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十篇

时间:2023-11-07 17:30:00

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

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篇1

关于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关系这一问题,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物价的发展对平决定财政发展的经济理论就受到包括Sims、Douper在内的国外经济学者的重视,他们认同的观点在于通货膨胀如果仅凭借货币的政策的微薄之力是无法调控的,而财政政策在控制通货膨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认同这一观点的理由在于财政政策能够通过控制财政的支出与收入政策从而作用于投入产出价格与国民收入的平均水平,推动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流动性平衡,进而作用于通货膨胀。纵观国内外经济学者对于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研究,不外乎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财政赤字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是显著而长期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财政赤字是经济发展必然现象与通货膨胀没有必然联系。笔者认为,以不同国家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结论自然也就会有所不同,根据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而言,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处于互相影响的状态,并且互相影响的因素是多重的。许多专家在考虑财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时用财政赤字代表财政政策的主要变量,然而,财政的赤字仅仅是财政政策运行的众多影响之一,本年度本季度的财政赤字即为本年度本季度财政收支的差额,因此,充分分析财政结构才能够充分理解财政政策发展的原因。笔者通过VAR(向量自回归冲击模型)将以财政收入和支出为代表的财政政策和以物价为代表的通货膨胀进行分析,价格指数主要采用CPI(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时间段为2003年7月到2013年7月,数据主要来源为CEIC。数据表明,我国财政的支出政策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微弱,然而我国财政的收入政策对于CPI主要带的是积极影响,也就是财政收入的提升会推动CPI的正向上升,反之,财政收入的降低自然也就导致CPI的下行。与此同时,通过数据的方差也可以看出,财政支出与通货膨胀并没有证据表明两者有显著的相关性;财政收入与通货膨胀的方差数据较高,有证据表明两者有显著地相关性,可以对百分之五左右的CPI波动做出解释。

因此,我国目前复杂的通货膨胀现状要求我们正确利用财政政策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对于宏观经济进行需求的调节,并且还可以从供给的角度对于需求进行合理的调节,同时由于财政政策拥有手外部经济影响小等优势,因此对于政策的传达性可控性比较强,对于今后控制通货膨胀应当充分利用财政政策的优势,主要从以下两个角度发挥作用:

一、从供给调节角度利用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在供给方面主要体现在经济短期波动的调整和经济长期发展的调整,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供给一个经济体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力量,包括物资资本、智力资本和人力管理资本,在这三点之中人力管理包括劳动力的质量、数量以及社会管理系统。智力资本顾名思义包括文字、图片以及专利等等。物质资本主要包括资产的投资和基础设施的投入。除物资资本以外,剩余两种供给条件都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仅仅依靠市场供给自然是难以满足其发展要求,就需要动用政府这看得见的手。政府采取提升财政支出、进行财政补贴、提高上述两种物品的供给量,以此推动财政政策的有效供应。由此可以得出,想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对于通货膨胀的作用,政府应当加大对于教育科学研究事业的监管和补贴,从而从根本上推动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从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进一步发展。

二、从需求调节角度利用财政政策

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篇2

关键词:通货膨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通货膨胀对经济体的影响不同,对有些经济体来说,通货膨胀会给他们带来有利的影响;而对有些经济体来说,通货膨胀会给他们带来福利损失。不同类型的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也不同,了解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治理通货膨胀。

一、通货膨胀的经济效应

1.通货膨胀的投资消费效应

当通货膨胀发生时,物价全面上涨,居民的消费会受到极大地刺激,从而居民的消费和投资决策也会随之受到影响。通货膨胀意味着纸币贬值,货币的购买力下降,此时居民收入的增长跟不上物价的上涨幅度和速度,居民实际收入下降,人们为了不让自己的收入贬值,宁愿把货币在预期物价上升之前花掉,从而刺激了消费的增加、储蓄的减少,投资也会随之减少,经济的增长率下降。

2.通货膨胀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通货膨胀会引起收入再分配的改变,使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通货膨胀的发生不利于靠固定收入维持生活的人,比如领取救济金、退休金的居民及工薪阶层等,他们的收入都是固定的,通胀时期工资的上涨速度落后于物价的上涨速度,使得他们的实际收入减少,购买力下降,进而影响到消费的增长。相反,那些靠浮动收入生活的人,则会在通货膨胀中获得收益,他们会通过资产的保值增值来弥补通货膨胀造成的损失,使得他们的收入随着物价的上涨而提高;而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则没有资产或者其他财富存量来实现保值增长,这样以来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被扩大了。

3.通货膨胀的资产价格效应

在我国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通货膨胀使得投资者更倾向于股票、房地产等投资品。通货膨胀高涨时,居民在持有货币带来的损失和实际利率为负的刺激下,处于规避通胀风险和资产保值增值的目的,将资金大量投入股市或房地产等领域。房价和股价的上涨,可能会制造出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虚假繁荣,从而吸引大量的资金从实体经济进入虚拟经济,使房价和股价的供需严重脱节,最终造成资本市场的泡沫。

二、我国治理通货膨胀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1.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市场机制优势

我们俯瞰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这一阶段最明显的特征便是经济发展对政策驱动的强烈依赖。国民生产总值大部分的贡献度归功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但一个受到外部病毒侵袭的经济体可以靠药物刺激渡过一时之难,却无法终生依靠外力存活与发展。经济内部的复原力与活力的恢复,往往要依靠自身的调整,在时间的作用下慢慢驶向新的均衡。这个过程需要市场机能的逐步适应与消化,虽然效果与进展不及政策刺激显著和及时,但经济体的抗压和抵抗力却在严重危机的洗礼下得到了全面的锻炼和考验,而一旦经济体从危机中最终复原,便标志着整个国家的产业调整与经济结构升级的目标趋近实现。这时的经济体也更接近于健康、有序的状态。危机中有“危”更有“机”。在这个特殊节点,中国更应该把握住这次经济全面调整的契机,更大地让利于民,推进市场化机制的完善。

2.完善收入分配制改革

在改革进程中,首先便是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经济总体的比重。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提高最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加快对国有垄断企业改革,完善价格听证制度等;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完善财税体制改革,调节过高收入者收入,创造条件让群众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发放财政补贴,加强对基础公共设施投入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私人慈善事业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实现全民共同富裕。

3.利率市场化改革

利率市场化是指金融机构在货币市场经营融资的利率水平。它是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包括利率决定、利率传导、利率结构和利率管理的市场化。实际上,它就是将利率的决策权交给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自己根据资金状况和对金融市场动向的判断来自主调节利率水平,最终形成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利率形成机制。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过程中,显然政府对存贷款利率的管制将逐步解除,银行风险敞口也会愈加扩大,因此,为锁定并尽可能地平抑风险,存款保险制度与经营业务的扩大化、金融工具运用的多元化将是其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就通货膨胀治理问题而言,纵然利差收窄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但其倒逼机制会迫使商业银行更加拓展自己的盈利范围和业务模式,表外业务的扩张,不仅会增加商业银行的利润来源,更会为风险平抑与分担提供巨大的支持。而就企业与公众而言,获得资金的成本愈加低廉,银行的金融服务与软件建设更为其自身业务开展提供了便利。同时,存款利率的提高也增加了企业与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在开源节流的效应下,企业与个人会有更多的资金与抵抗力去应对价格波动。

4.汇率市场化改革

一国的价格水平与本国的汇率水平波动息息相关。他们之间的作用具体表现为本国货币升值,该国的物价水平下降,即汇率升值对于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起到了一个无形的屏障作用。而当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升值之时,其货币购买力也逐步增强,对于以美元计价的诸多能源、黄金等进口品购买而言,不得不说是一种福音。纵然人民币升值会对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形成了一定的挤压,但单纯依靠贬值而创收的企业,实际上是在依赖本国的通货膨胀支撑企业业绩。自身产品竞争力薄弱的弊端,会在人民币升值的现实下依靠市场力量最终显现。这种倒逼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剔除落后产能,真正地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配置与发展转型。未来只有适应市场需求,生产具备异质性与创新性商品的出口企业才能得以立足。

自信用货币产生以来,通货膨胀就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难题,也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难点和热点问题。每轮通货膨胀的表现和产生的原因都有差异,因此政府不能简单的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而需要了解引起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针对不同类型的通货膨胀,取相应的政策,从源头上遏制住物价的持续上涨。

参考文献:

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篇3

[关键词]巴西;恶性通胀;治理;启示

20世纪80-90年代,巴西曾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为了应对高通胀,巴西货币当局用了20年时间,并两次更换流通货币,才使经济进入了平稳发展。从经济发展的历史角度,总结巴西治理通胀的经验,探讨巴西政府的经验教训,无疑对中国政府治理通货膨胀具有借鉴作用。

关于上述时期巴西迅速从温和通胀转化为恶性通胀的原因,Cardoso认为是国际收支危机和克鲁扎多的大规模贬值,而克鲁扎多的失败则是因为巴西政府采取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缺少财政紧缩政策配合。高通胀不仅影响了消费者,也对企业经营和投资决策产生了影响,Ter-Minassian指出,由于通胀带来高利率,在1980-1990年代初期,使得巴西企业经理在债务融资时格外谨慎,从而使得1990年代的巴西企业比其他国家企业融资杠杆比例更低。

不同学者对巴西中央银行在治理通胀过程中所采取政策的效果判断也存在差异,Donlbusch指出,1985-1986年巴西提出的以工资一价格联动管制、汇率固定制、财政修正以及大幅度扩张名义货币量为核心的稳定计划,在经济和政治中取得了成功。Roger(2009)以巴西等南美洲国家为例指出,尽管大多数国家的通货膨胀范围经常缺失,但存在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通货膨胀的治理效果和经济增长明显优于缺少这个目标制的国家。I.Jacome指出,中央银行注入额外的货币进入金融体系通常会导致货币政策出轨,加剧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一、巴西: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交织的50年

巴西经济快速增长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其经济曾以两次“巴西奇迹”引起全球关注,也曾以恶性通胀成为全球典型,经过50年发展,巴西已经逐步成长为全球经济重要力量。20世纪50年代,巴西政府采取了进口替代战略,通过制定和实施《发展纲要》,重点发展了包括能源、运输、粮食、基础工业和教育等5个领域内的30个重点项目,推动巴西经济出现了战后第一轮高速发展。1957-1961年,巴西农业产值年均增长5.8%,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0.7%,通讯与运输增长8.7%,GDP平均增长8.3%。更重要的是,由于产业链扩张,巴西经济结构也得到明显优化,改变了单一的农产品生产国地位,工业发展开始起步,尤其是汽车工业开始初步得到发展。

巴西经济虽然出现了高速增长,但是也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在《发展纲要》实施的5年时间内,巴西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7%、24.1%、39.4%、30.6%、47.7%。迅速发展的通货膨胀不仅严重影响了经济正常运行,而且引起了政局动荡。此后巴西历届政府上台后首先面对的问题是治理通货膨胀。

