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股权范文10篇

退股权范文篇1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退股权事关股东利益保护问题，我国公司法对此规定有疏漏之处，不利于公司的发展。作者就退股权的权利属性、行使条件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保护小股东利益的立法建议。

笔者在近几年的公司法教学和法律实践活动中较为关注公司企业的小股东的利益保护问题。常常在公司的本质、资本制度的刚性与弹性、股权平等的真谛与价值、股权保护与债权保护的冲突与平衡、股权的界限、公司运行中的司法介入、公司法的现代化等问题上陷入长久的思考与探索而难以得到要领。无论是讲课还是著文，惟恐强调一面而损伤其余，因此对问题的探讨受到矛盾心态的支配往往不能深入。以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利益保护为例，作者一方面考虑资本多数决原则的合理价值，考虑国有股权的支配地位的现实性，考虑中国公司法贯彻传统的大陆法系中严格的法定资本制以巩固公司的独立地位和信用的必要性，因此自然而然的接受并维护股东不得撤回其投资的固有规则。但是，冷静而审慎地观察中国公司法在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利益保护方面的消极作为，小股东面对大股东的骄横跋扈的专权行为没有任何的救济手段可用，作者开始意识到我国公司法在资本制度上奉行的原则已经或正在造成债权保护与股权保护的失衡。股东向有限公司投资就意味着步入了有进无出的单行线，当大股东在公司中滥权时，小股东无法维权，无法转让其出资，不能申请公司解散，更不能撤回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留给小股东的选择只有三种途径：一是自行否决其股东的地位和尊严，俯首向大股东称臣；二是忍气吞声，任由大股东欺压而长期处于无奈和无力反抗的境况；三是胆大者采取私力救济的方式，抢公司印章、财产，甚至武力相向。

反思这些现象，我们不能不责怪我国的公司法在有限公司小股东利益保护方面的严重疏漏。公司法的立法者、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各地受理小股东不公平妨碍诉讼的法院、公司法理论资源的专业提供者都应当作些什么，以改变目前的这种局面，使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利益的保护如同股份有限公司小股东利益的保护那样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正是基于这一现实的考虑，笔者提出股东退股权的命题，并进而作出理论上的初步探讨，以对支配我国公司法体系的严格资本制度提出检讨，期望公司法能够借鉴国外制度发展变化的成功经验，把对小股东利益的保护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吸收确定，使公司法本身更具现代化，也使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同小股东利益的保护受到公平的对待。

一、退股权的权利属性

公司法的主流理论往往将股东权利分为自益权和共益权，股东凭借其自身的行为就可行使的权利称为自益权，如红利的分配权、公司增资时的优先认购权、公司解散时的剩余财产分配权等；股东需和其他股东共同合作一起行使的权利称为共益权，如会议出席权、讨论权、意见发表权、提案权、财务帐目查阅权、特别股东会召集权、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股东的权利源自于股东向公司的投资行为,并受公司法的直接保护。公司以其名义开展经营活动,股东在完成投资后以有限责任割断了与债权人之间的联系，债权人与公司进行交易时已明白其利益实现的全部基础仅仅在于以公司的资本为中心形成的公司的净资产。因此，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十分注重公司资本的完整性，限制公司的股东权的行使可能对公司资本的任何损伤，股东的个人资产与公司的资产划定明确的法律界限，未经债权人的同意股东不可以将投入到公司中的资金撤出，因为它们是债权人利益实现的基本保障。法律的设计者给公司的股东预留了两个通道以供完成投资的股东重新将股份转变成资金：一是公司减资，二是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公司减资意味着公司的股东先于公司的债权人而取得公司财产，公司资产的减少会使债权人利益的实现负载上更大的风险，而这些资产本来是债权人利益实现的期望所在。有鉴于此，公司法确立了资本不变原则和资本维持原则，确定在公司减资时应当经过债权人认可的法定程序，非经通知债权人并征询其意见的程序公司不得减资。有限公司的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仍属于股东自益权的范畴，尽管转让应经其他股东的同意（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认购权）。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只是改变了公司的持股股东，并不损伤公司资本的完整性，当然无必要征求债权人之意见。股东通过股份的转让，将股份转换成资金，实现了其权利。然而，无论是减资，还是转让股份，往往是在公司运营中不存在大股东挤压小股东的气氛中进行的，一旦公司中发生对小股东不公平妨碍的行为，大股东如果反对小股东转让其股份，则其他的人一般不敢接受转让，也就不可能产生公司法强制大股东购买该转让的股份的法律条件；而通过公司减资使小股东撤回投资需要公司的股东会作出决议，掌控公司大权的大股东是否同意减资当然存在疑问。此外，即使大股东同意通过减资让小股东撤出资金，但减资不仅仅面临债权人的质疑，而且还受到法定最低资本金和股东人数不得低于二人的限制。险关重重，小股东在公司内部倍受欺凌，“走为上计”，但是“走”又是何等的困难。

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当时不公平妨碍诉讼制度尚未确立，英国公司法依据公司的合同属性对受害股东赋予了向法庭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的保护手段，小股东在不能忍受大股东的各种不公平挤压行为时可径直向法庭申请颁令解散公司，结束公司的生命并依据投资比例分配公司的剩余财产。这一方式是当时小股东保护其利益的唯一方式，如果股东间无法继续维持公平的合作，不失为一种温和的解决办法。但清盘的后果本身是公司的扼杀，因而法庭很不愿意简单采用，往往在诉讼进行中在法官的安排下大股东承诺消除不公平的行为并给受害股东一定的损失补偿后，小股东自动撤回申请,使案件得以了结。为了弥补公正合理清盘令的不足，不公平妨碍诉讼体制才得以引入。但是，公正合理清盘令的诉讼方式在英国仍是小股东维权的必要保留制度，并且取得了成文法的形式，英国1986年破产法第122条、124条规定,小股东可以请求法院解散公司，如法院认为解散公司是正当与公平的,便可颁发公正合理清盘令。实践中，法官颁发公正合理清盘令的判断的事实依据有：（1）公司行为违反小股东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期望；（2）公司经营超越章程大纲和章程细则所定之范围或公司设立的目的已无法实现：（3）公司实际上仅仅是大股东、董事或经理人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和“外衣”；（4）公司被人利用进行诈骗或其他非法活动。英国公司法上的公正合理清盘令制度为其他国家后来的立法所效仿，如美国《示范公司法》第十四章第三分章规定了公司的司法解散，确认法院可以解散一家公司，如果公司的股东向法院提起了解散公司的请求，并且证明以下事实中的任一一项：（1）董事在经营公司事务时陷于僵局，股东没有能力打破这一僵局，并且不可补救的损害正威胁着公司或公司正遭受着这一损害，或者正因为这一僵局。公司的业务或事务不能再像通常那样为股东有利地经营：（2）董事们或者那些支配着公司的人们的行为方式曾经是，正在是或将会是非法的、压制性的或欺诈的；（3）在投票力量上股东们陷入僵局，它们在至少两次年会的会期内不能选出任期已满的董事的继任者；（4）公司的资产正在被滥用或浪费。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61条、日本《有限公司法》第71条之二分别规定，持有相当于资本的十分之一以上的出资股份的股东有不得已之事由时，当然包括不能容忍大股东滥权的情况，可向法院请求解散公司。我国公司法对公司的司法解散未作规定，公司法第190条第二项规定的所谓“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时”可以解散的情况，无论如何不可能解读为是出于对小股东利益保护的考虑。具有浓厚的国家强制主义色彩、奉行资本多数决原则和严厉的法定资本制原则、未体现丝毫以人为本精神的我国公司法对小股东的保护几乎是空白的。在司法实践中，凡小股东在不能忍受大股东压制的情况下向法院提出解散公司的，法院或是不受理，或是以“诉请无法律依据”为由驳回起诉，概莫能外。我们当然可以通过赋予小股东向法院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的权利的方式维护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也可以设计其他的维权方式诸如限制大股东的表决权，不公平妨碍诉讼权，表决权排除制度等以适应矫正大股东滥权行为的现实要求。但是，大股东对小股东侵权的行为及结果千差万别，小股东行使的权利如果过分单一，比如公司有数个股东的情况下，某一小股东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就不十分恰当。当小股东不堪继续忍受大股东的挤压，而公司仍有延续的价值，无法通过转让股份、减资的途径实现小股东退出投资关系的愿望时，让小股东向法院请求退股不失为一种最佳的选择。退股权属于股东自益权的衍生权利，只是这一权利的行使存在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大股东的滥权行为严重侵害小股东的合法权益,通过其他的救济方式无法弥补小股东的损失，无法弥补大、小股东之间的信任裂痕,采取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的方式其后果又过于严苛；二是权利的行使须得经诉讼途径。退股权对小股东来讲，是一种救济权。

二、股东退股权的公司法理探讨

权力制衡是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经济基础。在20世纪，强者依赖于弱者而存在和发展，强者须承担关照弱者利益的责任的法律理念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以制度形式得以体现，公司企业概莫能外。渊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大股东对小股东负有的诚信义务和勤勉义务被世界多数国家的法律制度所接受，其所追求的公司管治目标是大股东在支配公司控制权时得维护公司的利益和小股东的利益，并不得将大股东的利益置于同公司利益相冲突的位置。这是公司法的时代特色之一。贯彻这样的法律理念，仅有原则性的价值性规范是不够的，法律还从立法和司法两个环节上设计出若干运行规则以使小股东对大股东行权形成有效的监督，毕竟大股东对小股东所负的义务已经获得了法律的认可。没有监督和制约，仅靠大股东的自律是不能实现这种制度设计目的的。一百多年来，在现代公司法发展的过程中，小股东制约大股东的法律理论和实践不断被创新和丰富，从早期的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到“不公平妨碍诉讼”，再到股东“派生诉讼”，以及大股东投票权回避行使制度、累计投票制度、大股东表决权限制制度等，小股东的利益分配请求权、知情权、参与权被法官的判决不断地加以确认，日渐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司法的现代化产生积极的诱导和影响。

英美国家的公司法律制度每每先于大陆法系国家而进行改革。在一百多年前，大陆法系国家坚守“资本三原则”时，英国《合股公司法》就已废除公司最低资本金制度和资本实缴制度，代之以授权资本制度。授权资本制度既然已大大地淡化了资本对债权人偿债的担保作用，就为在公司中受到压迫的小股东行使退股权以对抗大股东、保护其利益提供了不受债权人干涉的空间。当然，法律对于上市公司和封闭式公司采取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于上市公司来讲，受不公平待遇的小股东可直接向公司请求退股，表现为公司暂时购回自己的股份，公司可将其作为库存股安排他用，也可择机另行发行；对于封闭式公司来讲，小股东请求行使退股权如果由公司直接退还资金，就会降低公司的偿债能力，因此小股东退股权的实现是以请求法院判令实施损害小股东利益的大股东购买小股东股份的方式完成的。从法理上说，股东之间基于相互信任创办公司，一旦大股东把受其支配的公司当作谋求自身利益的工具，就意味着对原已存在的信任的背弃，小股东当然有权选择退出投资关系；当小股东退股权得以实现时，对债权人利益可能造成损害的后果的预防责任直接转嫁给大股东是完全公平合理的。如此，就能在债权人和小股东利益保护方面实现平衡，而且对大股东也并未增加任何负担。按照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法之规定，公司的股份因各种原因集中于一位股东手中时，该股东有六个月的时间对此予以调整，该股东可以将价值一港币的一股转让与他人,公司的地位就不受任何影响。否则，该股东须对公司的负债承担无限责任。这样的制度安排显然为受害的小股东申请将其持股强制卖给大股东架设了过渡的浮桥。

公司的股份应当是一种流动的资产，它的流动性不仅仅表现在转让方面，还表现在其对投资的撤回权方面。对投资者来讲在他认为撤出投资是摆脱困境的最佳选择时，法律不留出撤出的通道几乎就是不人道的做法，这样的法律就是恶法，更何况小股东撤出投资是要经过诉讼程序的。在我们已有的观念中，认为国家允许投资者以承担有限责任的形式投资，就已经给他们最好的甜饼了，投资者要是享有“退股权”，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那不是太随便了吗？债权人的利益又怎能保护？如果让立法者面对现实，去真正体会那些身陷“公司囹圄”的小股东的苦难经历，我国的公司法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事实上禁止股东撤出投资！一个不幸的家庭还可以起诉离婚，一个不适当的投资却不可以撤回，一定要让投资者为他们选择错误的合作伙伴负上血本无归的代价当然不是立法者的意图，但却成了一件接一件的现实。我国法院要么不受理小股东申请退回投资的案件，要么以“于法无据”为由驳回起诉了事。我国公司法对有限公司小股东利益未能给予强有力的保护，已经对我国投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公司法修订时应当转变观念，结合我国国情予以深究，细密斟酌，作出符合实际的规定。

三、体制冲突以及退股权的行权条件

如果我们囿于传统的大陆法系的公司法的理念及其制度定规,我们根本就无法接受退股权的概念及其理论主张。的确，奉行资本法定原则、资本不变原则和资本维持原则的公司法基本体制，与股东的退股权请求存在着正面的冲突，但是细心的读者从这篇文章的论证中会注意到，作者所倡导的退股权仅仅是股东自益权的衍生权利。就有限公司的层面上讲，退股权的义务主体在实质上往往是压迫小股东的大股东，而非公司本身（同股份公司中的上市公司不同，上市公司中的小股东一旦行使退股权，其义务主体可以是上市公司本身，因为上市公司有足够的机会在收回自己的股份后再行发行出去，并不对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造成严重伤害）。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必要对退股权与现行公司法的若干理论和制度的重大冲突加以讨论,以正视听。

（一）退股权是投资者的一种固有权———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有限公司由于其封闭性和股东人数的有限性，公司的存在、发展与成功离不开股东之间的良好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一旦受到破坏，进而在资本多数决原则的保护下控制公司的大股东压迫小股东，就会对公司设立的根本基础造成损害，如果公司不能够解体的话对小股东就意味着无限期的灾难，法律原本出于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和维持公司资本完整性的要求对股东撤资的禁止性规定彻底异化为小股东头上的“紧箍咒”，这就是不合理的制度运行的必然后果。也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中各大陆法系国家纷纷借鉴英美国家的授权资本制度，强化了小股东的权利，有条件地承认股东的退股权，使股东权的保护同债权的保护求得平衡。股东享有退股权体现了资本运动的属性,资本流动的制度阻碍越少，投资者投资的热情会越高。限制股东撤资，实际上助长了大股东的经济专制和非理性行为，破坏公司运行中的民主氛围并从根本上抑制企业的活力，小股东与大股东在公司内部的长期对抗无益于公司的稳定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一项合理的判断必须为法律资源的提供者接受，那就是赋予股东以有限责任的保护机制并非以股东丧失退股权为代价，小股东行使退股权并不必然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让股东具有退股权，本应是投资自由的题中之意，它既顺应全球公司管治制度改革的潮流，更能因应我国解决股东间投资纠纷的紧迫需求。

（二）退股权的行使与现行公司资本制度的整合———沙漠中的一点绿洲

中国公司法的全面改革势在必行，特别是其僵化的资本制度既起不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作用,又妨碍着国人投资创办企业的行动。一步过渡到英美国家的授权资本制是难以想象的，较为稳健的办法是实行德、日等国的附条件的授权资本制（又称折中资本制），即规定有公司的法定最低资本数额，在公司创建时股东首先交付1/4的资本公司就可以成立并开业，其余的资本在公司营业中授权由董事会决定交付数额和时间，最晚在公司设立后4年内交清。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它应当是公司法全面改革中的一项内容，需要假以时日才得完成，让股东享有退股权却是眼前所需,实在等不得。解决的出路有两方面的选择：第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补充规定；第二，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为回避对目前施行的过时的资本制度的正面冲击，作者建议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退股权得经由以下两种途径实现：1、通过公司减资程序。我国公司法对公司减资作了较为细致的规定，问题是在公司的大股东压迫小股东的事实成立，小股东提出通过减资程序退出投资关系的要求，但公司的董事会不予接受或受大股东控制的股东会不予作出决议，或大股东根本就不同意召集股东会。在此种情况下，我国公司法完全丧失了调控的能力。小股东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自行召集或责令公司董事会召集或授权由小股东召集特别股东会以讨论减资退股问题，这一问题也可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补充规定完成。假定特别股东大会因为大股东的反对不能形成减资退股的决议，法院是不能够直接判令公司进行减资退股的，否则法院就干预了公司的决策事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小股东可以直接起诉大股东请求法院强制其购买小股东的股份,问题仍然存在解决的渠道。2、小股东备受大股东挤压的事实成立，大股东已明确表示反对通过减资的途径允小股东撤出投资，大股东又拒绝承诺自律其滥权行为和给小股东以某种补偿的，小股东可径行起诉请求法院责令大股东购买小股东之股份，使小股东的退股权得以实现。无论是采用哪一种途径实现小股东的退股权，都需要进行必要的财务测算，以使所退股份的价金达到公平，特别是采用减资方式退股的还应履行更严格的法定清产核资程序。

我国现行公司资本制度承继了大陆法系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内容。从总体上看，它与国家谋求建立相对宽松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不融合的，法定资本制提高了投资者进入公司的门槛，资本不变原则和资本维持原则对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小股东撤出投资设置了“禁行标志”。我们期望公司法的修订及早开始并完成，本着减轻投资人压力的方向前行，赋予小股东维护自身权利的更大的空间，让小股东在无法忍受大股东欺凌的情况下有多个途径进行自卫保护，其中之一便是行使退股权。

（三）退股权的行使与股东最低人数要求的冲突———黎明前的黑暗

传统的公司法律体制以公司构成的社团性的法理理念和享有有限责任保护的股东成员得有相互的监督为标准确立公司的构成成员不得低于二人。这种要求在上世纪中叶后，不能适应公司事业大规模发展的需要，逐渐演变为公司创设和股份转让的阻碍，持有99%的股份和持有1%的股份的股东之间既谈不上合作，更谈不上监督。法律的规定仅仅变成了一种形式上的累赘，有限公司本来就是小公司，股东之间没有信任就不可能合作，监督如果是为了自己股份上的利益还有可能，监督是为了债权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是为不可能。这一体制运行的数十年间一再为投资人制造困难，逐渐为商人们厌烦。法律反映这种商业社会的正当要求，各国渐渐修改公司法允许一人公司成立。在我国，事实上一人公司已经是一种合法的存在。但是，我国公司法仍坚持有限公司的最低股东人数为二人的旧制，实践中又不能容忍持有99%的股份和持有另外1%的股份的股东共同组建一间公司，造成许多名义股东虚假出资的事实，同时也造成许多本不应该发生的大股东滥权欺压小股东的案件。在这种体制下，小股东为维护其合法权益一旦选择退股权方式请求法院责令大股东购买其持股份额就有可能导致一人公司现象的发生，法院仍会面临与法不符的困境而无从伸张正义。在公司法全面修订取消有限公司最低股东人数限制的情况下，可以变通的办法是在公司股东人数因各种原因变为一人时，可予以六个月的宽限期让继存股东改变现状，过期不变，唯一的股东须为公司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如果我们选择这样的问题处理方式，仍需要解决一个法治观念上的问题，就是法律尽管规定了“二人以上”的最低股东人数标准，但并未规定每一位股东的持股比例，因此应当承认持有一个股份的股东和持有N个股份的股东共同组建有限公司是合法的，各地工商机关任意制定股东持股比例的做法才是违法的。既然我们劳师动众去完成这样复杂的法律制度设计，还不如直接承认一人公司，这才是最合理的方式，毕竟一人公司是公司法符合全球化发展方向的改革趋势的，法律的改革更应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投资者设立有限公司，需与他人合作的当合作，不需合作的可成立一人公司，如此法律上的许多麻烦便可迎刃而解了。

