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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5 08:01:03

外交政策

外交政策范文篇1

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和严重化这一趋势，而作出的环境外交政策将会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1996年4月9日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斯但福大学发表了题为《美国外交与2l世纪全球环境的挑战》的讲话。全面阐述环境与美国全球政策的关系，认为：“美国全球政策目标同美国如何处理地球的自然资源问题方面开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1997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度环境外交报告，报告中宣称环境外交已经成为美国外交中的一个长期性、重要性的工作。环境问题开始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紧密相连。本文将对生态环境问题对美国的影响以及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作一个粗浅的分析。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是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时代背景

生态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处置不当，尤其是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构成的种种现实威胁。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从60年代末开始，以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为标志，尤其是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之后，许多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开始从生态环境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利斗争。1979年，勃兰特委员会曾指出：“过去人们常常是从军事冲突，甚至是从毁灭角度来理解战争，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灾难、大规模饥谨等造成的混乱也可能同样危险。”[2]1992年，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聚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全球性首脑会议。会议发表了《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文件，生态环境问题自此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而进入越来越多政治家和学者的研究领域。克林顿总统1997年10月在发达国家地理学会上曾表示,“把一个美好的家园交给下一代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中，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已经成为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重要背景。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化

人类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但传统的政治地理学只研究人、国家或领土等

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到了近代，国家和领土的概念已上升为环境系统。系统是没有国界的，诸如森林毁灭、温室效应、淡水短缺、臭氧层破坏、水土流失、沙漠化、海洋污染等等环境危机的爆发，使各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人类现在所面临的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并开始对国家的政治行为包括对外关系行为加以调整，国际组织和其它政治团体也正在使用其权力对生态系统进行控制。如尽管温室气体排放属于一国内部事务，但到1999年为止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40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只要承认生态学是探求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承认政治是研究如何运用权力和权威对社会进行挖掘的科学，就不难体会到政治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关系。没有哪种政治不会影响到生态系统作用的过程。”[3]。

国际生态环境问题可以用“猎鹿原则”加以解释。也即尽管大多数国家实行环保政策，但是只要有一个国家肆意破坏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也将会直接威胁到别国和整个世界的生态环境系统，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跨国界的问题，它需要通过国际立法、国际合作、国际协调逐步加以解决。这就牵涉到各国主权让渡和边界模糊化等问题。因此，传统意义上国家主权观念正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国家的生态环境系统安全在各国的安全观念中日趋重要，“经济的、社会的和生态的领域中的非军事性因素已经对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4]因此，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对传统的国家主权和安全观形成了挑战，

（二）生态环境政治问题推动全球相互依存发展

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使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由于全球生态问题如酸雨、CO2的排放、臭氧层的出现等均已超出了一国主权范围，因此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国家间的相互依存问题，在这个相互依存的状态中，各国都将为本国或其他国家的环境活动付出代价或取得收益。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兰默指出：“我们的遗弃物、我们造成的污染两者加起来足以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平衡，这一相互依存将我们统一在一起，生态相互依存和人类命运紧密相关。”[5]因此在以后的国际社会的讨论和斗争中，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

（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着国际权利分配结构

由于“国际政治象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利和利益的斗争”[6]。因此生态问题已或多或少地作用于国际权利分配结构上，如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影响着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盟与对抗。典型事例之一是1998年全球代表4200多人在阿根廷阿姆斯特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发达国家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被的各种破坏，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趋势，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的不合理的消费结构和工业高能效结构，以及通过殖民地体系和不平等的世界贸易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性开发才是气候变化的原因，强调发达国家应承担责任，增加援助，改造旧的国际秩序，放弃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支配型模式，建立机会均等、权利平等、规则公平的国际社会民主机制。由上可以看出，生态环境问题已逐渐成为国家间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国政府都从自身实力出发，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权利争夺中，或联盟、或对抗以期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

（四）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紧密相连

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经常要与南北问题，特别是与南方的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如在环境保护的责任、资金和技术的共享、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上，南北国家存在着严重分歧。发达国家片面强调环境保护而忽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需要，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源之一，同时回避自己在造成今日环境污染问题上的责任，不愿意在资金和技术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而发展中国家强调自身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逐步发展经济，才能解决环境问题，强调发达国家是当前工业生产的主要进行者，其能源与资源的消耗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对全球环境的恶化负有主要的责任，发达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环保资金与技术，为解决全球性环境保护问题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随着国际环境合作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发展问题的关系日趋紧密，这使得生态环境问题在国际政治议事日程中地位日趋凸现出来。

（五）生态环境政治问题已成为国家合作或对抗的原因之一

生态环境政治问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产生新的利益争夺点，在某个区域形成新的不稳定，并引发各种冲突或战争。例如，气候变暖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极资源的争夺；水资源的紧张和污染也会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中东地区这种争夺尤为明显。另一方面，全球生态问题也造成了各国利益的互补与联系，促进了国际合作。目前国际社会和有关国际组织围绕治理和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在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1983年联合国为审查世界环境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行动建议而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召开，发表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并提出“各国在和平发展和保护环境方面是相互依赖的，应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采取适当方法解决一切环境争端，[7]”与此同时联合国有关环境的国际立法也在稳步进行。一大批国际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等也涌现出来，他们都能积极促进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以及促进环境事务的国际合作。但是由于不少发达国家以种种借口推卸其应负的责任和义务，使得国际环境合作充满曲折和斗争。

二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动因

（一）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政策服务的，美国现实主义学派大师汉斯.摩根索指出“国家利益是判断国家行为体唯一永恒的标准”。[8]国家利益是指“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9]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公众对较高生活水准要求和生态环境的威胁呈现严重矛盾。这种矛盾和冲突严重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大量的环保报道显示。如今在美国国内，美国公民的人身、经济和社会安全正在受到臭氧层破坏、物种消失、过度开发、各类辐射及化学品污染、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的威胁。设在华盛顿州里奇兰的汉福德武器工厂，将2000亿加仑的危险废物倾入坑里和湖里，至少使附近10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被污染，该工厂样品中渗漏出来的钚就足够制造50多枚长畸型原子弹。能源部合同承包商NLO公司于1951年以来已向空气中排放了39。3万磅铀的副产物及其它有毒物质，1966年一次在20分钟内即释放3884磅含铀气体。马萨诸塞州德角附近的奥蒂斯空军基地的有毒废物已污染了该地区的全部水域，使1982年以来该地区一些城镇的肺癌、白血病、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及黑毒瘤大增，综合癌症率已高出全州水平的30%。[10]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咂渲饕饔迷谟谖け竟墓依妗R虼耍拦肮袂淇死锼雇懈ト衔拦淹平拦蚶娴哪芰ν淼厍蜃匀蛔试唇裘芰翟谝黄稹11]

（二）美国也正在利用其环境外交政策来推动全球政策的实施。由于地球自然资源的匮乏和自然环境的恶化将会使中东以及东亚、中亚和南亚等对美国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地区生存环境的恶化、人口的恶性膨胀、饥荒以及地区冲突和国际不稳定。如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供水争执，已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也可能为争夺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而爆发战争。对以色列来说，占领约旦河西岸，利用约旦河水保障其农用灌溉和其它方面的淡水也是至关重要的。当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引发地区冲突和紧张时，美国的全球政策利益将会受到威胁。美国只得动用政治军事手段加以干涉以维护其全球政策利益。因此，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夫曾指出：“自然环境资源解决自然资源问题对取得政治和经济稳定、争取美国全球政策目标的实现关系重大。”[12]

（三）美国可以通过环境外交政策来协调与别国的关系。生态环境问题会影响到美国

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污染不受边界的限制，而世界任何地区对有限资源的需求增加必然会给其他地区的资源造成压力，也会引发与美国有关国际纠纷。最近30年来，美国使加拿大东部上空污染的浓度增加了50多倍，“酸雨”每年给加拿大造成经济损失达50亿美元。在1986年间，以美国为主发达国家将365。6万吨以上废物运往第三世界，引起了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和加勒比海国家的愤怒，在美国国内经常视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和海洋为垃圾倾倒场所，在发展中国家已造成一种“毒物恐怖主义”或造成一种“生态种族歧视”的心理负担。因此，美国政府制定了相应的外交政策以协调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

（四）美国在国际环境政治领域也力图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美国政府认为，一方面，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环境状况同整个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人民的生活受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愈来愈明显。另一方面，无论美国是否选择充当世界领袖，其历史和实力已决定了美国必然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在解决有关安全、发展和环境的国际问题方面，美国必须带头，否则其它国家会踌躇不前。况且诸如核武器控制、自由贸易和全球环境变化等问题唯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锝以解决。因此，美国有责任制定和贯彻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政策。为此，美国将采取积极扮演国际领袖的政策，即通过积极参与和领导旨在鼓励民主、支持科学研究、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方面的国际合作，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

三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

（一）美国政府以经济力量为后盾，充分利用各种国际组织来对付生态环境威胁，从里约热内卢会议以来，美国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通过各种条约国际社会同意逐步淘汰尚存的破坏臭氧层的物质，禁止向海洋倾倒低放射性废品，美国正力图改革和加强联合国重要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计划。同世界银行一起，将有利于本国利益的环境政策纳入世界银行贷款计划，通过全球环保机构资助有利于美国的环保项目。美国和欧盟制定的跨大西洋新计划将使全坏在解决诸如气候变化和有毒化学品等问题上做出努力，美国也利用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来缓和促进贸易和保护环境之间复杂的紧张关系。

（二）在对待各种生态环境问题方面，美国首先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方面，美国一直要求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承担共同的义务。1997年京都会议之前，美国参议院作出了95对0票作出反应：“除非主要发展中国家也介入，否则不支持签署任何限排公约”。1997年10月6日，克林顿又表示了四条原则：（1）相信气候变化的科学性，（2）美国准备承担“现实的”减排义务；（3）这种限制减排要以不阻碍经济发展为前提，（4）世界各国都要参与。这些看法遭到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反对，与此同时，欧盟也指责美国在会前提出的“各国都要介入减排义务”违背了“柏林授权”、破坏了已进行了两年半的谈判与磋商结果。1998年全球代表4200多人在阿根廷阿姆斯特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美国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被的各种破坏，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

（三）美国正通过环境手段来扩大其在中东以及东亚、中亚和南亚等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地区的利益，这些地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造成了人口的恶性膨胀、饥荒以及这些国家的无政府状态，大大加剧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中东干旱的地区了，那地方争水斗争对安全和稳定有直接的影响。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污染加剧了古老的水源争端的利害关系。正如希蒙·佩雷斯曾经说过：“约旦河的争水史比历史还长。”美国正在试图使中东和平进程的各方协调该地区的水资源供应，以便减少因水资源而引发的各种冲突，以保护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和石油利益。在前苏联和中欧，美国则希望通过国际组织来改变其污染的工厂、充满烟雾的天空和毁坏的河流。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美国通过有34个民主国家迈阿密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来推行可持续发展计划。如遏止滥伐森林和人口迅速增长、保护亚马孙热带雨林中生物的多样化、以及与哥伦比亚帮助罅贩毒和犯罪活动、协助危地马拉发展可持续的农业等。美国在这些地区的环境活动有利的推动了其全球政策。客观上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

除此之外，在环境科学技术领域，美国政府还制定了“国家环境技术政策为主线，通过实施项目计划，开发新的环保技术，推动环境技术的出口和转让”等相应的政策或实践措施。

四、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外交政策范文篇2

外交涉及广泛的法律问题:一方面外交作为国际关系主体间的关系适用国际法;另一方面各国外交政策都有国内法源。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外交活动的根本原则。因此,从法学方面研究宪法原则对认识一国外交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瑞士现行的联邦宪法于1848年制定生效,后经过局部修改一直适用至今。它与19世纪其他国家的宪法类似,其有关外交方面的内容并不冗长,但很重要。瑞士外交活动有哪些指导原则,在一个联邦制的国家中,联邦与组成联邦的各州在外交方面有何职权划分,有哪些权力机关参与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又经过哪些法定程序,签订国际条约呢?以下我们结合瑞士的外交实践对瑞士外交政策所依据的宪法原则进行初步研究。

