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制度范文

时间:2023-04-05 05: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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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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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额诉讼 费用相当性原则 效率 自由心证 

 

我国尚未建立独立的小额诉讼制度,虽然我国目前的简易程序解决简单的民生纠纷案件中也包含了小额、轻微的案件,尤其是2003年12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能在一定程度上方便当事人起诉和缩短诉讼周期。但小额诉讼制度与我国目前的简易程序,无论在诉讼程序和诉讼理念上都有较大的区别,因此不能说我国的简易程序包含了小额诉讼程序或者说发挥着小额诉讼程序的功能。正因为我国的诉讼程序设计在现有的框架内很难满足小额诉讼之特别要求,特别是它违背了民事纠纷的程序设置应与案件类型相适应的程序法理,笔者认为是应当予以改革的。尤其是最近几年,由于案件数量的快速增长,普通程序在处理小额、轻微案件中越来越显现其现实的矛盾和制度的缺陷。本文将通过对小额诉讼制度理论的系统阐述,并借鉴西方各国在该制度上的立法体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构建我国独立的小额诉讼制度提出若干设想。 

 

一、在我国建立独立的小额诉讼的现实必要性 

 

就社会经济状况而言,随着我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所导致的经济活力增强,中国人原有的“息讼”、“厌讼”的传统保守观念在市场经济和国际大环境的冲击之下也逐渐消融,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思想已深入人心。而在另一方面,原带有解决纠纷和协调人民内部矛盾职能的行政部门和机关组织原有的处理民间大小纠纷的功能已悄悄地从其职权中消失,人们将目光投向了司法解决途径,这样导致司法机关的受案量急剧膨胀。因此,人们希望有一种更加快捷和有效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将不经济降低到最低。 

 

二、在我国建立独立的小额诉讼的制度必然性 

 

通过普通程序来解决社会中绝大部分性质简单和金额较小的纠纷时,这种模式显现出了相当 

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赢了官司赔了钱”这种有违常理的现象。人们不得不对诉讼敬而远之。正是基于这种形势,人们开始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态度,即只要能够以符合实际并让当事人满意的结果来解决纠纷,不必拘泥于法律的严格适用,而小额诉讼程序的出现正是基于这种诉讼理念。普通百姓多是因为小额诉讼才接触法院,所以公正适当地处理小额案件,对在百姓中树立司法制度的权威是极其重要的。 

 

三、小额诉讼程序与我国目前的简易程序的区别 

 

小额诉讼程序与我国目前的简易程序无论在诉讼理念,还是在诉讼方式上都有明显的区别。小额诉讼程序不仅是为了分流民事案件,减轻法院的负担,更主要的目的还在于实现司法的大众化,它鼓励当事人诉讼,限制律师参与以降低诉讼成本,赋予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一反在普通程序中的消极态度,可根据案件事实直接提出和解方案。 

 

四、小额诉讼理论 

 

1.小额案件 

小额诉讼制度是以小额案件为对象的一种制度。小额案件是指案件轻微,诉讼标的金额特别小的案件,它并非专指小额金钱给付请求,还包括请求给付金钱以外的其它替代物的情况。 

2.小额诉讼程序 

就目前理论界所广泛讨论的小额诉讼程序,它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小额诉讼程序和普通程序并无严格区别,二者仅仅是诉讼标的额和简易程度的有所不同。而狭义的小额诉讼程序则是指一种以提高办案效率促进司法服务大众为目的的,正在发展的未成熟的诉讼程序。 

3.目前西方各国小额诉讼制度的设立体系和特点 

小额诉讼理论兴起与西方国家,经过几十年来的发展,各国都相继建立了一套制度体系。下面笔者以美、日二国为代表对小额诉讼制度的体系和特点作简单的考察。 

(1)美国的小额诉讼制度。美国各个州为了解决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大量的小额纠纷,设立了适用于设立于市法院和初审法院内的小额诉讼法庭所适用的程序:起诉状可以手写,而且只需非正规的对法律的陈述;确定一个被告必须出席的日期,被告可以书面或口头进行答辩;没有证据开示阶段;诉讼参与人同时到庭,并将有关书证带到法庭;审理由法官主持,而不经陪审团陪审,并通过非正式谈话进行;法官一方面审理,一方面寻求调解;当事人亲自诉讼;判决一般不允许上诉。 

(2)日本的小额诉讼程序。1998年实施的日本新民事诉讼法创设的小额诉讼程序制度,它规定仅适用于诉讼标的为30万日元以下的小额金钱支付请求的诉讼;小额诉讼程序以一次期间审理为原则,除特别情况外,当事人必须在审理前或审理当日,提出全部的攻击或防御的方法;小额诉讼程序一审终审,禁止上诉。同时规定法院有义务向当事人说明这种程序特点,以便当事人慎重选择适用此程序。

五、构建我国独立的小额诉讼制度的若干设想 

 

借鉴西方各国几十年来在小额诉讼程序方面的实践探索经验,我们应当立足国情,构建独立的小额诉讼制度。 

1.小额诉讼程序的受案范围 

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别较大,因此,确立小额诉讼程序的诉讼标的时,可以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由各地高级法院确定具体的数额,再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2.设置独立的小额诉讼法庭 

考察我国现在的人民法院的机构设置,笔者认为应该在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建立独立的小额诉讼法庭,专门审理小额、轻微案件。 

3.鼓励本人诉讼,限制律师参与 

为减少诉讼成本,鼓励当事人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纠纷,小额诉讼程序不提倡律师参与。鉴于不鼓励律师参与,当事人无法得到程序方面的帮助,不知如何准备案件,小额法庭往往设置程序助理,帮助当事人准备文件并提供有关信息服务。 

4.放松取证规则,降低证明标准,赋予法官更大的裁量权 

小额诉讼程序适当降低证明标准,只要心证的程度到达低度的证明度——法官相信事实大概就是如此——法官即可认为已得心证而下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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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益诉讼诉讼法公共利益必要性

公益诉讼起源于罗马法,当时的人们称为罚金诉讼或民众诉讼。但公益诉讼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则是在20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兴起、高科技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日益社会化。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公益诉讼逐渐被重视。现代公益诉讼制度起源于美国,至今为止,美国已规定了较为完善的公益诉讼制度。此外,法国、英国等国也不同程度地规定了公益诉讼制度。但公益诉讼不是独立于传统刑事诉讼、行政诉讼、民事诉讼以外的第四大诉讼形态,它只是民事诉讼框架内的一个以目的为导向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保护传统的三大诉讼法未能有效保护的利益而产生的。

一、弥补法治漏洞、完善诉讼制度的需要

我国目前的三大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对公共利益的司法保护存在真空:民事诉讼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也只能通过代表人诉讼的方式实现;行政诉讼只能通过对具体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来保护公共利益;刑事诉讼只能对被侵害、且侵害行为构成犯罪的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予以救济。并且均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普通公民无权。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有些无直接利害关系人,有些直接利害关系人因不知、不愿、不敢而未提讼,所以形成违法行为出现而无人的局面。如目前在我国发生较多的环境污染案。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缺失,使环境保护问题日益严峻,仅西部地区每年因环境破坏造成的损失竟然达1500亿元,占当地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3%。国有资产的流失也是比较普通的损害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现象。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统计和测算,目前平均每天都有近亿元的国有资产流失,许多国有资产流失案件令人触目惊心,却因种种原因无人主张权利,无法进入司法的管辖和监督范围。此外,还有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垄断经营、造假售假坑害消费者等违法行为。由于我国三大诉讼法理论和立法发展的滞后,导致受害人无法通过诉讼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而一些“打抱不平”者在为不特定的多数人赢得权益的诉讼多以败诉而告终。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公共利益与人民生活日益密切相关,但这种公共利益同时又不是明确地与某个具体的人有利害关系,因而,通过法律途径寻求救济异常困难。现在我国是依法治国的社会,面对不公平、不合法的事情,任何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人,都应有权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赋予人民公益诉权,使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通过司法途径得以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治漏洞,完善诉讼制度,从而扩大司法监督体系的覆盖面,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构建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根据

公共利益并非是空泛的东西,它是具体存在的,公共利益的实现意味着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权力的所有都把具体的权力按一定的组织体制委托给权力的使用者——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去具体运用。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只是受人民的委托来管理、使用公共权力,他们必须向权力的主体——人民负责。当权力的使用者不依法查处违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时,人民应该有权直接将侵犯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交司法审判,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制裁违法行为

摘要公益诉讼是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当公众的公共利益遭受不法侵害时,无利害关系人是否可以通过合法的诉讼程序要求保护,这在我国目前的诉讼体制中无法得到圆满的解决。世界各国都有公益诉讼保护制度,相比之下,我国法律对公益诉讼却没有明确的规定。为了更好地保护公共利益不受侵犯,进一步完善现有诉讼体制,我国有必要构建公益诉讼制度。

关键词公益诉讼诉讼法公共利益必要性

公益诉讼起源于罗马法,当时的人们称为罚金诉讼或民众诉讼。但公益诉讼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则是在20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兴起、高科技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日益社会化。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公益诉讼逐渐被重视。现代公益诉讼制度起源于美国,至今为止,美国已规定了较为完善的公益诉讼制度。此外,法国、英国等国也不同程度地规定了公益诉讼制度。但公益诉讼不是独立于传统刑事诉讼、行政诉讼、民事诉讼以外的第四大诉讼形态,它只是民事诉讼框架内的一个以目的为导向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保护传统的三大诉讼法未能有效保护的利益而产生的。

一、弥补法治漏洞、完善诉讼制度的需要

我国目前的三大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对公共利益的司法保护存在真空:民事诉讼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也只能通过代表人诉讼的方式实现;行政诉讼只能通过对具体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来保护公共利益;刑事诉讼只能对被侵害、且侵害行为构成犯罪的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予以救济。并且均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普通公民无权。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有些无直接利害关系人,有些直接利害关系人因不知、不愿、不敢而未提讼,所以形成违法行为出现而无人的局面。如目前在我国发生较多的环境污染案。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缺失,使环境保护问题日益严峻,仅西部地区每年因环境破坏造成的损失竟然达1500亿元,占当地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3%。国有资产的流失也是比较普通的损害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现象。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统计和测算,目前平均每天都有近亿元的国有资产流失,许多国有资产流失案件令人触目惊心,却因种种原因无人主张权利,无法进入司法的管辖和监督范围。此外,还有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垄断经营、造假售假坑害消费者等违法行为。由于我国三大诉讼法理论和立法发展的滞后,导致受害人无法通过诉讼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而一些“打抱不平”者在为不特定的多数人赢得权益的诉讼多以败诉而告终。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公共利益与人民生活日益密切相关,但这种公共利益同时又不是明确地与某个具体的人有利害关系,因而,通过法律途径寻求救济异常困难。现在我国是依法治国的社会,面对不公平、不合法的事情,任何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人,都应有权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赋予人民公益诉权,使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通过司法途径得以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治漏洞,完善诉讼制度,从而扩大司法监督体系的覆盖面,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构建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根据

