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范文10篇

外交范文篇1

为了丰富校园生活，在“湖北省第二届自考生艺术节”到到来之际，继教院团委和公关礼仪社团特联合举办“继教院首届外交外事礼仪大赛”，本次活动的目的在于使文明风尚深入人心，使我校拥有更多的更高水准的从事外事工作的人员，同时也为了推动北京“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开展和高校校园精神文明的建设。

二、活动主题

唱响人文奥运，树立文明新风

三、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承办单位：公关礼仪社团

四、活动时间

2008年4月10日——2008年5月10日

五、参赛对象

继续教育学院全体学生

六、活动内容

1．当代外交，外事礼仪的指导准则。

2．涉外交往中的礼仪次序位次问题。

3．迎接外宾的程序，礼节及接待事宜。

4．外交、外事活动中宴会上的行为举止，用餐规则及常识。

5．外交、外事文书交际常识及一般礼仪知识。

6．各国风俗及节日。

七、活动流程

1．大赛分三步骤：初赛、复赛、决赛

初赛由各院系学生会团委自行组织，优秀团队上交“公关礼仪”社团；复赛、决赛由继教院团委，“公关礼仪”社团在大礼堂举行。

2.复赛

必答题规则：

题型为简答题，由主持人随机抽取问题，朗读两次，然后请各代表队的第一位选手回答。回答正确加10分，回答错误不扣分，答题时间为20秒。（在答题过程中，其它选手不得提示，否则按答错论处）

抢答题规则：

题型为选择题，由主持人随机抽取问题，朗读两次然后说“开始”时请各代表队的选手举手抢答。由最早举手的代表队任一队员回答，回答正确加10分，回答错误扣10分，答题时间为15秒。

注意：每次须主持人说开始后，各代表队才可举手抢答，违规一次时扣除本代表队10分，各队队员须独立回答问题，同队人员不得进行任何提示或补充，否则按答错题论处。

时间：4月25日

地点：阶梯教室或大礼堂（暂定）

3.决赛

抢答题规则同上。

情景题：

形式：由各队抽答，完成一道情景题。

要求：根据以上给定要求，选手根据礼仪场景各特定人物身份，合情合理，机智灵活地运用所掌握的外交外事礼仪知识，通过行为和语言表演一个外交外事的活动场景。

时间：5月5日

地点：阶梯教室或大礼堂（暂定）

八、活动细则：

（1）表演内容符合道德文明规范，符合外交外事礼仪要求（30分）。

（2）表演技巧形象生动，运用自如（20分）。

（3）语言行为符合特定礼仪场景，特定人物身份（20分）。

（4）服装道具符合场景要求（10分）。

（5）综合印象（20分）。

九、比赛奖励（暂定）

经决赛决出最后最优秀六个团队：金奖一队，银奖二队，铜奖三队。

外交范文篇2

【关键词】传媒；外交；传媒外交

有学者指出，现代的政治外交经常借舆论传播来进行，政治立场的表明、政策主张的提出等都必须借助舆论传播，当代国际政治可以说是实力政治与传媒价值判断的双重结合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媒外交”这一术语的出现，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可说是顺理成章。

外交和传媒分属于两种不同类别的部门和社会科学。英国外交家欧内斯特·萨道义在《外交实践指南》一书中说：“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是指以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认为：“传媒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①通俗地说，传媒即是专门进行大众传播的机构。

但就作为外交概念和传媒概念交叉的传媒外交而言，其定义不一，有学者认为运用信息传播媒介来阐述和推进对外政策即传媒外交，有的认为传媒外交是新闻界在外交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认为，传媒外交就是传媒通过参与外交决策、报道外交活动等手段，对外交施加影响以达到某种效果。下面从传媒为何影响外交、传媒影响外交的渠道、传媒影响外交的效果三个方面对传媒外交展开探讨。

传媒为何影响外交

传媒和外交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不然，从传媒诞生之日起，它就与外交结下了不解之缘。外交活动的开展，离不开传媒的报道；而传媒通过报道外交活动，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交事务的进程，也争取了受众，获得良好的商业和社会效益。随着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融合速度加快，人们对外交事务的热衷度逐渐提高，传媒对外交领域的关注更是前所未有，其对外交活动的影响也渐趋明显和深远。

1.报道风云变幻的外交内容极有利于传媒争夺受众

外交活动关涉一个国家的安危、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是大众关注的焦点，自然也就成为传媒报道的一个重要方面。成功的传媒不仅随着外交事务的演变不断调整自己的报道内容，还能通过富有创造性的独家和深度报道，引领外交活动的进展，从而更彻底地赢得受众。在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可算是在海湾战争期间异军突起的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多年来，ABC、CBS和NBC等美国传媒巨头各不相让，竞争激烈，CNN之所以芄辉诙淌奔淠谡疚冉鸥⑷ι献约旱囊豢榈兀驮谟谒プ×恕巴饨皇挛瘛闭飧霰ǖ赖拿舾械恪T?990年的海湾战争中，CNN对外交活动的迅速反应、对战争的现场直播(转播)以及外交和军事权威人士的分析等，比各国正式的外交与情报管道都更为迅速详实，不仅仅是普通的受众，就连各国的领导人和外交官都很关注CNN的节目，通过CNN的报道来判断事态的发展，并愿意接受CNN的采访。

CNN对海湾战争的持续、高强度的广泛报道一炮打响，之后又以其他同类对国际外交事务的报道，使自己不仅“成为重大事件的报道者，而且也成为外交上的一枚棋子”。②就这样，CNN的报道影响了外交，而这影响力反过来又为它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据有关资料，当国际上有重大外交纷争时，CNN的收视率急遽上升，而当国际上相对太平无事时，CNN的收视率便下降，由此可见，CNN和外交的联系有多紧密。

2.公众参与外交决策的需要

过去，外交事务是政府部门独家经营的领域，其复杂性和灵活性以及对保密的严格要求，使得一般公众无法参与。但是外交活动演变到今天，其内涵和操作方式已有了很大变化。各国国内民主进程的推进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加上电视网络的普及和电视新闻深入千家万户，越来越多的公众睁眼看世界，对外交发生了兴趣，想了解外交事务的愿望非常迫切。而且，如今各国政治生活日趋多元化，包括外交事务在内的政府决策的形成，不再仅局限于国家的权力中心之内，还必须考虑与权力中心相关的各种外部力量，因此，公众对外交决策过程的参与性大大增强，而公众对外交决策过程的参与是通过公众舆论来实现的。

公众舆论是一种政治背景力量，某种程度上更是决策依赖的意见基础，可以约束外交决策者在决策中为所欲为。公众舆论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来影响外交政策。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传媒报道了解社会公众评估的标准，在政策制定时作为参考，以便更大程度地取得公众对政策的支持。传媒因服务于公众舆论，赢得公众的信任，也就获得了生存发展的基矗

传媒如何影响外交

对于一般民众来说，传媒是了解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情况的首寻信源”，大多数时候他们也只能靠传媒来了解这些情况。因此，传媒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朋友”。得益于这种独特角色，传媒在社会生活中拥有了一种“话语霸权”，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作为社会生活一部分的外交，自然也不例外，而传媒对外交的影响方式是多样和巧妙的。

首先，传媒为外交政策的出台或重大外交活动造舆论、造声势，烘托气氛，并为具体实施作外交铺垫。

美国总统布什今年2月份对中国进行了他当选以来的首次正式访问。这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访问前后，两国的外交部门都与传媒密切配合，包括布什在访问前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有关专家就中美关系展开座谈和讨论，以及两国外交部门专门就此举行新闻吹风会。访问期间，两国电视媒体对一些重要新闻进行现场直播，使整个访问活动家喻户晓，两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认识也有所提高，传媒的参与实际上是两国政府改善中美关系的努力的一部分。

其次，媒体是外交决策的重要信息源，改变了外交决策的具体方式。

传媒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外交信息来源，除了官方信息和情报信息外，如今政策制定者还可以通过多种媒体获得大量的、具体的、重要的信息。这些信息从不同的角度更加真实地反映出事态的本质及其矛盾，在促使政府外交决策速度加快和透明度增强的同时，也增加了政府判断和外交决策的难度。

以美国为例，外交官员日常获取信息的途径一般有三个方面：传媒、驻外使馆的报告以及情报部门的详细资料。但在碰到突发事件时，往往是大众传媒向决策者提供最快捷的报道。传媒不仅告诉决策者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还会向他们翔实地提供世界舆论和有关各方对发生事件的反应。美国前国防部长切尼曾公开说CNN是他最好的信息来源。有人甚至称CNN取代了中央情报局成为决策者最新、最全面的信息渠道。

同时，传媒还加快了外交决策的进程。由于电视直播特别是网络传播方式的运用，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事件，可以在瞬间甚至在同一时刻，呈现在相隔千山万水的人们面前，其速度之快令外交决策者应接不暇。外交部门或国家领导人为了国家利益或出于外交惯例和原则的考虑，经常不得不马上对此作出反应，有时整部国家机器都会因此而马上运转起来。

1999年5月7日，美国战机用导弹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尽管南联盟境内向外传递信息的渠道遭到了战火的摧毁，但新闻记者仍然在个把小时内把消息快速传回国内，中国外交部奉命立即向美国和北约提出抗议，与此同时，反美示威游行活动也迅速在中国国内发动起来。这是传播媒介加快外交活动节奏的典型事例。

然而，现代化传媒手段虽然能以极富感染力的方式报道国际上的“突发事件”，但由于报道往往从事件表层切入，忽略了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冲突的演变过程，以局部的表面真实取代事态的深层真实，因而导致了决策的复杂化。当然，由于传媒的加入，外交的内容、形式也更加丰富。在传媒的斡旋下，外交领域的秘密决策、秘密活动、秘密协议、秘密条约越来越难以进行，外交透明度增强。公众可以从传媒上获知大量有关国家内政外交的信息，国内大事、国际外交风云成了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像“吹风会”、“新闻会”一类的活动，已经成为外交领域透明化、民主化的重要保证。正如以色列外交家阿巴伊班所说：任何有关外交体系改变的讨论，首须体认一项最重要而深远的变化——亦即以往谈判时所拥有的隐秘与沉默，已不复存在。因新闻媒介入侵谈判过程中的各个层面，已改变了外交的精神与性质。③

第三、媒体直接参与外交运作，通过议程设置，影响政府外交决策。

传媒将其认为重要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在电视和广播的黄金时段以新闻形式播出，或者刊在报刊最显著的位置，而对于不重要的消息则少报道或不报道。它决定公众看什么、听什么，决定什么是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公众应当记住什么。它可以把公众的注意力迅速集中到某一事件或某一政策上来，也可以使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问题上去。这样，传媒达到设定议事日程的功能，并对决策者形成舆论压力。

传媒在设置“热点”上的威力很大。传媒可以将本来没有列入政府议程的某一事件或地区设定在议事日程中，也可以使原本已经设定在外交议程中的某一事件或地区在重要性上升级，还可以改变或加速改变政府对外政策中的某些决策。

《纽约时报》是美国第一大报，其发行量超过100万份。1971年，美国在越南战场打得烽火连天，不能自拔。当年6月13日，《纽约时报》开始连续刊登美国防部绝密文件《关于越南问题的美国决策过程史》(简称为“五角大楼文件”)的核心内容，详细描述了美国是怎样卷入越战的，在越南做了些什么，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等。④

通过这一文件，美国国民终于得知，美历届政府在越战问题上错误地估计形势而陷入泥潭，为掩饰这个严重的决策失误，政府采取明一套暗一套的手法欺骗国民，说了大量谎话。由于当时越南战场不仅是美国国内问题的焦点，也是国际问题的热点，《纽约时报》这一举动，犹如石破天惊，一时间，美国国内民众的反战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美国政府最终退出了越战。可以说，《纽约时报》的报道是一个重要原因。

传媒影响外交的效果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在《修辞学》中指出，“所有传播的目的是施加影响，而这种影响无非是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两种”。由此可以说，传媒之于外交，有如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就会产生好的影响；用得不好，会使外交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甚至毁坏已有的外交成果。

媒体对外交的正面影响，即媒体通过自己的报道对外交产生了促进作用，有利于外交活动的开展，有时，甚至可能取得意想不到的外交突破。

1977年11月15日，以色列总理贝京正式邀请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萨达特充分利用传媒，向全世界展示了他愿为中东和平作出不懈努力的政治家气魄。实际上，萨达特在私下里早就得知贝京想邀请他访以。为了使自己出于主动，他在正式邀请发出前两个月，就在媒体大造舆论，说如果和平需要，他将愿意亲赴以色列进行会谈。包括美国三大电视网络的国际新闻媒体广泛地报道了这条消息。萨达特抓住这一机会，又于11月14日在接受CBS记者的采访节目中，公开表示希望能得到贝京的正式邀请。这就使萨达特转而成为这次访问的主动者，表明了他的诚意。萨达特还精心为媒体效应设计了许多细节，如访问时坐敞篷车向以色列人民挥手致意和在耶路撒冷ALASKA做真诚的祈祷，向人们展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领导人形象，同时也向全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息：阿拉伯领导人是开明达理的政治家，是愿意为中东和平进程作出恰当妥协的。

媒体对外交的负面影响即媒体由于自己的报道对外交产生了不利影响，还可能扼杀某种外交成果。美国收视率极高的新闻专题节目《60分钟》主持人迈克尔·华莱士在伊朗扣压美国人质的危机中，对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采访也使用了短兵相接?ahref="http://#7">⑦瓦捅迫说男睦砉ナ疲嵛适笨谄朴谏笪省K辉俳舯苹裘纺幔势浞挪环湃酥剩欠窕嵯铝罱醒防氪笫构荨5裘纺岵怀运庖惶祝槐频迷浇簦驮接玻詈蠖先凰担骸安唬灰唤土形跻苫匾晾剩酥示筒换岜皇头拧！笔潞螅凶曳治觯绻挥斜苹裘纺嵩诠诿媲氨硖蛐硭峤邮苡肽掣鲋屑淞α可烫福辽偈虑橐残聿换岜涞媚敲丛恪＊?p>传媒外交是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值得探讨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外交是如何影响传媒的，传媒和外交如何互动等。相信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人们对传媒外交的认识会日益鲜明，对传媒外交的把握也会日益娴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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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威尔伯·施拉姆等著：《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页。

②威廉·哈森著，张苏、苏丹译：《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外交范文篇3

关键词：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外交思想

从小受到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他的思想中处处可以找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下的烙印。外交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的外交思想当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影子。曾提出：外交行动要“见机行动”，要抓住时机，“守如处子、动如脱兔”；对待外交矛盾时要“恪守后发制人的原则”，“决不开第一枪”，“退避三舍，“有来不往非礼也”，“要礼尚往来”；要善于根据不同的外交问题，分别采取“针锋相对”，“外松内紧，引而不发”，“有备无患”，“细水长流”，“见缝插针”等方法区别对待处理。在外交场合曾公开承认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其外交风格的影响。他在1963年会见埃及客人时就阐发过中国办外交的思想：“我们中国人办外事有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要等待，不要强加于人………这些优秀的哲学思想来自我们优秀的民族，不完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文化的角度去进一步研读外交思想。

一、和平共处与中国传统“和为贵”的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和为贵”、“尚和合”的哲学思想。这种和合不是异质事物简单相加堆砌，而是各种不同性质的事物相互对立、冲突继而融合趋同的一个辩证过程。《国语》中就有“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充耳”、“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之论；《庄子》中也提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中庸》的作者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体现了中为本，和为道的思想。《易传》则强调“天人合一”，靠“和”来协调融合。《易传》中有“夫大人者，与天地和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之说。以上这些都反映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天人合一”、“和为贵”的思想内核。这些论述着重强调了异质事物对立斗争，再而融合再生的过程。这更是一种和谐共生共存之道。在外交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的精髓。“和合之道”成了其和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一“元”。

外交思想的重要方面就是和平共处。在经历的众多外交事件中都体现着他追求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外交理念。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被任命为总理兼共和国的首任外交部长。新中国成立伊始，外交政策、方针和外交任务究竟是怎样?中国的外交往何处去?这不仅是外界所关心的，更是新中国外交事业不容回避的问题。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一开始就坚决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将“和平共处”“革命不能输出”的思想贯彻始终。

1949年11月8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做过这样的论述“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要同苏联人民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情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是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和平成为我国外交的一大目标。1950年，正当美国企图将朝鲜战争扩大化时，就约见了印度大使潘尼迦，他指出“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在和平中建设。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极大的努力。美国政府是靠不住的”。1953年6月，在阐述国际问题的主要矛盾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这一重要思想时就指出“我们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一切国际纠纷。”“帝国主义既怕和平，又怕战争，我们都不怕，不怕和平也不怕战争。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1954年，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不仅是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事件，而且对世界外交事业深刻的影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作为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准则。争取和平，在和平中共处事是在外交事业中孜孜以求的。

二、求同存异与中国哲学的异同观

“同”与“异”是一对哲学命题。中国哲学文化中对这对哲学命题有十分精辟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和”与“同”是相互区别的两个哲学范畴。古人有道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古代的哲人一方面强调事物之间的差异性，明确地指出承认差异性的必要性。《荀子》中写道“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知异名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荀况从名实相副的角度论述了承认事物差异性的意义。宋朝哲学家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指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这段话说明了“太极”是基于“异”存在。另外一方面，古代哲人又辩证的看到事物的差异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矛盾对立双方可以实现转化。有“求同”的可能性。在这方面有比较深刻论述的是道家创始人老子。他在《道德经》中指出“反者道之动”，“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老子通过阐述大小、难易、高下、祸福、有无等一系列矛盾在特殊情况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以上的这些论述都是关于“同”与“异”关系的思辨。这里两者的内涵应该是“和合”而不是“去异”。承认差异并不是一定要消灭差异。“和谐统一”是一种新的境界。

“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是对中国哲学辩证思维在外交领域的创造性发挥。的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外交风云，他总是冷静沉着，细心观察，善于在对立中积极寻找一致性，以更好地减少对立冲突，尽量扩大共识。这一点也是高超的外交艺术的生动体现。对于“求同存异”，他在会见埃及客人时谈到“处理涉外分歧的时候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事情总是勉强不得的”。1955年，率团参加亚非会议，当会议遇到逆流陷入僵局时，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亚非国家的共同之处是“是要解除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与支持，而不是相互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与对立”。纵览的一生，他总是诚挚而又耐心地实践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时至今日，这一点依然是指导着中国办外交的重要哲学思想。

三、互谅互让与儒家“仁学”理论

中国哲学深受儒家“仁学”思想的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文化史一直是由儒家思想文化作主导的。从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明“理学”的高度发展都可以看出儒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仁学”理论。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其核心思想就是“仁”。《论语》中关于孔子论“仁”的记述甚多：“子贡日：“如有博施予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日：“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荛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能近取臂，可谓仁之方也已”。这里，孔子认为将实施“仁”上升到“圣人”的高度来论述。另外，“仲弓问仁。子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孔子不仅提出了“仁”的重要性，而且还解释如何“行仁”。即推己及人的思想。继孔子以后的孟子，对“仁”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证，从性善论出发论证了“仁”。其后，孟子更将“仁”推行到政治领域，即实施“仁政”。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提出“民本思想”就是要论述推行“仁政”的重要性。

