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思想范文10篇

外交思想范文篇1

关键词：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外交思想

从小受到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他的思想中处处可以找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下的烙印。外交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的外交思想当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影子。曾提出：外交行动要“见机行动”，要抓住时机，“守如处子、动如脱兔”；对待外交矛盾时要“恪守后发制人的原则”，“决不开第一枪”，“退避三舍，“有来不往非礼也”，“要礼尚往来”；要善于根据不同的外交问题，分别采取“针锋相对”，“外松内紧，引而不发”，“有备无患”，“细水长流”，“见缝插针”等方法区别对待处理。在外交场合曾公开承认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其外交风格的影响。他在1963年会见埃及客人时就阐发过中国办外交的思想：“我们中国人办外事有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要等待，不要强加于人………这些优秀的哲学思想来自我们优秀的民族，不完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文化的角度去进一步研读外交思想。

一、和平共处与中国传统“和为贵”的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和为贵”、“尚和合”的哲学思想。这种和合不是异质事物简单相加堆砌，而是各种不同性质的事物相互对立、冲突继而融合趋同的一个辩证过程。《国语》中就有“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充耳”、“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之论；《庄子》中也提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中庸》的作者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体现了中为本，和为道的思想。《易传》则强调“天人合一”，靠“和”来协调融合。《易传》中有“夫大人者，与天地和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之说。以上这些都反映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天人合一”、“和为贵”的思想内核。这些论述着重强调了异质事物对立斗争，再而融合再生的过程。这更是一种和谐共生共存之道。在外交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的精髓。“和合之道”成了其和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一“元”。

外交思想的重要方面就是和平共处。在经历的众多外交事件中都体现着他追求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外交理念。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被任命为总理兼共和国的首任外交部长。新中国成立伊始，外交政策、方针和外交任务究竟是怎样?中国的外交往何处去?这不仅是外界所关心的，更是新中国外交事业不容回避的问题。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一开始就坚决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将“和平共处”“革命不能输出”的思想贯彻始终。

1949年11月8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做过这样的论述“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要同苏联人民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情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是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和平成为我国外交的一大目标。1950年，正当美国企图将朝鲜战争扩大化时，就约见了印度大使潘尼迦，他指出“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在和平中建设。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极大的努力。美国政府是靠不住的”。1953年6月，在阐述国际问题的主要矛盾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这一重要思想时就指出“我们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一切国际纠纷。”“帝国主义既怕和平，又怕战争，我们都不怕，不怕和平也不怕战争。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1954年，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不仅是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事件，而且对世界外交事业深刻的影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作为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准则。争取和平，在和平中共处事是在外交事业中孜孜以求的。

二、求同存异与中国哲学的异同观

“同”与“异”是一对哲学命题。中国哲学文化中对这对哲学命题有十分精辟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和”与“同”是相互区别的两个哲学范畴。古人有道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古代的哲人一方面强调事物之间的差异性，明确地指出承认差异性的必要性。《荀子》中写道“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知异名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荀况从名实相副的角度论述了承认事物差异性的意义。宋朝哲学家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指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这段话说明了“太极”是基于“异”存在。另外一方面，古代哲人又辩证的看到事物的差异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矛盾对立双方可以实现转化。有“求同”的可能性。在这方面有比较深刻论述的是道家创始人老子。他在《道德经》中指出“反者道之动”，“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老子通过阐述大小、难易、高下、祸福、有无等一系列矛盾在特殊情况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以上的这些论述都是关于“同”与“异”关系的思辨。这里两者的内涵应该是“和合”而不是“去异”。承认差异并不是一定要消灭差异。“和谐统一”是一种新的境界。

“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是对中国哲学辩证思维在外交领域的创造性发挥。的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外交风云，他总是冷静沉着，细心观察，善于在对立中积极寻找一致性，以更好地减少对立冲突，尽量扩大共识。这一点也是高超的外交艺术的生动体现。对于“求同存异”，他在会见埃及客人时谈到“处理涉外分歧的时候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事情总是勉强不得的”。1955年，率团参加亚非会议，当会议遇到逆流陷入僵局时，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亚非国家的共同之处是“是要解除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与支持，而不是相互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与对立”。纵览的一生，他总是诚挚而又耐心地实践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时至今日，这一点依然是指导着中国办外交的重要哲学思想。

三、互谅互让与儒家“仁学”理论

中国哲学深受儒家“仁学”思想的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文化史一直是由儒家思想文化作主导的。从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明“理学”的高度发展都可以看出儒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仁学”理论。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其核心思想就是“仁”。《论语》中关于孔子论“仁”的记述甚多：“子贡日：“如有博施予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日：“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荛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能近取臂，可谓仁之方也已”。这里，孔子认为将实施“仁”上升到“圣人”的高度来论述。另外，“仲弓问仁。子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孔子不仅提出了“仁”的重要性，而且还解释如何“行仁”。即推己及人的思想。继孔子以后的孟子，对“仁”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证，从性善论出发论证了“仁”。其后，孟子更将“仁”推行到政治领域，即实施“仁政”。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提出“民本思想”就是要论述推行“仁政”的重要性。

互谅互让的外交理念从哲学文化层面上看，是继承中国传统“仁义”思想在外交事务中的表现。我国和周围邻国的很多国家都存在若干的历史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始终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通过平等协商予以解决，绝对不会“得理不饶人”。1955年7月，他在人大会议上就阐述了和缅甸政府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思想。他说“我国政府和缅甸政府商谈中缅边界问题过程中，一向强调双方相见以诚，按照五项原则友好协商，求得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国较好的解决了与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等邻国的边界问题。在处理这些外交事件的过程中不仅维护了国家的利益，而且表现了宽厚仁义的东方大国风范。

四、灵活变通与中国哲学思想中的“变易”精神

中国哲学著述中不乏有详细阐述世间万物恒常变化发展思想的经典之作。《易传》将宇宙万物的普遍变化法则称作“易”或“道”。《易传》道“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谓之道”，“一阖一辟谓之变”。这些命题道出了宇宙万物是个变动不已的洪流，而这一变动不已的洪流就是一阴一阳、一阖一辟的对立统一过程。在这基础上，《易传》进一步指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从方法论上告诉人们必须注意适应变化，调整策略。先秦法家思想家韩非不仅承认事物的变化发展，而且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历史进化观。韩非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发展进步的。因此，人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决不能一成不变，而应因时制宜，因事而变。《韩非子·五盎》载“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要根据不同时代和不同的事情，采取不同的方法，灵活变通，解决不同的问题。

独特的外交魅力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灵活变通、因势利导的外交思想。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76年，一直主持中国的外交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0多年里，我国所处的外交环境和国际形势跌宕起伏，风云万象。加之，国内形势随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进行而变得异常复杂。这给新中国外交工作带来了重大的考验。在极为纷繁芜杂的环境下，始终用“变易”观点来看待问题，分析矛盾。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这使得我国外交事业能化被动为主动，趋利避害，不断发展。这一点在晚年促成中美关系正常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上世纪60年代末，国际关系得格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美苏争夺日益激烈。1969年初，看到了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苗头，指示相关部门仔细研究美国的政策动向，积极探讨和美国进行接触的可能性。接着，游刃有余地导演了一场“小球推动大球转”的“乒乓外交”。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祝酒辞上说“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巨大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的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善于突破陈规，灵活变通的外交思想的生动展现。

五、启示

外交思想范文篇2

关键词：；外交思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是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外交战线工作，先后担任过驻苏大使、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等职，深入研究外交政策和国际问题，取得了卓越成就。在外交领域工作了近十个春秋，在实践工作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思想。本文拟就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一初步探讨，以期更好地认识的外交思想。