公共利益并非是空泛的东西,它是具体存在的,公共利益的实现意味着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权力的所有都把具体的权力按一定的组织体制委托给权力的使用者——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去具体运用。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只是受人民的委托来管理、使用公共权力,他们必须向权力的主体——人民负责。当权力的使用者不依法查处违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时,人民应该有权直接将侵犯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交司法审判,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制裁违法行为。

三、构建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依据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大,一些不法分子,钻我国市场经济法制不健全的空子,大肆掠夺国有资产,损公肥私,进行不正当竞争,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极大地损害了国家、社会和消费者的利益。另一方面,一些企业为了获取大规模利润,不惜牺牲很多长远利益,导致环境被破坏、产品质量出现瑕疵、消费者权益受损等大量公益性纠纷。带有政策意义的垄断行业,为获取巨额垄断利润而居高不下的服务价格,随意的收费机制等极大的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针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侵害问题,全国各地已经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为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实践基础。在实践中,仅自1997年5月河南方城人民检察院,提起一例房屋买卖契约无效之诉,追回流失的国有资产,才开创了国内民事公益诉讼之先河。之后,公民个人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公益诉讼日趋增多。四、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

自古以来,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热爱和平,崇尚和美,追求和谐,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高尚品德。然而,和谐社会绝不会自发生成,也不会自然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依赖于法律制度的推动,必须借助于法治的践行。在法治社会,诉讼是人们保护自己权利的最基本形式和最后保障。公益诉讼为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提供了新的途径,从而推进法治的完善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各种社会矛盾随之产生。在这种情况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过程。由于公共利益具有广泛的社会连带性,一旦遭受损害,极易引致社会混乱。由于公益诉讼的特点,它可将复杂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防止纠纷和冲突升级为更剧烈的对抗性活动,达到解决利益矛盾、维护安全团结、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

五、公益诉讼制度是保障公共利益实现的需要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变得更加迫切。在公权力的行使过程中,许多违法行为就是以维护公共利益之名,行牟取个人利益、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之实,导致普通公民的合法利益和社会利益受到损害。在这方面公益诉讼制度就是一种有效的监督方式,它有利于保障法律真正得以实施。任何一部法律的实施都需要有效的监督。对于与社会成员利益息息相关的法律实施,人人都有参与权的公益诉讼制度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监督方式,这实际上是将涉及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的施行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能够有效地制止违法行为的发生,保证相关法律发挥最大的效能。因此,构建公益诉讼制度是有效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

六、公众的期望

2006年6月中旬,人民日报与人民网在网上开展了对“公益诉讼,你了解多少?”的调查,共有376名网友参与各个单项调查。对于公益诉讼的重要性,网友表示出高度一致,83.9%的单项被调查者认为公益诉讼对我们十分重要,因为它维护了大多数人的合法利益。96.3%的网友认为应当修改我国的相关法律,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由此可见,公益诉讼也日渐被人们所认识并接受,在我国构建公益诉讼制度是人心所向。而且在实践中,越来越多的法律工作者、律师等自愿承担公益诉讼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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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

    我国《民法通则》及其他法律都规定诉讼时效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人民法院在适用“知道”或“应当知道”认定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时有很大随意性,智者认为,应根据债权人权利性质,决定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在因侵权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等引起的纠纷中一般应以债权人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这是因为上述纠纷中债权人的权利是基于不确定的某一事件的发生而取得的,在侵害事实发生后债权人不可能马上得知自己的权利被侵害,或者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却不知道具体的债务人,此时债权人无法主张自己的权利,人民法院不宜推定债权人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而确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始时间。实践中当债务人以诉讼时效为抗辩理由时,债权人应负有证明何时知道侵害事实发生及谁为债务人的举证责任,债务人也有权举出反证,证明债权人在某个时间已知侵害事实及确定的债务人,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确定债权人知道侵害事实及债务人的时间。

    在因合同之债而产生的纠纷中,债权人的权利是基于合同而取得,当债务人不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时。债权人不能获得预期权利能够即时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所以在因合同之债而产生的纠纷中可以推断在合同约定的义务期限届满时债权人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而不必查明债权人是否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对于没有约定履行期的合同之债,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债权人主张权利而债务人拒不履行义务时开始计算。

    二、 诉讼时效的中断事由

    按《民法通则》第140条的规定,债权人提出要求是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一个法定理由。债权人向谁提出要求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法律没有作明文规定,有人认为债权人必须直接向债务人提出债权请求才能认定中断诉讼时效;也有人认为债权人向与债务人有关的第三人或有关单位提出债权请求也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笔者基本同意后一种观点。债权人主张权利当然应直接向债权人提出请求,但在某些情形下,债权人向债务人提出权利请求有困难,或向第三人提出请求也能起到主张权利的效果,此时债权人虽不直接向债务人主张权利,但也能达到督促债务人履行义务的目的,笔者认为对于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的范围应有所限制。根据民事活动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债权人向下列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主张权利可以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一是债务人的人,包括法定人、指定人或委托人;二是债务人财产的保管人;三是为债务人所负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四是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其他债务人;五是有关单位,对于有关单位的范围应限制在有权处理或调解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纠纷的民间组织或行政机关。

    三、 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债务人单方承诺履行债务的,诉讼时效能否另行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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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因同一或同样的具体行政行为涉及许多人利益而致使一方当事人人数众多的行政案件,应采取何种手段进行诉讼,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均未作出明确规定,同时在理论界也鲜见有人涉猎。法律规定的空白与理论探讨的欠缺势必带来实践中的困惑,笔者认为:涉及众多人利益的同一或同样的具体行政行为被诉时,宜适用民事诉讼中的诉讼代表人制度。但行政诉讼又不同于民事诉讼,为此笔者在此拟就行政诉讼适用民事诉讼中的诉讼代表人制度(以下简称“诉讼代表人制度”)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 行政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的必要性

(一)行政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可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并且可以完善和发展我国行政诉讼主体制度。

行政机关在整个国家机关系统中,工作机构最为庞大,工作范围最为广泛,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干预也最为直接、最为有效,行政权已延伸扩张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这种客观形势下,行政机关的某些具体行政行为所针对的往往不只是一两个人,而是一定范围内的公众,他们人数众多,从而形成具有某种共同利益、息息相关的群体。我国行政诉讼法虽然确立了共同诉讼制度,但当同一或同样的具体行政行为被诉且人数众多达到一定程度时,会出现根本无法诉讼的情形。“……一种无法诉诸法律的权利,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什麽法律权利。”1而在此情况下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由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将诉讼代表人参加的诉讼行为视为全体成员的行为,就可以把通过共同诉讼制度所无法容纳的当事人,通过诉讼代表人参加纳入到统一的诉讼轨道,从而弥补了我国行政诉讼主体制度的不足,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二)行政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符合市场经济的效益原则,能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

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是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追求最大经济效益。“作为人类特定实践的诉讼,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冲突主体以及统治者的主观意识中,都是一项能够产生一定效果,同时又需要支付一定代价的行为,”2“科学的诉讼模式和制度才能实现诉讼经济。”3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不论诉讼主体队伍如何庞大,都可由诉讼代表人进行诉讼,因此,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有助于大大简化诉讼程序,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有助于人民法院依法全面彻底地解决纠纷,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防止人民法院作出互相矛盾的裁决,从而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

(三)行政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为保护因同一或同样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受害的众多当事人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并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经济管理活动和行为规范化、法制化。但是,我国行政执法现状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行政机关侵权事件时有发生。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使受损当事人不必亲自参诉,而是通过诉讼代表人进行诉讼,即避免亲自参加诉讼之累,又可避免因单个诉讼行为所造成的得不偿失,从而为受损当事人提供了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有效手段,并进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发挥行政诉讼对市场经济的保驾护航作用。

(四)行政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可以推进我国民主法制化进程。

行政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通过诉讼代表人参而将众多当事人的行为纳入到统一轨道,这类行政的公正解决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增强公民的民主法制观念,起到“处理一件,教育一片”的作用。同时也增强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压力感和紧迫感,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的提高,进而推进我国民主法制化进程。

行政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的条件,无论涉诉行政行为是同一的还是同样的,其标的仍是具体行政行为,并不违反我国行政诉讼法有关受案范围的规定。4同时我国的行政审判实践已使我们积累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经验,各级人民法院也基本具备了妥善处理行政审判中出现新问题、新矛盾的应变能力。而且我国颁布的新民事诉讼法对诉讼代表人制度作了较明确、具体的规定可资借鉴,因此,行政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二 行政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的条件

行政诉讼中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案件除需符合我国行政诉讼法第41条的规定外,笔者认为,还需符合以下条件:

1.原告一方人数众多,即涉及同一法律事实或事实问题的利害关系人人数众多,达到不能以共同诉讼的方式进行诉讼,而当事人实际上又不可能全部到庭。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的规定,将人数众多界定为十人以上。

2.原告方成员存在着共同的法律问题或事实问题。这是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最主要的条件。只有成员之间都有共同的法律问题或事实问题,他们之间才有共同的利益,否则,诉讼代表人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3.诉讼请求和抗辩事由属同一类型。即诉讼代表人所提出的请求或抗辩事由能代表绝大多数人被代表成员的意志,但是,“并不排斥各成员实际请求中标的额上的差异和某些成员的某些特殊抗辩事由的存在。”…

4.诉讼代表人合格。诉讼代表人是否合格关系到能否维护集团其他成员之合法权益和法院能否作出正确判决。合格的诉讼代表人需符合以下条件:(1)是本案的当事人;(2)具有诉讼行为能力;(3)能公正妥善地维护全体当事人的利益;(4)合法产生并为其他成员所信赖。

