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效应范文10篇

投资效应范文篇1

单纯的国际贸易，主要是商品的跨国移动，只有国际投资，才有可能形成生产要素直接的和大量的跨国移动。在土地、资本、劳动三种生产要素中，除土地之外，资本和劳动都能在国际之间自由流动。

国际投资，即国际间的资本转移，指的是货币资本和贷款资金从一国流向他国。任何国家或地区要发展经济，必须积累资本。积累资本一种方法是国内储蓄，由储蓄转化为投资；另一种方法就是吸引外资，包括国际贷款和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不发达国家，由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储蓄能力受到限制，资本积累紧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外来商品能形成入超现象，国内资本积累才有可能不减少当前消费。但是，入超国家又必须清偿入超商品的资金。由于资本积累不足，只有依赖外国贷款。而能否得到外国贷款，又取决于两国利率之间的差异，即债务国的利息必须高于债权国的利息。所以，国际投资的驱动因素是各国之间利率的差异。至于外商直接投资，则取决于生产成本、市场需求、预期回报率、投资环境和相关优惠政策等多种因素。

国际间的劳动要素的转移，主要取决于劳动价格，即取决于平均工资水平，比如某种类型的劳动在美国的工资率高于墨西哥，就成为墨西哥人跨越国界的经济动机。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工资偏低，移民倾向尤甚。其次，劳动要素转移还取决于劳动者拥有的数量。在一个劳动资源相对过剩的国家，很容易引发向劳动资源稀缺的国家移民的动因。当然，国际投资也会引起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要素转移，但毕竟属于少量，而且大多是伴随着技术引进，随同设备和资金的技术人员配套转移。而且，这种转移大多带有临时性质。一旦投资项目完成，随行技术人员又会回归本土。

国际投资实现生产要素转移的微观载体是跨国企业。投资的始初动机是以谋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生产和经营。建立跨国企业伊始是资本运营，购进设备和技术，又实现了物质生产要素的转移，招聘经营人员和企业员工，又实现了劳动要素转移。可见，国际投资是生产要素跨国移动的第一推动力，跨国企业的规模和数量是鉴定生产要素移动的基本尺度。

生产要素跨国移动有两大效应：

（一）促进世界生产效率并提高实际收入水平

如果资本在美国的边际生产率低，在资本稀少的中国边际生产率高，若美国的资本流向中国，全世界的产值就会获得提高，最终超于均衡。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不断增加，就是这个原因。

实际上，直接投资并不只是一种资本移动。有时，投资方“完全是在东道国借取创办企业的金融资本，只是加上它的商标牌号、经营准则，以及较少属于有形资产的一些其他资产而已。这个子公司一旦成为获利的企业，它就通过内部利润再投资和新借入资金来发展了，同时还把一部分利润上缴给那个很难看出其进行了投资的母公司”。[4]这种情况虽然鲜见，但仍会使双方感受其益，最重要的是促进了世界生产效率。

劳动要素的跨国移动也是如此。例如某种类型的服务业美国每天能赚15美元，而在意大利每天只能赚3美元；于是某一劳动者移居美国，每天升值到15美元，若移居意大利每天下降到3美元。这样移动的结果，致使意大利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自然趋向提高，而美国而相对下降。不过只要有差别，双方就会产生移民的经济动机，从而使实际收入水平提升。

（二）使生产要素稀少性相对差异减轻

由于资本和劳动被吸引到相对稀少的地区，随着跨国移动，相对稀少性在国际间就会减弱。印度相对过剩的劳动者迁往美国，就会降低美国劳动稀少程度，同时降低印度劳动的丰富程度。资本从相反的方向移动，将减轻资本在美国相对丰富的程度，同时降低资本在印度相对稀少的程度。

萨缪尔森写道：“物品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部分影响，就好像使生产要素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一样，衣服从欧洲流向美国、食品从美国流向欧洲趋于使每一国家的特别充足的生产要素不像过去那样充足，并使每一国家的特别稀少的生产要素不像过去那样稀少。”[5]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自由移动，会使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趋于均衡。

2、国际投资促使国际贸易立体扩散

国际投资直接推进的是中间产品的贸易，间接推动的是最终产品的贸易。一般说的国际贸易，指的是最终产品的贸易，即商品贸易。

国际投资实现的生产要素移动虽然减轻了商品的稀少性，从而减少了国际贸易的机会，可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新生产场所的开辟和建立，又创造了新的贸易园地。假设有一个资本贫乏的国家，从外国进引长期贷款，用以发展本国产业。某些制造品（例如纺织品、塑料之类）原先输入本国市场，现在国内也可以像外国一样廉价生产，故而不需要再输入此类商品。不过由于本国发展生产的结果提高了收入，消费数量与结构已经变化，因而创造了新的需求。所以从现象上看，进口商品减少了，但国内市场却因生产要素的移动而扩大了。因此，一方面贸易关系是国际借贷的产物，即生产要素移动创造了新的商品需求；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又能借助推广市场及刺激资源更有效的利用，因而能创造投资机会，不仅吸引了本国的投资者，也吸引了国外的投资者。新的投资者的出现，又扩大了市场的商品需求。这就是国际投资引发的贸易创造。

投资和贸易的不同之处在于：贸易是一种递增效应，投资则是一种乘数效应。按一般惯例估算，投资效应是贸易效应的5倍。尽管投资有风险，但风险越大，欲念越大，经营者依然会选择投资。只有投资，才能使国际贸易实现立体扩散。

我们不防借助一组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1978~2007年，共签订投资协议项目464801个，合同金额9428.77亿美元，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4997.6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项目数从1980年的470个上升到2007年的4万多个，增长了近90倍，年均增长率为25.05%；合同外投资从1983年的17.32亿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1千多亿美元，增长了近70倍，年均增长率为23.35%；实际使用外商投资从1983年的6.36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535.05亿美元，增长了84.13倍，年均增长率为24.81%。中国已连续10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首位。[6]

外商在华投资对双边贸易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可以从我国和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来印证这个问题。

（一）我国的进出口总额的增长

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从1983年的436.16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万多亿美元，增长了19.52倍，年均增长率为16.02%。其中，出口贸易从1983年的222.26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5千多亿美元，增长了19.72倍，年均增长率为15.95%。我国出口总额在世界所占的比重同期也上升了5.86%，进口总额上升5.32%。出口总额排名由第17位上升到第3位。

（二）外商在华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的增长

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从1980年的0.42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5千多亿美元，增长了11244.17倍，年均增长率为50.01%，其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上升55.48%。其中，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出口总额同期增长30042.63倍，年均增长率为56.56%，其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54.82%；进口总额增长了68213倍，年均增长率为62.24%，其占我国进口总额的比重上升56.18%。可见，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对外贸易积极地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7]

国际经济学的传统观念认为，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有互相抵消作用。国际投资引发的生产要素移动减轻了生产要素的稀少性。生产要素跨国移动数量越大，国际贸易的动机与赚取的利润也就越少。极言之，生产要素的相对稀少性的悬殊情况可能因国际投资完全消除，那么，引起国际贸易的原因也不复存在。但在实际上，不论是国际投资或是国际贸易，都不可能消除各国之间要素和商品的相对稀少性状态，所以两种功能得以并存，并会逐步扩大。

其实恰恰相反，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更多地表现为互补作用。国际投资能够创造和扩大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也可以创造国际直接投资。这种关系分为四种情况：（1）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如设备、技术和软件可跟随资本；（2）本投资国的出口贸易对本国的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如通过贸易出口可以引发直接投资就地销售跨国企业的产品；（3）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东道国的进口贸易，东道国引进了外资，相应地就会进口生产要素及技术软件；（4）东道国的进口贸易会促进投资国的直接投资，既然有了进口贸易，就会致使投资国实行直接投资，以创造更简便、更有利的贸易机会。

根据国际贸易的实践经验，建立各种经济共同体撤销关税壁垒，实现自由贸易，更能实现比较利益。由此获得的经济利益，西方经济学称之为“贸易创造”。但是，这种情况只适用于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对外却设置一个共同的关税壁垒，可能导致“贸易转向”。当经济共同体的国家较低成本的供给来源代替了共同体内较高成本的来源，即会出现“贸易转向”，即转向低成本的国家。[8]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机会并不显见，太多的机会往往会消失在经济共同体内。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这种情况更为显著，国际贸易在WTO之内，成员国更多地表现为“贸易创造”。未进入世贸组织的国家积极申请入围，其中原因就在于要享受组织内的“国民待遇”。它们需要的是直接的“贸易创造”，而不是消极等待“转移转向”。

伴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不断扩大，“贸易创造”的功效会逐步消失，因为国家越来越少。如果所有国家都加入WTO，“贸易创造”就会完全消失。随之而来的将是“资本创造”，或称“投资创造”。国际投资力度的增强，会实现更为广阔的贸易空间。国际投资引发的贸易效应必将大大超越单纯国际贸易的效应。

3、国际投资推进传统贸易方式改变

世界经济早期的历史格局，国际投资主要是发达国家对殖民地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投资，俗称资本输出。这种投资虽然有资本入侵的含义，但在客观上却推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从而也推动了传统贸易方式的改变。

（一）促进出口商品换代升级

从出口商品的结构，可以反映出一国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亦即资源性产品为主。资源只有经过开发和利用，才能成为商品，才能实现商品流通。“所以，对于人类，所谓‘资源’，是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类素质的函数。对应不同的经营方式和开发手段，资源的含义不同。”[9]对于多种经营、综合利用、深度加工和专业化、商品化生产的立体开发方式，就可以构成发展的良好基础；而对于倒山种地、单一经营、自给自足的平面垦殖生产方式，那就只能陷入“低水平陷阱”，那就只能是“富饶的贫困”。

资源开发固然要靠人的智力，但智力必须凝聚为技术，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依靠自身经营的积累，社会也会有进步，但那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世界竞争的格局下，很可能会出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开放，无疑会缩短这个历程。国际投资、技术引进，会不断使资源性产品升级，增加科学技术含量，从而使商品换代升级。

（二）从“进口替代”到“出口替代”

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经济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基本的内向经济，但又是有进出口贸易；二是外向经济，有大量的进出口贸易。与之相适应，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战略也可分为两种：“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

进口替代，指的是过去以进口工业制成品为主，现在改为本国工业制成品代替同类进口商品，为此，这些国家需要在国内建立面向国内市场的工业，以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但进口替代需要进口用于发展本国工业品的设备和某些原料，因此又需要出口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在这种情况下，进口替代往往以初级产品的出口作为前提。

出口替代，指的是过去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现在改为以本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代替初级产品的出口。为此，这些国家应在国内建立起面向国外市场为主的工业部门，并要使这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

当代经济发展理论普遍认为，进口替代是较低级的出口模式，出口替代是较高级的出口模式。

新加坡和韩国是两个比较成功的实现“出口替代”的典型例证。

新加坡1965年宣布独立，当时只有橡胶园，地势坎坷不平。没有什么基础。通过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使本国经济在短期内改变了面貌。当时，新加坡政府积极支持和鼓励工业界实现生产自动化，重点放在推广和使用机器人上。新加坡自造的第一名“烧焊工”机器人于1983年诞生，另一台“喷漆工”机器人也相继问世。新加坡推行了电脑教育“五年计划”，使20%的中学生成为电脑俱乐部成员。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开始出口电子计算机，驶向国际市场的惊涛骇浪。

韩国在过去30年里，利用美、日等发达国家改变经济结构的机会，将外国资本、技术同国内的廉价劳动力结合起来，20世纪60年展了轻纺工业。70年代又突出发展了重化工业，用出口推动了经济发展，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韩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实行“科技兴国”方针。为了跟上新技术革命的步伐，韩国制定了“1984-2000年科技发展战略”，提出两项主要任务：一是开发尖端技术，将产业结构改造为“发达国家型”产业结构；二是根本上解决粮食、能源、环境污染、疾病、住宅、城市过密等问题。韩国的学者、实业家、官员都认为21世纪将成为“太平洋世纪”，强调“不要错过时机”，要积极地迎接“太平洋时代”。

（三）从“单向投资”到“双向投资”

单纯的国际贸易，很容易因袭原有的方式。只有通过国际投资的冲击，才能推进贸易方式的改变。

国际投资的始初行为是资本过剩的发达国家向资本稀少的落后国家的单向投资，落后国家在很长时期内几乎没有什么对外投资能力。但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一样，基本上属于双边行为，落后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冲出国界，走向对外投资的行列。从单向投资转向双向投资，是世界历史的巨大进步。

我们试以中国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大量外资企业落户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因此，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把视角转向海外市场。可以肯定地说，寻求市场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直接动机。

1979年8月13日，国务院提出“出国办企业”的经济改革措施，第一次把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家政策，从而拉开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序幕。

中国对外投资包括三种类型：（1）为支持进出口贸易而进行的投资；（2）为支援第三世界国家而进行的投资；（3）为承包工程和劳务输出而进行的投资。

1990年，我国已开办801个世界境外企业，分布在93个国家和地区。在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港澳地区就集中了我国非贸易性企业的2/3。

1999年，我国境外投资扩展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相对集中于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排在前10位的是独联体国家、美国、港澳地区、泰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德国。截止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全球已达149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存量已达5百多亿美元。[10]

中国对外投资在发展中国家虽然不是首开先例，但其雄健的脚步却有后发夺人之势。尽管我国目前对外投资的比重还比较微少，风险投资领域尚未涉足，但这却是一个光辉的起点。可以肯定，中国对外投资终究要跃居世界前列，并将对国际贸易发生更为积极的影响。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必将成为我国步入世界经济舞台的“双子星座”。

参考文献

[1]陈胜昌，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影响，透过互联经济体系创造财富[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89

[2]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69

[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87

[4]彼得·林德持，国际经济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488

[5]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69

[6]王洪庆，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41-42

[7]王洛林主编2007-2008中国外商投资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63-164

[8]斯纳德，国际经济学导论[M]北京：东华书局，1967，251-252

投资效应范文篇2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不断追求经济发展使得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蓬勃发展,但同时全球多边贸易谈判由于参与国繁多,各国经济利益难以得到全方面的协调,因此只包括相对少数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更成为热点。而自由贸易区(FTA)由于组建成本相对较小而受到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青睐。FTA的迅猛发展的确给全球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而持久的血液,主要体现在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长三个方面。关于FTA的传统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贸易效应上(包括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效应),对其投资效应的研究相对来说涉猎较少。而对于以吸引外资为主要目的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FTA投资效应的相关问题却更为重要。基于以上情况,笔者将就“FTA的组建会对成员国的投资情况产生怎样的影响”展开系统研究。

二、计量模型以及数据来源

根据相关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国的投资主要受到以下几种因素的影响:①FTA成员对外的贸易成本;②本国的建厂成本;③本国与FTA潜在伙伴国经济规模的相似程度;④本国的一体化程度。因此参考现有的实证文献,设定如下的基本计量模型:log(inveit+fdiit)=λi+α1inteit+α2gdpit+α3tariit*dum-myijt+α4dpgdpijt*dummyijt+α5dpgdpijt2*dummyijt+α6polityit+α7polityit*dummyijt+α8gdpit-1+α9gdpit-1*dummyijt+α10dummyijt+uit其中,i表示东道国家,t表示年份,j表示外资投入国的母国即潜在成员国,uit表示误差项,λi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效应。下面看一下各个变量的含义以及相应的数据来源。

1、inveit和fdiit。这两个变量分别表示i国t年的国内投资总额和i国t年的外资流入总值。因为我们考虑的是某个国家在与该国成立自贸区前后变化对该国总投资的影响,投资包括国内投资和国外投资。外资数据来源于IMF中的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而内资数据则由BVD数据库中ratioofGrossnationalsavingtoinvestment和Currentac-countbalance两个指标计算得来。这两个被解释变量的单位都为十亿美元。

2、inteit。该变量表示i国的一体化程度。跨国公司的位置选择不仅考虑了当地的市场需求,也考虑到所在国加入的FTA地区的需求。如果一个国家加入的FTA越多,一体化程度越高,则跨国公司通过他所实现的利润水平就越高,也希望在这样的国家建立工厂。这个国家就成为一个轮轴国,所吸引的FDI与其一体化程度正相关。因此预期该变量符号为正。但同时考虑到投资者对本国市场规模程度以及该国所加入的FTA所有成员国市场规模之和所赋予的投资参考权重有所不同,所以该指标剔除了该国的市场规模,即选取是t年内该国加入的所有的FTA的成员国以2005年不变价格为基准的实际GDP之和。因为有些年份该指标为0,所以并没有取对数。实际GDP数据来源于BVD数据库,单位为十亿美元。