由于巴西政府和民间储蓄不足,而实施《发展纲要》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资金的主要来源就依赖于财政赤字和对外负债。在政府的主导下,巴西货币发行量高速增长,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4.7%,1959年巴西流通领域的货币量比1956年增长1倍以上,由此导致经济中出现严重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率也逐年攀升。1964年巴西推行了金融改革,一方面加强金融体系建设,以扩大经济建设资金的来源,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另一方面将通货膨胀指数化,根据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确定产品价格、工人资,以缓解通货膨胀对经济的不利影响。

通货膨胀指数化是一把双刃剑,虽然短期内它缓解了通货膨胀对经济的不利冲击,但通货膨胀却以预期的形式长期存在于经济中,由此导致了通胀阴影在巴西经济中挥之不去。通货膨胀指数化预期使巴西资本形成更为困难,企业和居民过度消费,储蓄意愿下降。由于居民和企业储蓄率下降,资本形成机制遭到破坏,降低了巴西经济发展的后劲,因此,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巴西经济发展出现滞胀,一方面高通货膨胀现象继续延续(1962-1967年,巴西通货膨胀率分别为81.3%、92%、34.5%、38.2%以及24.9%);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出现下滑势头,同期GDP增长率仅为1.5%、2.9%、2.7%、5.1%以及4.8%。

由于经济滞胀,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巴西政府放弃了既有的经济发展战略,由“进口替代型”转向“出口主导型”,以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由于巴西资源丰富,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战略的优势很快显现出来,1968-1974年巴西经济出现了第二轮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长率超过10%,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2%,农业增长率为5.9%。同时,困扰巴西政府和人民的通货膨胀逐步得到控制,通货膨胀率逐年下降,1968-1973年巴西通货膨胀率分别为25.5%、20.1%、19.3%、19.5%、15.7%以及15.5%。

1974年初,巴西政府通过了《第二个全国发展规划》,大力引进外资,并扩大国家信贷规模,以图加速经济发展。这两种手段均直接增加经济体系中的流动性供给,导致通货膨胀抬头,到20世纪70年代末,巴西通货膨胀重现20世纪60年代快速上升势头,1978年和1979年巴西平均通胀率为44.2%,对20世纪80年代巴西经济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巴西经济开始出现滑坡,1980-1989年,巴西GDP有5年出现负增长,10年内年增长率仅为2.2%,远低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但通货膨胀率却逐渐失去控制,1980-1985年,巴西年均通货膨胀率为343%,1986年以后,巴西通货膨胀形势迅速恶化,甚至还出现4位数的通货膨胀率(见上图)。

二、巴西恶性通胀产生根源及治理

巴西出现恶性通胀的主要原因如下:

1、政府财政开支庞大。一方面巴西政府为公务员提供相对优厚的待遇;另一方面巴西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加大了政府投资,由此导致巴西的财政赤字高达GNP的8%-12%。在缺少其他资金支持的前提下,巴西政府被迫依靠发行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因此巨额财政开支是造成巴西恶性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

2、货币发行量过多。为了拉动经济发展,巴西政府大量发行信贷,推动企业投资,而巨额财政赤字也有赖于发行货币来支持,因此巴西的货币发行保持高速增长。这两个原因均表明,巴西恶性通胀源于货币严重超量发行。如下表所示,巴西恶性通胀与其货币发行增长速度几乎完全相对应,这印证了弗里德曼的那句话:“通货膨胀问题本质上是货币现象”。

由于巴西恶性通胀源于流动性严重过剩,治理恶性通胀的关键便是消除过多的货币供给。1986年,巴西开始不断推出改革措施,前后总计推出6个反通货

膨胀政策,其中较成功的有克鲁扎多计划和雷亚尔计划,克鲁扎多计划主要包括:废除原有货币,以克鲁扎多代替克鲁赛罗,新旧货币的币值之比为1:1000;继续采用固定汇率制度,确定新货币兑美元的汇率为1美元=13.84克鲁扎多;冻结物价水平,冻结期限为1年;冻结工资水平;取消浮动利率的国库券,发行固定利率的国库券;取消指数制,改变工资和物价基于预期通货膨胀率调整的指数制;建立失业保险制度。这一计划基本涵括了经济生活的主要方面,有效消除了市场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实施以后通货膨胀率迅速下降。但是1986年年末及以后,巴西通货膨胀速度进一步加快,标志克鲁扎多计划的失败。1993年12月,巴西又制定了《雷亚尔计划》,该计划包括:压缩财政开支以削减财政赤字;出台货币价值参照指数,以此作为工资和产品价格变动的基础;废除克鲁扎多,发行新货币雷亚尔,新旧货币币值之比为1:2750,同时实施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雷亚尔计划》在巴西取得了显著效果,自1995年开始,巴西通货膨胀率显著回落,1996年巴西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两位数,此后继续下降,到2007年第3季度进一步降低至4.01%,这标志巴西的反通胀政策目标基本实现。

三、对中国的启示

同为发展中国家,巴西和中国政府都有加快发展经济的需要。巴西政府为了加快经济发展,不顾货币发行纪律,滥发货币,导致经济体系的流动性严重过剩,使经济体系连续数十年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巴西政府经过两次发行新货币,连续实施治理通货膨胀的各种措施,才最终解决这一严重问题。当前,中国面临的通胀形势远比巴西复杂。从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看,美、日在次贷危机和地震危机冲击影响下,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胀输出殃及众多国家;从国内经济形势来看,中国政府为应对危机,货币政策也过于宽松,信贷投放、政府投资规模一再膨胀,成为中国当前通胀势头抬升的重要影响因素;从国际货币体系来看,次贷危机后世界储备货币美元的信誉已经遭到极大损害,欧元区经济问题不断,短期内欧元仍然难撼美元国际地位,而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际市场对人民币需求不断抬升,加上中国政府的外汇集中管理政策,使得国际投机资金押宝人民币升值,热钱进出不仅规模增加,频率也在加快,由此导致外汇占款数额不断攀升。这些因素均表明中国治理当前通货膨胀的难度不可低估。但是,巴西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通胀治理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严明货币发行纪律

巴西经济体系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是货币发行过多,当经济体系无法吸收过多的流动性时,通货膨胀现象就不可避免。在通货膨胀治理方面,巴西采取的通货膨胀让政策取得了较好效果,Knight认为,清晰的通货膨胀目标至少具有三个突出优点:提高政策透明度,使公众更好的理解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前瞻l生通货膨胀目标使政策制定者在平滑冲击时,货币政策不会过度反应;通货膨胀目标制还会促使中央银行负责,提高其政策的可信度。同时,要求政府采取可持续的财政政策,首先要禁止中央银行自动为财政赤字融资。

对于中国而言,要治理通货膨胀就必须控制货币发行量。历史上中国曾经由于货币供给过多而引起了明显的通货膨胀。当前因国内外多种因素引起的流动性过剩仍然是中国通货膨胀上升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央银行必须严格控制社会信用投放总量,要限额发行现钞,同时综合采用数量和价格工具,强化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的政策效果,建议央行以GDP增长速度为基础,适当考虑通胀因素和货币流通速度,综合决定广义货币供给M2的增长速度。按照当前经济发展态势,笔者认为M2增长率以15%左右为宜。

(二)科学调节财政资金收支

巨额财政赤字及由此导致的货币发行过多是巴西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财政赤字不是中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2l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持续快速增长通道,税收高速增长弥补了不断扩大的财政支出,财政赤字规模十分有限。但是随着财政收入激增,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储蓄也快速增长并沉淀于金融体系,成为信贷扩张的重要基数。、

此外,各级政府为了拉动经济增长,以财政资金和银行融入资金大规模直接投资,也成为需求拉动型通胀的重要推动力。为此,建议我国政府把握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加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特别是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并综合考虑企业生产经营环境的变化,科学调节中小型企业税负,以提高企业活力和经济运行质量,减少金融体系沉淀的财政资金,间接降低社会信贷扩张基础。

(三)税收和汇率等多种政策搭配使用

巴西在治理恶性通货膨胀时,综合采用了价格管制措施、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连续多次改革才实现了稳定物价的政策目标。当前中国经济体系的流动性过剩已经逐渐导致通货膨胀率日渐上升,必须多管齐下,采取有效措施预防通货膨胀继续上升危及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适当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是当前中国政府的重要选择之一。自从中国第二次汇改以来,人民币对外汇率重新进入单边升值通道,这种倾向使得大量境外资金流入中国,短期内不仅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当前的汇率政策下也迫使央行投放本币稳定汇率,央行固然可定期在公开市场发行票据冲销外汇占款,但其不断扩大的规模和不断提升的冲销成本也将使央行在长期中操作空间越来越小,最终影响到经济体系的货币存量,因此建议央行提升人民币对各种货币的汇率弹性,改变单边升值预期,遏制境外资金流入。

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篇4

关键词:通货膨胀;理论;抑制

一战以后,德国的通货膨胀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这种超速通货膨胀对德国经济有十分不利的影响,很多人认为它是纳粹兴起和二战开始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给予我们的启示是通货膨胀不容忽视的,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很大。

一、通货膨胀的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

在凯恩斯主义者那里通货膨胀是由于资源被充分利用或达到充分就业时,总需求继续上升而导致的。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供应量增加,社会名义总需求量的增长不能自发地带动就业量的增长。而是,当名义总需求增加时,现有产品总量不能增加,价格就必定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成比例地上升,最终导致通货膨胀。根据上述观点可以认为,通货膨胀是货币供应量超过商品流通实际需要量而引起货币贬值、物价普遍上涨的经济现象。

通货膨胀虽然不可预期,但是它的产生有其原因:

(一)成本推动型

在失业率很高且资源利用不足时,由于成本上升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叫做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首次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价格变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本的上升主要是由工资的增加引起的。在现代经济中,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市场上,存在着强大的工会组织,它们不断地鼓励工人给企业施加压力,迫使企业提高工资,而具有一定垄断性的企业又会相应地提高产品价格,从而引起通货膨胀。这种由工资的提高引起的通货膨胀被称为工资推进的通货膨胀。还有一些垄断企业和寡头企业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操纵价格,把产品价格定得很高,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称为利润推进的通货膨胀。同时,进口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及由资源枯竭、环境保护政策造成的原材料、能源等生产成本的提高也会引起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

(二)需求拉动型

总需求的增长速度超出经济潜在生产能力而发生的通货膨胀叫做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如果通货膨胀是由需求拉动开始的,即过度需求导致物价上涨,物价上升使工资水平上升,工资成本上升又引起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由于需求方的货币竞相追逐有限的商品供给,从而将价格提高;由于失业率下降、劳动力变得稀缺,工资也被抬高;这些现象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到来。除此之外,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产生与货币的发行量有直接的关系。货币的供给快速增加时,随之货币的需求也增加,而货币的需求又使价格水平上升。所以货币的供给通过货币的需求产生通货膨胀。此时货币变得不值钱,没有人储存纸币,反而使大量的纸币涌入市场或甚至流向国外。