此外,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时还会涉及到如何正确处理起诉与行政复议的关系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7条的规定,我国在处理起诉与行政复议的关系上,实行的是以当事人自由选择为一般原则,以行政复议前置为例外。因此,笔者认为,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处理起诉与行政复议的关系时,亦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对于根据法律规定必须先向行政机关复议,对复议不服才能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可以由代表人(此时不是诉讼代表人)径直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如果对行政机关的复议决定全部成员均不服,代表人则可直接代表全体成员向人民法院起诉(代表人转化为诉讼代表人);如果全体或部分代表人放弃起诉,而部分成员不服复议决定的,可由该部分成员从新推举代表人提起诉讼。

对于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不服具体行政行为,即可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不服复议可再起诉,又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如果全体成员全部选择了前种方式,则可由代表人代表全体成员先行申请复议,不服复议结果再起诉;如果群体成员全部选择了后一种方式,可以从群体成员中产生诉讼代表人进行诉讼;如果部分成员选择了前种方式,部分成员选择了后种方式,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可依法裁定对全体成员适用后种方式解决。因为如果允许这两种方式同时适用,则可能造成同一或同样的问题出现不同的解决结果,且如果选择了前种方式的成员不服复议结果可能再行起诉,这就违反了经济原则。同时这样解决也是符合‘司法最终解决争议原则'的。

三 行政诉讼中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的案件类型

在行政诉讼中,可以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的案件,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类型:

1.因农民负担问题而引起的纠纷。

此类纠纷其性质属于违法要求相对人履行义务,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且此类行为指向的对象十分广泛,涉及人数众多,属群体性纠纷。

2.因行政机关违法摊派引起的诉讼。此类纠纷通常因行政机关违法向相对人摊派财物,无偿调取其财物等行为引起,对此相对人有权以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此类纠纷通常涉及面广,涉及相对人较多。

3.因对行政机关就民事赔偿案件的裁决不服而引起的纠纷。

公安、农业、工商、林业等行政机关对平等主体间的民事赔偿问题可以“责令”当事人赔偿损失,而且这种“责令”是带有强制性的,当事人不服可以起诉。6此类纠纷有时会涉及众多人利益而致使一方当事人人数众多。例如:某县众多农民不服该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该县一种子公司出售伪劣种子致使众多农民受损一案的处理而向该县人民法院起诉。7

4.因对行政机关依职权作出的强制性补偿决定不服而引起的纠纷。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强制性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8此类纠纷有时会涉及许多人形成群体性纠纷。例如,在城市房屋的拆迁过程中,拆迁人与众多被拆迁人对补偿形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经协商达不成协议,由批准拆迁的房屋主管部门裁决后,当事人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因对行政机关就有关土地、矿产、树林等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归属的处理决定不服而引起的纠纷。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人民政府或者其主管部门有关土地、矿产、森林等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归属的处理决定,如果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10此类纠纷会涉及众多相对人而引起群体性纠纷。例如,众多相对人认为符合法定条件而向矿业行政机关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矿业行政机关不予办理或不予答复的,相对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四 行政诉讼具体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的几个问题

(一)法律依据与参照法律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外,对本意见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这就为行政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具体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第54、55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至64条的规定。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两相基本制度,二者既有紧密的联系,又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严格的差别,因而行政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又与民事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有所不同。例如:民事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人数众多一方既可能是原告,也可能是被告;而行政诉讼适用此制度时,人数众多一方只可能是原告。1因此,行政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时宜充分考虑行政诉讼的自身规律和性质,使诉讼程序适合行政诉讼的内在特性。

(二) 管辖问题

行政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的案件涉及人数众多,涉及面广,此类案件的公正解决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同时鉴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都受制于该地人民政府,因此,笔者认为,为保证人民法院裁判的公正性,行政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的案件宜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的上级行政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管辖。

(三) 审理与裁判问题

民事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的案件,如果当事人人数不确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采取公告的方式通知当事人。但在行政诉讼中行政管理相对人都是特定的,且大多集中在某一行政区域内,因此,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审理后不必公告,采取直接通知的方式即可。

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的行政案件涉及面广,影响大,且原、被告双方常存在行政管理关系,因此,笔者认为,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人民法院宜强化国家干预的职能,尤其注意审查以下情节:(1)诉讼代表人是否合格;(2)诉讼代表人行使处分权时是否损害其他共同利益人的合法权益;(3)共同利害关系人的合理意见是否为诉讼代表人所接受;(4)更换、追加的诉讼代表人是否合格;(5)诉讼代表人是否将诉讼中的重大事项通知群体的其他成员等。

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时,如果原告方胜诉,笔者认为可由人民法院作出原则性的、概括性的判决,然后责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据此制作出具体的执行判决方案,送人民法院审查认为合格后方可生效执行。

「注释

(1) 程燎原、王人博著《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349页。

(2)(3)张卫平著《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成都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179——180页。

(4)(11)参见邢鸿飞、李向阳《行政诉讼中的法律障碍及其对策研究》,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94年第2期。

(5)柴发邦主编《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51页。

(6)参见黄杰主编《行政诉讼法贯彻意见析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第35页。

(7)从历史上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情况看,在行政诉讼制度建立以前,一般作为民事案件处理。建立行政诉讼制度后,特别是近几年随着行政立法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国家在立法中明确授予行政机关可以适用行政手段处理民事纠纷的职权,并且规定当事人不服德行处理决定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8)、(10)分别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条、第7条。

(9)参见国务院1991年3月22日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4条。

「参考文献

1、程燎原、王人博著《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

2、张卫平著《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成都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

3、邢鸿飞、李向阳《行政诉讼中的法律障碍及其对策研究》,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94年第2期。

篇5

[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直接利害关系;社会公共利益

一、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探源

行政公益诉讼来源于公益,在谈行政公益诉讼时,不得不提及公益诉讼。公益诉讼最早可溯源于古罗马时代。当时的古罗马法将诉讼划分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两种诉讼模式,其中“私益诉讼”是指为保护个人所有权益的诉讼,仅特定的当事人才可提起;而“公益诉讼”则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一般市民均可提起。可见,古罗马的市民如果是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为维护法律及社会秩序,就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且并不要求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与所诉之利益有利害关系,即可以是无利害关系的人。近代西方各国大多引入了这种诉讼制度。

如上所述,行政公益诉讼是公益诉讼的一个分支,而且,在当今世界各国较为普遍适用的是就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两种两种模式。其中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日、美的发展相对较为最为完善。在日本,“行政公益诉讼 ”又被称为“民众诉讼”,是指“请求纠正国家或者公共团体机关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为的诉讼,并且是以作为选举人的资格或者其他与自己的法律上的利益无关的资格提起的诉讼。”日本民众诉讼的原告可以是纳税人,也可以是利益受到普遍影响的选举人或者其他公众之一。在美国,行政公益诉讼即所谓的“私人检察总长制度”,即国会通过制定法律,授权私人或团体为了公共利益,针对官吏的非法作为或不作为而提起的诉讼,主要包括相关人诉讼、纳税人诉讼和职务履行令请求诉讼三类。其要旨是:在请求复审政府行为合法性的诉讼中,应保护的是公共权利,而不是私方当事人的权利。此外,英、德、法等国家也都建立了类似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相比之下,当前我国在公益诉讼尤其是行政公益诉讼的立法及司法事务方面却没有较大的进展,这种状况无疑不利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全面展开及依法治国方针的贯彻落实,更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足进步和发展,尤其是在公民法制观念、权利观念日渐深入人心的今天,如果怠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必然会对我们整体社会的发展造成极其消极的影响。

二、确立公益诉讼的必要性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未规定行政公益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的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即原告起诉须以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限,如果政府行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这种侵害与私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则被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这样当行政机关违法行为或不作为侵犯社会公共利益时,公民便无法通过司法手段监督行政行为,来维护社会公益。例如,国有资产被侵占、转移或国有资产被损毁、灭失的情况时有发生;行政机关为本地的经济发展,通常会采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方式极力保护地方企业,结果导致一系列的环境污染和破坏水土问题的频发;还有政府部门在公共工程的审批和招标,政府工程发包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行为等等,在没有特定受害人或者特定多数受害人没人起诉时或不愿起诉时,如果没有单位或个人为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多数不特定人的利益而伸张正义的话,那么,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多数不特定人的合法利益将遭受重大损害,此时,应当允许没有利害关系的任何个人或社团组织,依法向国家司法机关申请对政府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管理公共社会事务的组织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进行司法审查。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或合理性通过法院进行最终裁决。这样做,既维护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不特定多数人的合法利益,又起到了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作用。笔者看来,从我国目前行政诉讼理论和行政执法、司法的实践看,确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已势在必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创立既能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实现大多数人的人权,如参加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管理,又可充分利用个人力量、特别是通晓法律的法学专家、律师等社会精英们的力量,来对国家公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充分发挥公民和团体在保护公共利益中的积极作用。

三、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法律及学理基础

首先,从我国行政法的渊源来看,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人民把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委托给国家机关行使,当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受到侵害时,公民的个体权益也同时受到了损害,公民应当有权依法行使司法审查请求权,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实现对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行政公益诉讼可以使人民参加国家事务管理与监督的法律权利得到实现。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对原告的资格作了比较明确的概括式规定,第13条则列举了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情形,如相邻权人、公平竞争权人等有权提起行政诉讼。这两条规定比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的关于原告资格规定更加宽泛,进一步扩大原告提起诉讼的资格。在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中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可见进一步扩大原告主体资格范围的作法是符合行政诉讼的自身规律及其发展趋势的。

同时,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提起公益诉讼外,检察机关也应当具有充当行政公益诉讼原告的主体资格。根据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一切违反法律的行为进行监督。从检察院的实际功能也可看出,其主要职能是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因此,检察机关享有行政公诉的起诉权符合宪法规定,而且进一步充实了检察机关的应有职能。

转贴于

另外,从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来看:一方面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是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即使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和不作为尚未实际害及某个私权益,但如果害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其实质上就是害及了更多的私权益,使更多的私权益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况且该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和不作为本身就是对行政法治的破坏。行政诉讼法的两大宗旨表明,行政诉讼中既有私益之诉,也应有公益之诉,对公益的保护与对私权益的保护同等重要,只有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才能更好地完善整个行政诉讼制度。

