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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9 11:39:16

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

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范文篇1

调解制度是指经过第三者的排解疏导，说服教育，促使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依法自愿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在西方国家，调解被认为是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一种ADR。如在美国90％以上的纠纷是通过非诉讼程序解决的，其中调解所占比例最高。在我国，调解也是诉讼之外应用最广泛、种类最多样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

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之必要性

1、建立、完善调解体系解决纠纷的需要。调解作为化解社会纠纷的基本手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的调解，即诉讼调解，是与审判相并行的一种民事审判机制，是诉讼中调解，属于狭义的司法调解。广义上的调解，除了狭义诉讼调解外，还包括所有诉讼外纠纷调解手段，如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等。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基本手段之一的调解，是以消除当事人之间的对立与对抗为目的，能及时、彻底地治疗和补救被纠纷破坏的社会关系，是重要的社会管理手段与工具。

2、衔接、互补诉讼内调解方式的需要。诉讼外调解作为与诉讼内调解相对的概念，二者在调解主体、调解性质、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等方面均有较大不同。诉讼外调解的调解主体是除审判人员以外的第三人，而诉讼中调解的主体为法院或审判人员；诉讼外调解无须融于和受限于诉讼审判中，具有自身独立性，调解的内容主要依赖当事人的自觉履行，调解协议书的效力较弱，不履行调解协议内容的，可以通过法院调解或裁判，而诉讼中调解是以审判权为基础的调解，是司法机关对双方矛盾纠纷进行裁决前最后一次谋求双方达成一致的审判活动，是在法院或法官的主持和参与下进行的，调解协议书经双方签字送达后即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除非调解内容违法或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志。

3、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社会和谐的需要。调解将讲法与说理相结合,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当事人的处分权,有利于彻底化解社会纠纷,在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受一些观念的影响，行政调解、人民调解、仲裁调解等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的功能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大量纠纷涌入法院，不仅增加了法院负担，也使矛盾难以迅速地化解，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三、构建我国的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

借鉴国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成功做法，结合我国的调解经验与国情，笔者以为，构建我国的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应围绕调解体系网络、具体的制度运作等方面，从以下四个层次入手。

（一）法院附设调解

1、法院附设调解与法院诉讼调解的区别。法院附设调解不同于我国目前正大力鼓励的诉讼中调解。虽然两者都体现了法官审判权和当事人处分权的相互作用，都是为了尽量平衡解决当事人纠纷，防止诉讼过于迟延，避免诉讼费用过于高昂，获得审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双赢等目的，但是，二者在性质和程序结构特征上存在较大的差别：诉讼中调解是以法院名义代表国家正式行使居中裁断的审判权；依法设立的法院附设调解本质上属于一种授权性的，受当事人处分权和法院审判权双重制约的诉讼外程序。

2、法院附设调解的具体制度建构。法院附设调解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一种重要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建议可以先选择在几个区县人民法院推行以人民调解员、律师、人民陪审员、退休法官等为调解人或公断人的审前调解试点，然后再逐步推广。

（二）行政附设调解

1、行政附设调解概述。行政附设调解是由国家行政机关或准行政机关所附设，包括行政申诉、行政调解、行政裁决、劳动争议调解、信访等。行政附设调解也应同法院附设调解和民间调解一样，均应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明确责任的基础上，说服当事人互谅互让，依照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的规定，让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解决争端。因此，合法和自愿是调解必须遵守的原则。但笔者认为，为构建行政附设调解制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医疗事故纠纷、拆迁裁决等有待进一步完善。

2、行政附设调解的程序启动与效力。为了充分发挥行政附设调解的重要功能和积极作用，应当对行政附设调解的程序启动和效力问题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一是行政调解的启动方式。根据是否依申请可分为依申请的行政调解和依职权的行政调解。依申请的行政调解，指法律没有规定必须经过行政调解，而是只规定纠纷当事人可以依法向行政机关申请调解。

（三）民间调解

笔者把法院、行政机关以外的组织或个人所主持自治性的调解统称为民间调解。民间调解类型多、内容广，为了更充分的发挥当事人的主观能动性，法律不能管得太多太死。我们只能从宏观上构建一个法治框架：可以按照行政区划设置相应的调解机构为当事人提供免费调解（当然，也可以收取必要的管理费用）；建立由国家和政府按比例负责的资金制度（也可吸收社会资金）；由调解法对调解人的资格和培训进行规定。可以借鉴它国的经验对受案范围进行规范，为了充分体现对当事人选择权自决权的尊重，法律可以规定，当事人是否到调解中心完全自愿。对于调解书的法律效力，可分两种情况规定：在调解中心调解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未在调解中心调解的视情况而定，若当事人进行了公证，则具有强制执行力，除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证明该公证违法或者内容不真实。如果没有进行公证，则不具有强制执行力。

（四）调解—仲裁

调解—仲裁是纠纷当事人基于对金钱或时间的考虑，通过签定协议达成合意，规定一旦调解无法就所争议事项达成和解协议时，可以赋予调解人转向仲裁人角色的权力，并据此作出一个具有拘束力的裁定，是将仲裁和调解、和解相结合的一种全新纠纷解决机制。仲裁和和解、调解是不同的纠纷解决方法，但是，“目前，世界上存在一种正在扩展着的文化，它赞成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这一文化长期以来存在于东方，现在正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向向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扩展。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特别方式，与单独的调解具有根本的区别。在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时，主持调解的调解员就是同一案件仲裁庭的仲裁员；同时，将仲裁方式和调解方式实行有机结合，即调解成功，则仲裁庭可以依据和解协议作出裁决书结案；调解不成，则仲裁庭可以恢复仲裁程序继续进行仲裁审理。调解并非仲裁的必经程序，不能带有任何强制性。调解—仲裁纠纷解决模式将调解与仲裁相结合，充分发挥各自的优点，能促使纠纷得以更快更经济地解决。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结合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范文篇2

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之必要性

三、构建我国的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

（一）法院附设调解

（二）行政附设调解

（三）民间调解

（四）调解—仲裁

参考文献：

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范文篇3

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之必要性

三、构建我国的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

（一）法院附设调解

（二）行政附设调解

（三）民间调解

（四）调解—仲裁

参考文献：

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范文篇4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各类矛盾纠纷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群体性、综合性和敏感性等特点，然而基层调解组织弱化、人员老化、手段僵化、效果退化、动力锐减、各自为政，从而使得调解的范围窄、效力低、公信力差，造成使不少矛盾激化、冲突升级，群众在无其他选择情况下只有依靠行政处理、仲裁诉讼，矛盾纠纷的出口变窄，因而群众上访不断，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谐。严峻形势迫使各地纷纷进行探索，*年4月，江苏省南通市借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验，结合重建调解网络，率先在全国建立“党政领导、政法牵头、司法为主、各方参与”的大调解机制[1]，此后江苏省建立从地市到村组六级排查调处工作网络，形成社会各方整体联动大调解格局[2]。

一、大调解机制的概念

调解是以“调”的方式达到“解”的目的，是指第三者（调解人）依据纠纷事实和社会规范（风俗、惯例、道德、法律规范等），在纠纷主体之间沟通信息，摆事实明道理，促成纠纷主体相互谅解、相互妥协，达成解决纠纷的合意[3]。调解的概念中包含了纠纷原因分析、防止矛盾激化和冲突升级、控制处理矛盾纠纷之意，是一种综合的社会治理手段。根据主持调解的主体不同，调解可分为友好调解、邻里调解、家族调解、社团调解、行业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法院调解。不同种类的调解其性质不同，达成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已就不同。大调解中“大”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解，目前对大调解有三种理解：站在法院的角度，对内所称的大调解是全员、全程的诉讼调解，除法院自己调解外，还包括委托协助调解，对外所称大调解强调诉讼调解与其他单位、其他调解的有效对接；站在司法局的角度，大调解主要指主体人民调解，尽管一定程度上揉合了行政调解和其他民间调解力量，强调是人民调解的网络建设；站在党委的角度，指党政领导，政法综治部门牵头协调，司法部门指导、其他部门参与、各种手段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纠纷排查和处理各种矛盾的机制。本文所称的大调解是指区县党委主导下的大调解，主体多元、手段多样、方式灵活、反应灵敏、协调顺畅的矛盾纠纷的协商和处理。而大调解机制是指矛盾纠纷的一系列的程序、制度、规范和章程的总和。

大调解与ADR都能缓解法院审判压力，都能满足多层次纠纷解决的需求，都为当事人提供了一种通过对话和协商的解决渠道，但他们还是区别：ADR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机制的总称,包括诉讼外的调解、传统仲裁,还包括法院附设调解、仲裁、早期中立评估、简易陪审团审判等方式。大调解是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整合各种调解资源,协调处理社会纠纷的一种机制，其范围仅限于各类调解,与ADR的运作方式不尽相同,而且与我国传统的调解也有差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4]。

调解只是纠纷解决的一种手段而非唯一手段，行政处理、仲裁和诉讼可以调解结案，但也可以以其他方式结案，大调解中含行政处理、仲裁和诉讼中的调解，但大调解并不能完全涵盖行政处理、仲裁和诉讼，大调解是多元化解决手段的一种但并非全部，大调解可以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有机的衔接起来，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

二、大调解机制的构建

(一)定位：一项机制制度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首先解决定位问题，明确其内涵和外延，才能与社会环境相互适应，发挥应有的作用。

1、目标定位：

（1）整合纠纷解决资源。目前我们的纠纷解决渠道除调解外，还有行政处理、仲裁、诉讼，但由于彼此缺乏信息交流，条块切割，各自为政，不能形成有机的统一的整体，大调解对外而言，就是要整合纠纷的各种解决渠道，与各种手段融为一体。对调解的内部来说，由于调解的范围缺乏标准，各类机构调解的职能不明，无专职的调解人员、凭想象和经验进行调解，没有调解的具体规范，调解的组织乱、调解的人员乱、调解的行为乱。因没有一整套制度和机制，调解人员不愿调解、不会调解、不能调解，其能力弱；调解行为和程序不规范、缺乏对调解过程的监督和对调解结果的审查，干涉当事人的处分权利、强制调解，对调解地过程缺乏客观的记载，其效力弱；人员机构不健全，调解网络不健全，调解制度不健全，调解手段缺乏，组织管理弱。大调解机制对内而言，就是要针对调解中的散乱弱，有效整合各类调解组织、调解人员和调解手段。