许多人可能担心，一人公司会增加债权人的风险。我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首先，有限公司无股东人数的最低限制，债权人就应当更加注重对交易的对方公司信用的了解，包括对股东个人信用的了解，以防范风险；其次，对诚实的商人来说，一人独立拥有公司会加重其责任心，他会比二人或多人拥有一间公司时更用心，更注重公司的品牌建设；再次，股东如把公司仅仅当作个人敛财的“工具”，滥用有限责任制度掩护其实施侵犯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通过直索诉讼追究股东责任；第四，股东为二人的，如果股东存心损害债权人利益，所谓的监督是不会有效力的，反而会对债权人通过直索方式追偿债权平添障碍和口实。公司的股东人数应当依据投资人的资金实力、产品开发能力、合作意愿等因素由其决定，法律实在无必要保留这种害多益少的强制性规定。

小股东行使退股权，应当符合一定的法律条件，并且法律应当禁止对公司拥有控制权的大股东行使此种权利，因为退股权在本质上是小股东不堪忍受大股东的不公平挤压而采取的救济措施。作者设想的小股东行使退股权的条件有如下方面：第一，小股东在公司中的持股应当实满两年以上，从而有必要的时间在股东之间通过磨合期，尽量增进合作与理解，以协商或更柔软的方式处理纠纷；第二，大股东实施了严重侵犯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虽经小股东提出仍不停止，或不予纠正，或不对受害小股东予以补偿，如进行关联交易，如侵占公司财产，如董事报酬过高蚕食股东利益，如不向股东分配利益，如拒绝小股东查阅公司帐目等；第三，小股东已经采取了公司内部救济的方式而不能使其满意或不能达到目的，如建议大股东举行特别股东大会讨论争议事项不受采纳或虽召集会议，但决议仍对小股东不公平，如小股东企图转让股份，大股东既不放弃优先受让权又拒绝自己购买，又反对他人受让，造成转让不能等；第四，小股东行使退股权应当经过诉讼途径；第五，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角度出发，退股股份的价格的确定应当经过资产评估,达至公平。在英国公司法上，把对小股东实施不公平对待行为的大股东称为“压迫者”,即“Oppressors”。这里是讲，许多的公司法专家共同具有的一种认识，认为有限公司体制已经给投资者提供了“有限责任”的保护，如果再允许股东撤回投资将使公司的债权人负担上全部的商业风险,这是不公平的。这样的法治理念当然成立，但是它并没有考虑到应当给受挤压的小股东一个合理摆脱困境的机会，股东之间“感情确已破裂”时强制公司继续维持是非理性、非道德和不公平的。不能假定“股东之间因为有信任才组建公司，公司就应当持续维持，股东之间就不会有不可调和的对立局面发生”，不能因为享受了有限责任就使投资者面对和忍受大股东的压迫而丧失获取彻底救济的权利。

按照我国公司法的制度设计原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出资后是不可以随意撤回投资的，这是处于对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的考虑,是无可厚非的。撤资意味着公司减资,应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但是，公司的股东会就个别股东的撤资不能作出决议时，小股东的出资又不像上市公司的股份那样容易转让出手，小股东的处境就会很困难，如果公司法允许其申请强制清盘令，他还有出路，恰恰是中国公司法的制定者完全把公司变成了受迫害者的迷魂阵，小股东左冲右突，始终不得解脱之要领，如此投资环境岂不让人脊梁发冷。公司法在保护小股东利益和保护债权人利益之间失去了平衡。2000年6月，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判决《朱楚斌诉郑德明股份合作纠纷案》即是一例。该案的案情是，原告朱楚斌与被告郑德明合资设立了长沙慧达实业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内容几经变更，注册资本为50万元，朱楚斌出资10万元,占20%，郑德明出资40万元，占80%，公司由郑德明控制。此后，郑德明单独作出了公司股东会决议，朱楚斌知悉后，持强烈反对意见。由于双方未能和解，朱遂起诉至法院请求解散公司。法院审理后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41条、第190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是否解散应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股东会的决议，由公司自己的意志决定。原告认为，其股东权益遭到侵犯，应要求被告停止侵权；但原告直接对被告提起终止合作协议、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难以支持。

1989年，美国宾州修正的公司法规定任何股东，不论其持股多少，最多只能享有20%的表决权。按照这种公司资本制度的设计结构，我们就可以理解最近在美国连续发生的安龙公司、世界通讯公司发生的欺诈事件是会计犯罪，而不是虚假注册资本的问题。

近期，香港政府已聘请若干专家组成了一个公司法修改委员会，开始研究修改香港公司条例，其中一个议题便是考虑让“一人公司”合法化。对此，我们静观其变，并以为借鉴。

退股权范文篇2

公司法的主流理论往往将股东权利分为自益权和共益权，股东凭借其自身的行为就可行使的权利称为自益权，如红利的分配权、公司增资时的优先认购权、公司解散时的剩余财产分配权等；股东需和其他股东共同合作一起行使的权利称为共益权，如会议出席权、讨论权、意见发表权、提案权、财务帐目查阅权、特别股东会召集权、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股东的权利源自于股东向公司的投资行为,并受公司法的直接保护。公司以其名义开展经营活动,股东在完成投资后以有限责任割断了与债权人之间的联系，债权人与公司进行交易时已明白其利益实现的全部基础仅仅在于以公司的资本为中心形成的公司的净资产。因此，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十分注重公司资本的完整性，限制公司的股东权的行使可能对公司资本的任何损伤，股东的个人资产与公司的资产划定明确的法律界限，未经债权人的同意股东不可以将投入到公司中的资金撤出，因为它们是债权人利益实现的基本保障。法律的设计者给公司的股东预留了两个通道以供完成投资的股东重新将股份转变成资金：一是公司减资，二是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公司减资意味着公司的股东先于公司的债权人而取得公司财产，公司资产的减少会使债权人利益的实现负载上更大的风险，而这些资产本来是债权人利益实现的期望所在。有鉴于此，公司法确立了资本不变原则和资本维持原则，确定在公司减资时应当经过债权人认可的法定程序，非经通知债权人并征询其意见的程序公司不得减资。有限公司的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仍属于股东自益权的范畴，尽管转让应经其他股东的同意（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认购权）。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只是改变了公司的持股股东，并不损伤公司资本的完整性，当然无必要征求债权人之意见。股东通过股份的转让，将股份转换成资金，实现了其权利。然而，无论是减资，还是转让股份，往往是在公司运营中不存在大股东挤压小股东的气氛中进行的，一旦公司中发生对小股东不公平妨碍的行为，大股东如果反对小股东转让其股份，则其他的人一般不敢接受转让，也就不可能产生公司法强制大股东购买该转让的股份的法律条件；而通过公司减资使小股东撤回投资需要公司的股东会作出决议，掌控公司大权的大股东是否同意减资当然存在疑问。此外，即使大股东同意通过减资让小股东撤出资金，但减资不仅仅面临债权人的质疑，而且还受到法定最低资本金和股东人数不得低于二人的限制。险关重重，小股东在公司内部倍受欺凌，“走为上计”，但是“走”又是何等的困难。

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当时不公平妨碍诉讼制度尚未确立，英国公司法依据公司的合同属性对受害股东赋予了向法庭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的保护手段，小股东在不能忍受大股东的各种不公平挤压行为时可径直向法庭申请颁令解散公司，结束公司的生命并依据投资比例分配公司的剩余财产。这一方式是当时小股东保护其利益的唯一方式，如果股东间无法继续维持公平的合作，不失为一种温和的解决办法。但清盘的后果本身是公司的扼杀，因而法庭很不愿意简单采用，往往在诉讼进行中在法官的安排下大股东承诺消除不公平的行为并给受害股东一定的损失补偿后，小股东自动撤回申请,使案件得以了结。为了弥补公正合理清盘令的不足，不公平妨碍诉讼体制才得以引入。但是，公正合理清盘令的诉讼方式在英国仍是小股东维权的必要保留制度，并且取得了成文法的形式，英国1986年破产法第122条、124条规定,小股东可以请求法院解散公司，如法院认为解散公司是正当与公平的,便可颁发公正合理清盘令。实践中，法官颁发公正合理清盘令的判断的事实依据有：（1）公司行为违反小股东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期望；（2）公司经营超越章程大纲和章程细则所定之范围或公司设立的目的已无法实现：（3）公司实际上仅仅是大股东、董事或经理人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和“外衣”；（4）公司被人利用进行诈骗或其他非法活动。英国公司法上的公正合理清盘令制度为其他国家后来的立法所效仿，如美国《示范公司法》第十四章第三分章规定了公司的司法解散，确认法院可以解散一家公司，如果公司的股东向法院提起了解散公司的请求，并且证明以下事实中的任一一项：（1）董事在经营公司事务时陷于僵局，股东没有能力打破这一僵局，并且不可补救的损害正威胁着公司或公司正遭受着这一损害，或者正因为这一僵局。公司的业务或事务不能再像通常那样为股东有利地经营：（2）董事们或者那些支配着公司的人们的行为方式曾经是，正在是或将会是非法的、压制性的或欺诈的；（3）在投票力量上股东们陷入僵局，它们在至少两次年会的会期内不能选出任期已满的董事的继任者；（4）公司的资产正在被滥用或浪费。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61条、日本《有限公司法》第71条之二分别规定，持有相当于资本的十分之一以上的出资股份的股东有不得已之事由时，当然包括不能容忍大股东滥权的情况，可向法院请求解散公司。我国公司法对公司的司法解散未作规定，公司法第190条第二项规定的所谓“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时”可以解散的情况，无论如何不可能解读为是出于对小股东利益保护的考虑。具有浓厚的国家强制主义色彩、奉行资本多数决原则和严厉的法定资本制原则、未体现丝毫以人为本精神的我国公司法对小股东的保护几乎是空白的。在司法实践中，凡小股东在不能忍受大股东压制的情况下向法院提出解散公司的，法院或是不受理，或是以“诉请无法律依据”为由驳回起诉，概莫能外。我们当然可以通过赋予小股东向法院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的权利的方式维护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也可以设计其他的维权方式诸如限制大股东的表决权，不公平妨碍诉讼权，表决权排除制度等以适应矫正大股东滥权行为的现实要求。但是，大股东对小股东侵权的行为及结果千差万别，小股东行使的权利如果过分单一，比如公司有数个股东的情况下，某一小股东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就不十分恰当。当小股东不堪继续忍受大股东的挤压，而公司仍有延续的价值，无法通过转让股份、减资的途径实现小股东退出投资关系的愿望时，让小股东向法院请求退股不失为一种最佳的选择。退股权属于股东自益权的衍生权利，只是这一权利的行使存在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大股东的滥权行为严重侵害小股东的合法权益,通过其他的救济方式无法弥补小股东的损失，无法弥补大、小股东之间的信任裂痕,采取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的方式其后果又过于严苛；二是权利的行使须得经诉讼途径。退股权对小股东来讲，是一种救济权。

二、股东退股权的公司法理探讨

权力制衡是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经济基础。在20世纪，强者依赖于弱者而存在和发展，强者须承担关照弱者利益的责任的法律理念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以制度形式得以体现，公司企业概莫能外。渊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大股东对小股东负有的诚信义务和勤勉义务被世界多数国家的法律制度所接受，其所追求的公司管治目标是大股东在支配公司控制权时得维护公司的利益和小股东的利益，并不得将大股东的利益置于同公司利益相冲突的位置。这是公司法的时代特色之一。贯彻这样的法律理念，仅有原则性的价值性规范是不够的，法律还从立法和司法两个环节上设计出若干运行规则以使小股东对大股东行权形成有效的监督，毕竟大股东对小股东所负的义务已经获得了法律的认可。没有监督和制约，仅靠大股东的自律是不能实现这种制度设计目的的。一百多年来，在现代公司法发展的过程中，小股东制约大股东的法律理论和实践不断被创新和丰富，从早期的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到“不公平妨碍诉讼”，再到股东“派生诉讼”，以及大股东投票权回避行使制度、累计投票制度、大股东表决权限制制度等，小股东的利益分配请求权、知情权、参与权被法官的判决不断地加以确认，日渐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司法的现代化产生积极的诱导和影响。

英美国家的公司法律制度每每先于大陆法系国家而进行改革。在一百多年前，大陆法系国家坚守“资本三原则”时，英国《合股公司法》就已废除公司最低资本金制度和资本实缴制度，代之以授权资本制度。授权资本制度既然已大大地淡化了资本对债权人偿债的担保作用，就为在公司中受到压迫的小股东行使退股权以对抗大股东、保护其利益提供了不受债权人干涉的空间。当然，法律对于上市公司和封闭式公司采取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于上市公司来讲，受不公平待遇的小股东可直接向公司请求退股，表现为公司暂时购回自己的股份，公司可将其作为库存股安排他用，也可择机另行发行；对于封闭式公司来讲，小股东请求行使退股权如果由公司直接退还资金，就会降低公司的偿债能力，因此小股东退股权的实现是以请求法院判令实施损害小股东利益的大股东购买小股东股份的方式完成的。从法理上说，股东之间基于相互信任创办公司，一旦大股东把受其支配的公司当作谋求自身利益的工具，就意味着对原已存在的信任的背弃，小股东当然有权选择退出投资关系；当小股东退股权得以实现时，对债权人利益可能造成损害的后果的预防责任直接转嫁给大股东是完全公平合理的。如此，就能在债权人和小股东利益保护方面实现平衡，而且对大股东也并未增加任何负担。按照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法之规定，公司的股份因各种原因集中于一位股东手中时，该股东有六个月的时间对此予以调整，该股东可以将价值一港币的一股转让与他人,公司的地位就不受任何影响。否则，该股东须对公司的负债承担无限责任。这样的制度安排显然为受害的小股东申请将其持股强制卖给大股东架设了过渡的浮桥。

公司的股份应当是一种流动的资产，它的流动性不仅仅表现在转让方面，还表现在其对投资的撤回权方面。对投资者来讲在他认为撤出投资是摆脱困境的最佳选择时，法律不留出撤出的通道几乎就是不人道的做法，这样的法律就是恶法，更何况小股东撤出投资是要经过诉讼程序的。在我们已有的观念中，认为国家允许投资者以承担有限责任的形式投资，就已经给他们最好的甜饼了，投资者要是享有“退股权”，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那不是太随便了吗？债权人的利益又怎能保护？如果让立法者面对现实，去真正体会那些身陷“公司囹圄”的小股东的苦难经历，我国的公司法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事实上禁止股东撤出投资！一个不幸的家庭还可以起诉离婚，一个不适当的投资却不可以撤回，一定要让投资者为他们选择错误的合作伙伴负上血本无归的代价当然不是立法者的意图，但却成了一件接一件的现实。我国法院要么不受理小股东申请退回投资的案件，要么以“于法无据”为由驳回起诉了事。我国公司法对有限公司小股东利益未能给予强有力的保护，已经对我国投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公司法修订时应当转变观念，结合我国国情予以深究，细密斟酌，作出符合实际的规定。

三、体制冲突以及退股权的行权条件

如果我们囿于传统的大陆法系的公司法的理念及其制度定规,我们根本就无法接受退股权的概念及其理论主张。的确，奉行资本法定原则、资本不变原则和资本维持原则的公司法基本体制，与股东的退股权请求存在着正面的冲突，但是细心的读者从这篇文章的论证中会注意到，作者所倡导的退股权仅仅是股东自益权的衍生权利。就有限公司的层面上讲，退股权的义务主体在实质上往往是压迫小股东的大股东，而非公司本身（同股份公司中的上市公司不同，上市公司中的小股东一旦行使退股权，其义务主体可以是上市公司本身，因为上市公司有足够的机会在收回自己的股份后再行发行出去，并不对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造成严重伤害）。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必要对退股权与现行公司法的若干理论和制度的重大冲突加以讨论,以正视听。

（一）退股权是投资者的一种固有权———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有限公司由于其封闭性和股东人数的有限性，公司的存在、发展与成功离不开股东之间的良好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一旦受到破坏，进而在资本多数决原则的保护下控制公司的大股东压迫小股东，就会对公司设立的根本基础造成损害，如果公司不能够解体的话对小股东就意味着无限期的灾难，法律原本出于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和维持公司资本完整性的要求对股东撤资的禁止性规定彻底异化为小股东头上的“紧箍咒”，这就是不合理的制度运行的必然后果。也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中各大陆法系国家纷纷借鉴英美国家的授权资本制度，强化了小股东的权利，有条件地承认股东的退股权，使股东权的保护同债权的保护求得平衡。股东享有退股权体现了资本运动的属性,资本流动的制度阻碍越少，投资者投资的热情会越高。限制股东撤资，实际上助长了大股东的经济专制和非理性行为，破坏公司运行中的民主氛围并从根本上抑制企业的活力，小股东与大股东在公司内部的长期对抗无益于公司的稳定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一项合理的判断必须为法律资源的提供者接受，那就是赋予股东以有限责任的保护机制并非以股东丧失退股权为代价，小股东行使退股权并不必然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让股东具有退股权，本应是投资自由的题中之意，它既顺应全球公司管治制度改革的潮流，更能因应我国解决股东间投资纠纷的紧迫需求。

（二）退股权的行使与现行公司资本制度的整合———沙漠中的一点绿洲

中国公司法的全面改革势在必行，特别是其僵化的资本制度既起不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作用,又妨碍着国人投资创办企业的行动。一步过渡到英美国家的授权资本制是难以想象的，较为稳健的办法是实行德、日等国的附条件的授权资本制（又称折中资本制），即规定有公司的法定最低资本数额，在公司创建时股东首先交付1/4的资本公司就可以成立并开业，其余的资本在公司营业中授权由董事会决定交付数额和时间，最晚在公司设立后4年内交清。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它应当是公司法全面改革中的一项内容，需要假以时日才得完成，让股东享有退股权却是眼前所需,实在等不得。解决的出路有两方面的选择：第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补充规定；第二，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为回避对目前施行的过时的资本制度的正面冲击，作者建议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退股权得经由以下两种途径实现：1、通过公司减资程序。我国公司法对公司减资作了较为细致的规定，问题是在公司的大股东压迫小股东的事实成立，小股东提出通过减资程序退出投资关系的要求，但公司的董事会不予接受或受大股东控制的股东会不予作出决议，或大股东根本就不同意召集股东会。在此种情况下，我国公司法完全丧失了调控的能力。小股东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自行召集或责令公司董事会召集或授权由小股东召集特别股东会以讨论减资退股问题，这一问题也可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补充规定完成。假定特别股东大会因为大股东的反对不能形成减资退股的决议，法院是不能够直接判令公司进行减资退股的，否则法院就干预了公司的决策事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小股东可以直接起诉大股东请求法院强制其购买小股东的股份,问题仍然存在解决的渠道。2、小股东备受大股东挤压的事实成立，大股东已明确表示反对通过减资的途径允小股东撤出投资，大股东又拒绝承诺自律其滥权行为和给小股东以某种补偿的，小股东可径行起诉请求法院责令大股东购买小股东之股份，使小股东的退股权得以实现。无论是采用哪一种途径实现小股东的退股权，都需要进行必要的财务测算，以使所退股份的价金达到公平，特别是采用减资方式退股的还应履行更严格的法定清产核资程序。

我国现行公司资本制度承继了大陆法系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内容。从总体上看，它与国家谋求建立相对宽松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不融合的，法定资本制提高了投资者进入公司的门槛，资本不变原则和资本维持原则对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小股东撤出投资设置了“禁行标志”。我们期望公司法的修订及早开始并完成，本着减轻投资人压力的方向前行，赋予小股东维护自身权利的更大的空间，让小股东在无法忍受大股东欺凌的情况下有多个途径进行自卫保护，其中之一便是行使退股权。

