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化范文10篇

退化范文篇1

关键词土壤退化；概况；进展；方向

中图分类号S1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037(2000)03－0280－05

鉴于土壤及土地退化对全球食物安全、环境质量及人畜健康的负面影响日益严重的现实，从土壤圈与地圈—生物圈系统及其它圈层间的相互作用的角度研究土壤退化，特别是人为因素诱导的土壤退化的发生机制与演变动态、时空分布规律及未来变化预测与恢复重建对策，已成为研究全球变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将继续成为21世纪国际土壤学、农学及环境科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是，迄今为止，有关土壤退化的许多理论问题及过程机理尚不清楚，还没有公认的或统一的土壤退化指标和定量化评价方法[1]。因此，及时了解国际土壤退化研究的最新动向，并结合我国实际创造性地开展该领域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生产意义。

1土壤退化的概念

土壤退化(Soildegradation)是指在各种自然，特别是人为因素影响下所发生的导致土壤的农业生产能力或土地利用和环境调控潜力，即土壤质量及其可持续性下降（包括暂时性的和永久性的）甚至完全丧失其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学特征的过程，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退化过程，是土地退化的核心部分。土壤质量(Soilquality)则是指土壤的生产力状态或健康(Health)状况，特别是维持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持续土地利用及环境管理、促进动植物健康的能力[2]。土壤质量的核心是土壤生产力，其基础是土壤肥力。土壤肥力是土壤维持植物生长的自然能力，它一方面是五大自然成土因素，即成土母质、气候、生物、地形和时间因素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带有明显的响应主导成土因素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特性；另一方面，人类活动也深刻影响着自然成土过程，改变土壤肥力及土壤质量的变化方向。因此，土壤质量的下降或土壤退化往往是一个自然和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动态过程。根据土壤退化的表现形式，土壤退化可分为显型退化和隐型退化两大类型。前者是指退化过程（有些甚至是短暂的）可导致明显的退化结果，后者则是指有些退化过程虽然已经开始或已经进行较长时间，但尚未导致明显的退化结果。

2全球土壤退化概况

当前，因各种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所引起的土壤和土地退化问题，已严重威胁着世界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据统计，全球土壤退化面积达1965万km2。就地区分布来看，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区的亚洲、非洲土壤退化尤为突出，约300万km2的严重退化土壤中有120万km2分布在非洲、110万km2分布于亚洲；就土壤退化类型来看，土壤侵蚀退化占总退化面积的84%，是造成土壤退化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退化等级来看，土壤退化以中度、严重和极严重退化为主，轻度退化仅占总退化面积的

38%[3～6]。

全球土壤退化评价(GlobalAssessmentofSoilDegradation)研究结果[3～6]显示，土壤侵蚀是最重要的土壤退化形式，全球退化土壤中水蚀影响占56%，风蚀占28%；至于水蚀的动因，43%是由于森林的破坏、29%是由于过度放牧、24%是由于不合理的农业管理，而风蚀的动因，60%是由于过度放牧、16%是由于不合理的农业管理、16%是由于自然植被的过度开发、8%是由于森林破坏；全球受土壤化学退化（包括土壤养分衰减、盐碱化、酸化、污染等）影响的总面积达240万km2，其主要原因是农业的不合理利用(56%)和森林的破坏(28%)；全球物理退化的土壤总面积约83万km2，主要集中于温带地区，可能绝大部分与农业机械的压实有关。

3我国土壤退化状况

首先，我国水土流失状况相当严重，在部分地区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据统计资料[7]，1996年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183万km2，占国土总面积的19%。仅南方红黄壤地区土壤侵蚀面积就达6153万km2，占该区土地总面积的1/4[8]。同时，对长江流域13个重点流失县水土流失面积调查结果表明，在过去的30年中，其土壤侵蚀面积以平均每年1.2%～2.5%的速率增加[9]，水土流失形势不容乐观。

其次，从土壤肥力状况来看，我国耕地的有机质含量一般较低，水田土壤大多在1%～3%，而旱地土壤有机质含量较水田低，＜1%的就占31.2%；我国大部分耕地土壤全氮都在0.2%以下，其中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新疆等5省（区）严重缺氮面积占其耕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缺磷土壤面积为67.3万km2，其中有20多个省（区）有一半以上耕地严重缺磷；缺钾土壤面积比例较小，约有18.5万km2，但在南方缺钾较为普遍，其中海南、广东、广西、江西等省（区）有75%以上的耕地缺钾，而且近年来，全国各地农田养分平衡中，钾素均亏缺，因而，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农田土壤速效钾含量均有普遍下降的趋势；缺乏中量元素的耕地占63.3%[10]。对全国土壤综合肥力状况的评价尚未见报道，就东部红壤丘陵区而言，选择土壤有机质、全氮、全磷、速效磷、全钾、速效钾、pH值、CEC、物理性粘粒含量、粉/粘比、表层土壤厚度等11项土壤肥力指标进行土壤肥力综合评价的结果表明，其大部分土壤均不同程度遭受肥力退化的影响，处于中、下等水平，高、中、低肥力等级的土壤的面积分别占该区总面积的25.9%、40.8%和33.3%，在广东丘陵山区、广西百色地区、江西吉泰盆地以及福建南部等地区肥力退化已十分严重[11]。

此外，其它形式的土壤退化问题也十分严重。以南方红壤区为例，约20万km2的土壤由于酸化问题而影响其生产潜力的发挥；化肥、农药施用量逐年上升，地下水污染不断加剧，在部分沿海地区其地下水硝态氮含量已远远高于WHO建议的最高允许浓度10mg/l；同时，在一些矿区附近和复垦地及沿海地区土壤重金属污染也相当严重[8]。

4土壤退化研究进展

自1971年FAO提出土壤退化问题并出版“土壤退化"专著以来，土壤退化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第一次与土地退化有关的全球性会议——联合国土地荒漠化(desertification)会议于1977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联合国环境署(UNEP)又分别于1990年和1992年资助了Oldeman等开展全球土壤退化评价(GLASOD)、编制全球土壤退化图和干旱土地的土地退化（即荒漠化）评估的项目计划。1993年FAO等又召开国际土壤退化会议，决定开展热带亚热带地区部级土壤退化和SOTER（土壤和地体数字化数据库）试点研究。在1994年墨西哥第15届国际土壤学大会上，土壤退化，尤其是热带亚热带的土壤退化问题倍受与会者的重视，不少科学家指出，今后20年热带亚热带将有1/3耕地沦为荒地，117个国家粮食将大幅度减产，呼吁加强土壤退化及土地退化恢复重建研究，并在土壤退化的概念、退化动态数据库、退化指标及评价模型与地理信息系统、退化的遥感与定位动态监测和模拟建模及预测、土壤复退性能研究、退化系统恢复重建的专家决策系统等研究方面有了新的发展。国际水土保持学会也于1997在加拿大多伦多组织召开了以流域为基础的生态系统管理的全球挑战国际研讨会，从生态系统、流域的角度探讨土壤侵蚀等土壤退化等问题。而且，国际土壤联合会于1996年和1999年分别在土耳其和泰国举行了直接以土地退化为主题的第一届和第二届国际土地退化会议，并在第一届会议上决定成立了土壤退化研究工作组专门研究土壤退化，在第二届会议上则对土壤退化问题更为重视，并有学者倡议将土壤退化研究提高到退化科学的高度来认识，并决定于2001年在巴西召开第三届国际土壤退化会议[12]。同时，在亚洲，由UNDP和FAO支持的“亚洲湿润热带土壤保持网(ASOCON)”和“亚洲问题土壤网”也在亚太土地退化评估与控制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总的说来，国际上土壤退化研究在以下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①从土壤退化的内在动因和外部影响因子（包括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的综合角度，研究土壤退化的评价指标及分级标准与评价方法体系；②从土壤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过程及其相互作用入手，研究土壤退化的过程与本质及机理；③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结合定位动态监测，研究各类土壤退化的演变过程及发展趋向和速率，并对其进行模拟和预测；④侧重人类活动（特别是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壤经营管理措施）对土壤退化和土壤质量影响的研究，并将土壤退化的理论研究与退化土壤的治理和开发相结合，进行土地更新技术和土壤生态功能保护的试验示范和推广；⑤注重传统技术（野外调查、田间试验、盆栽试验、实验室分析测试、定位观测试验等）与高新技术（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地面定位系统、模拟仿真、专家系统等）的结合；⑥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研究土壤退化对土壤质量及其生产力的影响。

我国土壤学研究工作在过去几十年主要集中在土壤发生、分类和制图（特别是土壤资源清查）；土壤基本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性质（特别是土壤肥力性状）；土壤资源开发利用与改良（特别是土壤培肥，盐渍土和红壤的改良等）等方面。这些工作虽然在广义上与土壤退化科学密切相关，但直接以土壤退化为主题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最近10多年，其中又以热带亚热带土壤退化研究工作较为系统和深入，并在80年代参与了热带亚热带土壤退化图的编制，完成了海南岛1∶100万SOTER图的编制工作。90年代以来，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结合承担国家“八五”科技攻关专题“南方红壤退化机制及防治措施研究”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东部红壤地区土壤退化的时空变化、机理及调控对策的研究”任务，将宏观调研与田间定位动态观测和实验室模拟试验相结合，将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高新技术与传统技术相结合，将自然与社会经济因素相结合，将时间演变与空间分布研究相结合，将退化机理与调控对策研究相结合，对南方红壤丘陵区土壤退化的基本过程、作用机理及调控对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在以下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8、13]：①初步定义了土壤退化的概念，阐明了红壤退化的基本过程、机制、特点。②在土壤侵蚀方面，利用遥感资料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编制了东部红壤区1∶400万90年代土壤侵蚀图与叠加类型图及典型地区70、80、90年代叠加土壤侵蚀图，并在土壤侵蚀图、土地利用图、土壤母质图等基础上，编制了1∶400万土壤侵蚀退化分区概图；对南方主要类型土壤可蚀性K值进行了田间测定，并利用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数据和校正的Wischmeier方程，计算我国南方主要类型土壤可蚀性K，编制了相关图件。③在肥力退化机理方面，建立了南方红壤区土壤肥力数据库，初步提出了肥力退化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土壤肥力退化评价的尝试，并绘制了红壤退化评价有关图件；将养分平衡与土壤养分退化研究相结合总结了我国南方农田养分平衡10年变化规律及其与土壤肥力退化的关系，认为土壤侵蚀、酸化养分淋失等造成的养分赤字循环及养分的不平衡是土壤养分退化的根本原因；应用遥感手段及历史资料，编制了0～20cm及0～100cm土层的土壤有机碳密度图，探讨了红壤有机碳库的消长与转化及腐殖质组成性质的变化规律；提出了磷素固定是红壤磷素退化的主要原因，磷素有效性衰减的实质是磷素的双核化和向固相的扩散，解决了红壤磷素退化的实质问题。④在土壤酸化方面，研究了红壤的酸化特点，根据土壤的酸缓冲性能，建立了土壤酸敏感性分级标准，进行了红壤酸敏感性分级和分区，首次绘制了有关地区土壤酸敏感性分区概图；采用MAGIC模型，并进行校正对我国红壤酸化进行预测，揭示红壤酸度的时空变化规律；并在作物耐铝快速评估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⑤在土壤污染方面，利用多参数对重金属的土壤污染进行了综合评估，建立了综合污染指数(CPI)值的计算方法，对不同地区的污染状况进行了评估，绘制了重金属污染概图；应用农药在土壤中的吸附系数(Kd)和半衰期(t1/2)及基质迁移模式，阐明了土壤农药污染的机理；在重金属污染对土壤肥力的影响方面的研究结果表明，重金属污染可降低土壤对钾的保持能力，促进钾的淋失；而对氮和磷而言，主要是降低与其催化降解和循环相关的酶的活性。⑥红壤退化防治方面，提出了区域治理调控对策，“顶林—腰果—谷农—塘鱼”等立体种养模式等，并对一些开发模式进行示范和评价。

然而，我国幅员辽阔，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复杂多样，地区间差异明显。各类型区在农业和农村发展过程中均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各种资源环境退化问题，有些问题是全区共存的，有些则是特定类型区所特有的。过去的工作仅集中于江南红壤丘陵区，而对其它地区触及较少。而且，在研究工作中，也往往偏重于单项指标及单个过程的研究。土壤退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对退化过程的相互作用研究不够。同时，在合理选择碱性物质改良剂种类、提高经济效益以及长期施用改良剂对土壤物理、化学，特别是生物学性质的影响等方面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对耐酸（铝）作物品种的选择研究也亟待加强。此外，对其它土壤退化问题，如集约化农业和乡镇企业及矿产开发引起的土壤及水体污染、土壤生物多样性衰减等问题，尚未开展系统研究。

5土壤退化的研究方向

土壤退化是一个非常综合和复杂的、具有时间上的动态性和空间上的各异性以及高度非线性特征的过程。土壤退化科学涉及很多研究领域，不仅涉及到土壤学、农学、生态学及环境科学，而且也与社会科学和经济学及相关方针政策密切相关。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的大多数研究工作偏重于对特定区域或特定土壤类型的某些土壤性状在空间上的变化或退化的评价，而很少涉及不同退化类型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而且，在土壤退化评价方法论及评价指标体系定量化、动态化、综合性和实用性以及尺度转换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大多处于探索阶段。

我国土壤退化研究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有特色的进展，但整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为此，作者认为，今后我国土壤退化的研究工作应从更广和更深的层次上系统综合地开展土壤退化的综合评价与主要退化类型农业生态系统的重建和恢复研究，并逐步向土地退化或环境退化方向拓展。具体来说，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工作：

(1)土壤与土地退化指标评价体系研究。主要包括用于评价不同土壤及土地退化类型的单项和综合评价指标、分级标准、阈值和弹性，定量化的和综合的评价方法与评价模型等；

(2)土壤退化的监测与预警系统研究。主要包括建立土壤退化监测研究网络，对重点区域和国家在不同尺度水平上的土壤及土地退化的类型、范围及退化程度进行监测和评价，并进行分类区划，为退化土地整治提供依据；

(3)土壤与土地退化过程、机理及影响因素研究。重点研究几种主要退化形式（如土壤侵蚀、土壤肥力衰减、土壤酸化、土壤污染及土壤盐渍化等）的发生条件、过程、影响因子（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经济的）及其相互作用机理；

(4)土壤与土地退化动态监测与动态数据库及其管理信息系统的研究。主要包括土壤退化监测网点或基准点(Benchmarksites)的选建、3S(GIS、GPS、RS)技术和信息网络及尺度转换等现代技术和手段的应用与发展、土壤退化属性数据库和GIS图件及其动态更新、土壤退化趋向的模拟预测与预警等方面的工作；

(5)土壤退化与全球变化关系研究。主要包括土壤退化与水体富营养化、地下水污染、温室气体释放等；

(6)退化土壤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研究。主要包括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及专家系统等技术，研究和开发适用于不同土壤退化类型区的、以持续农业为目标的土壤和环境综合整治决策支持系统与优化模式，主要退化生态系统类型土壤质量恢复重建的关键技术及其集成运用的试验示范研究等方面的工作，为土壤退化防治提供决策咨询和示范样板；

(7)加强土壤退化对生产力的影响及其经济分析研究，协助政府制定有利于持续土地利用，防治土壤退化的政策。

参考文献

1RLal.Soilqualityandsustainability[A].In:

RLal,WHBlum,CValentine,etal.Methodsfor

AssessmentofSoilDegradation[C].USA:CRCPress

LLC,1998,17～30.