(三)结构型

结构型通货膨胀是指收入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不适应和错位引起的通货膨胀。首先,高成长性产业和行业,由于种种约束,不能即时获得所需的资源和人才而将使资源的价格和工人的工资水平不断地上涨。与此同时,那些夕阳性的产业和面临衰退行业的资源和人才相对过剩。但是,由于他们的收入不会下降而引起比较效应上升,工资成本推动物价上涨。这种局面的持续会自然而然地引起通货膨胀。其次,劳动力市场的技术结构、地区结构、性别结构之间的差距将使工资刚性(工资水平能上不能下)增加。同时,这些结构的不合理也会引起失业与空缺位置的并存,最终导致通货膨胀。最后,大国或者发达国家示范效应时,小国或者发展中国家向大国或者发达国家看齐。同样,非开放的部门向开放的部门看齐。因此,工资水平和通货膨胀的国际之间和部门之间的传递会导致通货膨胀。

二、通货膨胀的影响

通货膨胀是不能预期的,也是非均衡的,它的产生会带来一系列的危害。

(一)造成实际收入和实际财富的再分配

1、对收入的影响。如果名义工资率的增长慢于通货膨胀增长速度,公众和企业因货币贬值所获得的货币收入购买力将下降,即实际收入会减少;假如通货膨胀是由于政府借款造成中央银行向社会过量发行货币、增加货币供给,则政府可以因此而增加一笔额外的收入,即通货膨胀税。于是,通货膨胀不利于大多数工薪阶层、退休者、失业者和贫困者、接受政府救济者和债权人。但是,通货膨胀有利于高收入者、企业主、厂商和债务人。

2、对再分配的影响。通货膨胀对再分配的作用主要通过影响人们手中财富的实际价值来实现。一般来讲,非预期通货膨胀会将财富从债权人手中再分配给债务人。即通货膨胀往往不得于债务人而有害于债权人。如果,通货膨胀持续了很长时间,使人们最终有可能预见其发展趋势,并且市场也开始与之相适应,那么市场利率中就会逐渐地包含一种对通货膨胀的补偿部分,主要是对利率进行调整。但是在更多的时候,通货膨胀只是将收入和资产搅合在一起,随机地在全民中进行重新分配,而不会只冲击某些群体。

(二)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1、通货膨胀扭曲价格信号而损害经济效率。在一个低通货膨胀的经济中,如果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上升,则买方和卖方都很清楚这种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方面都发生了实际的变化,他们就可以对此做出正确的反应。相反,在一个高通货膨胀的经济中,很难区分相对的价格变化与整体的价格变化。如果通货膨胀率每月达到20%或30%,商店就会频繁地变动价格以致于相对价格混乱无序、难以适从。

2、通货膨胀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也可以通过对货币和税收的扭曲来体现。在流通中的现金是名义利率为零的货币。如果年通货膨胀率从0上升到20%,则现金的实际利率就从每年的0降为-20%。现在还没有办法消除这种扭曲。由于货币利率实际为负,在通货膨胀时人们更愿意持有真实资源而减少货币持有量,为此,他们频繁地进出银行。企业也会精心设计现金管理计划。实际资源仅仅被用来适应不断变化的货币尺度,而不是被用来进行生产投资。同时,有一部分固定的税收是以元来表示的。价格上升时,这部分税收的真实价值就会下降。假如在计算应交税的收入时,扣除一个价值固定的免税额;而出现通货膨胀时,那份标准免税额的真实价值会减少,所缴纳的税收的实际价值却上升。除了对税收的扭曲以外,通货膨胀也扭曲了收入的衡量标准来影响税收体系。

(三)对就业和国民收入(产出)的影响

较高的通货膨胀影响就业和产出水平。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在一定条件下,能促使厂商扩大生产规模、增加雇佣工人;通货膨胀使银行的实际利率下降,这会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促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总供给的增加。当供给下降引起通货膨胀时,国民收入和就业量随之下降,导致大多数工人处于失业状态。

长期来说,通货膨胀与产出的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倒“U”形的关系。许多国家的研究表明各国的产出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低通货膨胀的国家经济增长最为强劲,而高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国家的增长趋势则较为缓慢。

三、消除通货膨胀的对策

根据历史上的通货膨胀的事实,我们不难发现,通货膨胀达到一定程度时,会破坏资本的正常循环,到严重时也会引起政治危机。因此,采取一些消除通货膨胀的措施是有必要的。

(一)需求紧缩政策

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发生时,政府一般都会采取需求紧缩政策。因为,这种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货币供应量过多引起的。因此,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是需求紧缩政策的核心。财政政策方面国家可以通过调整财政收支总额,减少财政支出,增加财政收入,调整财政收支项目怎样能压缩公共开支,开征新税种,提高税率而控制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方面,主要通过提高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减少社会信用规模及货币供应量。

(二)供给管理政策

供给是影响物价的重要因素。因此,控制货币数量和控制社会总需求都是消除通货膨胀的有效措施。从长远看,发展生产,增加经济中有效供给是抑制物价水平上涨和控制通货膨胀的根本性措施。在面临通货膨胀时很多国家都注意到了压缩总需求的同时改善投资结构,集中资金优先发展占用资金不多,投产期限短,市场紧缺的产品。同时,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较快地增加有效供给,减轻市场需求压力,改善产业结构。

(三)物价和收入政策

通货膨胀时,工资和物价都会继续上升是推进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这时有必要对各种生产要素的收入增长率进行限制,特别是工资增长率。这使工资增长率不会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这需要政府拟定物价和工资标准,劳资双方共同遵守。采取这虚张声势措施会降低通货膨胀率,保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就业水平。采取措施时可以采用自愿性和强制性两种方法。自愿性的做法是政府以劝导的形式使劳资双方自愿约束价格和工资的变动,它适用于通货膨胀程度较轻的情况。强制性的做法事实上是对工资的冻结。该方法对控制成本推进型和结构性通货膨胀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方法。

(四)国际收支政策与国际紧缩政策

如今的通货膨胀与以往的相比具有世界性和长期性,这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很大,主要表现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方面。当某一个国家发生通货膨胀后,通过外贸等国际间的经济往来向其他国家传播,所以采用外贸与国际收支政策是有必要的。这样不仅能够制止本国内通货膨胀,也能够遏制国际通货膨胀传播。但是,这种国际性的通货膨胀必须依赖国际性的紧缩政策来调整,仅靠一国的力量是不够的。

(五)货币改革政策

当通货膨胀已经成为恶性通货膨胀时,就应该通过货币改革加以制止。人们普遍认为,物价上涨率每月达到50%以上,每年达到600%以上,并且持续一段时间,才称为恶性通货膨胀。在此情况下,原来的货币已经失去了信用基础,通过货币改革废弃旧币,发行新币,制定保证新币币值稳定措施,是制止恶性通货膨胀的有效措施。

总之,通货膨胀的出现是不可预期的、也具有长期性。政府应针对通货膨胀期的不同阶段采取有效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收入政策来减少通货膨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美)曼昆著;梁小民译.经济学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陈友龙,缪代文.现代西方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篇5

【关键词】凯恩斯;弗里德曼;通胀理论比较

凯恩斯被誉为西方宏观经济学之父,主张政府是经济的领航者,采用干预的手段治理通货膨胀、经济萧条最为有效;弗里德曼是美国现代著名经济学家,主张自由资本主义。两位经济学界的泰斗人物在理论上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菲利普斯曲线、货币与财政政策上,形成了新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两个派系,对全球通货膨胀、经济萧条等问题具有指导和实践意义。两者之间在治理通胀的理论上,既有分歧,也有共识,各有高下。尤其是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二者的争论与应用成为了经济学界以及政府的热点。

一、凯恩斯的通货膨胀理论概述

1.凯恩斯的通货膨胀理论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化与利息率、流动性、成本的变化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但都是与有效需求不足有关,从而产生了通货膨胀。政府在采用紧缩和膨胀政策的选择问题上,应选择温和的通胀政策,刺激企业家投入资金,实现利润的增长,以利于经济繁荣和就业增长。

2.在如何治理通货膨胀的主张上,凯恩斯认为,政府使用补偿性的政策可以扩大需求、增加经济发展动力,解决财政赤字和低失业率。

二、弗里德曼的通货膨胀理论概述

1.弗里德曼治理通货膨胀的理论设计最深的是对通货膨胀理论的创新治理的思考,他对于财政政策的观点包括: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前者为主导;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作用不到位时,物价无法衡量高低,应配合财政政策以维护稳定;政府不应对货币政策做过多干预,只需通过法律或者行政规定提供稳定环境即可,一切由市场本身按照规律进行。

(1)弗里德曼认为,单一的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原则,具有公开宣布和稳定人心的效果,而且采用单一货币政策是提高货币政策稳定性的不二首选,可以避免其他因素,如政府的择机政策等对货币政策长期固定实施的干扰,使之长期在稳定物价、控制通胀中发挥预期的效果。

(2)在《货币政策的作用》一书中,弗里德曼认为,正确的货币政策具有4个特征:首先,能够有效防止货币引发的经济波动,避免严重的经济危机;其次,降低货币政策发生故障的可能性,保持经济良好稳定运行;第三,为经济运行提供稳定的环境,尤其是稳定公众信心;第四,使现行经济体系免受其他因素干扰,保证经济稳定运行。

2.弗里德曼治理通货膨胀的理论产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英美等国家的政府背负了巨额的财政赤字,经济陷入停滞、通货膨胀达到了滞胀阶段的背景下,他的经济理论给出了合理的治理方法,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控制了通货膨胀,保护和鼓励自由市场经济,通过市场规律进行自我恢复,政府干预力度较弱[1]。

三、凯恩斯和弗里德曼治理通货膨胀理论之比较分析

1.凯恩斯和弗里德曼治理通货膨胀理论相同之处

(1)二者的理论皆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需要应对经济危机,研究如何通过货币供应等政策来解决生产和就业问题的时期。凯恩斯生活的时代,经济萧条、高失业率和低产出是主要矛盾,弗里德曼生活的时代,政府由于过分使用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手段导致了滞胀。因此时代背景的不同使得他们的理论侧重点不同,但是在未达到充分就业的理论分析上,二者的观点基本一致。

(2)在对通货膨胀的产生原因的分析步骤上,二者的理论是一致的,认为通货膨胀致因问题应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货币供应增加,政府支出增加;第二步是需求扩大;第三步是通货膨胀。凯恩斯在这三步的分析中,认为通货膨胀原因虽然多样,但货币增加是主因;弗里德曼认为货币增长是导致通胀的过渡桥梁,是总需求的变化推高了货币增长,最后提高了通胀产生过程中的动力。

