声相互交错，形成了另一种音乐形式。这种大胆尝试已不再像以往那样，根据音乐去理解舞蹈和猜测舞蹈作品的内涵，预期动作的发展和变化。这种努力使作品多彩多姿，舞蹈本身现出了自己应有的华彩。

现代意识较强的舞蹈编导，往往是先创作主干动作和结构作品，然后再配制音乐，让音乐只起背景和烘托气氛的作用。人们关注的不再是音乐的节奏，而是舞蹈本身的节奏。有些舞蹈动作甚至可以不合音乐节奏。这样一来，舞蹈可以摆脱音乐的限制，编创和表演过程就更加自由，更富于变化。对观众而言，会更注意舞蹈本身。

三、秧歌舞蹈的纯舞性

审美是超功利的，人们应该以一种超脱的态度去欣赏，以得到一种审美的情感愉悦，这是艺术欣赏的真谛，也是舞蹈艺术欣赏的真谛。秧歌舞蹈的现代审美意识也体现在这种对功利性的超越上。

无论任何一个门类的艺术形式，都有一个走出实用价值而追求纯艺术与审美意境的过程，舞蹈艺术自然不能例外。以往的秧歌舞蹈(包括各种民族民间舞蹈)，常常与庆典、祭祀、图腾崇拜和宗教仪式有关，在神秘意味背后却无法摆脱自身的实用性和工具性。虽然它们有不可忽视的审美意义，但它们不是真正的纯舞蹈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认识的提高，审美意识的觉醒和主体地位的提升，艺术的实用性和功利价值不断地淡化，其独立的审美意味不断强化。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已不再相信它的宗教迷信内涵，从而使它作为一种审美或娱乐形式而存在。这种超越功利的审美价值具有很强的文化凝聚力和理想感召力，具有一种引导人们变得纯洁、崇高的精神力量。

这种审美意识的现代变化使得舞蹈创作者开始追求“一种能够感动人的情感形式”，作品开始注入编创者自己的个人感受、体验，以表达编创者本人的思想，塑造“个人”的独立性。舞蹈创造者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叙述故事、摹仿自然或塑造典型人物，而是更深层地追求表达人内心的灵动和丰富的情感世界，使舞蹈进入到一种“纯舞性”的艺术境界。

所谓“纯舞性”是指，舞蹈所要表达的思想、意志、情感和个性无法用语言说清楚，只能用舞者的肢体，以其流动的线条和结构在舞的过程中表达。比如《新衣服、旧衣服》，通过新衣服与旧衣服的对比，表达了对时间流逝过程的主观感受，这恰是一种生命的体验。这种源自生活的哲思，是创作者独特的生命感悟。这种体验与感悟，在舞蹈作品中以精美的意象、造型和联辍的线条加以表达，便构成了舞蹈作品的“纯舞性”。

现代意识范文篇7

一、现代社会对社会忧患意识的诉求

社会忧患意识是指社会主体（群体或者个人）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反思历史和关照现实所形成的以建立未来理想社会为己任的责任承担自律意识和人格素质。它可以分为社会群体的社会忧患意识与个人的社会忧患意识。而社会群体的社会忧患意识最终只有转化为个人的社会忧患意识才能现实地发挥其作用。个人的社会忧患意识是个人对来自社会要求的自我意识，体现的是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它也是一种自律意识，是个人自觉地将社会忧患看作自己行为的内在动机，内化为自己行为的意志，进而对自己所提出的要求与对自身行为的约束。这意味着个人的社会忧患意识是其人格素质的内容，反映个人的社会化和人格完善化的程度。我们由此可以发现作为一个衡量个人人格完善化的尺度，社会忧患意识从完成某种社会要求或道德要求的角度说明人格。社会忧患意识是以社会整体利益和人类的未来命运为价值旨归，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是其核心问题，它在以往社会里是被人们一定程度地予以强调的，而在现代社会其地位更为重要、其作用更显突出。

（一）社会忧患意识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诉求。从经济来看，现代社会是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社会是崇尚效率、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社会。为了追逐最大化的物质利益，道德成了人们的理性选择。如果人们认定以一种非道德的方式可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那么理性的人就不会选择道德。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时期，当个人无法以充分的理由和知识形成对未来社会状况的大致判断时，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很容易变成利益现实化的渴望。有些群体或个人就会不惜采取践踏道德、藐视法律等不正当竞争手段从事经济活动，导致经济社会的无序。为此，人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就必须具有高度的社会忧患意识，在为自己谋利的同时考虑他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在追求眼前利益的同时考虑人类的长远利益。只有这样，市场经济才能给人类带来更多的优性价值，才能促进经济社会有序发展。

