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权益范文10篇

土地权益范文篇1

农民的“土地权益”与农民基于土地的“权益”

虽然农民土地权益问题早已为人们所关注，但是，至目前为止，“农民土地权益”术语本身却仍未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一方面，从法律规范层面来讲，“农民土地权益”尚未成为一个法律概念；另一方面，从学术研究层面来看，大部分学者都是把“农民土地权益”当作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来使用。而就已有的一些少量关于“农民土地权益”概念之观点而言，其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从农民的“土地权益”（限于物权体系内）视角出发，主张农民土地权益是指农民所享有的物权体系内的土地权益。例如，有观点认为，“农民土地权益是指以农村土地作为财产客体的各种权利的总和，包括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等。”[3]二是从农民基于土地有的“权益”（不限于物权体系内）出发，主张农民土地权益是指农民基于土地所享有的全部权益。例如，有观点认为“，‘农民的土地权益’是指农民围绕土地所产生的并且应当享有的一系列民主权利与获得物质利益权利的总称。”[4]哪一种观点才能够真正反映“农民土地权益”的本质属性？目前“，土地权利”或“土地权益”往往是指权利人按照法律规定直接支配土地的权利，如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地役权、租赁权和耕作权等[5]。中国《物权法》所明确规定的土地权利就主要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地役权等权利。因此，相对而言，由于“土地权益”往往专指不动产物权体系内的系列性权利，随之，农民土地权益的含义自然也就将被局限于物权体系内。但是，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特定场景下，尽管农地的所有者不是农民，但是对于其实际占有者———农民来说，土地所承担的绝不仅仅是经济功能，更多的还是生存功能和发展功能。如此一来，农民基于土地所享有的权利，就必然包含有生存权、居住权、发展权和环境权等诸多事关农民生死存亡的权利，而且，不容否认的是，这些权利又恰恰都属于基本权利，因此将农民土地权益仅局限于物权体系内的观点就存有严重缺陷。更为关键的是，该种观点不仅与事实不符，甚至还会给无止境地征收农村土地提供了一种理论借口，即只要给与农民足够的经济补偿，就可以无限制地进行征地。由此可见，就概念上来看，农民土地权益应是指农民基于土地享有的权益；而从外延上来看，农民土地权益既包括农民基于土地所享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实体权益，也包括农民为保护前述实体权益所享有的程序权益。

农民土地实体权益与农民土地程序权益的真实存在

如前所述，农民土地权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民土地权益中的实体权益，笔者将其称之为农民土地实体权益；二是农民土地权益中的程序权益，笔者将其称之为农民土地程序权益。其中，农民土地实体权益主要包括农民土地经济权益、农民土地政治权益、农民土地社会权益和农民土地文化权益等内容。具体来说，农民土地经济权益主要包括农民土地承包权、农民土地使用权、农民土地收益权和农民土地受偿权等；农民土地政治权益主要包括农民土地信仰权、农民土地知情权、农民土地参与权、农民土地决策权和农民土地监督权等；农民土地社会权益主要包括农民土地就业权、农民土地生存权、农民土地居住权、农民土地发展权和农民土地环境权等；农民土地文化权益主要包括农民基于土地享有农村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心理文化，以及农村文化产品的权利。此外，就农民土地程序权益来看，其主要是指因保障农民土地实体权益而自然延伸出来的权益，如农民土地纠纷行政裁决请求权和农民土地纠纷司法裁判请求权等。现实中，尽管农民土地经济权益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却也基本得到一致的承认，与此相反，农民土地政治权益、农民土地社会权益和农民土地文化权益，以及农民土地程序权益等却往往受到了忽视。本文以当前农村土地征收实践中存在的农民土地权益受侵情况为例，论证权益存在的真实性和亟待保障的迫切性。第一，农民土地政治权益未得到充分的保障。首先，在审批征地方案阶段，针对是否同意征收农村耕地的问题，农民的决定权未受到尊重。因为《土地管理法》第45条规定，农村耕地征收是由国务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单方批准的，其无需听取农民和农民集体的意见。其次，在公告征地方案阶段，针对是否同意耕地征收方案的问题，农民的参与权也缺少保障。因为《土地管理法》第46条规定在此阶段，农民仅享有耕地补偿的登记权利，对于耕地征收方案并无参与权和话语权。最后，在批准补偿方案阶段，针对补偿标准过低问题，农民的话语权也未受到重视，因为《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耕地补偿标准是由征地机关单方面决定的，农民并不享有参与确定具体补偿标准的权利。第二，农民土地社会权益未得到充分的保障。首先，征收农村耕地使得农民失去就业岗位而影响了农民的就业权。事实上，绝大部分农民在被迫转岗的过程中，也的确因缺乏足够的技术而处于就业市场的末端。其次，征收农村耕地损害了农民的生存保障权，因为征地使得农民失去了土地这个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实践中，由于征地补偿费用较低，且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依然比较落后，不少失地农民的生活处境不仅没有因为征地而提高，反而呈现出“开倒车”的趋势。再次，征收农村耕地损害了农民土地发展权，因为当农民失去土地时，其也就失去了基于土地所享有的发展机会。例如，《土地管理法》第47条所规定的耕地征收补偿目标仅是为了“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而未将农民及其家庭的长远生计和今后发展考虑在内。再如，事实上，由于中国实行的是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征收制度，即政府往往以较低的补偿费来征收农村耕地，然后再以高出原补偿费许多倍的价格卖出[6]，如此一来，就使得农民无法分享到土地的增值收益。复再次，个别征地机关强行以低价征收农村宅基地的行为，也势必损害了农民土地社会权益中的住房保障权。最后，征收农村土地也必将会损害到农民的环境权。一般情况下，相较于市民而言，农民可以接触到更洁净的空气、更清洁的水、更充足的阳光和更美的自然风景，但是，一旦农民的土地被征收，农民被迫住进城市之后，其本应享有的环境权自然也就受到了影响，因为，不仅其无法继续享受农村特有的清新环境，而且也无法继续享受鸡鸣犬吠、炊烟袅袅和空旷山野等农村的特有美景。但是，就现有的征地补偿制度而言，农民基于土地享有的就业权、生存权、发展权、居住权和环境权等社会权益，并没有被纳入到征地补偿范围中，因为《土地管理法》第47条所规定的征地补偿范围仅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这三个方面的物质损失，由此可见，农民土地社会权益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保障。第三，农民土地文化权益未受到充分的保障。首先，由于农民对耕地和宅基地都有着深深的依恋和归属等文化性情感，因此当耕地，尤其是宅基地因征收而被铲平时，其心理所受的创伤应该是相当严重的。毕竟失去了土地，往往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村落、宅、祖居、井、服饰和食器等诸多凝聚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其次，当农民因征收而失去了全部土地的时候，这也就意味着其基于土地而形成或养成的安逸、稳定和安全等心理和吃苦耐劳、坚忍不拔和忍辱负重等性格将受到影响。如此一来，这势必又使得农民的心理文化和以此为基础的农村文化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再次，当农村耕地或宅基地被全部征收的时候，对农民来说，这也就意味着其将彻底失去在农村生活的机会、失去基于土地而养成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随之，农民不仅无法继续欣赏到早已习惯的地方戏曲和武术表演等农村文化产品，而且还往往会在语言、饮食、起居、习俗和礼仪等方面出现文化适应上的困难。对此，正如有观点所言，“村落终结过程中的裂变和新生，也并不是轻松欢快的旅行，它不仅充满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而且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7]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农民土地文化权益显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因为，不仅征地补偿范围中不包括对该权益损失进行的补偿，而且失地农民因文化适应困难而引发的心理问题也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和治疗。第四，农民土地程序权益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目前，对于中国大陆地区的农民而言，不仅征地程序不是一种完全的参与型程序，而且针对征地纠纷的诉讼救济机制也不健全。例如，尽管农民对征地方案不满意，却始终无力阻挡征收的进程。从表面上看，也许是某些征地机关过于急躁，没有依法办事，但是，究其根源还是在于农民土地权益诉求机制不健全，尤其是司法救济权没有得到足够的保障。例如，根据《行政复议法》第30条第2款的规定，农村集体或农民可以对国务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做出的征用土地的决定提起行政复议，但行政复议决定却是最终裁决。再如，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第3款的规定，农民对农地征收补偿方案和安置有异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和裁决，即使农民对协调和裁决的结果仍不满意的，也不得影响农地征收工作的正常开展。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1、3款和第2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农民针对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不均所提起的诉讼，但却不受理农民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所提起的诉讼，即土地补偿费“分不分”和“拿多少出来分”等问题，因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故不属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

农民土地权益与基本权利谱系的契合

目前，虽然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未就并非本土概念的“基本权利”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性定义，但却也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就内容体系来看，基本权利不仅包括生存权、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和文化权等实体性权益，也包括相关的程序性权益和救济性权益[8]；就主要特征来看，基本权利对于公民来说具有不可或缺性和不可转让性等特质。总之，基本权利是人们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所享有的一些不容剥夺的根本性权利[9]。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农民土地权益与基本权利的概念和特征都是相吻合的，这也证明了农民土地权益也是一种基本权利，而且是农民基于土地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因为，对于农民来说，农民土地承包权、农民土地知情权、农民土地决策权、农民土地就业权、农民土地生存权、农民土地生活权、农民土地环境权和农民土地文化权等实体权益，以及以裁判请求权为主要内容的农民土地程序权益，都属于不可或缺的根本性权利。事实上，目前中国也已在不自觉中将农民土地权益视为农民的一种基本权利。例如，《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就专门规定了农民土地权益保障问题，即“依法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予农民集体和被征地农民合理补偿，并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问题。”此外，由于农地不仅关系农民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关系其后代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农民土地权益也就是一种代际权益，而这无疑更能证明农民土地权益是农民所享有的一种基本权利。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农民土地权益是基本权利，并不意味着农民土地权益中的所有内容均具有基本权利属性，例如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收益权就不属于基本权利的体系，而是由民事法律关系所调整的财产性权益。既然，农民土地权益在整体上属于农民所特有的基本权利，而基本权利又属于典型的公法性权利，因此农民土地权益自然也就具有了公法性质，农民土地权益保障问题自然也就是一个如何限制公权力的公法问题。

土地权益范文篇2

尽管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是法律确认和政策保障的，然而在由法律文本转换为司法判例以及指导农村各项土地权益分配的过程往往存在因衔接不畅、刚性约束不足而效力减弱的状况。究其原因在于承包经营权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为基础，且家庭承包的主体是农户而非个人，农村妇女的经济权利、资源获得、责任义务和经济作用的社会评价在集体所有、家庭经营的制度背景及“从夫居”“娶进嫁出”的婚俗习惯下，往往因居住地变化引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变化，或因婚姻变动产生家庭成员身份的变化。在身份的变与土地的不变、人的流动与土地不动之间，妇女土地权益处于易受损状态。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重塑城乡关系，促进农业、农村、农民全面发展，党的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三权分置”为标志的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其指向就是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通过制度设计促使农民享有和发挥市场经济主体身份，通过参与农业产业链，获得财富增值能力和相应收益，实现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因此，在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关注性别维度的不平衡、不充分状态，关注实际驻留农村的主要人口和农业生产主力军的妇女土地资源的获得和土地权益的实现，事关消除农村妇女贫困，事关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