2赵其国，孙波，张桃林．土壤质量与持续环境I．土壤质量的定义及评价方法[J]．土壤，1997,(3)：113～120.

3GLASOD.Globalassessmentofsoildegradation[Z].Worldmaps.

Wageningen(Netherlands):ISRICandPUNE,

1990.

4OldemanLR,Engelen,VWPVan,etal.Theextent

ofhuman-inducedsoildegradation[Z].Annex5“World

Mapofthestatusofhumaninducedsoildegradation,Anexplanatory

note.”Wageningen,Netherlands:ISRIC.

1990.

5OldemanLR,HakkelingRTA,SombroekWG.

Worldmapofthestatusofhuman-inducedsoil

degradation[Z].Anexplanatorynote,Wageningen,Netherlands:ISRIC

andPUNE,1991.

6OldemanLR.Theglobalextentofsoil

degradation[A].In:DJGreenland,ISzabolcs.

SoilResilienceandSustainableLandUse[C].CABInternational,

Wallingford,UK,1994,99～118.

7中国农业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农业年鉴[Z]．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

8张桃林．中国红壤退化机制与防治[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

9红黄壤地区农业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专题协作组．红黄壤地区农业持续发展研究（第一集）[C]．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3.

10鲁如坤．土壤—植物营养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1998.

11孙波，张桃林，赵其国．我国东南丘陵区土壤肥力的综合评价[J]．土壤学报，1995,32(4)：362～369.

12CAnecksamphant,CCharoenchamratcheep,T

Vearasilp,etal.ConferenceReportof2nd

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LandDegradation[R].

退化范文篇2

现在一般认为，土壤退化（soildegradation）是指在各种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下，导致土壤生产力、环境调控潜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下降甚至完全丧失的过程。简言之，土壤（地）退化是指土壤数量减少和质量降低。数量减少表现为表土丧失、或整个土体毁坏、或被非农业占用。质量降低表现为物理、化学、生物方面的质量下降。

为了正确理解土壤退化的概念，可从以下方面进行认识：土壤退化的原因：土壤退化虽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引起其退化的原因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因素包括破坏性自然灾害和异常的成土因素（如气候、地形等），它是引起土壤自然退化过程(侵蚀、沙化、盐化、酸化等)的基础原因。而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不和谐即人为因素是加剧土壤退化的根本原因；土壤退化的本质：就是土壤资源的数量减少和质量降低。土壤资源在数量上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随着土壤退化的不断加剧，土壤数量逐渐减少，土壤质量也在不断的降低。

2城市园林绿地的分布

城市园林绿地的土壤呈斑块状不连续分布，散布于公园、花园、庭院、道路两旁等地域上。这些地域并存着不同时代类型的土壤，具有较大的时空变异性，相邻的土壤在发生上可能毫无联系，因此城市园林绿地土壤往往呈现地带性微域分布。其分布范围是人为主观划分出来的，包括公园绿地土壤、隔离带绿地土壤、街道绿地土壤、居民区绿地土壤、单位环境绿地土壤等。

3城市园林绿地退化的特点

土壤生态退化是由于人类活动的干扰和恶劣自然环境条件的作用或二者共同作用下造成的土壤生态系统结构破坏，调节功能衰退，土壤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生产力下降及土壤荒漠化、干旱化、板结化、酸化、盐碱化、养分亏缺与失衡等一系列土壤生态环境恶化的过程和现象，被称为“宁静的灾害”。土壤生态系统的退化实质上是土壤生态系统遭受破坏或者各个子系统之间不协调发展的结果。由于城市绿地系统是城市系统内唯一执行自然“纳污吐新”的负反馈调节机制的子系统，城市土壤作为城市绿地系统的基础，遭受到城市活动和城市化过程带来的环境压力，造成城市绿地土壤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发生很大变化，土壤质量降低。这些变化往往影响到树木、花草的正常生长，从而极大地影响绿地质量和绿化效果。

城市园林绿地土壤受工业快速发展、人口高度密集和强烈的人为活动的影响，虽然其六大功能并不会完成转变或彻底丧失，但在遭受强烈人为扰动和重新堆积后，城市园林绿地土壤的原有性状被破坏，并伴随着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土壤污染，从而形成了城市园林绿地土壤不同于其它土壤类型的特点：自然层次紊乱，成分复杂、侵入体多，物理性质不良，有机质和养分缺乏，污染因素增多，PH值偏高或异常，扎根条件限制。城市园林绿地土壤的这些特点会不同程度地限制其功能的发挥。如土壤污染导致生产力水平下降，污染物积累，造成土壤环境容量减小和“化学定时炸弹”等诸多危险，所有这些特点如果超过土壤生态系统的生态阈限，必然导致城市园林绿地土壤的生态退化4土壤退化的后果

土壤退化对生态环境和国民经济造成巨大影响。其直接后果有：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遭到破坏，土壤生产力和肥力降低；破坏自然景观及人类生存环境，诱发土被破坏、水系萎缩、和气候变化；化肥使用量不断增加，而化肥的报酬率和利用率递减，环境污染加剧；人地矛盾突出，生存环境恶化。

5城市园林绿地土壤的生态恢复与措施

加大宣传力度，增加人们对土壤退化的危害及其严重性的认识，同时要制订有关政策，制止助长土壤退化的行为。

合理施肥。合理施用化肥，调节有机肥与无机肥施用比例，适当减少化肥施用量和增加有机肥的施用量，有利于改善和提高土壤肥力、防止耕作土壤退化。

合理灌溉。合理的灌溉应是依作物的不同类型和生长期，选择合理的灌溉方法、水量和时间以及使用无污染的灌溉水。

减少土壤的农用化学品投放量。大量施用化肥导致土壤养分比例失凋、作物养分中毒及地下水的污染；使用农药和化学除草剂所带来的生物链破坏、对土壤的污染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农产品污染。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上壤的退化，而且还危害到人类的安全和健康。采用抗性较强的植物品种，做到适时施用农药；适当耕作除草，减少除草剂的用量。

增强环保意识，减少工业污染物的排效，防止土壤的化学污染。不同绿地类型的恢复实施措施，针对不同绿地的的退化的恢复措施

生产用地。由于常年有产品输出，在起苗时常带走一定量的肥沃表土，根层土壤肥力下降，地力消耗很大。要适当补充养分，施肥改土以增加有机质，才能达到输出优质苗木的需要。

公园、广场、小区绿地。由于人流量大，人为干扰很强烈，行人践踏严重，影响植物的生长和健康状况。对于退化公园、广场绿地的恢复可以通过加设绿地围栏等防护措施，设置围栏后可改变地表结构及土壤的理化性状，提高自然含水量，有利于有机质和养分进入良性循环。小区绿地可以将植物凋落物归还土壤，用以熟化土层，土壤性质和肥力就会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道路交通绿地。土壤前期受机械压实，后期人为践踏相当严重，树木凋落物被清走，土壤难以进入良性循环。不透气铺装道路，人行道树木生长易受阻，筑路时的渣砾、石灰较多，PH值增高，树木受害，汽车尾气污染等也使土壤难以进土良性循环。可以通过改善人行道不透气铺装，铺装透气砖，增加透气性，加速养分转化，提高供肥能力；逐年减少土壤中的砾质含量，改善其物理性状；在施工中注意熟化土的保存，避免生土覆盖熟土；防止城市生态环境的污染，如汽车尾气含量限制在排放标准之内，尽量排除废渣等碱性垃圾，改善PH值。

针对不同的退化特点的恢复措施：城市绿地土壤的PH值。土壤PH值太高可以用有机物或硫化废物进行改善；PH值太低就可用石灰进行改善。还可以选择一些对酸有较强抗性的植物来改善土壤性质。

重金属含量太高。重金属不能被微生物分解，可被生物富集。土壤一旦被重金属污染，其自然净化和人工治理都非常困难。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壤可以用有机肥通过吸附作用加以改良，也可以施加抑制物（如石灰、磷酸盐、硅酸钙等）使之成为难溶化合物，以暂时降低重金属的转移。此外通过生物改良措施，种植一些吸收重金属的植物，也可达到目的。如蕨类植物蜈蚣草对砷具有很强的超富集能力。

盐分太高。可以采取灌溉的方法对土壤进行改善，也可以种植植物。它们能从土壤中吸收超量盐分，并在叶子中富集，当它们分解后释放出的盐可以阻碍其它植物生长。但是如果配合干扰行为，即在这些植物开始分解前将其清除，那么这种植物的种植就有助于改善盐碱土壤。

营养缺乏。最切实有效的方法是种植豆类植物，利用其固氮作用来增加营养；另一种方法是施用有机肥料，增强土壤微生物的活性，逐渐恢复退化土壤的含磷量。城市绿地土壤是绿化植物的直接载体，土壤质量是城市绿地质量的关键。改良和培育土壤，保持“地力常新”，提高土壤质量，是一项具有战略地位的重要工作。城市绿地的持续稳定发展首先要解决城市绿地土壤的质量问题。现在，城市绿地土壤处于一种退化状态，后果严重，城市绿化的主管部门应及时地根据城市绿地土壤的分布和退化特点，采取必要的措施，使退化的城市园林绿地土壤恢复到健康状态，做到根据绿地植物的生态要求，选择适宜的土壤；根据土壤的肥力特征和生态特性，选择适宜的植物进行合理配置，充分发挥城市园林绿地土壤的功能，使城市园林绿地的生态作用、游憩作用、景观作用和灭灾作用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

论文关键词：城市园林绿地土壤；土壤退化；退化土壤的恢复

论文摘要：城市园林绿地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美化城市景观方面起重要作用，由于人类活动的干扰使城市园林绿地土壤成为退化的土壤。城市园林绿地土壤的恢复与重建，对城市园林绿化的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曹勇宏城市绿地系统建设的生态对策

退化范文篇3

论文摘要：针对草原生态系统日益恶化的趋势，提出了实现草原生态建设和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和建议。

草原畜牧业主要是以天然牧草和采取放牧方式经营的畜牧业，因此天然草原的优劣和丰欠程度决定着草原畜牧业的兴衰。建国初期，我省牧区草原状况相对良好。60年代末牧区开始发生草原退化现象，随后愈演愈烈，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近年来甘肃省90%的天然草原有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30%的严重退化，导致牧草产量、品质下降，载畜能力降低。如何解决日益尖锐的草畜矛盾，保护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草地资源的永续利用，直接关系到牧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

1草原退化原因

草原退化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主要是人类对草原生态系统长期的严重干扰，导致草原植被遭到破坏，生态环境逐渐恶化，最终失去平衡。

1.1超载过牧超载过牧是不顾草原第一性生产的能力，盲目加大畜群规模和放牧频率，使牲畜的采食量长期超过牧草再生量，实行掠夺式经营所造成的。在草原退化的情况下继续增加牲畜数量，形成了牲畜增加→草原退化→牲畜继续增加→草原加剧退化的恶性循环。据调查天祝县的牲畜数量由60年代的17.40万头（只）发展到目前的64万头（只），增长了2.70倍，畜均占有鲜草产量由7622.90kg下降到2081.04kg，超载23.85%，所以，没有不良的草原，只有不合理的利用制度和方式。

1.2乱采滥挖草原牧区、半农半牧区由于缺少燃料，农牧民群众烧茶做饭，主要依靠拾粪捡柴，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为生活用能的需要，大量铲草皮、砍伐草原上的乔木、灌木、半灌木作薪柴，对原生植被造成严重破坏。

甘肃省大部分高寒阴湿草原生长有中药材，如冬虫夏草、羌活、秦艽、赤芍、柴胡、黄芪等，而且品质优良，市场需求量大，行情看涨。每年入春以后，都有大批农牧民涌入草原采挖，不仅使药材资源日趋枯竭，而且使植被遭受到严重破坏，在荒漠草原，搂发菜、挖甘草、麻黄的现象年年都有发生，使本已脆弱的荒漠生态系统，雪上加霜。

1.3鼠虫危害草原鼠虫害的发生与猖獗是在一定气候、土壤、植被条件下形成的，气候干旱和草原退化为鼠虫害的发生与蔓延创造了条件，而鼠虫的发生危害，又加剧了草原的退化，处于一种恶性交替过程。草层高密度大鼠虫害不易发生，而草原退化、草层变矮、变稀，有利于鼠虫害的繁衍。近年来，草原鼠虫害危害面积仍在逐年扩大。全国的面积已达6亿亩，仅鲜草折合人民币损失60多亿元，经济损失严重。虽然每年都采取化学、生物等防治措施进行防治，但因经费不足，防治面积小，每年的防治面积只占发生面积的10%左右，造成“年年防治，年年成灾”的被动局面，防治成果难以巩固。

1.4毒草危害长期以来，随着草原“三化”面积的日趋扩大，许多草场优良牧草减少，有毒植物不断生长蔓延，加剧了草原退化。

在甘肃天然草原上分布的主要有毒植物有棘豆、狼毒、醉马草等，面积达到1500万亩。这些有毒植物根系发达、耐寒、耐旱、返青早、生命力强、并有较强的抗逆性，它不仅与优良牧草争地，而且和优良牧草争夺土壤中的养分、水分。在草原上逐年增多，甚至在某些草原上形成明显的优势种群，使草场利用率下降。

2治理草原退化的措施

2.1落实草原有偿承包责任制落实草原分户有偿承包使用，理顺草原管理体制，合理利用草原，防治“草原无主、放牧无界、使用无偿、建设无责”，使草原的管、建、用同责、权、利相结合，适应现阶段家畜私营形式的首要措施。这项工作在很多地方还只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得到落实，因此，各级政府、领导、业务部门要依据《草原法》，全面彻底地落实草原有偿承包责任制，健全投入机制，明确建设责任，真正做到“谁承包、谁建设、谁受益”，才能调动农牧民主动建设草原的积极性，也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草原退化，促进植被恢复。2.2以草定畜，科学合理利用草地资源加强草原围栏建设，以草定畜，以畜定草，严格控制牲畜数量，实行划区轮牧，科学合理利用草原，用养并举。在合理利用改良草场时，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首先要明确，草原是牧业生产资料之一，不单纯是自然综合体，更不能认为是荒地。在研究、改造它的时候，必须具有生产观点，而在利用中应该强调，要利用它就必须付出一定的劳动进行保育，才能使它充分发挥自然生产能力。只有通过一系列的人为措施，才能维持并逐步提高草场生产力，使牲畜得以稳步发展。

2.3充分发挥夏季草场，发展季节畜牧业依据草原的季节分布特点，在调整畜群结构，提高适龄母畜比例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夏季草场的牧草优势，适时转场轮牧，发展季节性畜牧生产，扩大出栏率和商品率，这样不仅能够增加农牧民收入，还可以有效减轻冬春草场的放牧压力，防治进一步退化。此外加强人工草地建设，生产足量优质饲料，增加牧草贮备，降低放牧家畜对天然草原、尤其是冬春草原的压力，促使退化草原的自然恢复。

2.4加大鼠虫害防治力度，巩固防治成果草原鼠虫害防治工作是草原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草原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业务部门必须加强草原建设，搞好鼠虫害防治工作”。因此，必须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认识鼠虫害防治工作的重要性。首先要认真各项防治措施，理清工作思路，加大投资力度，加强队伍建设。二是加强预测工作，建立健全预报体系，不断改善预测预报工作的手段。三是健全目标责任制，把草原鼠虫害的防治工作同农牧民草原承包有机的结合起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四是大力推广以生物防治为主的无公害药物防治技术，保护天敌，不断探索新的防治措施，加大鼠虫害综合防治力度，变被动防治为主动防治，才能有效地减轻鼠虫害对草原的危害。

2.5加强草原毒草的防除以牧区草原为重点，建立重大毒草灾害报告制度。实施草原毒草调查、技术规程和防治标准，逐步减少毒草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开展毒草灾害的风险评估、生态示范工程、防治机具购置、治理设施的建设、除草药剂的研制及基层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

参考文献

[1]吕晓英，吕胜利.甘南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J].草业科学，200219（7）：1-4.