（三）退股权的行使与股东最低人数要求的冲突———黎明前的黑暗

传统的公司法律体制以公司构成的社团性的法理理念和享有有限责任保护的股东成员得有相互的监督为标准确立公司的构成成员不得低于二人。这种要求在上世纪中叶后，不能适应公司事业大规模发展的需要，逐渐演变为公司创设和股份转让的阻碍，持有99%的股份和持有1%的股份的股东之间既谈不上合作，更谈不上监督。法律的规定仅仅变成了一种形式上的累赘，有限公司本来就是小公司，股东之间没有信任就不可能合作，监督如果是为了自己股份上的利益还有可能，监督是为了债权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是为不可能。这一体制运行的数十年间一再为投资人制造困难，逐渐为商人们厌烦。法律反映这种商业社会的正当要求，各国渐渐修改公司法允许一人公司成立。在我国，事实上一人公司已经是一种合法的存在。但是，我国公司法仍坚持有限公司的最低股东人数为二人的旧制，实践中又不能容忍持有99%的股份和持有另外1%的股份的股东共同组建一间公司，造成许多名义股东虚假出资的事实，同时也造成许多本不应该发生的大股东滥权欺压小股东的案件。在这种体制下，小股东为维护其合法权益一旦选择退股权方式请求法院责令大股东购买其持股份额就有可能导致一人公司现象的发生，法院仍会面临与法不符的困境而无从伸张正义。在公司法全面修订取消有限公司最低股东人数限制的情况下，可以变通的办法是在公司股东人数因各种原因变为一人时，可予以六个月的宽限期让继存股东改变现状，过期不变，唯一的股东须为公司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如果我们选择这样的问题处理方式，仍需要解决一个法治观念上的问题，就是法律尽管规定了“二人以上”的最低股东人数标准，但并未规定每一位股东的持股比例，因此应当承认持有一个股份的股东和持有N个股份的股东共同组建有限公司是合法的，各地工商机关任意制定股东持股比例的做法才是违法的。既然我们劳师动众去完成这样复杂的法律制度设计，还不如直接承认一人公司，这才是最合理的方式，毕竟一人公司是公司法符合全球化发展方向的改革趋势的，法律的改革更应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投资者设立有限公司，需与他人合作的当合作，不需合作的可成立一人公司，如此法律上的许多麻烦便可迎刃而解了。

许多人可能担心，一人公司会增加债权人的风险。我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首先，有限公司无股东人数的最低限制，债权人就应当更加注重对交易的对方公司信用的了解，包括对股东个人信用的了解，以防范风险；其次，对诚实的商人来说，一人独立拥有公司会加重其责任心，他会比二人或多人拥有一间公司时更用心，更注重公司的品牌建设；再次，股东如把公司仅仅当作个人敛财的“工具”，滥用有限责任制度掩护其实施侵犯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通过直索诉讼追究股东责任；第四，股东为二人的，如果股东存心损害债权人利益，所谓的监督是不会有效力的，反而会对债权人通过直索方式追偿债权平添障碍和口实。公司的股东人数应当依据投资人的资金实力、产品开发能力、合作意愿等因素由其决定，法律实在无必要保留这种害多益少的强制性规定。

小股东行使退股权，应当符合一定的法律条件，并且法律应当禁止对公司拥有控制权的大股东行使此种权利，因为退股权在本质上是小股东不堪忍受大股东的不公平挤压而采取的救济措施。作者设想的小股东行使退股权的条件有如下方面：第一，小股东在公司中的持股应当实满两年以上，从而有必要的时间在股东之间通过磨合期，尽量增进合作与理解，以协商或更柔软的方式处理纠纷；第二，大股东实施了严重侵犯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虽经小股东提出仍不停止，或不予纠正，或不对受害小股东予以补偿，如进行关联交易，如侵占公司财产，如董事报酬过高蚕食股东利益，如不向股东分配利益，如拒绝小股东查阅公司帐目等；第三，小股东已经采取了公司内部救济的方式而不能使其满意或不能达到目的，如建议大股东举行特别股东大会讨论争议事项不受采纳或虽召集会议，但决议仍对小股东不公平，如小股东企图转让股份，大股东既不放弃优先受让权又拒绝自己购买，又反对他人受让，造成转让不能等；第四，小股东行使退股权应当经过诉讼途径；第五，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角度出发，退股股份的价格的确定应当经过资产评估,达至公平。在英国公司法上，把对小股东实施不公平对待行为的大股东称为“压迫者”,即“Oppressors”。这里是讲，许多的公司法专家共同具有的一种认识，认为有限公司体制已经给投资者提供了“有限责任”的保护，如果再允许股东撤回投资将使公司的债权人负担上全部的商业风险,这是不公平的。这样的法治理念当然成立，但是它并没有考虑到应当给受挤压的小股东一个合理摆脱困境的机会，股东之间“感情确已破裂”时强制公司继续维持是非理性、非道德和不公平的。不能假定“股东之间因为有信任才组建公司，公司就应当持续维持，股东之间就不会有不可调和的对立局面发生”，不能因为享受了有限责任就使投资者面对和忍受大股东的压迫而丧失获取彻底救济的权利。

按照我国公司法的制度设计原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出资后是不可以随意撤回投资的，这是处于对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的考虑,是无可厚非的。撤资意味着公司减资,应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但是，公司的股东会就个别股东的撤资不能作出决议时，小股东的出资又不像上市公司的股份那样容易转让出手，小股东的处境就会很困难，如果公司法允许其申请强制清盘令，他还有出路，恰恰是中国公司法的制定者完全把公司变成了受迫害者的迷魂阵，小股东左冲右突，始终不得解脱之要领，如此投资环境岂不让人脊梁发冷。公司法在保护小股东利益和保护债权人利益之间失去了平衡。2000年6月，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判决《朱楚斌诉郑德明股份合作纠纷案》即是一例。该案的案情是，原告朱楚斌与被告郑德明合资设立了长沙慧达实业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内容几经变更，注册资本为50万元，朱楚斌出资10万元,占20%，郑德明出资40万元，占80%，公司由郑德明控制。此后，郑德明单独作出了公司股东会决议，朱楚斌知悉后，持强烈反对意见。由于双方未能和解，朱遂起诉至法院请求解散公司。法院审理后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41条、第190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是否解散应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股东会的决议，由公司自己的意志决定。原告认为，其股东权益遭到侵犯，应要求被告停止侵权；但原告直接对被告提起终止合作协议、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难以支持。

1989年，美国宾州修正的公司法规定任何股东，不论其持股多少，最多只能享有20%的表决权。按照这种公司资本制度的设计结构，我们就可以理解最近在美国连续发生的安龙公司、世界通讯公司发生的欺诈事件是会计犯罪，而不是虚假注册资本的问题。

近期，香港政府已聘请若干专家组成了一个公司法修改委员会，开始研究修改香港公司条例，其中一个议题便是考虑让“一人公司”合法化。对此，我们静观其变，并以为借鉴。

退股权范文篇3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退股权事关股东利益保护问题，我国公司法对此规定有疏漏之处，不利于公司的发展。作者就退股权的权利属性、行使条件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保护小股东利益的立法建议。

笔者在近几年的公司法教学和法律实践活动中较为关注公司企业的小股东的利益保护问题。常常在公司的本质、资本制度的刚性与弹性、股权平等的真谛与价值、股权保护与债权保护的冲突与平衡、股权的界限、公司运行中的司法介入、公司法的现代化等问题上陷入长久的思考与探索而难以得到要领。无论是讲课还是著文，惟恐强调一面而损伤其余，因此对问题的探讨受到矛盾心态的支配往往不能深入。以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利益保护为例，作者一方面考虑资本多数决原则的合理价值，考虑国有股权的支配地位的现实性，考虑中国公司法贯彻传统的大陆法系中严格的法定资本制以巩固公司的独立地位和信用的必要性，因此自然而然的接受并维护股东不得撤回其投资的固有规则。但是，冷静而审慎地观察中国公司法在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利益保护方面的消极作为，小股东面对大股东的骄横跋扈的专权行为没有任何的救济手段可用，作者开始意识到我国公司法在资本制度上奉行的原则已经或正在造成债权保护与股权保护的失衡。股东向有限公司投资就意味着步入了有进无出的单行线，当大股东在公司中滥权时，小股东无法维权，无法转让其出资，不能申请公司解散，更不能撤回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留给小股东的选择只有三种途径：一是自行否决其股东的地位和尊严，俯首向大股东称臣；二是忍气吞声，任由大股东欺压而长期处于无奈和无力反抗的境况；三是胆大者采取私力救济的方式，抢公司印章、财产，甚至武力相向。

反思这些现象，我们不能不责怪我国的公司法在有限公司小股东利益保护方面的严重疏漏。公司法的立法者、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各地受理小股东不公平妨碍诉讼的法院、公司法理论资源的专业提供者都应当作些什么，以改变目前的这种局面，使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利益的保护如同股份有限公司小股东利益的保护那样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正是基于这一现实的考虑，笔者提出股东退股权的命题，并进而作出理论上的初步探讨，以对支配我国公司法体系的严格资本制度提出检讨，期望公司法能够借鉴国外制度发展变化的成功经验，把对小股东利益的保护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吸收确定，使公司法本身更具现代化，也使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同小股东利益的保护受到公平的对待。

一、退股权的权利属性

公司法的主流理论往往将股东权利分为自益权和共益权，股东凭借其自身的行为就可行使的权利称为自益权，如红利的分配权、公司增资时的优先认购权、公司解散时的剩余财产分配权等；股东需和其他股东共同合作一起行使的权利称为共益权，如会议出席权、讨论权、意见发表权、提案权、财务帐目查阅权、特别股东会召集权、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股东的权利源自于股东向公司的投资行为,并受公司法的直接保护。公司以其名义开展经营活动,股东在完成投资后以有限责任割断了与债权人之间的联系，债权人与公司进行交易时已明白其利益实现的全部基础仅仅在于以公司的资本为中心形成的公司的净资产。因此，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十分注重公司资本的完整性，限制公司的股东权的行使可能对公司资本的任何损伤，股东的个人资产与公司的资产划定明确的法律界限，未经债权人的同意股东不可以将投入到公司中的资金撤出，因为它们是债权人利益实现的基本保障。法律的设计者给公司的股东预留了两个通道以供完成投资的股东重新将股份转变成资金：一是公司减资，二是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公司减资意味着公司的股东先于公司的债权人而取得公司财产，公司资产的减少会使债权人利益的实现负载上更大的风险，而这些资产本来是债权人利益实现的期望所在。有鉴于此，公司法确立了资本不变原则和资本维持原则，确定在公司减资时应当经过债权人认可的法定程序，非经通知债权人并征询其意见的程序公司不得减资。有限公司的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仍属于股东自益权的范畴，尽管转让应经其他股东的同意（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认购权）。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只是改变了公司的持股股东，并不损伤公司资本的完整性，当然无必要征求债权人之意见。股东通过股份的转让，将股份转换成资金，实现了其权利。然而，无论是减资，还是转让股份，往往是在公司运营中不存在大股东挤压小股东的气氛中进行的，一旦公司中发生对小股东不公平妨碍的行为，大股东如果反对小股东转让其股份，则其他的人一般不敢接受转让，也就不可能产生公司法强制大股东购买该转让的股份的法律条件；而通过公司减资使小股东撤回投资需要公司的股东会作出决议，掌控公司大权的大股东是否同意减资当然存在疑问。此外，即使大股东同意通过减资让小股东撤出资金，但减资不仅仅面临债权人的质疑，而且还受到法定最低资本金和股东人数不得低于二人的限制。险关重重，小股东在公司内部倍受欺凌，“走为上计”，但是“走”又是何等的困难。

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当时不公平妨碍诉讼制度尚未确立，英国公司法依据公司的合同属性对受害股东赋予了向法庭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的保护手段，小股东在不能忍受大股东的各种不公平挤压行为时可径直向法庭申请颁令解散公司，结束公司的生命并依据投资比例分配公司的剩余财产。这一方式是当时小股东保护其利益的唯一方式，如果股东间无法继续维持公平的合作，不失为一种温和的解决办法。但清盘的后果本身是公司的扼杀，因而法庭很不愿意简单采用，往往在诉讼进行中在法官的安排下大股东承诺消除不公平的行为并给受害股东一定的损失补偿后，小股东自动撤回申请,使案件得以了结。为了弥补公正合理清盘令的不足，不公平妨碍诉讼体制才得以引入。但是，公正合理清盘令的诉讼方式在英国仍是小股东维权的必要保留制度，并且取得了成文法的形式，英国1986年破产法第122条、124条规定,小股东可以请求法院解散公司，如法院认为解散公司是正当与公平的,便可颁发公正合理清盘令。实践中，法官颁发公正合理清盘令的判断的事实依据有：（1）公司行为违反小股东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期望；（2）公司经营超越章程大纲和章程细则所定之范围或公司设立的目的已无法实现：（3）公司实际上仅仅是大股东、董事或经理人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和“外衣”；（4）公司被人利用进行诈骗或其他非法活动。英国公司法上的公正合理清盘令制度为其他国家后来的立法所效仿，如美国《示范公司法》第十四章第三分章规定了公司的司法解散，确认法院可以解散一家公司，如果公司的股东向法院提起了解散公司的请求，并且证明以下事实中的任一一项：（1）董事在经营公司事务时陷于僵局，股东没有能力打破这一僵局，并且不可补救的损害正威胁着公司或公司正遭受着这一损害，或者正因为这一僵局。公司的业务或事务不能再像通常那样为股东有利地经营：（2）董事们或者那些支配着公司的人们的行为方式曾经是，正在是或将会是非法的、压制性的或欺诈的；（3）在投票力量上股东们陷入僵局，它们在至少两次年会的会期内不能选出任期已满的董事的继任者；（4）公司的资产正在被滥用或浪费。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61条、日本《有限公司法》第71条之二分别规定，持有相当于资本的十分之一以上的出资股份的股东有不得已之事由时，当然包括不能容忍大股东滥权的情况，可向法院请求解散公司。我国公司法对公司的司法解散未作规定，公司法第190条第二项规定的所谓“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时”可以解散的情况，无论如何不可能解读为是出于对小股东利益保护的考虑。具有浓厚的国家强制主义色彩、奉行资本多数决原则和严厉的法定资本制原则、未体现丝毫以人为本精神的我国公司法对小股东的保护几乎是空白的。在司法实践中，凡小股东在不能忍受大股东压制的情况下向法院提出解散公司的，法院或是不受理，或是以“诉请无法律依据”为由驳回起诉，概莫能外。我们当然可以通过赋予小股东向法院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的权利的方式维护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也可以设计其他的维权方式诸如限制大股东的表决权，不公平妨碍诉讼权，表决权排除制度等以适应矫正大股东滥权行为的现实要求。但是，大股东对小股东侵权的行为及结果千差万别，小股东行使的权利如果过分单一，比如公司有数个股东的情况下，某一小股东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就不十分恰当。当小股东不堪继续忍受大股东的挤压，而公司仍有延续的价值，无法通过转让股份、减资的途径实现小股东退出投资关系的愿望时，让小股东向法院请求退股不失为一种最佳的选择。退股权属于股东自益权的衍生权利，只是这一权利的行使存在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大股东的滥权行为严重侵害小股东的合法权益,通过其他的救济方式无法弥补小股东的损失，无法弥补大、小股东之间的信任裂痕,采取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的方式其后果又过于严苛；二是权利的行使须得经诉讼途径。退股权对小股东来讲，是一种救济权。

二、股东退股权的公司法理探讨

权力制衡是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经济基础。在20世纪，强者依赖于弱者而存在和发展，强者须承担关照弱者利益的责任的法律理念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以制度形式得以体现，公司企业概莫能外。渊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大股东对小股东负有的诚信义务和勤勉义务被世界多数国家的法律制度所接受，其所追求的公司管治目标是大股东在支配公司控制权时得维护公司的利益和小股东的利益，并不得将大股东的利益置于同公司利益相冲突的位置。这是公司法的时代特色之一。贯彻这样的法律理念，仅有原则性的价值性规范是不够的，法律还从立法和司法两个环节上设计出若干运行规则以使小股东对大股东行权形成有效的监督，毕竟大股东对小股东所负的义务已经获得了法律的认可。没有监督和制约，仅靠大股东的自律是不能实现这种制度设计目的的。一百多年来，在现代公司法发展的过程中，小股东制约大股东的法律理论和实践不断被创新和丰富，从早期的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到“不公平妨碍诉讼”，再到股东“派生诉讼”，以及大股东投票权回避行使制度、累计投票制度、大股东表决权限制制度等，小股东的利益分配请求权、知情权、参与权被法官的判决不断地加以确认，日渐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司法的现代化产生积极的诱导和影响。

英美国家的公司法律制度每每先于大陆法系国家而进行改革。在一百多年前，大陆法系国家坚守“资本三原则”时，英国《合股公司法》就已废除公司最低资本金制度和资本实缴制度，代之以授权资本制度。授权资本制度既然已大大地淡化了资本对债权人偿债的担保作用，就为在公司中受到压迫的小股东行使退股权以对抗大股东、保护其利益提供了不受债权人干涉的空间。当然，法律对于上市公司和封闭式公司采取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于上市公司来讲，受不公平待遇的小股东可直接向公司请求退股，表现为公司暂时购回自己的股份，公司可将其作为库存股安排他用，也可择机另行发行；对于封闭式公司来讲，小股东请求行使退股权如果由公司直接退还资金，就会降低公司的偿债能力，因此小股东退股权的实现是以请求法院判令实施损害小股东利益的大股东购买小股东股份的方式完成的。从法理上说，股东之间基于相互信任创办公司，一旦大股东把受其支配的公司当作谋求自身利益的工具，就意味着对原已存在的信任的背弃，小股东当然有权选择退出投资关系；当小股东退股权得以实现时，对债权人利益可能造成损害的后果的预防责任直接转嫁给大股东是完全公平合理的。如此，就能在债权人和小股东利益保护方面实现平衡，而且对大股东也并未增加任何负担。按照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法之规定，公司的股份因各种原因集中于一位股东手中时，该股东有六个月的时间对此予以调整，该股东可以将价值一港币的一股转让与他人,公司的地位就不受任何影响。否则，该股东须对公司的负债承担无限责任。这样的制度安排显然为受害的小股东申请将其持股强制卖给大股东架设了过渡的浮桥。

公司的股份应当是一种流动的资产，它的流动性不仅仅表现在转让方面，还表现在其对投资的撤回权方面。对投资者来讲在他认为撤出投资是摆脱困境的最佳选择时，法律不留出撤出的通道几乎就是不人道的做法，这样的法律就是恶法，更何况小股东撤出投资是要经过诉讼程序的。在我们已有的观念中，认为国家允许投资者以承担有限责任的形式投资，就已经给他们最好的甜饼了，投资者要是享有“退股权”，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那不是太随便了吗？债权人的利益又怎能保护？如果让立法者面对现实，去真正体会那些身陷“公司囹圄”的小股东的苦难经历，我国的公司法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事实上禁止股东撤出投资！一个不幸的家庭还可以起诉离婚，一个不适当的投资却不可以撤回，一定要让投资者为他们选择错误的合作伙伴负上血本无归的代价当然不是立法者的意图，但却成了一件接一件的现实。我国法院要么不受理小股东申请退回投资的案件，要么以“于法无据”为由驳回起诉了事。我国公司法对有限公司小股东利益未能给予强有力的保护，已经对我国投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公司法修订时应当转变观念，结合我国国情予以深究，细密斟酌，作出符合实际的规定。

三、体制冲突以及退股权的行权条件

如果我们囿于传统的大陆法系的公司法的理念及其制度定规,我们根本就无法接受退股权的概念及其理论主张。的确，奉行资本法定原则、资本不变原则和资本维持原则的公司法基本体制，与股东的退股权请求存在着正面的冲突，但是细心的读者从这篇文章的论证中会注意到，作者所倡导的退股权仅仅是股东自益权的衍生权利。就有限公司的层面上讲，退股权的义务主体在实质上往往是压迫小股东的大股东，而非公司本身（同股份公司中的上市公司不同，上市公司中的小股东一旦行使退股权，其义务主体可以是上市公司本身，因为上市公司有足够的机会在收回自己的股份后再行发行出去，并不对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造成严重伤害）。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必要对退股权与现行公司法的若干理论和制度的重大冲突加以讨论,以正视听。

