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范文10篇

通货范文篇1

古典经济学缘何遭到失败？我们只要明白资本家的利润来源源自哪里问题就一下子清楚了。原来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家的利润来源都具有外生性，资本主义经济的维持离不开一个庞大的国际殖民地市场和早期富有的掌握极权的封建主贵族。早期的封建主贵族和后期的更加庞大的殖民地市场为资本家的工业化大生产提供源源不断的利润来源。资本家的利润m既来自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夺，也来自对殖民地市场的掠夺，因此自由资本主义天生具有寄生性和利润来源的外生性。

而一旦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趋向退化、利润源泉趋于枯竭，这种建立在利润来源外生性基础上的经济制度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全面崩溃。要维持并发展资本主义必须保证这个世界上有足够供资本追逐的利润源泉。而凯恩斯主义正好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舍去了资本利润来源的外生性，着重建立一种具有利润来源内生性的资本主义制度，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具有了自我维持的能力，这种制度我们现在称为改良资本主义或福利资本主义。

凯恩斯主义经济制度至少从两大方面实现资本主义的自我维持能力。第一方面，通过扩张货币供应量，主要是以政府财政支出和中央银行扩大基础货币供应量，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扩大社会需求。主要原理是以纸币的投放完全取代殖民地市场取得的货币金银作为资本基础的利润源泉；第二方面，通过对资本和利润的分解实现从资本积累到利润源泉的再次转化。主要是用超额累进税的办法对高收入群体和富人遗产征收巨额税收，利用征收来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实行收入再分配，增加社会福利，使贫困的或失业的低收入群体把新增加的收入用于消费，扩大社会总需求，从而实现从资本积累到供资本追逐的利润源泉的再次转化。当然，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还包括降低利率直接刺激投资，使资本收入增加，从而刺激社会总需求等等方面的政策。

总之，凯恩斯主义通过扩张货币供应量和对资本的分解两个重要的手段实现改良资本主义的自我维持能力。可以这么说，改良资本主义一开始是相当成功的，他直接促成了可循环的资本主义第三消费金字塔的形成，从而使二战以后的资本主义世界迅速恢复了元气，进入二十年左右的经济高增长期，并极大地缓和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矛盾和国家之间的矛盾。在这个时期里同时爆发了以电气化和自动化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凯恩斯主义的弊端逐步显示出来，那就是出现了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很少出现的高通货膨胀现象。我们分析其政策可以发现不论是用扩张货币供应量的方法还是对资本进行分解的方法都使社会上的货币总量扩大了，也就是可供资本追逐的利润增多了；而同时对资本进行分解的政策，不论是所得税不是遗产税都极大的压制了资本家的生产积极性，于是出现了弗里德曼所说的“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的通货膨胀现象，其实应该说是过少的可用资本追逐过多的利润导致了通货膨胀的产生。

凯恩斯主义由于不能有效解决高通胀与经济停滞并存的经济难题，不可避免一受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攻击，称其为通往社会主义之路，也同时为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重新崛起提供了客观条件。新古典经济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该派继承了亚当·斯密“看不见手”的理论，主张依赖市场而不是政府干预调节经济。新古典经济学派最看得见的成就就是战胜了通货膨胀，弗里德曼在《对货币数量论的研究》中说通货膨胀起源于“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政府可以通过放慢货币增长率来达到控制通胀的目的，因此该派也被称为货币主义学派。

我们在前面业已知道自由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初随着世界殖民地市场的全面崩溃而遭到重创，其根本原因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利润来源具有外生性，不能自我维持其经济制度，那么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首先，既然该派主张其经济思想是自由主义，自然要求减少（但不是完全取消）政府干预，认为政府干预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危机，而且常常加剧了经济的波动。因此，凯恩斯主义实现资本主义自持能力的两大法宝就被减掉了一个，那就是否定了对资本的分解和政府的财政支出。于是就只剩下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投放，通过乘数效应的放大作用扩大社会需求量，用于作为资本的利润源泉，甚至夸张地主张用电脑控制的印钞机取代美联储主席的作用。注：也许这么分析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新自由主义学派并没有全部否定政府的宏观作用。其次，自由资本主义能够重新崛起的根本原因，是从在政策上遭受失利的并坚持改良资本主义政策的国家那里找到了自己的资本源泉和利润食粮。由于改良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和利润（即资本家的收入）征收高额比例的财产税和所得税，于是资本大量地从坚持福利资本主义的西欧、北欧国家转移到对资本政策较宽松的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英国等国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近十年的繁荣期里，美利坚合众国大概从世界各国吸纳了近三万亿美元的直接投资，由此可以看出自由资本主义对资本的吸食能力是如何地惊人；同时由于改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普通民众采取高福利政策，创造了大量可供资本追逐的利润，而本国的生产能力却被高税收政策所压制，这样就为自由资本主义提供了充足的利润来源，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于是通过对改良资本主义国家巨额的贸易顺差为本国资本家提供了大量的利润。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重新崛起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依然是将其经济建立在利润来源外生性基础上，现在寄生的对象不再是殖民地，而是改良资本主义国家和竞争力很弱的同样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例如阿根廷等。

通货范文篇2

一、形成通货紧缩的深层原因

通货紧缩的出现，有其直接原因与深层原因。通货紧缩出现的直接原因，是商品供求总量与供求结构严重失衡，商品供给大于需求，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导致潜在的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结构错位较大，大量的潜在的产品供给得不到实现而沦为无效供给，造成商品价格水平较长时期处于低位徘徊的局面。

通货紧缩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目前特有的体制矛盾与结构矛盾爆发的结果。

（一）体制缺陷。

第一、企业产权制度缺陷。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产权明晰、责任明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现代企业制度，但是我国目前90%的国有企业仍然是独资形式，停留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阶段形成的拥有相当经营自主权，只负盈不负亏的体制水平上，只有10%的国有企业完成了向多元投资主体下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形式转化。实际上这种制度转化也是很不彻底的，表现在各投资主体的股权关系扭曲，企业资产控制权、资产剩余控制权，资产剩余索取权的配置残缺上：作为国有企业所有权代表的国家，授权企业法人和企业内部职工经营企业资产，这种承包经营是为了使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但产权的国有形式，其剩余控制权归属企业内部人，剩余索取权却归属于国家，这种典型的产权残缺使企业经营决策者为自己及内部人谋利益，追求企业内部人的效用目标，偏离所有者的财富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容易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和受到破坏。另一方面，企业承包责任人名义上可以由推荐、选举、招投标方式产生，但实际上，企业承包人多数是由主管部门任命产生的（占81、5%，1999年数据），这使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政府的“附属物”，无法摆脱政府对其生产经营的行政干预，难以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使得企业的经营机制与市场需求极不适应，市场调节力弱，价格机制呆滞，竞争力较差，奖金周转慢，产品质量下降，成本上升等，产不适销，造成生产与需求脱节、效益严重滑坡，产品大量积压。产品积压，生产被迫压缩，这样企业困境的不断加深，是经济收缩持续下去的原因。

第二、经济活动的扩张机制缺陷。

经济活动的扩张，在适应需求的前提下还应建立在提高生产技术，促进产品升级换代的基础之上，但是由于我国企业产权不明确，风险约束机制失效，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使得这些企业为了保持增长，只能依靠大量增加投资来扩大规模，增加产出而置市场的供求状况不顾，反正“赚了归自己，亏了归国家”，使得超高速投资成为支撑9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最直接原因。其结果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这种简单重复建设导致社会资源严重浪费，无法发挥其应有效用。据统计，90年代以来，每年新上3万个建设项目，大约有1/3项目亏损，1/3项目取得了较高的投资回报率。每年将近5000亿元投资没有发挥效益。如此低下的投资效率，实在无法使增量资源实现有效配置，而且重复建设的矛盾在短缺经济的情况下暴露不出来，只有在过剩时重复建设的隐患才全部暴露出来。所以随着“软着陆”的实现，投资规模的缩减，泡沫破灭，企业立即陷入困境。巨大的生产能力过剩进而导致产品供大于求，企业负债增加，效益下滑，而靠扭曲生产要素价格，靠大量资金投入推动的生产模式越来越难以维持，因而盲目过度的竞争不可避免，供大于求的局面下物价自然下调。