笔者认为，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

第一阶段：外交思想形成的准备阶段（1950年初—1954年底）。开始认真研究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尤其细心体会我国的外交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深入研究了驻外使馆工作，并对驻外使馆工作提出了纲领性意见。这一阶段为外交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0年1月，党中央决定转到外交战线工作，并任命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和安理会首席代表。

党中央为什么决定转入外交战线工作呢？这应当与的兴趣、经历和知识有关。青年时代先后去日本、美国、苏联学习和工作过。他精通俄文和英文，对国外情况十分熟悉，有着渊博的国际知识和高深的理论素养。

早年即对国际问题感兴趣，1923年，发表了《赔款与战债》一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问题作了全面论述，并涉及战后的全球战略问题。1931年，从苏联回国，在中央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他密切关注并研究当时的一些国际问题。40年代初在延安，创办了我党根据地有史以来第一份外交刊物《中国通讯》。整风运动后，专门从事了一个时期的国际问题研究工作，主编《参考资料》研究国内外形势问题，并以“记者”的名义写了一系列文章，对国际形势作出了精辟的分析。抗战结束后，仍然非常关注国际形势，从未间断摘写国际问题大事记。基于自身的兴趣和经历，建国后，党中央决定转到外交战线工作。

接到任命后，说：“我们过去搞地方工作的那一套用不上了，今后要研究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不然就没法完成新的任务。”到达北京以后，开始上图书馆、书店，搜集有关书籍和资料，开始认真研究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尤其细心体会我国的外交路线、方针和政策。

由于美国等国家的阻挠，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时无法恢复，1951年4月，驻联合国代表团解散了。中央改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

上任伊始，即对使馆进行了全面整顿，加强了使馆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反复强调：“研究驻在国情况和国际关系是驻外使馆的一项根本任务，也是做好其他工作的基础。”他首创了由大使亲自领导的调研工作，在使馆内成立了研究室，开始对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进行认真而有系统的研究。驻苏大使馆研究室成立不到一个月，即向国内报送研究成果，第一篇调研报告《关于朝鲜停战和谈问题》得到了外交部和的表扬。以后又连续写出许多很有价值的书面报告，受到国内的重视。

驻苏使馆的工作初步整顿之后，受中央和外交部的委托，以外交部分党委驻欧特派代表的身份，到东欧六国使馆巡视工作。根据他的实地考察，发现这些使馆存在两个共同性的问题，即贯彻执行对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友好的方针问题和明确使馆的工作任务问题。他在每个使馆都向全体同志做了报告，给了各使馆以帮助和指导。在巡视驻东欧六国使馆以后，向外交部写了题为《关于我驻东欧各使馆工作中存在的几个基本问题及其处理意见的报告》的四千字报告。外交部将它发给驻苏联东欧使馆，作为对他们今后工作的“补充指示”，并就此发出专门指示。

还主持起草了《驻苏联大使馆一九五一年工作总结报告》，对使馆如何正确代表国家立场、使馆内部的组织机构和组织工作、党的工作、学习和外交干部的培养等问题提出了十分重要的见解。

对于驻外使馆工作的纲领性意见，以及他在驻苏使馆的实践和对东欧的巡视，不仅使苏联东欧使馆的工作登上了新台阶，而且对整个驻外使馆的建设也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外交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第二阶段：外交思想的形成阶段（1955年初——1956年底）。开始站在全局的高度审视整个国家的外交方针，密切关注国际局势，深入研究外交政策，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阐释和推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和《论和平共处》两份文件的完成标志着外交思想已经形成。

1955年1月，回国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协助主持外交部部务工作。在的主持下，外交部的工作迅速纳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除了改进外交部和驻外使馆工作和进行基础建设之外，还把推动我国国际问题的研究工作作为工作的重点。1955年11月3日，在外交部科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克服落后，努力提高业务水平》的长篇讲话。他提出要加强调查研究，提高业务水平。他认为应该研究当前的国际问题为实际的外交工作服务。他指出：“提高业务水平，关键在于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我们的调研工作，是为解决当前的外交工作服务的。”还进一步认识到应该研究一些长远的、具有全局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加强对国际关系和外国情况的系统研究。“要加强研究时局动向……动向研究不仅限于研究某些个别具体事件，还要研究地区性全球性形势及其发展趋向。”在1956年2月21日的部务会议上，指出：“战争（指世界大战）必不可免的论点是需要修改的”。同年8月，更加明确地指出：“新的世界战争有可能避免”，“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同时，他又清醒地指出：“我们也不能低估战争的危险。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巩固国防，为维护我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

在此阶段，还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阐释和推广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56年3月，为外交部提供了供使节会议讨论的文件《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8月，为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准备了书面稿《论和平共处》。这两份重要文件从理论和政策上全面深刻地论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在《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中，指出：“和平的外交政策是唯一正确的外交政策，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是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而不是一时的策略措施”，“我们还要努力争取使五项原则成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对于如何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必须争取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这种和平共处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具有不同的形式，而不必强求一致……坚决反对大国主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革命决不能输出……要同不同思想体系的国家内不同思想观点的人物，寻找思想上的接触点和共同点，实行求同存异的方针……在处理国家之间的实际问题时，必须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要有实事求是、谦虚老实的态度……各国间的和平共处，就是要同各国统治集团中各派人物和平共处……要坚持我们和平外交政策的原则性，但是在策略上必须根据当时和当地情况，力求灵活，争取主动……坚持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必须以我们的国内工作为基础，为加强和巩固我们的国力服务……对于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应该具有充分的信心和勇气”。

在《论和平共处》中，指出：“国际形势已经肯定地趋向缓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已经深入人心并得到越来越普遍的承认。这是当前时局的一个显著特点。”通过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和当时国际间各种力量的对比，他认为:“国际和平力量和美国战争势力之间斗争的结果，使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更加有利于和平的变化，使国际局势逐渐趋向于缓和”，“国际间的和平共处，不仅是必要的，并且也是必然的”，“各国之间一定要实行和平共处，这就是当前国际上的主要趋势，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了的潮流。”进一步明确指出：“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是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根本方针。这是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性质所决定的。因此，我们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并恪守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绝非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我国坚定不移的长期不变的国策。”“我国人民今后的基本任务是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为了社会主义建设，除去国内的一切条件以外，还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所以保证持久和平，争取同各国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是我国外交的主要任务。”还明确指出：“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不仅适用于世界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不同体系的国家之间，而且也适用于同一个体系的国家之间”。这样，率先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适用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而且也适用于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对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和《论和平共处》两份文件的完成标志着外交思想已经形成。

第三阶段：外交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完善阶段（1957年初——庐山会议前）。对国际形势进行了更为深入透彻的分析，在执行外交政策方面也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外交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1957年，由于国内国际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开始产生了不正确的认识，“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代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战备则开始代替争取和平。6月16日，向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全体干部作报告时明确指出：“世界的基本趋势是和平和进步，战争是有可能避免的。尽管局部的紧张、局部的战争可能发生，总的局势仍是趋向缓和”，“只要我们正确执行外交政策，维持十年和平局面是可能的。‘争取世界和平，防止突然事变’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其中主要的还是争取世界和平”。同时，还再次强调指出：“在同亚非国家的关系中要遵守五项原则。他们害伯我们搞共产主义，我们自己要注意。……我们不要过分宣传共产主义，对他们不要要求太高太急，要有界限。印尼不愿签订文化协定，我们就不要强加于人。最主要的是要同他们长期保持友好。至于他们国内革命力量发展与否，这是他们内部的事，我们不要干涉”。清楚地认识到：要想同执行和平中立政策的亚非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就决不能对他们要求过高，输出革命。

视察驻印度等四国使馆之后，又明确指出我驻外使馆工作方面存在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提出，使领馆今后工作中必须强调更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驻在国情况，认真地研究我们的外交政策和方针，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执行；使馆工作人员要努力学习，提高政治业务水平；各馆应发扬民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团结，改进领导。这样，就为使馆今后的工作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1958年1月15、16日，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中共国家机关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联合举办的报告会上做了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报告，从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对不同类型国家的不同方针、贯彻执行我国外交政策中的具体问题、我国对外政策的优越性等几个方面对我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具体而详尽的阐述。外交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的杰出代表之一，在从事外交工作的过程中，执行了正确的外交方针政策，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我们应认真研究他关于外交政策和国际问题的思想，学习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对于中国的外交实践和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何方.同志和研究工作［A］.怀念同志［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2］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外交思想范文篇3

关键词：；邓小平；外交思想

Abstract:BeingthemainarchitectofChineseforeignpolicy,parethe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tosumuptheexperiencesandlessonswhichnotonlycanhelpustofullyunderstandthedevelopmentofourforeignpolicybutalsocanoffersometheorydirectionforour21Stcenturydiplomatism.