(3)二者的理论中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作用都是认可的。凯恩斯认为货币政策在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中起到辅助作用,例如当需求被刺激扩大时,货币流动的需要将增大,因此要有宽松的货币政策作准备;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为王,在市场失控的时候通过财政政策可以快速有效地调整经济,但在政府使用财政政策时,应该对财政政策的使用掌控好度。

2.凯恩斯和弗里德曼治理通货膨胀理论的差异

(1)由于两位经济学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差异,因此他们各自的理论必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凯恩斯生活的年代,英国正处于衰落阶段,失业人口剧增,因此他更多考虑的是财政政策的效果。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消除生产过剩和失业,实现充分就业,这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因此凯恩斯理论在当时必然被接受并肯定。弗里德曼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是高失业和高通胀并存的年代,经济危机始于石油危机,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位于前所未有的高度,失业率和通胀率居高不下,工业生产总值一落千丈。凯恩斯理论的政府干预措施对这一问题收效甚微,因此新自由主义就成为当时的崭新经济理论走入主流社会的视野。主张自由的经济哲学,通过自由贸易和关税的减少促进社会产出,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解决矛盾。这一理论满足了当时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理论需求。

(2)在流动性偏好陷阱上,两位经济学家的观点是不同的。凯恩斯认为,流动性偏好陷阱会导致货币政策失效,人们以现金为王的理念主导着投资和消费,货币政策无论如何干预都不会起到任何作用。而弗里德曼认为市场利率的下降是有限的,不可能通过利率无限降低来刺激公众将持有货币抛出,因此也就不存在无限下降利率的可能。因此二者在货币政策的主张上,弗里德曼认为货币应保持重要的稳定市场的作用,根据菲利普斯曲线预期的额外通胀加速,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应是独立的,他只肯定公开市场业务工具的有效性。而凯恩斯认为公开市场业务、自由准备金等工具都有作用,货币供给应在政府的主导下对经济起刺激作用。因此二者在货币供给量控制和政府干预力度上,存在分歧。

(3)弗里德曼对通货膨胀的原因,认为只有货币性一种,他认为,价格水平的短期变化各有原因,只有货币增长总量超过了经济总量而导致货币量发生改变之后,才会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凯恩斯对通胀的看法则集中在固定汇率发生变动等上。

(4)在对待通货膨胀的态度上,弗里德曼认为任何形式的通货膨胀都是应被制止和反对的。凯恩斯认为温和的通货膨胀是合理有益的,能够刺激经济增长。而凯恩斯曾将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就业水平三者联系,力导政府不要实行通缩政策,而是通过引起温和的通货膨胀来刺激企业家加大资金投入,刺激经济利润空间的增长,扩大就业,实现经济繁荣。从上述观点看来,二者在通货膨胀理论上的萧条与通胀之间的选择存在差异,凯恩斯选择的是温和通胀之路,弗里德曼采用的是忍受萧条的痛苦,耐心等待的观点。

四、对比分析之后的反思

无论是弗里德曼还是凯恩斯的追随者,都曾经对我国的经济和改革充满了兴趣和期待。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辉煌经济成果,曾经被西方媒体誉为奇迹。如今,全球经济变化也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复杂的影响,针对我国经济现状,结合两位经济学家的治理通胀理论,笔者认为,我国治理通货膨胀必须先要优化生产结构,通过合适的货币政策推进经济结构的改革和技术创新,忍受经济结构改革带来的阵痛,让经济自我调整,根据菲利普斯曲线的分析,一定会恢复到之前的水平。同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使用,减轻税负,变政府干预为政府服务,不仅可以减少经济波动,还能刺激经济发展,给市场以广泛的发展空间。

五、结语

通过对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经济理论的差异性的分析,笔者有如下结论,由历史数据证明,弗里德曼的理论在菲利普斯曲线上的表现更为完整和准确,但短期通胀的作用又刺激了产出,说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也有道理。因此,要有效控制和处理通货膨胀,二者的理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当今政府采用的处理方法实际都是将二者结合的方法,经过这一轮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复苏的周期后,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 朱成全.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J].财经问题研究,2015,(4):10-16.

[2] 阮加.货币内生的需求、供给与分工收入[J].管理世界,2015,(7):8-16.

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篇6

十二五规划在国内国际经济形势非常复杂的大背景下开始实施。目前在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日益严重,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在国外金融危机的阴霾尚未消除,部分国家又陷入经济严重衰退的泥潭之中。中国的经济布局从何处着手?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形势整体良好,目前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部分学者甚至借用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认为轻微的通货膨胀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有利无害,中国治理通货膨胀具有成熟的经验,面对目前暂时的价格上涨趋势,决策者不能谈虎色变。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如果不尽快治理通货膨胀,中国的经济将很快陷入到恶性循环之中——价格的不稳定会导致疯狂的投机性购买,而投机性购买会进一步助长通货膨胀,当通货膨胀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失去国家信誉之后,整个国家将会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

从表面上来看,这场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是学术之争,或者说是经济对策分析中产生的分歧。但从本质上来说,它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理论缺陷。

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实行的是稳健财政政策,“量入为出”是政府编制财政预算的基本原则。各级政府在编制财政预算的时候,必须首先考虑收支平衡的问题,决不允许出现财政赤字。然而,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由于“华盛顿共识”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转型国家尝试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试图通过增加财政赤字,扩大政府支出的规模,拉动经济的增长。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发展一度陷入停滞状态,为了重振经济中央政府实施了分税制改革,大幅度提高中央政府汲取财政收入的能力,大幅度地削减地方政府提取财政收入的能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比例严重失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基本的财政开支,千方百计地通过土地经营、城市经营攫取财富。中央政府为了支持大型工程项目,轰举借债,结果导致中央财政预算出现了庞泰的赤字。为了说服全国人大代表接受赤字财政预算,国务院负责人不得不反复重申,中央政府财政赤字是暂时性的,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中央政府将不断地减少财政赤字,重新实行平衡的财政预算。可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中国的财政一直是“赤字财政”。财政赤字非但没有减少的迹象,反而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财政赤字的增加就意味着中央政府支出的增加,也意味着中央政府债务的增加。中央政府增加的债务主要来自于银行的借款,而中央银行与财政之间的关系看似相对分离的关系,实际上是紧密的关系。中央银行作为债权人,不得不通过发行钞票弥补亏空。而中央政府推出的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庞大财政计划,则进一步增加了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压力。中央银行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必然导致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加剧。所以,国内实行的赤字财政预算,是导致我国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从国际因素来看,我国实行特殊的外汇管制政策,外贸企业收取的外汇必须存人中国人民银行,而中国人民银行收取外汇之后,必须释放大量的人民币,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内市场人民币的流通量,从而使通货膨胀更加严重。

—些学者指出,通货膨胀问题是一个货币问题。但是,在笔者看来,中国的货币问题只是表象,而根源则是中国的财政政策和外汇管制措施。中国实施赤字财政政策,目的是为了增强中央政府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货币信号出现了问题。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越来越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中央政府对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但由于通货膨胀加剧,人们宁愿抢购商品房,也不愿意相信中央政府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由于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市场主体宁愿囤积居奇,也不愿意增加消费品供应,平抑市场物价。

打个比方,中央政府通过增加货币的发行量,试图直接调控市场经济,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基本信号是价格,货币发行量越多、流通的速度越快,价格上涨的速度也就越快。当中央政府大量发行货币,试图提高自身宏观调控能力的时候,市场已经作出了非常灵敏的反应,市场主体通过购买实物资产,抵消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损失。

预期性定价——市场主体的应对之策

不仅如此,在生产流通环节,市场主体发现价格正处于上升的通道,于是,他们在制定价格的时候,采取了一种非常特殊的“预期性定价”策略——在制定价格时一步到位,通过大幅度提高产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减少由于通货膨胀所带来的预期损失。这种“预期性定价”不仅加快了中国通货膨胀的速度,而且导致市场经济的基本信号彻底失灵。生产流通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只能根据传统的经验加上通货膨胀的预期因素制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殊的定价策略,使得中国的通货膨胀几乎达到失控的状态,消费品的价格指数上涨已经超出了普通消费者的承受能力,整个社会怨声载道。根据有关统计,2006年消费品价格指数控制在3%,2008年控制在4.8%,2009年控制在4%。2010年的预期目标控制在3%,但按照目前的势头,2010年消费品价格指数可能要超过4%,甚至有可能超过5%。

在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对资源的占有和控制将会成为未来投资者的主要投资目标。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轻微的通货膨胀比如把通货膨胀控制在3%左右,可以鼓励人们消费,从而刺激生产,拉动经济的增长。这种通货膨胀无害论,曾经一度被中国经济学者奉为经典。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历史来看,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的确出现了通货膨胀上升的势头。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通货膨胀高达5%左右。但是,这些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充分利用了市场经济的“国际外部性”——通过向国外输出通货膨胀压力,有效地解决了国内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比如,美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一度出现通货膨胀的压力,美国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导致国内的消费品价格上涨,但是,美国政府采取非常特殊的贸易政策,那就是通过增加进口,大幅度地抑制国内消费品市场的价格,然后将通货膨胀造成的后果转嫁到消费品出口国。美国当前就是采用这样的通货膨胀政策,在太规模发行美元货币的同时,通过提升外贸增长速度,保持国内消费品价格的基本稳定,把国内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压力巧妙地转嫁给发展中国家。

但是,中国缺乏这样的国际贸易条件。中国的人民币不是国际通行的货币,中国的外贸出口政策受制于西方国家,因此,西方国家可以通过外贸输出国内的通货膨胀,而中国正好相反,只能通过贸易输入通货膨胀。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大量发行美元货币,国内消费品价格基本稳定,而中国千方百计地抑制通货膨胀,国内消费品价格却不断上涨的原因所在。

对付通货膨胀,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减少货币的发行量。但是,减少货币的发行量直接受到损害的恰恰是那些中小投资者和普通老百姓。货币发行量的减少就意味着他们的融资成本增加,货币发行量的减少也意味着交易成本的提高。普通老百姓手中持有的货币可能因为通货膨胀的压力减少而相对保值,但货币发行量的减少则有可能会使他们的就业乃至生活面临新的压力——在通货膨胀条件下资源处于流动的状态,但是,在抑制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资源流动的速度会相对放缓,普通消费者的机会成本相对减少,就业和生活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可以这样说,在抑制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最先受到损害的可能恰恰是中小投资者和普通消费者,他们将不得不勒紧裤腰带度过这个严寒的冬天。这是中国当前宏观调控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因此,在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决策者必须充分意识到,此次所面临的问题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所面临的问题迥然不同。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属于典型的“匮乏型”通货膨胀,在整个社会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导致购买力增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经济的增长;而现在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属于典型的“剩余型”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调控不当,有可能会导致财富分配严重失衡,部分消费者陷入绝境。

