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风云》的艺术路径选择

【摘要】电视剧《外交风云》首次全景式地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外交历史，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创作上的突破和创新。纵观该剧，其对于国际战略竞争所采用的独特的微观人格化表达，拉近了宏大叙事与观众的距离；其高度的理性自觉，特别是对人物情感在叙事架构中的控制值得称道，亦使得剧中海峡两岸领导人之间的外交斗争显现为高超的智力交锋。

【关键词】微观表达；当下视角；理性控制

与世界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不同，中华民族的共同信仰是由历史建构起来的。据茅盾先生考证，元、明、清三代的话本戏曲超过一半属于历史题材，而中国传统戏曲的一项重要思维就是借古喻今，换言之，中国的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从来都具备这种鲜明的当下性。其实，用流行最广的艺术形式来表现本民族重大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几乎是人类文艺作品的共性—从吟游诗人传唱的《荷马史诗》到莎士比亚绝大多数的作品，均可列入“历史题材”的范畴。从这个角度去观照电视剧《外交风云》，就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一部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创作的“献礼”之作了。茅盾先生曾言：“只要取材于历史的戏剧都可称为历史剧。”①从解放战争一直讲到1976年的《外交风云》，毫无疑问是一部历史剧。或许之前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多聚焦于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战争岁月，因而该剧显得“武戏”不足，少了一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应有的“战争味”。然而，正如片中和不断与新中国的外交官们强调的那样，外交战线是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而中国的第一批外交官，恰恰都是刚从马背上下来的将军，他们虽然“弃武从文”，但对于胜利的渴望和努力，同样感染着每一位观众。更重要的是，该剧的创作团队用48集的叙事容量，全景式地再现了新中国外交事业近30年的艰苦奋斗历程。一代一代外交人的不懈努力，建构了今天中国与180多个国家成为邦交国、朋友遍天下的局面，谱写了一首新中国外交战线可歌可泣的史诗。

一、宏大内容的微观表达

电视剧《外交风云》是从解放战争“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的节节胜利开始讲起的。随着建立新中国的目标日益清晰，新中国的外交事业提上议事日程。此时，长期潜伏在军统里的中共地下党员何子枫进入外交战线，这恰恰说明该剧贯穿始终的主题—正面战场、隐蔽战线和外交战线从来就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彼此。以和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对时局高度关注的同时，还将眼光从局部战场投射到全球，为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得到承认而寻找伙伴。此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则被塑造成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一个生长在中国的美国人，却因为得不到美国国内的支持而被迫与中国“别了”；与此同时，正如剧中所言，“三大战役打得赢，外交谈判就顺利”，中苏关系也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而不断推进。无论是刘少奇还是在访苏的时候，斯大林无不表示出一种由衷的惭愧，并屡屡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犯下的错误表达歉意，由此，和斯大林两位伟人在剧中被微观化地表现为互相欣赏的彼此。极富人格化色彩的是，开国大典之后的某天夜晚，、、、刘少奇、任弼时五位政治局常委都因等待苏联的外交承认而彻夜难眠，不约而同地聚集到的寓所一起等待消息。当收到苏联的电报时，五个人如孩童般欢呼雀跃，全然不顾自己国家领导人的身份。苏联的承认，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接纳，而且意味着国际社会对新中国接纳的开始。而剧中的也在第一轮建交潮之后，悄悄跟抱怨当国家主席真累，一个上午都得站着接受邦交国大使递交的国书。由于该剧将宏大的历史叙事微观化为一个个具体的人物以及其在当时所做出的抉择，才使得“紫石英号事件”“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万隆会议”“金门炮击”“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等重大历史性的外交事件，不再是尘封在历史文件上那些不带感情色彩的文字，而成为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为了取得外交战线上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而做出的不懈努力。如提到“克什米尔公主号”的爆炸，人们会为总理不在飞机上而感到万分庆幸，但是，该剧的创作者们却将投射了观众诸多情感的女外交官凌玥送上了这架飞机，使得飞机的爆炸产生出巨大的悲剧性力量—而这一炸，几乎损失了新中国外交人才的半壁江山。剧中的，一方面通过各种外交场合展现其个人魅力；另一方面，也充分展现了新中国的“软实力”。其在日内瓦会议上与杜勒斯的交锋，以近乎“碾压”的方式获得了与会各国的认可，也使得新中国打开了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大门；而同步推进的抗美援朝战争，又在另一个侧面提醒杜勒斯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在战场上打不赢的东西，外交官也不可能从谈判桌上拿回来。而的思想光辉，则展现出其超越国界的人格力量，使彼此敬仰的戴高乐和远隔重洋却能够心有灵犀，进而促成中法两国的建交。剧中，戴高乐将军反复念叨要去中国访问的夙愿，却因其突然病逝，也成为惺惺相惜的一生的遗憾。这种对思想魅力的崇敬而带来的外交收获，还包括了以西哈努克亲王为代表的诸多亚非拉国家。反复酝酿的坦赞铁路，是在中国并不富裕的情况下，毛、周力排众议坚持援建的。正如所言，这是“穷朋友对穷朋友的帮助，是没有附加条件的帮助”。这种将国与国的关系进行人格化处理的表达方式，不仅迅速打开了中国外交的局面，而且拉近了观众与外交事业的距离。一生共出国两次，都是去的苏联。与斯大林的彼此敬重不同，赫鲁晓夫对的认识有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从一副“老大哥”的做派，到企图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与核潜艇基地事件上的交锋失利，让赫鲁晓夫越来越认识到的果敢与坚决，最后，他恼羞成怒，下令撤回全部苏联专家。但他也清楚，新中国是决不会因其撤走专家而停止崛起的步伐的，相反，可能还会加速发展的进程。这一表现，真正做到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也使得剧中赫鲁晓夫的人格化特征鲜明地呈现在观众面前。黄镇代表了中国驻外大使的典型。其每每被派往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匈牙利、印尼、法国、美国—30余年在外，回家的时间屈指可数。剧中，初次被派往匈牙利做大使时，他跟提出的困难是孩子刚刚出生；而从法国回来吃团圆饭的时候，家里已是三代同堂，可他却发现自己跟每一个家人都非常陌生，且吃完这顿饭后又马上要离京赴任华盛顿。可以说，正是这一幕幕常人熟悉的微观场景，唤起了观众对于宏大外交事业的认同。外交工作再伟大，做工作的其实还是人。