（二）社会忧患意识是现代民主政治社会的价值诉求。从政治来看，现代社会是一个由个体性原则支配的民主社会。在此原则之下，各种不同的利益个体，都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意愿，都有权享有自己应享的权利、实现自己的特殊利益。而这些意志和利益往往是相互区别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在此情形下，作为反映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和国家意志的社会整体利益又如何获得它的合法性呢？在利益个体有着充分的独立意识和强烈的权利要求的现代社会，社会整体利益的合法性取决于利益个体对它的自觉认同和服从，而人们对它的认同和服从的程度取决于它协调各个体利益、满足社会普遍利益需要的程度，这取决于社会整体利益的价值追求、内在的道德性。即民主政治社会在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同时也应承担起实现、补偿个体利益的责任，以平衡个人与社会、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作为国家意志的社会整体利益才能获得满足，这也是统治者得民心的最好体现。如此，利益个体才会自觉地为统治者分担忧患，社会政治生活才会稳定有序。否则，就会出现利益个体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违背社会规范体系的行为，增加社会的政治忧患。

（三）社会忧患意识是人类文明社会的价值诉求。从社会文明来看，现代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问题。就其中的科学技术来看，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物质文明在不断增长，而精神文明却相对萎缩。

由于近代科学在技术上的巨大成功，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把近代标示为“理性的时代”或“科学的时代”。然而，科学技术和人类“理性”并没有使人类社会得到健全的、有秩序的发展。工具理性的张扬，价值理性的式微带来的是大规模的战乱、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社会道德普遍下降等全球性问题，使人们开始关注自己所生活的星球的命运，并表现出深深的忧患意识。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的力量空前强大。就生产力而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人们的知识水平和技能得到了普遍的提高。就生产关系而言，现代科学技术空前地扩大了人类协作的规模和效率。可是人类只知道运用自己的强大力量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创造物质财富。这集中表现在人类只是在运用自己的强大力量疯狂地盘剥和榨取自然，而没有用它去认真地保护自然。因此，恰恰是人类的空前强大导致了人类的生存危机。当然，今天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已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生存危机，而是生态学意义上的生存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的经济贸易只意味着全球几十亿人协作起来共同盘剥和榨取自然，从而会使人类在生态危机中愈陷愈深。人类不能不对自身的生存境况和未来命运心存忧患：人类的破坏性会不会毁灭自身？当然，这并不是人类的宿命，也不是可以仅仅通过限制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来避免的，而应是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提升人们的精神文明。

对于人类的精神生活来说，越是内在的、人格化的东西，就越是个性化的、不可交换的。因此它的外在效果是有限度的。这使得受市场经济、工具理性影响的现代人不再像传统社会的人们有一种崇高的道德追求，将修身养性和成就个体的德性看作是一个人获取较高社会地位的必要条件。现代社会，人们追求的是外在的利益，一个人的德性只是获得最大化的外在利益的工具。所以，道德在现代人这里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道德被世俗化了。这种世俗化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可是，它所包含的功利化、媚俗化则使人们亵渎理想、躲避崇高，使人类的精神家园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就要求我们以高度的社会忧患意识来对待道德的世俗化，对待精神世界的改变。

二、现代人的社会忧患意识淡化的原因

如前所述，现代社会要求人们要有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以肩负社会发展的历史重任。然而，现实是人们的社会忧患意识却明显淡化。表现为对个人利益的患得患失，对社会利益的漠然旁观；顺境时的盲目乐观、无所事事，逆境时的彷徨迷惘、悲观厌世等等。究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现代社会的认同危机。现代社会已经由传统的封闭的同质的单一社会变成了开放的异质的多元社会。传统社会结构的封闭性和高度意识形态化形成的统一价值观念所导致的人们行为的趋同局面已不复存在。现代社会结构的开放性对多元价值的包容，使国家主导的价值观念即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丧失了独尊的地位，不再是人们行为必须的价值取向，其结果必然弱化人们对社会整体利益的认同，人们因此也越来越难以对自身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产生认同。“缺乏认同或许反映出一个原子论的观点，人民完全以工具化的方式看待社会。”(P216)人们从社会过多的是索取而不是奉献，是权利的争夺而不是责任的担当，客观上淡化了人们的社会忧患意识。