3、polityit。该指标表示该国t时期的制度因素,这个制度因素应该是与建厂成本有关的制度,由于WorldBank中关于建厂成本的数据只有2004年以后的,样本区间过短,所以只有采用很多研究常用的民主指标来表示制度。民主指标来源于polityIV,该指标取值范围为[-10,10],数值越大表示该国越民主,数值越小表示该国越专制跨国公司总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更低的生产成本和更高的利润,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国的建厂成本越低,越是能够吸引跨国公司的FDI,同时本国国内的投资也可能更多。这里投资可以来自于一体化集团外部,也可能来自于集团内部甚至本国内部。因此FDI流量或国内投资与建厂成本可能会成反向关系,又因为本文选取的制度因素数值越大,表明该国越民主,越是民主的国家建立工厂的自由度也越大,因此建厂受到的阻碍就会相对小(如没有繁琐的审批手续、各项指标限制较小等等),因此投资可能会与该指标成正向关系。

4、tariit。该变量表示t时期i国对潜在成员国j之外其他国家的制造业平均关税水平,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中的TRAINS数据库,单位为%。由于在该数据库中没有具体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税水平,只有一国对世界的平均关税水平,所以只有用该国对世界平均关税来替代。根据理论可知,FTA成员的对外贸易成本越高,集团外企业以贸易的形式开发目标市场的成本也越高。如果采用FDI的形式在FTA成员内建立工厂,就可以绕开贸易壁垒。因此投资流量与FTA成员对外的贸易成本正相关。

5、gdpit。该变量表示i国t时期的实际GDP,用来表示该国的经济规模。数据来源于BVD数据库,单位为十亿美元。由于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的客观存在,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倾向于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投资建厂,以获得规模经济和靠近市场所带来的利益。所以,本国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区内和区外投资。一体化指标实际GDP之所以没有取对数,是考虑到有的年份一体化指标值为0,同时为了与该指标进行对比,所以GDP也没有取对数。

6、dpgdpijt。该变量表示j国和i国在t时期的人均实际GDP差异,表示两国的经济相似程度。该指标的具体算法是j国人均实际GDP与i国人均实际GDP之比再减去1,加入该指标的平方项,是想看一下该指标是否存在所谓的“门槛效应”,即非单纯的线性关系。人均实际GDP的数据来源是BVD的人口与实际GDP之比得到。如果两个国家的经济比较相似,则两国建立FTA后会以跨国公司的形式开发对方的市场。FDI流量与两国的经济规模相似程度成正比,但由于考虑到了FDI的集聚效应,投资与两国经济规模相似程度不一定呈现简单的线性关系。

7、gdPit-1。该变量表示i国t-1时期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因为投资不只是看一国的总体经济规模,还要看其规模的增长速度,如去年该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那么今年投资者就可能继续追加更多的投资。该指标是用t-1年的实际GDP的对数值与t-2年实际GDP对数值之差来表示。

8、dummyijt。该变量为表示j国和i国是否为自贸区成员的虚拟变量。当t时期,两国为自贸区成员时,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判断两国是否成为自贸区成员的标准时,按照签订日期而非生效期,当签订日期在12月份时,我们往下推迟一年,如果签订日期为1999年12月,则认为2000两国才正式组成自贸区。同样,之所以按照签订日期而非生效日期,我们认为人们的行为是根据预期做调整的,即所谓的预期效应。本文的样本区间为1988~2006年。由于自由贸易区的效应可能需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体现出来,我们根据估计的样本区间,选择在1992~2002这11年之内成立的自由贸易区。计算下来一共包括24个自由贸易区,另外我们分别把一个自贸区内的两个国家位置互换可以得到两对数据,因此有226个样本对。

三、计量结果及分析

1、总投资方程的回归结果及分析对于面板数据的回归,一般来说有三种形式,分别是混合回归、固定效应回归和随机效应回归。首先进行混合估计和固定效应的F检验,如果检验结果表明应该采取固定效应,然后再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选择的Hausman检验。由于某些数据某些年份缺失,我们采用插值法进行处理。另外采取cross-section加权方式来消除截面数据带来的异方差。回归结果见表1。检验结果显示,应该采取固定效应。一体化的估计结果的系数为2.89E-05,并且在统计上显著。数值很小的原因是没有取对数所致。该回归结果与理论预期和直觉相符。总投资的增加可以是外资增加的结果,当然也可能是内资增加的结果,或者是二者都增加的结果。东道国的一体化程度越高,表明以该国为轮轴的总的市场规模越大,并且这些市场之间的各种壁垒都相对较小,市场规模扩大一般来说需求就扩大,而需求扩大必然导致投资的追加,即表现为投资增加。本国市场规模指标回归结果也为正显著,也与理论预期相符。其系数大于一体化的系数,也非常好理解,因为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必然绝大部分主要考虑的是该国本身的市场规模,通过对建立FTA减少贸易壁垒、扩大市场益处的考虑必然处于次要的。即便是FDI的进入主要考虑总的市场需求,但是对于内资来说,主要还是为本国居民服务的,是以本国居民的消费为中心的,所以本国市场规模相对于其他成员国的市场规模来说更为重要。对于两国经济相似程度指标与表示FTA成立前后变化的虚拟变量相乘得到的交叉项,我们发现对于一次项和二次项回归结果也都显著,表明在成立自贸区之后该指标确实对东道国的投资情况产生影响。并且二次项系数为正,一次项回归结果为负,其顶点值约为6,即当投资国的人均实际GDP是该国的人均实际GDP的7倍左右时,在两国成立FTA之后,东道国所获得的投资效应最小。当两国人均实际GDP之比在其未成立FTA之前比较大(超过7倍),在成立FTA之后母国人均实际GDP相对于东道国越大,即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越大东道国所获得的投资效应就越大;另外一方面,当两国人均实际GDP之比初始较小时(小于7倍),成立FTA之后母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本国越小,则本国获得的投资效应也就越大。总之,两国经济水平相差越大,本国所获得的投资效应就越强。这很可能是因为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很大,一方面导致互补性或者垂直型的FDI投入增加,另一方面可能是两国贸易或者是总市场规模增加,导致产品需求增加,进而国内投资也产生追加。对于政策变量,其独立项和交叉项回归结果都为正显著,并且也与预期相符,表明越民主的国家所得到的投资越多,独立项表明在i国和j国未成立FTA之前,越是民主的国家获得的投资越多。因为民主增加就意味着自由增强,投资者通过建厂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更容易实现,其机会成本也越小,因此投资增加。当两国形成FTA时,其民主对投资的正向效果被强化了。说明加入FTA后,民主对投资的作用得到显著提高。一国如果想增加投资,尤其是在加入FTA后使其投资效应得到更多的改善,可以通过提高该国的民主程度,即政府对投资者的干预减少,降低建厂的固定成本。上一年的经济增长越快,投资者可能认为本年的经济增长也越快,需求增加也越快,因此也会追加投资,估计结果发现经济增长的独立项和交叉项系数都为正显著,当i、j两国未加入FTA时,本国的经济增长率增加1%,导致本国的投资增加1.003%,而成立FTA后,本国经济增长率增加1%,导致本国投资增加1.003%+3.10%=4.103%,显然在加入FTA之后本国经济增长率对投资的正贡献提高了,说明加入FTA之后,伙伴国更加看重本国的经济增长。本年的经济增长越快,由于惯性作用下一年的经济增长也会很快,当然越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关税的估计结果为负但是却不显著,说明关税对总投资的影响不明显。虚拟变量的独立项估计结果仍然为正并且显著,这与Yeyati,steinandDaude(2003)结果也相符,表明加入自贸区不仅在斜率上增强投资效应,而且在截距上也会增强投资的正效应。

2、国内投资方程的回归结果及分析对国内投资的实证结果见表1。我们发现该回归结果与总投资结果类似。一体化指标和国内市场规模都显著为正,并且国内市场规模的作用也要大于其外部成员国总市场规模。两国经济相似程度对国内投资的影响仍然呈现出非线性关系,其拐点也约为5,即外国j与本国i的人均GDP之比为6,这与总投资方程的拐点也类似。有关政策指标的结果,独立项系数变化不大,为0.0033。而交叉项系数则明显变小并且不再显著,说明在成立FTA之前,政策指标对国内投资的影响为正很多并且显著,在成立FTA之后,政策对国内投资的影响则变得不那么明显,而这点是与总投资的影响效果不同的。另外发现,本国经济增长对总投资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对国内投资的作用,在成立FTA之后同样经济增长对国内投资的作用也小于对总投资的作用(0.2102+0.3253<1.0039+3.1031)。关税的回归结果仍然为正,关税的提高一方面使得本国对外国封闭加强,另一方面由于本国对外国关税提高可能导致外国采取报复性措施,即也制定对本国较高的关税,使得本国与外国经济来往成本增加,因此国内投资者尤其是进行跨国投资的投资者可能会抽走在外国的资金,进而转向国内供应本国消费行为。同样对于哑变量的估计系数为0.0392并且显著,说明加入FTA也会对国内投资的截距发生水平影响。

3、国外投资方程的回归结果及分析仔细观察回归结果,我们发现总体回归结果变化不大,并且各个系数也都显著。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总投资、国内投资和国外投资来说,一体化指标中国外投资的系数最大,表明外资相比内资更看重一国所处的整体环境,这点也与直觉相符,因为外资可能更注重的是跨国的生产经营,它的战略目标应该是全球范围,而不仅仅局限在投资国。外资对国内看重程度也比内资高,其回归系数为0.000644。虽然外资对一国的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看重程度都相对较高,但是外资对国内外市场的相对看重程度要比内资的高(2.80E-06/2.85E-056<8.03E-05/0.000644),这仍与直觉相符,内资更看重国内市场,而外资相对更看重国外市场。对于两国经济相似程度,仍为非线性关系(开口向上二次曲线),其拐点仍然为7左右,即外国j对本国i人均实际GDP之比为8,这与总投资结果和内资回归结果基本上保持一致。与内资不同,政策指标的独立项和交叉项均显著为正,与总投资类似。在成立FTA前一国的政策制度对FDI的进入影响很大(0.038),要明显大于内资和总投资。在成立FTA之前,本国的政策环境对外资的吸引作用最大,而在加入FTA之后影响强度基本上翻了一倍多(0.048+0.045=0.093),而政策对总投资的效应在FTA成立之前为正显著,主要是因为政策制度对FDI有一个强烈的正效应所致,政策对国内投资的影响并不是很明显。在成立FTA之前,本国经济增长对FDI的影响系数最大,为4.192,在成立FTA之后,本国经济增长对FDI的作用也最大(4.192+4.244=8.436)。所以外资对本国的规模以及其一体化伙伴的市场规模都要比内资赋予的权重高,无论是对本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值(实际GDP)还是变化值(GDP增长)来说,都是一样。关税的估计结果为负显著。对于垂直型FDI,跨国利用一国较低的生产成本,在该国进行生产组装,然后在运回本国或者其他国家消费。此时如果关税越高,运回成本就越高,必然导致在当地投资减少,进而关税越高,投资反而越少。在样本范围内垂直型FDI所占的比重,相对水平FDI可能较高,导致关税回归结果为负。虚拟变量的独立项回归结果同样为正且显著,说明加入FTA在截距上也会增强外商直接投资的正效应,而且较内资比这个效应更强,为0.2606。因为国际环境的改善必然会对国际资本流动带来更大的作用。

投资效应范文篇3

对于国际经济往来而言，无疑是先有国际贸易，尔后引发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包括出口和进口，往返运输需要增加交易成本、中介费用和时差间隔，由此引发资本输出动机，即把资本直接投入到商品需求国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资本输出又引发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由此出现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尽管是国际贸易引发国际投资，但国际投资作为一个后来者却起来了主宰国际贸易的作用。21世纪是知识经济世纪，也是金融世纪，资本运营已成为现代经济活动的神经中枢。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一国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终究要突破国界走向世界，经济发展已无边界。经济全球化也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了。现在不过是“在更高层次回到1941年以前时代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科学技术达到了高发达水平的结果：人类发展到今天，在世界范围内选择低成本生产和低成本交易已经成为可能。”[1]

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对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和国际投资作过描述。“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2]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强调了生产社会化必然要求国际分工、合作、交流的思想。“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自由贸易和世界市场的确定，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的一致化，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孤立性和对立性日益消失下去。”[3]

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国际分工和国际协作日益活跃，资本、技术、人力、信息等生产要素愈益跨越国家、民族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全面、大量、综合地流动和配置，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覆盖面日益扩大，已使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规模出现空前的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

二、国际投资引致生产要素跨国移动

单纯的国际贸易，主要是商品的跨国移动，只有国际投资，才有可能形成生产要素直接的和大量的跨国移动。在土地、资本、劳动三种生产要素中，除土地之外，资本和劳动都能在国际之间自由流动。

国际投资，即国际间的资本转移，指的是货币资本和贷款资金从一国流向他国。任何国家或地区要发展经济，必须积累资本。积累资本一种方法是国内储蓄，由储蓄转化为投资；另一种方法就是吸引外资，包括国际贷款和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不发达国家，由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储蓄能力受到限制，资本积累紧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外来商品能形成入超现象，国内资本积累才有可能不减少当前消费。但是，入超国家又必须清偿入超商品的资金。由于资本积累不足，只有依赖外国贷款。而能否得到外国贷款，又取决于两国利率之间的差异，即债务国的利息必须高于债权国的利息。所以，国际投资的驱动因素是各国之间利率的差异。至于外商直接投资，则取决于生产成本、市场需求、预期回报率、投资环境和相关优惠政策等多种因素。

国际间的劳动要素的转移，主要取决于劳动价格，即取决于平均工资水平，比如某种类型的劳动在美国的工资率高于墨西哥，就成为墨西哥人跨越国界的经济动机。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工资偏低，移民倾向尤甚。其次，劳动要素转移还取决于劳动者拥有的数量。在一个劳动资源相对过剩的国家，很容易引发向劳动资源稀缺的国家移民的动因。当然，国际投资也会引起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要素转移，但毕竟属于少量，而且大多是伴随着技术引进，随同设备和资金的技术人员配套转移。而且，这种转移大多带有临时性质。一旦投资项目完成，随行技术人员又会回归本土。

国际投资实现生产要素转移的微观载体是跨国企业。投资的始初动机是以谋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生产和经营。建立跨国企业伊始是资本运营，购进设备和技术，又实现了物质生产要素的转移，招聘经营人员和企业员工，又实现了劳动要素转移。可见，国际投资是生产要素跨国移动的第一推动力，跨国企业的规模和数量是鉴定生产要素移动的基本尺度。

生产要素跨国移动有两大效应：

（一）促进世界生产效率并提高实际收入水平

如果资本在美国的边际生产率低，在资本稀少的中国边际生产率高，若美国的资本流向中国，全世界的产值就会获得提高，最终超于均衡。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不断增加，就是这个原因。

实际上，直接投资并不只是一种资本移动。有时，投资方“完全是在东道国借取创办企业的金融资本，只是加上它的商标牌号、经营准则，以及较少属于有形资产的一些其他资产而已。这个子公司一旦成为获利的企业，它就通过内部利润再投资和新借入资金来发展了，同时还把一部分利润上缴给那个很难看出其进行了投资的母公司”。[4]这种情况虽然鲜见，但仍会使双方感受其益，最重要的是促进了世界生产效率。

劳动要素的跨国移动也是如此。例如某种类型的服务业美国每天能赚15美元，而在意大利每天只能赚3美元；于是某一劳动者移居美国，每天升值到15美元，若移居意大利每天下降到3美元。这样移动的结果，致使意大利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自然趋向提高，而美国而相对下降。不过只要有差别，双方就会产生移民的经济动机，从而使实际收入水平提升。

（二）使生产要素稀少性相对差异减轻

由于资本和劳动被吸引到相对稀少的地区，随着跨国移动，相对稀少性在国际间就会减弱。印度相对过剩的劳动者迁往美国，就会降低美国劳动稀少程度，同时降低印度劳动的丰富程度。资本从相反的方向移动，将减轻资本在美国相对丰富的程度，同时降低资本在印度相对稀少的程度。