因此,必须重新审视我国的财政政策,对赤字财政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论证很有必要。西方国家的赤字财政政策,是建立在信用经济基础之上的,信用经济不仅强调消费信用,而且强调政府信用,政府实施赤字财政政策,实际上是政府信用的具体表现。政府通过发行国债,鼓励超前消费,不仅可以兑现政治承诺,取悦于选民,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经济的增长。但是,中国的经济是典型的储蓄经济。中国人强调量入为出,强调平衡的财政观念。如果盲目的东施效颦,推行赤字财政政策,在整个社会信用严重不足,政府权力不受管制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导致国家经济彻底失控。

储蓄经济学与信用经济学的区别就在于,储蓄经济学是一种稳健的经济学,它强调政府必须对居民负责,对居民的存款负责。居民将自己的收入存入银行,银行用稳健的投资理念,引导自己的投资行为。政府的信用表现在公共财政政策方面,就是要实行平衡的财政预算,决不能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的增长。但多少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实施赤字财政预算政策,通过大举借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结果导致政府财政信用彻底崩盘。不仅如此,政府为了刺激经济,通过征收银行存款的利息税,拼命地驱赶普通居民在商业银行的存款,结果导致整个国家货币流通量急剧增加。

在货币的发行量和流通量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在快速增加,但是,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却没有提高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这种“货币化”增长,不仅导致许多领域出现了严重的泡沫,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政府信用彻底破产,结果导致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越来越难以达到预期的效用。土地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我国土地国家所有,土地的有偿转让,使得土地的货币化交易很快形成。在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况下,政府通过土地出让获取了大量的财政收入,房地产开发商通过炒作土地价格,获得了巨额财富,可是,普通消费者作为国有土地的主人,却不得不承受房价上涨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可以这样说,房地产市场的货币化,使得中国的财富分配彻底失衡,社会矛盾空前严重。正是看到这一点,中央政府不断出台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试图以房地产宏观调控来解决我国资源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出台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结果导致房地产市场成为引发社会经济问题的导火索。

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新的理论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末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为辉煌的十年。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改革,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财政包干体制,有效地约束了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权,在经济条件相对宽松的情况下,各行各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期到90年代的末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生了逆转,自上而下的改革,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分配结构,恶化了地方财政状况,而且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导致中央财政不断扩张。赤字财政政策的实施,改变了几千年中国人的财富观念,也改变了中国财富的分配结构。大型国有企业包括金融企业的海外上市,使得中国人长期积累的资源几乎在顷刻间成为他人的财富。更令人感到痛心的是,当我们奉行自由的市场经济政策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世界上从来都没有自由的市场经济,也没有完全开放的贸易体制。从表面上看中国享受着庞大的贸易顺差带来的货币富裕,可是,在波诡云谲的世界金融市场中国却不得不承受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货币贬值所带来的空前压力。这是一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经济发展思路,也是我国今后经济发展所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华盛顿共识无处不在。所谓自由的市场经济,既包括完全开放的贸易市场,也包括相对自由的金融政策。华盛顿共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经济发展的乌托邦,但很不幸的是,一些中国政府决策者既是营造乌托邦的梦想家,同时也是华盛顿共识的实践者。相对开放的经济体制与相对封闭的行政管理体制,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正是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使得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空前的难题。现在,我们必须追问的是,自由的市场经济究竟呈现怎样的形态,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管制是否属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一方面寄希望于建立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可是另一方面当经济面临重大问题的时候,又希望政府出面力挽狂澜。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必然会动用公共财政资源,而政府权力的不受节制不但会导致市场经济信号彻底失真,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的过程中,改变了市场资源配置结构,从而使整个社会分配体制更加不稳定。西方国家所奉行的信用经济学理论,催生了一大批经济政策,包括赤字财政政策。中国一方面采用储蓄经济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却长期实行赤字财政,这就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居民的储蓄存款越来越不值钱。这种以损害中下层普通居民的利益为代价的改革,能够长期持续下去吗?

现在社会各界面对政府捉摸不定的财政金融政策,正在寻求自救的良策。所谓“预期性定价策略”,只不过是生产经营者减少政策成本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真正的原因还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从根本上来说,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不仅仅是一个刺激经济的政策,它同时还是一个兼顾公平的社会收入分配政策。假如仅仅为了满足经济发展速度的需要,而大量发行货币,通过增加财政支出促进经济的增长,那么,这样的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陷入到“悲惨性”增长的恶性循环之中——经济发展速度越快,整个国家经济失衡现象就越严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财政与中国的金融之间存在着“直通车”——财政与金融之间的关系是左边口袋与右边口袋之间的关系,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就意味着中央银行发行更多的钞票,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必然会导致居民的购买力下降。所以,每一次宏观调控都会使普通居民付出惨重的代价。西方国家财政与金融之间关系,是一种相互分离、互相制约的关系。政府发行国债,敦促金融机构购买,金融机构必须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控制货币的发行量。当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超量发行货币购买美国国债,已经在美国国内形成了巨大的压力。美国一些经济学家直言不讳地指出,美联储主席不懂经济,不懂货币,只懂得增加货币的发行量。这说明在美国由于特殊的金融监管体制,使得美联储在货币发行的问题上,不能只听命于美国政府,还必须考虑到金融市场的需求,考虑到本国投资者的利益需要。这种相互制衡的财政金融体制,既可以确保美国的联邦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有所收敛,不能滥用“宽松的财政政策”,又可以保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配合美国联邦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投资者的利益,不能无节制地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这样说,美国的分权制衡体制体现在宏观调控之中,就表现为美国财政部和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同将美国国内的经济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财政金融体制,它确保美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同时又给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中国的财政与金融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以至于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金融管理机构与财政管理机构不存在任何的压力,他们既不需要对投资者负责,同时也不需要对国家经济长期稳定发展负责。正是这种特殊的财政金融管理体制,使得中国宏观调控始终处于一种令人担心的状态。人们不知道宏观调控将会给经济带来怎样的灾难,也不知道宏观调控将会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

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在经过严密的论证之后,回答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们是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坚持数千年来形成的量入为出财政观念,还是大胆吸收借鉴西方国家的信用经济理论,积极推行赤字财政政策,不断扩张政府财政信用,以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

第二,储蓄经济学理论是否过时,在增加居民财产收入的过程中,是否应当鼓励居民适量储蓄,建立稳定的家庭收入结构?

第三,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化是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否应当把公共资源集中在工业部门,通过优先培育大型城市,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具体到生产要素配置领域,中国的工资增长是否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中国是否会出现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大幅度转移劳动力的长期阶段?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究竟是应该向城市倾斜还是应该向中小城镇特别是农村倾斜?换句话说,我们是通过鼓励农民进城,实现中国的城市化,还是通过“造城”,实现中国的城镇化?

第四,中国的分税制改革是否应该加快步伐?现有的分税制结构是否应该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篇7

【关键词】 通货膨胀 原因 对策

通货膨胀(inflation)是指总物价或一般物价水平持续上涨,贷币供应超常规增长,较多的贷币追逐较少的商品,投资和消费过旺,社会信用膨胀,生产过热。通货膨胀的特征是供不应求。通货膨胀的成因有成本推动型、需求拉动型、结构失调型、输入型与综合型导致的通货膨胀。

一、建国初期我国出现的通货膨胀

这次通货膨胀基本原因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问题。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前政府滥发金元券,采取了恶性通货膨胀政策,用发行贷币的办法搜刮民财打内战,维持其腐败统治。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物价仍然上涨的基本原因。另一方面,在1948年12月1日开始发行人民币的最初一年里,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人民政府的财政支出、军费支出大增;而且生产又因为战争遭到破坏,少数不法分子囤积居奇,哄抬物价,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在新中国人民政府正确的领导下,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经济措施,统一财经工作,整顿经济秩序,打击不法商贩,尽快组织恢复生产,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制止了持续了长达十二年之久的通货膨胀。

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通货膨胀

1、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通货膨胀:50年代,由于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1958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刮“共产风”和“浮夸风”,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瞎指挥,追求不可能实现的高指标,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生产连续下降,财政出现虚收实支。1958年到1960年,财政累计赤字高达169、4亿元。银行系统采取“全额信贷”,需要多少,贷多少,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贷,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都可以贷。出现指山买柴,指水买鱼,划地为矿的怪现象。基建规模过大,财政连年赤字,导致银行信用大膨胀。政府采取纠正“左”的错误思想的政策,并实施“调整经济比例,压缩基建战线,控制贷币投放”的经济方针,通货膨胀很快得到治理。具体采取的措施是:⑴大力压缩预算内、预算外基本建设投资规模;⑵对工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等措施;⑶大量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⑷严格控制财政管理,压缩财政支出;⑸控制贷币发行,组织回笼贷币。一直到1963年,国民经济有所好转,物价有所回落,经济秩序基本恢复。

2、“”时期的通货膨胀:这个时期属于“隐蔽性通货膨胀”虽然物价很稳定,贷币发行增长比例不是很大,但商品供应匮乏,上百种商品采取凭票限量供应,实际的黑市价格往往高于国营价好多倍,再加上经济建设中“左”的思想影响,使基建战线拉的过长,财政19741976年连续赤字,贷币流通再次出现大的波动,直到改革开放前一直未得到根本改善。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货膨胀

1、1979年1980年的通货膨胀:这个期间出现的通货膨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经过对经济的破坏后经济恢复较快,工农业生产出现了上升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农业实现了连年大丰收。同时为了调动农民和企业的积极性,在改革的第一年,国家首先提高了过低的农付产品收购价格和8类付食品的销售价格,放开了小商品价格,客观上增加了财政支出,财政连手出现赤字;第二,为了调整过去压低消费水平的情况,适当提高广大群众的收入水平,积极扩大就业,扩大了社会需求;第三,1979年以来新建项目规模大,周期长,技术新,投资大,这些在建项目不能马上完工。这就导致了1980年明显的物价上涨,零售物价指数高达6%。为了抑制物价继续上涨,克服面临的通货膨胀,在适当紧缩需求的同时,重点从改善商品供给入手。压缩了基建规模,减少了财政赤字,控制了贷币发行,同时着重改善供给。就是在国民经济计划和信贷计划规定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增加贷款支持日用消费品生产,增加农产生产资料和农村建筑材料的产量,加强重工业服务方向结构的调整,通过调整,既搞活了经济,满足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又基本上控制了贷币供应量过剩的问题。

