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范文10篇

诉讼范文篇1

公益之诉起源于罗马法，是相对于私益之诉而言的。吴文翰先生曾论及：“古代罗马法学家把法分为公法和私法，诉讼也被分为‘公诉’和‘私诉’两种。‘公诉’是对有关国家利益案件的审查，‘私诉’是根据个人的申诉对有关案件的审查。但这种区分和近代‘公诉’和‘私诉’并非同一的概念，按今日所谓的‘公诉’是由代表国家的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直接向法院提起的诉讼。罗马法则以涉及国家和政府的诉讼为‘公诉’，涉及私人利害关系的为‘私诉’，凡个人受到不法的侵害致使个人的权利遭受损失的，纵然是刑事诉讼，也只能是私诉。”由此分析6罗马法的诉讼种类时，可知其诉讼制度是相应于公法、私法的划分而建立的，将其分为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吴先生说：“以私人资格发生的诉讼，以保护私人权益为目的的，叫私益诉讼；以保护公益为目的的，就叫做公益诉讼。”7另周楠先生对此曾信得过重要的论述：“前者（私益诉讼）乃保护个人所有权益的诉讼仅特定人可提；后者乃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凡市民均可提起。”8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古罗马的公益之诉至少包含两点”1、公益之诉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2、凡市民均可提起公益之诉，无论其自身利益是否受损。

周楠先生还对公益之诉存在的原因作出阐释：“现代法关于公共利益的保护，由公务员代表国家履行之。罗马当时的政权机构远没有近代这样健全和周密，仅依靠官吏的力量来维护公共利益是不够的，故授权市民代表社会集体直接起诉，以补救其不足。“可见，公益之诉的产生是与维护公共利益力量不足相联系的，当公共权力机构不足以维护社会公益时，市民据法律授权能够起诉违反公益的行为。

国外的公益之诉发展到今天已日趋完善，尤以美国为甚，谷口安平先生曾就此谈到：“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不断地产生出新的纠纷，其中相当一部分被提交给法院要求得到解决。这样的现象首先大量发生于美国。……（这样一种）新型诉讼被区别于所谓‘纠纷解决模式’的一般民事诉讼，而被称之为‘行为调查模式’或‘公共诉讼’、‘制度改革诉讼’等，其特征简单说来就是涉及到大量利害关系者的公共政策问题发生争议并要求法院对此作出法律判断……”9在美国当代诉讼中，《反欺骗政府法》、《反垄断法》及环境保护法中的公民诉讼都是这样一种新型的诉讼方式，即以解决公共政策问题为目的而扩大诉讼功能，尤其以公民诉讼为甚，在这种诉讼机制下，“公民被视为‘私人检察官’与政府的职能相对应而存在”10，公民据法律对违法排放污染者或未履行法定义务的联邦环保局提起诉讼，要求尉排污者消除污染，赔偿遭受污染损害公民的损失；敦促联邦环保局和各州执行其法定义务，加强环境管理。

我们一旦转入公益之诉的讨论，就发现一直以来囿于私益之诉，我们对个案的分析已陷入了困境。在私益诉讼下，我们一方面为王海们的义兴趣而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对王海是否适用消法心存疑虑；一方面我们认为“王英的遭遇和处境令人同情”，另一方面我们又表示王英据现行法律制度无法获得赔偿。或许在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作情理与法律的较量，更应看到的是我国法律对公共利益的保障机制不够完善，对于法律活动来说，也许重要的不是承认权利，而在于如何恰当地配制权利，并因此给予恰当的救济。11

二、现象与问题

首先请读者与我共同关注自1995年发展至今的“王海现象”此潮彼落的衍变以及轰动一时的“奇女子”王英诉全国白酒案的始末。

1995年自王海决定进京打假以来，这一路可谓风云变幻、忧喜参半。起初两年由于有关方面的积极表态，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即使与此同时，甚至法律界仍对购假索赔提出诸多质疑，王海却似乎渐入诉无不胜的佳境。1997年形势有了转机，王海等对水货手机的索赔一一败诉，在此之后甚至同一法院对同一原告、同一标的物、同一……

客观地说，王海、王英们为消费者权益所作的努力是值得称道的，虽然所引发的有关法律适用、法律解释、法律与道德评价尚无定论。就王海购假索赔案,中国消费者协会等有关部门和人士已呼吁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或由全国人大对消法作出修改和补充;而王英"白酒标鉴案＂的合理选择是：在立法领域寻求改进，即说服人大代表和由他们组成的立法机关，修改目前的法律。5以上情形表明我国司法领域对于消费者权益的制度保障方面仍处于滞后状态。

本文尝试引入公益之诉的讨论，对其渊源与发展作概要介绍，并希望通过对公益之诉的经济分析为这一新型诉讼制度的建立作一抛砖引玉的序言。

三、公益之诉的经济分析

1、公益之诉：保护公益的有效资源配置方式

经济分析法学的核心思想是：效率，即追求价值的最大化，并假设人在其生活目的、满足方面是一个理性最大化者，对于法律活动与法律制度而言，都是为了有效地利用资源从而使社会财富达到最化，因而波斯纳认为诉讼判决的终极问题是，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才能使效率最大化。通常情况下，市场是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基本方式：但在市场决定成本高于法律决定成本时，这一问题就给法律制度来解决了。说市场让位于法律程序来实现资源配置的条件是：资源的法律配置成本低于市场配置的成本。

通过本文一、二部分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对于侵犯公益的违法者而言，其经济或社会地位都属于处优势一方，而受害一方一般人数众多，从这一点讨论是不易于市场配置的，一则侵权者的优势地位往往使其在与对方进行协商的时候居于主导地位，垄断交易价格，由此造成双方当事人想独占尽可能多的利润而引起高额的交易成本是一种社会浪费：另一方面，在众多的被侵权者中存在一部分“搭便车”的想法，即比如个别消费者认为总存在其他利益受损更严重的人，让这部分人先去参与交涉，视其协商结果再考虑如何行事。这样的情况下的交易成本往往很高，我们知道，如果交易成本过高，尤其当它超过交易价值时，交易就不会发生了；因为理智的当事人会因放弃交易而获得更多效益。这时的社会损失就不等同于交易成本，而等于被放弃的交易的价值。

可见，对于这样一种侵犯公益的行为，市场并非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于是人们求诸于——法律程序，或者说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法律程序成为一种更完美的财富分配机制，12法律制度下，侵权者往往凭其优势地位，对其侵权行为或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须付出机会成本，或者其所支付的违法机会成本低于他从不法行为中所获取的利润，那么自利的侵权者会认为侵权公益的行为能使其效益最大化，实际上，我们的法律制度也正是鼓励他这公做的。因而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公益之诉能够提供保护公益的有效资源配置方式，有利于效益最大化。

2、公益之诉实现诉讼的规模经济13

事实上，我们知道并非所有的纠纷都通过法定诉讼程序加以解决，有理智的潜在原告通常不会提起诉讼是在为样五种情形下：即某类案件的预期判决价值低于审判的费用——这样的成本比较方法同样适合于公益之诉。

在此我们首先假设某项争议价值为2000元，如果法院判决原告胜诉的几率为50％，那么原告对该诉讼的预期价值为1000元（2000＊50％＝1000元）。若原告预期的审判费用为750元，那么原告因其可获预期收益为250元而认为是有效率的，并采用了诉讼的途径。显然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形，即原告预期诉讼成本（假设为1200元）可能高于预期判决价值，则原告因为参与诉讼将损失200元而不再起诉。由此可见潜在原告是否提起诉讼取决于预期诉讼成本。

然而，对于侵犯公益的案件来说对于单个利益受侵犯者而言，其诉讼成本往往高于其预期价值。波斯纳在其《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所提及的集团诉讼公益诉讼的形式之一，书中假设牙刷制造商们已合谋实行价格垄断，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因此受到利益损害。累计成本可能是巨大的；而每个消费者所受的损失可能只有几分钱。这样以来，就单个消费者而言，提起诉讼的预期成本远远高于预期判决价值，在一般情况下，消费者可能会放弃诉讼请示，但是如果将这些权利请示聚合成一个集团诉讼，集团诉讼的标的是足以支付诉讼成本的14

在公益诉讼中正是“通过若干小的权利请示聚合成一个足以使诉讼成本合理大的权利请示的方法－－换句话说，即以实现诉讼的规模经济。”15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发觉王海购假索赔过程中大批量进假货索赔，并非是在“聚合权利请求”，而是提高预期诉讼价值的行为，使之超乎于相应较少的诉讼成本，使其效益最大化。