第三、企业退出机制缺陷。

市场化的退出机制，包括转产、兼并重组和破产引起的企业消亡，即存量资源的再配置。通过兼并重组，可以使企业实现规模效益，对产业结构的调整，管理水平及扩大市场范围等具有正向效应。破产机制的健全，对于减少企业资产的有形和无形损耗，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具有积极作用。但是我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对破产存在偏差认识，产权的不可转让性也妨碍着企业的购并重组，在我国，国有经济各个企业之间可能有某种交换，但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交换，因为不存在所有权的转移，例如国家可以要一个盈利的国有企业去“兼并”另一家亏损的国有企业，但其实这里的“兼并”并不是市场交换意义上的“兼并”，实际上只不过是国有企业间的组织合并。这使产业结构呈现难以调整的刚性：相当多的企业生产能力过剩，设备闲置严重而又无法转产，形成大量资产有形和无形损失，整个社会资源效用水平低。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字表明，即使是95年我国900多种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的已占一半左右，其中摄像机、彩色照相胶卷的现有生产能力利用率仅为12、3%和22、1%，而95年只是商品供过于求的第一年，97年的年生产能力毫无疑问将进一步下降。而“兼并”亏损企业，给盈利的国有企业带来经济上的巨大损失甚至使盈利企业被拖成亏损企业，整个社会资源无法得到优化，整体经济的运行质量下降。严重亏损的企业吞噬了盈利企业的利润，使企业目标偏离造成大量非经营性资产和高资产负债率，造成企业长期停产，债务的长期拖欠产生了国有银行的巨额呆坏帐，还造成社会信用体系危机。这样就会削弱企业的投资欲望，使企业进一步陷入压缩生产的困境，下岗职工人数增多，造成社会的不安稳团结，引起企业投资需求与居民消费倾向下降，通货紧缩进一步加深。

（二）产业结构不合理。

产业结构是在生产要素供给与社会对产品的需求的运动中实现的。在国有企业产权残缺，企业退出机制缺陷的前提下，企业的微观经营脱离了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和产品需求情况，表现为追求投资规模和追求少数热点项目的短期效应上，促进“短线”产业发展，抑制“长线”产业发展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产业政策的实质，80年代以轻工、纺织为重心的加工业扩张，90年代家电产业扩张更迅猛，造成重复投资和生产能力过剩。过剩的产品大量仓库积压，据有关人士估计，当前我国国内库存的总额大约为30000亿元，相当于96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4%。而能源、原材料、交通通信等基础产业设施却投资不足，缺口加大，使整个社会的供给结构呈中间粗、两头尖的“仿锤型”结构，无法真正满足市场需求。受旧的投融资体制的影响，大量的盲目投资、重复投资在增加经济增长泡沫的同时，某些行业产品的市场供给量超过市场需求，随着“软着陆”的平稳实现，“泡沫”破灭，加之出口不振，有的行业出现了亏损，其中加工工业全面生产过剩。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特点是农业基础薄弱、基础产业、基础设施滞后、重工业、加工制造业严重过剩，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发展不足。而从消费需求的角度看，随着住房、

医疗、教育、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力度的逐渐加大，原来由政府和企业提供的福利性支出，将由个人全部或部分承担，再加上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深化，下岗职工的增多，使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看淡，居民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大幅下降，居民即期消费更加慎重，预防性需求增加，储蓄存款余额已超过50000亿元，大量潜在需求被搁置。目前我国住房业发展受福利性分房制度，住房消费机制滞后，非生产性费用过高等因素的影响，轿车进入家庭同样受到消费信贷和税费问题的影响，住房、汽车消费难以成为当前居民消费的热点。拥有8亿农民消费者的巨大农村市场被忽视而使农村市场有效需求不足，许多厂家只有在自己的产品被严重积压时才想起消费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但是没有考虑农民的实际需要，农村实际情况的简单“过剩”移转，又无法为农民所接受。这样，社会商品的供给总量与供给结构的双重失衡，使商品的需求增长速度小于供给增长速度，从而使整个社会供过于求压力不断增长，而需求市场又日益萎缩，导致出现通货紧缩。

（三）投资需求与投融资制度之间的矛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跟着投资预期收益走，企业效率高，预期收益高，还款保证就大，就易于得到资金，企业也愿意扩大投资；反之，预期报酬低，风险高，企业就难于得到投资，其资金需求较为谨慎。但是在我国，长期以来国有企业都是将国有银行作为第二财政，把国有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当作财政投入资金使用，盲目、低效投资，而国有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存在所有制性质的歧视，即使是国有部门预期收益低，产出份额连年下降，竞争力不断衰退，但依然大量借给资金，一些非国有企业前景良好，预期收益高，却得不到资金支持。这样，一方面导致国有部门不以市场准则看待资金的价格，大规模地吸纳资金大规模的扩大投资；另一方面银行也不断向无效和竞争力弱的国有企业注入信贷资金，置效率、预期回报、竞争力、资产负债于不顾，导致银行产生巨额不良资产和高比例的坏帐、呆帐，据1997年1月人民银行颁布的统计资料，至1996年底，国有商业银行累计贷款余额470000亿元，其中根本无法收回的不良贷款为20%，约9500亿。如此高额的不良资产、坏帐、呆帐，迫使国有商业银行向企业化经营转轨过程中不得不考虑自身生存问题，为控制风险而减少贷款，出现了“惜贷”的现象。银行的信贷收缩，使企业的周转资金紧张起来，企业只能减少固定资产的投资，这对于我国众多依靠投资的扩张来增加产生的企业，是个致命的打击，而另一些效益久佳但急需资金来调整结构，更新技术来支持自己走出困境的企业，也更趋于萎缩，而商业银行的部份资金却找不到收益高，还款有保证的贷款对象，成为闲置资金，产生货币从生产中被“挤出”的现象。由于储蓄存款不能转化为投资，导致有需求不足，人均购买力增速下降。这是企业制度缺陷与融资约束之间矛盾的结果，它使大量奖金退出了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交易循环，造成通货紧缩。

二、反通货紧缩的对策。

物价持续下跌会导致投资者预期看淡，企业经营更加困难，民间投资亦不愿大幅增加，最终可能会导致经济大面积衰退，所以必须制定走出通货紧缩的政策：

（一）应急措施：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

当前反通货紧缩，最重要的政策目标，是要阻止商品供求失衡状态的进一步发展。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首先是扩大财政支出，通过增加国家预算和增加国债发行来扩大投资，用投资扩大来增加对投资品的购买，使投资通过乘数效应发挥作用，刺激国内需求，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稳定居民收入，稳定居民消费倾向，刺激民间投资需求的增长，启动经济。投资重点要放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就我国来看，能源交通运输、水利建设等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的发展相当落后，即使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也不会出现过剩问题，可以避免重复建设，提高未来的有效供给。投资的主要方向应放在中西部地区。一方面我国东西部发展不均衡，两者的差距已使各经济区域和省区间经济磨擦和利益冲突日益表面化，加剧了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失衡，由此产生的贫困，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给国家产业政策实施，持续发展及区域经济合作与协调发展造成巨大困难，必须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另一方面，对于东部而言，西部更具广阔的发展前景，丰富的资源与市场均对投资者具有吸引力，通过政府投资，既可促进西部开发，又能带动一些在东部犹豫不决的投资者进行投资，带动民间投资的高涨。其次是加快费改税的改革，规范企业税负，减轻企业负担，加大退税力度，促进出口。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惯例的企业税收制度，不仅有助于政府职能的行使和体制内企业的业绩评价，也有利于建立不同所有者企业的公平竞争环境。再次是改变企业办社会的现状。一些企业特别是一些亏损企业往往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职能：包括办附属幼儿园、学校、医院，还有安全、娱乐设施，形成巨额的非经营性资产（国有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占营业总资产24、8%），形成企业的沉重负担。将企业的这些非经营性资产采用抵押、变卖等方式去筹措企业急需的资金，既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分散部分产权，又能启动低迷的消费。

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是要稳定当前存款贷款水平，继续利用目前的低利息率来促进居民消费，刺激投资，减轻企业负担；二是加快国有银行向商业化改革，使商业银行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摆脱行政对银行经营的干预，真正实现银行投资资金与效率挂钩；三是积极支持非国有金融机构探索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新途径。放宽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浮动范围，增强金融机构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及时调整金融监管方针，使防范金融风险与加大对中小企业放款相结合，解决银行惜贷问题。

（二）根本措施：加快制度创新，优化产业结构、培植经济新增长点。

通过投入资金的外延扩张，简单地依靠扩大投入增加货币供应来刺激增长，只能引起短期的投资波动，推动低效益的产值增长，使经济增长呈现低效循环的局面，而且，为了维持原有的经济增长势头，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刺激力度必须越来越大，一旦政策空间用尽，物价下降和生产压缩将进一步发展。要真正启动经济，带动整个经济走出低谷，转入回升和复苏，实现“软着陆”之后新的一轮“起飞”，必须从制度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宏观政策运用入手，消除投资、需求、供给三方面的矛盾，扩大有效需求，合理供给结构。