（2）畅通诉求表达渠道。由于各类组织的调解职能没有充分发挥的，纠纷当事人想调解找不到有关组织和人员，被迫寻求行政处理和诉讼仲裁，随着时间的拖延、解决层级的提高，当事人花费的成本越来越大，矛盾纠纷日趋复杂，当事人的调解、和解意愿逐渐降低，解决的难度越来越大，加上极个别法律条文与社会现实脱节，行政处理和诉讼仲裁中不注重调解，个别处理裁决和判决的结果使当事人之间更加对立、对法律更加抵触、对社会更加绝望，并不能有效解决矛盾纠纷，以至纠纷解决渠道人为变窄，出口不畅。因矛盾纠纷的量大，而解决渠道单一，不可避免发生迟延和梗阻现象，而构筑大调解机制，其目的就是有效畅通群众的诉求表达渠道，使矛盾纠纷解决渠道与矛盾纠纷的规律特点相匹配，给当事人创造更多的便宜及时有效的解决渠道。

（3）保障合法权益。目前调解有两种倾向，一是过分强调规范化，将调解引向司法化，不能有效及时化解当事人的对立，促使其和解，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是过分强调灵活性忽视合法性，重结果而不注重过程，强制调解、违法调解时有发生，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构筑大调解机制，就是要对调解行为进行规范，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4）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大调解作为矛盾纠纷的综合治理手段，就是要将矛盾纠纷引入正常的解决轨道，从而控制矛盾纠纷流量和流向，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控制其流动秩序，维护的社会稳定。与此同时，我们通过对各类矛盾纠纷进行信息采集，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调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摸索矛盾纠纷特点和规律，消除产生的根源，促进社会和谐。

2、性质定位：大调解机制中可以分别制定各类机构的组织管理规范和调解的行为规范。但由于家族邻里调解、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属于民间调解，诉讼仲裁调解又自成体系，如果单独制定组织管理规范将其全部纳入其中就有行政化的嫌疑；加上各类调解的侧重点不同，民间调解重在行为规范、行政调解重在网络建设和职能的发挥，诉讼调解重在支持和保障，分别制定规范造成制度的数量大，制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将不可避免，无法形成有机统一的整体。为了将各类调解有机整合起来，有必要制定一个集组织管理、行为规范于一体的制度规范。

3、功能定位：

（1）消解弥合：调解的过程，是一个协商谈判、信息交流、成本分析、风险判断、情感调控和利益妥协的过程，它可以弥合双方当事人的分歧和对立，摸平创伤和裂痕，消解当事人的误解和积怨，消解法律制度与社会现实的脱节，化解矛盾和纠纷。消解弥合是调解的基本功能。

（2）预防引导：大调解作为一种矛盾纠纷的综合治理手段，就是要将调解贯穿于民间组织行为活动、贯穿于行政管理、诉讼仲裁程序之中，从而预防矛盾的激化与冲突升级，引导当事人理性对待矛盾纠纷、合理表达诉求、选择合理的调解手段和方式，正确分析风险和成本，合理追求利益，妥善的达成协议，尽快解决矛盾纠纷，使各类矛盾纠纷进入经济安全快捷的解决渠道。预防引导是大调解机制的重要功能。

（3）协调控制：大调解之所以大，是因为涉及的机构多、人员多、方法多、范围广，要综合发挥最大效益，就必须相互协调，整体进行控制。我们在大调解机制中，应重视调解信息的收集、上报、分析、管理和综合利用，从而使各类中调解方式相得益彰、相互补充，各类调解人员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各类调解机构职能明确、目标一致，共同协调纠纷、控制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协调控制是大调解机制最为突出的功能，也是其最大的优势。

4、范围界定：理论上讲，只要是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强制性规定均可以进行调解，大调解也不应例外。但是有些调解属于有些机关的专属特权，除主管机关的授权和委托，其他机关不能染指，因此大调解中有职责划分，如涉及有关确权、资格认定、行政许可与处罚、党纪政纪处分，刑法定罪量刑等，各类调解机构应当准确把握自己的职责和定位，不能逾越自己的职权，否则达成的协议将得不到确认和保障。公安机关处于矛盾纠纷的前沿，接触和处理大量矛盾纠纷，但其调解职能有所弱化，有必要在大调解中恢复，如治安案件、交通事故、轻伤害案件的处理，其他如信访案件、行政处理、行政复议案件完全也可以进行调解，都应当在调解范围中一一列举。

（二）整合：大调解并非各个机构、各种调解行为、各种调解方法的简单相加，而是对调解中的观念、机构、职能、方法手段进行整合，使其目标一致，发挥最大效益。

1、整合观念显作用。调解并非解决矛盾纠纷解决的唯一手段，但有其他手段不能相比的优越性，要从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全局认识调解，从弥补法律规则局限性来创新调解，从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角度来把握调解，从矛盾纠纷的彻底解决来推动调解，扩展调解的范围、加大调解的力度、提高调解的效果，在行政处理和仲裁诉讼时植入调解理念、嵌入调解程序、贯穿于矛盾纠纷解决的全程，与其他解决纠纷手段相互融合，求得和谐的结果。

2、整合机构强核心。大调解的整合中机构整合尤为重要，具体整合时，应当凸显区县党委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作用，政法委作为党委的该项工作日常办事机构，具体负责规划制定、日常信息收集、组织协调、检查考核、表彰和弘扬先进、通报问题和不足、总结经验和教训。各部门实行分工负责制，明确牵头协调单位，明确参与职责。街镇党委要充分利用维稳中心的信息采集传递、分析预测、联系协调、检查考核职能，发挥其核心枢纽作用。在机构整合中，应当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现有机融合，搭建合力平台，要重视网络建设，在纠纷多处建立联络点、在易脱节处建立对接点、在基础好处建立示范点、在僻远地区建立巡回点，将矛盾化解在前沿，消灭在基层。

3、整合职能建网络。大调解中，调解的种类纵多，而各类调解性质不同、定位不一，工作方式和重点区别较大，故应对其职能进行整合。应当以家庭、邻里、友好调解为前沿，以村居调解、企业调解和街镇维稳中心为骨架，以人民调解为主体、以仲裁诉讼为支撑保障，以行业、社团和行政调解为补充来构筑调解网络，注重各类调解的相互转换，有效对接，合理分流过滤矛盾纠纷，使其在各类调处渠道有序流动，充分发挥调解人员引导、促进、服务职能，强化制度建设、促进机制形成，促使矛盾纠纷的消除和解决。

4、整合方法求效果。由于各类机构的性质不一、调解的范围不同，方法手段有所区别，但亦有其共性，也需要进行整合。具体调解中，调解人员要把握角色和定位，要引导当事人对准焦点、调整情绪、追求权益，选择合理的解决渠道，选择正确的调解方案；进行法律释明、政策宣传、风险提示，引导当事人控制情绪、进行信息沟通、成本估算和效果分析，提出切实可行的调解方案，促进调解协议的达成。即可当面调解，又可背靠背进行，即可单独进行，又可委托他人、请外来力量协助，方法、地点、方式可灵活掌握。同时在调解过程中，把握引导、合意、审查三各关口，促使当事人尽快履行，彻底消除矛盾纠纷。

（三）规范：大调解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一项制度，而权益的维护就必须有一系列的管理规范、程序规范、行为规范和结果规范来作保障，才能使各机构、各种调解行为实施有效对接、有机衔接。

1、管理规范：就是对各单位各部门调解行为进行组织管理、协调控制、有机整合的规范。大调解实行分工负责制，确定日常工作机构，落实了各部门、各单位的职责和责任，与此同时，完善诉调对接、委托调解和协助调解制度，在法院和仲裁机构设立调解办公室，法院内部设立导诉室，在各街镇设立便民诉讼点，聘请诉讼联络员，使诉讼制度与其他调解方式有效契合，与大调解网络有机融合。与此配套，建立矛盾纠纷排查制度、分析预警制度、矛盾激化防范制度、信息上报制度、联席会议制度、培训制度，检查考评制度、奖励表彰制度等管理措施。

2、程序规范：对各类调解的形式、方式和步骤进行规范，规定委托、协助、移送调解应当履行的手续，完成时间界限，使调解网路与诉讼调解实现有机对接；保障当事人的调解方式、调解机构、调解方案的选择权，回避权等程序性权利，规定调解的步骤、调解方案提出程序，对调解协议的履行、文书制作与送达、诉讼调解笔录提出了要求，对调解协议、和解协议直接申请执行和支付令的条件予以明确。

3、行为规范：对调解的范围进行细化、列举加强调解和着重调解的矛盾纠纷，明确调解边界和重点；对调解人员禁止性行为进行细化，明确实施禁止性行为的法律责任，对调解人员引导、协助、保密义务进行细化，增强调解行为的可操作性，规范调解行为；明确诉讼调解的监督和审查义务，规定了调解协议的审查内容、审查原则进行细化，规范调解的监督和审查行为；对委托调解、协助调解行为进行规范，强化诉讼调解，对于达成调解协议结案的，根据诉讼进程对诉讼费实行减免，对案件实行快审快执快结，建立当事人选择调解行为的激励机制。

4、结果规范：对调解协议的构成要件、内容、形式进行明确，对自愿合法原则进行细化，规范调解协议和和解协议；对于以金钱和有价证券为内容的调解协议或和解协议可向法院申请支付令；对于经过公证的调解协议或和解协议赋予直接向法院申请执行的效力；在诉讼调解中，要求在调解书上注明委托调解和协助调解的情况，对于无需法律文书的调解案件，可不再制作法律文书，规范调解结果。