3、公益之诉的诉讼运行成本分析

法律成本指的是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各环节中，法律系统为实现权利与义务配置所耗费的费用，如何合理地利用法律资源，法律成本，实现法律的高效率，是我们法律运行过程中重点讨论的问题。

在探讨公益诉讼成本时，我们不得不谈及错误的司法判决的影响。在此假设某一公益诉讼的预期成本是100元，而潜在加害人避免事故的成本是90元（此时受害人避免事故的成本高于100元，否则诉讼程序不可能开始），这种情况下侵权人会花费90元避免事故的发生而避免在诉讼判决结果的赔偿（100元）。但是，我们还要考虑的另一种情况是，司法机关出于某种原因而造成的错误判决导致的侵权人预期事故成本的降低，当侵权人预期事故成本过低，甚至低于其避免事故的费用时，此时侵权事故就不能够防止，其必然造成社会损失。

本文在此对错误判决成本的讨论，希望能引起大家对公益诉讼的关注。法律主体在行使权利或改造义务的过程中，类似于市场中的消费者－－自利的消费者，他们关注的是法律资源的投入产出比，因而不良的法律机制可能使侵权者放纵自己的加豁行为，从而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四、结语

长期以来，在我们社会中一直强调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并且总以国个的利益作为公益，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利益不过是普通的市场主体的利益；相反，市场中消费者的整体利益才是社会公益。16而在我们目前的诉讼机制下，对于权利配置的判决结果往往与权利的主体联系在一起，因而具有不科学性。

诉讼范文篇2

普通共同诉讼是单独诉讼的合并形态。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3条的规定，普通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属于同一各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而共同进行的诉讼。普通共同诉讼既然是两个以上同类的诉讼标的合并而引起的诉讼主体的的合并，共同诉讼人之间就不存在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其间往往是诉讼标的上的牵连。因此，普通共同诉讼是可分之诉，这类诉讼是合并审理还是分开审理，取决于当事人的同意和人民法院的决定。

二、普通共同诉讼人的独立性和牵连性

单独诉讼是普通共同诉讼形成的前提。在共同诉讼中，由于诉讼标的具有共同或牵连关系，导致共同诉讼人诉讼行为的相互影响，这就会使单独诉讼形式下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发生一些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既要尊重当事人诉讼行为的独立性，又要利用共同诉讼制度实现诉讼经济，避免裁判矛盾。为界定共同诉讼人在共同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就要对共同诉讼人的独立性和牵连性有明确的认识。

1、共同诉讼人的独立性

在普通共同诉讼人之间，由于没有共同的权利或义务关系，既可以作为共同诉讼合并审理，也可以作为各自独立的诉讼分别审理；即使合并审理，也要分别作出确认各自的民事权利、义务的判决。共同诉讼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与独立进行诉讼完全相同。所以，各共同诉讼人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各共同诉讼人进行诉讼不受其他共同诉讼人的牵制，可以独自在诉讼中自认、撤诉、和解、上诉；其中一人自认的效力不及于其他共同诉讼人。

其二，共同诉讼人的对方当事人，对于各共同诉讼人可以采取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诉讼行为。如与一共同诉讼人和解，拒绝与另一共同诉讼人和解；承认一共同诉讼人的诉讼请求，而反驳另一共同诉讼人性质相同的诉讼请求。

其三，各共同诉讼人可以分别委托诉讼人。

其四，对各共同诉讼人是否具备适格要件，应分别审查，其中一人缺乏适格要件，只能对其中一人之诉不予受理，不影响其他共同诉讼人。

其五，法院在诉讼进行中发现合并辩论并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时，可以将诉讼分开。

其六，因共同诉讼人一人发生的诉讼中止、终结事由，不影响其他共同诉讼人继续诉讼。

2、普通共同诉讼人的牵连性

共同诉讼人之间应适用独立原则，如对此原则不加限制，势必导致共同诉讼人的诉讼行为互相孤立，共同诉讼追求的诉讼经济目标就难以实现。所以，独立原则的适用必须有个界限，这个界限是：共同诉讼人的独立性应以其具有牵连性的问题为前提。共同诉讼人有牵连性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提出的主张，如果对其他共同诉讼人有利，而其他共同诉讼人又不反对的，其效力及于其他人。这称为主张共通原则。

诉讼范文篇3

论文内容提要:国外及其他地区通常以集团诉讼、选定当事人、团体诉讼三种代表性方式予以解决。鉴于这三种方式在当事人适格要件及制度功能各异或存在优劣之别，有必要就此进行比较研究，并以诉之利益为基准，完善我国当事人适格理论，构建符合国情的诉讼信托制度。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多数人共同利益遭受不法侵害的事件频繁发生，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且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当众多受害人将纷争引入司法领域，试图通过诉讼程序予以解决时，有别于传统诉讼制度所预设的诉讼类型的新型诉讼便应运而生。日本学界将这类新型的民事诉讼称作“现代型诉讼”，亦称“政策形成型诉讼”、“政策指向诉讼”，[1]在美国则称为“公共诉讼”（publiclawlitigation）或公益诉讼（publicinterestlitigation）。[2]面对现代型诉讼，法律和法理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应由何人行使诉讼实施权才是有效、必要且妥当的？诉讼担当中的非系争的实体权利关系主体作为诉讼当事人，以及群体诉讼中的群体成员代替群体其他成员作为诉讼当事人，其正当性何在？未参加诉讼的众多受害人为何应受法院裁判的拘束？凡此种种，均需要通过当事人适格理论作出合理而充分的解释。

一、现代型诉讼的特质

现代型诉讼一词已被学界广泛使用，但其含义尚不明确，也不存在确切的界定。一般是泛指环境权诉讼、公害诉讼、消费者诉讼、公民权诉讼、社会福利关系诉讼等等。[3]

现代型诉讼并非现代社会特有的产物。诚然，其产生系根源于现代化大生产引起的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急剧变化，但是如果将这一类型纠纷的产生仅仅归结于人类物质文明的“现代化”，则未免显得过于片面和狭隘。实际上，在现代民事诉讼制度创设之初的近代，同样存在着环境污染、小范围医疗事故等问题，由于诉讼制度的欠缺或不足以及人们权利意识的不自觉，才导致当时的人们或是对此类问题熟视无睹，或是选择通过诉讼外的方式加以解决。[4]

尽管与传统诉讼之间的界限尚不明晰，但现代型诉讼及其纠纷形态在本质上仍存在诸多有别于传统民事诉讼法所预设的诉讼类型之特质。本文主要就以下几方面进行讨论。

（一）当事人互换性缺失

现代型诉讼中，原告方大多是因被告方的活动而遭受加害或加害危险的公民，而且通常表现为人数众多且难以确定。与此相反，被告方主要为国家、公共团体或大企业等。其中作为审判对象的纷争实质，原告方与被告方在诉讼构造上系属固定，且在高度技术化、专门化的现代社会，反映在诉讼结构上武器不平等愈发凸显且逐渐固定化，当事人间的相互性和对等性不复存在。亦即，传统当事人之间所具有的互换性无法体现出来。

当事人互换性丧失，导致在诉讼程序中弱者或少数人对抗强者，当事人地位实质不平等，程序保障尤其是当事人平等原则难以实现。例如原告进行主张、举证所需的资料不充分，或重要的证据材料为被告所掌控等情形，如果仅仅以赋予当事人平等主张、举证的机会等形式上的程序保障，那么必然无法充分确保当事人使用武器对等的原则。

（二）系争利益呈现集合化或扩散化

现代型诉讼均系涉及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具有相同或相似诉求的多数人利益的纠纷。在学理上，多数人利益可分为扩散性利益（普遍利益）和集合性利益（集体利益）两种。两者的共同之处都在于享有利益的主体众多，但学界对它们之间有何区别尚有争论。[5]不过，许多学者通常毫无区别地使用这两个概念，或仅是对二者进行非常简单地区分。即使是在立法领域，也没有对它们进行严格地界定，有时也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6]

无论是表现为集合性利益还是扩散性利益，多数人利益涉及的均非一个或者多个确定的人之利益，而是多数人同时享有的毫无区别的利益，无法纳入以相对性解决为原则的民事诉讼中来。以环境诉讼等扩散性利益受到侵害的事件为例。传统的民事诉讼在衡量原告利益与被告利益的过程中，因未能充分考虑未成为当事人的受害者所被侵害的利益，故被告行为对于社会所具的实用性自然超过原告的环境利益，从而不论是损害赔偿请求或不作为请求，均难以获得法院认可。