二、当前妇女土地权益保障面临的困境

(一)法律政策缺位导致农村女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不畅，外嫁女在劳龄认定方面。存在阶段性劳动、跨区域接续难的问题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黑龙江数据显示，农业户口的妇女本人名下没有土地的比例为11．6%，其中因结婚、再婚失去土地的妇女约占四分之一(24．3%)，是男性的10．6倍。2018年，黑龙江省妇女联合会在本省106个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制度改革试点村共计发放电子问卷1559份，回收有效问卷1429份。调查发现，受访女性拥有所居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比例为70．6%，低于男性11．6个百分点。与婚姻状况交互发现，离异男性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身份的为87．5%，离异妇女具有认定资格的仅为45．8%。拥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两种最主要方式为原始取得和婚姻取得。调查中，“原始取得”的男性比例为91．9%，女性比例为52．7%;“婚姻取得”的男性为3．5%，而女性则高达41．9%。土地收益分配的实质是集体成员的资格问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取得和丧失当前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可遵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由村级组织完成，通常做法是县市级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制定所在地区的身份确认指导性意见，再由村级制定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工作方案。然而，无论是村“两委”还是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女性比例均过低，在涉及权益、利益的集体决策中女性缺乏足够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易出现多数人侵犯少数人权益的状况，尤其在经济状况较好的村，往往对外嫁女、离异女、招赘男设置较高的身份认定门槛，如要求“通过合法婚姻关系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结婚，户口迁入本集体经济组织且将土地承包权交还给迁出村的集体经济组织的人员”可以认定为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一规定与中央文件要求的“宜宽不宜严”“应确尽确”认定原则大相径庭。在劳龄认定方面，成员劳龄计算日期原则上自1956年1月1日起至2004年12月31日止，年龄在16～60周岁，为个人劳龄有效期。尽管试点村男女劳龄认定标准一致，但由于女性因婚姻流动而存在事实上在两个或多个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劳动的现实，而其劳龄往往在所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只体现其为集体劳动的某一段经历，相对于同龄男性短，且目前存在跨区域无法接续的问题，在折股量化时难免因劳龄短导致个人股所占份额低，在未来集体收益分配时利益受损。(二)政策执行偏离，基层政府对不合法村规民约纠错不足，多数人侵占少数人权益现象仍存在，女性缺少话语权和博弈能力。在现实生活中，村“两委”中女性比例低、农村女党员比例低、村民代表中女性比例低状况仍难以在短期内扭转，女性参与村庄重大事务决策的机会、过程、结果仍然不平衡。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涉及外嫁女、离异女、招赘婿等群体的各项土地权益正是根据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表决的“民主”程序，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的，这些村庄中的权利边缘个体往往被“缺席审判”，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权益无偿地成为了其他村民的利益。而且正因侵权行为是村组集体决策而非个人行为，导致外嫁女、离异女、招赘婿等群体土地权益纠纷案件处置过程十分艰难，立案难、阻力大、缺少法律依据等都使得被侵害的利益群体陷入缺少制度救济的无助境地。当村规民约侵害到妇女土地权益时，面对求助的妇女，相关部门也常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如果通过司法途径，法院又常常以村委会不是一级行政机构，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如果提请民事诉讼，法院又以村委会与村民不属于平等的民事主体，村委会不能成为民事诉讼的主体，使得妇女们处于告状无门的境地，只能再转而寻求乡镇政府和信访部门，而基层政府对村委会的土地自治权利又缺乏行政约束，导致受损群体维权主要方式变成逐级甚至越级上访，在经过层层转批后最终仍不免回到村庄场域内协商解决。(三)政策缺少性别敏感，以家户为基本单位的土地政策在婚姻家庭流动的触发下易使妇女权益受损。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方面，以家户为基本单位的土地承包政策在“从夫居”的传统习俗作用下，一方面使得“外嫁女”难以通过实际耕种的方式实现对名下土地的占有、使用和实际收益，另一方面，农村离异妇女在离婚财产分割过程中对自己土地权益的主张受到限制。特别是在农民的土地权利和集体成员身份的含金量大大增加的当下，妇女土地问题的表现形式与一轮、二轮土地承包中妇女因婚姻变动而失去土地的情况不同，新一轮的妇女土地问题集中体现在征地补偿和股份改革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宅基地分配以及土地流转中的决策权、收益权等各项权利方面［1］。与此同时，尽管《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然而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操作原则相矛盾，这一规定的实际执行效果往往是嫁入村以此为由拒绝分配承包地，强化了女性的经济依赖性，使得女性在家庭关系、村庄公共事务决策中持续居于弱势地位。在宅基地使用权方面，现行宅基地使用权制度以户为基本单位，实行一户一宅制。女性的宅基地使用权包裹于家户之中，有名无实，主要体现在:缺乏主体地位、难以获得征用补偿，以及在离婚财产分割中难以主张权益。因宅基地使用权通常分男不分女，使用权证上往往是男性的名字，女性的作用仅为宅基地确定面积时的影响因子［2］，且其与房屋产权证不同，没有权属证明，难以进行实际分割，故而在以往农村离婚案件中，法院往往缺乏判决依据，只能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驳回女方分割宅基地的诉讼请求，有研究表明，离婚妇女分得宅基地的比例不足3%［3］，在当前宅基地无法流转的现实之下，农村离异妇女往往面临“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钱无一分”的生存困境。同时，随着征地撤村、村庄合并、撤镇建街的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宅基地被征用，拆迁补偿款也随之水涨船高，相对于土地产出而言，补偿款可谓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但因为女性宅基地使用权的有名无实，出嫁女往往既拿不到娘家拆迁的补偿款，也拿不到婆家征地的补偿，其经济权益受损，经济附属地位无形之中被强化。

三、保障妇女土地权益对乡村振兴的正向促进作用

(一)拥有平等的土地财产权有利于减少妇女贫困，促进适度规模经营，实现生活富裕。有权才有利，权能和利益共同构成了妇女的土地权利。改革开放以来，农业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农业女性化已成为农村和农业发展的基本现实。尽管如此，农村妇女的经济赋权状况、参与规模化经营的水平却并未因劳动参与的增强而水涨船高。究其原因在于以《农村土地承包法》为核心的农村土地制度设计的初衷是确立和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性别平等是第二位的制度目标，而非首要目标。然而无论是激活土地要素，还是实现妇女经济赋权，都需要以稳定的土地财产权作为基础。当前，农民财产性收入与城镇居民差距较大、农民增收通道狭窄、小农户与市场经济对接成本偏高等现实揭示出土地入股、农民入社等适度规模经营方式是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和引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没有明确的土地产权，适度规模经营无从谈起，甚至会引发、激化新的矛盾。从黑龙江省经济状况较好的村来看，利用自身地缘优势、资源条件撬动政府财政投入、吸引民间资本，通过入股/参股大型企业，或村企同建等方式的做法较普遍，而这是要以明晰的集体资产产权、明确的土地财产权利为依托才能得以实现的，只有稳定的土地财产权才能抵御各利益集团对农民(尤其是农村妇女)权益的侵犯，防范贫困发生，缩小贫富差距。只有在法律制度层面对农民尤其是农村妇女土地财产权利予以确认，在土地权利发生转移和变化时对其予以维护，乡村振兴才具备有力支撑;只有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得以建立，产业振兴才能持续发力。(二)明确的组织成员权有利于妇女民主参与和权力参与，推进村庄善治。乡村振兴与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当前，农村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还存在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基层政府服务组织动员能力弱化，村民自治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4］等一系列体制机制问题。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保障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既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又要落实好农民的民主监督权［5］。乡村振兴是农业、农村的振兴，更是农民的振兴。尽管当前实际驻留于农村的女性数量大于男性，但这并不必然带来妇女参与村域公共治理的机会、意愿和能力的相应增长。农村妇女实现经济赋权和政治赋权的过程仍然存在结构性矛盾，亟需在国家层面、社区层面、家庭层面对妇女权利予以高度关切和强力保障，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战略中通盘考虑。拥有明确的组织成员权则有助于女性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通过民主程序表达个人意愿和合理诉求，实现政治赋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村级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之外的第三大组织，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作用重大。明确的组织成员权是女性成员在核清资产、理顺权属环节充分知情的基本权利，是在实现村庄公共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发挥女性积极作用的前提，是激发人才振兴的基础保障，对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全国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首批试点黑龙江省方正县为例，其行政村的村改制领导小组、村集体经济组织董事会、监事会和村股东代表中均有相当比例的女性成员，在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股权设置、规范管理等环节，其不但组织女性代表积极参加村民代表大会，还就各环节中涉及到女性权益的普遍现象或特殊问题召开妇女议事会，使妇女诉求得以在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中体现，不仅减少了改革过程中纷争的发生，也促使更多女性积极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三)明确的组织成员权有助于构建男女平等的乡村文化，有助于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形塑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天价彩礼”现象普遍存在，因婚致贫、因婚返贫现象时有发生。其根源是男性本位的不平等婚居模式，是农村妇女作为。“稀缺资源”在婚姻竞争中的一个自然结果［6］。只有男女两性平等、共享土地权益，在身份认定、劳龄确认、股权设置等各个环节同条件、同政策，女性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不因婚姻变动而受到影响，从而使男女共同承担赡养义务和家庭责任，才能从根本上遏制高额彩礼现象，移风易俗，抑制陋习。明确女性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有助于农村社会承认女性独立自主的人格，构建男女平等、性别友好型家风。有研究表明，与有地妇女相比，失地妇女遭受来自配偶家暴的风险要高出26．5个百分点［7］。保证土地权益是提高女性家庭地位的重要前提，产权制度改革打破以户为单位的壁垒，折股量化到人，无论在娘家还是在婆家女性均被认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都可按股分红，还可持证向金融机构贷款、入股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获得更多可支配收入，降低对家庭的经济依赖和人身依附，减少家暴风险，促进家庭成员平等和睦相处。明确女性组织成员权有助于增强全体村民对女性权利的认同，使性别平等逐渐成为村庄社会的共同意志，形成文明乡风、淳朴民风、良好家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使全体村民认识到男女都是“养家人”，对于建立平等和睦的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营造村域内性别平等、孝老敬亲的风尚具有正向作用。

四、思考与展望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应当将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全部家庭成员列入”。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见户不见人、户内成员权益被遮蔽的情况，然而农户内家庭成员如何认定，是否嫁入即取得农户内家庭成员资格;离异、丧偶分家析产时如何分割权益和收益;名义产权和事实产权间的性别差异是否能因此削平;静态的权属能否带来动态的收益，这些问题仍需相应的司法解释以及政策制度性文件补充衔接。此外，除承包地外，还应包含妇女宅基地使用权的公平分配等，形成完整的有利于农村妇女权益维护的政策束。(一)及早进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国家立法，源头维护农村女性合法土地权益农村土地制度既体现经济关系，更体现法权关系。目前我国仍然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级党组织、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尚未明晰，由不同主体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状况普遍存在，建议尽快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列入国家立法规划，并引入社会性别视角，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架构、成员身份认定标准、权利责任关系等作出明确规定。一方面，真正将女性土地权益问题回归到法律权属问题而不是家庭关系或婚姻纠纷问题;另一方面，避免某些地区以村民自治的名义，让多数人侵犯少数人权益。(二)政府部门增强性别敏感性，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关注妇女儿童权益农村土地确权、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既是今后一段时期农村保护和发展农民的合法权益，盘活农村资产的新的历史起点，同时也应看作是对既往侵害妇女权益行为进行校正纠错的重要历史机遇。在当前村民自治的背景下，一些村庄重大决策尽管程序合理，但决策内容并不公正，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的成员身份认定标准往往有失偏颇，这一方面需要县一级和乡镇级政府部门强化对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土地承包及相关利益分配程序的管理，更需要对各种自治章程、村规民约进行全面审查和清理，倡导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监督作用;另一方面，在县市级出台指导性意见时，使政策设计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做到程序前置，改变土地纠纷事后补救的被动局面。(三)畅通农村女性土地维权渠道，明确相应部门的救济责任。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损后的维权可谓是漫长的消耗战，具有时间长、区域跨度大、涉及层级和部门多的特点。目前，对于司法机关如何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仍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农村妇女对遭受土地权益侵害发起的诉讼往往仍难以得到司法机关的有效支持。然而，司法救济又是社会纠纷的最终解决机制，是权利救济的最可靠途径和手段。因此，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纠纷案件，需提升司法救助意识，简化司法救助审批程序，建立畅通的司法救济途径［8］。建议建立涉及女性土地权益的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定期进行信息通报，强化职能部门联系沟通，探索妇女土地维权新经验、新方法。同时，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调解和仲裁工作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四)提高妇女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管理和决策的能力，拓宽农村妇女政治赋权的路径。当前农村女性仍然是游离于村庄公共事务决策之外的边缘群体，村级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女性比例低是其权益易受侵害的重要原因，维护农村女性的各项合法权益，就要改变村“两委”、村民代表、农村党员，以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中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理会等机构中女性比例过低的现状。参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关于村民代表中女性比例的规定，建议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东董事会、监理会等机构中女性比例应占1/3以上。县乡党政部门要通过宣传、培训等政策倡导行动，增进农村妇女对自身经济权利、民主权利的认识，鼓励和激发农村女性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和社会治理，真正成为乡村治理的参与者、管理者、决策者。要持续从体制机制上推动农村女性经济赋权和政治赋权，继续在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推进比例配额的暂行特别办法，并鼓励女性更广泛地参与村议事会，充分行使知情权、表达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发声，为村庄女性权益代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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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权益范文篇3

一、城郊妇女：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权益受侵严重

城郊地区土地资源更为稀缺，而且土地市场相对发育，土地利益关系复杂，加上土地的商用开发价值逐年攀升，使得城郊的土地价值较高，城郊的土地权益之争更加激烈。女性作为两性中的弱者，在征地补偿过程中，权益被侵犯的现象经常发生，因而引起城郊妇女土地权益问题。主要表现有：

⒈城郊出嫁女的承包权被侵害。因为城郊的土地价值较高，又牵涉到征地补偿问题，因此，许多城郊对妇女承包集体土地作出规定：凡出嫁女无论嫁到何处，户籍是否迁出，其承包耕地一律要被村集体收回。如某市城北区寺台子村在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就研究决定，凡年以后的出嫁姑娘一律收回分配的承包地，不批给宅基地。该决定的效力一直延续到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其间有个户口仍在本村的出嫁女的承包土地被收回，由此引发名妇女联名上访。