互谅互让的外交理念从哲学文化层面上看，是继承中国传统“仁义”思想在外交事务中的表现。我国和周围邻国的很多国家都存在若干的历史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始终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通过平等协商予以解决，绝对不会“得理不饶人”。1955年7月，他在人大会议上就阐述了和缅甸政府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思想。他说“我国政府和缅甸政府商谈中缅边界问题过程中，一向强调双方相见以诚，按照五项原则友好协商，求得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国较好的解决了与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等邻国的边界问题。在处理这些外交事件的过程中不仅维护了国家的利益，而且表现了宽厚仁义的东方大国风范。

四、灵活变通与中国哲学思想中的“变易”精神

中国哲学著述中不乏有详细阐述世间万物恒常变化发展思想的经典之作。《易传》将宇宙万物的普遍变化法则称作“易”或“道”。《易传》道“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谓之道”，“一阖一辟谓之变”。这些命题道出了宇宙万物是个变动不已的洪流，而这一变动不已的洪流就是一阴一阳、一阖一辟的对立统一过程。在这基础上，《易传》进一步指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从方法论上告诉人们必须注意适应变化，调整策略。先秦法家思想家韩非不仅承认事物的变化发展，而且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历史进化观。韩非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发展进步的。因此，人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决不能一成不变，而应因时制宜，因事而变。《韩非子·五盎》载“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要根据不同时代和不同的事情，采取不同的方法，灵活变通，解决不同的问题。

独特的外交魅力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灵活变通、因势利导的外交思想。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76年，一直主持中国的外交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0多年里，我国所处的外交环境和国际形势跌宕起伏，风云万象。加之，国内形势随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进行而变得异常复杂。这给新中国外交工作带来了重大的考验。在极为纷繁芜杂的环境下，始终用“变易”观点来看待问题，分析矛盾。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这使得我国外交事业能化被动为主动，趋利避害，不断发展。这一点在晚年促成中美关系正常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上世纪60年代末，国际关系得格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美苏争夺日益激烈。1969年初，看到了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苗头，指示相关部门仔细研究美国的政策动向，积极探讨和美国进行接触的可能性。接着，游刃有余地导演了一场“小球推动大球转”的“乒乓外交”。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祝酒辞上说“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巨大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的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善于突破陈规，灵活变通的外交思想的生动展现。

五、启示

外交范文篇4

【内容提要】

日本前外相麻生太郎于2006年4月28日在东京数码大学发表了题为《文化外交新设想》的演讲。他建议日本应当积极开展“动漫外交”，通过推广日本的漫画书和动画片，赢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民众的心。而在2008年03月，现任外相高村正彦正式任命哆啦A梦为“动漫文化大使”，此举无疑是在延续麻生太郎的外交政策。日本外务省希望通过“POP文化”，特别是动漫文化，推销日本，大打文化外交牌的举动引起中国国内的激烈争议。不少人认为由于目前日本动漫一统市场，如不制止日本动漫潮在中国学生间的泛滥，中国下一代必然会“日本化”，形成浓烈的日本情结，从而影响对日政治态度。然而不少动漫爱好者认为，日本动漫并不能改变他们对日态度。那么真相究竟如何？本文希望通过调研与解读相关资料，探求：

一、中国当代大学生热爱日本动漫的行为与其日本情结，对日政治态度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如果存在，相关程度如何；

二、日本动漫外交的效用以及收益率；

三、日本动漫外交对中国外交的启示。

【关键词】日本动漫外交文化外交情结中国大学生日本情结对日政治态度

（一）文化外交及其作用机理

当前，文化外交成为了许多国家宣传自身文化与政治理念，提高国际软权力的的重要外交手段之一。所谓文化外交，根据李智所著的《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一书所述，是指“主权国家以维护本国文化利益及实现国家对外文化战略目标为目，在一定的对外文化政策指导下，借助文化手段来进行外交活动。”作用机理如下：首先，通过”文化模糊”处理，目标国国民对本国文化的认同感被增强。而这种文化认同感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以微妙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舆论传播也常从文化视角切入，将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向目标群传播，使目标群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舆论输出中文化因素的激励和感染，从而慢慢接受传播者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其次，借助文化熏染、提高对该国文化的接受度。文化熏染是通过生活环境与文化氛围的潜移默化，使个人在无意识中获得正规教育之外的认知。文化致效就是将要输出的舆论与文化因素进行有效整合，让要表达的舆论披上文化的外衣，促使目标群在本民族文化的惯性思维之下，自然地接受舆论观点。就某种意义而言，舆论传播中的文化致效也是文化意识的战略传播，必然具有很强的熏染性。然而，少数国家也把这种外交方式当成是文化渗透的手段，通过文化传播这种隐蔽的手段来改变他国国民的价值观与政治态度，从而达到影响与控制他国内政甚至颠覆他国的目的。尼克松的经典著作《1999不战而胜》与《真正的和平》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文化外交主要通过建立他国国民对本国文化的情结来实现。那么什么是情结呢？情结是一心理术语，指的是一群重要的无意识组合，或是一种隐藏的神秘的心理状态中，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每个心理学理论对于情结的详细定义不同，但不论是弗洛依德体系还是荣格体系的理论都公认情结是非常重要的。情结是探索心理的一种方法，也是重要的理论工具。情结一词原本是精神分析学的概念，作为一般意义上使用情结一词，最先出现在荣格(Jung.C.G.)的文献里。荣格将complex形容为“无意识之中的一个结”。可以将情结想成一群无意识感觉与信念形成的结。这个结可以间接侦测，而表现出的行为则很难理解。在20世纪初，他在进行言语联想的考察中发现，由于情感因素联想会出现显着的延迟，这种不服从意识控制的过程妨碍着联想正常进行；并且认为在潜意识中，存在以一定情感为中心集结着相关的心理内容的心理过程现象。他把这种现象称作“因情感而集结成的(在潜意识中)复合体”。以后就略称为“情结”。日常生活中当潜意识活动强度高于有意识的强度时，这种“情结”作用强势地控制着人的行为。特别对个体人格有较强的控制作用。

（二）日本动漫外交提出的背景，主要措施

日本人及其政府认为动漫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可以根据特定的价值标准来设置议程，从而说服他人相信和认同其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以促使他们在心理上形成亲日情结，从而产生预期的态度和行为,最终实现文化致效。2006年4月28日，日本前外相麻生太郎在东京数码大学发表了题为《文化外交新设想》的演讲。他建议日本应当积极开展“动漫外交”，通过推广日本的漫画书和动画片，赢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民众的心。2008年03月，日本现任外相高村正彦正式任命哆啦A梦为“动漫文化大使”，而此举无疑是麻生太郎动漫外交政策的延续。

根据麻生的《文化外交新设想》以及外务省的相关政策文件，日本开展动漫外交的背景：首先，作为流行文化，日本动漫对外国公众已经形成巨大影响力。现在是普通老百姓的舆论对一国的外交产生巨大影响的时代，日本希望将这深入大众的拥有坚强力量的流行文化变成公共外交的工具，通过动漫作品传达的意象，使“‘日本’或者‘Japan’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明亮、温暖或者很棒、很酷的感觉”，树立日本美好的外交形象，使其政策在世界范围内更易被接受。其次，日本希望通过其动漫塑造的形象去改变包括中国在内的历史上受其侵略的国家对日本的看法，从而提高其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如，日本是当今的经济大国，却是政治上的侏儒，其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受到来自亚洲的多国的阻力。最后，为其经济输出开路。中国和亚洲各国志日本经济往来十分频繁，其在亚洲各国的形象影响到其出口量。如：中国也已经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在中国的形象对其产品在中国的销售有很影响。每当中日关系紧张时，就会有抵制日货的呼声。

在迫切的经济与政治利益双重推动下，此项动漫外交政策的主要措施迅速出台，主要包括：

一、政府和动画制作者召开流行文化交流学习会；任命那些在国际上颇受欢迎的漫画家和游戏作者为“动画文化大使”，并将之派到海外宣传日本流行文化。日本外务省在2007财年预算草案中已经列入了这些相关的费用。

二、开设以海内外新锐漫画家为对象的“日本漫画大奖(InternationalMANGAAward)”。这包括两项“动漫大赏”：

首先是创办以外国漫画家为对象的国际漫画奖“漫画诺贝尔奖”。麻生曾说：“我希望为当今不断涌现出的世界各国的年轻漫画棋手，在漫画起源地的日本设立一个权威的奖项，也就是说设立一个相当于漫画诺贝尔奖的奖项。希望他们以此为契机意识到他们与日本的关系。”

同时，以发掘日本青年映像?动画创造者的作为目标的新奖项的也被提出。据最近的《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07年度日本文化厅将拨出4亿4千万日元的预算，用于振兴向动画、CG等媒体艺术。这些预算中包括了对动画、CG等年轻作家的培育和扩张文化厅目前举办的媒体艺术节的费用。

三、通过电视，电台等手段传播日本动漫文化。主要包括：建立一个频道面向海外进行英语广播，并建立一个“一天24小时，一周7天用英语传播日本信息的电视频道播放日本动漫信息”

对于中国这个与其有宿怨的国家，则着重在地方电视台播放动画等文化产品，推广日本最受欢迎的动画与流行歌曲：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外务省拨款24亿日元从动漫制作商手中购买动画片播放版权，将这些动画片免费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电视台播放，并决定在2006年度预算案中，增加对华宣传费用11．6亿日元，使对华宣传总预算达到31．1亿日元。新增款项将主要用于在中国各大电台、电视台播放日本的流行歌曲和日产动画片。日本外务省在解释这一投资时说，他们希望这样的柔性宣传可以减少中国青年对日本的不信任感，进而增进中国青少年对日本的认识。

四、日本政府从补充预算中拨款20亿日元，国际交流基金会等机构出资80亿日元，建立日本100亿日元的“日中21世纪基金”，然后使用这笔基金所得的利息收入每年约2亿日元，进行以下活动：

①中日学生交流活动。从2006年9月起，政府每年拨款100亿美元资助1100名中国学生在日本家庭中生活一段时间，亲身体验日本文化。日本政府另外还向日中友好会馆拨款5亿日元用于中国高中生的短期赴日交流，如“动漫文化交流实习生”计划,也就是说让当地的学生接受一定时间的实习，在大使馆或总领事馆从事文化交流的工作。还有与CCTV合作的“中日文化小信使”等系列活动；

②让参与日中交流的双方政府机关、非政府组织、企业团体和个人共同建立一个联络网，促进相互间的信息交流，培养两国交流的接班人才。外务省的“InvitationProgramtoJapanforJournalistsInterestedinAnime”计划便是其中一个重要计划；

③在中国各地的公立图书馆和大学内开设“日本信息据点”，介绍日本文化、出借日本图书，而且还将展示日本引以为傲的网络技术，并邀请活跃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和企业人员参与介绍日本的活动；

五、在外务省设立了“海外交流审议会”。会长由丰田汽车副会长的张富士夫担任，其目的是构筑民间人士与外务省良好的互惠关系，意欲通过日本大型企业、文化机构或者是广告公司向目标国输出诸如动漫等文化产品。

六、彻底强化日语教育的方针。“对于由动漫对日语产生兴趣的各国国民来说，我想，对日语降低接受日本语能力测试的难度，在各国推行示范的日语教室，制作标准教科书等等，使国际交流基金会作为日语教育的推广者能够真正地重新出发等措施是有利于我国的文化价值观的推广的。”

七、同时，日本本土资金也加紧建设属于自己的动漫媒体网络：如方舟盛世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就是日本世界社、日本岛本株式会社、日本盘亚株式会社三方委任“中国地区指定宣传公司”，负责日本总部、中国总、各地区在中国地区的宣传、策划、制作、、活动组办等。甚至连在电影业及出版业举足轻重的“角川集团”也积极发展在华传媒网络：①、在2005年大手入股香港洲立集团，成立该集团最大股东，目的是利用该集团发行日本动漫电影及作多媒体合作（如制作电影、发行DVD/VCD、制作及发行游戏、出版等）并进行有力的宣传。②、2005年角川与香港的新华传媒合资1亿港元，建立“新华角川”去开拓中国内地市场。③、2007年日本角川控股（KadokawaHoldings）旗下的角川映画，也与新华传媒集团在内地正式成立合资公司。首要任务是在3年内在内地大城市建立20座电影城。意在通过进一步强化“香港角川”桥头堡的作用，再行全面进入中国内地市场。中国星传媒机构双方也正在就版权引进方面的事宜进行谈判。此外，在中国的网络销售也被纳入到角川的视野。目前，角川映画正在和国家版权局、中国网络版权联盟等进行密切的接触。另外，角川书店还为其下属子公司特别设立了总额为20亿日圆的动画专门基金。该基金里也包含日本政策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投资，据说将在今后5年内投资35部TV动画或剧场动画。

（三）国人对日本动漫外交的争议

一石激起千层浪，日本的动漫外交政策引起了国人的激烈争论：

部分国人认为日本此举意在通过占领动漫市场，从而垄断话语权，在中国新一代中培养浓烈日本情结，让这些认同日本价值观的亲日分子，影响中国的对日政策。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就曾在中日问题上多次提出“有必要增加留日的中学生，以便培养更多的亲日派”。反对人士宣称对日本动漫废寝忘食的痴迷者们，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也逐渐接受了日本的文化和价值理念。他们欣赏《灌篮高手》的好勇斗狠,认同《爱情白皮书》中的勾心斗角，衷情《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冷漠凶残，甚至于许多人脑海里的中国文化，如西游、三国等的概念，更多是来源于日本的漫画和电子游戏，当前由不少动漫迷掀起的盲目学习日语及日本文化的热潮也是这种政策效用的极佳例证：甚至连前外相麻生也曾说“想想为什么，电视上播放的动画片的主题歌是日语的，因此，对日语感兴趣的孩子就自然地增加了……。日本的流行文化引起了人们跟以前完全不同的对日语的兴趣。”

日本动漫，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传播日本主流意识和价值观念的锐利武器：前几年，日本出版了《中国入门》以肆意歪曲历史、丑化中国人为主要内容的漫画书。《中国入门》不但否认南京大屠杀，为罪恶昭彰的日本731细菌部队翻案，还称中国的思想、文学、艺术、科学等都“毫无吸引人之处。令人吃惊的是，面对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这样充满鄙视、煽动仇恨的漫画既没有引起日本动漫界的反思，也没有引起日本普通民众的批评与反对，且一上市就连续保持日本4个月最畅销书记录。这些赤裸裸宣扬狭隘民族意识、为历史罪责翻案的漫画，会通过日本政府的着力推销，毒害亚太各国的下一代。

另一方面，不少动漫爱好者认为即使他们接受日本动漫，也不代表认同日本的价值观。而且由于日本对于中日间争端的解决毫无具有诚意的实际行动，他们对日的政治态度也不会因为动漫而改变。他们宣称采用两分法对待此问题。具体说来，就是在这些热爱日本动漫的人的观念中，把动漫或流行文化中的歌曲、影视作品客观化了，把这些作品与孕育他们的日本文化环境剥离开来，在他们欣赏这个作品的时候，不会想到日本这个国家的概念。根据国际先驱报报道，一个动漫迷、大三女生小蕾说，“本身我对政治不是很有热情，不过该有的民族自尊和是非观念我肯定是有的。日本在某些方面太过于野心勃勃，甚至不顾最基本的道德和是非观，总之对日本政治我是很失望的。”

的确，一方面，日本动漫在中国已经培养了相当多的爱好者，但是，中国青年对于日本右翼分子过当行为的激烈反应却也反映了中国新一代的强烈的爱国心。例如，小泉03年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致使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参加了一系列反日示威，麻生忽视历史事实，意欲升级自卫队，更改宪法第九条等的极右言论也招来中国青年反对的声音。而且，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中国部分大学生已经形成成熟的对日观念，日本的文化输出政策或许很难奏效。2004年，日本主要媒体的8位总编辑来到清华大学，与清华大学的学生进行座谈。日方把这个活动作为一次公关的机会。8位总编辑一边倒地声讨中国当前过于高涨的民族情绪。在听完学生们的提问之后，这8位总编辑的脸色都很难看，“因为几乎所有的提问，都是与中日关系敏感问题有关的”。陪同访问的一位日本外交官说，尽管8位总编辑在造访之前，对于中国年轻人的反日情绪有所估计，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中国学生们如此地“冷静”。2005年岁末，曾经采访此事的一位日本驻华记者在回忆起来的时候说，“冷静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对于日本的对华宣传来说，情绪是可以平息或者煽动的，但是冷静意味着中国年轻人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对日观念。当时有一个感觉，日本需要更多地向中国派出这样的代表团。”他说，这不但是对中国年轻人的公关，而且也要让日本政要知道，中日关系并非他们所理解的那样稳定。

那么，究竟被视为中国精英的当代大学生是否会由于动漫外交而产生日本情结，而他们又是否会如日本所愿，进而产生亲日的政治倾向，影响日中关系呢？

（四）调研显示：日本动漫的中国市场份额

如前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动漫外交政策是以高度的市场占有率为依托的。那么目前日本动漫的中国市场占有率是多少呢？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公布的数据，去年整个动漫产业占日本GDP的比例已经超过了16%，全世界播放的动漫作品有60%以上来自日本。而且，除动漫本身外，由动漫衍生出的文具、玩具、游戏软件和服装等已经在全球形成一个巨大的日本动漫产业链。与此同时，中国本土动漫却只占有国内市场的10％，并且不少中国热门动漫的风格与内容与日本的动漫十分相似。究竟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呢？我们对《漫友》以及《动漫周刊》两家位于销售排行榜前列，月销售量达百万份的主要动漫纸质媒体及其大学生读者做了调查，并在置信水平为90％下做假设检验分析，验证其市场占有率数据的准确性，我们发现：

两家媒体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对日本动漫资讯的报道，且其比例远远高于其它地区的报道，达到69.23%，大大增加了日本动漫对大学生进行影响的几率（见下图）。然而，这两间媒体均没有接受日方的投资，可见原因主要是市场读者的需求。

大学生中喜欢看日本动漫的同学占相当大的比例，达到73。84%。

对于动漫产品的消费，大学生显得比较理性，大部分的学生不会购买相关产品或杂志，就算选择购买的学生消费的数额也不高，集中在50元以下，但是这也有可能是学生本身总体消费水平不高的原因。