（三）争点呈现社会化和政治化

现代型纠纷类型通常超越个人各别的利害关系，其争点因具有公共性而呈现社会化，其中“公的因素”与“私的因素”之间处于紧张、交错的状态；其危害性一般都是双重的，既会侵犯特定个体的利益，也会侵犯社会公共利益。例如某上市公司制作虚假的财务会计报告，众多证券投资者都可能因而遭受欺骗，那么其侵害的对象是众多不特定的证券投资者、金融秩序乃至整个社会秩序。此外，现代型诉讼中的当事人尤其是原告的主张，一般都会表现出较强的公益诉求。

概言之，现代型诉讼涉及各种超越个别利害关系和法定权益范畴的新型利益，由于成文法的局限，这些新型利益无法及时被纳入现行法的保护框架。当围绕它们产生纠纷时，依照程序当事人的理念，利益主张者虽可作为当事人被吸纳到诉讼当中来，获得司法审查与救济的机会，[11]但根据传统当事人适格理论，适格的当事人应当是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主体，因而相关利益主体便无法成为正当的当事人，其实体意义上的诉权也就无从实现。那么，在现代型诉讼中，应当将何人作为原告？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多数人的正当程序要求能否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这些都是当事人适格理论的现代课题。

二、现代型诉讼与当事人适格的扩张

随着司法解决纠纷功能的不断扩大，进入诉讼程序请求裁判确认的利益日趋多样化，尤其是在现代型诉讼中，通常涉及多数人所共同享有的扩散性利益；对诉讼结果具有法律上的利益之人的范围也超越了传统权利保护框架，并逐渐扩张。在个人享有的利害关系程度等量不齐的多数人中，对于达到何种程度的利害关系的人可赋予其诉讼实施权进行实质性的利益衡量，殊为必要。基于此，传统当事人适格理论的局限愈发明显，从而促进当事人适格理论的发展。

当事人适格理论发展源于对传统当事人适格基础的质疑，而质疑直接来自各种现代型纷争的现实。诉之利益理论迎合了现实的需要，由此应运而生。从司法实践考察，由于确认之诉和形成之诉愈来愈受到重视以及诉讼机能日益扩大，诉之利益理论逐渐得以运用，从而使得一些纠纷在法无明文规定时，有关权利主体仍可基于诉之利益获得诉讼实施权，而纯粹由诉讼法拟制的诉讼主体也可成为适格的当事人。以涉及众多当事人的现代型群体性诉讼事件为例：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型诉讼中的当事人适格问题通常可以用美国的集团诉讼、日本的选定当事人制度、德国的团体诉讼三种代表性诉讼方式予以解决。[13]本文主要以此为视角进行比较研究，分析现代型诉讼中的当事人适格扩张的路径。

（一）当事人适格要件的比较

集团诉讼在代表人的适格上通常作如下设计：首先，在诉讼法上拟制一个临时性的诉讼集团，并以采取“默示”的方式确定集团成员。只要相关利害关系人未明确申报退出集团，即视为集团成员。其次，以“默示”方式授予具备代表资格的集团成员以诉讼实施权，只要集团其他成员未提出异议，该集团成员即为当事人适格，其提出的请求或抗辩为集团其他成员请求或抗辩的典型。再次，集团诉讼判决具有扩张性。除法院另有裁定外，集团诉讼代表人所受裁判的效力及于其所代表之人。此外，判决的拘束力与执行力分离。集团诉讼代表人所受裁判的执行力，非经法院许可不得及于他人。集团诉讼中相当一部分诉求在于请求宣示性判决或禁令，不存在对未参加诉讼的其他集团成员的执行问题；对于赔偿性判决，诉讼代表人遭遇败诉判决时，对未参加诉讼的集团成员的执行，仍须由胜诉方向法院申请。

就选定当事人的适格问题而言，其必须经由全体共同利益关系一致选定，且应与全体当事人在实体法上具有共同利益关系，从而在程序法上存在共同诉讼人关系。选定当事人制度通过此种“直接授权”的方式限制进入诉讼的主体范围，在保护私人利益上寻求选定当事人的诉权来源的正当性。尽管这种方式能较好地实现对个人私权的有效保护，避免与传统诉权理论相冲突，但在面对相关当事人人数众多且一时难以确定的群体性纠纷时，其对当事人适格问题的处理则显得无所适从。

（二）制度功能或利弊的比较

集团诉讼最大的优势在于，在集团性或扩散性侵害的情况下，遭受损失的数量众多且较为分散的小额受害者均有可能得到司法救济。以消费者权益保护诉讼为例：对于遭受金额微小损失的消费者而言，由每个人单独就其所受损失提起诉讼必然得不偿失，但是在集团诉讼模式下，任何受害人均可代表全体受害者提起诉讼，并要求赔偿整体上所遭受的损失。对于巨额的诉讼标的金额，当事人可以通过胜诉酬金制度聘请优秀的律师作为，在充分准备的前提下进行诉讼，挽回损失。当然，集团诉讼的意义并非在于作为审理的事由本身，而是在于其围绕正当程序展开的对正义的伸张，在于其实现公共政策目的的现实功能。[14]

集团诉讼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在美国甚至可以适用于对法律文件的审查。虽然集团诉讼也包括为禁止一定行为的请求，但主要是以损害赔偿为主，且对违法者的制裁比较严厉。而选定当事人虽在“立法阶段并没有考虑这是为了适用于集团诉讼，但该制度确实可能被利用来进行集团诉讼”。[19]例如，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仍利用此种方式解决了药害事件、食品事故事件、环境污染公害事件、大气噪音公害事件等各种现代型纷争，并形成一系列著名案例，如四大公害诉讼、大阪机场噪音公害诉讼、沙利宝迈度诉讼等。

三、我国诉讼信托制度的构建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认为，以诉讼的方式解决现代型纠纷或事件，除完善现行代表人诉讼制度外，尚有必要引进团体诉讼，确立诉讼信托制度。（注：基于本文的主旨以及篇幅所限，关于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完善，暂不作讨论。为达到解决现代型纠纷的机能，一些国家或地区通常的做法是几种方式并用。如日本既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选定当事人制度，又在《消费者合同法》（2006年5月31日修改）中设置了消者团体诉讼制度；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于2003年修正时，在扩大选定当事人制度适用范围的同时，创设了公益团体不作为诉讼制度（“民事诉讼法”第44条第3项）。）

诉讼信托源自实体法上的信托制度，是信托制度从实体法向程序法的扩张。有学者主张以诉之利益为标准来界定诉讼信托，认为诉讼信托“即法律规定某一公益团体对某些权益有诉之利益，该公益团体专门为此项公益权利受侵害或可能受到侵害时提起诉讼，而组成该公益团体成员可以直接引用判决对有关的侵权人主张利益”。[20]但是，这种观点将诉讼信托局限于公益领域，忽略了私益领域的诉讼信托问题。

所谓诉之利益，又称为权利保护利益或权利保护必要，即原告要求法院就其私权主张予以裁判时所必须具备的必要性。[22]作为诉权要件，诉之利益应当根据每个具体请求的内容来考量作出本案判决的必要性及其实效性。诉之利益存在与否，取决于作为诉讼标的的权利能否获得裁判的保护，在这个意义上，诉之利益实际上涉及原告实体法地位能否获得司法保护的问题。[23]而作为一种筛选或过滤机制，诉之利益又蕴含着防止诉权滥用的功能。为保证该功能的实现，有必要赋予其一般性判断标准或权衡机制。此种判断标准或权衡机制，即当事人利用诉讼的必要性及其实效性。当认为存在这种必要性和实效性时，当事人的诉求即存在要求获得本案判决的利益。若缺乏此种利益，其起诉将被驳回。

诉之利益标准为当事人适格扩张提供了可能，而诉讼信托则可视为当事人适格扩张的法律技术手段。“如果仅从法律技术的角度观察，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主体以外的第三人在特定情况下参加诉讼是解决纠纷、保护权利的现实需要，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而使其成为适格当事人则是一种拟制，即实体权利义务主体以外的第三人只是一种法律拟制的适格当事人。这种拟制的技术在制度上的表现形式就是诉讼信托。”[24]作为实体权利义务主体，委托人将其享有的实体权利及与之相关诉讼实施权信托予受托人，受托人基于诉之利益，可以当事人的身份直接参与诉讼，行使诉讼实施权。简言之，无论是涉及公益领域还是私益领域，诉讼信托通过信托制度的三方当事人构架，实现权利行使方式的多样化。

我国现行法尚未确立诉讼信托制度。伴随着现代社会的日新月异，各种侵犯多数人利益或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屡见不鲜，尤其是在环境与资源保护、反不正当竞争、国有资产保护、民间文艺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证券侵权等领域，存在严重的保护危机。因此，将涉及多数人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纷争的诉权赋予某些公益团体，既有利于弥补国家行政管理的漏洞，保障法律真正得以实施，也有利于唤醒民众的公益意识，促进公民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抗争。具体而言，应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制度构建。