⒉城郊未婚和离婚妇女权益更难保护。城郊未婚姑娘及待嫁妇女不能获得应得的承包份额甚至预先取消了土地承包资格，这也是城郊妇女土地权益被侵犯的普遍现象。特别是当集体土地入股或被征用时，他们应该得到的土地分红或征地补偿，被村里制订的村规民约强行剥夺。离婚妇女在离婚后，其应该享有的土地承包权或征地补偿款，常常被丈夫强行剥夺或被村集体合法收回，而无论离婚妇女是否能够从娘家或再婚夫家所在村庄获得承包土地。

⒊招婿女没有村民待遇。城郊的计划生育推行得比较好，因此独子独女户大量出现，有的城郊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女方不愿意嫁到外地去，就招婿到家，男方也愿意来落户。但许多城郊村庄都规定必须是独生女或无男孩户。不符合这一条件的未婚女子都要出嫁，并且不论你是否愿意都必须到夫家居住和落户，娘家村一律不分配承包田，她们子女也不准在娘家上户口、亦不分配土地。未被村庄同意和批准，婚后在娘家村落户的不给宅基地。比如：有的村庄规定，本村妇女娶城市户口的丈夫，丈夫理所当然不分土地，妻子如果不符合在娘家村招女婿的规定，出嫁女也要收回承包土地，并且他们的子女也要被划分成随父还是随母。这些规定严重损害了妇女的权益，是严重的男女土地权益不平等。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⒋征地补偿将妇女分为三六九等。城郊富裕地方的征地补偿费比较高，许多村庄都限制妇女的公平享有。例如青海省妇联、西宁市妇联、城北区妇联联合于年月调查处理了一起由土地征用补偿引发的妇女土地纠纷案。西宁城郊由于土地征用较多，在这个过程中妇女的土地权益变成了现金分配而显现出来。比如：小桥村的一片河滩地被征用，在分配土地就业补偿费时村委会规定，凡年月日以前已婚的姑娘（娶的媳妇），享受就业待遇，但子女不享受就业待遇；年月日以后结婚的姑娘及其子女，不享受任何就业待遇。再比如，经过韵家口镇政府批准的中庄村土地征用后青苗补偿费分配方案规定，凡已出嫁的姑娘年满岁以下，户口在本村的补偿；年满岁以上，户口还在本村的，其子补偿，其女补偿；周岁，户口在本村的其子补偿，其女补偿；凡是招入我村已落户的女婿补偿。这些规定将出嫁女及其子女、上门女婿等分成等级给以不同的待遇，打破了集体成员无差别共同占有集体资产的法律框架和传统习惯。对享有平等土地权的城郊妇女们的利益是严重的侵害。

⒌就业歧视严重。妇女因为其本身的生理原因，就业能力不及男子，需要社会照顾。城郊妇女失去土地后，其强大的生存依托失去了，就业的艰难就立即显现。在城郊就业安排中，城郊妇女不仅不能得到照顾，反而受到不应有的歧视。例如，有的村规定，在就业安排时，先安排各家的男性就业，或者在分配工作条件好的单位时，先安排本村的男性村民，他们认为女性反正迟早会嫁出去的，应该先照顾本村的男青年就业。城郊妇女在城市就业时也常常被歧视，企业老板们对女性的结婚生育有诸多限制，有些企业甚至干脆不招女工，造成了女性就业不应有的压力。

二、根源：男权文化主宰城郊社会之害

城郊女农民权益被尊称为父辈和兄弟辈的男性侵害的事例随处可见，引起的上访事件也很多。城郊的土地权益分配歧视女性，对女性进行剥夺，其根源主要是男权主宰城郊土地的分配权。

⒈男权文化无视女性土地权益。在男权文化以及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下，人们思考问题是从男性出发，如何保护男性的利益，如何使男性的利益不受损害，有意无意忽略了女性的利益，损害了女性的权益。问题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损害了女性的利益，而在于当今的文化认为这是自然的天经地义的，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这种思想，这种观念使土地承包就成为只是男性群体内部的事。因此从思想上就将妇女排除在承包土地权利之外。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嫁不取地，娶不分地就是以男性为本位的男权文化考虑问题的结果，它强化着男性的主体性和女性的从属性依附性。它方便男性，优惠男性，巩固男性对家对女人的主人地位；它为难女性，限制女性，弱化女性在家在婚姻中的主体地位；从全社会来说显失公平。男权主宰了城郊土地的分配权，男性从维护自己的利益出发，利益村民民主的手段，制订歧视女性的村规民约，无视女性土地权益，侵害女性合法的土地利益。

⒉男主女从的家庭结构导致女性群体利益丧失。男权文化积淀的制度性男主外女治内的社会结构使当今农村干部除点缀性的安排个别女性在不重要的位置上外，几乎是清一色男性，职务的性别化导致女性在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化，这又导致决策机构中女性的缺席。女性附庸的官僚思想使女性参政成为一种摆设，一种装饰，一种招牌，一种遮掩。这种缺席又容易导致这样的结果：女性群体利益被边缘化。当这些决策者都是男性时，男性的共同利益就会自然带到政策之中得以体现，而女性的利益则被决策者所忽视，女性群体的要求和声音难以在决策层表达出来，这就使得女性群体的正当利益整体上被遗忘和忽略。《村委会组织法》没有对村委会决议内容制定有效的监督。这就给农村主流群体剥夺边缘群体利益留下了操作空间，这就使村委会作出减人不减地，增人不增地，嫁不取地，娶不分地等损害妇女土地权益的男人土地交易政策通过易于反掌。

⒊男人主宰分配权制度歧视妇女。制定政策的人可能忘记别人的特殊问题，但不会忘记自己的特殊利益。作为男性群体的代言人，自然不会忘记男性的利益，女性群体的利益则可能有意或无意地被忽视，由此政策必然倾向男性或以男性为中心。利益或权益就是一种资源，如果将这种资源比喻为一块蛋糕，男女应各分一半，现在男性决策以家为单位分割，男人代表家分蛋糕，然后再分给家庭成员。第一次分割是男人之间的事，第二次分割则由某个具体男人说了算，男人是否公正缺乏社会监督。其实目前以农户承包土地的政策就是以男人承包，男人主刀的男人之间土地分割，女人的权益以家的形式被掩盖。妇女土地权益在以家为单位的承包机制中，被悄悄而光明正大的剥夺。

⒋从夫居的传统习俗影响。从夫居和土地承包书上只有男性名字的传统习俗忽视了妇女的个人权利，从夫居是男权文化的传统，土地承包书上只有男性名字是男权文化的现代化，二者的合一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它又是这种文化的结果；在新形势下起着巩固男权文化的作用。从夫居、男性名字与男权文化互为因果。从夫居和土地证上的男性名字制约妇女土地承包权，从夫居使妇女土地权益被牢牢套在婚姻上，一旦离婚，土地权益就被男人强行夺走了。

三、对策：依法维权促发展

⒈在地方立法中进一步具体化城郊妇女土地权利。城郊妇女在城市化进程中是社会的弱者，地方在征地补偿、就业安置等方面要进一步强化城郊妇女的权。益保护，特别是要具体化和有可操作性，限制村规民约在法律和国家政策下运行比如可增加妇女结婚的，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其承包地，妇女离婚的，已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期内依法受到保护，可以作为家庭财产处理。再比如，在土地承包法草案总则中可以增加农村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土地承包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的规定。如，规定妇女结婚后，应采取适当方式确保农村出嫁妇女有一份承包土地。在未解决前，娘家所在村应保留其承包地，不得强行收回，上述具体操作程序中均涉及到土地调整的问题，与土地承包期限三十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相违背。处理好法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往往将处于两难的境地。

⒉改进法规、政策的执行。首先，将个人权利从家庭中剥离出来，从婚姻中剥离出来。通常情况下女性的权利被埋没在婚姻关系中。所以，在法律执行中，要正视法律面对的是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的现实，在执行具体的法律条文时应具有性别敏感性。同时应提供司法救济，使无地的农村妇女状告村民委员会的案件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得以解决。其次，继续将《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土地承包法》等相关妇女土地权益法规的学习宣传作为普法学习宣传的重要内容加大宣传力度。特别注意向农村基层干部宣传使之在工作中依法行政在土地及宅基地的分配中自觉依法维护妇女权益。同时加大执法力度和制裁措施。对违反法律规定经批评教育又不改正者坚决给责任人行政处分。

土地权益范文篇4

一、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侵害的几种情况

1、“离婚女”被取消村民待遇。有的妇女离婚后将户口留在男方村，但村委不承认其是该村村民；也有的妇女在离婚后，将户口迁回娘家，娘家村却拒绝恢复其村民待遇；也有的是离婚后前夫再婚，对于前妻和后妻村里只承认一人享受村民待遇。如孔目江办事处杨某2005离婚，没有再婚，户口一直男方村委，但村委会认为她已离婚，不属于该村村民，没有给她发补偿款。城南办李某2006年结婚，2008离婚，户口一直在娘家。村里分得土地补偿款，村里认为只要结过婚，不管什么原因离婚，都不能享受村民待遇。河下村简某反映其离婚后，户口在男方村，村委在分配土地补偿时认为在前妻和后妻里只能分给一个人补偿款，因此她得不到补偿。

2、出嫁不出村妇女难享村民待遇。由于经济条件的原因，一些妇女婚后仍然生活在娘家村，其丈夫、子女户口也在娘家村，这些村庄一般都会以“女嫁出”的传统习俗，在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利润或土地补偿费时，她们也得不到补偿款。如堆上村王某、孔目江办事处廖某两人的丈夫都是外地人，结婚后一直生活在本村，村里分配宅基地时她俩都没有，原因是她们已结婚，不再是本村村民。

3、“农嫁非”妇女权益受侵害。农村女孩嫁给城镇男子，但其本人户口不能迁入城镇，一直在娘家，但娘家村认为她已经结婚，不能享受村民待遇，也不能参加集体经济组织相关利益分配。如广东胡某反映其妻子婚后户口一直在孔目江办事处娘家，分配土地征收补偿款时其妻子没有，理由是她已结婚，不再属于本村村民。

4、招婿女土地权益被侵害。丈夫到女家落户的妇女，即属于倒插门的情况，按国家法律规定男方可以享受村民待遇。但有的地方村集体却根据“从夫居”的风俗，取消招婿妇女享有与本村村民同等的土地权益。如袁河办张某无兄弟，姐妹四个，三个已外嫁，张某丈夫是上门女婿，但村里安排宅基地时她没有，理由是男方不是本村人。经妇联组织做工作后，张某已获得宅基地。

5、性别歧视政策。有的地方实行“测婚测嫁”制度，即到一定年龄的未婚女子要被剥夺拆迁安置房或宅基地分配资格，而未婚男子却可以在结婚生子之前获得利益分配资格；也有的地方在分配利益时对男女实行不一样的政策。如堆上村规定，男孩只要年满22岁，就可立户分房，女孩要满20岁已结婚，并且在该村已落户才能分房。万某已35岁但未婚，因方案规定而不能参与分房。夏某反映分宜界桥垦殖场规定只有男职工及其儿子每人可分宅基地，经妇联介入后，又规定女职工可参与分配，但女职工小孩不参与分配。

二、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到侵害的原因分析

1、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仍有残余。部分村民法律意识淡薄，“重男轻女”思想严重，一些传统观念在农村的影响较深，认为嫁出去的女儿理应不能与当地的村民争分土地和经济利益。这是诸多损害“出嫁女”权益的村规民约得以通过的思想基础。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在农村几乎户主都是男性，男性是顶门立户之人，女孩往往被看成家庭的暂时成员，早晚是“人家的人”，一旦结婚，就不再享有娘家的权利，包括土地权益，只能依靠丈夫在夫家取得财产和继承权，使得妇女在夫家事实上处于依附地位。

2、一些村规民约与法律不符。《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后，农村过分强调“村民自己的事情自己管理”，村规民约很多，什么事情都用村规民约来规范，忽略了“依法”的限制。如《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对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和地位平等都有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对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也专门制定了许多政策，但是部分村仍以贯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由，以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决议、村委会决定或村规民约的形式，侵害甚至剥夺作为少数人的外嫁女、离婚妇女、大龄女的土地权益，出现村规民约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现象。

3、利益驱动导致矛盾加剧。当前农村特别是城乡结合部村级集体经济迅速壮大，当地一般按人口分配经济收益及宅基地。经济较发达的乡村，嫁出去的妇女不愿迁出户口，嫁入的人口不断增加，在利益分配时就“僧多粥少”，村民们认为自身利益被抢走了，所以排斥“出嫁女”、“离婚妇女”等边缘人群。

