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银行范文10篇

外资银行范文篇1

银行监管，是经济金融监管的一个分支，是由中央银行、银行监督委员会或其他金融监管当局、有关机构，代表社会公众对银行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实施监督管理的行为。

银行作为一国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担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其能否稳健运行关系该国的经济、政治的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因此，银行监管受到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普遍重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纷纷根据本国银行业运行的实际情况对本国范围内的银行实行严格的监管。这里当然也包括该国境内的外资银行。随着经济的全球化，金融市场的界限越见模糊，外资银行大量存在于各国金融领域，它的高速发展给该国经济稳定和金融安全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各国不得不加强对它的监管置于重要位置。但截至目前，理论界尚未形成完备的外资银行监管理论体系。各国的外资银行监管实践仍依靠原有监管理论体系的指导。对此，作者认为，外资银行本是银行，对其监管的区别主要来自各国实际情况的不同，而监管理论对它是完全适用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尚属发展中国家，对发展迅速、影响日益扩大的外资银行实行审慎的监管，能维护国家经济稳定，保证国家金融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和特点

（一）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截至2007年10月，我国已有外资独资银行20家；中外合资银行3家；另有72家外国银行设立了130家分行，191家外国银行设立了241家代表处。截至2007年底，我国共批准汇丰、渣打、花旗等21家外资银行将在华分行改制为法人银行。（注：法人银行在业务范围、税收等方面享有优惠。外资银行随时可转为法人银行。）外资银行在我国发展十分迅速，现已具有相当规模。

（二）外资银行的发展特点

1．外资银行经营范围、业务范围不断扩大。2006年12月11日，我国对外资银行实行全面的国民待遇，外资银行不再受到行业和地域限制。外资银行发展进入加速阶段。依托成熟的市场营销策略，外资银行经营范围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力逐步加强。

2．外资银行资产质量、盈利能力逐年提高。随着外资银行逐步熟悉我国市场规则，其经营状况日趋稳定，市场份额逐步恢复，盈利能力稳步提高，资产总额持续增加，仅2002年至2004年就从3330.5亿元增至5159.95亿元，占我国银行业资产的1.8%。

3．参股中资银行速度加快。在《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的指引下，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速度不断加快。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一是出于对长期经营战略的思考；二是希望借中资银行不受政策限制和网点设置完善之利，绕开各类限制，快速进入零售市场。如花旗银行和浦发行联手推出的花旗参与管理和技术合作的双币种信用卡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三、我国外资银行监管中的问题

（一）监管法规不健全

监管的有效性依赖于监管的法制化，而我国的金融立法严重滞后。引进外资银行已近20年，却无一部约束外资银行的专门法律。这使外资银行有机会利用法律漏洞规避监管，严重影响了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效力。200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和《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弥补了这些漏洞，但相关法规的健全工作远未完成。

（二）监管方式单一

目前，我国外资银行监管还停留在传统“经验式”管理阶段。主要实行报送稽核。监管部门对各外资银行报送的报表、材料进行全面分析，以确认其经营的合规性。而对于外资银行运营的风险性监管上处于空白状态。

（三）监管资源严重不足

由于外资银行的开放性比较强，对其的监管需要高质量的资源。目前，我国外资银行的监管在资源方面相对缺乏。包括监管人员、信息系统等方面的不足。在监管人员方面，表现为量不足、质不高。尚未建立完善的认证制度和后续教育系统。在信息系统建设方面，缺乏灵敏、准确、高效的监管信息系统。在监管信息流程上，表现为低效率性。金融监管当局与相关机构缺乏信息交流。

（四）缺乏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者的合作

当今世界金融体系间的跨国联系不断加大，仅在某一国范围内考察金融监管问题已不能满足金融监管的需要。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要加强与各外资银行母国监管者的合作，以协调监管措施，降低共同面临风险。而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再这一方面尚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四、对改进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建议

（一）健全监管法制

要加强外资银行监管，我国就必须结合本国实际，参照国际公认的准则（如巴塞尔协议），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监管法律，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外资银行法。从法制角度，规范外资银行的行为，授予监管机构足够的权利，为监管工作提供基础条件。

（二）多元化监管方法和手段

当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手段单一，落后，主要是现场与非现场监管，而且两者缺乏衔接。因此，必须使监管手段多元化，由行政监管手段向经济性、法律性监管手段转变，充分实施现场与非现场监管、外部审计、审慎监管会议、三方会议等多样化监管手段。

（三）健全风险监管体系

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多停留在合规性监管层面，而忽视了风险性监管。我国应根据巴塞尔协议的有关标准，制定严格、周密的风险监管体系，将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纳入监管，保证全面、客观、合理的实施监管。

（四）建立监管人才培养和认证机制

加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要依赖大量专门人才，监管当局应主导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和认证体系。可邀请高校等研究机构参与其中，确保培养认证机制的专业性。

（五）加强信息交流，与各国监管机构坚强合作

为了应对各国金融体系相互联系不断加强的现状，我国监管当局应主动同各国监管机构建立长期、高效的信息交流和合作机制。以协调各国监管手段，降低共同面临的风险。

参考文献：

[1]程芳,李仲明.银行业全面开放下外资银行的监管问题[J].甘肃金融，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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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郑泽华.加强和完善在华外资银行监管[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5,(3).

外资银行范文篇2

一、加强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必要性

1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外资银行的引入,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主要是:开辟了我国吸收和利用外资的新途径,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外商在我国的直接投资;为国内“三资”企业及进出口企业提供了较完善的涉外金融服务和国际市场信息服务;为国内金融机构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培育现代金融管理人才提供了有利条件;强化了我国金融业的竞争机制,促进了金融体制改革,等等。但是,由于外资银行所涉足的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核心行业——金融业,它们的任何举动都可能对我国的整体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尤其是在我国当前金融体制改革尚未完善、金融业发展水平还相当落后、市场体系还很不健全的情况下,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难免会对我国的金融业发展带来冲击,增大货币政策、贷政策和外汇管理政策的制定、实施难度。因此,在目前形势下,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从现行制度来看,我国目前对外资银行的管理主要体现在业务范围的限制和进入程序的管理上。业务范围的限制方面,主要是不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及吸收国内企业、个人的人民币、外币存款。进入程序的管理方面,一是要求外资银行携入资金必须达到一定标准;二是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银行进入附加对等设行的条件;三是外资银行一般只允许在沿海开放地区设立分支;四是申请在我国设立分支的外资银行总行必须出具对该分支承担税务、债务责任的担保书;等等。应该说,这些监管措施对我国外资银行的引进和发展曾经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但我们也应看到,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开放的深入发展,现有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措施已远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特别是“复关”后我们将不得不逐步开放金融市场、修改和取消现行对外资银行过于僵化和严厉的管制措施,向国际惯例靠拢,短期内必将对国内金融业造成较大冲击。从这一角度说,如何改善和加强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是关系我国金融业长远发展的重大课题。

二、强化和完善对外资银行监管的几点构想

1.逐步建立合规性检查与风险性监管相结合、以风险性监管为主导的监管体系

70年代以来,西方在金融业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股金融管制自动化的潮流,随之而来的是银行业风险的增加。为此,各国金融监管当局都加强了对银行业的风险性监管。比如日本将银行业经营所面临的风险分类、分项、分点列入“检查表”中,以此为标准对各金融机构进行检查核对,这样问题在刚出现苗头时就能被及时发现并采取相应措施,从而使各金融机构始终都处于良好的运营状态。而我国当前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还停留在是否符合法规的事后检查阶段,根本没有以预防为主的风险性监管。建议我国学习西方经验,逐步建立合规性检查与风险性监管相结合、以风险性监管为主导的监管体系,对外资银行的业务活动进行全面检查和评估,以减少其对我国金融业和国民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风险,保障我国外资银行体系的正常运行。

2.建立日常报表分析、实地检查、非实地检查等多种监管方式相结合的监管制度

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主要依赖日常报表分析,其他监管方式很少采用。今后除了应落实专门人员对外资银行进行日常报表分析以外,对报表分析中所发现的问题,还要根据实际需要及时进行有重点的实地检查或非实地检查。对一些规模较大的外资银行还可由人民银行总行或其分行派出常驻检查组,加强监督。

3.建立强有力的监管机构

在西方发达国家,对外资银行一般实行国民待遇,因而在监管机构的设置上并不区分国内银行与外资银行。这一模式也应成为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发展的方向。但鉴于我国具体国情,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对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仍需分开管理。对外资银行的集中管理,可以现有的人民银行“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司”为基础,合并外汇管理局和稽核司中从事外资金融机构监管的人员,组建“涉外金融机构管理司”,作为我国负责外资银行监管及国内银行跨国经营等事宜的最高机构;对一些外资银行较集中的城市,可在当地人民银行设立“涉外金融机构管理处”,对外资银行进行监管,并且这种监管应归人民银行总行直接领导,不受地方政府的干预,以树立监管工作的权威性。

4.完善外资银行监管的法规体系

虽然我国目前已颁布了几个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管理条例,但完善的外资金融机构监管法规体系远未建立,在此情况下要防止外资银行在我国的不正当行为是很困难的。必须加强立法,尽快完善我国对外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法规体系,才能使我们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制度化、规范化,从而保证外资银行的健康发展和我国的正当权益不受侵害。

5.建立外资银行作用评级制度

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对我国的外资银行进行信用评级:(1)在华业绩。用以评价外资银行对我国的贡献。(2)遵守我国法规情况的记录。用以评价其经营的守法程度和相关风险。(3)经营素质。用以评价外资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内部管理质量和盈利能力。在实际操作中,将上述几方面内容细分为多个具体指标,并规定相应权重和评分标准,由人民银行或专门的资信评估机构每年定期对各外资银行进行评分,根据得分高低将外资银行分成不同的信用等级,并在全国性新闻媒介上公布,以充分调动外资银行抵御风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自觉性。这样不仅有利于我国外资银行体系的安全运转,而且也可减轻监管机构的工作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外资银行监管力量不足的矛盾。

6.建立定期外部审计制度

在金融监管体系较完善的国家或地区(如英国、香港),一般都要求外资银行聘用外部审计师并定期公开其主要财务报告。借鉴这一做法,我国也应规定外资银行必须至少聘请一名经当地人民银行认可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并在必要时可由人民银行另行指定有关机构对其进行审计;外资银行的有关财务报告应定期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后在指定的全国性报刊上予以公布,以使外资银行不仅接受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的管理,同时也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

外资银行范文篇3

关于公司治理的“形似”与“神似”