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范文篇5

一、国际性ADR崛起的启示

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世界各国兴起了发展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即ADR的浪潮。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ADR)是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ADR之所以在当代获得了迅速发展，不仅仅是为了缓解“诉讼爆炸”给法院带来的压力，它的发展还反映着人类社会和法治自身的一种发展需求。首先，法治社会固然必须有司法的权威，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由司法垄断所有的纠纷解决。同时，诉讼不是万能的，社会的复杂性和矛盾的多样性客观决定了诉讼在解决纷繁复杂的矛盾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现代社会和当事人在利益、价值观、偏好和各种实际需要等方面的多元化，本质上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需要有更多的选择权，各种社会性、民间性的社会组织及其纠纷解决机制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其次，在现代法治社会，仍有相当多的纠纷并不能简单归结为权利义务关系，而更多的是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在纠纷当事人充分行使意思自治权利时，有可能通过协调达到双方利益的“双赢”，而不一定要通过判决得出非胜即负的结局。再次，ADR机制以合意为基础、以当事人为中心，它为纠纷当事人提供了低成本的解纷程序，使当事人可以规避正式的、严格的程序，而通过非正式的、灵活的程序寻求更符合情理的个别正义。可见，ADR是在现代社会日益凸现的效益理念、自治理念和实质正义理念的支撑下而得以蓬勃发展的。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应从ADR的国际性大发展中得到启示，思考如何提高社会的整体协调功能通过建立多元化的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维护法院的权威和司法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时适应现代社会公众解决纠纷的现实需求，维护社会稳定。

二、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中的基础作用

*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指出：人民调解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下，继承发扬我国民间调解的传统，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阶段的实践，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一项社会主义法律制度。进一步做好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对维护社会稳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作用。

人民调解作为一项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被誉为“东方经验”。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发挥“第一道防线”的作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是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途径，在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中具有基础作用。

（一）加强宣传，提高人民调解组织的地位。传统观点认为：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规定不明确，当事人可任意反悔，这严重影响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11月1日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将符合条件的人民调解协议认定为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只要人民调解协议符合相关有效条件，人民法院就应该确定其效力。这一司法解释在人民调解法律制度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要意义，推动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大发展。

（二）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建立健全乡镇人民调解组织，进一步巩固村（社区）调解委员会，完善社调解小组。按照“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原则，积极稳妥地及时化解矛盾、稳定情绪、控制事态、调解纠纷。逐步发展行业性、区域性的民间调解组织，鼓励支持建立专业化、社会化的调解组织。

（三）大力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调整、充实调委会人员，选聘公道正派、群众威信高、懂法律、热心人民调解工作的人员担任人民调解员，吸收符合条件的离退休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法律工作者等志愿者参加人民调解组织，建立一支适应化解新形势下矛盾纠纷需要的专兼职人民调解队伍。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培训工作，不断增强人民调解员的业务素质、工作水平、调解能力。

（四）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各类调解组织的岗位责任、工作例会、业务学习、业务登记、数据统计、工作考评等工作制度，保障人民调解工作顺利开展。按照司法部人民调解文书格式要求，规范人民调解文书，提高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制作水平。认真执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和《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等法规和规章规定，认真落实调解组织标牌、印章、人民调解标识、程序、制度、文书“六统一”，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规范化管理水平。

（五）要进一步拓宽工作领域，加大对生活、生产中多发性、易激化纠纷的调解力度。要在及时预防和化解婚姻、家庭、邻里、赔偿、土地承包等常见性、多发性纠纷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主动参与社会难点、热点纠纷的调解，积极参与群体性矛盾纠纷的调处工作。要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消灭在激化之前，防止因矛盾纠纷激化导致自杀和刑事案件发生。要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提高调解率、调解成功率和协议履行率。

（六）乡镇司法所是基层司法行政部门，处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第一线，是指导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职能部门。要坚持建设、管理、工作并重，进一步加强司法所的建设和管理，全面活跃司法所工作，努力提高司法所干部队伍综合素质，提高司法所管理水平，提高司法所业务能力，充分发挥司法所在调处社会矛盾纠纷中的职能作用。

三、大力加强行政调解工作

行政调解是行政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所进行的活动，是用调解方式解决行政管理事务中的有关问题。各级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要适应新的形势，解决矛盾纠纷，要尽量少一些“对簿公堂”，多一些调解疏导行各，融法、理、情为一体，化解矛盾，促进和谐。要注重发挥调解手段化解矛盾纠纷的作用，善于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和说理、教育、协商、调解等方式，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所有负有调解职责的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要贯彻“当调则调、调裁结合、解决问题”的原则，进一步强化行政调解工作。

四、进一步深化司法调解工作

“司法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调解是我国重要的诉讼制度，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人民法院应当深刻认识诉讼调解在提高诉讼效率、化解矛盾纠纷、减轻当事人讼累、节约司法资源方面的独特优势，深刻认识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对于实现司法公正的实质作用，深刻认识加强诉讼调解工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人民法院应当牢固树立“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审判指导思想，全面加强诉讼工作，增强调解意识，把调解贯穿整个诉讼活动的全过程。

人民法院应当认真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按照“合法、自愿”的调解原则，结合新时期司法调解工作实际，进一步强化诉讼调解机制的功能，规范调解行为。要不断研究总结推广诉讼调解的方法和技巧，建立劝导调解机制，引导当事人尽可能选择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做好当事人息诉工作，提高调解结案率，调解兑现率。要依法扩大司法调解范围，除民商事案件外，要积极做好刑事自诉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及执行和解工作。对行政诉讼案件大胆探索引进协调机制，化解行政争议，促进官民和谐。

五、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配合机制

加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配合，实行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着力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加强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通过各部门齐抓共管，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建立起三种调解手段相互衔接配合的大调解体系。使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更加完善，队伍素质明显提高，运行机制科学规范，工作效能不断提高。

（一）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的衔接

首先，司法行政机关要把指导管理人民调解组织作为司法行政的重点，进一步加强对人民调解组织的业务指导和管理。基层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工作，要整合基层综治、司法、信访等部门力量，以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为平台，对社会矛盾纠纷实行统一接待，实行社、村、乡三级调处，努力把大量矛盾纠纷有效地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其次，在乡镇建立人民调解员参与涉法涉诉大接访和行政信访接待机制，调解员要主动调解上访人员的矛盾纠纷，要积极对上访人员进行法制宣传，劝导其息诉罢访。同时，调解员要将社情民意及时反馈给党委、政府，让党委、政府全面了解本地区的社会矛盾纠纷，从而提高全社会矛盾纠纷的信息预警和调处化解能力。

（二）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的衔接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第七次民事审判工作会上提出：“要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方面的有机结合”。指导人民调解工作是民事诉讼法赋予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责，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支持、矫正、补救功能，实现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的衔接配合，使社会矛盾纠纷不激化、不升级，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首先，人民法院应建立人民调解工作指导小组，并把具体工作交由派出人民法庭实施。通过定期集中授课培训，或利用巡回审判制度的便利，采取“以案代训”和“观摩调解”的方法进行业务指导，提高人民调解员的法律理解能力和纠纷调处水平。

其次，人民法院应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在指导人民调解工作方面的联系和沟通，建立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及时了解人民调解工作的状况，帮助人民调解委员会规范运行机制、工作程序和制度、调解方式及文书制作。

再次，人民法院应建立人民调解质量信息反馈制度。在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案件时，对合法的人民调解协议坚决维护，这既是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支持，又提高了人民调解的公信力。对于人民调解协议经生效判决确认无效或者撤销变更的，以及对于人民调解协议中存在的问题，人民法院应及时以适当的方式告知当地司法行政机关和人民调解委员会，并建议人民调解委员会在今后的工作中注意加以改进。以“一案一反馈”的形式把好每一起人民调解案件的质量关，并有针对性、时效性地指导人民调解工作。

总之，人民调解工作在化解矛盾纠纷、预防矛盾纠纷激化方面的基础作用的发挥，需要人民法院的支持和指导；人民法院对违法调解协议的矫正和补救，可以使人民调解工作始终沿着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发展。人民法院与人民调解工作这种互相联系、互相衔接、互相补充、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使各自在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特点发挥着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从而建立起一种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协调发展的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

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范文篇6

2009年以来，武汉市司法局法制培训和调解办公室就如何构建区域性大调解机制进行的积极探索，在对武汉市区域性大调解工作的发展变化以及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维稳防范力量构成等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我市大调解工作推进的战略举措，科学整合大调解力量，调整大调解实验区域，优化大调解机制，开辟了在部级开发区设立区域性调解组织的新途径。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经过半年多的运行，为开发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市委书记杨松、市委政法委书记胡绪昆对我市大调解工作的实践与创新予以充分的肯定并要求进一步研究和推进。作为人民调解基础上再提升的矛盾调解机制，大调解机制在社会转型多发社会矛盾特定环境之下应运而生，区域性调解机制更是司法行政系统在参与社会管理模式创新中的一项实践和探索。笔者依据区域性调解机制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摸索，以及对武汉市部分城区、武汉城市圈、孝感市、云贵等地区的区域性调解机制的调研，仅就新形势下如何构建区域性调解机制提出一点思考与启示。

一、构建区域性调解机制的现实意义

(一)构建区域性调解机制是社会发展

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期待。在社会经济发展大背景下，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矛盾纠纷也呈现出动态性、关联性、聚合性的新特征。对此，只有构建区域性调解机制，才能有效地把握社会矛盾纠纷大的走势，更好地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大调解作为“三大建设”之首，成为司法行政系统当前的重要任务。大调解以排查、发现、化解、疏导各类社会矛盾纠纷为目标，促进整体平安社会的创建。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群众的期待，区域性调解机制的构建，适逢新的机遇，面临新的挑战。

(二)构建区域性调解机制是深入推进

“三项重点工作”的现实需要。“三项重点工作”深入推进，重心在基层，关键则是基础。正是由于机制及体制的原因，一些区域性调解工作呈现空白化、松散化的现象。从武汉市部分地区范围的现实情况看，过去实行的矛盾化解措施与防范模式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这些措施、模式以及组织功能在逐步弱化，人民调解的网络覆盖面大大减少。如对某区的调查了解到民调委员数量近2O年减少的幅度达5O以上，区属企业实行改制后，民调组织机构更是名存实亡。在这种状况下，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在基层的落实，首要问题就要在新的条件下构建区域性调解机制。

(三)构建区域性调解机制是人民调解

制度的创新与发展的重要体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矛盾纠分也在不断演变和发展，并且呈现出很多新的特点。人民调解工作的范围，逐渐从传统的、多发的矛盾纠纷，向拆迁安置、劳动纠纷、医患纠纷、环境保护、土地承包等社会热点、难点纠纷领域扩展，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仲裁诉讼等纠纷解决方式的结合也越来越紧密。人民调解原有法律制度在组织规范、程序规范和协议效力等许多方面都需通过立法进一步地健全和完善，积极探索构建区域性调解机制等矛盾纠纷解决模式，适应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发展需要，充分拓展人民调解的新职能，使人民调解制度得以发展和创新。