综上，同时经过假设检验分析，可以看出在强势的宣传下，保守估计日本占中国内地动漫市场约73.54%的份额，而中国（包括内地与香港）所占份额远远少于日本。

（五）对于日本动漫外交的实证分析------传导机制的效用分析

然而，日本动漫占领了我国动漫市场的半壁江山必然会导致当代大学生的亲日政治态度吗？我们认为，由于文化外交的作用方式不同于以往传统的外交方式，以及其传导机制的复杂性，文化外交的效果必须通过具体的调查与分析才能得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从美韩对日的文化外交的不同效果中可见一斑：上世纪60年代日本存在强烈的反美心理，爆发了多次学生示威，许多示威者要求结束美日军事同盟，他们喊的口号是“美国佬滚回去”。但是经过美国的文化输出策略，日本终形成了“跟着强者走”的外交政策.。美国成功地培育出了一个亲美的日本。然而尽管韩流改变了日本国民对韩国人的看法，但由于存在严重的政治障碍，日韩关系还是越来越僵，韩国的文化外交面对的是尴尬的拒韩的大和。因此，我们共计抽取105份调查问卷，以调查大学生对日本动漫的喜爱程度，日本文化以及价值观认同程度以及大学生对中日关系问题上的认识，并进一步探究这三种因素之间的联系，结果如下：

对日动漫喜爱程度：

从表中可以看出，喜爱日本动漫的同学不在少数，有78%之多，这些同学对动漫的热爱程度大多在3-5之间，水平较高。

对日文化认同方面：

同时，调查显示有52%的同学会把动漫中宣扬的价值观作为生活中的信条，48%的同学则不会把动漫中宣扬的价值观作为生活中的信条，而在这些同学中，大部分的同学（86.36%）只是接受自己认为有价值的部分，如团结友爱，坚定的信念，不要轻易放弃，爱友情，正义等，只有13.64%的同学对价值观差不多全盘接受，显示了日本动漫虽对大学生有较大影响，但是同学们都会以理性态度考虑是否接受其宣扬的价值观。

综上，根据行为学以及心理学的相关概念可以从表上看出，喜爱动漫的大学生对日本文化趋同度不高，表现得相当理性。

对日政治态度方面：

图表1喜欢动漫人的答案

图表2不喜欢动漫人的答案

喜欢动漫的同学中，可以看出喜欢动漫的人当中绝大部分人对日本都是处于比较希望了解和无所谓状态中，很希望了解和不想了解的人都相对较较少。

不喜欢动漫的同学中，和喜欢动漫的人相比较而言，与喜欢动漫的人相同的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处于比较希望了解日本和无所谓了解状态中，也有一小部分的人是不想了解的。不同的是不喜欢动漫的人中，没有人是很希望了解日本的。综上，大部分学生比较希望了解日本，但是日本动漫对当代大学生希望了解日本的愿望影响不大。

调查显示大部分同学对于这个问题比较关心，有46%的同学对日本政府对待历史态度不满，但是仍然对抵制问题持理性态度，有20%的同学则对日本持有强烈的对抗情绪，只有14%的同学符合日本政府的期望，对日持较温和态度。

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的同学对此问题比较关注，也认为这些权益属于中国，只有极少数同学认为那也是日本的权益，76%的同学坚持尽量以和平的方式争取，但是认为应采取强硬态度的同学也不在少数，有17%之多。

图表3喜欢动漫的人对日本的好感度大小

图表4不喜欢动漫的人对日本的好感度大小

在喜欢动漫的同学中，有87.3%的人对日本的好感度是中等和偏下的，其中35.6%的人是中等程度，只有10.3%的人（9人）是中等偏上的。不喜欢动漫的同学当中，绝大部分（86.7%）的人对于日本的好感度都较低，甚至少部分人（6.7%）一点好感都没有，而仅仅有6.7%的人处于中等的好感。综上所述：.虽然动漫对于改变人们对日本的好感会有一定的积极的作用，但是大部份同学对日态度都停留在较低水平。

那么社会上所担忧的所谓“喜爱----〉文化认同----〉对日政治态度”的传导机制是否成立，效用如何呢？

首先，我们对日本文化价值观的认同程度以及对日政治态度分别作出方差分析，以检验对动漫的喜爱这一因素是否对日本文化价值观的认同程度以及对日政治态度有影响，我们得出以下結果：

对日本文化价值观的认同程度

上图显示，组间差异源较大，而且对动漫的喜爱程度对于对日文化价值观的认同程度影响的显著性远远低于正常的0.05的水平，也就是说，对动漫的喜爱这一因素对日本文化价值观的认同程度是有影响的。

对日本政治态度和日本政治态度的期望的程度

上图显示，虽然自变量对于对日政治态度与日本政府期望相符的程度影响的显著性低于正常的0.05的水平，但由于组内差异源很大，所以代表性不强，也就是说，对动漫的喜爱这一因素对对日政治态度与日本政府期望相符的程度的影响并不确定。

为了检验其具体的影响程度，我们对以下变量作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果：

1.自变量：喜爱日本动漫的程度

因变量：日本文化价值观认同的程度

通过上图可以看出，经过调整后的相关程度仅约为0.35，相关程度并不是很高，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它们之间关系的回归方程为

y=2.447771325+0.403908935x，这说明对日本动漫的热爱程度每增加1%，对日本的文化价值观的认同程度就增加0.403908935%。

2．自变量：日本文化价值观认同程度

因变量：对日本政治态度与日本政府期望相符的程度

通过上图可以看出，经过调整后的相关程度仅约为0.009，相关程度比较低，回归方程不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它们之间关系，也就是说日本文化价值观认同程度对于对日政治态度与日本政府期望相符的程度的影响不大。

3．自变量：喜爱日本动漫的程度

因变量：对日本政治态度与日本政府期望相符的程度

通过上图可以看出，经过调整后的相关程度仅约为0.0085，相关程度比较低，回归方程不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它们之间关系，也就是说喜爱日本动漫的程度对于对日政治态度与日本政府期望相符的程度的影响不大。

综上，到目前为止,动漫外交的作用机制在大学生中的效用尚未表现出来，也就是所谓的“喜爱----〉文化认同----〉对日政治态度”机制基本上对大学生影响较少，大规模的动漫攻势与投入或许会带来大量的经济收益，但是单从政治上来说，效益在短期内难以回本。即使跳出作用机制的藩篱，直接考虑日本动漫对于对日本政治态度的影响，也是收效不大的。

对于日本如此的大张旗鼓地“推广”动漫文化的公共外交，但是却收效甚微，我认为政治始终是日本无法绕过去的症结。日本媒体对2006年日本对华公共外交的成果持观望态度。不少媒体表示，尽管2006年是日本政府早早定下的“日中观光交流年”，但是到底在两国民众的舆论能够改善多少，恐怕就不是公共外交所能简单解决的。外交的核心是政策，而不是包装。如果没有一个改善的诚意和实际行动，单靠包装是不行的。

（六）日本动漫外交對中国的启示

那么日本的动漫外交对中国有何启示？

首先，根据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所有传播活动必然会产生文化上的影响，但是单靠文化外交是不够的，还要在实际上作出相应的负责任的行动才能得到各国的认可。一个国家国民的政治态度不会被轻易改变，而是经过良久的潜移默化，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影响国要具有真正的政治魅力，在国际事务上，表现出良好的信誉，积极承担国际义务。其传播的文化是科学的，顺应历史进步潮流的，才可以达到目的。所以我国在文化外交上要明确目标，不仅仅是传播文化产品，在传播文化产品的同时要注意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其次，日本动漫灵活的传播技巧以及日本新颖独特的外交策略，对我们如何借助传媒去影响他人情结，如何巧妙地展开和实施舆论攻略,如何博取大众的情结认同和舆论支持等,无疑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与世界文化产业大国相比,我国文化产业还是弱势产业，尤其是加入WTO之后,国外的一些大型文化产业集团纷纷抢滩中国,想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和先发优势，从我国的文化市场上获取巨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日本动漫外交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发展文化产业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如何发挥我们的资源优势，变文化资源大国为文化产业强国,是我国发展文化产业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二、以文促情,强化“文暖”的意识渗透功能。日本动漫的传播致效，从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传播中文化力辐射对意识形态的渗透功能,即在具体的舆论传播中借助文化信息的交流和渗透，从而可以影响目标群体原有的观念认知，最终让对方理解和认同已方的价值观.我们要掌握舆论传播的主动权，就必须重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强大吸引力的作用，让优秀的中华文化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标识和窗口。如2006年1至2月，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与中国上海博物馆合作举办的特别书法展“书法之宝――日本与中国”，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也前往参观，《日本经济新闻》，《中国文化导报》等日本媒体纷纷赞赏说，这次书法展意味着中日关系出现“三战阵地”、“文暖”。随后，“女子十二乐坊”，“遣唐使墓展览”以及《千里走单骑》，《无极》等影片的上映，有效地推动了中日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较好地收到了“以文促情”，“以文暖化政冷”的效果。

外交范文篇5

《美国政府的文化外交》是其向美国政府提交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是一项阶段性的研究成果。该中心为一家独立的智囊机构，致力扩展和加深国家对文化的理解。中心董事会由詹姆斯•艾伦•史密斯任主席，基吉•布来伏德任执行主席，成员包括霍普金斯大学、鲁特吉尔大学、德克萨斯大学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教授或学者，受罗伯特斯特林克拉克基金会、纳坦卡明斯基金会等数家基金会的赞助。《美国政府的文化外交》项目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弥尔顿•C•卡明斯博士主笔，前不久（2003年）刚刚完成。该项目对美国70余年来的文化外交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并简要地总结了美国政府文化外交的深层模式或发展趋势，笔者对此做一些简要的介绍，相信对于我国文化发展与文化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战后美国文化外交的基本情况

二战结束，冷战相继而至，美国政府开始了新一轮的教育和文化斡旋。在由美国人占领的前纳粹德国地区，美国着手实施了大量的教育和文化计划，对德国人进行民主制度方面的改造教育。教育和文化交流是这一广泛的教育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45年到1954年，有12，000多德国人和2，000多美国人参与了美国政府在两国间发起的交流活动。1945年8月份太平洋地区的战事结束，其后美国占领日本并推行了类似计划。

1945年，杜鲁门总统将两个战时机构??战争新闻办公室和美洲事务协调办公室的国际新闻职能转交至国务院行使。它们的职能与文化关系司的职能合并，形成了国际新闻和文化事务办事处。一年后，这一机构被重新命名为国际新闻和教育交流办事处。这个办事处负责向助理国务卿汇报公共事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负责管理美国文化外交事务的政府机构发生了更多的变动和重组。

1946年，美国开始实施一项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阿肯色州的参议员J•廉•布莱特，曾作为一名领罗氏奖学金的研究生，通过非政府奖学金计划的资助在英格兰学习。他发起和协助通过了79-584号公共法案——富布莱特法案。根据这个法案，美国国务院有权与外国政府签订行政协议，而且可以利用通过销售美国作战剩余物资所得的外国货币为学院和文化交流活动提供经费。后来，美国联邦政府每年都提供年度拨款，用以维持和继续这项开始被称作富布莱特法案基金的计划。1996年，在富布莱特法案实施达50周年之际，美国国家人文中心建立了一个由学者和商界人士组成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私人赞助，对富布莱特法案基金进行了评估。该委员会注意到，从1946年至1996年，约有250，000人次受益于富布莱特奖学金。委员会还申明了一个文化交流计划的潜在原理，它为富布莱特法案基金的支持者们一再推进：

无论接受者的职业或研究属于哪一个领域，曾经获得富布莱特奖金的这一经历本身，就为其将来有可能成为国家和国际带头人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它在美国产生了这样一批先导者，他们熟知和了解世界的需要。而且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当富布莱特奖学金资助的毕业生们承担起领导者的职责时，他们会怀着对美国人所信奉的价值观念的激赏。

1946年，美国政府还进行了另一次文化外交突击，但它却远没有富布莱特法案成功。在国务院内，有一些公共官员试图突出美国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成就。正如助理国务卿威廉?本顿所说的那样，他们希望“向国外所有那些认为美国是一个物质主义者的国家的人”证明“美国既是一个有着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有着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的国家”。以这一思想为指导，美国国务院举办了两个画展。第一个画展是“美国产业者艺术”，旨在展示两个领域的最佳成果——商业界艺术收藏中的文化内涵。

1946和1947年之后，“冷战”开始了。在这种局势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史密斯•蒙德特法令，即美国1948年新闻和文化交流法令。这项法令进一步扩大了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的权限。该法令使得美国政府首次在不参战的情况下，保证“实行世界范围内的新闻，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此外，法令还声明交流活动的目的是“促进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进一步了解，和增进美国人民与其他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在这些措辞背后，是美国对苏联外交目标及美国海外安全的关注，以及对苏联新闻计划中那些反美宣传的具体考虑。立法机关表面上要求美国的交流计划要寻求“促进对美国的进一步了解”，而实际上则是说，美国要动用一些文化外交手腕，特别是新闻手段来壮大自己的宣传力度。

作为史密斯•蒙德特法令的一部分，国务院文化司再次重组，改建为两个独立的办事机构：教育交流办公室和国际新闻办公室。教育交流办公室负责“国际人员交流”和维持海外图书馆及海外学会；国际新闻办公室则负责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新的行政设置反映出这样一种观点，即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理应从“新闻和媒体”计划中分离出来，因为前者旨在从长远角度增进国际理解，而后者则包含了较为短期的目标，特别是它针对于苏联的宣传。

随着冷战对峙的加强，美国更加注重向世界其他各国阐明它的观点。1953年，美国创建了独立于国务院的新闻署。它囊括了所有的新闻计划，包括原来从属于国务院的美国之音，但政府的教育交流计划则仍由国务院负责。（两年后，交流计划的部分行政职责??海外运作，划归美国新闻署。）在美国政府公然加强其新闻计划的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作为美国政府与外国共产主义秘密斗争的一部分，在国外赞助了一系列多种多样的知识和文化交流计划。为维护美国人与外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关系，情报局协助创办了文化自由大会，它还为美国在海外的艺术展，艺术巡演，及文化刊物的出版发行提供秘密资助。

然后，在艾森豪威尔在位期间（1953-1961），美国开始再次公开加强其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根据1954和1956年通过的国际文化交流立法项目，在交流计划的最初四年中，有从第兹?格里兹皮埃到纽约爱乐交响乐团的111个公众人物或团体被先后派往89个国家。1954年，国务院海外建筑办公室发起了一个耗资两亿美元的十年计划，用于在世界上的四个大洲建立使领馆。通过一个由三位轮流更替的一流建筑师组成的顾问委员会的努力，美国国务院相当成功地保证了它在国外新建的大使馆都是显赫醒目的建筑。此外，美国还利用政府基金在夏威夷大学创立了一个东西文化交流中心，以“通过共同的学习，研究和培训来促进和改善美国与亚太国家的关系”。另外，美国还于1958年通过了国际文化交流和参与商品交易法案，更加巩固了国务院的文化介绍与展示计划。

这种对文化交流和文化外交的重申与强调充分反映出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个人眼光和价值观念。在1952年竞选之前，当艾森豪威尔还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时候，他就积极支持由讨论会和报告会组成的美国集会的创建。这个集会力图将那些对公共政策的热点问题持不同和常常是相反意见的专家们召集在一起。艾森豪威尔相信，如果可以将这些善意的人们汇聚到一起并对那些重大的政策问题形成共识，那么政府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就能有所改进。后来，在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期间，他同样深信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会使不同民族及时达成更大程度的谅解和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此间，在建立美国本土政治舞台上的新联邦文艺政策时，外交方面的考虑起了主要的支持作用。1961年1月，肯尼迪总统就职，其后不久，这位新总统就委派菲利浦•H•库姆斯出任教育和文化事务助理国务卿这一新设职位。此前，库姆斯曾任福特基金教育计划主持人。1961年9月，库姆斯出席了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西方饭店举行的计划编制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奥古斯特•海克舍尔被任命为第一位文艺方面的特派总统顾问。此外，作为肯尼迪白宫班子的成员之一，小亚瑟•M•施里辛格向肯尼迪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声称很有必要发展一项美国国内的联邦文艺计划，以部分地改变“世界对美国的印象，即只知道赚钱的物质主义者的国家”这种看法。另外，在四年之后的1965年，白宫工作班子的另一成员里查德•古德文向约翰逊总统提及了同样的建议，当时，约翰逊的应允，对于举行九月份深夜的那次众议院会议以及艺术和人文国家基金法案的通过是必不可少的。

美国60年代和70年代的文化外交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生的另外两个事件，助长了美国政府计划向文化方面扭转的倾向。1961年，美国通过了相互教育和文化交流法案及富布莱特•海斯法案。正如一名国务院官员所说，这两项立法“将国际教育和交流重建为官方外交关系的公认领域”。然后，在1978年吉米•卡特总统执政期间，美国国际通讯社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得以创立。这一机构将美国新闻署和教育文化公署的职能进行了合并重组。在卡特总统致国会的一封信中，他着重强调了这个新机构的双重职责。它要“向世界讲述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特别是我们对文化差异和个人自由的承认。”它还要“向我们自己讲述世界，以便于丰富我们自身的文化和使我们有效处理国际问题。”1978年的重组力图结束先前的那种割裂状态，即国务院教育文化公署在华盛顿对交流计划的管理和美国新闻署在海外的管理运作之间的割裂。

两年后，也就是1980年，罗纳得•里根在总统竞选中击败吉米•卡特。1981年，里根总统任命其好友查尔斯•Z•威克为美国国际通讯社社长。（威克于1982年将国际通讯社的名称改回为美国新闻署。）作为美国新闻署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领导，从1981年至1989年，威克一直执掌着新闻署的大权。他的任期，既反映了美国文化外交强硬的一面，也反映了其较为温和的一面。威克认同里根总统关于苏联是“一个邪恶帝国”的观点，而且，他还利用反对苏联的宣传这个理由，为自己的机构不断筹集资金。他令美国新闻署计划中媒体宣传的一面得到了巩固加强。1981年，威克提议将交流计划折半削减，希望把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他想实施的媒体方案。然而他这一努力得到了遏制。以前曾获富布莱特奖金的学者和领导们在美国教育和艺术界成功发起了一场运动，他们说服了国会维持交流计划资金的现有水平。而且后来，随着1985年与苏联的新文化交流协议的签订，以及里根就共同削减武器协议而对戈尔巴乔夫做出的坚决承诺，威克在美国新闻署强调的内容也发生了转变。在威克任期的最后几年里，交流计划得到了扩大和兴盛。

在乔治•布什任职期间（1989-1993），发生了几个改变国际关系的重大事件。苏联解体；东欧国家放弃共产主义和摆脱苏联控制；以及东西德重新统一。在这种国际局势下，布什政府开始为美国新闻署和美国文化外交的其他方面构建一副新的非冷战面孔。

其后，在1991年至1992年，美国经济削弱并发生严重衰退。这使得1992年的总统竞选主要集中在对经济和其他国内问题的讨论上。因而该年度的外交政策问题，大概是过去50年中所有的总统竞选活动中最不突出的。比尔•克林顿竞选获胜，在接下来的克林顿政权期间（1993-2001），美国在文化外交领域又取得了一些新进展。对美国新闻署财政预算的继续削减或许要算最显著的。1999年，除了国际广播局外，美国新闻署的职能都被转移到国务院。尽管要接受国务卿的政策指导，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国际广播局还是变成了一个独立的机构。诚如乔治敦大学的朱丽叶?安图尼斯?萨伯罗斯凯所指出的那样，通过这次改组，“美国政府的交流计划又回到了国务院这个发源地”。为调整和审查国务院的各种文化外交计划，美国政府还设立了一个新职位：负责公共外交事务的次国务卿。同时，在白宫，克林顿总统夫妇宣布成立白宫千禧年政务会。用克林顿夫人的话说，政务会当时正在制订计划来决定“作为一个国家，怎样纪念从1999年到2000年这个历史性转折”。总之，有80多个政务会计划被美国政府采纳，其中相当一些是文化外交方面的。