经过近两年的不断努力，在华外资银行逐步建立起既合乎监管要求又各具特色的公司治理架构，治理岗位职责及人员配置不断优化，各项治理制度机制日趋完善和规范，在公司治理的“形似”方面取得较明显成效。但由于股权结构的单一性、高层人员的本地化不足等特性，导致不少外资银行在实际运作中出现董事会和监事独立性不足、经营策略及治理文化的适应性不够、业务拓展与内部治理能力不匹配等问题，公司治理的“神似”不尽如人意。从日常监管情况看，外资银行公司治理这种“形似神不似”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日益明显之势。公司治理“形似神不似”问题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主要原因是随着相关法规的持续完善和外部监管的不断加强，外资银行在完善公司治理架构、岗位职责和制度机制等方面有较明确的参考标准，也能较为便捷地引进较先进做法，并结合本行特点予以创新。但这些较为“形似”的制度安排在实践中不仅面临外部经营环境和内部治理文化等多重约束，更存在单一股权结构的根本性制约，导致母行与子行之间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公司治理的独立性、适应性和有效性难言“神似”。为近从根本上缓解以上矛盾，监管部门应着手研究提升外资银行控制权监管的有效性，通过完善外资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并购重组、改制上市等政策，逐步培育和开放外资银行控制权市场，为外商独资银行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内部分权与制衡机制创造条件，为其最终达到公司治理的“形神兼备”奠定基础。

银行高层人员履职的监管

商业银行作为风险管理的专业机构，有效承担并管理各类经营风险是其核心职责。在信息科技和风险管理方法高度发达的今天，银行面临的多项风险已能借助计量模型进行量化和管理，但由于风险的偶然性、多变性及计量的滞后性，风险的识别、监控和处理仍主要依赖于银行家的经验判断，因此加强对银行高层人员履职的监管是公司治理监管和风险监管的核心内容。但从日常监管情况看，监管人员就重点风险及监管措施等事项与高级管理层沟通较多，而与银行董事、监事沟通则较少，此外，对银行高层人员的履职评价和问责办法尚未建立，不利于监管人员有效评估相关人员的履职意愿和能力。为进一步加强对银行高层人员履职的监管，首先应建立与银行董事、监事的定期沟通机制，可考虑定期派员参加银行董事会相关会议，并在会后与董事和监事举行会谈。通过参加会议和举行会谈，一方面向银行传达监管意图，另一方面也可了解银行董事和监事对本行风险状况、经营管理情况的看法，并通过观察其言行、品格及履职意愿和能力，为监管履职评价提供依据。其次应建立对银行高层人员的履职评价和问责办法。可参照巴塞尔委员会《加强公司治理的原则》及商业银行良好做法，制定较为明确细化的履职评分表及相关问责办法，重点评估银行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的履职表现及银行内部评价制度的科学性、有效性，并为年度监管评级提供更为客观、准确和细化的评分依据。

中资背景外资银行经营策略的监管

多年来，国内部分中资银行按照国际化战略部署，纷纷在境外特别是香港开展银行并购，其所并购银行在国内的附属机构就成为具备中资背景的外资银行。从近年的监管情况看，部分中资背景的外资银行在内地发展受制于中资控股股东在海外及国内的总体布局，在准确定位并处理好与国内关联机构关系等方面一直不够明朗。由于经营策略不够清晰明确，导致这些银行容易出现两类倾向，一类倾向是业务经营较为保守，缺乏进取之心，发展步伐跟不上内地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另一类倾向是业务发展主要依靠母行在海外及控股股东在国内的资源，自我发展和决策能力受到较大抑制，少数银行甚至通过从国内关联银行购入信贷资产来做大业务规模。经营策略的依赖性和模糊化使得这些银行面临较大的策略风险，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监管部门应加强引导、完善政策，促进此类银行最终建立既符合自身特点又适应内地经营环境的经营策略。一方面，监管部门应通过监管评级和监督检查程序等手段定期评估银行的经营策略制定及执行情况，并将评估结果与银行新增网点、业务牌照等准入审批事项挂钩，以此促进银行不断调整和优化经营策略。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中资银行国际化战略和海外布局的监管，敦促其珍惜在华附属机构的法人牌照资源，尽快明确附属机构在华经营策略，并妥善处理好附属机构与国内分支机构的竞争合作关系，对长期因经营策略不够清晰而不能良性发展的在华附属机构，监管部门可采取鼓励引进内地战略投资者、推动兼并重组等方式促使其优化股权结构、调整经营策略。

董事会、监事最优设置的监管

从近期的公司治理调查评估情况看，一些银行董事会及监事的设置在实际运作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个别银行董事会成员偏少，低于各外资法人银行平均数，也明显低于业务规模和复杂程度相似的银行，影响了董事会决策和监控职能的正常履行。二是部分银行的独立董事仅1人，导致关联交易和内部审计两个委员会主席由同一人兼任，不符合相关政策导向。此外个别银行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比例明显偏低，董事会独立性有待提升。三是一些银行聘任的独立董事均为外籍人士，无一为内地人士，独立董事的代表性不足。四是各银行的监事均从母行相关部门聘任，且在母行的职位低于多数董事，在实践中难以对董事会正常行使监督权。五是个别银行董事和监事变动较频繁，部分岗位空缺时间较长，影响了本行公司治理职责的正常履行。监管部门应加强研究、完善措施，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对董事会、监事设置的监管。一是加强董事会规模与银行经营规模及绩效等关系的研究，为银行董事会最优设置提供指导，一个简化的标准是要求银行参照本地外资银行董事会平均规模，以及业务规模、复杂程度和经营绩效类似银行的董事会设置情况，合理配置董事会人员。二是明确要求独立董事不得兼任关联交易和内部审计两个委员会主席，并要求银行至少聘任一名内地户籍的独立董事，以便更有效维护内地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三是鉴于各银行的监事均从母行聘任，监事的独立性和履职的有效性较为不足，潜在隐患和弊端较多，为此有必要明确规定银行大股东应聘任非母行人员担任监事职务。四是加强董事、监事任职的监管，要求银行就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稳定性作出承诺，并将高层人员任职的稳定性指标纳入到风险评估和监管评级等项目中。

银行薪酬考核机制的监管

2010年3月，银监会出台《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对银行业的薪酬管理、支付和监管进行了全面规范，其中外资银行参照执行该指引。但从近期调查情况看，各外资银行普遍反映实际执行面临一定困难。一是各外资银行的薪酬政策均由母行统一制定，目前四家港资银行的母行正按照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相关指引要求梳理流程、完善制度，相关实施办法的出台尚需时日，由此影响了子行相关政策的出台；二是多数外资银行在国内经营多年，已经形成一套较为稳定和成熟的市场化薪酬考核机制，短期内如调整过大，可能影响业务的良性发展和高管人员稳定；三是指引要求银行绩效考核与风险成本控制指标挂钩，而风险成本度量时应考虑经济资本配置和资本成本变化等因素，对于规模较小、业务简单的银行而言，尚不具备实力开发内部模型对经济资本进行计量和配置，也难以对风险调整后收益进行精确计算。为促进外资银行更有效执行指引，监管部门应充分考虑以上实际情况，允许各银行结合自身特点循序推进薪酬考核机制改革工作。一是允许外资银行根据母行统一部署改革薪酬考核机制，但各银行的相关实施办法原则上不应低于银监会的指引要求；二是为避免薪酬考核机制改革步伐过大给银行带来的不利影响，可允许外资银行循序渐进、分步落实指引相关要求，如延期支付比例方面，银行可根据经营情况分步提高至指引要求的水平，银行应向监管部门提交分步实施指引要求的计划；三是鼓励有条件的外资银行从母行引进或自主开发相关系统和模型，尽快申请实施新资本协议，为薪酬考核机制的全面改革奠定基础，对于实力较弱的中小银行，应允许银行采用较为简化的标准对风险成本和风险调整后收益进行测算，具体办法应报监管部门备案。

外资银行范文篇4

关键词：中外资银行合作合作领域合作方式

中国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按照中国入世的承诺和协议关于金融业开放的时间表，2007年外资银行已经可以在中国金融市场经营人民币业务，对外资银行已经逐步实行国民待遇，外资银行基本上实现了与中资银行在同等的经营环境中运营。毫无疑问，外资银行将与中资银行开展激烈的竞争，中国金融业将会面临较大的压力和冲击。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也为中外资银行的合作双赢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一、中外资银行合作的利益分析

2007年，外资银行已经可以在中国金融市场经营人民币业务，标志着中国银行业进入了全面竞争时代。目前，从总体而言，外资银行具有中资银行所无法比拟的竞争优势，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同样面临着新的挑战，在某些方面，中资银行具有相对竞争优势。如果双方进行合作，优势互补，将促进双方更快的发展。

1、中外资银行竞争优势比较分析

中资银行有如下相对竞争优势。首先，中资银行有国家为坚强后盾，有中央银行提供主权信用手段作为抵御市场风险的保障，具有较高的社会认同度和亲和力，拥有长期、广泛、稳定的客户基础。其次，中资银行在中国运营多年，对于中国国情、文化背景与国内金融市场有着深刻的认识，具有丰富的本土经营经验，尤其是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十分了解，熟悉央行的监管规则与条例，深谙中国市场的规则。第三，中资银行拥有覆盖全国的网络、充足的人民币来源、完善的人民币清算系统及较强的国内市场分销能力，在人民币配套服务上具有优势。

外资银行的相对优势在于资金实力雄厚、资产质量优良，有较高的信誉和良好的市场形象，具有金融混业经营、综合服务的业务优势。同时外资银行金融技术和风险管理水平较高，在产品的开发与创新、高收益和高附加值的中间业务及投资银行业务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另外，外资银行在全球拥有广泛的业务网点和先进的通讯网络，在境外分销方面具有优势。

2、中外资银行合作的利益互补分析

从以上中外资银行的相对优势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中外银行都有各自的优势，正好互补。因此，中外资银行携手合作，将各自的优势相结合，做大市场，将极大地促进双方更快发展和进步，实现双赢。

中资银行通过合作至少可获得以下利益。首先，提高技术水平，增强业务拓展能力。中资银行在合作中可以借鉴外资银行先进的管理经验、金融产品、营销方法和客户服务，推动自身的技术进步和金融创新进程，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益，迅速增强竞争力。其次，外资银行的进入，有助于我国银行乃至整个金融系统引入完整的信息披露制度。外资银行的报表披露、会计和报告方式与国际接轨，中资银行在这方面可以向外资银行学习，从而从整体上提高银行业信息披露的质量。再次，降低了中资银行进入海外市场的门槛，加快业务的渗透与扩展。外资银行的全球网络体系为中资银行开拓国际金融市场提供了便利。通过合作，一方面降低了中资银行进入海外市场的风险，另一方面也防止了业务发展中与外资银行可能发生的恶性竞争，加快自身的国际化步伐。