第一、宏观层次的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在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战略调整时，要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从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出发，给国有经济以正确的定位，使国有经济能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特有的作用，只有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才能使国有经济从根本上走出困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地运行。具体上说，应把政府投资与社会投资方向实现分离和互补，国有经济只在关系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主要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服务的行业中发挥主导作用。坚决使国有经济从盈利性、竞争性部门撤离出来，减少政府的风险，进而引导民间投资进入这些领域。

第二、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而产权明晰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所以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改革企

业产权，把国有企业抽象的产权具体化为明确的出资人，把除少数公共品属性的国有制企业外的其余国有制企业的产权转化为集体或私有产权，把企业的责任落实到个人，将企业家利益与所有者利益挂钩，以个人财富、任职的薪酬、股份期权担保，与所有者分离一定比例的资产剩余索取权。这种剩余索取权的分离，增强了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效用目标的一致性，使企业成为真正追求所有者财富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经济组织，实现企业生产、投资的成本收益财务约束硬化，消除企业作为国家行政分级结构附属物的惯性。

通货范文篇3

（一）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是指总需求过渡增长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即“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货物”，按照凯恩斯的解释，如果总需求上升到大于总供给的地步，此时，由于劳动和设备已经充分利用，因而要使产量再增加已经不可能，过渡的需求是能引起物价水平的普遍上升。

（二）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

成本或供给方面的原因形成的通货膨胀，即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又称为供给型通货膨胀，是由厂商生产成本增加而引起的一般价格总水平的上涨。造成成本向上移动的原因大致有：工资过渡上涨、利润过渡增加进口商品价格上涨。

（三）需求和成本混合推进的通货膨胀

在实际中，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因各种原因同时推进的价格水平上涨，就是供求混合推进的通货膨胀。假设通货膨胀是由需求拉动开始的，即过渡的需求增加导致价格总水平上涨，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又成为工资上涨的理由，工资上涨又形成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

（四）预期和通货膨胀惯性

在实际中，一旦形成通货膨胀，便会持续一般时期，这种现象被称之为通货膨胀惯性，对通货膨胀惯性的一种解释是人们会对通货膨胀做出的相应预期。

预期对人们经济行为有重要的影响，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会导致通货膨胀具有惯性，如人们预期的通胀率为10%，在订立有关合同时，厂商会要求价格上涨10%，而工人与厂商签订合同中也会要求增加10%的工资，这样，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单位产品的成本会增加10%，从而通货膨胀率按10%持续下去，必须然形成通货膨胀惯性。

二、通货膨胀的影响

通货膨胀必将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影响。如果社会的通货膨胀率是稳定的，人们可以完全预期，那么通货膨胀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很小。因为在这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之下，各种名义变量都可以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从而使实际变量不变。这时通货膨胀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唯一影响，是人们将减少他们所持有的现金量。但是在通货膨胀率不能完全预期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将会影响社会收入分配及经济活动。因为这时人们无法准确地根据通货膨胀率来调整各种名义变量，以及他们应采取的经济行为。

（一）在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通货膨胀将有利于债务人而不利于债权人

通常借贷的债务契约都是根据签约时的通货膨胀率来确定名义利息率，所以当发生了未预期的通货膨胀之后，债务契约无法更改，从而就使实际利息率下降，债务人受益，而债权人受损。其结果是对贷款，特别是长期贷款带来不利的影响，使债权人不愿意发放贷款。贷款的减少会影响投资，最后使投资减少。

（二）在雇主与工人之间，通货膨胀将有利于雇主而不利于工人

在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之下，工资增长率不能迅速地根据通货膨胀率来调整，从而即使在名义工资不变或略有增长的情况下，使实际工资下降。实际工资下降会使利润增加。利润的增加有利于刺激投资，这正是一些经济学家主张以温和的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发展的理由。

（三）在政府与公众之间，通货膨胀将有利于政府而不利于公众

由于在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之下，名义工资总会有所增加，随着名义工资的提高，达到纳税起征点的人增加了，有许多人进入了更高的纳税等级，这样就使得政府的税收增加。但公众纳税数额增加，实际收入却减少了。政府由这种通货膨胀中所得到的税收称为“通货膨胀税”。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实际上是政府对公众的掠夺。这种通货膨胀税的存在，既不利于储蓄的增加，也影响了私人与企业投资的积极性。

三、主要结论与对策

国家中央银行，如中国人民银行、美联储，可经由设定利率及其他货币政策来有力地影响通货膨胀率。高利率（及资金需求成长迟缓）为央行反通胀的典型手法，以降低就业及生产来抑制物价上涨。

然而，不同国家的央行对控制通货膨胀有不同的观点。例如说，有些央行密切注意对称性通货膨胀目标，而有些仅在通货膨胀率过高时加以控制。欧洲中央银行因在面对高失业率时采行后者而受指责。

货币主义者着重由金融政策以降低资金供给来提高利率。凯恩斯主义者则着重于由增税或降低政府开支等财政手段来普遍性的降低需求。其对金融政策的解释部分来自罗伯特?索罗对日用品价格上涨所作的研究成果。供给学派所主张的抵抗通货膨胀方法为：固定货币与黄金等固定参考物的兑换率，或降低浮动货币结构中的边际税率以鼓励形成资本。所有这些政策可透过公开市场操作达成。

另一种方法为直接控制薪资与物价。美国在1970年代早期，尼克松主政下，曾试验过这种方法。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这些政策与刺激需求面同时实施。故供给面的限制（控制手段、潜在产出）与需求增长产生冲突。经济学家一般视物价控制为不良作法，因其助长短缺、降低生产品质，从而扭曲经济运行。然而，若能避免因经济严重衰退导致成本升高，或在抵抗战时通货膨胀的情形下，这样的代价或许值得。

参考文献：[1]艾慧.中国当代通货膨胀理论研究.上海财经出版社.

[2]曼昆著，张帆、梁晓钟译.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0-15.

通货范文篇4

今闲暇之余，拿起经济学书随意的翻阅，思维在“通货膨胀与失业”这章停滞下来。便想写点什么。许多经济学者相信‘通货膨胀’和‘失业‘二者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于是他们悉心的构造了各种模型（确实模型在分析实际问题的时候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对这点我深信不疑）其中以来自伦敦经济学院A.W.菲利普斯教授所创建的“菲氏曲线”为代表，试图摸索其中的规律，但其对“菲氏曲线”的精彩描述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提出的工资和价格理论。应该说首先对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关系做研究的是欧文.费雪，而非菲利普斯教授。菲利普斯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并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细致。他侧重于名义工资和实际失业率，没有考虑通货膨胀预期和自然失业率，而这些概念在菲利普斯研究问世后的10年里才得到解释。其风靡一时的模型后来都被陆续的推翻了，经济学家总喜欢以假设为理论前提，但是过多的假设也正反映出其理论的不可推敲性。纷扰过后，我不禁要问经济学里还有多少可靠的解释呢？

下面就通胀的成因发表一下见解，

通货膨胀，就是“货币总量”相对“物品总量”不断增大的现象，粗略地说，就是货币“过多”的现象。（弗里得曼的观点）而大家都知道，只有政府才有权印刷钞票，所以，通货膨胀的成因，就是政府发行了过量的钞票。这是通货膨胀的成因，也是通货膨胀的唯一成因。政府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多印钞票，比如，在一些税制不健全的国家，政府为了负担开支，就要通过增印钞票来暗中征税；另外，政府为了增加教育、基础建设或国防的开支，或为了援助灾民，也会增印钞票。

增印钞票的理由数之不尽，有些是正当的，有些是不正当的——更准确地说，对某些人来说是正当的，而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是不正当的。正当与否，经济学无法作出“科学的”判断。但不管怎样，经济学要指出的是，通货膨胀的成因，就是政府发行了过量的钞票。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出，凯恩斯至于的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失灵，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说和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

但街上流行的说法可不是这样的。人们所说的通货膨胀的成因，往往五花八门：有人说是因为房地产商人抬高了地价，有人说是因为股市里的赌风太盛。另外，供给冲击也影响价格的上升，农业中不利的气候条件或农作物害虫会使收成减少，随着产量下降，价格会上升，工会合同中协议工资的提高可以视为供给冲击，因名义工资的提高会诱使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作为无数种商品和劳务的生产投入，石油变的昂贵，厂商就会发现生产额外1单位的边际成本会上升，于是总供给向左移动，在供给冲击后达到的新均衡点上，价格提高，产量下降。等等