为表扬某些策划者的学识和创造性，克林顿夫人主持举办了九场“白宫千禧年晚会”。美国一些一流的艺术家，学者，和科学家参与了这些富有感召性的，经由广播和计算机网络从白宫东屋现场直播的表演和讨论。千禧年政务会的国际计划激发了大约30个项目，其中许多是与国务院合作的。有的项目包括美国艺术品和艺术家在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巡回展览和访问。此外，在2000年11月28日，克林顿夫妇和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莱特主持召开了首届白宫文化和外交会议。

2001年1月，新的乔治•W•布什政府组建，它和克林顿政府一样，在其执政的第一年主要关注国内问题。然后2001年“911”事件发生，恐怖分子袭击了纽约世贸中心双塔和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五角大楼。这些恐怖事件和美国对这一新挑战的回应，以及随后爆发的伊拉克战争，对美国政府的文化外交提出了整整一系列新问题，特别是它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在2003年上半年，美国的决策者们正是在尽力解决这类与文化外交相关的问题。

美国政府文化外交的深层模式或发展趋势

纵观美国政府近70年的文化外交努力，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深层模式和趋势开始浮现出来。

1．当“外来威胁”或“危机”来临时，美国联邦政府便积极介入和资助文化外交计划。比如纳粹德国的威胁使美国开始其文化外交斡旋；二战加深了美国在文化外交上的介入程度；与苏联的冷战则更进一步扩大了美国在许多方面的文化外交活动。然而在外交威胁较小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则较少关注和资助文化外交活动，文化外交也缺乏创造性。在美苏对峙的两极世界打破之后，由于一国独大，美国文化外交的推行放慢了脚步。近年随着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多元化，新的全球主义的强化，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美国国内研究机构正大力呼吁重视文化外交，美国文化外交将会产生新的发展与变化。

2．2001年“911”事件之后，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安全造成威胁，对美国文化外交的性质和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与前苏联的长期争斗使得美国反恐领域的发展已有40多年，而对全球恐怖行动的新关注，则很可能使这个发展过程变得更加漫长。它将会成为美国在整个21世纪上半叶制订和调整其文化外交政策的决定性因素。美国将一方面动用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又希望文化随行，尽量化解矛盾。当前的紧迫的问题就是在中东达成文化谅解，特别是在战后的伊拉克和阿富汗。

3.在美国文化外交界，论证美国的可得利益，即美国新闻计划中“宣传”的那一面，与主要强调双向的文化理解和交流这层含意，即美国文化外交计划中较温和的一面，此二者间经常存在一条微妙的界线。在近70年中，美国文化外交的这两个方面都有所表现，而且有时两类计划的不同支持者之间还会彼此倾轧。然而美国文化外交的这两股力量都有增长的势头。此外，新成立的白宫全球通讯办公室旨在就政府机构与外国交流交往的战略方向和主题提出建议。

5．另一个正在显露的模式是：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的制定不可避免地相互交结纠缠。针对艺术和人文学科设立的国家捐赠就受到了外交因素的很大影响，而1946年国务院“美国先锋艺术”展的失败则主要是由国内政治因素引起的。近年已有许多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相互影响和改变的例子。

6．政府组织结构和政府对联邦文化外交活动的重组（近年美国有许多这样的重组）涉及到了某些真正的利害关系和真实的政策评价。也就是说，美国的文化外交越来越与美国的经济、政治的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它们经常是美国外交计划中强调的某些方面的一个组成部分或文化随行物。

7．美国的某些文化外交计划，当建立在坚实的立法上的制度基础和得到联邦政府高层的大力支持时，往往显得十分强硬。如里根政权晚期，借助于查尔斯•威克和里根总统的亲密关系，文化交流和新闻计划都得到了不断增长的支持。此外，文化外交计划也曾受益于艾森豪威尔和克林顿的大力支持。

8．发展文化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有一批关心这一计划的政治上的支持者。有一阶段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内部交易中国务院的权力被削弱了，就是因为国务院缺乏这样一批政治上的支持者。近年美国国务院实行了一些计划，说服和发展了一批文化外交的政治支持者。如1981年，富布莱特毕业生和美国学院及文化界人士对富布莱特计划的联合支持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外交范文篇6

外交职能的实现与国际法的演变存在内在的联系，中国和平发展中外交职能的变化与国际法规范的实施息息相关。中国在和平发展中应该注意外交职能所调整的相关法律问题，尤其是驻外使团及其人员的安全、外交保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国家安全和国际合作问题，在工作重心转移的新形势下、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应充分利用现行的国际法规范并促使新的更加合理、公正的国际法规范的产生，以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

作为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外交，是国家解决国际争端、进行国际合作的手段，是国家以和平方式实现其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其主要职能，概括来讲，在于和平、文明、理性地维持、促进国家利益和国家对外战略目标及对外政策，发展国家间关系，弥合国际社会裂痕，加强和促进国际合作。其具体职能体现为沟通职能、信息情报收集与评估职能、调节职能、影响职能、象征职能和法律职能等等。这些具体职能，借用《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的表述，就是“代表”、“保护”、“谈判”、“调查与报告”和“促进”。其目的在于国家之间就国际争端与合作事项进行合乎逻辑的交涉、谈判和磋商，交流彼此的观点和思想，消除分歧，达成共识。这种交流可以直接通过首脑外交，或以书面的形式，或通过直接接触予以实现；但更多地还需要以间接方式即通过互派驻外使团进行。外交关系是在实现外交职能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关系，它是国家为处理外交事务，在由国家中央外交关系机关、外交代表机关等通过访问、谈判、交涉、缔结条约、参加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互派驻外使团等对外活动中所形成的与他国或国际组织的关系。从广义上讲，政府间国际组织在一定条件下依上述方式在对外活动中形成的关系也属于外交关系的范畴。这种关系是通过法律的形式服务于国际法主体的利益。

外交职能的实现与国际法规范的演变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国际法是国家为实现外交职能进行对外交往而产生的国际关系的产物，“众多主权国家同时并存、且彼此进行交往与协作而形成的各种国际关系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存在”是国际法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作为调整外交职能的国际法规范在古代已出现雏形并在近代开始系统化。作为现代国际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和近代国际法产生标志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近现代国际关系和欧洲的经典外交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它所建构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由于逐渐形成的欧洲民族国家将国家利益至上及势力均衡两个观念作为反正统的理论基础并进而规范彼此的关系，完成了欧洲国际关系从大一统到势力均衡的转变。国家利益取代了中世纪的世界道德观，均势则取代了对大统一的向往。国家利益至上不仅意味着为促进国家福祉，用任何手段（尽管这种手段随着国际关系的演变而逐渐受到限制）均是合法的，而且趋向于表明国家主权的存在和主权国家享有潜在的平等原则。主权原则的确立与常驻外交使团的建立对于实现国家外交职能、规范外交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国际习惯法和包括1815年维也纳会议尤其是1945年以后联合国主持下召开的若干国际会议所编纂的国际协定法规法反过来又促进了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国家外交职能的实现。

和平发展中的中国，其外交职能无疑处于变化之中。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和复杂的变化。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加。实现人类社会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发展既有难得的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在求同存异、互谅互让、进退有度的基础上，在加强经贸交流、注重长远战略、坚持和平发展的前提下，既要“遵守和维护国际法准则，又要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国际法的完善和发展继续作出努力，推动国际法朝着有利于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方向前进。”因此，研究中国和平发展中外交职能调整的前沿法律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从通过对现行法的分析当有助于把握国际法的未来发展趋势的观点出发，本文拟通过分析评价《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提及的五项外交职能及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试图对中国和平发展中外交职能调整的若干前沿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一、“代表”职能与驻外使团及其人员的安全问题

“代表”职能即“在接受国中代表派遣国”，这是国家外交职能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一项。作为国家代表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其他高级官员在接受国进行正式访问时和作为主权国家象征的驻外使团馆舍和外交人员，由于其代表性质和职能的需要，历来享有神圣的不可侵犯。由于此种地位涉及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和两种管辖权之间的冲突，因此包括相互对立、互为矛盾的两个侧面：滥用不可侵犯地位违背驻外使团及其人员对东道国应负的义务，严重侵犯接受国的主权和国家利益；而侵犯这种神圣地位则严重损害派遣国的利益。两者均严重影响到外交职能的正常行使，尤其是后者，在地区和国际局势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的今天日益成为威胁驻外使团及其人员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代表”职能的行使主要涉及驻外使团及其人员安全的法律问题。

驻外使团尤其是常设驻外使团及其人员享有的不可侵犯的目的在于保证他们免受接受国可能通过行使主权的、特别是其司法机关依据法律所进行的有碍使团职能的行为或司法程序及其所施加的任何限制或胁迫。使团馆舍的不可侵犯不仅意味着接受国官吏非经使团团长许可，不得进入馆舍，而且意味着接受国负有特殊责任，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保护馆舍免受侵入或损害，并防止一切扰乱使团安宁或有损使团尊严之情势。外交代表的不可侵犯同样如此：接受国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其加以逮捕或拘禁，应该对外交代表特示尊重，并应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以防止其人身、自由或尊严受到任何侵犯。总之，对东道国而言，使团及其人员的不可侵犯包括两个方面：接受国负有义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使团免受外部危险与威胁；而使团及其人员免受接受国法院程序的管辖。接受国的具体义务，除国家机关不得实施任何侵害驻外使团及其人员不可侵犯的行为外，还包括防范与惩治个人侵害使团及其人员不可侵犯的行为，并为此目的将侵害外交人员的行为定为国内法上的罪行。依据《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第2条，每一缔约国应将下列罪行定为其国内法上的罪行，即故意对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进行谋杀、绑架、或其他侵害其人身或自由的行为；对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公用馆舍、私人寓所或交通工具进行暴力攻击，因而可能危及其人身或自由；以进行任何这类攻击相威胁；进行任何这类攻击未遂；参与任何这类攻击为从犯。缔约国应按照这类罪行的严重性处以适当的惩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接受国负有惩治此类罪行的义务，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对犯罪嫌疑人提起诉讼，尤其是针对国际组织人员的犯罪。2000年10月13日，联合国秘书长在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关于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在迄今为止杀害联合国工作人员的177个案件中，只有3起的肇事者被绳之以法，无论其原因为何，从国际法角度来看，东道国有义务防范、惩治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行为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否则会引起有关国家的国际责任问题。这一点已为国际法院所确认。在德黑兰的美国外交与领事人员案中，国际法院认为，政治上的因素不能成为否认源于条约和习惯的国际法义务的理由，从而裁定伊朗违背了对美国所负的义务；在关于2000年4月11国际逮捕令案中，国际法院进一步裁定比利时因对刚果（金）外交部长国际逮捕令而违背了对刚果（金）的义务。

由于驻外使团及其人员处于接受国领土主权之下，因此，其安全保障主要是接受国的责任。但是，随着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增加，国际合作显得更为重要：

第一，派遣国加强与接受国之间的双边合作。派遣国在行使外交的代表职能过程中也负有一定的义务，在驻外使团大量增加、接受国局势动荡、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的情势下，接受国可以合理地希望派遣国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其驻外使团及其人员的安全。这些措施包括：出现危机情形时，减少驻外使团人员；关闭驻外使团；提高外交人员收入以聘请保镖保护其人身安全；增强外交人员的体质、技能和应对能力；规范、安全地使用外交邮袋；特殊时期由派遣国提供武装保护。

第二，通过国际立法和国家之间的多边合作防范与惩治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安全的行为。针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开始出现与盛行，为保障驻外使团及其人员有效行使外交代表职能，维护国家间的正常关系和国际和平与稳定，确保对于实施或参与实施有关罪行的人员或起诉或引渡，劝诫可能的违法人员不要实施相关罪行，并在防止此类罪行方面确保最低限度的多边国际合作，《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认为“侵害外交代表和其他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犯罪危害到这些人员的安全，构成对各国间合作所必需的正常国际关系的维持的严重威胁”，深信国际社会“制定防止和惩处这些罪行的适当和有效的措施实有迫切需要，”缔约国应将针对应受国际保护人员所犯的公约所规定的罪行定为其国内法上的罪行并予以惩治；对上述罪行以及嫌疑犯确立必要的管辖权；进行合作，互通情报，采取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对在其领土内的嫌疑犯应予起诉或引渡；就对嫌疑犯提起的刑事诉讼彼此提供协助，并将诉讼的结果通报联合国秘书长。《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进一步确认劫持人质是一种国际罪行，要求各国采取严厉措施进行惩治和防范。《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深为关切蓄意攻击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而造成伤亡的数目日益增加”，认为“无论何人攻击或以其他方法虐待以联合国名义行事的人员都是无理和不可容忍的行为”，认识到“联合国行动是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并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目标与宗旨进行的”、“联合国人员及有关人员对联合国在预防性外交、建立和平、维持和平、缔造和平、人道主义和其他行动领域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意识到“为确保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已有的现行安排，包括联合国主要机关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步骤”，然而承认“现行保护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措施尚不充分”，认识到“如果在东道国的同意和合作下进行联合国行动，则其有效性和安全会得到加强”，呼吁“境内部署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所有国家和这类人员所依赖的所有其他国家提供全面支持，以期协助进行联合国行动并完成其任务”，深信“亟需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防止“对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攻击行为”，从而缔约国负有对犯下此种攻击行为者进行惩治的义务。已经或正在制定的《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关于国际恐怖主义定义的全面公约》、《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公约》等相关公约强调在打击侵害驻外使团及其人员的安全的国际恐怖主义方面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而国家实践表明传统的行刺条款应予保留：性质特别险恶的行为如恐怖主义行为，不能被认为是政治罪。作为对政治犯不引渡例外的传统的行刺条款必须保留，而且其适用应扩展到国家代表，尤其是驻外使团人员以及国际组织的官员；并应扩展到一切具有特别险恶性质的行为。

总之，在实现国家的“代表”职能、保障驻外使团及其人员的安全问题上，整个国际社会存在共同利益。仅通过一国的力量或极端的单方面行动，不仅不可能解决问题，而且甚至会造成适得其反的负面效果，因此国际合作尤为必要。中国在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时，在继续坚持有效履行国际义务的同时，应采取一切适当步骤防止扰乱外国驻华使团及其人员行使职能的行为（如正确处理2002年5名不明身份者闯入日本驻沈阳总领馆事件）；加强对中国驻外使团及其人员的安全措施（如2004年中国政府向战后伊拉克派出复馆小组由6名武警官兵组成的警卫中队护卫）；对于他国侵犯中国驻外使团及其人员的神圣地位事件提出严重交涉（如就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袭击中国驻南使馆事件对美国等北约成员国的严重交涉的做法）；加强国际合作，谴责、防止并惩治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罪行（如2003年8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发表谈话，对8月19日联合国驻伊拉克办事处遭到恐怖袭击事件深表遗憾，并强烈谴责这一恐怖暴力事件，并对伤亡人员表示慰问和哀悼）；拓宽多边合作渠道以更有效地保障外交代表职能的行使（如于2001年加入《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并签署《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2004年加入《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2005年9月14日签署《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公约》）。

二、“保护”职能与外交保护问题

国家外交的“保护”职能，即“于国际法许可之限度内，在接受国中保护派遣国及其国民之利益”。由于中国在和平发展、加强各方面的国际交往与合作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对中国国民及其合法权益的保护方面，这里仅就外交保护问题进行探讨。

外交保护问题是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新近注意的一个主题。国际法委员会于1996年第48届会议确定“外交保护”为适于编纂和逐渐发展的三个专题之一。同年，联大第51／160号决议请委员会按照第六委员会辩论期间提出的评论和意见以及各国政府可能提出的书面评论，进一步审查这一专题并说明其范围和内容。委员会在第49届会议期间按照大会上述决议在第2477次会议上设立了关于这个专题的工作组。工作组在同届会议上提交一份报告，得到委员会核准。工作组设法：（1）尽可能明确这一专题的范围；（2）界定这一专题所应研究的问题。工作组拟议了这一专题的大纲，委员会建议以这一大纲作为特别报告员提交初步报告的基础，随后任命穆罕默德·本奴纳（1999年当选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法官后由克里斯托弗·约翰·杜加尔德接替）为特别报告员。委员会于2004年一读通过包括19个条款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

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般规定，包括定义和范围、行使外交保护的权利；第二部分规定国籍，包括国籍国行使保护的一般原则，以及对自然人和法人的保护问题；第三部分规定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及其例外；第四部分是杂项规定，包括外交保护以外的行动或程序、特别条约条款和船员保护等。

1.外交保护的定义和范围

外交保护是指一国针对其国民因另一国国际不法行为而受的损害，以国家的名义为该国国民采取外交行动或其他和平解决手段。

一国可以为无国籍人或被该国承认为难民的人行使外交保护，但该人在受到损害之时和正式提出求偿之日在该国应该有合法的惯常居所。但是，对于难民的情形不适用于该难民的国籍国之国际不法行为造成损害的情况。

2.国籍国行使保护的一般原则以及对自然人和法人的保护问题

第一，国籍国。有权行使外交保护的国家是国籍国。就对自然人的外交保护而言，国籍国指寻求保护的个人因出生、血缘、国家继承、归化或以不违反国际法的任何其他方式获得了其国籍的国家。

第二，持续的国籍。一国有权在受到损害之时为其国民并在正式提出求偿之日为其国民的人，行使外交保护。但是，一国对在正式提出求偿之日为其国民、但在受到损害之时不是其国民的人，可以行使外交保护，其条件是该人已丧失原国籍，并且基于与提出诉求无关的原因、以不违反国际法的方式已获得该国的国籍。一人受损害时为其原国籍国而不是现国籍国的公民，则现国籍国不得针对原国籍国就该人所受到的损害行使外交保护。

第三，多重国籍和针对第三国、国籍国的求偿。双重或多重国籍国民的任一国籍国，可以针对非国籍国为该国国民行使外交保护；两国或多个国籍国可以为双重或多重国籍国民共同行使外交保护。一人同为两国国民时，一国不可针对另一国为该人行使外交保护，除非前者在该人受害时和正式提出求偿之日都是主要国籍国。

3.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及其例外

（1）用尽当地救济。一国对于其国民所受的损害，在该受害人在不违反下述例外的前提下用尽一切当地救济办法之前，不得提出国际要求。当地救济办法指受害人以合法权利可以在据称应对损害负责的国家的普通或特别的司法或行政法院或机构获得的补救办法。在主要根据一国国民所受的损害而提出国家要求或请求作出与该项要求有关的宣告性裁决时，应当用尽当地补救办法。