退化范文篇4

关键词：退化：栽培技术：提纯复壮：大蒜

格尔木紫皮大蒜品种为晚熟品种，春季播种，晚秋收获蒜头，亩产可达1500-1800公斤，紫皮大蒜具有很好的生物药用价值，有防癌抗癌的作用。大蒜是通过蒜头进行无性繁殖的，长期以来蒜农都是采取农家自留种，这样年复一年的种植，蒜种得不到提纯复壮，存在着严重的种性退化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植株矮小，假茎变细瘦弱，抗逆性和抗病虫害的能力降低，蒜瓣小，独头蒜，面包蒜，葱叶蒜等增多，产量降低品质低劣。这是大蒜生产效益低，市场竞争力弱的首要障碍。

1种性退化的主要原因：

长期进行无性繁殖,导致病毒的积累，种性变异，其次不良的载培条件也对大蒜的种性产生了不良影响，如农药的长期使用，也导致了种性的变异。

1.1是栽培管理不当，如早播，偏施、重施速效氮肥，加重二次生长和面包蒜的发生程度；高度密植，采苔过迟或快速生产蒜苔而致使假茎功能叶受伤，造成头小，瓣瘦弱；

1.2是土壤贫瘠，理化性状不良，整地粗放，灌排不畅，缺肥干旱等，造成独头蒜，少瓣无苔蒜等；

1.3选种留种技术跟不上，导致品种严重混杂退化。

1.4品质感染病毒。由于大蒜是无性繁殖，蒜瓣是变态的侧芽，长期的无性繁殖必然导致病毒在体内积累及其它不良性状的累加，造成种性退化，常见的症状有二：一为条纹花叶，沿叶脉产生褪绿条点，连接为褪绿黄条纹；一为植株畸形扭曲，心叶被包住难于伸展。病株鳞茎(蒜头)减少，瓣少或不分瓣，蒜头产量下降，品质变劣。本病是造成大蒜逐年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1.5大蒜瓣退化叶再生

在蒜生长到一定时期，鳞芽开始分化，叶片退化，鳞芽逐渐形成蒜瓣，退化的鳞芽外的鳞片形成了蒜瓣的外皮，这是大蒜正常生长的一般规律。大蒜在蒜薹露出的同时，蒜薹周围随之长出一圈小蒜叶，5—7小叶围着蒜薹长出。这些小叶是新蒜瓣的外皮顺着蒜薹长出的一条长长的新叶，而新蒜瓣的生长点并没有萌动。发生二次生长现象，也称为马尾蒜。因为它是蒜瓣的外皮长出的叶，而新蒜瓣并没有萌动。这种出叶现象对蒜薹产量影响较大，一般减产30—40%；对蒜头产量影响较小，一般减产10—20%。其原因与施氮肥量有关。凡底肥施尿素30公斤／亩以上或氮、磷、钾复合肥100公斤／亩以上的出叶率高，而底肥施氮量少的出叶率低。另外与气候有关。暖冬是大蒜退化叶再生长的主要原因。

2对策：

2.1选用优质蒜种。播前晒种，选种标准是具有本品种的特征性，应选择蒜瓣干燥、茎盘生长正常，蒜头圆整顶芽肥壮，大小均匀一致，无病斑，无伤口洁白紧实的蒜头做蒜种，一般是留4-6瓣蒜。

2.2.采取提纯复壮措施

2.2.1建立大蒜种子田，种子田要适当稀植，及早采薹，加强管理，精细选种。

2.2.2利用天蒜繁种，这样不仅可以节省蒜种，同时也可提高产量，达到复壮种性的目的。

2.2.3建立异地大蒜留种田。异地留种可避免退化，提高大蒜种性，利用异地生长优势，在一定范围内不同的异地交换，能有效提高种性和产量。

2.2.4用气生鳞茎繁殖。方法是在大蒜生长后期抽，延迟蒜头收获期15~20天，待蒜台变黄，气生鳞茎发育成熟时采收，

2.2.5采用脱毒措施留种。近几年科研部门采用此法留种，经脱毒的蒜种具有明显的增产作用。但必须是原种，超过3代以上则增产不明显。经脱毒的蒜采收不能过迟，否则易造成散瓣，影响大蒜的商品价值。

3不断提高大蒜的栽培技术水平。

3．1配方施肥，疏松土壤

底肥应以有机肥为主，化肥要适宜，且氮、磷、钾肥要成比例配合。播种前，使40厘米深层的土壤疏松通透，以促进根系向深层发展，吸收深层土壤的磷钾营养。

3．2种子处理：选用适时（20斤蒜种1袋药）或甲硫多菌灵（100斤蒜种3袋药）进行蒜种处理，注意喷药均匀，晾干后再播。

3.3合理轮作，适当密植：忌与葱蒜类作物重茬，收蒜头和蒜苔的一般采用株行距8—15厘米，每亩4万株左右，大蒜生长需要充足的水肥，要及时浇水追肥。第1次追肥于4月下旬，结合浇水每亩追施三元复合肥25千克，以后分别于5月中旬、5月上旬进行第2、第3次追肥，每次每亩结合浇水冲施尿素10-15千克。收获前1个月左右不再追肥。进入5月后气温较高，大蒜生长量大，需水量大，一般7-10天浇1次水，收获前1周停止浇水。

4病虫害防治。

主要病虫害有紫斑病、叶枯病、大蒜病毒病、蒜蛆、葱蓟等。蒜蛆和葱蓟可用50%辛硫磷1000倍液灌根或用40%的乐斯本1500倍防治；紫斑病、叶枯病等病害可用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50%扑海因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7-10天喷1次，连喷3-4次。

生长期间若发现叶片畸形、萎缩、花叶及发育不良的植株，可能受病毒病感染，要及时拔掉。并喷施叶面宝等叶面营养剂，有助于促植株生长，钝化毒源，减轻发病。

参考文献

退化范文篇5

1水土流失治理模式

1．1陡坡板栗经济林地生物治理模式。1．1．1板栗套(补)种红松治理模式。板栗是辽东山区特有的经济林，多年的经营使板栗园生态系统严重退化，缺株、树体老化越来越严重，生产力水平逐渐降低，水土流失剧烈，生态环境恶化。此种情况可通过补植红松提高植被覆盖度，并逐步更新成人工红松林。红松是辽东山区地带性经济林优势树种，不仅是水土保持、水源涵养的最佳树种，还是优良的用材树种和经济树种，一直是该区板栗经济林更新替代、套种和老板栗园改造的主要树种，深受当地政府和农民的欢迎。按株行距2．0m×2．0m补植红松，采取鱼鳞坑整地。鱼鳞坑断面为半圆形，断面尺寸根据径流量计算公式W=F•C•h(W为单位面积径流量，m3/m2;F为集雨面积，m2;C为径流系数;h为鱼鳞坑深度，m)确定，设计标准按照10年一遇最大3～6h暴雨标准设计，根据当地降雨特征值计算出鱼鳞坑短半径r=0．75m，深度h=0．5m。鱼鳞坑密度即为红松的造林密度，上下行品字形排列。鱼鳞坑具体规格见图1。1．1．2紫穗槐穿带生物治理模式。紫穗槐是多年生小灌木，根系发达，并有大量的根瘤菌，栽植当年即可形成茂密的生物带，起到拦蓄地表径流和控制泥沙下泄的作用，因此选择紫穗槐在板栗林中营造穿带植物篱。(1)带间距确定。坡地植物篱带间距需要根据植物种类的搭配及土层厚度、坡度、气候条件等来合理确定。假设植物篱全部拦蓄带间泥沙，仅考虑土层厚度和坡度因素，则不允许有基岩出露并且有最大田面宽度的带间距为L=4H/sin2α〔L为植物篱带间距，m;α为地面坡度，(°);H为土层厚度，m〕，由此计算出地面坡度为3．5°、5°、10°、15°时相应的植物篱带间距分别为29．4、21．0、10．5、7．0m。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此为依据，考虑板栗树分布，对带间距理论值进行调整。(2)植物篱结构和株距。植物篱结构一般分单排植物篱和多排植物篱两种。单排植物篱省工省时，占地较少，但篱带的强度和密度不如多排结构，且篱带本身的经济效益不易提高;多排植物篱水土保持效果好，篱带本身效益也较高，但占田面宽度较大，对地力消耗较大。结合试验区坡地的坡度、水土流失情况及带间距，确定采用双排植物篱。株距的确定充分考虑所选植物的特性及拦截水土能力，保证植物正常生长，定为0．1m，双排品字形排列。(3)整地栽植。在板栗园中沿等高线筑高0．25m、宽0．25m的单行栽植埂，按品字形将紫穗槐苗栽在埂上，覆土踩实即可。坡地植物篱纵剖面见图2。1．2缓坡耕地植物地(护)埂治理模式。梯田埂植物带和地埂植物带能有效改善该系统的水热条件，抑制杂草生长，拦蓄沙土，加强降水入渗，减少地表径流，达到减少坡耕地土壤侵蚀的效果，在控制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有良好的标本兼治的作用，因而被广泛应用。1．2．1紫穗槐护埂治理模式。辽东山区降雨量大，对裸露的土质埂冲刷强烈。根据我们的调查，新修土质埂梯田当年雨季后细沟侵蚀达1～2条/m2，第二年雨季后即有局部土质埂小面积塌落，春季常发生小面积的压苗现象，虽然有野生杂草的防护，但随着修筑时间的延长，土质埂田坎在雨水的冲刷下，坡度变缓，占地面积增加，防护效果降低。为延长土质埂水平梯田的使用年限，提高梯田质量，本研究设计采用在土质埂上栽植紫穗槐护埂(见图3)。具体做法是在已修筑的水平梯田土质埂上，撒播紫穗槐种子，覆土厚度3～5cm，或栽植2年生紫穗槐苗，株行距0．5m×0．5m。紫穗槐每年平茬2次。1．2．2经济植物穿带技术。辽东山区坡耕地坡度陡、土层薄、地表支离破碎，很大一部分坡耕地不适宜修筑水平梯田，但这部分坡耕地既是生产潜力最大的土地资源，也是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一旦地表浅薄的土层被冲蚀，耕地将不复存在。多年来，人们探索出了坡耕地紫穗槐植物篱控制水土流失技术，以此稳定耕地面积，改善耕地环境，提高耕地肥力水平和综合生产能力。紫穗槐地埂植物带虽然对坡耕地水土流失防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由于埂带占用耕地，而且紫穗槐生长茂密、根蘖能力强，对埂带两侧农作物生长有一定的影响，加之紫穗槐没有经济效益，不受老百姓欢迎，因此无法大面积推广应用。本研究在注重控制坡耕地水土流失的同时，充分考虑农民的收入问题，根据当地气候、土壤条件和农民种植习惯，选择刺五加、楤木(刺嫩芽)营建植物埂带，具体设计见表1和图4。1．3沟道生态经济林植物封沟治理模式。辽东沟道类型主要是短促型，上游多直通山脊，沟底比降大，土层薄，支沟相对较少;中下游相对较平缓，土层较厚。沟道是水沙的汇集地，遇强降雨水土流失相当严重，导致脆弱的生态系统不断退化并呈现逐年加重的趋势。结合沟道上游修筑谷坊工程，在中下游采取特色经济林植物封沟措施，可在加速沟道生态系统修复与重建，恢复、提高生态系统功能的同时，获得经济效益，达到治理与开发利用相结合，生态、经济效益同步的目的。核桃是根系发达的深根性树种，根系垂直分布深，水平扩展范围大，肉质根粗大，有菌根，根际萌蘖力强，生长速度中等，喜温暖湿润气候，在深厚、疏松、排水良好、腐殖质丰富的沙壤土中生长良好、寿命长。野生山核桃主要生长在山区河谷两旁，适合在辽东山区沟道中下游栽植。为防止沟岸向外扩张和沟底下切，常在沟壁、沟底同时栽植山核桃恢复植被。根据辽东山区雨量大、土层薄的特点，采取穴状整地，整地规格为0．3m×0．3m×0．3m，雨季前栽植。详见表2。1．4小河道植物护岸(堤)绿堤治理模式。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河道治理日益受到重视，但往往片面考虑河岸的实用耐久性，多采用硬化措施护岸，河岸带植物群落的生态功能及其生态作用被忽视，常造成河流的自净能力降低、水质污染加剧。辽东山区小河道多，断面不规则，河道比降大，流速快，汇流时间短，洪峰峰值大，洪水暴涨暴落，水流摆动性大。工程防洪标准低，一般有堤河段为5～20年一遇防洪标准，无堤河段低于5年一遇防洪标准，洪水破坏性大。为控制洪水，恢复河道生态功能和景观，充分利用当地乔木树种枫杨耐淹、主根明显、侧根发达、生长快、根蘖强、固土防风能力强的特点，植物护岸措施采取以枫杨为主，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相结合的方法，加快山区中小河道整治。1．4．1自然原型河道枫杨护岸治理模式。自然原型护岸是指单纯种植枫杨保护河岸，利用枫杨的根、茎、叶来固持河道，保持自然河岸特性，有效促进林下植被复层结构的形成，以充分利用空间和营养，增加河岸的生物多样性。枫杨固坡护岸，有助于水陆过渡带的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的恢复。此护岸类型主要应用于小河道的中、下游河段，此类河段一般地势较平坦，河床两侧地势较高，下切河床较稳定，河流流速较缓。为防止河流在大洪水时改道，在河道两侧栽枫杨2～4行，株行距一般设计为1．0m×1．0m或0．5m×1．0m。1．4．2石砌河堤枫杨护脚治理模式。在传统河道工程措施治理模式中，土堤以干砌石或浆砌石护堤为主，但工程投资大、维护费用高，经年累月后，冲刷严重部位堤脚被淘空，堤坝损毁严重。同时，工程措施是硬性覆盖，与周围环境不相协调，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为提高工程措施效果，提高石砌堤坝的耐久性，采取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的办法，在堤脚栽植1～2行枫杨，株行距1．0m×1．0m，可达到根系加筋、茎叶防冲蚀的目的，增加土体的抗剪强度，减小孔隙水压力和土体自重力，大幅度提高岸坡的稳定性和抗冲刷能力。1．4．3土筑河堤枫杨绿堤治理模式。在无护坡措施的土筑河道堤坝坡面采取枫杨绿堤措施，既以生物措施保护堤坝，又能提高河道生态景观功能，实现固堤、美堤的目标。栽植分两种形式:一是坡面栽枫杨，株行距为1．0m×1．0m或0．5m×1．0m;二是堤脚、坡面同时栽植枫杨，株行距为1．0m×1．0m或0．5m×1．0m。