萨缪尔森写道：“物品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部分影响，就好像使生产要素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一样，衣服从欧洲流向美国、食品从美国流向欧洲趋于使每一国家的特别充足的生产要素不像过去那样充足，并使每一国家的特别

稀少的生产要素不像过去那样稀少。”[5]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自由移动，会使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趋于均衡。

三、国际投资促使国际贸易立体扩散

国际投资直接推进的是中间产品的贸易，间接推动的是最终产品的贸易。一般说的国际贸易，指的是最终产品的贸易，即商品贸易。

国际投资实现的生产要素移动虽然减轻了商品的稀少性，从而减少了国际贸易的机会，可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新生产场所的开辟和建立，又创造了新的贸易园地。假设有一个资本贫乏的国家，从外国进引长期贷款，用以发展本国产业。某些制造品（例如纺织品、塑料之类）原先输入本国市场，现在国内也可以像外国一样廉价生产，故而不需要再输入此类商品。不过由于本国发展生产的结果提高了收入，消费数量与结构已经变化，因而创造了新的需求。所以从现象上看，进口商品减少了，但国内市场却因生产要素的移动而扩大了。因此，一方面贸易关系是国际借贷的产物，即生产要素移动创造了新的商品需求；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又能借助推广市场及刺激资源更有效的利用，因而能创造投资机会，不仅吸引了本国的投资者，也吸引了国外的投资者。新的投资者的出现，又扩大了市场的商品需求。这就是国际投资引发的贸易创造。

投资和贸易的不同之处在于：贸易是一种递增效应，投资则是一种乘数效应。按一般惯例估算，投资效应是贸易效应的5倍。尽管投资有风险，但风险越大，欲念越大，经营者依然会选择投资。只有投资，才能使国际贸易实现立体扩散。

我们不防借助一组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1978~2007年，共签订投资协议项目464801个，合同金额9428.77亿美元，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4997.6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项目数从1980年的470个上升到2007年的4万多个，增长了近90倍，年均增长率为25.05%；合同外投资从1983年的17.32亿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1千多亿美元，增长了近70倍，年均增长率为23.35%；实际使用外商投资从1983年的6.36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535.05亿美元，增长了84.13倍，年均增长率为24.81%。中国已连续10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首位。[6]

外商在华投资对双边贸易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可以从我国和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来印证这个问题。

（一）我国的进出口总额的增长

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从1983年的436.16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万多亿美元，增长了19.52倍，年均增长率为16.02%。其中，出口贸易从1983年的222.26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5千多亿美元，增长了19.72倍，年均增长率为15.95%。我国出口总额在世界所占的比重同期也上升了5.86%，进口总额上升5.32%。出口总额排名由第17位上升到第3位。

（二）外商在华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的增长

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从1980年的0.42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5千多亿美元，增长了11244.17倍，年均增长率为50.01%，其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上升55.48%。其中，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出口总额同期增长30042.63倍，年均增长率为56.56%，其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54.82%；进口总额增长了68213倍，年均增长率为62.24%，其占我国进口总额的比重上升56.18%。可见，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对外贸易积极地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7]

国际经济学的传统观念认为，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有互相抵消作用。国际投资引发的生产要素移动减轻了生产要素的稀少性。生产要素跨国移动数量越大，国际贸易的动机与赚取的利润也就越少。极言之，生产要素的相对稀少性的悬殊情况可能因国际投资完全消除，那么，引起国际贸易的原因也不复存在。但在实际上，不论是国际投资或是国际贸易，都不可能消除各国之间要素和商品的相对稀少性状态，所以两种功能得以并存，并会逐步扩大。

其实恰恰相反，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更多地表现为互补作用。国际投资能够创造和扩大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也可以创造国际直接投资。这种关系分为四种情况：（1）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如设备、技术和软件可跟随资本；（2）本投资国的出口贸易对本国的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如通过贸易出口可以引发直接投资就地销售跨国企业的产品；（3）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东道国的进口贸易，东道国引进了外资，相应地就会进口生产要素及技术软件；（4）东道国的进口贸易会促进投资国的直接投资，既然有了进口贸易，就会致使投资国实行直接投资，以创造更简便、更有利的贸易机会。

根据国际贸易的实践经验，建立各种经济共同体撤销关税壁垒，实现自由贸易，更能实现比较利益。由此获得的经济利益，西方经济学称之为“贸易创造”。但是，这种情况只适用于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对外却设置一个共同的关税壁垒，可能导致“贸易转向”。当经济共同体的国家较低成本的供给来源代替了共同体内较高成本的来源，即会出现“贸易转向”，即转向低成本的国家。[8]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机会并不显见，太多的机会往往会消失在经济共同体内。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这种情况更为显著，国际贸易在WTO之内，成员国更多地表现为“贸易创造”。未进入世贸组织的国家积极申请入围，其中原因就在于要享受组织内的“国民待遇”。它们需要的是直接的“贸易创造”，而不是消极等待“转移转向”。

伴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不断扩大，“贸易创造”的功效会逐步消失，因为国家越来越少。如果所有国家都加入WTO，“贸易创造”就会完全消失。随之而来的将是“资本创造”，或称“投资创造”。国际投资力度的增强，会实现更为广阔的贸易空间。国际投资引发的贸易效应必将大大超越单纯国际贸易的效应。

四、国际投资推进传统贸易方式改变

世界经济早期的历史格局，国际投资主要是发达国家对殖民地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投资，俗称资本输出。这种投资虽然有资本入侵的含义，但在客观上却推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从而也推动了传统贸易方式的改变。

（一）促进出口商品换代升级

从出口商品的结构，可以反映出一国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亦即资源性产品为主。资源只有经过开发和利用，才能成为商品，才能实现商品流通。“所以，对于人类，所谓‘资源’，是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类素质的函数。对应不同的经营方式和开发手段，资源的含义不同。”[9]对于多种经营、综合利用、深度加工和专业化、商品化生产的立体开发方式，就可以构成发展的良好基础；而对于倒山种地、单一经营、自给自足的平面垦殖生产方式，那就只能陷入“低水平陷阱”，那就只能是“富饶的贫困”。

资源开发固然要靠人的智力，但智力必须凝聚为技术，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依靠自身经营的积累，社会也会有进步，但那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世界竞争的格局下，很可能会出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开放，无疑会缩短这个历程。国际投资、技术引进，会不断使资源性产品升级，增加科学技术含量，从而使商品换代升级。

（二）从“进口替代”到“出口替代”

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经济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基本的内向经济，但又是有进出口贸易；二是外向经济，有大量的进出口贸易。与之相适应，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战略也可分为两种：“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

进口替代，指的是过去以进口工业制成品为主，现在改为本国工业制成品代替同类进口商品，为此，这些国家需要在国内建立面向国内市场的工业，以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但进口替代需要进口用于发展本国工业品的设备和某些原料，因此又需要出口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在这种情况下，进口替代往往以初级产品的出口作为前提。

出口替代，指的是过去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现在改为以本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代替初级产品的出口。为此，这些国家应在国内建立起面向国外市场为主的工业部门，并要使这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

当代经济发展理论普遍认为，进口替代是较低级的出口模式，出口替代是较高级的出口模式。

新加坡和韩国是两个比较成功的实现“出口替代”的典型例证。

新加坡1965年宣布独立，当时只有橡胶园，地势坎坷不平。没有什么基础。通过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使本国经济在短期内改变了面貌。当时，新加坡政府积极支持和鼓励工业界实现生产自动化，重点放在推广和使用机器人上。新加坡自造的第一名“烧焊工”机器人于1983年诞生，另一台“喷漆工”机器人也相继问世。新加坡推行了电脑教育“五年计划”，使20%的中学生成为电脑俱乐部成员。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开始出口电子计算机，驶向国际市场的惊涛骇浪。

韩国在过去30年里，利用美、日等发达国家改变经济结构的机会，将外国资本、技术同国内的廉价劳动力结合起来，20世纪60年展了轻纺工业。70年代又突出发展了重化工业，用出口推动了经济发展，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韩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实行“科技兴国”方针。为了跟上新技术革命的步伐，韩国制定了“1984-2000年科技发展战略”，提出两项主要任务：一是开发尖端技术，将产业结构改造为“发达国家型”产业结构；二是根本上解决粮食、能源、环境污染、疾病、住宅、城市过密等问题。韩国的学者、实业家、官员都认为21世纪将成为“太平洋世纪”，强调“不要错过时机”，要积极地迎接“太平洋时代”。

（三）从“单向投资”到“双向投资”

单纯的国际贸易，很容易因袭原有的方式。只有通过国际投资的冲击，才能推进贸易方式的改变。

国际投资的始初行为是资本过剩的发达国家向资本稀少的落后国家的单向投资，落后国家在很长时期内几乎没有什么对外投资能力。但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一样，基本上属于双边行为，落后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冲出国界，走向对外投资的行列。从单向投资转向双向投资，是世界历史的巨大进步。

我们试以中国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大量外资企业落户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因此，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把视角转向海外市场。可以肯定地说，寻求市场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直接动机。

1979年8月13日，国务院提出“出国办企业”的经济改革措施，第一次把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家政策，从而拉开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序幕。

中国对外投资包括三种类型：（1）为支持进出口贸易而进行的投资；（2）为支援第三世界国家而进行的投资；（3）为承包工程和劳务输出而进行的投资。

1990年，我国已开办801个世界境外企业，分布在93个国家和地区。在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港澳地区就集中了我国非贸易性企业的2/3。

1999年，我国境外投资扩展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相对集中于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排在前10位的是独联体国家、美国、港澳地区、泰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德国。截止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全球已达149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存量已达5百多亿美元。[10]

中国对外投资在发展中国家虽然不是首开先例，但其雄健的脚步却有后发夺人之势。尽管我国目前对外投资的比重还比较微少，风险投资领域尚未涉足，但这却是一个光辉的起点。可以肯定，中国对外投资终究要跃居世界前列，并将对国际贸易发生更为积极的影响。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必将成为我国步入世界经济舞台的“双子星座”。

参考文献

[1]陈胜昌，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影响，透过互联经济体系创造财富[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89

[2]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69

[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87

[4]彼得·林德持，国际经济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488

[5]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69

[6]王洪庆，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41-42

[7]王洛林主编2007-2008中国外商投资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63-164

[8]斯纳德，国际经济学导论[M]北京：东华书局，1967，251-252

投资效应范文篇4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不断扩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对外直接投资在宏观经济发展中的表现主要有经济增长效应、就业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贸易效应。其中贸易效应是指FDI与贸易的关系是一种替代还是互补关系也即FDI对于一国或地区的贸易发展是阻碍作用还是促进作用，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较多的研究。项本武基于引力模型，对我国1999～2001年间的FDI与贸易数据进行合成回归，得出了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对该国的出口，但对该国的进口有替代效应的结论。陈发平对我国FDI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采用ADF检验法和协整分析法，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之间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加快FDI能够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更快发展。王喜平基于1982～2003年FDI与贸易数据采用VAR模型法，实证分析得出我国的FDI与出口贸易呈正相关关系，但两者的Granger因果关系不显著。从上述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都是基于我国对全球领域或发展中国家的FDI与贸易来考察贸易效应的，而对于我国对西方发达国家的FDI的贸易效应研究较少。因此，这种区域差异化的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国与欧盟作为东西方的两大世界经济主体，双边的贸易和投资发展无论对于双边经贸关系的提升还是世界经济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随着中国加入WTO，中欧双边的贸易和双向投资发展更加的迅速。根据商务部的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中国成为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技术来源地和第四大外资来源地。同时根据《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流量为29．66亿美元，同比增长535．1％，占流量总额的5．3％，较上年增长5．35陪，直接投资存量62．77亿美元，占对欧洲直接投资存量的72．3％。基于中欧双边投资与贸易发展趋势，本文对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作了一次实证检验。

2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实证分析

2．1实证分析模型

在以往研究对外直接投与贸易关系的模型中，有进出口估计模型、协整检验模型等，本文借用引力模型，对其加以适当的变动来研究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因此在变量的选取中，我们选择中国对欧盟的进口和出口总额作为因变量，用T加以表示，而对于自变量，我们选取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历年存量与流量，分别用fc和fl来代表。除此之外，由于距离也是影响两国或两地区之间贸易流量的一个因素，但同时它也受到诸如政治、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都是独立于模型的恒定量，因此在对模型的变动中我们引入了一个虚拟变量Dij。该虚拟变量用来代替传统模型中的距离变量和涵盖了一些其他的影响因素，同时该国家虚拟变量衡量了母国与各东道国之间的贸易联系强度。因此，引力模型变动为：Tij，t＝kflαij，tfcβij，t－1Dγij（1）对方程（1）取对数，将其转换成多元线性模型，如下：lnTij，t＝lnK＋αlnflij，t＋βlnfcij，t－1＋γlnDij＋εij，t（2）其中：Tij，t为中国对欧盟的进口或出口；flij，t为t时期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流量；fcij，t－1为t－1时期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存量；Dij为中国与欧盟的贸易关系的虚拟变量；εij为随机误差项；K、α、β、γ为待估参数。由于本文研究的是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情况，所以距离可以看成是固定的，我们将其与K进行合并，再有i始终代表中国。同时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双边的贸易流量也会受到两国人均国民收入（PGNI）的影响，以往诸多研究也有证明这一点。因此，对于方程（2），我们再对其进行改变，得到新模型为：lnTj，t＝Cij＋αlnflj，t＋βlnfcj，t－1＋γlnDj＋θlnPGNIj，t＋εj，t（3）其中，PGNIj，t为t时期欧盟各国的人均国民收入；Cij＝K＋γDij。据以上推导的模型，若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的系数α、β为正数，那么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是创造性的，系数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而如果系数为负值，那么说明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是替代性的，而且系数绝对值越大，替代性越强。

2．2模型数据与方法

基于模型实用性的考虑，对于模型自变量的选取，我们选取了中国对欧盟27国中的德、英、法、意、荷等5国从2003—2008年的直接投资存量、2004—200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对于因变量的选择，我们选取了2004—2009年中国对欧盟的进出口总额数据。该5国包括了中欧贸易额的70．58％和投资额的74．4％。所选取的数据资料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年鉴》、国家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及中国投资网网站等。本文的实证分析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法，利用Eviews软件对所选取的面板数据进行处理，建立回归模型。根据方程（2）与（3）可知，两者的区别是在于是否加入了人均国民收入（PGNI）这样一个影响因素。对于我们选取那个方程模型做研究有必要进行一些检验。对数据进行整理后，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模型（2）和（3）进行回归，得到结果如下：从以上回归的结果可知，在自变量中加入PGNI后，不存在在5％的置信水平内直接投资变量不显著的现象，所以模型（2）是适合于本研究的。

3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实证分析结果

3．1进口效应检验结果

根据以上的模型检验结果，我们利用进口数据并选择模型（2）进行进口效应的实证检验，得到结果为：据以上进口检验结果可以看到，模型的拟合优度很好，加权的R2达到了0．992666。再由系数检验的Prob．值来看，在5％的置信水平内所有变量系数都是显著的。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流量（fl）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进口增加0．014个百分点；存量（fc）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进口增加0．193个百分点。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进口贸易效应是创造型的，即直接投资的增加可以带来进口贸易的扩大。同时可以看到，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存量的进口创造效应大于流量的创造效应，这也表明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转入生产之后将长期促进中国对欧盟进口贸易的发展。

3．2出口效应检验结果

我们再利用出口数据对模型（2）进行出口效应检验，所得结果为：据以上出口检验结果可知，模型的拟合优度也很好，加权的R2达到了0．974144。再由系数检验的Prob．值来看，在5％的置信水平内所有变量系数都是显著的。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流量（fl）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出口增加0．052个百分点；存量（fc）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出口增加0．230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也是创造型的，即直接投资的增加可以带来出口贸易的扩大。再有，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存量的出口创造效应大于流量的创造效应，同样表明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转入生产之后将长期促进中国对欧盟出口贸易的发展。

投资效应范文篇5

1、引言

；；；1994—2002年间，相关部门为预防和治理钢铁工业的“重复建设”问题，1直对钢铁工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进行严格的行政规制。2003年，钢材需求强劲，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相关部门放松了对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规制，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在这1年出现了爆发性的增长，增长率高达88.71％，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2003年底相关部门认为钢铁工业存在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问题，认为“在建项目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市场预期，必将导致生产能力过剩”①，并制定相应政策对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进行严格规制以防止未来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②2005年底，相关部门认为我国钢铁产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2006年3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通知》，6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调控从严控制新开工项目意见的通知》，进1步强化对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规制，以治理突出的“产能过剩”。③