这些众说纷纭的通胀成因，都是错误的。并不是说这些现象不会发生，而是这些现象本身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更确切地说，这些现象，有时毋宁是通货膨胀所导致的结果，而不是通货膨胀的成因。人们为什么经常产生类似的误解呢？这是因为，当政府发行了过量的钞票，从而诱发了通货膨胀时，各种物价的上升并不是“齐头并进”的。总有一些物品要率先涨价，即使根本不存在通货膨胀，也有一些物品要涨价。于是，人们就误以为这种碰巧率先涨价的物品，就是后来“大规模涨价”的始作俑者。实际上，这种率先涨价的物品，只不过是“大规模涨价”最早的表现罢了。

即使不存在通货膨胀，各种物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也会不停地涨跌。如果写教书的报酬高，我就去做诗人；如果编程的报酬高，那我就去做程序员。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所有价格的变化，都仅仅是相对价格的变化，所以我总能根据诗人和程序员的工资，选择到底是做诗人，还是程序员但是，一旦出现通货膨胀，相对价格这个指标就被歪曲了。假设计算机行业是通货膨胀最早波及的行业，那么所有从事计算机行业的人，其工资收入就会率先上涨。要知道，这种价格上涨是绝对值的上涨，它并不表示这个行业相对其他行业更加吃香，而只是这个行业最先体现了通货膨胀而已。其他行业（如诗人）的工资收入很快就会迎头赶上。最终各行业的相对收入是大致不变的。

问题在于，在经济社会中，每个人、每个企业、甚至每个行业，都是孤立的，所以当他们的工资收入增加时，他们无从判断，到底是他们的劳动力升值了，还是仅仅水涨船高，自己的劳动力和其他劳动力一同升值，而相互比值并没有改变。这种不确定性，是真实世界非常重要的特征，而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使通货膨胀对就业造成了影响。

如果通货膨胀是在预料之内的，比如每个人都知道，各行业的工资每年将上涨5%，那么他们就不会跳槽，老板也不会多请工人干活，每个人都只会呆在原来最合适自己的地方。收入增加5%，谁也不会高兴，因为人人都知道，别的一切开支都将增加5%。

意外的通货膨胀就不同了！如果通货膨胀在意料之外，那么人们就会无所适从。老板的收入忽然增加了，到底是自己的烧饼越来越受欢迎，打败了对面的麦当劳呢，还是出现了普遍的通货膨胀，所有行业的收入都会同步增加，而自己只不过碰巧走在前头罢了呢？不知道，没有办法知道！

老板们通常会静观其变，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得采取行动。如果认为是自己本事增加了，那么他们就会扩张业务，增加聘用工人，从而带动一片繁荣。所以，每当出现“意外”的通货膨胀时，就业率就往往会增加。而相反，每当出现“意外”的通货紧缩时，失业率则往往会大幅度上升。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失业率的上升，不是由于经济结构或劳动力结构发生了改变而造成的，而是由于人们接受了错误的信号而造成的。靠误导得来的“好景”是不长久的。烧饼店老板很快发现，其他的成本都追上来了，自己的实物收入并没有增加，而原先的扩张计划，则很可能因为后续资金跟不上而告吹。“意外”的通货膨胀，其危害就在这里：它扭曲了价格信号，使人们用错了资源。

通货范文篇5

2008年美国房贷危机引发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为了应对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中国政府于2008年10月开始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广义货币供给量迅猛增加。2010年年初开始，与生活较大关联的农产品价格比如蒜、姜、糖等接连涨价，到下半年各类生活资料价格接连攀升，直接推动CPI逐月升高，而在通胀压力下，很多著名学者指出货币超发是通胀背后的主因。但是，央行行长周小川否认货币超发一说，其理由是：一方面，高储蓄国家和低储蓄国家的广义货币占GDP的比重不一样，中国是高储蓄国家，因此M2占GDP比重高；另一方面，在间接融资占比高的情况下，广义货币占GDP的比重就高，美国是典型的直接融资发达的国家，而中国间接融资比重大，因此拿中国的M2跟美国的比不太恰当。

那么，本轮通货膨胀到底是不是由货币超发引起的？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有很大研究意义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以中国2008年10月至2010年11月的月度数据为基础，拟采用因果检验、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等来分析中国M2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相关文献综述

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学派始终认为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主义学派从交易方程式开始推导，在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为常数的条件下，超过GDP增长率的货币供给增长率，就是通货膨胀率。弗里德曼认为，在短期内货币增加既可以引起物价上涨也可以引起产量增加，只是在长期内货币增加才全部反映在物价上涨上。这也意味着短期内货币是非中性的，长期内货币是中性的。

近几年来我国也有学者从货币主义的视角，运用计量经济分析，对我国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但是取得了不同的结果。

大多数学者发现货币供给确实对中国通货膨胀产生显著的影响。张国洪、曾永平（2005）用我国1980—2002年间的年度数据，在借用剑桥方程式建立了通货膨胀及紧缩与货币供应关系的理论模型后，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验证了我国超额货币供应是CPI物价指数的原因，而CPI物价指数作为超额货币供应的原因则被拒绝。朱慧明、张钰（2005）根据1994—2004年间的季度数据考察了货币供给量增长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关系，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与不同层次货币供给量增长率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姚远（2007）采用协整与方差分解的方法对中国货币供应、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货币供应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长期内货币非中性，而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并不影响货币供应。程建华、黄德龙、杨晓光（2008）认为M1、M2均为CPI的Granger原因，M1和进出口还是领先于CPI变动的稳定的先行指标。贵斌威，甄苓（2008）通过构建一个“内生增长的CIA模型发现当货币供给速度变大时，通货膨胀将升高。庞如超（2008）借助货币需求理论公式建立了通货膨胀与货币供应量关系的理论模型，通过对1991—2007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货币供应量增长指数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验证了M0、M1及M2时滞一年的情况下，3个层次对应我国货币供应量是CPI物价指数变动的原因，而CPI作为货币供应量的原因则被拒绝。

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货币供给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不显著。刘金全、陈广华、顾洪梅（2004）以1982年1月至2004年3月间M0和M1月度同比增长率的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发现货币供给增长率和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刘霖、靳云汇（2005）利用1978—200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没有发现在长期内货币供应增长率影响通货膨胀的证据，认为在经济的货币化进程中，货币供应增长率的提高并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货币化程度的提高使得货币流通速度逐年降低，大量的货币增量被经济消耗了。

三、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本文研究中采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网上数据库，样本期为2008年10月至2010年11月的月度数据，货币供给取广义货币供给M2，并取对数，通货膨胀率（π）根据其月度累计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计算而得。

1、相关性检验

为了研究广义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先通过eviews分析工具对二者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其结果如表1所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性的相关关系，在5%水平显著。

2、平稳性检验

对于非稳定时间序列变量，其均值、方差及协方差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很难用这些已知的信息去建立模型来预测未来情形，对非稳定时间序列建立的回归很可能是一种伪回归。对于伪回归，可以增加解释变量、减少解释变量或进行差分来解决。因此，要进行回归分析，首先要明确变量是否是稳定的时间序列。检验时间序列变量稳定性的标准方法是单位根检验，本文将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来进行检验。对广义货币供给（lnM2）及通货膨胀率（π）进行ADF检验，两个变量原始数据ADF统计量均不显著，没有被拒绝，在一阶差分后，统计量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表明两个变量都是单整I（1），即经过一阶差分后可以变为稳定的时间序列变量。而且，对广义货币供给（lnM2）及通货膨胀率（π）进行Johanson协整检验，在有截距和确定线性趋势的情况下，对残差进行1阶差分滞后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二者协整关系数为1。

3、因果检验

在经济分析中，尽管某些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它们未必都有意义，判断一个变量的变化是否是另一个变量变化的原因，一般采用因果检验法。为了进一步分析广义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还对二者进行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

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我们可以看出，在滞后1期和2期的情况下，广义货币供给（lnM2）是通货膨胀率（π）的Granger原因，反之不成立；而当滞后期为3期后，广义货币供给（lnM2）与通货膨胀率（π）互为Granger原因。这说明，广义货币供给的增加，在短期内就会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增加，而通货膨胀率的增加会引起人们通货膨胀率预期的增加，也会引起广义货币供给的增加，但是有一个时间滞后效应。