KeyWords:MaoZedong;DengXiaoping;diplomatismthought

研究外交思想，首先应明确何谓外交？外交的定义众说纷纭，简言之，外交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交涉，是国家用和平方式进行的对外行使主权活动的总称。外交活动的进行不是盲目的，需要以外交思想作为指导。而外交思想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治家、外交家、思想家关于国家对外活动的想法、意见、观点的总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活动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离不开和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对两种思想进行比较，提炼共性的规律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发展不无裨益。

一

、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是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代表中国外交发展的不同阶段。

外交思想产生和发展于战争与和平相互交融的特殊时代。5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支持国民党，企图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明确宣布，中国“必须一边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一边。在他看来，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⑴“一边倒”奠定了中国外交发展的基础。从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中期，先后有20多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在国际舞台上站稳了脚跟。

60年代中苏关系彻底破裂，中国进一步受到来自美苏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认为，“新的世界大战一旦爆发，中国就很可能成为世界大战的焦点，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⑵面对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等领导人产生了较强的忧患意识，确立了“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以此指导外交工作。中国顶住了来自苏美两个大国的压力，联合广大亚非拉国家在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利益，推动世界和平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7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的变化，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西欧国家同中国出现建交高潮，在1970年至1980年十年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75个。从此，中国开始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社会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针对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一时期提出了联美反苏的“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思想。但也明确表示，苏联与美国同属第一世界，是超级大国，中国同广大亚非拉国家一样属于第三世界，即“三个世界”的理论。“三个世界”思想成为反对霸权主义的核心内容。

邓小平外交思想产生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70年代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虽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继续争霸世界，但是双方实力互有攻守，日本、西欧和第三世界迅速崛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密切关注世界形势的变化，高屋建瓴地把握世界全局，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外交思想。

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全世界维护和平的力量在进一步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⑶邓小平在注意到国际形势继续缓和的同时，敏锐地看到，经济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因素，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必须充分认识到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邓小平的这一论断科学地概括了当今世界的特征，从而为我国国际战略的调整以及新时期外交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对国际秩序的分析。所谓“国际秩序”，主要是指在国际事务中，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和行为规范。国际秩序总是同一定的国际格局相适应。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但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都在积极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极力主张建立多极化的国际新秩序，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1984年邓小平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和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⑷同时邓小平也谈到，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1996年，邓小平又重申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⑸在多极化的国际新秩序中，邓小平提出中国应成为负责任大国。

第三，对中国外交政策基本原则的认识。邓小平始终强调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在他看来，“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⑹80年代初，美苏争霸，为了增加自己的筹码，都想争取中国加入他们的集团。面对这种形势，邓小平明确提出把独立自主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密切结合起来，即不同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搞战略同盟，也不屈服于任何大国压力。他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⑺

从新中国成立到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经历了两个重大转折阶段，即恢复和发展阶段。和邓小平从国际环境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状况出发，提出了具有指导意义的外交思想，为中国社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交氛围。

二

比较与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在理论内容、表述方式等方面并不相同。但总而观之，邓小平外交思想是在外交思想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而来的，这就决定了两种外交思想之间存在着共性，两代伟人思想的交汇点必将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南。

第一，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主权是国家的根本属性，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的最高权力，国家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国家利益。与邓小平的外交思想首先表现为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决不允许别国干涉中国内政，不拿国家利益做交易。1949年强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自己来处理，不允许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⑻50年代联苏抗美、60年代反美反苏和70年代联美抗苏的外交思想都是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针对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作出的调整。邓小平继承的这一思想，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问题上丝毫不作让步。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要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互相尊重、平等相待。”⑼邓小平强调，中国的外交政策是服从于国家利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搞意识形态争论。这一政策思想对于我们处理党际关系和对苏联东欧国家关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把独立自主作为新中国外交的根本立场，在国际交往中始终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反对任何外国任何形式的干涉和控制。他认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各国人民应根据本国的国情和自身优势，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一切事务，任何国家无权干涉。1950年中苏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听命于苏联。1972年，中美建交中国没有完全受制于美国，相反，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顶住了来自美苏的压力并成为独立于美苏力量之外的重要力量。邓小平外交思想也充分体现了独立自主外交精神。

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

第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详细分析了二战后的国际形势，在他看来，各种类型的国家同时存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和冲突。为此，认为要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主权、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后来，对此予以科学表述，发展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思想，中国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包括同敌视我国的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的外交空间。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局势，邓小平仍始终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对外交往的基础，指出：“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我国不仅同所有周边国家实现了全面的睦邻友好，而且同其它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第四，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一贯把支持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战争视为份内责任，给予道义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支持和援助。这些援助是不谋求任何特权的，目的是通过援助使受援国逐步走上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之路。这不仅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密切了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提高，邓小平仍然把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外交工作的立足点，将中国定位于第三世界，并且不受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第五，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始终把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进步作为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并且通过抗美援朝、援越抗法、援越抗美等战遏制帝国主义推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邓小平继续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的大旗，明确指出：“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⑾冷战结束后，邓小平始终坚持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坚决站在维护世界和平力量一边，始终高举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赢得了世人对中国的赞誉。

三

和邓小平是不同时代的两位外交家，他们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外交决策和外交思想也不尽相同。对这两位伟人的外交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我们决不是故意造成两位伟人思想的对立，而是力求从比较中得出一些启示。

第一，正确认识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是中国外交工作的关键。和邓小平都注意了解、分析和预测国内国际环境，从而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外交政策。当今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中国的发展需要国际的合作与支持，需要与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建立广泛的交流关系。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在共同关心的和平与发展问题上各国进行合作与交流是可能的。中国必须紧紧抓住有利时机，发展自己，才能有更强大的外交。

第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是我国外交工作的准绳。独立自主包含两层涵义，首先是国家主权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其次是国家利益的维护和实现。邓小平与的外交思想都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无论是与苏美结盟的时候，还是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交往的时候，、邓小平都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不允许任何国家插手中国内政，染指中国的主权，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随着国际相互依存性的不断增强，国家主权“让渡”和利益“共享”的特点明显增强，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经济利益、政治主权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在不能“因噎废食”的情况下，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才能更好的维护和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

第三，广泛地发展同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大胆借鉴、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近代中国曾经任人侵犯和践踏，“百年屈辱史”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即“落后就要挨打”。邓小平一生都致力于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与统一，他们所有的目标就是使中国逐步强大起来，因为只有综合国力增强了，外交工作才能大有作为。在当代，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突显，是世界多极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极。

最后，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问题的基本准则。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在国际局势和国家关系等方面存在着一些潜在的危险因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稳定国际局势、弥合国家关系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深受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拥护和支持。我国必须继续坚持这一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的国家都能够友好相处。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更多的支持力量，获得更大的外交活动空间。