2治理效果

2．1山地板栗园植物穿带、红松镶嵌补植模式效果。本研究通过对老板栗园采取板栗套(补)种红松防治技术、中幼板栗园紫穗槐穿带生物防治技术进行育补结合的生态修复，快速恢复了植被，建立了中幼板栗园“带式”、老板栗园“镶嵌式”退化生态系统修复模式，有效提高了板栗园的生物多样性和水文功能，改善了土壤理化性质，土壤侵蚀量减少50%以上，板栗园生态系统功能得到改善和提高，生态系统向良性循环转变。2．2坡耕地刺五加、楤木(刺嫩芽)特色植物资源穿带护埂模式效果。针对坡耕地水土流失严重的特点，采取紫穗槐生物护埂和刺五加、刺嫩芽经济植物穿带技术，建立“宽带式”水平梯田生物护埂模式和“窄条式”特色经济植物穿带模式，植物地埂绿期可以达到180天左右，覆盖率达90%以上，0～40cm土层植物根系密集，有效阻滞、拦蓄地表径流，拦截泥沙，每年形成7～11cm高的土坎，地面坡度降低0．5°～1°，减缓了地表径流流速，控制了土壤侵蚀，改善了农作物立地环境，提高了作物产量，坡耕地生态系统逆向发展得到遏制。2．3沟道山核桃特色经济林全方位治理开发模式效果。辽东山区沟壑密度较大，侵蚀剧烈。本项目在沟道上游工程措施治理基础上，从沟头到沟口，从毛沟到干沟，从沟坡到沟底，全方位布设山核桃经济林治理开发措施，组成一个上下纵横、多层次、多防线、多功能、立体型特色经济林综合治理开发体系，山核桃经济林形成规模，林下植被群落基本稳定，土壤结构逐步改善，土壤抗冲性增强，防止了沟岸扩张和沟底下切，有效地控制了沟道侵蚀的发展，为山核桃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立地条件，促进了山核桃和林下植物的生长，形成了良性循环的沟道生态系统。2．4小河道“枫杨护岸锁龙”式综合防护体系效果通过对小河道中下游河段采取自然原型河道枫杨护岸技术、上游石砌堤坝段枫杨护脚技术、土质堤坝枫杨绿堤技术，充分利用枫杨耐淹、主根明显侧根发达、生长快、根蘖强、固土防风能力强的特点，修建枫杨防洪护岸工程2474km，形成了较完整的植物护岸防洪体系，体现了生态治理河道的科学理念，促进了河道动植物生态平衡，恢复和美化了河道生态景观，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持续发展。

3结论

退化范文篇6

论文摘要：针对草原生态系统日益恶化的趋势，提出了实现草原生态建设和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和建议。

草原畜牧业主要是以天然牧草和采取放牧方式经营的畜牧业，因此天然草原的优劣和丰欠程度决定着草原畜牧业的兴衰。建国初期，我省牧区草原状况相对良好。60年代末牧区开始发生草原退化现象，随后愈演愈烈，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近年来甘肃省90%的天然草原有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30%的严重退化，导致牧草产量、品质下降，载畜能力降低。如何解决日益尖锐的草畜矛盾，保护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草地资源的永续利用，直接关系到牧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

1草原退化原因

草原退化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主要是人类对草原生态系统长期的严重干扰，导致草原植被遭到破坏，生态环境逐渐恶化，最终失去平衡。

1.1超载过牧超载过牧是不顾草原第一性生产的能力，盲目加大畜群规模和放牧频率，使牲畜的采食量长期超过牧草再生量，实行掠夺式经营所造成的。在草原退化的情况下继续增加牲畜数量，形成了牲畜增加→草原退化→牲畜继续增加→草原加剧退化的恶性循环。据调查天祝县的牲畜数量由60年代的17.40万头（只）发展到目前的64万头（只），增长了2.70倍，畜均占有鲜草产量由7622.90kg下降到2081.04kg，超载23.85%，所以，没有不良的草原，只有不合理的利用制度和方式。

1.2乱采滥挖草原牧区、半农半牧区由于缺少燃料，农牧民群众烧茶做饭，主要依靠拾粪捡柴，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为生活用能的需要，大量铲草皮、砍伐草原上的乔木、灌木、半灌木作薪柴，对原生植被造成严重破坏。

甘肃省大部分高寒阴湿草原生长有中药材，如冬虫夏草、羌活、秦艽、赤芍、柴胡、黄芪等，而且品质优良，市场需求量大，行情看涨。每年入春以后，都有大批农牧民涌入草原采挖，不仅使药材资源日趋枯竭，而且使植被遭受到严重破坏，在荒漠草原，搂发菜、挖甘草、麻黄的现象年年都有发生，使本已脆弱的荒漠生态系统，雪上加霜。

1.3鼠虫危害草原鼠虫害的发生与猖獗是在一定气候、土壤、植被条件下形成的，气候干旱和草原退化为鼠虫害的发生与蔓延创造了条件，而鼠虫的发生危害，又加剧了草原的退化，处于一种恶性交替过程。草层高密度大鼠虫害不易发生，而草原退化、草层变矮、变稀，有利于鼠虫害的繁衍。近年来，草原鼠虫害危害面积仍在逐年扩大。全国的面积已达6亿亩，仅鲜草折合人民币损失60多亿元，经济损失严重。虽然每年都采取化学、生物等防治措施进行防治，但因经费不足，防治面积小，每年的防治面积只占发生面积的10%左右，造成“年年防治，年年成灾”的被动局面，防治成果难以巩固。

1.4毒草危害长期以来，随着草原“三化”面积的日趋扩大，许多草场优良牧草减少，有毒植物不断生长蔓延，加剧了草原退化。

在甘肃天然草原上分布的主要有毒植物有棘豆、狼毒、醉马草等，面积达到1500万亩。这些有毒植物根系发达、耐寒、耐旱、返青早、生命力强、并有较强的抗逆性，它不仅与优良牧草争地，而且和优良牧草争夺土壤中的养分、水分。在草原上逐年增多，甚至在某些草原上形成明显的优势种群，使草场利用率下降。

2治理草原退化的措施

2.1落实草原有偿承包责任制落实草原分户有偿承包使用，理顺草原管理体制，合理利用草原，防治“草原无主、放牧无界、使用无偿、建设无责”，使草原的管、建、用同责、权、利相结合，适应现阶段家畜私营形式的首要措施。这项工作在很多地方还只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得到落实，因此，各级政府、领导、业务部门要依据《草原法》，全面彻底地落实草原有偿承包责任制，健全投入机制，明确建设责任，真正做到“谁承包、谁建设、谁受益”，才能调动农牧民主动建设草原的积极性，也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草原退化，促进植被恢复。

2.2以草定畜，科学合理利用草地资源加强草原围栏建设，以草定畜，以畜定草，严格控制牲畜数量，实行划区轮牧，科学合理利用草原，用养并举。在合理利用改良草场时，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首先要明确，草原是牧业生产资料之一，不单纯是自然综合体，更不能认为是荒地。在研究、改造它的时候，必须具有生产观点，而在利用中应该强调，要利用它就必须付出一定的劳动进行保育，才能使它充分发挥自然生产能力。只有通过一系列的人为措施，才能维持并逐步提高草场生产力，使牲畜得以稳步发展。

2.3充分发挥夏季草场，发展季节畜牧业依据草原的季节分布特点，在调整畜群结构，提高适龄母畜比例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夏季草场的牧草优势，适时转场轮牧，发展季节性畜牧生产，扩大出栏率和商品率，这样不仅能够增加农牧民收入，还可以有效减轻冬春草场的放牧压力，防治进一步退化。此外加强人工草地建设，生产足量优质饲料，增加牧草贮备，降低放牧家畜对天然草原、尤其是冬春草原的压力，促使退化草原的自然恢复。

2.4加大鼠虫害防治力度，巩固防治成果草原鼠虫害防治工作是草原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草原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业务部门必须加强草原建设，搞好鼠虫害防治工作”。因此，必须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认识鼠虫害防治工作的重要性。首先要认真各项防治措施，理清工作思路，加大投资力度，加强队伍建设。二是加强预测工作，建立健全预报体系，不断改善预测预报工作的手段。三是健全目标责任制，把草原鼠虫害的防治工作同农牧民草原承包有机的结合起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四是大力推广以生物防治为主的无公害药物防治技术，保护天敌，不断探索新的防治措施，加大鼠虫害综合防治力度，变被动防治为主动防治，才能有效地减轻鼠虫害对草原的危害。

2.5加强草原毒草的防除以牧区草原为重点，建立重大毒草灾害报告制度。实施草原毒草调查、技术规程和防治标准，逐步减少毒草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开展毒草灾害的风险评估、生态示范工程、防治机具购置、治理设施的建设、除草药剂的研制及基层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

参考文献

[1]吕晓英，吕胜利.甘南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J].草业科学，200219（7）：1-4.

退化范文篇7

卖空机制对投资者行为影响的系统研究始于Miller。Miller(1977)认为，由于禁止共同基金卖空股票(市场仅允许有限卖空)，在股票上升超过基本价值时，市场力量较强的一方不能通过卖空充分套利，股票价格仅反映了市场上最乐观的投资者对股票价值的评价。Miller还认为，市场对股票走势看法的分歧越大，市场缺乏向下卖压的力量，股票价格越有可能上升至偏离基本价值的水平，由此造成股票未来预期回报率下降和回报率分布的肥尾(skewness)现象。Scherbina(2000)的实证研究证实了Miller的结论：高分散度的投资组合(代表对市场看法的分歧大)比低分散度的投资组合的平均收益率低。Miller认为，市场看法的分歧越大，基金不能卖空，就要减持某一种股票，这种股票的价格就会被乐观的投资者的交易行为推高，同时未来预期回报率就会降低。Chen，Hong和Stein(2000)的实证研究证明：基金持有份额较低的股票，平均回报率较低；反之亦然。Mong和Stein(1999)分析了卖空限制和买卖订单高峰时投资者对后市看法的分歧，证明卖空限制导致肥尾现象——股价向上波动的幅度大于向下波动的幅度。投资者在不同制度背景下的行为差异是导致股市不均衡波动的主要原因。在西方，市场存在卖空机制，但同时对卖空又有很多限制。我国的情况则是截至2006年8月1日之前，股票市场禁止卖空行为，而同期我国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则比西方成熟市场更大。

二、卖空机制对投资者行为影响的数理分析

假设一个股票市场的投资者，期初拥有一笔财富w，分散地投资于市场。投资者不持有现金，不进行透支投资。市场上有两种资产：无风险资产，其固定收益率为rf；风险资产(股票)，其收益率为两部分，即资本利得R和红利d。我们假设投资者的投资期限为一期，比如一年。为了计算方便，略去资本红利，风险资产的收益率用月代表。锻资者的资产组合由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股票)两部分组成，风险资产的组合用市场组合或指数组合来表示，投资者面对的只有系统性风险。投资者的资产组合在市场的有效前沿上(efficientfrontier)，即这个组合是投资者风险态度既定下的效用最大化的最佳组合。投资者投资股票市场的比率用a表示，无风险资产的比率为(1-a)。投资者的市场风险贝占现因子为δ，0<δ<1。δ越接近1，表示风险越小；δ越接近0，表示风险越大。

1.允许卖空机制条件下投资者的行为模型(此处的卖空指无限制的完全卖空机制)。投资者的期初财富为w0，无风险资产的收益率为rf。假设在允许卖空的条件下，投资者投资风险资产的比例为a1，风险贴现因子为δ1，期末财富为wp。在允许卖空的条件下，投资者可以通过股票上涨和卖空两个途径获取收益，投资者的资本收益率由两部分构成：股票上升时的资本收益率(用R1表示)，以及卖空时的收益率。假设在有卖空机制的条件下，投资者的操作策略是每一次在股票指数上涨到一个高点时，卖出所有股票，并借来相同数量的股票卖空；在一个低点时买回当初卖出的股票组合，同时买人同样数量的股票还给其他投资者。进一步假设有卖空机制的市场是一个成熟、完美且有效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股票走势不可测，一年内股票指数上涨和下跌的概率相等，即投资者卖空的资本收益率和买卖股票的资本收益率相等，也为R1。于是，我们有：

2.禁止卖空机制条件下投资者的行为模型(禁止任何形式的卖空)。投资者的期初财富和无风险资产的收益率与允许卖空机制条件下相同，仍为w0和rf。假设在禁止卖空条件下，投资者投资股票的比例为a2，风险贴现因子为δ2，期末财富为wf。在禁止卖空的条件下，投资者只能通过股票上涨一条途径获取收益。假设在禁止卖空机制条件下，投资者的交易策略是在股票上涨的时候买进股票，在股票下跌的时候卖出股票——即典型的追涨杀跌。假设其资本收益率为R2，于是有：

投资者要求在两种条件下的财富预期效用相等。这是一个约束条件，是投资者继续持有风险资产(不退出市场)的前提条件，也是投资者不通过借贷进行投资的前提条件。如果在市场禁止卖空的条件下，投资者的预期效用低于在市场允许卖空条件下的预期效用，投资者就会退出风险资本市场，即投资者倾向于全部持有无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十现金；如果在市场禁止卖空的条件下，投资者的预期效用大于在市场允许卖空条件下的预期效用，投资者就会通过借贷或透支投资于风险资产。假设投资者为绝对的风险回避者，在允许卖空和禁止卖空两种情况下，投资者的风险态度发生变化，有下列效用函数：

(3)

这是在资产组合β=1，即资产组合只有系统性风险的效用函数。其中，γ为绝对风险厌恶系数。γ越大，表示对风险的容忍度越大；γ越小，表示对风险的容忍度越小；γ→∞，表示绝对风险回避。w为期末财富。假设在允许卖空机制的条件下，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系数为γ1，，在禁止卖空机制的条件下，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系数为γ2。因为在禁止卖空机制的条件下，投资者只有一种途径——股票上涨获得资本收益，此时，投资者倾向于承担更大的风险，其风险容忍度增加，0>γ2>γ1。假设Up和Uf分别为投资者在允许卖空机制和禁止卖空机制条件下的效用，根据前述约束条件——投资者要求在两种条件下的财富预期效用相等，可以得出：