二、构建区域性调解机制的设计思路及运行成效

(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域性调解机制

2009年开始，武汉市司法局法制培训和调解办公室就如何构建区域性大调解机制进行了的积极探索。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我市第一家由市司法行政系统与法院系统联合设立的区域性人民调解委员会，由市司法局法调办选派工作人员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接受市司法局法调办和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双重领导。调委会主要职责是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内开展诉前人民调解工作以及参与有关案件的陪审、法制监督、普法宣传教育培训工作。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调委会作为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相互衔接配合的工作机制，调委会的调解员参与调解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调解的部分民间纠纷，有效地整合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的优势，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调委会承担区域内发生的民间纠纷的人民调解工作，建有完善的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相互衔接配合工作机制。包括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制度、公示告知制度、工作交接制度、委托调解制度、取证执行协作制度、回避制度、结案归档制度、重大纠纷上报制度、引导分流制度以及工作联系制度。对于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争议标的额不大的民间纠纷，可引导当事人选择调委会先行调解；对于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争议标的额不大的民事案件，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也可委托调委会进行调解。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调委会运行半年以来已取得明显实效，表现为两个“参与”。即直接到立案庭参与立案前调解，尽可能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及诉讼风险。

调委会定人人驻立案庭，对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直接参与调解。调委会揭牌以来调解案件数近百件；通过陪审及合议形式，参与案件审理过程的调解，揭牌以来参与陪审、合议和案件审理中的调解6O余件，其中既有民事案件也有刑事案件。通过这种庭前、庭中全程参与调解，最大程度避免了直接诉讼判决给当事人可能带来的“心怨”，有效缓解了法院的诉讼压力，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的无缝衔接。

(二)武汉部分城区区域性调解机制

武昌区区域性调解机制有许多成功经验，该区建立近200个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有民调员1610名，首席调解员近200名，民调信息员6000余名，年均调解民事纠纷近5000余件，成功率95以上。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扎实开展人民调解工作，探索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衔接的大调解模式，充分发挥联调化纠纷，促和谐、保稳定的作用。该区作为武汉市唯一城区代表在全省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上作经验交流，《法制日报》以“湖北推广调解‘六种模式’’介绍该区的“五协同调解模式”；全市警民联调工作现场会推广了该区大调解工作经验；该区积玉桥街调委会被授予了全国模范调解委员会。其特色是：一是抓队伍建设，健全的组织网络和工作网络。建有14个街道和186个社区人民调解庭，分别占建制的100和94。加强民调人员选聘，提高队伍结构层次。从社区群干中聘请8600余人担任社区民调委员、调解小组成员和信息员；从部分政府机关、群团、学校、法律界离退休人士中特聘了一批民调员；从全区街道政法主任、司法所长及部分政策水平较高、调解技能较强、社会声誉较好的人员中，聘任191名首席人民调解员，其中街政法主任、司法所长28名，政法部门退休人员34名，信访专干94名，与区法院一道选聘人民陪审员参与调解，增强了人民调解员的多元性和权威性。成立以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分管副区长为组长，27个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区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在区信访局和法律援助中心设有全区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区司法局统一组织指导协调全区大调解工作。先后指导依法调解易初莲花武汉超市、普尔斯玛特武昌连锁店等外资企业经营中的重大纠纷以及武昌造船厂辞退39名外来工、“武汉女人时尚百货公司”拖欠农民工280万工资纠纷等3O余件重大群体纠纷；二是抓培训，提高民调队伍素质。举办区、街、社区三级培训班，定期例会、现场观摩、远程教育、外出交流、以会代训等各类培训135期，1．2万人次参加培训，参训率99以上，较好的提高广大民调员的调解技能和综合素质；三是抓调研，推进示范效应。先后与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联合举办人民调解理论研讨会，形成一批学术理论文章；与武汉大学联合开展《“和谐武昌”构建中的基层大调解机制建设》课题研究，历时数月完成了6个子题11万字的调研报告，形成《武昌区实施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衔接的实施办法》；四是抓预防，探索大调解调解模式。该区制定《武昌区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衔接大调解机制的实施意见》，探索建立联席会制度、联合调解制度、定期培训制度、专家调解委员会制度、警民联调制度、诉讼与民调对接制度、考核奖惩制度，建立具有武昌特色的大调解工作格局。搭建“三个平台”，即以公安派出所调解室为平台，促进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的结合；以“巡回法庭”为依托，人民调解派驻法院为平台，促进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的结合；以信访局、区法援中心为平台，促进信访化解纠纷。

最后就是五个“提前预防”，即对城市建设拆迁纠纷提前预防，城建规划、司法行政、法律服务机构协同化解；对企业改制劳资纠纷提前预防，劳动部门、用人单位、政府部门协同化解；对招商引资、外来务工等易激化矛盾提前预防，由政府有关部门、法律援助中心协同化解；对治安疑难纠纷由区街民调组织与公安部门提前预防协同化解；对诉讼中简易民事纠纷由人民调解组织与法院提前预防协同化解。江岸区区域性调解机制是区司法行政与区法院建立的诉前调解机制，也就是将特定的纠纷在诉讼前纳入人民调解，并在诉中协助法院调解的调解机制。它包括诉前调解、诉中调解以及诉讼中委托调解的方式。诉前调解就是人民法院在立案前，对于其中未经人民调解庭调解的纠纷，告知当事人可选择先行人民调解，当事人自愿的，填写申请表，采取人民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诉中就是调解已经形成诉讼的矛盾纠纷，由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必要时邀请人民调解员参与调解；委托调解就是诉讼中人民法院根据案情，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委托人民调解进行调解。区司法局法律服务专线、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庭以及街道司法所等多渠道受理的纠纷，均引导当事人通过理性的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机制运行取得明显成效，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真正形成优势互补，缓解了法院审判工作压力，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人民调解指导中心也成为了联系群众的“桥梁”、体现政府形象的“窗口”、反映社情民意的“快速通道”。

(三)武汉城市圈区域性调解机制武汉城市圈区域性调解机制是武汉城市圈内9个城市的司法行政整合人民调解资源，推进武汉城市圈人民调解工作一体化的一种调解机制。城市圈区周边毗邻地区由于行政管辖、传统习俗、村规民约等差异，民间矛盾纠纷得不到及时调处化解，极易激化而引发群体性事件，也为当地社会稳定留下了隐患。城市圈9城市司法行政机关依托毗邻地区司法所开展，通过成立专班、共享信息、责任到人等方式，以本地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主干，发挥乡镇(街道)、村(社区)、村(居)民小组三级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成立联合调委会，防止发生跨界纠纷时互相推诿，真正克服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将隐患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其工作模式就是毗邻跨界地区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可跨界调处矛盾纠纷，出具的调解协议书，自动具备与本地人民调解同等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可持此协议书向两地的司法所寻求支持。城市圈内9城市的司法行政机关通过签署目标责任状，每年轮流值班，值班方负责规划年度工作要点，根据各地报来的纠纷调解案例，分析并确定各地集中开展排查的重点，方便各地借鉴相互经验，更好地促进民调工作。毗邻跨界地区有关司法行政机关也将通过定时通报信息、不定期互访、召开座谈会等方式交流经验、加强协作，切实提高联防联调工作的针对性与时效性。城市圈内将实现调解组织标牌、印章、人民调解标识、程序、制度、文书的“六统一”，提高人民调解在毗邻地区联防联调工作中的社会公信力。

(四)孝感市区域性调解机制

孝感市区域性调解机制体现为创新人民调解工作新机制“五”字特色明显。

一是横向抓协调，推行“五家联调”模式，探索联合调解新路。该市汉川市建立了“五家联调”模式，即在全市各乡镇组建了“社会矛盾联合受理调处中心”，以乡镇司法所为平台，组织乡镇综治办、信访办、基层司法所、派出所、基层法庭五家联合办公的新机制，实现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有机结合。“五家联调”工作机制运行情况，普遍反映很好，效果明显。省司法厅认为该模式符合省厅提出的“一所三中心”工作要求值得总结推广。

二是纵向抓网络，推行“五级联调”模式，规范各级调解组织。该市孝昌县建有“五级联调”模式，即县、乡镇、村、组、中心户五级联合调处矛盾纠纷，确保对矛盾纠纷的“三不”，确保联防联调网络健全。

三是立体抓预防，推行“五法并举”模式，打牢“以防为主”工作基础。该市孝南区“五法并举”模式，即采取法制教育预防法、建章立制预防法、定期排查预防法、因情施策预防法和帮教矫正预防法，把矛盾纠纷预防在未发之时，化解在萌芽状态，“五法并举”成功经验司法部《人民调解》予以介绍。

四是交叉抓调处，推行“五绑一创”模式，突出基层联调功能。该市安陆市建有“五绑一创”模式，把基层打击防范、矛盾排查、信访处理、法律和社会事务服务、综合治理等五项工作紧密捆绑在一起，创建平安乡镇，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五是工作措施上“四先四早”(预防在先，苗头早消化；教育在先，重要对象早转化；控制在先，敏感时期早防范；调解在先，矛盾纠纷早处理)、工作质量上“两个提高”(提高纠纷调解率，提高调解成功率)、工作效果上“三个下降”(纠纷下降、民转刑下降、民转非正常死亡事件下降)。

六是该市孝南区创人员聘任新挑选“五老”(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职工、老长辈)及在群众中威信较高的人担任调解信息员，这些调解信息员对各自管理范围内所发生的纠纷听得到、看得见、摸得着，对掌握的信息能够及时的反馈，纠纷能够及时化解，调解工作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形成了“及时了解获信息，多方走访查实情，务实调解纠纷”的工作套路，极大提高了调解工作效率，调处成功率达到97以上。据悉，该市建有调委会3515个，其中乡镇(街道)调委会128个，村(居)调委会3007个，企事业单位调委会281个，区域性、行业性调委会4O个，调解员11243名。这些调解组织和调解人员，积极履行职责，消除、化解了大量矛盾隐患和矛盾纠纷，为该市的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五)云贵等省区域性调解机制