（2）用尽当地救济办法规则的例外。第一，当地救济办法不具有实现有效补救的合理可能性；第二，补救过程受到不当拖延，且不当拖延是由据称应对损害负责的国家造成的；第三，受害人与据称应对损害负责的国家之间没有相关联系，或者依据案情，用尽当地救济办法实不合理；第四，据称应对损害负责的国家放弃了用尽当地补救办法的要求。

因此，国家如何对待外国人，不仅涉及国家与外国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而且是外国人所在国对外国人本国的国际责任，因而也是对外国人本国的关系问题。国家相互之间负有一定的义务以一定的方式对待彼此的国民，否则，有关国家应该承担国际责任。在外国人待遇方面，外交保护的前提是国家责任。一般而言，只要某种不法行为构成国家行为，才可能引起外交保护。而外交保护的一个效果是，将一个私人与国家的关系演变为国际争端。

外交的“保护”职能是一项重要的外交职能，而保护好中国海外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则是中国对外领事工作的核心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领事保护制度：第一，中国将国籍归属作为实施领事保护的条件，主张国际社会成员应根据国际法、双边条约和在有关国家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保护本国国家和公民在他国的合法权益；第二，强调有关国家应确定外国公民、包括违反当地法律的外国公民享有法律规定应当享有的权利，特别是人道主义待遇，而不应因国籍、种族、宗教或其他政治、经济等原因受到歧视或不公正待遇；第三，认为任何国家不应袒护本国公民的违法行为，坚持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反对滥用领事保护；第四，赞成未建交国家间在领事保护方面进行合作。

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安全形势，各类团组出访频繁，出境旅游增加，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日趋活跃，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多，涉及中国海外机构和公民的各类重大突发事件连续发生，在国内层面上进一步加快了领事保护工作的机制化、制度化和法律化建设，以期最大限度地保护中国海外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在涉及中国海外公民和机构的重大领事保护案件中，中国政府重视保护公民在海外的生命财产安全，及时启动应急机制，指导有关驻外使领馆开展工作，维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中国政府从务实的角度，加强统一领导协调机制、驻外使领馆进一步完善领事保护的应急处理机制、提高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和国内外协调能力、完善领事服务制度、利用外交资源努力维护海外华侨的合法权益。同时，在国际层面上，中国认为各国负有保护本国公民的首要责任，但强调：第一，一国内乱往往起因复杂，对判定一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和意愿保护其国民应慎重，不应动辄加以干预；第二，在出现大规模人道危机时，缓和和制止危机是国际社会的正当关切。有关行动须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尊重有关当事国及其所在地区组织的意见，在联合国框架下由安理会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和处置，尽可能使用和平方式。在涉及强制性行动时，更应慎重行事，逐案处理。

三、“谈判”职能与国际争端的解决问题

国家外交的“谈判”职能，即与有关国家进行交涉，其更确切的含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法主体为了彼此之间的有关问题得到解决或获得谅解而进行交涉的一种方式。当事国就争端进行协商或妥协时，对于以何种方式进行讨论和在何种基础上加以解决，均可自由决定。与其他解决方式相比，谈判方式更为灵活，因此许多国际条约都首先强调通过直接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

谈判与作为国际争端另一种解决方法的协商之间存在着区别与联系。其区别在于：第一，协商可以是在争端发生后为解决争端而进行的接洽，也可能是争端发生前为避免潜在问题进行的信息交流和意见沟通过程，而谈判一般是在争端发生后进行；第二，谈判双方地位虽然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但实力因素的介入往往是主导性的，而在协商过程中实力因素的介入程度较小，友好互谅的精神体现较为明显；第三，谈判往往排除第三者的参与，而协商并不排斥第三方的加入，斡旋和参加调停中的第三方一般与争端无利害关系，而参加多边协商的第三方可能与争端有某种程度的利害关系；第四，对谈判结果的遵守是由于法律上的承诺，其中法律约束的成分多于道义约束的成分，而对于协商结果的遵守则更多是基于自愿和道义上的约束。两者之间的联系在于：协商是谈判的基础，谈判的过程中也可以不断协商，特别是尽管协商形成了一些自身的特点，但它是否已完全形成一种独立的和制度化的争端解决方式，目前仍有一定疑问。因此，谈判与协商在实践中不能截然分开。

与国际争端的法律解决方法以及利用国际组织解决争端方法一样，谈判作为国际争端的外交或政治的解决方法，是一种非强制的解决方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是现代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一方面，一切国家均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之间的争端，另一方面，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其结果是废止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这是由国际社会的结构和国际法的性质所决定的。

任何争端的存在，都会阻碍国际交往的正常进行，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如果解决不当或处理不及时，不仅影响国家外交职能的实现，而且可能造成地区、国际局势动荡甚至酿成武装冲突或战争。因此，通过谈判等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对于中国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贯本着从发展与各国尤其是邻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出发，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务实合作的基础上，通过谈判、协商等政治方法有效地解决了诸如边界、双重国籍等国际争端，对于稳定地区和国际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由于事实或法律问题不可避免会与其他国家之间产生争端，例如目前中国与邻国之间尚未解决的边界和领土争端有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关于南沙诸岛的主权争端；与日本关于钓鱼岛的主权争端；与印度之间的边界争端，等等。对于南海诸岛的争端，尽管中国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后已得到相关国家的认同，但是从长远来看，从消除冲突因素、减少战争威胁、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合作及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与安全出发，关于这些岛屿的主权归属还是应该通过谈判和协商予以解决。

中国在采用谈判与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同时，并不排除使用其他和平方式，尽管中国对一系列重大国际条约关于争端解决的法律方法持有保留，例如2004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加入《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的决定对《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第22条第1款予以保留，声明中国不受该款约束。不过，由于多边条约的实施与争端解决机制的关系表现出“权力取向”向“规则取向”的演变是国际法发展的大趋势，国际组织与多边条约开启和促进了各种解决国际争端方法有机结合的组织化、系统化和制度化进程，从而使统一性与多样性并行不悖成为争端解决的国际法制度的一大特点，中国对于国际争端的司法解决方法的态度有所变化。例如，对于经贸领域的争端，自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以来，截至2005年8月，中国在WTO作为起诉方提起了一个案件，即中国与欧洲联盟等七个WTO成员起诉美国的“钢铁保障措施案”。作为被诉方有一个案件，即“集成电路增值税案”。此外作为第三方参与了30多个案件的审理过程。

四、“调查与报告”职能与国家安全所涉及的国际法问题

国家外交的“调查和报告”职能，是指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条第1款第4项，“除其他事项外”，“以一切合法手段调查接受国之状况及发展情形，向派遣国政府具报”。或许有人会认为，秘密搜集情报包含在“其他事项”之中，但是，通行的国家实践是禁止秘密搜集情报的，其中包括雇用特务和从当地居民手中搜集情报。因此“调查与报告”职能在国际法中主要涉及国家安全问题。

由于接受国负有给予驻外使团及其人员行使职能之充分便利的义务，而接受国除为国家安全设定禁止或限制进入区域另订法律规章外，应确保驻外使团人员在其境内的行动及旅行自由，由此产生国家与他国行使外交职能时享有的不可侵犯地位的关系问题。间谍行为一般为各国法律所禁止，然而，有时也难以区分正当程序的调查、情报搜集与间谍活动。一国视为正常、合法的搜集情报的方式在另一国则可能是刑事罪行，反之亦然。《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最后采用的“以一切合法手段调查接受国之状况及发展情形，向派遣国具报”措辞，实际上反映出国家安全与国家外交的“调查和报告”职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驻外使团人员行动自由与通讯自由面临同样问题。然而，有关国际公约确认出于国家安全和其他因素的考虑，国家可以并且在实践中已经对驻外使团人员的行动区域予以限制，在其他地区旅行则需要取得事先许可，禁止进入军事基地，并且禁止对任何军事设施、军用机场、港口、工厂进行拍照。对此，驻外使团人员的派遣国可以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以一切合法手段”中的“合法”术语的含义模糊且易引起争议。问题的关键在于为外交调查职能的目的而如何确定“法律”一词的含义。有的学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有赖于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考虑到国际法的优先适用性质，这里的法律应该是指《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条款和国际法其他规范。这一点在《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条第1款第2项（“于国际法许可之限度内，在接受国保护派遣国及其国民之利益”）中得到印证。不过，由于该公约有许多条款附带提到了国内法特别是派遣国与接受国的法律，特别是第41条第1款规定“在不妨碍外交特权与豁免之情形下”，驻外使团人员负有义务尊重接受国之法律规章且不得干涉接受国内政，从而使问题复杂化。由于不同的国内法之间存在重大差异，故第47条第2款第1项规定采取的对等措施不得被视为差别待遇。但是，因为国际法的优先适用性质，所以只有在不妨碍驻外使团职能的情况下，国内法才能对搜集情报加以限制。

国际关系的大量实践表明，利用驻外使团及其人员的不可侵犯地位而损害东道国国家安全，通常会产生国际争端，并往往导致严重后果，包括宣告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甚至出于政治原因而大规模驱逐外交人员，而反过来促使派遣国进行报复，从而使国家关系更加复杂化，其结果是严重影响到国家外交职能的正常行使。因此，国家在行使“调查和报告”职能时，应该遵循国际法基本原则、相关国际条约和有关国家间有效之特别协议的规定。

中国在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行使外交的“调查和报告”职能中，一方面应充分发挥利用一切合法手段调查接受国的状况和发展情形，向我国政府具报，促进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应通过制定相关的国内立法对外国驻华使团及其人员的活动加以规范。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4条将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界定为“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境内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包括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人的任务的行为。第23条规定：“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涉及享有不可侵犯的外国驻华使团人员，则通过外交途径予以处理。

五、“促进”职能与国际合作问题

国家外交的“促进”职能，即促进与其他国家或国家组织之间的友好关系，发展相互之间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科学等关系。这一职能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是国际合作。国际合作，是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结果；而国际合作原则，是现代国家间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根本体现。国际合作经历了从临时性合作到长期性合作、双边和区域性合作到多边和全球性合作的演变过程。经过《国际联盟盟约》和《联合国宪章》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的规定，各国平等的国际合作迅速上升为一项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

中国的和平发展既需要稳定的国内环境，也离不开稳定的国际环境，离不开国际合作。任何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均会遇到安全、生态资源、贫困与发展、人口与犯罪等问题，而这些原本属于国内管辖的事项，随着相互依存关系的日益加深，逐渐溢出国界而成为全球问题。而为了更好地履行国家的外交职能，国家通过国际习惯法尤其是国际协定法承担国际合作的法律义务。国际合作不仅仅是一项道德义务而且是一项法律义务，它与国家主权并行不悖，因为国家通过条约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是国家行使主权的一项具体内容，国际条约的签订也是国家意志的自由表达，因此，国际合作使国家承受约束，但并不会损害国家主权。相反，国际合作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内部稳定和和平发展。例如，中国在《联合国打击垮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公约体系框架内，通过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对打击国内分裂势力和恐怖活动、遏制国内的经济犯罪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国际合作有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依存不断密切的情况下，全球性威胁和挑战呈现多元化的特点，更加相互关联。对这些威胁都应予以高度重视，不能厚此薄彼。各国应共同努力，通过沟通加深理解，通过对话增强信任，通过交流推动合作，以集体行动应对威胁和挑战，特别是努力消除其产生的根源。

中国于2005年6月28日发表的“中国公布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强调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可或缺，因为联合国是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实践多边主义的最佳场所，是集体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有效平台，它应该继续成为维护和平的使者，推动发展的先驱。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作用，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中国认为，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原则，满足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关切，推进多边主义，提高联合国的权威、效率和应对新威胁和挑战的能力，国际社会尤其应加强在下述领域的合作：

第一，发展领域。发展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诉求，是集体安全机制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贫困、疾病、环境恶化、自然灾害同样对国际社会构成严重挑战。要重视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实现全球协调、平衡和普遍的发展。

第二，安全领域。建立一个有效力、效率和公平的集体安全机制，关键是坚持多边主义，推动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加强联合国的权威与能力，维护安理会作为集体安全体系核心的地位。（1）关于战争与冲突，国家间冲突的应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通过平等协商、和平谈判加以解决。国内冲突的解决应主要靠当事国人民努力。外部支持应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以国际法为准绳，采取谨慎和负责态度，综合应用政治、外交等手段，鼓励和帮助冲突方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问题。（2）关于反恐，国际反恐努力要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与协调作用，注意标本兼治，应避免政治化，不能采取双重标准。（3）关于裁军与防扩散，应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对此类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任何形式的扩散。（4）关于有组织犯罪，应加强地区与国际合作，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发达国家应在提供资源方面承担更多义务。（5）关于预防与调停，在充分发挥联合国安理会在此方面的主要作用的同时，应加大对预防冲突和调停的投入，支持秘书长根据授权履行斡旋和调解职能。（6）关于制裁，应该谨慎使用制裁，以用尽和平解决的所有手段为前提。一旦安理会决定实施制裁，各国均有义务严格执行。（7）关于使用武力，一切国际争端均应通过和平方式加以解决。（8）关于维和，联合国维和行动应遵循《联合国宪章》以及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中立、当事方同意以及非自卫不得使用武力等。（9）关于建设和平，中国支持设立建设和平委员会。委员会的职责应主要是协助制订从冲突过渡到冲突后重建的计划，协调国际社会的努力。

外交范文篇7

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和严重化这一趋势，而作出的环境外交政策将会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1996年4月9日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斯但福大学发表了题为《美国外交与2l世纪全球环境的挑战》的讲话。全面阐述环境与美国全球政策的关系，认为：“美国全球政策目标同美国如何处理地球的自然资源问题方面开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1997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度环境外交报告，报告中宣称环境外交已经成为美国外交中的一个长期性、重要性的工作。环境问题开始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紧密相连。本文将对生态环境问题对美国的影响以及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作一个粗浅的分析。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是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时代背景

生态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处置不当，尤其是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构成的种种现实威胁。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从60年代末开始，以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为标志，尤其是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之后，许多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开始从生态环境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利斗争。1979年，勃兰特委员会曾指出：“过去人们常常是从军事冲突，甚至是从毁灭角度来理解战争，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灾难、大规模饥谨等造成的混乱也可能同样危险。”[2]1992年，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聚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全球性首脑会议。会议发表了《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文件，生态环境问题自此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而进入越来越多政治家和学者的研究领域。克林顿总统1997年10月在发达国家地理学会上曾表示,“把一个美好的家园交给下一代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中，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已经成为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重要背景。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化

人类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但传统的政治地理学只研究人、国家或领土等

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到了近代，国家和领土的概念已上升为环境系统。系统是没有国界的，诸如森林毁灭、温室效应、淡水短缺、臭氧层破坏、水土流失、沙漠化、海洋污染等等环境危机的爆发，使各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人类现在所面临的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并开始对国家的政治行为包括对外关系行为加以调整，国际组织和其它政治团体也正在使用其权力对生态系统进行控制。如尽管温室气体排放属于一国内部事务，但到1999年为止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40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只要承认生态学是探求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承认政治是研究如何运用权力和权威对社会进行挖掘的科学，就不难体会到政治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关系。没有哪种政治不会影响到生态系统作用的过程。”[3]。

国际生态环境问题可以用“猎鹿原则”加以解释。也即尽管大多数国家实行环保政策，但是只要有一个国家肆意破坏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也将会直接威胁到别国和整个世界的生态环境系统，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跨国界的问题，它需要通过国际立法、国际合作、国际协调逐步加以解决。这就牵涉到各国主权让渡和边界模糊化等问题。因此，传统意义上国家主权观念正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国家的生态环境系统安全在各国的安全观念中日趋重要，“经济的、社会的和生态的领域中的非军事性因素已经对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4]因此，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对传统的国家主权和安全观形成了挑战，

（二）生态环境政治问题推动全球相互依存发展

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使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由于全球生态问题如酸雨、CO2的排放、臭氧层的出现等均已超出了一国主权范围，因此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国家间的相互依存问题，在这个相互依存的状态中，各国都将为本国或其他国家的环境活动付出代价或取得收益。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兰默指出：“我们的遗弃物、我们造成的污染两者加起来足以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平衡，这一相互依存将我们统一在一起，生态相互依存和人类命运紧密相关。”[5]因此在以后的国际社会的讨论和斗争中，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

（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着国际权利分配结构

由于“国际政治象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利和利益的斗争”[6]。因此生态问题已或多或少地作用于国际权利分配结构上，如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影响着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盟与对抗。典型事例之一是1998年全球代表4200多人在阿根廷阿姆斯特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发达国家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被的各种破坏，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趋势，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的不合理的消费结构和工业高能效结构，以及通过殖民地体系和不平等的世界贸易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性开发才是气候变化的原因，强调发达国家应承担责任，增加援助，改造旧的国际秩序，放弃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支配型模式，建立机会均等、权利平等、规则公平的国际社会民主机制。由上可以看出，生态环境问题已逐渐成为国家间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国政府都从自身实力出发，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权利争夺中，或联盟、或对抗以期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

（四）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紧密相连

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经常要与南北问题，特别是与南方的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如在环境保护的责任、资金和技术的共享、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上，南北国家存在着严重分歧。发达国家片面强调环境保护而忽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需要，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源之一，同时回避自己在造成今日环境污染问题上的责任，不愿意在资金和技术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而发展中国家强调自身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逐步发展经济，才能解决环境问题，强调发达国家是当前工业生产的主要进行者，其能源与资源的消耗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对全球环境的恶化负有主要的责任，发达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环保资金与技术，为解决全球性环境保护问题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随着国际环境合作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发展问题的关系日趋紧密，这使得生态环境问题在国际政治议事日程中地位日趋凸现出来。

（五）生态环境政治问题已成为国家合作或对抗的原因之一

生态环境政治问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产生新的利益争夺点，在某个区域形成新的不稳定，并引发各种冲突或战争。例如，气候变暖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极资源的争夺；水资源的紧张和污染也会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中东地区这种争夺尤为明显。另一方面，全球生态问题也造成了各国利益的互补与联系，促进了国际合作。目前国际社会和有关国际组织围绕治理和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在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1983年联合国为审查世界环境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行动建议而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召开，发表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并提出“各国在和平发展和保护环境方面是相互依赖的，应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采取适当方法解决一切环境争端，[7]”与此同时联合国有关环境的国际立法也在稳步进行。一大批国际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等也涌现出来，他们都能积极促进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以及促进环境事务的国际合作。但是由于不少发达国家以种种借口推卸其应负的责任和义务，使得国际环境合作充满曲折和斗争。