注释：

（1）《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93页。

（2）《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41页。

外交思想范文篇4

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理论依据

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是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十年动乱期间，由于我们党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总体认识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把战争与革命作为时代的基本特征，认为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这就夸大了战争的危险性，高估了世界革命形势。根据这种时代观，我们党的工作重心是准备打仗，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当时，我国面临苏联霸权主义的严重威胁，采取加强战备的若干举措，这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我们过分夸大战争危险性。邓小平说：“我们过去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26-127页。）由此而采取的一系列内政外交方针政策，不仅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恶化了我国的国际环境，甚至干扰影响了我国发展战略方向的决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邓小平用实事求是的思想对20世纪以来世界的变化作了通盘审视，得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27页。）的科学论断，从而形成了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崭新的时代观。邓小平从80年代以来，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命题曾经集中作出多次的精辟论述，对当今世界基本态势作了科学的高度的概括。早在1984年5月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就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56页。）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强调了他的主题思想：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96页。）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友人时进一步阐述了和平与发展的思想：“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5页。）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国际形势发生了二战以来最激烈、最复杂和最深刻的变化，世界处于天翻地覆的历史大动荡时期，中国亟需对世界局势及时作出正确的判断。在这种的剧变背景下，邓小平的判断并未过时，因为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83页。）这一思想既总结了此前国际局势演变的状况，又预测了此后国际局势进一步发展的态势。深刻揭示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预见性地指明了世界局势的发展方向。

邓小平的上述观点的提出，标志着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对时代主题认识有了很大的突破，它改变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树立了“和平与发展”这个崭新的时代观，是对国际局势作了具体、深入的观察分析之后形成的一个重要思想。它为党和国家的战略方针的调整，工作重心的转移，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为我国正确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科学外交决策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新论断的提出完成了我国外交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按照这一指导思想，我国政府逐步调整了国家的对外战略，即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邓小平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26页。）

通观邓小平以上论述，邓小平把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当作历史目前提供给中国可以发展经济的“机会”来看待。因此邓小平反复告诫全党：“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75页。）邓小平这些分析和判断是我国调整战略方针，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前提和依据，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另一方面，邓小平又提醒我们，战争的根源并未消除，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天下并不太平，防止我们产生麻痹思想。他多次强调“当今世界不安宁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现在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是霸权主义，霸权主义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稳定的根源。”（注：《人民日报》1984年5月31日，5月18日，1987年3月12日。）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是：“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5页。）邓小平还告诫我们，“国际形势有一个战争问题。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小的战争不可避免，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19页。）为此他特别强调：“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面对敌对势力的进攻，“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19—320页。）此时我们回想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及对我驻南联盟使馆的野蛮行径，深感邓小平的这些至理名言是何等深刻。邓小平作为杰出的战略家用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

世界格局观——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战略依据

邓小平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他以敏锐的眼光高瞻远瞩，洞察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态势，科学地预测世界的新格局。邓小平认为，政治多极化格局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的初步轮廓，从发展的眼光看，世界朝多极格局方向发展是国际格局变化的总趋势。早在80年代邓小平从美苏控制能力下降和第三世界影响力上升的角度，揭示了多极化的实质。1985年3月，他认为“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5页。）1990年3月他更明确地讲到：“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53页。）同时，邓小平认为世界新格局的真正形成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他指出：以90年代为界，虽然两极世界格局已经不复存在，“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53页。）因为当前各种政治力量处于不断变化和重新组合的状态中，有些变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东欧各国的前途不甚明朗，在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特别是在美、日、欧三大经济政治中心之间，争夺政治主导权、科技优势和投资场所的斗争将可能激化。

此外，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现实眼光，立足于战略高度，科学地预测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这一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他认为，由于现代科技发展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惊人程度，在现代化生产中，生产社会化日益成为国际化已是生产力发展的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只要世界生产力继续迅速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将成为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的必然趋势，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是这种历史趋势的必然结果。邓小平还认为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逐渐成为一体，经济和科技在国际政策、军事和外交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甚至关键性的作用。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利益相互渗透，密不可分。所以，邓小平指出：“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50年到70年不会变。……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79页。）邓小平以宏观的战略眼光观察世界，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政策多极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两种趋势的关系，趋利避害，对于我们能否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顺利推向21世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家利益观——邓小平的外交思想的根本核心

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和国家关系的实践，80年代以后，邓小平逐步形成一套比较系统的国家利益观。国家利益成为他分析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指导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首先，他认为维护国家利益是外交工作的根本。1982年邓小平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页。）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共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是爱国主义者，绝不容忍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中国绝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这一报告的通过，标志着以国家利益为对外政策出发点的思想，正式成为中国的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邓小平还认为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其国家利益的核心是主权。邓小平深知没有了主权，一个国家也就谈不上维护国家利益了。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讲，主权就更加重要了。在国家交往中，要坚决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上丝毫不作让步。1982年，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就曾义正严词地宣示我们的基本立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2页。）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朋友时曾经说：“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加清楚了。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48页。）同年邓小平在会见尼克松时也指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31页。）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拿国家主权作交易，始终把国家利益坚定不移放在首位，“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48页。）1989年后，面对西方国家的所谓制裁和“人权外交”压力，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威武不屈的凛然正气维护祖国的主权与安全，最终使西方国家不得不取消制裁。此后，邓小平深有感慨地说：“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正是将国家主权视为国家利益的核心，所以邓小平坚决要求在1997年收回中国对香港的主权。

邓小平以国家利益为对外政策出发点的思想不仅强调中国的外交政策应从国家利益出发，而且意味着中国完全清楚，其他国家也是以自身利益为目的来制订对外政策的，所以中国和各国都不应伤害对方的国家利益。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说：“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329页。）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一个国家和民族走何种道路或选择何种社会制度，另国无权干涉。

其次，邓小平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利益的关系。“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复杂问题，这就为中国外交政策确定了明确的原则，而尊重对方的利益，也为中国外交的灵活性提供了可能。

第三，邓小平认为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必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冲突不可调和，解决冲突的方法也不一定非得使用武力方式。他以政治家的敏锐思维，提出寻求国与国之间的共国利益是和平解决国家利益冲突的关键，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新时期解决国际争端的有效途径，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外交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和“搁置争议、共国开发”的战略设想。邓小平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在邓小平这种战略设想的指导下，中国政府不仅提出“一国两制”的主张，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而且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解决南沙群岛和钓鱼岛领土争端的倡议以及“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策，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反映了坚持国家利益为主的利益驱动原则和坚持“刚性”与“弹性”相统一的主权至上原则，体现了邓小平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厚爱国主义情怀，和国际战略家恢弘的政治气度。

独立自主——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根本原则

冷战后世界多极化趋势正在加强，冷战思维并没有被消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仍面临严重挑战，世界变得扑朔迷离。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客观现实。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大国关系也出现了复杂多样的新气象。邓小平以超凡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智慧，在总结40多年新中国外交实践的基础上，透视当代世界各种变幻莫测的现象，继承和发展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并赋予新时期我国外交策略的新内涵，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原则。

第一，坚持独立自主，奉行不结盟原则。在改革开放前，由于特殊的国际因素及必要的战略需要，中国曾经采取“一边倒”和“一条线”的外交战略。进入8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发生新的变化，邓小平及时调整外交战略，确立不结盟外交原则，明确宣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页。）中国绝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不同他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联系。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57页。）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也没有动摇过。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这一战略原则的外交表现形式是“三不政策”；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56—78页。）

第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邓小平一方面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另一方面又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他认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21页。）要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对外交流紧密结合起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现在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对外开放是面向全世界的，是全方位的，“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26页。）即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对苏联在欧国家的开放；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要大胆借鉴和吸取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促进各国的共同繁荣发展。