但也有人认为,如果放开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范围,实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可能会出现诉讼爆炸的不利局面。其实,在中国即使任何人都可作原告,行政诉讼仍然不会门庭若市,因为诉讼是要成本的,以诉讼为职业的情况毕竟少见,比如王海这样的人毕竟是少之又少的。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首要解决的就是扩大原告资格的问题,既然我国的行政诉讼对原告的资格的规定呈现扩张的趋势,那么进一步扩大原告诉讼资格即建立公益诉讼制度也是必然的结果。

四、完善我国实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切入点

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违法,侵害了了社会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虞时,虽与自己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可以依法向法院直接提出起诉请求或向特定机关提出请求,并由特定机关依法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它是运用司法手段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从而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通过以上对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分析,笔者认为我国要实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首先要从以下几个问题入手:

(一)要解决对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主体的行为的可诉性问题。该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既包括具体行政行为,也应包括抽象行政行为,两者都应当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由于抽象行政行为是针对普通的不特定对象作出的,可以反复适用,加之层次多、范围广,因而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具体的行政行为。一旦违法,侵害的对象就可能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如果人民法院不能受理对违法抽象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并予以撤销,那么就可能导致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造成的侵害在一定范围内连续发生,使更多的相对人蒙受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说,抽象行政行为比具体行政行为更具有危害性和破坏力,因而更有理由将其纳入行政诉讼范围。

(二)要放宽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起诉资格,规定任何公民、法人或社团组织等,在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作为或不作为违法时,自己的直接利益虽没遭受损失,但在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时,不应苛求起诉人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而应将原告范围扩及于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要求有关机关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保护的权利。

(三)将由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责在行政公益诉讼程序中明确化、具体化。即可以确认其以国家公诉人的名义对行政公益诉讼提起诉讼、提出抗诉。笔者认为通过立法确立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程序中作为国家公诉人的角色提起诉讼,较为适当。我国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可以理解为特指人民检察院通过运用法律赋予的职务犯罪侦察权、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通过追诉犯罪和纠正法律适用过程中的违法行为来保障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也正是源于其对行政机关行政执法和其它方面的工作的法律监督权。目的在于保障国家行政法律和其它相关的法律的正确实施。与刑事诉讼一样,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中是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现。

(四)诉讼费用负担方式的改进。按照诉讼法原则,诉讼费用一般由原告预付,最终由败诉当事人负担,但因公益性案件一般牵涉面较大,诉讼费用的数额可能很大,加上在出现如环境污染方面的新型案件中,动辄涉及高科技知识和科学方法的综合运用,所需鉴定等费用往往是公民个人和一般组织难以承受的。如果仅因公益诉讼费用问题而将原告拒于法院大门之外,无异于强迫公民放弃对社会公益的保护请求。所以,我国有必要对原告预交诉讼费作出给予减免的优惠规定,以适当减轻公众因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而承担的费用,从而保护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五)对胜诉原告给予适当的奖励。公民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往往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有时甚至与私人利益毫无关系,但其提起公益诉讼往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给予胜诉原告适当的奖励,一方面作为一种弥补原告经济损失的方式,对原告付出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鼓励更多的人监督行政行为,维护社会公益。

参考文献:

①周楠:《罗马法原理》(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②强雨、周刚著:《构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思考》,载《人民司法》2002第9期。

③沈福俊:《论对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的认识及其发展》,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④于安:《行政诉讼的公益诉讼和客观诉讼问题》,载《法学》2001年第5期。

篇6

证券市场中的中小投资者大都比较分散,各行其是,一旦与相关市场主体发生纠纷,它就处于相对被动、弱势的地位,自身合法权益很难及时、有效地得到救济。中小投资者所面临的如此困境,与我国现行的证券诉讼制度紧密相关,现就该制度的不足之处表述如下:(一)受案范围狭窄,不利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形成。根据我国现有立法的规定,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受案范围存在一些限制,很容易导致投资者受损的权益被排除在保护范围以外,久而久之,他们就会对我国的司法救济体制产生怀疑,从长远发展来看,不利于多层次市场的形成。(二)受理条件设限,不利于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一直以来,虚假陈述案件的诉讼前置程序备受争议,不可否认的是,它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足之处也逐步显现。前置程序很容易使受害人错过最佳追诉时间,而且以行政处理或刑事审判为发起民事诉讼的前提条件,也是对公民诉权的限制和侵犯。[2]总之,该受理条件的存在导致投资者的证券纠纷久拖不决,不利于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三)判决效力扩张性问题悬而未决,有待立法明确。在解决证券纠纷的过程中,在面对具有相同法律或事实问题的案件时,虽然法院有为统一的裁判标准与尺度做出过努力,但个案的裁判结果还是差异较大,判决效力依然不具有扩张性,因此我国民诉法中有关判决效力间接扩张性的规定要在证券民事赔偿诉讼中得到应用尚有待于立法的进一步明确。总之,我国现行证券诉讼制度的不足越来越突出,显然已不能适应纷繁复杂的证券诉讼新实践。因此,我们急需探求一种新的诉讼模式解决证券市场的纠纷矛盾,引入证券公益诉讼制度有其现实的紧迫性与可行性。

二、引入证券公益诉讼机制的可行性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现行的证券诉讼模式存在诸多弊端,并不符合我国国情。现阶段,在证券监管力度不断加大以及证券司法已有相当程度进步的新形势下,在证券侵权司法救济中引入公益诉讼机制是可行的。(一)有利于减轻原告的负担,便捷投资者的司法救济渠道。[3]公益诉讼方式是通过集合大部分投资者的利益,由相对专业的机构提供更多权威、专业的服务,扫清单独诉讼中原告的很多阻碍,便于解决在单独诉讼或是普通共同诉讼中投资者既是原告、诉讼费缴纳者又是证据收集者的多重身份问题,为投资者的司法救济渠道提供了便利。(二)有利于缩小诉讼双方的差距,营造公平正义的市场环境。证券侵权案件中的诉讼双方往往实力悬殊,从而引起信息不对称,最终导致投资者利益遭受损失。而在公益诉讼中,公益组织或者公益代表较之与单个投资者,具有较大的信息来源渠道及较强的诉讼能力,缩小诉讼双方的差距;同时,在公益诉讼的过程中,实时地对信息进行公布,也有利于公众进行监督,为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营造一个公平正义的平台。(三)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统一裁判尺度。[4]一般地,为了加快个案的审判效率,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通常分为单独诉讼或人数较少的共同诉讼,如此以来却导致了案件整体数量增加,加大了司法成本。在公益诉讼中,公益组织或者代表将众多类似的案件进行归类、登记、汇总整理,实际上承担了法院的前期审查工作,提高了审判效率;同时将具有类似情形的案件进行综合分析,共同审理裁判,有助于统一裁判尺度,促进法律在证券市场的统一适用。面对当今证券市场繁荣稳定,证券产品日新月异的新趋势,证券诉讼制度也应该与时俱进,不断进行修改完善以适应其时代要求,证券公益诉讼制度就是具有可行性与操作性的一种新探索。[5]因此,确立证券公益诉讼制度,对受损的证券公益进行救济,成为亟待解决的制度构建问题。

[参考文献]

[1]芮跃华.建立证券公益诉讼制度[N].上海证券报,2016(3):1.

[2]万国华,杨海静.场外交易市场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研究[J].政法学刊,2014(2):11.

[3]张俊.侵权司法救济中公益诉讼机制的引入[J].人民司法,2015(23):52-53.

[4]耿宝建.再谈中国是否应当设立行政法院[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制论丛),2013(3):74.

篇7

    民事诉讼调解始终在我国的民事审判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调解结案率逐年上升,实现了温情的正义;以自由、效率为价值取向;适应了转型时期经济、政治、文化语境的需要。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作为一种传统司法资源,其独特的诉讼价值是其他任何诉讼制度所无法替代的。虽然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状态和司法环境中,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设计以及运用可能达不到理论中的理想状态,但作为古老的纠纷解决方式和实践经验的结晶,对化解社会矛盾、快速调节经济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一个传统的社会机制,调解焕发出了适应当今社会需求的生命力。本文从民事诉讼调解的性质出发,认识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语境下及 “调审合一”模式的诉讼调解制度下,民事诉讼调解也面临改革和发展的新境遇。调解制度最主要的弊端是强制调解的问题,即合意的缺失。因此,围绕合意的形成来完善该制度,应当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改革中应当以当事人合意为灵魂,以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为基点,平衡当事人处分权与法院审判权,构建当事人本位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有效克服现有诉讼调解中的种种弊端;结合在民事诉讼调解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各地法院正在进行的有关诉讼调解的改革措施和取得的成效。提出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几点意见。

    一、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不可替代性。

    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作为一种传统司法资源,其独特的诉讼价值是其他任何诉讼制度所无法替代的。作为古老的纠纷解决方式和实践经验的结晶,对化解社会矛盾、快速调节经济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

    1、调解符合私法自治的原则,民事纠纷是平等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争议,自主解决纠纷的程序构筑是人们权利意识的必然要求,法律必须允许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自由处分。当事人可以任意选择适用审判、仲裁、调解、和解中的任意一种纠纷解决方式,这是当事人的自由。

    2、调解的和解性有利于缓和当事人因纠纷和诉讼引起的人际紧张关系,达到案结事了的良好社会效果。在缓和人际关系的同时,有效维系了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3、调解过程的非程序性,允许调解结果灵活多样,使法官能够依据案件的具体情形灵活机动地进行调解,成功率高。

    4、加强调解工作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益,树立司法权威,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司法目标。司法实践中,调解对减少目前法院的民事积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且案件执行效果也比较理想。