Up=Uf(4)

根据(3)式，有：

(5)

由于0>γ2>γ1，则0>γ2／γ1<1。因此：

(6)

将(1)式和(2)式代入（6)式，得：

从(7)中解出R2：

a和δ的关系此消彼涨，即风险资产的比例增加，a上升，导致风险增加，δ向下趋近0。因此，可以近似地认为。于是有：

(9)式是在禁止卖空机制的条件下，投资者要求的资本预期收益率底线，是投资者继续留在股票市场的收益率约束条件。如果预期收益率低于这个水平，投资者就会减持风险资产，甚至完全退出股票市场。

三、投资者行为选择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不同制度背景下投资者的行为选择可以通过(9)式来分析。根据前述定义，在两种制度背景下，投资者的初始财富不变、风险态度发生变化，投资者的资产组合在市场有效前沿上。这样，问题就是在同一条市场线上选择不同的风险一收益组合（见图1)。

图1中，R为资产组合的预期收益率，σ为标准差，σ=1／δ。FF为有效前沿，rfE为市场线。在rf点，资产组合中全部为无风险资产；在Z点，资产组合中全部为风险资产。在rf和Z之间，资产组合中既有无风险资产，又有风险资产。越接近Z点，风险资产的比例越大；越接近rf点，无风险资产的比例越大。Ip和If为允许卖空机制和禁止卖空机制条件下投资者期望效用的无差异曲线，其与市场线rfE的切点p1和p2是允许卖空机制和禁止卖空机制条件下的最优资产组合。R*1、R*2和σ1、σ2是两个最优资产组合的预期收益率和标准差(风险系数)。

从(9)式中可以看出，凡和R2的关系主要取决于a1和a2。只要a2≥a1，就有R2>2R1。从前述分析中我们知道，在禁止卖空机制的条件下，要获得与允许卖空机制下相同的效用，投资者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即投资者的风险态度更倾向于风险偏好。从图1可以看出，在禁止卖空机制的条件下，由于投资者更加偏好风险(风险厌恶程度降低)，投资者预期效用的无差异曲线从Ip(允许卖空机制)右移到If(禁止卖空机制)，与市场线相切决定的最优资产组合p2比允许卖空机制条件下的最优资产组合p1更具风险性。这表示在禁止卖空机制的条件下，投资者的最优资产组合中要加入更多比重的风险资产，即：

因此：

R2>2R1(10)

这就是说，在禁止卖空机制的条件下，只有当预期收益率两倍以上于允许卖空机制条件下股票上涨的资本收益率时，投资者才会继续留在股票市场进行投资。但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行为选择和股票指数的走势与允许卖空机制时相比发生了变化，投资者更倾向于风险偏好。在股票上涨超过基本价值时，由于信息交易者无法卖空(假设投资者不离场)，风险态度(更加偏好风险)的转变使他们加入到追涨的行列，市场空方力量受到限制，迫使股票价格向上的幅度较大；相反，在股市下降超过基本价值时，风险偏好和处置效应(Kahneman，andTversky，1979)都会导致信息交易者不加入到杀跌行列，股票市场空方的力量削弱，股票价格向下的幅度较小，于是造成股票市场波动幅度加大和肥尾现象——上涨幅度大于下跌幅度(见图2)。

图2是一个简化的股票走势图。图中V代表股票的基本价值，是—条直线；I代表股票指数。实线SS代表允许卖空的股票走势，允许卖空的股票指数围绕基本价值对称分布；虚线FS代表禁止卖空的股票指数，禁止卖空的股票指数在基本价值之上呈不对称分布(肥尾)，这种分布表示股指波动幅度增加且上升幅度较大，而下跌幅度较小。

四、投资者退化的逻辑过程和现实路径

行为金融学认为，投资者的行为选择不符合经济人理性。从静态的角度看，经济人理性确实不符合真实情况，投资者的行为受到各种各样的认知偏见和行为偏差的影响。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投资者会在失败和成功(自己的或别人的)中学习、纠错，改良自己的投资行为，不断从“必然王国”——有限理性，向“自由王国”——完全理性趋近。因此，从动态的角度看，投资者的行为是符合经济人理性的。因此，与行为金融学稍有不同，我们认为经济人理性也会导致噪音交易行为和股市的“非理性”波动——交易者具有理性不代表市场具有理性。在允许卖空交易和禁止卖空交易两种制度背景下，投资者都会运用理性计算、甚至经验直觉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交易方式。这种选择不是独立的、随机的个体选择，而是一种集体理性，是高度相关的社会性选择。在我们的模型中，集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必然是：在允许卖空交易的条件下选择信息交易，在禁止卖空交易的条件下选择噪音交易；后者必然导致市场波动性增大和“非理性”成分增加。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投资者理性与噪音交易之间的关系。行为金融定义噪音交易者是非理性交易者，而我们认为这种概括失之偏颇；非理性交易者仅是噪音交易者的一种，而不是全部。当一个市场存在制度缺陷和制度缺失时，市场价格对基本价值的偏离有可能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非完全是非理性行为所致。这时，市场由噪音交易主导，投机盛行，股票指数波动性很大。但这些主导市场的噪音交易者是理性的噪音交易者(这是我们选取公式4这个完全理性的预期效应函数的依据)，不是完全受过度自信等情绪影响的幼稚(naive)的投资者。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混乱，我们在本文中把噪音交易的对立面界定为信息交易，不采用非理性交易这个说法(这并不否认非理性的噪音交易者的存在，只是为了强调制度因素对投资行为的影响，突出理性的噪音交易者这个概念)。我们定义信息交易就是按照基本面的信息进行交易，因此很容易看出，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信息交易策略似乎有悖于经济人理性假设，它不是一种最优的交易策略。

1.投资者退化的逻辑路径

图2和式(10)说明，在允许卖空机制的制度环境下，如果信息完全，即交易者之间不存在信息分布的不对称现象，投资者通过理性套利，可以从股票上涨或下跌两个方面获利，投资者资产组合的预期收益和风险较小，股票指数的波动围绕基本价值作较小幅度的波动。这时交易者的风险容忍度较低，倾向于理性的信息交易。如果市场禁止卖空机制，不管信息完全与否，交易者必须要求高于允许卖空机制时两倍以上的预期收益率，才能获得与后者相同的期末效用。投资者的风险容忍度变大，投资者的理性交易策略为噪音交易——投资者从信息交易者退化为噪音交易者。我国股票市场的高市盈率和高波动性正好佐证了这个推论。这是投资者从信息交易者退化为噪音交易者的逻辑过程。这种噪音交易是制度的产物，或者说是制度诱致型的噪音交易。这种噪音交易不是因有限理性和投资者认知偏差所导致的，恰恰相反，这种噪音交易是投资者在制度约束下理性选择的结果。

2.投资者退化的现实路径

现实中，投资者不可能先经历允许卖空交易的市场环境，然后再返回禁止卖空交易的市场环境。比如在中国，在制度不健全或制度转型的现实市场环境下(比如禁止卖空交易)，投资者在刚刚人市时可能是具有投资理念的信息交易者。他们对市场的理解停留在理论和新闻宣传阶段，而投资理论和新闻宣传没有哪个会教人在市场上造假和欺诈，因此，涉“市”之初，投资者是幼稚的(naive)息交易者。随着投资者在一个制度不健全的市场环境中成熟、成长起来，以及随着各种负面的示范效应的激励，投资者逐渐变成老道的(sophisticated)噪音交易者——市场投机者。这就是纵向的退化路径。还有一种横向的退化路径，即投资者在成熟的市场上(比如美国、欧洲等)，相对来说倾向于信息交易，但这些投资者一旦进入制度不完善的新兴市场就会蜕变为噪音交易者。一些来自美国和欧洲机构投资者频频在新兴市场掀起波澜(在中国台湾，QFII不但没有稳定市场，反而成为市场波动的推动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正所谓“桔生于淮南为桔，生于淮北为枳”。市场是一个适者生存的竞技场，变成噪音交易者是投资者的生存之道。这不是投资者自甘堕落的宿命，而是制度缺失条件下负淘汰机制对投资者选择的结果。

3.制度改进与投资者进化

上面的分析是基于这样的设想——投资者从一个幼稚的信息交易者在制度环境的影响下向老道的噪音交易者退化，或者从成熟市场的信息交易者向新兴市场的噪音交易者蜕变。这种设想主要是为了强调制度缺失如何引发投资者的噪音交易行为这个中国股票市场的特殊现象。投资者可以退化，更可以进化；制度缺失导致投资者退化，制度改进则导致投资者进化——从噪音交易者向信息交易者进化。在经济发展的现实中，制度总是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而不是相反；同时，投资者的行为也是不断地从噪音交易向信息交易进化。因此，随着卖空机制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其他制度从无到有的建立、完善起来，股票市场上投资者的行为将会更多地转向理性的信息交易。其实，即使西方成熟市场上发现的一些行为金融学现象，比如处置效应、一月现象等，都在交易制度(止损点)和税收制度的改进中不断淡化，以致消失。因此，通过制度建设矫正投资者的噪音交易行为是降低市场非理性行为、稳定股票市场、增强股票市场融资功能的必由之路。这是制度建设的行为金融学含义——外在的制度建设内化为投资者行为模式，也是行为金融学研究对制度建设的一个启示。

五、关于卖空机制的相关讨论

以上讨论的是完全允许卖空交易和完全禁止卖空交易的市场上投资者行为的转化情况。实际上，即使在成熟的市场上，允许卖空交易也不是没有限制的。比如在美国的股票市场上，就有我们上述提到的不允许基金卖空的限制。另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曾一度规定：卖出申报价不得低于最新成交价，以防止卖空者连续压低行情。这项规定以后修改为准许按前一成交价卖空，但前市价格必须高于更前一次价格，这就是说，只允许在市场上涨时卖空(屠光绍，2000)。这些规定是为了防止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投机者制造虚拟需求，人为造成股市波动以获利。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成熟的市场上也存在制度因素造成套利不充分而导致的市场噪音；理性的噪音交易者不仅仅存在于转型市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成熟市场。

卖空机制既有稳定市场的一面，又有加剧市场波动性的一面。其最终导向咽卜面，关键看市场信息的分布情况。如果市场信息分布均匀、对称，卖空交易就会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在市场上行时，借来股票卖出，增加市场供给，打压股市；在市场下行时，买进股票还给出借者，增加需求，抬升股市。如果信息分布不对称，卖空机制就会成为庄家兴风作浪的工具，祸害于股票市场。但是在没有卖空机制的情况下，不论信息对称与否，投资者都会向噪音交易者退化，同时增加市场的波动性。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卖空机制，而是能不能建立完善的信息泡括卖空交易信息)披露制度。在一个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的市场上贸然引进卖空机制，这和在信息披露制度健全的市场上仍然禁止卖空交易，其危害性是相等的。自2006年8月1日起，中国股票市场开始融券业务试点，标志着中国股市有了卖空机制。这项制度在短期内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无法确认(也可能稳定市场，也可能给市场带来更大的波动)，但可以肯定，长期来说，这项制度对市场的正面效应会随着市场其他制度建设方面的不断进步，越来越显现出来。

退化范文篇8

全球共有十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我国占其中九类，分别是热带雨林、常绿阔叶林、温带落叶阔叶林、寒带针叶林、红树林、草原、高寒草甸、荒漠、苔原。我国唯一缺乏典型的非洲萨王那群落(稀树疏林草地生态系统)，但是中国的四大沙地(浑善达克、科尔沁、毛乌素、呼伦贝尔)在健康状态下其结构与功能恰恰是“萨王那”类型的。这样，我国不仅是全球生态系统类型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囊括全部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国度。然后，非常不幸的是，我们这些生态系统都处在不同程度的退化过程中(刘国华等,2000)。除了众所周知的森林锐减、荒漠化扩大外，那些过去较少受到破坏或轻度破坏的高寒草甸、温带草原也出现了严重退化。中国退化生态系统的现实异常严峻，如果控制不住，将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甚至国家安全。由生态系统退化的诱发各种生态灾难，业已使国家蒙受了重大损失，如1998年仅长江和松嫩流域特大洪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超过2000亿人民币！(,1998)。生态破坏还加剧贫困，影响社会安定。在我国一些沙化严重的地区，当地农民被迫远走他乡，成为生态灾民。因此，我国退化生态系统的治理应当列为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能力建设的头等大事情来抓。

一、国内外的经验与教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过去100多年来，人类与自然冲突中的几个严重事件中，我们能否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避免那种“先破坏、后治理”、“先污染、后治理”或者“先引进、后消除”（往往很难除掉）的惨痛的教训呢？

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大规模移民南部大草原。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开垦地土壤地力耗尽后马上撂荒，转而开垦新的土地。但是，草地的严重扰动诱发了大规模的沙尘暴：1932年爆发14次，1933年高达38次，1934年春季的沙尘暴，扫荡了中西部大平原，使全国小麦减产1/3。1935年5月，起源于堪萨斯、阿克拉荷马、科罗拉多三州黑风暴，裹挟着大量耕地表层黑土，形成了东西长2400km、南北宽1440km、高约3km的“黑龙”，3天中横扫2/3个美国,3亿吨肥沃表土被吹进大西洋，16万农民受灾。后来，据美国土壤保持局统计，1935-1975年的40年间，大平原地区被沙尘暴破坏的面积高达4000-6000km2a-1。为控制土地荒漠化和沙尘暴，美国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生态保卫战。其主要的做法是，推行“农场法案”，鼓励弃耕，政府采取补偿制度，建立自然保护区，恢复天然草原，休牧返林还草。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返林返草面积达150000km2，约占全国耕地总数的10%，在此基础上建立自然保护区144个。由此看来，美国主要是利用了人退的办法成功遏制了困惑该国几十年的“黑风暴”问题。

前苏联自1954年起在哈萨克、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沿岸和高加索部分地区大量开垦草地，至1963年累计垦荒600000km2。由于缺乏防护措施，加之气候干旱，造成新垦荒地风蚀严重，春季疏松的表土被大风刮起，形成沙尘暴。1960年3月和4月的沙尘暴席卷了俄罗斯南部广大平原，使春季作物受灾面积达40000km2以上。1963年沙尘暴受灾面积高达200000km2，新垦区农耕系统几乎瘫痪。沙尘暴同时殃及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等国。比黑风暴危害更大、持续更长的是，同时发生并绵延至今的白风暴:前苏联在土库曼斯坦卡拉库姆沙漠中修建卡拉库姆运河，每年可从亚洲第三大湖咸海的主要水源——阿姆河调水灌溉1000km2的农田和草场。这种“创造性地再造自然”带来的生态灾难是异常沉重的：阿姆河被截断使下游咸海水位急剧下降，30年间湖岸线后退了10-20km，咸海湖底盐碱裸露,“白风暴”(含盐尘的风暴)接踵而至，毁灭了60%的新垦区，并使其成为生命禁区。当年斯大林提出了规模超过美国“罗斯福工程的”的“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倡导在草原区植树，同时继续发展灌溉农业。1949-1953年，该工程营建防护林近30000km2，但到60年代末，保存下来的防护林面积只有2%而已。