首先，赋予国家特定机关在职务上或者公益上的诉讼主体资格，明确其法律地位和特殊的诉讼职能，以解决诸如不正当竞争、消费者权益、环境纠纷以及其他有关公益性或国家政府的财产诉讼等。（注：以环境公益诉讼为例，2008年8月，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向广州海事法院提出环境公益诉讼，将一家皮革生产染整厂告上法庭。

其次，赋予一定的社会团体在环境保护及公众消费等领域的当事人资格，享有直接提起侵权之诉或不作为之诉的权利。这类团体既可以是法人组织，也可以是非法人组织，如妇女团体、消费者团体、劳动者团体以及各种产业组织、专业团体等；可以基于团体章程以公益事业为目的、且为追求自身整体利益而直接起诉，也可以基于共同利益的多数成员的“诉讼实施权”的授予，进行任意的诉讼担当。但是，为防止因受托而行使诉讼实施权的团体包揽诉讼，应通过一定的条件进行限制。[27]

再次，对团体诉讼的诉权的客观范围予以限制，防止诉权滥用。从域外团体诉讼实践考察，团体诉讼中存在以下几种滥用诉权的情形：一是由律师成立的消费者团体，制定以通过启发或咨询的方式维护消费者利益为目的的章程，组成团体，提起团体诉讼，谋求不正当利益；二是经营者以消费者团体的名义起诉，借以打压竞争对手、宣传自己；三是对由众多经营者所为的同一违法行为，只选择特定的对象，以进行任意攻击为目的而提起诉讼。

注释:

[1]铃木贤：《现代社会中政策形成型诉讼的条件与意义》，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中外法律体系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07年。

[2]CindyVreeland，PublicInterestGroups，PublicLawLitigation，andFederalRule24（a），TheUniversityofChicagoLawReview，Vo.l57，No.1（Winter，1990），pp.279-310.

[3]小岛武司：《诉讼制度改革的法理与实证》，陈刚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68页。

[4]陈刚、林剑锋：《论现代型诉讼对传统民事诉讼理论的冲击》，《云南法学》2000年第4期。

[5]肖建国：《现代型民事诉讼的结构和功能》，《政法论坛》2008年第1期。

[6]罗智敏：《意大利对普遍利益的司法保护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以原告资格为中心》，《比较法研究》2006年第1期。

[7][22]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229、187页。

[8]段文波：《日美现代型诉讼比较》，《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1期。

诉讼范文篇4

在立案时，法院对当事人的起诉适当与否的判断，首先是当事人是否适格的问题。所谓当事人适格，又称正当当事人，是指有要求法院对作为本案诉讼标的权利义务关系做出判决，并取得该案诉讼程序上主体地位的资格，即对于具体诉讼有作为当事人起诉或应诉的资格。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这一规定要求当事人必须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从而排除了非实体权利义务主体对特定的诉讼标的提起诉讼的可能性，缩小了原告主体的范围。实际上原告或者被告是不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属于实体问题，必须通过诉讼程序，进行诉讼、调查和研究才能解决的。我国的这种传统民事诉讼理论，是有悖于时代，也不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公共利益和整个商业秩序。因此在平衡利益冲突，矫正和预防违法行为理念指导下，运用诉讼担当理论，扩大消费者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范围，才能更好的保护消费者公共利益。

第一，消费者保护组织。我国现有的全国性消费者保护组织是1984年成立的中国消费者协会和1989年成立的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我国目前立法只承认消费者协会有支持起诉的职权，没有为起诉的权利。鉴于我国支持起诉制度收效甚微的状况，笔者认为不妨改良目前形同虚设的支持起诉原则，让消费者保护组织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原告资格，代表公共利益追究不法经营者，从而起到有效保护消费者利益，加大对违法者的追究力度。2006年3月15日，中消协通过了《消费者协会法律支持办法》，明确了向消费者提供与案情相关的法律咨询服务、协助消费者调查取证等六种法律支持方法，无疑在支持起诉方面迈出了一大步。鉴于消费者协会在公众消费领域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典型，受害人利益、社团利益及社会公益的一致性逐渐明显，将诉权直接赋予消费者保护组织，不但可以保障受害者的实体权益，而且可以减少诉讼环节和诉讼浪费。消费者协会要想真正履行好为消费者服务的职责，必须进行改革。应该逐步改变目前消费者协会这种半官方性质。任何消费者都可以申请成为会员，由会员选举理事会直接参与治理；不得进行任何有偿的商品和服务推荐活动，彻底杜绝经济利益驱动；保证消费者协会完全的民间性质，保证独立运行；消费者协会的经费应该取之于会员、服务于会员，在消费者协会及其成员违法时要追究其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为引进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创造一个良好的背景。

第二，任何个人，这里特指受害人。受害人是指作为消费者其利益受到不法侵害的个人。一方面，作为消费者个人其利益受到了不法侵害，另一方面从宏观角度看，经营者的侵害行为又同时损害或威胁到大多数消费者的公众利益。这时法律除了允许受害人提起含有保护私益的诉讼外，还可以同时提起保护公益内容的公益诉讼。

在我国的实践中，许多发现了经营者有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的人，为了能维护消费者利益，不得不先主动接受经营者的侵害，然后再以消费者的名义提起诉讼，如著名打假英雄王海必须先买假然后再打假。这种救济不仅代价高昂，而且也没有什么效果，因为消费者只能就自己的损害请求赔偿，而不能制止不法经营行为。

二、改革诉讼费用制度

消费者公益诉讼由于涉及的人数多，涉案面广，标的额比较大、程序复杂并且耗时长，诉讼费用的来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如何解决诉讼经费就成了引进消费者公益诉讼的重要问题。应该考虑设置特别的制度，通过免除这些费用的全部或一部分，以推动公益诉讼的提出。诉讼费用可通过以下方式解决：一是政府财政拨款。消费者协会接受政府的拨款目前还有一些争议，很多人认为既然消费者协会拿着政府的钱，就难免影响其独立性，消费者协会能否真正代表消费者的利益就又是一个问题。如何既能解决消费者协会经费不足的问题又能消除政府对消费者协会的不良影响呢？我们可以借鉴香港、韩国、日本等国的做法，通过完善预算立法，将政府向消费者协会拨款的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在对消费者协会开展职责需要的经费进行认定的基础上，明确每年政府向消费者协会进行多少拨款，有多少经费是用于代表消费者提起诉讼的，专款专用。二是成立公益诉讼基金会。从每件胜诉的消费者公益诉讼案件的惩罚性赔偿金中提留一定比例作为消费者公益诉讼基金，同时，基金会还可以接纳社会捐款作为基金来源；普通公众提起的公益诉讼可以从基金会得到援助。三是引进胜诉收费制，政府财力毕竟是有限的，考虑到世界发展的趋势，我国在引进公益诉讼制度时可以采用某种形式的胜诉酬金制度，这样可以促使律师主动协助提起公益诉讼。

三、举证责任的分配

证据制度历来是一切诉讼的灵魂，而举证责任则是证据制度的核心。传统民事诉讼法认为“谁主张，谁举证”，原告必须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就有可能败诉。但是，在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中，经营者在信息和技术的掌握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所以在消费者公益诉讼中，如果也要求原告方承担严格的举证责任，就有可能达不到公益诉讼的目的。比如在产品责任案件中，一是由于专有技术和生产工艺的保密性，使原告难以对加害人有无过错举证；二也由于欺诈故意作为一种主观状态，隐藏在行为人的内心，他人很难了解，更难以就此举证。所以在消费者诉讼案件中，原告方往往只能证明自己受到了损害，而对侵权人在侵权中的主观过错、行为违法性、因果关系方面的事实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举证。所以可在消费者公益诉讼案件中实行无过错责任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规定主要证据由被告提供。消费者公益诉讼的原告只需提出加害经营者有侵害消费者公众利益行为的初步证据，即可以支持其请求，至于侵害事实是否确实存在，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等举证责任则倒置给被告承担。若被告否认其有该不法经营行为，或否认其行为会造成那样的损害结果则必须提供反证。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使起诉方的举证责任得到缓和，有利于公益诉讼的提起。