第三，反对霸权主义，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20页。）反对霸权主义，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我们反对霸权主义，主要是指“美帝”或者“苏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反对的霸权主义，不是反对某个国家，而是反对某些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径。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就必须彻底摈弃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为特征的国际旧秩序，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1988年9月，邓小平就明确提出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他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那末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随后中国政府根据这一思想多次声明，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愿同世界各国一道，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不懈努力。1991年3月，中国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决议正式提出以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作为中国外交政策重要的组成部分。邓小平所倡导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设想，虽然不能立即变成现实，但它反映了时代的潮流发展方向，必将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赞同。

第四，高超的外交策略——“28字方针”。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遇到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面临巨大的困难和严峻考验。邓小平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审时度势，以非凡的战略胆识泰然处之。首先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策略。他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情我们自己的事。”为了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又提出了“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告诫人们要善于守拙，“扎扎实实干自己的事”；要韬光养晦，避露锋芒，“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邓小平还强调：“别国的事，我们管不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26页。）“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也永远不当头。”（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63页。）“决不当头”的方针体现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原则。但是“决不当头”绝不意味着消极退避，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63页。）这28字成为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外交统揽全局的战略指导方针，对于帮助中国度过冷战结束后的困难时期起了重大作用，即使到了今天仍是正确的。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使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始终处在有利地位。

外交思想范文篇5

关键词：邓小平外交思想国家利益和平与发展主权与安全

邓小平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以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外交出发点的中国领导人。他在1989年l0月同尼克松的谈话中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己长远的战略利益，也尊重对方的利益……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玛国家利益观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和立足点。

在国际关系与国家外交中谈论的国家利益，可定义为：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政治家们是以国家利益来思考和行动的”，国家的内外政策归根到底是由本国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所决定的。

一、将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外交的出发点

将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外交的出发点，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国家利益观的基本点。1980年，他在《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在1989年5月与戈尔巴乔夫和尼克松的交谈中，都提到国家交往要互相尊重和理解国家利益。

邓小平将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外交工作的根本。邓小平在1982年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自己利益的苦果…(中国人民)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报告的外交思想的核心，标志着国家利益原则正式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在制定外交政策中，邓小平时刻以国家利益为依据。为什么要实行改革开放，就是因有益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只要对长远有益就可以干。要多做几件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事情。外资合作经营要搞，各地的开发区可以搞。多吸引外资，外方固然得益，最后必然还是我们自己得益。”’1992年，他又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指导中国的各项事业。

谋求自己国家的国家利益，同时尊重他国的国家利益。1989年的风波后，西方国家(巴黎七国首脑会议)决定对中国进行制裁，邓小平同志表示：他们凭什么干涉中国内政?谁赋予他们的权力?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此后，他多次向国际人士表示，中国不会接受外来干涉，也决不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认为，牺牲别国的利益服务自己国家的利益，是霸权主义理论。

当前，中国在外交中突出“和谐世界”理念。这一理念，强调中国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积极因素，为中国的科学发展、统筹发展，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是国家利益的根本内容

国家利益是多种多样的，也是分为不同层次的。不同内容和层次的国家利益中，对国家生存和发展的作用和重要性也是不同的。邓小平认为，在国家利益中，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国家主权就是一个国家不受外来干预、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和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任何国家一旦失去主权，就根本谈不上捍卫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与国家主权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国家的一切活动都是建立在国家安全，即国家能够生存的基础上。

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其内涵实质就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利益。1989年的“6·4”事件后，邓小平在与国际人士的谈话中不断强调这一思想。“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的多，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西方大国)侵犯。”在处理中美关系中，我国在坚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美国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美国在承认“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同我国建交。当1982年苏联领导人发出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的信息后，邓小平提出苏联要同中国改善关系，首先就应该消除“三大障碍”。1989年，三大障碍的消除直接为两国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

邓小平认为，国家主权是不可谈判的。国家对其领土享有不受外部干涉的独立的管辖权是国家主权含有的重要内容之一。1982年9月，当英国企图在1997年以后继续管治香港时，他斩钉截铁地对撒切尔夫人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维护国家统一和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事关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利益，中国主张和平统一，但为了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中国只能面对事实，不会像美国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这不可能。”

没有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就没有其他任何利益，因此，主权和安全利益比经济利益更重要。1975年邓小平恢复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秩序，1989年他对美国总统说“没有稳定的环境，(中国)什么也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

当中国在收复香港面临英国可能制造的经济麻烦时，邓小平充满信心地表示中国要勇敢地面对“只要我们的政策适当(保持自己的稳定)，(资金)走了还会回来的”。历史证明了他的远见。自主创新战略，也是国家主权利益原则的体现。总书记强调，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是推进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不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不具备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就很难在世界竞争格局中把握机遇，甚至有可能丧失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

三、经济外交在中国外交中占有突出地位

在不同的时期和环境中，国家对其利益的追求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在和平时期，发展经济、推动科技进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成为国家所要实现的首要利益目标。国家捍卫主权和维护安全，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国家所维护的利益中，经济繁荣无疑是核心内容。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深入，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国家发展和在国际事务中追求的目标，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日益突出。邓小平及时清醒地洞察了和平与发展这一时展趋势。1980年他提出8O年代的三件大事：“三件大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1984年5月在同巴西总统谈话时他更为明确地指出：“在争取世界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和决议也将经济建设在外交中地位提得越来越重要。党的十二大提出，外交为国家经济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十三大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下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外部环境，将经济建设的核心一以贯之。

邓小平的这一国家利益思想是他主持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础之一。为实现中国国家利益中的经济利益，邓小平指导中国的外交工作将发展对外关系与国家经济发展和建设紧密相联系，争取经济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1975年，邓小平在与法国总统和总理的会谈中强调，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深入，经济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应该受到高度重视。

邓小平特别重视利用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国际资金。“要实行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设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当今世界，全球性科技革命蓬勃发展，高新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科学技术和国家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强调科学技术首先要服务于国家利益。

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强国富民的重要基础，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是从属于国家利益原则的。

四、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外交策略是和平发展

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是以实现当前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为最终目标的。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世界意义而言，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而就本国利益来说，就是为了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有利的国际环境。1985年，邓小平重申：“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他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

对于国际争端的解决，邓小平提出“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一国两制”的提出和成功实施就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是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因为世界上这里那里有很多疙瘩，很难解开。我认为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

针对我国同一些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问题，邓小平也积极主张采取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在解决钓鱼岛和南沙群岛主权争端问题上，提出“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大胆设想。这是一个创举。这一方式不仅使我国避免了同有关国家发生紧张冲突，而且也使我国和这些国家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得以继续发展，为将来和平解决争端创造条件。在大国关系中，邓小平主张不对抗，超越意识形态，发展国家间关系，实现真正的不结盟。

邓小平提出，世界的问题就是和平与发展。“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报告，确定将这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作为对当今世界主题、时代主题的新概括。

2006年4月18日至29日，国家主席对美国、沙特阿拉伯、摩洛哥、尼日利亚和肯尼亚五国进行了为期12天的国事访问。访美期间，胡主席在不同场合发表了6次重要演讲。在这些演讲中，他多次表示，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2006年4月22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06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时强调对外坚持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强调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五、中国实现国家利益是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

1995年把邓小平确定的我国外交主要目标概括为两个：“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这一概括集中体现了中国国家利益与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认为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世界人民利益的一部分”。

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是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将有益于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中国坚持对外开放，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既有利于加快国内建设的发展，同样也有利于世界各国的平等互利合作，使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现共赢和共存。“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

