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权范文10篇

土地权范文篇1

第一条为了依法处理土地权属争议，保护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安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处理土地权属争议，适用本办法,本办法所称土地权属争议，是指因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归属问题而发生的争议。

第三条处理土地权属争议，应当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面对现实，以法律、法规和土地管理规章为依据。

第四条土地权属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当事人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处理，土地管理部门应当先进行调解；调解无效的，由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

第五条土地权属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乡级人民政府处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负责办理土地权属争议调处的具体工作。

第二章申请和受理

第六条发生土地权属争议当事人经协商解决不成的，可以依照本章规定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或者乡级人民政府提出处理申请。

第七条县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受理下列土地权属争议案件：

(一)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发生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

(二)跨乡级行政区域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

(三)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交办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前款第(一)项规定的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也可以由乡级人民政府受理和处理。

第八条自治州、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受理下列土地权属争议案件：

(一)跨县级行政区域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

(二)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交办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

第九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受理下列土地权属争议案件：

(一)跨自治州、设区的市行政区域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

(二)本行政区域内有较大影响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

(三)同级人民政府和国家土地管理局交办的土地权属案件。

第十条国家土地管理局受理下列土地权属争议案件；

(一)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

(二)国务院交办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

第十一条有管辖权的土地管理部门因特殊原因不能行使土地权属争议管辖权的，由上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指定管辖,土地权属争议管辖权发生争议的，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争议双方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指定管辖。

第十二条土地管理部门发现受理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到有管辖权的土地管理部门提出处理申请，或者直接移送有管辖权的土地管理部门。

第十三条上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可以办理下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管辖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也可以将自己管辖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交下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办理,下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对其管辖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认为需要由上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决定。

第十四条当事人申请处理土地权属争议，应当提交书面申请书。

申请书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申请人和对方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邮政编码、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

(二)请求的事项、事实和理由；

(三)有关证据；

(四)证人的姓名、工作单位或者住址、邮政编码。

第十五条当事人可以委托人代为申请处理土地权属争议、委托人申请的，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必须写明委托事项和权限。

第十六条土地管理部门接到当事人的处理申请后，应当在十五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决定受理的，应当在决定受理之日起十日内将申请书副本发送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应当在接到申请书副本之日起三十日内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据；逾期不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案件的处理,决定不受理的，应当在决定不受理之日起十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当事人对不予受理的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七条土地管理部门决定受理后，应当及时指定承办人员,承办人员与案件处理有利害关系的，应当申请回避；当事人认为承办人员与案件处理有利害关系的，有权请求该承办人员回避。承办人员是否回避，由受理案件的土地管理部门决定。

第十八条承办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可以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被调查的单位和个人有义务协助进行调查取证，并如实提供有关证明或材料。

第十九条在办案过程中，土地管理部门认为有必要对有争议的土地进行实地调查的，在实地调查时，应当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到现场。必要时，可以缴请有关部门派人协助调查。

第二十条土地权属争议双方当事人对各自提出的事实和理由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及时向土地管理部门提供有关依据。

第二十一条证据有以下几种：

(一)人民政府颁发的确定土地权属的凭证；

(二)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批准征用、划拨或者出让土地的文件；

(三)争议双方当事人依法达成的书面协议；

(四)人民政府或者司法机关处理争议的文件或者附图；

(五)证人证言；

(六)其他证据。

第二十二条土地管理部门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方可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第二十三条在土地权属争议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的现状和破坏土地上附着物，不得影响生产和在有争议的土地上兴建建筑物和其它附着物。擅自在有争议的土地上兴建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的，土地管理部门有权责令停止施工。

第三章调解和处理

第二十四条土地管理部门对受理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应当在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先行调解。

第二十五条调解应当符合自愿、合法的原则。

第二十六条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当写明：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

(二)争议的主要事实；

(三)协议内容及其他有关事项；

调解书经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调处人员署名并加盖土地管理部门的印章后生效，具有法律效力，作为土地登记的依据。

第二十七条调解未达成协议的，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或者双方反悔的，土地管理部门应当及时提出处理意见，报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

第二十八条处理决定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地址；

(二)处理的认定的事实、理由和要求；

(三)处理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法规等依据；

(四)处理结果；

(五)不服处理决定申请行政复议和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期限。

第二十九条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满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的，处理决定即发生法律效力，作为土地登记的依据。

第三十条下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负责办理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应当在作出处理决定后三十日内将处理决定书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备案。

第三十一条上级人民政府发现下级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确有错误的，可以纠正或者要求下级人民政府重新处理。

第三十二条调处土地权属争议需要重新确认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认所有权和使用权，核发土地证书。

第三十三条土地管理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属于土地侵权或者土地违法案件的，应当依照土地侵权或者土地违法案件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章奖励和惩罚

土地权范文篇2

农民的“土地权益”与农民基于土地的“权益”

虽然农民土地权益问题早已为人们所关注，但是，至目前为止，“农民土地权益”术语本身却仍未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一方面，从法律规范层面来讲，“农民土地权益”尚未成为一个法律概念；另一方面，从学术研究层面来看，大部分学者都是把“农民土地权益”当作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来使用。而就已有的一些少量关于“农民土地权益”概念之观点而言，其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从农民的“土地权益”（限于物权体系内）视角出发，主张农民土地权益是指农民所享有的物权体系内的土地权益。例如，有观点认为，“农民土地权益是指以农村土地作为财产客体的各种权利的总和，包括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等。”[3]二是从农民基于土地有的“权益”（不限于物权体系内）出发，主张农民土地权益是指农民基于土地所享有的全部权益。例如，有观点认为“，‘农民的土地权益’是指农民围绕土地所产生的并且应当享有的一系列民主权利与获得物质利益权利的总称。”[4]哪一种观点才能够真正反映“农民土地权益”的本质属性？目前“，土地权利”或“土地权益”往往是指权利人按照法律规定直接支配土地的权利，如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地役权、租赁权和耕作权等[5]。中国《物权法》所明确规定的土地权利就主要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地役权等权利。因此，相对而言，由于“土地权益”往往专指不动产物权体系内的系列性权利，随之，农民土地权益的含义自然也就将被局限于物权体系内。但是，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特定场景下，尽管农地的所有者不是农民，但是对于其实际占有者———农民来说，土地所承担的绝不仅仅是经济功能，更多的还是生存功能和发展功能。如此一来，农民基于土地所享有的权利，就必然包含有生存权、居住权、发展权和环境权等诸多事关农民生死存亡的权利，而且，不容否认的是，这些权利又恰恰都属于基本权利，因此将农民土地权益仅局限于物权体系内的观点就存有严重缺陷。更为关键的是，该种观点不仅与事实不符，甚至还会给无止境地征收农村土地提供了一种理论借口，即只要给与农民足够的经济补偿，就可以无限制地进行征地。由此可见，就概念上来看，农民土地权益应是指农民基于土地享有的权益；而从外延上来看，农民土地权益既包括农民基于土地所享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实体权益，也包括农民为保护前述实体权益所享有的程序权益。