2、1984年1989年的通货膨胀:这次通货膨胀较为严重,1984年物价开始上涨形成基建投资、消费基金和信贷规模严重失控。1985年和1987年被迫采取全面紧缩的宏观政策,但是在物价上涨刚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又放开了贷币发行的闸门,这一放便不可收拾,1988年1989年物价上涨猛增到18.5%和17.8%,1988年,银行现金净投放高达679亿,储蓄存款余额大幅度下降,商品市场出现抢购风潮。这次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的持续“过热”增长与物价改革不适当的宣传造成的。1984年199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累计达到24120亿元,占同期国民收入34.9%,年均增长率为18.5%,超过国民收入增长率近一倍,固定资产投资过大导致了银行贷款的猛增和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1984年1990年现金发行,贷款数量平均每年递增26.6%和23.8%,而同期的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平均为9.3%和9.5%。1984年1990年财政累计赤字高达575.6亿元。信用膨胀使社会总需求不正常扩大,而且巨额财政赤字使政府大量向银行透支和借款,进一步推动了物价上涨,加剧了通货膨胀。在投资需求膨胀的同时,也出现了消费需求膨胀,1984年1990年,职工工资总额平均每年增长17.9%,在个人消费基金增长的同时,集团消费也大幅度增加,1984年1990年间,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平均每年增长18.8%,消费需求膨胀。1985年我国实行了全面紧缩的贷币政策,以后又相继采取了“紧中有松”,“紧中求活”等政策措施,1989年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实行紧缩的贷币政策与紧缩的财政政策,使通货膨胀得到抑制。

3、1993年下半年1997年的通货膨胀:1993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过热,零售物价水平上升13、4%,1994年零售物价指数竟高达21.4%,成为历史上最高的物价涨幅,1995年以来,在行政限价和财政补贴的情况下,上半年零售价格指数仍为113.3%。下面对其特点、成因及治理进行分析:

(1)通货膨胀的特点:物价上涨的时序呈现结构性。1993年下半年出现的通货膨胀与1984年1989年期间出现的种类价格同时全面上涨不同,表现为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较快,1994年主要表现为付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影响总量不平衡的深层次矛盾突出地表现出来,压总量与总需求已经很难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而1984年1989年的通货膨胀表现为投资消费需求双向膨胀,只要控制总需求通货膨胀很快得到抑制。1995年以来,通货膨胀出现了一边压需求,一边日用品,食品价格上涨,结构性矛盾与国有企业改革滞后等深层次矛盾突出。、居民的消费心理日趋成熟,承受能力逐步增强,没有出现盲目抢购商品风潮,居民能较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支出,有选择性地购买商品。

(2)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成本上升推动物价上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企业工资奖金增长过快,导致劳动力成本提高,由于工资的刚性,生活资料价格由于通货膨胀上涨,导致工资作为劳动力的价格也不断上涨。第二,能源、原材料、交通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导致加工企业产品成本上涨。上涨了价格的产品作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再投入生产,反过来又推动产品价格上涨,这样周而复始,循环推动,形成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第三,税制改革加重了部分企业部分产品税务负担,提高了企业与部分产品的成本费用;第四,汇率并轨导致进口产品成本上升,进而推动物价水平上涨。、需求过度膨胀,贷币超量发行。1993年以来,由于开发区与房地产热,1993年下半年出现“过热”增长,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率高达38.7%,1993年固定资产计划投资8000亿元,实际发生11800亿元,1994年计划投资1300亿元,实际投资达到15926亿元。同时总需求过度膨胀导致贷币供应超量,1993年贷币流通量高达5865亿元,比上年增长35.3%,导致贷币贬值,物价上涨。、经济结构性失调,导致通货膨胀:我国国民经济结构失衡,农业发展滞后于工业,工业中基础工业的发展又滞后于加工工业,加工工业的产业结构又不适应消费结构的发展。物价涨幅最大的是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产业产品和农产品,使其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在二元经济格局下,我国各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发展不平衡,这些结构性矛盾都是引起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国有企业改革步履艰难,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困难重重,形成“倒逼”机制,企业亏损不破产,贷款不偿还,市场竞争力差,效益下滑。同时,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了维持企业的生存,银行又不得不给企业贷款。、新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超过市场承受能力,1994年价格改革、税制改革、金融改革、工资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相继出台,在经济生活中引起连锁反映,影响到商品价格上涨。

(3)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综合治理,由于导致通货膨胀既有总需求膨胀的原因,又有成本上升推动与结构失调方面的原因,治理通货膨胀既要控制需求,防止收入超分配,又要改善供应,调整产业与产品结构,优先发展农业及能源等基础与瓶颈产业,通过贷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价格政策等的相互配合,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结构上的平衡。、深化改革,只有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治理我国的通货膨胀。通过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与效益。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和完善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宏观调控体系,才能从深层次上解决导致通货膨胀的问题。、注重使用经济手段,此次通货膨胀是在由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产生的,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定快速、健康的发展,政府采取了“软着陆”的方式,实行适度从紧的贷币政策并辅之以稳健的财政政策、利率、汇率、税收、外汇等手段相互配合,1997年通货膨胀得到了治理,“软着陆”取得了成功。

结 论

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影响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健康发展的通货膨胀,笔者认为应当健全治理通货膨胀的长效机制,来消除通货膨胀造成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第一,宏观层面。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贷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汇率政策的预警与调控机制,并使其科学化、制度化、法律化。在科学统计的前提下,以稳定物价,并促进经济增长为准则,正确处理好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前做出宏观政策调控,避免被动调整给经济带来大的波动。在目前由于以美国、欧洲等国为代表的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国际经济新形势下,已经造成我国出口量下降,GDP增速放缓。所以,在治理通货紧缩的同时更要防止通货膨胀的发生。第二,微观层面。采取我的导师李炳炎教授提出的企业净收入分成制为特征的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可以从根本上治理通货膨胀,这是由于分享制有消除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功能。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后,由于成本只是C,工资不在计入成本,工资的刚性被消除,工资的增长不会导致成本价格上升,而且工资的增长率始终低于劳动生率的增长率,同时也不会产生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由于净收入分成制追求的是净收入最大化,所以会导致职工想法识法降低物耗成本,产品的销售价格会相应降低。所以,净收入分成制不仅兼顾了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利益,而且把三者的利益统一到增加净收入上来。净收入分成制是从微观经济基础中解决通货膨胀的良策。正如马丁、L、威茨曼所言“分享经济有一种不屈不挠地吸收失业工人,增加产量,降低价格的内在冲动。就像一台没有熄灭的发动机,试图在充分就业的循环上自觉启动。分享经济有内在的三面锋刀,可以用来对付失业,生产停滞和价格上涨趋势”。可谓是通货膨胀的天敌。因此,只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一起来治理通货膨胀,就一定能够避免经济出现大的波动。,

【参考文献】

[1] 李炳炎:《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李炳炎:《李炳炎选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3] 孔祥毅:《中央银行通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

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篇8

关键词:通货膨胀;财政赤字;格兰杰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1-0078-02

1 理论回顾

有多种理论来解释通货膨胀和赤字之间关系的传导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Barro(1976)在讨论李嘉图理论体系中持续赤字是否导致通货膨胀的问题时认为,一旦政府债务存量的增长率超过了产出增长率,持续赤字就会通过货币化的形式引起通货膨胀。

二是Sargent和Wallce(1981)就时间、利率对财政赤字的影响进行了详实的论证,指出对于给定现值的财政赤字,如果现在较少地采用铸币税(也即货币发行)弥补,即一部分财政赤字由国债发行弥补,则将来势必要用比原本更多的铸币去弥补。

三是Dornbusch(1998)等提出的分析框架,认为通货膨胀对债务存量的实际价值和实际利息率具有显著影响。

四是Wray(1997)等提出的成本效应理论,认为赤字影响总供给。

五是阎坤(2000)认为由于中国中央银行可以在公开业务中收购国债,加之过大的外汇储备,从而形成巨大的货币扩张压力。

这些理论研究表明了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之间的理论关系,并为实证检验提供了理论根据。当然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国家背景进行的不同时期的观察与研究,在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后,得出的结果必然有差异。但是至少能说明的一点便是通货膨胀与财政赤字之间的相关性值得研究与探讨。

2 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实证分析

2.1 研究方法

2.1.1 单位根检验法

单位根检验是检验时间序列平稳性的一种正式方法,在序列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下,对参数估计值进行显著性检验的t统计量不服从常规的t分布,Dickey和Fuller于1979年给出了检验用的模拟的临界值,所以称该检验为Dickey-Fuller检验,简称DF检验。后MacKinnon又改进了单位根临界值。但在DF检验中,常常因为序列存在高阶滞后相关而破坏是误差值的假设。Augmented Dickey-Fuller(ADF)检验对此做了改进。

(1)无漂浮项且无趋势项:

Δyt=δyt-1+∑pt=1αtΔyt-1+εt(1)

(2)含漂浮项但无趋势项:

Δyt=α+δyt-1+∑pt=1αtΔyt-1+εt(2)

(3)含漂浮项与趋势项:

Δyt=α+γt+δyt-1+∑pt=1αtΔyt-1+εt(3)

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一组稳定的时间序列资料。假设数据是一组非稳定的时间序列资料,如果序列的ADF检验t统计量大于使用者要求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则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序列存在单位根,是一非平稳序列。反之,如果检验t统计量小于使用者要求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序列是稳定的。最终的数据资料需要具有稳定性,以符合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要求。

2.1.2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是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的原因的一种方法。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取值所能解释的程度,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则称为序列x是y的Granger Cause,此时x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通常还要考虑序列y是否是x的Granger Cause。其检验模型为:

yt=c+∑pi=1αiyt-i+∑pj=1βjxt-j+εt(4)

检验零假设为:X是Y的非Granger因,即H0∶β1=β2=^=βα=0。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的阶数非常敏感,通常可以依次多滞后几阶,看结果是否具有同一性。Granger因果检验同时要求数据资料具有稳定性,非稳定的数据资料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会出现“伪相关”问题。所以本文要对数据二阶差分,以确保数据资料具有稳定性。

2.2 数据搜集与整理

本文以各年的国家统计年鉴为依据,收集了1990年到2006年17年间的数据,我们选取以各年的零售物价指数减去100代表通货膨胀率变量(GRTI),以各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代表财政赤字变量(DDEF)。全部数据均来源于有关各年的《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见表1)。

本文对这两部分数据取自然对数后进行单位根检验,说明数据是非稳定的。在对其二阶差分的数据再次检验,则拒绝假设,显示二阶差分数据是稳定的,符合GrangerCausality检验的要求。表1为ADF检验结果。表1的检验结果显示,经过二阶差分的数据是稳定的数据资料,符合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数据的要求。

2.3 1990-2006年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1)模型设定及样本数据选择。财政赤字引起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只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一个必要条件,只有当财政赤字引起的货币供给增加量超过经济增长要求的货币需求量时,超过的部分才会引起货币的非经济发行,即成为没有物质保证的空头票子。财政用这部分借款安排支出,无疑会造成社会需求总量的膨胀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为此,本文拟通过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1990-2006年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相应构建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有:

其中:yt和xt为自回归变量向量,i和j为自回归滞后阶数,εt为白噪声序列向量。在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时,先对上述VAR模型进行回归,然后就回归的结果进行检验:如果接受H01:b11=b12=…=b1q=0,就说明xt不是yt的Granger因,反之则称xt是yt的Granger因;如果接受H02:a21=a22=…=a2s=0,就说明yt不是xt的Granger因,反之则称yt是xt的Granger因。以上偏回归系数为零的联合检验可以通过F检验来实现。