（二）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市场经济由于是一种凸显个体利益之间相互区别的经济，从而使人们容易产生个体本位观念，认为个体利益优先于社会整体利益，将个体利益作为行为的出发点和唯一的价值标准。这种个体本位观念认为“社会是一种虚构的团体，由被认作其成员的个人所组成。那么社会利益……就是组成社会之所有单个成员的利益之总和”(P212)。“社会是由各自有其自身利益的个人组成的，然而这些人不得不走到一起，共同制定公共生活准则……在他们的阐述中都是个人第一、社会第二。”(P315)这种个体本位观点正是人们社会忧患意识淡薄的理论依据。

（三）现代人认识的片面性。这是人们淡化乃至缺乏社会忧患意识的内在原因。具体表现在：一是对社会的片面认识。许多人的价值观还不成熟，情感也不稳定，认识问题容易主观片面。他们往往是从对社会现象的感性认识出发来理解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因而，他们的认识往往被自己所关注的社会现象所局限与牵制，极易忽略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互相依存、互相依赖、互相承担责任的关系，把握不住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发展的趋势，无法认识深藏于社会现象之后的危机。二是对自身的片面认识。市场经济强化了人们的功利意识和权利意识，这意味着人们已将关注的目光聚焦于自己身上。认为自我是完全由自己主宰的孤立存在，自我价值的实现体现在求得现实的世俗幸福，从而缺乏形而上的追求，因而也就不具有强烈而深沉的社会忧患意识。三是对社会忧患意识的片面认识。由于对自身和社会的片面认识，使得人们无法辩证地看待个人与社会、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为此，在社会忧患面前的消极躲避，沉溺于自己的狭隘天地，对个人利益的患得患失，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漠然旁观，缺乏忧患意识，缺乏忧国忧民的民族关怀和使命意识，进而导致恪守信仰和承诺的意志薄弱，在一定程度上滑入了信仰危机和言行危机。

三、高等教育对现代人的社会忧患意识的强化

教育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但它首先是用来实现某一社会目的的一个社会手段，社会需要借助这一手段保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教育的这种社会功能“是使个人具备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起到应起的作用的资格，也就是说，把他的个人个性塑造得极为接近社会个性，使他的欲望符合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需要”(P203)。为此，高等教育理应承担起对现代人的社会忧患意识教育的职责。

（一）高等教育要强化人的社会忧患意识，就应该使人们形成社会忧患意识的理性认知。要明确认识到社会忧患意识既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也是形而下的思考。它不仅仅是一个理性认识问题，还是一个道德价值观问题、德性修养问题。作为一种理性认识，忧患意识是“人的理性思维为追求客体的内在必然性，对现实存在进行否定性思维的外部情感表现”(P74)。社会忧患意识除了有对社会历史和现实局限性的否定意向外，本身还蕴涵着超越局限、积极进取的建设性。它使一个人不因环境变迁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不因个人得失而转移自己的感情，从而使人树立一种始终心怀天下的坚定信念，并提升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境界。它表现为向上的生命之流的冲动，具有较高的抽象性、深沉性、持久性、超越性。它既有着自省心，不盲目乐观；又有着自信心，不妄自菲薄。作为一种辩证理性精神的社会忧患意识提醒我们：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应保持头脑的清醒，居安思危，不骄不躁，使正义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

作为一种道德价值，忧患意识对于个人、群体和社会的发展都具有着肯定性的意义。因而，在道德上，忧患意识的价值指向善的价值。历史也反复证明，若干有成就的人，都是从忧患和痛苦中磨练出来的。“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这些事例说明，对于人来说，如果没有社会“忧患”的磨练，没有失败教训的反思，要培养出刚强意志、奋发精神，那是不可能的。孟子将这一道理上升到人生哲学的高度加以总结：“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忧患足以使人生存发展，安乐足以使人沉沦死亡。可以说，忧患意识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和人的生存共在的生命秩序，或者说它就是人自身的构成要素，是人的本质的规定。因而，忧患意识是出于对人类自身命运的关切，对于人类自身价值存在的肯定，理应成为人们的自我价值追求。正如康德所说，人总是有一种追求不朽的欲望。也正是在社会忧患的长期历练中，在人们自我价值的不断实现中，培育了人们一种基于高尚理想精神，并使人逐渐达到了“成人成圣”的高度，进而有利于社会价值的实现。

（二）高等教育要强化现代人的社会忧患意识，就应该使现代人懂得社会忧患意识是其实现自我价值的推动力。增强社会忧患意识的自觉。社会忧患意识作为一种辩证理性精神，作为一种道德价值，必然会辩证地看待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有些人之所以淡化甚至缺乏社会忧患意识，就是因为他们把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对立起来，认为如果追求社会整体利益，其个人价值的实现就必定会受到影响。其实，个人价值的实现是离不开社会整体利益的发展的。没有社会整体利益的发展，即没有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没有生产关系的完善，没有精神文明的进步，就不可能有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价值唯有在社会整体利益的发展中才能得到实现。为此，每个人都应主动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因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P82)。如果懂得了这一道理就会自觉地形成高度的社会忧患意识。