农民土地实体权益与农民土地程序权益的真实存在

如前所述，农民土地权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民土地权益中的实体权益，笔者将其称之为农民土地实体权益；二是农民土地权益中的程序权益，笔者将其称之为农民土地程序权益。其中，农民土地实体权益主要包括农民土地经济权益、农民土地政治权益、农民土地社会权益和农民土地文化权益等内容。具体来说，农民土地经济权益主要包括农民土地承包权、农民土地使用权、农民土地收益权和农民土地受偿权等；农民土地政治权益主要包括农民土地信仰权、农民土地知情权、农民土地参与权、农民土地决策权和农民土地监督权等；农民土地社会权益主要包括农民土地就业权、农民土地生存权、农民土地居住权、农民土地发展权和农民土地环境权等；农民土地文化权益主要包括农民基于土地享有农村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心理文化，以及农村文化产品的权利。此外，就农民土地程序权益来看，其主要是指因保障农民土地实体权益而自然延伸出来的权益，如农民土地纠纷行政裁决请求权和农民土地纠纷司法裁判请求权等。现实中，尽管农民土地经济权益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却也基本得到一致的承认，与此相反，农民土地政治权益、农民土地社会权益和农民土地文化权益，以及农民土地程序权益等却往往受到了忽视。本文以当前农村土地征收实践中存在的农民土地权益受侵情况为例，论证权益存在的真实性和亟待保障的迫切性。第一，农民土地政治权益未得到充分的保障。首先，在审批征地方案阶段，针对是否同意征收农村耕地的问题，农民的决定权未受到尊重。因为《土地管理法》第45条规定，农村耕地征收是由国务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单方批准的，其无需听取农民和农民集体的意见。其次，在公告征地方案阶段，针对是否同意耕地征收方案的问题，农民的参与权也缺少保障。因为《土地管理法》第46条规定在此阶段，农民仅享有耕地补偿的登记权利，对于耕地征收方案并无参与权和话语权。最后，在批准补偿方案阶段，针对补偿标准过低问题，农民的话语权也未受到重视，因为《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耕地补偿标准是由征地机关单方面决定的，农民并不享有参与确定具体补偿标准的权利。第二，农民土地社会权益未得到充分的保障。首先，征收农村耕地使得农民失去就业岗位而影响了农民的就业权。事实上，绝大部分农民在被迫转岗的过程中，也的确因缺乏足够的技术而处于就业市场的末端。其次，征收农村耕地损害了农民的生存保障权，因为征地使得农民失去了土地这个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实践中，由于征地补偿费用较低，且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依然比较落后，不少失地农民的生活处境不仅没有因为征地而提高，反而呈现出“开倒车”的趋势。再次，征收农村耕地损害了农民土地发展权，因为当农民失去土地时，其也就失去了基于土地所享有的发展机会。例如，《土地管理法》第47条所规定的耕地征收补偿目标仅是为了“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而未将农民及其家庭的长远生计和今后发展考虑在内。再如，事实上，由于中国实行的是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征收制度，即政府往往以较低的补偿费来征收农村耕地，然后再以高出原补偿费许多倍的价格卖出[6]，如此一来，就使得农民无法分享到土地的增值收益。复再次，个别征地机关强行以低价征收农村宅基地的行为，也势必损害了农民土地社会权益中的住房保障权。最后，征收农村土地也必将会损害到农民的环境权。一般情况下，相较于市民而言，农民可以接触到更洁净的空气、更清洁的水、更充足的阳光和更美的自然风景，但是，一旦农民的土地被征收，农民被迫住进城市之后，其本应享有的环境权自然也就受到了影响，因为，不仅其无法继续享受农村特有的清新环境，而且也无法继续享受鸡鸣犬吠、炊烟袅袅和空旷山野等农村的特有美景。但是，就现有的征地补偿制度而言，农民基于土地享有的就业权、生存权、发展权、居住权和环境权等社会权益，并没有被纳入到征地补偿范围中，因为《土地管理法》第47条所规定的征地补偿范围仅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这三个方面的物质损失，由此可见，农民土地社会权益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保障。第三，农民土地文化权益未受到充分的保障。首先，由于农民对耕地和宅基地都有着深深的依恋和归属等文化性情感，因此当耕地，尤其是宅基地因征收而被铲平时，其心理所受的创伤应该是相当严重的。毕竟失去了土地，往往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村落、宅、祖居、井、服饰和食器等诸多凝聚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其次，当农民因征收而失去了全部土地的时候，这也就意味着其基于土地而形成或养成的安逸、稳定和安全等心理和吃苦耐劳、坚忍不拔和忍辱负重等性格将受到影响。如此一来，这势必又使得农民的心理文化和以此为基础的农村文化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再次，当农村耕地或宅基地被全部征收的时候，对农民来说，这也就意味着其将彻底失去在农村生活的机会、失去基于土地而养成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随之，农民不仅无法继续欣赏到早已习惯的地方戏曲和武术表演等农村文化产品，而且还往往会在语言、饮食、起居、习俗和礼仪等方面出现文化适应上的困难。对此，正如有观点所言，“村落终结过程中的裂变和新生，也并不是轻松欢快的旅行，它不仅充满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而且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7]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农民土地文化权益显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因为，不仅征地补偿范围中不包括对该权益损失进行的补偿，而且失地农民因文化适应困难而引发的心理问题也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和治疗。第四，农民土地程序权益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目前，对于中国大陆地区的农民而言，不仅征地程序不是一种完全的参与型程序，而且针对征地纠纷的诉讼救济机制也不健全。例如，尽管农民对征地方案不满意，却始终无力阻挡征收的进程。从表面上看，也许是某些征地机关过于急躁，没有依法办事，但是，究其根源还是在于农民土地权益诉求机制不健全，尤其是司法救济权没有得到足够的保障。例如，根据《行政复议法》第30条第2款的规定，农村集体或农民可以对国务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做出的征用土地的决定提起行政复议，但行政复议决定却是最终裁决。再如，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第3款的规定，农民对农地征收补偿方案和安置有异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和裁决，即使农民对协调和裁决的结果仍不满意的，也不得影响农地征收工作的正常开展。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1、3款和第2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农民针对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不均所提起的诉讼，但却不受理农民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所提起的诉讼，即土地补偿费“分不分”和“拿多少出来分”等问题，因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故不属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

农民土地权益与基本权利谱系的契合

目前，虽然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未就并非本土概念的“基本权利”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性定义，但却也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就内容体系来看，基本权利不仅包括生存权、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和文化权等实体性权益，也包括相关的程序性权益和救济性权益[8]；就主要特征来看，基本权利对于公民来说具有不可或缺性和不可转让性等特质。总之，基本权利是人们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所享有的一些不容剥夺的根本性权利[9]。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农民土地权益与基本权利的概念和特征都是相吻合的，这也证明了农民土地权益也是一种基本权利，而且是农民基于土地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因为，对于农民来说，农民土地承包权、农民土地知情权、农民土地决策权、农民土地就业权、农民土地生存权、农民土地生活权、农民土地环境权和农民土地文化权等实体权益，以及以裁判请求权为主要内容的农民土地程序权益，都属于不可或缺的根本性权利。事实上，目前中国也已在不自觉中将农民土地权益视为农民的一种基本权利。例如，《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就专门规定了农民土地权益保障问题，即“依法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予农民集体和被征地农民合理补偿，并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问题。”此外，由于农地不仅关系农民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关系其后代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农民土地权益也就是一种代际权益，而这无疑更能证明农民土地权益是农民所享有的一种基本权利。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农民土地权益是基本权利，并不意味着农民土地权益中的所有内容均具有基本权利属性，例如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收益权就不属于基本权利的体系，而是由民事法律关系所调整的财产性权益。既然，农民土地权益在整体上属于农民所特有的基本权利，而基本权利又属于典型的公法性权利，因此农民土地权益自然也就具有了公法性质，农民土地权益保障问题自然也就是一个如何限制公权力的公法问题。

土地权范文篇3

关键词：土地整理；规划设计；土地权属问题

随着近年来土地整理工作的开展，土地权属问题被提上了日程。作为土地整理的核心内容之一，近年来土地权属问题开始引发人们的关注，在土地整理过程中，通过对田、水、路等综合整治，耕地数量得到了弥补，土地集约利用得以实现，土地利用结构也逐步优化，经济社会效益明显提高。然而在土地整理与开发过程中，原有土地产权关系被打破，土地使用者、耕作者与承包者等土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问题直接关系到土地整理的成败。

1土地整理规划设计中的土地权属问题

1.1农田水利工程中的土地权属问题。在土地整理过程中，农田水利工程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在其规划设计中通常需要根据当地水资源利用与水文条件等情况，结合已建水利灌溉设施来制定，并明确工程的具体规模及位置。在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中，首先应该坚持维护广大农民利益，因为水利规划设计和已有水资源利用规矩存在着很多冲突和矛盾，很多灌溉系统都是依据自然情况划定的，因此可能会面临水利设施规划设计不能正确落实的情况，必须按照灌溉区的具体情况，在打破原来格局的情况下实施农田灌溉。1.2土地平整规划设计中的土地权属问题。在土地整理工作过程中，其规划设计和现行土地承包管理方式存在着一定矛盾与冲突，例如在土地整理规划过程中，需要综合治理田地、山林与水利等多方面内容，着眼于大范围，从大规模上推行农业机械化生产，但是多数以小农户为单位的生产模式与这种大规模生产管理形式存在着诸多矛盾与冲突。

2土地整理规划设计中解决土地权属问题的方法

2.1合理规划设计农田水利。农田水利是土地整理中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内容，其规划设计必须根据当地农业情况，在坚持因地制宜的前提下深入贯彻落实土地整理标准，确保工程规划设计与当地发展条件相符，设计出的农业水利灌溉布局必须符合当地现存地图权属情况，与当地的自然地貌特征相符，切记不能违背原有的地图整体规划，破坏原来的农村土地权属与农业生产模式，一旦破坏了原来的农业模式，势必会出现权属方面的纠纷。所以，对农田水利进行设计和规划时，首先要明确充分维护土地权属的现状，合理调整其中存在的不合理问题，确保其符合土地整理规划的要求，这样既可确保对原来农业格局的改动是最小的，同时还能有效维护好原有农业水利设施现状，满足当地农民的耕种需求，减少在土地整理上投入的成本，将农田水利设施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2.2合理规划设计土地平整。在规划设计土地平整工程时，首先应深入分析权属问题，将小范围耕地、大规模土地平整之间的关系处理好，通过土地调配、填埋坑塘等方式，将其中存在的权属问题处理好，同时在实施规划设计方案之前，应深入到当地群众之中，与群众讨论、协商，了解广大群众对该问题的意见。特别是填埋特殊地区的坑塘时，必须事先了解当地的具体情况，深入农户家中走访，掌握当地的水源情况，这样才能有效保证土地平整工程规划设计的顺利实施。

3结语

土地权范文篇4

尽管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是法律确认和政策保障的，然而在由法律文本转换为司法判例以及指导农村各项土地权益分配的过程往往存在因衔接不畅、刚性约束不足而效力减弱的状况。究其原因在于承包经营权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为基础，且家庭承包的主体是农户而非个人，农村妇女的经济权利、资源获得、责任义务和经济作用的社会评价在集体所有、家庭经营的制度背景及“从夫居”“娶进嫁出”的婚俗习惯下，往往因居住地变化引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变化，或因婚姻变动产生家庭成员身份的变化。在身份的变与土地的不变、人的流动与土地不动之间，妇女土地权益处于易受损状态。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重塑城乡关系，促进农业、农村、农民全面发展，党的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三权分置”为标志的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其指向就是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通过制度设计促使农民享有和发挥市场经济主体身份，通过参与农业产业链，获得财富增值能力和相应收益，实现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因此，在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关注性别维度的不平衡、不充分状态，关注实际驻留农村的主要人口和农业生产主力军的妇女土地资源的获得和土地权益的实现，事关消除农村妇女贫困，事关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