4、回归分析

根据货币数量论的观点，不仅货币供给量对通货膨胀有影响，而且，通货膨胀预期也会对通货膨胀有影响，因此，在分析时应当考虑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在这里，以前一期的通货膨胀作为通货膨胀预期，建立回归模型，可以得到如下分析结果：

从回归模型可以看出，各参数估计量都非常显著，货币供给的增加确实能够导致通货膨胀的增加。但是货币供给仅能解释通货膨胀变化中的22.93%。

通货范文篇6

在一个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同时，另一个新的泡沫在世界的另一端酝酿。过去一年，中国房价出现了大幅上涨，似乎出现了泡沫的迹象。为了抑制泡沫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来应对。无须过多地论证，可以清楚地知道，中国正在膨胀的房地产泡沫与美元贬值预期有关。因为这是国际资本出入最为便捷的国际性都市。另一方面，缺乏足够弹性的汇率制度，也会加剧这种变化。实行的是挂钩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而允许汇率在一定的区间内浮动，但两者离浮动汇率都有不小的距离。从人民币持续升值及利率持续下降的走势上，可以看出资金流入可能是推动房价上涨的一要原因。

核心观点

当前，中国的住宅市场暂时维持着脆弱的平衡。从需求的角度，政府通过“限贷、限购、限外”的政策，把投资性需求和部分改善型需求排除在许可的购房者队伍之外；另一方面，供应不足的问题同样存在。由于保障房的大举建设，对商品房用地形成了客观的“挤出效应”，在一线及二线城市，新增商品房用地将转为负增长。我预计，“供求双紧缩，房价弱平衡”的局面在2011年将继续维持。

核心假设

通货膨胀趋势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中国将在今年上半年出现持续地收货币的举动，包括加息、提高准备金率等。除非经济出现意料之外的大幅下滑，中国政府不会轻易放松对房地产的调控。“三限”政策2011年前不会退出，而房产税则被作为储备的调控工具。通胀加剧将使得政府持续收货币，可能是未来打破可这个平衡的重要风险因素。用行政措施管制价格，虽然可能在短期内起到一定效果，但也使经济体系出现一些紊乱，囤积居奇的现象会相继出现。最后，政府可能被迫采取持续地货币紧缩行动，才能把通胀压下去。但是，在这过程中，由于贷款难以获取及资金成本的上升，开发商可能要面临一段煎熬，而地产股也会受其影响积弱不振。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是一对孪生兄弟。打个比方的话，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们共同的母亲是货币过剩。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暂时把资产价格泡沫这个小弟弟按在了凳子上，但是那头的哥哥——通货膨胀又蠢蠢欲动起来了。于是，我看到，政府近期又试图采用行政手段来压物价。但是我相信，如果不收货币的话，一段时间之后，另一头的资产价格又会再次兴风作浪。

在我看来，通胀和泡沫此起彼伏的现象至少在2011年的上半年还将继续演绎下去。最后，一定会迫使政府采取收货币的方式，来终结这个乱象。2010年下半年的加息和两次上调准备金率应该被视作收紧货币的序曲。

风险因素

通胀警报消除，股市大涨，财富效应再次出现，可能会使房地产市场出现阶段性的反弹。

股票市场出现风格切换，投资者追逐低估值的地产股。社会大众普遍认为，房地产具有保值增值功能，因此可以抵御通胀。但是，我认为，房地产由于价值量大，预期往往会提前实现，而当通胀形势明朗之后，反而会受加息的拖累，在中国则更要受到政策的调控。

通货范文篇7

关键词：通货膨胀；成因分析；对策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就业持续增加，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但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物价出现了快速上涨的势头，通货膨胀预期加大，这严重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社会的稳定，也给中国政府带来了一定程度压力和负面的影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一、通货膨胀的成因

为什么会出现物价快速上涨的势头，出现通货膨胀预期加大这种情况呢？导致物价上涨的因素比较多，如供求关系、自然灾害、战争和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因素归纳起来不外乎是有两大因素即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这两种因素相互作用导致了中国现阶段物价上涨过快这种现象。物价上涨并不等于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指纸币的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的金属货币量，从而纸币的贬值和物价的上涨，这种现象就是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的成因也同样是多方面的，如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供求混合型通货膨胀以及结构型通货膨胀等基本内容，而这次通货膨胀往往是多因素混合型的通货膨胀。具体来说，这次物价上涨，主要因素是：

（一）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

1.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政治策略，就是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或者实行所谓和“颜色革命”，这一政策迄今美国没有变。正如1953年担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增说：“受到高等教育的人会看透马克思主义的荒谬性，愈来愈反对强求一致，国民对消费品要求越来越高，国内的这种压力必然会改变共产党政权的性质。因此，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根据美国中情局总结它半个世纪对中国的十条规律（即美中情局《行事手册》中有关中国部分）第7条“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发生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的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比如，近一段时间里，在中东、北非发生的一系列革命或者演变这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幕后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因此，目前中国物价过快上涨是有一定的政治因素。比如石油，在去年石油的价格基本保持在70美元~80美元一桶，但是到了现在，石油的价格已经上涨到100美元左右一桶，国际油价的进一步上涨，必然拉动国内油价的上涨，而老百姓看到的汽油价格没几天又在涨，这必导致老百姓对中国政府的不满，对政府失去信心，这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希望的结果。

2.金融危机的影响，尤其是主要经济国家如美国继续实行过度量化的宽松货币政策，使美元贬值，因此，国际垄断组织与国际过剩流动资本结合起来故意炒作，不断哄抬大宗商品和基础农产品的价格，导致国际大宗商品和基础农产品的价格快速的上涨。这样必将引起国内的相关的大宗商品和基础农产品的价格快速的上涨。比如亚洲的粮食，今年亚洲的粮食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较，上涨了近20%，这必将影响国内粮食价格的上涨。

3.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强迫人民币升值，导致了大量的国际热钱流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引发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若人民币升值，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减少，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会增加即对中国来说就是“限制出口，扩大进口”，这将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被称为“欧元之父”的经济学教授蒙代尔曾指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至少产生六大影响。首先，将影响中国出口，给中国出口带来极大的危害；其次，将使中国通货紧缩面临更大压力；导致中国对外资吸引力下降，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降低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增大就业压力；财政赤字和银行坏账可能因人民币汇率升值而增加，进而影响中国货币政策的稳定。”

4.国际资本大举并购国内企业，逐渐掌控并影响国内大宗商品和基础农产品的价格：比如，2004年，华尔街的金融资本高盛资本进入中国，首先收购了猪肉下游加工厂雨润集团，2006年再以2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河南双汇。2008年以3亿美元价格收购了湖南福建几十个养猪场，这样高盛就成为了中国唯一掌控上、中、下三游的企业，掌控了整条产业链，就能够主导中国的猪肉价格。最近有市场消息传出3月底4月初宝洁、联合利华、立白、纳爱斯四大日化品牌将对洗涤类日化用品全线涨价，涨幅为5%~15%。为什么他们能在中央稳定物价的政策之下敢于逆势涨价，因为他们经过近二三十年在中国的发展，逐步消灭了中国本土的的日化用品生产企业，基本上控制了中国的日化用品产品。所以他们敢于逆势涨价。

（二）国内因素的影响

1.通货膨胀预期强烈：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中央明确提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均增长7%以上，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因此，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7%以上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预期指标。所以，中国近一段时间通货膨胀预期强烈，这将导致末来几年时间里中国国内的大宗商品和基础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趋势。

2.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汶川大地震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和影响，中国政府实施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出台了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实施了总额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致使货币发行量远远大于经济增长速度。因此，中国政府的大规模投资和建设导致社会总需求的骤增，加速了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而引发通货膨胀的趋势。

3.国内流动过剩的资本对一些大宗商品和基础农产品过度的炒作，哄抬物价：比如去年游资对棉花、绿豆、老姜、大蒜的炒作等等，导致这些农产品的价格上涨过快，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活水平，扰乱了中国正常的经济秩序。

二、治理通货膨胀的主要对策

1.加强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通货膨胀的治理多是采用货币政策或汇率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运用。目前中国执行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有利率手段、贴现手段、存款准备金手段、公开市场业务和长期实行货款限额管理制度。因此，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央行已经连续四次出手，一次加息、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使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到历史的新高即20%。这些手段的实行，对于稳定货币、抑制通货膨胀、控制信贷总量、减少流动性、合理调整贷款结构以及抑制需求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如果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后，全社会的流动性货币就会减少，但生产要素的成本并不一定会降下来，企业也可能出现资金短缺，企业效益下滑的局面。因此，需要合理地把握宏观调控的力度和节奏。