4、救济缺乏得力措施。许多土地权益受侵害的农村妇女找村干部，村干部因为村规民约的规定和村民代表的反对而无能为力；找镇政府或办事处，总认为土地是村里的，村民思想做不通，如强制执行，则势必造成干群关系对立，影响其它工作的顺利开展；找到妇联，妇联缺乏相应的执法权限，心有余而力不足，协调有关部门解决，但解决起来难度很大，收效甚微。

三、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的建议

目前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涉及到农村户籍制度、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农民内部的利益分配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在现有的社会保障程度以及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之下，维护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特别需要法律、政策的制度性保护，需要各级政府及部门的积极介入和有力的司法救助与监督。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将男女平等意识纳入决策者主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提出，从宏观上创造了维权的良好氛围，为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奠定了基础。但是不能否认，这一国策远没有像对人口、环境、资源等国策那样深入人心，贯彻得力。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及男女平基本国策教育，特别是将国策传导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中，有效提高领导决策层男女平等意识，将男女性别意识纳入决策者主流。同时要采取各种手段，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通过报纸、广播、墙报和文艺进村巡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把高层意识逐步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识，彻底清除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

2、提高妇女进入农村权力机构的比例。经第七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我市99.5%村妇代会主任进入“两委”班子，但“两委”中女性比例还是不到20%，担任正职的比例仅为2%。村民会议、村民代表、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女性的比例也偏低。由于妇女在农村权力机构比例偏少，再加上女性参政的层次偏低，导致在农村重大事务的决定包括涉及利益分配的制度安排和规则制定过程中，妇女的利益要求和意见难以得到充分的表达，妇女在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鉴于这种状况，有必要出台有关规定，改变妇女参政结构，促进妇女参政从边缘向主流的转化，扩大妇女参政的影响力和代表性。要增加正职比例，让女性在政治决策中，不至于处在从属地位；要进一步明确妇女在农村权力机构中应占有一定的比例，保证农村妇女在农村重大事项决策中的参与权。

土地权益范文篇5

关键词：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传统思想；法律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自20**年3月1日施行至今已近3年，《**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办法》于今年10月1日正式施行。《土地法》的实施，使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和法律的有关规定得到贯彻落实，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得到有效保护，进一步稳定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成效十分突出。

但是，现实情况是复杂多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方面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符，尤其是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方面。为了广泛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我省的实施办法，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20**年3月下旬至7月中旬，省妇联权益部深入六安、滁州、阜阳、蚌埠、淮北、宿州等市及所属部分县区、乡镇、行政村，并结合近年信访接待中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来信来访反映，采取座谈、走访的形式，就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情况进行了调研。通过调研我们发现随着青壮年男性外出打工越来越多，农业女性化趋势日益明显，农村妇女作为一个强大的群体，在现实的土地承包、转让以及自身居住地变化过程中存在很多复杂的问题。调查所到地区在土地承包、转让、征地补偿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歧视妇女、侵害妇女权益的问题，笔者将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到侵害的状况做一初步描述及分析。

一、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受到侵害的表现

1、在婚姻及其婚姻变化过程中，妇女土地权利容易受到侵害

一是部分地区村规民约侵害了出嫁女的土地承包权。**年土地二轮承包后，农村土地主要按照户籍进行分配。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在土地承包中，施行男女平等的原则。因此农村女性在出生以后，其户籍所在地基本都能够分配到土地，享有和男子平等的土地权益。但农村妇女结婚后，到男方家落户，而户籍的变迁是决定农户家庭承包耕地多寡的最主要根据。国家的土地政策是“三十年不变，大稳定，小调整”，各地执行不一，特别是一些地方的村规民约存在着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导致出嫁女面临一次不可回避的土地权益流失。如有的地方规定：“妇女如嫁出本村，农嫁非，仍保留土地；农嫁农，其土地收回”；有的地方每年有固定的时间对全村人口变动进行了解，已经出嫁或即将出嫁的女性土地将被收回。如果出嫁女在婆家没有相应地调整到土地，则土地权益受到侵害。即使村集体坚持了“三十年不变”，由于离开了村庄，出嫁女的承包耕地使用权实际上已经丧失，无偿让渡给自己的父母或兄弟。

二是嫁入婆家的新媳妇可能得不到地。“按户籍分地原则”，赋予了合法婚姻关系而迁入的新媳妇有获得承包耕地的权利，但由于大部分村庄没有足够的机动地，可以随时用来补充新增人口的承包耕地，所以，新媳妇以及其他新增人口只能“排队”等待，当本村有人迁出户口，其土地将被收回作为“后备土地资源”，到村庄内土地调整时，按排队的先后顺序将其分配给“待地”者。如果新媳妇入户籍后，村庄一直不调整土地，这些妇女也就一直没有属于自己和子女的承包地。

三是离婚的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农村妇女离婚后，按照农村的习俗，很少继续在婆家生活，其留在婆家的土地也无法耕种，虽然拥有一份土地权益，却很难行使。同时女性自身的法律意识淡薄也导致了离婚妇女的土地承包权益难以实现，在涉及到离婚的案件时，很多妇女并不把土地视为自己的财产权益和生产资料，在分割财产时也很少提出对土地的要求。离婚以后，大部分农村女性也就自动放弃了这部分土地，很少知道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法院在判决离婚案件时，也不将土地作为一项财产权益进行分割，其理由一是因为土地是无形资产，其价值无法衡量，在判决中无法估价；同时即使对土地进行了分割，也很难执行。这导致农村妇女在离婚后，其土地承包权益实际上等于一纸空文。

四是丧偶女的土地权益也面临一次裂变。丧偶妇女的土地权益主要是由于子女、是否改嫁、与夫家及其家族的“感情”等多种因素的作用而产生不同的后果。（1）丧偶妇女年龄较大，在夫家生活时间很长，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且子女已经成年或即将成年，他们在夫家及其家族中的地位不会发生很大变化，土地权益在这股力量的庇护下得意保全。（2）丧偶时子女尚小，改嫁的意愿和可能性较大，原家庭和家族逐渐淡化对他们的感情。由此，土地可能被村集体收回，也可能被夫家的兄弟之间分割。（3）丧偶妇女平常与婆家及其家庭摩擦不断，甚至有纠纷，丧偶后即失去在婆家继续生活和居住的条件，独体权益因失去家庭庇护而流失，甚至原有财产也可能被家族其他成员剥夺。

2、城市化进程使失地妇女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郊地区土地资源更为希缺，而且土地市场相对发育，土地利益关系复杂，加上土地的商用开发价值逐年攀升，因此，城郊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极易被侵害，且这种侵权常常被村规民约“合法化”。调查所到地区此类情况较为类同，大多数城郊村庄都面临土地减少无法调整的问题，及土地征用过程中由于历史积淀下来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未根本解决，造成农嫁非、农嫁农以及离婚妇女在土地征用过程中，享受不到因土地征用而发生的补偿。此外，土地是作为集体财产被征用的，征地补偿款的分割也是以农户家庭为单位，财产继承时，嫁到外村的出嫁女通常无法得到应有的补偿款。种种侵权行为都直接侵害了妇女的土地权益。

3、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妇女土地权益受到侵害现象时有发生

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妇女土地权益受侵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前几年土地需要交纳农业税时，对于外出打工者的土地或抛荒或是由村里收回后给其他人耕种。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由于农户法律意识不强，很少有签订合同或协议的，一旦发生纠纷，土地承包者，特别是妇女的土地权益就很难得到保障。二是妇女外出打工，打工妹结婚后，村里便把她们当作城里人，收回她们的土地，并且取消了她们应有的村民待遇，当她们返乡安家时，便得不到应有的土地。

二、农村妇女土地权利受侵害的原因

1、中国传统思想根深蒂固

一是“从夫居”习俗的影响。中国自进入父系社会以来就逐渐形成了“男婚女嫁”、女到男家的风俗习惯。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传统女性结婚后就成为丈夫家里的一员，必须住到夫家，对公婆尽赡养义务，对于娘家反而成了外人。因此，传统社会都是“养儿防老”，重男轻女。这种观念一直根深蒂固的存在，尤其是在缺乏社会保障体系的农村。因此，现实的土地的分配自然倾向于多分给男性，女儿只是家庭的暂时成员，出嫁后只能依靠丈夫在夫家获得财产和继承权，使得妇女在夫家事实上处于依附地位。“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忽略了既定的“从夫居”婚姻习俗下政策的实施对于不同性别的影响。

二是父系家庭本位传统。中国几千年的宗法社会就是以父系家庭为本位，土地耕作以家庭为单位，土地所有权理所当然掌握在父系家长手中。作为传统女性，婚前依附于父兄、婚后依附于丈夫，根本无法独立拥有土地。新中国打破土地私有制以后，土地成为集体财产，土地使用权以家庭为单位承包经营。在父系家庭中，男性才能代表“家”，土地承包书上只有父系家长的名字。以“农户”承包土地的政策实质上就是在男性之间的土地分割，女性的权益在“家”的形式下被掩盖了。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家庭破裂，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地、宅基地及其附着物以及集体分红等家庭财产的分割，有利于男性而不利于女性。即使妇女有分割承包土地及家庭财产的权利，也很难争取得到。

而且当前农村人口的流动性已经大大增强，农村家庭的稳定性也在减弱。作为现在的立法，仍将“农户”作为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忽视了家庭成员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应当享有的权利，未免带有历史滞后性。

三是农村社会权力结构制约。按照国家有关土地三十年不变的规定，各地区实行“大稳定，小调整”政策。这样，村行政一级就拥有较大的自主空间，处理村民增补和退出土地工作的村干部也就处于矛盾的焦点。因此，选出的村干部是否公平、正直，有性别平等的意识，对于保障妇女土地权益也显得非常关键。众所周知，一般农村除了妇女主任是女性外，村干部几乎都是男性。职务的性别化导致女性在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化，又导致决策机构中女性的缺席，农村妇女群体的利益自然被边缘化，女性的利益被有意无意的忽视了。

另外，《村委会组织法》规定了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表决为有效，但对村委会决议内容缺乏有效监督机制。这就给农村主流群体利益留下了操作空间，村委会往往受农村男性本位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造成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特别是离婚或异地再婚的丧偶妇女土地权益问题，无论是村干部或宗族势力都不愿意考虑。由于村干部不考虑妇女居住地变更时土地的得失，出台的很多村规民约不利于妇女。

2、法律与政策存在漏洞

我国宪法规定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各个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婚姻法》和《继承法》对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突出强调了性别平等，《妇女权益保障法》也确定妇女的土地权在结婚、离婚后受到保障。尽管我国的法律和政策坚持了男女平等的原则，甚至对女性给予了一定的优先权，但是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例如在对妇女土地权的保障上，并没有规定这种保障的具体办法。同时，法律与政策还缺少社会性别视角，许多政策从表面上看是中性的，没有歧视妇女，但是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现实的社会性别利益关系，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给妇女带来不利，比如土地承包责任制以家庭为单位，却忽视了妇女的个体土地权益，正因为现有的法律规定不明确，在实际中土地的分配和再分配都直接取决于村集体的决策，而村集体依然保留着以男权为中心的财产分配习惯，妇女的土地权益毫无疑问会受到侵害。

三、进一步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几点建议

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既有农村封建落后的传统观念的制约，也有无法可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因素，因此，对于农村妇女土地权利问题的考量，应从多层次的视角入手，逐一加以解决，并且这种解决方式应该是既从农民土地权利的充实到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的落实，又从观念层面到法律规范层面的多元解决方式。

1、加大法律、政策的执行与宣传力度，破除封建观念，将保障妇女土地权益落到实处。把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列入法律予以保障，是从源头上解决农村妇女土地问题的根本途径。我国的法律和政策对妇女土地权益的保障虽然仍需进一步完善，但是现有的法律和政策也切实为妇女维权提供了不少法律依据。

《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农村妇女的土地权利给予优先照顾，其第六条（1）、第三十条（2）、第五十一条（3）的规定，不仅第一次以专门法律的形式明确了结婚、离婚及丧偶妇女的土地权利，也明确提供了解决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纠纷的法律救济渠道。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二条（4）、第三十三条（5），也明确了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土地权益。我省高院的《**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处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特别对在土地补偿、安置费用支付和分配及与土地承包相关的案件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进行了确认，其中明确确认“外嫁女”、离婚、丧偶妇女的集体经济组织资格。

由此可见，我国的法律制度、政府政策坚持了男女平等的原则，男女土地权利的法律地位和政策待遇上是完全平等的。针对男女事实上可能出现的不平等情况，法律和政策还显示了妇女权利的优先地位。应该说，妇女土地权利得不到落实或受到侵犯的根源不是法律制度和政策，而是农村社会仍然发挥作用的民间法。