对于外资银行来说，在中国加人WTO后的一段可预见的时期内可集中发展具有相对优势的业务。外资银行只有与中资银行合作，借助中资银行的资源、网络优势和客户的渊源关系，弥补自身在网点、人民币资金清算及客户信息等方面的弱势，才能迅速实现其扩大业务和产品范围，提高市场占有率的发展战略。而且，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外资银行更加注重与中资银行的合作伙伴关系，合作层面由初期的同业拆借等人民币融资业务向多领域发展。如花旗银行为了提高客户资金到账速度，安装了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的资金清算系统，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也得到了相应的手续费，并获得了人员培训机会，实现了双赢合作。

因此，中外资银行应加强合作、互惠互利，谋求共同发展。目前，中外资银行的新动向也说明，中资银行寻求与国际金融业开展合作的战略构想与外资银行寻求中国合作伙伴以拓展业务的意图不谋而合。同时，我国2002年2月4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为中外资银行合作提供了法律保障。可见，中外资银行的优势互补和双赢合作是完全可行的。

二、中外资银行的合作分析

1、中外资银行的合作领域

中外资银行在技术、市场等方面的互补优势为两者的业务合作奠定了基础。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克服各自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劣势，实现合作双方互惠互利是中外资银行合作的强大动力，同时也具有广阔的前景。

外资银行在国内业务，尤其是人民币资金业务方面，更多地需要中资银行的合作，双方合作领域集中在调拨外汇和资金清算服务、转汇款或委托付款、人民币资金拆借、人民币全国(同城)代收代付业务、备用信用证担保人民币贷款业务、人民币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业务、国内外客户调查等多个领域。中资银行可利用自身庞大的网络机构为外资银行人民币零售业务的开展提供便利，从中收取手续费，从而把网点优势转化为利润。

而在国际业务方面，中资银行需要外资银行的合作，双方合作领域集中在外币国际清算、外币现钞业务、外币信用卡业务、外币资金拆借等多个领域。尤其是国际贸易融资服务领域，中资银行可以参加多边银行合作体系，实现征信时客户信息的共享，通过银团贷款与信用证担保业务，为客产的国际贸易提供融资便利，同时利用外资银行在世界各地的处理中心、先进的技术平台、专业化的管理以及规模效应，从而节省成本，提高效率。此外，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还可以在投资基金托管领域、消费信贷领域、证券承销业务、银行内部运作机制重组、资金借贷领域、人员培训等领域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互利。

2、中外资银行的合作方式

中外资银行已经以不同的方式展开了合作，如在外币国际清算、外币资金拆借、人民币资金拆借、人民币全国代收代付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合作的程度也由最初的局部业务初级合作发展为多种业务相结合的纵深合作的态势。根据中外资银行的相对优势，中外资银行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合作。

(1)技术合作。中资银行在经营管理和金融技术方面明显逊色于外资银行。外资银行通过提供人员培训、管理服务以及有关国际通行惯例的专业技术等方式的技术合作，将有助于提高和改善中资银行的运作机制，完善中资银行的内部管理体制。外资银行则可通过技术合作加深在中国市场的认识，为进一步在中国开展业务奠定基础。目前，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已在技术方面的进行合作，中国建设银行已同多家外资银行达成了技术合作协议，这些外资银行将为中国建设银行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援助。

(2)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外资银行为了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结成战略伙伴，也是中外资银行合作的一种主要方式。过去，这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主要集中在现金管理方面。中资银行大都与外资银行签署了协议，双方互相提供清算、资金折借等服务。例如，中国建设银行已同多家外资银行(包括花旗银行、JP摩根大通银行、新加坡大华银行等)达成了技术合作协议，现在这种战略合作正在向基金管理方面拓展。近年来，中国的基金业发展速度较快，中资银行大多与基金管理公司签署了托管协议，但中资银行在基金管理技术、业务经验、产品创新方面较为落后。通过建立战略联盟伙伴关系，外资银行可为中资银行提供资金、人员及产品设计培训，帮助中资银行建立基金管理服务的运营基础，提高中资银行基金管理技术水平。这种合作不仅有利于中国基金业的健康发展，也有助于外资银行在中国业务的拓展。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先后都与JP摩根大通银行在基金管理方面展开了战略合作。而中国农业银行也与德意志银行合作，为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客户提供现金管理服务。

外资银行范文篇5

截至2009年底，外资银行在华设立229家代表处、33家独资银行、2家合资银行、2家独资财务公司、95家分行。在华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13492.29亿元，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1.71%。［1］新加坡较早确立了金融立国政策和金融国际化战略，目前已成为成熟的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2010年伦敦金融城政府的最新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显示，新加坡成为全球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2］截至2007年5月，新加坡共有105家外资银行，其中全面银行24家，批发银行37家，离岸银行44家。

二、中新外资银行监管的比较

(一)立法结构和立法模式1．相同之处:(1)中新均缺少一部统一外资银行基本法，两国立法散见于相关各种法律、法规。新加坡主要有《银行法》《外汇管理法》《金融管理局法》及《新加坡规定银行之执照核发及规章之条例》等;中国主要有《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2)存在既适用于本国银行，又适用于外资银行的单项立法。2．不同之处:(1)立法体系完备程度不同。新加坡已基本形成外资银行监管框架;中国相关立法起于改革开放后，远不完备。(2)立法协调程度不同。新加坡较早推行门户开放政策，无专门外资银行立法，外资内资银行基本一视同仁。而中国银行监管法内外有别，中资银行由《商业银行法》调整，而外资银行由《外资银行管理条例》调整，一是法律等级过低，二是内容繁杂、稳定性差，无法适应全面开放要求，未能体现国际规则应有监管框架，法律之间衔接性差，且多有空白，操作性不强，适用不明确。

(二)外资银行体系1．相同点:(1)两国均许可外资银行设立合资银行、独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分行。(2)在两国注册的合资银行和独资银行，都具有东道国法人资格。2．不同点:银行类型不同。新加坡商业银行分三类:全能型银行(QualifyingFullBank)、限制性银行(RestrictedBank)、离岸银行(OffshoreBank)，业务范围依次缩小。新加坡为保护本国银行，一般全能型银行主要准许本国银行设立，而倾向于引导外资银行设立限制性银行与离岸银行。中国纳入在华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统计口径的有:外资银行代表处、独资银行、合资银行、外资银行分行、独资财务公司五种形式。此外，新加坡鼓励外资银行设立分行，而中国则更愿意外资银行设立子行。

(三)外资银行监管体制与监管机构新加坡实行“集中混业监管”，监管主体为金融监管局(代号MAS)，其监管由MAS最大的组团———“金融机构监管组团”实施。中国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远未建立集中统一、整体协调的监管体系，而面对外资银行混业经营的事实，未实现综合并表监管，极可能出现监管真空，难以抑制跨市场、跨行业风险。新加坡MAS组团监管统一监管标准，实现跨部门沟通协调，能提高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

(四)外资银行的准入监管开业条件、业务范围准入、准入审批是外资准入的管制的三大方面。两国管制有相同之处，亦存重要差别。开业条件方面，中国规定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且为实缴资本，并规定外国分行应由总行无偿拨给营运资金。新加坡对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更加具体、严格，主要规定如下:1.最低资本金。因新加坡一直倾向于外资银行在新设立分行而不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子行，故对最低资本金要求主要集中在总行资本金、净总行资本金。2.准备金。主要由境外总行决定并提取其在新加坡发放的各类贷款的共同呆账准备金。3.管理者资格。外资银行主要负责人的任命必须首先得到金管局的批准;负责人应保证对银行的审慎和专业化经营，并对包括建立充分的风险管理体系和健全的内控制度、授权制度等合规制度负责。［3］为了既保护本国银行利益，又提高金融业整体安全，两国都对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进行限制。限制主要在居民业务与本币业务、非银行业务两方面，新加坡主要根据三类银行持有的不同牌照来限制其业务，中国主要根据银监会的审批来限制。

(五)市场运营监管

1.资本充足率监管。新加坡为维护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规定了较高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其资本充足率为10%，要求一级资本(Tier1Capital)7%以上，二级资本(Tier2Capital)为3%，且二级资本的定义比国际清算银行严格。中国规定的资本充足率达到了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但较新加坡低。［4］

2.贷款集中度监管。新加坡规定对单一客户的贷款不得超过其资本金的25%，否则经监管当局批准。中国规定大额风险集中度单一客户10%和集团客户15%的授信上限，任何机构不得逾越。

3.流动性监管。由于外资银行分行、子行与母行天然存在利益联系，资产转移便捷，为确保控制境内子行或分行资产安全性及流动性，金管局制定资产流动性最低水平要求，并限制其居民零售存款业务与同业拆借业务，限制利润转移或发回母行，同时强化监管的频度与信息呈报要求。其最低流动性资产比率是18%，是世界上较高的标准。

4.外资银行参股或并购监管。外资银行往往借参股、并购等形式规避审批程序和业务限制，中国为此进行针对性很强的务实限制。新加坡对外资入股本地银行限制不断放宽。自1999年实施银行业五年开放项目，外资入股比例限制已于2003年取消。金管局认为40%的股权限制已没有必要。［5］(六)外资银行的风险监管、非现场监管、现场检查新加坡建立非现场监管—现场检查—风险评级—非现场跟踪监管的监管信息处理系统。在监管循环中，MAS将非现场监管置于主导地位，全方位搜集信息、全面风险评级、全程跟踪完成非现场监管工作。此外2001年新加坡建立银行业风险评级体系，对外资银行实行PLATOS体系监管。根据评级结果对银行做出监管级别分类，以合理分配监管资源。中国则建立外资银行监管“1+3”体系，即一个《外资银行风险监管框架》，三个综合评价体系:外资银行法人评价体系(CAMELS+，即骆驼评级)、外国银行分行评价体系(ROCA)、外国银行母行支持度评价体系(SOSA)。［6］在此体系指引下，强化非现场监管，提升风险预警和评估能力，提高现场检查深度与针对性。(七)问题外资银行处置国际上对问题银行处理有资金援助、现金赔付、兼并收购、过渡银行等四种方式。如问题银行有救助价值，可采用存款保险制度、最后贷款人制度;如无救助价值，则采取解散、撤销、并购和破产制度。新加坡虽监管严厉，银行业运营稳健，但为防范金融危机的冲击，保障存户利益与运营安全，维护银行公众形象，以维护金融体系稳定，金管局已于2002年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而我国既无存款保险制度，又无最后贷款人制度。当外资银行子行发生危机时，只是要求母行承诺承担其全部债务，但未建立母行与子行、分行的风险隔离机制。