（一）退股权是投资者的一种固有权———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有限公司由于其封闭性和股东人数的有限性，公司的存在、发展与成功离不开股东之间的良好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一旦受到破坏，进而在资本多数决原则的保护下控制公司的大股东压迫小股东，就会对公司设立的根本基础造成损害，如果公司不能够解体的话对小股东就意味着无限期的灾难，法律原本出于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和维持公司资本完整性的要求对股东撤资的禁止性规定彻底异化为小股东头上的“紧箍咒”，这就是不合理的制度运行的必然后果。也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中各大陆法系国家纷纷借鉴英美国家的授权资本制度，强化了小股东的权利，有条件地承认股东的退股权，使股东权的保护同债权的保护求得平衡。股东享有退股权体现了资本运动的属性,资本流动的制度阻碍越少，投资者投资的热情会越高。限制股东撤资，实际上助长了大股东的经济专制和非理性行为，破坏公司运行中的民主氛围并从根本上抑制企业的活力，小股东与大股东在公司内部的长期对抗无益于公司的稳定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一项合理的判断必须为法律资源的提供者接受，那就是赋予股东以有限责任的保护机制并非以股东丧失退股权为代价，小股东行使退股权并不必然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让股东具有退股权，本应是投资自由的题中之意，它既顺应全球公司管治制度改革的潮流，更能因应我国解决股东间投资纠纷的紧迫需求。（二）退股权的行使与现行公司资本制度的整合———沙漠中的一点绿洲

中国公司法的全面改革势在必行，特别是其僵化的资本制度既起不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作用,又妨碍着国人投资创办企业的行动。一步过渡到英美国家的授权资本制是难以想象的，较为稳健的办法是实行德、日等国的附条件的授权资本制（又称折中资本制），即规定有公司的法定最低资本数额，在公司创建时股东首先交付1/4的资本公司就可以成立并开业，其余的资本在公司营业中授权由董事会决定交付数额和时间，最晚在公司设立后4年内交清。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它应当是公司法全面改革中的一项内容，需要假以时日才得完成，让股东享有退股权却是眼前所需,实在等不得。解决的出路有两方面的选择：第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补充规定；第二，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为回避对目前施行的过时的资本制度的正面冲击，作者建议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退股权得经由以下两种途径实现：1、通过公司减资程序。我国公司法对公司减资作了较为细致的规定，问题是在公司的大股东压迫小股东的事实成立，小股东提出通过减资程序退出投资关系的要求，但公司的董事会不予接受或受大股东控制的股东会不予作出决议，或大股东根本就不同意召集股东会。在此种情况下，我国公司法完全丧失了调控的能力。小股东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自行召集或责令公司董事会召集或授权由小股东召集特别股东会以讨论减资退股问题，这一问题也可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补充规定完成。假定特别股东大会因为大股东的反对不能形成减资退股的决议，法院是不能够直接判令公司进行减资退股的，否则法院就干预了公司的决策事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小股东可以直接起诉大股东请求法院强制其购买小股东的股份,问题仍然存在解决的渠道。2、小股东备受大股东挤压的事实成立，大股东已明确表示反对通过减资的途径允小股东撤出投资，大股东又拒绝承诺自律其滥权行为和给小股东以某种补偿的，小股东可径行起诉请求法院责令大股东购买小股东之股份，使小股东的退股权得以实现。无论是采用哪一种途径实现小股东的退股权，都需要进行必要的财务测算，以使所退股份的价金达到公平，特别是采用减资方式退股的还应履行更严格的法定清产核资程序。

我国现行公司资本制度承继了大陆法系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内容。从总体上看，它与国家谋求建立相对宽松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不融合的，法定资本制提高了投资者进入公司的门槛，资本不变原则和资本维持原则对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小股东撤出投资设置了“禁行标志”。我们期望公司法的修订及早开始并完成，本着减轻投资人压力的方向前行，赋予小股东维护自身权利的更大的空间，让小股东在无法忍受大股东欺凌的情况下有多个途径进行自卫保护，其中之一便是行使退股权。

（三）退股权的行使与股东最低人数要求的冲突———黎明前的黑暗

传统的公司法律体制以公司构成的社团性的法理理念和享有有限责任保护的股东成员得有相互的监督为标准确立公司的构成成员不得低于二人。这种要求在上世纪中叶后，不能适应公司事业大规模发展的需要，逐渐演变为公司创设和股份转让的阻碍，持有99%的股份和持有1%的股份的股东之间既谈不上合作，更谈不上监督。法律的规定仅仅变成了一种形式上的累赘，有限公司本来就是小公司，股东之间没有信任就不可能合作，监督如果是为了自己股份上的利益还有可能，监督是为了债权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是为不可能。这一体制运行的数十年间一再为投资人制造困难，逐渐为商人们厌烦。法律反映这种商业社会的正当要求，各国渐渐修改公司法允许一人公司成立。在我国，事实上一人公司已经是一种合法的存在。但是，我国公司法仍坚持有限公司的最低股东人数为二人的旧制，实践中又不能容忍持有99%的股份和持有另外1%的股份的股东共同组建一间公司，造成许多名义股东虚假出资的事实，同时也造成许多本不应该发生的大股东滥权欺压小股东的案件。在这种体制下，小股东为维护其合法权益一旦选择退股权方式请求法院责令大股东购买其持股份额就有可能导致一人公司现象的发生，法院仍会面临与法不符的困境而无从伸张正义。在公司法全面修订取消有限公司最低股东人数限制的情况下，可以变通的办法是在公司股东人数因各种原因变为一人时，可予以六个月的宽限期让继存股东改变现状，过期不变，唯一的股东须为公司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如果我们选择这样的问题处理方式，仍需要解决一个法治观念上的问题，就是法律尽管规定了“二人以上”的最低股东人数标准，但并未规定每一位股东的持股比例，因此应当承认持有一个股份的股东和持有N个股份的股东共同组建有限公司是合法的，各地工商机关任意制定股东持股比例的做法才是违法的。既然我们劳师动众去完成这样复杂的法律制度设计，还不如直接承认一人公司，这才是最合理的方式，毕竟一人公司是公司法符合全球化发展方向的改革趋势的，法律的改革更应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投资者设立有限公司，需与他人合作的当合作，不需合作的可成立一人公司，如此法律上的许多麻烦便可迎刃而解了。

许多人可能担心，一人公司会增加债权人的风险。我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首先，有限公司无股东人数的最低限制，债权人就应当更加注重对交易的对方公司信用的了解，包括对股东个人信用的了解，以防范风险；其次，对诚实的商人来说，一人独立拥有公司会加重其责任心，他会比二人或多人拥有一间公司时更用心，更注重公司的品牌建设；再次，股东如把公司仅仅当作个人敛财的“工具”，滥用有限责任制度掩护其实施侵犯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通过直索诉讼追究股东责任；第四，股东为二人的，如果股东存心损害债权人利益，所谓的监督是不会有效力的，反而会对债权人通过直索方式追偿债权平添障碍和口实。公司的股东人数应当依据投资人的资金实力、产品开发能力、合作意愿等因素由其决定，法律实在无必要保留这种害多益少的强制性规定。

小股东行使退股权，应当符合一定的法律条件，并且法律应当禁止对公司拥有控制权的大股东行使此种权利，因为退股权在本质上是小股东不堪忍受大股东的不公平挤压而采取的救济措施。作者设想的小股东行使退股权的条件有如下方面：第一，小股东在公司中的持股应当实满两年以上，从而有必要的时间在股东之间通过磨合期，尽量增进合作与理解，以协商或更柔软的方式处理纠纷；第二，大股东实施了严重侵犯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虽经小股东提出仍不停止，或不予纠正，或不对受害小股东予以补偿，如进行关联交易，如侵占公司财产，如董事报酬过高蚕食股东利益，如不向股东分配利益，如拒绝小股东查阅公司帐目等；第三，小股东已经采取了公司内部救济的方式而不能使其满意或不能达到目的，如建议大股东举行特别股东大会讨论争议事项不受采纳或虽召集会议，但决议仍对小股东不公平，如小股东企图转让股份，大股东既不放弃优先受让权又拒绝自己购买，又反对他人受让，造成转让不能等；第四，小股东行使退股权应当经过诉讼途径；第五，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角度出发，退股股份的价格的确定应当经过资产评估,达至公平。在英国公司法上，把对小股东实施不公平对待行为的大股东称为“压迫者”,即“Oppressors”。这里是讲，许多的公司法专家共同具有的一种认识，认为有限公司体制已经给投资者提供了“有限责任”的保护，如果再允许股东撤回投资将使公司的债权人负担上全部的商业风险,这是不公平的。这样的法治理念当然成立，但是它并没有考虑到应当给受挤压的小股东一个合理摆脱困境的机会，股东之间“感情确已破裂”时强制公司继续维持是非理性、非道德和不公平的。不能假定“股东之间因为有信任才组建公司，公司就应当持续维持，股东之间就不会有不可调和的对立局面发生”，不能因为享受了有限责任就使投资者面对和忍受大股东的压迫而丧失获取彻底救济的权利。

按照我国公司法的制度设计原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出资后是不可以随意撤回投资的，这是处于对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的考虑,是无可厚非的。撤资意味着公司减资,应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但是，公司的股东会就个别股东的撤资不能作出决议时，小股东的出资又不像上市公司的股份那样容易转让出手，小股东的处境就会很困难，如果公司法允许其申请强制清盘令，他还有出路，恰恰是中国公司法的制定者完全把公司变成了受迫害者的迷魂阵，小股东左冲右突，始终不得解脱之要领，如此投资环境岂不让人脊梁发冷。公司法在保护小股东利益和保护债权人利益之间失去了平衡。2000年6月，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判决《朱楚斌诉郑德明股份合作纠纷案》即是一例。该案的案情是，原告朱楚斌与被告郑德明合资设立了长沙慧达实业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内容几经变更，注册资本为50万元，朱楚斌出资10万元,占20%，郑德明出资40万元，占80%，公司由郑德明控制。此后，郑德明单独作出了公司股东会决议，朱楚斌知悉后，持强烈反对意见。由于双方未能和解，朱遂起诉至法院请求解散公司。法院审理后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41条、第190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是否解散应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股东会的决议，由公司自己的意志决定。原告认为，其股东权益遭到侵犯，应要求被告停止侵权；但原告直接对被告提起终止合作协议、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难以支持。

1989年，美国宾州修正的公司法规定任何股东，不论其持股多少，最多只能享有20%的表决权。按照这种公司资本制度的设计结构，我们就可以理解最近在美国连续发生的安龙公司、世界通讯公司发生的欺诈事件是会计犯罪，而不是虚假注册资本的问题。

近期，香港政府已聘请若干专家组成了一个公司法修改委员会，开始研究修改香港公司条例，其中一个议题便是考虑让“一人公司”合法化。对此，我们静观其变，并以为借鉴。

退股权范文篇4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退股权事关股东利益保护问题，我国公司法对此规定有疏漏之处，不利于公司的发展。作者就退股权的权利属性、行使条件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保护小股东利益的立法建议。

笔者在近几年的公司法教学和法律实践活动中较为关注公司企业的小股东的利益保护问题。常常在公司的本质、资本制度的刚性与弹性、股权平等的真谛与价值、股权保护与债权保护的冲突与平衡、股权的界限、公司运行中的司法介入、公司法的现代化等问题上陷入长久的思考与探索而难以得到要领。无论是讲课还是著文，惟恐强调一面而损伤其余，因此对问题的探讨受到矛盾心态的支配往往不能深入。以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利益保护为例，作者一方面考虑资本多数决原则的合理价值，考虑国有股权的支配地位的现实性，考虑中国公司法贯彻传统的大陆法系中严格的法定资本制以巩固公司的独立地位和信用的必要性，因此自然而然的接受并维护股东不得撤回其投资的固有规则。但是，冷静而审慎地观察中国公司法在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利益保护方面的消极作为，小股东面对大股东的骄横跋扈的专权行为没有任何的救济手段可用，作者开始意识到我国公司法在资本制度上奉行的原则已经或正在造成债权保护与股权保护的失衡。股东向有限公司投资就意味着步入了有进无出的单行线，当大股东在公司中滥权时，小股东无法维权，无法转让其出资，不能申请公司解散，更不能撤回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留给小股东的选择只有三种途径：一是自行否决其股东的地位和尊严，俯首向大股东称臣；二是忍气吞声，任由大股东欺压而长期处于无奈和无力反抗的境况；三是胆大者采取私力救济的方式，抢公司印章、财产，甚至武力相向。

反思这些现象，我们不能不责怪我国的公司法在有限公司小股东利益保护方面的严重疏漏。公司法的立法者、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各地受理小股东不公平妨碍诉讼的法院、公司法理论资源的专业提供者都应当作些什么，以改变目前的这种局面，使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利益的保护如同股份有限公司小股东利益的保护那样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正是基于这一现实的考虑，笔者提出股东退股权的命题，并进而作出理论上的初步探讨，以对支配我国公司法体系的严格资本制度提出检讨，期望公司法能够借鉴国外制度发展变化的成功经验，把对小股东利益的保护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吸收确定，使公司法本身更具现代化，也使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同小股东利益的保护受到公平的对待。

一、退股权的权利属性

公司法的主流理论往往将股东权利分为自益权和共益权，股东凭借其自身的行为就可行使的权利称为自益权，如红利的分配权、公司增资时的优先认购权、公司解散时的剩余财产分配权等；股东需和其他股东共同合作一起行使的权利称为共益权，如会议出席权、讨论权、意见发表权、提案权、财务帐目查阅权、特别股东会召集权、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股东的权利源自于股东向公司的投资行为,并受公司法的直接保护。公司以其名义开展经营活动,股东在完成投资后以有限责任割断了与债权人之间的联系，债权人与公司进行交易时已明白其利益实现的全部基础仅仅在于以公司的资本为中心形成的公司的净资产。因此，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十分注重公司资本的完整性，限制公司的股东权的行使可能对公司资本的任何损伤，股东的个人资产与公司的资产划定明确的法律界限，未经债权人的同意股东不可以将投入到公司中的资金撤出，因为它们是债权人利益实现的基本保障。法律的设计者给公司的股东预留了两个通道以供完成投资的股东重新将股份转变成资金：一是公司减资，二是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公司减资意味着公司的股东先于公司的债权人而取得公司财产，公司资产的减少会使债权人利益的实现负载上更大的风险，而这些资产本来是债权人利益实现的期望所在。有鉴于此，公司法确立了资本不变原则和资本维持原则，确定在公司减资时应当经过债权人认可的法定程序，非经通知债权人并征询其意见的程序公司不得减资。有限公司的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仍属于股东自益权的范畴，尽管转让应经其他股东的同意（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认购权）。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只是改变了公司的持股股东，并不损伤公司资本的完整性，当然无必要征求债权人之意见。股东通过股份的转让，将股份转换成资金，实现了其权利。然而，无论是减资，还是转让股份，往往是在公司运营中不存在大股东挤压小股东的气氛中进行的，一旦公司中发生对小股东不公平妨碍的行为，大股东如果反对小股东转让其股份，则其他的人一般不敢接受转让，也就不可能产生公司法强制大股东购买该转让的股份的法律条件；而通过公司减资使小股东撤回投资需要公司的股东会作出决议，掌控公司大权的大股东是否同意减资当然存在疑问。此外，即使大股东同意通过减资让小股东撤出资金，但减资不仅仅面临债权人的质疑，而且还受到法定最低资本金和股东人数不得低于二人的限制。险关重重，小股东在公司内部倍受欺凌，“走为上计”，但是“走”又是何等的困难。

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当时不公平妨碍诉讼制度尚未确立，英国公司法依据公司的合同属性对受害股东赋予了向法庭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的保护手段，小股东在不能忍受大股东的各种不公平挤压行为时可径直向法庭申请颁令解散公司，结束公司的生命并依据投资比例分配公司的剩余财产。这一方式是当时小股东保护其利益的唯一方式，如果股东间无法继续维持公平的合作，不失为一种温和的解决办法。但清盘的后果本身是公司的扼杀，因而法庭很不愿意简单采用，往往在诉讼进行中在法官的安排下大股东承诺消除不公平的行为并给受害股东一定的损失补偿后，小股东自动撤回申请,使案件得以了结。为了弥补公正合理清盘令的不足，不公平妨碍诉讼体制才得以引入。但是，公正合理清盘令的诉讼方式在英国仍是小股东维权的必要保留制度，并且取得了成文法的形式，英国1986年破产法第122条、124条规定,小股东可以请求法院解散公司，如法院认为解散公司是正当与公平的,便可颁发公正合理清盘令。实践中，法官颁发公正合理清盘令的判断的事实依据有：（1）公司行为违反小股东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期望；（2）公司经营超越章程大纲和章程细则所定之范围或公司设立的目的已无法实现：（3）公司实际上仅仅是大股东、董事或经理人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和“外衣”；（4）公司被人利用进行诈骗或其他非法活动。英国公司法上的公正合理清盘令制度为其他国家后来的立法所效仿，如美国《示范公司法》第十四章第三分章规定了公司的司法解散，确认法院可以解散一家公司，如果公司的股东向法院提起了解散公司的请求，并且证明以下事实中的任一一项：（1）董事在经营公司事务时陷于僵局，股东没有能力打破这一僵局，并且不可补救的损害正威胁着公司或公司正遭受着这一损害，或者正因为这一僵局。公司的业务或事务不能再像通常那样为股东有利地经营：（2）董事们或者那些支配着公司的人们的行为方式曾经是，正在是或将会是非法的、压制性的或欺诈的；（3）在投票力量上股东们陷入僵局，它们在至少两次年会的会期内不能选出任期已满的董事的继任者；（4）公司的资产正在被滥用或浪费。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61条、日本《有限公司法》第71条之二分别规定，持有相当于资本的十分之一以上的出资股份的股东有不得已之事由时，当然包括不能容忍大股东滥权的情况，可向法院请求解散公司。我国公司法对公司的司法解散未作规定，公司法第190条第二项规定的所谓“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时”可以解散的情况，无论如何不可能解读为是出于对小股东利益保护的考虑。具有浓厚的国家强制主义色彩、奉行资本多数决原则和严厉的法定资本制原则、未体现丝毫以人为本精神的我国公司法对小股东的保护几乎是空白的。在司法实践中，凡小股东在不能忍受大股东压制的情况下向法院提出解散公司的，法院或是不受理，或是以“诉请无法律依据”为由驳回起诉，概莫能外。我们当然可以通过赋予小股东向法院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的权利的方式维护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也可以设计其他的维权方式诸如限制大股东的表决权，不公平妨碍诉讼权，表决权排除制度等以适应矫正大股东滥权行为的现实要求。但是，大股东对小股东侵权的行为及结果千差万别，小股东行使的权利如果过分单一，比如公司有数个股东的情况下，某一小股东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就不十分恰当。当小股东不堪继续忍受大股东的挤压，而公司仍有延续的价值，无法通过转让股份、减资的途径实现小股东退出投资关系的愿望时，让小股东向法院请求退股不失为一种最佳的选择。退股权属于股东自益权的衍生权利，只是这一权利的行使存在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大股东的滥权行为严重侵害小股东的合法权益,通过其他的救济方式无法弥补小股东的损失，无法弥补大、小股东之间的信任裂痕,采取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的方式其后果又过于严苛；二是权利的行使须得经诉讼途径。退股权对小股东来讲，是一种救济权。

二、股东退股权的公司法理探讨

权力制衡是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经济基础。在20世纪，强者依赖于弱者而存在和发展，强者须承担关照弱者利益的责任的法律理念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以制度形式得以体现，公司企业概莫能外。渊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大股东对小股东负有的诚信义务和勤勉义务被世界多数国家的法律制度所接受，其所追求的公司管治目标是大股东在支配公司控制权时得维护公司的利益和小股东的利益，并不得将大股东的利益置于同公司利益相冲突的位置。这是公司法的时代特色之一。贯彻这样的法律理念，仅有原则性的价值性规范是不够的，法律还从立法和司法两个环节上设计出若干运行规则以使小股东对大股东行权形成有效的监督，毕竟大股东对小股东所负的义务已经获得了法律的认可。没有监督和制约，仅靠大股东的自律是不能实现这种制度设计目的的。一百多年来，在现代公司法发展的过程中，小股东制约大股东的法律理论和实践不断被创新和丰富，从早期的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到“不公平妨碍诉讼”，再到股东“派生诉讼”，以及大股东投票权回避行使制度、累计投票制度、大股东表决权限制制度等，小股东的利益分配请求权、知情权、参与权被法官的判决不断地加以确认，日渐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司法的现代化产生积极的诱导和影响。