二、当前妇女土地权益保障面临的困境

(一)法律政策缺位导致农村女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不畅，外嫁女在劳龄认定方面。存在阶段性劳动、跨区域接续难的问题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黑龙江数据显示，农业户口的妇女本人名下没有土地的比例为11．6%，其中因结婚、再婚失去土地的妇女约占四分之一(24．3%)，是男性的10．6倍。2018年，黑龙江省妇女联合会在本省106个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制度改革试点村共计发放电子问卷1559份，回收有效问卷1429份。调查发现，受访女性拥有所居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比例为70．6%，低于男性11．6个百分点。与婚姻状况交互发现，离异男性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身份的为87．5%，离异妇女具有认定资格的仅为45．8%。拥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两种最主要方式为原始取得和婚姻取得。调查中，“原始取得”的男性比例为91．9%，女性比例为52．7%;“婚姻取得”的男性为3．5%，而女性则高达41．9%。土地收益分配的实质是集体成员的资格问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取得和丧失当前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可遵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由村级组织完成，通常做法是县市级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制定所在地区的身份确认指导性意见，再由村级制定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工作方案。然而，无论是村“两委”还是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女性比例均过低，在涉及权益、利益的集体决策中女性缺乏足够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易出现多数人侵犯少数人权益的状况，尤其在经济状况较好的村，往往对外嫁女、离异女、招赘男设置较高的身份认定门槛，如要求“通过合法婚姻关系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结婚，户口迁入本集体经济组织且将土地承包权交还给迁出村的集体经济组织的人员”可以认定为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一规定与中央文件要求的“宜宽不宜严”“应确尽确”认定原则大相径庭。在劳龄认定方面，成员劳龄计算日期原则上自1956年1月1日起至2004年12月31日止，年龄在16～60周岁，为个人劳龄有效期。尽管试点村男女劳龄认定标准一致，但由于女性因婚姻流动而存在事实上在两个或多个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劳动的现实，而其劳龄往往在所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只体现其为集体劳动的某一段经历，相对于同龄男性短，且目前存在跨区域无法接续的问题，在折股量化时难免因劳龄短导致个人股所占份额低，在未来集体收益分配时利益受损。(二)政策执行偏离，基层政府对不合法村规民约纠错不足，多数人侵占少数人权益现象仍存在，女性缺少话语权和博弈能力。在现实生活中，村“两委”中女性比例低、农村女党员比例低、村民代表中女性比例低状况仍难以在短期内扭转，女性参与村庄重大事务决策的机会、过程、结果仍然不平衡。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涉及外嫁女、离异女、招赘婿等群体的各项土地权益正是根据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表决的“民主”程序，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的，这些村庄中的权利边缘个体往往被“缺席审判”，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权益无偿地成为了其他村民的利益。而且正因侵权行为是村组集体决策而非个人行为，导致外嫁女、离异女、招赘婿等群体土地权益纠纷案件处置过程十分艰难，立案难、阻力大、缺少法律依据等都使得被侵害的利益群体陷入缺少制度救济的无助境地。当村规民约侵害到妇女土地权益时，面对求助的妇女，相关部门也常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如果通过司法途径，法院又常常以村委会不是一级行政机构，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如果提请民事诉讼，法院又以村委会与村民不属于平等的民事主体，村委会不能成为民事诉讼的主体，使得妇女们处于告状无门的境地，只能再转而寻求乡镇政府和信访部门，而基层政府对村委会的土地自治权利又缺乏行政约束，导致受损群体维权主要方式变成逐级甚至越级上访，在经过层层转批后最终仍不免回到村庄场域内协商解决。(三)政策缺少性别敏感，以家户为基本单位的土地政策在婚姻家庭流动的触发下易使妇女权益受损。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方面，以家户为基本单位的土地承包政策在“从夫居”的传统习俗作用下，一方面使得“外嫁女”难以通过实际耕种的方式实现对名下土地的占有、使用和实际收益，另一方面，农村离异妇女在离婚财产分割过程中对自己土地权益的主张受到限制。特别是在农民的土地权利和集体成员身份的含金量大大增加的当下，妇女土地问题的表现形式与一轮、二轮土地承包中妇女因婚姻变动而失去土地的情况不同，新一轮的妇女土地问题集中体现在征地补偿和股份改革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宅基地分配以及土地流转中的决策权、收益权等各项权利方面［1］。与此同时，尽管《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然而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操作原则相矛盾，这一规定的实际执行效果往往是嫁入村以此为由拒绝分配承包地，强化了女性的经济依赖性，使得女性在家庭关系、村庄公共事务决策中持续居于弱势地位。在宅基地使用权方面，现行宅基地使用权制度以户为基本单位，实行一户一宅制。女性的宅基地使用权包裹于家户之中，有名无实，主要体现在:缺乏主体地位、难以获得征用补偿，以及在离婚财产分割中难以主张权益。因宅基地使用权通常分男不分女，使用权证上往往是男性的名字，女性的作用仅为宅基地确定面积时的影响因子［2］，且其与房屋产权证不同，没有权属证明，难以进行实际分割，故而在以往农村离婚案件中，法院往往缺乏判决依据，只能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驳回女方分割宅基地的诉讼请求，有研究表明，离婚妇女分得宅基地的比例不足3%［3］，在当前宅基地无法流转的现实之下，农村离异妇女往往面临“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钱无一分”的生存困境。同时，随着征地撤村、村庄合并、撤镇建街的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宅基地被征用，拆迁补偿款也随之水涨船高，相对于土地产出而言，补偿款可谓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但因为女性宅基地使用权的有名无实，出嫁女往往既拿不到娘家拆迁的补偿款，也拿不到婆家征地的补偿，其经济权益受损，经济附属地位无形之中被强化。

三、保障妇女土地权益对乡村振兴的正向促进作用

(一)拥有平等的土地财产权有利于减少妇女贫困，促进适度规模经营，实现生活富裕。有权才有利，权能和利益共同构成了妇女的土地权利。改革开放以来，农业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农业女性化已成为农村和农业发展的基本现实。尽管如此，农村妇女的经济赋权状况、参与规模化经营的水平却并未因劳动参与的增强而水涨船高。究其原因在于以《农村土地承包法》为核心的农村土地制度设计的初衷是确立和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性别平等是第二位的制度目标，而非首要目标。然而无论是激活土地要素，还是实现妇女经济赋权，都需要以稳定的土地财产权作为基础。当前，农民财产性收入与城镇居民差距较大、农民增收通道狭窄、小农户与市场经济对接成本偏高等现实揭示出土地入股、农民入社等适度规模经营方式是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和引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没有明确的土地产权，适度规模经营无从谈起，甚至会引发、激化新的矛盾。从黑龙江省经济状况较好的村来看，利用自身地缘优势、资源条件撬动政府财政投入、吸引民间资本，通过入股/参股大型企业，或村企同建等方式的做法较普遍，而这是要以明晰的集体资产产权、明确的土地财产权利为依托才能得以实现的，只有稳定的土地财产权才能抵御各利益集团对农民(尤其是农村妇女)权益的侵犯，防范贫困发生，缩小贫富差距。只有在法律制度层面对农民尤其是农村妇女土地财产权利予以确认，在土地权利发生转移和变化时对其予以维护，乡村振兴才具备有力支撑;只有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得以建立，产业振兴才能持续发力。(二)明确的组织成员权有利于妇女民主参与和权力参与，推进村庄善治。乡村振兴与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当前，农村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还存在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基层政府服务组织动员能力弱化，村民自治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4］等一系列体制机制问题。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保障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既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又要落实好农民的民主监督权［5］。乡村振兴是农业、农村的振兴，更是农民的振兴。尽管当前实际驻留于农村的女性数量大于男性，但这并不必然带来妇女参与村域公共治理的机会、意愿和能力的相应增长。农村妇女实现经济赋权和政治赋权的过程仍然存在结构性矛盾，亟需在国家层面、社区层面、家庭层面对妇女权利予以高度关切和强力保障，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战略中通盘考虑。拥有明确的组织成员权则有助于女性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通过民主程序表达个人意愿和合理诉求，实现政治赋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村级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之外的第三大组织，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作用重大。明确的组织成员权是女性成员在核清资产、理顺权属环节充分知情的基本权利，是在实现村庄公共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发挥女性积极作用的前提，是激发人才振兴的基础保障，对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全国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首批试点黑龙江省方正县为例，其行政村的村改制领导小组、村集体经济组织董事会、监事会和村股东代表中均有相当比例的女性成员，在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股权设置、规范管理等环节，其不但组织女性代表积极参加村民代表大会，还就各环节中涉及到女性权益的普遍现象或特殊问题召开妇女议事会，使妇女诉求得以在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中体现，不仅减少了改革过程中纷争的发生，也促使更多女性积极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三)明确的组织成员权有助于构建男女平等的乡村文化，有助于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形塑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天价彩礼”现象普遍存在，因婚致贫、因婚返贫现象时有发生。其根源是男性本位的不平等婚居模式，是农村妇女作为。“稀缺资源”在婚姻竞争中的一个自然结果［6］。只有男女两性平等、共享土地权益，在身份认定、劳龄确认、股权设置等各个环节同条件、同政策，女性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不因婚姻变动而受到影响，从而使男女共同承担赡养义务和家庭责任，才能从根本上遏制高额彩礼现象，移风易俗，抑制陋习。明确女性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有助于农村社会承认女性独立自主的人格，构建男女平等、性别友好型家风。有研究表明，与有地妇女相比，失地妇女遭受来自配偶家暴的风险要高出26．5个百分点［7］。保证土地权益是提高女性家庭地位的重要前提，产权制度改革打破以户为单位的壁垒，折股量化到人，无论在娘家还是在婆家女性均被认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都可按股分红，还可持证向金融机构贷款、入股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获得更多可支配收入，降低对家庭的经济依赖和人身依附，减少家暴风险，促进家庭成员平等和睦相处。明确女性组织成员权有助于增强全体村民对女性权利的认同，使性别平等逐渐成为村庄社会的共同意志，形成文明乡风、淳朴民风、良好家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使全体村民认识到男女都是“养家人”，对于建立平等和睦的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营造村域内性别平等、孝老敬亲的风尚具有正向作用。