阿尔及利亚为防止撒哈拉沙漠的不断北侵，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从1975年起沿撒哈拉沙漠北缘大规模种植松树,号称世界级造林工程(绿色坝项目)。该工程延伸到邻国摩洛哥和突尼斯，绵延1500km。按照理论计算，该工程能使阿尔及利亚林地面积每年扩展10%。但由于没有弄清当地的水资源状况和环境承载力，盲目用集约化的方式和外来物种搞高强度的生态建设，结果使生态建设变成生态灾难，沙漠依然在向北扩展，现在该国每年损失的林地超过造林面积。2004年12月11-16日，作者前往突尼斯北部考察，我们沿海边行驶一天，也没有见到该“绿色坝”的影子。当问及突尼斯国立干旱区研究所所长，北非五国的绿色坝项目进展时，该所所长不无幽默地说：“那是纸上的防护林”。

荷兰举世闻名的围海造田工程对荷兰农业发展、市镇建设和自然保护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过去20年来，围垦区依靠生态系统自然演替规律，采取少量的人工措施或完全没有人为干预，使荒芜的围垦土地出现生机，形成了总面积达1650km2的健康生态系统(董哲仁,2003)。这一成功做法引起了国际生态学界的高度关注，经常被作为生态重建的成功案例反复引用。实际上，该国围垦区的生态建设经历了几个阶段，反映了荷兰人对生态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第一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开发的围垦区，根据居民休闲的多种需要，进行景观设计；第二阶段是60年代以后，专门进行生态设计，为特定的生物群落形成创造条件，主要人工种植多种植物，为珍禽鸟类栖息创造条件，提高生物群落多样性。第三阶段是80年代以来，他们已经认识到，依靠生态系统自然演替规律，不需要种植任何植物，经过若干年时间，同样可以建设一个健康的湿地生态系统,而其成功的主要秘诀则是大量使用本地种。

英国世界上最早工业化的国家，也最早尝到了生态破坏的苦果，大量采煤使得该国的生态环境“满目疮痍”。但到上世纪90年代，他们已经把历史上由于采矿(主要是采煤)而造成的废弃地恢复成了自然生态系统，并进一步规划成为世界上著名的乡村景观。他们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借助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Bradshaw,2000)。他们驾驭了被毁坏生态系统最初的演替过程，而那些生态系统能够成为目前的样子，在很大程度是依靠了自然力。该模式为英国前生态学会主席、皇家学会会员、利物浦大学教授A.D.Bradshaw所提倡，他认为借助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的好处有：其一，工作量可大大减少；其二，剩余的恢复过程可以自我维持，因为它是自然发生的；其三，生物多样性可以增加并得以维持。总结他一生在恢复生态学研究的经验，他认为生态恢复的重要因素有两条:其一,选择适宜的植物种类,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其二,利用自然力，在自然能够恢复的地方决不强加人工干扰。如果不遵守这些基本的规律，生态恢复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澳大利亚该国可能是全球遭受盲目引种造成生态灾难最严重的国家，试以兔子为例说明之。1859年，一个英国人为了满足其打猎的嗜好，从英国弄来了5只兔子后，一场可怕的生态灾难从此爆发了。兔子繁殖速度甚快，在澳大利亚失去天敌控制后，数量不断翻番。到1880年，兔子到达新南威尔士，开始影响南澳地区的牧羊业。1950年，澳大利亚的兔子的数量从最初的5只增加到了5亿只，这个国家绝大部分地区的庄稼或草地都遭到了极大损失，一些小岛甚至发生了水土流失。人们不得不组织大规模的灭兔行动，但收效甚微。到19世纪90年代，当兔群抵达西澳时，人们修了一条长达1000英里的栅栏，试图将其拦住。但是，这个栅栏很快被冲破了。绝望之中，人们从巴西引入了多发黏液瘤病，以对付迅速繁殖的兔子。但是病毒战只能使不断恶化的状况得到暂时缓解，一小部分兔子对这种病毒具有天然的免疫能力，它们在侥幸逃生后又快速繁殖起来。整个20世纪中期，澳大利亚的灭兔行动从未停止过。这个惨痛的例子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因防止生态退化在引进物种时“饥不择食”，而必须警惕生物入侵。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整个长江以北，将来自北美的火炬树大量种植，甚至种到了草原上；而长江以南的大面积土地，种植了来自澳大利亚的桉树，其中云南是“重灾区”。

中国“三北防护林”曾被誉为中国的“绿色长城”。2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用了恐怕上千亿资金来“筑城”，但是收效不大(苏扬,2003；French,2004)。绵延上千里的防护林，现在已经是坍塌的“绿色长城”。种植的树种都是“杨家将”(杨树)，不仅许多地方的杨树长成半死不活的“小老头树”，而且由于普遍种纯林，在发生虫害时，一倒一大片，仅小小天牛就将宁夏20年的建设成果——几十亿株杨树毁于一旦。这些惨痛的教训足以说明，大范围植树，尤其违背自然规律的造林是得不偿失的。即使造林成功，其投资产出比也是不合算的。2002年，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共完成造林6764km2，国家投资12.32亿元，合1821元hm-2；再看“三北防护林”，2002年完成造林4538km2，投入13.93亿元(国家林业局,2002),为3069元hm-2。两者相加为4890元hm-2，这样在内蒙古南部项目区的牧民，每户仅从国家“造林”项目中，当年收益就高达48.9万元(以南部每户5人，人均20hm2草地计算)。这样的话，发牧民工资国家都合算——牲口不养了，退化草地完全能够自然恢复，用不着造林。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许多牧民甚至到目前为止，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划进了“三北防护林”治理区。那些资金根本不能保证落实到单位土地面积上，而是集中到几个容易通过验收的项目点上，这些点远不到治理区域总面积的10%！这就是为什么出现“边治理、边退化”、“治理赶不上退化”的根本原因。某旗县据说用1.5亿造林治理了6%的退化土地。依次类推，我们还得投入21亿元才能治理其余的84%退化土地,这是因为中国草原地区90%的土地面临不同程度的生态退化(国家环境保护局自然保护司,2000.)。即使不考虑时间问题，照这样下去，国家也要花上万亿才能治理涉及550多个旗县的生态退化，这样的费用任何国家也花不起(蒋高明,2004)。

二、要认清生态治理存在的关键问题

针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系统退化，国家相应启动了许多以改善生态环境的重大工程(国家林业局,2002),但是问题依然存在，一些治理效果相对于巨额投资来讲却不尽人意。造成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我们认为，是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下述关键问题的存在：

第一，在西部经济发展方面，忽视了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和薄弱的社会基础这些基本事实。(1956)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有关于少数汉族与民族关系的精辟论述：“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确切地说，黑河-腾冲线是我国生态环境、社会经济、产业类型的综合分异线：东部以汉族为主,占全国的94.3%，面积为42.9%；西部少数民族集中分布，人口虽只有5.7%，然其面积却达57.1%(张善余，1999)。目前，中国的东部经济发展很快，西部被迫追赶，但由于人才、交通与基础条件的限制，西部不可能赶上东部。中国1000个著名制造业的89%在东部，而西部仅占11%；仅一个江苏省(13.7%)就超过了西部十几个省的总和。因此，西部无论怎样追赶，经济的不平衡这条鸿沟是很难逾越的。而在盲目追求GDP中造成的西部生态退化所需的高额治理费用，却不得不由国家来“买单”，如2002年国家“六大林业工程”的256亿元主要用在了西部。

西部脆弱的环境容易造成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化、盐渍化、气候干旱化、水资源短缺等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应当成为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的重中之重。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3600000km2，其中约有80%发生在西部，全国每年新增的荒漠化土地也大都分布在西部地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西部孕育着巨大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库，如云南是全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野生稻、茶、香蕉的近缘种都在这里分布；新疆干旱区、青藏高原地区分布有很强的适应特殊环境(高温、干旱、寒冷、强光、强紫外辐射)的物种，蕴藏着我国农业、医药业、工业持续的后备基因库。西部蒙古族、藏族、回族、维吾尔族、傣族、瑶族、壮族等所居住的地方为中国陆地生态最完整的地方，因此，我们必须感谢少数民族为中华大家庭保留了如此多样和美丽的生态系统。西部开发决不能盲目追求GDP，而必须提倡绿色GDP，将这里的生态保护好就是对国家重大的贡献：一可以节省下来巨额的治理费用，二可通过其优美的生态环境吸引东部和海外的观光客;三可将上风、上水向的环境保护好，为东部输入清洁的空气、水分、能源，如将这些折算成现金也是巨额的一笔费用，国际上流行的生态系统价值评估就是基于这种思路(CostanzaR.1997);四可为子孙后代保留完美的生态系统。而目前的现状是，西部的土壤在减少，东部的污染在增加，黄河永远不清，长江将变黄河，真是令人痛心。

第二，在生态治理措施方面，一些基本的科学理论问题没有搞清。如目前沙地草地普遍实行的种树与飞播种问题就没有考虑到生态本底。在草原上天然分布的就是草或者灌木，试图造林改变这种生态基础，但收到的效果是不大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在建国53年的森林覆盖率仅0.87%(其中包括浑善达克的天然榆树!),恰说明了造林实际上是失败的。另外树木“阻挡”沙尘暴比起草“捂盖”沙尘暴的作用来要小得多。飞播仅解决了生态恢复中的一个很小的次要矛盾，是建立在土壤中没有种子或种苗这样一个假设之上的。实际上，退化沙地和草地中依然存在大量的繁殖体（孢子、种子、根、幼苗等），只是人们没有给它生长的机会，或者人们没有管住牲口的行为。另外，飞播带来了大量的外来种，容易使一个完美的生态系统变成物种比较单一的系统，如毛乌素沙地就变成了以羊柴、油蒿为主的灌丛，生物多样性价值和生态服务功能大大降低了。

第三，在治理费用的使用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部门分割现象。经费使用缺乏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如经费是以“治沙造林”，或者“退耕还林”项目下达的，当地政府只好造林，不管实际效果如何，而上级领导也会以“专款专用”的理由监督，造成了“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的局面。地方领导关心的是生态治理费用有多少，而不是恢复效益有多大。现行政策强调退耕还林，还林有钱，还草没有钱，或者钱很少，这样，老百姓也就不顾树木死活来种树了。人们最热衷造林工程，很显然这里有“油水”，越是那些树木不能成活的地区，“油水”就越大，且基本上没有风险——树木早晚都得死，怨不到他们头上来。很多贫困县的造林工程都是“一把手”亲自抓，连“二把手”都摊不上，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某些草原上的林业局将一株不足1.5m的獐子松报价300元!这些树木后来大部分死了，找谁算帐去？年财政收入仅1000余万元的某旗县，三年来国家投入治沙造林的款项已高达1.5亿，其所在盟共有9个这样的旗县！治沙造林给地方财政带来的实惠是不言而喻的。沙尘暴问题出现后，地方领导的车辆变得高级起来，试想这些贫困县(旗)的财政收入因为减免了牧民的牧业税大大下降了，而公款消费的水平却很快提高了，钱从那里来？

第四，重建设，轻保护，甚至不愿谈保护。长期以来，人们对待生态系统的态度，只是认为她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资源，而较少考虑到生态系统对于大量外来力的承受能力，利益的驱动促使人们把生态系统当成能够“赚钱”的场所。一旦当这个系统出现了问题了，人们又轻易地把退化的原因推向“自然”的一面，或者认为是别国的退化造成了我们的生态灾难。在政策方面，存在的不合理是，哪里退化严重得到的治理费用就越多，而保护好的地区，得不到经费；在对牧户的补助中，谁家的羊多得到的补助也多。这样就变相鼓励了“生态破坏”。“生态移民”政策缺乏对移民的自我维持能力考虑，盲目下任务、下指标，地方政府为了从中得到“移民安置费”，也会去抢任务。这也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荒漠化土地越治理越多，一些冠冕堂皇的“生态建设”实际上是深层次上的“生态破坏”。以沙尘暴为例，大量的土壤物质每经历一次沙尘暴，就被刮掉一层地皮。这些物质在异地是有害的、令人讨厌的，但在当地却是宝贵的、是支持土地生机的关键因子，亿万年形成的土壤，损失了就不能弥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蒋高明,2002b)。可是，一些科学家不是将这个简单的道理及时地告诉国家，而是热衷于引进先进的仪器来监测我们损失了多少土，长期下去，于国家何益？而采取“人退保土”的办法，我们是能够减缓或者遏制土壤损失的。生态保护的关键就是保土。自然界虽然存在着应对环境波动的能力，但是人类的力量可以超越这种能力，使得生态退化超出能够恢复的“阈值”。因此，生态恢复必须在加大投入实施生态建设工程的同时，重视生态保护的作用，释放自然力。其中帮助社区发展生产、脱贫致富，是解决所有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所在(Liuetal,2003)。在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中，要旗帜鲜明地提倡“以保为主、以建为辅”的原则，而不能背道而驰。

三、人口城镇化、生态自然化

自从工业革命后，人与自然就注定处于了一种“水火不相容”的状态，自然退化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天灾”而是实在的“人祸”。如果地球上没有了人，自然生态系统重现生机是不会存在什么问题的。目前我国生态最脆弱的地区大多位于西部，这里的自然环境原本就不适宜大量人口的生存。国际上普遍认为干旱区、半干旱区适宜的人口密度为1人km-2，而我们超过了2人km-2。解决这些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人主动撤离这些地区，而集中到城(镇)中去(蒋高明等,2003)。目前，美国约有80%的人生活在城市里，韩国1/4的人口集中在汉城，埃及的尼罗河流域集中的全国99%的人口，其余地区处在自然状态，生态退化很少发生。应以人为本，将分散的、撒胡椒面式的经费使用模式向城镇集中，将以前用于生态补偿、修路、就灾、教育、医疗卫生、灭蝗灭鼠、造林种草、飞机播种、水利工程、希望工程等等的费用集中起来使用，大大提高了经费使用的有效性。利用城市化的各种有利条件，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可以达到实现城市化与治理生态退化的双重目标。国家花在治理上的费用，如阿拉善荒漠是450元hm-2，而那里的牧民每人有300hm2，如果费用集中起来，他可能每年就有1万多元，仅这个费用就足够他过上小康的生活。没有了人口的压力生态的恢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按照一般的规律，沙地草地是1-3年，草原是3-5年，森林地区是5-10年，荒漠是10-15年，至于湿地等则更容易实现自然的生态修复。我们以后生态恢复的重点必须是释放这种自然力。具体地，人口从严重退化地区的向外转移方式有以下的模式：