一、瑞士外交政策的目标和指导原则

瑞士联邦宪法没有专门的章节规定外交活动,宪法序论表达了联邦加强同盟,维护和增进各族团结、力量与荣誉的愿望。如果说荣誉是就世界范围而言的,那么,维护和发展其荣誉便是瑞士外交之第一条指导原则。接着宪法在有关建立联邦目的的第2条中写道:“联邦的目的为对外保障本国独立,对内维护和平、秩序、保护各州的自由权利并促进共同的繁荣。’,¹这就明确规定了瑞士外交政策的唯一目标—保障国家独立。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国家独立是瑞士外交政策的唯一目的,而中立不在目的之列。1815年的联邦条例、1832年和1833年宪法草案都曾把维护独立和中立作为外交目的。但1848年的制宪者没有把中立作为外交政策的目的之一,其理由是“中立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维护国家独立的措施”,º并且认为“一旦出现特定情况,为了主权可以放弃中立”。1874年的宪法继承了1848年宪法的这一精神。然而,1848年和1874年的制宪者并没有忽视中立问题。他们在宪法有关议会和联邦委员会的职责的第85条和102条中都写上了维护独立和中立的内容。联邦外交文件也曾多次明确指出,“中立是瑞士百年来国际地位的基础”,是“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1977年瑞士还通过了第89条第5款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凡涉及瑞士加入国际安全组织和超国家共同体的决定须经强制性全民复决。除上面两种情况外,其他条约如有放弃或损害中立的内容,联邦两院应决定将其诉诸非强制性全民复决。可见随着历史的发展维护中立已成为瑞士一条重要的宪法原则。然而中立的含义是什么,宪法规定的又是哪种中立原则呢?中立首先是某个国家超脱于某一特定武装冲突的立场。这种情况下的权利和义务由国际法规定,其内容载入1907年规范陆战与海战中诸列强权利和义务的第5和第13号海牙公约¼。第二种是永久中立,即以各列强签订的公约为基础.并逐渐为习惯法承认的一种国际地位。中立负有在任何一地,任何一方参加的武装冲突中悟守永久中立,不卷入战争,不介入冲突的义务。1815年以来瑞士的中立是第二种中立。从字面上推论,格守中立义务会导致瑞士采取某种收缩和孤立的对外政策,但这不完全符合实际。自建立联邦之后,瑞士一直实行与其国家的中立地位和实际可能相适应的积极的外交政策。由于其资源匾乏,依赖世界市场和资源,瑞士在经济上采取开放的政策;在政治上,瑞士很早就开展某种称之为“善意调停”的活动。所谓善意调停是和平地解决国家冲突的一种手段,也就是第三方经过友好的活动使冲突双方找到妥协的方法。比如在法国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瑞士不仅积极促进双方的接触,并在埃维昂谈判期间为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提供住所。从中可以了解瑞士主张的广义善意调停的含义,就是在国际冲突中主动或应某国要求由联邦、个人或国际组织,提供各种服务,以便维护和恢复和平。瑞士实行的广义的善意调停体现在一系列外交实践中,有些活动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这些活动涉及许多领域:例如参与红十字运动,代表中断了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国家利益,在冲突双方完全脱离接触无外交代表的情况下,保护战俘,促进和解决国际争端,发展国际仲裁,接受有关的国际委托,欢迎在瑞士的国土上举行国际会议,设立国际组织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瑞士处在新的形势下,冷战和东西方对立使中立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但瑞士不是联合国的成员,需要找出新的方式加强与国际社会的联系,以便尽义务,图发展。为此,瑞士在官方文件中明确提出“休戚与共,提供方便和普建邦交”的三项外交准则气普建邦交是中立固有的要求,它反映了中立国家在战时保持同交战各国发展关系的权利。休戚与共是中立的结果和自然补充。它强调瑞士与国际社会的紧密联系和对国际事务的积极态度,成为它利用中立地位从事各种和平使命的根据。提供方便是积极中立政策的又一个方面,它表明联邦准备提供各种善意的帮助。在这方面瑞士的外交实践颇丰。可见,瑞士的中立概念经历了发展和演变。它是积极的,富有生命力的。总之,维护联邦独立是外交活动的最高目标,中立是瑞士外交活动的宪法性原则。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中立是实现独立目标的手段。

二、联邦与州之间外交职权的划分

瑞士的正式名称为瑞士邦联,但她却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瑞士联邦宪法不仅规定了联邦议会和联邦委员会的外交职能及其权能划分,而且也规定了联邦和州在对外交往方面的职权划分。宪法第八条规定,“只有联邦政府有宣战烤和以及与外国缔结同盟及条约的权利,特别是有关规定关税与商务条约的权利。”但这里规定的联邦缔约权不是绝对的,宪法第九条指出“关于公共经济与睦邻关系以及警察事项,各州特别保留与外国缔结条约的权利。但该项条约不得有违反联邦或其他州的利益的规定。”作为补充,宪法第十条还规定,“凡各州与外国政府或代表有正式交往时,须通过联邦委员会的介绍。但关于第九条所列的事项,各州得与低级衙署及其官员联系。”从上述条款的限定词“唯有联邦有权”,“特殊情况下州亦可”,不难看出宪法第二条有关州的权利及与联邦关系的一般原则(凡未委任于联邦政府的权利概由各州行使)不适用于外交领域。但各州可依据宪法与联邦共享一定的外事权。以下拟分别说明联邦和各州的有关外交职能。(一)联邦的外交职能1.联邦缔约权宪法赋予联邦以三项特权:宣战、烤和、缔约。宣战靖和的内容似有悖于中立国义务。但这里讲的宣战烤和显然是对外来侵略而言的。至于缔约,宪法第八条做了明确的规定。联邦不仅可以缔结政治性条约,还可以缔结非政治性条约。第一类条约包括烤和和结盟,但在保持中立的情况下结盟是被禁止的。在瑞士长期的外交实践中,联邦缔约权被赋予了广泛的含义。缔约对象可以是国家、国际组织及教会等任何国际法主体;条约指一切协议,不论其名称、缔约方数量和缔约方式;联邦可缔约的领域也包括法定应由各州行使立法权的领域。但缔约必须符合宪法并出自实际需要。可见缔约方面瑞士实行的是相对集中的体制。2.联邦外交方面的其他权力瑞士联邦宪法第8条以及第85和1()2条的有关条款赋予联邦广泛的外交职能。首先,联邦有对外交往权,负责处理瑞士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如承认国家、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设立外交和领事代表团、提善意调停、参加国际组织、促进国际法的发展和国际法典的编撰。其次,联邦有权推行有关的对外政策.如与国际组织合作提供共同发展和人道主义的国际主义援助、提供自然灾害援助、促进人权的保护和发展。再次,联邦有权规范和处理一些与对外政策或多或少有联系的问题.如给外国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参加国际博览会和参与其他方面的国际合作。最后联邦负责对外保护国家的经济、社会利益和文化民族传统。为此,联邦可就一系列广泛的问题进行立法,如限制外国人介入房地产法,限制外国人移民和防止外来文化控制法。可见,瑞士联邦外交政策不仅涉及国家间关系.而且也处理与外国人的关系。(二)瑞士各州的对外职能上面已淡到宪法中涉及州的对外职权的两个条款,即有关签约的第9条和有关对外交往的第l。条。其他一些条款也涉及州在对外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宪法第8、9条规定各州有条约复决权,24条13款提出州的外事咨询权等。1.州的缔约权据不完全统计,自联邦建立至今,各州签订了大约140个国际条约,其中40个是二战后签订的,20个是1973年以来签订的。可见由州签订的条约是十分有限的,但宪法赋予各州的缔约权迄今仍然有效。根据宪法,各州有权与他国签订某些条约。签约和条约的含义是丁L一泛的,但州的缔约权是限制性的。这种限制首先是范围上的限制。原则上,州只能在一定领域即公共经济、睦邻关系以及警察事项方一面行使缔约权;对州缔约权的第二个限制是内容方面的。宪法指出,无论是国际协议(7条2款),还是第9条规定的条约,都“不得有违反联邦或其他州利益的规定”。这里指出的是不得违反联邦或其他州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与宪法、联邦法或其他州的法律是否相冲突。宪法102条第7款规定联邦委员会负责审查各州的有关条约是否符合上述要大州如对宙查结果不服,可上诉到联邦议会如果另一州对某一条约提出异议也要照此程序办理(见85条5款);对州缔约权的第三个限制是程序上的限制。宪法第10条规定禁_1l=各州与外国政府发生直接关系,原则上,是由联邦淡半lJ、签汀、批准有关州的条约。一般是州作为有关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参加有关活动,由联邦以一州或多州的名义签约。然而联邦却可以授权各州自行签订某些条约。例如联邦建立之初,联邦议会曾同意保留瓦莱和佛里堡州宪法中关于该州同罗马教会的关系由双方协议规定的条款。此外,联邦还在联邦签订的某些框架性协议或联邦立法中附带授权条款,如防止水污染法,国际援助法都有授权各州与外国签订某种协议的条款。此外,宪法102条7款规定这类条约一旦缔结还要由联邦委员会批准。这条规定形式上有些重复和多佘,但在特定情况下是有意义的,是瑞士联邦外交的又一个安全阀。2.各州其他外交职权宪法第10条1款中有关禁止各州与外国政府发展官方关系的内容主要是指州不得与外国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不得与外国政府谈判签约。但在瑞士的领事人员可直接与州政府接触,后者有权在其职权范围内与之做答。在瑞士的外交人员、外国政府首脑和成员也可应邀对各州进行礼节性访问。宪法第10条2款还允许各州发展与外国相邻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各种经常性的接触和关系,以处理一些共同的问题。例如为环保、运输、领土整治、自然规划等目的,各州可建立各种地区性混合委员会,进行跨国界合作。近来,瑞士各州这方面的活动相当活跃。此外,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各州外交活动受到各种限制,但各州在联邦对外关系中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根据惯例,各州参与联邦进行的涉及该州权益的国际谈判。此外,许多法律都明文规定,联邦在采取外交措施或签约承担某种国际义务之前,要首先向各州咨询。

三、联邦各机构职权的划分

外交政策范文篇3

冷战期间占国际关系理论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认为外交决策过程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过程，政府或者其主要的领导者在追求国家利益时是一个理性的行为者，在决策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所有决策(选择)所需要的信息，对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通过一个开放的过程选择能给国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策选择。这些学者认为，国际体系制约和影响政策的选择，个人很难对外交政策的结果有任何影响，不同个性的人在同样条件下会做出同样的决定，“名字和面孔可能改变，但(国家)利益和政策则不会改变。”用官僚政治模式研究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学者则认为，外交政策是在复杂的官僚机构中制定的，政策制定过程对效率的追求要求彻底摆脱个人的私心杂念，感情好恶，因此决策机制和过程限制和制约了个性发挥作用，过于强调个人的作用往往陷入唯心主义的陷阱。

辩证唯物主义在强调人的一切心理现象都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的前提下，也认为人的心理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并非死板的、机械的反映，并不像镜子映照物体那样。人对现实事物的反映是同他长期形成的个人特点、知识经验、世界观等密切相联系的。人对客观现实世界进行认知的过程不仅受到认知对象(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主观因素，如信仰、需要、兴趣、知识经验以及知觉对象对生活和实践的意义等的影响。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是与这样的辩证思维相一致的。这种视角因个人在冷战结束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冷战结束的方式而变得更为引人注目。这种认知(个人，个性层次)的视角(理论、方法或模式)通过对决策者及其信仰和认知过程的研究来理解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在西方，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方面来理解和研究外交决策者与外交决策结果的关系。有的侧重于对决策者信仰系统的研究，有的侧重于对决策者认识过程的研究，有的则侧重于对决策者的信息处理方式的研究，也有的学者则将精力放在对外交决策者个性的研究上。概括起来，这些学者认为决策者或者受到自己信仰的影响，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或受到决策者信息处理方法的影响，一般是比较封闭和保守的(close-minded)，对外界的变化适应是缓慢的，或者对外界的变化有一种抵制态度，拒绝接受这些变化；或者认为决策者对形势的判断有时候是不准确的，决策者在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往往受到错误认识的影响，或者是根据对现实世界的错误认识制定外交政策。这种方法强调对外交决策者及其认知过程的研究，认为不同的决策者参与外交决策可能会有不同的外交政策结果。

从认知角度对国际政治的研究开始于1930年代。当时一些学者将一些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运用于对外交决策的研究。他们中的大部分主要研究国家的特点，对战争的态度，公众感情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等。如所谓的“战争开始于头脑之中”，就是说从发动战争者头脑中一产生发动战争的这种想法以后，战争的机器就开动了，而不是在战场上。但是由于这些学者缺乏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背景，而现代含义上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则刚刚开始，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缺乏对心理学的了解，因此这些研究并没有得到国际政治学者的接受。

尽管如此，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产生，就有不少学者将个人层次和认知的因素作为影响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行研究，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日益引人关注。如沃尔兹在其经典的《人、国家和战争》一书中在分析战争的根源时提出的第一个意象(image)就是人。这种意象认为，“人的邪恶，他们错误行为导致了战争，如果个人的美德能够被普及，就会有和平。”(注：KennethWaltz,MantheSateandWar(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9),p.39.)他在阐述这一意象时提出，“如果不理解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政治学的理论，”“世界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创造历史的人。”(注：Ibid.,p.28.)同一时期的另一位国际关系理论大家赖特也以同样的笔调指出，“国际关系不能仅仅局限于政府间的关系，结论不能建立在认为它们(心理学)不能提供足够的预测和控制的假设的基础上。”(注：QuencyWright,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NewYork:Appleton,1955),p.433.)博丁也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决定、影响国家政策和行为的人并不是对‘客观’实际环境的反应。决定我们行为的是我们认知的世界，而不是现实的世界。”(注：QuotedinJerelRasati,“ThePowerofHumanCognitionandPolicymakerBeliefsinForeignPolicyandWorld