2.要适度控制和把握货币发行量：自从金融危机和汶川大地震以来，中国一直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即放松银根、扩大货币供应量，以刺激有效需求的扩张。2010年全年信贷总额突破7.5万亿元，M1增速为19.3%，M2增速为18.1%，比计划调控的水平略高。因此，中国国内货币的流动性依然保持较为宽裕的状态。与此同时，国际的热钱继续向中国流动，因此，要继续加大对热钱的防控力度，继续加强对国内外热钱进入房地产业和股市的监控，坚决遏制资产泡沫的形成和漫延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3.对大宗商品要实行积极的干预政策，建立健全应对物价波动的常态机制和健全的法律法规：为了应对国内外炒家对大宗商品恶意炒作、串通涨价、哄抬物价等不法行为，中国应全面加强对大宗商品价格的监管和调控，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管理好大宗商品的价格，建立健全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常态机制。同时，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大宗商品的价格监管力度以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加强价格监管，维护市场秩序，特别要强化价格执法，严肃查处恶意炒作、串通涨价、哄抬价格等不法行为。完善补贴制度，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保障低收入群众基本生活。

通货范文篇8

[关键词]居民消费价格，通货膨胀，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宏观调控

防止物价结构性上涨转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是2008年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之一。1～5月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8.1%，实现全年4.8%左右的调控目标难度很大。必须认真分析这一轮物价上涨的深层次原因，从近期和长期结合上采取针对性强的措施，把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长期保持下去。

一、新一轮物价上涨主要是由部分农产品供给波动引起的

2007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不断升高，究其原因有三：一是由于部分农产品供给波动，特别是生猪供应受周期性波动影响，价格大幅上涨并带动相关食品价格上升；二是连续5年投资的高增长，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持续增加，对进口资源性产品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加之进口价格迅猛上升，加大了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三是由于外贸顺差持续增加和国际热钱流入，导致国家外汇储备不断增多，银行货币流动性过剩。货币流动性过剩支撑了投资的高增长，为通货膨胀提供了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猪肉等农产品供给的波动是这次通货膨胀的直接诱发因素，在它的带动下，其他条件对通货膨胀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4.8%，其中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占83.3%。2008年一季度消费价格上涨因素中，食品价格影响占85%。在食品价格上涨因素中，猪肉价格首当其冲，5月份同比上涨48.0%。猪肉价格的大幅上涨首先是因为2006年猪肉供过于求，生猪价格大幅下跌，挫伤了养猪农民的积极性。2006年生猪收购价格降到每斤2元左右，而生猪的饲养成本每斤3.5元，逼得农民宰杀母猪，直接导致了去年生猪供应量的大幅下降。根据经验，合理的猪粮比价应为6：1，即每斤生猪的价格相当于6斤粮食的市场价格。2006年肉粮比价最低时降为3：1，2007年年底则上升到9.3：1，加上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猪喂养的政策，估计2008年9月份生猪将大量上市。到时奥运会刚好开过，消费需求下降，四季度或2009年会不会重现2006年猪肉供过于求、价格大幅下跌的情况?所以有必要建立生猪生产保护体系，当肉粮比价低于6：1时，应启动保护价收购机制，增加储备，通过吞吐调节，平抑价格，保证猪肉供给的稳定。

食用油价格5月份同比上涨41.4%，是拉动食品价格上涨的第二位因素。原因在于进口大豆价格上涨。在国内粮价明显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情况下，唯有大豆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这是外商控制我国大豆市场的结果。2007年进口大豆占国内消费量的60%，进口大豆几乎全部用于榨油，而榨油厂70%被外资控制。外资榨油厂用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从其母公司进口大豆，通过控制国内食用油市场赚取丰厚利润，内资榨油厂处于困难和萎缩境地。

受进口石油、矿石等价格上涨的影响，5月份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上涨9.2%。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公司用上下游产品的利润，弥补了炼油环节的亏损，为稳定国内能源价格做出了很大贡献。地方中小炼油厂由于补不起亏损而停产，约7000万吨炼油能力闲置，成为目前柴油供应不足的重要原因。6月份国家调整成品燃料油和电价，其中汽油、柴油价格提高15%，电价平均每度提高0.025元，对缓解能源供应紧张局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次提价对全年CPI的影响估计在0.5个百分点以上。

应当看到，这一轮物价上涨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从1978年到2006年的28年间，我国消费价格年均上涨5.7%。然而，从1996年到2006年的近10年，消费价格年均仅上升0.9%，其中从1997年到2003年的7年间，消费价格连年下降或略有回升，直到2004年价格总水平才恢复到1996年的水平。特别是一些重要农副产品，如小麦、大米、猪肉等，直到2006年仍低于十年前的水平。而这一期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攀升，农业效益下降。同期城镇居民收入也有了较大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如河南省平均每亩小麦纯收益仅80多元，相当于外出打工两天的收入。由于水稻种植比较效益下降，在一些水稻主产区出现了双季稻改单季稻的趋势。与国际粮价相比，国内粮价更明显偏低。小麦价格比芝加哥粮食市场低30%左右，大米价格仅为泰国的1／3、越南的1／2左右。从工农业产品比价来看，改革以来已明显缩小的剪刀差近些年又有扩大。据世界银行推算的中国购买力平价比较结果，我国的机械与设备价格水平比国际价格高7%，而消费价格仅为国际价格的20%左右，反映了我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与发达国家相比明显偏大，成为导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即使在6月份提高成品油和电价之后，国内能源价格仍比国际市场低30%以上。以汽油、柴油零售价格为例，中国目前的市场价仅相当于欧盟的1／4、日本的1／2、美国的3／5。能源价格低不利于鼓励能源的生产和节约。

因此，应抓紧制定一个理顺农产品和能源价格的总体方案，用3年左右的时间，把近十年累积的价格扭曲的矛盾逐步加以解决，这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客观要求，是实现城乡之间、产业之间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应作为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三年价格调整期间，CPI增幅将保持在5%～6%之间，这是社会各方面可以承受的。

二、当前抑制通货膨胀，应在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更多地运用财政政策

针对这次通货膨胀的成因，应当采取综合性对策，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结合起来使用，并以财政政策为主，尽快把价格上涨的势头控制住，努力创造一个稳定的经济局面。

在财政政策运用上，一是利用奖励、补贴、税收等办法，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扩大生猪、奶牛等牲畜的养殖规模，增加粮食、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加强主要农产品的收购、储备和运力保障，调整进出口结构，在增加国内短缺农产品供给的同时，利用国际市场价格高的时机，适当出口一些粮食，以拉升国内市场粮价，增加我国农民收入，为明年粮食的持续增产注入新的刺激因素。二是增加对城市中低收入居民的物价补贴，特别是增加大学生和低保人群的补贴，确保广大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不受物价上涨的影响。三是降低通货膨胀预期，改变居民储蓄存款负利率的状况。应停征利息所得税，必要时实行保值储蓄。

在信贷政策运用上，鉴于当前利率已处于较高水平，不宜再提高利率。因为利率是双刃剑，过高的利率与鼓励消费的政策相悖，并影响资本市场的筹资功能；会刺激国际热钱的流入，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会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形成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压力。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抑制通胀，实践证明收效甚微，而且造成企业流动资金不足，特别是中小企业普遍感到贷款难，制约了经济发展。应在从紧控制信贷总量的同时，加强“窗口指导”，优化信贷结构，促进投资结构调整。

在汇率政策运用上，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与日、韩等国不同，我国目前的出口结构中，57%是加工贸易，内资企业一般贸易出口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的80%以上掌握在外资企业手中，所以我国出口能力对汇率的变化非常敏感。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应以出口增长不受大的影响为前提。必须按照国务院确定的渐进、可控、自主的原则，为国内企业优化出口结构、提高出口竞争力赢得时间。

需要强调的是，在中美货币利率、汇率走向相反的情况下，必须严防投机性外汇的流入。据有关资料，投机性外汇的进入仅通过贸易结算手段就达十几种。国际热钱大规模流入对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带来很大困难。必须制定严密有效的防范国际热钱大进大出的措施，以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

三、保证国内短缺资源和产品供给的长期对策

从长远来看，我国有几种短缺资源对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必然受国际价格影响，是引起国内市场价格上涨的重要和潜在因素，需要采取长期对策。