第一，人口向大城市的转移中国有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34座，这些城市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主要来自农村。北京平谷“京东大峡谷”有个桃峪村，近年100多口人自发地向沟外的城镇搬迁、年轻人进城做工，村里的人搬空后，周围山地长出了郁郁葱葱的森林，连农民家的院子里也长满了树，而政府花几百万元钱修建的公路、架设的电线从此失去了用场。如果持续鼓励民工离土，则他们对当地的生态压力可以大大减少，非常有利于生态恢复。从经济的角度，他们对家乡的贡献远比在老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要大的多。在“世界工厂”干活的民工们都会把挣到的钱返给老家，积少成多，这笔钱加在一起，在某些省份甚至超过了该省全部机器开动和全体农民“起早贪黑”辛勤劳作换回的财政收入。拥有8600万人口的四川省，1500万外地民工2003年寄回家的钱约为450亿元人民币，而该省同年的财政收入为292亿元人民币！试想，如果那450亿是从当地的土里刨出，得需要多少年，需要牺牲多少环境做代价呢？西部落后农村尤其提倡到东部大城市做工的做法，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移民搬迁和促进城市化。

第二，人口向局地的中小城市转移国内587座50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承担着接收退化地区迁移人口的重要任务，这些城市宜定位在现有的地级市和县级市，因为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许多城市还有更多的容人空间，尤其在西部地区，因为原来的人口非常分散。那些以能源型为主的城市更具备潜力，因此西部的经济战场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地下。西部的能源与矿山优于东部，可以为东部的经济持续增长输送动力和原料，而这一些需要人来做。在中国最西端的塔里木盆地，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气候恶劣，人类难以生存。自塔里木盆地丰富的油气藏被发现并开始大规模开发后，库尔勒、库车、阿克苏等一批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随着能源的开发，沙漠北缘的库尔勒市，上世纪90年代初还是个原始小镇，发展到今天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位居中国城市前列的中心城市。陕西省神木县2001年以前还是一片荒凉景象，现在能源开发所需采掘、加工、服务方面的大量劳动力为陕西省神木县新增1.3万个就业岗位，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从黄土高原的“穷县”变成了年财政收入5亿元的“富城”。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对能源的开发兴起了众多“资源型城市”，从山西大同、太原到新疆的可可托海，如今这些城市中有许多因为资源的枯竭而衰落，而现在崛起的新一代“资源型城市”正在竭力避免重蹈其覆辙，他们采取的路子不只是单纯地开采，而是开采和深加工一体化。这样可以保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避免人口向自然生态系统的回流。

第三，人口由分散式向乡镇转移在中国由农业大国向工业化推进的过程中，农村城镇化的作用非常重要，现在全国共有建制镇19692个。然而，现有的建制镇中，72%分布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和较发达的中部地带，而经济落后的西部，其比重只有28%，需要迅速提高西部的城镇化，结合生态恢复，加速该过程。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在70%以上，而我们只有40%，因此，生态恢复的潜力在于城镇化。今后人与自然的总格局肯定是：人住在城市里，野生动物住在自然里，彼此相安无事。既然这个趋势不可避免，且我国的生态退化又如此严重，何不可将城市化要花的钱和生态修复要花的钱结合使用呢？内蒙古阿拉善盟现有人口中，城镇人口13万人，城镇化率达到68%，农牧区人口只有6万多人。即使如此，全盟现有的耕地面积尚可搬迁安置牧民1.6万人。而农牧区人口中,从事草原畜牧业的人口只有3万多人,需要搬迁的人口数量并不多。可以用较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生态和社会效益,目前全盟已成功搬迁转移牧民人口1.7人，进入镇区的牧民将以从事服务业、矿产开发业等二、三产业等为主。这些措施无疑都大大促进阿拉善盟270000km2荒漠的生态保护(伏来旺,2000)。

再看浑善达克，没有了人的压力，这里的自然恢复更易实现。中国科学院连续5年的实验充分证明，这里的退化沙地治理既不用种树、也不用种草，自然力完全能够胜任恢复退化生态的任务(蒋高明,2002a；刘美珍等,2003)。在1万多平方公里的沙地上，破坏的因素只有3万多纯牧民，而利用正蓝旗的上都高勒、桑根达莱和哈毕日嘎三个镇就可以将分散的牧民集中起来，他们退出的土地仅利用其中的100万亩高生产力的塌拉发展草产业就可以获得6000多万元的纯收入，建设成上万平方公里有野生动物自由出没的、没有围栏和人工干扰的自然保护区(目前中国尚没有一家)来发展旅游的潜力更大，而该旗目前的财政收入不到2000万元，而国家给该旗的生态治理费用就高达4000-5000万元。可见，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土地是能够升值的，关键是如何利用她和保护她。

四、先易后难、分类治理

目前的治理在很多情况下是啃“硬骨头”，如在荒漠上造林，在北方山区的阳坡“爆破造林”，而在一些很容易自然恢复的地方如四大沙地、北方山地的阴坡与沟谷、南方山地、南方湿地投入的生态恢复费用不大，或者有投入，但是治理上又在很大程度上用人力代替自然力，形成了许多所谓物种单一的“绿色荒漠”。我们应当采取“蚂蚁啃骨头”的做法，年年造林，使之年年见林,累计起来我们生态恢复才能有所作为；再加上我们提倡的将城镇化和生态恢复结合起来，中国的生态环境在不远的将来肯定能够改善。具体地，在实际治理中，应当改变目前的“一刀切”做法，实行先易后难、分类治理；在治理中，重点是解决社区生存的压力，释放自然的恢复潜力；在政策上鼓励企业参与，逐步形成以生态恢复为主的产业，按照市场规律运行。具体地：

第一，沙地与沙漠的治理沙地可以分成下列两种类型：1）无奈的沙，如阿拉善的西部、新疆的大部分荒漠，对于这种类型，主动的办法是放弃，即人退出来，使其自然恢复；2）能够适度利用的沙，如浑善达克、鄂尔多斯、科尔沁、呼伦贝尔等，可以利用的沙地中的丘间低地，但要在科技、经费、市场机制等保证的前提下提高土地利用方式。建议国家首先将四大沙地的生态恢复列为重点，它们全部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总面积约有150000km2，约相当于0.6个英国，4个台湾，恢复后的稀树疏林草地景观恰是“萨王那”类型的。可以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的途径，全面实行退化沙地的生态恢复，并考虑作为其他更高附加值的利用方式，如生态旅游、国际狩猎场所等。经初步估算，10亿元就可以建立10000km2的浑善达克生物圈保护区，将3万牧民人集中到有交通、水源、信息和教育条件好的城镇中去，野生动植物按照自然的规律恢复。既可促进退化草原的生态恢复，又能保障治理期间牧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如能坚持此方案3-5年，四大沙地的生态恢复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中国的四大沙地具有破坏容易、恢复也容易的特点(蒋高明,2002a;b)，这一点是鲜为人知的。

第二，北方草地的治理我国天然草原占国土面积的41%，是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和绿色屏障(陈佐忠和汪诗歌平,2000)。草地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措施再加上政策的引导进行综合治理:1)严格载畜量计算基础上的自由放牧；2)退化草地恢复与改良。政策途径是鼓励轮牧、奖励休牧等。应当采取优惠的措施鼓励企业尤其是名牌企业(乳业、肉业、加工业等)的加入，形成龙头产品，当然消费的终端是以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为主的。草原也会因其无污染(天然草原是不打药不施肥的，另外最重要的是空气和水中无污染,这是任何内地环境所不具备的)、动物食物丰富的植物多样性而使其产品更具有市场竞争性，从而为企业带来丰厚的回报。

第三，农牧交错区的治理可采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压缩农田面积，加强科技与经费投入，提高畜牧业的比例，发展奶牛业和育肥等措施。这里的问题同草原地区一样，关键是其产品的出路，这个出路同样在城市里。因此，我们建议市民，停止捐钱来草原、沙地、农牧交错区造林，与其造成金钱的浪费，还不如以实际行动，发挥“上帝”的购买能力，使这些地区能够在经济上“脱贫致富”，既解决了自己的日常消费问题，也解决了退化地区的生存压力。生态恢复的任务就可以“放心地”交给自然界去做了。

第四，南方退化坡地的治理实际上，南方退化山地在减少人为压力后，大部分能够恢复以森林为主的生态系统，实施的难度是如何摆脱社区贫困问题。国家可以通过严格的生态评估，确定优先恢复的退化山地与坡地，结合“天然林保护工程”、“自然保护区工程”以及“生态补偿制度”，封山育林、育灌、育草。通过农林复合系统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南方山地大农业，根据地方的区位优势，进行合理的生态产业规划，如建设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基地。南方贫困山区大多具备比较优美的生态环境，具有非常可观的生态旅游资源，建立保护区可带动这类生态系统的恢复。四川九寨沟在建立自然保护区以前，藏民是靠山吃饭的，以原始性的破坏自然为代价。1984年建立自然保护区，发展起生态旅游后，所有藏民都变成了生态系统的维护者，大面积的森林靠自然力全面恢复。目前，门票与旅游观光车的收入两项，每年就达3亿多元。

第五，退化湿地的治理我国现有湿地660000km2，其中天然湿地260000km2。但是，由于长期人类活动的影响，湿地被不断围垦、淤积，面积日渐减少。目前，我国天然湖泊已从历史上的2800个减少到1800多个，总面积减少36%，国家急需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护与恢复各类湿地。从生态系统的角度，使进入环境的水通过生态系统固有的功能，加上强大的科学技术应用，使水资源得到减量使用、循环使用、充分提高水分利用效率，减少水污染。湿地恢复的关键是生境的建立，一旦水体稳定后，水生植物群落非常容易恢复，在恢复过程中避免使用外来物种。沿湖、沿河、沿海的湿地应当尽量减少太多的人工痕迹，在这方面，荷兰的经验值得借鉴。

第六、退化森林的治理我国森林面积覆盖率约为14%，但这其中包括一定面积的灌木在内，灌木不是林。要制定全国的适合种树区域的规划，以封山育林为主。森林恢复的主要压力是谯采和放牧，因此，需要采取转移人畜的办法保证森林更新。人工林种植，森林树种要避免单一化，增加林分结构的合理性，使之能够抗病虫害、抗营养贫瘠，能够自我调节能力。在树种选择上，以前多强调速生，实际上在有条件的地方还应大量发展那些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大的传统本地物种，如东北的“硬杂木”、南方的楠木等。在区域布局上，造林的重点应放在东部山地或部分平原地，恢复从热带森林到寒暖温带的森林，尤其热带和亚热带的森林，这样东南的山地如能覆盖大面积森林后，以及湿地恢复后，可以向干旱的西部从空中输送水汽，减缓西部的旱情。相反，西部干旱区与半干旱区应停止在草原上和荒漠上造人工林，自然恢复本地的草原与灌木，而要造林的话也应沿河或阴坡低湿的地方，保障树木的成活和发挥生态效应。

五、保障经费使用的有效性

费用的使用重点是解决社区生存的压力，释放自然的恢复潜力。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涉及许多部门，如林业、农业、水利、环保、矿产资源、土地、自然保护区等。而在具体的生态恢复中，上述部门必须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全国一盘棋。实现上述治理的关键一环是保证经费使用的有效性。经费的发放应给具有较好经济实力和信誉的企业或科研单位，企业所采取的措施必须建立在科学的依据之上，而科研单位要有企业作为依托。在这种治理模式上，国家是“甲方”，她关心的是治理的实际效果，企业或科研单位是“乙方”，它们需要完成合同的任务。这样，企业是要承担风险的，而不是现在的“治理失败了，只当交了学费”。在治理中应当考虑使退化地区的“当事人”受益(实际上这是花钱的主要开支项)，而不是政府或者部门“养人”。治理后的效果应当能够巩固，社区的经济、生态应当可持续发展。应当采取公开、公平、竞争的方式使用经费，杜绝现有的国家资金地方政府（或国家部门）地方政府部门下级政府或政府部门项目实施者（包括农户或牧户的经费使用渠道，这样做的缺陷是资金使用不集中，条块分割。在治理中要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建立有效的经费使用监督与检查机制。

对国家已经进行和正在进行的生态工程需要有一个科学的评估标准。主要是对恢复后的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整体特征进行评估。对恢复后的生态系统的整体评估主要是指生态系统在外界干扰下的恢复能力，生态系统可持续自然演替的能力，在人的方面是能够在经济上可持续，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即我们反复强调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否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提高。对于那些违背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超大型人工生态工程，及时进行调整甚至果断停止都不失十分明智的做法。

参考文献

Bradshaw,A.2000.Theuseofnaturalprocessesinreclamation-advantagesanddifficulties.LandscapeUrbanPlanning,51,89-100.

FrenchH.W.2004.Billionsoftreesplanted,andnaryadentinthedesert(JiangGaoming’point).NewYorkTimes,April11,p3.

Liu,J.G.,Daily,G.C.,Ehrich,P.R.&LuckG.W.2003.Effectsofhouseholddynamicsonresourceconsumptionandbiodiversity.Nature,421,530-533.

陈佐忠、汪诗平.2000.中国典型草原生态系统.北京:科学出版社.

董哲仁.2003.荷兰围垦区生态重建的启示.中国水利，(11):45-47.

伏来旺.2000.转移战略论.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国家环境保护局自然保护司.2000.中国生态问题报告.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国家林业局.2002.六大林业工程.

蒋高明、刘美珍、韩念勇、李文军、苗河.2003.内蒙古锡林郭勒生物圈保护区中城市(镇)的功能及其与生物圈保护区的关系.生态学报.23:1184-1191.

蒋高明.2002a.浑善达克沙地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的对策.中国科技论坛,3:13-15.

蒋高明.2002b.沙尘暴及其治理.中国科学院院刊,6:419-423.

蒋高明.2004.中国植树造林投资大收效小，沙化治理需落实权责.国际先驱导报,5月7日第9版.

刘国华、傅伯杰、陈利顶.2000.中国生态退化的主要类型、特征及分布.生态学报,20:13-20.

刘美珍、蒋高明、李永庚、高雷明、于顺利、牛书丽.2003.浑善达克沙地退化沙地草地生态恢复实验示范研究.生态学报,23,251-259.

.1956.论十大关系.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苏扬.2003.人类搬砖砸脚的几件事.人民日报,3月8日.