    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 自愿原则在民事诉讼调解中的异化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我们认为,本条规定有三层含义:一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可以进行调解;二是人民法院在进行调解时,应当基于当事人自愿;三是调解协议必须合法。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可见,所谓民事诉讼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民事争议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的活动和结案方式。调解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合意为核心要素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这种合意是私法上意思自治原则在纠纷解决领域的延伸,故自愿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处于调解原则的核心,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调解制度能否健康发展,能否真正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自愿原则在实践中体现为程序上的自愿和实体上的自愿两层含义。在程序上,这种自愿原则体现为当事人主动向人民法院申请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或者同意人民法院以调解解决纠纷,至于是否调解当事人享有完全的自由决定权。在实体上,自愿原则体现为当事人双方在人民法院调解达成的协议必须是双方互谅互让、自愿协商的结果。我们认为,所谓当事人自愿,必须是包含上述程序与实体两方面内容的内心真实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然而,在我国的民事诉讼调解过程中,法官担任着调解人和裁决者的双重角色,由于目前法院仍存在以结案率、上诉率、调解率的高低论政绩的现象,且存在严格的错案追究责任等等,这样,法官基于多方面的考虑,便会首当其冲地选择结案快、风险小、可规避法律问题又省时省力的调解诉讼模式,从而以手中的裁判权压制当事人,强迫其接受调解,出现了所谓“拖”、“压”、“吓”、“骗”、“拍”现象,所谓“拖”就是多次反复长久调解、不调下来誓不罢休:“压”就是用压制的方法迫使接受调解意见:“吓”就是用某些不利于当事人的语言吓唬当事人,使当事人就范 “骗”就是暗箱操作,进行背对背调解,分别对当事人不讲实话:“拍”就是主审法官拿出调解意见,强加给双方当事人,擅自拍板定案。这样就易产生强制合意,有悖于民事诉讼调解的自愿原则。

    (二)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与当事人自愿原则的冲突

    民事诉讼法强调调解必须遵循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违反该原则的调解称为“和稀泥”,被认为有极大的社会危害而严厉禁止。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作为诉讼原则,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它是对法院裁判案件的基本要求,不应当适用于调解,因此将其作为法院调解的原则并不恰当,因为当事人是最清楚案件真实情况的人,他们自愿调解而且最终接受调解协议,是他们内心在客观实际上进行自身利弊权衡得出的结果。既然调解是当事人自愿决定的,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该调解协议就应当具有法律效力,一味要求分清是非、查明事实不仅耗时、耗资、牺牲程序利益,更违反了当事人自己决定自己意愿的本意。在审判实践中,如果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针锋相对,在实体权利上是很难作出让步的,因此,对案件事实的查清,不能构成调解的前提。由法院分清是非也无助于调解协议的达成,我们经常会碰到当事人这么说,“既然事实都查清了还调什么,法院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就行了”,不愿接受调解。此外,所谓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规定,必然导致法院意志在调解过程中的不正当渗入,导致法院调解的“判决化”结果。

    (三)调解反悔条件的规定过于宽松

    民事诉讼法第89条第3款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即对调解书采取签收生效主义。这一规定给当事人对调解协议的任意反悔提供了机会,因为在调解协议达成后,法院制作调解书再到调解书的送达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有的当事人经过考虑后或由于受其他因素的干扰,拒绝签收调解书,使得调解无法生效,审判人员须转入判决,致使以前所作的调解工作及制作的调解书功亏一篑,浪费了人力、物力和时间。另一方面,调解书只能直接送达当事人本人或其特别授权的诉讼人,对于当事人并无反悔,但一些当事人外出而没有指定代收人的,使得调解书常常无法及时送达给当事人,导致调解无法生效,相关法律关系在一定时期内处于不稳定状态。此外,在审判实践中,调解书往往不能同时送达双方当事人,因调解书的生效时间是以最后一方当事人的签收时间来确定的,那么,后一方当事人签收时就能够更充分地对调解书内容进行利弊权衡,造成客观上的不平等。同时,先签收一方的当事人往往不清楚后一方当事人的签收时间,而影响了其对调解书生效时间的认定,一旦后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该调解协议,先签收一方的当事人在申请执行过程中对调解书的生效时间往往不能准确地提供给法院,从而使调解协议的生效时间无法确定,也使调解协议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这与法律效力的确定性不相吻合。

    (四)是调解生效后不主动履行义务的仍占很大比例。

    由于错案追究责任制的推行,为了避免风险,一些法官经常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以判压调。鉴于此,虽然最后双方当事人自愿或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但当事人心理产生了消极的抵触情绪,因此,这类案件的当事人在调解规定的履行期限内主动履行的极少,调解所追求的诉讼效益原则无法得到实现。此外,一些案件的当事人如借款合同、债务纠纷案件的借款人、债务人为了达到延期还款或诱使债权人放弃部分利息请求的目的,往往借助调解来实现自己的恶意追求。这类案件的当事人无诚意履行义务,即使达成调解协议,承担债务的当事人极少全部履行债务,甚至根本不履行债务。

    三、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完善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民事诉讼调解以其固有的灵活性及高效率,在解决民商事纠纷中仍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仍将是与审判并立的另一种纠纷解决机制。而使法院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适应市场经济要求,顺应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对现行法院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进一步改革、完善是十分必要的。

    (二)赋予当事人完全的意思自由并从制度层面加以保障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反映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与经济主体的关系,国家干预色彩浓厚;而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结构、社会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于我国采取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表现出审判权过于扩张,而诉权不充分并且缺乏保障,势必损害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形成合意。我们知道,民事诉讼调解的精髓在于当事人自愿及当事人自由处分自己的合法权利,故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准确定位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基石,如前所述,当事人自愿原则体现在程序与实体两个层面,而其中程序上的自愿是自愿原则的基础和保障,因此,必须赋予当事人当事人完全的意思自由并从制度层面加以保障,否则将可能导致损害当事人自主权,造成非真实的自愿。首先,必须赋予当事人启动及终止民事诉讼调解程序的决定权。产生纠纷诉请法院后,是否选择调解,或何时终止调解完全是当事人的自由,必须由当事人以申请方式提出,法官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只能建议或为双方的磋商创造条件,而不能强加干涉,甚至越俎代庖。其次,建立调审分离制度,增强法院调解的内部管理机制。法院可以根据本院现有审判资源,将其分为调解人员和审判法官,凡是在开庭前进行调解的,由专门负责调解工作的人员主持。调解人员不要求有法官资格,可从本院现有工作人员中,根据其各自的业务状况选定,由其专门负责开庭审理前的送达、调查、调解等庭前审理活动,不拥有判决权;庭审法官只负责案件的开庭审理,不再参与庭前活动,避免当事人的合意受审判权干涉而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再次,取消现行以调解结案率、上诉率高低论政绩的法官考评制度,避免法官为省时省力或害怕改判而强行压制当事人调解的“拖”、“压”、“吓”等不良现象。最后,对调解协议违法的情形应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以增强法院判断标准的客观性,避免主观臆断。除法律明文规定的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危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善良风俗及存在欺骗、胁迫等情形外,法官不得以所谓协议内容不合法为由,拒绝认可双方经自愿协商达成的协议,改变过去法官过于宽泛的自由裁量权。

篇8

关键词:环境诉讼;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D92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7)04-0065-02

一、环境诉讼制度的概述

(一)环境诉讼制度的界定

中国法学界将诉讼制度分为公益诉讼制度和私益诉讼制度,环境侵害的司法救济亦可分为环境公益诉讼和环境私益诉讼。对于环境公益诉讼和环境私益诉讼学界没有统一的说法,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对于环境公益诉讼,吕忠梅教授认为环境公益诉讼可分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别涛学者认为环境公益诉讼分为普通的环境公益诉讼和环境公诉两大类,普通的环境公益诉讼又可分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环境公诉则包括环境刑事公诉、环境民事公诉和环境行政公诉三种形式。

私益诉讼是指个人为了保护其权利不受损害或其利益受到侵害为获得补偿而提起的诉讼,只有权利受到侵害的特定人或者其人才可以提讼。公益诉讼起源于罗马法,是相对私益诉讼而言的,公益诉讼是指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市民均可以提起。所以,根据诉讼目的不同,诉讼可以分为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因为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都是诉讼主体为了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的诉讼,所以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都属于私益诉讼。这一观点在学界普遍认同,但是既然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属于私益诉讼,那么这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属于公益诉讼相矛盾,汪劲教授认为享受环境的人类主体是广泛的、多元的,而大多数环境要素不论外在形式还是内在性状都具有区别于传统法的“物”的特性,使得环境的范畴既包含公物也包含共有物、共益物。正是由于环境的公共属性,也就决定了环境保护涉及利益的公益性,所以环境诉讼具有公益诉讼的性质,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性质是不同的。因此,应将其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分隔开,与三大诉讼相并列,赋予环境诉讼以独立的诉讼地位。

现在所指的环境诉讼与以往所说的环境公益诉讼是不能等同的,通说的环境公益诉讼是相对于环境私益诉讼而言的,这种观点认为“有关环境的诉讼”除了保护环境公益,还保护环境私益。作者认为“环境诉讼”就是环境诉讼,环境诉讼只保护环境公益,所谓的环境私益本质上还是属于民法和行政法范畴,只不过是穿上了环境的外衣,并没有改变其属性。虽然“环境公益诉讼”更能表明环境诉讼的公益诉讼性质,但是也容易使人对环境诉讼做出环境公益和环境私益的错误分类。为了利于转变思想认识,“有关h境的诉讼”就应称之为环境诉讼,它是具有明确内涵的环境法学专业术语。

环境公益就是指权利人对不可独占、不具有排他性的环境公共物品所享有的利益。环境诉讼是指自然人、法人、政府及其他组织认为其环境公益受到侵害时向法院提起的诉讼,法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审理环境案件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诉讼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产生的各种诉讼关系的总称。

(二)环境诉讼制度的特征

1.特定的诉讼请求

诉讼行为都是围绕着诉讼标的展开的,诉讼请求是诉讼标的的核心内容,也是具体体现,诉讼请求正是确定诉讼类型的关键因素,不同的诉讼请求属于不同的诉讼类型。环境诉讼的诉讼请求以要求被告停止侵害环境行为或者被告履行法定职责为主,目的是为了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特别是生态环境利益,不是为了获得额外的私人利益,这是环境诉讼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不同之处。

2.特定的法律责任

因为原告诉讼请求不同,所以被告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就有所不同。传统法学中的法律责任就是指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由于中国环境保护法中还没有明确使用环境责任概念,只统称为环境法律责任。其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章的法律责任中规定的就是环境责任。吕忠梅认为随着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发展,“专门环境法律责任”的产生具有必要性与可能性。笔者认为环境责任应独立于其他法律责任,但并不否认这些法律责任之间的共同之处,他们之间有相互交叉的内容,区别的关键在于这些法律责任之间是否有各自独特的责任形式以及其在责任体系中的重要性。