(一)石油

今年我国进口石油将达1.8亿吨，油价高昂，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沉重包袱。从根本上讲，要立足于我国的资源赋存条件，把煤制油作为一项战略措施加快实施。现在煤炭直接液化项目正在神华东胜煤田分段试车，9月份可投料试生产，一期工程3条生产线年产能316万吨液体燃料，按煤价500元／吨计算，其成本可控制在相当于进口石油每桶50美元以下，具有很强的竞争力。间接液化项目利用自有知识产权的技术，正在神华、内蒙古伊泰集团、山西潞安公司抓紧建设，今年年底有两家企业可试生产。如能成功，应根据煤炭、水资源和运输条件，统筹布局，扩大建设规模。要积极发展煤化工，与海湾产油国合作发展石油化工。此外，要大力发展非粮食的生物质能源，包括种植麻风果用以提炼柴油，种植木薯用以提炼酒精等。要鼓励发展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通过多方面努力，使经济增长逐步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

(二)食用油

去年我国进口大豆2950万吨，按20%的出油率计算，相当于进口食用油590万吨，加上直接进口食用油838万吨，合计达1428万吨，占我国食用油消费量的62%。立足国内解决食用油供给问题，与粮食一样，都是维护经济安全的战略需要。增加国内食用油供给，要坚持不与粮争地的原则，多策并举，在依靠科技提高现有油料作物单产的同时，充分挖掘冬闲田、宜林荒山荒地等资源，扩大菜籽油、茶籽油、花生油生产。我国自主研发的茶油树，亩产茶油可达75公斤，品质优于橄榄油，在长江以南地区适宜大规模种植。扩大含油量高的转基因大豆的种植，在国内有很大潜力。国家有关部门应制定一个专项规划，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使国内食用油自给率达到70%。

(三)大米

国内水田在减少，而大米消费量在增加，传统稻谷种植区，包括东南沿海地区和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地，应采取措施扩大稻谷种植面积，推广高产优质品种。水稻种植面积不能再减少，双季改单季的趋势必须制止。同时，根据水利条件，适当扩大东北地区水稻种植面积。通过这些措施，保证国内稻谷产量不断增长。此外，东南亚一些国家如老挝、柬埔寨等国，水稻生产潜力大，但缺乏市场，同我国的贸易处于逆差，如能签订长期合同，建立水稻海外生产基地，将来通过泛亚铁路和澜沧江运到国内，从长远来看，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四)生猪

现在靠农民散户养猪越来越难以保证供应，规模化养猪作为一个政策要大力扶持。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有一个年出栏70万头的现代化养猪场，猪粪变成沼气，沼气用来发电，形成循环经济，抗风险能力强，应当予以扶持推广。美国有一个饲养生猪的公司，年出栏量高达2000多万头，若能引进其技术和管理经验，或直接对其参股控股，对提高国内生猪生产的规模化、现代化水平将发挥重要作用。

(五)城镇住房

城镇居民住房价格必须保持稳定。为此，要坚持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政策，扩大低价位、小户型住房土地供应。现在全国房地产价格明显偏高的地区主要是上海、北京、深圳、青岛、杭州五个城市，要强化地方政府在稳定住房价格方面的责任。在这方面要借鉴新加坡、德国、荷兰等国通过稳定住房价格进而稳定市场、稳定经济的成功经验，吸取日本、香港搞房地产泡沫的教训。

(六)国内短缺的金属矿藏，包括铁矿石、氧化铝、铜矿石等

通货范文篇9

论文摘要：市场其实就是一种激励机制，如果出现了通胀，则市场就不会给股票高估值，因为此时不需要激励投资人，为了争取财富保值增值大家的投资热情已经很高了；如果出现通缩，那么市场反而会给股票高估值，为的是鼓励大家用核心竞争力而不是宽松的信贷赚钱，到时候行情究竟会涨多高，且拭目以待。

我认为当前的通胀是假象，被掩盖的真相就是我们可能要经历一段时间的通缩。在此情况下，“通胀无牛市”和“通缩导致牛市”这两个判断并不矛盾。近几天一直有读者在质问我是否改变了“通胀无牛市”的立场。他们问我，当前通货膨胀势头这么严重，你却说什么大牛市，这不是和你自己的观点相违背吗？我并没有背弃自己的任何判断，我的理论体系始终是完整的。

为什么我判断通货膨胀是假象呢？先举例说明吧。近期我国南方地区的气候反常得厉害，我内心猜测这是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气候异常反应，而气象专家则认为这种猜测没有科学依据。他们认为，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人类生产建设活动导致了气候变化。言下之意，似乎说的是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完全不必改变，也不必为气候变化而自责和内疚。我相信科学，尊重专家意见，只补充一点看法，要证明某事没有科学依据和证明其不符合我们现在认识的科学规律，是两码子事儿。气象专家好像没有注意到这个逻辑问题的脱节。

进而我还在猜想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政府过度干预是否会使得市场出现异常现象呢？这种异常现象是否又会招致政府更频繁地干预呢？由此反复震荡下去，将会是怎样的一幅互动画面呢？为应对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政府果断出手，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政策扭转了危机中不断下滑的GDP，并在大量的信贷投放下，CPI于2009年中结束了持续的负数状态，而上证指数也恰于那时登上了那次行情的最高点。

这些政府和央行的干预固然帮助了当时的实体经济，但也给我们的未来带来了更多新的不确定性。有人把当前的物价上涨归因于政府前期采取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称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演变成了“失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认为，这种指责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科学的。我不认为中国政府的危机应对措施有任何失误的地方，我相信正是这些措施使我们渡过了当时的危机，却也不可避免地给我们今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更大挑战。

在金融危机时期，大量信贷投放下去，导致实体经济中原有的风险约束机制被打破了。低廉而且容易获得的信贷无疑是变相地鼓励大家冒险从事高杠杆化的投资。如果原来某个企业在市场上只能获得1亿元的贷款，现在以相同的资本金和相同的生产技术水平却能获得5亿元贷款，相当于有人赠送给他4次免费的破产重组机会。我如果是这个企业主，一定狠狠地赌一把。

通货范文篇10

[关键词]货币；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述评

2007年我国居民CPI上涨4.8%，涨幅比上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2008年1季度CPI上涨高达8%，涨幅比上年同期高5.3个百分点，创11年来的新高。通胀的袭来给全社会民众都带来了福利的损失，实际收入的降低和自有资产的缩水，尤其是对中低收入者带来了最直接的痛苦感受。面对通胀，政府不仅要控制物价的上涨，还要制定适当的政策缓解通货膨胀对社会公众造成的福利损失。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正确计量是政策制定的一个主要依据，是一项极具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

一、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述评

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是货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它也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通货膨胀的成本较为隐蔽，经济学家将其归纳为鞋跟成本、菜单成本、相对价格变动的加剧、税收负担的不合意变动、混乱，以及任意的财富再分配等，这些成本在理解上虽比较直观，但是在总量上如何衡量却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意义上的成本才可以被称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Sidrauski(1967)认为由于持有货币能够产生直接效用，而物价上涨会导致实际货币余额的下降，故通货膨胀必然会对个体造成福利损失，这种个体的福利损失就称之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Sidrauski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定义意味着，无论通货膨胀是预期还是未预期的，只要存在通货膨胀就一定存在福利成本。当然，关键问题是合理地度量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从而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正确的依据。对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度量自Bailey(1956)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至今，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展开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估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基于Sidrauski模型的补偿变量法(CompensationVariableApproach)以及基于McCallum-GoodfriendFrame-work的估计方法。

1.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估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弗里德曼的最优货币数量法则认为，在一个货币经济中，为保证完全竞争的均衡达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名义利率必须等于零，此时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扭曲最小。因此，最优通货膨胀率是使得名义利率等于零时的通胀水平。当经济中通胀率高于最优通胀水平，即名义利率大于零时，货币均衡配置不再是一个帕累托最优配置，此时社会福利下降从而产生福利成本。Bailey(1956)认为通货膨胀就像是对货币征税，货币征税(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就是位于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上方之间的面积。当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为零时，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逆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的面积，即名义利率从i减少到0时所能获得的“消费者剩余”，这一推论与Friedman的最优货币数量法则相符。

随后，很多学者在Bailey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如Marty(1967)得出了在有产出增长和考虑货币流通速度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结果。Barro(1972)认为通货膨胀提高了人们的交易成本，人们会加快支付的频率，也会减少使用货币来进行交易。因此，他重建了货币需求曲线，重估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Craig和Rocheteau(2005)先利用Bailey(1956)的方法，通过log-log型货币需求函数和semi-log型货币需求函数计量了在传统方法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指出Bailey(1956)的方法实际上是一个假设掉外部性、一般均衡效应(generalequilibriumeffects)和分配效应(distributionaleffects)的局部均衡模型，它一个重要的隐含假设是实物资产的报酬率与通货膨胀无关。