Politics,”manuscript.)罗森诺在呼吁建立比较外交政策的理论时提出了影响外交政策的五个层次的自变量，其中一个就是个人，也就是决策者。(注：JamesRosenau,“Pre-TheoryandTheoryofForeignPolicy,”inApproachestoComparative andInternationalPolitics,R.BarryFarrelled.,(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66),pp.97—100.)但系统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并将这种方法运用到对国际政治的研究，而且引起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是斯布罗特夫妇(HaroldandMargaretSprout)。

二、主要理论：从认知一致理论到社会认知理论

斯布罗特夫妇在1956年发表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人——环境关系的假设”一文引起很大的反响，九年后又被扩充成一本书。他们指出，一切客观的环境和现实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决策者的心理过程才能发挥作用。决策者一般都有一种“从内向外”看问题的方法，来自外界的信息通常是经过由他们的态度、信仰、动机构成的“透镜(lens)”，有选择地过滤和吸收后才有意义的。“一个人的价值观和其他心理倾向指导着他有选择地关注周围的环境，他根据有意识的记忆和潜意识的经验去解释经过他选择的周围环境。”(注：HaroldandMargaretSprout,TheEcologicalPerspectiveonHumanAffairswithSpecial

Referenceto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5),p.118.)这种被观察到的环境被称为“心理环境(psychologicalmilieu)”，它和“操作环境(operationalmilieu)”，或者是现实的客观环境或地理环境是有区别的。“从决定和决策的过程来看，重要的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如何认识环境的，而不是环境到底是什么。”(注：Ibid.,p.224.)但是决策者制定了外交政策以后，就必须在操作环境或现实环境中执行。他们指出，对于研究决策过程来说，掌握研究决策者对“操作环境”的认知，也就是“心理环境”，对理解和认识外交政策的制定，打开制定外交政策“黑匣子”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外交政策是否能够实现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所确定的目标，则取决于政策是否符合实际环境。决策者的心理环境和现实环境的不一致可能导致不符合实际的外交政策结果。这一时期从认知视角对国际政治进行的研究受心理学中态度(attitude)或态度变化(attitudinalchange)的影响，根据认知的一致性(cognitiveconsistency)的观点，人在认识和把握现实世界时依赖于主要的信仰，而且尽量保持信仰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人们在理解和认识客观世界时会保持基本的信仰系统，会回避、抵制与自己的基本信仰不一致的信息，特别是与自己的信仰的核心不一致的信息和材料，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信仰和对外界信息的处理方式影响决策者对形势的认知过程，认知过程影响外交政策的结果。

运用这种认知的视角进行研究的突出代表是霍尔斯蒂对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的研究。霍尔斯蒂根据有关认知的理论将信仰系统分为两部分：对现实的影像(imageofthefact)和对前景的影像(imageofwhatoughttobe)。前者影响对现实的认识，后者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价值观，直接指导着对外政策的制定。信仰系统是包括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系列的“印象”构成的，是一套物质世界和社会环境进入人脑所必经的过滤器。决策者根据自己对现实的印象制定外交政策，而不是根据现实制定政策。在决策过程中每一个决策者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现实环境(外部)经过由基本信仰构成的镜片的过滤，形成对现实的反映，然后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因此信仰的差别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人们对现实看法的不同，最终解释了国家间外交政策的不同。霍尔斯蒂搜集了434份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的资料，包括他在国会的证词，答记者问，演讲等，然后利用“内容分析(contentanalysis)”的方法对杜勒斯的所有讲话进行分析，特别是他3584次提到苏联时的用词。他发现杜勒斯对苏联怀有非常难以改变的“敌人的印象(imageofenemy)”，不管苏联的政策如何变化。这一结果和心理学中的“认知的一致性”理论是完全吻合的。如杜勒斯不愿意接受、不信任来自苏联的与他对苏联的印象不一致的信息，一旦遇到这样的信息，他或者去寻求与他的印象一致的信息来否定原有的信息，或者对这些信息做出不同的解释。这种对外界变化的生硬态度源于一种他认为苏联“天生是不可信任”的固有认识。他认为，“只要苏联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一个封闭的社会，它就代表杜勒斯价值观念核心的对立面。此外，可能挑战这种认为苏联在本质上是不可信的信息基本上都是来自苏联，因此很不可信，而且通常是含糊不清的，足以使人产生各种各样的解释。”对苏联所采取的缓和政策，杜勒斯则认为这是因为苏联外交政策失败和力量不足的外在表现，而不是因为苏联爱好和平。比如1955年苏联与西方签署了《奥地利国家条约》，允许奥地利在西方阵营内保持中立，导致了东西方国家关系的缓和， 对此杜勒斯认为这决非因为苏联有善意，而是因为苏联农业政策失败而导致的国家虚弱和苏联整个对西方政策失败的结果。此后对于苏联为缓和国际形势裁减军队120万，杜勒斯也认为，苏联的出发点是恶意的。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经过记者一轮轮问对之后，一个记者说，“从您今天早上所说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您更喜欢让这些人当兵?”杜勒斯回答说，“当然，我宁愿让他们站在那里站岗，也不希望他们去制造核武器。”(注：OleR.Holsti,“TheBeliefSystemandNationalImages:ACaseStud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ForeignPolicy,ed.JamesRosenau,(NewYork:FreePress,1967),p.548.)霍尔斯蒂对美国原国务卿杜勒斯的案例研究从决策者认知的角度揭示了美国对苏联的政策以及美苏之间矛盾的升级。

另一个有影响的研究信仰与外交政策结果关系的学者是乔治。他在“行为准则(operationalcode)：研究政治领导人和决策的一个被忽视的方法”一文中对列特斯(NathanLeites)1953年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研究》一书中提出的“行为准则”进行了提炼，提出“行为准则”指“政治领导人对政治和政治冲突的信仰，历史发展可以决定程度的看法，以及其正确战略和策略的观念等。”他将苏联共产党的信仰分为哲学信仰(philosophicalbelief)和策略信仰(instrumentalbelief)两个方面来研究苏联共产党领导核心的信仰对苏联外交政策决策的影响。(注：AlexanderGeorge“theOperationalCode:ANeglectedApproachtotheStudyofPoliticalleaderand

DecisionMaking,”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13,2,(1969).)这些准则可以通过对10个问题的回答来得出。反映哲学信仰的5个问题是：(1)政治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政治从本质上是普遍和谐的呢?还是冲突的?政治对手的基本特点是什么?(2)最终实现一个人的基本政治价值观念和追求的前景是什么?一个人能乐观吗?还是必须是悲观的?在哪些方面应是悲观的?在哪些方面应是乐观的?(3)政治前景可以预测吗?在什么意义上，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这样的?(4)人们从多大程度上可以“控制”和“掌握”历史发展的进程?个人在“推动”或“影响”历史朝自己所期待的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5)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机遇”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反映策略信仰的5个问题是：(1)选择政治行动的目标的最佳手段是什么?(2)实现政治目标的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3)如何计算、控制和接受政治行为的风险?(4)什么是实现利益采取行动的政治目标的“最好时机”?(5)实现目标时采取的不同手段的效用和作用是什么?“行为准则”和另外一些学者对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思维步骤进行研究所提出的“认知过程图(cognitivemap)”是一致的。“认知过程图”是指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在特定环境下理解环境的一套信仰，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认为，决策者在观察形势并根据需要做出一定决策的过程中一般要经过四个步骤：信仰的扩充(initialamplificationofrelevantbeliefs)，寻找先例(解释事件)，评估后果，寻求可供选择的政策，做出外交政策的决定。他们为领导人的行为及其过程确定了界限。(注：JerelRosati,“ACognitiveApproachintheStudyofForeignPolicy,”inForeignPolicyAnalysis:ContinuityandChangeinItsSecondGenerationeds.,Laura

Neacket.al.,(NJ:PrenticeHall,EnglewoodCliffs,1995),p.57.)乔治在他文章中指出“行为准则”又可以称作“认知过程图”，但是“行为准则”因为乔治的提炼和推广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影响了很多人运用“行为准则”的方法来研究领导人的外交政策，不仅被用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其中不少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注：DavisB.Bobrow,“TheChineseCommunistConflictSystem,”Orbis,9(Winter1966);H.BoormanandS.Boorman,“StrategyandNationalPsychologyinChina,”TheAnnals,370(March1967);TangTsouandMortonH.Halperin,“MaoTse-tung''''sRevolutionaryStrategyandPeking''''sInternationalBehavior,”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59,(March1965).)而且也被用来研究其他国家或人的外交政策。(注：StephenG.Walker,“TheInterfacebetweenBeliefsandBehavior:HenryKissinger''''sOperationalCode

andtheVietnamWar,”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no.21,1977.)

从1970年代开始，政治心理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认知的革命，认知的作用更加受到重视。一些学者又开始用社会认知理论(socialcognitivetheory)或图式理论(schematheory)研究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个人的作用和影响。这种理论认为，个人是认识上的吝啬鬼(cognitivemiser)，他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依赖于现存的信仰和图式(思维结构)去解释客观世界。他们在发展认知一致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态度或信仰是相当复杂的，内部是由多种不同的内容组成的，因此认知的过程也是相当复杂的。处于核心部分的信仰是很难变化的，但是处于边缘部分的因素则非常容易变化，并最终可能影响到中心信仰的变化。在理论方面比较能代表这一时期成就的是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认识与错误认识》。他在提出从四个层面上对国际政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决策者的认识过程对外交决策，乃至国际政治的影响。如认知的一致性是如何影响外交决策的，外交决策者又是如何从历史中学习的，态度是如何变化的，外交决策者对现实错误认识的规律及其影响等等，进而提出了认知对研究外交决策和国际政治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撇开决策者对世界的信仰和他们对其他人的印象(image)，通常是不可能解释关键性的决定和外交政策的。”(注：RobertJervis,PerceptionandMispercep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6),p.28.)

与此同时，一些对外交政策的研究也采用社会认知或图式理论的方法。如拉尔森对遏制政策起源的研究，就是利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借用有关档案材料，对从二战结束前的1944年到1947年冷战爆发这一段时间内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杜鲁门、哈里曼、贝尔纳斯、艾奇逊等对苏联的认识发展过程进行的研究。他发现艾奇逊对苏联的认识基本上是稳定的，而其他几个决策者对苏联的认识则经历了从盟友到对手乃至敌人的变化过程，进而提出没有一种关于认知的理论能够解释所有美国对苏联政策的决策者的认知变化过程。(注：DeborahW.Larson,OriginofContainment:APsychologicalExplanation(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5).)罗赛蒂采取相同的方法对卡特政府外交政策主要成员的信仰及其对外政策的影响进行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指出在上台之初，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成员卡特、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的世界观是基本一致的，都非常乐观。他们都不赞同尼克松、基辛格的权力政治和均势外交，认为那些是不道德的，不能反映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势，希望与苏联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但是随着苏联在全球扩张的升级，从第一次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战争开始，布热津斯基对苏联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到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彻底改变了对苏联的认识，而万斯基本上保持了对苏联原来的认识。卡特先是摇摆于万斯与布热津斯基之间，但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彻底倒向布热津斯基。罗赛蒂指出，决策层的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越一致，那么这个国家外交政策越可能与这个统一的信仰一致；相反，如果决策层的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不一致，外交政策就有可能与这个国家决策层的信仰不一致。(注：JerelA.Rosati,TheCarterAdministration''''sQuestforGlobalCommunity:Beliefsand;

TheirImpactonBehavior(ColumbiaS.C.UniversityofSouthCarolinaPress,1987).)这两个研究都反映出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是可以变化的，尽管这种变化因决策者的教育程度(是否专家)、他们所担任的职务、以及决策时的形势特点而异。

三、主要方法：内容分析、案例分析与过程追踪

外交决策的过程常常被认为是一个“黑匣子”，研究者很难了解这个黑匣子内部所发生的事情，除非自己参与了这个决策过程，或研究者本人就是外交决策者。但是相对于决策过程来说，对认知过程的研究就更难了。可以说决策者在做出对外政策决策时的心理过程属于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黑匣子”内的“黑匣子”，它处于其它一切影响外交政策结果的因素与外交政策结果的中间。人们常常说国际环境的变化引起国家外交政策的变化，或者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内政策的变化导致了外交政策变化，但是实际上，所有这些国际的或者是国内的变化或变量本身是不会自动发挥作用、影响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外部环境或因素都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信仰、认识、态度、个性等构成的凸镜的“过滤”才会变得有意义。换句话说，这些外在的因素只有被决策者观察到，并被决策者在决策时考虑在内，它们才会有意义，才会成为影响外交政策决策的因素，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影响对外政策的结果。正如罗赛蒂所说，“把信仰作为因果关系的核心的主要优势是在理解外交政策时把环境和心理的因素结合到一起。同时，因为认知的方法是研究决策者的‘心理环境’的，因此学者在研究时还应该对‘操作环境’的直接影响保持敏感以使对外交政策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注：JerelRosati,“ACognitiveApproachtotheStudyofForeignPolicy,”inForeignPolicyAnalysis,p.67.)