云贵等省积极发展区域性人民调解组织，在工业集聚区、流动人口聚居区、毗邻接边地区、企业周边地区、大型集贸市场、物业管理小区、旅游风景区等地建立区域性调解组织；同时推动工会、妇联、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学校、医院等单位建立行业调解组织。注重人民调解网络向私营企业、大中型商贸市场、物业管理、社区和流动人口聚居地延伸，探索建立多种形式、便民利民的人民调解组织，不断拓展人民调解领域，扩大人民调解的覆盖面。强调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工作保障机制，把人民调解工作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切实落实司法行政机关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人民调解委员会补助经费、人民调解员补贴经费，切实解决人民调解委员会办公场所、基础设施等实际问题，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物质保障能力。

(六)相邻省际跨界区域性调解机制

相邻省际跨界区域性调解机制是相邻省跨界地区的一种联防联调的联合调解机制。跨省边界地区历来是省际矛盾纠纷多发地区，特别是近年来跨省边界地区，因土地、山林、矿产、水资源引发的纠纷不断增多，因生产、生活引发矛盾纠纷也不可避免。在实施人民调解过程中，各地有关地方政策和规定存在差异，以行政区划规定的“单边调解”是难以奏效，即单靠一方进行调解，对方一般难以接受。一些相邻省市纷纷打破地域界限，建立联合调解机制，促进边界地区稳定。联合调解机制首先在京冀取得突破。河北省环抱北京，4市的l4个县(市、区)58个乡镇、195个行政村与北京的9个区(县)接壤。根据特殊地理位置，京冀两地创造性地开展了首都“护城河工程”建设，京冀毗邻的县、乡、村全部建立了由双边或多边联防联调组织，双方对纠纷不分“河内河外”，保证了纠纷及时调处。河北省的青龙县与辽宁省所辖的建昌、凌源、绥中三县交界，过去省际矛盾纠纷不断，随着联合调解组织的成立，这种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河北省与山东聊城、与河南安阳的跨省调解联合组织也已构建。辽宁省凌源市与相邻的河北省平泉县、内蒙古宁城县进行协商，也组建了跨省联合人民调解机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近2O个省市参与跨界联合调解。省际跨界区域性调解机制的建立进一步完善了跨界地区联防联调机制、纠纷应急处理机制。

三、构建区域性调解机制的几点启示

(一)必须紧紧依靠党委、政府，加强领导，落实保障。区域性调解机制建设，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所在区域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域性调解机制构建，始终得到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开发区管委会的高度重视，相关职能部门组织专门力量，深人基层、深入实际广泛调研，开发区党政领导多次组织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分析论证，在此基础上，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与武汉市司法局共同制定出台了《关于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加强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相互衔接配合工作机制的意见》，组织召开多个层面的工作部署会、协调会，推动工作落实。与此同时，武汉市司法局法调办和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将此项工作列入年度计划，投入一定资金用于区域性调解机制建设，专门设置调委会的办公场所，添置办公设施，列出一定经费用于调委会工作人员的补贴以及落实交通、通讯等，为调委会工作的正常有效运转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当然，进一步推进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域性调解机制的健全和完善还有许多工作等待我们去摸索。

(二)必须充分整合并盘活各种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调解工作的社会化程度。区域性调解机制构建，要充分调动和整合各方资源，以实施人民调解质量工程为抓手，大力加强人民调解体制机制建设，通过人民调解的组织网格化、人员专职化、工作机制化，达到人民调解工作社会化的目标。人民调解工作整合社会资源、拓展工作领域、完善体制机制，最终实现工作的社会化。积极整合调解资源，加强部门联动，注重发挥“大调解”中心各专业小组的作用，达到包调包处，各司其职，提高调处成功率。同时，将调解组织向非公有制企业、流动人口聚居区等延伸，增强“大调解”工作的覆盖面和渗透力。实践证明，没有社会化的广泛参与，一个健全完善区域性调解机制的格局是难以形成的。

(三)必须健全完善相关配套机制，推动区域性调解工作向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只有建立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才能赋予区域性调解机制生命与活力，实现常态化运行、可持续地发展。调解工作机制化就是要统一工作标准、规范工作程序，明确工作要求、健全工作制度，细化工作指标、量化工作考核，简而言之就是制度化的工作方法；要建立健全联动合作机制、指导协调机制、专业咨询机制，建立健全纠纷信息分析研判、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矛盾纠纷协同调．处、矛盾纠纷诉调联动、矛盾纠纷区域联调、人民调解宣传教育、人民调解队伍管理、人民调解经费保障、人民调解考核激励、人民调解责任追究等项机制，实现人民调解工作的规范化、社会化，使人民调解及大调解在更高层面、更广领域发挥作用。

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范文篇7

【关键词】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完善信访制度，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2006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要建立和完善多方面、多层次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不能把依靠政治优势可以解决的矛盾都引向司法渠道”；发挥政治优势，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搞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注重发挥调解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作用，着力构建在党委领导下，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加强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种调解手段相互衔接配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这一重要指示立足和谐建设，以人为本，顺应了当今多元化、多途径解决民事纠纷的世界潮流。同时承继了中华民族“和为贵”的传统观念，发扬我国民间调解历史传统，符合先进的诉讼理念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当前，积极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为主导，司法调解为保证“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机制，实现三种调解手段的有效衔接，使其联通互动、优势互补、协调一致，形成规范、长效的工作机制，是摆在政法工作部门面前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现代社会构建大调解机制的必要性

大调解机制的本质在于调解。在我国，调解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无论是在几千年的历史文明长河，还是近现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调解作为一项法律制度，为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群众自治、保障人民权益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国际上享有“东方经验”、“东方一支花”的美誉。

（一）大调解赋予了传统调解新的价值与使命

我国传统的诉讼文化价值取向以“无讼”、“和为贵”为指导思想，并追求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调解，作为这一传统观念的重要载体，在中华大地上实践和延续了数千年，对解决民间纠纷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并由此形成了世界罕见的一整套的制度规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直至现代，主张法院调解的“马锡伍审判方式”仍备受推崇，一度取得巨大成绩。但随着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加之全球化趋势的急剧扩张，传统的以调解为主的审判方式受到了西方司法理念的强烈冲击。全国法院民事调解率从上世纪80年代的80％一度下降到90年代初的60％、直至2003年的30％，来自各方的压力使我们不得不对我国的调解工作进行重新定位。大调解的产生实质上是一次调解理念的升华和革命，其摈弃了传统调解的非理性手段，与现代司法形式主义有机结合，实现了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多部门的联动，为传统调解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二）大调解体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精神和要求

我国正处于矛盾的多发期，改革改制、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劳资纠纷、贫富悬殊等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体制难以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迅速健全，不足以切实保护好弱势群体的利益，从而导致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数量急剧上升，大量的上访、群访事件层出不穷。据《?t望东方》报道，仅从2003年7月1日到8月20日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到北京市委门前上访的就达1.9万人次，群体上访达347批，到中纪委门前上访的人员达1万多人次，群体上访453批，平均每天达100多人，创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新高。群众上访和信访的问题绝大部分是民间纠纷，是可以通过调解加以解决的。此外，从成本和效益的原则上看，调解通过简便、快捷的方式解决纠纷，可以节约诉讼成本，避免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三）大调解顺应了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世界潮流

目前，世界各地普遍利用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矛盾纠纷。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源于英文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简称ADR.ADR概念源于美国，原指上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数百年的法治发展历程后，相继兴起ADR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并逐步被纳入法制轨道，已经或日益成为当代社会中与民事诉讼制度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重要纠纷解决机制。有数据表明，现在美国95%的民事案件经过和解和在法院内附设的强制仲裁或调解等代替诉讼解决纠纷程序中得到解决，只有不到5%的案件进入法庭审理阶段。由此可见，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已成为许多国家认同的较好方法之一，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司法改革方兴未艾的趋势和潮流。

二、大调解机制的设置价值

尽管我国各个地方都为构建大调解机制进行了积极探索，但各地对“大调解”一词的理解和使用仍极不规范。一般认为，大调解是指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政法综合治理部门牵头协调、司法行政部门业务指导、中心具体运作、职能部门共同参与，整合各种调解资源，对社会矛盾进行协调处理。其目的是将民间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其他各种调解资源整合在一起，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在制度设置上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协调一致的关系。人民调解被誉为政法工作的第一道防线，其特点在于“民间性、自治性”，此为人民调解区分其他调解的根本特征，也是其生命力所在。人民调解的权威来自于群众对法律和道德的尊重，来自于公平、公正的公信，而不是国家的强制力。开展人民调解工作必须遵循依法调解、平等自愿、不妨碍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三条原则，人民调解委员会这种非公权力的居间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合同性质的法律效力。行政调解体现的是“权威性、公信力”的特点，由于其以政府部门为依托，较易为纠纷当事人信服。因此，由政府出面调解的纠纷大都能顺利解决。但是，行政调解属于行政行为，其达成的调解协议、作出的处理决定并不具有法律强制效力，行政调解、处理权的实现最终要依靠人民法院的认定、执行。并且，由于一些行政调解的性质、地位、职责、权限尚无法律界定，行政调解的作用一直没有得到长足发挥，其工作基础与实践经验相对薄弱。司法调解体现的是“国家强力保障、不告不理”的特征，分为庭前调解与诉讼调解。庭前调解的性质与行政调解一样，诉讼调解因司法权的参与，其形成的调解协议作为法院结案的一种方式，具有法定效力。司法调解制度的设置，是国家强力保障公民私法自治权利的体现，对节约司法资源、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三、大调解机制的运行缺陷

近年来，大调解机制在全国各地得到普遍推广并取得明显成效，但在认识和实践中，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机构名称不统一

一是机构设置紊乱。全国冠以大调解名义的机构名称各异，如司法调解中心、调处中心、调访办、“三位一体”大调解、“四位一体”大调解、“三所一庭”联动调解等，五花八门，各不相同。二是组成单位混乱。有综治、司法、公安、法院、信访、民政、农业、房管、税务、劳动、监察等，少则两三家，多则十几家，而调解机构有设在乡镇（街道）政府，有设在司法所，也有的设在派出所，林林种种，不一而足。三是隶属关系错乱。有隶属于党委、政府领导的，有隶属政法部门领导的，还有的隶属综合治理部门领导，各显其能，各行其道。