英美国家的公司法律制度每每先于大陆法系国家而进行改革。在一百多年前，大陆法系国家坚守“资本三原则”时，英国《合股公司法》就已废除公司最低资本金制度和资本实缴制度，代之以授权资本制度。授权资本制度既然已大大地淡化了资本对债权人偿债的担保作用，就为在公司中受到压迫的小股东行使退股权以对抗大股东、保护其利益提供了不受债权人干涉的空间。当然，法律对于上市公司和封闭式公司采取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于上市公司来讲，受不公平待遇的小股东可直接向公司请求退股，表现为公司暂时购回自己的股份，公司可将其作为库存股安排他用，也可择机另行发行；对于封闭式公司来讲，小股东请求行使退股权如果由公司直接退还资金，就会降低公司的偿债能力，因此小股东退股权的实现是以请求法院判令实施损害小股东利益的大股东购买小股东股份的方式完成的。从法理上说，股东之间基于相互信任创办公司，一旦大股东把受其支配的公司当作谋求自身利益的工具，就意味着对原已存在的信任的背弃，小股东当然有权选择退出投资关系；当小股东退股权得以实现时，对债权人利益可能造成损害的后果的预防责任直接转嫁给大股东是完全公平合理的。如此，就能在债权人和小股东利益保护方面实现平衡，而且对大股东也并未增加任何负担。按照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法之规定，公司的股份因各种原因集中于一位股东手中时，该股东有六个月的时间对此予以调整，该股东可以将价值一港币的一股转让与他人,公司的地位就不受任何影响。否则，该股东须对公司的负债承担无限责任。这样的制度安排显然为受害的小股东申请将其持股强制卖给大股东架设了过渡的浮桥。

公司的股份应当是一种流动的资产，它的流动性不仅仅表现在转让方面，还表现在其对投资的撤回权方面。对投资者来讲在他认为撤出投资是摆脱困境的最佳选择时，法律不留出撤出的通道几乎就是不人道的做法，这样的法律就是恶法，更何况小股东撤出投资是要经过诉讼程序的。在我们已有的观念中，认为国家允许投资者以承担有限责任的形式投资，就已经给他们最好的甜饼了，投资者要是享有“退股权”，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那不是太随便了吗？债权人的利益又怎能保护？如果让立法者面对现实，去真正体会那些身陷“公司囹圄”的小股东的苦难经历，我国的公司法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事实上禁止股东撤出投资！一个不幸的家庭还可以起诉离婚，一个不适当的投资却不可以撤回，一定要让投资者为他们选择错误的合作伙伴负上血本无归的代价当然不是立法者的意图，但却成了一件接一件的现实。我国法院要么不受理小股东申请退回投资的案件，要么以“于法无据”为由驳回起诉了事。我国公司法对有限公司小股东利益未能给予强有力的保护，已经对我国投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公司法修订时应当转变观念，结合我国国情予以深究，细密斟酌，作出符合实际的规定。

三、体制冲突以及退股权的行权条件

如果我们囿于传统的大陆法系的公司法的理念及其制度定规,我们根本就无法接受退股权的概念及其理论主张。的确，奉行资本法定原则、资本不变原则和资本维持原则的公司法基本体制，与股东的退股权请求存在着正面的冲突，但是细心的读者从这篇文章的论证中会注意到，作者所倡导的退股权仅仅是股东自益权的衍生权利。就有限公司的层面上讲，退股权的义务主体在实质上往往是压迫小股东的大股东，而非公司本身（同股份公司中的上市公司不同，上市公司中的小股东一旦行使退股权，其义务主体可以是上市公司本身，因为上市公司有足够的机会在收回自己的股份后再行发行出去，并不对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造成严重伤害）。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必要对退股权与现行公司法的若干理论和制度的重大冲突加以讨论,以正视听。

（一）退股权是投资者的一种固有权———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有限公司由于其封闭性和股东人数的有限性，公司的存在、发展与成功离不开股东之间的良好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一旦受到破坏，进而在资本多数决原则的保护下控制公司的大股东压迫小股东，就会对公司设立的根本基础造成损害，如果公司不能够解体的话对小股东就意味着无限期的灾难，法律原本出于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和维持公司资本完整性的要求对股东撤资的禁止性规定彻底异化为小股东头上的“紧箍咒”，这就是不合理的制度运行的必然后果。也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中各大陆法系国家纷纷借鉴英美国家的授权资本制度，强化了小股东的权利，有条件地承认股东的退股权，使股东权的保护同债权的保护求得平衡。股东享有退股权体现了资本运动的属性,资本流动的制度阻碍越少，投资者投资的热情会越高。限制股东撤资，实际上助长了大股东的经济专制和非理性行为，破坏公司运行中的民主氛围并从根本上抑制企业的活力，小股东与大股东在公司内部的长期对抗无益于公司的稳定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一项合理的判断必须为法律资源的提供者接受，那就是赋予股东以有限责任的保护机制并非以股东丧失退股权为代价，小股东行使退股权并不必然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让股东具有退股权，本应是投资自由的题中之意，它既顺应全球公司管治制度改革的潮流，更能因应我国解决股东间投资纠纷的紧迫需求。

（二）退股权的行使与现行公司资本制度的整合———沙漠中的一点绿洲

中国公司法的全面改革势在必行，特别是其僵化的资本制度既起不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作用,又妨碍着国人投资创办企业的行动。一步过渡到英美国家的授权资本制是难以想象的，较为稳健的办法是实行德、日等国的附条件的授权资本制（又称折中资本制），即规定有公司的法定最低资本数额，在公司创建时股东首先交付1/4的资本公司就可以成立并开业，其余的资本在公司营业中授权由董事会决定交付数额和时间，最晚在公司设立后4年内交清。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它应当是公司法全面改革中的一项内容，需要假以时日才得完成，让股东享有退股权却是眼前所需,实在等不得。解决的出路有两方面的选择：第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补充规定；第二，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为回避对目前施行的过时的资本制度的正面冲击，作者建议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退股权得经由以下两种途径实现：1、通过公司减资程序。我国公司法对公司减资作了较为细致的规定，问题是在公司的大股东压迫小股东的事实成立，小股东提出通过减资程序退出投资关系的要求，但公司的董事会不予接受或受大股东控制的股东会不予作出决议，或大股东根本就不同意召集股东会。在此种情况下，我国公司法完全丧失了调控的能力。小股东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自行召集或责令公司董事会召集或授权由小股东召集特别股东会以讨论减资退股问题，这一问题也可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补充规定完成。假定特别股东大会因为大股东的反对不能形成减资退股的决议，法院是不能够直接判令公司进行减资退股的，否则法院就干预了公司的决策事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小股东可以直接起诉大股东请求法院强制其购买小股东的股份,问题仍然存在解决的渠道。2、小股东备受大股东挤压的事实成立，大股东已明确表示反对通过减资的途径允小股东撤出投资，大股东又拒绝承诺自律其滥权行为和给小股东以某种补偿的，小股东可径行起诉请求法院责令大股东购买小股东之股份，使小股东的退股权得以实现。无论是采用哪一种途径实现小股东的退股权，都需要进行必要的财务测算，以使所退股份的价金达到公平，特别是采用减资方式退股的还应履行更严格的法定清产核资程序。

我国现行公司资本制度承继了大陆法系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内容。从总体上看，它与国家谋求建立相对宽松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不融合的，法定资本制提高了投资者进入公司的门槛，资本不变原则和资本维持原则对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小股东撤出投资设置了“禁行标志”。我们期望公司法的修订及早开始并完成，本着减轻投资人压力的方向前行，赋予小股东维护自身权利的更大的空间，让小股东在无法忍受大股东欺凌的情况下有多个途径进行自卫保护，其中之一便是行使退股权。

（三）退股权的行使与股东最低人数要求的冲突———黎明前的黑暗

传统的公司法律体制以公司构成的社团性的法理理念和享有有限责任保护的股东成员得有相互的监督为标准确立公司的构成成员不得低于二人。这种要求在上世纪中叶后，不能适应公司事业大规模发展的需要，逐渐演变为公司创设和股份转让的阻碍，持有99%的股份和持有1%的股份的股东之间既谈不上合作，更谈不上监督。法律的规定仅仅变成了一种形式上的累赘，有限公司本来就是小公司，股东之间没有信任就不可能合作，监督如果是为了自己股份上的利益还有可能，监督是为了债权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是为不可能。这一体制运行的数十年间一再为投资人制造困难，逐渐为商人们厌烦。法律反映这种商业社会的正当要求，各国渐渐修改公司法允许一人公司成立。在我国，事实上一人公司已经是一种合法的存在。但是，我国公司法仍坚持有限公司的最低股东人数为二人的旧制，实践中又不能容忍持有99%的股份和持有另外1%的股份的股东共同组建一间公司，造成许多名义股东虚假出资的事实，同时也造成许多本不应该发生的大股东滥权欺压小股东的案件。在这种体制下，小股东为维护其合法权益一旦选择退股权方式请求法院责令大股东购买其持股份额就有可能导致一人公司现象的发生，法院仍会面临与法不符的困境而无从伸张正义。在公司法全面修订取消有限公司最低股东人数限制的情况下，可以变通的办法是在公司股东人数因各种原因变为一人时，可予以六个月的宽限期让继存股东改变现状，过期不变，唯一的股东须为公司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如果我们选择这样的问题处理方式，仍需要解决一个法治观念上的问题，就是法律尽管规定了“二人以上”的最低股东人数标准，但并未规定每一位股东的持股比例，因此应当承认持有一个股份的股东和持有N个股份的股东共同组建有限公司是合法的，各地工商机关任意制定股东持股比例的做法才是违法的。既然我们劳师动众去完成这样复杂的法律制度设计，还不如直接承认一人公司，这才是最合理的方式，毕竟一人公司是公司法符合全球化发展方向的改革趋势的，法律的改革更应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投资者设立有限公司，需与他人合作的当合作，不需合作的可成立一人公司，如此法律上的许多麻烦便可迎刃而解了。

许多人可能担心，一人公司会增加债权人的风险。我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首先，有限公司无股东人数的最低限制，债权人就应当更加注重对交易的对方公司信用的了解，包括对股东个人信用的了解，以防范风险；其次，对诚实的商人来说，一人独立拥有公司会加重其责任心，他会比二人或多人拥有一间公司时更用心，更注重公司的品牌建设；再次，股东如把公司仅仅当作个人敛财的“工具”，滥用有限责任制度掩护其实施侵犯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通过直索诉讼追究股东责任；第四，股东为二人的，如果股东存心损害债权人利益，所谓的监督是不会有效力的，反而会对债权人通过直索方式追偿债权平添障碍和口实。公司的股东人数应当依据投资人的资金实力、产品开发能力、合作意愿等因素由其决定，法律实在无必要保留这种害多益少的强制性规定。

小股东行使退股权，应当符合一定的法律条件，并且法律应当禁止对公司拥有控制权的大股东行使此种权利，因为退股权在本质上是小股东不堪忍受大股东的不公平挤压而采取的救济措施。作者设想的小股东行使退股权的条件有如下方面：第一，小股东在公司中的持股应当实满两年以上，从而有必要的时间在股东之间通过磨合期，尽量增进合作与理解，以协商或更柔软的方式处理纠纷；第二，大股东实施了严重侵犯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虽经小股东提出仍不停止，或不予纠正，或不对受害小股东予以补偿，如进行关联交易，如侵占公司财产，如董事报酬过高蚕食股东利益，如不向股东分配利益，如拒绝小股东查阅公司帐目等；第三，小股东已经采取了公司内部救济的方式而不能使其满意或不能达到目的，如建议大股东举行特别股东大会讨论争议事项不受采纳或虽召集会议，但决议仍对小股东不公平，如小股东企图转让股份，大股东既不放弃优先受让权又拒绝自己购买，又反对他人受让，造成转让不能等；第四，小股东行使退股权应当经过诉讼途径；第五，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角度出发，退股股份的价格的确定应当经过资产评估,达至公平。在英国公司法上，把对小股东实施不公平对待行为的大股东称为“压迫者”,即“Oppressors”。这里是讲，许多的公司法专家共同具有的一种认识，认为有限公司体制已经给投资者提供了“有限责任”的保护，如果再允许股东撤回投资将使公司的债权人负担上全部的商业风险,这是不公平的。这样的法治理念当然成立，但是它并没有考虑到应当给受挤压的小股东一个合理摆脱困境的机会，股东之间“感情确已破裂”时强制公司继续维持是非理性、非道德和不公平的。不能假定“股东之间因为有信任才组建公司，公司就应当持续维持，股东之间就不会有不可调和的对立局面发生”，不能因为享受了有限责任就使投资者面对和忍受大股东的压迫而丧失获取彻底救济的权利。

按照我国公司法的制度设计原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出资后是不可以随意撤回投资的，这是处于对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的考虑,是无可厚非的。撤资意味着公司减资,应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但是，公司的股东会就个别股东的撤资不能作出决议时，小股东的出资又不像上市公司的股份那样容易转让出手，小股东的处境就会很困难，如果公司法允许其申请强制清盘令，他还有出路，恰恰是中国公司法的制定者完全把公司变成了受迫害者的迷魂阵，小股东左冲右突，始终不得解脱之要领，如此投资环境岂不让人脊梁发冷。公司法在保护小股东利益和保护债权人利益之间失去了平衡。2000年6月，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判决《朱楚斌诉郑德明股份合作纠纷案》即是一例。该案的案情是，原告朱楚斌与被告郑德明合资设立了长沙慧达实业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内容几经变更，注册资本为50万元，朱楚斌出资10万元,占20%，郑德明出资40万元，占80%，公司由郑德明控制。此后，郑德明单独作出了公司股东会决议，朱楚斌知悉后，持强烈反对意见。由于双方未能和解，朱遂起诉至法院请求解散公司。法院审理后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41条、第190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是否解散应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股东会的决议，由公司自己的意志决定。原告认为，其股东权益遭到侵犯，应要求被告停止侵权；但原告直接对被告提起终止合作协议、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难以支持。

1989年，美国宾州修正的公司法规定任何股东，不论其持股多少，最多只能享有20%的表决权。按照这种公司资本制度的设计结构，我们就可以理解最近在美国连续发生的安龙公司、世界通讯公司发生的欺诈事件是会计犯罪，而不是虚假注册资本的问题。

近期，香港政府已聘请若干专家组成了一个公司法修改委员会，开始研究修改香港公司条例，其中一个议题便是考虑让“一人公司”合法化。对此，我们静观其变，并以为借鉴。

退股权范文篇5

论文摘要：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股东的退股制度有其理论的依据像契约自由、意思自治、固有权利和现实的需要如避免挤压、解除僵局和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等，通过对其的分析得出了这一制度设立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缘由。在阐明立论依据的同时还要注意对退股制度的规范以防止运行中的异化，使得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退股制度在严格控制与法律设定的模式下，保障制度价值功效的实现。

论文关键词：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退股

股东退股制度是指在允许股东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退出原来的公司的制度，确立股东退股制度对于像我们这样固守“资本三原则”的大陆法系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冲击。我国新公司法第36条“股东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抽逃出资”与旧的第34条相比“股东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虽只是改变了一个字却有不同的价值意义。在面对这一条文变化的时候，笔者虽没有像部分学者过于乐观认为是我国设立了股东退股制度，但却认同这一规定上以及其他条文的增设，间接的认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退股制度，为以后正式确立这一制度开启了“法律之门”，奠定了基础。在此笔者希望通过对设立这一制度理论依据和现实需要进行分析和阐明，使人们能够了解确立的股东退股制度的重要意义，以求为以后公司法的相关内容的修善提供些许理论探讨。

一、理论上的剖析

契约自由原则。按照公司契约论的原理，我们现行的公司设立于股东的约定，是全体股东合意的产物，并遵照另一重要的股东契约之表现形式的章程来具体运作，在有限责任公司中无处不体现股东共同意志的重要性。在许多时候需要全体股东意思表现的一致性，而股东的合意往往是建立在对自身利益或共同目的的可预见性的基础上，当公司在遇到重大变化时，像公司章程的变更、公司经营方针的改变等可能会超出股东在设立公司，订立契约的期望，造成对股东之间持续性法律关系的破坏。也就是“当事人做出某种意思表示总是以其对当时基本情势的认识和对未来基本情势的合理预见为基础的，一旦当事人赖以决策的基本情势发生变化，或出现新的情势导致原有情势不能作为当事人决策之基础时，当事人则有权重新做出选择。”既然法律允许契约当事人具有创设、开始这种法律关系的权利，自然也应当赋予解除这种关系的存续的自由。因为公司的成立或解散应当取决于股东的意志，当股东在公司中的权益被侵犯，公司又不能就恢复股东权益或解散公司形成合意时，权益遭受侵害的股东就应当有权通过各种救济方式维护自身权利。既便是法律与契约没有现实规定，基于诚实信用考虑，在遇到股东不能维持此种关系时是应当允许“缔约当事人”解除这种关系的。

信任、忠实之义务。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虽都具有资合性，它们的一个重大不同之处就是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特质。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还要契合于股东之间的信任，这就要求股东在履行忠实义务时，不仅存在于股东公司之间还存在于股东之间，而这些忠实义务要兼顾股东间的个人关系和股东们组织公司时的共同目的及其追求实现公司功能的需要。所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的良好合作是有限责任公司发展的基础，如果股东的信赖关系遭到破坏，合作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了，像“一旦大股东把受其支配的公司当作谋求自身利益的工具，就意味着对原已存在的信任的背弃，小股东当然有权选择退出投资关系；当小股东退股权得以实现时，对债权人利益可能造成损害的后果的预防责任直接转嫁给大股东是完全公平合理的”。虽然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像股份公司的股东“用脚投票”自由进出公司，但是在合作所依据的基础遭到破坏时，退出公司可能是其中的最好选择。此外也正是由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以及合作的信赖基础的存在也很可能出现其他股东同意转让给外部人而却无人愿意受让的情形，毕竟这种信赖关系不是每个人都能具有的。

股东的固有权利。退股权属于股东自益权的衍生权利，股东既是股东法律地位的具体化，又是对股东具体权利义务的抽象概括。循上所言在人合性为重要特质的封闭性有限责任公司里，股东监督良好关系是合作的基础，如果这种和谐的遭受巨大冲击，根据民法自愿平等原则股东有投资的自由自然也有退股的权利，这种退股权是股东民事权利的自然延伸。特别是在经营不善，小股东受到大股东压迫时，股东做出退股决定本应是投资自由的题中之意，股东如果不能享有这些管理就会增加投资风险。如果不允许股东退出，不仅会导致公司内部资源浪费，而且还会使得中小股东处于更为被动的局面，甚至会给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在公司里的财产创造机会，最终导致股东之间的公平和正义无法实现，亦会降低社会投资的积极性并且股东行使退股权时仍是在股东自益权的范畴之内。股东将所持股份转让只是改变了持股股东，并不损害资本的完整性，在退出公司之时也就是完整实现权利之时。

二、现实中的需要

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确立股东退股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目的考量。明确股东的退股权利，在相应的情形下退出原有法律关系并且突破大股东阻止小股东而制造的种种阻碍，减少相对的损害，所以中小股东在反对没有效果时或是所消耗时问、物质过高时，逃离公司自然就是其合理的选择。这时股东的退股权的作用就会发挥，满足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需要，而不必受其他因素的过多干预。

化解公司僵局。公司僵局，一般是指公司在运行过程中因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管理人员之间及管理人员之问的利益冲突激化，致使公司运行机制失灵，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各个机构无法正常履行职责，公司处于瘫痪状态。众从所周知有限责任公司是人合的产物，是股东问忠实信任关系在公司中的有效体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情势变化造成的破坏股东之间的失和，这样会使矛盾双方在处理许多公司事务时陷于困境之中。“股东没有能力打破这一僵局，并且不可补救的损害正威胁着公司或公司正遭受着这一损害，或者正因为这一僵局。”股东一般不能随意单方要求退股或者解散公司，是公司法贯彻公司资本不变、资本维持、资本确定三原则的必然要求；但对于确已经陷入表决僵局和经营僵局，存在控制股东严重压制中小股东利益以及严重违背设立公司目的等问题的有限责任公司，若少数股东起诉要求退股、解散公司或者解除合作协议的，审判机关大都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态度。如此信任关系缺失的情况不应存在过久，毕竟公司还是以谋利为始源目的，它的存在对双方都是不利的。为此可能一方出于整体或自己长远利益的考虑选择退出，为这种僵持的局面解冻，使公司从新回到原有运行轨道上来。