三、新加坡外资银行监管之借鉴

(一)外资银行立法为金融战略服务新加坡自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起，就制定明确的金融发展战略。其战略既有长期规划，又有阶段性目标，故而深刻影响其外资银行立法，使其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目标导向性、战略服务性特征。当1968年仍处第三世界时，就雄心勃勃地提出成为东南亚金融中心，继而提出建立全球金融中心。立法始终围绕其金融定位战略服务。首先，立法注重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如出台《金融管理局法》《银行法》《外汇管理法》等，基本上给予外资银行国民待遇或优惠政策。其次，注重对外资银行的引导。新加坡国内市场狭小，容量有限，但贸易发达，所以鼓励外资设立外向型的离岸银行，开展非居民业务。最后，注重外资银行为其经济调整战略发挥融资服务功能。新加坡经过工业化初期、经济扩展期、经济重建期、经济重整期、知识经济导向期五个经济调整、升级时期，由于本地银行实力弱小，故融资对外依存度很高，外资银行为其经济顺利转轨、调整发挥了融资作用，如知识经济转型期将重点发展生命科学、信息产业等九大产业，如无外资银行融资，则难以实现产业升级转型。

(二)统一金融监管机构，一体化混业管理为提高监管的专业性与有效性，新加坡早在1971年就出台《金融管理局法》，成立MSA。MSA拥有统一集中的权利，兼具中国“一行三会”的监管职能，实施组团管理，既不同于美国的多头管理，也不同于中国的分散管理。其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符合外资银行及其所属综合金融集团往往混业经营的实际，同时也有利于集中信息，形成监管合力，消解多头管理、分业管理的弊端，有利于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控制跨市场、跨行业风险。自金管局成立以来，先后经历了1987年、1997年及2008年多次金融危机，证明其体制的合理性。［7］

(三)重视改善本地银行竞争力新加坡充分认识到本地银行保稳定、保调控等方面的作用，将外资银行引进的立足点放在提高本地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地位上。新加坡采取“一限一保，一扶一促”的两手策略。一方面，适度限制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业务范围，保护本国银行能生存发展，如出于国家利益考虑，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实行必要的差别化对待，确保外资银行在本地存款和支付体系方面的市场份额不超过50%。另一方面，在人才政策和业务开展方面扶助本地银行，并借政府之手促成本地银行合并重组。如星展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合并就是MSA大力促成的。

(四)外资银行限制逐步取消新加坡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素以严厉著称，引进亦极为谨慎，作风稳健，甚至一度被认为是保守。但面对其他城市谋求建立金融中心的竞争压力，以及加入WTO的开放承诺，也为促使本地银行“与狼共舞”，新加坡逐渐改变保守作风，放松对外资银行的限制，主要表现在放松股权比例限制、给外资银行发放更多全面银行牌照、业务范围限制也进一步放宽，如允许外资银行开设更多分行、增设营业网点(包括分支机构和户外取款机)。

外资银行范文篇6

与外资银行相比，中资银行现有的优势主要是规模优势，而在利润和成长性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这将对未来的市场竞争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中资银行现有的规模优势掩盖了其利润指标和成长性等方面的劣势。从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比率、资本收益率等基础指标和效益指标看，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

入世后，外资银行将凭借其自身的优势，抢滩中国市场，中国银行业市场竞争将更趋激烈。

一、中、外资银行的竞争优势比较

1、外资银行的竞争优势

第一，外资银行长期以来积累了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外资银行的经营理念是以客户为中心，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外资银行的管理方式灵活而有效，很少采用直接的、行政的管理手段，主要采用市场化的、以利润为导向的管理方式，建立了健全的财务指标体系和风险管理体系。这与中资银行长期以来受行政干预较多、机制较为僵化相比，显然更加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

第二，外资银行更加精通国际市场和国际惯例。外资银行的经营管理手段更符合国际规则。尤其是跨国银行集团，其触角更是遍及世界各地，对国际市场了如指掌，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更是得心应手。

第三，外资银行一般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和较高的盈利水平。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些国际大银行强强联合，掀起银行并购浪潮，出现了一批“航空母舰”式的银行集团。而且，外资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远远低于中资银行，资本收益率却远高于中资银行。

第四，外资银行在服务手段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外资银行不仅拥有先进的管理信息系统，能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建立共享的客户档案库，对客户进行个性化服务，而且拥有遍及世界的机构网络体系，能实现国内外联行资金的自由划拨，可凭借快捷的资讯渠道为客户提供全球24小时金融市场的跟踪服务。这种技术优势、服务手段的现代化及其派生的服务优势对中资银行构成强有力的挑战。

第五，外资银行相对宽松的人文环境和激励机制，有利于吸引和鼓励优秀人才。与中资银行相比，外资银行具有相对简单而和谐的人际关系，具有相对完善的企业形象和企业文化。另外，外资银行普遍重视教育投入，培训体制较为健全，员工学习培训机会较多，再加上中资银行难以企及的高薪，对优秀人才确实构成了很强的吸引力。

2、中资银行的竞争优势

第一，与外资银行相比，中资银行拥有本土经营的独特优势。长期以来，中资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建立了遍布城乡的密集网点体系；在中国广大消费者心中已经树立起信任形象。中资银行大都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庞大客户群体和银企合作关系，外资银行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将其割裂。人民币的同城清算、跨系统清算网络也已基本完善，外资银行难以企及。此外，中资银行相对熟悉中国国情，了解中国各个层次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特征和心理，这也是外资银行的欠缺之处。

第二，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入世，为中资银行适应国际竞争赢得一个宝贵的过渡期。入世后，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仍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资银行可以充分利用这一宝贵的过渡期，在与外资银行的接触和竞争中摸索学习，迅速提升自身实力，加速储备参与国际竞争的能量。

第三，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同享国民待遇，可以改变中资银行在某些方面的劣势竞争地位。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可以享受免征或减征营业税、所得税等税收优惠，相对削弱了中资银行的竞争力。入世后，中外资银行税负水平将会统一，中外资银行税负歧视问题将不复存在。此外，外资银行在一些业务收费、业务范围、监管标准等方面享有超国民待遇，中资银行管制相对较严。入世后，中外资银行的市场环境将趋于公平，中资银行的竞争力也将进一步提升。

第四，中资银行在迎接外资银行挑战的同时，可以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银行业市场的竞争。银行业的开放是双向的，即“请进来”和“走出去”。WTO的互惠原则有利于中资银行拓展海外业务，增设海外分支机构，占据竞争的有利地势。入世后，中资银行到海外拓展业务将主要受自身经营状况和东道国金融监管条例的限制，而较少受到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这就有利于经营状况良好的中资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争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国际竞争中促进业务发展、人才成长和技术进步。中资银行在参与国内银行业市场竞争的同时，也有机会享受国际银行业市场的成果和利润份额。

二、面对市场不断开放的机遇，外资银行将与中资银行展开全方位的、更加激烈的竞争，新的市场竞争格局将逐步形成

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中，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各有长短。可以看出，外资银行的竞争战略是：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目标，扬长避短，充分利用有效资源，采取“挖人才，争客户，抢市场”等方式，通过高投入、信息科技、管理技术、激励机制等手段；逐步挤占中国银行业市场。

现代银行业悬资金密集型行业，更是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人才的竞争是利润竞争的决定性因素。一般而言，外资银行除了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外，绝大多数员工都来自当地。这种本土化倾向，预示着外资银行将与中资银行在人才市场展开激烈的争夺。中资银行原有体系中工作经验丰富、业务熟练、精通外语并熟悉国际市场运作的优秀员工，以及既了解中国国情又精通国际市场的高级管理人才，必将成为外资银行竞相猎取的目标。

客户尤其是优质客户的竞争也将成为中外资银行竞争的焦点之一。银行的利润主要来自于优质客户。据统计，目前中国银行业60％的利润来自于10％的优质客户。外资银行不仅在信誉和服务质量上比中资银行高出一筹，而且大多实行混业经营，与严格分业经营的中资银行相比，可以为客户提供更为全面和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对优质客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银行首先会在金融服务方面打开突破口，利用其在跨国经营、金融创新、服务水平及经营管理机制等方面的优势，与中资银行争夺优质客户群。目前外资银行主要服务对象是生产型的三资企业，入世后，随着外资银行服务领域的扩大，国内的优质企业尤其是有进出口权的生产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潜力广阔的个体私营企业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尤其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等，将会成为外资银行重点争夺的对象。

市场的竞争也将格外激烈。入世后，外资银行首先要抢占的就是外汇业务市场。外资银行将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全球化金融集团母公司的综合性金融服务、良好的商业信誉、稳固的海外客户关系和便捷的全球网络，继续吸引外商投资企业和国内外向型企业等客户，在外汇业务市场对中资银行构成强有力的挑战。在华外资银行短期内仍存在机构稀缺问题，但其重点目标主要是外汇业务发达的大中城市和优质客户，并有选择性地发展零售业务。另外，风险小、成本低、收益高的中间业务市场将面临更加激烈的争夺。中间业务被称为“黄金业务”，包括国际结算、个人消费信贷、财务顾问、代客理财和信息咨询等新兴银行业务。随着市场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外资银行还将向批发业务和零售

业务市场进军。可以预料的是，外资银行不会盲目追求资产规模的扩张和营业网点的增设，而会将注意力重点集中在高增殖业务、跨境业务、批发业务以及其他中间业务方面。

总之，入世后中国银行业市场的竞争将是空前激烈的。中外资银行竞争的范围和次序将是：先外汇后本币、先批发后零售、先外资后中资、先沿海后内地。竞争的业务焦点主要是：投资银行业务、批发业务、外汇业务。入世初期，外资银行在外汇业务（尤其是国际结算等中间业务）市场可能占据较大份额，随着人民币业务的进一步放开，外资银行将与中资银行在人民币市场展开激烈争夺。中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有利于中资银行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有利于中国银行业市场的整合和发展。

三、适应WTO规则和市场开放需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市场竞争，共同繁荣中国银行业市场

毋庸置疑，入世后中外资银行的市场竞争将异常激烈，现有的市场格局也将发生一些变化。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将逐步增加，而中资银行在失去部分市场份额的同时，也将在竞争中获取外资银行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方法，从而迅速促进自身改革的推进和综合实力的提升。总之，银行业市场竞争格局的转变在于中外资银行之间相对优势和劣势的相互转换，不存在永远的优势和永远的劣势。对于中资银行来说，入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资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要彻底放弃长期以来存在的依赖思想，不能寄希望于政策优惠、政府保护和主权信用，必须以市场为中心，树立市场意识和自立意识，直面挑战，主动竞争，立足于自己拯救自己。开放和竞争的过程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入世初期，外资银行的冲击可能会使中资银行一时难以适应。但要从根本上吸收和掌握国际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提升中资银行的竞争实力，必须坚持不懈地走向世界，走向开放，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半途而废。中资银行要在同外资银行竞争的过程中，虚心地学习和探索，要学到真谛，学到实质，实实在在地从每一件事情做起。