在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进行研究时，常常会发现不同的学者运用不同的心理学概念，如认识、认知、信仰、动机、印象、信息处理过程等等。这种不一致说明不同的学者在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进行研究时往往会侧重不同的方面。他们在将这些因素作为变量研究其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影响时往往先对这些概念进行自己的界定，进而展开研究。罗赛蒂1999年在外交学院进行讲学的时候告诉笔者，这些不同的内容(概念)相互关系如何，在头脑中是如何组织起来，并构成人的信仰系统并发挥作用的，至今还没有理顺，这应该是这一领域将来的一项任务。在多元主义的美国，这可以说是难以实现的目标。但是无论如何界定，这些概念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在运用到对实际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研究时难以操作。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一般借助两种方法，一是“内容分析”法，也就是通过搜集研究对象所发表过的言论，可能的话对研究对象本人或对与其一同工作者的采访，报纸对研究对象的报道，以及传记等二手材料等，对有关内容进行分析，如数某一个词用法的次数，对研究对象在谈到某一个国家或事物时常常使用的词进行分类归纳等手段，得出研究对象对一个国家或者事物的认识(或者是错误认识)、态度、乃至信仰，以及制定或执行某一项外交政策的动机。进而找出研究对象在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的认知过程，找出认知、信仰等其它心理因素对外交政策是如何产生影响的。本文所提到的绝大部分研究都是借助这一方法进行研究的。霍尔斯蒂关于杜勒斯的研究作为“内容分析”的一个典范被多个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论文集收入。

另一个手段是案例分析。信仰或认知对外交政策结果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参与对外政策制定者发挥作用的，因此在从认知视角对外交政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过程中，一般采取案例的方法，这些案例有对重要决策者一个人的研究，如研究较多的有对杜勒斯、基辛格、美国前总统威尔逊、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等对其国家外交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一些外交决策者的研究；有对一个重要的决策群体进行的研究，如对前苏联共产党核心信仰的研究(如行为准则)，以及利用这样的方法对中国共产党信仰系统的研究，对美国做出入侵古巴猪湾的决定和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时的肯尼迪政府决策小组的决策过程的研究，以及对杜鲁门和卡特政府决策小组的研究等；也有对精英群体，或知识分子的研究，如沈大伟在《美丽的帝国主义》一书中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美国观的研究等。(注：DavidShambough,BeautifulImperialism:ChinaPerceivesAmerica1972—1990(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1).)

在探索信仰、认知与外交政策结果的关系时，有两种方法是经常使用的。一个是“过程跟踪程序(processtracingprocedure)”，这种方法追踪和研究决策者认知变化的详细过程，比如说决策者的信仰是什么，它是如何影响决策者接受和分析来自外界的信息的，这种信息处理方式和结果导致决策者是如何判断形势的，决策者根据这种对形势的判断在决策过程中考虑了几种可能的选择，最后为何选择了最终的政策等等。这种对决策过程的详细的研究能够揭示出信仰、认知过程与外交政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causalrelation)。但是这种方法比研究决策过程的官僚政治更难，因为它需要更多更详细，而且又都是更难以获得的材料，需要完全借助心理学的手段。因为信仰无形，认识过程又看不见摸不着，对其发展变化更难把握。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学者在研究时采取的方法之一，是运用跨领域的比喻和同一领域的类比，把看不见的或不容易理解的现象和事物与一种一般人都比较熟悉的东西或事物相比，从而使人们更加容易理解决策者的观点和看法。(注：KeithL.Shimko,“ForeignPolicyMetaphor:Falling`Dominoes''''andDrug`Wars'''',”inForeignPolicyAnalysis,pp.71—84.)这种方法在国际关系中常常被使用，比如，美国在冷战期间的“遏制”政策原意则是用容器(container)把苏联“装(contain)”起来，翻译为“遏制”。这里共产主义的苏联被看作是一种哪儿低就往那里流的一种“祸水”，美国领导人对苏联的认识经过这样一个比喻就非常清楚可见。人们比较熟悉的类似比喻还很多，如国际关系史中的“冷战”、“多米诺”理论、军备“竞赛”、的“纸老虎”的观点等。伊拉克占领科威特之后，美国政府则把伊拉克的入侵说成是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强奸”，这里显然是将之比做现实生活中一种人们不能容忍的一种暴行，说明美国认为伊拉克的行为必须得到惩罚，美国对伊拉克的打击是一种正义的行为。从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称一些他认为不负责任的国家为“流氓国家”，则是把国家行为比作是一个生活中人们熟悉的“流氓”。这些比喻都使抽象的东西变得形象具体，使研究者能够把握研究对象对事物的认识及其发展。

与比喻稍有不同但可以达到同样效果的是利用同一领域的类比。也就是把一些不清楚的决策环境与历史上人们熟悉的事件或情节进行类比，从而使人们对新的模糊不清的形势有一个相对清楚的认识。杰维斯在研究错误认识产生时说，“国际上以前发生的事为政治家提供了广泛的可以想象的环境，使他能探测到(事物间的)基本模式和因果关系，帮助他理解他的世界。”(注：Jervis,PerceptionandMispercep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p.217.)如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形势与历史上希特勒占领捷克苏台德区后的形势进行类比，从而看到美国决策者对当时形势的“认识”和看法。(注：YuenFoongKhong,AnalogiesatWar:Korean,Munich,DienBienPhu,andtheVietnam

Decisionof1965(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2).)如布什政府最近用“邪恶轴心”把伊朗、伊拉克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比作二战期间的德、意、日等，这样就可以看到美国外交决策者对这三个国家的认识。借用这样的方法可以理解一些外交决策过程中决策者的认知心理过程。如美国决策者在做出对朝鲜战争进行干涉时的认知过程通过几个比喻和类比则非常清楚了。首先，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邪恶帝国”，是“祸水”，必须“装(contain)”起来(比喻)；其次，朝鲜战争的爆发被认为是莫斯科指导下的共产主义在全球进攻的一部分，这一点与事实是完全不符合的，因此可以说是一个错误的认识(misperception)；第三，在产生了这样的错误之后，美国决策群体运用了一个非常错误的类比，也就是把朝战的爆发以及北朝鲜在战场上的优势比作希特勒占领苏台德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意大利占领索马里等，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那就是绥靖。(注：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叙述了他就是根据这样类比来看待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形势的。见HarryTruman,Memoirs,vol.2,YearsofTrialandHope(Gardencity,N.Y.:Doubleday,1956),pp.332—333.)因此美国政府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导致了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战争。

另一种方法则是“一致程序(congruenceprocedure)”，也就是不研究决策过程，更不研究决策者的心理过程，因此不需要有关决策者个人心理过程的详细材料，只需一方面找出决策者的基本信仰，另一方面找出决策者国家的具体的外交行为，如果它们一致了，就说明决策者的信仰对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影响。如沃克利用“行为准则”模式对基辛格的研究。这种方法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但是，它只能回答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信仰与决策结果之间的相互联系(co-relation)，而不能确定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更不能解释外交政策决策者的信仰与外交决策结果之间不一致的现象。M·赫尔曼提出，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决策者是否对外交感兴趣，对周围环境是否敏感，以及是否有外交的经历，或者是否受过相关专业的教育等三个变量可以解释领导者的信仰与外交政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她通过对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个性的研究试图建立起决策者信仰与外交政策结果的关系，解释为什么有时候决策者的信仰影响外交决策的结果，而有时候则没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有的领导人的信仰影响其国家的对外政策，而有的领导人的信仰则不发挥作用。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不拟展开。(注：MargaretG.Hermann,“EffectsofPersonalCharacteristicsofPoliticalLeadersonForeignPolicy,”inWhyNationsAct,p.57;MargaretG.Herman,CharlesF.HermannandJoeD.Hagan,“HowDecisionUnitsShapeForeignPolicy:DevelopmentofaModel,”Paperpreparedforthe1991AnnualMeetingoftheInternationalSocietyofPolitical

Psychology,Helsinki,Finland,pp.4-5.)

认知的视角只是外交政策分析(从广义上说是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之一。影响对外政策决策结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要求从多个角度和多个层次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及其对外交政策结果的影响。但是由于认知的视角处于影响外交政策的所有变量与外交政策结果的之间，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各个层次，特别是随着对外政策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进行研究，包括对中国外交的研究。(注：研究中国外交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AllenS.Whiting早期对中国外交的研究《中国跨过鸭绿》(ChinaAcrosstheYalu:TheDecisiontoEntertheKoreanWar,1960)和《中国深思熟虑的威慑》(TheChineseCalculusofDeterrence,1975)都是采用传统的理性行为的方法，但在1989年出版的另一本关于中国外交的书则是从认知这个角度来研究的。见ChinaEyesJapan(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9)，类似的专著还有GilbertRozman,TheChineseDebateAboutSovietSocialism,1978—1985(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Shambough,BeautifulImperialist.YongDeng

外交政策范文篇4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是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时代背景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化

人类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但传统的政治地理学只研究人、国家或领土等

（二）生态环境政治问题推动全球相互依存发展

（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着国际权利分配结构

（四）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紧密相连

（五）生态环境政治问题已成为国家合作或对抗的原因之一

二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动因

（三）美国可以通过环境外交政策来协调与别国的关系。生态环境问题会影响到美国

三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

四、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外交政策范文篇5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是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时代背景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化

人类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但传统的政治地理学只研究人、国家或领土等

（二）生态环境政治问题推动全球相互依存发展

（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着国际权利分配结构

（四）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紧密相连

（五）生态环境政治问题已成为国家合作或对抗的原因之一

二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动因

（一）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政策服务的，美国现实主义学派大师汉斯.摩根索指出“国家利益是判断国家行为体唯一永恒的标准”。[8]国家利益是指“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9]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公众对较高生活水准要求和生态环境的威胁呈现严重矛盾。这种矛盾和冲突严重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大量的环保报道显示。如今在美国国内，美国公民的人身、经济和社会安全正在受到臭氧层破坏、物种消失、过度开发、各类辐射及化学品污染、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的威胁。设在华盛顿州里奇兰的汉福德武器工厂，将2000亿加仑的危险废物倾入坑里和湖里，至少使附近10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被污染，该工厂样品中渗漏出来的钚就足够制造50多枚长畸型原子弹。能源部合同承包商NLO公司于1951年以来已向空气中排放了39。3万磅铀的副产物及其它有毒物质，1966年一次在20分钟内即释放3884磅含铀气体。马萨诸塞州德角附近的奥蒂斯空军基地的有毒废物已污染了该地区的全部水域，使1982年以来该地区一些城镇的肺癌、白血病、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及黑毒瘤大增，综合癌症率已高出全州水平的30%。[10]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其主要作用在于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认为，美国要把推进美国全球利益的能力同处理地球自然资源紧密联系在一起。[11]

（三）美国可以通过环境外交政策来协调与别国的关系。生态环境问题会影响到美国

三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

四、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的对中国环境外交政策也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出于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出发，美国与中国在生态环境领域的许多方面进行了合作。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指出：“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的确日益严峻。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是淡水和耕地只占70%方面已面临的巨大城市力日益加剧。这就是我们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把环境包括在内的诸多原因之一。应扩大美中两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其中包括能源政策和农业等方面。因为中国对世界有深远影响。“[13]在1997年，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中美两国签署了《中美两国能源和环境合作倡议书》和《中美关于和平利用核技术合作的意向性协议》。同年中美两国召开了”中美减灾研讨会“，共同探讨减灾科学技术和政策。中美两国还在农业可持续发展、臭氧层保护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合作。这些合作有利的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美国著名专家指出，“美中在能源和环境这样一些价值观相对来说比较中立的领域进行对话与合作，可以为当前在两国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人权与知识产权、台湾、西藏、武器扩散和贸易领域的争端中起到一种令人欢迎的缓解作用。”[14]

但是在另一方面，美国又企图通过环境手段牵制中国经济发展。由于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又极大的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树立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使美国认为中国有可能对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形成挑战。因此美国首先从舆论上希望将中国描绘成“世界污染大国”，“环境和粮食危机的制造者”。美国在1997年的环境外交报告中宣称，中国1995年煤炭、粮食和肉类的消费量已经超过美国，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名列世界第二。在美国世界观察所布朗的报告《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中，中国21世纪的粮食需求能力将与世界粮食市场的供应能力产生激烈矛盾。在具体外交政策上，美国一直试图说服或压迫我国接受美国在气候变化和排放贸易（IT）上接受自己的立场，这突出反映在1997年京都会议和1998年的阿姆斯特丹会议中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的争论中。

参考书目：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

陈汉文，《在世界舞台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曹凤中，《绿色的冲击》，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年

埃兹拉.沃格尔，《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新华出版社，1998年

Christopher:AmericanDiplomacyandtheGlobalEnvironmentalChallengesofthe21st

Century,April9,1996.