经济效益的考量。或是处于公司僵局的，或是大股东挤压小股东，为了摆脱出资被锁定的困境，股东会选择许多途径来解决这些问题，减资的方面来对于公司及现在的股东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如果回购的价格不能与市场价格相接近时对于退出股东也是一个损害，对于债权人的利益保护来说更是一大不稳定因素。此外公司的解散是另一个摆脱的方式，也是最为彻底的方式，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样需要的成本就更高，公司的运行被终止，公司受到清算，公司不存在了，可能对多方利益来说都是一大损失。在面对之趋势发展时，其他股东处于整体利益的考虑会做出购买异议人的股份，其反应并不是希望看到公司走到这一步而使自身的利益受损，并且股东在转让时也许会受到限而受到利益的伤害，对于此困境股东不仅使受侵害的股东取得公平合理价值退出公司，而且不影响公司的存续和正常的运转达到双赢的效果。

国际趋势。考察世界范围许多国家公司法，大都经历了从禁止到有限许可的过程，无论是遵循自由主义的英美国家还是折中主义的大陆法系国家都认可了股东退股。

三、对退股制度的必要规范

在通过上述理论与现实的阐明了我们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设立这制度的必要，但是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司法上变革同时我们清醒的意识到退股制度中所可能带来的其它问题。特别是在其不能有效规范时所带来的负面作用，造成由于滥用退股权或不正当行使所带来违背其建立初衷的事的发生，故而在强调其重要价值，释明建立的意义的同时还要做好相关法律制度的配套，以求使该制度能够有效规范实施。

内部救济为前置。由于退股可能造成公司资产的减损，造成其他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损害，做出退股决定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得以而为之。所以在处于经济学的考量，如果能使纠纷的解决终止于内部并能够照顾各方利益形成了一个各方能接受的内部方案，如先进行相应的协调内部的协商购买，既不会破坏公司在原有模式下正常运转也不会损害债权人和其他相关人的利益。建议召开股东大会来讨论争议事项或章程规定其他步骤，使得退股人能够在大多数股东面前说明利益诉求，并看能否实现使矛盾解决于内部，不允许在未经内部程序就直接通过外部方式来实现退股。也就是必要的内部救济为前置(即使这一过程并不可能改变股东最后退股情况的发生)，就处于多方利益的权衡防止退股制度的滥用，作为股东不能任意的使用自己的退股权，这不仅使对自身的不负责任，也可能会影响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设定一个内部程序为前置是防止部分股东的任意的“自由”。

事项的规定。新《公司法》第7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但该条对于退股权的规定并不够完善，还有一些情况也应该纳入。在国外的公司法律规定了相应的退股情形，如在美国修正标准商事公司法第13．02(A)条的规定，如果公司进行下列五种特别交易，则公司必须以公平的价格购买反对这些特别交易的小股东所持有的股份：(1)公司因为与其他公司合并；(2)另一家公司通过公司股份交换计划而取得小股东所有的公司；(3)公司所为的所有财产或实际上是公司所有财产的出售或交换，而此种出售或出卖又不是在公司的正常商事活动中所为；(4)公司章程的修改对公司持异议股东所享有的权利造成重大的不利影响；(5)公司所采取的任何其它行动，如果根据公司章程、公司管理细则或董事会决议，小股东有权对这些行动提出反对意见并因此而由公司购买他们的股份的话。上述国家此方面规定对于我们有借鉴意义，所以笔者认为并不是在任何都能提出的，要规范退出制度行驶的情形所以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可以：首先少数股东对公司的重大事存在异议时如公司合并分立章程修改等。其次是在公司陷入僵局的时候，由于争议事项在董事会、股东会中僵持，事项无所进展。再次大股东的行为造成小股东利益损害，挤压小股东时或是超出不能达到期望时，然后是由于个人原因的事项如股东离婚、死亡、离职，个人的经济危机等，最后是其他情形如公司从事违法或造成被用作违法事项等。

路径的运用。在涉及具体退股方式时主要模式的选择首先协商的方式，这基于合同变更理论，是指出现退股的情况有多方协议。此方式省时省力但由于退股方往往处于劣势，无法保证协商公正，所以此方式可以作为一种路径加以考虑但是能成为最主要依仗的方法。其次是章程中规定，章程的规定是在应对解决时的一个重要路径选择，章程的约束力在于成员的自由意思，章程制定后，成为成员或机关认可章程的内容。但由于事先的章程在遇到具体事情时可能有所偏差故也存在不完善，并且不能很好的反映双方意志。最后就是司法方式，由诉讼解决中小股东可以通过直接诉诸法院请求公司或其他股东购买退出的股份得以实现退股或是在经上述两种方式的求解的过程中无法达到退股人所要求的合理退出时允许司法的介入来主持公正像是司法的评估价格，司法的保证决议的执行的。笔者对此种路径较为支持，一则诉讼方式能够保证决意的公平决议的执行以实现效力，二则双方自由意志表现，再则可以避免减资等影响公司的运转。无论在何种情况采取哪种方式都要对必要的财务核算来确定退股的股份价值。在这之中无可以协商或章程规定不过在如同方式选择中的理由，不完善。笔者个人认同采用司法的途径，股东的申请由法院委托专业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做到公平合理客观的评定，正确适当的资产评估不仅有利于退股人而且有债权人和公司利益等保护。

其他人利益，我们会想到第三人利益在退股制度中的保护。如果股东和公司串通一气，通过股东退股逃避债务，还会构成对公司债权人的侵权。因此，必须对股东退股做出必要的限制。在经过资产评定的证明公司资不抵债时，股东不得退股如果股东可以提供相应担保则可以允许股东退股，股东退股要履行相应的公示程序按照公司减资的程序，通知或公告公司的债权人听其意见并为提供足够多担保以维护利益，法律还应强调退股股东的责任期限。但也不能让退股股东责任永远处于不稳定状态，法律应该规定退股股东的责任期限。笔者认为，美国公司法的规定值得借鉴，该规定认为，该退股权人本人或公司可办理申报手续，90天后即可免除公司或成员在退出后相互之间的责任。

退股权范文篇6

论文摘要：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股东的退股制度有其理论的依据像契约自由、意思自治、固有权利和现实的需要如避免挤压、解除僵局和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等，通过对其的分析得出了这一制度设立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缘由。在阐明立论依据的同时还要注意对退股制度的规范以防止运行中的异化，使得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退股制度在严格控制与法律设定的模式下，保障制度价值功效的实现。

论文关键词：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退股

股东退股制度是指在允许股东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退出原来的公司的制度，确立股东退股制度对于像我们这样固守“资本三原则”的大陆法系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冲击。我国新公司法第36条“股东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抽逃出资”与旧的第34条相比“股东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虽只是改变了一个字却有不同的价值意义。在面对这一条文变化的时候，笔者虽没有像部分学者过于乐观认为是我国设立了股东退股制度，但却认同这一规定上以及其他条文的增设，间接的认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退股制度，为以后正式确立这一制度开启了“法律之门”，奠定了基础。在此笔者希望通过对设立这一制度理论依据和现实需要进行分析和阐明，使人们能够了解确立的股东退股制度的重要意义，以求为以后公司法的相关内容的修善提供些许理论探讨。

一、理论上的剖析

契约自由原则。按照公司契约论的原理，我们现行的公司设立于股东的约定，是全体股东合意的产物，并遵照另一重要的股东契约之表现形式的章程来具体运作，在有限责任公司中无处不体现股东共同意志的重要性。在许多时候需要全体股东意思表现的一致性，而股东的合意往往是建立在对自身利益或共同目的的可预见性的基础上，当公司在遇到重大变化时，像公司章程的变更、公司经营方针的改变等可能会超出股东在设立公司，订立契约的期望，造成对股东之间持续性法律关系的破坏。也就是“当事人做出某种意思表示总是以其对当时基本情势的认识和对未来基本情势的合理预见为基础的，一旦当事人赖以决策的基本情势发生变化，或出现新的情势导致原有情势不能作为当事人决策之基础时，当事人则有权重新做出选择。”既然法律允许契约当事人具有创设、开始这种法律关系的权利，自然也应当赋予解除这种关系的存续的自由。因为公司的成立或解散应当取决于股东的意志，当股东在公司中的权益被侵犯，公司又不能就恢复股东权益或解散公司形成合意时，权益遭受侵害的股东就应当有权通过各种救济方式维护自身权利。既便是法律与契约没有现实规定，基于诚实信用考虑，在遇到股东不能维持此种关系时是应当允许“缔约当事人”解除这种关系的。

信任、忠实之义务。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虽都具有资合性，它们的一个重大不同之处就是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特质。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还要契合于股东之间的信任，这就要求股东在履行忠实义务时，不仅存在于股东公司之间还存在于股东之间，而这些忠实义务要兼顾股东间的个人关系和股东们组织公司时的共同目的及其追求实现公司功能的需要。所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的良好合作是有限责任公司发展的基础，如果股东的信赖关系遭到破坏，合作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了，像“一旦大股东把受其支配的公司当作谋求自身利益的工具，就意味着对原已存在的信任的背弃，小股东当然有权选择退出投资关系；当小股东退股权得以实现时，对债权人利益可能造成损害的后果的预防责任直接转嫁给大股东是完全公平合理的”。虽然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像股份公司的股东“用脚投票”自由进出公司，但是在合作所依据的基础遭到破坏时，退出公司可能是其中的最好选择。此外也正是由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以及合作的信赖基础的存在也很可能出现其他股东同意转让给外部人而却无人愿意受让的情形，毕竟这种信赖关系不是每个人都能具有的。

股东的固有权利。退股权属于股东自益权的衍生权利，股东既是股东法律地位的具体化，又是对股东具体权利义务的抽象概括。循上所言在人合性为重要特质的封闭性有限责任公司里，股东监督良好关系是合作的基础，如果这种和谐的遭受巨大冲击，根据民法自愿平等原则股东有投资的自由自然也有退股的权利，这种退股权是股东民事权利的自然延伸。特别是在经营不善，小股东受到大股东压迫时，股东做出退股决定本应是投资自由的题中之意，股东如果不能享有这些管理就会增加投资风险。如果不允许股东退出，不仅会导致公司内部资源浪费，而且还会使得中小股东处于更为被动的局面，甚至会给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在公司里的财产创造机会，最终导致股东之间的公平和正义无法实现，亦会降低社会投资的积极性并且股东行使退股权时仍是在股东自益权的范畴之内。股东将所持股份转让只是改变了持股股东，并不损害资本的完整性，在退出公司之时也就是完整实现权利之时。

二、现实中的需要

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确立股东退股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目的考量。明确股东的退股权利，在相应的情形下退出原有法律关系并且突破大股东阻止小股东而制造的种种阻碍，减少相对的损害，所以中小股东在反对没有效果时或是所消耗时问、物质过高时，逃离公司自然就是其合理的选择。这时股东的退股权的作用就会发挥，满足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需要，而不必受其他因素的过多干预。

化解公司僵局。公司僵局，一般是指公司在运行过程中因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管理人员之间及管理人员之问的利益冲突激化，致使公司运行机制失灵，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各个机构无法正常履行职责，公司处于瘫痪状态。众从所周知有限责任公司是人合的产物，是股东问忠实信任关系在公司中的有效体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情势变化造成的破坏股东之间的失和，这样会使矛盾双方在处理许多公司事务时陷于困境之中。“股东没有能力打破这一僵局，并且不可补救的损害正威胁着公司或公司正遭受着这一损害，或者正因为这一僵局。”股东一般不能随意单方要求退股或者解散公司，是公司法贯彻公司资本不变、资本维持、资本确定三原则的必然要求；但对于确已经陷入表决僵局和经营僵局，存在控制股东严重压制中小股东利益以及严重违背设立公司目的等问题的有限责任公司，若少数股东起诉要求退股、解散公司或者解除合作协议的，审判机关大都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态度。如此信任关系缺失的情况不应存在过久，毕竟公司还是以谋利为始源目的，它的存在对双方都是不利的。为此可能一方出于整体或自己长远利益的考虑选择退出，为这种僵持的局面解冻，使公司从新回到原有运行轨道上来。

经济效益的考量。或是处于公司僵局的，或是大股东挤压小股东，为了摆脱出资被锁定的困境，股东会选择许多途径来解决这些问题，减资的方面来对于公司及现在的股东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如果回购的价格不能与市场价格相接近时对于退出股东也是一个损害，对于债权人的利益保护来说更是一大不稳定因素。此外公司的解散是另一个摆脱的方式，也是最为彻底的方式，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样需要的成本就更高，公司的运行被终止，公司受到清算，公司不存在了，可能对多方利益来说都是一大损失。在面对之趋势发展时，其他股东处于整体利益的考虑会做出购买异议人的股份，其反应并不是希望看到公司走到这一步而使自身的利益受损，并且股东在转让时也许会受到限而受到利益的伤害，对于此困境股东不仅使受侵害的股东取得公平合理价值退出公司，而且不影响公司的存续和正常的运转达到双赢的效果。

国际趋势。考察世界范围许多国家公司法，大都经历了从禁止到有限许可的过程，无论是遵循自由主义的英美国家还是折中主义的大陆法系国家都认可了股东退股。

三、对退股制度的必要规范

在通过上述理论与现实的阐明了我们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设立这制度的必要，但是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司法上变革同时我们清醒的意识到退股制度中所可能带来的其它问题。特别是在其不能有效规范时所带来的负面作用，造成由于滥用退股权或不正当行使所带来违背其建立初衷的事的发生，故而在强调其重要价值，释明建立的意义的同时还要做好相关法律制度的配套，以求使该制度能够有效规范实施。

内部救济为前置。由于退股可能造成公司资产的减损，造成其他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损害，做出退股决定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得以而为之。所以在处于经济学的考量，如果能使纠纷的解决终止于内部并能够照顾各方利益形成了一个各方能接受的内部方案，如先进行相应的协调内部的协商购买，既不会破坏公司在原有模式下正常运转也不会损害债权人和其他相关人的利益。建议召开股东大会来讨论争议事项或章程规定其他步骤，使得退股人能够在大多数股东面前说明利益诉求，并看能否实现使矛盾解决于内部，不允许在未经内部程序就直接通过外部方式来实现退股。也就是必要的内部救济为前置(即使这一过程并不可能改变股东最后退股情况的发生)，就处于多方利益的权衡防止退股制度的滥用，作为股东不能任意的使用自己的退股权，这不仅使对自身的不负责任，也可能会影响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设定一个内部程序为前置是防止部分股东的任意的“自由”。

事项的规定。新《公司法》第7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但该条对于退股权的规定并不够完善，还有一些情况也应该纳入。在国外的公司法律规定了相应的退股情形，如在美国修正标准商事公司法第13．02(A)条的规定，如果公司进行下列五种特别交易，则公司必须以公平的价格购买反对这些特别交易的小股东所持有的股份：(1)公司因为与其他公司合并；(2)另一家公司通过公司股份交换计划而取得小股东所有的公司；(3)公司所为的所有财产或实际上是公司所有财产的出售或交换，而此种出售或出卖又不是在公司的正常商事活动中所为；(4)公司章程的修改对公司持异议股东所享有的权利造成重大的不利影响；(5)公司所采取的任何其它行动，如果根据公司章程、公司管理细则或董事会决议，小股东有权对这些行动提出反对意见并因此而由公司购买他们的股份的话。上述国家此方面规定对于我们有借鉴意义，所以笔者认为并不是在任何都能提出的，要规范退出制度行驶的情形所以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可以：首先少数股东对公司的重大事存在异议时如公司合并分立章程修改等。其次是在公司陷入僵局的时候，由于争议事项在董事会、股东会中僵持，事项无所进展。再次大股东的行为造成小股东利益损害，挤压小股东时或是超出不能达到期望时，然后是由于个人原因的事项如股东离婚、死亡、离职，个人的经济危机等，最后是其他情形如公司从事违法或造成被用作违法事项等。

路径的运用。在涉及具体退股方式时主要模式的选择首先协商的方式，这基于合同变更理论，是指出现退股的情况有多方协议。此方式省时省力但由于退股方往往处于劣势，无法保证协商公正，所以此方式可以作为一种路径加以考虑但是能成为最主要依仗的方法。其次是章程中规定，章程的规定是在应对解决时的一个重要路径选择，章程的约束力在于成员的自由意思，章程制定后，成为成员或机关认可章程的内容。但由于事先的章程在遇到具体事情时可能有所偏差故也存在不完善，并且不能很好的反映双方意志。最后就是司法方式，由诉讼解决中小股东可以通过直接诉诸法院请求公司或其他股东购买退出的股份得以实现退股或是在经上述两种方式的求解的过程中无法达到退股人所要求的合理退出时允许司法的介入来主持公正像是司法的评估价格，司法的保证决议的执行的。笔者对此种路径较为支持，一则诉讼方式能够保证决意的公平决议的执行以实现效力，二则双方自由意志表现，再则可以避免减资等影响公司的运转。无论在何种情况采取哪种方式都要对必要的财务核算来确定退股的股份价值。在这之中无可以协商或章程规定不过在如同方式选择中的理由，不完善。笔者个人认同采用司法的途径，股东的申请由法院委托专业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做到公平合理客观的评定，正确适当的资产评估不仅有利于退股人而且有债权人和公司利益等保护。

其他人利益，我们会想到第三人利益在退股制度中的保护。如果股东和公司串通一气，通过股东退股逃避债务，还会构成对公司债权人的侵权。因此，必须对股东退股做出必要的限制。在经过资产评定的证明公司资不抵债时，股东不得退股如果股东可以提供相应担保则可以允许股东退股，股东退股要履行相应的公示程序按照公司减资的程序，通知或公告公司的债权人听其意见并为提供足够多担保以维护利益，法律还应强调退股股东的责任期限。但也不能让退股股东责任永远处于不稳定状态，法律应该规定退股股东的责任期限。笔者认为，美国公司法的规定值得借鉴，该规定认为，该退股权人本人或公司可办理申报手续，90天后即可免除公司或成员在退出后相互之间的责任。

退股权范文篇7

关键词:三变;土地流转;问题;对策

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的提出以及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发展成为了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旦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相应的改善，那么势必会进一步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贵州省自身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因地制宜地提出了“三变”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一、“三变”政策概述及推进情况