1、加快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创新步伐，优化组织机构和法人治理结构。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创新的关键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股份制改造。把符合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组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并争取在条件成熟时上市。在不良资产剥离的基础上，加大力度降低不良贷款比率；利用多种渠道补充资本金，尽快使其资本充足率水平提高到8％以上；进一步完善监事会制度，同时探索建立完善的董事会制度，以建立良好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治理结构。

2、树立现代经营和管理理念，转换经营机制，建立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迅速提高竞争能力。应该树立以客户为中心而不是以银行为中心的经营理念。要尽快转变经营观念，改变工作作风，增强竞争意识，提高服务质量，用最优质的服务和产品质量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的需求。建立和完善责权利紧密结合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营机制，即以资产质量为中心的内控机制，以利润为目标的激励机制，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组织框架，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体系等。另外，商业银行要按照“盈利性、安全性、流动性”三性原则，建立一套规范、科学的资产负债管理指标体系。另外，建立与风险扩张相适应的风险准备金制度，建立健全风险管理机制，防范和化解银行经营风险和系统风险。

3、适应现代金融业发展要求，加快金融创新，提高银行经营的科技含量。入世后，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将进一步加大，中资银行依靠存贷利差获取利润的空间会被大大压缩。面对有“金融百货公司”之称的外资银行，中资银行要迅速调整经营方向，加快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创新，努力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大力拓展各项中间业务尤其是国际结算业务，依据市场需求进行服务创新和业务创新，积极发展优质客户。加强多功能综合业务平台的开发，大力开展综合性零售业务，积极稳妥地推广金融超市。加强金融产品营销创新，全面推行客户经理制，为客户提供高质便捷的服务。另外，加强科技投入，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和电子商务建设，让科技成为银行业竞争的助推力。

外资银行范文篇7

关键词：风险性监管外资银行

风险性监管（Risk-basedSupervision）是西方发达国家自70年代以来普遍运用的用以管理银行金融风险的科学而系统的管理方法。美国著名学者威廉姆斯（C.ArthurWilliamsJr）和汉斯（RichartclM.Heins）在《风险监管与保险》一书中对风险性监管作了如下定义：风险监管是通过对风险的识别、衡量与控制，以最少的成本将风险导致的各种不利后果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科学管理方法。其主要通过风险识别（riskidentification）、风险衡量（riskevaluation）、风险控制（riskcontrol）和风险决策（riskdecision）四个阶段来达到“以尽量小的机会成本保证处于足够安全的状态”的目标。

一、巴塞尔协议体系对银行风险监管的基本规定

专门针对跨国银行监管问题而成立的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颁布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即通常所说的“巴塞尔协议”）和于1997年9月颁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共同构成对外资银行风险性监管的基本规定。

《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①指出银行业的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针对银行业的这些风险，监管者应当制定和利用审慎性法规的要求来控制风险，其中包括资本充足率、贷款损失准备金、资产集中、流动性、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

（一）资本充足率

资本充足率是指资本对加权风险资产的比例，是评价银行自担风险和自我发展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核心原则》第6条指出，“监管者要规定能反映所有银行风险程度的适当的审慎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此类要求应反映出银行所承担的风险，并必须根据它们承受损失的能力确定资本的构成。至少对于活跃的国际性银行而言，上述标准不应低于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规定及其补充规定”。根据1988年的“资本协议”，银行的资本应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核心资本应不低于总资本的50%，附属资本不能超过核心资本。此外，通过设定风险权数来测定银行资本和表外业务的信用风险以评估银行资本所应具有的适当规模，即将资本与资产负债表上的不同种类的资产以及表外项目所产生的风险挂钩，依其风险大小划分为0%,10%,20%,50%和100%五个风险权数，对于活跃的国际性银行规定了4%的一级资本和8%的总资本的最低资本比率要求。

（二）信贷风险管理

对于银行的信贷业务风险，《核心原则》做出了五个方面的规定：第一，信用审批标准和信用监测程序。“独立评估银行贷款发放、投资以及贷款和投资组合持续管理的政策和程序是监管制度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②第二，对资产质量和贷款损失准备金充足性的评估。“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建立评估银行资产质量和贷款损失储备及贷款损失准备充足性的政策、做法和程序。”③第三，风险集中和大额暴露。“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的管理信息系统能使管理者有能力识别其资产的风险集中程度；银行监管者必须制定审慎限额以限制银行对单一借款人或相关借款人群体的风险暴露。”④第四，关联贷款。“为防止关联贷款带来的问题，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仅在商业基础上向相关企业和个人提供贷款，并且发放的这部分信贷必须得到有效的监测，必须采取合适的步骤控制或化解这种风险。”⑤第五，国家风险或转移风险。“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制定出各项完善的政策与程序，以便在国际信贷和投资活动中识别、监测和控制国家风险及转移风险并保持适当的风险准备。”⑥

（三）市场风险管理

《核心原则》第12条规定，“银行监管者必须要求银行建立准确计量并充分控制市场风险的体系；监管者有权在必要时针对市场风险暴露制定出具体的限额和具体的资本金要求。”市场风险管理的主要手段有：要求对产生于交易业务活动的价格风险提供明确的资本金准备、对与市场风险有关的风险管理程序设置系统的定量和定性标准、保证银行管理层实施了充分的内部控制等。（四）其他风险管理

其他风险管理包括利率风险管理、流动性管理以及操作风险管理等。根据《核心原则》第13项的要求，银行监管者必须要求银行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程序（包括董事和高级管理层的适当监督）以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各项重大的风险并在适当时为此设立资本金。

（五）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包括：组织结构（职责的界定、贷款审批的权限分离和决策程序）、会计规则（对帐、控制单、定期试算等）、“双人原则”（不同职责的分离、交叉核对、资产双重控制和双人签字等）、对资产和投资的实际控制。内部控制的目的是确保银行业务能根据银行董事会制定的政策以谨慎的方式经营。而“银行监管者必须确定银行是否具备与其业务性质及规模相适应的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二、英美国家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相关经验

（一）英国的“比率风险监管体系(theRATEframework)”⑦

1997年，英国银行在1987年的《银行法案》授权下制定出“比率和比例风险监管体系（RATEandSCALEframeworks）”，所谓的RATE风险监管体系是风险测评（RiskAssessment）、监管措施（ToolsofSupervision）、价值评估（Evaluation）的缩写，它是由英国金融服务权力机构（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简称FSA）对银行业务、风险纪录、宏观经济环境做出综合性评估，以制定有效的监管计划和使用恰当的监管措施。

第一，风险测评。风险测评的目的在于系统地识别银行业务的固有风险，评估其风险控制的充足性和有效性，明确其组织结构与管理体制，初步建立对这些银行的监管体系。风险测评分为八个步骤：1.确认风险评估的重点方向，2.取得事前信息（包括与跨国银行的母国监管者联络），3.做出初步的风险测评，4.现场检查，5.做出最终的风险测评，6.建立初步监管体系，7.保持监管的一致性（包括建立RATE专题小组和质量保证会），8.向银行反馈信息。其初步风险测评主要参照九个方面的因素：CAMELB指标（主要用于分析商业风险）和COM指标（主要用于分析控制风险）。CAMELB指标包括资本（Capital）、资产（Assets）、市场风险（Marketrisks）、盈利（Earnings）、债务（Liabilities）、业务（Business）六个方面；COM指标包括控制（Control）、组织（Organization）、管理（Management）三个方面。通过对银行商业风险和控制风险的评估，将银行分为四个等级（QuadrantABCD），对A、B等级的银行只需要对其风险控制做出适当的监测，对C、D等级的银行则需要采取监管措施。

第二，监管措施。FSA可以对C、D等级的银行采取如下监管措施：1.要求银行提供全面的会计师报告（ReportingAccountantsReport），2.FSA的专家小组对银行财政领域进行检查（TradedMarketsTeamVisit），3.FSA的专家小组对银行信用领域进行检查（CreditReviewVisit），4.向跨国银行的母国监管者收集相关信息（Liaisonwithoverseasregulators），5.与银行高级管理层进行审慎性会晤（Prudentialmeetings），6.特别性会议讨论银行未来发展计划（Adhocmeetings）。

第三，价值评估。在下一次风险测评之前，FSA每年会对风险测评、监管体系、监管措施的使用做一次价值评估，以保证银行已完成必要的整改工作、FSA已完成监管体系中所预定的工作和监管措施被正确的执行。此外，FSA还对其监管阶段工作的有效性做出评估和复查所有银行是否仍然符合立法的最低标准。

（二）美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

作为拥有悠久管理外资银行历史和丰富经验的大国，美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体制上有其独特之处，其中包括“ROCA”等级评估制和VAR风险测定方法。

第一，双重评估体系。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对外资银行的评估体系上多半采用单一制，即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适用同一种评估体系，例如英国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都适用CAMELB&COM指标。而美国对其国内银行适用的是国际通行的“骆驼评级体系(CAMEL)”，即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capitaladequacy）、资产质量（assetquality）、管理水平（managementability）、盈利状况（earningperformance）和流动性（liquidity）五个方面进行评估。对外资银行，则考虑到外资银行的分行和行不是独立的法人，许多因素（如资本调控或资产流通等）都受制于总行，采取的是“ROCA”等级评估制，即对外资银行的风险管理（riskmanagement）、作业调控（operationalcontrols）、遵守法规（compliance）、资产质量（assetquality）四个方面进行评估，将重点放在风险评估、风险跟踪、风险控制上。第二，VAR风险测定方法。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银行业遭受到重大的商业风险，坏帐逐年增加，许多银行认为，单纯运用巴塞尔协议的公式会扭曲贷款和投资决策，因而1995年12月美国金融机构正式将JP摩根公司发明的VAR风险测定方法作为银行风险测定和管理的工具使用。VAR（ValueatRisk，风险值）是指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在一定的置信度下，给定的资产组合可能遭受的最大损失值。与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相比，VAR方法主要用以测定市场风险，其步骤为：首先，选定一组影响交易组合价值的市场因素变量，比如利率、汇率，以及商品价格等；其次，假定这些变量所遵循的取值分布或随机过程，比如正态过程；然后，将交易组合的市场价值表示成上述市场因素变量及其相关系数的函数；最后，选择某种方法来预测市场因素的变化，从而得到交易组合市场价值的改变量，这就是风险值（VAR）。

三、对我国外资银行风险监管的思考

2002年以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还停留在是否合规性的事后检查阶段，缺乏以预防为主的风险性监管。2002年2月1日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初步确立了我国外资银行风险监管的指标体系，如要求外国银行分行、中外合资银行或合资财务公司，外国出资者须达到资本充足率8%的标准；外资金融机构人民币业务适用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即外资金融机构资本或营运资金加准备金等之和中的人民币份额与其风险资产中的人民币份额的比例不得低于8%；明确“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25%”的流动性比例要求等⑧。然而，与风险监管发达的美、英、日、法等国相比，我国的风险监管体制还显得极不健全，有待进一步完善。