四、思考与展望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应当将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全部家庭成员列入”。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见户不见人、户内成员权益被遮蔽的情况，然而农户内家庭成员如何认定，是否嫁入即取得农户内家庭成员资格;离异、丧偶分家析产时如何分割权益和收益;名义产权和事实产权间的性别差异是否能因此削平;静态的权属能否带来动态的收益，这些问题仍需相应的司法解释以及政策制度性文件补充衔接。此外，除承包地外，还应包含妇女宅基地使用权的公平分配等，形成完整的有利于农村妇女权益维护的政策束。(一)及早进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国家立法，源头维护农村女性合法土地权益农村土地制度既体现经济关系，更体现法权关系。目前我国仍然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级党组织、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尚未明晰，由不同主体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状况普遍存在，建议尽快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列入国家立法规划，并引入社会性别视角，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架构、成员身份认定标准、权利责任关系等作出明确规定。一方面，真正将女性土地权益问题回归到法律权属问题而不是家庭关系或婚姻纠纷问题;另一方面，避免某些地区以村民自治的名义，让多数人侵犯少数人权益。(二)政府部门增强性别敏感性，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关注妇女儿童权益农村土地确权、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既是今后一段时期农村保护和发展农民的合法权益，盘活农村资产的新的历史起点，同时也应看作是对既往侵害妇女权益行为进行校正纠错的重要历史机遇。在当前村民自治的背景下，一些村庄重大决策尽管程序合理，但决策内容并不公正，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的成员身份认定标准往往有失偏颇，这一方面需要县一级和乡镇级政府部门强化对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土地承包及相关利益分配程序的管理，更需要对各种自治章程、村规民约进行全面审查和清理，倡导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监督作用;另一方面，在县市级出台指导性意见时，使政策设计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做到程序前置，改变土地纠纷事后补救的被动局面。(三)畅通农村女性土地维权渠道，明确相应部门的救济责任。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损后的维权可谓是漫长的消耗战，具有时间长、区域跨度大、涉及层级和部门多的特点。目前，对于司法机关如何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仍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农村妇女对遭受土地权益侵害发起的诉讼往往仍难以得到司法机关的有效支持。然而，司法救济又是社会纠纷的最终解决机制，是权利救济的最可靠途径和手段。因此，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纠纷案件，需提升司法救助意识，简化司法救助审批程序，建立畅通的司法救济途径［8］。建议建立涉及女性土地权益的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定期进行信息通报，强化职能部门联系沟通，探索妇女土地维权新经验、新方法。同时，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调解和仲裁工作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四)提高妇女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管理和决策的能力，拓宽农村妇女政治赋权的路径。当前农村女性仍然是游离于村庄公共事务决策之外的边缘群体，村级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女性比例低是其权益易受侵害的重要原因，维护农村女性的各项合法权益，就要改变村“两委”、村民代表、农村党员，以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中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理会等机构中女性比例过低的现状。参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关于村民代表中女性比例的规定，建议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东董事会、监理会等机构中女性比例应占1/3以上。县乡党政部门要通过宣传、培训等政策倡导行动，增进农村妇女对自身经济权利、民主权利的认识，鼓励和激发农村女性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和社会治理，真正成为乡村治理的参与者、管理者、决策者。要持续从体制机制上推动农村女性经济赋权和政治赋权，继续在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推进比例配额的暂行特别办法，并鼓励女性更广泛地参与村议事会，充分行使知情权、表达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发声，为村庄女性权益代言。

［参考文献］

［1］王晓莉．农村变迁中妇女土地权益新问题及破解之道［N］．中国妇女报，2017－12－19(B01)．

［2］耿卓．家户视角下的妇女土地权利保护［J］．法学，2016(1):120．

［3］李琨．农村离婚纠纷中财产分割问题简析［J］．决策与信息，2011(4):90．

［4］韩俊．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八个关键性问题［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8(4):22．

［5］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意见》有关情况会图文实录［EB/OL］．(2017－01－03)［2019－10－10］．

［6］南储鑫．彩礼暴涨是物化女性的“自然结果”［J］．中国妇女报，2015－04－10(A4)．

［7］宋月萍，谭琳，陶椰．婚嫁失地会加剧农村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风险吗?———对中国农村地区的考察［J］．妇女研究论丛，2014(1):18．

土地权范文篇5

[关键词]土地权属调查；自然资源调查；质量控制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上海“放管服”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推进，土地权属调查工作发生了巨大变化：项目办理时效压缩，工作效率与项目质量如何平衡，对土地权属调查人员和质检人员提出了新挑战；市调查成果管理部门调查作业口径的调整以及项目件袋无纸化流转的工作要求，给项目管理带来了新思路；项目服务审批用途改变和受理环节收件依据的变化，也给项目作业提出了新要求。如何做好新形势下土地权属调查项目的质量控制，是摆在全市土地权属调查机构面前一道亟待解决的难题。

二、上海市土地权属调查项目质量控制现状

目前，上海市土地权属调查项目质量控制管理存在的不足大致有如下几点：一是质量控制制度不够健全。首先，二级检查制度落实不严格。根据《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规定，测绘成果质量通过二级检查一级验收方式进行控制。目前，土地权属调查设置为作业科室初审，质量管理科室复审。但在实际工作中，作业科室往往缺乏专职质检人员，由作业人员或科室负责人兼职初审，并且初审大多流于形式，质检压力积压在复审环节。其次，质量管理日常监督力度不够。员工养成良好的作业习惯是确保项目质量的关键，目前调查机构对新作业口径统一指导、质量问题及时纠正改进的重视程度不高。二是质量检查体系不够现势。近年来，随着权属调查项目的内容不断扩充，尤其是开展了自然资源调查，土地权属调查项目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都发生了较大变化：2019年，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信息中心、上海市房地产测绘管理办公室联合颁布了《上海市土地权属调查业务操作手册》，对土地权属调查和成果管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2021年，上海土地权属调查业务系统正式启用了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数据，使得土地权属调查的工作方式、数据格式、地类标准等都发生了变化。这些新变化使得原有质检标准存在评分标准不现势、检查内容不合理等问题，调查机构的质检部门应主动迎合新的形势要求，积极调整改进质检内容。三是质量绩效考核不够完善。土地权属调查项目的绩效大多按照项目数量和产值计算，与质量相关的绩效奖励力度不够，甚至缺失，容易造成作业人员为了获取较多奖金，一味追求项目数量和产值，而对项目质量的重视程度不够。

三、上海市土地权属调查项目质量控制优化建议

针对工作现状中存在的不足，结合多年项目质量管理工作经验，总结以下几点改进建议。

（一）健全土地权属调查质量控制制度

1.建立调查机构内部项目规范化流转程序。为了实现真实、全面、可靠的调查质量目标，质量控制工作应该贯穿于整个项目管理过程。土地权属调查机构各部门应做到职责明晰，分工明确，流转规范。项目流转环节涉及受理部门项目受理、作业部门调查实施，及初审与质检部门复审评定、机构质量负责人审核、受理部门成果提交等。各部门应严格按照部门职责开展工作，遵循项目流转程序，全流程跟踪项目进展，多方位多角度确保成果质量。2.严格遵循落实二级检查制度。为杜绝质检存在形式主义的可能，落实责任，切实提高成果质量，建议采取项目质量跟踪单（表1）的形式，如实记录作业部门初审、质检部门复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各环节留下质检痕迹，直观真实地反映项目实际质量情况。3.加强项目质量日常管理力度。调查机构应着力培养作业人员的质量意识和良好的工作习惯。质检部门应以项目质量为抓手，定期质量简报，定期召开质量讲评会，组织集中学习相关政策和业务口径，及时有效地沟通项目存在的问题，做好作业环节的业务指导和质量监管。