二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动因

（一）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政策服务的，美国现实主义学派大师汉斯.摩根索指出“国家利益是判断国家行为体唯一永恒的标准”。[8]国家利益是指“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9]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公众对较高生活水准要求和生态环境的威胁呈现严重矛盾。这种矛盾和冲突严重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大量的环保报道显示。如今在美国国内，美国公民的人身、经济和社会安全正在受到臭氧层破坏、物种消失、过度开发、各类辐射及化学品污染、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的威胁。设在华盛顿州里奇兰的汉福德武器工厂，将2000亿加仑的危险废物倾入坑里和湖里，至少使附近10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被污染，该工厂样品中渗漏出来的钚就足够制造50多枚长畸型原子弹。能源部合同承包商NLO公司于1951年以来已向空气中排放了39。3万磅铀的副产物及其它有毒物质，1966年一次在20分钟内即释放3884磅含铀气体。马萨诸塞州德角附近的奥蒂斯空军基地的有毒废物已污染了该地区的全部水域，使1982年以来该地区一些城镇的肺癌、白血病、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及黑毒瘤大增，综合癌症率已高出全州水平的30%。[10]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咂渲饕饔迷谟谖け竟墓依妗R虼耍拦肮袂淇死锼雇懈ト衔拦淹平拦蚶娴哪芰ν淼厍蜃匀蛔试唇裘芰翟谝黄稹11]

（二）美国也正在利用其环境外交政策来推动全球政策的实施。由于地球自然资源的匮乏和自然环境的恶化将会使中东以及东亚、中亚和南亚等对美国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地区生存环境的恶化、人口的恶性膨胀、饥荒以及地区冲突和国际不稳定。如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供水争执，已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也可能为争夺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而爆发战争。对以色列来说，占领约旦河西岸，利用约旦河水保障其农用灌溉和其它方面的淡水也是至关重要的。当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引发地区冲突和紧张时，美国的全球政策利益将会受到威胁。美国只得动用政治军事手段加以干涉以维护其全球政策利益。因此，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夫曾指出：“自然环境资源解决自然资源问题对取得政治和经济稳定、争取美国全球政策目标的实现关系重大。”[12]

（三）美国可以通过环境外交政策来协调与别国的关系。生态环境问题会影响到美国

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污染不受边界的限制，而世界任何地区对有限资源的需求增加必然会给其他地区的资源造成压力，也会引发与美国有关国际纠纷。最近30年来，美国使加拿大东部上空污染的浓度增加了50多倍，“酸雨”每年给加拿大造成经济损失达50亿美元。在1986年间，以美国为主发达国家将365。6万吨以上废物运往第三世界，引起了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和加勒比海国家的愤怒，在美国国内经常视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和海洋为垃圾倾倒场所，在发展中国家已造成一种“毒物恐怖主义”或造成一种“生态种族歧视”的心理负担。因此，美国政府制定了相应的外交政策以协调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

（四）美国在国际环境政治领域也力图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美国政府认为，一方面，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环境状况同整个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人民的生活受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愈来愈明显。另一方面，无论美国是否选择充当世界领袖，其历史和实力已决定了美国必然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在解决有关安全、发展和环境的国际问题方面，美国必须带头，否则其它国家会踌躇不前。况且诸如核武器控制、自由贸易和全球环境变化等问题唯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锝以解决。因此，美国有责任制定和贯彻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政策。为此，美国将采取积极扮演国际领袖的政策，即通过积极参与和领导旨在鼓励民主、支持科学研究、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方面的国际合作，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

三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

（一）美国政府以经济力量为后盾，充分利用各种国际组织来对付生态环境威胁，从里约热内卢会议以来，美国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通过各种条约国际社会同意逐步淘汰尚存的破坏臭氧层的物质，禁止向海洋倾倒低放射性废品，美国正力图改革和加强联合国重要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计划。同世界银行一起，将有利于本国利益的环境政策纳入世界银行贷款计划，通过全球环保机构资助有利于美国的环保项目。美国和欧盟制定的跨大西洋新计划将使全坏在解决诸如气候变化和有毒化学品等问题上做出努力，美国也利用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来缓和促进贸易和保护环境之间复杂的紧张关系。

（二）在对待各种生态环境问题方面，美国首先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方面，美国一直要求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承担共同的义务。1997年京都会议之前，美国参议院作出了95对0票作出反应：“除非主要发展中国家也介入，否则不支持签署任何限排公约”。1997年10月6日，克林顿又表示了四条原则：（1）相信气候变化的科学性，（2）美国准备承担“现实的”减排义务；（3）这种限制减排要以不阻碍经济发展为前提，（4）世界各国都要参与。这些看法遭到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反对，与此同时，欧盟也指责美国在会前提出的“各国都要介入减排义务”违背了“柏林授权”、破坏了已进行了两年半的谈判与磋商结果。1998年全球代表4200多人在阿根廷阿姆斯特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美国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被的各种破坏，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

（三）美国正通过环境手段来扩大其在中东以及东亚、中亚和南亚等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地区的利益，这些地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造成了人口的恶性膨胀、饥荒以及这些国家的无政府状态，大大加剧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中东干旱的地区了，那地方争水斗争对安全和稳定有直接的影响。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污染加剧了古老的水源争端的利害关系。正如希蒙·佩雷斯曾经说过：“约旦河的争水史比历史还长。”美国正在试图使中东和平进程的各方协调该地区的水资源供应，以便减少因水资源而引发的各种冲突，以保护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和石油利益。在前苏联和中欧，美国则希望通过国际组织来改变其污染的工厂、充满烟雾的天空和毁坏的河流。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美国通过有34个民主国家迈阿密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来推行可持续发展计划。如遏止滥伐森林和人口迅速增长、保护亚马孙热带雨林中生物的多样化、以及与哥伦比亚帮助罅贩毒和犯罪活动、协助危地马拉发展可持续的农业等。美国在这些地区的环境活动有利的推动了其全球政策。客观上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

除此之外，在环境科学技术领域，美国政府还制定了“国家环境技术政策为主线，通过实施项目计划，开发新的环保技术，推动环境技术的出口和转让”等相应的政策或实践措施。

四、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有其两面性，一方面由于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环境状况同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美国人民的生活受到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也愈来愈明显。迫于形势，美国积极参与支持科学研究、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以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客观上也推动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防止地球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美国一直认为其历史和实力已决定了美国必然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为此美国在环境合作方面，采取积极扮演国际领袖的政策以实现其全球政策，并利用生态环境问题来遏制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试图控制中东、中亚等具有政策价值的地区。

外交范文篇8

外交涉及广泛的法律问题:一方面外交作为国际关系主体间的关系适用国际法;另一方面各国外交政策都有国内法源。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外交活动的根本原则。因此,从法学方面研究宪法原则对认识一国外交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瑞士现行的联邦宪法于1848年制定生效,后经过局部修改一直适用至今。它与19世纪其他国家的宪法类似,其有关外交方面的内容并不冗长,但很重要。瑞士外交活动有哪些指导原则,在一个联邦制的国家中,联邦与组成联邦的各州在外交方面有何职权划分,有哪些权力机关参与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又经过哪些法定程序,签订国际条约呢?以下我们结合瑞士的外交实践对瑞士外交政策所依据的宪法原则进行初步研究。

一、瑞士外交政策的目标和指导原则

瑞士联邦宪法没有专门的章节规定外交活动,宪法序论表达了联邦加强同盟,维护和增进各族团结、力量与荣誉的愿望。如果说荣誉是就世界范围而言的,那么,维护和发展其荣誉便是瑞士外交之第一条指导原则。接着宪法在有关建立联邦目的的第2条中写道:“联邦的目的为对外保障本国独立,对内维护和平、秩序、保护各州的自由权利并促进共同的繁荣。’,¹这就明确规定了瑞士外交政策的唯一目标—保障国家独立。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国家独立是瑞士外交政策的唯一目的,而中立不在目的之列。1815年的联邦条例、1832年和1833年宪法草案都曾把维护独立和中立作为外交目的。但1848年的制宪者没有把中立作为外交政策的目的之一,其理由是“中立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维护国家独立的措施”,º并且认为“一旦出现特定情况,为了主权可以放弃中立”。1874年的宪法继承了1848年宪法的这一精神。然而,1848年和1874年的制宪者并没有忽视中立问题。他们在宪法有关议会和联邦委员会的职责的第85条和102条中都写上了维护独立和中立的内容。联邦外交文件也曾多次明确指出,“中立是瑞士百年来国际地位的基础”,是“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1977年瑞士还通过了第89条第5款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凡涉及瑞士加入国际安全组织和超国家共同体的决定须经强制性全民复决。除上面两种情况外,其他条约如有放弃或损害中立的内容,联邦两院应决定将其诉诸非强制性全民复决。可见随着历史的发展维护中立已成为瑞士一条重要的宪法原则。然而中立的含义是什么,宪法规定的又是哪种中立原则呢?中立首先是某个国家超脱于某一特定武装冲突的立场。这种情况下的权利和义务由国际法规定,其内容载入1907年规范陆战与海战中诸列强权利和义务的第5和第13号海牙公约¼。第二种是永久中立,即以各列强签订的公约为基础.并逐渐为习惯法承认的一种国际地位。中立负有在任何一地,任何一方参加的武装冲突中悟守永久中立,不卷入战争,不介入冲突的义务。1815年以来瑞士的中立是第二种中立。从字面上推论,格守中立义务会导致瑞士采取某种收缩和孤立的对外政策,但这不完全符合实际。自建立联邦之后,瑞士一直实行与其国家的中立地位和实际可能相适应的积极的外交政策。由于其资源匾乏,依赖世界市场和资源,瑞士在经济上采取开放的政策;在政治上,瑞士很早就开展某种称之为“善意调停”的活动。所谓善意调停是和平地解决国家冲突的一种手段,也就是第三方经过友好的活动使冲突双方找到妥协的方法。比如在法国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瑞士不仅积极促进双方的接触,并在埃维昂谈判期间为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提供住所。从中可以了解瑞士主张的广义善意调停的含义,就是在国际冲突中主动或应某国要求由联邦、个人或国际组织,提供各种服务,以便维护和恢复和平。瑞士实行的广义的善意调停体现在一系列外交实践中,有些活动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这些活动涉及许多领域:例如参与红十字运动,代表中断了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国家利益,在冲突双方完全脱离接触无外交代表的情况下,保护战俘,促进和解决国际争端,发展国际仲裁,接受有关的国际委托,欢迎在瑞士的国土上举行国际会议,设立国际组织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瑞士处在新的形势下,冷战和东西方对立使中立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但瑞士不是联合国的成员,需要找出新的方式加强与国际社会的联系,以便尽义务,图发展。为此,瑞士在官方文件中明确提出“休戚与共,提供方便和普建邦交”的三项外交准则气普建邦交是中立固有的要求,它反映了中立国家在战时保持同交战各国发展关系的权利。休戚与共是中立的结果和自然补充。它强调瑞士与国际社会的紧密联系和对国际事务的积极态度,成为它利用中立地位从事各种和平使命的根据。提供方便是积极中立政策的又一个方面,它表明联邦准备提供各种善意的帮助。在这方面瑞士的外交实践颇丰。可见,瑞士的中立概念经历了发展和演变。它是积极的,富有生命力的。总之,维护联邦独立是外交活动的最高目标,中立是瑞士外交活动的宪法性原则。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中立是实现独立目标的手段。

二、联邦与州之间外交职权的划分

瑞士的正式名称为瑞士邦联,但她却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瑞士联邦宪法不仅规定了联邦议会和联邦委员会的外交职能及其权能划分,而且也规定了联邦和州在对外交往方面的职权划分。宪法第八条规定,“只有联邦政府有宣战烤和以及与外国缔结同盟及条约的权利,特别是有关规定关税与商务条约的权利。”但这里规定的联邦缔约权不是绝对的,宪法第九条指出“关于公共经济与睦邻关系以及警察事项,各州特别保留与外国缔结条约的权利。但该项条约不得有违反联邦或其他州的利益的规定。”作为补充,宪法第十条还规定,“凡各州与外国政府或代表有正式交往时,须通过联邦委员会的介绍。但关于第九条所列的事项,各州得与低级衙署及其官员联系。”从上述条款的限定词“唯有联邦有权”,“特殊情况下州亦可”,不难看出宪法第二条有关州的权利及与联邦关系的一般原则(凡未委任于联邦政府的权利概由各州行使)不适用于外交领域。但各州可依据宪法与联邦共享一定的外事权。以下拟分别说明联邦和各州的有关外交职能。(一)联邦的外交职能1.联邦缔约权宪法赋予联邦以三项特权:宣战、烤和、缔约。宣战靖和的内容似有悖于中立国义务。但这里讲的宣战烤和显然是对外来侵略而言的。至于缔约,宪法第八条做了明确的规定。联邦不仅可以缔结政治性条约,还可以缔结非政治性条约。第一类条约包括烤和和结盟,但在保持中立的情况下结盟是被禁止的。在瑞士长期的外交实践中,联邦缔约权被赋予了广泛的含义。缔约对象可以是国家、国际组织及教会等任何国际法主体;条约指一切协议,不论其名称、缔约方数量和缔约方式;联邦可缔约的领域也包括法定应由各州行使立法权的领域。但缔约必须符合宪法并出自实际需要。可见缔约方面瑞士实行的是相对集中的体制。2.联邦外交方面的其他权力瑞士联邦宪法第8条以及第85和1()2条的有关条款赋予联邦广泛的外交职能。首先,联邦有对外交往权,负责处理瑞士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如承认国家、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设立外交和领事代表团、提善意调停、参加国际组织、促进国际法的发展和国际法典的编撰。其次,联邦有权推行有关的对外政策.如与国际组织合作提供共同发展和人道主义的国际主义援助、提供自然灾害援助、促进人权的保护和发展。再次,联邦有权规范和处理一些与对外政策或多或少有联系的问题.如给外国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参加国际博览会和参与其他方面的国际合作。最后联邦负责对外保护国家的经济、社会利益和文化民族传统。为此,联邦可就一系列广泛的问题进行立法,如限制外国人介入房地产法,限制外国人移民和防止外来文化控制法。可见,瑞士联邦外交政策不仅涉及国家间关系.而且也处理与外国人的关系。(二)瑞士各州的对外职能上面已淡到宪法中涉及州的对外职权的两个条款,即有关签约的第9条和有关对外交往的第l。条。其他一些条款也涉及州在对外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宪法第8、9条规定各州有条约复决权,24条13款提出州的外事咨询权等。1.州的缔约权据不完全统计,自联邦建立至今,各州签订了大约140个国际条约,其中40个是二战后签订的,20个是1973年以来签订的。可见由州签订的条约是十分有限的,但宪法赋予各州的缔约权迄今仍然有效。根据宪法,各州有权与他国签订某些条约。签约和条约的含义是丁L一泛的,但州的缔约权是限制性的。这种限制首先是范围上的限制。原则上,州只能在一定领域即公共经济、睦邻关系以及警察事项方一面行使缔约权;对州缔约权的第二个限制是内容方面的。宪法指出,无论是国际协议(7条2款),还是第9条规定的条约,都“不得有违反联邦或其他州利益的规定”。这里指出的是不得违反联邦或其他州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与宪法、联邦法或其他州的法律是否相冲突。宪法102条第7款规定联邦委员会负责审查各州的有关条约是否符合上述要大州如对宙查结果不服,可上诉到联邦议会如果另一州对某一条约提出异议也要照此程序办理(见85条5款);对州缔约权的第三个限制是程序上的限制。宪法第10条规定禁_1l=各州与外国政府发生直接关系,原则上,是由联邦淡半lJ、签汀、批准有关州的条约。一般是州作为有关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参加有关活动,由联邦以一州或多州的名义签约。然而联邦却可以授权各州自行签订某些条约。例如联邦建立之初,联邦议会曾同意保留瓦莱和佛里堡州宪法中关于该州同罗马教会的关系由双方协议规定的条款。此外,联邦还在联邦签订的某些框架性协议或联邦立法中附带授权条款,如防止水污染法,国际援助法都有授权各州与外国签订某种协议的条款。此外,宪法102条7款规定这类条约一旦缔结还要由联邦委员会批准。这条规定形式上有些重复和多佘,但在特定情况下是有意义的,是瑞士联邦外交的又一个安全阀。2.各州其他外交职权宪法第10条1款中有关禁止各州与外国政府发展官方关系的内容主要是指州不得与外国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不得与外国政府谈判签约。但在瑞士的领事人员可直接与州政府接触,后者有权在其职权范围内与之做答。在瑞士的外交人员、外国政府首脑和成员也可应邀对各州进行礼节性访问。宪法第10条2款还允许各州发展与外国相邻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各种经常性的接触和关系,以处理一些共同的问题。例如为环保、运输、领土整治、自然规划等目的,各州可建立各种地区性混合委员会,进行跨国界合作。近来,瑞士各州这方面的活动相当活跃。此外,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各州外交活动受到各种限制,但各州在联邦对外关系中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根据惯例,各州参与联邦进行的涉及该州权益的国际谈判。此外,许多法律都明文规定,联邦在采取外交措施或签约承担某种国际义务之前,要首先向各州咨询。

三、联邦各机构职权的划分

外交范文篇9

【摘要题】理论探讨

【关键词】中国和平发展/外交职能/国际法

【正文】

作为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外交，是国家解决国际争端、进行国际合作的手段，是国家以和平方式实现其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其主要职能，概括来讲，在于和平、文明、理性地维持、促进国家利益和国家对外战略目标及对外政策，发展国家间关系，弥合国际社会裂痕，加强和促进国际合作。其具体职能体现为沟通职能、信息情报收集与评估职能、调节职能、影响职能、象征职能和法律职能等等。①这些具体职能，借用《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的表述，就是“代表”、“保护”、“谈判”、“调查与报告”和“促进”。其目的在于国家之间就国际争端与合作事项进行合乎逻辑的交涉、谈判和磋商，交流彼此的观点和思想，消除分歧，达成共识。这种交流可以直接通过首脑外交，或以书面的形式，或通过直接接触予以实现；但更多地还需要以间接方式即通过互派驻外使团进行。②外交关系是在实现外交职能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关系，它是国家为处理外交事务，在由国家中央外交关系机关、外交代表机关等通过访问、谈判、交涉、缔结条约、参加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互派驻外使团等对外活动中所形成的与他国或国际组织的关系。从广义上讲，政府间国际组织在一定条件下依上述方式在对外活动中形成的关系也属于外交关系的范畴。③这种关系是通过法律的形式服务于国际法主体的利益。

外交职能的实现与国际法规范的演变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国际法是国家为实现外交职能进行对外交往而产生的国际关系的产物，“众多主权国家同时并存、且彼此进行交往与协作而形成的各种国际关系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存在”是国际法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社会基础。④另一方面，作为调整外交职能的国际法规范在古代已出现雏形并在近代开始系统化。作为现代国际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和近代国际法产生标志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近现代国际关系和欧洲的经典外交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它所建构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由于逐渐形成的欧洲民族国家将国家利益至上及势力均衡两个观念作为反正统的理论基础并进而规范彼此的关系，完成了欧洲国际关系从大一统到势力均衡的转变。国家利益取代了中世纪的世界道德观，均势则取代了对大统一的向往。国家利益至上不仅意味着为促进国家福祉，用任何手段（尽管这种手段随着国际关系的演变而逐渐受到限制）均是合法的，⑤而且趋向于表明国家主权的存在和主权国家享有潜在的平等原则。主权原则的确立与常驻外交使团的建立对于实现国家外交职能、规范外交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国际习惯法和包括1815年维也纳会议尤其是1945年以后联合国主持下召开的若干国际会议所编纂的国际协定法规法反过来又促进了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国家外交职能的实现。