(一)“三变”政策概述。三变政策是贵州省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而提出并落实的一项政策，简而言之，“三变”政策是指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具体而言，资源变股权是指以农村的闲置自然性资产和其他经营性从财产入股本村的经营主体，将本村的优势资源集中于该经营主体，保证该经营主体的快速发展;资金变股金是指在政府的引导下，将投入农村经济建设的资金通过合理的整合，转化为农村集体组织或者是农民持有的资金，农村集体或农民作为该经营性主体的股东;农民变股民是指，如果农民以其自身的土地使用权入股，该农民会取得一定的分红;如果该农民在经营主体中务工，则会取得劳动收入。由此可以看出，“三变”政策是充分利用了农村自身所具有的资源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将农村的自然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国家的政策优势以及广大农民整合的资金优势整合在一起，在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最终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二)“三变”政策在贵州省实施概况。在2015年中央文件将农村改革放在突出位置这一要求提出之后，全国各地均充分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的基本精神。贵州省也是如此，并且在2015年中央文件的要求之前，2013年贵州省六盘水市已经因地制宜地提出了“三变”政策。改革的实质就是将国家、农民、社会等多方扶贫资源整合起来，集中力量精准扶贫，有效解决贵州偏远山区“三农”问题。①在“三变”政策的指导下所成立的企业大多数是属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式，在我国，尤其是贵州省农村集体合作社发展起步时间较晚，正因为如此，贵州省在“三变”政策实施过程中，可以直接总结外国及发达地区的先进成功经验，同时结合贵州本地的实际状况，制定合理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策略。在贵州省，六盘水市从2013年就实施了三变政策。在“三变”政策的指引下，六盘水市的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如六盘水市舍烹村，从2012年－2016年，在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该村的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具体而言，该村具有1326亩耕地、897．3亩水田、3970亩山地和林地，并且该村也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②在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由传统种植业发展出来了山地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这些产业的融合，促进了该村经济的发展，并且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加速了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整合;此外，在2012年之前，该村的集体资产较少，但是“三变”政策实施后，该村集体资产已经增加到60万资金和部分集体合作社股权，大大提高了农村集体资产的数量;同时在资源整合后，该村也发展了4A级旅游景区，同时该村也成为了“三变”改革的发源地，具有较大的实地考察和旅游价值;此外在该村也成立了普古银湖中止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贵州娘娘山高原湿地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等一系列合作社。③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三变”政策实施后，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在六盘水市“三变”政策取得一定的成果后，贵州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在全省开展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试点工作方案(试行)》，在这一方案中，省委省政府要求在贵州省全省内推广六盘水市“三变”的改革经验，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充分发挥农村的资源资源优势，促进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确保2020年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④目前贵州省“三变”政策已经在全省范围内推开实施，在实施的过程中也有诸多的法律问题存在，笔者将对贵州省“三变”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

二、“三变”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在前述中，笔者简要介绍了“三变”政策的基本概念和当前贵州省在实施农村“三变”政策的过程中所取得的一些成就，这些成就也反映出“三变”政策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十分巨大的促进作用，对于整合农村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以及资金资源，促进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是“三变”政策实施过程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依旧值得分析。具体而言，“三变”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法律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土地使用权入股缺乏合理的评估机制。“三变”政策其中的一变就是要求资源变股权。在农村最主要的资源就是土地资源。并且在贵州省农村，随着绝大多数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中有很多土地就闲置下来。为了促进“三变”政策的顺利实施，农村集体往往会用土地入股的方式参与到“三变”企业中去。⑤在实践过程中，土地的价格往往是由土地流转的几方进行协商，从而折合相应的股份，具体的价格完全是当事人几方意思自治的体现。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以非货币财产入股的，应当由专业的评估机构对其进行评估，对出资的财产进行核实。⑥也即，《公司法》对以非货币财产作家出资的，应当评估作价，在“三变”政策实施过程中，农村集体绝大多数是用集体土地进行出资，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出资财产应当作价评估。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农村集体作为出资的土地，其价格往往是与企业进行协商确定的，也即以双方意思自治所达成的价格，就代替作价评估的价格，成为最终农村集体入股的最终价格。这样的做法，一方面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另一方面，如果双方达成意思自治所形成的价格过低，则会严重损害农村集体的利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严重损害农民自身的利益。除此之外，对于土地评估而言，当前缺乏专业的土地流转评估机构和土地评估人才，这也造成了土地流转评估较难实现;由于当前我国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加之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些不确定性，对于农村土地流转而言，土地的评估作价随意性较大，这些因素均可能造成损害农村集体和农民的利益，最终可能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的稳定。(二)“三变”政策中股东退股机制的不完善。“三变”政策其中的一变即农民变股民。在农村成立由农村集体、农村作为股东的公司，其出发点是通过公司的经营，充分整合农村的资源优势，从而带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仅规定“农民变股民”的政策性条件是不够的，还要完善农村集体和农民的退股机制。在“三变”政策引导下成立的公司也会和普通公司一样，存在股东退股的问题。如果对农村集体或农民退股设置诸多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对农村集体和农民的利益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对农村集体和农民的退股过于宽泛，如果农村集体或农民退股对企业的经营产生影响的话，这个也不符合贵州省“三变”政策所设立的初衷。当前我国《公司法》中现有的法律规定并没有平衡农村集体退股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法律规定。因此，当农村集体或农民与“三变”企业产生股权纠纷，就只有按照《公司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公司法》对于股权的转让主要是71条、74条、142条和公司解散的条款进行规定⑦。这些规定对于普通的公司股权纠纷，具有重要的法律依据，但是在“三变”政策指导下成立的公司，如果继续适用这样的规定则可能对农村集体、农民的利益产生重大损害，相反，过于宽松的退股约定也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总之，当前贵州省“三变”政策的实施，涉及股东退股的问题，只有按照《公司法》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由于“三变”政策指导下成立的公司的特殊性，仅仅适用《公司法》及司法解释，可能会对农村集体、农民以及公司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政府出台相应的行政法规对其进行规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三)公司破产清算后土地使用权的问题。根据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东入股后，应当将货币资金或其他非货币资金转移到公司名下，这些财产就成为了公司的财产。⑧“三变”政策引导下成立的公司也是如此。这一类公司成立后，是以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或者农民对于本村集体土地的使用权作为出资，经村集体与公司协商、确定出资土地的作价后，通过流转的手续土地的使用权就转移至公司名下。也即“三变”政策指导下成立的公司，对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农民拥有使用权的土地，具有使用权。这与其他公司获得土地使用权的方式不同，其他公司获得土地使用权是通过划拨、转让等方式，而“三变”政策下成立的公司则是通过流转的方式获得。这样的方式无法应对一旦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土地使用权归属的问题。公司获得了农村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当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农村集体股东和农民股东应当对公司的债务在其债务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农村的土地是保证农民基本生活的主要因素，也是保证农村社会稳定强有力的方式，一旦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如果要求农民对此承担连带责任，那么农民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使用权;如果出于政策的要求，适当减轻甚至免除农村集体和农民的连带责任，那么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则无法得到保障。如何平衡债权人和农村集体、农民股东之间的关系，在当前是没有法律对其进行规定的。“三变”政策的贯彻落实，最初是为了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设计公司破产清算后土地使用权的问题如果不能未雨绸缪地进行规定，那么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形，一方面会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会对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三、解决贵州省农村“三变政策”落实法律问题对策

在前述中，笔者主要从土地的评估机制、股东的退股机制和公司破产清算后土地使用权问题的争议三个方面分析了当前贵州省“三变”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法律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得到彻底地解决，则会严重违背“三变”政策实施的初衷。因此，在这一部分笔者将着重对这三个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以促进“三变”政策的顺利实施。(一)完善“三变”政策下土地的评估机制。《公司法》已经明确规定了如果股东以非货币财产出资，应当做财产进行作价评估。但是当前贵州省“三变”政策指导下的公司，其获得土地使用权是通过与股东进行协商，在双方或三方意思自治一直的基础上，确定土地的价格。这样作价的方式是违背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并且其中是有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因此引入对土地评估机制是非常必要的。笔者认为，合理、完善的评估机制，不仅有助于实现土地使用权的真正价值，实现最终的实质公正，也有助于保证程序上的完整。对于土地使用权的评估，还应当确定土地流转作价评估的标准。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对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作价进行合理的探索，制定一套完整的作价评估方案，如耕地、林地、滩涂等不同性质的土地，有不同的作价标准;此外，评估费用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由公司、政府以及其他相关机构分摊，这样做的理由在于，“三变”政策本来就是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而提出来的，农村集体和农民是无法支付高昂的评估费用，公司作为直接受益者，自然要承担一部分评估的费用，但是考虑到公司在“三变”政策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其可以承担一部分费用;“三变”政策的实施，最终会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的流转也是我国实现城镇化的必经阶段，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面对这样的变革，自然也要承担部分费用。所以，完善的土地评估机制不仅涉及到实质的公平、程序的公平，同时还要考虑到作价问题、评估费用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只有提前将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法律上的规定，才能未雨绸缪地应对改革中出现的法律问题，也能给司法机关处理此类问题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二)平衡农民股东退股与公司经营之间的关系。在前述中，笔者介绍了“三变”政策指导下，公司成立后的股东包括农村集体和农民，这也是符合“农民变股民”的基本要求，但是农民股东是通过自身对集体土地使用权进行出资，将其对土地的所有权转移给公司。如果农民股东退股，则可能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严重的影响;但是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依靠，如果没有合理的退股机制，农民退股后失去了土地使用权，则就失去了其最大的生存依靠。所以在“三变”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还需要更加明确地规定股东的退股机制。笔者认为，退股在《公司法》中也有规定，这是股东的权利之一，但是对于退股也有严格的限制。农民股东作为公司的股东自然也享有这样的权利。笔者认为，如果公司正常经营，并且收益良好，公司可以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和章程的约定，对股东分红，农民股东自然也可以获得收益，也就不存在退股的问题。对于平衡股东退股和公司经营之间的关系，可以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在公司章程中进行约定，充分尊重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如果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了困难，完全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完成股东的退股。为了充分保障农民的利益，在章程中约定的内容可以宽于《公司法》的规定。这样的建议是建立在公司与股东平等协商基础之上的，但是此建议也有一定的缺陷，也即农民股东其自身法律素养不够高，在与公司的协商过程中能否为自己争取到合理的利益有待考虑，笔者认为，司法行政部门可以专门为“三变”政策引起的纠纷，指派专门的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以维护农民股东在退股时的合法权益。(三)完善土地流转方式和保证破产清算后债权的实现。在前述中，笔者论述了当前“三变”政策指导下成立的公司获得土地使用权是通过与农村集体协商后，在各方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后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将使用权转移给公司。如果公司进入破产清算阶段，在前述中笔者也从两方面分析了其中存在的缺陷，因此完善土地流转方式和保证破产清算后债权的实现则是应对这一问题的关键。笔者认为，在几方进行协商的过程中，应当对土地的使用权、所有权进行明确，也即农村集体虽然以土地使用权出资，但是土地的所有权依旧是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在公司成立之后，农村集体也要成为该土地的管理者。对于流转方式而言，农民是以若干年的使用权出资，笔者认为，为了避免风险，可以将使用权转让缩短期限，期限到期之前由公司和农村集体协商，重新签订流转合同。这个过程要简化流转的程序，缩短流转的时间。这样，一旦公司出现经营困难，股东的损失可以降到最低。此外，一旦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就涉及到债权债务的问题，这一问题从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成为公司的股东之际就已经存在，只是在公司破产清算程序中凸显出来。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要充分发挥公司公积金的作用，一旦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公积金应当首先用来弥补农民因此所受到的损失，此外在公司章程中应当明确规定农民享有对土地的承包权，而公司享有的是使用权，只有这样，土地的使用权即使被作价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农民也不会丧失其对土地的承包权，债权人将土地用于其他用途，农民依旧可以从中获益。同时，农民作为股东，自然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但是应当注重对农民所承担的风险进行分散，只享受收益而不承担风险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的，因此平衡二者之间关系时，不能着眼于消除农民股东所承担的风险，而应当适当将其弱化。

四、结语

退股权范文篇8

一、基本情况

（一）增资扩股和股金结构情况

为了进一步明晰产权关系，充实资本金，增强农村信用社的经营实力和抵御风险能力，联社把增资扩股工作作为一项首要任务来抓，层层分解任务，加大对股金扩充的考核力度。一是加强了对增资扩股工作的组织领导工作，成立了以联社主任为组长，联社副主任为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和信用社主任为成员的增资扩股领导小组，加大了对增资扩股的领导、管理、协调和监督；二是根据产权制度改革要求制定了20****年××××万元的增资扩股计划，并确保在6月底前完成，要求资格股达××××万元，投资股达××××万元，具体增资扩股来源为辖内农户入股××××万元，个体工商户入股××××万元，企业法人入股×××万元，其它入股×××万元；三是做好宣传发动工作，通过报刊、电视等媒体，利用标语、宣传材料等方式重点宣传信用社为农服务的办社宗旨，以及信用社的发展前景和各类股权的权利，提高信用社的知名度，增强社会公众的信心；四是规范了原有老股金，对已达到入股起点的，按1：1比例转为资格股，对达不到起点的，动员入股者补足差额，对不愿补足差额又确不需信用社服务的，按1：1比例给予退股。目前，对达不到100元起点的自然人股通过补足或清退的方式，已全部清理完毕，金额达××××元。通过以上措施，广泛吸收了辖内各类资本入股，大幅度提高了资本充足率，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

截止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全县股本金总额达××××元，人数达××××人。具体股本金结构情况为：

1．按入股对象分：自然人股××××人，金额××××元，占股本总额的××%，其中：职工股×××人，金额××××元，占股本总额的××%。单个自然人最大持股金额为××××元，占股本总额的××%，单个法人最大持股金额××××元，占股本总额的××%。

2．按资格股和投资股分：资格股××××人，金额××××元，占股本总额的××%，其中：自然人资格股××××人，金额××××元，占股本总额的××%，法人资格股××个，金额××××元，占股本总额的××%；投资股××人（资格股中含××人），金额××元，占股本总额的××%，其中自然人投资股××人，金额××××元，占股本总额的××%，法人投资股××个，金额××××元，占股本总额的××%；

3．按新老股金划分：20****年9月底以前入股××××人，金额××××元，其中：84-96年入股××人，金额××××元，97-20****年9月入股××××人，金额××××元，入股100-499元的××××人，金额××××元，入股500元以上的××××人，金额××××元；20****年9月至20****年9月增资扩股××××人，金额××××元，其中：农户入股××××人，金额××××元，个体工商户入股××××人，金额××××元，企业法人入股××××个，金额×××××元，其他入股××××人，金额××××元。

（二）股金管理情况

1．股金证管理：（1）联社签发的股金证，在明显位置以入股须知的形式对社员应了解的事项加以了说明。入股须知包括以下内容：①社员入股前应详细阅读信用社章程，知晓社员的权利、义务；②根据盈利状况，按规定向社员分配红利，不对入股股金支付利息；③社员以其所持股金为限承担信用社清算风险；④社员退股应符合章程中规定的条件；⑤社员在股金证所列项目应如实登记，如有变化应及时变更。（2）联社股金证列明以下事项：①自然人社员列明姓名、住址、身份证号、发证单位、发证日期、入股时间、入股金额等事项；②法人股社员列明法人名称、法人代表姓名、营业执照码、发证单位、发证日期、入股时间、入股金额等事项；

（3）社员持有的股金证发生被盗、遗失、灭失或毁损时，单位持介绍信、个人持有效身份证明到信用社办理挂失手续。

2．社员享有的权利和义务：（1）社员享有的权利：①参加或委派人参加社员代表大会，行使表决权；②选举理事、监事和被选举为理事、监事；③对本联社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提出建议和质询；④获得本联社金融服务的优先权和优惠权；⑤享有股金分红和参与其他形式利益分配；⑥依照有关规定转让股金和优先认购股金；⑦联社终止和清算后依法参加剩余财产分配。（2）社员承担的义务：①承认并遵守本联社章程；②按其所认购的股份向本联社缴纳股金；③以其所持股金数额为限对本联社承担风险和民事责任；④维护本联社的利益和信誉，支持本联社合法开展各项业务；⑤服从和履行社员代表大会的决议；⑥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以及本联社章程规定的其他义务。

3．对社员的分红情况：联社根据盈利情况，按有关规定，对社员分配红利，但不对股金支付利息，联社当年亏损不对社员分配红利。由于近年来联社一直亏损，因此，还没有对社员分配红利。

4．本联社社员持有的股金，经理事会同意，并按规定办理登记手续后，可依法转让、继承和赠予。目前还没有转让、继承和赠予的情况。

5．联社社员持有的投资股，可转让、继承和赠予，但不得退股。资格股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可办理退股：①社员提出申请；②联社当年盈利；③资本充足率达到银监局规定的要求；④转让所持全部投资股；⑤资格股持满3年；⑥经理事会同意。

据查，现已退股××××人，金额××××元，其中20****年9月前入股的老股金退股××××人，金额××××元（其中：清退基层社入股××××元，清退100元以下股金××××人，金额××××元，老股转新股××××人，金额××××元，正常退股××××人，金额××××元）；20****年9月末后入股的新股金退股××××人，金额××××万元，其中：法人股×××个，金额×××万元，主要为不符合法人入股条件，退股时签订退股协议书。

二、存在的问题

1．股本来源单一，结构失衡。目前，我县农信社增资扩股工作虽然取得一定成效，资本充足率得到了提高，资金实力进一步增强，但入股来源大多数是农民和社会自然人，自然人股占比较大，达×××%，企业法人股很少，占比只有××%，股权结构分散，股本金来源结构单一，稳定性难保障。另外，大部分股金为资格股，占比达××%，投资股只占××%，很多资格股是股民为取得信用社贷款支持而入股，一旦不需信贷支持，就会迫切要求退股，影响信用社抗风险能力。

2．信用社经营状况欠佳，导致社员对投资股缺乏吸引力。尽管我们大力宣传了农村信用社为农服务的宗旨以及改革发展前景，但当前农信社经营效益普遍较低，不良资产和历年亏损包袱沉重，短期内难以消化，而且农村信用社的性质、地位和实力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竞争处于劣势，社员认为承担的风险可能性较大，分红得实惠的可能性较小。这些因素导致社员对信用社竞争力和经营的不信任，担心不仅分不了红，反而会亏掉自己的股金，从而增加了扩股的难度。

3．个别信用社办理退股时，存在操作上的偏差。通过调查，个别社在执行退股时，还是延用以前的“入股自愿、退股自由”政策，而对新的政策不太了解，所以在少数社员提出退股要求时，未按照现行规定程序和条件直接办理了退股，而现行的政策则规定必须满足六个条件才能退股。因此，给信用社今后的工作带来被动局面。

三、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增资扩股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将采取以下措施：

1．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促进社员入股意识的提高。在宣传中，要紧紧依靠各级党政，争取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支持，使信用社的增资扩股工作形成共识，要通过宣传使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真正了解入股的意义和作用。

退股权范文篇9

〔关键词〕“三变”改革;脱贫攻坚;全面小康

一、六盘水市推进“三变”改革的背景与做法

(一)改革背景。六盘水全市辖4个县级行政区，其中3个部级扶贫开发重点县，1个省定扶贫开发重点县。按照2300元的贫困标准，2011年全市农村贫困人口97．52万人、贫困发生率高达38．30%，脱贫攻坚与同步全面小康任务十分艰巨。六盘水市农村集体经济十分薄弱，农村资源闲置、资金分散等问题日益突出，农民发展经济日益困难，农村生活条件未得到实质性改变。2011年，六盘水市针对农村资源利用低效、农业规模受限、农民收入方式单一等现实问题，六盘水市开始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农村“三变”改革探索。经过不断的探索与实践，六盘水市农村经济的发展日益加快，农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于2014年在六盘水市全面推开“三变”改革，2016年在全省推开改革。在2017年2月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将贵州“三变”改革经验作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鼓励性政策向全国推广，“三变”改革的效应正在逐步扩大。(二)“三变”改革的措施。1．资源变资产。一时要推动农村土地经营权等自然资源入股。农村资源十分丰富，但是大部分资源长期处于闲置状态。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四荒地”等自然资源。二是推动集体经营性资产入股，对集体房屋、建设用地(物)、基础设施等经营性资产使用权进行有效盘活，入股到经营主体，获得资产收益。三是通过推动技术技艺等资源入股，即将个人的技术记忆、劳动力、知识产权等协商折价为技术股、管理股等入股到经营主体，按股获得分红。六盘水市为了发挥农村闲置资源的最大价值，通过资源变资产，实现资源优势和生态优势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转化，让群众的收入来源多元化，使六盘水市实施“三变”的一大特点。如六盘水市将原本处于劣势条件的山地通过努力转化为本地的优势条件，乡镇、村集体不断探索具有本地特色的产业，将集体的资源转变为具有较大经济价值的资产，进行现代化农业生产，不少地区因地制宜，大力开发当地的旅游业。2．资金变股金。农村中的资金包括各级财政投入到农村的各类资金，以及获得的信贷资金等，但是这些资金特别是财政资金一般具有项目多，额度小等特点，在农村很难发挥出最大效益。因此，不仅仅要加大资金投入的力度，更要加大资金整合的力度。正如习在2015年11月27日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大扶贫资金整合力度”。如果可以将这些资金整合，有利于形成更大的经济效益。如六枝特区郎岱镇将产业扶贫项目资金3000万元入股企业，建设猕猴桃基地4000亩，以镇政府名义占股20%，获利后按股份分红利润注入政府设立的基金专户，从而使得农村集体的资金成为农民可持续的收入。3．农民变股东。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全面推行，增加了农民的积极性，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家庭经营却存在农地效益低、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等问题，要尽快全面实现小康，需要在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六盘水市引导农民自愿将个人资源(包括土地)、资产、资金、技术，入股到经营主体获得股权，参与分红。对于较为贫困的群众，采取主动发方法帮助和引导他们参与“三变”，农民成为股东从而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拓宽了农民收入的来源，有助于农民财富不断稳步增长。