因果分析及结果解释。利用Eviews4.0软件,对上构建的VAR模型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其中,由于因果关系检验涉及到滞后阶数的选取,本文按照AIC信息准则来确定滞后阶数(见表2)。

由表3可见,对于财政赤字不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成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0.61205,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财政赤字不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成因。第二个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39958,说明通货膨胀也不是财政赤字的格兰杰成因。可见,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不存在紧密的因果关系。通过对表1的观察,我们也可进一步证实上述结论,例如,1996年和1997年财政赤字率为这一时期最低,但1996年通货膨胀率却达到6.1%;而2002年财政赤字率为这一期间最高,为2.64%,但1991年的通货膨胀率却仅为-1.3%。笔者认为,虽然这期间财政赤字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但并没有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主要在于:财政赤字引起的货币供给量增加幅度还远没有超过由经济增长所要求的货币需求的增加幅度。根据我国在此期间的实际经济情况,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测算:(1)1990-2006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在10%左右,而货币流通速度(GDP/M)由1990年的1.224下降到2006年的0.6129,即平均每年下降4%左右,因此,在此期间,我国由于经济增长以及经济货币化所要求的货币需求量的平均增加幅度为ΔY/Y-ΔV/V=10%+4%=14%。(2)1990-2006年我国的货币乘数平均为2左右,而财政赤字占货币供给量的比重平均在1%左右,因此由财政赤字所引起的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幅度为M(Dgc-Dgc-1)/M=2*1%=2%。(3)综上所述,财政赤字所引起的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幅度2%远远小于经济所要求的货币需求量的增加幅度14%,因此,在此期间财政赤字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构建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联系机制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对我国财政赤字的通货膨胀风险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实证研究结果,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利用VAR模型,我们进一步对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这个时期财政赤字虽然对货币供给量都有一定的扩张性作用,但由于无论从财政赤字率或是财政赤字占货币供给量的比重来看,我国财政赤字的规模仍然被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财政赤字所引起的货币供给量增加的幅度还远远小于经济增长所要求的货币需求量增加的幅度,因此,这个时期中财政赤字没有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

虽然从现阶段看,我国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似乎并不存在紧密的联系机制。但随着今后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及国债市场的逐步成熟,财政赤字规模的增长有可能与利率上升建立必然联系。如果此时政府仍然任由赤字与国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那么由此引起的利率的持续上升必将迫使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买进国债以维持利率水平,而这种做法的最终结果将使货币供给量不断增加,最终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此外,当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后,政府信用的可持续条件将会被打破,一旦政府通过国债实现不了预期的结果,那么就只有靠铸币税来弥补所有的财政赤字,那么同样最终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因此,今后我国政府至少应从以下两方面做好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风险的防范工作:第一,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明确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给予法律的保证将有利于割断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量的内在联系,从而限制政府直接通过向央行透支来弥补赤字的可能性。同时,中央银行将“币值稳定”作为首要的货币政策目标将可以有效控制财政赤字所引起的货币间接发行。第二,加强财政收支管理,以有效控制财政赤字规模作为今后我国财政政策的一个基本目标。即使有财政赤字化的情况出现,如果财政赤字能够控制在较小的规模内,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也非常小。因此,我国政府应以目前实行的稳健的财政政策为契机,通过建立健全现代税收征管体制、优化政府支出结构以及加快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等手段,为逐步缩减财政赤字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Barro. Rely to Feldstein and Bushana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6,84:343-350.

[2]Sargent, Wallace. Some unpleasant monetarist arithmetic[J].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polis Quarterly Review,1981,5:1-17.

[3]Sargent, Wallace. Some unpleasant monetarist arithmetic[J].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polis Quarterly Review,1981,5:1-17.

[4]Uribe. A fiscal theory of sovereign risk[R]. European central bank working paper,2002,187-196.

[5]阎坤.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分析[J].税务研究,2002,(6):10-14.

[6][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财政赤字与物价上涨[J].世界经济译丛,1982,(3):4-10.

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篇9

十二五规划在国内国际经济形势非常复杂的大背景下开始实施。目前在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日益严重,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在国外金融危机的阴霾尚未消除,部分国家又陷入经济严重衰退的泥潭之中。中国的经济布局从何处着手?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形势整体良好,目前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部分学者甚至借用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认为轻微的通货膨胀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有利无害,中国治理通货膨胀具有成熟的经验,面对目前暂时的价格上涨趋势,决策者不能谈虎色变。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如果不尽快治理通货膨胀,中国的经济将很快陷入到恶性循环之中——价格的不稳定会导致疯狂的投机性购买,而投机性购买会进一步助长通货膨胀,当通货膨胀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失去国家信誉之后,整个国家将会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

从表面上来看,这场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是学术之争,或者说是经济对策分析中产生的分歧。但从本质上来说,它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理论缺陷。

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实行的是稳健财政政策,“量入为出”是政府编制财政预算的基本原则。各级政府在编制财政预算的时候,必须首先考虑收支平衡的问题,决不允许出现财政赤字。然而,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由于“华盛顿共识”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转型国家尝试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试图通过增加财政赤字,扩大政府支出的规模,拉动经济的增长。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发展一度陷入停滞状态,为了重振经济中央政府实施了分税制改革,大幅度提高中央政府汲取财政收入的能力,大幅度地削减地方政府提取财政收入的能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比例严重失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基本的财政开支,千方百计地通过土地经营、城市经营攫取财富。中央政府为了支持大型工程项目,轰举借债,结果导致中央财政预算出现了庞泰的赤字。为了说服全国人大代表接受赤字财政预算,国务院负责人不得不反复重申,中央政府财政赤字是暂时性的,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中央政府将不断地减少财政赤字,重新实行平衡的财政预算。可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中国的财政一直是“赤字财政”。财政赤字非但没有减少的迹象,反而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财政赤字的增加就意味着中央政府支出的增加,也意味着中央政府债务的增加。中央政府增加的债务主要来自于银行的借款,而中央银行与财政之间的关系看似相对分离的关系,实际上是紧密的关系。中央银行作为债权人,不得不通过发行钞票弥补亏空。而中央政府推出的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庞大财政计划,则进一步增加了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压力。中央银行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必然导致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加剧。所以,国内实行的赤字财政预算,是导致我国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从国际因素来看,我国实行特殊的外汇管制政策,外贸企业收取的外汇必须存人中国人民银行,而中国人民银行收取外汇之后,必须释放大量的人民币,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内市场人民币的流通量,从而使通货膨胀更加严重。

—些学者指出,通货膨胀问题是一个货币问题。但是,在笔者看来,中国的货币问题只是表象,而根源则是中国的财政政策和外汇管制措施。中国实施赤字财政政策,目的是为了增强中央政府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货币信号出现了问题。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越来越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中央政府对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但由于通货膨胀加剧,人们宁愿抢购商品房,也不愿意相信中央政府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由于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市场主体宁愿囤积居奇,也不愿意增加消费品供应,平抑市场物价。

打个比方,中央政府通过增加货币的发行量,试图直接调控市场经济,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基本信号是价格,货币发行量越多、流通的速度越快,价格上涨的速度也就越快。当中央政府大量发行货币,试图提高自身宏观调控能力的时候,市场已经作出了非常灵敏的反应,市场主体通过购买实物资产,抵消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损失。

预期性定价——市场主体的应对之策

在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对资源的占有和控制将会成为未来投资者的主要投资目标。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轻微的通货膨胀比如把通货膨胀控制在3%左右,可以鼓励人们消费,从而刺激生产,拉动经济的增长。这种通货膨胀无害论,曾经一度被中国经济学者奉为经典。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历史来看,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的确出现了通货膨胀上升的势头。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通货膨胀高达5%左右。但是,这些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充分利用了市场经济的“国际外部性”——通过向国外输出通货膨胀压力,有效地解决了国内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比如,美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一度出现通货膨胀的压力,美国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导致国内的消费品价格上涨,但是,美国政府采取非常特殊的贸易政策,那就是通过增加进口,大幅度地抑制国内消费品市场的价格,然后将通货膨胀造成的后果转嫁到消费品出口国。美国当前就是采用这样的通货膨胀政策,在太规模发行美元货币的同时,通过提升外贸增长速度,保持国内消费品价格的基本稳定,把国内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压力巧妙地转嫁给发展中国家。 但是,中国缺乏这样的国际贸易条件。中国的人民币不是国际通行的货币,中国的外贸出口政策受制于西方国家,因此,西方国家可以通过外贸输出国内的通货膨胀,而中国正好相反,只能通过贸易输入通货膨胀。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大量发行美元货币,国内消费品价格基本稳定,而中国千方百计地抑制 通货膨胀,国内消费品价格却不断上涨的原因所在。

对付通货膨胀,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减少货币的发行量。但是,减少货币的发行量直接受到损害的恰恰是那些中小投资者和普通老百姓。货币发行量的减少就意味着他们的融资成本增加,货币发行量的减少也意味着交易成本的提高。普通老百姓手中持有的货币可能因为通货膨胀的压力减少而相对保值,但货币发行量的减少则有可能会使他们的就业乃至生活面临新的压力——在通货膨胀条件下资源处于流动的状态,但是,在抑制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资源流动的速度会相对放缓,普通消费者的机会成本相对减少,就业和生活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可以这样说,在抑制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最先受到损害的可能恰恰是中小投资者和普通消费者,他们将不得不勒紧裤腰带度过这个严寒的冬天。这是中国当前宏观调控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因此,在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决策者必须充分意识到,此次所面临的问题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所面临的问题迥然不同。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属于典型的“匮乏型”通货膨胀,在整个社会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导致购买力增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经济的增长;而现在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属于典型的“剩余型”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调控不当,有可能会导致财富分配严重失衡,部分消费者陷入绝境。

因此,必须重新审视我国的财政政策,对赤字财政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论证很有必要。西方国家的赤字财政政策,是建立在信用经济基础之上的,信用经济不仅强调消费信用,而且强调政府信用,政府实施赤字财政政策,实际上是政府信用的具体表现。政府通过发行国债,鼓励超前消费,不仅可以兑现政治承诺,取悦于选民,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经济的增长。但是,中国的经济是典型的储蓄经济。中国人强调量入为出,强调平衡的财政观念。如果盲目的东施效颦,推行赤字财政政策,在整个社会信用严重不足,政府权力不受管制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导致国家经济彻底失控。

储蓄经济学与信用经济学的区别就在于,储蓄经济学是一种稳健的经济学,它强调政府必须对居民负责,对居民的存款负责。居民将自己的收入存入银行,银行用稳健的投资理念,引导自己的投资行为。政府的信用表现在公共财政政策方面,就是要实行平衡的财政预算,决不能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的增长。但多少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实施赤字财政预算政策,通过大举借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结果导致政府财政信用彻底崩盘。不仅如此,政府为了刺激经济,通过征收银行存款的利息税,拼命地驱赶普通居民在商业银行的存款,结果导致整个国家货币流通量急剧增加。