从法律的规定以及近年来司法实践来看,在环境诉讼中被告需要承担的环境责任大体包括:停止侵害行为;停止危险行为;排除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危险;采取补救措施恢复和治理环境;撤销行政审批或者许可;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环境诉讼中被告需承担的法律责任是以停止侵害环境和恢复生态环境为主,获得的损害赔偿也需要用于环境恢复,并不同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以填补原告损失的损害赔偿为主要责任形式。环境诉讼中环境责任的特JI生,说明了环境诉讼本身具有独立存在的必要性。

3.特定的诉讼主体资格

环境诉讼原告主体范围广泛,法学界普遍认为环境诉讼的主体资格应为一切受到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危害的公民都有权启动环境诉讼程序,同时,有关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权利提起环境诉讼。为了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人民检察院也可作为原告提起环境诉讼。环境诉讼理论上的原告主体资格的范围要远远大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范围。

二、中国环境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环境诉讼主体资格受到限制

中国《宪法》中第9、10、26条表明:保护环境是中国的一项基本的国策,但并没有明确提出公民的环境权。

中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诉讼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行政诉讼的原告要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刑事诉讼只能由作为公诉人的人民检察院和作为自诉人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人、近亲属提起。这些诉讼资格规定都不能保障公民的环境参与权,都不能满足以保护环境公益为目的的环境诉讼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一)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符合前款规定的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提讼的社会组织不得通过诉讼牟取经济利益。本条规定了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表面看可以帮助解决环境侵害纠纷,但是实际限定了原告的主体资格,缩小了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范围。不利于调动公众参与保护环境的积极性。

现行环境保护法及诉讼法的规定一方面保障了环境诉讼的权利,规范了环境诉讼的程序。另一方面也无形中限制了环境诉讼的进行和发展。

(二)中国环境诉讼审理期限过短

中国没有专门的环境诉讼法,环境诉讼涉及民事、刑事、行政的分别采用相关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国民诉法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环境民事诉讼案件中大多数案件涉及调查取证期限长、主体范围难以确定的问题,因此,很多案件在规定的审理期限内很难结案,但由法院内部的司法效益评估指标需要,尤其是年底一味追求结案率,很多法院直接采取不立案或少立案来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很多环境案件被拒之法院大门外。

(三)环境责任单一

环境诉讼案件通过一种审判形式结案,不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例如,环境污染案件构成犯罪的,仅有刑事审判,没有行政审判和民事审判结合。这就使得环境刑事犯罪虽然得到惩罚,但是环境问题并没有解决,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没有得到治理和恢复。行政案件也仅仅只有行政处罚,没有民事赔偿,达不到谁污染谁治理的效果。

(四)缺乏专项基金支持

中国相关法律规定环境诉讼不得从中获取经济利益,虽然民事诉讼法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承担,但是,在原告提起环境诉讼时是必须要垫付诉讼费用的,环境问题涉及范围广,治理费用大,因此,诉讼标的额相对较大,原告不仅要垫付巨额的诉讼费用,而且还承担调查取证等一系列的费用,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多为规模小、资金不足的企业,这些企业根本承担不起巨额的环境治理费用,更不用说缴纳诉讼费用及支付其他费用,因此,这些费用基本是无法得到补偿的。环境诉讼原告主体在付出时间的同时还在承担大量的经济支出。这使得很多有资格提起环境诉讼的主体逃避自己的责任,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置之不理。

三、完善中国环境诉讼制度的措施

(一)制定专门的环境诉讼法

应尽快制定环境诉讼法,对环境诉讼相关方面做详细及有操作性的规定,从案件审核到证据分配,从原告主体资格到庭审细节应作全面的阐述。使中国环境诉讼有专门的程序法依据。

(二)鼓励公民积极参与环境诉讼

全球环境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是环境的影响者和受益者,由于大气、水等环境体系的整体性和流动性,任何人都不可能置身于环境问题之外,环境问题涉及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调动全社会公民的积极性,参与到环境保护、环境治理,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也是权利。鼓励公民积极参与环境诉讼包括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由于环境诉讼不同于一般的诉讼,虽然环境诉讼的原告通过环境公益的维护可能最终会受惠于此,但总没有自身私人利益的维护更能引起人们进行环境诉讼的积极性。人们作为自身权益的最大维护者,具有趋利避害的共性。如果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精力来进行环境诉讼,而自身从中受益甚微,每一个理I生的经济人都不会作出此种抉择。所以,应对环境诉讼的原告进行经济奖励,使其获得物质方面的鼓励。另一方面对典型的环境诉讼的原告进行宣传,提倡全社会向其学习。

(三)完善环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环境行政机关如果发现破坏环境的行为有涉及犯罪问题,应当通知刑事侦查机关并行调查,互相协助完全成行政调查和刑事调查,让刑事诉讼程序及时启动。.在刑事诉讼启动后,作楣诉机关的检察院和审判机关的法院,应当通知受到侵害的民事主体参与附带民事诉讼,可通过多种送达方式,例如,到相关地方粘贴公告,采用广播、电视等媒体信息,没有必要只采用直接送达方式,提高诉讼效率,减轻民事诉讼成本。

篇9

关键词 经济公益诉讼 原告资格 适案范围 保障措施

中图分类号:D922.2 文献标识码:A

一、 经济公益诉讼的法律特征及建立之必要性

公益诉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益诉讼包括所有为维护公共利益的诉讼,既有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提起的诉讼,也有私法人、非法人团体、个人代表国家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的诉讼;而狭义的公益诉讼是指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提起的公益诉讼。还有学者认为,公益诉讼是指一定的机关或公民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依法对违反法律法规,给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行为人提讼,追究其法律责任的诉讼活动 。

(一) 经济公益诉讼的法律特征。

经济公益诉讼是指由于行政机关或其它公共权力机构、组织及个人的违法行为或不行为,使社会经济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法律允许公民或团体为维护社会经济公益而向法院提讼的制度。公益诉讼制度有以下显著特征:

首先,经济公益诉讼具有经济法的内涵特质。基于对经济法本质所达成的共识,涉及社会经济公益与国家干预构成经济公益诉讼的本质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公益诉讼其实是对传统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进行理念更新与突破的新型诉讼法,但它也并不是完全独立于该三大诉讼制度之外的,而是在民事诉讼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诉讼程序。

其次,它是指被诉行为侵害了或危及到社会性的经济公益,一般并不直接损害原告私人的利益。在经济公益诉讼的场合,原告申诉的基础并不在于自己的某种利益受到侵害或胁迫,而在于希望保护因私人或政府机关的违法行为而受损的公众或一部分公众的利益。经济公益诉讼案件的原告可以是与侵害后果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公益诉讼当事人中的原告既可以是直接受到违法行为分割的社会组织和个人,也可以是没有直接受到违法行为分割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即只要违法者的违法行为侵害了国家利益,或侵害了社会管理秩序,对国家或不特定的人的合法权益构成损害或具有损害的潜在可能,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代表国家违法者,以保护国家利益和公共秩序。

再次,经济公益诉讼具有显著的预防性。与私益诉讼相比,公益诉讼的提起及最终裁决成立的前提既可以是违法行为已经造成了现实的损害,也可以是未造成现实的损害但有损害发生的可能并不要求一定有损害事实发生,只要能根据有关情况合理判断有社会公益侵害的潜在可能,亦可提讼,由违法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例如:工业企业不按国家环境保护的要求,在进行新建、改建、扩建工程时,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的设施没有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即使对环境的污染尚未形成,也可提讼。这样可以有效地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不受违法侵害,把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在经济公益诉讼中,这种预防功能尤为明显且显得更为重要,所以法律有必要在经济公益侵害尚未发生或尚未完全发生时,就容许公民适用司法手段加以排除,从而阻止社会经济公益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或危害。

最后,经济公益诉讼具有较强的国家干预性。传统的私权理论确立了私权至上的理念,但绝对的自由必将导致权利的滥用。鉴于个人私益与公共利益这对矛盾的长期对立,必须建立相应的制度对契约自由与公序良俗这两项原则进行协调与平衡。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国家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对他人的行为提讼,特别是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权,以公权介入私权,无疑具有强烈的国家干预色彩。同时由于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当事人自由处分权将受到较多限制。例如:公益诉讼的原告如果要求撤诉,除因证据不足,被告承认错误并接受处罚外,凡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明显违反法律,侵害国家利益,扰乱社会秩序的案件一般不允许撤诉。这些都是国家干预的具体体现。

(二) 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法谚“无救济,则无权利”揭示了法治社会的一条重要准则,即凡是没有司法救济的场合,便无权利可言。因此,建立经济公益诉讼理所当然具有其必要性。

首先,社会经济公益受到侵害而救济不足。基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体现国家干预和社会公益性的经济矛盾和冲突日益突出。我国长期实行社会经济运行的国家行政管理这一单轨运行机制,忽视了其它社会力量(主要指公共团体、社会组织、非政府机构以及公民个人)的作用,使得对社会经济公益的侵害得不到有效遏制。经济违法行为无孔不入,只靠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监督,是杯水车薪,挂一漏万。而且经济执法机关有法不依,变相执法屡见不鲜,尤其是地方保护主义和行业保护主义根深蒂固,严重影响了行政执法监督的公正性,使许多的经济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的处理 。因此,突破国家――行政权力――社会公益;公民――司法手段――私人利益这一固有权力架构,授权有关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对经济公益损害提讼已成为现实的需要。