Zebich-Knos,M.:GlobalEnvironmentalConflictinPost-ColdWarEra:Linkagetoan

ExtendSecurityParadigm,PeaceandConflictStudies,vol.5,No.1.

Thomas,Caroline:TheEnvironmenti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RoyalInstituteOf

InternationalAffairs,1992.

Tickell,Crispin:ClimateChangeandWorldAffairs,HarvardUniversityPress,Second

edition,1986.

TuchmanMathews,Jessica:PreservingtheGlobalEnvironment:TheChallengeofShared

Leadership,NewYork,Norton,1991.

U.S.Dept.ofState,EnvironmentalDiplomacy:theEnvironmentandU.S.ForeignPolicy,

外交政策范文篇6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是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时代背景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化

人类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但传统的政治地理学只研究人、国家或领土等

（二）生态环境政治问题推动全球相互依存发展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使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由于全球生态问题如酸雨、CO2的排放、臭氧层的出现等均已超出了一国主权范围，因此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国家间的相互依存问题，在这个相互依存的状态中，各国都将为本国或其他国家的环境活动付出代价或取得收益。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兰默指出：“我们的遗弃物、我们造成的污染两者加起来足以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平衡，这一相互依存将我们统一在一起，生态相互依存和人类命运紧密相关。”[5]因此在以后的国际社会的讨论和斗争中，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

（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着国际权利分配结构

（四）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紧密相连

（五）生态环境政治问题已成为国家合作或对抗的原因之一

（一）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政策服务的，美国现实主义学派大师汉斯.摩根索指出“国家利益是判断国家行为体唯一永恒的标准”。[8]国家利益是指“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9]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公众对较高生活水准要求和生态环境的威胁呈现严重矛盾。这种矛盾和冲突严重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大量的环保报道显示。如今在美国国内，美国公民的人身、经济和社会安全正在受到臭氧层破坏、物种消失、过度开发、各类辐射及化学品污染、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的威胁。设在华盛顿州里奇兰的汉福德武器工厂，将2000亿加仑的危险废物倾入坑里和湖里，至少使附近10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被污染，该工厂样品中渗漏出来的钚就足够制造50多枚长畸型原子弹。能源部合同承包商NLO公司于1951年以来已向空气中排放了39。3万磅铀的副产物及其它有毒物质，1966年一次在20分钟内即释放3884磅含铀气体。马萨诸塞州德角附近的奥蒂斯空军基地的有毒废物已污染了该地区的全部水域，使1982年以来该地区一些城镇的肺癌、白血病、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及黑毒瘤大增，综合癌症率已高出全州水平的30%。[10]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其主要作用在于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认为，美国要把推进美国全球利益的能力同处理地球自然资源紧密联系在一起。[11]

（三）美国可以通过环境外交政策来协调与别国的关系。生态环境问题会影响到美国

四、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有其两面性，一方面由于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环境状况同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美国人民的生活受到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也愈来愈明显。迫于形势，美国积极参与支持科学研究、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以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客观上也推动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防止地球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美国一直认为其历史和实力已决定了美国必然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为此美国在环境合作方面，采取积极扮演国际领袖的政策以实现其全球政策，并利用生态环境问题来遏制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试图控制中东、中亚等具有政策价值的地区。美国的对中国环境外交政策也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出于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出发，美国与中国在生态环境领域的许多方面进行了合作。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指出：“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的确日益严峻。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是淡水和耕地只占70%方面已面临的巨大城市力日益加剧。这就是我们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把环境包括在内的诸多原因之一。应扩大美中两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其中包括能源政策和农业等方面。因为中国对世界有深远影响。“[13]在1997年，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中美两国签署了《中美两国能源和环境合作倡议书》和《中美关于和平利用核技术合作的意向性协议》。同年中美两国召开了”中美减灾研讨会“，共同探讨减灾科学技术和政策。中美两国还在农业可持续发展、臭氧层保护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合作。这些合作有利的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美国著名专家指出，“美中在能源和环境这样一些价值观相对来说比较中立的领域进行对话与合作，可以为当前在两国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人权与知识产权、台湾、西藏、武器扩散和贸易领域的争端中起到一种令人欢迎的缓解作用。”[14]

参考书目：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

陈汉文，《在世界舞台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曹凤中，《绿色的冲击》，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年

埃兹拉.沃格尔，《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新华出版社，1998年

Christopher:AmericanDiplomacyandtheGlobalEnvironmentalChallengesofthe21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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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bich-Knos,M.:GlobalEnvironmentalConflictinPost-ColdWarEra:Linkagetoan

ExtendSecurityParadigm,PeaceandConflictStudies,vol.5,No.1.

Thomas,Caroline:TheEnvironmenti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RoyalInstituteOf

InternationalAffairs,1992.

Tickell,Crispin:ClimateChangeandWorldAffairs,HarvardUniversityPress,Second

edition,1986.

TuchmanMathews,Jessica:PreservingtheGlobalEnvironment:TheChallengeofShared

Leadership,NewYork,Norton,1991.

外交政策范文篇7

1新时期中国大国外交思维

中共之际总书记在一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思想确立为我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执政思想，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事业的建设提供思想指南。政治外交、体育外交也是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范畴，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下，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型大国外交理论体系也基本成型。客观判断国际环境，顺势为之;就中国目前发展来看，解决中国安全合作短板，多角度在全球扩大影响力，提升国际事务的话语权是中国外交任务重点和难点所在。明确目标，内外联动效应趋于明显;报告指出，新时期中国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两个构建，实现中国与国际实现共赢的局面，促进中国梦与世界梦的联通。新时代新型外交理念更加灵活，不拘一格，与世界呈现共振性，协调性、互惠性;共振性、协调性，表明中国在外交过程中不寻求单方面的利益，而是要实现荣辱与共。由此可以看出，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主要是向世界表达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以不拘一格的灵活政策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共赢，传扬中国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中国体育外交属于中国外交的范畴，遵循中国外交宏观目标是必然［2］。

2体育外交表达国际政治关系、展示政治态度

体育外交可以作为国家之间表达政治态度的一种工具，主要是分为友好和抵制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国际历史中，以体育外交表达政治态度的案例不在少数;1948年法西斯战败国拒绝参加伦敦奥运会，1956年新中国因奥委会邀请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参加而拒绝参加本届奥运会。2014年，国家主席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于2月6日至8日参加索契冬奥会的开幕式，但开幕式之前俄罗斯传来出现恐怖袭击的报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是否能够安全举行索契冬奥会持怀疑态度，相比西方国家对待此次冬奥会的冷遇，中国国家主席应邀参加索契冬奥会对俄罗斯可谓是雪中送炭，表达对普京、俄罗斯强有力的支持。值得令人深思的是，参加俄罗斯索契冬奥会，是国家主席执政新年之初首次外出访问的国家，也是他首次出席境外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两个第一次，直接明了地向普京和俄罗斯表达出中方对中俄关系、对索契冬奥会的重视，显示出中国和俄罗斯在重大国际关系如“反恐”问题上意见的高度契合，也显示着中俄两国追求世界和平的决心［3］。在索契冬奥会上中俄两国国家元首对国际重大问题表达出独立与共识的意见，两国元首共同与参加叙利亚化学武器海运联合护航的中俄军舰舰长视频通话，展示中俄两国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彰显中俄双方今后就重大国际问题继续磋商与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及地区和平、安全、稳定的决心。冬奥会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一致意见:2015年共同举办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活动。这完全符合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理念，和平是时代主体，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俄罗斯的利益，更符合全世界热爱和平人群的利益。国家主席应邀参加索契冬奥会一行，体现着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务实性、灵活性，也体现着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性、不人云亦云的外交路线。一场成功的体育外交，加深主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友谊、加强两国民族之间的情感，深化两国之间的双边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3体育外交助力中国体育文化

3.1中国体育文化传播存在的问题2017年中共中央就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表示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各种传播媒体充分展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体育外交正是文化传播的途径之一，如何通过体育外交在国际上展示中国体育文化是新时期中国体育外交使命之一。目前全世界范围内使用华语的人群占据世界人口总数的1/4，但是欧美发达国家掌握世界新闻传播量的90%以上，甚至在多数发展国家国内的新闻栏目至少有60%以上新闻来至美国，美国国内外国节目只占据2%左右。比例严重失衡的数据表明在世界文化传播中，中国处于严重劣势的地位［4］。中国传统的诸如武术等特色体育文化项目在国际范围内传播力度不够，一方面缺乏官民商共同支持的战略目标，一方缺乏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可视化、可识别的视觉符号、产品，同时在体育文化传播中缺乏融贯不同文化的体系而导致在对外传播中并不能适应国外当地政府、居民的认可。面对国际错综复杂的文化，武术等传统的中国体育项目对于国际项目的发展策略，不能紧跟时代的步伐。就如在2001年中国获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权之际，国人展现武术能够纳入奥运项目的热情，但是却忽略国际奥委会的瘦身计划，削减对于打分点容易发生争执的奥运项目，武术等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因为缺乏与时俱进不能形成具有明显、不存在歧义打分点而无缘成为奥运项目。3.2新时期体育外交身负传播中国体育文化的使命体育外交属于中国外交活动范畴，主要是由政府、民间各界组织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的一种活动，目的是实现与国家政府、公众进行体育交流，意在实现扩大双边或者多变利益最大化，传播体育文化。新时期，体育外交的使命之一是传播体育文化。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文交流过程中，体育文化交流是重要内容之一;中俄青少年运动会成为中俄人文交流机制框架内的亮点活动;中美就开展篮球、击剑项目及其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武术推广交流等事项达成共识;中英就加强体育交流、足球合作等协议进行协商;中法就中方足球教练员、校园足球老师入法学习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在“一带一路”政策优惠下，各种形式的体育外交成为传播体育文化的载体。在金砖国家中，不同级别的运动会拉近了各国青年人的距离，增加友谊，传播了各国的体育文化。无论是中国对外人文机制中的体育文化交流，还是依托一带一路的体育交往、金砖国家的体育文化人文交流，都是中国体育外交的范畴，传播中国体育文化的措施之一［5］。前文介绍中国体育外交对外路径，但是中国体育文化自身也应与时俱进。整理归纳中国体育文化、中国体育精神，将体育外交专业词汇与体育文化、体育精神等融合，形成具有既符合中国又符合国际社会的词汇，方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体育文化之中，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展示中国文化、中国体育文化，增加国际社会文化影响力。搭上“一带一路”战略风车，实施中国传统体育项目走出去战略，整合国家、社会、市场一切有用资源，破除如武术项目门派独立、互不融合的现象，同时在国家层面成立对于宣传窗口，形成全方位的相互包容、求同存异战略体系。与时俱进，根据国际体育项目发展趋势，适时调整传统体育项目发展策略，结合中国体育项目的特征，紧跟国际体育项目改革的步伐［6］。