因此，要加大对全社会、特别是对各级领导干部宣传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和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力度，一方面利用各种新闻媒介、会议活动开展宣传，使各级领导干部能依法行政，并且在制定政策时增强性别意识，能自觉依法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开展面对面的宣传，正确引导和教育群众，消除头脑中的传统观念，树立男女平等意识，掌握政策法律精神，学会依法办事。同时也要做好对农村妇女的宣传工作，帮助她们增强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同时也要对她们进行着眼长远、服从大局的教育，疏通情绪，稳定人心。另外，要加大执法力度和制裁措施，建立长效监督机制，对侵犯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案件，要加大处罚力度，教育广大妇女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利益，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妇女、关心妇女的良好风气。

2、正视性别差异，将个人权利独立出来，改进法律规范的创设和实际执行。应当将个人权利从家庭中剥离出来，从婚姻中剥离出来。以家庭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并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是值得商榷的，容易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许多问题。正是由于把家庭作为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忽视家庭成员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享有的权利，使得妇女的承包经营权得不到保障。当妇女结婚、离婚、外出后，她就很难得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这在农村是最普遍存在的现象。所以，法律对农村土地权利规制的主体应设定为农民个人。并且在法律规范的执行中，要正视法律面对的是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的现实，在执行具体的法律条文时应具有性别敏感性，在实际执行时尽量消除立法上可能体现的性别差异。对已婚的农村妇女，在其土地承包书上应写明夫妻二人的名字，夫妻各持一份，双方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在转让、租赁土地时，要出具双方所持有的两份土地承包书，并由夫妻双方签名才能生效，保障妇女对其承包土地占有、使用、收益和转让权，特别是确保她们在分居、离婚和丧偶情况下其对承包土地的使用权。

3、完善村规民约的管理监督机制，确保村规民约与法律的一致性。《村民组织法》早已明确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对村规民约的管理监督机制，立法及有关行政机关对与国家有关法律相抵触的乡规民约、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大会决议要进行清理；对以“乡规民约”有规定为由，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现象要坚决予以纠正。坚决杜绝村委会、村民小组制定的政策高于法律的现象，以维护法律的尊严。

4、政府协调支持，多渠道解决土地承包问题。一是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举家外出打工家庭以及其所属的集体经济组织失去了压力，不再积极主动的寻找耕种者，造成大量土地抛荒。另一方面，人多地少的乡村，又有部分人口无地可种或地不够种。因此，建议乡、村两级政府为暂无土地的妇女以及举家外出打工的家庭牵线搭桥，通过沟通协调，帮她们通过租赁等形式获得土地的短期使用权，既合理使用了土地，又给妇女带来了生活来源。二是政府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引导暂无土地的妇女从事非农经济。通过提供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妇女的各种就业培训，拓宽其致富途径，减少其对土地的依赖性，增加经济收入。

5、加强对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力度。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许多妇女由于并不了解土地承包经营权是自己的一项权益，在离婚时并不做出要求，而法院也并不主动告知，这使妇女的土地权益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侵害。建议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能够主动履行告知义务，让妇女对自己的各项权益有所认识，将会有助于妇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6、将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纳入“**”规划的统筹安排。“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关注的重大问题，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问题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点。因为随着青壮年劳力的大量外出，农村妇女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她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能不能得到有力的保障，对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当前，中共中央的“**”已经出台，我省也将结合本省的情况做出具体的安排，希望能够把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保障问题纳入“**”规划的范畴加以重视。

注解：（1）《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2）《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3）《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4）《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土地权益范文篇6

一、当前农村土地侵权现象的危害

第一，农村集体以及作为集体成员的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被侵害。有调查表明，多数地方征地收入分配的大致比例是：农民得10~15%，集体得25~30%，地方政府及其机构得60~70%。

第二，造成大量失地农民，影响社会稳定。从各方面提供的情况来看，我国现有失地农民应当在4000万人以上。据了解，部分农村地区的一部分失地农民得到了较为可观的补偿，更多的人所得到的补偿则很少，甚至仅能维持两三年的基本生活。同时，大多数失地农民或者缺乏适合的非农就业机会，或者缺乏必要的非农就业技能，因而难以实现职业转移。大量失地农民的存在，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和威胁社会稳定的严重隐患。

第三，土地资产流失问题严重。目前，在许多地方，从农村征来的土地已通过种种方式被化为私产。例如，在江浙一带，地方政府争相降低地价，招商引资，一些地方甚至声称要对外商投资实行零地价、负地价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土地资产流失问题。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因土地出让、转让而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农村土地被征用后就变成了“国有资产”，占全部出让、转让土地的90%以上），最保守估计每年也达100亿元以上。

第四，造成严重的土地浪费。调查表明，在不少地方，政府提供的土地价格低廉，而因土地转变用途所形成的级差地租则非常可观，因此不少开发商、投资商借机大量圈地，土地到手以后，并不进行开发，而是待价而沽，进行土地投机。除此之外，在不少工业园区、开发区中，土地利用率较低。

第五，在征地、批地的过程中，出现了较严重的腐败问题。一些地方的政府官员在征地、批地时滥用权力。另外，乡（镇）政府和村集体侵吞农民应得土地补偿款，也是不容忽视的腐败问题。

二、造成农村土地权益问题的原因

第一，农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得不到切实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村最终形成以社区（村或村民小组）为外部边界，土地归社区（集体）成员共同所有，经营权由社区成员均分承包的体制。宪法第10条第2款明确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但是，法律规定在一些地方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一些政府部门为了自身利益而征地时，便说“土地是国家的”,以此为借口强制征地。

第二，法律规定本身不完善，给一些地方政府曲解法律创造了空间。例如，宪法规定，国家可以为了公共利益“征用”农民的土地，且征用的原则是“适当补偿”（而不是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从目前新的形势看，这种规定一方面潜在地否定了农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损害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完整性，从而否认了作为集体土地共同所有权人的农民参与土地定价的权利；另一方面，则把农村土地用途改变的批准权完全保留给政府，这意味着农村土地必须首先成为国有土地，亦即必须通过政府的征地行为，然后才能成为非农用地。

第三，政府在征地和买卖土地活动中的权力，一开始就未置于强有力的监督之下，几乎没有任何硬性约束。法律授予政府征地的权力，却没有明确规定能够体现公正原则的增值收益分配标准，从而加大了土地征用的随意性和投机行为产生的可能性。法律也没有规定严格的土地征用公告程序和有效的惩罚制度，公众无法对征地过程进行监督，上级政府的严惩也往往难以及时和到位，以致权钱交易、利益交换能够轻而易举地在幕后进行。

第四，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征地来创造经济发展成绩。目前，虽然我国已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政府继续承担着直接介入和推动经济发展的职能，经济总量及其发展速度成为考核各级政府的主要标准。但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掌握的资源却有限。因此，在有关土地的法律规定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以地生财”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基本选择，在放松税收政策的余地已经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农民因失去土地而失去的大量权益，变成了地方政府统计中的GDP，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政绩。

三、解决农村土地侵权问题的建议

第一，进一步完善或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在立法上进一步明确农村集体的实体权利，并确保土地的处分权不为集体管理者所独享，而是完全掌握在作为集体土地共同所有者的社区成员手上，在土地用途改变或交易等重大问题上，集体管理者无权单独做出决定，而只能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以民主的方式做出决定。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土地权益范文篇7

一、限制征用土地地范围，减少圈占耕地行为

近几年来，随着我区经济的不断好转，建设占用土地数量大幅上涨。征地数量大量增加，一方面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征用土地范围过宽，建设占地又控制不严，造成了目前任何项目用地包括一般经营性用地，都可以征用农村集体土地。“有占必征”，既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又不能有效保护农民利益。个别地方脱离实情和项目实际需要，盲目占用土地，征多用少，宽打窄用，既违反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扩大规模，又导致了大量土地征而不用，长期闲置抛荒，人为加剧了建设用地供需矛盾，增大了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安置压力。

征地是政府行为，改革征地制度，要求政府加快职能转变，尽可能地减少自由裁量权。征地权不能滥用，更不能损害农民合法权益，不能剥夺农民的生存权、财产权、发展权。要严格界定征地范围，“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要通过不同方式取得土地。除国家机关和军事设施用地，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用地、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重点工程，由各级政府组织实施征用外，其他建设用地，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一律要通过有偿方式取得。国家也明文规定了对商业、旅游、娱乐、房地产开发四类经营性用地一律纳入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范围。对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要求和比例不断提高。这对加快征地制度改革创造了条件。另外，我区为了弥补建设用地指标不足的矛盾，采用了全区建设用地统一调剂使用的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征而不用现象的发生。

同时，要坚持土地用途管制，严格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控制用地规模和范围。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扩大用地规模，坚持按项目、按产业政策、按建设用地指标、按投资强度提供用地，不断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杜绝盲目圈地造成土地闲置、抛荒。

二、依法落实补偿政策，保证费用足额到位

征地补偿安置经费不到位，有的地方甚至存在层层克扣和挪用现象，这是当前引发土地信访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征地补偿安置经费的落实，现有的法律法规规定得很明确。目前出现的问题，关键是执行上的偏差。因此，严格依法办事程序，是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一要严格执行土地管理实施条例和省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规定的征地补偿标准。这是征地补偿的底线。各地应根据经济发展情况，以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下降为原则，逐步提高补偿标准，尽可能给农民多一些补偿。同时要加快建立征地补偿安置区片价格体系，根据土地区位条件确定征地补偿安置区片价格，区片价格总体上不得低于按耕地年产值倍数计算的补偿标准。二要认真执行征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及征地补偿登记制度。这是规范征地补偿安置程序、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保证。要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或听证会，将征地方案及补偿安置标准与被征地农户见面，实行阳光操作，确保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三要加强对征地补偿安置经费分配和使用的监管，确保专款专用。对按照规定应支付给农民的安置补偿费用，要全额发给农民，不得搭车代扣，严禁侵占、截留和挪作他用。集体经济组织必须将征地补偿费用的收取、支出、用途等向全体成员公布，接受农民群众的监督。

三、实行以土地换社保，保障农民长远生计

目前，征地大多采取货币形式一次性安置。这种方式简单且便于操作，但只能保一时，不能管长远。失地农民一旦补偿费用完，生活没了来源，就会陷入困境，成了“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贫民”，也给集体经济组织和各级地方政府增加了很大压力。从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考虑，改革现有的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势在必行。近年来，各地都在积极探索保险、留用地、土地入股等安置办法。我区在调查摸准当前征地补偿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的基础上，借鉴浙江、广东等省经验的基础上，对以土地换社保、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进行了初步探讨和研究。结合我区的实际情况，积极鼓励征地补偿费采用分次支付的方式，补偿年期可按承包合同剩余年限计算。目前，我区正在积极地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以从制度上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利益。

积极探索尝试逐步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适当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对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的失地农民给予相应的基本生活保障，变一次性补偿作为长远性保障。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来源，主要从土地征用补偿费和土地有偿使用政府收益及其他可用资金中解决。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在这方面取得了比较成熟的经验，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既体现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则，又针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切实维护了失地农民的长远利益。为我们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模式。

四、探索集体土地流转，合理分配土地收益

改革现行的征地制度，必须同步推进各项配套制度改革，尤其是加快推进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使用制度改革。过去我们一直将集体土地当作国有土地的附属和补充，剥夺了农民集体土地的部分财产权。进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制度改革，目的就是要在维护集体土地所有权权益的基础上，通过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动，实现集体土地资产的充分显化，使农民从土地上可以得到永续收益，从而建立起长期有保障的财产收入机制。

鉴于此，我区从盘活集体土地资产入手，鼓励农民流转使用集体土地，既可节省资金，办理手续又方便快捷。其目的就在于还权于民、还利于民。在这一工作中，关键是要抓好基础业务工作，积极构建集体土地市场体系。首先，要适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快集体土地登记发证进度，理顺集体土地产权关系，明晰土地产权。只有明确集体土地的物质性质，还农民以处置土地财产的权利，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其次，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确定农村土地等级，进行地价评估，显化集体土地的资产价值。通过确定土地等级和评估地价，建立建设用地和农用地相衔接的地价体系，防止土地流转中地价的随意性，规范土地流转市场，保护农民的利益。第三，推动现有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流转。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更加有效地配置土地资源，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国有土地是这样，集体土地也不例外。在强化用途管制和严格控制总量的前提下，允许集体土地使用权进入有形土地市场进行交易，实行有偿、有限期流转，做到“两种产权、一个市场”，统一管理。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实行以土地入股、租赁等方式，使农民从土地开发中得到长久的收益。第四，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合理分配集体土地收益。地方人民政府本着“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确定合理的土地收益分配比例，把绝大部分土地增值收益留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切实维护集体土地所有者、使用者的合法权利，特别是要保护原土地承包者的利益。集体土地流转收益，应主要用于建立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农村经济发展面貌，以保护农民的长远利益。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流转，我区已在城南、太河两乡镇进行了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区推开。去年共办理流转手续23宗，面积122亩，处置集体土地资产额74万元，使农民从土地流转增值中得到长久的收益。