二、改革过程中主要的法律问题

(一)资源资产确权登记问题。农村集体资产量化确权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不仅可以使得农村集体成员对自己的经济利益明晰化，减少交易成本，防止财产纠纷问题的发生，同时，也可以推动城市化进程，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土地，如果农村集体资源不能有效的确权登记，那么会对城市化进程造成一定的阻碍。农村“三变”改革的实质是通过股权纽带连接农村各类具有价值的资源，发挥出农村资源的最大效益，提高农民的经济条件。在各种资源进行整合的过程中，农村集体资源资产进行界定和量化，是“三变”改革的基础性工作。但是农村资源的量化确权存在立法和政策的缺失以及实践中的现实困境。在立法上，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土地承包政策，即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承包权为承包户所有。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农村集体资产量化确权，就与《宪法》的相关内容互有冲突。在政策方面，目前我国尚未出台关于农村集体资产量化确权的标准，这样很可能会使得地方政府的行为没有强有力的支撑，即使在一些地区进行了创新性的实践，但是这种探索也是在《物权法》《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框架中进行，实践中可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现实中，地方政府在进行农村资产确权登记的探索中可能出现急功近利、确权方式方法存在问题、资产分配不明而导致矛盾的出现。故而在进行农村资源确权的过程中，不但要有勇于创新的干劲，还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相配套的政策文件，同时，在改革中要稳打稳扎，步步为营，防止出现错误的倾向。(二)农村土地价格评估机制缺失问题。“三变”改革中农村土地的价值评估是重中之重的问题。农民将自己的耕地、林地的承包经营权等入股公司时，其土地的价值是确定股份的重要依据。在实践中土地定价主要是由土地流转的双方或者三方进行协商，通过出租、转让等方式进行交易。以入股方式进行土地流转，土地作价入股涉及农民的股份以及公司的总资产，故而在法律上对此作了强制性规定。《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评估财产，核实财产。科学合理的价格评估对于农民、公司、债权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不论评估过高或者过低，都将会不同程度损害到一方或者两方的合法权益。但是农村土地评估机制的建立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难题:(1)农村地区缺少专业的土地流转价格评估机构以及专业技术人才。在六盘水“三变”改革中，运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方式进行土地评估仍然是大部分人的首选。(2)尚未统一评估标准且因全国各地实际情况不同也没有可以参考的模板。一般来讲流转土地的价格是按照收益法来进行计算，但是这种评估模式忽视了改变土地经营方式后潜在的财富，很可能损害到农民的利益。(3)土地评估产业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部分地区存在专业机构评估费用过高问题，如果双方面对高额的评估费用均不愿承担，那么即使由专业的评估机构也等于形同虚设，最后只能根据近几年该土地的产出价值进行共同协商。(4)当前我国土地评估人员的综合素质仍需提高，在教育、培养土地评估人员的综合素质上，我国尚未形成专业、针对性的教育模式，导致部分地区的评估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同时，我国目前尚未形成科学合理的评估人员的考核机制，在进行筛选合适的专业人员时，可能会使得评估人员的专业水准、综合素质产生一定的随意性，直接会影响到土地评估工作的整体质量。(三)退股机制相关问题。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农民自愿入股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如果入股后农民自身的条件无法得到良好的改善，农民当然可以进行退股。退出机制要考虑多个层面:一是个别性退出。农民如果富裕了想要单干或者所入股企业内部出现损害部分农民利益的69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3月问题时怎么退出?二是地区性退出，农民所入股的企业一般都与农业息息相关，如果遇到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风险，农民所入股的企业将会在一段时间内无法或者直接导致公司解散，这时农民如何进行退股?三是政策性退出。当农民群众整体实现脱贫，国家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轨道。那么原有的农村土地模式就需要进行更改，在新一轮的改革中，农民如何退股?综上所述，农民在入股后可能会遇到各种复杂的情况，鉴于农村土地实施上的社会保障功能，有必要在不损害公司利益和其他股东利益的前提下，对农民股东退股的方法进行科学合理的设立。(四)公司破产清算后债权人利益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无法变现，债权人债务清偿难以实现。根据《农村专业合作社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专业合作社可以使用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依《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农民股东在以土地入股时，应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使用权依照法定程序转移给公司，在公司破产时，根据有限责任原则农民股东应以入股的土地使用权为限承担有限责任。也有学者认为“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可以退回原承包方并非取决于“入股”的性质，而是取决于立法者基于法政策目的而作出的制度安排。”但基于农村土地本身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如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清场债务，农民将丧失土地以及依赖于土地是生存保障功能，反之，债权人的利益将遭到侵犯。那么如果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如何处理。(五)其他法律问题。随着农村三变改革的不断推进，许多问题将会暴露出来，各个地区可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如“增人不赠地，减人不减地”制度导致土地分配及收益分配不均问题，农民股东保底分红模式如何设立的问题，农村流转市场尚未健全，流转农民的权益如何进行保障问题等。这些问题将在以后进行研究分析后进行合理的建议，在本文中暂不论述。

三、完善方案

(一)建立与完善资源确权登记制度。首先，农村集体资源的确权的前提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已经确定，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进行公平、公正的量化确权。其次，现行法律制度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不同流转形态采取的规定不尽相同。依《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如果当事人采用互换、转让方式进行流转且要求登记才能进行申请登记。但是其他方式进行流转法律却没有明确规定。在现实生活中，负责登记的机关也各不相同且协调有一定的困难。故应尽快建立与完善资源确权登记制度，在国家层面上，应修正相关法律，统一资源登记效力与机关，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进行完善。农村集体资产确权立法可以从《宪法》《民法总则》《土地承包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进行参考和借鉴。在此基础上，按照不动产统一登记原则，加快推进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使用权等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进一步厘清和明晰农村资源资产权属，做到四至清楚、面积准确、产权清晰。地方政府可以将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的意见建议作为其政策性指导与理论性参考，使得地方政府在探索解决农村集体资源确权问题时更加可行。美国法学家波纳斯认为:“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过高而抑制交易，那么，权利应赋予那些最珍视它们的人。”资源确权登记制度的完善，首先可以确保农民的土地保障功能，使农民在工作时可以全力以赴，无后顾之忧。其次，对于农民入股的公司、合作社等企业来讲也有了一定的保障作用，提高了公司运作的抗风险能力，如果公司发生负债情况，也可用土地经营权进行抵押，确保债权人利益。(二)解决土地评估存在问题的建议。建立科学合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评估机制，前提是要现有专业化的土地评估机构，并且需要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规定农地入股时必须由专业评估机构评估土地市场价值。按照不同地区的市场需要，在设立机构时对机构的设置密度和规模进行差异化规定。比如在市场较为或缺的地区，土地评估机构以县或者市为单位，但是夸大其机构的规模;相反，在市场活跃度较低的地区，土地评估机构以市或者以县进行设立，需缩小机构的规模。其次，对于部分土地评估产业出现的种种乱象与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不到位有着较大的联系，制定相关监察惩罚措施，对于不遵守合法程序，不公平评估的机构应取消其评估资格，对主要负责人的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惩罚，营造出一个公平正义的评估环境。强有力的监察是一方面，但土地评估人员的综合素质是评估中最为核心的要素，要加强评估人员的专业水平与道德水准，必须要从源头控制，在培训与考核机制上必须下大功夫，通过制定专业的土地评估专业，可以为土地评估行业培养和输送大量专业性的人才。在考核方面，需要建立健全考核责任制度，对于违法违规的人员追究其相应的责任。公平合理的评估每一位员工的工作，对土地评估人员的考核指标进行量化处理，防止在考核中弄虚作假，保障考核的公平有效。最后，在对于土地进行评估价值时，需要多方面考虑影响价格的因素，如土地的利用效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剩余期限、未来的提升空间等。在不存在活跃的农村土地交易市场的情况下，就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评估作价时，应充分发挥工商管理部门等相关机关的作用个，工商管理部门应结合当地实际，规定相关土地经营权的知道价格。(三)退股机制的完善。首先，根据《公司法》规定可知，法律虽然赋予了股东退股的权利，但是此权利的行使也必须符合条件。如果股东可以任意的退股，那么公司的经营将没有稳定性，不仅伤害了公司的利益且会伤害要其他股东的利益。故而农民股东拥有退股权，但是也必须有其行使权力的条件。其次，要充分利用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自治权利。《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也就是说农民在入股时可以与其他股东一起协商做出约定，这样一来将会有利于农民保护其自身的利益。但是这种方式需要考虑到农民自身的谈判水平和法律素养有限，是否可以争取到有利于自身的权利。最后，遇到农民个别性退股情况发生时可以先依照有限责任公司或者合伙企业等模式处理，随后根据具体情况再运用更为合理的方法解决。为防止遇到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公司可以做好风险评估，做好预防措施，如购买农业商业保险购进行风险规避。(四)完善公司破产清算程序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债权实现。从农民股东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开始，债权人与农民股东的利益便捆绑在一起。当公司破产清算时，农民股东会想尽方法将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收回以期再次投入到其他公司或自己保留，这将会严重损害到公司的合法利益且目前的法律并没有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变现问题，故即使土地经营权是被认可的财产权利，但是无法通过合法渠道来实现其财产价值。要建立完善的流通市场，必须要将土地经营权确定为可以量化价值，可供流通的权利。这需要其他配套措施的顺利开展，如登记制度、评估作价机制等制度。建立流通市场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股权可以转让、交换、抵押、变现，增加了农民手中可使用的财富，大大促进了农村市场的活力;当然也为债权人在公司破产清算时提供了债券取得的合法途径，保障了交易的安全、公平。(五)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农民的生存问题不仅是农民的人权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问题。为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使农民入股更加安心，推动“三变”改革的稳步推进，应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土地的生存保障功能是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性功能。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应以政府保障为主，村集体、农民自我保障和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积极支持为辅。首先，要建立针对农村发展完备的法律体系作为保障，对以往没有明确、模糊的、需要改进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对农村社会保障进行科学合理的宏观规划、制度制定，明确社会保障的主体、权利、义务、基本原则、防范措施等具体细节。其次，村集体应根据本地情况，因地制宜，建立具有本地特色的企业带领农民致富，农民自身也需要提高自己的能力，积极参加技能培训，学习先进的技术经验，提升自身抗风险能力;有条件的农村可以发挥社会力量为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与技术支持。最后，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意外救济的保障制度，以确保农民如果发生意外情况时可以维持最低的生活状况。

参考文献:

［1］王永平，周丕东．农村产权制度的创新探索———基于六盘水市农村“三变”改革实践的调研［J］．农业经济问题，2018(1)．

［2］．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脱贫攻坚战冲锋号已经吹响全党全国咬定目标苦干实［EB/OL］．新华网，2015－11－28．

［3］孔令刚．农村“三变”改革目标、问题与难点突破［J］．农业供给侧改革，2017(7)．

［4］刘远坤．农村“三变”改革的探索与实践［J］．行政管理改革，2016(1)．

［5］温世扬，张永兵．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律问题探析［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4(3)．

［6］［美］波纳斯．法律的经济分析［M］．蔡兆康，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第7版)．

退股权范文篇10

一、组织形式

在原×××农村信用社及其联社的基础上，新设合并组建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简称“×××信用联社”）

法定地址：××路6号

二、注册资本

×××信用联社的注册资本为××万元（含资格股）。

三、组织领导

为保证×××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筹建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下成立了×××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筹建工作领导小组。筹建工作领导小组构成人员具体如下：

组长：×××(副县长)

副组长：×××（省信用联社××办事处负责人）

×××（县府办）

成员：×××（县人行）

×××（县银监处）

×××（县财政局）

×××（县国税局）

×××（县工商局）

×××（县信用联社）

筹建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领导、组织和协调筹建工作，组织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届社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向大会推荐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候选人等等。

筹建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原×××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联社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按照筹建工作领导小组的要求负责筹建和开业的具体工作。

四、股金筹集方案

（一）股金筹集原则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坚持风险共提、利益共享原则；坚持自愿出资原则。坚持尊重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原则。坚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原则；坚持有利于改革管理和业务经营的原则；坚持有利于调动经营者和内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原则。

（二）股权设置结构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设置总股本××××万元，本次筹集股金××××万元，每股股本金额为人民币1元，由辖内自然人股（含员工股和社会自然人股）和企业法人股组成。总股本金中，自然人股××××万股，点总股本的70%，其中，社会自然人××××万股，点股本总额的45%，资格股每户1000元，投资股每户最低1000元，最高不超过××万元；员工股×××万股，占股本总额的24.97%，每户持股金额最低0.1万元，最高不超过股本总额的5‰，即最高不超过××万元，企业法人股×××万股，占股本总额的30%，每个法人股东资格股1万元。

股本金分资格股和投资股二种，资格股持满三年且转让其全部投资股后可以退股，投资股不得退股，但经理事会同意后可以向符合规定要求的法人和自然人转让。

（三）股金筹集对象

根据信用联社的业务定位和服务群体，由区域内的农户、农村工商户、农村经济组织、信用联社员工及中小企业法人自愿入股，法人社员的资格应符合向机构投资入股的有关规定。

（四）股金筹集方式

本次股金募集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和体现行业、区域平衡的要求，采取定向、定量的募集方式。

由筹建工作小组办公室根据入股条件、企业在各信用社开户情况以及行业、区域平衡等各种因素，以信用社为单位分解下达入股社员的户数和股本金额度。

各信用社根据分解下达的入股社员户数和股本额度，具体落实并初步确定入股社员名单，报筹建工作小组界定审核确定，再按照规定的统一时间和操作流程进行募股。

内部职工根据不同岗位、职务、工龄等因素拉开差距，体现权利、义务、责任与风险之间的关系。

向新股东筹集的股本和原农村信用社新增的股本必须以货币资金入股，不得以债权、实物资产、有价证券等折价入股。新投资入股资金必须一次筹集到位。

（五）老股金的处置

200×年末，原×××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股金186.5万元全部予以退还;基层信用社社员股金××××万元，共计×××××户，经各基层信用社社员代表大会决议，按以下三种方式退股：

1．同意入股的，其股金额度达到新股金起点的，签订入股协议后成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新社员，接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章程的约束。

2．对不愿意继续入股的社员在签好退股协议后，给予退还本金。原股金清退时按照以下标准计发收益：

①××××年底前的社员股金按股金金额的××%计付收益。

②××××年后入股的社员股金从入股日起按年息×%计付收益。

③已享受贷款优惠利率的社员股金不再计付收益。

3．不愿增资又不愿退股的，其股金额度又未达到新股金起点的，原来的股金与相应的收益一并划转×××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允许股本金享受分红，但不再享受资格股权利，并接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章程的约束。

（六）其他

×××信用联社印发筹股收据，待×××信用联社挂牌成立后凭筹股收据及社员有效证件换发记名股权证书，作为股金所有机凭证和分红依据。

除资格股外，社员在信用联社经营期间不得抽回其股本。信用联社理事、监事、联社主任和副主任持有的股份，在任职期间内不得转让或质押。

五、法人治理结构方案

（一）社员代表大会

社员代表大会由入股自然人和法人选举产生，其中企业法人和社会其他自然人的社员代表由各信用社推荐，筹建工作小组审核，提出社员代表候选人名单，以镇、街为选区选举产生；员工社员代表单位设一个选区，由员工社员提名社员代表候选人进行直接选举产生，社员代表拟定为51名，其中农户（包括个体工商户）社员代表19名，企业社员代表19名，信用联社员工社员代表13名。社员代表大会的主要职责是决定×××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重大事项，确立其为“三农”服务的制度。

（二）理事会

理事会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执行社员代表大会的决议，负责经营管理中重要事项的决策，发挥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作用，同时对决策失误赞成的经营损失承担直接责任。理事长为联社法定代表人，实行理事长和联社主任分设制度，理事不得兼任联社主任。理事会理事拟设为×人，其中农户社员理事为×人，企业法人社员理事为×人，联社员工社员理事为×人。

（三）监事会

监事会主要负责对联社服务方向、风险控制和财务管理的监督。监事人数拟设7人，其中联社职工社员监事×人，监事会的职工监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非职工监事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四）高级管理层

高级管理层由联社主任和联社副主任组成，其中，联社主任1名，副主任2-3名。联社主任由理事会聘任，并在授权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实行任期目标责任管理。联社副主任由联社主任提名，理事会聘任。

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以及联社经营班子的权利和义务在章程中予以明确界定，以确保法人治理结构的正常运作。

六、加强风险控制，落实风险防范责任

按照内控先行的原则，结合×××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的内控制度进行修改，重新制订其主要的内部控制制度。

（一）制订主要的内部规章制度：《×××信用联社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社务会议事规则（草案）》、《×××信用联社内控制度实施细则（草案）》、《贷款管理有关规定（草案）》、《抵贷资产管理办法》、《中间业务管理办法》、《财务管理实施办法（草案）》、《费用管理办法》、《劳动合同制度实施细则（草案）》、《干部员工聘任聘用管理办法（草案）》、《稽核工作管理规定（草案）》、《安全保卫工作实施办法（草案）》、《集中采购工作管理办法》等。

（二）落实风险防范化解责任。×××信用联社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财务亏损由理事会、联社主任经营班子承担责任，理事长、联社主任分别承担决策和经营的主要责任，同时理事会要承担监督不力的责任。当年亏损的，对经营班子予以经济处罚，除不可抗拒因素外，造成资金损失达到资本金的20%或连续二年亏损的，经营班子要集体辞职，同时给予理、监事成员相应的经济处罚。发生支付风险，将区别情况分别承担责任，对经营不善、决策失误等内部因素引起的支付风险，按规定追究理事长、联社主任、监事长等管理者的责任。

七、机构设置

根据×××信用联社（一级法人）的体制要求，结合本地本单位实际，联社内机构及分支机构，在保持原×××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框架基本不变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整合，内部拟投办公室等×个职能科室，拟设中层正职以上管理人员×名，其中高级管理人员×名；分支机构拟设×家信用社（部）、××家分社（见附表），拟设信用社正、副主任和分社正、副主任等高级管理人员×名（见附表）。

八、筹建工作时间安排

按照省市改革办力争年底前完成改革工作并挂牌开业的总体工作要求，拟定以下工作计划：

（一）×月20日完成筹建申请工作

1．建立筹建工作领导小组（7月2日）

2．中介机构出具清产核资报告，×××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清产核资情况进行核实确认，度报上级验收。县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确定净资产处置方案（8月31日前）

3．召开全县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工作会议（20****年3月5日）

4．召开各信用社、联社社员代表大会（20****年3月）

5．按股金清理方案清理2003年末股金（20****年6月底前）

6．按增资扩股方案筹集信用联社股金（×月底前），同时收集有关工商登记资料和选举×××信用联社第一届社员大会代表（×月20日前）

7．准备筹建申请材料，上报筹建申请（×月20日前）

（二）×月20日前完成开业申请工作。该阶段主要工作有：

1．筹备召开第一届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有关决议（20****年××月20日前）

2．完成内部机构设置调整，营业网点更名设置调整，制订主要管理规章制度和经营方针、业务发展规划（20****年××月20日前）；

3．验资、工商登记（20****年××月20日前）；

4．上报开业申请材料（20****年××月20日前）。

（三）力争××月20日前挂牌开业。该阶段主要工作：

1．衔接××市、省银监部门有关开业报批工作，做到快报、快批，力争尽快获准开业；

2．筹备开业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