4体育外交提升国家形象

当今国际竞争，体现在经济与科技的竞争，但是社会文化、信仰、价值观等“软实力”也不容小觑。国家形象是一国重要的“软实力”之一，在国际上所展示的风貌体现，是国际社会对该国的各“软实力”认知的综合印象结合。优良的国家形象能够在国际争端中获得国际更多的话语支持与物质支持，这些支持对于解决国际争端具有巨大的辅助作用，而具有影响范围广、相应快等特点的体育是快速提升国际形象的有效方法。国家政要人物的体育外交是塑造国家形象的有效公共外交。2017年国家主席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到访国际奥委会的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在中国新年外交开篇之初访问于洛桑的国际奥委会，并受邀登上博物馆陈列的奥运冠军领奖台，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亲自为其颁奖，对中国国家主席对传播奥林匹克运动与奥林匹克精神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足见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对主席、中国的认可。不论是千里之外的索契冬奥会还是南京青奥会，都亲临现场与巴赫会面，期间表达出中国举办好冬奥会信心与决心。在中国代表团为争取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权做最后陈述时，一段真切而又感人的话语:“2022年冬奥会在中国举办将有利于推动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带动中国13亿多人关心、热爱、参与冰雪运动，让中国再次为奥林匹克运动与奥林匹克匹克精神传播做出贡献。2018平昌冬奥会的八分钟，中国向全世界展示全新的中国:中国不但有着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新时期中国同样可以用科技与艺术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用务实的行动回馈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对中国举办冬奥会的信任与支持。在访问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见时任市长马克里时，马克里赠送一件博卡青年队10号队服，则幽默的问道:转会费多少，亲善幽默的言语增加外交温度，大国领导风范一览无余。在过去的四年里，体育元素贯穿整个的外交活动中;“朋友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主席以体育为契机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给世界展示新时期中国的国际形象:友好，包容，儒雅，主动，开放，自信并虚心学习，具有人文精神的国际大国风范。体育竞技赛场是展示体育精神的最高领地，是世界人民了解和认知中国运动员精神面貌、中国风土人情、中华民族体育精神的最好的途径之一。运动赛场上中国体育运动员所展现优秀的体育技能、团结、自强、永不言弃的精神通过体育赛场被传播至世界，提升中国体育在世界的影响力与知名度，也塑造中国体育在国际的形象。姚明、李娜、王治郅等登陆国外职业联赛的运动员，用勤奋、幽默、睿智的人格魅力为西方人重新审视中国打开了一扇窗，树立中国人的新形象;美国前总统对姚明从CBA加入NBA事件表示:姚明是中国对美国最大的一宗出口贸易;美国《新闻周刊》记者布鲁克认为:姚明和王治郅加入NBA之行，暗示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丁俊晖、邹市明等在国际赛场上高水平的体育运动技能、坚韧的精神面貌成为国人精神面貌的缩影。里约奥运会获奖者傅园慧面对记者的表情包，深受国人喜爱，其率真耿直的语言改变西方国家对中国运动严肃、呆板的印象认知，真正将中国运动员、中国人群的健康、灵活、个性的一面展示出来。中国不仅需要优秀的体育明星自发型地对外展示中国政治、文化、精神，同样需要诸如美国“关颖珊式”的体育外交使节。中国体育外交使节设置的必要性有三点:目前国际主流公共外交新潮流是更高阶段的人际交往;目前中国优秀的运动员只是在不同程度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宣传与传播中国，并没有像体育公共外交使节那样具有明确的目标、富足的精力、各种专业的指导，无法形成集群效应，因此影响力有限;中国目前在相关敏感问题上缺少能够融贯中西、直接能够与西方国家民众接触对话的公众人物，而受过专业外交培训的体育明星就是最好的人选。根据国外的经验总结，体育公共外交使节应该具备素质:已经退休且在国际上有着广泛知名度的体育公共人物;具有相当好的外语能力;性格随和、情商高，形象好且具有人文气息，能够将所聚集的体育人气转化为外交人气。新时期中国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面对世界，相信会有更多的运动员能够通过自身所具有的优秀的品质向全世界展示中国运动员的精神品质，为树立中国良好的形象做贡献［7］。

5主动塑造我国体育外交话语权

“国际话语权”影响着国家形象、国家安全，影响一国能否在国际竞争中获得舆论制高点的、掌握主动权的关键，是国家的软实力之一。掌握国际话语权，就能为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服务。目前国际话语权之争中，以欧美为首的世界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掌握世界舆论的传播导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在面临不公平的待遇之际竟然束手无策。在2012年伦敦奥运中，男子自由泳200m决赛，孙杨、朴泰恒获得银牌，中国国旗被放在韩国国旗的下面，这有悖于奥运会历史传统;女子400m混合泳决赛，叶诗文破世界纪录夺冠，但是却被毫无根据猜忌使用兴奋剂;女子举重53kg级比赛中，裁判由“两白一红”判定梨雅君举重成功，但是却无端改判“两白一红”，判定其举重失败;孙杨无端被国外队员恶意语言攻击;女子重剑比赛叫停后，但对方击中仍得分;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我国运动员在3000m接力比赛中获得第二的成绩，但是却无端被裁定犯规。分析其原因: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的国际体育组织结构人员中55周岁的人员占据60%以上，但是女性偏少只有25.45%，同时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群比例只有41%，真正具有体育专业的只有50%左右。另外目前我国在国际体育运动组织担任高端职位的人员偏少，同时这些在国际组织任职的中国人员多是公务员出身，受到各种公务员制度的限制，不能完全参加各种国际组织会议，难以充分发挥其作用。同时目前也并没有专门培养供职于国际体育组织的人才计划，导致后续人员无法更好地进入国际体育组织任职。人员学历不高，体育专业任职率不高，国际体育组织高端职位人员数量不多，不能充分参加国际体育会议等这些问题都是限制我国工作人员参与国际体育组织的工作，人员任职周期有限对应人脉资源不能传承，这些原因限制了在国际赛事中我国所获得的声援，话语权［8］。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为契机，积极主动加强与国际体育组织的合作与联系，坚持高端体育人员输送到国际体育组织、将国际高端的体育组织或者总部引进到中国，这是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环节之一。在保证现有在国际体育组织中任职人员的稳定性与专业性的前提下，研究国际体育组织的文化、人员沟通方式，有组织有战略有目标地将现有的优秀退役运动员培养成为具有符合国际体育组织需求的人才。这些人才能够学贯中西，通透了解国际体育组织章程，懂得国际体育组织运行机制，具有良好的国际形象等。在国内优秀的外交院校、体育院校、科研院校等成立专门针对国际体育组织人才的培养结构，阶梯型培养，以保证我国在国际体育方面不会出现人才中断的现象。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体育文化教育活动，利用各种双边、多边交流论坛，组织与培养真正在国际舞台具有竞争力的团队，声援中国支援中国，以积极主动的态势为中国体育在国际上争夺更多的话语权［9］。

6体育外交发展建议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上个世纪中美之间的“乒乓球外交”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如今美国和中国都是在快速的发展，虽然中美可能不会再发生外交中断的僵局，但是贸易摩擦不断。2018年美国特朗普发动针对中国即损害美国人民利益又伤害中国人民情感的贸易战，一时间如火如荼，因此学者认为中美之间能否再一次选择最佳的启动体育外交方式缓解这场贸易战争，这是需要各界人士献计献策;当然也需要美方的配合，因为体育外交对于解决时政问题，只能起到辅助作用。2008年中国体育因北京奥运会逐步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央，中国的一行一言都受到世界的关注。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具有自信、包容、和平、寻求多方共赢的属性，因此学者认为:应逐步降低“金牌为上”的价值理论，坚持与国际社会一道反对兴奋剂;参加国际赛事，面对不公平的待遇时应选择最优的方式为我方争取最大化合理的利益，举办国际赛事应坚决避免类似足球世界杯中、欧洲杯中球迷闹事事件发生，坚决避免在举办国际体育赛事中出现种族歧视的现象发生［10］。

7结论

国家主席应邀参加索契冬奥会，给予普京总统、俄罗斯民族极大的支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政治态度:坚决反恐，反对政治孤立，极力支持奥林匹克运动支持奥林匹克精神。无论是上个世纪中国“东亚病夫”的帽子，还是著名的“奥运三问”，都随着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夏季奥运会、及其未来2022年举办冬季奥运会而不复存在，其背后是中国体育的快速发展、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而体育外交起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体育强国建设必然需要体育外交全力配合，新时期中国体育外交正逐步从体育大国向强国转变，由数量的提升到质量的提高。新时期体育外交不会缺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建设工作，国家领导人和优秀体育明星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包括体育文化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向世界树立自信、自强、具有文化底蕴、包容性的东方大国形象。新时期，中国需要逐步打破世界媒体由欧美西方国家控制的局面，逐步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为我国体育强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体育外交正是措施之一。

参考文献:

［1］徐波.平昌冬奥会将触发朝鲜半岛局势根本性转折［J］.世界知识，2018(2):22－24

［2］杨子岩.印巴“板球外交”难有实质成果［J］.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6):16－19

［3］张德胜.体育外交在我国强国建设中的作用及实践路径［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8(1):27－29

［4］陈刚．基于“一带一路”的体育公共外交研究［J］.公共外交季刊，2017(2):59－64

［5］易建东.中国体育公告服务研究［J］.体育学刊.，2012(2):1－10

［6］钟秉枢.新时代中国体育外交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8，41(4):3－8

［8］钟秉枢.新时代中国体育外交新使命［J］.体育学研究，2018，4(2):38－42

［9］张得胜，张钢花，李峰.体育外交在我国强国建设中的作用及实践路径［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8(1):28－32

外交政策范文篇8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是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时代背景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化

人类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但传统的政治地理学只研究人、国家或领土等

（二）生态环境政治问题推动全球相互依存发展

（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着国际权利分配结构

（四）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紧密相连

（五）生态环境政治问题已成为国家合作或对抗的原因之一

二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动因

（一）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政策服务的，美国现实主义学派大师汉斯.摩根索指出“国家利益是判断国家行为体唯一永恒的标准”。[8]国家利益是指“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9]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公众对较高生活水准要求和生态环境的威胁呈现严重矛盾。这种矛盾和冲突严重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大量的环保报道显示。如今在美国国内，美国公民的人身、经济和社会安全正在受到臭氧层破坏、物种消失、过度开发、各类辐射及化学品污染、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的威胁。设在华盛顿州里奇兰的汉福德武器工厂，将2000亿加仑的危险废物倾入坑里和湖里，至少使附近10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被污染，该工厂样品中渗漏出来的钚就足够制造50多枚长畸型原子弹。能源部合同承包商NLO公司于1951年以来已向空气中排放了39。3万磅铀的副产物及其它有毒物质，1966年一次在20分钟内即释放3884磅含铀气体。马萨诸塞州德角附近的奥蒂斯空军基地的有毒废物已污染了该地区的全部水域，使1982年以来该地区一些城镇的肺癌、白血病、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及黑毒瘤大增，综合癌症率已高出全州水平的30%。[10]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其主要作用在于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认为，美国要把推进美国全球利益的能力同处理地球自然资源紧密联系在一起。[11]

（三）美国可以通过环境外交政策来协调与别国的关系。生态环境问题会影响到美国

三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

四、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参考书目：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

陈汉文，《在世界舞台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曹凤中，《绿色的冲击》，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年

埃兹拉.沃格尔，《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新华出版社，1998年

Christopher:AmericanDiplomacyandtheGlobalEnvironmentalChallengesofthe21st

Century,April9,1996.

Zebich-Knos,M.:GlobalEnvironmentalConflictinPost-ColdWarEra:Linkaget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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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Caroline:TheEnvironmenti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RoyalInstituteOf

InternationalAffairs,1992.

Tickell,Crispin:ClimateChangeandWorldAffairs,HarvardUniversityPress,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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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NewYork,Norton,1991.

U.S.Dept.ofState,EnvironmentalDiplomacy:theEnvironmentandU.S.ForeignPolicy,

外交政策范文篇9

一中立的起源和发展

LaNeutralitè“中立”一词起源于拉丁语，1536年才第一次使用。关于中立的功能含义，在海尔维第(瑞士的别称)国家最古老的文献中是用“静坐不动”来阐述的。瑞士现行联邦宪法第173条明确规定联邦议会有权“采取必要措施保护瑞士外部安全、独立和中立”（注：参见瑞士《联邦新宪法》，伯尔尼1999年出版，第42页。）。这个基本宪法的规定使得瑞士在对外关系上奉行四项原则。第一，永久中立原则。即瑞士必须避免战争危险，不能卷入争端，不结盟，它依靠自己“武装中立”，常备不懈。第二，普遍建交，不分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普遍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第三，休戚与共。中立不等于袖手旁观，瑞士也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与合作，对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的国家给予支援。第四，提供方便。遇有国际冲突，瑞士时常出面斡旋，使双方互相接触联系。[1](P220)“广结善缘，淡交如水”是瑞士外交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