；；；严格的投资规制政策，可以迅速制止转轨体制扭曲下钢铁企业产能投资的过度膨胀，为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和产业健康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也必须看到这种政策本身存在缺陷，并可能会导致1些不良的政策效应。1994年以来钢铁工业运行情况变化大致可以反映出1些问题：除2003年1月至11月期间，相关部门1直对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进行严格控制，但在2003年末相关部门即认为钢铁工业产能投资过度，这种严格的投资控制似乎并不能很好地从根本上防治“重复建设”或“产能过剩”问题，反而使得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在“不足”和“过度”之间剧烈波动，形成“1卡就死，1放就乱”循环。

；；；目前中国还在多个“产能过剩”和多个可能出现“产能过剩”行业实行投资规制政策，投资规制政策也1直是作为中国治理所谓“重复建设”、“过度竞争”的主要措施，因而对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缺陷及其不良影响的系统性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实际意义。

；；；2、中国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缺陷的理论探讨

；；；中国钢铁工业1直采取投资规制政策防治“产能过剩”或“重复建设”，在政策制定上也1直遵循着“预测、计划、制定具体实施措施”的固有模式，并以对投资规模、投资流向和投资步调的管制和调控作为主要手段，这实际上是以政府部门判断和预测替代价格信号，以政府计划、规制来替代市场调节机制。从理论上看，这种投资规制政策存在3个主要的缺陷：其1，投资规制政策不能去除现有体制中扭曲企业投资行为的制度性因素，也就不能消除企业过度产能投资的强烈动机，难以从根本上治理“产能过剩”或“重复建设”。其2，投资规制政策是以对市场的预测作为制定的主要依据，但是相关部门在是否有能力进行准确的市场预测这1点上是有待商榷的。以错误预测为基础制定的投资规制政策会不可避免地带来1些不良效应。其3，投资规制政策会直接干扰市场竞争，影响市场对企业投资的自发调整过程，并有可能扭曲企业的投资行为，从而导致意想不到的不良影响。

；；；1.投资控制政策不能从根本上治理产能过剩

；；；中国钢铁工业投资控制政策以政府规制治理“产能过剩”或是“重复建设”，其基本逻辑是认为“产能过剩”或“重复建设”是市场失灵，必须通过政府的干预才能解决。国内为这种观点提供理论依据的代表性人物是曹建海、杨蕙馨、张军和罗云辉。曹建海(2000)、杨蕙馨(2000)等认为由于某些产业自身的特征——进入壁垒低和退出壁垒高，导致了这些产业系统性的过度进入进而导致“产能过剩”。曹建海(2000)以“过度进入定理”从理论上来证明市场经济中“过度竞争”的存在性。张军(1998)以过度进入定理中1种特殊情形的变形来说明，市场经济中存在的过度进入是重复建设形成的原因。罗云辉(2004)以植草益(2000)建立的同质产品市场寡头重复博弈模型说明保有过剩生产能力有利于寡头合谋，来说明产能过剩。

；；；这些研究为认识“重复建设”或“产能过剩”提供了有益的思考，但在理论上也存在1些问题需进1步探讨。曹建海(2000)、杨蕙馨(2000)的分析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退出壁垒实际上就是1种进入壁垒(Gilbert，1989；Caves，1998)，首先退出障碍是企业进入时必须考虑的1种风险成本，退出壁垒越高企业进入时的风险成本越高，其次退出障碍可以成为在位企业阻止进入的重要工具，退出壁垒高不但不能解释产业的过度进入与产能过剩，反而只能解释进入不足与产能不足(李伟，2005)。罗云辉和植草益的模型里都没有考虑事前产能的投资成本，也忽略了保持有限的产能也是保持默契合谋的重要方。以过度进入定理来解释“重复建设”或“过度竞争”，在理论上也存在较大的缺陷。Mankiw和Whinston(1986)就曾指出，生产厂商作为价格接受者或采取价格竞争的行为方式时，过度进入定理并不成立。无论中国和日本关于过度竞争的描述，都把激烈的价格竞争作为其显著特征，这也就是说过度竞争行业中的企业是采用价格竞争的行为方式，当企业采用这种行为方式时，过度进入定理是不成立的，因而很难以过度进入定理解释我国过度竞争或重复建设的形成机制。Nachbaretal.(1998)的研究还表明，当存在沉没成本时，哪怕沉没成本只占整个固定成本很小的比例，过度进入定理也不成立。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重复建设”或“产能过剩”是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所造成的，是1种典型的“政府失灵”。魏后凯(2001)认为以国家为主导的投资体制、地方保护主义以及预算软约束是不合理重复建设形成的主要原因。周黎安(2004)的研究表明：现有的官员晋升激励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官员往往以远远低于成本价的土地、各种税收优惠措施来招商引资，从而造成重复建设。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4)的研究表明：在土地产权模糊不清和银行产权约束软化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企业与银行3方共谋土地和贷款这两种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地方政府给予投资者的各种优惠政策尤其是土地优惠政策，大大降低投资者的投资成本，使得投资者的私人投资成本远远小于社会投资成本，从而引发过度的产能投资。钢铁工业由于投资规模大、GDP产值高、对地方就业与税收贡献大，在本轮经济景气中成为许多地方政府争相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引资的重点行业，这些投资优惠措施使钢铁企业具有很强的过度产能投资倾向。徐寿松(2005)、李军杰和周卫峰(2005)对于“铁本事件”这1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这1点。

；；；从以上对“产能过剩”形成的相关研究来看，不但“产能过剩”不是由“市场失灵”引起的，不需要通过政府规制来解决；反而正是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的不当干预造成了“产能过剩”或“重复建设”，是地方政府对投资者的各种优惠措施使得投资者的私人成本远远低于社会成本，从而导致了“重复建设”或“产能过剩”。因而，我国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不能消除产能过剩产生的根源，只有在政策得到严格执行时能暂时抑制企业过度产能投资冲动，政策1旦放松产能投资会立即反弹，反而造成投资在“不足”与“过度”之间剧烈波动。

；；；2.信息问题与准确市场预测的不可能性

；；；从制定实施模式看，中国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具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政策制定者对市场需求规模、产品需求结构及其变化进行判断和预测，并根据预测制定相应具体的整体投资计划和实施措施，对投资规模、投资流向和投资步调进行管制和调控。本质上讲中国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是对市场供给的计划管理，不过在手段上已经从计划经济时的直接行政指令转变为行政规制。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计划的合理性与政策的合意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预测的准确性，而相关政策制定部门在这1点上恰恰是令人质疑的，江小涓(1999)、刘纪鹏(2004)、杨正位(2006)的研究就表明，相关政策部门对家电、电力、纺织、汽车等行业种种预测与实际市场运行存在很大的偏差。

；；；与反垄断规制政策制定者相比，中国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制定者需要获取数量多得多的市场细节知识，面临更为复杂和困难的信息与知识问题：①投资规制政策制定者进行准确市场预测必须获取大量关于市场供需的细节知识，然而这些知识只能依靠市场过程的展开而逐渐显示和暴露出来，在市场过程产生这些信息之前获取它是无法实现的(Lavoie，1985)；②由于市场的细节知识，是主观的、默示的和与特定时空有关的知识，是无法进行汇总的知识(哈耶克，2003)，投资规制政策制定部门无法利用这些知识进行有意义的统计并据此进行正确的经济计算和预测。正是因为无法获取足够的市场细节知识与难以整合这些知识，中国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制定者不可能对钢铁工业市场做出准确的预测。不能进行准确的市场预测，那么据此制定的计划与政策可能会出现系统性偏差，不但不能促使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向均衡趋势的回复，反而可能会加大对均衡趋势的偏离。本文的第3部分和第4部分的经验研究将为以上论点提供支持。

；；；3.投资控制政策可能干扰市场过程造成不良影响

；；；我国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试图通过严格项目审批、严格的市场准入管制、严格的贷款行政审批和投资项目的技术标准准入等规制手段实现市场的供需均衡、治理“重复建设”或是“产能过剩”，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市场的过程价值，阻碍了市场自发调整过程，可能引起无法预期的不良后果。

；；；市场过程本质上就是争胜竞争的过程，争胜竞争是市场过程的灵魂和核心，是市场过程实现动态效率的关键。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以规制手段实现市场均衡，往往使得高效率企业进1步投资扩张受到抑制，而低效率企业免于面对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并获得继续生存的空间。尤其是投资规制政策扶大限小的倾向十分明显，使大企业免于面对高效率中小企业不断扩张规模后带来的竞争压力，1些低效率的大企业因此获得了较大的继续生存空间，而高效率中小规模企业的发展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显然，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市场的争胜竞争过程，使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作用大大减弱，这会影响钢铁工业发展中的动态效率。

；；；市场争胜过程也是1个诱导和激发争胜主体连续、广泛寻找替代品和替代方式的动态过程，是竞争主体不断寻找和试验新知识的过程(王廷惠，2005a)。钢铁工业投资控制政策中严格的项目审批、严格的市场准入管制、投资项目的技术标准准入等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1过程价值，试图以政策部门对技术、生产要素组合的选择来代替企业的自主选择，这会限制企业不断寻找新技术和替代生产方式的动态过程。2003年以来的投资规制政策，有1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以规模为标准、片面强调所谓规模收益、禁止小规模设备的投资，并要淘汰小规模设备所形成的产能。然而我国钢铁企业这些年来成功开发并使用了1系列先进适用技术，1些中小企业采用这些先进适用技术后焕然1新，许多生产指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中小高炉技术也特别适合我国自有铁矿低品位、杂质含量高的特点(高清举，2006)。对小规模设备投资的禁止与强行淘汰小规模设备所形成的产能，会阻碍中小型钢铁企业进1步寻找和研制符合中国实际国情和提高中小规模设备技术经济效率的先进适用技术，而这些技术很可能会在1定程度上提高我国钢铁产业的生产效率。

；；；政府的微观规制往往会阻碍市场的自发调整过程，产生新的市场过程，导致市场结果反而不如自由市场出现的结果(王廷惠，2005b)。中国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以对企业投资的微观规制为手段治理“产能过剩”，同样会面临这个问题。鹤田俊正曾对日本旨在防止化学工业产能过剩的投资调整政策进行了研究分析，认为这1政策破坏了价格机制形成的自然投资节奏，容易出现各个企业1起进行同等规模投资的状况；为企业的设备投资在规模上设定高的审批标准，会使得企业为了得到政府批准的既得权益，做出过度的产能投资(小宫隆太郎等，1988)。从中国钢铁工业实际运行情况来看，投资控制政策制定部门对市场需求以及需求结构变动的反应迟缓，往往制定过于紧缩的投资规制政策，使得企业面对市场机会难以进行适当的固定资产投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自发调整；投资控制政策还导致了不必要的新市场过程，许多中小型钢铁企业为了避免未来成为规制政策限制和淘汰对象，纷纷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快速扩充产能，许多钢铁企业为了能在规制政策收紧后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并在今后的运行中得到更多的政策倾斜，往往同时在政策相对宽松时期尽可能高速度大规模进行产能投资。这样，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造成了固定资产投资在“不足”与“过度”之间剧烈调整，并在1定程度上强化了钢铁企业过度产能投资的倾向。

；；；本文后部分还会借助HP滤波的方法，通过对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波动性的分析进1步揭示投资控制政策对市场自发调节过程的阻碍，以及造成的不良影响。

；；；3、钢铁产业投资规制政策中持续的预测偏差问题

；；；以下是对1994年以来我国钢铁工业投资控制政策当局的预测与规划的考察：

；；；“九五规划”中预测“2000年市场需求钢材产量达到9600万吨”，并以此做出规划安排，实际上2000年国内成品钢材消费量达14118万吨。“九五规划”对高档板管带材需求快速增长也预计不足。严格抑制投资的政策引起固定资产投资持续负增长，使1批需要大量固定资本投入但对行业结构调整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启动困难，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行业结构调整的进程。表现尤为突出的是，高档板材生产能力建设严重滞后于市场需求，1999年以来板材进口剧增，到2003年薄板净进口量就达到了2302.2万吨。“十五规划”预测“2005年钢材表观消费量达到14000万吨以上”，实际2004年的钢材表观消费量就达到了3亿吨以上，预测偏差大得惊人。

；；；即使是短期预测，偏差也非常大。2000年，国家经贸委对钢铁工业的总量控制目标为产钢11000万吨、钢材10000万吨，而实际产钢12850万吨，钢材产量达到13146万吨，钢材价格普遍上涨，钢材净进口972万吨。2001年、2002年总量控制的目标离实际需求偏差更大：2001年总量控制的目标是钢产量11500万吨、钢材10500万吨，而实际钢产量15163.44万吨，钢材产量达到16067万吨，钢胚、钢锭净进口544万吨，钢材净进口1247万吨，价格仅有小幅下降；2002年总量控制的目标是钢产量12500万吨，但是实际钢产量18224万吨，钢材表观消费量达到21150万吨，全年钢材价格整体上扬。

；；；2003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等五个部委联合下达的《关于制止钢铁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中认为：“预计到2005年底将形成3.3亿吨钢铁生产能力，已大大超过2005年市场预期需求……如不加以引导调控，将导致1些品种产量严重过剩与市场过度竞争……”。而实际情况是2004年产品价格大幅上升，产能超过34013万吨，大多数钢铁工业企业满负荷生产，许多企业甚至超产，粗钢生产达到27279万吨，名义产能和与满负荷供给能力即实际产能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我国钢铁工业生产能力的统计口径与计算方式显然存在1定的问题，以此种产能来判断市场供需状况的合理性是令人质疑的(周希增，2006)。到2005年粗钢产量就达到3.5亿吨，消费量达到3.76亿吨，以我国目前统计方式得出的3.3亿吨名义产能远远不够。

；；；2005年底，发改委认为钢铁工业严重产能过剩，并在2006年初出台相关调控政策。但是2006年我国累计粗钢和钢材产量分别达41878万吨、46685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8.5％、24.5％，全年钢铁产品价格显著上升，钢铁行业利润实现历史最好水平。市场需求远比预计强劲得多，产能过剩远没有政策当局预计的那么严重，甚至是否存在产能过剩都令人怀疑。

；；；从以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出我国钢铁产业相关政策制定部门的市场预测、政策规划与市场实际运行之间1直存在很大的偏差。持续显著预测偏差的存在验证了本文前述理论分析中得出的“中国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制定部门不可能对钢铁工业市场做出准确的预测”的结论。预测偏差与规划失误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1些不良政策后果。

；；；4、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不良影响

；；；1.数据来源

；；；我们收集了1993—2005年钢铁产业、第2产业、建筑、电力、石油、房地产服务、运输邮电通信等基础性产业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度数据。数据来自万得资讯公司和中国经济信息网。本文使用Steel、JZY、Power、Oil、Realty、Transport、Chemistry、I2、China分别代表钢铁产业、建筑业、电力行业、石油行业、房地产服务业、运输邮电通信业、化工业、第2产业和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时间序列。

；；；2.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通过使用HP滤波方法分析投资缺口分布和投资波动，进而分析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对投资行为的不良影响与后续效应。Hodrick-Prescott(HP)滤波方法是测定序列长期趋势的1种方法，该方法在Hodrick和Prescott(1997)分析战后美国经济周期的论文中首次使用，其后应用范围不断拓展。HP滤波法的优势在于可以将趋势要素和循环要素进行分解而又不像频谱滤波方法那样会损失序列首尾的数据，通过对惩罚因子的调整，HP滤波相对于CensusX12平滑法和Tramo/Seats等方法又更为灵活。这1方法的基本原理和模型设定，可参看Hodrick和Prescott(1997)的经典文献，本文不再赘述。在惩罚因子选择上，对于年度数据，本文使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建议的λ=100。

；；；3.钢铁产业的投资缺口

；；；对时间序列进行HP滤波分解即可得到其趋势序列和波动序列。趋势序列描述3序列长期和潜在的运行趋势，波动序列则描述了序列实际值相对于趋势序列的上下波动情况，通常又可以称为“缺口”序列。图1是钢铁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序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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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钢铁工业固定资产增速