（二）完善土地权属调查质量审核评定体系

目前，上海用于指导开展土地权属调查日常作业的文件主要有《土地勘测定界规程》、《上海市房地产地籍测量规范》、《上海市土地权属调查业务操作手册》等。由于近几年新形势新要求给土地权属调查工作带来变化，质量审核要点及内容也应随之改变。质检部门应完善质量审核评定标准，制定出一套客观公正、合理可行的质检评分和等级评定体系。1.明确质检扣分和等级评定标准。根据《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的要求，结合实际工作情况，将土地权属调查项目的错误按照严重程度划分为A、B、C、D四类，每一类对应不同的扣分值，详见表2。根据项目最终得分开展质量等级评定。质量等级划分为四级，包括优秀（得分≥95）、良好（85≤得分＜95）、合格（60≤得分＜85）和不合格（得分＜60）。2.明确审核要点和质量元素。上海日常开展的土地权属调查主要业务类型为土地勘测定界和地籍变更。在质量控制上不仅要检查成果数据，还要校核过程资料。土地勘测定界的质量审核要点主要包括核对规划资料和用地范围、核对权属资料和地类用途、核对报告书和图件、核对手簿扫描资料等，地籍变更的质量审核要点主要包括核对作业依据和权属资料、核对楼盘维护信息、核对报告书、核对手簿扫描资料等。根据不同的项目类型，分别制定质量元素表，如表3所示。3.细化质检内容和退件标准。梳理各项目类型中不同质量元素可能发生的所有质量问题，并按照严重程度划分相应的错误类型。为了便于在质量简报中统计项目质量情况，每个错误还应明确是否需要退件，以统计项目一次通过率。表4罗列了土地勘测定界和地籍变更质量检查过程中部分质量元素可能涉及的质量问题。

（三）建立土地权属调查项目质量绩效考核机制

项目质量是土地权属调查机构长远发展的立足之本，建立与项目质量相关的绩效考核是强化项目质量管理的有效手段，是优化绩效考核体系的重要举措，也是完善项目质量体系的基本要求。建立合理有效的质量奖惩制度，可以激发作业人员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避免一味追求项目数量和产值，使项目质量从根源上得到认可和重视。建议从奖、惩两个角度建立考核机制。一是设立优秀个人和优秀团队奖励，对全年项目质量突出的个人和团队进行奖励。二是建立惩罚机制，对项目质量不佳的个人及团队进行适当扣罚。如：全年出现1次A类错误，扣罚作业人员、作业部门质量审核员和作业部门负责人相应奖金；若作业人员全年项目质量平均分低于85分或全年出现5次及以上的B类错误，扣罚相应奖金等。奖惩分类详见表5，具体奖罚金额可由调查机构依据实际情况确定。

四、总结

土地权范文篇6

为切实贯彻《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国土资源部第17号令），结合本市实际，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的分工

（一）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负责下列土地权属争议案件的调查处理：

1、跨区、县行政区域的；

2、争议一方为中央国家机关或其直属单位的，且涉及土地面积较大的：

3、争议一方为军队，且涉及土地面积较大的；

4、市人民政府、国土资源部交办或者有关部门转送的。

（二）区、县房地局负责下列土地权属争议案件的调查处理：

1、本行政区域范围内的；

2、区、县人民政府、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交办或者有关部门转送的。

二、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的工作要求

（一）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按照《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的规定办理。

（二）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是一项法律性、政策性非常强的工作，区、县房地局必须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

（三）区、县房地局在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时，必须按市局制订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文书格式操作。案件结束后，及时立卷归档。

特此通知。

土地权范文篇7

一、历史上农村集体土地权利的性质以及其他相关事宜

有关目前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权利的性质,这需要从历史沿袭的其相关特性说起。而关于在五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国有制说、地主私有制说、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说。长期以来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的观点不占主流,故这里介绍前两种观点。国有制说的代表学者是侯外庐。秦汉土地所有权制度,开创了中国封建制的国家最高的土地所有主的土地制度。其论述为:(1)汉代盐铁酒钱与山泽之利,是国家专有或属于皇帝最高地主的。(2)汉家借贫民田,实际上这正是公田赋民的土地国有制。(3)汉代从移民垦田,到所在赐公田,即土地国有的制度。历来皇帝募罪徙戍边,或由狭乡徙宽乡的移民政策,都是显例。(4)汉代自武帝以来,置田官以六十万人屯田,是秦以来法律化的屯田之始。此后,昭帝、宣帝、元帝置都护尉屯田,后汉光武帝以后列帝因之。屯田制到了三国时代,就成为主要国有地租的形态了。(5)汉人多以田有草者曰官田,以耕而勿有,曰不专地,故武帝有诏,以草田为汉代的皇族地主所有权,而王莽的王田制,也尽收豪族地主土地而为最高地主所有。(6)秦汉以来,地租与国税是不分别的。董仲舒和师丹的限田,王莽的王田,以及光武夺田,只是地主阶级之间的内争表现形式,除了地租外,再没有理想。后来侯外庐对上述论点加以发挥和引申,明确提出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是皇族所有制,即土地国有制的论点,秦汉以来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是以一条红线贯串着明清以前全部封建权。尽管这并不排除私人或公共占有权和使用权。[1]地主私有制学说的代表学者是翦伯赞。自战国以来,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就从封建领主的世袭所有向着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个人所有转化。到秦代统一六国后,地主阶级个人的土地所有制,即土地私有制,已完全确立。秦始皇31年使黔首自实田就是土地私有制在全国范围取得法律保护的证明。到两汉时期,土地私有制已经普遍发展,根本不存在土地国有制的问题。他在谈到两汉的公田时指出,两汉有公田,但不能因此就说两汉的土地是国有制。作为一种土地制度,是国有或是私有必须看其在社会经济中是否占支配地位。两汉的公田比起私人所有的土地来,显然是不重要的。这样的公田在两汉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还长期存在,它是土地私有制的伴随物,说不上是什么制度。[2]主张地主私有制学说的张传玺则从另一角度来说明土地国有制向私有转化:从战国到秦统一,是土地私有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确立的时期。两汉时期,随着土地买卖和土地兼并的发展,国有土地不断向私有转化,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已成为主导的所有制形式。如土地买卖契约就是一种法律行为,是所有权及其法律观念的表现。[3]我国历史上对于土地关系的调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春秋时鲁国的初税亩被动地适应土地制度的演变到战国时的商鞅主动地废井田,正是贯彻一条改革土地制度的路线。5管子6中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均平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地不正则官不理,官不理则事不治,事不治则货不多。户籍、田结者,所以知贫富之不訾。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备然后民可足也。[4]都说明改革土地制度的必要性,也说明了改革田制的目的是搞好农业生产,增加产量,即为了解放生产力。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使大量农民沦为赤贫,贫富分化,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以致事不治、货不多。在地主土地所有制尚处于上升阶段。5管子6作者即已看出这种所有制必然引起的土地兼并和当时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5管子6的均地思想,是我国封建地主所有制确立后首次出现的在封建制范围内调整土地关系的思想。均地均分的是土地使用权,而不是土地所有权。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平均分配土地所有权的思想是不现实的,其实质则是对封建土地制度的全盘否定,均分土地所有权和5管子6一书总的精神相违背。当然均地分力的同时,还有与之分货的平民思想的提法,所以5管子6田制改革是在租佃制的前提下来保证每个农民都有耕种的权利。在对我国土地私有制关系的调整过程中,还出现了各种限田、占田、均田方案,但都不涉及封建土地所有权本身,也都是在封建土地制度大框架内对土地关系的调整。可是也有例外,如宋朝的均地思想已经是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挑战,重新分配的已经不是土地租用权,而是土地的所有权。这无异于提出耕者有其田的思想,要求发展自耕农的生产形态,反映了广大无地农民的愿望,反映了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生产力的客观要求。这种均地权思想是封建思想家中可能产生的最激进的土地思想,是我国古代土地思想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有重大的意义,连后世反兼并的封建思想家也望尘莫及。但存在矛盾的地方是,李觏却寄希望于封建国家来实现均田,这恰恰使其均田思想无法得以实现。从历史发展来看,在地主制的封建制度下,土地归个人所有,可以自由买卖,总有土地兼并和集中的趋势。从西汉开始,这种趋势此消彼长,从未间断。实质上土地兼并过程就是贫富两极分化过程。而我国的封建土地制度就是培育土地兼并的制度,兼并发展到一定程度又不利于这个制度,迫使国家不得不和兼并势力作斗争。因此,封建思想家、政治家多注意于抑制兼并。其实质是缓解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诸如董仲舒的以限制富豪占田数额为中心的限田思想,王莽的以土地国有为内容的王田思想,西晋太康年间颁布的规定官员最高占田额和农民按劳动力分田的占田令所体现的占田思想,和北魏孝文帝实行延续至唐代玄宗年间的均田制所体现的均田思想等等。这些土地思想从根本上说都是这一矛盾的产物,只是不同时期的矛盾有特殊性,故这些土地思想各有特色而已。宋朝地非己有的平土思想和明清时期出现的接近于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带有反对封建土地制度本身的性质,但毕竟在当时的社会中无法实现。[5]也有学者认为双重所有土地制度,既适应大统一的君主国家,又适应小分散的小农经济。在大多数情况下,既能保证统一国家的经济需要,又能保证老百姓得以温饱。长期领先的中华文明,就是在这样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6]