瑞士中立地位的确立是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用鲜血赢得的。瑞士位于西欧中心，周边强国大国林立，它的西南部是法国，东南是意大利，西北是德国，东北是奥地利，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中世纪以来，欧洲许多国家就力图控制这块战略要地。1291年，施维茨、乌里、下瓦尔登三州结成永久同盟，以便共同对付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扩张，维护自身的安全。到了1513年已拥有13个州成员，这就是瑞士中立的开始。1515年，瑞士军队在马里尼昂(Marignan)被法军打败，1516年、1521年瑞士和法国签定永久和约，保证永不向法国开战，同时也拒绝法国的敌人通过其各道隘口。这样处于强国夹缝之中的瑞士，吃一堑，长一智，及时应变采取了高明的外交政策——恪守中立，中庸自保。可以说马里尼昂战役是瑞士全面执行中立政策的转折点。1618年欧洲爆发30年战争，瑞士已经奉行了中立外交政策，但仍有大批的瑞士人充当雇佣兵。此时瑞士的雇佣军不是为了帮助哪个国家战斗，而是为了他们自己和为国家赚钱，雇佣兵制成为瑞士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瑞士首次尝到中立给它带来的益处。1674年中立政策成为瑞士国家行为准则，当时的瑞士经历了宗教改革的动乱，目睹了欧洲30年战争给邻国造成的苦难，感受与强国为邻的压力，终于在当年“国会”上宣布作为中立国行事，不再以任何方式参加战争，第一次向欧洲提出自己的对外中立政策。瑞士的中立政策在法国大革命时才得到欧洲主要国家的认可和尊重，使瑞士没有卷入该世纪的欧洲战争之中，为瑞士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贡献。1814—1815年欧洲召开维也纳会议，东道主奥地利外相梅特涅(后成为首相)同意英、俄使瑞士变成缓冲国的意见。列强们承认“瑞士的中立和完整及其脱离任何外国势力而独立，是符合整个欧洲政治的真正利益的”。[2](P436)1815年11月20日列强在巴黎签定了《承认瑞士永久中立的巴黎条约》(TraitedeParis:NeutraliteperpetuelledelaSuisse)。至此，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瑞士的永久中立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3](P280)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瑞士都保持了中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按照“武装中立”的原则，瑞士动员部队巡守国境。联邦政府任命维勒统帅全军，但瑞士法语区的人民认为他是亲德分子，造成德、法语区的人民对立情绪非常严重。尽管如此，瑞士政府和人民仍然对交战国的人民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减少他们所遭受的痛苦。二战期间，瑞士遭遇南北二个法西斯专制国家的夹击，形势十分严峻。在这种情况下，瑞士各阶层、各民族捐弃前嫌，团结一致，以中立为原则，屏弃法西斯主义，加强边境守卫，终于使瑞士幸免陷入战争，维护了其领土完整与国家独立。二战初期，瑞士实施了“内堡计划”，在全国重要的交通要道、桥梁、隧道、山口等都安放了炸药，随时引爆。瑞士是一个山国，桥梁隧道炸毁之后即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内堡计划”是最坏的打算。在法西斯陈兵边境之际，为了防止德、意法西斯的侵略，瑞士军队进行了二战以来的第三次总动员，人员达到40万。[2](P639)瑞士就是这样度过了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机。武装中立使瑞士成为一块难啃的骨头和一只刺猬；如果没有武装中立，富裕的瑞士也许早就成为法西斯德国的囊中之物。

冷战时期瑞士又由于它特殊的地位，起到了两大阵营之间的避风港作用。瑞士与东西方国家普遍建立起外交关系，将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经济模式的不同等因素置之于外。在经济上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大力发展本国经济。战后以来，世界局势一直不安定，美苏全方位冷战，北约华约疯狂军备竞赛，亚非拉众多矛盾与热战。但是瑞士对于这些问题在政治上采取“两耳不闻窗外事”和“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策略；在经济上采取“铁公鸡一毛不拔”的政策，瑞士认为它的每一分财富都来之不易应当珍惜，援助国外反而会使受援国产生依赖思想，同时也会使官员滋生腐败现象。但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瑞士却显得十分慷慨。瑞士的这种相对中立的态度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和理解。许多国际组织机构和国际会议纷纷落户瑞士，对于各种各样的国际会议，瑞士不愿意提出也不提出任何解决的办法与建议，只提供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几间房子、几个厨子，然后大赚银子。瑞士的这种方式，各国都乐于接受。如前美国总统里根和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举行过多次会晤，达成了多个协议。1991年前后东欧苏联崩溃瓦解，但西方国家并未享受苏东欧巨变后带来的“和平红利”，经济反而陷入持续衰退，汇率不稳，人心浮动，导致大量的东西欧资金涌入瑞士，瑞士法郎一枝独秀，成为“避难货币”。

很显然，瑞士永久中立政策的出现，有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因素。首先，从传统背景看，山区居民自古以来往往比较强悍、骁勇，他们最早结盟是为了反对侵略，捍卫自己的主权独立和自由，而互相联合、互相支持、共度难关是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的贫困地区的人民相互生存的基础。正是这样的自由、平等、独立的思想孕育出相互协调仲裁乃至中立等手段以维护他们之间的关系。其次，瑞士的自然条件、地理位置对其中立思想的产生以及中立政策的确立、推进起了重大作用。瑞士处于西欧的中心地带，四周被德、法、意、奥等大国的包围，自古以来就是联系东南西北欧的交通要道。然而，瑞士又是一个地形复杂的山国。阿尔卑斯山占全国面积的60％，其重要山口圣哥大、圣伯纳德等都是欧洲具有战略意义的通道。这样的地理条件，使瑞士成为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每当周边国家战火蔓延之时，瑞士势必会首当其冲，受害匪浅。为此，中立地位对这个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小国来说至关重要。第三，连年的战争使瑞士人民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广大人民需要和平安定的环境，而赢得和平最好的方法就是中立，以防止外来的侵略者干涉的借口。第四，瑞士的周边大国强国也需要一块区域来缓冲他们之间的关系，而瑞士的中立正符合这些列强的意思。所以瑞士的中立不是偶然的。

二瑞士的外交政策及加入欧盟问题

瑞士外交政策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持续稳定不变。今天，不同国家的相互依赖程度与日俱增，为迎接最新挑战而在一切可能的领域展开国际合作显得越来越重要，从而使一向稳定不变的瑞士外交政策产生了要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2001年1月1日生效的新联邦宪法阐述了新世纪瑞士外交政策的五大目标即：促进各民族的和平共处，尊重人权和促进民主，保护瑞士企业在国外的利益，缓解世界各地的贫困状况，保护瑞士的自然遗产。

加强促进和平的活动：瑞士打算在防止武装冲突上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通过倡导建立民主和立宪国家，鼓励政治解决冲突，并帮助重建工作。通过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和瑞士团结基金会，在国家和国际上加强开展对话和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

执行人道主义政策：瑞士基于普遍性原则和人权不可分割性原则，制定了人权政策。瑞士继续其传统外交政策，并将实施一项独立的人道主义政策。采取必要措施来加强倡导和尊重人权及支持民主和立宪国家的努力。

有的放矢地保护经济利益：确保本国经济在国内可以享受可能得到的最佳条件，从而达到在国际上取得成功的要求。主要重点是通过中小企业促进出口，在外交政策上支持瑞士成为研究和培训中心，以及通过多边和双边努力确保瑞士成为高效和有竞争力的金融中心，并保护它在国外的利益。

为瑞士以减少贫困为重点的发展合作增加资金：在发展合作领域，瑞士强调提高收入、增加就业、良好的管理，推广私营企业，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世界贸易一体化，减少国家债务，社会平等，防止危机和控制危机状况。瑞士打算在今后10年实现其将国内生产总值的0.4％用于发展合作的目标。

对环境保护的承诺：瑞士的环保政策涉及倡导和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旨在创造强有力国际环保体制的法律手段。主要目标是(特别是在涉及气候、生物多样性和使用化合物上)扩大现有协定的适用范围，制定国际规章以保护森林、河流、湖泊和海洋。[4](P46-47)

瑞士在外交政策上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关于瑞士与欧洲一体化问题。随着欧盟的崛起，欧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欧洲一体化趋势势不可挡。新的形势，迫使瑞士重新对其欧洲问题的外交政治立场作出基本评估。瑞士加入欧洲联盟的问题已成为内政和外交政策上的一个重大挑战，这不仅是出于经济原因，而且涉及到瑞士未来在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由于奥地利、芬兰和瑞典于1995年1月1日加入了欧盟，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所剩无几(除列支敦士登等小国)。对瑞士来说加入欧盟可以进入欧洲联盟的庞大市场，促进瑞士经济的长期繁荣，可谓是一举多得，但瑞士人也担心本国的中立受到影响。一般认为，经济一体化必然导致政治一体化。[5](P20)瑞士人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欧盟从它建立时起就不仅仅局限于要实现经济目标，而且也要实现政治目标。随着欧盟的扩大和货币的统一，其结果必然将是共同的外交政策，共同的安全政策，以及共同的防卫政策，这些与中立所应承担的义务相抵触。永久中立国家的中立义务有主要的中立义务和次要的中立义务之分。战争期间中立国家所应承担的中立义务一般称为主要的中立义务，如防止和阻止交战国任何一方利用自己的领土，不给交战双方以任何支持，在应用国际法和国内法实施细则时对交战双方要不偏不倚等等。[5](P19)而和平时期中立国家所应承担的中立义务一般是次要的中立义务，主要是避免卷入第三国之间未来的战争，如不发动战争，不参加第三国之间的战争，武装保卫中立，实行普遍的中立政策，不缔结军事条约和参加军事集团，原则上也不参加集体安全体系等等。（注：参见《瑞士国际法年鉴》第14卷，1957年。）

在加入欧盟问题上，瑞士考虑的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永久性中立问题，而关键是主权问题，瑞士不愿意把相当大的一部分主权交给多国机构。瑞士的观点是，欧盟是统一市场和统一货币的同盟，最后实现政治军事同盟，成员国的宏观经济决策权几乎都交给欧盟理事会去决定，欧盟法律成为国内法律，成员国的主权明显减少，这与中立原则极可能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6](P37)而中立法范围内的主权对永久性中立国家来说是不可转让的。随着欧盟机构权限的扩大，成员国的主权转让也相应增加，同时欧盟机构在很多方面采取多数表决或绝对多数表决原则。随着成员国的增加，这种表决方式更能增加工作效率，否则，如果主权转让的同时，采取协商一致的表决原则，那么，许多事情将很难协调一致，最终结果只能是议而不决。如欧盟的贸易政策是由欧盟领导决定的，与其它国家的关税协议也由它出面签署，而且还可以对其他国家采取单方面的经济措施，包括经济制裁，当欧盟决定对非成员国的第三国进行经济制裁时，中立国家根本不能例外，如此一来，永久中立国就可能违反中立义务。

还有一个使中立国瑞士望而生畏的问题，就是欧盟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关系。欧盟成员国大多数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根据北约协定，一旦北约或者它的成员国同非成员国的第三国发生战争，北约除了采取军事手段外，必然也会采取政治和经济措施对付敌国。欧盟内的北约成员国必须采取共同行动。这时即使永久中立国的成员国可以免于参加军事行动，但是，对于政治制裁和经济制裁，它是不能不参加的。伊拉克、阿富汗、科索沃等战争表明，现代战争不仅是军事行动，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战争、经济战争和高科技战争。欧盟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合作越密切，永久中立国家在欧盟内的处境就会越发艰难。同时，瑞士人也担心在欧盟内部大国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小国，而瑞士是欧洲的一个小国，如果加入欧盟它也将不得不接受大国强加的意志，被大国牵着鼻子走。永久中立是瑞士长期实践而且证明正确的，是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瑞士人民也对中立政策十分留恋。所以，不愿使中立政策在加入欧盟后受到巨大冲击是瑞士至今徘徊其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因素。

瑞士至今不愿加入欧盟，除了害怕与中立政策相抵触，还与其“淡交如水”的传统思想有关。由于中立外交历史成因不同的原因，在不结盟前提下，瑞士的外交不如瑞典那样显得更自由、更灵活和更广泛。根据瑞士宪法，对外签定条约以及加入国际组织，联邦政府不能随心所欲，必须交付全民公决，取得选民及各州的双重多数。多年来瑞士全民公决投票多次否决政府提出的加入欧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三中立外交政策对瑞士的影响

瑞士中立政策是符合本国人民利益的，其永久中立外交政策最直接地反映着瑞士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同时也在国际关系的发展上起重要作用。

其一，永久中立政策带来了国内的政治安定。因为瑞士恪守中立，避免了邻国的干预，从而使得本国的民族与宗教矛盾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不致于发展到激化的地步。所以虽然瑞士是个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信仰、多种文化的国家，但瑞士各州仍然能够凝聚在一起，结成一个比较紧密的共同体，从而保持了国内的长期稳定。瑞士的一位政治家这样评价中立政策：“中立是正确的，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它，这是经过许多世纪的实践所证明了的，这表明它是维护我们国家自由和独立的最好手段，奉行中立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使我们置身于小国不幸的政治纠纷之外。”[7](P89)

其二，中立政策为瑞士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中立带来的政治安定局面极有利于瑞士的经济发展。从欧洲30年战争结束的1648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瑞士农村是当时欧洲最富裕的农村地区，富有的农民还会写字、算数，瑞士几乎没有城乡差别。[8](P12)特别到了20世纪初以来，瑞士人均收入居于世界前列，以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屹立在西欧中部。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6年，瑞士人均国民收入是世界第一位，为44350美元。在对外经济上，瑞士世界上主要资本输出国，它主张自由贸易原则，目的在于保护其产品的销售市场和在国外的大量投资，保证其能源、原材料的供应渠道。基于这些原因，瑞士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废除贸易壁垒，实行自由贸易，同时也反对国际上采取经济制裁的手段。这对于资源缺乏、市场狭小的瑞士有相当大的作用。