四、激励机制与滥诉控制机制

公益诉讼在避免大众消费者受害、维护公共利益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无任何回报机制的激励下，如何维持公益诉讼原告特别是单个消费者的维权“热情”呢?获得惩罚性赔偿金无疑是一个激励办法，但现行《消法》关于惩罚性赔偿金的适用范围单一——仅限欺诈，而且数额过少——仅为1倍，无法满足激励需要。因此，笔者建议，我们在建立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的同时应扩展惩罚性赔偿金的适用范围，提高赔偿数额，赋予法官裁决违法经营者多倍赔偿的自由裁量权，其标准可选择足以使经营者付出因其不法行为已经得到或者可能得到的所有利益为限。滥诉控制机制与激励机制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诉讼成本的降低和激励机制的建立能极大鼓励原告积极起诉，再加上某些原告提起消费者公益诉讼的个人动机的复杂性，并不排除功利及追求新闻炒作及追求奖励的初始动机，这也加大了滥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无度的滥诉又势必增加法院负担，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且对社会发展从成长远意义上看是不利的。因此，如果不控制滥诉，实际上是在维护以原告为代表的一种公共利益的同时，有意无意牺牲了另一种公共利益。此外，滥诉也容易造成社会道德风险的增加。因此，有必要在建立激励机制的同时建立滥诉控制机制。

第一，建立先置程序。包括行政先置程序和诉前预审程序。根据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司法介入公共利益诉讼应当尽可能以穷尽其他公益救济手段为前提，因此应规定除不涉及国家机关行政执法权外，原告提起消费公益诉讼前，应当首先通过揭发、检举、控告请求行政机关保护公共利益，只有当行政机关逾期不拒履行职责时，公益诉讼才得进行。在行政手段穷尽之后，还应该设立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由法院对公益诉讼进行审理前的预审或者举行听证，使真正具有公益诉讼价值的案件得以进入正式审理程序。这一预审或者是听证程序可以对案件起到过滤的作用，预防滥诉。

第二，加强对公益诉讼的司法管理。根据美国集团诉讼的经验，集团诉讼很容易被利用成为律师谋利益的舞台。在损害赔偿诉讼场合，原告律师很容易和被告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美国的对策之一就是诉讼公开，对此，我们也应加以借鉴。诉讼的过程及结果、原告、被告和律师在诉讼中的得失，最后的判决结果，等等内容，都要向社会公开。为了更好的公开，法院和立法者应该设计更为方便的获取信息的途径，这种内容翔实的信息公开将给公众一个没有偏见的信息来源。这种信息公开还可以使社会对诉讼给予高度的关注和重视，可以有效的预防滥诉，也促使法官更好的管理公益诉讼，以实现消费者公益诉讼的目的。

第三，实行诉讼侵权责任制。在美国，滥用诉讼构成一种独立的民事侵权行为责任。这种滥诉侵权责任制的建立可以有效地制止滥诉的发生。我国建立消费者公益诉讼的同时应该明确规定起诉人如没有合理理由故意或过失地实施消费者公益诉讼行为，因此导致被告人遭受损害的后果，起诉人应为此损害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通过侵权责任制的建立，可以在鼓励民众提起消费者公益诉讼的同时，防止某些人利用公益诉讼达到个人目的，也可避免草率地提起公益诉讼，从而真正实现公益诉讼的功能。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不是孤立于民事诉讼之外的一个制度，它的有效运行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和其他相关制度的配合。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完善自律的私人领域，鼓励真正自治的消费者保护组织，建立市民社会，才能形成消费者公益诉讼引进后发育成长的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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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韩志红．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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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章武生，杨严炎．论群体诉讼的价值与功能．法学评论．2007．

[6]肖建国．现代型民事诉讼的结构和功能．政法论坛．2008(1)．

诉讼范文篇5

《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的诉讼文书，要根据刑事、民事、经济、行政等案件类别，按年度、按审级、一案一号的原则，单独立卷。一个案件从收案到结案所形成的法律文书、公文、公函都使用收案时编定的案号。”这一原则早在新中国成立时就已在法院确立并付诸实施。

按年度立卷，就是根据法院受理案件的年度将其分为年度类别进行立卷。按年度分类立卷，可以客观地反映各法院每年度审判案件的数量、特点和逐年发展变化情况，有利于现行利用和归档后提供利用，也与法院工作制度相吻合，同时自然而然地把法院全部案件划分成了各种年度类别。按年度立卷，要求根据案件收案年度编定的案号归入相应的年度，某一年度受理的案件应当集中管理，不可分散，不可将一个年度的案件放入另一个年度之中，跨年度审结的案件，无论何时立卷归档都应列入收立案年度集中管理。

按类别立卷，是指按照案件的性质分类进行立卷。依我国三大诉讼法规定，诉讼案件分为刑事、民事、行政、执行四大类别。

按审级立卷，是指按照案件所在的审级进行分类立卷。这里的审级指审判程序，一般分为一审程序、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特别程序、执行程序等。我国三大诉讼法对审判程序作出了严格的法律规定，必须认真遵照执行。

按一案一号立卷，是指按照案件在立案部门收案时编定的案号进行立卷。一个案件在同一审级审理时，只能编定一个案号，收、结案登记薄，案件目录登记表、案件登记表、档案检索目录都应按照立案时编定的案号顺序排列。

上述四个因素是一个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缺一不可。执行这一原则必须综合四个因素合并使用。充分运用这一立卷原则，有利于正确编定案号，简化管理手续，提高管理效率。法院从受理一个案件开始，就按年度、类别、审级和收案顺序编定一个案号，诉讼活动中产生的所有诉讼文书材料以及立卷、归档、整理、上架、保管、利用、销毁等等，都只能使用这个案号。一个案件诉讼活动全过程的所有原始记录，通过运用这一原则编定的案号，把它们全部统领、集合起来，并有机地结合成一个完整的诉讼档案实体，从而有效地方便了日常管理，便于查找利用，对没有按时归档的案件也能了如指掌，便于未归档案件的清查催归，有利于确保诉讼档案的完整与安全。

二、并卷管理原则

《人民法院档案管理办法》第十二案规定：“同一案件由于审级改变或其他原因形成几个案号的案卷，应当合并保管。并卷的要求是：再审卷并入一审或二审卷；向本院提出申诉所形成的申诉卷并入本院的审判卷；向上级法院提出申诉所形成的申诉卷由上级法院立卷归档；近年申诉卷并入早年申诉卷。案卷合并时，要在卷宗封面、卷宗登记薄和检索卡片上注明移出、移入的相关案号。”这一规定是并卷管理原则的具体化，其核心内容是确定诉讼档案实体管理，要以案件为基本保管单位，即同一法院的同一案件，无论是改变审级或其他原因所出现的多个案号及其所形成的多本卷宗，均应集中起来合并为一个案件的诉讼档案，并以此为基本保管单位。并卷原则要求法院管理诉讼档案，必须以案件为基本保管单位，而不是以案号为基本保管单位。由于诉讼制度设计上的规定和诉讼活动的客观要求，某一法院审理的某个一审或再审案件，就有一个一审或再审案件案号，并由此产生一审或再审案卷；当该案再再审时，又必须编定一个再再审案号，又由此产生再再审案卷；当当事人不断申诉或其他原因发生时，该案便处于多次再审或无限再审状态，这就会出现多次再审案号或无限再审案号，由此产生多次再审或无限再审案卷。同一法院对同一案件一审再审才能定案的为数众多。案件反反复复，三五次、七八次审判的情况屡见不鲜，每次审判均会出现新的案号和案卷。此外，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前，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申请时，以及案件审判结束后，当事人提出申请执行、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等情况时，都会出现专门处理此类问题的案号和案卷。由此看来，所谓一案一号只在一个特定的审判程序内才是现实的和确定的，事实上多数案件都会出现一案多号多本案卷的状况。当这个状况出现时，就必须运用并卷原则进行并卷处理，才能把一个案件在诉讼活动中形成的数个案号及其全部案卷组成一个基本保管单位。如不并卷，同一法院同一案件就可能出现以案号为基础的数个基本保管单位。因此，这一原则有效解决了同一法院审理同一案件，出现数个案号及其数本案卷时，集中并卷管理问题，也便于档案部门为法院和诉讼当事人查询利用提供完整齐全的诉讼档案。全国各级法院在执行这一规定中存在较大偏差，许多法院没有严格落实并卷管理原则，同一法院同一案件存在多个基本保管单位。即以审级编定的案号为基本保管单位，以案号为档号。一个案件既以一审案卷为一个基本保管单位。又以再审或多次再审案卷分别为一个基本保管单位，还以执行案卷为一个基本保管单位，跨年度编定案号的必然跨年度存放保管。这种管理方法完全不符合并卷管理原则，应予纠正。过去出现的这种状况，现在纠正比较困难，也容易引起混乱，关键是今后在日常档案工作中应严格执行并卷管理原则。