二、历史人物的当下视角

对于历史剧，郭沫若先生曾有过精彩的描述，“历史的研究是力求真实而不怕伤乎零碎，愈零碎才愈逼近真实。历史剧的创作是注重构成而务求其完整，越完整就越算是构成”。②换言之，对于表现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历史剧，最核心的把握在于其完整的构成。细节给予创作者最大的艺术空间，恰恰此时的“小事不拘”反而能够进一步展现“历史进程中本质的真实”。③如前文所述，中国戏剧借古喻今的传统延续至今，不仅作用于历史剧，就是聚焦“不远的过去”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也依然有效。仲呈祥先生在评论电视剧《长征》和《解放》时认为：“（剧中）的形象，更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的交触、整合；而的形象则更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人格的汇集、合一。”④显然，这样的表现共识已然延续到了《外交风云》的创作中。与1997年的电影纪录片《外交风云》书写的角度不同，电视剧《外交风云》在展现天才般外交艺术的同时，也使用了同等笔墨，刻画了在书房里运筹帷幄的的形象，尤其是嗜书如命的，屡屡能在哲学层面洞察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书房内的更像一位渊博的学者，每每展开对外邦交的新方向时，都会从一堆相关的书籍中学习，这一行为无疑与当下全社会高涨的学习热潮产生了深度的情感共振。此时的毛、周两人一个入乎其内，一个出乎其外，各有境界，堪称天作之合；二人在工作中彼此的心有灵犀亦堪称典范。剧中对二人日常生活的描写，也总是在细致之处彰显“天行健”与“地势坤”的点滴。如1961—1963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警卫员给三个月没有吃过肉的端来了一碗红烧肉，勃然大怒的责其端下的场面恰巧被撞见。此时的没有如以前同类剧中那样站到或警卫员的任何一边，而是偷偷跟警卫员说，“把肉剁成碎末拌在菜里，主席就吃不出来了”。这种解决问题的大智慧，直接对应着当下的人们对于最优工作团队的美好想象，也因此在全剧的结尾，当在的悼词中“的战友”中间执意加上“最亲密”三个字时，便更加令观众动容。毛、周二人在《外交风云》一剧中的呈现不难看出，创作团队对于中国从无到有的外交事业的书写，具备了与当代观众对话的深厚基础，即一群在国外有过留学经历和一些仅仅在重庆接触过外国人的年轻人，构成了新中国外交创业团队的主体。他们没有任何经验，除了自力更生之外，便只有摸着石头过河。正如时任外交部长的元帅在剧中所说，当初自己只是个穷学生，哪里会打仗？还不是一边打一边学，而如今当外交部长照样从一个门外汉开始。也因此，以、姬鹏飞、耿飚、黄镇等为代表的一批将军能够迅速脱下戎装、穿上西装，奔赴国家更需要的另一条战线。恰恰由于没有所谓的外交经验，使得新中国的外交叙事跳脱了传统外交叙事的算计和城府，以一种人格化的真诚对待朋友，包括现在还不是朋友但未来一定会变成朋友的人。如果说自力更生、不畏艰难是外交团队取得一系列成就的根本原因，那么给团队的“资本赋能”，恰恰来自越来越强大的祖国。正如列宁在论述帝国主义战争时所提出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⑤剧中也不会将共和国自身成长中所经历的一切与所表达的外交主题切割开来。抗美援朝战争的节节胜利，带来的是日内瓦会议与万隆会议上新中国获得的尊重；而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带来的则是更多的亚非拉朋友，他们将曾经同样饱受殖民主义之苦的新中国视为榜样，希望第三世界国家有这样的代言人。这种人与人之间最真诚的友谊，取得了当下观众在生活经验上的认同，而30余年波澜壮阔的外交史诗，以这样一种方式勾连起千千万万个普通观众共情的内心。