和平发展中的中国，其外交职能无疑处于变化之中。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和复杂的变化。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加。实现人类社会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发展既有难得的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⑥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在求同存异、互谅互让、进退有度的基础上，在加强经贸交流、注重长远战略、坚持和平发展的前提下，既要“遵守和维护国际法准则，又要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国际法的完善和发展继续作出努力，推动国际法朝着有利于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方向前进。”⑦因此，研究中国和平发展中外交职能调整的前沿法律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从通过对现行法的分析当有助于把握国际法的未来发展趋势的观点出发，本文拟通过分析评价《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提及的五项外交职能及其所涉及的重大法律问题，试图对中国和平发展中外交职能调整的若干前沿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一、“代表”职能与驻外使团及其人员的安全问题

“代表”职能即“在接受国中代表派遣国”，⑧这是国家外交职能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一项。作为国家代表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其他高级官员在接受国进行正式访问时和作为主权国家象征的驻外使团馆舍和外交人员，由于其代表性质和职能的需要，历来享有神圣的不可侵犯。由于此种地位涉及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和两种管辖权之间的冲突，因此包括相互对立、互为矛盾的两个侧面：滥用不可侵犯地位违背驻外使团及其人员对东道国应负的义务，严重侵犯接受国的主权和国家利益；而侵犯这种神圣地位则严重损害派遣国的利益。两者均严重影响到外交职能的正常行使，尤其是后者，在地区和国际局势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的今天日益成为威胁驻外使团及其人员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代表”职能的行使主要涉及驻外使团及其人员安全的法律问题。

驻外使团尤其是常设驻外使团及其人员享有的不可侵犯的目的在于保证他们免受接受国可能通过行使主权的、特别是其司法机关依据法律所进行的有碍使团职能的行为或司法程序及其所施加的任何限制或胁迫。使团馆舍的不可侵犯不仅意味着接受国官吏非经使团团长许可，不得进入馆舍，而且意味着接受国负有特殊责任，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保护馆舍免受侵入或损害，并防止一切扰乱使团安宁或有损使团尊严之情势。外交代表的不可侵犯同样如此：接受国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其加以逮捕或拘禁，应该对外交代表特示尊重，并应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以防止其人身、自由或尊严受到任何侵犯。总之，对东道国而言，使团及其人员的不可侵犯包括两个方面：接受国负有义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使团免受外部危险与威胁；而使团及其人员免受接受国法院程序的管辖。接受国的具体义务，除国家机关不得实施任何侵害驻外使团及其人员不可侵犯的行为外，还包括防范与惩治个人侵害使团及其人员不可侵犯的行为，并为此目的将侵害外交人员的行为定为国内法上的罪行。依据《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第2条，每一缔约国应将下列罪行定为其国内法上的罪行，即故意对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进行谋杀、绑架、或其他侵害其人身或自由的行为；对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公用馆舍、私人寓所或交通工具进行暴力攻击，因而可能危及其人身或自由；以进行任何这类攻击相威胁；进行任何这类攻击未遂；参与任何这类攻击为从犯。缔约国应按照这类罪行的严重性处以适当的惩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接受国负有惩治此类罪行的义务，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对犯罪嫌疑人提起诉讼，⑨尤其是针对国际组织人员的犯罪。2000年10月13日，联合国秘书长在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关于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在迄今为止杀害联合国工作人员的177个案件中，只有3起的肇事者被绳之以法。⑩无论其原因为何，从国际法角度来看，东道国有义务防范、惩治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行为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否则会引起有关国家的国际责任问题。这一点已为国际法院所确认。在德黑兰的美国外交与领事人员案中，国际法院认为，政治上的因素不能成为否认源于条约和习惯的国际法义务的理由，从而裁定伊朗违背了对美国所负的义务；(11)在关于2000年4月11国际逮捕令案中，国际法院进一步裁定比利时因对刚果（金）外交部长国际逮捕令而违背了对刚果（金）的义务。(12)

由于驻外使团及其人员处于接受国领土主权之下，因此，其安全保障主要是接受国的责任。但是，随着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增加，国际合作显得更为重要：

第一，派遣国加强与接受国之间的双边合作。派遣国在行使外交的代表职能过程中也负有一定的义务，在驻外使团大量增加、接受国局势动荡、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的情势下，接受国可以合理地希望派遣国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其驻外使团及其人员的安全。(13)这些措施包括：出现危机情形时，减少驻外使团人员；关闭驻外使团；提高外交人员收入以聘请保镖保护其人身安全；(14)增强外交人员的体质、技能和应对能力；规范、安全地使用外交邮袋；特殊时期由派遣国提供武装保护。

第二，通过国际立法和国家之间的多边合作防范与惩治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安全的行为。针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开始出现与盛行，为保障驻外使团及其人员有效行使外交代表职能，维护国家间的正常关系和国际和平与稳定，确保对于实施或参与实施有关罪行的人员或起诉或引渡，劝诫可能的违法人员不要实施相关罪行，并在防止此类罪行方面确保最低限度的多边国际合作，《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认为“侵害外交代表和其他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犯罪危害到这些人员的安全，构成对各国间合作所必需的正常国际关系的维持的严重威胁”，深信国际社会“制定防止和惩处这些罪行的适当和有效的措施实有迫切需要，”(15)缔约国应将针对应受国际保护人员所犯的公约所规定的罪行定为其国内法上的罪行并予以惩治；对上述罪行以及嫌疑犯确立必要的管辖权；进行合作，互通情报，采取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对在其领土内的嫌疑犯应予起诉或引渡；就对嫌疑犯提起的刑事诉讼彼此提供协助，并将诉讼的结果通报联合国秘书长。(16)《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进一步确认劫持人质是一种国际罪行，要求各国采取严厉措施进行惩治和防范。《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深为关切蓄意攻击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而造成伤亡的数目日益增加”，认为“无论何人攻击或以其他方法虐待以联合国名义行事的人员都是无理和不可容忍的行为”，认识到“联合国行动是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并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目标与宗旨进行的”、“联合国人员及有关人员对联合国在预防性外交、建立和平、维持和平、缔造和平、人道主义和其他行动领域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意识到“为确保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已有的现行安排，包括联合国主要机关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步骤”，然而承认“现行保护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措施尚不充分”，认识到“如果在东道国的同意和合作下进行联合国行动，则其有效性和安全会得到加强”，呼吁“境内部署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所有国家和这类人员所依赖的所有其他国家提供全面支持，以期协助进行联合国行动并完成其任务”，深信“亟需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防止“对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攻击行为”，从而缔约国负有对犯下此种攻击行为者进行惩治的义务。(17)已经或正在制定的《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关于国际恐怖主义定义的全面公约》、《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公约》等相关公约强调在打击侵害驻外使团及其人员的安全的国际恐怖主义方面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而国家实践表明传统的行刺条款应予保留：性质特别险恶的行为如恐怖主义行为，不能被认为是政治罪。作为对政治犯不引渡例外的传统的行刺条款必须保留，而且其适用应扩展到国家代表，尤其是驻外使团人员以及国际组织的官员；并应扩展到一切具有特别险恶性质的行为。(18)

总之，在实现国家的“代表”职能、保障驻外使团及其人员的安全问题上，整个国际社会存在共同利益。仅通过一国的力量或极端的单方面行动，不仅不可能解决问题，而且甚至会造成适得其反的负面效果，因此国际合作尤为必要。中国在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时，在继续坚持有效履行国际义务的同时，应采取一切适当步骤防止扰乱外国驻华使团及其人员行使职能的行为（如正确处理2002年5名不明身份者闯入日本驻沈阳总领馆事件）；加强对中国驻外使团及其人员的安全措施（如2004年中国政府向战后伊拉克派出复馆小组由6名武警官兵组成的警卫中队护卫）；对于他国侵犯中国驻外使团及其人员的神圣地位事件提出严重交涉（如就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袭击中国驻南使馆事件对美国等北约成员国的严重交涉的做法）；加强国际合作，谴责、防止并惩治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罪行（如2003年8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发表谈话，对8月19日联合国驻伊拉克办事处遭到恐怖袭击事件深表遗憾，并强烈谴责这一恐怖暴力事件，并对伤亡人员表示慰问和哀悼）；拓宽多边合作渠道以更有效地保障外交代表职能的行使（如于2001年加入《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并签署《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2004年加入《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2005年9月14日签署《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公约》）。

二、“保护”职能与外交保护问题

国家外交的“保护”职能，即“于国际法许可之限度内，在接受国中保护派遣国及其国民之利益”。(19)由于中国在和平发展、加强各方面的国际交往与合作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对中国国民及其合法权益的保护方面，(20)这里仅就外交保护问题进行探讨。

外交保护问题是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新近注意的一个主题。国际法委员会于1996年第48届会议确定“外交保护”为适于编纂和逐渐发展的三个专题之一。同年，联大第51／160号决议请委员会按照第六委员会辩论期间提出的评论和意见以及各国政府可能提出的书面评论，进一步审查这一专题并说明其范围和内容。委员会在第49届会议期间按照大会上述决议在第2477次会议上设立了关于这个专题的工作组。工作组在同届会议上提交一份报告，得到委员会核准。工作组设法：（1）尽可能明确这一专题的范围；（2）界定这一专题所应研究的问题。工作组拟议了这一专题的大纲，委员会建议以这一大纲作为特别报告员提交初步报告的基础，随后任命穆罕默德·本奴纳（1999年当选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法官后由克里斯托弗·约翰·杜加尔德接替）为特别报告员。委员会于2004年一读通过包括19个条款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21)

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般规定，包括定义和范围、行使外交保护的权利；第二部分规定国籍，包括国籍国行使保护的一般原则，以及对自然人和法人的保护问题；第三部分规定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及其例外；第四部分是杂项规定，包括外交保护以外的行动或程序、特别条约条款和船员保护等。

1.外交保护的定义和范围

外交保护是指一国针对其国民因另一国国际不法行为而受的损害，以国家的名义为该国国民采取外交行动或其他和平解决手段。

一国可以为无国籍人或被该国承认为难民的人行使外交保护，但该人在受到损害之时和正式提出求偿之日在该国应该有合法的惯常居所。但是，对于难民的情形不适用于该难民的国籍国之国际不法行为造成损害的情况。

2.国籍国行使保护的一般原则以及对自然人和法人的保护问题

第一，国籍国。有权行使外交保护的国家是国籍国。(22)就对自然人的外交保护而言，国籍国指寻求保护的个人因出生、血缘、国家继承、归化或以不违反国际法的任何其他方式获得了其国籍的国家。

第二，持续的国籍。一国有权在受到损害之时为其国民并在正式提出求偿之日为其国民的人，行使外交保护。但是，一国对在正式提出求偿之日为其国民、但在受到损害之时不是其国民的人，可以行使外交保护，其条件是该人已丧失原国籍，并且基于与提出诉求无关的原因、以不违反国际法的方式已获得该国的国籍。一人受损害时为其原国籍国而不是现国籍国的公民，则现国籍国不得针对原国籍国就该人所受到的损害行使外交保护。

第三，多重国籍和针对第三国、国籍国的求偿。双重或多重国籍国民的任一国籍国，可以针对非国籍国为该国国民行使外交保护；(23)两国或多个国籍国可以为双重或多重国籍国民共同行使外交保护。一人同为两国国民时，一国不可针对另一国为该人行使外交保护，除非前者在该人受害时和正式提出求偿之日都是主要国籍国。

3.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及其例外

（1）用尽当地救济。一国对于其国民所受的损害，在该受害人在不违反下述例外的前提下用尽一切当地救济办法之前，不得提出国际要求。当地救济办法指受害人以合法权利可以在据称应对损害负责的国家的普通或特别的司法或行政法院或机构获得的补救办法。在主要根据一国国民所受的损害而提出国家要求或请求作出与该项要求有关的宣告性裁决时，应当用尽当地补救办法。

（2）用尽当地救济办法规则的例外。第一，当地救济办法不具有实现有效补救的合理可能性；第二，补救过程受到不当拖延，且不当拖延是由据称应对损害负责的国家造成的；第三，受害人与据称应对损害负责的国家之间没有相关联系，或者依据案情，用尽当地救济办法实不合理；第四，据称应对损害负责的国家放弃了用尽当地补救办法的要求。(24)

因此，国家如何对待外国人，不仅涉及国家与外国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而且是外国人所在国对外国人本国的国际责任，因而也是对外国人本国的关系问题。国家相互之间负有一定的义务以一定的方式对待彼此的国民，否则，有关国家应该承担国际责任。在外国人待遇方面，外交保护的前提是国家责任。一般而言，只要某种不法行为构成国家行为，才可能引起外交保护。而外交保护的一个效果是，将一个私人与国家的关系演变为国际争端。

外交的“保护”职能是一项重要的外交职能，而保护好中国海外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则是中国对外领事工作的核心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领事保护制度：第一，中国将国籍归属作为实施领事保护的条件，主张国际社会成员应根据国际法、双边条约和在有关国家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保护本国国家和公民在他国的合法权益；第二，强调有关国家应确定外国公民、包括违反当地法律的外国公民享有法律规定应当享有的权利，特别是人道主义待遇，而不应因国籍、种族、宗教或其他政治、经济等原因受到歧视或不公正待遇；第三，认为任何国家不应袒护本国公民的违法行为，坚持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反对滥用领事保护；第四，赞成未建交国家间在领事保护方面进行合作。(25)

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安全形势，各类团组出访频繁，出境旅游增加，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日趋活跃，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多，涉及中国海外机构和公民的各类重大突发事件连续发生，在国内层面上进一步加快了领事保护工作的机制化、制度化和法律化建设，以期最大限度地保护中国海外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在涉及中国海外公民和机构的重大领事保护案件中，中国政府重视保护公民在海外的生命财产安全，及时启动应急机制，指导有关驻外使领馆开展工作，维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中国政府从务实的角度，加强统一领导协调机制、驻外使领馆进一步完善领事保护的应急处理机制、提高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和国内外协调能力、完善领事服务制度、利用外交资源努力维护海外华侨的合法权益。同时，在国际层面上，中国认为各国负有保护本国公民的首要责任，但强调：第一，一国内乱往往起因复杂，对判定一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和意愿保护其国民应慎重，不应动辄加以干预；第二，在出现大规模人道危机时，缓和和制止危机是国际社会的正当关切。有关行动须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尊重有关当事国及其所在地区组织的意见，在联合国框架下由安理会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和处置，尽可能使用和平方式。在涉及强制性行动时，更应慎重行事，逐案处理。(26)

三、“谈判”职能与国际争端的解决问题

国家外交的“谈判”职能，即与有关国家进行交涉，(27)其更确切的含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法主体为了彼此之间的有关问题得到解决或获得谅解而进行交涉的一种方式。当事国就争端进行协商或妥协时，对于以何种方式进行讨论和在何种基础上加以解决，均可自由决定。与其他解决方式相比，谈判方式更为灵活，因此许多国际条约都首先强调通过直接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28)

谈判与作为国际争端另一种解决方法的协商之间存在着区别与联系。其区别在于：第一，协商可以是在争端发生后为解决争端而进行的接洽，也可能是争端发生前为避免潜在问题进行的信息交流和意见沟通过程，而谈判一般是在争端发生后进行；第二，谈判双方地位虽然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但实力因素的介入往往是主导性的，而在协商过程中实力因素的介入程度较小，友好互谅的精神体现较为明显；第三，谈判往往排除第三者的参与，而协商并不排斥第三方的加入，斡旋和参加调停中的第三方一般与争端无利害关系，而参加多边协商的第三方可能与争端有某种程度的利害关系；第四，对谈判结果的遵守是由于法律上的承诺，其中法律约束的成分多于道义约束的成分，而对于协商结果的遵守则更多是基于自愿和道义上的约束。两者之间的联系在于：协商是谈判的基础，谈判的过程中也可以不断协商，特别是尽管协商形成了一些自身的特点，但它是否已完全形成一种独立的和制度化的争端解决方式，目前仍有一定疑问。因此，谈判与协商在实践中不能截然分开。(29)

与国际争端的法律解决方法以及利用国际组织解决争端方法一样，谈判作为国际争端的外交或政治的解决方法，是一种非强制的解决方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是现代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一方面，一切国家均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之间的争端，另一方面，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其结果是废止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这是由国际社会的结构和国际法的性质所决定的。

任何争端的存在，都会阻碍国际交往的正常进行，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如果解决不当或处理不及时，不仅影响国家外交职能的实现，而且可能造成地区、国际局势动荡甚至酿成武装冲突或战争。因此，通过谈判等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对于中国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贯本着从发展与各国尤其是邻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出发，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务实合作的基础上，通过谈判、协商等政治方法有效地解决了诸如边界、双重国籍等国际争端，对于稳定地区和国际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由于事实或法律问题不可避免会与其他国家之间产生争端，例如目前中国与邻国之间尚未解决的边界和领土争端有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关于南沙诸岛的主权争端；与日本关于钓鱼岛的主权争端；与印度之间的边界争端，等等。(30)对于南海诸岛的争端，尽管中国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后已得到相关国家的认同，但是从长远来看，从消除冲突因素、减少战争威胁、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合作及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与安全出发，关于这些岛屿的主权归属还是应该通过谈判和协商予以解决。

中国在采用谈判与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同时，并不排除使用其他和平方式，尽管中国对一系列重大国际条约关于争端解决的法律方法持有保留，例如2004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加入《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的决定对《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第22条第1款予以保留，声明中国不受该款约束。不过，由于多边条约的实施与争端解决机制的关系表现出“权力取向”向“规则取向”的演变是国际法发展的大趋势，国际组织与多边条约开启和促进了各种解决国际争端方法有机结合的组织化、系统化和制度化进程，从而使统一性与多样性并行不悖成为争端解决的国际法制度的一大特点，(31)中国对于国际争端的司法解决方法的态度有所变化。例如，对于经贸领域的争端，自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以来，截至2005年8月，中国在WTO作为起诉方提起了一个案件，即中国与欧洲联盟等七个WTO成员起诉美国的“钢铁保障措施案”。作为被诉方有一个案件，即“集成电路增值税案”。此外作为第三方参与了30多个案件的审理过程。(32)

四、“调查与报告”职能与国家安全所涉及的国际法问题

国家外交的“调查和报告”职能，是指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条第1款第4项，“除其他事项外”，“以一切合法手段调查接受国之状况及发展情形，向派遣国政府具报”。(33)或许有人会认为，秘密搜集情报包含在“其他事项”之中，但是，通行的国家实践是禁止秘密搜集情报的，其中包括雇用特务和从当地居民手中搜集情报。(34)因此“调查与报告”职能在国际法中主要涉及国家安全问题。