二、当前农村集体土地权利的归属以及两个关键性决定因素

之所以有了前面一部分的内容,笔者还是认为我国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有着一定的历史继承。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权利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尽管有着不同的名称表述,但内容却是一样的。以下内容,可见一斑。农民实践探索出来的适合生产力要求的产权形式,即包产到户,到上世纪8年代才获得合法的制度地位。[7]有人主张认真研究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特征与本质,从一个现实案例入手,分析为什么在司法实践中同一法院对同一事实作出不同认定、不同判决的原因。而有人在分析了农村土地流转的基本情况之后,主张制定5农村土地流转法6,认为土地流转问题不是法律能够单独解决的,应当深入了解农民对土地的真正态度,在此基础上各部门共同参与解决问题。至于关于在土地流转中遇到的土地流转纠纷,有人主张进行了类型化分析,认为引发农村土地流转纠纷的原因主要包括:法律规定与民间社会规范的冲突、政策的频繁变化所导致的农村现实利益关系的变化而产生冲突、农村土地法律制度价值取向的分歧及法律规定间的内在冲突、现行规定与农村的复杂现实相脱节而造成的对立冲突、现行的双轨并行、城乡分治制度,等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建设预防机制、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充分发挥农村基层调解制度的作用,健全法律规定、减少规范内部的冲突。这些等等问题,都是农村集体土地权利现实中遇到的困境。因此,近来在5土地管理法6的修订时,对第二条增加了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对土地供应的总量、时序、结构实行,,市场化配置。这向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宪法原则的方向靠拢了。同时,较详细确定了几种土地产权,并规定要保护土地权利人的权益:在第五条中,增加了土地权利包括国家土地所有权、集体土地所有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农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土地抵押权等,土地权利具体化了;增加了国家土地所有权人和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对自己的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使得土地权利因其包含处分权而更为完整;并强调土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增加了土地权利的安全性和可靠性。[8]这里,先从农村集体土地权利的归属进行分析,农村集体土地权利有债权与物权说之分。债权说的观点是,既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是由合同确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债权性质。尤其从土地转包来看,转包人取得的权利都是短期性的,承包人也不能自主转让承包权,而须经发包人同意,这种转让方式完全是普通债权的转让方式。物权说的观点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为内容的权利,在性质上只是对物的支配权。有这样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应该采用农地使用权来概括这一权利。承包经营权本意是债法的范畴,它与联产承包经营合同相联系,应为农地使用权。第二种观点是,应把农林牧渔生产经营的土地使用权统称为农用权,并包括现行法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四荒土地使用权。第三种观点是,应当借鉴罗马法永佃权制度所具有的物权性、永佃权人享有权利的充分性以及永佃权存续期限的永久性等优点,将承包经营权改为永佃权。第四种观点是,应当采用耕作权概念,即因耕作或种植而使用国家或集体所有的土地权利。[9]笔者认为,土地经营承包权物权化有以下几个原因:11物权化有助于保护承包经营者的利益,排除发包人的干扰。21承包经营权物权化是以契约形式来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有助于依法办事。31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同时以承包经营权的期限为设置条件之一,有助于稳定土地承包经营关系。41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有利于对农村集体土地的统一管理,由集体来保护耕地的统一使用和耕地质量的优良。51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是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前提条件。而笔者也认为应当参照国外有些国家,如英、日等的法律规定,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权利是永佃权,即物权性质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系长久存续之权利。如5日本6第278条永佃权的存续期间规定:11永佃权的存续期间,为2年以上5年以下。以长于5年的期间设定永佃权者,其期间缩短为5年。21永佃权的设定,可以更新。但其期间,自更新时起,不得超过5年。31未以设定行为确定永佃权存续期间者,除另有习惯情形外,其存续期间为3年。则物权性质的农村土地承包权的期限较长或为永久性。[1]目前,我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分成两种:一种是耕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广义的耕地包括林地和草地;还有一种是荒地。对于耕地的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进行流转。要特别注意这个流转用词。转包可以,互换可以,转让可以。但是,为什么还要加一个等字呢?等实际上就是有关5土地承包经营法6的单行法规了,如5土地承包法6明确规定农村耕地的承包经营权可以出资,但只限于发展农业为目的,出资入股搞农业可以。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荒地等农村土地,可以转让、入股、抵押,或者是以其他方式流转。这个地方的用词是转让、入股、抵押,或者以其他方式流转。如果是荒地的话,完全可以入股、抵押。在荒地上搞一个休闲场所,或者搞一个旅游的地方,把荒地充分利用起来,而且还可以以任何其他方式进行流转,互换、出租、转包、赠与等。但是,转让入股出资是不一样的。按照5公司法6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资入股要转让财产权,这里的转让相当于买卖的性质,而入股是出资财产形态的变化。因此有的土地管理部门、税务部门就主张把股东出资的土地变成了公司所有即置于公司的名下,按转让的办法来纳税;转让是转让,出资是出资。至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通范围。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可以有权转让、互换、出租、赠与或者抵押,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里加了一个另外。建设用地使用权有五种。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拥有了转让权出资权和抵押权,这就是一个流通的标志了。当然,还有一个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个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是包含了对这种权利的限制,如果是划拨的土地当然不能。二是和前面讲到的荒山、荒地的流通范围又有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一部分有一个土地管理的规定,没有经过开发你想卖不行,想转让不行。如果你在两年内不开发,国家可以收回。根据以上两个部分,我们可以分析得出,我国沿袭着五千年的传统,在土地公有制的框架下,结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实行一系列有关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这里必然绕不开两个因素,一个是土地公有制,一个是土地市场。如何在公有制的框架内对土地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从法学的视角看,就是如何为公有土地设计一个科学、合理的权利体系。

土地权范文篇8

第一条为了妥善处理土地权属争议，保护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简称《土地管理法》，下同)和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土地权属争议，是指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对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归属的争议。

第三条本办法适用于我省行政区域内土地权属的确定和争议的处理。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条土地权属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乡(含镇，下同)以上人民政府处理。

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由土地管理部门具体负责。

第五条乡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下列管辖范围处理土地权属争议：

(一)农民(含在农村的非农业户口居民，下同)之间、农民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组，下同)之间的土地使用权争议，由争议土地所在地的乡人民政府处理；

(二)除前项规定以外的土地权属争议，由争议土地所在地的县或者市人民政府处理；

(三)争议土地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由有关人民政府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处理。

第六条处理土地权属争议，必须遵循下列原则：

(一)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尊重合法契约；

(三)兼顾历史与现实；

(四)公平和公正。

第七条在土地权属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现状，不得破坏地上建筑物、附着物。

第二章土地权属确定的依据

第八条下列文件或者证明应当作为确定土地权属的依据：

(一)《土地管理法》施行前，或者乡人民政府对农民新建、翻建房屋用地的批准文件；

(二)《土地管理法》施行前，经乡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机关批准征用、划拨、占用土地的文件；

(三)《土地管理法》施行后，乡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征用、划拨、占用土地的文件以及县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集体土地所有诈》、《集体土地使用证》；

(四)依法签订且已经生效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五)已经生效的人民法院关于土地权属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

第九条下列证明、协议文件，经乡人民政府或者县以上土地管理部门认定其合法、真实后，可以作为确定土地权属的依据：

(一)《土地管理法》旅行前的农村宅基地证；

(二)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或者土地调查的有关资料；

(三)租用、抵押等用地契约；

(四)私有房屋所有权证；

(五)房产登记证；

(六)房屋买卖契约；

(七)解放后没收敌伪房产以及与土地有关的资料。

除前款规定外，经县以上人民政府确认的证明、协议等有关资料，也可以作为确定土地权属的依据。

第三章集体土地权属的确定

第十条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按照《农村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六十条》，下同)的规定确定。自《六十条》施行之日(1962年9月27日)起，至《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施行之日(1982年2月13日)止，根据《六十条》确定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由于下列原因发生变动的，按照变动后的状况确定土地所有权：

(一)行政区划调整时调整了土地权属；

(二)村、队、社、场合并或者分立；

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按照《农村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六十条》，下同)的规定确定。自《六十条》施行之日(1962年9月27日)起，至《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施行之日(1982年2月13日)止，根据《六十条》确定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

(一)行政区划调整时调整了土地权属；

(二)村、队、社、场合并或者分立；

(三)国家建设征用土地；

(四)因非农业建设、农田基本建设、自然灾害等原因进行过土地调整。

行政区划调整时，土地权属未调整，一方农民集体土地在另一方行政区域内的，土地所有权不变。但经双方同意调整土地或者一方对另一方给予补偿的，可以按照调整后的状况确定土地所有权。

第十一条《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施行前，农民建房占用的宅基地(含院落占地，下同)，自其施行之日起至《土地管理法》施行之日(1987年1月1日)止，未经拆迁、改造翻建的，按照现有实际使用面积确定土地使用权。

《土地管理法》施行后，农民新建房屋占用的宅基地没有超过当地政府制定的宅基地面积标准的，按照现有宅基地面积确定土地使用权。

第十二条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确定给各该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第十三条乡、村兴办企业、事业和农民个人建房占用集体土地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使用权属于使用者。

第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生房屋买卖的，土地所有权不变，土地使用权属于房屋所有者。

第十五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连续使用已满20年，并且在此期间一方未要求返还的，土地所有权属于使用者。但双方另有协议的除外。

第十六条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将集体土地作为投资与法人、其他经济组织联营的，土地所有权不变，土地使用权属于联营单位。

第十七条城市市区内原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现仍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个人使用的，土地所有权不变，土地使用权属于使用者。

第四章国有土地权属的确定

第十八条《六十条》施行前，全民所有制、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的农民集体土地(含农村实行合作化前属于个人所有的土地)，《六十条》施行后未确定给农民集体使用的，其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

第十九条自《六十条》施行之日起，至《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施行之日(1982年5月14日)止，全民所有制、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农民集体土地，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其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土地使用权属于使用单位：