土地权益范文篇8

我国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宪法规定:土地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转让。虽然我国法律体系上至宪法，下到地方法规都针对土地及土地管理进行了系统的规定，但在现阶段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已经显得滞后和力不从心，我国农村土地权益的现状不容乐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

财产权要求主体明确，即便是共有，也要求要有明确的主体。主体不明确，直接导致法律关系模糊，权利责任不清，造成剪不断理还乱的混乱局面。比如“农村集体”这个概念，“农村集体”由谁来行使权利?是村委会还是本村农民整体?现实的做法是由村委会代表“农村集体”行使主体权利，但很少承担责任。这样的机制直接导致在城镇化进程中，本应作为农民的既得利益，却被乡、镇、村组织侵占。我国农村集体所有权主体的不明确，是立法上的缺失和法律解释的模糊是造成的。

(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不完整

土地权益作为物权的一种，享有绝对权力的主体只有国家和集体两种，而广大农民和市民只享有土地权益中的用益物权，而没有处分权。即用益物权人对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比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等等。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的不完整，直接导致集体土地流转机制不畅通。作为财产权的一种，没有处分权的物权直接导致财产性收入偏低，这也是城乡二元制体制带来的弊端。

(三)土地征收和补偿制度不完备

现行法律体系框架下，国家作为土地征收唯一权利人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征地权力过于集中，征地目的过于宽泛，征地程序不够严谨，征地范围过于宽松，征地监督缺乏机制，特别是征收补偿标准没有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而适时调整，标准明显偏低，加之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不到位，导致社会矛盾累积甚至激化，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特定个人为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做出了牺牲，就应该给予他们公平合理的补偿。在我国，土地征收补偿仅仅按土地生产性收益对被征地农民进行经济补偿，是一种不完全补偿，明显有失公平，这是直接导致农民财产性收入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不严谨

我国人口众多而土地资源有限，农村土地中耕地面积已经不能再触及底线，城市建设用地越来越少，而地方各级政府出于对GDP的片面追求，屡屡超常规征用土地，甚至是耕地，造成土地流失严重。土地大部分被开发成房地产和工业园，造成GDP增长结构问题和“土地财政”依赖两个难题。而在新农村建设中，分散的宅基地管理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相背道而驰，且农村宅基地房由于没有完全产权而不能自由转让，这也是直接导致农民财产性收入缺少渠道的主要原因之一。

(五)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不配套

土地流转即土地使用权流转，是指农户在保留承租权的前提下将土地权益中的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民或经济组织，从中收取适当流转费用而实现土地财产性收入的一种契约。目前，我国农村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农村家庭有效劳动力减少，大量土地闲置甚至抛荒，加之闲置的未利用建设用地，造成土地利用率较低。针对上述问题，如何建立一套土地科学管理，合理使用的法律机制，解决土地权益调整相关问题，为农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新型城镇化进程扫清障碍已经迫在眉睫。

二、土地权益之法律调整原则

“有效益的增长、有质量的城镇化、有节奏的改革”预计将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三条关键线索;则有望成为连接这三条线索的重要切入点。历史经验表明，有什么样的土地条件，就会有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也就相应有什么样的城镇化模式。［2］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土地权益调整应由法律手段主导，运用法律手段调整土地权益关系需要确立基本原则。

(一)土地权益法定原则

土地权益应该由法律明文规定。我国立法中应规定与土地相关的各种所有权及其权益，特别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及其权益。这是运用法律对土地权益进行调整的基础和首要原则。

(二)土地权益共享原则

该原则是指对土地权益收益的分配应当综合考虑国家、集体、个人等多方主体的利益，实现收益的普遍与合理分享，这也是法律公平公正价值的体现。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土地作为推动这一进程的重要因素，确立土地权益共同分享的原则意义重大。

三、土地权益之法律调整方法

土地权益法律关系是指市场主体之间对土地及土地权益的实现与分配在法律层面的各种关系之总和。现行调整土地权益的主要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中的土地相关规定。从法律层面来讲，对于土地权益调整有民事、行政、经济、刑事等方法。

(一)土地权益之民法调整

民法调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针对的是平等主体。土地权益本身是一种财产权，民法调整土地权益主要是通过确认财产权来保护土地权益主体的。但由于土地权益各主体地位的不对等，特别是个人土地权益的不完整性，导致民法调整土地权益能力有限。

(二)土地权益之行政法调整

行政法律关系围绕行政职权行使过程展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广泛存在容易侵犯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和造成相同案件，不同裁量的不公平现象。而抽象行政行为要先经行政复议才可诉讼的制度设计，为行政相对人维护权益增加了难度。比如土地征收补偿标准，非经国家立法调整，其标准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很明显，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弱势，而行政法调整土地权益只能是一种通过限制公权而保护私权的一种土地权益保护方法。

(三)土地权益之刑法调整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刑法调整土地权益法律关系只针对土地相关犯罪行为，体现在打击土地相关犯罪上，从某种角度讲，刑事方法是一种事后惩戒的土地权益保护方法。

(四)土地权益之经济法调整

经济法强调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注重经济权益的保护和经济利益的总体平衡。事实上，土地权益关系的核心就是收益权，即土地权利主体对土地产生的利益参与分配并受益的权利。由于土地是我国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和基本生活保障，且流转途径有限，加之农村社会保障功能的覆盖面不足，导致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度过高，已经严重影响到土地有序流转，进而影响新型城镇化进程。如何在土地流转和土地权益保护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也就是国家在协调土地流转过程中如何宏观调控以及制定好相关保障机制，为深化扫清障碍。综上所述，土地权益之法律调整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综合运用各种法律手段，各部门要尽职尽责，特别是土地执法部门，要管好土地，依法管地。在立法技术、执法过程和法律监督各环节创新机制，确保土地权益在法律层面的全面调整。

四、完善土地权益之法律调整相关措施

时至今日，距离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已经30多年了，城乡差距正在逐渐拉大，为了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使农民与城市居民权利平等，对城乡二元体制进行实质性的改革都是必需的。在十八大召开以后，首要的、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体制改革无疑是城乡一体化的改革，其中包括城镇化的推行、土地确权、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户籍一元化等等改革与发展措施。这是关系到“以人为本”原则得以贯彻的大事，也是确保农民分享包括土地权益在内的改革红利的大事。

(一)完善土地确权，加强土地管理

调整土地权益，必须保护好农民的土地权益:首先在立法层面，要明确界定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归属，给权要给的完整，确权要确的及时。不完整的财产权在对抗第三方时终会显得苍白无力，不完整的财产权在享受权益时也会大打折扣。其次尽快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权证证书制度，由国家正式进行确权，用制度的落实弥补法律的模糊，让农民亲自掌控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防止第三方以任何形式侵占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具体措施如下:1．借全国经济普查之机，搞清土地现状，为土地立法提供数据支撑;2．确认发放农村房屋房产证和宅基地使用权证，为农村房产流通扫清障碍，开通农民财产性收入主渠道。3．确认发放农村土地(承包地，自留地，林地，山地，滩地等)使用权证，为土地有序流转铺平道路。

(二)调控土地流转方向，实现土地有序流转

土地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调控土地在一二级市场的流转方向，遵循土地利用的社会利益本位，实现土地有序流转，其意义不言而喻。遵照契约精神，按照合同原则，鼓励农民有序流转土地权利，集中优势发展各类专业大户或农村专业合作社等多种形式的规模化经营，真正做到农地农用，有序流转。具体措施如下:1．优先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生产专业大户提供用地，确保农地农用。2．倡导农产品深加工公司加农户的集约化生产模式，努力提高农业生产附加值，提高农民收入。3．国家有计划对农村专业大户和农村专业合作社提供资金支持和税费减免，甚至是财政补贴，调动农业生产积极性。

(三)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确保土地合理使用

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逐渐显现:国家与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个人土地权益之间的矛盾;国家对土地宏观调控与地方财政对土地依赖之间的矛盾;土地资源有限与土地资源浪费之间的矛盾;城乡差距拉大与共享改革成果之间的矛盾。通过法律对土地权益的配置与调控，削弱政府对土地利用与收益的权力，赋予个人更多土地权益，优化产业结构，丰富经济发展模式，集约化用地，提高土地使用率，在符合国家土地宏观调控目标的基础上，合理使用土地，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享有土地带来的更多财产性收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果。具体措施如下:1．土地管理部门应注重宏观调控，重点控制用地方向，减少审批环节，间接提高用地效率。2．土地管理部门应注重事后监管，严厉打击圈地行为和不按审批用地性质用地行为，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让土地不法者产生敬畏，不敢违法用地。

(四)调整土地收益分配，切实做到权益共享

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怎样提高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让农村土地权益最大化，是的重要内容。当上述措施都还不足以保障这一目标实现时，就只有运用税收这一宏观经济调节杠杆来调整土地权益分配。具体措施如下:1．针对现行土地管理制度将农民排斥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体系之外，那么在利益分配的最后环节可创设土地增值收益补偿税来保障农民土地权益。2．开征房产税，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以此来反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

(五)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淡化土地养老模式

我国农村居民养老保障模式单一，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家庭和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越来越弱。失地农民怎样养老?他们为国民经济发展付出了最宝贵的生产资料土地，理应由国家统筹纳入社会养老保障体制一并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农村土地流转机制要想加快，就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引导农民积极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至2009年试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来，截至2013年3月底，全国城乡居民参保人数达到4．86亿人，其中领取养老金的老年居民达到1．33亿人，有12个省整合新农保和城居保，制定实施统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有13个省级和1572个县级行政区提高了基础养老金标准，全国月人均养老金水平78．6元，基金累计结余2504亿元，其中个人账户基金累计结余2200亿元。［3］就目前而言，规范农村养老保险金相关的运行机制，最大程度的保障老年农民的利益，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保障社会和谐所必须做到的。具体措施如下:1．降低个人缴存比例，努力提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率。2．逐步统一城镇养老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为经济二元制破冰探索可行途径。

五、结语

土地权益范文篇9

目前，我国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问题比较突出。失去土地权益的农村妇女将趋于贫困，这些农村妇女成了农村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婚姻自由程度的提高，妇女土地权益被侵害的现象也会越来越多。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2006年农业税的逐步取消，直接补贴的兑现，农民在对其所获得土地权益上所承担的义务不断减轻，从而引发农民对土地拥有的愿望和行为更加强烈，在新疆兵团这种情况较好一些，这对于人多地少的农村地区来讲，土地稀缺带来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在当前的“三农”问题中，土地作为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特别对于农村妇女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土地是农村妇女生活收入依赖的源泉，农村妇女获得土地权益又是获得其他权利的基础，如果丧失土地权益，就会使农村妇女自身的生存权、财产权受到侵害，妇女社会权利也很难保障。

一、侵害农村妇女合法土地权益的现象

当前，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有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以村民或村民代表会议、村委会决定或村规民约的形式，侵害农村妇女享有的土地权益。一是部分“农嫁农”出嫁后，其原居住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即强行收回了其土地承包权，而夫家居住地却迟迟没有分给她土地承包，导致一些妇女两头都没有承包到土地，其丧失了土地承包权的同时也丧失了相关权益；二是少数离婚妇女，离婚、丧偶异地再婚妇女，她们在婚嫁之时在夫家所在地分到了承包地，可是在离婚后，如其将户口迁回娘家，夫家所在地即收回土地或被原夫家强行占有，而娘家所在地也拒绝其承包土地；三是因政策原因户口无法迁出的妇女（农嫁居、与军人结婚等），不能享受平等的村民待遇，土地权益被侵害，失去生活来源；四是有的丈夫到女家落户，入赘丈夫及妇女本身不能获得承包土地或获得少量耕地。没有资格享受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权益；五是农村妇女外出就读中等专业以上学校，户口迁出后，土地即被原村收回，导致毕业后无工作期间成为无业游民。另一方面来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外部：一般发生在地方政府强制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过程中，其直接表现就是农民失去土地，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土地征用补偿费时，侵害妇女应享有的土地权益。当前还有矛盾比较集中的反映在由于城郊土地的增值、征用和村民福利待遇的提高，许多妇女原来一直享有的土地承包权益和村民待遇被限制或剥夺，户口被强行迁出或“空挂”，不能平等享受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加快，广大农村妇女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虽然得到明显增强，但是随着土地增值后的可观利益驱动，过去一些隐性的侵犯妇女土地权益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从前期调查中得到资料，全国妇联受理妇女土地承包权益信访案件的数量来看，已经连续三年上升幅度达到10%左右，占到妇女财产权益类投诉总数的一半以上，而且多为群众集体联名写信和集体上访。2004年全国妇联受理妇女土地承包权益信访案件8300余件/次，比上年增加了近18%。从1998年开始的延长第二轮土地承包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有的地区坚持在延包过程中不调整土地，使得上述问题中的失地妇女仍然在新一轮承包中得不到土地。有的地区坚持按照男女不平等的政策分配土地。有的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土地入股，妇女也难以平等取得股份分红等。同时，政策执行不统一，造成新一轮的妇女失地。妇女嫁入地已调整完土地，由于实行“30年不变”的政策，不再分配土地，在娘家的土地又因实行“大稳定、小调整”的政策被收回，使得更多妇女不能享有自己名下的土地。在我们调研发现的资料显示，2006年没有名下土地的农民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8.3%，其中71%是女性。歧视出嫁妇女，强行剥夺村民待遇。有的地方村规民约明确规定“出嫁女不能享受与当地农民同等的待遇”，出嫁女不论是否仍然居住在本村，都不得参与集体经济组织效益分配。有的地方要求与外村男子结婚的本村（居）妇女，结婚登记时需交纳一定的押金，限期迁出户口，到期不迁的，扣除押金，本人及子女不再享受村（居）民的一切待遇。多女户与