（二）职能权限不一致

一是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混为一谈。司法所是街镇一级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从调解人员的组成来看，这种调解具有浓厚的行政性质，与人民调解委员会群体自治性组织的性质相差甚远；从调解协议的效力来看，又具有人民调解的性质。对于这类调解组织的定性，理论界争议很大。二是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的衔接不甚规范。如在医患纠纷、劳动争议、社会治安等纠纷的行政调处中，人民调解介入的工作理念、体制机制、机构建设、功能定位等方面都具有较大差异。三是越位或违规调解行为时有发生。如对个别专属行政机关的确权、资格认定、行政许可与处罚、党纪政纪处分等纠纷进行人民调解，有碍法律适用和程序上的公正；少数调解员在涉及本单位、部门利益的调解中，为促成调解，对当事人进行诱导，或故意不告知纠纷当事人应享有的法律权利，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制度保障不到位

大调解机制存在诸多问题，归根结底在于该机制缺乏一种自上而下的系统规划和整体设计，没有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由于立法的缺失，大调解机制无法获得机构、人员、经费等强有力保障，从而使各个部门难以达成一致共识。一是三大调解制度存在立法上的疏漏。人民调解的性质、范围、地位、组织结构和调解协议的效力等没有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行政调解的调解范围偏小，调解原则、程序和法律责任等不清晰；司法调解的程序启动、方式、期限和次数等没有明确，任意性较大，有失调解工作的权威性。二是没有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各部门开展大调解工作往往只作一般性倡导，缺乏硬性要求和奖惩措施，致使部分部门责任意识不够，参与意识不强。三是调解经费得不到保障。人民调解组织自身没有“造血”机能，调解工作经费和调解员的报酬得不到很好的落实，影响了调解员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和战斗力的增强。

四、完善大调解机制的几点思考

当前，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难度正逐步加大，如何进一步深化大调解机制改革，是我们急需深入和积极实践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谋求立法突破困局

当前大调解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借助政府、发扬传统、依托社会的问题，还有如何立法以顺应时代潮流、适应社会演变、满足人民需求的问题。一要明确职能定位。通过立法，对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在大调解工作体系中的地位、职能和作用加以明确，以解决目前在实际运行中定性不足、职能交叉等困难和问题。同时，要统一规范大调解的机构名称、组织部门、隶属机构及工作权限等，使各地开展大调解工作有章可循。二要规范程序设置。出台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诉讼调解相衔接的司法解释，积极探索适用于三大调解制度通用的调解程序，最终达到同一案件、同一程序、同一调解结果。三要建立奖惩制度。将“大调解”工作纳入党建经济一体化目标，统一管理，统一考核，对调处化解矛盾纠纷成绩突出的单位、部门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对调处工作不力致使社会矛盾纠纷高发的予以责任追究。四要促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协调发展。人民调解组织要做到机构、队伍、设施、经费和待遇“五落实”，消除调解员的后顾之忧；切实保证制度、档案、文书和程序规范化，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工作水平和规范化建设。各级行政机关包括公安、交通、文化、工商、税务、环保和城管等部门，在处理涉及自身职能范围的矛盾纠纷时，应当倡导优先调解，建立调解与裁决分离制度。人民法院按照能调即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要求，扩大法官主导下的调解；探索法院委托调解和法院附设调解的做法，明确哪类纠纷、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委托或诉前调解，鼓励、倡导婚姻家庭纠纷、小额债权债务纠纷诉前调解。

（二）整合资源形成合力

一是整合各方资源，加强协调机制。将综合治理部门、司法行政部门、维稳办、信访办、纪检监察部门以及大调解领导协调等机构及其功能进行整合，改变多头管理的局面。建立区、县（市）及街道两级社会矛盾调处中心，由区司法局设驻人民调解委员会，区法院派驻调解速裁组，公安、综治、信访、城管部门等联合接访，分工合作，协同作战，搭建便捷、高效的服务平台。对涉及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矛盾或重大、疑难纠纷，在区、县（市）中心统一组织下，由各单位共同参与、协同作战、多管齐下、联动调处，实现信息联网、部门联手、上下联动、条块联合的工作格局⑤。二是强化隐患排查，完善预警机制。大力加强行业性、区域性调委会建设，借助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主动介入社会难点、热点纠纷排查，做到情况早预测、工作早介入、问题早处理、苗头早控制。积极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权利意识，了解正确的维权渠道，防止矛盾纠纷激化，减少和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三是加强队伍建设，健全育人机制。鼓励优秀的法律人才加入到人民调解队伍中去，积极培养“专家型”人民调解员；充分发挥律师在大调解工作中的作用，开展司法所与律师事务所“所所结队”活动，组建律师信访工作接待志愿团，积极参与市长、区长、局长大接访；加强业务指导，司法行政部门与法院建立工作联席制度，由人民调解员担任人民陪审员，参与调解和审理非经本人调解过的民事案件，提高调解能力和艺术；大力表彰和宣传人民调解员的先进事迹，要借鉴“十大优秀法官”、“十大优秀检察官”等评选活动的做法，推行“十大优秀人民调解员”、“十大首席人民调解员”等评优活动的开展，并通过新闻媒体将他们的工作成绩向社会广泛宣传。wWw.gWyoO.

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范文篇8

一、构建大调解机制的方案。

（一）关于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建设“平安”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深化枫桥经验，在全社会倡导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在镇（街）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综治机构的协调作用，整合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多种调解方式和信访资源优势，建立大调解工作机制，形成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整体合力，把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

（二）关于工作目标

通过整合基层调解资源，构建镇（街）大调解工作机制，达到“四下降、三提高、二没有”的目标。即民转刑案件下降，信访案件特别是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下降，民事诉讼案件下降，行政复议诉讼案件下降；人民调解成功率提高，民事诉讼案件调解率提高，行政信访案件调解率提高；没有恶性群体性事件，没有恶性民转刑命案。

（三）关于工作方式

整个大调解机制体现以镇（街）党委政府领导，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协调指派为依托，村（居）企业行政单位直接调解为基础，镇（街）人民调解与公安110处警调解、与法院劝导委托调解、与劳动行政调解等交叉联动为重点，融入听证调解机制，辅之以全员责任制考核保障机制。

（四）关于工作流程

构建“三位一体”大调解机制的工作流程试行“统一受理、一口分流、三种办理、多方协助”的方式。

1、“统一受理”。原镇（街）矛盾纠纷的受理部门比较多，主要有：信访办、公安110、工会、劳管所、人民调解委员会、“148”法律援助站、法庭、其它行政组织或团体。现规定除村（居）企业调解组织自行调解纠纷外，原则由调处中心窗口统一受理当事人要求调处矛盾纠纷的投诉和申请。

2、“一口分流”。矛盾纠纷受理后，原则上归口镇（街）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进行登记，根据矛盾纠纷所涉及的内容，由中心负责人确定何种调解主体、方式和做好调解力量的协调，交办调解事项。比较重大或群体性的矛盾纠纷由镇（街）综治委主任或副主任亲自确定和协调。中心交办后，应督促有关调解组织及时进行调解，反馈调解情况和结果。

3、“三种办理”。一种是以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主体的调解，最后结果以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形式结案，调解不成的移送行政仲裁或告知其提出诉讼的形式结案；二种是以信访、劳动、公安等行政部门为主体的调解，最后结果以行政调解书的形式结案，或辅以行政仲裁、行政处罚、行政复议（诉讼）等形式结案；三种是人民法院（庭）为主体的调解，最后结果以人民法院调解书的形式结案，调解不成的以裁定判决形式结案。

4、“多方协助”。是指矛盾纠纷由中心确定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中的一种调解主体后，某一调解主体在具体实施调解时，其它两个调解主体及相关机构和团体，应主动配合具体实施调解主体的调解工作。相关机构和团体指的是调解案件需要的或与所调解的案情相关的机构和团体，如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公证处、法律援助机构、监察或仲裁机构等等。

根据以上方案，自2012年1月，市在廿三里街道开展了构建大调解试点，整个试点分准备动员、组织实施、总结提高三个阶段，时间为三个月，试点中召开了动员培训会，组建了领导和办事机构，建立了人、财、物保障机制，建立了各类工作制度和矛盾纠纷受理、分流和联调督查考核等机制，进行一次矛盾纠纷大排查，并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开展直接调解和联动调处活动。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总结完善，于2012年4月在全市铺开。

二、构建大调解机制，取得明显社会效果

1、大调解工作有效缓解了部门工作压力。我市公安、法庭、劳动管理等部门解决纷争的压力都很大，特别是公安部门受理的轻伤害案件和故意损害公私财物等案件，以前大部分需要民警调解或制作相应资料后移送司法部门，大调解机制建立以来，这些轻伤害案件大多移交到调处中心，通过镇（街）人民调解委员会会同村居、工作片等进行调解，较大程度减轻了派出所民警的工作量，使派出所能将工作重点转向打击违法犯罪等公安工作主业务，成效明显。而且，通过调解，公安信访案件也大大减少，群众满意率明显上升。

2、大调解工作极大地方便了广大群众。不管何种纠纷，当事人只要到镇（街）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受理登记，中心按照流程进行分流调处，进行一站式服务，有效避免了群众在各部门之间来回跑的现象。各部门由于责任明确，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许多案件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

3、大调解工作增强了综治组织之间协同调处的意识和能力。镇（街）派出所、法庭、司法所、劳动管理所、信访办等综治部门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相互间能主动的沟通协调、提供帮助、解决问题，切实改变了过去各自为政、不相往来、工作协调沟通较难、纠纷较难解决的问题，为顺利和更好地开展综治和平安创建各项工作奠定了基础。

4、大调解工作密切了干群关系。一方面镇（街）干部工作员的化解矛盾纠纷的责任意识有效增强，减少了扯皮推委，能及时有效地化解和调处各类矛盾纠纷。另一方面，通过一件件矛盾的调解，一件件信访的落实，干群之间关系得到了真诚沟通，感情得到加深，彼此增加信任，更好地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