(一)签订过土地权属转让等有关协议的；

(二)接受农民集体馈赠的；

(三)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使用的；

(四)安置了该农民集体劳动力或者给予一定补偿的；

(五)用地单位原为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以后转为全民所有制的。

第二十条农村集体土地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全部转为非农业人口后，其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

第二十一条城市市区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属于其所有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将建成的房屋出售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该房屋使用范围内的土地的有权属于国家，土地使用权属于房屋所有者。

第二十二条通过解放初期接收或者《六十条》施行前以买卖、赠与、继承等方式获得地上建筑物、附着物而使用国有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属于建筑物产权所有者或者附着物管理者。

第二十三条单位或者个人使用的国有土地，无偿转让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已满20年，并且在此期间未要求返还的，其土地使用权属于现使用者。但双方另有协议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依法开发利用国有土地(含征用后未进行非农业建设并暂由农民耕种的土地)，其土地所有权不变，土地使用权属于开发利用者。

第二十五条单位或者个人依法在国有土地上建造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属于房屋所有者。

第二十六条两个以上单位联合开发国有土地，能够划清界线的，分别确定土地使用权；无法划清界线的，土地使用权共有，按照各自的建筑面积所占有的比例确定土地使用权。

第二十七条国有土地上的建筑物出租、出借给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土地使用权仍属于建筑物产权所有者。

第二十八条依法抵押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人未能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在抵押合同有效期间宣告解散、破产的，土地使用权属于抵押权人。

第二十九条城市市区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水面、荒山、荒地、滩涂等，其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但法律另有规定和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第五章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

第三十条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政府(简称政府，下同)申请处理土地权属争议，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

第三十一条土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姓名、职务，或者申请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住址；

(二)被申请人的名称(姓名)、地址(工作单位)；

(三)争议土地的地址；

(四)土地权属争议的具体事实和请求；

(五)有关证据材料及其来源。

第三十二条政府收到申请书后，对符合本办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自决定受理之日起5日内，将申请书副本发送被申请人。

第三十三条被申请人自收到申请书副本之日起15日内提交答辩书(附证据材料)。

第三十四条对申请人持有合法的土地权属证明，而被申请人确属侵权的，按照《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处理。

第三十五条政府处理土地权属争议，应当先予调解。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制作调解书。当事人应当在调解书上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政府处理土地权属争议专用章。调解书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第三十六条政府对土地权属争议调解不成的，应当作出决定，并制作决定书。

第三十七条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姓名、职务，或者申请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住址；

(二)被申请人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姓名、职务，或者被申请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住址；

(三)申请人和被申请人陈述的土地权属争议的事实、证据；

(四)作出决定的依据和决定内容；

(五)不服决定的复议、起诉期限。

土地权范文篇9

一、城郊妇女：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权益受侵严重

城郊地区土地资源更为稀缺，而且土地市场相对发育，土地利益关系复杂，加上土地的商用开发价值逐年攀升，使得城郊的土地价值较高，城郊的土地权益之争更加激烈。女性作为两性中的弱者，在征地补偿过程中，权益被侵犯的现象经常发生，因而引起城郊妇女土地权益问题。主要表现有：

⒈城郊出嫁女的承包权被侵害。因为城郊的土地价值较高，又牵涉到征地补偿问题，因此，许多城郊对妇女承包集体土地作出规定：凡出嫁女无论嫁到何处，户籍是否迁出，其承包耕地一律要被村集体收回。如某市城北区寺台子村在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就研究决定，凡年以后的出嫁姑娘一律收回分配的承包地，不批给宅基地。该决定的效力一直延续到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其间有个户口仍在本村的出嫁女的承包土地被收回，由此引发名妇女联名上访。

⒉城郊未婚和离婚妇女权益更难保护。城郊未婚姑娘及待嫁妇女不能获得应得的承包份额甚至预先取消了土地承包资格，这也是城郊妇女土地权益被侵犯的普遍现象。特别是当集体土地入股或被征用时，他们应该得到的土地分红或征地补偿，被村里制订的村规民约强行剥夺。离婚妇女在离婚后，其应该享有的土地承包权或征地补偿款，常常被丈夫强行剥夺或被村集体合法收回，而无论离婚妇女是否能够从娘家或再婚夫家所在村庄获得承包土地。

⒊招婿女没有村民待遇。城郊的计划生育推行得比较好，因此独子独女户大量出现，有的城郊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女方不愿意嫁到外地去，就招婿到家，男方也愿意来落户。但许多城郊村庄都规定必须是独生女或无男孩户。不符合这一条件的未婚女子都要出嫁，并且不论你是否愿意都必须到夫家居住和落户，娘家村一律不分配承包田，她们子女也不准在娘家上户口、亦不分配土地。未被村庄同意和批准，婚后在娘家村落户的不给宅基地。比如：有的村庄规定，本村妇女娶城市户口的丈夫，丈夫理所当然不分土地，妻子如果不符合在娘家村招女婿的规定，出嫁女也要收回承包土地，并且他们的子女也要被划分成随父还是随母。这些规定严重损害了妇女的权益，是严重的男女土地权益不平等。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⒋征地补偿将妇女分为三六九等。城郊富裕地方的征地补偿费比较高，许多村庄都限制妇女的公平享有。例如青海省妇联、西宁市妇联、城北区妇联联合于年月调查处理了一起由土地征用补偿引发的妇女土地纠纷案。西宁城郊由于土地征用较多，在这个过程中妇女的土地权益变成了现金分配而显现出来。比如：小桥村的一片河滩地被征用，在分配土地就业补偿费时村委会规定，凡年月日以前已婚的姑娘（娶的媳妇），享受就业待遇，但子女不享受就业待遇；年月日以后结婚的姑娘及其子女，不享受任何就业待遇。再比如，经过韵家口镇政府批准的中庄村土地征用后青苗补偿费分配方案规定，凡已出嫁的姑娘年满岁以下，户口在本村的补偿；年满岁以上，户口还在本村的，其子补偿，其女补偿；周岁，户口在本村的其子补偿，其女补偿；凡是招入我村已落户的女婿补偿。这些规定将出嫁女及其子女、上门女婿等分成等级给以不同的待遇，打破了集体成员无差别共同占有集体资产的法律框架和传统习惯。对享有平等土地权的城郊妇女们的利益是严重的侵害。

⒌就业歧视严重。妇女因为其本身的生理原因，就业能力不及男子，需要社会照顾。城郊妇女失去土地后，其强大的生存依托失去了，就业的艰难就立即显现。在城郊就业安排中，城郊妇女不仅不能得到照顾，反而受到不应有的歧视。例如，有的村规定，在就业安排时，先安排各家的男性就业，或者在分配工作条件好的单位时，先安排本村的男性村民，他们认为女性反正迟早会嫁出去的，应该先照顾本村的男青年就业。城郊妇女在城市就业时也常常被歧视，企业老板们对女性的结婚生育有诸多限制，有些企业甚至干脆不招女工，造成了女性就业不应有的压力。

二、根源：男权文化主宰城郊社会之害

城郊女农民权益被尊称为父辈和兄弟辈的男性侵害的事例随处可见，引起的上访事件也很多。城郊的土地权益分配歧视女性，对女性进行剥夺，其根源主要是男权主宰城郊土地的分配权。

⒈男权文化无视女性土地权益。在男权文化以及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下，人们思考问题是从男性出发，如何保护男性的利益，如何使男性的利益不受损害，有意无意忽略了女性的利益，损害了女性的权益。问题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损害了女性的利益，而在于当今的文化认为这是自然的天经地义的，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这种思想，这种观念使土地承包就成为只是男性群体内部的事。因此从思想上就将妇女排除在承包土地权利之外。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嫁不取地，娶不分地就是以男性为本位的男权文化考虑问题的结果，它强化着男性的主体性和女性的从属性依附性。它方便男性，优惠男性，巩固男性对家对女人的主人地位；它为难女性，限制女性，弱化女性在家在婚姻中的主体地位；从全社会来说显失公平。男权主宰了城郊土地的分配权，男性从维护自己的利益出发，利益村民民主的手段，制订歧视女性的村规民约，无视女性土地权益，侵害女性合法的土地利益。

⒉男主女从的家庭结构导致女性群体利益丧失。男权文化积淀的制度性男主外女治内的社会结构使当今农村干部除点缀性的安排个别女性在不重要的位置上外，几乎是清一色男性，职务的性别化导致女性在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化，这又导致决策机构中女性的缺席。女性附庸的官僚思想使女性参政成为一种摆设，一种装饰，一种招牌，一种遮掩。这种缺席又容易导致这样的结果：女性群体利益被边缘化。当这些决策者都是男性时，男性的共同利益就会自然带到政策之中得以体现，而女性的利益则被决策者所忽视，女性群体的要求和声音难以在决策层表达出来，这就使得女性群体的正当利益整体上被遗忘和忽略。《村委会组织法》没有对村委会决议内容制定有效的监督。这就给农村主流群体剥夺边缘群体利益留下了操作空间，这就使村委会作出减人不减地，增人不增地，嫁不取地，娶不分地等损害妇女土地权益的男人土地交易政策通过易于反掌。