其次,我国现行经济法诉讼机制在经济公益救济上存在缺陷。民事诉讼的条件之一为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由个别受害人单独提讼。其困境主要体现在分散受害者重复诉讼,耗时费力并可能引起法院裁判的矛盾,而且者处于弱势地位,纷争当事人在力量对比上缺乏对等性,从而削弱权利人的原动力。其二,由受害方以群体形式提起共同诉讼。问题在于代表人诉讼要求当事人一方有共同的诉讼标的或诉讼标的种类相同且原告方当事人诉讼请求能协商一致,否则必然导致诉讼效果的削弱、成本的高昂、程序的繁琐及周期的迟延。《行政诉讼法》第6条规定的原告、被告资格和争议标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三重限定决定了行政诉讼程序对经济法中涉及公益纠纷直接适用的排除,而且行政诉讼以行政处理为前提,其争执的焦点已不是经济利益关系而是以行政管理关系为中心的行政纠纷,也难以保证对受害主体权益补偿的兼顾和对违法行为处理的彻底性。目前,我国大部分的经济违法行为的实施者为直接或间接的既得利益者,这必然会导致处理违法行为时缺乏应有的中立性。例如为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显示政绩,政府部门对大规模环境污染的漠然视之,对违法企业之间的限制竞争行为的视而不见,甚至亲自出马,大搞行政垄断,实行地方保护主义等。

二、 经济公益诉讼的启动主体

从西方各国的行政诉讼演化史来看,当代立法的趋势是降低资格的要求,使更多的人能对行政机关的行为提起申诉,促进公民对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维护,“法律就是朝着允许公民他们所感兴趣的任何行政裁决的方向发展”。纵观各国,这种理论在美国的《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噪音管制法》、《克莱顿法》中明确体现,赋予纳税人、竞争者、消费者、社会团体以原告资格;德国赋予检察官以公益代表人的资格;英国赋予检察总长和地方政府以申请司法审查资格;日本赋予普通民众以原告资格;法国1973年的罗艾依埃法律中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我国可以吸收和借鉴国外经验,确立以下几个可以提起经济公益诉讼的主体:

(一) 检察机关的原告资格。

1. 检察机关原告资格的法理基础。

检察机关是经济公益诉讼的最佳主体。从法理上讲,对于法定的主体,其行使权既是权力也是其职责。法律应当把作为一种义务赋予特定的主体,使主张公益的变成一种公权力,根据公权力不得随意委托的理念,接受这一义务的主体主要是国家机关。由于经济公益诉讼的公益性,由国家机关代表国家提讼,可解决公益诉讼主体缺位而使社会公益得不到救济的难题。

2.检察机关提起经济公益诉讼与其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性质相吻合。

我国的宪法规定,检察机关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是国家利益的最佳代表;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的监督者,是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者。自检察制度问世以来,检察机关就以国家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代表的身份出现。我国的国情及检察机关的性质,更要求检察机关把维护社会公益作为首要职责。

3.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经济公益诉讼有利于保证审判独立,实现司法公正。

涉及经济公益利益的案件一般涉案金额较大,诉讼费用较高,公民个人往往无力负担。经济公益诉讼案件取证较难,因为被告往往是大企业集团或行政机关,公民个人是弱者,无法与之抗衡。涉及社会经济公益的案件多涉及重大的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不仅当事人想方设法干扰公正审判,地方政府也企图通过各种途径对法院施加压力。加之我国的审判人员整体素质不高,我国的司法独立制度还不够完善,单凭审判人员的自律,在关涉重大经济公益的公益诉讼中保证公正司法是不现实的,可以通过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介入此类案件进行他律,促使其正确行使审判权。

4.为维护社会经济公益赋予检察机关原告资格符合国际通例。

从国外的法律实践来看,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国家不论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将公益诉讼的权利或职责赋予了检察机关。在法国,检察官是国家利益的代表,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检察官参与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和公民重大利益的诉讼,可以发挥其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检察官为维护社会经济公益提讼这一职能在1806年法国《民事诉讼法》中获得了明确的立法确认。法国的这一做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世界各国都普遍建立了检察官为维护社会经济公益提讼的制度。德国和日本设有公共利益代表人制度,由检察官代表社会公益提讼的制度。美国环境保护法规中均授权司法部长(检察官)提讼的权利,英国只有代表公共利益的检察长才有权提起阻止侵犯公共权利的行为的诉讼。虽然检察机关在前述各国一般隶属行政系统,但代表公共利益的属性是相通的,正如检察机关隶属于哪个系统均不影响它提起刑事公诉一样,其为维护社会经济公益而向法院提讼的经济公益诉讼启动权不应受到权力隶属关系的限制。 因此,我国的经济公益诉讼应赋予检察机关以原告的主体资格,而且基于上述原因,检察机关的原告主体资格不受任何限制。

(二) 公民、社会团体的原告资格。

传统法律理论认为,维护社会公益的责任由国家来承担。对危害社会公益的行为理应由国家行使公权力追究违法者的责任,私人无权介入。法院的职能被认为是被动的处理个人权益之间的纠纷,而不管理有关公益事务。行政权的行使原则上不受司法权干预,资格的限制正是用来阻止法院对行政事务的过分介入。基于这一理论,传统诉讼法体系立足于维护个人利益,用司法力量解决私人利益纠纷,而对于社会公益,公民个人因对其无直接利益关系,其原告资格法律不予承认,对于公民为保护正在或行将遭受损害的社会公益而提起申诉,法院总是拒绝受理。然而现代社会生产的高度社会化、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以及利益关系日益多元化,使得单纯依赖国家这唯一主体来维护公共利益已远不能适应需要,私人力量被运用到司法活动中来弥补上述不足,被认为是从根本上保护社会公益的一种有效手段。

我国现行立法没有类似规定,相反,法律对原告资格进行了严格限制:如我国 《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必备条件之一: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又如我国《行政诉讼法》第41条规定必备条件之一: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样,由于公民无权提起公益诉讼,必然导致在社会公益正在或行将遭受损害,而有关国家机关怠于或疏于行使职权时,社会经济公益得不到保护。

是否说任何公民在任何情况下都可提起经济公益诉讼?若对原告资格不加任何限制,将产生不利后果:一是鼓励当事人以诉讼替代其他争议解决方式,势必使法院受理案件大量增加,产生司法服务供给不足,法院为解决案件积压问题就可能采用简易措施提高办案效率,从而有影响办案质量;二是基于经济公益社会价值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一些公民和企业有可能出于不正当目的,滥用诉讼权利,其结果可能影响企业正常的经济生活。虽然法院对原告资格问题已做出巨大让步,但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限制,更不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高举捍卫公共利益的大旗而提讼。一般情况下,法院仍然要求原告提供事实上的损害。法院认为所谓事实上的损害并不仅局限于经济上的损害,美学上的、环境舒适度上的等非经济上的损害也包括在内。 因此,笔者认为为使经济公益的保护获得可诉性,不应苛求申诉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但是也不应将原告的范围扩大到任何公民,只要申诉人能证明自己与本案事实上有间接的利害关系即可。

同时在经济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上,应遵循行政程序前置的原则,即在之前,公民应当就造成经济公益受损的行为先行向有关国家经济管理机关检举、揭发、控告,若有关机关不作为或违法行为得不到制止时,公民才能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这样,既可有效防止诉权的滥用,也可避免给法院造成过重的负担。

经济公益侵害行为实施者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一般的个人不论在哪方面都无法与其抗衡,面对经济公益诉讼这一有力武器只能望之而不能用之。与公民个人相比,社会团体具有诉讼能力优势。不同的社会团体基于对本团体相关的公共事务如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等的了解与熟悉,在行使原告权利或承担相应义务方面更加方便。以团体这一组织形式介入更能产生强大效应,其影响范围更大。因此,我们更倾向于在我国将来真正建立的经济公益诉讼中充分发挥社会团体的积极功效,构筑同各种危害经济公益行为作斗争的经济公益诉讼机制。

三、经济公益诉讼的适案范围

可以提起经济公益诉讼的事由范围应有所限制,不能是涉及公益的事项都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因为这些问题需要在执法阶段主要依靠依法实施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来解决,从而更侧重于积极的执法来实现经济法的目标。 行政机关经济执法主动性、权威性、专业性和快捷性的优势是其他途径无法比拟的,法院并无力承担对各类经济违法行为的查处义务,所以法院主要作为纠纷解决机关可以对此有所作为,但所为有限,更不能取代政府的职能。因此,可以先在有限的范围内尤其是一些矛盾比较尖锐的领域中如环境保护、国家资产保护、垄断性行业、不正当竞争等赋予法院受理未经行政机关查处的经济违法行为的,另外还可以在某些领域将行政处理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等待时机成熟再逐渐拓展经济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据此,经济公益诉讼的适案范围应包括如下几类案件:

(一) 国有资产流失案件。

当前,国有企业的体制转换和结构调整已进入攻坚阶段,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其中国有资产流失是国民经济发展和国企改革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国有资产流失是指国有资产的经营者、占有者!出资者、管理者,出于主观故意或者由于过失,违反法律、法规及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监督、经营的规定,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或者使国有资产处于流失危险的行为。近年来,随着公益诉讼理念在法学理论界的兴起,有学者提出对国有资产流失案件应导入公益诉讼机制 ,即授权有关机关(检察机关)、公民和社会组织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而直接向法院提讼的制度,此类违法行为的性质决定了其很难得到制裁,原因不仅在于行政机关疏于管理,甚至直接组织、插手各种违法操作;还在于国有资产的真正主人全体人民无权向法院,对于侵蚀国有资产的违法分子束手无策。其实从本质上说,全体人民与此种侵害行为均有利害关系,因为国有资产被破坏、侵犯,归根到底损害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国有资产应当纳入公益诉讼的保护范围。在实务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也已成为成功的实践。

(二) 垄断案件及不正当竞争案件。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激烈,行业垄断和行政垄断现象屡禁不止,经济性垄断开始抬头,我国加入WTO也为外国经营者针对我国市场实施跨国垄断行为提供了便利。同时,形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也愈演愈烈。垄断及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深刻化,使我国刚刚建立的市场竞争机制遭受严重侵害,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经济行政管理单轨运行机制,通过各级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以国家名义和法律形式,全面行使对市场经济的监督、管理职能。按照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及地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有反垄断执法职能。当然也并不仅限于工商机关,《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 条规定的行政垄断行为,由实施该行为的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上级机关责令改正,严重忽视了其它社会力量(主要指公共团体、社会组织、非政府机构以及公民个人)的作用,忽视了市场经济秩序属于重要的社会公共利益,是涉及每一个公民的基本和重要权益。这种单凭行政管理而排斥公民参与、忽视社会力量作用的单轨运行机制使我国的垄断问题愈演愈烈。因此,对传统诉讼法理论加以突破,畅通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渠道,建立能够吸收公众参与市场竞争秩序管理运作的反垄断公益诉讼机制已成为现实的迫切需要。