三、书记员立卷归档原则

《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第5条明确规定，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工作是审判岗位责任制内容之一，是书记员的重要岗位职责。书记员将全部诉讼文书材料收集整理，按一定顺序排列，装订成册，逐页编号，全卷编目，这就是诉讼文书的立卷工作。立卷符合要求后，书记员应将诉讼档案送审判长或案件承办人审查是否合格。如果不合格，应重新装订；如果合格，应将诉讼档案交审判庭内勤，并办理交接手续。审判庭内勤应及时登记，编写归档清册，按有关规定及时或定期将诉讼档案移交给本院档案管理部门，这就是诉讼文书的归档工作。诉讼文书材料立卷归档，是一项极其严肃、极为重要的具体工作，书记员应以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按有关规定做好立卷归档工作。书记员为合议庭组成人员，自始至终参与案件审理活动全过程，担任庭审现场和合议庭会议记录，参与部分诉讼文书拟制、处理工作，负责收集保管涉案的全部诉讼文书材料。因此，由书记员立卷归档责无旁贷。庭长、审判长和合议庭法官有监督书记员立卷归档的责任。档案管理部门对书记员立卷归档工作应进行监督指导。

四、正副卷分别立卷管理原则

正副卷分别立卷管理原则，是1991年第二次全国法院档案工作会议上确定的，并在《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中作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的各类诉讼文书，应当按照利于保密、方便利用的原则，分别立为正卷和副卷。”依照这一原则规定，除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外，法院审理其他案件的诉讼档案，书记员在立卷时，均应分立正卷和副卷。正卷主要列入当事人提供的诉讼书状、证据证物，法院制作的诉讼文书正本等对外公开的诉讼文书材料。副卷主要列入上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批示及其答复，法院内部请示批复、审委会讨论案件记录、合议庭笔录、诉讼文书原稿（审签稿）等不宜公开的诉讼文书材料。副卷属审判工作秘密，一律不对外查阅，只限法院内部使用。执行正副卷分别立卷原则，既有利于诉讼档案的提供利用，该公开的全部公开，又适当控制了使用范围，该保密的坚决保密，有利于保守国家秘密和审判秘密。

诉讼案件案号管理方法

实践证明，诉讼案件案号管理在审判流程管理和诉讼档案实体管理中处于首要地位。如果一个法院诉讼档案管理混乱，案件底数不清，未归档案件案号情况不明，未归档案卷去向不明，首先必定是因该院各审判庭案号管理混乱，案号登记不清，案件登记本残缺不全、丢失所造成的。诉讼案件案号管理是诉讼档案实体管理的源头，做好案号管理工作对诉讼档案实体管理具有正本清源的重要作用。

案号是指法院受理各类案件及制作其诉讼文书的编号。案号依次由立案年度、收案法院简称，案件性质类别、审判程序代字、顺序号五要素组成。编定案件案号除遵循上述立卷原则外，还应遵循编定案件案号的基本要求和方法。

一、编定诉讼案件案号的基本要求和方法

编制立卷年度，时间必须与各级法院规定的司法统计起始日期和截止日期一致，如果年度司法统计截止日期为12月25日的，当年案件的案号年度，应当起于上年12月25日（含本日），止于当年12月24日（含本日）。如2005年度的案件，应当是2004年12月25日以后，至2005年12月25日新收的全部案件。

编制收案法院简称，应按照各级法院正在实行的法院简称编制。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简称，国家已有明文规定，建国后一直照此执行。但一个省高院辖区内，或一个中级法院辖区内，往往有数个法院简称可能相同，如不加以区别，则容易引起混淆。如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简称为“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海南省内有一个琼北中级法院，有一个琼南中级法院，还有琼山市法院、琼海市法院、琼中县法院。如果上述5个法院，均简称为“琼”，则会出现5个法院简称完全相同，无疑不妥。因此，需要由省高院发文明确规定各法院简称，以便各法院简称有所区别。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不能在基层人民法院简称中增加人民法庭的简称。

编制案件性质类别和审判程序代字，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有关各类诉讼文书样式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执行。如编制刑事一审案件案号，其案件性质类别、审判程序代字为“刑初”；二审改判、维持、发回重审、撤销变更一审裁定，准许撤回上诉、抗诉，二审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案件性质类别、审判程序代字为“刑终”；报请复核死刑（含死缓）的案件，案件性质类别、审别程序代字为“刑复”；报请核准在法定刑以下减轻刑罚的案件，案件性质类别，审判程序代字为“刑核”；按照一审程序再审的案件，案件性质类别、审判程序代字为“刑再初”；按照二审程序再审的案件，案件性质类别、审判程序代字为“刑再终”。其他各类案件案号编制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均有明文规定，总共有数十种之多，各级法院应当紧密结合具体案件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认真遵照执行，做到准确、贴切。

编制立案顺序号，是指按各级法院受理案件的顺序，用阿拉伯数字和自然数排列顺序，编制流水号。当一个案件需要制作数份内容相异的裁判文书时，不同内容的裁判文书应在案号后使用破折号加顺序号予以区别。

上述五要素在编制任何一个案件案号时都应全部使用，综合使用，缺一不可。只有综合运用五要素，才能确保案件案号的完整准确。

二、编制案件案号容易出现的错误

（一）审判程序代字编制错误。以刑事案件为例：如将上诉、申诉、抗诉进入二审程序的案件，分别错编为“刑上”、“刑申”、“刑抗”；将由申诉、抗诉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分别错编为“刑申”“刑抗”或“刑监”；多次反复再审的案件，从第一次再审刑到最后一次再审均为“刑再”，也有“刑再再”“刑再再再”案号，从字面理解应当是第二次、第三次再审。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各类案件案号编制中层出不穷。究其原因，主要是案件案号种类繁多，难以把握；有些案号的编制办法过去没有明确规定，编制案号人员业务素质不高，责任心不强，随意性太大；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轻视案号编制和管理工作，审查把关不严，疏于管理。

（二）空号、重号、错号大量存在。如一个终审案件当事人申诉时，先编一个“申”字号，人民检察院抗诉时，又编一个“抗”字号，审委会决定再审后，又编一个“再”字号，这就使同一案件在再审程序上出现了数个不同的案号。由于工作上的疏忽大意，一案多号，或多案一号，空号、错号、重号等问题，在一些法院普遍存在，有的达到10%以上。还有一种空号是基层人民法院编定案件案号方法不当所产生的。一些基层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编号，采取一次性分配办法进行管理，很容易出现空号。如某县法院规定：民事案件案号按下列方案分配，并由本院民庭和3个法庭自收自用。本院民庭：1号至300号，XXX人民法庭：301号至400号，XXX人民法庭401号至500号，XXX人民法庭501号至600号。按照这个分配方案要求，该院民庭及3个派出法庭，各自应在分配方案范围内编定案号，当有的单位案号不够用或有多余的案号时，再调剂使用。善于调剂使用的，不会出现空号，不善于调剂使用的，到年终往往会出现大量空号。因年初分配的案号无法填满，该院的民事案件案号便不能按照顺序号完整地连接起来，给立卷归档及档案管理工作带来诸多不便。

（三）有的法院没有统一建立收、立案登记薄，案件目录登记薄、案件登记表等有关反映诉讼案件案号及其他案件信息内容的原始记录凭证，或者没有建立统一的管理、移交制度和规定，或者不认真执行制度和规定，或者没有定期移交给档案管理部门，或者保管不善，残缺不全，甚至下落不明。丢失了诉讼案件案号管理的原始依据，给诉讼文书材料的立卷归档、整理移交、清理催归和长期管理留下了隐患，损害了诉讼档案的完整与安全。

三、纠正方法

（一）法院领导应加强对案件案号的规范化管理工作，严格要求有关部门和人员认真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各类诉讼文书样式及案号管理的有关规定，坚决纠正错编乱编案号的做法。将案号管理纳入法官、书记员、内勤业务培训内容，切实提高审判工作人员编制和管理案号的能力。选择那些责任心强，业务熟练的人员负责案号的编制和管理工作。

（二）在全国法院或以各法院以单位建立内容完整、设计合理、方便工作、便于管理的收立案登记薄，案件目录登记表、案件登记表。实行统一管理，由内勤专人掌管使用。要求每案必登，各类别各审级案件一案一号，一案一表。各审判业务部门之间、审判人员之间移送交接案件，必须在登记表上签后备查，注明交接年月日，完善交接手续。各类登记薄、登记表，每年年终以案件性质和审判程序为类别装订成册，移交档案管理部门归档，永久保存。