退化范文篇9

由UniversityofManchester（曼彻斯特大学）的SvenModell完成的论文“IsInstitutionalResearchonManagementAccountingDegeneratingorProgressing?ALakatosianAnalysis”（《管理会计的制度研究是退化还是进步?一项拉卡托斯分析》），刊发在2022年ContemporaryAccountingResearch期刊上。这篇论文基于拉卡托斯的分析方法，对采用制度理论的管理会计研究是退化还是进步展开分析。在过去的40年里，以制度理论为基础的研究已经成为会计研究文献中社会学思想的主要分支之一。这一思路在管理会计研究中特别有影响力。然而近年来，一些制度理论研究贡献者开始对会计学者在推进对会计在组织和社会中作用的努力中以不加批判和过度折中的方式应用制度理论的倾向提出担忧。批评者认为，人们更多地关注重新包装制度论点，而不是提供对组织行为的实质性新颖见解。援引拉卡托斯关于科学进步的观点（Lakatos，1970），一些批评者甚至认为制度理论现在出现了一个退化的研究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对组织研究做出进步的贡献（Reedetal.，2019；Aksometal.，2020）。当制度理论被应用到其他研究领域（如会计）时，这种退化趋势可能会被放大。例如，有人担心在当代会计研究中广泛借鉴相关研究领域的理论并不一定有助于提高我们对管理会计作为一种组织现象的认识。也有人担心会计学者并不总是根据他们研究领域的独特见解，对借鉴理论的领域做出贡献（Lukkaetal.，2014）。文章采用了拉卡托斯分析方法，作者对该分析方法进行了概述。拉卡托斯的科学进步模型建立在理论发展的进化观之上，适用于任何解释目的具有明确阐述的学者。

Lakatos(1970)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进步的观点，即科学进步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相关的理论构成了一个更大的研究体系，这样的研究体系是进步的，因为每个新理论都对特定现象提供了进一步的解释，而不与同一体系中的现有理论相矛盾。寻找这种进一步的解释通常是由经验上可观察到的异常触发的，现有理论尚未解释，但那些新理论能够解释。在此基础上，作者探讨制度理论是在退化还是在进步。将有关科学进步的拉卡托斯模型应用于随时间推移而演变的制度理论的许多变化形式，我们首先需要指定可能被视为这个更大研究体系的硬核，然后确定这个硬核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相对稳定。作者通过分析发现，尽管制度研究体系已经演变成一个异质的学术体系，其硬核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从一开始，制度理论研究学者就把组织看作是社会建构的实体，组织的生存取决于它们实现和维持社会合法性的能力，并认识到制度是一种受社会制约的现象，而不能被灌输无限制的理性。即使在制度理论研究学者试图更加强调和变革的领域，比如对制度创业与战略的研究，他们也没有对这一硬核提出挑战。由于制度理论研究学者不愿使支撑这一硬核的假设接受严格检验，同时齐心协力地推进嵌入的概念，硬核被挑战的倾向也降低了。这些努力催生了许多制度理论的变化形式，它们都对（去）制度化过程如何展开提供了进一步的解释。然而，从制度运行和制度逻辑观点的概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变化形式中出现的研究并不总是设法避免将行为和现存制度的作用归为一类，并改进对（去）制度化的现存解释。除非坚持对和制度的平衡，否则制度研究就有退化的风险。因为它既可能导致研究人员重新回到与制度同构研究相关的决定论，又可能导致过度的自愿主义、以行为者为中心的（去）制度化的解释。

作者将这种对退化和进步趋势的分析扩展到管理会计领域，绘制了1980—2021年基于不同制度理论演变的管理会计研究的累计数量图（见图1）以展现管理会计制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到现在的演变过程。为了在控制出版渠道质量的同时，将研究样本保持在具有代表性的规模，对相关研究的搜索限于11个主要会计期刊，这些期刊定期发表基于制度理论的管理会计研究。文献检索基于一组反映上述制度理论演变的关键术语，有163项使用制度理论作为其唯一分析视角或与其他理论一起使用的研究被纳入分析。与之前的制度理论框架和拉卡托斯的观点一致，即研究体系由一组相关且经常共存的理论组成。这些研究分为五个集群（见图1）：①制度同构与脱钩；②制度创业与战略；③嵌入与制度冲突；④制度运行；⑤制度逻辑与复杂性。图1证实了拉卡托斯的观点，即构成研究体系的理论不会中断也不会相互替换，而是在较长时间内继续共存（Lakatos，1970）。此外，尽管组成研究体系的研究数量没有告诉我们这些研究方向是在退化还是在进步，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五个研究集群中除了一个之外，所有研究集群仍在增长。在过去的20年里，由制度同构和脱钩以及嵌入和制度冲突的概念所属的集群都在稳步增长。最近，关于制度运行、制度逻辑和复杂性的研究迅速发展。唯一看起来停止增长的是制度创业与战略。最后，作者总结了本文的关键发现，研究人员在（去）制度化过程中倾向于将行为或现存制度的角色归为一类，从而低估了嵌入，这确实是管理会计制度研究中出现退化趋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方面，这种倾向在制度创业与战略的研究中最为明显，尽管制度理论研究者对这种概念进行了广泛的批判，但这些研究仍然把行为设想为一种基本的非嵌图11980—2021年基于不同制度理论变化形式的管理会计入现象。另一方面，它也继续困扰着部分从制度运行和制度逻辑角度出发的研究，这些研究最初是为了解决制度分析中缺乏对嵌入的关注而设计的。

虽然这些倾向并不是管理会计文献所独有的，可以在更广泛的制度研究文献中找到，但管理会计学者也产生了一些退化的倾向，这在研究文献中没有得到广泛记录。将功能主义和制度理论相结合的相对广泛和日益增长的做法，导致一些研究人员将功能主义假设移花接木到制度分析中，威胁到制度研究体系的硬核。在某种程度上，对制度研究体系硬核的明确威胁，也因为到目前为止管理会计学者不愿意放弃制度理论研究方法而得到缓解。与制度理论在组织研究中的总体发展相似，很少有人直截了当地否定制度理论，用功能主义对会计在组织中如何运作的描述来取代它。然而，将功能主义假设带入制度分析的趋势可以说是一种更隐蔽的威胁，可能会慢慢侵蚀制度研究体系的硬核，破坏其独特的内涵。这篇文章对未来研究的影响和贡献在于：首先，强调了对嵌入的高度重视，同时突出了行为和现存制度解释（去）制度化过程的中心地位。其次，此类研究不仅可以使会计学者能够基于会计研究独有的见解为更广泛的制度研究体系做出贡献，而且可以构成强大的堡垒，防止任何将功能主义带入制度分析的趋势。再次，为了推进如上所述的研究进程，建议管理会计学者采用比较分析方法来进行理论研究，对比不同背景下特定制度和会计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密切关注会计与组织实践的（去）制度化相关的过程，以追踪它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社会。然而，为了让研究人员深刻了解参与这类过程的行为是如何受到现存的，或是长期存在的制度制约，研究人员需要认真对待社会发展历史（Mutch，2018）。此类研究在管理会计文献中仍然很少，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单个组织的会计实践如何影响行业层面动态和组织周围制度环境形成的理解。这篇文章所用的拉卡托斯科学进步模型也存在局限，对学术研究的有用性概念相对狭窄。相比现有关于组织研究中理论有用性的讨论和其他管理会计文献，这篇文章的重点是科学性而不是实际有用性。然而，在考虑制度理论的有用性时，重要的是不要过于狭隘地界定会计从业人员的概念，要认识到制度理论使会计与更广泛的受众面相关联的意义，否则可能意味着根据对组织绩效狭隘的管理主义关注来构建制度论点，从而增加将功能主义假设带入制度理论的诱惑。

作者：张川 刘立霞 单位：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上海电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上海电机学院商学院 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退化范文篇10

现在一般认为，土壤退化（soildegradation）是指在各种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下，导致土壤生产力、环境调控潜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下降甚至完全丧失的过程。简言之，土壤（地）退化是指土壤数量减少和质量降低。数量减少表现为表土丧失、或整个土体毁坏、或被非农业占用。质量降低表现为物理、化学、生物方面的质量下降。

为了正确理解土壤退化的概念，可从以下方面进行认识：土壤退化的原因：土壤退化虽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引起其退化的原因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因素包括破坏性自然灾害和异常的成土因素（如气候、地形等），它是引起土壤自然退化过程(侵蚀、沙化、盐化、酸化等)的基础原因。而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不和谐即人为因素是加剧土壤退化的根本原因；土壤退化的本质：就是土壤资源的数量减少和质量降低。土壤资源在数量上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随着土壤退化的不断加剧，土壤数量逐渐减少，土壤质量也在不断的降低。

2城市园林绿地的分布

城市园林绿地的土壤呈斑块状不连续分布，散布于公园、花园、庭院、道路两旁等地域上。这些地域并存着不同时代类型的土壤，具有较大的时空变异性，相邻的土壤在发生上可能毫无联系，因此城市园林绿地土壤往往呈现地带性微域分布。其分布范围是人为主观划分出来的，包括公园绿地土壤、隔离带绿地土壤、街道绿地土壤、居民区绿地土壤、单位环境绿地土壤等。

3城市园林绿地退化的特点

土壤生态退化是由于人类活动的干扰和恶劣自然环境条件的作用或二者共同作用下造成的土壤生态系统结构破坏，调节功能衰退，土壤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生产力下降及土壤荒漠化、干旱化、板结化、酸化、盐碱化、养分亏缺与失衡等一系列土壤生态环境恶化的过程和现象，被称为“宁静的灾害”。土壤生态系统的退化实质上是土壤生态系统遭受破坏或者各个子系统之间不协调发展的结果。由于城市绿地系统是城市系统内唯一执行自然“纳污吐新”的负反馈调节机制的子系统，城市土壤作为城市绿地系统的基础，遭受到城市活动和城市化过程带来的环境压力，造成城市绿地土壤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发生很大变化，土壤质量降低。这些变化往往影响到树木、花草的正常生长，从而极大地影响绿地质量和绿化效果。

城市园林绿地土壤受工业快速发展、人口高度密集和强烈的人为活动的影响，虽然其六大功能并不会完成转变或彻底丧失，但在遭受强烈人为扰动和重新堆积后，城市园林绿地土壤的原有性状被破坏，并伴随着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土壤污染，从而形成了城市园林绿地土壤不同于其它土壤类型的特点：自然层次紊乱，成分复杂、侵入体多，物理性质不良，有机质和养分缺乏，污染因素增多，PH值偏高或异常，扎根条件限制。城市园林绿地土壤的这些特点会不同程度地限制其功能的发挥。如土壤污染导致生产力水平下降，污染物积累，造成土壤环境容量减小和“化学定时炸弹”等诸多危险，所有这些特点如果超过土壤生态系统的生态阈限，必然导致城市园林绿地土壤的生态退化。

4土壤退化的后果

土壤退化对生态环境和国民经济造成巨大影响。其直接后果有：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遭到破坏，土壤生产力和肥力降低；破坏自然景观及人类生存环境，诱发土被破坏、水系萎缩、和气候变化；化肥使用量不断增加，而化肥的报酬率和利用率递减，环境污染加剧；人地矛盾突出，生存环境恶化。

5城市园林绿地土壤的生态恢复与措施

加大宣传力度，增加人们对土壤退化的危害及其严重性的认识，同时要制订有关政策，制止助长土壤退化的行为。

合理施肥。合理施用化肥，调节有机肥与无机肥施用比例，适当减少化肥施用量和增加有机肥的施用量，有利于改善和提高土壤肥力、防止耕作土壤退化。

合理灌溉。合理的灌溉应是依作物的不同类型和生长期，选择合理的灌溉方法、水量和时间以及使用无污染的灌溉水。

减少土壤的农用化学品投放量。大量施用化肥导致土壤养分比例失凋、作物养分中毒及地下水的污染；使用农药和化学除草剂所带来的生物链破坏、对土壤的污染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农产品污染。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上壤的退化，而且还危害到人类的安全和健康。采用抗性较强的植物品种，做到适时施用农药；适当耕作除草，减少除草剂的用量。

增强环保意识，减少工业污染物的排效，防止土壤的化学污染。不同绿地类型的恢复实施措施，针对不同绿地的的退化的恢复措施

生产用地。由于常年有产品输出，在起苗时常带走一定量的肥沃表土，根层土壤肥力下降，地力消耗很大。要适当补充养分，施肥改土以增加有机质，才能达到输出优质苗木的需要。

公园、广场、小区绿地。由于人流量大，人为干扰很强烈，行人践踏严重，影响植物的生长和健康状况。对于退化公园、广场绿地的恢复可以通过加设绿地围栏等防护措施，设置围栏后可改变地表结构及土壤的理化性状，提高自然含水量，有利于有机质和养分进入良性循环。小区绿地可以将植物凋落物归还土壤，用以熟化土层，土壤性质和肥力就会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道路交通绿地。土壤前期受机械压实，后期人为践踏相当严重，树木凋落物被清走，土壤难以进入良性循环。不透气铺装道路，人行道树木生长易受阻，筑路时的渣砾、石灰较多，PH值增高，树木受害，汽车尾气污染等也使土壤难以进土良性循环。可以通过改善人行道不透气铺装，铺装透气砖，增加透气性，加速养分转化，提高供肥能力；逐年减少土壤中的砾质含量，改善其物理性状；在施工中注意熟化土的保存，避免生土覆盖熟土；防止城市生态环境的污染，如汽车尾气含量限制在排放标准之内，尽量排除废渣等碱性垃圾，改善PH值。

针对不同的退化特点的恢复措施：城市绿地土壤的PH值。土壤PH值太高可以用有机物或硫化废物进行改善；PH值太低就可用石灰进行改善。还可以选择一些对酸有较强抗性的植物来改善土壤性质。

重金属含量太高。重金属不能被微生物分解，可被生物富集。土壤一旦被重金属污染，其自然净化和人工治理都非常困难。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壤可以用有机肥通过吸附作用加以改良，也可以施加抑制物（如石灰、磷酸盐、硅酸钙等）使之成为难溶化合物，以暂时降低重金属的转移。此外通过生物改良措施，种植一些吸收重金属的植物，也可达到目的。如蕨类植物蜈蚣草对砷具有很强的超富集能力。

盐分太高。可以采取灌溉的方法对土壤进行改善，也可以种植植物。它们能从土壤中吸收超量盐分，并在叶子中富集，当它们分解后释放出的盐可以阻碍其它植物生长。但是如果配合干扰行为，即在这些植物开始分解前将其清除，那么这种植物的种植就有助于改善盐碱土壤。

营养缺乏。最切实有效的方法是种植豆类植物，利用其固氮作用来增加营养；另一种方法是施用有机肥料，增强土壤微生物的活性，逐渐恢复退化土壤的含磷量。

城市绿地土壤是绿化植物的直接载体，土壤质量是城市绿地质量的关键。改良和培育土壤，保持“地力常新”，提高土壤质量，是一项具有战略地位的重要工作。城市绿地的持续稳定发展首先要解决城市绿地土壤的质量问题。现在，城市绿地土壤处于一种退化状态，后果严重，城市绿化的主管部门应及时地根据城市绿地土壤的分布和退化特点，采取必要的措施，使退化的城市园林绿地土壤恢复到健康状态，做到根据绿地植物的生态要求，选择适宜的土壤；根据土壤的肥力特征和生态特性，选择适宜的植物进行合理配置，充分发挥城市园林绿地土壤的功能，使城市园林绿地的生态作用、游憩作用、景观作用和灭灾作用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

参考文献

[1]曹勇宏城市绿地系统建设的生态对策

[2]钱乐祥、朱鹤健福建土地退化灾害研究

[3]陈杰城市化对周边土壤资源与环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