5、大调解工作促进了社会稳定和发展。机制建立以来，有效整合了基层调解资源，实现了矛盾纠纷由各自为政的调解向大调解、被动调解向主动调解、单一调解向综合调解的转变。大调解机制实施一年多来，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更进一步，在调委会建设方面，全市共有调委会1461个，其中村（居）调委会806个，镇（街）调委会13个，企业调委会559个，拥有调解人员4845名，使调解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特别是镇（街）人民调解委员会，为适应大调解工作的需要，各镇（街）纷纷调整和增加调解人员。在业务建设方面，全市各镇（街）纠纷受理中心和村（居）调解组织2012年度共受理各类矛盾纠纷7258件，成功调解7105件，调解成功率为98％，其中，由110移送调解纠纷达530起，由法院委托和劝导调解达115起，由劳管移交调解达350起，调解涉及标的达3100余万元，此外，劝阻群体性上访89件，制止群体性械斗28件，防止民间纠纷引起自杀22件30人，防止民间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103件291人，未发生一起恶性群体性事件及因调处不力发生民转刑或引起自杀的案件；全市信访工作从市后几名一跃成为市先进；往年要集中整治派工作组的镇（街）较多，构建大调解机制建立后，镇（街）社会稳定，已不需市派整治工作组，镇（街）主要领导的精力，也从过去被上访和解决矛盾纠纷所缠，变为主要精力能集中抓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上。大调解机制初步成为“为群众排难，为领导解忧，为部门减负”的有效载体。

三、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问题

1、机制中协调和调解主体问题容易混淆。我国法律层面上的调解主体是各人民调解委员会，各行政职能部门（其中司法所代表镇街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庭），但实践中各地建立的调处中心常常容易把自己当成调解主体，把主要精力放在调解上，在调解结果或协议上盖章签字，结果一方面会使调解协议的合法性存在问题，另一方面使中心分流、协调、督查、考核职能逐渐弱化，最后使大调解机制流于形式。

2、对镇（街）垂直职能部门配合调处的考核较难。镇（街）矛盾纠纷较大一块属于垂直行政职能部门的执法和调解，由于管理以及决定权在上级机关，往往出现参与执法和调解者无权，有权者不参与具体执法和调解，因此一些执法和调解行为较难沟通和到位，对一些纠纷的调处会出现推诿多于配合，使调解效果不理想；另一方面，镇（街）一些工作尚需这些部门的支持，碍于情面对垂直职能部门的考核较难实施和到位。

3、大调解的人、财、物投入机制尚缺乏保障。构建大调解机制，使人民调解组织特别是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与110联动调解，法庭劝导委托调解以及劳动矛盾调处联动等调解量将大大增加，试点的廿三里街道表明街道调委会的调解量将增加一倍以上，目前一些镇（街）以1－2名司法助理员为主体的人民调解组织无法承担如此大的调解工作量。另外，目前的办公、交通设施也均难适应工作需要。

4、单独的考核奖励机制尚未建立。构建大调解工作无论是流转机制，增人机制，配合机制，调解责任机制都需要切实有力和非常适用的考核奖励机制来保障，而且需要建立长效督查机制，否则大调解会流于形式。目前，对大调解实施考核的是信访综治全员责任制，单独有效的考核机制尚欠缺。

5、面上工作的不平衡，影响大调解机制的效果。面上推开时镇（街）进行照样画葫芦，虽均建立了制度和各项机制，但由于一是培训不够，二是法院只设立4个基层法庭，城区部分街道无联系法庭，三是2012年度综治线试点工作较多，以及镇（街）重视程度的不同等原因，推开后，少数镇（街）运转效果还不如人意。

（二）几点建议

1、明确镇（街）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在大调解机制中的地位作用。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应明确为矛盾纠纷调处的牵头协调机构，并应是有四个方面的职权：一是分流指派权；二是协调调度权；三是检查督办权；四是责任追究建议权。调处中心这四项权力真正行使好了，大调解机制才能真正运转好。

2、加强对垂直职能单位的考核力度是大调解机制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要在全面贯彻落实信访、综治（平安）全员责任制，加强对镇（街）全员考核基础上，重点抓好在镇（街）垂直职能单位的考核，针对镇（街）难以考核垂直职能单位的实际，建议由市综治平安机构把检查考核镇（街）垂直职能单位调处和配合调处矛盾纠纷作为抓大调解机制的主要内容之一，象考核公布镇（街）信访、综治末位干部工作员一样，一个季度或半年一次，对少数在大调解机制中工作配合不力的垂直职能单位予以通报，并与年度考核职能单位的主管部门的平安综治工作相结合，以此促进大调解机制中的相互配合，发挥大调解机制作用。

3、加大对构建大调解机制的人财物的投入。构建大调解机制需要增加镇（街）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职调解人员。建议我市试行雇员制，让每个镇（街）调委会雇用具有一定法律知识和调解经验的人员2－4人不等，并在工作片、法院（庭）、派出所建立人民调解庭（室），确定与大调解联动工作相适应的调解人员；其次，市和镇（街）都要重视解决构建大调解机制所需的人员经费、办公经费、培训经费和特岗及奖励经费，解决办公场所和调解场所用房和办公调解所需的电脑、一体机、摄影摄像和交通车辆等大调解工作必备设施。

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范文篇9

一、多角度思考，寻求理论创新

（一）澄清三误区，解决认识问题。

1、澄清有违宗旨的误区。有人认为调解一般是以信息、能力和经济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当事人让步而达成协议，调解一般是帮助强者来损害弱者，不利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违背了法院司法为民的宗旨。调解确实需要当事人让步，但是并非都是弱者让步，也并非让步必然就损害当事人的权益，追求真相、追求权益必然需要花费时间、花费精力、花费成本和代价，并非每一个真相、每一项权益都值得去追求，各项权益之间常会发生冲突，调解有助于帮助当事人清醒认识、理智判断，及时中止当事人无谓的投入，时间、精力、金钱的浪费，并非损害而是保护当事人的权益，体现了为民宗旨。

2、澄清有损权威的误区。有人认为，调解通常以合意来规避强制、以柔性来软化刚性、以保密来限制透明、以灵活来侵蚀规范，不利于法律的贯彻实施，不利于社会秩序的形成，法官参与劝说当事人，破坏了法院中立和超然地位，不利于法院和法律权威的树立。国家和法律的干涉并非无限制、无疆界，民事权利本质上是私权利，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调解尊重了当事人的处分权，避免公权力的浪费，提高了公权力运行的效率；社会生活复杂多变，法律规则总是滞后于社会现实，调解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律规则缺陷，避免与大众情感的冲突，使其不会个别牺牲其稳定，且对于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协议，法律不承认其效力，从而维护了法律的权威；法官虽然参与劝说当事人，起引导促进的角色，但最终决定权在当事人，并不破坏其中立地位，相反，由于调解协议是当事人自愿达成，避免当事人的不当上诉、申诉和缠诉，维护了法院的权威。

3、澄清有碍发展的误区。有人认为，搞大调解是不务正业，法官在非诉调解上花精力使案件数量减少，成绩无形，无法定量评估，会使法官的编制、待遇受到影响，从而有碍法官和法院的发展。法官和法院的科学发展并非只体现于办理案件的数量，而是体现于满足社会的司法需求，法官通过大调解可以了解百姓的司法需求，摸索矛盾纠纷规律、积累解决经验，提高诉讼调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通过大调解过滤掉大量的矛盾纠纷，便于法官集中精力关注司法的热点难点问题，提高矛盾纠纷的解决水平，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通过合理设置案件流程，全程全员调解，便于法院人员类别化管理，形成内部激励机制，有利于法官和法院的科学发展。

(二）树立三理念，解决方向问题。

1、和谐大局理念。调解可以弥合双方当事人的分歧和对立，摸平创伤和裂痕，消解当事人的误解和积怨，消解法律制度与社会现实的脱节，化解矛盾和纠纷。大调解作为矛盾纠纷的综合治理手段，就是各种调解机构的调解职能，形成解决矛盾纠纷的合力，共同化解矛盾纠纷，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促进社会和谐。

2、拓宽渠道理念。新时期的社会矛盾呈现范围广、内容杂、主体多、样态新，矛盾纠纷的现实要求我们解决渠道与之相适应，而我们构筑的大调解机制就是多机构、多主体、多手段并用，整合解决资源、创新解决方式、拓解决渠道，将大量矛盾化解在基层，将社会冲突消灭在前沿，避免积重难返、冲突升级。

3、保障民权理念。调解就是要以自治取代管制、以说服取代强迫，以引导取代强制，就是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尊重当事人的各项选择，维护和保障当事人的各项权益，实际运作中，要充分尊重当事人选择调解机构、调解人员、调解方式、调解方案的权利，要将保障民权贯彻于大调解的各个角落、贯穿于调解的全程。

（三）借重三力量，解决整合问题。

1、民间组织。社会矛盾往往产生于家庭、家族、乡邻、村社、企业、行业、社区之中，民间组织处于矛盾纠纷的前沿，往往最先接触矛盾纠纷，民间组织是矛盾纠纷最便捷、最及时、最经济的解决通道，故应当充分发挥其调处职能，法院不论在诉讼前还是诉讼中都应当重视民间组织的作用，利用人民调解将民间组织的整合，共同解决矛盾纠纷。

2、行政机关。行政机关权力广泛、可调配的社会资源众多，运行高效快捷，对于处理突发性、群体性、复杂性、专业性矛盾纠纷具有其他机关不可替代的优势，法院一方面要为行政机关处理上述矛盾纠纷提供司法保障，另一方面在处理上述矛盾纠纷时发挥行政机关的作用，在诉讼前将这类矛盾纠纷引导给行政机关处理，诉讼中委托行政机关调处或请行政机关协助。

3、公证仲裁。公证仲裁一方面作为矛盾纠纷解决渠道，

另一方面作为特定纠纷诉讼的前置程序而存在。法院一方面要尊重和维护公证仲裁的独立地位，不能轻易干涉公证仲裁，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公证仲裁的配合和协作，对于合法的公证仲裁必须坚决支持，对于公证仲裁缺陷和瑕疵及时沟通和指正，及时统一裁判尺度、统一法律适用标准。

二、多层次的介入，发挥主导作用

（一）搭建三平台，解决空间问题。

1.引导平台。利用电视、广播、报刊和网络对大调解和调解的优越性进行宣传，及时沟通各类调解信息、规范调解行为、提高调解效果，强化各级组织对调解的宣传意识，建立起矛盾纠纷调解处理的信息引导平台，建立调解行为的考核激励制度，建立起调解的利益引导平台，尽可能引导当事人选择调解的方式解决矛盾纠纷，引导当事人选择就近、及时、快捷和经济的调解机构和调解人员，及时解决矛盾纠纷。