；；；图2钢产量序列分解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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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钢铁工业投资序列分解结果

；；；图1反映出1993年以来钢铁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呈现出极强的波动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最快的2003年，投资额几乎翻倍，而1996—2000年投资额则出现了持续的下降。从图2可以看出：在1997年之前钢产量高于潜在产出，1997—2003年钢产量低于潜在产出，而2003年之后产量再次高出潜在产出。从对年度投资额数据的计算结果(图3)来看，以1997年和2003年为分界点，可以将1993—2005年的整个区间划分为3个子区间。从1993—1997年，波动序列始终为正，说明钢铁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存在正向缺口；1997—2003年，存在负向缺口；2003年之后，又转变为存在正向缺口。钢铁产业的产出缺口和投资缺口具有相同分布，这说明了钢产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影响。

；；；使用HP滤波方法所得到的计算结果表明：①钢铁产业的投资在1997—2003年存在长期而显著的负向缺口。而存在如此巨大缺口的直接原因就在于1996—2000年钢铁产业投资额的持续下降，以及2001—2002年投资的恢复性增长相对不够迅速。②钢产量在1997—2003年亦存在1个长期而显著的负向缺口，表示钢产量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所需。相应年份《中国钢铁工业年鉴》关于钢铁市场运行情况的描述表明：1997—2000年产量缺口主要是结构性的，即高档板管带钢材生产不足而建筑用钢材等其他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相对过剩，但从整体上高档材不足的缺口要大于低附加值产品生产的过剩量；2001—2003年产品结构问题变得更为突出，同时钢产量也开始出现不足，板材尤其是薄板价格大幅度上升，净进口量激增，钢胚钢锭也由净出口变成净进口。

；；；4.投资波动的跨产业比较

；；；前面我们通过HP滤波方法分析了钢铁产业自身的投资波动和产量波动，下面我们将对钢铁产业和其他产业的投资波动状况进行对比。图4描绘的是各产业历年的投资增长率，图5描绘的是各产业投资额的相对趋势，图6中Cycle/Trend反映的是各产业的实际序列相对于长期趋势的偏离率。通过图4、图5和图6，我们可以分析比较各产业的投资波动幅度。在图4中，我们发现：钢铁产业的投资增速几乎始终位于各曲线的最上方或最下方，波动幅度在各产业中最为剧烈；1996—2000年，钢铁产业的投资出现了长达5年的持续下降且在各产业中增速最低；在2001年之后，钢铁产业的投资增长率持续上升，几乎1直是各产业中最高的。图5反映了和图4同样的现象，在相对趋势的比较中，钢铁产业的相对趋势始终在最上方或最下方。在图6中，我们可以发现：钢铁产业的实际投资序列相对于长期趋势的偏离率呈现出较增长率更强的波动特征，相对于其他产业的波动幅度也更为剧烈，钢铁产业的偏离率曲线始终位于图形的最上方和最下方。从图3可以看出1997—2003年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存在显著负向缺口，图6进1步显示这1负向缺口持续时间比全社会以及其他基础性行业负向缺口的持续时间长，而且偏离程度远远高于全社会及其他基础性行业。从整个考察期来看，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波幅极大、周期较长、调整剧烈，呈现出与其他基础性固定资产投资小幅度、较短周期波动迥然不同的特点。钢铁行业是国家的基础性支柱产业，1直以来是相关部门重点管制调控的对象，但这种管制调控并未使得这1行业的波动小于其他行业，反而这种波动幅度远甚于其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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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各产业的投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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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各产业投资的相对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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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各产业(Cycle/Trend)序列

；；；5.从长期显著投资缺口、投资异常波动看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的不良影响

；；；结合HP滤波分析与对投资规制政策的系统性考察，我们将不难看出我国钢铁工业的投资控制政策存在显著的不当政策调控问题，这种不当调控阻碍了市场的发现过程和自然调整过程，阻碍了企业家在市场引导下自然地投资调整过程，引起了较长时间内投资不足，钢铁工业产品结构调整缓慢以及投资异常剧烈的波动。

；；；从图3和图6我们均可以看出，从1997年开始投资缺口转为负向，表明投资已经开始不足，但是直到2000年，钢铁产业依旧实行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严格项目审批以及制止重复建设等严格投资控制政策，导致在这1期间投资额持续减少，但同1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钢铁产业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大与产品需求结构有较大的变化，所需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不断增加，这1时期实际投资额对市场实际所需投资额的偏离就越来越大，这在图6中表现为1997—2000年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偏离率绝对值急剧增加。2000年固定资产投资不足的问题已经很严重(图6中表现为偏离率高达50％以上)，但2001—2002年实行的总量控制政策，依然要求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较为严格的控制，这与市场趋势存在较大的偏离，影响了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向国民经济所需投资额的快速调整，这两年固定资产投资偏离度绝对值依然在40％以上。显然，1997年以后在钢铁产业继续实行严格控制投资政策是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不当调控。这种政策的不当调控加大了实际投资向均衡趋势的偏离程度，也阻碍了实际投资向均衡趋势的迅速调整，严重干扰了在市场机制引导下企业家对投资数量与投资方向的自然调整。这1点在图6中得到很直观的反映，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负向缺口不但持续时间显著长于其他行业，而且负向缺口的偏离程度也远远大于其他行业，形成1个长期显著的“投资缺口”。长时间内严重的投资不足使得产品结构调整速度与产能增加速度过于缓慢，进而使得这1期间的产品结构问题和产能不足问题越来越突出。

；；；投资控制政策同时造成了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剧烈波动。2003年，长期固定资产投资不足引发的产能不足和产品结构问题更为突出，钢材价格尤其是板管带材价格进1步快速上扬。价格的快速上涨使政策当局对严重供不应求的市场状况得以确认，放松了对投资的管制。管制的放松与价格信号的强力刺激，引发钢铁企业同步、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造成投资的暴发性增长，最终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在“过冷”与“过热”之间的剧烈波动。我们还关注到，前期较长时间内严重投资的不足引发近年来投资的快速增长，具有1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不能简单定性为“盲目投资”与“过度投资”。这种投资的快速增长是对前期钢铁产业投资不足的1种“补缺”，是前期投资不足、产品结构调整和国民经济重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表明我国以治理“重复建设”或“产能过剩”为目标的钢铁工业投资控制政策存在3个主要缺陷，并导致许多不良政策效应：①“重复建设”或“产能过剩”是由于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的不当干预造成的，投资控制政策不能治理其根本。②钢铁工业投资控制政策制定机构不可能获取和整合规制所需的信息和知识，也就不可能对市场运行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制定合意的投资控制政策。③以规制方式治理“产能过剩”还会阻碍市场的发现过程和自发调整过程，导致不良的政策的效果。④对钢铁工业投资控制政策及其对固定资产投资影响的经验性研究为理论分析提供了经验支持：我国政策当局对钢铁工业市场及其变化的判断和预测，与实际市场运行1直存在很大的偏差；对市场需求结构变动与市场规模迅速增长的估计不足，造成我国政策当局对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严格限制政策的长期超调，使得这1时期我国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严重不足，阻碍了钢铁企业投资在市场机制调节下的正常调整，也阻碍了钢铁产品结构的迅速调整与技术装备的及时更新，并引起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在“过冷”和“过热”之间剧烈波动。

；；；对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的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规制政策不能从根本上防治产能过剩，并会导致许多不良的政策效应。这使得长期以投资规制的方式防治“产能过剩”会面临非常高的政策成本，投资规制政策只能是短期内压制企业过度产能投资的权宜之计。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来看，必须通过转变政府职能、生产要素配置的进1步市场化和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土地产权制度等措施，尽可能避免各级政府对企业投资进行微观干预和提供优惠政策，才能从根本上治理产能过剩，这实际上是需要政府进1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1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会面临更大的政策阻力，并且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才能见效；而通过行政体系实施投资规制政策会面临小得多的政策阻力，并且在行政力强力推行时，会对投资过热起到“立竿见影”的压制作用。因而，在具体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政策部门更倾向于采用投资规制政策来治理产能过剩，反而忽略了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治理产能过剩，由于不能从根本上治理产能过剩，投资规制政策往往长期化，致使治理成本成倍增加，甚至可能远远超过政策所带来的收益。

；；；对于目前在1些行业实施的旨在治理“产能过剩”的投资规制政策，政策部门更为深入和谨慎的研究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笔者认为：治理产能过剩，合意的治理政策应该是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从基本制度上限制甚至杜绝地方政府对企业投资进行微观干预和提供各项优惠政策，而在短期内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对地方政府的投资优惠政策进行强力限制，尽量避免直接对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微观规制所带来的不良效应。

；；；注释：

；；；①周其仁认为，“产能过剩”与“低水平重复建设”、“过度投资”以及“过度竞争”指的其实是同1现象：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大大超过市场的需要，派生的现象是产品价格竞争激烈、企业亏损增加、产能大量闲置。

投资效应范文篇6

基于效用理论之上的传统投资决策理论,假定投资者是风险的回避者,投资者根据未来的收益风险状况并从整个投资组合的角度作出投资决定,并且总是作出一致,准确和无偏的理性预期。投资者的行为是理性的,不会受到主观心理及行为因素的左右。然而近二十年的研究表明,传统的投资决策理论假设不尽合理,首先,投资者未必有一致无偏的理性预期。其次,投资者的投资选择与投资者既定的盈利亏损状况密切相关,而非仅决定于未来的收益风险关系。总之,投资者由于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而明显具有某些行为特征,投资者行为的非理性方面难以用传统投资决策理论去解释。

处置效应是行为金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借鉴西方行为金融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研究中国投资者的处置效应。

理论回顾和动机

1、前景理论

1979年,Kahneman和Tversky(1979)提出了前景理论用于描述不确定性情况下的选择问题。与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不同的是,前景理论用价值函数(valuefunction)代替传统的效用函数(utilityfunction)。与效用函数相比,价值函数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投资者价值函数的自变量是投资者的损益(lossorgain),而不是资产的数量,因此投资者不是从整个资产组合的角度来作投资决定,而是按组合中各资产的损益水平将其分别对待。实际上,有的投资独立来看可能是没有(或有)吸引力的,但是从整个分散组合的角度来看可能就是一个不错(或不好)的选择。投资者判断损益的标准来自于其投资参考点,参考点的位置取决于投资者的主观感觉并且因人而异。其次,价值函数的形式是"S"型函数,在盈利部分是凸函数,在亏损部分是凹函数。这意味着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是一致的,当投资者处于盈利状态时,投资者是风险回避者；当投资者处于亏损状态时,投资者是风险偏好者。最后,价值函数呈不对称性,投资者由于亏损导致的感觉上的不快乐程度大于相同数量的盈利所带来的快乐程度。因此投资者对损失较为敏感。

2、经验研究

在前景理论的框架下,其它学者对投资者在股票投资上回避实现损失的现象作了近一步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学者们利用各自所得的独特资料库对处置效应等行为金融课题进行实证研究,并取得较大的进展。

Shefrin和Statman(1985)指出在股票市场上投资者往往对亏损股票存在较强的惜售心理,即继续持有亏损股票,不愿意实现损失；投资者在盈利面前趋向回避风险,愿意较早卖出股票以锁定利润,即出现处置效应的现象。Shefrin和Statman将引致处置效应的原因归结于投资者的心理,投资者为避免实现损失带来的后悔和尴尬而回避实现损失,因为一旦损失实现,即是证明投资者以前的判断是错误的；投资者急于实现盈利是为了证明自我,即骄傲自大心理所致。然而亦有其它学者如Kahneman和Tversky等认为,投资者担心后悔的心理重于自大心理,因此投资者宁可不采取行动,有这样倾向的投资者可能既不愿意实现亏损亦不愿意实现盈利,不卖出盈利的股票是担心股票价格会继续上升。

Odean(1998,1999)利用美国某折扣经纪公司从1987到1993年间共10000个帐户的交易记录研究处置效应。Odean提出了一个度量处置效应程度的指标,他用该指标验证了美国股票投资者存在着较强的售盈持亏的行为趋向,而且这种行为动机不能用组合重组,减少交易成本和反转预期等理性的原因来解释。但是,Odean发现出于避税考虑,美国股票投资者在十二月份卖出的亏损股票较多,处置效应在十二月份因而较不明显。

赵学军和王永宏(2001)对中国股市的"处置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的结论是:中国的投资者更加倾向于卖出盈利股票,继续持有亏损股票,而且这种倾向比国外投资者更为严重。

3、研究动机和贡献

投资者行为研究常常受制于有关投资者交易数据库的获得,至今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几乎都依赖某些特别的数据来源。本文著者有幸得到某著名证券公司的帮助,提供了该公司一营业部在1998至2000年间的交易数据库,这使得我们研究中国投资者行为的愿望得以实现。处置效应反映投资者回避实现损失的倾向,总体上来讲,这种倾向至少是不合适的。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处置效应主要是受到投资者心理因素的影响,这会削弱投资者对投资风险和股票未来收益状况的客观判断,非理性地长期持有一些失去基本因素的股票,使得投资者盈少亏多。正因如此,不少流行的投资策略建议投资者使用止损指令来控制损失的程度,但是实践中投资者真正能自制和采纳这类建议的并不多。

相比赵学军和王永宏(2001)对我国投资者处置效应的研究,本文作出以下主要贡献:(1)本文考虑了六种参考点的定义,并比较其中四种不同定义对处置效应结果的影响；(2)本文除了使用Odean(1998)的方法检验处置效应外,亦从比较亏损股票和盈利股票的持有时间来检验处置效应；(3)本文检验了不同规模投资者的处置效应；(4)本文分析了投资者处置效应中的理性因素。

样本与方法

1、样本描述

如前所述,本文考察的对象是某证券营业部共9945个股票帐户在1998--2000年的交易数据库,辅助数据库是深沪两市1998--2000年的行情数据。对原始数据库进行适当处理后,我们可以得到投资者每日股票的交易量、交易价格和清算价格。为简化起见,我们对同一投资者在同一天内对相同股票的交易汇总,如果净额为正,则投资者买入该股票；若净额为负,则投资者卖出该股票；若净额为零,则去掉该该股票交易。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当日投资者在特定股票上的交易的含义更明确。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在同一天对同一只股票进行反复买进卖出的意义并不大,原因是这样投资者需要付出交易成本,而从买卖差价中所获得的收益根本无法补偿交易成本。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如果该投资者或投资者集团可以操纵某只股票的价格,则当日反复买进卖出,故意使一些账户盈利或亏损也是可能的。

目前,投资者的注册账户分为个人投资者账户和机构投资者账户,但由于管理上的漏洞和机构投资者为了达到逃避监管、操纵股价的目的,部分机构资金使用个人账户进行操作,根据注册类别来区分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是不妥当的。一般来说,个人账户的资金量相对较少,平均股票投资组合市值较小；机构投资者的资金量相对较大,平均股票投资组合市值较大。根据股票投资组合的市值大小来划分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是可行的。

由于我们研究的核心是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处置效应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我们将9945个账户按平均投资组合市值分成3类:1、小于50万；2、大于等于50万,但小于等于1000万；3、大于1000万。大致上,我们可以认为第一类是个人投资者,第三类是机构投资者,第二类是个人和机构的混合体。

2、检验处置效应的两个推论

处置效应的基本结论是投资者更愿意卖出盈利股票,和继续持有亏损股票。与此相关的两个推论是:1、卖出盈利股票的比率超过卖出亏损股票的比率；2、持有亏损股票的时间长于持有盈利股票的时间。处置效应还有一个不太适当的推论是卖出盈利股票的数量超过卖出亏损股票的数量,这一推论不适当的原因是当市场处于牛市时,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的大部分股票会处于盈利状态,盈利股票的数量远超过亏损股票,买出更多的盈利股票是合理的；而当市场处于熊市时,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的大部分股票会处于亏损状态,亏损股票的数量远超过盈利股票,买出更多的亏损股票是合理的,采取推论1的比率方式有利于克服上述问题。此外,从处置效应我们亦可以推论股市在跌市的成交量应少于升市的成交量,本文不拟对这种较为明显的现象展开。

实证研究中,我们考虑了六种定义参考价格的方式:1、投资者最近一次买进的成交价格；2、投资者最近一次买进的清算价格；3、投资者买进交易的平均成交价格；4、投资者买进交易的平均清算价格；5、投资者所有交易的平均成交价格；6、投资者所有交易的平均清算价格。