多子户享受的土地承包权益及村民待遇明显不平等，违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和《婚姻法》等基本法律的精神，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二、保护农村妇女合法土地权益存在的问题分析

在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方面，各级组织高度重视妇女土地权益的维护问题，制定了有关的法律文件。制定解决问题的法律政策。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各级妇联就针对侵犯妇女土地权益的问题积极展开调研，向人大提交议案和建议。在全国人大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下，199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2001年修改的《婚姻法》和2002年制定的《农村土地承包法》，都对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以专门条款作了规定。二轮土地承包开始后，全国妇联针对妇女土地权益投诉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全国15省市组织开展调查。2000年中央下发了“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2005年国家取消农业税等，这些法律政策对保护妇女土地权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配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实施，每年“三八”妇女维权周，各地妇联联合司法、农业等行政部门，将《农村土地承包法》作为宣传重点，开展了声势浩大、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活动，帮助部分妇女通过法律、行政或调解等手段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但目前在保护农村妇女合法土地权益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相关法律政策尚不完善，对侵犯妇女土地权益问题缺乏救济措施

一是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不能侵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但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如何认定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在以户籍作为认定依据的地方，对于多数村民将少数妇女的户口强行迁出或“空挂”的行为，也没有纠正的依据。二是由于国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家庭成员个人在家庭承包中应享有的土地承包份额，使得农村妇女在出嫁、离婚或丧偶后，应享有的土地权益不明，使维护其权益缺乏依据。三是虽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但是对于侵犯行为发生后如何处理或救济，法律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和救济程序。四是《农村土地承包法》虽然规定村民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协商不成的，可以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但是，目前我国土地承包仲裁机构和制度尚不健全；由于涉及妇女土地权益问题，具体到每一个个案，情况不一，种类多样，法院受理土地承包权益纠纷及集体经济组织收益纠纷案件，缺乏统一明确的审判标准。

（二）以村民大会决议、村委会决定或村规民约等形式侵犯妇女土地权益，解决难度较大

受歧视妇女、漠视妇女权利等封建观念影响，在土地资源紧缺，人地矛盾突出的地方，大多数村民为了得到更多可分配的利益，自然认为“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出嫁女、离婚妇女不属于本村的居民，不应与村民争利，所以不惜以违反法律为代价，采取村民大会或村民委员会表决形式，牺牲少数人的经济利益，解决利益分配中的矛盾，做出违反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以及《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等有关法律政策精神的决议。

（三）对侵权问题的处理仍处在事后补救的被动状态

部分地区在制定和执行政策过程中，缺乏前瞻性，没有充分考虑到传统婚嫁习俗造成的人口流动与土地的不可流动之间所具有的矛盾，缺乏引导和补救措施。有的地方土地已经调整分配完毕，许多村子没有留机动地；有的地方土地征用补偿费或土地股份已全部发放到村民手中，收回再分配难度较大；有的集体经济组织征用土地后，连用于今后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储备资金都没有留出，根本没有多余资金补偿受侵害的妇女。

（四）宣传教育不够

基层政府对各种保护妇女权益方面的法律法规宣传不够广泛深入，特别是深入到农村基层的宣传做得更不够，甚至出现在农村的许多地方，这一类法律法规还鲜为人知。这势必导致有的基层干部法律意识淡薄，以“村民自治”代替法律法规来解决农村土地权益问题。有的基层干部对农村妇女反映的土地权益等问题置若罔闻，使得妇女的土地权益等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加之部分农村妇女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更谈不上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五）部分农村妇女的势利选择

部分农村妇女在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面前存在明显的势利的选择，突出表现在富裕地区的农村部分妇女从自身利益考虑，长期不肯迁户籍，导致农村土地资源和经济利益增长速度的有限性同人口增长速度急剧性的矛盾比较突出，使经济较发达、土地级差地租相对较高的地方人地关系紧张，利益分配压力加大。因此，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为平衡依附在土地承包权益上的诸如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失地农民保障、农民建房等等利益问题，就只好以村民集体讨论形成的决议来处理经济组织内部矛盾，而这往往会违反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对女性的土地权益造成侵害。

（六）受农村旧传统观念和社会权力观念的影响

“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使得在村“两委”中除点缀性地安排个别女性在不重要的位置上外，几乎是清一色男性，职务的性别化导致女性在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化，决策机构中女性的缺席，引发女性群体利益被边缘化。因此，当采取村民大会或村民委员会表决时，往往出现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来解决利益分配中的矛盾。

（七）政策法规贯彻执行力度不够

虽然在《妇女权益保护法》、《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中，对出嫁、离婚、丧偶妇女的合法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和其他有关经济权益如何保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但是各地并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主要表现在有的基层政府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不够重视，执法不力，措施不实。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侵害问题不想或不敢严肃处理，任其久拖不决。有的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定程序对村集体经济组织讨论通过的方案审核批准，但无权干涉该集体经济组织确定土地承包的具体条款。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情况复杂，涉及的部门较多，在我们的调研中认为，需要各方面共同关注，找出侵害农村妇女合法土地权益的问题原因，才能真正解决和保护好农村妇女合法土地权益。

参考文献

土地权益范文篇10

﹙一﹚农业女性化的社会现状

农业女性化是指在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中，由于性别选择男性率先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农村传统产业劳动量主要由妇女承担的现象。农业女性化是我国已经存在的客观现实。形成农业女性化有主客观原因。主观动因表象为农民家庭为获取更大经济利益的理性选择，实质上是传统文化中男女分工的性别刻板印象和男性中心的传统社会认知；客观动因表象为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农村劳动力大规模非农转移，实质上是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农业女性化加剧了男女地位不平等。与男性相比，改革之后的农村妇女社会地位与收入水平并没有随着劳动强度的增强和家庭贡献加大而同比上升。农业女性化现象已经引起了理论上的关注和探讨。毫无疑问，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村女性，农村女性的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从本质上来看，农业女性化是农村妇女在现代城市化变迁中一种权利的失落，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市场观念和性别歧视的社会分工模式的同时作用下，农村妇女个体的发展被牺牲掉，以换取男性社会价值最大程度的实现和社会最大程度的进步。农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更离不开作为主要劳动力的农村女性。因此，农业的发展要立足于农村女性，着眼于农村女性的基本权利。

﹙二﹚自由发展观的视角：农村妇女土地权益

作为印度学者，同时也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阿马蒂亚•森长期的自由发展观，改变了传统发展观的思维范式，将研究中心转向了对人的自由的专注。自由发展观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深厚的人本主义色彩，这种发展观是以人为主体、以自由为核心、以制度为载体的观念［1］。从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来看，农村女性发展就是农村女性拓展她们所享有的真实自由的过程。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最具化的表现是个体的社会成员的发展和进步，只有个体的社会成员的整体发展和进步才能实质性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人本理念之中，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而自由的建构性作用，在于赋利。在英文中“权利”一词有多种含义，阿马蒂亚•森则是以entitlement为内涵的，含义是“应得的权利”，即指人的无差别的应得的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基本的、无条件的、天赋的权利。”特别是人们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正体现了社会中的权利关系，而权利关系又决定于法律、经济、政治等的社会特性。而影响粮食生产的诸多因素中，土地制度是影响粮食安全最为核心的要素。一个完善的土地产权制度是农业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而缺乏保障的土地产权制度则成为阻碍农业发展的重要根源。就我国而言，农民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直接地体现在土地权利上，土地为农民提供了粮食、职业和生活保障。虽然家庭成员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在农村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增加，土地仍然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对于农民，享有了应得的土地权利就获得了发展的权利，而劳动力﹙人﹚的发展必将推动农业的长足进步。所以，在农业女性化的背景之下，农业的现代化需要赋予农业女性发展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构建在以粮食安全权为基础的一系列权利之上，如果想在粮食的市场交换中取得主动地位，则以享有产出粮食的唯一生产资料———土地的权利为前提。在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农村妇女土地权利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消除现有法律法规中对农业主要劳力女性的性别排挤，最大限度地保护其作为土地使用者的各项权利。

二、农村妇女土地权利受侵害的表现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受侵害的表现

《妇女权益保障法》、《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都对保障妇女土地权利进行了明确的规定。2002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6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我国的法律已经赋予了妇女与男子平等的土地权益，但由于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度本身设计的缺陷，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受侵害情形较为明显。1.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初次分配。土地承包经营权初次分配中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受侵害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黑户女童无法获得承包经营权。在养儿防老的传统性别观念下，农村地方超生了大量没有户籍的女童，其不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也无法参与土地承包经营的分配。二是试婚女性预先被剥夺承包经营权。某些地方实行测婚测嫁，在村集体调整承包地前，适龄未婚女子预先被剥夺土地承包权，而未婚男子却预先获得未来妻和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2.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再次分配。土地承包再次分配中农村女性权益流失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嫁妇女，其结婚后户口一旦迁出，承包地份额即被收回，而新居住地不是无地再分就是机动地或退出地；户口如不迁出，新居住地即以原居住地尚有承包地为由拒绝再次分配，如果两地相隔较远，出嫁妇女自己经营使用相当不便，又难以向其父母家庭主张分割。二是离婚妇女，其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土地不能随户口迁走，土地往往仍依附于前夫，无法单独分出来，如果户口移回娘家，娘家所在地也不再分配承包土地，而男方将土地另行发包，导致离婚妇女无地可种，离婚妇女的土地承包权实际上已经遭到了剥夺［3］。

﹙二﹚宅基地使用权受侵害的表现

《物权法》确立了农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为农民在集体土地上享有的特别物权。宅基地是农民重要的财产权利。《土地管理法》第62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0条也规定：“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以及批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不得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宅基地使用权人是符合申请宅基地条件的农村集体组织的成员，并且贯彻“一户一宅”制，由于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本身设计的缺陷，农村妇女宅基地使用权受侵害情形较为明显。1.从宅基地使用权取得的实质要件看，“一户一宅”的分配模式不利于妇女权益的保护。对于未婚和已婚的妇女，其在以男性家长为中心家庭组织形式中居于依附地位。男方在到法定的结婚年龄后，可以自己的名义或父母的名义申请宅基地，而妇女的宅基地使用权一直被忽视。女方如果招婿上门，或另缴费，以户名义申请，或原房翻盖；女方如果出嫁他处，则登记在男方名下。对于离婚的妇女，在农村传统习惯中离婚妇女并不视为“一户”，她们既无法对宅基地进行分割，也不能申请新的宅基地。2.从宅基地使用权取得的形式要件看，“地随房走”的登记模式不利于妇女权益的保护。在申请环节，由于农村中大部分宅基地是男方因婚前建房而取得，取得的程序或者是以男方个人名义申请，或者是以男方父母名义申请。所以妇女在离婚时，因宅基证是男方在婚前取得，从而无权分割该房产。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农村的房屋产权登记制度尚不完善，宅基地使用证既是住宅用地享有使用权的合法证据，也是该地块上所建房屋所有权的合法证明。而宅基地使用证的登记制度一直沿用“有父从父，无父从子”的传统习惯，农村妇女很少能在宅基地使用证上登记为权利人。在此背景下，双方一旦离婚，女方以夫妻共同财产为由主张分割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请求难以得到法律支持。