瑞士因以中立著称，给人以信任严谨诚实放心的感觉，几百年来它从一个贫穷落后闭塞的小山国变为世界的保险箱和钱袋子，目前成为世界最大的金融资本存放地。全世界私人资本的36％存放在瑞士的资本管理银行里，粗略估计达30000亿瑞士法郎以上，有价证券超过10000亿瑞士法郎。[9](P9)另外，伦敦金融市场每年赢利的三分之一资金都存入了瑞士。自1991年苏联瓦解以来，光从俄罗斯非法转移到瑞士的资金就高达1000亿瑞士法郎。瑞士银行业是受中立政策影响最大的一个行业，每年的直接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4％，税赋占联邦税收总额的11％，经济效益远高于其他支柱产业如机械、化工、钟表、旅游等行业，遥居首位。[9](P9)银行业为增强瑞士国家经济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与瑞士国内政局的长期稳定和国家的中立政策是分不开的。

其三，永久中立政策使瑞士在国际上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对欧洲的稳定和世界的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由于瑞士的中立地位，它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中，如维和、裁军、缓和紧张局势、加强国家间的信任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作为永久中立的瑞士，在国际关系中往往给各国以“良好服务”“和平使者”的形象。瑞士的这种良好服务可以归纳为：中介和调解争执的作用；参加国际仲裁；履行国际委任；参与维护和平的行动；向国际谈判各方提供服务；向国际组织及各国提供谈判的场所地址。[7](P90)

其四，瑞士因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永久中立政策，一直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成为国际机构总部之国。瑞士的巴塞尔市既是世界“药都”，又设有国际结算银行总部；苏黎世市除了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以外还是国际足联的总部；达沃斯村是世界经济论坛的所在地；伯尔尼是世界钟表之都；洛桑是国际奥林匹克的总部；日内瓦是世界名城，它不仅是旧国联和现在的联合国欧洲总部，而且是世界上召开会议次数最多的国际会议城市之一。“世界分为五大洲：欧洲、亚洲、美洲、非洲和日内瓦。”这是法国外交大臣塔列兰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的一句名言，以此极言日内瓦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10](P218)联合国成立以后，日内瓦随即被联合国定为其在欧洲的总部。联合国除了在纽约召开安理会和成员国代表大会(联大)外，其他几乎所有的大会均在日内瓦举行。日内瓦的国际机构大致分为三类：一、与联合国有关或有联系的机构。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议、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公署、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贸易组织(原关贸总协定)、联合国裁军谈判委员会、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电讯联盟、国际劳工组织。二、国际组织。如国际教育局、欧洲原子能中心、欧洲自由贸易组织、欧洲移民国际委员会等政府组织。三、民间组织机构。日内瓦有200多个非政府的民间机构，各国议会联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民防组织、国际妇女联合会、国际警察协会、社会发展国际协会、社会科学术语国际中心、现代建筑国际会议、登山协会国际联合会、公路联运国际联合会、世界滑水联合会、收入与财产研究世界协会、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宗教理事会、文学与艺术国际协会、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保卫儿童国际委员会等等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总部均设在日内瓦。每年在日内瓦召开八万多场国际会议，处理有关裁军、人权、国际贸易、环境、难民、灾害、电讯、气象、知识产权、劳资纠纷、核扩散等几乎无所不包的问题。各国际组织和外交使团每年光是向日内瓦支付各种费用和社会保险费就高达36.5亿瑞士法郎。[11](P25)瑞士既为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又为本国带来了巨额财富。

其五，中立政策使瑞士成为世界的避难之国，为世界人道主义精神的发扬光大，同时也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做出直接和间接的贡献。瑞士的人道主义援救工作走在世界的前列。由瑞士人亨利·迪南创立的总部设在日内瓦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机构，每年为世界各地人道主义援助奔波，它成为瑞士中立政策的象征。信任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要诀，所以“比瑞士更中立”便成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中流行的口号。[10](P184)

外交政策范文篇10

关键词：；外交思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是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外交战线工作，先后担任过驻苏大使、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等职，深入研究外交政策和国际问题，取得了卓越成就。在外交领域工作了近十个春秋，在实践工作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思想。本文拟就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一初步探讨，以期更好地认识的外交思想。

笔者认为，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

第一阶段：外交思想形成的准备阶段（1950年初—1954年底）。开始认真研究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尤其细心体会我国的外交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深入研究了驻外使馆工作，并对驻外使馆工作提出了纲领性意见。这一阶段为外交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0年1月，党中央决定转到外交战线工作，并任命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和安理会首席代表。

党中央为什么决定转入外交战线工作呢？这应当与的兴趣、经历和知识有关。青年时代先后去日本、美国、苏联学习和工作过。他精通俄文和英文，对国外情况十分熟悉，有着渊博的国际知识和高深的理论素养。

早年即对国际问题感兴趣，1923年，发表了《赔款与战债》一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问题作了全面论述，并涉及战后的全球战略问题。1931年，从苏联回国，在中央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他密切关注并研究当时的一些国际问题。40年代初在延安，创办了我党根据地有史以来第一份外交刊物《中国通讯》。整风运动后，专门从事了一个时期的国际问题研究工作，主编《参考资料》研究国内外形势问题，并以“记者”的名义写了一系列文章，对国际形势作出了精辟的分析。抗战结束后，仍然非常关注国际形势，从未间断摘写国际问题大事记。基于自身的兴趣和经历，建国后，党中央决定转到外交战线工作。

接到任命后，说：“我们过去搞地方工作的那一套用不上了，今后要研究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不然就没法完成新的任务。”到达北京以后，开始上图书馆、书店，搜集有关书籍和资料，开始认真研究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尤其细心体会我国的外交路线、方针和政策。

由于美国等国家的阻挠，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时无法恢复，1951年4月，驻联合国代表团解散了。中央改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

上任伊始，即对使馆进行了全面整顿，加强了使馆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反复强调：“研究驻在国情况和国际关系是驻外使馆的一项根本任务，也是做好其他工作的基础。”他首创了由大使亲自领导的调研工作，在使馆内成立了研究室，开始对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进行认真而有系统的研究。驻苏大使馆研究室成立不到一个月，即向国内报送研究成果，第一篇调研报告《关于朝鲜停战和谈问题》得到了外交部和的表扬。以后又连续写出许多很有价值的书面报告，受到国内的重视。

驻苏使馆的工作初步整顿之后，受中央和外交部的委托，以外交部分党委驻欧特派代表的身份，到东欧六国使馆巡视工作。根据他的实地考察，发现这些使馆存在两个共同性的问题，即贯彻执行对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友好的方针问题和明确使馆的工作任务问题。他在每个使馆都向全体同志做了报告，给了各使馆以帮助和指导。在巡视驻东欧六国使馆以后，向外交部写了题为《关于我驻东欧各使馆工作中存在的几个基本问题及其处理意见的报告》的四千字报告。外交部将它发给驻苏联东欧使馆，作为对他们今后工作的“补充指示”，并就此发出专门指示。

还主持起草了《驻苏联大使馆一九五一年工作总结报告》，对使馆如何正确代表国家立场、使馆内部的组织机构和组织工作、党的工作、学习和外交干部的培养等问题提出了十分重要的见解。

对于驻外使馆工作的纲领性意见，以及他在驻苏使馆的实践和对东欧的巡视，不仅使苏联东欧使馆的工作登上了新台阶，而且对整个驻外使馆的建设也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外交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第二阶段：外交思想的形成阶段（1955年初——1956年底）。开始站在全局的高度审视整个国家的外交方针，密切关注国际局势，深入研究外交政策，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阐释和推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和《论和平共处》两份文件的完成标志着外交思想已经形成。

1955年1月，回国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协助主持外交部部务工作。在的主持下，外交部的工作迅速纳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除了改进外交部和驻外使馆工作和进行基础建设之外，还把推动我国国际问题的研究工作作为工作的重点。1955年11月3日，在外交部科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克服落后，努力提高业务水平》的长篇讲话。他提出要加强调查研究，提高业务水平。他认为应该研究当前的国际问题为实际的外交工作服务。他指出：“提高业务水平，关键在于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我们的调研工作，是为解决当前的外交工作服务的。”还进一步认识到应该研究一些长远的、具有全局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加强对国际关系和外国情况的系统研究。“要加强研究时局动向……动向研究不仅限于研究某些个别具体事件，还要研究地区性全球性形势及其发展趋向。”在1956年2月21日的部务会议上，指出：“战争（指世界大战）必不可免的论点是需要修改的”。同年8月，更加明确地指出：“新的世界战争有可能避免”，“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同时，他又清醒地指出：“我们也不能低估战争的危险。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巩固国防，为维护我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

在此阶段，还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阐释和推广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56年3月，为外交部提供了供使节会议讨论的文件《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8月，为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准备了书面稿《论和平共处》。这两份重要文件从理论和政策上全面深刻地论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在《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中，指出：“和平的外交政策是唯一正确的外交政策，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是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而不是一时的策略措施”，“我们还要努力争取使五项原则成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对于如何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必须争取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这种和平共处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具有不同的形式，而不必强求一致……坚决反对大国主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革命决不能输出……要同不同思想体系的国家内不同思想观点的人物，寻找思想上的接触点和共同点，实行求同存异的方针……在处理国家之间的实际问题时，必须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要有实事求是、谦虚老实的态度……各国间的和平共处，就是要同各国统治集团中各派人物和平共处……要坚持我们和平外交政策的原则性，但是在策略上必须根据当时和当地情况，力求灵活，争取主动……坚持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必须以我们的国内工作为基础，为加强和巩固我们的国力服务……对于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应该具有充分的信心和勇气”。

在《论和平共处》中，指出：“国际形势已经肯定地趋向缓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已经深入人心并得到越来越普遍的承认。这是当前时局的一个显著特点。”通过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和当时国际间各种力量的对比，他认为:“国际和平力量和美国战争势力之间斗争的结果，使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更加有利于和平的变化，使国际局势逐渐趋向于缓和”，“国际间的和平共处，不仅是必要的，并且也是必然的”，“各国之间一定要实行和平共处，这就是当前国际上的主要趋势，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了的潮流。”进一步明确指出：“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是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根本方针。这是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性质所决定的。因此，我们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并恪守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绝非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我国坚定不移的长期不变的国策。”“我国人民今后的基本任务是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为了社会主义建设，除去国内的一切条件以外，还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所以保证持久和平，争取同各国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是我国外交的主要任务。”还明确指出：“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不仅适用于世界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不同体系的国家之间，而且也适用于同一个体系的国家之间”。这样，率先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适用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而且也适用于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对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和《论和平共处》两份文件的完成标志着外交思想已经形成。

第三阶段：外交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完善阶段（1957年初——庐山会议前）。对国际形势进行了更为深入透彻的分析，在执行外交政策方面也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外交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1957年，由于国内国际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开始产生了不正确的认识，“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代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战备则开始代替争取和平。6月16日，向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全体干部作报告时明确指出：“世界的基本趋势是和平和进步，战争是有可能避免的。尽管局部的紧张、局部的战争可能发生，总的局势仍是趋向缓和”，“只要我们正确执行外交政策，维持十年和平局面是可能的。‘争取世界和平，防止突然事变’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其中主要的还是争取世界和平”。同时，还再次强调指出：“在同亚非国家的关系中要遵守五项原则。他们害伯我们搞共产主义，我们自己要注意。……我们不要过分宣传共产主义，对他们不要要求太高太急，要有界限。印尼不愿签订文化协定，我们就不要强加于人。最主要的是要同他们长期保持友好。至于他们国内革命力量发展与否，这是他们内部的事，我们不要干涉”。清楚地认识到：要想同执行和平中立政策的亚非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就决不能对他们要求过高，输出革命。

视察驻印度等四国使馆之后，又明确指出我驻外使馆工作方面存在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提出，使领馆今后工作中必须强调更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驻在国情况，认真地研究我们的外交政策和方针，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执行；使馆工作人员要努力学习，提高政治业务水平；各馆应发扬民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团结，改进领导。这样，就为使馆今后的工作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1958年1月15、16日，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中共国家机关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联合举办的报告会上做了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报告，从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对不同类型国家的不同方针、贯彻执行我国外交政策中的具体问题、我国对外政策的优越性等几个方面对我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具体而详尽的阐述。外交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的杰出代表之一，在从事外交工作的过程中，执行了正确的外交方针政策，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我们应认真研究他关于外交政策和国际问题的思想，学习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对于中国的外交实践和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何方.同志和研究工作［A］.怀念同志［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2］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