2.对接平台。健全调解网络、加强对基层调解机构和人员的指导，使矛盾纠纷与基层调解有效；强化调解信息的收集沟通，强化综治办的信息枢纽作用，使民间调解与企业调解和行业调解、民间调解与人民调解、人民调解与行政处理和仲裁诉讼有效对接；充分利用法院和仲裁机构内部调解工作室的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诉讼和仲裁调解，努力构筑起矛盾纠纷与纠纷解决机构、纠纷解决机构之间的对接平台。

3.合力平台。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没有法院是不行的，但全部依靠法院也是不行的，法院一方面依靠党委政府，发挥大调解网络的作用，发挥非诉渠道的解决功能，将矛盾纠纷解决在诉讼之前，另一方面，委托社会力量搞好诉讼调解，利用社会力量来协助进行调解，充分利用综治办和法院调解工作室的功能，共同打造矛盾纠纷解决的合力平台。

（二）完善三机制，解决制度问题。

1、资源共享机制。法院既要充分利用大调解的网络、人员、场所和平台，通过聘请诉讼联络员，搞好诉调对接、巡回审判、委托调解、协助调解、文书送达、判后答疑、协助执行、案件回访，搞好与诉讼相关的各项工作；又要为各机构的非诉调解的提供法律指导、业务培训和效果保障，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依靠党委领导、综治办的协调，建立健全一系列的制度措施，形成大调解格局中资源共享机制。

2、信息反馈机制。没有各种信息的有效运行，系统不可能高效运转，在大调解机制中，必须强化信息的搜集和沟通，强化综治办的信息枢纽作用，形成信息反馈机制。在大调解中，法院一方面要通过民间组织和人民调解反馈了解各种非诉矛盾纠纷的现状，了解了法律的空白和局限，从而提高诉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又要反馈各种诉讼信息，使调解机构明确调解协议被审查确认的情况，明白调解的效果、调解的瑕疵与不足，便于其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调解能力。利用反馈信息，对调解行为检查、考核、监督和管理、对调解效果进行评估，对调解力量进行整合。

3、优势互补机制。民间组织反应灵敏、行政机关运转高效、法院诉讼公正透明。民间组织点多面广人员分散，如果充分发挥作用可以过滤掉大量的矛盾纠纷；行政机关体系健全层次分明、高效快捷，对于处理突发性、群体性矛盾纠纷有独到优势；司法机关程序严谨、运转规范、公正透明，对处理复杂性、法律性矛盾纠纷其他组织自叹不如。在大调解中就是要整合纠纷调处力量，科学规定各类机构受理范围，处理程序，建立起各类机构的优势互补机制。

（三）搞好三衔接，解决顺畅问题。

1、网络对接。法院要搞好诉调对接，既要利用大调解组织网络处理非诉矛盾纠纷、办理有关诉讼事宜，充实工作内容，避免其空转；又要对各级调解组织巡回指导、定期培训、提供法律帮助，及时对协议进行审查确认，搞好服务保障，避免其不转或滞转。

2、制度衔接。法院一方面要清理废止不利于各类调解机构相互衔接的制度和规定，清除制度性障碍，另一方面要建立委托和协助调解的经费保障制度，建立调解工作室管理制度，诉调对接制度；另一方面要加强指导，要帮助其他机构建立健全调解的资料、记录、报表、档案、台帐，健全调解的程序和管理制度，搞好工作制度衔接。

3、活动链接。法院可以观摩其他机构的调解活动，帮助总结经验教训；认真听取调解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帮助解决调解中的困难和问题；对有调解基础的案件到当地宣传和讲解，搞好示范调解；对调解人员的法律疑问进行释明和答疑，进行业务指导；搞好各种调解方式对接调研，将各类机构的调解活动有机的衔接起来。

三、全方位突破、搞好整体推进

（一）设立三地点，解决重点问题

1、在案源多处设立联络点。在劳动争议仲裁庭、交警队、公证处、综治办、信访办等涉及诉讼案件多的地方设立联络点，即可以对这些地点的非诉调解加强指导，从而减少诉讼压力；又便于诉讼中调取诉讼材料、传达诉讼讯息，进行诉讼中的委托和协助调解。

2、在基础好处设立示范点。有调解职能的机构种类繁多、人员复杂、分布广泛，法院不可能、也无必要对每一机构每一个人员都进行直接指导，我们通过在基础条件好的机构或组织设立示范点，依靠党委和司法行政部门的宣传推广和引导，从而提高矛盾纠纷的整体调处水平。

3、在偏远地区设立巡回点。选择适当的案源、到偏远地区进行巡回审理或调解，组织群众进行旁听，既可以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及时查明案件事实，同时又可以宣传讲解法律，拉近司法与群众的距离，促进当地群众法律意识的提高和善良风俗的形成，扩大案件的社会效果。

（二）把握三关口，解决难点问题

1、引导关口。首先搞好情绪引导，引导当事人理性分

析问题，正确看待矛盾纠纷；其次搞好信息引导，及时的分析自身的证据、正确看待案件事实，同时开示对方当事人的证据；再次搞好法律政策引导，引导当事人正确的解读法律，预测其法律后果；最后搞好利益引导，引导当事人正确看待风险、分析成本，权衡利益得失。

2、合意关口。调解过程中，调解人员坚守中立地位，平等对待双方当事人，引导不领导、参与不包办、建议不决策、答疑不欺骗、尊重不强迫，始终让当事人自我分析、自我判断、自我决策，对调解的过程如实记录，切实反映调解方案、调解协议的形成过程，如实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准确反映当事人的合意。

3、审查关口。要核对当事人的身份情况，审查当事人意思是否真实，是否侵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是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调解的程序、调解协议有无瑕疵，文字表述是否准确，有无其他变更或撤销的情形。

（三）理顺三环节，解决热点问题

1、非诉环节。非诉环节是解决矛盾纠纷最为关键的一环，法院应当充分利用该环节化解大量的矛盾纠纷，缓解诉讼压力，搞好非诉调解行为的配合，重点应当抓好人员培训、业务指导、诉讼对接，搞好保障和服务。

2、委托环节。委托环节是易于出现问题的一环，委托前必须征求当事人的同意，制定正规的委托函和委托书，搞好案件材料的移交，强化对调解过程的跟踪，加强对调解行为的监督、调解结果的审查，对于超期和违法现象应当及时予以纠正。

3、协助环节。协助调解一般为重大案件、疑难案件、群体性案件或热点案件，他们是群众关注的热点、媒体关注的焦点，法院在此过程中，应当把握发言权和主导权，主动解答质疑，加强与媒体的沟通，及时和妥善处理案件调处中的困难和问题。

（四）寻求三突破，解决亮点问题。

1、能力上有突破。大调解中通过整合调解机构，形成了解决纠纷的合力，法院通过对调解的指导，提升了矛盾纠纷的处置能力；通过发挥各级机构的调处职能，从而使得大量的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消灭于萌芽，解决于非诉，法院可以集中精力来处理复杂疑难案件，增强了法院纠纷解决能力、规则创制能力；法院通过减量提质，对社会稳定和和谐的调控能力势必会得到提升和突破。

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范文篇10

2007年1-6月，全院共计新收各类民商事案件1968件。

按业务庭划分，民一庭为1145件，民二庭为146件，民三庭为264件，一品法庭为102件，接龙法庭为100件，东泉法庭为101件，木洞法庭为110件。

按案件类型划分，婚姻家庭纠纷（含离婚、抚养、赡养、继承纠纷）为693件，侵权纠纷（含人身权和财产权纠纷）为401件，买卖合同纠纷为218件，借款合同纠纷为260件，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为64件，保险合同纠纷为14件，股权纠纷为11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为25件，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纠纷为21件，劳动争议纠纷为117件，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为66件，其他各类案件为78件。

二、今年1-6月民商事案件收案的基本情况

2008年1-6月，全院共计新收各类民商事案件3896件

按业务庭划分，民一庭为2141件，民二庭为737件，民三庭为570件，一品法庭为122件，接龙法庭为112件，东泉法庭为129件，木洞法庭为85件。

按案件类型划分，婚姻家庭纠纷（含离婚、抚养、赡养、继承纠纷）为764件，侵权纠纷（含人身权和财产权纠纷）为481件，买卖合同纠纷为464件，借款合同纠纷为1320件，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为239件，保险合同纠纷为89件，股权纠纷为77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为43件，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纠纷为35件，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为41件，物业管理纠纷为21件，劳动争议纠纷为146件，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为70件，其他各类案件为100件。

07和08年案件类型比较图

三、今年1-6月民商事案件收案的特点

通过对2007年1-6月与2008年1-6月民商事案件收案对比分析，2008年1-6月民商事案件收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新收案件增幅非常大，全院同比增加98%；机关业务庭增幅较大，其中民一庭增加87%，民二庭增加405%，民三庭增加116%；法庭除木洞收案有所下降外，其他三个人民法庭增幅较小。其中，一品法庭增加20%，接龙法庭增加12%，东泉法庭增加28%。

08年1-6月民商案件所占比例图

就案件类型而言，有几类民商案件增幅较大，其中股权纠纷案件增加600%，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增加536%，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增加408%，挂靠经营合同纠纷案件增加273%，物业管理纠纷增加250%，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增加113%，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增加72%，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增加25%，侵权纠纷案件增加20%。

四、民商事案件收案大幅上升的原因

（一）《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实施

自2007年4月1日起，《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实施，随着诉讼费用大幅降低，诉讼成本的减少，大量的民商事案件当事人选择到法院诉讼。

（二）市场主体的不规范运行

有的市场主体不按市场规律办事，运行不规范，引发大量诉讼，如重庆黑格集团有限公司向社会公众借款，因此引发大量的借款合同纠纷，达800多件。

（三）有关行政机关弱化调解程序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前，所有的道路交通事故需经交警调解，经交警部门行政调解，化解一部分纠纷，对调解不成的，才能诉讼到法院。《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所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需经一方当事人或双方当事人申请，交警部门才组织调解，交警部门对调解程序的弱化，从而增加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进入法院诉讼。

（四）企业改制和转制的遗留问题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大量的企业进行改制和转制，有些遗留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现问题集中爆发，这是股权纠纷案件大量上升的原因。

五、对策与措施

（一）建议充实民商事办案力量

目前我院现有人员共计131人（其中一人即将退休，实有130人），从事民商事审判工作的人员共42人（其中一人抽调本区园区工作，实有41人），占全院工作人员的32%。2008年上半年，民商事案件大幅上升，案多人少的矛盾非常突出，建议对今后新进人员充实到民商事业务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