第一，制定风险监管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和建立风险监管的专门机构。由于我国在外资银行监管方面的立法层次比较低，在风险监管方面并没有出台相关的专门性规范，只在修改后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中略有涉及。而美国除了在1978年的《国际银行法》中对外资银行的风险性监管做出总体性规定，还有1978联邦储备局制定的《统一鉴别法》中的“风险评估法”以及1991年的《外资银行监督改善法》等法规加以补充。法国则在法兰西银行之外，另设有银行法规委员会（TheCommitteeonBankRegulation），专门负责制定监管法规和风险性量化指标。而英国不仅设有专门的监管机构——FSA（金融服务权力机构），还在风险性监管方面出台专门性法规——“比率和比例风险监管体系（RATEandSCALEframeworks）”。由于我国外资银行的数量随着我国加入WTO而将迅猛增长，我国应制定出风险监管的总体政策和量化指标，设立专门的类似于英国FSA一样的监管机构来执行这些法规。

外资银行范文篇8

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规模的持续增长、投资环境的日趋完善、金融产品与服务需求的日益增加等因素加速了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步伐，而2001年的加入WTO更是使得中国对外资银行的吸引力与日俱增。《中国银监会2010年年报》显示，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从1998年的2829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7423亿元，年均增长约43%，营业性机构数和法人机构数在同时期内也分别增加一倍。外资银行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动因主要是服务母国企业的海外经营和利用东道国的发展机遇获取利润(Yamori，1998;Claessensetal.，2001)，其对发展中国家银行系统的影响则是个有争论的问题。支持者认为能促进银行系统的竞争，提高经营效率，降低金融服务的价格，并最终通过提高资源分配效率来促进经济的增长(Crystaletal.，2002;Demirguc－Kuntetal.，2004)。而另一方面，反对者则指出外资银行会挑选高质量和低风险的借款人，而将高风险的客户留给国内银行，这会使得国内银行利润下降，效率低下而且缺乏竞争力(Barajasetal.，2000)。其次，外资银行的母国遭遇的经济冲击会传导到东道国，这会破坏东道国银行系统的稳定(Levy－YeyatiandMicco，2007)。最后，凭借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高效的经营管理技术，外资银行的进入必将威胁到国内银行的生存和发展(Moguillanskyetal.，2004)。总体来看，对于外资银行进入对发展中国家银行系统的影响而言，实证研究并未取得共识。近年来，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也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但更多地是基于理论分析，实证研究相对较少。田国强和王一江(2004)指出，中资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有助于打破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形成稳定的国有、民营和外资的三方制衡体系。张红军和杨朝军(2007)强调，外资银行网点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等三大经济区域。朱晓艳和徐光(2007)认为，外资银行的业务重点是具有比较优势，不依赖分支机构网络的中间业务;并以客户为中心，围绕客户的需求设计和销售金融产品，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服务。殷孟波和石琴(2009)利用1999—2008年16家银行的数据发现，随着金融业全面开放，我国银行业竞争度迅速上升，同时伴随着银行的规模效益下降和风险倾向的增加。张金清(2010)利用14家主要商业银行2001—2008年的数据，发现外资银行进入水平与我国商业银行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所谓的“阙值效应”，但该效应并不因商业银行产权性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作为全球经济规模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对外资银行的吸引力逐年增加，外资银行进入的步伐也显著加快。实证研究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系统竞争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提出若干应对外资银行进入的政策建议，有助于中资银行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应对外资银行的挑战。也有助于监管层制定科学合理的监管政策，促进中外资银行的协调发展。

二、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伴随着1978年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也开始启动。30多年来，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逐渐实现经营地域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城市再到内地中心城市，业务范围从外币业务到本币业务，服务对象从外国居民到本国居民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外资银行的资产、人员和机构数量均不断壮大，其影响力也与日俱增。总体来看，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一)1979—1993:进入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1979年日本输出入银行在北京设立代表处，拉开了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序幕。外资银行早期仅允许在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等四个经济特区设立营业性机构。随着银行业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外资银行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营业网点也从经济特区扩大到沿海城市。

(二)1994—2001:走向内地中心城市1994年，《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颁布并实施，外资银行经营地域进一步扩大，开始从沿海走向内地。1995年，武汉、西安、成都、重庆、杭州等11个内地中心城市向外资金融机构开放。1996年，开放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所有中心城市，并于年底允许外资银行在上海试点人民币业务。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为WTO的成员国，自加入之日起即取消外资银行办理外汇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并允许其设立同城营业网点。

(三)2002—2006:入世后的过渡期加入WTO后的五年过渡期内，我国按照WTO关于金融业开放的市场准入原则以及国民待遇原则，逐步取消所有现存的对外资银行所有权、经营地域、服务对象以及设立形式的非审慎性限制。2003年底，银监会将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范围从原来的15—20%扩大到20—25%，这一举措极大地鼓励了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不仅增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本实力，改变相对单一的股权结构，更重要的是促进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推动管理技术和经营理念与国际良好做法的接轨。

(四)2007至今:过渡期结束后的法人导向政策五年的过渡期结束后，银监会于2006年11月24日《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取消对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以及在华经营的非审慎性限制，并实施法人导向政策①，这促进了中外资银行的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目前，在华外资银行资本充足，资产质量良好，盈利稳定，流动性充裕，主要指标均高于监管要求。

三、数据与模型

实证研究分两个部分，首先是利用PanzarandRosse(1987)的方法计算度量竞争程度的H指数，并分析不同类型银行系统内部竞争程度的大小，再研究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竞争程度的影响。

(一)样本选择和研究变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取22家银行作为研究样本，包括大型银行5家、股份制银行9家、城市商业银行5家和外资银行3家②。22家样本银行2009年的资产为55万亿元，占商业银行系统总资产的90.5%，因此可以很好地代表中国商业银行。研究期限是1998—2009年，22家银行在12年的时期内组成的平衡面板数据一共得到264个样本。数据来源包括:BankScope数据库、《中国金融年鉴》(各期)、《中国统计年鉴》(各期)和《中国银监会年报》(2006—2009)。实证研究使用的变量包括银行层面的变量9个、行业层面变量4个和宏观层面变量2个，具体内容见表1。

(二)竞争程度的度量PanzarandRosse(1987)定义的H指数被用来估计行业的竞争程度，NathanandNeave(1989)则首次将其应用于银行业中，具体方程为:ln(Yit)=α+∑fβfln(Pf，it)+∑kγkXk，it+εit其中:i代表第i个银行，t代表时间。Yit是银行的产出价格，Pf，it是银行在提供贷款和其他金融服务的过程中要素投入的价格向量，Xk，it是影响银行行为的控制变量。H指数度量的是要素投入价格的变动反映在均衡收入上的程度，即H=∑fβf。在垄断情况下，投入品价格的上涨导致边际成本增加，均衡的收入会下降或者保持不变，这样，H会小于或者等于0。垄断竞争时，投入品价格上涨导致收入下降，但是前者变化的幅度更大，因此H在0到1之间。完全竞争时，价格变动的幅度与收入变动的幅度相同，因此H等于1。H的计算需要的假设条件较少且H指数易于比较，因此越来越多的实证文献采用H指数去研究银行业竞争。ClaessensandLaeven(2004)研究1994—2001年50个国家的35834个年度银行样本数据，发现大部分的银行市场是垄断竞争，H在0.6到0.8之间。黄隽与汤珂(2008)则发现1996—2005年间，中国台湾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很高，而韩国和中国大陆的竞争则较低。遵循ClaessensandLaeven(2004)、Levy－YeyatiandMicco(2007)和Schaecketal.(2009)的思路，并考虑到中国银行业的实际，我们采用如下的方程来检验银行业的竞争程度:ln(INTRit)=α+β1ln(AFRit)+β2ln(PPEit)+β3ln(PCEit)+∑kγkXk，it+εit(2)其中:INTRit是银行总收入与总资产之比，度量的是银行提供的贷款和其他金融服务的产出价格;AFR(AverageFundingRate)是银行资金的投入价格，本文用利息开支占总存款和货币市场融资之和之比来度量，而非传统的利息开支占总存款之比;PPE(PriceofPersonnelExpenses)是人力资本的投入价格，用人力开支与总资产之比来度量③;PCE(PriceofCapitalExpenditure)是固定资产和设备的投入价格，本文用其他开支占固定资产之比度量，而非传统的其他开支占总资产之比。即本文对AFR和PCE的度量方式进行了优化。就控制变量X而言，考虑到风险承担行为和规模，我们使用如下三个控制变量:Liquidity是银行贷款与总资产之比，度量银行的流动性;Capitalization是银行的权益资本与总资产之比，度量银行的资本化程度;Size是银行资产的自然对数，度量银行的规模。根据PanzarandRosse(1987)的定义，有H=β1+β2+β3。

(三)外资银行进入对竞争的影响外资银行对我国银行业竞争的影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我们采用如下模型来度量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业竞争程度的影响:其中:H为上一节中计算得到的年度H值;Foreign为外资银行进入的度量，具体含义是外资银行资产的市场份额④;X为行业的控制变量，遵循以往研究，我们采用如下四个控制变量:Capitalization是银行的权益资本与总资产之比，度量银行的资本化程度;Riskiness是银行的贷款减值准备与贷款之比，度量银行资产的风险含量;Profitability是银行的平均资产回报率(returnonaverageassets，ROAA)，度量银行的盈利性;Liquidity是银行贷款与总资产之比，度量银行的流动性，将行业内每个银行的数值平均得到行业的数值。另外，g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度量宏观经济发展水平;Money为广义货币供给(M2)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度量金融发展水平。

四、实证结果

(一)不同类型银行系统内部的竞争我们首先使用平衡的面板数据来度量不同类型银行系统内部竞争程度的大小，由于22家银行并非从全体银行样本中随机选择，因此我们舍弃随机效应模型，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来研究不同类型银行之间的竞争状况，实证结果见表2。从模型的拟合优度、F统计量以及其相伴概率来看，方程(2)均很好地描述了不同类型银行系统内部的竞争状况⑤。根据H值的定义，四种不同类型银行内部均是垄断竞争。具体来看，大型银行之间的竞争程度最高，高达0.902的H值意味着接近完全竞争，其次是外资银行(0.815)和股份制银行(0.750)，城市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则相对较低，H值为0.741。1998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相继完成不良资产的剥离、股份制改造、补充资本金、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并在境内外公开上市，这一系列举措使其从行政管理体制下的国家专业银行转变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凭借遍布全国的营业机构和150万员工，国有银行之间开始展开全方位、多角度和深层次的竞争。外资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公司治理上具有先天的优势，为其高效经营提供了制度保证。但由于经营规模的限制，这两类银行之间的竞争程度不如国有银行高⑥。城市商业银行受资产规模和历史包袱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管理水平、体制机制以及人员素质等方面相对薄弱。更重要的是，城市商业银行网点往往局限在注册地所在城市，很少跨区经营，其竞争程度相应地较低。