成交价的优点是与申报价格一致,容易成为投资者心目中的参考价格,清算价格的优点是包含了交易成本,计算的损益更符合实际损益；最近一次买进价格的优点是与投资者最新股价定位一致,缺点是没有考虑历史交易对投资者参考价格的影响,所有交易的平均比所有买进交易的平均能更好地反映投资者的实际成本。总之,参考价格的确定因人而异,在总体上也很难说哪一种定义方式更科学。

参考点确定后,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盈亏的确定。盈亏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实现的盈亏,另一种是账面的盈亏。实现的盈亏是指投资者卖出投资组合中的股票,成交价格减去参考价格就是不考虑交易成本的盈亏,清算价格减去参考价格就是考虑交易成本的盈亏。账面的盈亏是指投资者账面的盈利或亏损,若当日最高价大于参考价格,则是不考虑交易成本的账面盈利；若当日最低价低于参考价格,则是不考虑交易成本的账面亏损。如果考虑交易成本,账面盈利的条件是当日最高价乘以(1--0．0075％)大于参考价格；账面亏损的条件是当日最低价乘以(1--0．0075％)大于参考价格。实证研究中,我们将考虑不同处理方式对结果的影响。

对于每一个投资者,计算至少卖出一只股票的交易日卖出股票实现的盈亏和没有卖出股票的账面盈亏。然后,对所有投资者或满足某种特征的投资者计算所有交易日或某一段时间的卖盈比率(PGR)和卖亏比率(PLR),

一般来说,卖盈比例和卖亏比例自身的大小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这两个比例相对大小则可以反映投资者卖盈还是卖亏的倾向。如果卖盈比例远大于卖亏比例,则投资者倾向于卖盈；如果卖盈比例远小于卖亏比例,则投资者倾向于卖亏。我们分别用卖盈比例和卖亏比例之差PGR--PLR(记作)和之比PGR／PLR(记作)来衡量投资者"售盈持亏"的程度,数值越大,则越愿意卖出盈利股票,继续持有亏损股票；数值越小,则越愿意卖出亏损股票,继续持有盈利股票。从统计角度,检验和,相应的统计量显著且大于0或小于0。处置效应表明,投资者愿意售盈持亏,检验统计量应显著大于0。

为了检验处置效应的推论2,我们计算了每次卖出股票和最近一次买入该只股票的时间差,如果投资者具有较强的"售盈持亏"的心态,那么平均来讲,投资者在卖盈股票上的持股时间会短于卖亏股票上的持股时间。检验持股时间差是否显著非零,可以验证上述推论。

3、处置效应中理性因素的分析

投资者的处置效应倾向并不一定意味着投资者是非理性的,它可能与投资者采取反向投资策略有关。当股价上涨后,投资者可能降低股价进一步上涨的预期,售出股票也在情理之中；当股票价格下跌,投资者可能预期股价反转的可能性加大,也有理由继续持有亏损股票。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投资者卖出股票后股价的涨跌来考察投资者决策的正确与否。如果卖出股票的价格进一步上涨,则投资者的决策是错误的,继续持有股票会增加收益；如果卖出股票的价格下跌,则投资者的决策是正确的,继续持有股票会减少收益。事实上,在一段时间内,股价大多同涨同跌,如果卖出股票的股价涨幅小于(或跌幅大于)持有股票的股价涨幅,则投资者的决策是正确的；反之,投资者的决策是错误。本研究是从事后结果考察投资者决策有理性因素。

从事前来看,如果投资者相信股价将继续原有的趋势,则会"售亏持盈"；如果投资者相信股价会反转,则会"售盈持亏",即会表现处置效应倾向。因此,"售盈持亏"现象与股价反转是一致的。

为了检验投资者"售盈持亏"行为是否基于对价格反转或相对价格反转的预期,我们考察投资者卖出股票后10、20、30、60个交易日卖出股票和没有卖出股票的收益状况。

·数据·

表1：投资者交易特征基本统计

1998-2000年1998年1999年2000年

投资者数量（人）9749548161857853

股票数量（股）10518259231050

买进次数2600286261079181118237

卖出次数2378135614473672107997

买进成交数量（股）2200192726272058

卖出成交数量（股）2458200928852400

成交数量（股）

最大值252000099740013406222520000

99％分位点25000200003000023800

90％分位点4900400050004500

中位数100090010001000

平均值2323196627522221

成交金额（元）

最大值99％43691845137396933408457943691885

分位点90％307731218179350757325660

分位点54200446045800057018

中位数983086001000210430

平均值286622244231442

表2：投资者交易活跃程度基本统计

交易次数1998-2000年1998年1999年2000年

平均值51222529

最大值1760752587941

99％分位点440179209222

90％分位点123536066

中位数2291215

25％分位点7345

10％分位点2122

表3：日内相同股票反复交易分类

交易类型频率百分比（％）累计频率累计百分比（％）

都是买进3209053.713209053.71

都是卖出2190136.665399190.36

买进多于卖出16973.845568893.20

买进少于卖出19793.315766796.52

买进等于卖出20803.4859747100.00

表4：不同规模的投资者卖盈卖亏比例之比

1998-2000年1998年

小于50万3.40（38.11）3.34（24.72）

50-1000万2.77（11.79）3.32（9.58）

大于1000万1.81（4.84）1.94（5.48）

1999年2000年

小于50万3.00（29.86）3.33（32.62）

投资效应范文篇7

[关键词]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

不少学者认识到东道国开放程度会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产生重要影响。通常而言，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大小是随着该国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加的。这是因为外资比重越大，当地企业与其接触的机会就越多，示范-模仿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而且，较高的开放程度意味着国内企业本身的技术能力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同跨国公司在海外市场进行竞争（蒋殿春、张宇，2006）。此外，出口的扩大可以使国内企业获得较多的利润，从而为国内企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设备的引进提供资金来源（何洁、许罗丹，1999）。但蒋殿春和张宇（2006）还指出，如果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过高，跨国公司就会对行业内的东道国企业形成强有力的冲击，从而使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果往往不理想。

尽管上述研究从不同侧面讨论了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但是还没有人详细阐述这种影响的具体机制，相关的实证研究也缺乏理论基础。所以，本文首先对东道国开放度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具体机制进行了描述，然后又以赵奇伟等人（2007）所建立的一个包含制度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建立计量模型，就东道国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根据计量分析的结果做出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东道国开放程度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机制分析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解释东道国对外开放度是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实现途径的。

1.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实现途径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包括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负向的竞争效应。首先，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引起当地技术进步，带来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张诚等人（2001）认为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第一，跨国公司采用先进技术对当地企业产生示范作用，或者通过增加竞争压力，迫使国内竞争对手谋求提高技术水平，并引起当地企业的模仿；第二，通过跨国公司的员工流向本地企业而实现技术溢出；第三，跨国公司子公司会以供应商、顾客、合作伙伴等身份与当地企业建立起业务联系网络，从而通过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带来技术溢出。其次，跨国公司也会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引致负的溢出效应。在进入初期，跨国公司通常会带来激烈竞争，改变当地市场的供求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当地企业受益于积极的溢出效应而降低平均成本曲线，但因为跨国公司扩大市场份额或将需求从当地企业转到其他企业，从而使当地企业维持低成本所需要的生产规模无法实现，结果是企业实际生产点只能沿其平均成本曲线向上移动，其实际生产的单位成本仍很高，甚至高于跨国公司进入以前的成本(Markusen&Venables,1999)。此外，如果东道国的劳动力市场低估人才的真实价值，跨国公司的进入就会从当地企业吸引大量人才，造成负向的溢出效应。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描述外商直接投资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和负的竞争效应（Aitken&Harrison,1999）。假定在一个完全竞争的本地市场中存在若干面临固定生产成本的企业。由于边际成本较低，跨国公司通常会选择更大的生产规模，而为本地市场生产时跨国公司就将会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迫使其削减产量。如图1所示，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使得本地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由AC0下移至AC1，但额外的竞争迫使当地企业的产量从Q0削减至Q1。由于现在当地企业只能在一个更小的产量上平摊固定成本，所以平均成本沿AC1上移至C点，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是提高了当地企业的平均成本(由最初的OA′提高至OC′)。可见，如果竞争效应B′C′足够大，则即使存在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A′B′，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A′C′也会为负。

2.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

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可以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企业可以从全球范围内进行融资和招募人才，当地企业就更有机会利用新技术，经由示范模仿、人员流动和产业关联等途径获取积极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企业面临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所以当地企业可以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中获取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缩小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使得当地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更为有利的位置。相反，如果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很低，当地企业就难以达到最优的生产规模，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就会加大，限制了东道国企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正溢出效应。

东道国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可以用图1来说明。如上所述，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负的竞争效应分别取决于A′B′和B′C′的大小，而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则由A′C′表示。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会影响到企业的平均成本。如果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很高，当地企业不仅更容易获取所需生产要素，还可以面临更广阔的市场，从而比封闭国家的企业更容易形成最优生产规模，在图1中AC1必然是该期内较低的一条平均成本曲线，当地企业充分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由于内外资企业的竞争能力更为接近，跨国公司就难以大幅度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所以当地企业产量削减不会太多，Q0和Q1比较接近，故而竞争效应B′C′较小。这样的话，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就会为正，在图形上体现为C′落入A′B′线段上。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当地企业获取所需生产要素就越便利，企业的生产规模越趋于最优规模，正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溢出效应就会越大，C′就会越接近于B′点①。相反，在相对封闭的国家，当地企业就很难获取所需生产要素，技术溢出效应不会使AC0下移到最低的平均成本曲线，而竞争效应则会使产量削减的幅度足够大，结果使得C′就会落在A′点之上，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为负。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净溢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东道国对外开放的程度。

二、东道国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

溢出效应影响的实证分析

赵奇伟、张诚（2007）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制度在内的内生增长模型，在模型中，金融深化程度通过影响国内研发部门的知识积累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途径产生影响。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理论模型进一步扩展，可以理解为包含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在内的制度变量对溢出效应的影响。所以，在他们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γYit=β0+β1FDIit+β2Hit+β3θit+β4openit+β5openit×FDIit+uit，i=1、2、......31；t=1、2、......8（设1997年为时刻1）。

其中，被解释变量γYit为我国1997～2004年31个省市中第i地区第t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工业总产值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1991=100）调整为实际值，单位为亿元，数据取自1997～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类似地，Hit为i地区第t年的人力资本存量，由各地区受教育年限的加权平均值来刻画。具体计算时，我们把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别记为6年、9年、12年和16年，则各地人力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为：小学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专及以上学历比重×16①。所使用数据来自1998～2005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θit为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计算方法为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之比减去1。其中，劳动生产率表示为工业增加值与就业人员的比值。在这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亿元，外企就业人数单位为万人，两类数据均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内资企业工业增加值缺乏直接数据，由各地区工业增加值扣除掉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得到。其中，各地区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亿元，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网站②。

openit是对外开放度。一国的对外开放度可以用外资依存度③来表示。外资比重越大，当地企业与其接触的机会就越多，示范-模仿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开放度还可以用一国的贸易依存度来表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发展报告课题组，1995），发展对外贸易一方面可以加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使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能够在贸易伙伴国内迅速积累；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传播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各国之间开展贸易还可以节约一部分研究与开发费用，避免重复劳动。这些都为东道国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创造了更多条件；此外，也有人综合考虑前面两个因素，用外资依存度和贸易依存度之和来表示对外开放度（兰宜生，2002）。本文中选取的指标是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来表示open，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回归分析中的多重共线性。其中，进出口总额根据各年度汇率中间价调整为人民币计价,以和GDP单位相统一。进出口贸易总额、汇率中间价和各地区GDP数据均来自1998～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在把openit和FDIit作为控制变量后，我们就可以用openit×FDIit来衡量受东道国开放程度制约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为了更准确地衡量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我们分别用两个指标来刻画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在中国经济中的存在水平。一是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GDP和的比值FGDP，另一个是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比AFDI。所用数据均来自1998～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我们约定，使用FGDP时的计量模型为模型1，使用AFDI时为模型2。

根据表1的回归结果，开放度所决定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1997～2004年期间为负，即开放度相对于外资规模来讲相对较低。这个结论可能和很多人的判断不一致，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对外开放度已经很高了。这需要从两方面来解释：第一，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我们采用外贸依存度而不是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之和来表示开放度，这显然会低估开放度的值；第二，兰宜生（2003）指出，尽管我国目前的名义贸易依存度已达到较高水平，但综合考虑经济规模、贸易形式差异、汇率和通货膨胀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实际贸易依存度并不高，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只略高于印度和巴西；第三，国内许多产业虽然贸易依存度很高，但没有形成较强的前后向联系，不能起到结构进步的“出口导向”作用。为了观测我国对外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动态影响，我们分1997～2000，2001～2004年再做计量分析。如表2所示，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1997～2000，2001～2004年两个阶段都为负，但是在第二个阶段负效应更为明显。这说明，开放度在第一个阶段相对于外资规模已经较低，到了2001年，随着外资累计规模的进一步增大，开放度相对更低了。

三、结论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及实证检验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由于开放度高的国家可以为当地企业提供融资、获取人才、以及接触外资企业上的便利，所以开放程度高的国家或地区可以获取正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而开放程度低的国家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不明显甚至为负。

第二，我们所提及的开放程度是个相对的概念，当开放程度相对于外资规模较高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就为正；而当开放程度等制度因素的发展比外资规模相对滞后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就为负。于是，这就出现了一国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不同时间段上的变化。就我国的情况来看，开放程度相对于现有的外资规模一直是滞后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在近两年已经全部为负。

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有选择地进一步开放某些产业，特别是增加生产性服务行业的开放度。另一方面，对某些外资比重过高的行业要对引资规模加以限制，保持适度的内外资比例，给内资企业以成长的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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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蒋殿春,张宇.行业特征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高新技术产业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6,(10):21-29.

[3]兰宜生.对外开放度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2,(2):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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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诚，张艳蕾，张健敏.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制约因素[J].南开经济研究，2001,(3):3-5.

[6]赵奇伟,张诚.金融深化、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97～2004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6):74-82.

[7]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发展报告课题组（朱立南执笔），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与适度外债规模[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5):1-11.

[8]Aitken,BrianJ.andHarrison,AnnE.DoDomesticFirmsBenefitfromDirectForeignInvestment?EvidencefromVenezuela[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9.No.3,June1999,pp.605-618.