在货币的发行量和流通量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在快速增加,但是,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却没有提高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这种“货币化”增长,不仅导致许多领域出现了严重的泡沫,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政府信用彻底破产,结果导致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越来越难以达到预期的效用。土地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我国土地国家所有,土地的有偿转让,使得土地的货币化交易很快形成。在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况下,政府通过土地出让获取了大量的财政收入,房地产开发商通过炒作土地价格,获得了巨额财富,可是,普通消费者作为国有土地的主人,却不得不承受房价上涨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可以这样说,房地产市场的货币化,使得中国的财富分配彻底失衡,社会矛盾空前严重。正是看到这一点,中央政府不断出台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试图以房地产宏观调控来解决我国资源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出台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结果导致房地产市场成为引发社会经济问题的导火索。

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新的理论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末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为辉煌的十年。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改革,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财政包干体制,有效地约束了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权,在经济条件相对宽松的情况下,各行各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期到90年代的末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生了逆转,自上而下的改革,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分配结构,恶化了地方财政状况,而且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导致中央财政不断扩张。赤字财政政策的实施,改变了几千年中国人的财富观念,也改变了中国财富的分配结构。大型国有企业包括金融企业的海外上市,使得中国人长期积累的资源几乎在顷刻间成为他人的财富。更令人感到痛心的是,当我们奉行自由的市场经济政策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世界上从来都没有自由的市场经济,也没有完全开放的贸易体制。从表面上看中国享受着庞大的贸易顺差带来的货币富裕,可是,在波诡云谲的世界金融市场中国却不得不承受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货币贬值所带来的空前压力。这是一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经济发展思路,也是我国今后经济发展所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华盛顿共识无处不在。所谓自由的市场经济,既包括完全开放的贸易市场,也包括相对自由的金融政策。华盛顿共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经济发展的乌托邦,但很不幸的是,一些中国政府决策者既是营造乌托邦的梦想家,同时也是华盛顿共识的实践者。相对开放的经济体制与相对封闭的行政管理体制,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正是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使得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空前的难题。现在,我们必须追问的是,自由的市场经济究竟呈现怎样的形态,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管制是否属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一方面寄希望于建立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可是另一方面当经济面临重大问题的时候,又希望政府出面力挽狂澜。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必然会动用公共财政资源,而政府权力的不受节制不但会导致市场经济信号彻底失真,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的过程中,改变了市场资源配置结构,从而使整个社会分配体制更加不稳定。西方国家所奉行的信用经济学理论,催生了一大批经济政策,包括赤字财政政策。中国一方面采用储蓄经济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却长期实行赤字财政,这就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居民的储蓄存款越来越不值钱。这种以损害中下层普通居民的利益为代价的改革,能够长期持续下去吗?

现在社会各界面对政府捉摸不定的财政金融政策,正在寻求自救的良策。所谓“预期性定价策略”,只不过是生产经营者减少政策成本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真正的原因还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从根本上来说,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不仅仅是一个刺激经济的政策,它同时还是一个兼顾公平的社会收 入分配政策。假如仅仅为了满足经济发展速度的需要,而大量发行货币,通过增加财政支出促进经济的增长,那么,这样的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陷入到“悲惨性”增长的恶性循环之中——经济发展速度越快,整个国家经济失衡现象就越严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财政与中国的金融之间存在着“直通车”——财政与金融之间的关系是左边口袋与右边口袋之间的关系,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就意味着中央银行发行更多的钞票,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必然会导致居民的购买力下降。所以,每一次宏观调控都会使普通居民付出惨重的代价。西方国家财政与金融之间关系,是一种相互分离、互相制约的关系。政府发行国债,敦促金融机构购买,金融机构必须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控制货币的发行量。当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超量发行货币购买美国国债,已经在美国国内形成了巨大的压力。美国一些经济学家直言不讳地指出,美联储主席不懂经济,不懂货币,只懂得增加货币的发行量。这说明在美国由于特殊的金融监管体制,使得美联储在货币发行的问题上,不能只听命于美国政府,还必须考虑到金融市场的需求,考虑到本国投资者的利益需要。这种相互制衡的财政金融体制,既可以确保美国的联邦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有所收敛,不能滥用“宽松的财政政策”,又可以保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配合美国联邦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投资者的利益,不能无节制地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这样说,美国的分权制衡体制体现在宏观调控之中,就表现为美国财政部和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同将美国国内的经济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财政金融体制,它确保美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同时又给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中国的财政与金融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以至于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金融管理机构与财政管理机构不存在任何的压力,他们既不需要对投资者负责,同时也不需要对国家经济长期稳定发展负责。正是这种特殊的财政金融管理体制,使得中国宏观调控始终处于一种令人担心的状态。人们不知道宏观调控将会给经济带来怎样的灾难,也不知道宏观调控将会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

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在经过严密的论证之后,回答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们是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坚持数千年来形成的量入为出财政观念,还是大胆吸收借鉴西方国家的信用经济理论,积极推行赤字财政政策,不断扩张政府财政信用,以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

第二,储蓄经济学理论是否过时,在增加居民财产收入的过程中,是否应当鼓励居民适量储蓄,建立稳定的家庭收入结构?

第三,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化是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否应当把公共资源集中在工业部门,通过优先培育大型城市,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具体到生产要素配置领域,中国的工资增长是否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中国是否会出现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大幅度转移劳动力的长期阶段?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究竟是应该向城市倾斜还是应该向中小城镇特别是农村倾斜?换句话说,我们是通过鼓励农民进城,实现中国的城市化,还是通过“造城”,实现中国的城镇化?

第四,中国的分税制改革是否应该加快步伐?现有的分税制结构是否应该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篇10

关键词: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对策

1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表现

对于通货膨胀程度的度量,主要有工业品出厂价格(PPI)、消费物价指数(ConsumerPriceIndex,简称CPI)、GDP平减指数(又称缩减指数)等指标。PPI反映生产环节价格水平,CPI反映消费环节的价格水平,根据价格传导规律,PPI将对CPI有一定的影响,GDP平减指数计算基础较CPI广泛,涉及全部商品和服务,除消费外,还包括生产资料和资本、进出口商品和劳务等。因此,GDP平减指数更加准确地反映一般物价水平走向。但我国较多地采用CPI来衡量通胀水平。

一般说来当CPI>3%的增幅时我们称为Inflation,就是通货膨胀;而当CPI>5%的增幅时,我们把他称为SeriousInflation,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在收入水平没有大幅提高的情况下,物价水平的快速增长会大大削弱货币的购买力,从而侵蚀人民群众的财富,导致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甚至诱发社会的不稳定。

数据显示,今年1-5月份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8.1%。

1-5月CPI较上年同期增长8.1%,增速低于1-4月的8.2%,但是仍然大大高于政府设定的4.8%这一2008年全年增速目标。由此可见我国今年总体通胀形势十分严峻。

2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出现的原因

当前我国面临的通货膨胀,意味着我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或者产业结构升级速度已经不能弥补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速度,也就是说,过去几年中国经济高增长所依赖的前提已经消失甚至开始起反作用。综合起来,有以下原因:

(1)粮食、猪肉、能源等商品价格上涨过快,产生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本轮价格上涨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粮食、猪肉、能源等商品价格大幅上涨。这些商品既与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又是工业生产的上游产品,当其价格上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传导到下游产品。

(2)国际经济因素的影响。由于去年美国次贷风暴爆发,造成全球流动性紧缩,美国为了挽救其金融机构及经济增长,向市场大量注资,同时连续多次减息,造成美元贬值,全球流动性泛滥,食品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创历史新高,直接导致了全球性的通货膨胀。

(3)经济快速增长,固定投资过热。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初步核算的结果是,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GDP)91443亿元,同比增长10.9%,增速比去年同期快0.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2371亿元,同比增长29.8%,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4.4个百分点。根据以往的经验,当投资增长大约达到30%,GDP增速达到11%时认为经济增长过热。可见我国差不多达到经济增长过热的警戒位了。

(4)我国国际收支失衡。

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屡创历史新高,这种形势一方面增加了我国和一些贸易伙伴的摩擦,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另一方面也削弱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巨额贸易顺差带来巨大的外汇占款,在我国现行的汇率制度下,央行不得不被动投放基础货币来买进外汇,这样直接造成两个后果:外汇储备不断创历史新高;国内流动性泛滥,成为造成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3降低我国通货膨胀率的建议

前面提到,通货膨胀意味着我国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或者产业结构升级速度已经不能弥补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速度,过去几年中国经济高增长所依赖的前提已经消失甚至开始起反作用,未来的选择只有两个:一是我们在短期内使劳动生产率或产业升级能够出现“”;二是通过经济转型,坚持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与稳健的财政政策缓和当前通胀局面。前者几乎不可能,所以我们只有一个选择,以下即是针对我国目前面临的通货膨胀形势所提的建议:

(1)通过经济转型,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改善贸易状况。

一方面,新能源、节能降耗、3G重组、大飞机项目等将加快我国经济转型的步伐,内需的扩大将使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由出口拉动转变为内需推动,从而减少贸易顺差,进而减少我国基础货币供给。另一方面,控制出口,扩大进口,并适时适度通过人民币快速升值来对基础货币投放进行“釜底抽薪”的矫正,同时为了防止热钱的大量涌入,应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以防止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的热钱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

(2)坚持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

央行一方面应采取有效措施来控制信贷投放额度,另一方面通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利率,发行央票等手段来加强货币的流动性管理。

我们认为当前我国投资过热或者是经济过热,主要是长期低利率政策的结果,即便通过控制信贷,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票等,经济过热不一定能下去,因为有外汇等的大量流入。所以,在近期,加息对于央行下一步的紧缩政策将是很好的选择。

(3)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

我国实施稳健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概括地说即是:控制财政赤子;推进改革;调整结构;增收节支。总之既要包括财政收支供需总量的调控平衡;又要包括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结构的调整与均衡发展。

(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配合共同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

对于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是关键。各国对于社会总需求的调节和控制,主要是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是大力压缩财政支出,努力增加财政收入,坚持收支平衡,不搞赤字财政。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采取紧缩信贷,控制货币投放,减少货币供应总量的措施。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配合,综合治理通货膨胀,两条很重要的途径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控制消费过快增长,以此来实现控制社会总需求的目的。

(5)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调整经济结构。治理通货膨胀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人手:一方面控制总需求;另一方面增加总供给。二者不可偏废。若一味控制总需求而不着力于增加总供给,将影响经济增长,只能在低水平上实现均衡,最终可能因加大了治理通货膨胀的代价而前功尽弃。因此,在控制需求的同时,还必须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

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存在多种目标,而这些目标之间并非完全一致,中国整体的宏观调控应当全面考虑各种经济政策目标的成本和收益,对于通胀上行风险和经济下行风险应审慎权衡利弊,统筹兼顾,妥善决定反通胀政策措施的力度,精确制导。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