(三) 消费侵权案件和产品质量案件。

在产品消费领域,由于产品瑕疵造成的损失对个体消费者来说往往非常小,但受害人数众多,若由受害人个别,往往得不偿失,这就易被不法商人“各个击破”,以致造成社会大众权益受损而无从救济。我国在对消费者权益进行救济时采取的是代表人诉讼,其理论基础是传统的诉权理论,即由人数众多的一方当事人中的一人或数人代表众多当事人提讼,其他人则不直接参加诉讼,判决的效力可以扩展至被代表的多数人。但是,正是这种效力扩张性很容易导致“搭便车”现象的产生,即每个受害消费者都会很理性地等着别人去,待别人胜诉后,再直接向法院主张适用已生效的判决。这种“搭便车”的心理无疑不能切实维护消费者利益。我们不妨借鉴德国的团体诉讼,赋予消费者团体对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予以诉权,法院作出的判决对全体消费者适用。为了使消费者公众利益的保护获得可诉性,不应恪守传统的“无直接利害关系人便无诉权”的诉权理论。结合我国的国情,应授权我国消费者协会提起消费者公益诉讼,或者说作为提起公益诉讼的常设机构(当然并不排除个人的参与)。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无论在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的取得等方面,都较个人有明显的优越性,更有利于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公众利益 。

(四) 环境公害案件。

在我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如此严重的环境危机不仅使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生活遭受重大侵害,而且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环境公害案件是指直接造成不特定的大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损害的环境污染案件。环境资源是全体公民的共享资源和公共财产,对于环境的污染侵害的不仅仅是特定的个体,而且是不特定多数的公民;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害,而且造成了环境舒适、审美利益等非经济上的损害。为了维护公民的环境权益,,应当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不光依赖国家各级环境行政主管机关的行政治理,更重要的是发挥市民社会的力量,积极参与环境公害的共同治理,建立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已成为环境法学界的共识。

四、经济公益诉讼的配套保障措施

随着越来越多的公益诉讼的提起,人们逐渐感到公益诉讼并非是一个诱人的大蛋糕,任何人都可以去品尝一下。以公益诉讼来实现社会正义的瑰丽想象,正被大量繁琐枯燥的专业工作慢慢磨灭,进行公益诉讼所要面对的社会压力和败诉的风险也使公益原告要承受比其他原告更大的压力。因此如何激励人们保持对公益诉讼的热情,其配套保障措施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 法律依据保障。

从法律规定的角度来看,我国《宪法》确立了对国家、集体财产和自然资源进行保护的制度。《宪法》第12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国家和集体的财产。第9条第2款规定: 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自然资源。但是把《宪法》的规定予以具体化的法律和法规却很少。可见,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和法律依据以支持建立我国的经济公益诉讼制度。但是目前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有排斥经济公益诉讼,因而应当通过立法加以完善并修改某些法律、法规。

(二) 审判组织保障。

经济公益诉讼同一般的私益诉讼相比,具有更为复杂和广泛的特点,因而需要更高超的专业知识和技巧。随着经济公益诉讼的日渐增多,再加上多数经济公益诉讼都是以集团诉讼的形式出现,传统的民事审判庭无论在人力还是技术方面都是欠缺的,并且经济公益诉讼的适案范围不同于民事诉讼的适案范围,我国现行传统诉讼制度无法彻底解决现代新型经济纠纷,因而为其设置专门的审判庭,组织专门的法律专业人员进行专职工作,才能适应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发展的要求。有鉴于此,我国应建立起适应经济公益诉讼要求的经济公益法庭,专司审理这类经济公益案件。通过对传统诉讼受案范围缺陷和漏洞的检讨,并结合经济公益冲突的共性规律,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案、消费者权益保护案、扰乱财经税收秩序案、国有资产流失案、环境与资源案以及其它经济公益案件应当属于经济公益法庭审判受案范围,因为它们至少有一个共性,即事关国家和社会公共经济权益,受害人是不特定的社会民众。

(三) 举证能力保障。

传统民事诉讼法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因而大多数情形下举证责任由原告承担。但在经济公益诉讼中,公益损害的认定具有很强的技术性。由于原告获取信息有限且不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让他们承担这样的举证责任是极为困难的,“让较少有条件获取信息的当事人提供信息,既不经济,又不公平”。 关于经济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一般有以下几种说法:被告负举证责任说、原告负举证责任说、根据法律要件分配举证责任说、根据原告请求内容分配举证责任说等等。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规定。一方面,举证责任主要应由被告承担,因为作为原告的个人自身能力有限,要求其举出被告违法的充分证据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原告只承担提出发生经济纠纷的事实和有关对公益损害或可能损害的证据;另一方面,程序上的事实或其他民事上的事实等,仍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因此,我国的经济公益诉讼应当在立足中国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成功经验,依具体情况合理分担举证责任。公民提讼应采用举证责任倒置,也就是只需提出加害者侵害公众利益行为的初步证据,即可以支持其请求;至于侵害事实是否确实存在,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等举证责任则倒置给被告承担。

(四) 诉讼费用保障。

所以,我国应吸纳他国的做法,适当减少民众提起公益诉讼所需费用,在立法上,对诉讼费用的负担作出有利于原告的规定。

同一般的个人诉讼相比,公益诉讼的原告提起这类诉讼的目的是维护公益,而非获取利益。但是,提起这类诉讼会给原告带来诸多费用,如确定被告的费用、诉讼费用及不菲的律师费。在新型公益侵权案件中,由于其牵涉面较大且涉及众多复杂专业知识与技能,原告即便履行其较轻的举证责任也需花费极为昂贵的技术鉴定费用,一般组织与个人往往难以承受。人虽不以谋利为目的,但如此沉重的费用负担必将使人们裹足不前;如果其诉讼过程中所承担的费用不能得到有效补偿,必将不利于这种诉讼的广泛适用。如果仅因诉讼费用而拒原告于法院大门之外,这无异于迫使民众放弃对社会经济公益的保护请求。因此,在为公共利益而进行诉讼的时候,应该考虑是否存在特别的制度,通过免除这些费用的全部或一部分,以推动个人提讼。我们有必要在相关法规中对诉讼费用的分担作有利于原告的规定,即采用无偿主义:公益代表人不收取费用,民众和公民法人提讼原则上也不收取任何诉讼费用。

同时,个人是自身利益的最大维护者,公共利益与自身私人利益相比较,较少为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所“青睐”,加之提起公益诉讼可能要花费大量时间、金钱与精力,为一般民众所不愿。公益诉讼的原告主要是出于对美好社会生活和和谐经济秩序的需要,为了鼓励与保护他们的这种“热心”,原告在胜诉后应得到国家奖励。

(五) 诉讼制度保障。

公益诉讼原告的目的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是代表国家、社会的利益,其诉讼权利不是自生的,而是国家、公众所赋予的,因此原告不能像私益诉讼那样自由处分诉讼权利。这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不能任意撤诉;二是不适用调解制度。关于撤诉,除非被告已经主动补救了其侵犯公益的行为,否则原告不能主动撤诉,防止出现被告诱使迫使原告撤诉,违法行为依旧存在的现象。至于调解,由于合意是调解制度的核心和灵魂,当事人双方要达成合意,必须双方在诉讼活动中都能自由处分其诉讼权利,可是如前所述,原告没有自由处分诉讼的权利,无权代表国家擅自放弃处分权利,再加上调解制度本身存在着不能充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局限性,在这种情况,适用传统的私益诉讼中的调解制度,显然不符合公益诉讼是为了充分保护社会公益的目的,因此在公益诉讼中,不适用调解制度。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08级博士研究生)

注释:

P蒋安.经济法理论研究新视点.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年,第198页.

Q朱忠明、张淑艳.金融风险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6页.

R叶俊荣.环境政策与法律.月旦出版公司,1993年 第236页.

S张守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 人民出版社, 2004年 第475页 .

T韩志红.阮大强 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 .1999年

U卢晶,公诉机关能否当原告――浙江浦江一起国有资产流失案引发新话题 法制日报 ,2002年12月12日.

V张明华.建立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之构想. 中国工商管理研究, 2003年第3期.

W罗吉,李广兵.与时俱进,探索环境资源法律实施机制――2002年环境资源法学高级研讨会综述. 法学评论, 2003年第2期.

X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 ―― 一个规范的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年 第67页.

参考文献:

[1]伯纳德・施瓦茨.徐炳译.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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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陪审制度 民事诉讼  基本制度

一、陪审制度的概念

陪审制度是指审判机关吸收法官以外的社会公众参与案件审判的制度。

吸收社会公众参与案件初晴百物新是各法治国家通行的一种重要审判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在有陪审团参与的案件审理过程中,陪审团与法官有着明确的职责分工。陪审的责任在于案件事实的审理和认定。法官的职责是在陪审团认定的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对案件如何适用法律作出决定。在大陆法系国家,陪审人员与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陪审人员既参与案件事实的审理和认定的过程,也参与案件的法律适用过程。这种形态的陪审制度,又被称为参审制。虽然两大法系陪审制度的具体形态有许多不同,但其吸收社会普通公众参与司法审判的过程的理念则是共同的。

二、我国陪审制度的内容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陪审制度主要有以下内容:(1)陪审制只适用于第一审案件,第二审案件不实行陪审制。(2)案件是否实行陪审制,由法院决定,当事人无权决定。(3)对于哪些案件实行陪审,哪些案件不实行陪审,法律未作明确规定,由法院自行决定。(4)在由审判员和陪审员共同组成的合议庭中,对二者间的比例未作限制性规定。(5)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行职务过程中,与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陪审员不仅有权参与案件事实的审理,也有权参与案件法律适用的判断。

三、完善陪审制度

陪审制是我国一项法定的审判制度,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暴露出如下问题:一是从立法角度看,关于陪审制度的法律规定过于简单,缺乏可操作性。陪审制度设立的宗旨、陪审制的法律地位、适用范围、陪审员的资格、遴选程序及具体案件陪审员的确定,都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二是在司法实践中,陪审制的适用比较混乱,做法不一。陪审员法律素质低,缺乏独立性,适用率低,成效不大。目前大多数地方法院很少适用陪审制,即便适用陪审制,事实上也是陪而不审。

对于陪审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