﹙三﹚土地流转获益权受侵害的表现

农村土地的流转可分为宅基地的流转和承包地的流转。出于保护耕地，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完善、农民是无偿取得宅基地等诸多原因的考虑，我国对宅基地的流转采取严格限制的规定。但在实践中，客观存在的土地需求让宅基地流转的隐形操作在各地频频试水，理论上的争议尚不能达成统一，由于篇幅关系，本文仅对承包地的流转问题进行分析。1.土地的内向型流转。《继承法》第9条明确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但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制不甚健全的情况下，加之“养儿防老”的传统意识的影响，在农户的家长无力耕种或者不愿耕种自己的责任地、口粮地的时，通常都以分家的形式将其在儿子中平均分配［4］。对于那些“农嫁非”的妇女而言，土地的继承权更是理所当然地被剥夺。男娶女嫁的婚俗所带来的流动性使得妇女脱离了以原住所地为中心的权利界域，由此也导致其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获益权因地方习惯的否决而缺失。2.土地的外向型流转。《物权法》第128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土地增值是农村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的经济依赖。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有利于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也给农民增加了收入。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基本都是以“户”为单位签订的，作为户主的男性家长成为登记的权利人，妇女的隐形土地权利极易被忽视。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承担农业生产主要劳动量的农村妇女失去了决策的权利，而且一旦在土地外向流转登记的权利人未经其他家庭成员同意擅自处分土地权利时，变更登记后善意第三人即可以公示公信力对抗其他成员的请求。虽然农村妇女可以向无权处分人主张赔偿，但基于彼此的家庭成员身份和妇女依附性的家庭地位，很难实现其权利主张。

三、农村妇女土地权利受侵害的原因

农村妇女土地权利受侵害的原因较为复杂，既有男娶女嫁、妇从夫居的传统婚俗因素，又有男尊女卑、父权家长制的封建思想作祟，既有乡土社会、村规民约的监管盲区，也有土地政策、户籍管理等方面的漏洞等，本文不再赘述。从法律角度进行分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法律规定缺乏性别视角

中性模式是立法和政策中缺乏社会性别视角最为常见的表现形式。由于立法层面缺乏足够的性别敏感度，把法律规范调整下的人当作无性人或中性人。其忽视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和社会文化造成的差别，对不同情形下的男女同等对待，会导致对某一性别特别是女性持续性的不利后果和事实上的歧视［5］。以《土地管理法》为例，《土地管理法》第26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依照该规定，目前农村宅基地的流转只限于村民小组内部进行，超出此范围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尚不在法律认可的空间之内。由于立法缺乏性别视角，忽视了男女两性因为婚姻问题所带来的权利差别待遇［6］。如果农村妇女嫁在本地，其宅基地使用权湮没在以户为单位的名义之中，或者支付较高的代价，如果嫁到外地，其在原家庭中宅基地使用份额又无法分割和流转；一旦离婚，则房地尽失。

﹙二﹚法律规定可操作性不高

对于妇女权益的立法保护，我国的立法特点总体的表现就是原则性、宣示性条款较多，可操作性不高，处于形式保护向实质保护的过渡阶段。关于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立法规定也是如此。以《农村土地承包法》为例，《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第5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第6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第15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上述规定确立了农村家庭承包制的确立方式，但由于法律规定过于简单化、原则化，在实践中容易造成操作层面的误区。按照该法第5、6条的理解，参加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的主体应当是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个人，即包括妇女在内的每一个个体成员都享有独立的承包经营权；而按照该法第3、15条的理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应当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也就是全部家庭成员视为一个整体，由“户主”以人的身份行使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实践中各地基本以第二种方案操作，在部分家庭成员“农转非”、死亡时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关系的长期稳定不发生影响，有力地贯彻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政策［7］。但在农村人口流动最为主要的体现是农村妇女的结婚和离异，她们却要为自己的婚姻变动承受土地权益丧失的风险。

﹙三﹚法律规定体系化程度差

我国涉及土地权益的法律规范总体上数量较少，质量不高，突出的表现在于已有立法滞后且缺乏体系性。由于法律规范处于不同的立法机构，其在法的制定中出于不同的考虑，对于同一问题所作的规定不尽相同，这就导致了在实践中协调性差的局面。如《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3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而《土地管理法》第10条规定：“农民集体经济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即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保障方式，在《土地管理法》中具体地赋予了农村自治组织。但在目前的村民自治组织中，女性处于失语状态，“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妇女应当有适当的名额”即被执行为只有妇女主任一名成员，性别分布不均等的权力结构必然带来权利分配的不公平。在农村，两委会决定为不给离婚妇女和离婚后随母生活的子女安置宅基地的案件时有发生。

四、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对策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的对策

1.明确妇女在承包合同中的地位我国目前土地承包合同上载明的主体的发包方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但合同中极少会注明是该农户全体家庭成员，而只是登记为“户主”个人。实质上，真正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应为村民个人，形式上，村民承包经营权的形式是通过“户”这一家庭单位来实现的。即农户家庭成员对内是共有的准用益物权法律关系①，对外由户主代表全体家庭成员共同行使权利。所以，当农户家庭解体时，个体家庭成员享有分割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34条规定：“承包方是夫妻的，在承包合同履行期间解除婚姻关系时，就其承包经营的权利义务未达成协议，且双方均有承包经营主体资格的，人民法院在处理其离婚案件时，应当按照家庭人口、老人的赡养，未成年子女的抚养等具体情况，对其承包经营权进行分割。”可见，土地承包合同中明确载明包括妇女在内的全体家庭成员合同当事人地位，能够更好地与司法解释衔接，在实践中有利于女方离婚时主张分割承包地的权利。2.明确妇女在承包合同中的份额农村土地是在以“户”为单位的基础上进行了承包分配，但农户家庭承包土地的数量实际是按人口来确定的。法律上所认可的承包合同的当事人﹙承包方﹚是包括合同签署当时全部家庭成员在内的农户，也就是说，随着承包合同的签署，包括妇女在内的每个家庭成员的该项权利就已产生［8］。同时，《物权法》又赋予了承包经营权以物权属性，那么在农户家庭内部成员各自的份额，应当通过立法的形式予以确立，将这种物权细化到家庭成员。应当规定农户家庭的承包经营权，在保留未成年子女的适当份额的基础之上，夫妻应当享有均等份额。特别是农业女性化背景下，农村妇女在农业生产主要劳力的重要作用，以及她们在家庭中的贡献和地位，应当有条件地给予适当照顾。通过此规定，也能够解决妇女因婚姻流动产生的与承包经营权分离的情况，确定了家庭成员各自的份额，就为个体家庭成员处分其承包经营权创造了条件［9］。妇女如果外嫁他地，也可以选择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份额留在家庭中，或者对外进行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这样，既保证了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又能有效地保护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合法权益。3.明确妇女对承包经营权有权继承我国《物权法》虽然赋予了承包经营权以物权属性，但对于承包经营权的继承问题却未进行深入规定，仅在第131条默认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1条规定：“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0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该承包人死亡，其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在承包期内，其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土地承包的收益可以继承是没有疑问的，而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可以继承，学界的观点并不一致。从法条的表述来看，“承包期内继续承包”并不等同于“享有承包权”的内涵，更似乎是承包合同主体的变动。且结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上下文规定来看，因承包主体和承包客体的不同，对是否能够“继续承包”的规定也有所不同。对于集体经济组织内以家庭承包方式获得承包经营权的农户，有“继续承包”林地承包经营权，无“继续承包”耕地和草地的承包经营权；对于集体经济组织外的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其他方式获得承包经营权的承包方，则有“继续承包”林地、耕地和草地的承包经营权。这种以承包方式的差异和承包土地用途的不同来界定继承人不同的继续承包的权利，造成了理解和应用的混乱。如果将这种“继续承包”理解为享有继承承包经营权的权利，那么一般的承包主体尚不能平等对待，又何谈继承权上的男女平等问题呢？如果将这种“继续承包”不能理解为享有继承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则应当尽快确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法律制度，避免农户家庭成员因出生、婚嫁、收养、死亡等原因引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不确定的状况。尤其是要说明的是，在未来立法明确承包经营权可以继承的情况下，依照《继承法》继承顺序的规定，其一般也仅在配偶、父母、子女中继承，并未在家庭成员的范围中有较大突破，不会产生立法者所担心的因承包经营权的分割产生的土地细碎化，效率低的问题。

﹙二﹚宅基地使用权保护的对策

1.明确“一户一宅”不等于“一子一宅”宅基地使用权是经依法审批，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给其成员，用于建造住宅的没有使用期限限制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农村宅基地是以“户”为单位申请，由申请人家庭成员共同使用的。依照规定，宅基地的申请主要有两种情况，其一是村民户无宅基地；其二是除父母身边留一子女外，其他成年子女确需另立门户而已有的宅基地低于分户标准。依照第一种情况，申请人为该农户家庭的“户主”，该家庭当属于核心家庭模式﹙父母+未婚子女﹚时，所有家庭成员包括女性均应平等享有宅基地使用权。依照第二种情况，申请人是成年需另立门户的未来“户主”，宅基地的划拨是以申请人结婚为条件的，所以应当规定配偶享有该宅基地的使用权。无论哪种情况，申请人基本都是家庭成员中的男性，女性宅基地使用权很难得到有效保护。故应当明确规定农村妇女的宅基地使用权，其婚前以家庭成员身份分得宅基地份额可以继承；其夫无论婚前还是婚后申请的宅基地使用权，均为夫妻共同财产；对于离异的妇女，如果未与子女共同生活，因其原家庭成员身份获得的宅基地份额继续存在，仍可回归原家庭，与未嫁女享有同等宅基地使用权，如果与子女共同生活，则该单亲家庭应当视为特殊的“户”，予以保护。2.改变“两证一体”为房地分别登记目前我国除了极少部分地区的试点外，绝大部分农村实行的是“两证一体”的登记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农村房屋所有权人并无城市房屋所有权人持有的房屋产权证。农村房屋所有权人能用来证明自己对房屋享有所有权的证书一般是当地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颁发的宅基地使用证书，即通常所理解的“两证一体”。从农村宅基地登记要求及程序来看，宅基地使用及房屋所有实行的是“房随地走”的政策。宅基地使用证基本上就是农村村民对宅基地享有使用权以及对宅基地上房屋享有所有权的合法凭证。正如前面所述，妇女在宅基地使用权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直接影响了其对宅基地之上房屋所有权的行使。农村妇女以从夫居的婚俗出嫁，男方家宅基地上的房屋因婚姻可能进行翻建、改建、扩建，但由于宅基地使用证仍然记载为原来的权利人，妇女不会因为婚姻被增加登记为权利人，则双方一旦离婚，很难主张自己对房屋的财产权利。故应当完善农村房屋产权登记制度，将农村宅基地使用证与房屋产权证分离登记，在吸取试点地区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细化农村房屋产权登记的原则、条件、内容、登记、程序等，维护农村妇女的合法权益。

﹙三﹚土地流转获益权保护的对策

由于以户为单位的土地承包分配模式的弊端，农村妇女无法充分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中的份额，进而导致其土地流转中获益的权利难以保障。因此立法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明确农村妇女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份额。这样，无论在土地的内向型流转中还是外向型流转中，妇女都可以其确定的份额主张流转获益权。除此之外，还应在以下方面采取对策，保障农村妇女在土地流转中获益权的实现。1.关于农村妇女决策地位的问题“户”即家庭，本质上属于一个经济生产单位，以其作为法律概念来调整承包经营中产生的权利义务，必然会导致逻辑上的混乱和适用中的难题。“户”的概念模糊了妇女独立的财产权利，也影响了其在行使承包经营权中决策地位的独立性。在农业女性化的现实背景下，虽然农村妇女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但在农业生产中决策的依赖性很强，决策比率不高。这种情况，不利于农业技术的推广传播，也不利于农业劳动者素质的提升，更不利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对已婚的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应当将夫妻二人全部登记为权利人并各执一份，在土地流转过程中须经夫妻一致书面同意，否则该土地流转合同无效。通过此种方式，防止配偶一方私自流转土地获取利益的行为，保障妇女对其承包土地占有、使用、收益和转让的权利。对于出嫁或离婚的农村妇女，在明确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份额的基础上允许其主张分割，并对分割的部分自主地决定以转让或出租等方式进行流转。2.关于农村妇女经营方式的问题农村土地需求的多样化，推动了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施行。土地进入市场，为农村妇女处分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创造了条件。对于工资性收入成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村家庭，可以选择将限制或富裕的土地流转出去，增加土地收益；对于无地或少地的农村妇女可以通过土地流转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了多种土地流转的方式，但转让受到“承包人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需经发包方同意”的限制，互换则必须“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地块进行交换”，实际上留给农村妇女的只有不够稳定、收益较低的出租或转包两种流转方式。同时，土地市场的开放带来了多元的利益需求，妇女在土地交易市场中的弱势地位使其往往受到歧视，遭遇土地收益分配的不公。因此在规范土地交易市场秩序的同时，必须建立妇女土地交易的保障制度和维权机制。3.关于农村妇女失地就业的问题农业女性化使得务农成为农村妇女的主要职业，土地流转后女性又与土地发生脱离。在从职业农民向职业工人的转变之前，农村妇女基本没有接受过第二、三产业的职业技能培训。单一的劳动技能，使得他们缺乏城镇就业竞争力，只能被动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事高劳动强度、低科技含量、低劳动收益的工作。所以，应当将失地的农村妇女的就业问题纳入国家就业计划，发展劳务中介组织，培育劳务中介人，加大就业指导以及相关的就业技能的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