⒊男人主宰分配权制度歧视妇女。制定政策的人可能忘记别人的特殊问题，但不会忘记自己的特殊利益。作为男性群体的代言人，自然不会忘记男性的利益，女性群体的利益则可能有意或无意地被忽视，由此政策必然倾向男性或以男性为中心。利益或权益就是一种资源，如果将这种资源比喻为一块蛋糕，男女应各分一半，现在男性决策以家为单位分割，男人代表家分蛋糕，然后再分给家庭成员。第一次分割是男人之间的事，第二次分割则由某个具体男人说了算，男人是否公正缺乏社会监督。其实目前以农户承包土地的政策就是以男人承包，男人主刀的男人之间土地分割，女人的权益以家的形式被掩盖。妇女土地权益在以家为单位的承包机制中，被悄悄而光明正大的剥夺。

⒋从夫居的传统习俗影响。从夫居和土地承包书上只有男性名字的传统习俗忽视了妇女的个人权利，从夫居是男权文化的传统，土地承包书上只有男性名字是男权文化的现代化，二者的合一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它又是这种文化的结果；在新形势下起着巩固男权文化的作用。从夫居、男性名字与男权文化互为因果。从夫居和土地证上的男性名字制约妇女土地承包权，从夫居使妇女土地权益被牢牢套在婚姻上，一旦离婚，土地权益就被男人强行夺走了。

三、对策：依法维权促发展

⒈在地方立法中进一步具体化城郊妇女土地权利。城郊妇女在城市化进程中是社会的弱者，地方在征地补偿、就业安置等方面要进一步强化城郊妇女的权。益保护，特别是要具体化和有可操作性，限制村规民约在法律和国家政策下运行比如可增加妇女结婚的，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其承包地，妇女离婚的，已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期内依法受到保护，可以作为家庭财产处理。再比如，在土地承包法草案总则中可以增加农村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土地承包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的规定。如，规定妇女结婚后，应采取适当方式确保农村出嫁妇女有一份承包土地。在未解决前，娘家所在村应保留其承包地，不得强行收回，上述具体操作程序中均涉及到土地调整的问题，与土地承包期限三十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相违背。处理好法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往往将处于两难的境地。

⒉改进法规、政策的执行。首先，将个人权利从家庭中剥离出来，从婚姻中剥离出来。通常情况下女性的权利被埋没在婚姻关系中。所以，在法律执行中，要正视法律面对的是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的现实，在执行具体的法律条文时应具有性别敏感性。同时应提供司法救济，使无地的农村妇女状告村民委员会的案件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得以解决。其次，继续将《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土地承包法》等相关妇女土地权益法规的学习宣传作为普法学习宣传的重要内容加大宣传力度。特别注意向农村基层干部宣传使之在工作中依法行政在土地及宅基地的分配中自觉依法维护妇女权益。同时加大执法力度和制裁措施。对违反法律规定经批评教育又不改正者坚决给责任人行政处分。

土地权范文篇10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土地权属（包括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的调解处理。

本办法施行前，土地权属争议已经双方协商解决，或经上级政府、司法机关调处裁决的，不再重新处理。同一争议有数次协议或裁决的，以最后一次协议或裁决为准。

一九八七年—月一日以后用地发生的土地权属争议，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和《**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的规定处理。

第三条土地权属争议，应本着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有利生产、维护团结、互谅互让的原则解决。凡国家有规定的，按国家规定处理。

第四条农村集体土地，按照一九六二年“四固定”（固定劳力、土地、耕畜、农具）时划定的范围确定所有权。

“四固定”以后，因下列原因变更土地界线的，按变动后的界线确定所有权：

（一）行政区界变动；

（二）村、队、社、场合并、分立；

（三）因开发土地、兴办集体企事业或农田基本建设调整土地；

（四）因自然灾害以及其他原因重新划界。

第五条全民所有制单位和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占用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非农业建设的，按下列规定确定权属：

（一）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前占用的，其所有权属于国家，使用权归使用土地单位；

（二）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至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四日期间占用，双方已签订协议的，按协议办；未订协议，但已通过安置劳力、支援物资、调换土地等形式作了补偿的，其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使用权归用地单位。无偿或擅自占用的，退还被占用单位，或补办征地手续，按当时国家规定的补偿标准酌情补偿；

（三）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四日以后未经批准用地的，应予退还；无法退还或确需继续使用的，补办征地手续，按当时国家规定的补偿标准酌情补偿。

第六条农、林、牧、副、渔场和农料队（场、站）等农业生产、科研单位占用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农业生产或科研活动的，按下列规定确定土地权属：

（一）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前占用的，维持土地使用现状，不再重新处理。

（二）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占用，当时已签订协议或给予补偿的，维持现状；平调占用的，全部或部分退还原生产队，但从事农业科研、良种培育以及土地利用合理的场站，经县级以上人民改府批准，可维持土地使用现状，参照当时国家规定的补偿标准酌情补偿。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占用农、林、牧、副、渔场和科研单位的生产、科研用地，参照本条规定的原则确定土地权属。

第七条乡（镇）村办企事业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按下列规定确定权属：

（一）“四固定”以前使用的，乡（镇）办企事业用地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村办企事业用地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其使用权不变；

（二）“四固定”以后至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三日期间使用的，其土地所有权按前项规定处理，土地使用权由当地土地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占多用少或者占而未用的，全部或部分退还原生产队；

（三）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三日以后未经批准占用的土地，退还原生产队。如双方同意，可补办用地手续，土地所有权按本条第一项规定处理。

第八条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前，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使用的土地，乡（镇）办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村办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

第九条国有土地使用权发生争议，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四日以前使用的，确认其土地使用权，但国家另有规定或特殊情况除外；

（二）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四日以后未经批准使用的，退还原使用单位；无法退还或确需继续使用的，按规定补办划拨手续。

国有林地、水面、滩涂的使用权发生争议，分别依照《森林法》和《渔业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条修建、拓宽和改造公路（不包括乡村道路），占用集体土地发生权属争议，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前占用的，其土地所有权归国家，使用权归公路管理部门；

（二）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无偿或擅自占用的，按照当时国家和省规定的标准付给青苗补偿费，并补办审批手续。

第十一条铁路用地权属界线不清的，按照铁路留用土地的有关规定确定权属。

铁路用地在时已分给农民的，其土地所有权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时未明确分给农民，但一直由农民耕种，且不影响铁路正常运行和生产建设的，允许继续耕种，铁路建设需要时予以收回，按照《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给予补偿。现由其他单位使用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国家没有规定的，按本办法第九条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军队用地发生权属争议的，按照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妥善处理军队与地方部分房地产权属问题的通知》等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水利和水电建筑物用地、水库库区高程以下的土地、堤防两侧冲填区土地、河道滩地及护堤（护渠）地，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确定土地权属。

第十四条国家在不同时期对同一块土地重复征用、划拨，土地权属有争议的，按照最后一次划拨或者征用的文件确定土地权属（特殊情况除外）。

第十五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国有荒山、荒地，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划拨、借耕的，其土地所有权不变，使用权归土地使用单位；未经批准或者虽经批准但使用界线不清的，由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使用权及其范围。国家需要收回时，按照《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城镇居民宅基地使用权发生争议，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四日以前建房（包括买房、继承房产，下同）的，按地面主要建筑物产权确认宅基地使用权；

（二）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四日以后建房，经过批准并符合城镇规划的，确认其宅基地使用权。未批占用或不符合城镇规划的，依法处理后确定宅基地使用权；

（三）私自购买农村集体土地建房的，依法处理后确定宅基地使用权。

第十七条农村居民宅基地使用权发生争议，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三日以前建房的，按照《实施办法》规定的宅基地标准确定使用权。多用部分退还集体，暂时不能退的，允许临时使用，在进行村镇规划、房屋改建和分户时核减、调整；在核减、调整之前，可收取一定的土地使用费，具体办法由省土地管理局另行制定；

（二）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三日以后建房，已办理用地批准手续的，按照《实施办法》规定的宅基地面积标准确定使用权。超标准部分，按前项规定处理。违法占地建房的，依法处理后确定宅基地使用权。

第十八条发生土地权属争议，当事人应当协商解决。解决不了的，由人民政府处理。

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县级人民政府处理。

跨行政区域的争议，由双方所在地人民政府协商解决，或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处理。

调处土地权属争议涉及有关部门的，土地管理部门应与有关部门相互协调。城市规划区内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今后国家有新的规定，按国家规定办理。

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按《土地管理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在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九条土地权属争议处理期间，处理机关可以根据需要临时指定单位使用有争议的土地，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的现状和破坏其附着物。

第二十条土地权属争议调处后，需要重新确认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核发证。

需要补办征、用地手续的，按下列规定审批：

（一）《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和《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颁布以前占用的，五亩以下，由县（市）人民政府审批；五亩以上、五十亩以下，报行署、省辖市人民政府审批；五十亩以上，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二）《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和《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颁布以后、《土地管理法》颁布以前占用的，按当时适用的《**省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实施办法》和《**省村镇建房用地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一条按照本办法规定确定为国家所有，并按本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办理有关手续的土地，尚未核减农业税的，可按规定核减。

第二十二条当事人拒不执行协议或者处理决定，造成对方经济损失的，由当地人民政府责令赔偿损失，对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三条伪造、涂改权属证据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隐瞒真相的，由责任者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在调处土地权属争议期间，故意制造纠纷，煽动群众闹事，阻挠调处工作进行的，由公安机关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提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国家工作人员在调处土地权属争议过程中，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依法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