由于接受国负有给予驻外使团及其人员行使职能之充分便利的义务，而接受国除为国家安全设定禁止或限制进入区域另订法律规章外，应确保驻外使团人员在其境内的行动及旅行自由，由此产生国家与他国行使外交职能时享有的不可侵犯地位的关系问题。间谍行为(35)一般为各国法律所禁止，然而，有时也难以区分正当程序的调查、情报搜集与间谍活动。一国视为正常、合法的搜集情报的方式在另一国则可能是刑事罪行，反之亦然。(36)《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最后采用的“以一切合法手段调查接受国之状况及发展情形，向派遣国具报”措辞，实际上反映出国家安全与国家外交的“调查和报告”职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驻外使团人员行动自由与通讯自由面临同样问题。然而，有关国际公约确认出于国家安全和其他因素的考虑，国家可以并且在实践中已经对驻外使团人员的行动区域予以限制，在其他地区旅行则需要取得事先许可，禁止进入军事基地，并且禁止对任何军事设施、军用机场、港口、工厂进行拍照。对此，驻外使团人员的派遣国可以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以一切合法手段”中的“合法”术语的含义模糊且易引起争议。问题的关键在于为外交调查职能的目的而如何确定“法律”一词的含义。有的学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有赖于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考虑到国际法的优先适用性质，这里的法律应该是指《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条款和国际法其他规范。这一点在《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条第1款第2项（“于国际法许可之限度内，在接受国保护派遣国及其国民之利益”）中得到印证。不过，由于该公约有许多条款附带提到了国内法特别是派遣国与接受国的法律，特别是第41条第1款规定“在不妨碍外交特权与豁免之情形下”，驻外使团人员负有义务尊重接受国之法律规章且不得干涉接受国内政，从而使问题复杂化。由于不同的国内法之间存在重大差异，故第47条第2款第1项规定采取的对等措施不得被视为差别待遇。但是，因为国际法的优先适用性质，所以只有在不妨碍驻外使团职能的情况下，国内法才能对搜集情报加以限制。(37)

国际关系的大量实践表明，利用驻外使团及其人员的不可侵犯地位而损害东道国国家安全，通常会产生国际争端，并往往导致严重后果，包括宣告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甚至出于政治原因而大规模驱逐外交人员，而反过来促使派遣国进行报复，从而使国家关系更加复杂化，其结果是严重影响到国家外交职能的正常行使。因此，国家在行使“调查和报告”职能时，应该遵循国际法基本原则、相关国际条约和有关国家间有效之特别协议的规定。

中国在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行使外交的“调查和报告”职能中，一方面应充分发挥利用一切合法手段调查接受国的状况和发展情形，向我国政府具报，促进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应通过制定相关的国内立法对外国驻华使团及其人员的活动加以规范。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4条将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界定为“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境内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包括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人的任务的行为。第23条规定：“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38)对于涉及享有不可侵犯的外国驻华使团人员，则通过外交途径予以处理。

五、“促进”职能与国际合作问题

国家外交的“促进”职能，即促进与其他国家或国家组织之间的友好关系，发展相互之间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科学等关系。(39)这一职能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是国际合作。国际合作，是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结果；而国际合作原则，是现代国家间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根本体现。国际合作经历了从临时性合作到长期性合作、双边和区域性合作到多边和全球性合作的演变过程。经过《国际联盟盟约》和《联合国宪章》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的规定，各国平等的国际合作迅速上升为一项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

中国的和平发展既需要稳定的国内环境，也离不开稳定的国际环境，离不开国际合作。任何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均会遇到安全、生态资源、贫困与发展、人口与犯罪等问题，而这些原本属于国内管辖的事项，随着相互依存关系的日益加深，逐渐溢出国界而成为全球问题。而为了更好地履行国家的外交职能，国家通过国际习惯法尤其是国际协定法承担国际合作的法律义务。国际合作不仅仅是一项道德义务而且是一项法律义务，它与国家主权并行不悖，因为国家通过条约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是国家行使主权的一项具体内容，国际条约的签订也是国家意志的自由表达，因此，国际合作使国家承受约束，但并不会损害国家主权。(40)相反，国际合作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内部稳定和和平发展。例如，中国在《联合国打击垮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公约体系框架内，通过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对打击国内分裂势力和恐怖活动、遏制国内的经济犯罪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国际合作有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依存不断密切的情况下，全球性威胁和挑战呈现多元化的特点，更加相互关联。对这些威胁都应予以高度重视，不能厚此薄彼。各国应共同努力，通过沟通加深理解，通过对话增强信任，通过交流推动合作，以集体行动应对威胁和挑战，特别是努力消除其产生的根源。(41)

中国于2005年6月28日发表的“中国公布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强调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可或缺，因为联合国是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实践多边主义的最佳场所，是集体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有效平台，它应该继续成为维护和平的使者，推动发展的先驱。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作用，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中国认为，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原则，满足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关切，推进多边主义，提高联合国的权威、效率和应对新威胁和挑战的能力，国际社会尤其应加强在下述领域的合作：

第一，发展领域。发展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诉求，是集体安全机制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贫困、疾病、环境恶化、自然灾害同样对国际社会构成严重挑战。要重视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实现全球协调、平衡和普遍的发展。

第二，安全领域。建立一个有效力、效率和公平的集体安全机制，关键是坚持多边主义，推动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加强联合国的权威与能力，维护安理会作为集体安全体系核心的地位。（1）关于战争与冲突，国家间冲突的应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通过平等协商、和平谈判加以解决。国内冲突的解决应主要靠当事国人民努力。外部支持应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以国际法为准绳，采取谨慎和负责态度，综合应用政治、外交等手段，鼓励和帮助冲突方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问题。（2）关于反恐，国际反恐努力要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与协调作用，注意标本兼治，应避免政治化，不能采取双重标准。（3）关于裁军与防扩散，应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对此类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任何形式的扩散。（4）关于有组织犯罪，应加强地区与国际合作，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发达国家应在提供资源方面承担更多义务。（5）关于预防与调停，在充分发挥联合国安理会在此方面的主要作用的同时，应加大对预防冲突和调停的投入，支持秘书长根据授权履行斡旋和调解职能。（6）关于制裁，应该谨慎使用制裁，以用尽和平解决的所有手段为前提。一旦安理会决定实施制裁，各国均有义务严格执行。（7）关于使用武力，一切国际争端均应通过和平方式加以解决。（8）关于维和，联合国维和行动应遵循《联合国宪章》以及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中立、当事方同意以及非自卫不得使用武力等。（9）关于建设和平，中国支持设立建设和平委员会。委员会的职责应主要是协助制订从冲突过渡到冲突后重建的计划，协调国际社会的努力。

外交范文篇10

[关键词]中国睦邻外交；成果；深化

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更加突出，总体趋于缓和的国际环境为中国稳定周边提供了良好机遇。中国的周边外交历来在整个中国外交战略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国家安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乃至国际地位的改善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历史表明，中国的睦邻友好外交政策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经受住了考验，成为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取得了更加丰硕的成果。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睦邻外交政策

中国是礼仪之邦，自古以来就有睦邻友好、亲仁善邻的民族传统美德。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开展周边外交，将“安定四邦”作为其指导原则，奠定了中国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基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首先针对周边国家提出的国际关系原则，构成了中国睦邻外交政策的核心，已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此后，“求同存异”、“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主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共同构成中国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继续坚持睦邻外交政策，从周边人手，排除干扰，打破西方发达国家的制裁，与周边国家增强政治互信，深化经济合作，使睦邻外交政策不断深化。1992年党的十四大与1997年十五大重申并发展了我国一贯坚持的睦邻外交政策，把坚持睦邻友好放在重要位置。十四大报告认为，我们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处于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十五大报告坚持睦邻友好不改变，对中国与邻国之间存在的争议问题，着眼于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大局，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解决，一时解决不了，暂时搁置，求同存异。进入21世纪，中国的周边政策更为全面和成熟。2002年十六大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外交政策；十七大报告则强调指出：“我们将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这一方针继承了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的睦邻思想，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深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睦邻外交政策，为新世纪中国周边外交确定了方向。

对“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的深入阐述，则集中体现在2003年10月总理《中国的发展和亚洲的振兴》演讲中，其中提出的“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则是现阶段中国睦邻外交政策的集中表述，是对近年来中国周边外交实践的经典总结，它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的睦邻外交思想。

“睦邻”就是在政治上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互谅互信。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与周边国家共同构筑地区稳定、和谐的国家关系结构，坚持不论国家大小、贫富、强弱，各国应一律平等、相互尊重，中国与文莱、尼泊尔等国的关系与中俄、中日关系就是平等的；坚持不论社会制度、文化背景如何，各国都应互谅互信、互不干涉内政，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这一味则的成功实践。“富邻”就是经济上与周边国家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在双边与多边两个渠道，扩大相互贸易和投资，深化利益交融，逐步形成优势互补，加强与邻国的互利合作，深化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积极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与亚洲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安邻”就是同周边国家共同营造和平稳定的刷边环境，坚持通过对话增进互信，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与争端。中国反对“霸权安全”与“同盟安全”，主张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为基础，通过对话与合作实现共同安全。

新中国的睦邻外交政策是一脉相承的，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应有之义，是中国周边复杂地缘环境与国内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它的实施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有利于有力驳斥“中国威胁论”、树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有利于中国以周边为依托走向世界、创造和平稳定的周边及国际环境。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睦邻外交的丰硕成果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周边外交既有不少挑战也面临难得的机遇。中国一如既往地坚持睦邻外交政策，努力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地推进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与邻国的政治互信、经济交融、安全对话、人文交流等进一步加深，中国的睦邻外交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果。

1、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不断增强

国家关系不断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朝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等传统友好国家保持着持续友好；同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老挝、蒙古等国家的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并不断加深；同韩国、新加坡、文莱等一直未与之建交的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1992年中韩建交，标志着中国同周边国家全面建交；同绝大多数邻国，尤其是周边大国、地区集团确立了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如中俄确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日确定构筑面向21世纪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而目前又在努力发展战略互惠关系，中国与东盟确定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等等。

高层互访更加频繁。尤其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领导人频频出访周边国家；与此同时，为数众多的周边国家领导人也前来中国访问，寻求改善和加强与华关系。2003年5月，主席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蒙古进行了国事访问，并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第三次会晤；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使两国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在签署的《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中，印度首次正式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标志着中印关系进入新阶段。2004年6月，主席访问乌兹别克斯坦；7月，泰国和缅甸的总理来华访问。2005年4月，总理访问巴基斯坦、印度等国；7月，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访华并在北京与中国签署联合声明。2006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此举被称为中日关系的“破冰之旅”。2007年主席访俄，总理访问韩国和日本……频繁地走动、面对面地交谈，使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关系更加紧密，相互了解与信任不断加深。

边界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目前，我国已同绝大多数邻国签署了陆地边界划分条约，陆地疆界基本稳定。中国与哈萨克斯坦1782公里的边界线通过1994年《中哈边界协议》、1997年《中哈国界补充协定》、1998年《中哈国界第二补充协定》及2002年《中哈国界线勘界议定书》已全部解决；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于2004年签署《中吉国界线勘界议定书》，1096公里的边界划定已经完成；中国与塔吉克斯坦500公里的边界线于2002年通过签署《中塔国界的补充协定》已经解决；2004年中国与俄罗斯签署的《中俄东段边界补充协定》使中俄之间4300多公里长的边界问题经过十余年的谈判终于解决；就连存在问题的中印东部边界，自1993年9月中印两国正式签署《关于在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以来，也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目前中印边界局势比较稳定。海上疆界方面，2000年12月25日，中越正式签署《中越关于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和《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2004年6月30日，在经过批准后，两协定同时生效，至此，中越两国终于解决了在北部湾划界问题上双方长期存在的争议。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是中国与邻国的第一个海上划界协定，协定的实施，“充分体现了中国希望通过和平协商和谈判解决与邻国存在的领土边界问题和边界地区各种纠纷的诚意，反映了中国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愿望”，“为中国与其他国家通过谈判划分海上边界线提供了可资参考和借鉴的经验”，是中国与邻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又一重大成果。

2、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交融不断深化

在夯实政治基础的同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不断深化，这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不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

贸易额不断攀升，经济合作迅速展开。中国与日本、韩国、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在2002年分别达到1019.05亿、440.71亿、547.6亿美元，同90年代初期相比分别增长了6倍、7倍、11.5倍，2006年已分别升至2073亿、1343亿、1608亿美元。中国在东盟各国的贸易额已占该地区贸易额的60％以上，东盟已成为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中俄两国正式建交以来，经济交流不断加深，贸易额逐年上升：1992年双边贸易额仅为46亿美元，2000年升至80亿美元，至2006年突破300亿美元，经贸合作的扩大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中国与日本的双边贸易额连续11年位居各个贸易伙伴国之首，虽然2004年日本降至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但双边贸易额仍高达1679亿美元，2006年更是高达2073亿美元，日本仍是中国大陆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投资来源国。“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美欧日市场需求难以进一步扩大的背景下，我国与周边国家贸易却呈现两位数的高速增长”，“面对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日韩等国的制造业纷纷调整发展战略，加紧向中国转移生产和研发基地。中国对亚洲国家的投资也从无到有，迅速发展。”截止2006年，已有4万多家中国企业参与跨国经营，比如中巴瓜达尔港项目、中越太原钢铁厂等项目，这不仅给双方带来经济效益，也是中国同周边国家谋求共同发展的例证。

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中，中国与亚洲各国的区域合作日益展开并取得积极进展。1997年12月，首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0+3)举行，“10+3”合作进程启动，并确定双方领导人在每年“10+3”领导人会议期间定期以“10+1”形式举行会议；在2001年第5次中国一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双方一致同意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11月，双方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10年计划全面启动；2003年1月开始进行实质性关税谈判，并达成“早期收获”重要减税协议；2004年启动第一批零关税计划；2005年7月1日，中国一东盟“10+1”自由贸易区建设正式启动。2002年和2005年，中国两次《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国家报告》，与老挝、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五国共同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开发……中国积极参与亚洲的区域合作，为双边乃至多边经济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3、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对话取得积极成果

安全问题是中国周边政策中的重要环节。中国以新安全观为理论基础，强调多边安全和综合安全，谋求共同发展，表现出新的特色和思维，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安全领域的成功合作，进一步增强了双方之间的互信。

积极促成朝核会谈。在中国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下举行的中美朝三方会谈和中美朝韩俄日六方会谈，启动了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进程，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也维护了我国的根本利益。尽管六方会谈过程困难重重，但中国仍然不轻言放弃。2007年3月19日，经过中国和有关各方的积极努力，朝核问题第六轮会谈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为和平解决朝核问题进行外交努力的结果，从长远看，它有利于东北亚的安全稳定并最终有利于形成东北亚安全机制。而且朝核六方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7月14日，朝鲜关闭宁边核设施，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对此进行“监督验证”，9月27日，会议制定并通过了《落实共同声明第二阶段行动》文件，人们有理由相信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最终实现。

积极倡导并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在1996年“上海五国机制”的基础上，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在2001年6月14日的上海峰会上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成立了以不结盟、开放、不针对第三国为特征的上海合作组织，这是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各国探索新型国家关系、新型安全观、新型区域合作模式的有益尝试，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地区合作机制。2002年《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关于地区反恐机构的协定》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宣言》的签署，2003年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反恐机制的建立及2004年1月15日其常设机构“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在北京的正式成立，说明这一区域合作组织在机制化、制度化方面取得明显进步，已经成为具有实质意义和有吸引力的地区安全组织。这一区域合作组织正在不断扩大，2004年接纳蒙古为准成员、2005年接纳印度、伊朗、巴基斯坦为准成员。“上海合作组织为反恐斗争建立了一个坚实的合作平台，为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对于区域内各国进一步增进了解与合作，维护地区稳定与安宁意义重大。”

对周边国家的军事外交取得重大进展。尤其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疆土海域和多个周边国家的军队频频举行不同内容的联合军事演习，从而使中国军事外交格外引人注目。2003年8月6日至12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军队举行“联合－2003”反恐演习，这是中国首次参加多边联合军事演习，也是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成员国军队首次举行的多边跨境联合反恐演习；2003年10月22日，中国和巴基斯坦海军在中国东海长江口水域举行海上联合搜救演习，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与外国海军举行的首次联合演习。此后，中国和不同国家的不同内容的联合军事演习持续不断，尤其2007年8月的“和平使命－2007”反恐军事演习，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意义重大。另外，中国与俄罗斯、朝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泰国等国军队高级将领互访不断，进一步密切了相互关系，特别是印度国防部长、日本防卫厅长官访华以及在中俄国家年框架内的中俄军事交流，使中国同周边国家军事关系出现新局面。

4、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日益加强

在教育、文化、卫牛、体育、旅游等领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不断拓宽，民间交流与人员往来日益频繁。比如，中印两国于2005年4月在印度举行中国文化月；中缅两国于2005年6月在缅甸举行了中国文化月；中俄之间在1997年底成立中俄两国政府支持的国家间社会组织“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每年有数以百计的研究生和科技人员到对方的高等院校接受不同门类和学科的教育和进修，双方各自在对方建立了文化中心，俄罗斯每年有80～90个文艺团体来华巡回演出，我国也有大体相当的文艺团组访俄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俄罗斯在中国成功举办“俄罗斯国家年”，2007年中国在俄罗斯成功举办“中国国家年”，这是中俄两国人文交流的集中表现。中国充分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与周边国家保持着程度不同的人文交流，在多领域的交往中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总之，中国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的筹建及“10+3”进程；率先与东盟确立建立自由贸易区；率先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巩固与东盟关系的政治法律基础；率先提出开展非传统安全合作，拓展了东亚合作的范围和内涵；率先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了本地区各国合作的水平；与日韩协商，发表了第一份中日韩合作联合宣言……这些积极主动的措施，增进了中国与域内各国的相互信任，缓解了周边邻国对中国的疑虑，进一步树立了中国和平、进步、开放、合作的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也表明中国的睦邻外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三、深化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面临的问题

虽然中国的睦邻外交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我们慎重对待。

海洋国土与资源的争夺。随着各国海权意识的觉醒和提高，蕴藏丰富资源的海洋成为各国争夺的焦点，有关国家纷纷主张自己的海洋国土，海洋领土与资源的争夺在所难免。对中国而言，南中国海问题与钓鱼岛问题相对棘手，但我们可以“先不谈主权，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先不谈主权”绝不是不谈主权，而是要正确选择谈主权的时机。小平同志这一主张对于今天和今后有关争议问题的解决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睦邻外交政策，树立和平的国际形象，只有立场坚定而又策略得当才能有所进展。

边界争端。如前所述，在我国陆地疆界中，中印部分边界尚存纠纷，大部分海上疆界也尚未划定。对于边界纠纷，我们主张用和平的方法相互妥协达成协议；“在和平解决边界纠纷之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维持现状，使其不致影响正常的国家关系”。中印在划界遇到困难时保持两国边界和平现状的做法是明智的，中越北部湾协定对于中国与邻国之间海上边界争议的解决也是值得借鉴的。

安全机制不健全。上海合作组织为各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提供了范例，但它却只是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对于亚洲来说，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安全合作机制保障彼此的安全对话。许多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需要临时启动合作对话程序才能进行协商。要改变现状，中国应和其他国家一起采取措施，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与扩大，推动亚洲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坚持以对话、协商解决争端和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