三、情感渲染的理性控制

毋庸讳言，情感表达是人类古往今来一切艺术创作的底层机理。⑥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情感表达被创作者极力渲染进而失控为煽情甚至是宣泄的例子则比比皆是。显然，宣泄过后的无力感，往往会使人们更感空虚，而创作者对于情感表达的控制，也成为判断其艺术水平高下的重要因素。《外交风云》的编剧马继红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表示，对剧中写到的三场宴请特别满意，⑦第一场是1958年，最后一批志愿军从朝鲜回国，在政协礼堂设宴豪饮上百杯，而与此同时，却躲在书房里偷偷地将的遗物抚摸了一遍又一遍。这是全剧中唯一一次表现对烈士牺牲的反应，显然，创作者不希望一个父亲痛失子女的情感影响到大国博弈的理性判断，故而一直等到志愿军凯旋回国后这个父亲方才打开装着儿子遗物的匣子。这种没有流泪、却在克制和压抑中凸显的悲剧性力量，与宴会现场的酣畅淋漓交叉剪辑，强化了作为牺牲的数十万志愿军将士中普通一员的身份，进而推升了这一悲剧的崇高意义。第二场是1959年，因中苏关系破裂，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援华合约，撤走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当时的尽管已经非常愤怒，但还是叮嘱要为苏联专家举办送别晚宴。席间，中苏双方人员从曾经真诚合作的伙伴，或为人夫或为人妇，却因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而即将生离死别。第三场是1961年国内连续遭受自然灾害，三年未尝肉味的突然提出让宴请在戈壁滩上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们，宴会极为简单，每位科学家面前只放着一碗红烧肉。大家谁也不舍得吃，却突然自发地起立唱起了国歌。这种对于个人情感表达的克制，则释放出巨大的爱国主义情感，让人为之动容。此外，该剧对退守台湾的集团的描写，也比较理性和客观，展现了从幻想到逐渐认清现实，直至最终接受蒋经国建议，开始着力发展台湾经济的全过程。可以说，剧中塑造的是一个强劲的对手。面对这样一个对手的博弈，新中国的外交事业才更显伟大，这是任何将“矮化对手”作为艺术创作手段的方式都无法比拟的。也因此，剧中每每涉及与西方大国建交过程中不能绕过的台湾问题时，和总是以“我们的那位老朋友”来称呼，无不蕴含着海峡两岸血浓于水的同根同源。剧中对于外交领域其他重要人物的描摹，是以一种强烈抽象化的方式浓缩到何子枫与凌雁身上的，前者代表了外交领域中情报与保卫工作的群体，后者则集中体现的是翻译群体。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到捣毁印尼刺杀行动，从莫斯科国民党电台案到巴黎大使馆移交风波，都让观众强烈地意识到，外交并不仅仅是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谈判桌背后的隐蔽斗争有时会更加惊心动魄；也让“门外”的观众认识到，中国外交官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大国魅力的时刻，或许只是整个外交战线展示给我们的冰山一角，而水面下面的则是许许多多无名英雄做出的努力甚至是牺牲。对于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创作团队本可以大书特书，但却在剧中又一次做到了理性的控制。谈判桌外的斗争尽可能变成画外之象，留给观众想象的空间越大，则观众越发珍惜他们在谈判桌上的努力。更重要的是，贯穿全剧的何子枫与凌玥、凌雁的情感线索，又一次令观众从剧中看到了创作团队对强烈情感的“抑制力”，始终让二人服务于国家的外交事业，而两人的爱情，也因此内化为一种对外交事业的感情。结语电视剧《外交风云》是无法在48集的容量中，涵盖新中国近30年波澜壮阔的外交史诗所能够讲述的一切故事的，于是，突出的外交成果与外交事件，便成为以点带面、串联剧情的主要内容，伟人之间的交往，使得个人间的友谊同构为国家间的友好。需要指出的是，该剧在外国演员的选择上煞费苦心，无论是斯大林、赫鲁晓夫还是戴高乐、尼克松、基辛格等，都极为神似。

当然，因为相关史料的缺乏，该剧在一些外方人物的塑造上，出现了一些不够丰满的情况，这不失为一种缺憾。如剧中赫鲁晓夫的形象定位，仍没有跳脱出民间话语对其“一介莽夫”的脸谱化想象，将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一股脑儿指向这位苏联领导人的肆意妄为。然而外交无小事，一切外交行为的背后，都是国与国之间力量博弈之后的理性选择。显然，中苏关系破裂背后深刻的历史与政治原因在剧中被背景化处理了，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赫鲁晓夫如小丑般的反复无常。与这样的对手“斗”，远不如与“海峡对岸的老朋友”相争更富战略快感。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对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描写上。这个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共人士”在剧中的日内瓦会议上被“全面碾压”，除了愤而退席和回到住处暴跳如雷之外，几乎没有展现出其作为一个资深外交家的才能。显然，这样的描写也是浅表和脸谱化的。由此，我们真诚地希望，未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能够投入更多的笔墨在我们对手的刻画上，毕竟只有战胜真正强大的对手，才能为我们的胜利带来自我实现的最好证明。

作者:陶冶 吴俐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