投资效应范文篇8

[论文摘要]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两大历史车轮。尽管国际贸易的起源先于国际投资，但国际投资却是国际贸易更大的加速推动力量。现在世界已步入金融时代，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互相支撑、互相促进，业已构成世界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认真解读国际投资的贸易效应，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国际投资引致生产要素跨国移动，国际投资促使国际贸易立体扩散和国际投资推进传统贸易方式改变等三个层面，对国际投资的贸易效应做了分析研究。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其中有两个重要支点：国际贸易和引进外资。逢此之际，有必要对已经走过的历程作一阶段性的总结，以求踏上更加光明的旅途。

对于国际经济往来而言，无疑是先有国际贸易，尔后引发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包括出口和进口，往返运输需要增加交易成本、中介费用和时差间隔，由此引发资本输出动机，即把资本直接投入到商品需求国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资本输出又引发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由此出现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尽管是国际贸易引发国际投资，但国际投资作为一个后来者却起来了主宰国际贸易的作用。21世纪是知识经济世纪，也是金融世纪，资本运营已成为现代经济活动的神经中枢。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一国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终究要突破国界走向世界，经济发展已无边界。经济全球化也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了。现在不过是“在更高层次回到1941年以前时代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科学技术达到了高发达水平的结果：人类发展到今天，在世界范围内选择低成本生产和低成本交易已经成为可能。”[1]

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对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和国际投资作过描述。“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2]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强调了生产社会化必然要求国际分工、合作、交流的思想。“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自由贸易和世界市场的确定，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的一致化，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孤立性和对立性日益消失下去。”[3]

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国际分工和国际协作日益活跃，资本、技术、人力、信息等生产要素愈益跨越国家、民族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全面、大量、综合地流动和配置，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覆盖面日益扩大，已使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规模出现空前的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

二、国际投资引致生产要素跨国移动

单纯的国际贸易，主要是商品的跨国移动，只有国际投资，才有可能形成生产要素直接的和大量的跨国移动。在土地、资本、劳动三种生产要素中，除土地之外，资本和劳动都能在国际之间自由流动。

国际投资，即国际间的资本转移，指的是货币资本和贷款资金从一国流向他国。任何国家或地区要发展经济，必须积累资本。积累资本一种方法是国内储蓄，由储蓄转化为投资；另一种方法就是吸引外资，包括国际贷款和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不发达国家，由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储蓄能力受到限制，资本积累紧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外来商品能形成入超现象，国内资本积累才有可能不减少当前消费。但是，入超国家又必须清偿入超商品的资金。由于资本积累不足，只有依赖外国贷款。而能否得到外国贷款，又取决于两国利率之间的差异，即债务国的利息必须高于债权国的利息。所以，国际投资的驱动因素是各国之间利率的差异。至于外商直接投资，则取决于生产成本、市场需求、预期回报率、投资环境和相关优惠政策等多种因素。

国际间的劳动要素的转移，主要取决于劳动价格，即取决于平均工资水平，比如某种类型的劳动在美国的工资率高于墨西哥，就成为墨西哥人跨越国界的经济动机。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工资偏低，移民倾向尤甚。其次，劳动要素转移还取决于劳动者拥有的数量。在一个劳动资源相对过剩的国家，很容易引发向劳动资源稀缺的国家移民的动因。当然，国际投资也会引起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要素转移，但毕竟属于少量，而且大多是伴随着技术引进，随同设备和资金的技术人员配套转移。而且，这种转移大多带有临时性质。一旦投资项目完成，随行技术人员又会回归本土。

国际投资实现生产要素转移的微观载体是跨国企业。投资的始初动机是以谋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生产和经营。建立跨国企业伊始是资本运营，购进设备和技术，又实现了物质生产要素的转移，招聘经营人员和企业员工，又实现了劳动要素转移。可见，国际投资是生产要素跨国移动的第一推动力，跨国企业的规模和数量是鉴定生产要素移动的基本尺度。

生产要素跨国移动有两大效应：

（一）促进世界生产效率并提高实际收入水平

如果资本在美国的边际生产率低，在资本稀少的中国边际生产率高，若美国的资本流向中国，全世界的产值就会获得提高，最终超于均衡。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不断增加，就是这个原因。

实际上，直接投资并不只是一种资本移动。有时，投资方“完全是在东道国借取创办企业的金融资本，只是加上它的商标牌号、经营准则，以及较少属于有形资产的一些其他资产而已。这个子公司一旦成为获利的企业，它就通过内部利润再投资和新借入资金来发展了，同时还把一部分利润上缴给那个很难看出其进行了投资的母公司”。[4]这种情况虽然鲜见，但仍会使双方感受其益，最重要的是促进了世界生产效率。

劳动要素的跨国移动也是如此。例如某种类型的服务业美国每天能赚15美元，而在意大利每天只能赚3美元；于是某一劳动者移居美国，每天升值到15美元，若移居意大利每天下降到3美元。这样移动的结果，致使意大利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自然趋向提高，而美国而相对下降。不过只要有差别，双方就会产生移民的经济动机，从而使实际收入水平提升。

（二）使生产要素稀少性相对差异减轻

由于资本和劳动被吸引到相对稀少的地区，随着跨国移动，相对稀少性在国际间就会减弱。印度相对过剩的劳动者迁往美国，就会降低美国劳动稀少程度，同时降低印度劳动的丰富程度。资本从相反的方向移动，将减轻资本在美国相对丰富的程度，同时降低资本在印度相对稀少的程度。

萨缪尔森写道：“物品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部分影响，就好像使生产要素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一样，衣服从欧洲流向美国、食品从美国流向欧洲趋于使每一国家的特别充足的生产要素不像过去那样充足，并使每一国家的特别稀少的生产要素不像过去那样稀少。”[5]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自由移动，会使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趋于均衡。

三、国际投资促使国际贸易立体扩散

国际投资直接推进的是中间产品的贸易，间接推动的是最终产品的贸易。一般说的国际贸易，指的是最终产品的贸易，即商品贸易。

国际投资实现的生产要素移动虽然减轻了商品的稀少性，从而减少了国际贸易的机会，可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新生产场所的开辟和建立，又创造了新的贸易园地。假设有一个资本贫乏的国家，从外国进引长期贷款，用以发展本国产业。某些制造品（例如纺织品、塑料之类）原先输入本国市场，现在国内也可以像外国一样廉价生产，故而不需要再输入此类商品。不过由于本国发展生产的结果提高了收入，消费数量与结构已经变化，因而创造了新的需求。所以从现象上看，进口商品减少了，但国内市场却因生产要素的移动而扩大了。因此，一方面贸易关系是国际借贷的产物，即生产要素移动创造了新的商品需求；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又能借助推广市场及刺激资源更有效的利用，因而能创造投资机会，不仅吸引了本国的投资者，也吸引了国外的投资者。新的投资者的出现，又扩大了市场的商品需求。这就是国际投资引发的贸易创造。

投资和贸易的不同之处在于：贸易是一种递增效应，投资则是一种乘数效应。按一般惯例估算，投资效应是贸易效应的5倍。尽管投资有风险，但风险越大，欲念越大，经营者依然会选择投资。只有投资，才能使国际贸易实现立体扩散。

我们不防借助一组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1978~2007年，共签订投资协议项目464801个，合同金额9428.77亿美元，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4997.6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项目数从1980年的470个上升到2007年的4万多个，增长了近90倍，年均增长率为25.05%；合同外投资从1983年的17.32亿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1千多亿美元，增长了近70倍，年均增长率为23.35%；实际使用外商投资从1983年的6.36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535.05亿美元，增长了84.13倍，年均增长率为24.81%。中国已连续10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首位。[6]

外商在华投资对双边贸易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可以从我国和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来印证这个问题。

（一）我国的进出口总额的增长

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从1983年的436.16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万多亿美元，增长了19.52倍，年均增长率为16.02%。其中，出口贸易从1983年的222.26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5千多亿美元，增长了19.72倍，年均增长率为15.95%。我国出口总额在世界所占的比重同期也上升了5.86%，进口总额上升5.32%。出口总额排名由第17位上升到第3位。

（二）外商在华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的增长

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从1980年的0.42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5千多亿美元，增长了11244.17倍，年均增长率为50.01%，其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上升55.48%。其中，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出口总额同期增长30042.63倍，年均增长率为56.56%，其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54.82%；进口总额增长了68213倍，年均增长率为62.24%，其占我国进口总额的比重上升56.18%。可见，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对外贸易积极地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7]

国际经济学的传统观念认为，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有互相抵消作用。国际投资引发的生产要素移动减轻了生产要素的稀少性。生产要素跨国移动数量越大，国际贸易的动机与赚取的利润也就越少。极言之，生产要素的相对稀少性的悬殊情况可能因国际投资完全消除，那么，引起国际贸易的原因也不复存在。但在实际上，不论是国际投资或是国际贸易，都不可能消除各国之间要素和商品的相对稀少性状态，所以两种功能得以并存，并会逐步扩大。

其实恰恰相反，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更多地表现为互补作用。国际投资能够创造和扩大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也可以创造国际直接投资。这种关系分为四种情况：（1）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如设备、技术和软件可跟随资本；（2）本投资国的出口贸易对本国的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如通过贸易出口可以引发直接投资就地销售跨国企业的产品；（3）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东道国的进口贸易，东道国引进了外资，相应地就会进口生产要素及技术软件；（4）东道国的进口贸易会促进投资国的直接投资，既然有了进口贸易，就会致使投资国实行直接投资，以创造更简便、更有利的贸易机会。

根据国际贸易的实践经验，建立各种经济共同体撤销关税壁垒，实现自由贸易，更能实现比较利益。由此获得的经济利益，西方经济学称之为“贸易创造”。但是，这种情况只适用于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对外却设置一个共同的关税壁垒，可能导致“贸易转向”。当经济共同体的国家较低成本的供给来源代替了共同体内较高成本的来源，即会出现“贸易转向”，即转向低成本的国家。[8]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机会并不显见，太多的机会往往会消失在经济共同体内。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这种情况更为显著，国际贸易在WTO之内，成员国更多地表现为“贸易创造”。未进入世贸组织的国家积极申请入围，其中原因就在于要享受组织内的“国民待遇”。它们需要的是直接的“贸易创造”，而不是消极等待“转移转向”。

伴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不断扩大，“贸易创造”的功效会逐步消失，因为国家越来越少。如果所有国家都加入WTO，“贸易创造”就会完全消失。随之而来的将是“资本创造”，或称“投资创造”。国际投资力度的增强，会实现更为广阔的贸易空间。国际投资引发的贸易效应必将大大超越单纯国际贸易的效应。

四、国际投资推进传统贸易方式改变

世界经济早期的历史格局，国际投资主要是发达国家对殖民地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投资，俗称资本输出。这种投资虽然有资本入侵的含义，但在客观上却推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从而也推动了传统贸易方式的改变。

（一）促进出口商品换代升级

从出口商品的结构，可以反映出一国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亦即资源性产品为主。资源只有经过开发和利用，才能成为商品，才能实现商品流通。“所以，对于人类，所谓‘资源’，是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类素质的函数。对应不同的经营方式和开发手段，资源的含义不同。”[9]对于多种经营、综合利用、深度加工和专业化、商品化生产的立体开发方式，就可以构成发展的良好基础；而对于倒山种地、单一经营、自给自足的平面垦殖生产方式，那就只能陷入“低水平陷阱”，那就只能是“富饶的贫困”。

资源开发固然要靠人的智力，但智力必须凝聚为技术，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依靠自身经营的积累，社会也会有进步，但那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世界竞争的格局下，很可能会出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开放，无疑会缩短这个历程。国际投资、技术引进，会不断使资源性产品升级，增加科学技术含量，从而使商品换代升级。

（二）从“进口替代”到“出口替代”

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经济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基本的内向经济，但又是有进出口贸易；二是外向经济，有大量的进出口贸易。与之相适应，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战略也可分为两种：“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

进口替代，指的是过去以进口工业制成品为主，现在改为本国工业制成品代替同类进口商品，为此，这些国家需要在国内建立面向国内市场的工业，以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但进口替代需要进口用于发展本国工业品的设备和某些原料，因此又需要出口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在这种情况下，进口替代往往以初级产品的出口作为前提。

出口替代，指的是过去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现在改为以本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代替初级产品的出口。为此，这些国家应在国内建立起面向国外市场为主的工业部门，并要使这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

当代经济发展理论普遍认为，进口替代是较低级的出口模式，出口替代是较高级的出口模式。

新加坡和韩国是两个比较成功的实现“出口替代”的典型例证。

新加坡1965年宣布独立，当时只有橡胶园，地势坎坷不平。没有什么基础。通过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使本国经济在短期内改变了面貌。当时，新加坡政府积极支持和鼓励工业界实现生产自动化，重点放在推广和使用机器人上。新加坡自造的第一名“烧焊工”机器人于1983年诞生，另一台“喷漆工”机器人也相继问世。新加坡推行了电脑教育“五年计划”，使20%的中学生成为电脑俱乐部成员。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开始出口电子计算机，驶向国际市场的惊涛骇浪。

韩国在过去30年里，利用美、日等发达国家改变经济结构的机会，将外国资本、技术同国内的廉价劳动力结合起来，20世纪60年展了轻纺工业。70年代又突出发展了重化工业，用出口推动了经济发展，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韩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实行“科技兴国”方针。为了跟上新技术革命的步伐，韩国制定了“1984-2000年科技发展战略”，提出两项主要任务：一是开发尖端技术，将产业结构改造为“发达国家型”产业结构；二是根本上解决粮食、能源、环境污染、疾病、住宅、城市过密等问题。韩国的学者、实业家、官员都认为21世纪将成为“太平洋世纪”，强调“不要错过时机”，要积极地迎接“太平洋时代”。

（三）从“单向投资”到“双向投资”

单纯的国际贸易，很容易因袭原有的方式。只有通过国际投资的冲击，才能推进贸易方式的改变。

国际投资的始初行为是资本过剩的发达国家向资本稀少的落后国家的单向投资，落后国家在很长时期内几乎没有什么对外投资能力。但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一样，基本上属于双边行为，落后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冲出国界，走向对外投资的行列。从单向投资转向双向投资，是世界历史的巨大进步。

我们试以中国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大量外资企业落户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因此，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把视角转向海外市场。可以肯定地说，寻求市场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直接动机。

1979年8月13日，国务院提出“出国办企业”的经济改革措施，第一次把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家政策，从而拉开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序幕。公务员之家

中国对外投资包括三种类型：（1）为支持进出口贸易而进行的投资；（2）为支援第三世界国家而进行的投资；（3）为承包工程和劳务输出而进行的投资。

1990年，我国已开办801个世界境外企业，分布在93个国家和地区。在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港澳地区就集中了我国非贸易性企业的2/3。

1999年，我国境外投资扩展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相对集中于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排在前10位的是独联体国家、美国、港澳地区、泰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德国。截止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全球已达149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存量已达5百多亿美元。[10]

中国对外投资在发展中国家虽然不是首开先例，但其雄健的脚步却有后发夺人之势。尽管我国目前对外投资的比重还比较微少，风险投资领域尚未涉足，但这却是一个光辉的起点。可以肯定，中国对外投资终究要跃居世界前列，并将对国际贸易发生更为积极的影响。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必将成为我国步入世界经济舞台的“双子星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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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洪庆，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41-42

[7]王洛林主编2007-2008中国外商投资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63-164

[8]斯纳德，国际经济学导论[M]北京：东华书局，1967，251-252

投资效应范文篇9

不少学者认识到东道国开放程度会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产生重要影响。通常而言，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大小是随着该国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加的。这是因为外资比重越大，当地企业与其接触的机会就越多，示范-模仿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而且，较高的开放程度意味着国内企业本身的技术能力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同跨国公司在海外市场进行竞争（蒋殿春、张宇，2006）。此外，出口的扩大可以使国内企业获得较多的利润，从而为国内企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设备的引进提供资金来源（何洁、许罗丹，1999）。但蒋殿春和张宇（2006）还指出，如果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过高，跨国公司就会对行业内的东道国企业形成强有力的冲击，从而使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果往往不理想。

尽管上述研究从不同侧面讨论了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但是还没有人详细阐述这种影响的具体机制，相关的实证研究也缺乏理论基础。所以，本文首先对东道国开放度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具体机制进行了描述，然后又以赵奇伟等人（2007）所建立的一个包含制度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建立计量模型，就东道国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根据计量分析的结果做出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东道国开放程度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机制分析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解释东道国对外开放度是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实现途径的。

1.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实现途径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包括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负向的竞争效应。首先，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引起当地技术进步，带来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张诚等人（2001）认为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第一，跨国公司采用先进技术对当地企业产生示范作用，或者通过增加竞争压力，迫使国内竞争对手谋求提高技术水平，并引起当地企业的模仿；第二，通过跨国公司的员工流向本地企业而实现技术溢出；第三，跨国公司子公司会以供应商、顾客、合作伙伴等身份与当地企业建立起业务联系网络，从而通过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带来技术溢出。其次，跨国公司也会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引致负的溢出效应。在进入初期，跨国公司通常会带来激烈竞争，改变当地市场的供求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当地企业受益于积极的溢出效应而降低平均成本曲线，但因为跨国公司扩大市场份额或将需求从当地企业转到其他企业，从而使当地企业维持低成本所需要的生产规模无法实现，结果是企业实际生产点只能沿其平均成本曲线向上移动，其实际生产的单位成本仍很高，甚至高于跨国公司进入以前的成本(Markusen&Venables,1999)。此外，如果东道国的劳动力市场低估人才的真实价值，跨国公司的进入就会从当地企业吸引大量人才，造成负向的溢出效应。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描述外商直接投资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和负的竞争效应（Aitken&Harrison,1999）。假定在一个完全竞争的本地市场中存在若干面临固定生产成本的企业。由于边际成本较低，跨国公司通常会选择更大的生产规模，而为本地市场生产时跨国公司就将会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迫使其削减产量。如图1所示，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使得本地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由AC0下移至AC1，但额外的竞争迫使当地企业的产量从Q0削减至Q1。由于现在当地企业只能在一个更小的产量上平摊固定成本，所以平均成本沿AC1上移至C点，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是提高了当地企业的平均成本(由最初的OA′提高至OC′)。可见，如果竞争效应B′C′足够大，则即使存在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A′B′，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A′C′也会为负。