(二)银行系统竞争情况的变化我们再利用每年的横截面数据来研究中国银行系统竞争程度的变化，结果见表3。从模型的拟合优度以及F统计量的相伴概率来看，方程(2)也较好地描述了中国银行系统竞争程度的年度变化⑦。我们重点关注的是H指数的变化，虽然H在个别年度有下降的趋势，但总体上仍然在增加，H值从1998年的0.151提高到2009年的0.653，年度平均值则为0.463，年均增长0.046。H指数的大幅提高表明中国银行业的竞争程度显著加强，这主要是因为:大型银行相继完成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日趋完善;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也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利好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入世前后的良好开放环境也刺激了外资银行的大规模进入。为全面了解中国银行系统竞争的情况，我们同时研究集中比率CR和HHI指数的变化⑧，具体内容见图1。集中度比率CR和HHI指数均稳定地下降。最大三个银行资产的市场份额之和CR－4从1998年的87.90%稳步下降到2009年的70.02%，平均每年下降1.6%。在集中度比率和HHI下降的同时，H指数则总体上处于上升的趋势，因此，综合来看，中国银行业的集中程度下降而竞争程度则上升。表4给出方程(3)的估计结果。从拟合优度、F统计值以及其相伴的P值来看，各个模型都很好地刻画了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系统竞争程度的影响。在控制了银行系统的资本化程度、风险含量、盈利性和流动性之后，度量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For-eign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外资银行的进入显著地提升了我国银行系统的竞争程度。在争夺市场份额和利润的过程中，外资银行的进入必将使得中资银行面对强大的竞争压力并影响到其生存和发展，迫使中资银行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率，这从总体上促进了银行系统竞争程度的提高。度量金融发展水平的变量Money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金融深化有助于提高于银行系统的竞争。度量经济增长率的变量g的系数也为正但总体上不显著，意味着经济增长也能促进银行系统的竞争，但效果并太明显。五、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文利用我国22家商业银行1998—2009年的数据，通过PanzarandRosse(1987)的H指数来研究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我国银行系统竞争程度的影响。

结果发现:

1.四种不同类型银行系统内部均是垄断竞争，但竞争程度差别较大。具体来看，大型银行之间的竞争程度最高，接近于完全竞争，其次是外资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则相对最低。

2.1998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系统的集中程度稳定下降，竞争程度则相应提高。这主要是因为伴随着银行业的改革开放，银行业结构日趋合理，发展日趋成熟，各类商业银行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相互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

3.在控制了商业银行系统的资本化程度、风险含量、盈利性和流动性之后，外资银行的进入显著地提升了我国银行系统的竞争程度。凭借高效的经营管理技术和强大的核心竞争力，外资银行的进入使得中资银行面对强大的竞争压力。在银行业对外开放日新月异的今天，如何在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和银行业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正确引导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充分发挥银行系统优化资源配置并促进经济增长的职能，是值得监管层和学术界思考的问题。

为此，本文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1.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必须坚持以下四个基本原则:符合国内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提高我国银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履行加入WTO的承诺，为中外资银行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维护我国的金融稳定。在坚持上述原则的基础上，提升银行业对外开放的程度和效益，增强银行业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外资银行范文篇9

1.1外资银行长期以来积累了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

外资银行的经营理念是以客户为中心，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外资银行的管理方式灵活而有效，很少采用直接的、行政的管理手段，主要采用市场化的、以利润为导向的管理方式，建立了健全的财务指标体系和风险管理体系。这与中资银行长期以来受行政干预较多、机制较为僵化相比，显然更加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作为从事跨国经营的商业银行，外资银行拥有成熟高效的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机制，并能确保在高风险和信息化的经营环境中，防范各种金融风险，实现其安全性和盈利性的经营目标。

1.2外资银行在体制及经营机制方面的优势

相对于中资银行，外资银行不仅具有高度现代化的公司治理结构，其全能型银行的体制也占尽了优势。外资银行具有经营多元化优势，历经多年的发展以及市场经济的长期运作，金融工具和服务手段远远走在了中资银行前列，金融品种齐全、科技含量大，自助化程度高，可为储户及企业提供广泛的产品，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要求，大大优于分业经营的中资银行。外资银行经营策略明确，管理机制灵活，所从事的业务活动商业动机强。同时跨国银行的全球化经营方式，也为其优势资源的最佳配置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1.3外资银行提供多样化的产品，重视产品创新和品牌建设

外资银行较之中资银行具有明显的产品优势，在信用卡、网上银行、金融产品创新及中间业务等方面，外资银行具有强大的实力。这种优势可以获得高盈利业务的相当份额，对中资银行造成很大威胁。外资银行在科学分析客户和市场细分基础上，推出具有吸引力的多样化产品，抢占市场先机。以汇丰集团的汇丰银行和恒生银行为例，两家银行提供的有特色的服务品种就达上百种，包括外币存储户头、信用卡、置业计划、社区发展计划、贷款、证券投资与交易、债券业务、外汇交易与外汇资金安排、旅行支票、保险等服务产品。

外资银行优势之一是其金融产品的创新与灵活性优势。外资银行根据市场调整产品的速度和敏感度高，可以根据利率和汇率等市场信息灵活调整经营策略。而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受经营体制制约，客观上缺乏自主权，受政府政策影响较大，经营决策时间长，造成经营管理僵化，对客户需求反映迟钝。

在品牌建设方面，一些外资银行已经积累了数百年的信誉，这自然对客户有相当的吸引力。外资银行所拥有的良好品牌优势，是其尚未开展业务就获得中国民众很高期望值的重要原因。早在19世纪末，外资银行就已在中国开展了一系列的金融服务。不少知名外资银行注重产品的标准化和一致性，实施品牌战略，增强品牌产品在社会公众中的吸引力。

1.4外资银行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和较高的盈利水平

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多来自发达国家，一般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些国际大银行强强联合，掀起银行并购浪潮，出现了一批“航空母舰”式的银行集团。通常外资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远远低于中资银行，资本收益率却远高于中资银行。

近年来，全球排名前20名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达12％，资产总额平均增长超过9％，利润平均增长超过20％，其股票的每股收益增长15％。而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上述指标明显不如外资银行。混业经营是当代各国商业银行的发展潮流，它不仅能有效地增强商业银行对客户的服务能力，同时可大大提高银行的资本回报率。在中国开业经营的外资银行中，大部分具有混业经营的经验和专门技术。而中资银行因为种种原因混业经营受到制约，加之创新能力及服务水平技不如人，盈利水平与外资银行有较大差距。

1.5外资银行在服务手段及服务方式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外资银行不仅拥有先进的管理信息系统，能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建立共享的客户档案库，对客户进行个性化服务，而且拥有遍及世界的机构网络体系，能实现国内外联合资金的自由划拨，可凭借快捷的资讯渠道为客户提供全球24小时金融市场服务。这种技术优势及服务手段的优势对中资银行构成强有力的挑战。

外资银行普遍应用先进的电子和网络技术，大量采用电脑设备和自助终端，如ATM机、存款机、电话银行、网上银行及无人银行等，自助式服务占了银行服务很大的比例，使客户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都得到银行服务。自助银行服务为银行节省了大量的人力费用，延伸了银行的服务职能。

外资银行长期以来确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以服务质量吸引客户。第一，提供统一标准的服务，使客户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享受到银行同样的优质服务。例如汇丰银行和花旗银行的许多分行都是敞开式办公，客户到汇丰银行和花旗银行办理业务，都能享受到“一站式”的银行服务。第二，外资银行通过客户信息管理系统鉴别客户价值，确定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提供差异化和个性化服务。如花旗银行对中高收入阶层提供支票帐户、周转卡、优先服务花旗金卡等；汇丰银行开立“卓越理财”账户的客户，均可在贵宾室享受银行的特殊服务。

2中资银行的竞争优势

2.1中资银行拥有本土经营的独特优势

长期以来，中资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建立了遍布城乡的密集网点体系。开展零售业务要求机构网点的支持，而外资银行在这方面无法和本地银行相比，因此，在大部分地区，零售业务仍将掌握在本地银行手中。中资银行客户资源广泛，大都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庞大客户群体和银企合作关系，外资银行不太可能在短期内赶上。人民币的同城清算、跨系统清算网络也已基本完善，汇路畅通，拥有遍布全国的经营网点和完善的业务体系，外资银行难以企及。

2.2中资银行拥有国家信誉优势

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竞争优势是有国家信誉作后盾，在我国目前的国情下，在老百姓心中信誉度高，抗风险能力较强。此外，中资银行相对熟悉中国国情，了解中国各个层次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特征和心理，这也是外资银行的欠缺之处，外资银行对本土经济、人文环境等缺乏足够了解，在业务发展的初期，必将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短板”。

2.3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同享国民待遇，可以改变中资银行在某些方面的劣势竞争地位

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可以享受免征或减征营业税、所得税等税收优惠，相对削弱了中资银行的竞争力。2006年底中外资银行税负水平统一，中外资银行税负歧视问题不复存在。此外，外资银行在一些业务收费、业务范围、监管标准等方面享有超国民待遇，中资银行管制相对较严。在不久的将来，中外资银行的市场环境将趋于公平，中资银行的竞争力也将进一步提升。

3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的具体竞争分析

3.1在高端客户方面的激烈竞争

长期来看，外资银行在机构网点上不可能与中国银行相比，但外资银行可能针对高收入人士，通过个人理财服务、信用卡业务、网上银行业务、电话银行业务、家居银行业务等，扩大其对私业务的辐射面，以高新技术手段不断取代传统的银行柜台业务，吸引外币和人民币储蓄存款。

在个人银行业务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推动型向个人消费驱动型的转变，消费融资者和消费者信贷将成为中国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为富有的个人提供服务将成为外资银行的重要目标市场。零售市场中的某些领域，诸如信用卡、汽车信贷或抵押贷款也已成为外资银行与其中资伙伴合作的目标。

在批发业务方面，外资银行的目标企业客户主要是资金量较大，市场前景看好的企业，跨国企业、三资企业、中国的外向型企业、大型集团公司以及高新科技企业将成为外资银行争夺的重点。目前，160多家外资银行在华机构中的绝大多数，其客户对象仍然主要是三资企业，而且主要是外资银行所在国或地区的对华投资和跨国公司，大致比例为50％～60％。中国加入WTO之后，它们的竞争对象将逐步向国内优质客户扩展。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机构，外资银行不是谋求为所有客户提供普遍服务，而是进行市场细分，锁定自己的目标客户，将资产投向有效益、有还贷能力的企业，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优质的高端客户。通过掌握20%的高端客户来获取80%的行业利润。