邓小平强调，中国的发展将有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事业。“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邓小平的这一观点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一贯方针。“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国际主义指导下的坚强民族自信心的爱国主义。”。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1984年他对巴西总统说：“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的命运是共同的。”邓小平一贯倡导中国在国际事务把自己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积极支持第三世界的正义事业，无私地将自己的经验告诉第三世界国家。“把我们的经验教训告诉朋友们，这也是一种帮助。

中国在外交中维护国家利益，从世界全局而言就是在维护和实现世界人民的利益。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独立自主，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种种干涉别国内政的强权行为。邓小平说，中国“不信邪、不怕鬼”，吓不倒，压不垮。“讲公道话，办公道事”。公务员之家:

中国是和平与世界发展的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南南合作，也一定程度上推动南北合作。

外交思想范文篇6

1、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概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民族化、本土化的一大亮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运用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特色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优秀共产党人将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外交事务中不断实践而形成的特色化理论体系。

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基本特征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具有继承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有选择性的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理论。在理论品质和内容体系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始终贯穿其中，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体系更具连贯性，也充分体现了其深刻的继承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具有科学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充分的展现出了外交的规律性，要求外交政策制定时要深入考虑国内外形势和时代要求，保证外交工作的灵活性。抓住外交实际，由近代屈辱外交转向现今和平外交，并构建了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是在我国外交实践中被证明、确认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的，具备科学性的外交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具有创新性。时代的进步使中国外交面临着众多新挑战和新任务，探索和创新成为外交思想建设的重点。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正是结合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它能够跟随时代的脚步，面对新问题积极研究解决，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坚持开拓创新，探索外交规律，不断将中国外交思想提升到新的高度。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主要内容

1、时代主题

时代观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内容，密切联系了时代主题，坚持和平发展，共同合作，坚持与世界各国人民相互合作、和谐相处，促进世界和平共处、团结合作、共同发展。

2、外交目的和目标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其目标是构建和谐世界。中国在外交事务中，坚持维护我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切实维护国家利益，结合世界发展形势，追求长久和平、共同繁荣。

3、外交原则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包含着重要的外交原则。要求在外交事务中，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和外交政策灵活性等原则，确保我国外交思想坚定不移的立场，在坚持各项原则的基础上，为中国创造和平的发展环境。

4、外交途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中，包含了大量的外交途径，除了传统途径外，还加入了平等协商、对话合作，统一战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等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的特色化途径。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发展要求

1、集中党和人民智慧，力求减少失误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是在不断实践中形成的思想体系，是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智慧结晶。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发展中，要充分吸取历史经验，总结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积极吸收正确的外交思想，坚持将为人民服务作为我国外交的根本宗旨，推动我国外交的持续、健康发展。

2、明确国内国际形势

在进行外交政策制定时，需要明确国内国际形势，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现阶段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我国面对新时期的新形势、新任务，要加强对国内国际形式的研究，从中发现联系和规律，把握正确方向，结合国际国内资源，优势互补，不断提高国家外交整体实力。新时期的中国外交，要严格遵照党的部署，坚持与世界的紧密联系，制定科学的外交政策，提高国内国际形势的判断水平和战略思维水平，对世界形势进行准确判断，掌握全局，加强外交工作的战略性和前瞻性，不断提高我国外交能力，在新时期实现中国外交思想的新突破。

3、加强创新

我国外交思想一直以来都坚持着与时俱进的精神，跟随着时代的脚步，积极探索新时期中外交工作的新方法、新机制，主动与各国交流外交经验，注重国家利益和良好的国际形象。新时期的外交思想需要继承传统的外交思想理念，并进一步研究国外优秀理论，总结国际国内外交中的经验教训，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的持续发展。

4、发挥国际外交作用

外交思想范文篇7

关键词：天下观；新天下主义；天下思想；命运共同体

“天下”是东方语境中的独有词语，字面意思是“溥天之下”，最初的理解是所有人进行一切生产生活活动的地理区域。由于古时受地缘限制，古人仅认为所见所知即为全部，不知在未知的地域还有其他人类文明的存在，故而最初的“天下”虽指中国，但其认知区域也相当于如今的世界，因此中国的天下思想也是一种世界观。中国社会科学院赵汀阳对“天下”的解释为“地理、心理和社会制度三者合一的‘世界’”：一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天底下所有的土地’”；二是“所有土地上生活的所有人的心思，即‘民心’”；三是“它的伦理学/政治学意义，它指向一种世界一家的理想或乌托邦（所谓四海一家）”①。天下思想并不仅仅是某一个实体或地理概念，它存在于空间、制度、思想以及文化等多个层面。经过几千年的演进和发展，它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对外交往、国民生活等各方面起到独特的作用，可以说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理解自身以及世界的思维方式。

一、天下思想在先秦时期的形成

我国的天下思想起源于古人对“天”的认识，并随着这种认识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和演变。至上神的观念自商朝起便已产生，起初称“帝”，后来称为“上帝”，大约在商周之际又称为“天”，周朝因沿袭了商朝关于“天”的思想，对“天”赋予了政治性和宗教性。为便于统治，周人借助“受命于天”的权威来增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天下观自此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社会哲学的基本理念。《诗经•小雅•北山》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体现出王土与王臣的观念，所有地区都在天下范围之内，所有人都应该服从于天子。天下秩序的维持，主要依靠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和宗法上的父子关系。同时，天下观念又强调人的主观作用，将“德”引入“天”的思想中，贤人治世、德者为王成为王权的依据，维护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合法性，使原本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之间的对立关系，变为从四周向中心、从臣民向君王的自觉归顺的关系。“天命有德”“以德配天”的“德政”，成为王权政治的核心理念和根本原则。春秋战国时期，“天”作为至上神的权威地位逐渐弱化，儒、墨、道等各派思想家对于“天道”各有主张，各家互相攻击，同时也相互影响。天下观念产生于先秦时期，又经百家争鸣内涵得以丰富，逐渐被思想家建构为一种意识形态。孔子强调自然规律，如《论语》中的“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墨子强调“天志”，如《墨子》中的“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老子、庄子强调“天道”，如《道德经》中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一”，《庄子》中的“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荀子强调自然天道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如《荀子》中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制天命而用之”“列星随旋，日月递照，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