消费者剩余方法虽然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提供了一种简单、便捷的计算方法，并开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先河，但这一方法由于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因而无法对个体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行为进行研究和分析，也无法对形成宏观的加总的个体进行推测和判断。与此同时，这一方法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如一些学者认为即使通胀率为零，名义利率仍可能为正，这样持有实际货币余额仍然可能有正的机会成本，无效率仍然存在。因此，以通货膨胀率为纵轴计算货币需求曲线下方位于零通胀率和另一通胀率之间面积的计算方法有可能低估实际的福利成本。如Foster(1972)计算了完全预期为4%的通胀率相对于零通胀率的福利成本小于产出的0.05%。Garfinkel(1989)得到4%的通胀率相对于零通胀率的福利成本为国民收入的0.3%。这些估值远小于其他经济学家的估计。Laidler(1990)认为消费者剩余方法的前提条件是当名义利率改变时，货币需求曲线的位置不变，只是沿着货币需求曲线移动。这就需要假定实际余额的边际效用独立于其他商品的需求，而这一假设条件事实上限定了这种计算方法是一种局部均衡的方法。Gillman(1995)指出了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Bailey认为在稳定价格时的福利成本就是为零，但是，这种认为的零福利成本和真正的零福利成本却有很大的不同，其差额有时竟可以高达50%。基于这一方法存在的缺陷，一般在对问题进行分析时，这一方法主要用来进行补充性说明。

2.基于Sidrauski模型的补偿变量法(CompensationVari-ableApproach)。这一方法在Sidrauski模型(1967)的基础上应用了福利经济学的补偿原则思想。Sidrauski模型将货币直接进入效用函数，由于这种内含货币效用函数方法允许我们根据一个符合经济人最优行为的货币需求模型来计算通货膨胀的成本，从而使通货膨胀升高所引起的实际货币持有额下降直接表现为个人效用和福利的变化。福利经济学的补偿原则思想认为，市场价格的变动肯定会影响人们的福利状况，很可能使一些人受损，另一些人受益，多数情况下很难实现帕累托最优，此时关键是如何对受损者补偿，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改进。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补偿变量法认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在某一通货膨胀水平下，应补偿给家庭多少额外的收入才能使家庭在给定利率的均衡状态所获得的效用水平与名义利率等于零时的效用水平相等。这一方法考察了通胀给社会中每个人所带来的获益或损失，从而增加了必要的微观基础，为我们从个体效用函数出发，分析在预算约束和资源约束下计算通货膨胀的稳态福利成本提供了一个方便好用的框架。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方法得到了普及。

Lucas(2000)用收入补偿的思想，以Sidrauski(1967)的一般均衡模型为框架，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给出了估计方程。Lucas定义在名义利率i下的福利成本w(i)是收入的百分比，即用使得家庭在名义利率为i和0时达到福利水平无差别的收入差额，估计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在实证方面，Lucas利用美国1900-1994年的数据，估计得到：对于美国经济，10%的通货膨胀率对于消费者的福利损失仅相当于消费者总消费水平的1.3%，即如果要保证在通货膨胀率10%和通货膨胀率为0时消费者的福利水平是一样的，那么必须增加消费者约1.3%的收入。

Jones、Asaftei和LianWang(2001)在Lucas(2000)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了货币总量理论(monetaryaggregationtheory)，从而建立了一个包含现金和利息的一般均衡模型，弥补了前人研究中将M1层次货币全部视为无息资产的缺陷。他们发现，由于个体持有现金(无息的)的份额与持有生息储蓄的份额相比是非常小的，并且在稳态下持有生息储蓄的份额是不随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从这个一般均衡模型中计量得出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比前人的研究结论小得多。

虽然补偿变量法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货币、尤其是没有实物资产支持的纸币会产生效用，但这一方法将货币直接进入效用函数，而且该模型具有的货币超级中性性质表面、效用函数的另一个变量——实际消费不随通货膨胀率变动而变动，从而使福利成本计算得以简化。不过利用这种方法研究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时，在选择适当函数以及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赋值时，常常需要主观事先判断和利用经验来为参数设定不同的值，这势必会导致因参数赋值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测算结果。

3.基于McCallum-GoodfriendFrame-work估计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这种方法通过引入交易技术方程将货币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间接化。McCallum-Goodfriend(1987)建立了一个购买——时间(shopping-time)模型，这一模型假设时间和货币共同为购买消费品提供交易服务，并且时间和金钱在实现交易方面可以互相替代。交易服务技术决定了在既定的消费和货币持有水平下所必须花费在购买上的时间。购买时间模型从时间的角度来理解和度量通胀的福利成本：在家庭持有货币数量一定的条件下，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货币贬值，降低了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家庭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获取同样数量的消费品，从而减少了劳动时间或休闲时间，因此，造成了福利损失。SimonsenandCysne(2001)研究了在购买-时间模型中包括有息资产的情形，并从理论上给出了福利成本的上下界。Cysne(2004)研究了连续时间下的购物时间模型，并得到了福利成本的解析表达式，他还从理论上讨论了引入家庭异质性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除了上述三个比较代表性的方法外，经济学家还提出了其他一些计量方法。如Fischer(1981)将货币和其他资产同等看待，把货币看作是资源跨期转移的载体，建立了一个禀赋经济的OLG(overlap—generation)模型。LagosandWright(2005)首次利用货币寻介理论，估计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Imrohoroglu(1992)刻画了在一个收入波动且没有保险经济环境里，经济个体为平滑自己的消费而持有货币的计量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模式。

二、对目前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启迪

反观国内，当前对通货膨胀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成因、对策等定性方面，而专门针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则很少，且大多是基于国外已有的研究，主要利用国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估算。如欧俊和李花(2006)利用Bailey(1956)研究方法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了估算；陈彦斌、马莉莉(2007)分别使用消费者剩余方法、MIU模型和CIA模型计算了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谢赤(2002)则在购买-时间模型下讨论了金融创新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理论上的影响；陈利平(2003)在一个引入消费攀比的Shopping-Time模型中讨论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龚六堂、邹恒甫和叶海云(2005)利用他们研究的框架，在Lucas模型基础上，应用Kruz(1968)和Zou的思想，把消费者的财富引入效用函数，给出了货币供给的改变对经济不确定影响的分析。

但问题是这种利用国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估算的方法存在较多的局限性，因为纵观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方法的发展，尽管不同经济学家的模型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基于货币对于公众的有用性或者货币能提供给公众便利为出发点，进而考虑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如何影响公众的货币持有，并引起公众效用的变化，从而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计量。由于公众效用本身的抽象性和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已有的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计量方法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此外，国外既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美国的经济背景，而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与美国有许多不同的特殊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的准确性。

1.已有的研究所采用的模型大多是引入货币的效用函数模型框架，加上各种外部约束来推导货币需求，进而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计量。但从各种模型的计量结果来看，各种模型间不仅存在不小的差距，而且其结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2.已有的研究大都只限于在稳态下得出的比较结果，而当通货膨胀率剧烈波动或迅速上升(下降)时，实际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会与稳态下的计量结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差距。这使得已有模型的结果其实用性大打折扣。

3.很多模型都假设名义变量对真实变量不产生影响，即货币和通货膨胀是中性的。这与很多现存的研究结果相悖。尤其在中国，由于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货币冲击对经济实体的影响与货币主义的前提假设不符，货币中性依然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

4.国外既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美国的经济背景，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走出了一条相对独特的中国式发展之路。如中国至今还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城市和农村在使用活期存款时的便利性方面有很大不同、活期存款普遍是付息的，这意味着货币层次的选择上M0和M1都不准确。

5.已有的研究大都将名义利率作为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函数的自变量，从名义利率的角度来计量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其隐含假设为名义利率的水平和变化，可以反映出通货膨胀的水平和变化。但在中国，由于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利率市场化的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利率水平的反应比发达国家相对更迟缓，也更具有粘性。因此，根据名义利率计算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有时无法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研究时必须在把握主流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现实约束条件，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对我国采用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以来的各期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水平作出正确计量和评价，并对中国通货膨胀率的确定给出一个社会福利的考核标准。

参考文献：

[1]Bailey，MartinJ.TheWelfareCostofInflationaryFi-nanc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56，64(2)，93-110

[2]Sidrauski，M.RationalChoiceandPatternsofGrowthinaMonetaryEconomy，AmericanEconomicReview，1967，57(2)，534.

[3]Lucas，RobertE.Jr.InflationandWelfare，Econometri-ca，2000，68(2)，247-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