2.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

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可以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企业可以从全球范围内进行融资和招募人才，当地企业就更有机会利用新技术，经由示范模仿、人员流动和产业关联等途径获取积极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企业面临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所以当地企业可以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中获取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缩小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使得当地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更为有利的位置。相反，如果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很低，当地企业就难以达到最优的生产规模，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就会加大，限制了东道国企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正溢出效应。

东道国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可以用图1来说明。如上所述，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负的竞争效应分别取决于A′B′和B′C′的大小，而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则由A′C′表示。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会影响到企业的平均成本。如果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很高，当地企业不仅更容易获取所需生产要素，还可以面临更广阔的市场，从而比封闭国家的企业更容易形成最优生产规模，在图1中AC1必然是该期内较低的一条平均成本曲线，当地企业充分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由于内外资企业的竞争能力更为接近，跨国公司就难以大幅度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所以当地企业产量削减不会太多，Q0和Q1比较接近，故而竞争效应B′C′较小。这样的话，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就会为正，在图形上体现为C′落入A′B′线段上。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当地企业获取所需生产要素就越便利，企业的生产规模越趋于最优规模，正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溢出效应就会越大，C′就会越接近于B′点①。相反，在相对封闭的国家，当地企业就很难获取所需生产要素，技术溢出效应不会使AC0下移到最低的平均成本曲线，而竞争效应则会使产量削减的幅度足够大，结果使得C′就会落在A′点之上，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为负。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净溢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东道国对外开放的程度。

二、东道国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

溢出效应影响的实证分析

赵奇伟、张诚（2007）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制度在内的内生增长模型，在模型中，金融深化程度通过影响国内研发部门的知识积累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途径产生影响。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理论模型进一步扩展，可以理解为包含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在内的制度变量对溢出效应的影响。所以，在他们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γYit=β0+β1FDIit+β2Hit+β3θit+β4openit+β5openit×FDIit+uit，i=1、2、......31；t=1、2、......8（设1997年为时刻1）。

其中，被解释变量γYit为我国1997～2004年31个省市中第i地区第t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工业总产值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1991=100）调整为实际值，单位为亿元，数据取自1997～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类似地，Hit为i地区第t年的人力资本存量，由各地区受教育年限的加权平均值来刻画。具体计算时，我们把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别记为6年、9年、12年和16年，则各地人力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为：小学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专及以上学历比重×16①。所使用数据来自1998～2005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θit为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计算方法为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之比减去1。其中，劳动生产率表示为工业增加值与就业人员的比值。在这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亿元，外企就业人数单位为万人，两类数据均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内资企业工业增加值缺乏直接数据，由各地区工业增加值扣除掉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得到。其中，各地区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亿元，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网站②。

openit是对外开放度。一国的对外开放度可以用外资依存度③来表示。外资比重越大，当地企业与其接触的机会就越多，示范-模仿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开放度还可以用一国的贸易依存度来表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发展报告课题组，1995），发展对外贸易一方面可以加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使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能够在贸易伙伴国内迅速积累；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传播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各国之间开展贸易还可以节约一部分研究与开发费用，避免重复劳动。这些都为东道国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创造了更多条件；此外，也有人综合考虑前面两个因素，用外资依存度和贸易依存度之和来表示对外开放度（兰宜生，2002）。本文中选取的指标是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来表示open，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回归分析中的多重共线性。其中，进出口总额根据各年度汇率中间价调整为人民币计价,以和GDP单位相统一。进出口贸易总额、汇率中间价和各地区GDP数据均来自1998～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在把openit和FDIit作为控制变量后，我们就可以用openit×FDIit来衡量受东道国开放程度制约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为了更准确地衡量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我们分别用两个指标来刻画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在中国经济中的存在水平。一是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GDP和的比值FGDP，另一个是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比AFDI。所用数据均来自1998～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我们约定，使用FGDP时的计量模型为模型1，使用AFDI时为模型2。

根据表1的回归结果，开放度所决定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1997～2004年期间为负，即开放度相对于外资规模来讲相对较低。这个结论可能和很多人的判断不一致，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对外开放度已经很高了。这需要从两方面来解释：第一，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我们采用外贸依存度而不是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之和来表示开放度，这显然会低估开放度的值；第二，兰宜生（2003）指出，尽管我国目前的名义贸易依存度已达到较高水平，但综合考虑经济规模、贸易形式差异、汇率和通货膨胀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实际贸易依存度并不高，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只略高于印度和巴西；第三，国内许多产业虽然贸易依存度很高，但没有形成较强的前后向联系，不能起到结构进步的“出口导向”作用。为了观测我国对外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动态影响，我们分1997～2000，2001～2004年再做计量分析。如表2所示，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1997～2000，2001～2004年两个阶段都为负，但是在第二个阶段负效应更为明显。这说明，开放度在第一个阶段相对于外资规模已经较低，到了2001年，随着外资累计规模的进一步增大，开放度相对更低了。

三、结论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及实证检验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由于开放度高的国家可以为当地企业提供融资、获取人才、以及接触外资企业上的便利，所以开放程度高的国家或地区可以获取正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而开放程度低的国家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不明显甚至为负。

第二，我们所提及的开放程度是个相对的概念，当开放程度相对于外资规模较高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就为正；而当开放程度等制度因素的发展比外资规模相对滞后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就为负。于是，这就出现了一国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不同时间段上的变化。就我国的情况来看，开放程度相对于现有的外资规模一直是滞后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在近两年已经全部为负。

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有选择地进一步开放某些产业，特别是增加生产性服务行业的开放度。另一方面，对某些外资比重过高的行业要对引资规模加以限制，保持适度的内外资比例，给内资企业以成长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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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兰宜生.对外开放度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2,(2):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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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效应范文篇10

关键词：外国直接投资；挤出效应；挤入效应；中俄

一、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可以解决一个国家资金不足问题，近年来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采取招商引资而不是借外债的策略，大量吸纳国外资金发展本国经济。伴随着国外资金大量涌入可能会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或挤入效应，挤出效应会带来负的外部性；挤入效应会带来正的外部性。特别是中国与俄罗斯这样的转型国家，在大量引进外资后是为国内的经济带来了正的投资效应还是负的投资效应值得引起关注与研究。本文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及俄罗斯产生的投资效应。

二、模型与方法

本文运用ManuelR.Agosin等人（2000）使用新古典理论模型构建的一个投资方程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影响。模型建立如下：为评估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建立总投资模型。一国的总投资可以归结为两类，一类是国内投资；一类是国外投资通常将其看作为FDI：

I=Id+If（1）

在模型中近似的将国外投资看作FDI忽略国外投资超过FDI的部分。而国外直接投资不仅依赖于当期FDI还依赖于滞后项，所以可以将模型写为：

If，t=?渍0Ft+?渍1Ft-1+?渍2Ft-2（2）

这里我们将国内投资看作合意资本存量与实际资本存量差额的函数：

Id，t=?姿（K*d，t-Kd，t）（3）

K*d，t=?准0+?准1Get+?准2yt其中?准1，?准2>0（4）

根据索罗模型t期与t-1资本存量的变化等于t-1期的投资：

Kd，t=（1-d）Kd，t-1+Id，t-1（5）

其中d为资本折旧率由（3）和（5）式得

Id，t=?准′0+?准′1Ge+?准′2y+?姿Id，t+?姿′Id，t-2（6）

其中?准′0=?准0+?姿2（1-d）2Kd，t-2

?准′1=?姿?准1

?准′2=?姿?准2

?姿′=?姿2（1-d）

将（6）式与（2）式带入（1）式得

It=?准′0+?准′1Get+?准′2yt+?渍0Ft+?渍′1Ft-1+?渍′2Ft-2+?姿It-1+?姿′It-2（7）

?渍′1=?渍1-?姿

?渍′2=[?渍2-?姿2（1-d）]

由于本期的经济增长预期依赖于前几期的经济增长，可以得到：

Get=?浊1Gt-1+?浊2Gt-2（8）

将（8）式带入（7）式，两边同除以Gt得

ii，t=?琢i+?茁1fi，t+?茁2fi，t-1+?茁3fi，t-2+?茁4ii，t-1+?茁5ii，t-2+?茁6gi，t-1+?茁7gi，t-2+?着i，t

其中ii，t表示第i国在第t期国内投资占GDP的比重；fi，t表示第i国在第t期FDI占GDP的比重；gi，t表示第i国在第t期国GDP的增长率；下标i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在此基础上采用b来测度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

在?茁j（j=1，2）显著的情况下，?茁j值的大小可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在长期中是挤入还是挤出了一国的国内投资：

①?茁j=1，即长期中，FDI/PGDP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变成IP/GDP的1个百分点的提高，说明跨国公司的投资与国内投资是平行的，不存在挤出效应。

②?茁j>1，即长期中FDI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入效应，1个单位的FDI变成了超过1个单位的总投资，存在挤入效应。

③?茁j<1，即长期中FDI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1个单位的FDI变成了少于1个单位的总投资，也就是说，外商直接投资替代了国内投资。此时，存在挤出效应。

在?茁j≠1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道国产生了宏观经济外部性，如果是挤入效应说明产生了正的外部性，如果是挤出效应则说明产生了负的外部性。

三、中国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于外汇和技术的“双缺口”所以采取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不是借外债的政策，同时也以丰富的资源、劳动力密集型优势和一系列外商投资的“超国民待遇”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外商来华直接投资。1993年以来我国的外商投资水平一直居于亚洲前列。2002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FDI对我国经济向前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点取得了许多经济学家的认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在FDI大量进入我国的同时也带了一些负面影响：①FDI一般都会流向边际利润较高的行业，导致中国投资消费关系失衡，也加剧了产业结构失衡的状况。②由于跨国公司相对于国内企业拥有资本、技术优势和所有权资产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往往会挤出国内一些技术创新型新兴企业，从而不利于我国资本产业构成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以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中，FDI对东道国的投资到底是有挤出效应、挤入效应还是中性效应成为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FDI的流入没有增加一国的总投资，或在一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挤掉了一部分国内投资，那么总体上会对一国宏观经济负的外部性。目前，FDI占我国固定资本形成的比率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FDI对我国资本是否存在挤出效应也引起了学者的争论。

下面利用宏观数据，实证上检验FDI对我国资本形成的挤出挤入效应。

2006年薄文广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效应进行了分析，得到1992年之前外商直接投资显著的挤入了国内投资，1992年之后国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2008年方友林、冼国明得到的结论是国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呈中性。本文运用1999年~2010年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见表1所示。

我国FDI对国内投资（表1）存在挤出效应?茁i=4.3且显著Chi-square=0.967。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FDI对我国的挤出效应越发明显，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的局限性逐渐显露。我国挤出效应上升原因为：

（1）FDI后向关联水平降低使得挤出效应上升。外资工业在我国技术密集型不高的一般加工业中比重过高，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在华投资的外资中大部分为加工贸易行业，影响技术的扩散和产业链的延伸，使后向关联水平降低，挤出效应上升，外资赚取了中国资本可以获得的利润，同时挤出了国内加工贸易行业投资。并且加工贸易则出现顺差2256.6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由包括欧美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获得。

（2）FDI的市场导向为服务国外市场。在产业链条中，外资企业将中国作为自己的海外加工厂，将生产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进行销售，从而中国加工企业只获得少数加工费，而产品设计、运储和营销等环节的大量利润被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获得，使得挤出效应上升，形成产生了生产在国内，污染在国内，利润在国外的负投资效应。

（3）投资市场日益完善使得FDI挤出效应上升。在竞争性强和市场化程度高的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会使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上升，并且外资享受优惠的政策会加剧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近年来我国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化，竞争性市场日益完善，因此也使得FDI的挤出效应有所上升。

可以看出，中国逐渐走出了依赖外资的发展路径，同时我国政府也逐渐认识到了国外直接投资在国内的局限性，2010年四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扩大开放领域，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严格限制“两高一资”和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2010年堪称境外企业在华投资经营的新元年。过去近30年用“市场换技术”而给予外企“超国民待遇”的时代正式终结。外国直接投资也逐步走出“优惠中”与国内投资一同进入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正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大趋势。

四、俄罗斯FDI对国内挤出效应分析

近年来俄罗斯外商直接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总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逐年递增，从数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数据，2010年）可以看出，俄罗斯外商投资比重逐渐挤占了国内的投资比重，同时合资投资所占比重与1995年比有了大幅的增加，外资投资由2000年的1.5%上升到2009年的6.0%，年均增长比重达到了0.5%，2000年~2005年增长最为迅速，年增长率达到1.34%左右。可以看出俄罗斯的国外投资增长迅速，也体现了投资环境与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

随着外资所占比重的不断增加，外资边际效用递减效应逐渐体现，俄罗斯国内的挤出效应也日渐明显。Klara与Jan（2005）等人对俄罗斯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其认为FDI所占投资比例高的公司较比重低的公司发展步伐缓慢，且溢出效应较不明显，外商投资的局限性逐渐显露。本文运用1999年~2010年俄罗斯的统计数据对俄罗斯国外直接投资对本国投资的挤出效应进行了分析。从表1中数据可以看出，俄罗斯的挤出效应?茁i=1.41说明俄罗斯的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挤出效应，其值明显小于4.3中国的挤出效应值，且中国的挤出效应显著水平Chi-square=0.967>0.8932也明显显著于俄罗斯Chi-square=0.8932这表明俄罗斯的挤出效应弱于中国同时对外资的相对依赖程度要大于中国。其原因为：

首先对外资依赖程度较中国高是由于俄罗斯自身整体经济不稳定、政治与社会不稳定、基础设施不完善及市场规模小等因素。在俄投资的跨国公司80%认为与中国相比，俄罗斯市场风险较大吸引力较低。在国际资本流动的同时俄罗斯还存在大规模的资本外逃。

第二，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较中国高是由俄罗斯私有化程度较高，导致储蓄率低、通货膨胀侵蚀储蓄，同时本国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不发达，从而使投资不足的矛盾特别尖锐，这就使得俄罗斯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这种融资方式弥补本国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距。

第三，对外资依赖程度较中国高是由于俄罗斯国内的投资结构特点所决定。外资的行业分布集中在原材料、资源开发产业占总外商投资的12.6%，原料加工产业中以金属锻造加工为主比例占到5.5%。上述部门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对进入壁垒较高的行业的国内投资产生了阻碍作用，提高了对国外直接投资的依赖度。

五、结论与启示

通过本文的实证分析发现，中国与俄罗斯经济同属于转轨时期，国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的投资都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但中国的外资对本国投资的挤出效应要高于俄罗斯且较显著，俄罗斯对国外直接投资的依赖水平高于中国，总体来讲，俄罗斯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外资的带动，我国国内企业应充分运用本国闲置资本，利用俄罗斯市场来带动国内经济的增长，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步入良性对外投资的循环中来。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方面：

1.在贸易关系方面，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日渐明显，外商直接投资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国内资本不断累积，就要求我国发展自身对外投资战略，中俄两国只有一江之隔，在贸易投资领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长久以来中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一直蹒跚不前，但从2006后我国对俄直接投资有了飞速的发展，特别是在2009年间我国一跃成为俄罗斯第三大投资国，绝对投资额达到97.57亿美元占俄国国内外商总投资额的11.9%，仅次于第一大投资国卢森堡2.4个百分点，中国在俄投资分布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及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中资公司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微电子、通讯、服装加工、电器组装、木材加工、农业、餐饮业等，我国对俄直接投资为我国带来巨大效益的同时推进了邻邦俄罗斯的经济发展。

2.在政策方面，通过实证分析俄罗斯较中国相比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出水平相对较低，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较高。因此俄罗斯越来越重视中国的外资，特别是近年来俄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著有成效的政策改革如：2009年6月两国元首批准《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这为双方实现相互直接投资便利化提供重要的政策保障，促进与我国政府的积极合作使得外资投资环境不断趋于良性，市场风险有所降低、对中国的引资效果越发明显。同时俄政府大力推动中俄外资协作，2011年1月1日中俄每年将输入原油1500万吨期限为20年的中俄原油管道输油合同开始履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谢尔盖·卢贾宁表示此次贸易投资对于俄中两国加强合作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对俄投资日渐呈现出良好的经济增长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