现代意识范文篇8

[关键词]公务员；现代意识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各级政府的工作有了很大改进。整个公务员队伍的素质也有了普遍提高。但是，在近几年政府管理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工作效率低、不良事故和违法案件，反映出公务员队伍缺乏现代意识的问题。现代意识是现代社会存在和社会现代化实践的产物，是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并促进社会现代化的思想、知识、道德、文化、心理和个性等方面素养的总称。是体现着现代精神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租文化心理。现代意识内容很丰富，我们认为当前公务员必备和急需加强的现代意识主要是：民主意识、法治意识、科学意识、创新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

(一)民主意识。民主意识是指人们对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国家民主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民主权利的客观反映。公务员需要加强的民主意识主要包括：人民主权意识、公民意识和公仆意识。人民主权意识即人民当家作主，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的意识。公民意识指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的意识。公仆意识是指所有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种执政意识。

首先，公务员具备民主意识，才能心系人民，服务人民，廉洁奉公。公务员具备民主意识才能真正保证人民主权的实现。民主意识要求公务员不搞特权，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公民，任何时候都要做到秉公执法，乐于接受民众的监督。摆正自己的位置，做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其次，公务员具备民主意识，有利于政府工作的顺利开展，提高民众的满意度。公务员具备民主意识，可以极大地提高其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坚持决策以公意为基础，保证其决策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使民众满意，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

第三，加强公务员民主意识，能充分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公务员具备民主意识才能为民着想，及时、准确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切实加强公民与政府机关的沟通和联系，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及时纠正权力的不当行使。

(二)法治意识。法治意识是指人们对法和法的各种现象的认知、情感、意志和评价等心理要素的有机综合，它体现人们对法律规范和法律行为的认同、期待等。

公务员具备良好的法治意识，才能自觉守法，维护法律的权威，有助于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法治意识，要求坚信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必须遵守法律，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务员应培养和强化法治意识，主动学法，做守法的先行者和示范者。

公务员具备良好的法治意识，才能严格做到依法办事，尊重人权，平等对待每一个公民，尊重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坚持公平、公正，维护社会正义。

(三)科学意识。科学意识或科学精神是指尊重客观、实事求是、不盲从、不迷信、不崇拜权威的精神。它是体现在人类生产和生活中的科学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的总和。科学精神是科学的本质和灵魂，是人们思想、行为正确性和有效性的根本保障。

加强公务员科学意识，全面提高公务员的科学文化素质，进而提高他们的科学决策、执行能力与水平，是政府管理现代化、实现高效运转的基础。公务员作为代表政府依法行使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群体，尤其是高、中级国家公务员直接管理着国家的社会经济事务，不同程度地掌握着国家重要政策、项目的决策权力和资源配置的宏观调控权力，影响着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而决策的结果直接影响国家、地区或部门的发展。因此，公务员是否具备较强的科学意识，是否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是否能掌握和运用新科学、新技术非常重要。实践表明。区域或部门公务员科学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反映出区域或部门现代化发展、管理与协调水平的高低，科学决策与执行水平的高低。弘扬科学精神，加强公务员科学文化素质的教育与培养，不仅能有效提高公务员的科学文化素质和专业素质而且有助于带动全民族科学文化素养的普遍发展。(四)创新意识。创新意识或创新精神是指人们将创造性思维活动的结果自觉地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观念和认识，它是创新活动的前提。公务员的创新意识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意识；就是有胆识、敢闯难关、敢冒风险的意识。在今天，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公务员必须加强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以创新的观念审时度势，以新思想、新观点的引导不断破解工作中的疑难问题，从而推进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实现公务员本职工作和机关工作效能的最大化。

公务员具备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才能一切从实际出发，勤于学习，善于学习，构筑合理的知识结构，提升自身素质，提高工作水平；主动更新自身的思维。激发自身的工作创新意识，保持与时代、社会的同步，时刻把自己置身于前进的、运动的状态中；善于分析新情况，提出新思路，创造性地解决现实工作中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

公务员具备创新意识对于全社会创新具有积极影响。国家和民族的自主创新能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体制、机制、文化等方方面面，而公务员在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处于重要地位，公务员的精神风貌对于整个社会具有导向作用。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事业中，公务员的创新意识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是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的重要保障。