二、天下思想在近现代的发展

进入20世纪以来，学界对于天下思想最早的阐述是成书于1902年的《大同书》，在这本书里康有为融合中国传统思想中“仁”的思想、三世思想、大同小康思想以及西方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和博爱思想等，通过去除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业界、乱界、类界以及苦界，最终实现天下“大同”。尽管“大同”思想很大程度上是种乌托邦式的脱离实际的空想，却展现出超越传统与现实、中学与西学的中国外交哲学。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对先秦政治思想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剖析了作为天下思想起源的“天道”思想：随着古代“一神观念”的确立，神意政治转化为天意政治，天下思想由此产生。同时，天下思想又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演变进化的，从“有意识的人格神”，变为带有哲学意味的非人格的抽象物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有一部分学者承接前人、启蒙后学，推进了天下思想的研究，并进一步阐释了“天下”和“国家”的关系。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讨论了“中国是否一国家”，认为，在中国的传统理念中，对“天下”观的重视多于“国家”观，“国家”一词在传统理念中多代表朝廷或者皇帝，而“天下”更具有抽象性，它指的既不是某个国家，也不是某个种族，而是一种文化。在“天下”观念中，“中国”指的是王朝国家或文化天下，并非民族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在于它能够代表文化。在此表述的“中国”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有别：对内而言，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这种社会构造使其缺少国家应有之功能；对外而言，中国缺乏国际对抗性，中国既不是国家至上也不是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西方以团体和个人为重，中国历来以天下和家庭为重③。书中还提出，具有对抗性的国家消融在没有对抗性的社会之中，“天下”观念由此产生。钱穆在《晚学盲言》中提出3个论点：第一，通过考察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提出中国的天下观自古以来就存在，认为中国之所以“经5000年历史之严谨，绵延扩大，以有今日。扼要言之，不外两端。一则在个人之上有一家，一则在一国之上有一天下”④。第二，将中国的天下观与西方的国家观进行比较，认为“中国人此种观念，绝不与西方相似。西方人视国外尽是敌，抑不许敌我之相安而并存。中国人之天下，则敌我一体，同此天，同在天之下，同为人，不同一政府，此谓小别而不同”⑤。第三，基于以上两点，认为当今的世界已经达到国家之上共有一个“天下”的境界，天下不宁，国何得安⑥？钱穆还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提出：“中国古代人，一面并不存着极清楚极显明的民族界线，一面又信有一个昭赫在上的上帝，他关心于整个下界整个人类之大群全体，而不为一部一族所私有。从此两点上，我们可以推想出他们对于国家观念之平淡或薄弱。因此他们常有一个‘天下观念’超乎国家观念之上。他们常愿超越国家的疆界，来行道于天下，来求天下太平。”⑦“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在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⑧进入20世纪90年代，两极体系的瓦解推动了世界格局多极化进程，加速了国际关系全球化趋势，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愈加紧密，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天下”思想自此再度引起关注，既因为它是中国几千年来治理国家和理解自身的关键，也因为对天下作为中国世界秩序模式的讨论再次流行起来。赵汀阳在《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描述了一个拥有普世性的中国的世界秩序模式，引起中外学界的关注。美国著名汉学家柯岚安评价说：“随着中华文化地位的上升，许多人感觉爱国的中国人不仅有责任将中国的价值观、语言和文化推广到亚洲,而且还要推广到世界。因此，天下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试探性的工具，以理解中国精英如何看待世界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天下观不是指导我们走向一个能够解决全球问题的乌托邦世界秩序，而是规范性权力运作方式的一个实例，因为它使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理解作为一种在国内政治中的爱国行为而重新居于中心地位。”⑨

三、天下思想在21世纪的革新

外交思想范文篇8

[论文摘要]邓小平外交思想是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这一思想在继承马列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大胆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拓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适用范围；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创造性地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期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对我国的外交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形成了成熟的邓小平外交思想。这一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期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

众所周知，在帝国主义时代，列宁通过对资本主义的考察，曾得出了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论断，两次世界大战证实了列宁关于战争与革命问题的论断。斯大林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必将随时导致新的世界大战。“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的外交思想，我国长期处于战备状态，严重影响了国内经济建设和外交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后，邓小平在客观分析新的世界形势和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基础上认为：“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对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分析，改变了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看法，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揭示世界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一方面，和平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发展战略转向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发展，国际竞争转向以经济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使国家间在利益关系上息息相通，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和制约战争的主要因素。世界人民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强烈要求，以及为此而作出的巨大努力，这一切都使维护世界和平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发展也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的任务，发达国家也面临着再发展的问题。世界主题已经从战争与和平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这一科学论断突破了我党长期以来关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反映了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本质特征，体现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为我国制定新时期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开放方针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全方位的和平共处是对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提出了和平共处的思想，用以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提出，“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1953年，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发展同民族主义国家关系的指导原则。但当时我们并没有放弃世界革命的思想，我们的和平共处主要是和社会主义国家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和平共处，因此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随着我国外交实践的开展，邓小平同志赋予了它新的内容。

首先，邓小平提出在对外关系中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邓小平同志主张，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应不计较历史恩怨，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各国间的经济、政治关系都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对和平共处原则的运用是全方位的，这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适用范围更为扩大。

其次，邓小平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旧的世界格局被打破，新的国际秩序尚未建立，各国都在寻求建立体现自己目标和模式的国际新秩序。1982年12月，邓小平对来访的外宾说：“世释二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H‘惟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而不是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内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邓小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这个基本理论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对内对外战略的根本指导思想。

再次，邓小平把和平共处思想运用于处理一国范围内的事务。“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据此，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理论。他认为：“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我们解决香港问题，允许香港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解决台湾问题也是这个原则。”‘现在香港、澳门已经回归祖国并保持繁荣与稳定。“一国两制”理论为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开辟了新途径，也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范例和启示，这是对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三、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对独立自主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一贯的原则立场。新中国成立后，、都明确强调把独立自主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但由于美国奉行包围、遏制新中国的政策，我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策略，与苏联结成同盟。20世纪80年代以后，邓小平通过对国际形势的敏锐观察和深刻分析，坚持把独立自主原则作为我国外交的基石，坚决维护我国“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独立自主原则以新的内涵。

首先，邓小平总结了建国以来外交政策的实践，对独立自主原则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把坚持独立自主和奉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密切结合起来，实现了对外战略的重大调整。邓小平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独立自主，是真正的不结盟，不同任何大国结盟；中国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任何大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对重大的国际问题，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路线，独立自主地做出判断、决定对策，不拿原则作交易。公务员之家

其次，邓小平把独立自主原则用于处理党际关系，提出了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他在总结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国际共运内部曾过多地强调统一和服从国际中心，忽视了各国党的独立自主；把一国一党的经验教条化、模式化，严重损害了各党的关系。后来他又进一步阐明，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互相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划脚。“国际共运没有‘中心’，也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因此，邓小平强调，党的关系就是要真正建立在互相尊重、互相了解、甚至包括互相理解的基础上的。邓小平关于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拓展了独立自主原则的适用范围，充实了独立自主思想的内涵，为开创我国政党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运用和发挥

在解决国家间领土主权争端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和周边国家在钓鱼岛、南沙群岛等处尚存在领土和海洋主权的争端。邓小平站在时展的高度，提出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解决现实问题，“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的主张。

外交思想范文篇9

[关键词]邓小平；外交思想；和谐世界

进入新世纪，以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冷静观察当前国际政治现实，深刻分析国际关系失序、国际制度缺失和国际行为失范根源的基础上。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和本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强调全球化时代各国人民相互依存关系，坚决摒弃国际关系中的实力政治，倡导通过合作对话方式化解相互之间的矛盾，努力增强国际秩序的合理性和国际关系的稳定性。“和谐世界”其核心思想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世界各国“和谐共处”。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和平发展进入新时期的外交理念新突破，它高度概括了中国外交的理想追求与全球战略的核心内涵，是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外交思想，对建设和谐世界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

建设和谐世界的首要前提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时代主题是一国制定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依据。当明确了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时，全世界各个国家才能从战争阴云中走出来、从冷战思维中解脱出来，从而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在小平同志的积极倡导和实践下，这一理论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为建设和谐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经历原始时代、奴隶时代、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最终要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时代都需要经历几个世纪甚至千年以上的漫长历程。在每一个大时代长河中，若干历史阶段性特征和主题是不一样的。20世纪初，基于帝国主义国家内外矛盾的激化。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存在着“矛盾的深刻性”和“生产危机的必然性”，因此提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这一深刻论断，并亲自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十月革命，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它鼓舞了被压迫民族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桎梏下争取独立的斗争，促进了二战后社会主义运动的壮大、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及殖民体系的瓦解。概括地讲，20世纪初期和中期的时代主题和特征是战争和革命。历史的车轮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广大新独立国家要生存、图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也要保生存、图发展。于是，“东西南北”各方从对抗转向对话，国际关系由紧张转向缓和，进而推进时代主题发生新变化。1984年小平同志两次会见外宾时都指出，当今世界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