从服务理念来看，中外资银行并无差别，都强调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价值，但在服务质量的管理、标准的制定，特别是在将服务质量的管理与绩效考核结合上，外资银行具有明显的优势。正是由于外资银行拥有一套严格而有效的服务质量管理制度，使得外资银行能为客户提供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务，从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高端客户并提高客户的忠诚度。

3.2在中间业务、创新业务等高端业务方面的竞争

目前，中国正处于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变的过程中，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控股公司，但对中资银行混业经营的限制尚未解除。当前我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业务比较单一。外资银行作为其利润增长的重要来源的中间业务品种丰富，相比之下，国内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滞后，品种少，档次低，收益差。

目前外资银行在已开展的一些中间业务如国际结算等方面显露出强劲的竞争力，国际结算业务的市场份额已达到40％左右。外资银行经营信用卡业务尤其是国际卡业务方面将会对中资银行形成强有力挑战。在信息咨询、投资理财等中间业务方面，外资银行除继续稳定原有客户之外，将特别重视为中国国内客户提供服务。实际上，目前外资银行已经在大力开拓其具有优势的投资财务咨询与管理、证券发行与交易等业务，而中资银行则显得行动迟缓。外资银行特别注重优先发展高增值和高收益的中间业务，以及其他不占用资产但收益甚高的投资银行业务，如投资管理、财务咨询与管理、资产管理业务、证券发行与交易等。

大多数在华外资银行都属于混业经营的模式，各外资银行在开展企业流动性资金管理、财务服务及咨询等方面拥有集团优势。外资银行集团可以通过旗下资产管理公司、投资银行等提供一揽子产品服务来吸引客户。正是由于外资银行所具有的集团综合经营优势，使其相对于中资银行不但在已有产品的质量和数量上具有优势，还在金融创新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凭借这些行业经验，外资银行如果能够开发出适应市场需求的金融产品，不但能吸引客户，还将大幅度降低成本，这对拓展其发展空间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国欣.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竞争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3（12）

外资银行范文篇10

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拥有比较健全发达的银行业，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渊源各不相同，各国纷纷建立了各具特色的银行监管体制。通过研究美国、英国、这两个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银行业风险监管的经验，对我国建立符合新开放时期的现代化银行监管制度是不无裨益的。

1、英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

（1）比率风险监管体系

1997年，英国银行在1987年的《银行法案》授权下制定出“比率和比例风险监管体系”，所谓的比率风险监管体系是风险测评、监管措施、价值评估的综合体系，它是由英国金融服务权力机构（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FSA）对银行业务、风险纪录、宏观经济环境做出综合性评估，以制定有效的监管计划和使用恰当的监管措施。

FSA参照COMELB指标和COM指标对银行进行风险初步测评。COMELB指标包括资本、资产、市场风险、盈利、债务、业务六个方面；COM指标包括控制、组织、管理三个方面。风险测评的目的在于系统地识别银行业务的固有风险，评估其风险控制的充足性和有效性，明确其组织结构与管理体制，初步建立对这些银行的监管体系。通过对银行商业风险和控制风险的评估，将银行分为四个等级（A、B、C、D），对A、B等级的银行只需要对其风险控制做出适当的监测，对C、D等级的银行则需要采取监管措施。FSA可以对C、D等级的银行采取如下监管措施。如要求银行提供全面的会计师报告、成立FSA的专家小组对银行财政、信用领域进行检查；向跨国银行的母国监管者收集相关信息、与银行高级管理层进行审慎性会晤及特别性会议讨论银行未来发展计划等。在下一次风险测评之前，FSA会对风险测评、监管体系、监管措施的使用做一次价值评估，以保证银行已完成必要的整改工作、FSA已完成监管体系中所预定的工作和监管措施被正确的执行。此外，FSA还对其监管阶段工作的有效性做出评估和复查所有银行是否仍然符合立法的最低标准。

（2）习惯法

在立法方面，尽管在欧共体各国的中央银行中，英格兰银行的独立性较差，但它却在银行监督方面比之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在英国，法律常由“习惯法”替代，金融管理机构与信贷机构间的关系更多地使用“道义劝说”或“君子协定”原则来理顺，而不是采取强制性的命令方式。70年代以来，英国已正式结束了银行业的“自我管制”状态，代之以用法律的形式对银行实施管制，外国银行机构也不例外。“1979年银行法”生效后，管理走向正规化，但是对大型银行的管理仍沿用传统方法，很少采取强制性措施。目前英国管制外国银行的法律依据主要有《1987年银行法》、1971年《竞争和信用管制条例》等。

2、美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

作为拥有悠久管理外资银行历史和丰富经验的大国，美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体制上有其独特之处。

（1）双重评估体系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对外资银行的评估体系上多半采用单一制，即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适用同一种评估体系。而美国对其国内银行适用的是国际通行的“骆驼评级体系（camel）”，即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水平、盈利状况和流动性五个方面进行评估。对外资银行，则考虑到外资银行的分行和行不是独立的法人，许多因素（如资本调控或资产流通等）都受制于总行，采取的是“roca”等级评估制，即对外资银行的风险管理、作业调控、遵守法规、资产质量四个方面进行评估，将重点放在风险评估、风险跟踪、风险控制上。在美国通货监理署（OCC）现行的监管体系中，骆驼评级和风险评级是两个并行的体系，他们一起构成风险监管的整体方法，二者之间有一些区别。camels是对历史形成的存量也就是运行结果进行评价，风险监管（评级）是对经营过程的控制状况进行分析、评价；前者出现的背景主要是针对信用风险，后者主要针对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

（2）var（valueatrisk）风险测定方法

1995年12月美国金融机构正式将jp摩根公司发明的var风险测定方法作为银行风险测定和管理的工具使用。var是指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在一定的置信度下，给定的资产组合可能遭受的最大损失值。与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相比，var方法主要用以测定市场风险，风险监管的实质是重视对过程控制的评价。（3）争取实现统一立法

在立法方面，当前各国银行目睹并经历了不断加剧的银行国际化分支运作，银行界也在呼唤着实施统一的国际化资本法规，以维持一个健康的国际银行操作环境。美国的立法机构已经单边制定了两个法规，即1978年的《国际银行法规》（IBA）和1991年的《外国银行的强化监控法规》。《国际银行法规》中对外资银行的风险性监管做出总体性规定。其目的在于让大量的外国银行受到类似于美国国内银行的监督与管理，并减少人为的不必要的银行机构间的竞争。

二、巴塞尔协议体系给国际外资银行风险监管带来的影响

1988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即通常所说的“巴塞尔协议”），该协议设定了资本充足率。通过对资本充足率的规定，银行业监管机关可以加强对商业银行资本及风险资产的监管，也对衍生工具市场的监管有了量的标准。加上1997年9月颁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共同构成对外资银行风险性监管的基本规定。《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指出监管者应当制定和利用审慎性法规的要求来控制风险，其中包括资本充足率、信贷风险管理、市场风险管理、其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监管等。

2001年1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资本协议的第二次征求意见稿，此次协议被称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包括欧洲银行界在内的国际银行界对新资本协议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有关风险的范围在协议中不断扩充：从信用风险到市场风险，进而又涵盖了操作风险、法律风险、流动性风险以及名誉风险等其他风险。这是监管当局对日趋复杂的国际金融环境的必要应对，是走向全面而准确监管的步伐。

作为国际银行界的监管准则，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针对风险管理提出的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为将来商业银行进行风险监管指明了方向。内部评级法比标准法更能敏感地反映信用风险，但同时也意味着商业银行要在资产组合层面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匹配，并相应地进行经济资本配置。欧洲大型商业银行和中小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将在新协议影响下面临不同的选择路径。这种选择也将对未来若干年内我国银行风险管理机制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概括而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推出为国际银行业的风险监管提供了统一的框架标准，为银行业风险有效监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协议及其补充文件倡导的原则和方法对银行业的监管方向有着深远的影响，规范了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发展，并成为国际银行业风险监管的指导蓝本和实践框架。

三、国际外资银行风险监管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第一，完善我国的外资银行准入制度，选择资本雄厚，经营业绩、资产状况良好，熟悉国际金融市场，具有丰富管理经验、良好经营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具有先进的IT技术和国际网络优势的外资银行进入我国。高素质的外资银行大都资金雄厚，有利于维护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管理先进、控制经营风险的能力强，能够做到稳健经营。且资信较好，能遵守法规，注重公平竞争，重视自身市场形象。有利于我国金融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

第二，充分考虑中外资银行的差别。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市场化金融体系构建进程，国有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银行、地方银行以及外资银行等在资本结构、经营状况和风险管理能力各异。这就要求我们在相关风险监管指标的制定和监管某些选择方面，要根据各个银行所处的具体情况，提出针对性强、灵活度大的方案，进行分类监管。同时，在逐步融入国际金融大环境的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也不再仅限于信用风险，而是要迎接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等来自各方的考验。因此，在制定监管指标时应具有预见性，充分考虑到现阶段及今后一段时期内银行可能面临的各种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以及其他风险，为未来银行业经营环境的变化留有足够空间，不至于使监管法规陷入被动的境地。

第三，加强科学的外资银行风险评估体系化研究。外部监管与银行内部风险管理相结合，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关系由对抗型向协作型的转变，是银行监管的趋势。银行内部风险模型的建立不仅是银行自身经营的必要，也是确保监管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除了可以参照国际上通行的“骆驼评级体系（camel）”外，考虑到目前在中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三种形式（外国独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中外合资银行）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外国银行分行，可以参照美国的做法，与国内银行的“camel”评价体系相区分，采用“roca”等级评估制，将重点放在风险管理、作业调控、遵守法规、资产质量上，以加强风险控制。

第四，完善与健全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法规。参考国际监管经验可以看到先进的监管体制离不开成熟的法规的配合。2002年以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还停留在是否合规的事后检查阶段，缺乏以预防为主的风险性监管。2002年2月1日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初步确立了我国外资银行风险监管的指标体系，然而，与风险监管发达的美、英、日等国相比，我国的风险监管体制还显得极不健全，有待进一步完善。我国在外资银行监管方面的立法层次比较低，在风险监管方面并没有出台相关专门性规范。面对开放时期可能的外资银行数量激增，我国应制定出风险监管的总体政策和量化指标，设立专门的类似于英国FSA的监管机构来执行这些法规。

【参考文献】

[1]王卫东：现代银行全面风险管理[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2]章彰：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兼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田应奎：现代金融有效监管的国际比较[M]，中国言实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