诉讼范文篇6

国际商事仲裁日益诉讼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就“仲裁诉讼化”这个命题来言，究竟是利还是弊，可谓褒贬不一。上世纪末，美国国会在对美国统一仲裁法案进行四十多年以来第一次修订的过程中，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根本对立的两派，一派认为面对现代复杂的仲裁实践，需要制定更多、更细致的仲裁法律及仲裁规则来规范仲裁实践;并且单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法律意义上的仲裁制度的完善就是一个诉讼化的过程，就是其不断制度化、系统化的表现，也是法制规律的必然要求。另一派则认为：试图用僵硬的条文来约束自由灵活的仲裁是徒劳的。相反只会抹杀掉仲裁赖以生存的本质特征，使得仲裁成为诉讼的简单翻版，丧失蓬勃生机。那究竟仲裁诉讼化是好还是坏呢?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但就“仲裁诉讼化”而言，笔者认为弊大于利。

我们可以从分析仲裁的性质入手来思考“仲裁诉讼化的利弊”这个问题，看究竟诉讼化是与其本质属性相符合还是相背离?仲裁具有不同于诉讼、ADR中其他争议解决方式的独特性质，关于仲裁性质问题理论界争论颇多，迄今为止主要有主要有四种理论。传统学说认为仲裁具有契约性，或者具有司法性,或者认为仲裁兼具司法性和契约性，即混合论,第四种理论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自治说。四种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仲裁的某种属性，但都失之偏颇或折中调和，均未抓住仲裁最本质属性。司法说肯定了国家法律对仲裁的监督与影响，却片面的扩大了这种监督，完全抹杀了仲裁产生发展的基石即当事人意思自治。持该理论的人定会肯定仲裁诉讼化，认为是其司法性所决定的。契约论则走到另一个极端，片面强调无限制的意思自治，否认国家对诉讼的任何作用。持该理论的人定会全面否认诉讼化，认为诉讼化的结果只会让仲裁丧失意思自治的本性。混合论试图折中调和前两种理论，但只是将二者简单相加，一样一半，也未能从整体上回答仲裁最本质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持该理论的人面对仲裁诉讼化时只会不知所措，人云亦云。自治说基本上抓住了仲裁的本质性质，但又主张这种自治性具有超国家的性质，却也是不符和仲裁现实的。我认为要想弄清仲裁性质，首先应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仲裁与诉讼一样，都是解决争议的手段，那么为什么在已经有了诉讼之后，还要一个独立的仲裁制度存在呢?很显然，是因为人们希望有一种不同于诉讼，又比诉讼更具优点的解决商事争议的方法或制度，于是人们在长期的商事交往中逐渐创设了仲裁制度。这个仲裁具有但诉讼不具有的优点就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因此仲裁首要的、第一位的属性是契约性。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施米托夫所说：“商事仲裁的首要原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但现代仲裁又离不开国家司法机关的支持与协助，如财产保全、强制执行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等等。因此仲裁又具有司法性，但它是辅助的、第二位的。所以我认为仲裁的性质是以契约性为主、司法性为辅的二者有机结合。据此再来分析“仲裁诉讼化的利弊”就很容易得出“弊大于利”这个结论，因为其颠倒了契约性与司法性的主次关系，过分张扬了仲裁的司法性而忽略了首要的契约性。

弄清了为何仲裁诉讼化是弊大于利，下面将以我国1994年《仲裁法》实施后的仲裁现实为背景，给大家讲述我国仲裁诉讼化的一系列突出表现，及其带来的种种弊端，并尝试性的提出一些可行的改进方法。

一、仲裁程序规定过于严格，缺乏灵活性

在国际仲裁中，各国实践几乎都允许当事人在不背离强行法的情况下，自主选择仲裁程序及确定仲裁程序法，被称为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都有类似规定。我国94年《仲裁法》不但没有规定当事人有选择仲裁程序的权利，并且在程序方面的规定繁琐又严格。比如根据第45条规定：“证据应在开庭时出示，并且由当事人进行质证。”这一规定不仅排斥了仲裁活动中的其他质证方式，而且对于采用书面审理的案件的形式制造了障碍，因无法当庭质证而不能推进程序的进行，造成了拖延。这都与仲裁应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经济快捷的价值背道而驰，使我国仲裁程序在操作中缺乏一定灵活性，沦为诉讼的翻版。“仲裁的契约性”使其与诉讼不同，当事人不仅在实体问题上享有充分的意思自治，在程序问题上亦有充分的自主权。这种双重意思自治是现代商事仲裁的重要特色，也是自由经济的必然结果。为使中国内地成为有竞争力的国际仲裁中心，未来的仲裁法有必要赋予当事人选择仲裁程序规则和仲裁程序法的自由。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只需规定仲裁程序应满足“正当程序”的最低要求即可。

二、仲裁协议形式要件过于僵化

仲裁协议是仲裁的基石，有效的仲裁协议不仅使仲裁庭取得合法的管辖权，也是裁决得到强制执行的前提条件。随着仲裁产业化的发展，各国都本着“尽量使其有效”的思想，对仲裁协议形式要件仅限于书面性，而没有其他要求。素以对待仲裁严格著称的英国，96年《仲裁法案》也只要求“仲裁协议为书面形式或经书面证实即可”。但根据我国《仲裁法》第16条、第18条的规定，一个有效的仲裁协议必须同时具备三个形式要件，即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和选定的仲裁委员会。这样过分的约束，使许多当事人本有意愿将纠纷提交仲裁但因非关键性内容的欠缺而导致无效，而且实践中争议发生后再来补充协议的可能性极小。既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背，又违背了当事人申请仲裁的最初意愿。作为《纽约公约》的参加国，我国应执行公约第2条的规定，更好的与国际惯常做法一致。

三、只承认机构仲裁，完全否认了临时仲裁和友好仲裁

机构仲裁以其规范性、确定性是各类仲裁中与诉讼最为接近的一种;临时仲裁是几千年仲裁的较原始形态，保留了仲裁最原汁原味的风格与特性;友好仲裁起源于欧洲大陆，现在已得到普遍运用，其程序运作、法律适用更为宽松自由。三种仲裁类型各具特色，相得益彰。

如果说，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一些大标的案件主要在常设仲裁机构审理的话，一些争议金额不大且当事人希望尽快了结的案件，特别是一些海事案件，通过自愿选择他们共同信任的仲裁员组成临时仲裁庭，审理完毕即告解散的方式，可以节省更多的费用，并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裁决。经济快捷的临时仲裁更受欢迎，其优势不容忽视。临时仲裁远远先于机构仲裁而存在，是商人自治、契约自由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最完美、最具特色的表现，否定了它就等于折断了仲裁一只高飞的翅膀，变的僵硬机诫，蒙上了诉讼化的色彩。

中国的国内仲裁制度尚在转型期，但国际仲裁几乎同步于其他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享有一定声誉。而且国际仲裁人才的资源是各国共享的，人民法院在处理与国际仲裁的关系上也更加重视和相对正规。因此对于自主性较强的临时仲裁，可先考虑纳入国际仲裁制度中，使当事人有更多可供选择的争议解决方法，有助于增强中国仲裁制度的活力与吸引力。

至于友好仲裁，则“与诉讼有霄壤之别”。友好仲裁意味着仲裁员可以依据公允善良(exaequoetbono)或衡平(aeguitas)观念，而不必严格依照法律做出裁决。无疑法官是绝不能这样断案。事实上，国际仲裁界鲜有不承认友好仲裁的。承认友好仲裁，不但赋予当事人更广阔的选择空间，仲裁庭也能充分发挥自由裁量权，受到法律形式主义和概念主义的束缚要小的多，使仲裁结果更加切实可行，合理公平，而不必刻意追求其“合法性”。因此我认为在我国仲裁制度中加入友好仲裁，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又一表现。

四、仲裁员制度中的诉讼化问题

“有什么样的仲裁员就有什么样的仲裁。”仲裁员是整个仲裁的核心与灵魂。我国的仲裁员制度则存在着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带有明显的诉讼化倾向。①强制名册制限制了当事人选择仲裁员的自由意志，类似诉讼当事人无法选择法官一样。本来施行名册制的目的是使当事人及时、准确、有针对性的选任仲裁员，但以CIETAC最新的仲裁员名册为例，共有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518名仲裁员，而1999年处理的案件涉及的当事人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也就是说至少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当事人无法选择本国人作仲裁员。而且有些国家和地区被列入仲裁员名册的人数极少，甚至仅一个。这种迫使当事人无人可选的强制名册制完全违背了名册制的初衷。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强制名册制使仲裁员成为稀缺资源，成为一个带有神圣光圈的高雅头衔，许多法院的离退休法官甚至在职法官都想挤进这支队伍，以图名利双收。过多没经过仲裁专业培训的法官成为仲裁员，其固有的诉讼思维模式和经验很可能做出合乎法律但不切合商业实际的机诫的裁决，使得仲裁诉讼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剧。因此摒弃强制名册制，采用推荐名册制势在必行。②驻会仲裁员制度所体现的程序诉讼化倾向有悖于仲裁的民间性。专家断案是仲裁的又一特色优势，它甚至不要求仲裁员有法律教育背景，会计师、工程师、商界德高望众人士均可担当。就象杨良宜先生所说：“仲裁员并不是什么专业资格。”而驻会仲裁员其半职业的特征，容易形成定式思维，导致诉讼化。“有些内部仲裁员的本职工作是仲裁案件的程序管理，类似于法院的书记员，而当其被选任为仲裁员时就摇身一变成为裁判者。这种角色和功能的不停转换，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诉讼化倾向。”我国立法应明确规定仲裁机构的工作人员不应在本机构受理的案件中担任仲裁员，或者出任当事人的人及顾问。