21世纪对于人类社会是一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创造了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达到的社会财富。然而，战争也整整伴随了人类社会一个世纪。先是两次世界大战，后是美苏对抗，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局部战争连绵不断。人类处于战争的恐怖之中，这种恐怖同战争一起都极大破坏了生产力，影响了人类社会进步，冷战结束以来，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成为时展主旋律，和平相处、和睦相待、和谐发展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与追求。但是，当今世界远未太平：局部战争和冲突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并未消失；全球化深层矛盾不断显现，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国际经济秩序不公正、不合理成分依然存在，发展不平衡现象加剧；国际安全秩序面临新的挑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恐怖势力、极端势力、分裂势力在一些地区相当猖獗，各种文化和文明冲突不断。人类渴望和平，世界需要发展。尤其第三世界国家更期盼和平，更需要发展。第三世界国家长期深受殖民掠夺和战争破坏，使国家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无数人民流离失所，无数儿童因缺少药品在痛苦中离开了这个世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这一论断的关键是要求国际社会更多地关注世界的发展问题。小平同志长期观察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都面临着如何加快生产力发展这一矛盾。所以，小平同志指出南北方国家在发展上具有相互依赖性与共存性，而且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使发展问题不仅成为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成为发达国家的责任。人类社会只有不断致力于世界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世界才能和谐与完美。第三世界的不断壮大将有利于维护世界的长久和平。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才是人类社会的出路。在和平中发展、在发展中和谐相处，实现双赢，这就是我们所要建设的和谐世界。

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在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建设层面，和谐世界理念主张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应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各国可以不受歧视、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以联合国宪章精神为基础，改革和创新国际法律体系、国际和地区机制，使平等、公正获得强有力的法理保障和制度保障。

二战以后，国际秩序是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本质上是以抹杀和践踏别国主权，控制和剥削别国经济为其主要特征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种旧秩序在政治上是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国际关系上严重存在着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现象，美苏两极划分势力范围，搅得世界不得安宁。在经济上，国际旧秩序主要表现在：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不等价交换的国际贸易；以美元为中心的不平等国际金融体系；在国际经济和货币组织中的从属关系以及技术转让的控制和反控制关系。这种旧体制导致南北差距扩大，世界贫困问题日趋严重，2008年，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出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弊端，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小平同志是世界上最早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国家领导人之一。早在1974年他在联合国发言时就讲过建立国际新秩序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又提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问题。小平同志多次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他所倡导的国际新秩序就是要在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略、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发展国家关系，他特别强调，国际关系新秩序最主要的原则是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干涉别国社会制度。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小平同志对人类社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贡献。三、“未来的世界是多极的世界”

“和谐世界”新理念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强调加强和发挥联合国作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的作用，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建立一个互利、互信，开放包容，努力消除不同文明之间的猜疑与隔阂，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实现共同发展的多极世界的战略新格局。

世界战略格局是指在整体国际关系中各主要战略力量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时期内形成较为稳定的相互关系的基本框架与态势。一定的世界战略格局是一定国际关系的内在结构和外在表现形式，反映一定时期世界战略力量对比关系。科学地分析战略格局是对国际战略形势进行判断的核心内容。多极化世界有利于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建立和平、稳定、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而促进人类社会全面和谐发展。小平同志关于多极化世界的思想以及他本人对促进多极化世界的形成所做的努力对人类社会将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贡献。

早在1988年10月，小平同志就指出，世界由两大国主宰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多极的世界，这里包括中国、日本、西欧和其他好多国家集团。小平同志关于多极化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多极化世界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必然产物；二是世界正在走向多化；三是世界格局多极化将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曲折的过程。

这些年来，世界局势的发展已经证明并继续证明，小平同志关于未来世界是一个多极化世界的判断，是极富远见卓识的科学判断。

四、主张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和谐世界”新理念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提倡通过对话、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和冲突，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小平同志是一位历经沧桑、身经百战的将军，所以他更懂得和平的价值。他一再倡导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并在外交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

1“一国两制”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新思路。“一国两制”本来是解决祖国统一而制定的基本国策，并已成功实施于香港、澳门问题的解决，但它又是和平共处原则进一步的发展和延伸，为解决一些国际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拎战后，许多国家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日趋严重，并导致战争的发生。这些问题已经成了这些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棘手问题。如果冲突双方都有和平的诚意，那么“一国两制”这一思路将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2“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解决领土争端的新办法。二战后，殖民地宗主国撤退时，给新独立的国家造成或留下成堆成堆的领土争端，极其严重地干扰着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致使战祸连绵，生灵涂炭，许多国家不仅无法发展经济，而且使本就十分落后的经济或者遭到巨大破坏，或者干脆崩溃。针对这一严重局面，小平同志在1984年2月谈“一国两制”问题时，正式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项新原则。它对发展中国家之间处理领土争端问题具有积极的、现实性意义。

外交思想范文篇10

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是外交部的头等大事。外交部机关党委认真落实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和部党委的要求，牢牢把握这个大局，紧密联系外交工作和干部队伍的实际，科学规划，精心组织，有力推动学习热潮的形成，围绕外交服务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战略目标，积极促进各项工作的开展。

加强对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规划和指导，分阶段、分层次、分类别地把学习向广度拓展，向深度推进。从党的十七大闭幕到现在，我部的学习分为两个阶段。春节前，我们要求全部党员干部原原本本认真研读十七大报告，从总体上全面领会、准确把握十七大精神。这个阶段我们不要求大家急于联系具体业务工作，而是集中精力，吃透精神，打好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在春节后安排大家分专题学习，重点思考外交工作如何学习贯彻好十七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样安排利于理论学习循序渐进，联系实际由浅入深。我们注意以点带面，重点抓好各司局中心组学习。部党委和机关党委都明确要求各司局中心组学在前面，学以致用。为促进学习深化，今年3月，机关党委专门组织了有基层总支、支部正副书记（即各单位一把手和主管政工的司领导）参加的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脱产培训班和交流会。在去年普学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各司局中心组多次召开专题学习会，司领导们深入思考、研讨业务工作和队伍建设问题，写出许多学习心得。一些司局还以中心组名义推出了集体学习成果，机关党委及时通过《政工简报》予以通报。

在推动外交部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热潮中，我们有以下三点体会：第一，紧紧依靠部党委的指导和带动作用。外交部党委对全部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高度重视。部领导无论是到国外还是地方出差，都要结合形势为使领馆和地方的同志宣讲十七大精神，介绍自己的学习体会，并主动征求地方同志对外交部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部领导们还下到主管司局，参加司局中心组的学习讨论，对主管司局学习进行具体指导和督促。与此同时，部党委中心组加大自身学习力度，在外事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发扬“挤”和“钻”的精神，利用周末进行集中讨论。部领导在学习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结合思考外交工作，研讨重大问题，提出许多新思路，写出许多体会文章，有的还被《求是》杂志和工委的《学习参考资料》刊登或转载。

第二，要想大事，谋大局，紧扣外交中心工作，抓好外交队伍这个主体，充分调动基层党组织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联系实际是大家深入学习理论的兴趣点、结合点。在组织学习中，我们关注外交重大课题，把主要精力放在联系外交工作和外交队伍建设上，并注意引导干部职工把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转化为做好外交工作的使命感和创造性。我们坚持以促进本单位业务工作和加强队伍建设为标准，检查和评价各单位的学习，努力调动基层党组织的积极性。

第三，机关党委不仅要抓好指导、检查，更要搞好服务和交流。一是我们充分发挥闭路电视和互联网的宣传功能，精选并复制了大量的专题辅导报告录像，供各司学习借阅，并通过闭路电视定期向全部播放。在部内联网上开通“视频点播”，将各类辅导录像和业务知识讲座光盘的内容上载到网络，以方便大家随时选阅。二是通过《政工简报》，促进学习和交流。编发“学习贯彻十七大专刊”，及时报道各司局的学习进展情况、好的做法、学习成果和收获。三是有针对性地做好学习中的释疑解惑工作。转发工委《学习参考资料》和其他刊物上的好文章，帮助解答大家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