(五)责任意识。责任意识是指人们对自己的言行带来的社会价值进行自我判断后产生的情感体验。是履行社会职责和参加社会活动过程中把责任转化到行动中去的心理特征。公务员的责任意识主要包括道德责任意识和法律责任意识。

公务员的道德责任意识要求公务员在道德认识方面深刻理解其所肩负的对人民及国家的重大责任，在道德意志方面以人民利益为重，具有克服万难的毅力，在道德信念方面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和追求，在道德习惯方面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总之，在道德水平方面，公务员应当是普通公民的典范。公务员的法律责任意识使得公务员恪尽职守，依法办事，在侵犯法定权利或违反法定义务时积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保障民众的合法权益。消除不良的社会影响。

加强公务员责任意识，有利于公务员树立正确的观念和价值选择，消除“官本位”思想，弯下腰来做事、做好事、谦虚待人，有利于明确政府和公务员的职权、职责。保障国家权力的正当、有效行使。加强公务员责任意识。能强化公务员的正义感，敢于担当，乐于接受人民的监督，积极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

现代意识范文篇9

心理学专家指出，有许多知识层次高、修养良好、人生阅历丰富的老人，他们对孙子、孙女的教育也是非常成功的。孩子更容易接受爷爷、奶奶慈祥的爱，老人的充足时间和对孩子的耐心是对父母的一种弥补。孩子的父母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应该学会调节，应该鼓励老人、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并通过沟通与老人相互形成合力和共同的教育观，形成更符合时代的新的“隔代教育”，三代人的和睦关系这本身就是对孩子的一项良好教育。如果是那些教育程度不够的老人，可以考虑由相关部门开设一些“隔代教育培训班”，教一些现代化的教育方法，让“隔代教育”成为一种中国特色，实现“三代同赢”的现代化家庭教育模式。

[示范方法]好办法有助于“隔代抚养”

针对“隔代抚养”中的一些问题，心理学专家还给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法。

情景一：

奶奶：多抱抱孩子，他更容易入睡，也很乖；孩子睡前闹，给他颗糖就好了。

导致结果：孩子只有在抱着时才容易睡着；孩子总要含着糖才能睡着，容易患龋齿。

解决方案：父母尽可能参与育儿，以科学的育儿观念来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孩子入睡前要把他平放在床上，大人可在身边陪伴，注意睡眠环境的安静、舒适，让孩子自然入睡。父母工作实在很忙，可以让祖父母多看一些育儿方面的书籍，并参加育儿培训。

情景二：

孩子(五岁)：我要喝水。

奶奶：好宝贝，杯子放那么高，你拿不到。来，奶奶帮你倒水，太烫了，我再吹一下，别碰杯子，奶奶喂你。

导致结果：孩子依赖性强，不想自己动手解决问题，且习惯以自我为中心，不会关心别人。

解决方案：父母积极参与到对孩子的教导中，设置情境，在情境中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提高孩子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妈妈(或爸爸)告诉孩子杯子放在柜子上，让他自己去取。先教导孩子学会倒凉开水，并及时给予鼓励。在妈妈的训练下，孩子很有成就感，不但学会取杯子喝水，还能为妈妈倒水喝，奶奶也能自然地接受这个结果。

情景三：

孩子：外婆，电视上的小孩都在玩小汽车，你陪我到公园里去玩小汽车好不好。

现代意识范文篇10

现代绘画艺术创新意识融入小学美术教学的意义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现代绘画艺术更加注重艺术作品中的个人风格和创新意识。通过对现代绘画艺术作品的欣赏和学习，学生可以更全面、更直观地把握现代绘画艺术的发展脉络；通过对现代绘画艺术人物以及绘画方式的认知和感受，学生可以理解绘画艺术作品和创作者之间的强烈联系，明确现代绘画艺术中蕴含的独特创新意识。将现代绘画艺术创新意识融入小学美术教学之中，能为美术教学课堂增加内容，能为学生创新意识的提高提供载体，能为学生的创新发展打下基础。推动学生全面发展。现代绘画艺术不但在绘画技能上进行了相应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勇于进取。学生在课堂中对现代绘画艺术的内容进行学习，不仅丰富了美术教学课堂的形式和方法，还促进自身全面发展。现代绘画艺术的创新意识在小学美术教学过程中，可能仅仅承担某一时段的课程教学载体，但是学校教育对于学生全面发展和创新意识培养的重视应该长长久久地贯彻下去。

现代绘画艺术创新意识融入小学美术教学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