五、过度的司法监督只会使仲裁演变为另一个诉讼

从仲裁的发展历史来看，法院与仲裁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法院不干预仲裁;过度的干预和控制仲裁;适度的司法监督。现代国际商事仲裁绝对不能脱离法院的支持而独立存在。并且协助与支持仲裁的职能在不断加强，监督与审查的职能在不断弱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规定了对仲裁的司法监督，只不过实施监督的具体方式、程度与范围不同罢了。但是司法监督是否越多越好呢?当然不是!“过多的司法监督同没有监督一样百弊丛生。”那样只会抹杀仲裁的民间性、高效灵活、一裁终局等等优势，使仲裁沦为法院的附庸。实际上成为仲裁“一审”，法院“二审”，这种“二审”既包括撤消仲裁裁决，也包括退回仲裁机构重新仲裁，还可以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这样下来所耗费的时间与金钱远远超过了诉讼本身，仲裁简便、快捷、经济的优势荡然无存，更可悲的是当事人往往还要掉过头来重走诉讼之路。

大多数国家都尽力缩小司法审查的范围，将其缩小在程序问题上面，并且是基于当事人的自愿申请而启动的。如裁决是否超出了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仲裁庭的组成是否符合仲裁程序等等，仅有英美少数几个国家规定可以审查事实与法律适用是否正确。但目前这些国家正在修改仲裁法，减少司法干预以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英国学者施米托夫(CliveM.Schmitthoff)认为司法审查应只针对仲裁程序的“自然正义”，而不论裁决的“是非曲直”。

在我国，内国仲裁和涉外仲裁实行的是区别对待的“双轨制”，对国内仲裁既审查程序又审查实体，对涉外仲裁只审查程序不审查实体。我认为，依据《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的规定，对国内仲裁的实体问题审查应严格限制在“可仲裁性”以及“公共政策”两个方面，涉外仲裁虽不审查实体问题，但程序的司法监督仍存在干涉过严、过多的地方。例如，关于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根据《仲裁法》第20条“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决的，由人民法院裁定。”可见在该问题上法院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这与国际普遍采纳的管辖权/管辖权原则(自裁原则、自决原则)即“仲裁庭有权决定自己的管辖权”背道而驰。是法院过度干预仲裁的典型表现。

因此仲裁的司法监督应坚持“适度”原则本着支持与鼓励仲裁这一根本出发点，避免过度的法院干预造成的诉讼化倾向，“尽量减少以至消除司法干预对仲裁发展的消极作用，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从而在当事人充分意思自治与适当的司法干预之间寻求平衡。”公务员之家:

小结：纵观仲裁的发展历程从公元前六世纪至今，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的过程，这是一种进步趋势，是法治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我认为仲裁并不排斥制度化，只是排斥按照诉讼模式和诉讼思维理念的制度化。按照诉讼的思维观念，套用诉讼的制度模式来推进仲裁的制度化，是不可取的，只会使仲裁一步步丧失生命力。我的观点就是：坚持制度化，反对诉讼化，“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必须在寻求制度化和避免诉讼化的悖论之间求的平衡!”

参考文献：

1.ThomasJ.Stipanowich，ArbitrationExpertPredicts21stCenturyTrends,speechedattheADRSection''''sAnnualMeetingofAmericaonSeptember16,1998.

2.李双元著：《中国国际私法通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3.(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贸易出版社出版，1993年

诉讼范文篇7

一、有关诉讼费用的一般规则

在英国民事诉讼中，诉讼费用(cost)基本上相当于诉讼成本的概念，它与我国的法院费用不一样，指如诉讼当事人本人进行诉讼行为的，包括诉讼费(fees)、法院收费(charges)、支出(disbursements)、开支(expenses)、报酬(remuneration)、补偿费用(reimbursement)，以及如在依小额索赔审理制审理的案件中，诉讼当事人由非专业诉讼人进行诉讼行为的，包括任何诉讼费或报酬(reward)。规则还规定，法院可评定如下费用：在仲裁人或公断人前进行程序的费用、在审裁处或其他法定机构进行程序的费用、委托人应向律师支付的律师费用等。鉴于律师费用在诉讼成本中占据主要部分，因而，在英国所谓诉讼费用评定在某种程度上主要指的是核定当事人应向律师支付的费用。

(一)诉讼费用承担的规则

诉讼费用承担的一般规则是，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诉讼费用。但这一规则不适用于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就高等法院家事法庭的诉讼提出上诉，而在上诉法院进行的诉讼程序；以及就遗嘱认证程序或家事诉讼中的裁决或命令提起上诉，而在上诉法院进行的诉讼程序。英国普通法中所谓的布洛克(bullock)命令就体现了诉讼费用承担的一般原则。比如：p是d驾驶货车的乘客，该车与d驾驶的汽车相撞，d和d相互指责，法院裁定由d承担事故责任。在此情形下，胜诉的被告d有权从原告p获得诉讼费用补偿，因为他没有过失而原告却向他提起了诉讼，p应补偿d的诉讼费用，而d应补偿p支付给d的诉讼费用。这就是布洛克命令。

法院亦可不依一般的诉讼费用承担规则而另行作出诉讼费用命令。对于一方当事人是否承担他方当事人的诉讼费用、承担的诉讼费用金额、以及支付诉讼费用的时间，法院拥有自由裁量权。诉讼参加人行为不当的，比如，当事人或诉讼人未依规则或法院指令对诉讼费用提起详细评定程序，或法院认为当事人或诉讼人为启动诉讼费用评定程序，在程序提起前或进行中的行为不合理或不适当的，则法院有权不准许补偿经评定的全部或部分诉讼费用，或者责令有过错的当事人或诉讼人承担其他任何当事人因其过错行为而产生的诉讼费用。

法院在决定是否就诉讼费用作出命令时，须考虑各种因素，包括：当事人行为；当事人是否部分胜诉；法院业已注意的、一方当事人提出向法院付款或和解要约。所谓当事人行为，包括诉前及诉讼中的行为，特别是当事人遵循有关诉前议定书的情形；当事人提出、坚持或抗辩某一特定主张或系争点是否合理；一方当事人对案件、某一特定主张或系争点坚持主张或进行抗辩的方式；原告虽胜诉，但是否在全部或部分范围内夸大了诉讼请求。判决或命令已确定诉讼费用的，当事人须自判决或命令中载明的日期14日内，在其他情形下自诉讼费用证明书指定日期14日内，履行支付诉讼费用的命令。

(二)诉讼费用评定的基础

法院评定诉讼费用的金额，依标准基础或补偿基础。所谓标准基础，指依诉讼请求金额比例收取的费用；补偿基础，指对实际产生的合理费用予以补偿。两种基础各有其合理性和弊端，但对诉讼成本的衡量一般以费用占诉讼标的金额比例而定，而英国尚没有依诉讼标的金额比例收费的具体规定，故诉讼请求金额与诉讼费用之间没有比例关系，特别在小额诉讼中，诉讼费用的比例可能高于诉讼请求的金额，有可能等于、甚至超过案件的争议金额。在伍尔夫勋爵主持的《接近司法》项目中，哈扎尔·甘（hazelgenn）教授对高等法院的上诉费用进行的实证调查表明，请求金额12500英镑以下的案件，仅胜诉方诉讼成本在10000至20000英镑的就占31%，超过20000英镑的占9%，且所调查的案件中近一半以和解结案，只有1/4的案件经开庭审理以判决结案；请求金额为12500至25000英镑的案件，诉讼成本占请求金额的比例，人身伤害案件为41%，建筑合同纠纷为96%。

如法院作出有关诉讼费用命令，未表明诉讼费用评定基础的，或既非依标准基础亦非依补偿基础评定的，则视为依标准基础评定。但无论根据何种基础，法院皆不准许承担不合理产生的诉讼费用或者金额不合理的诉讼费用。如基于以下规则产生诉讼费用权利的：第3.7条(对不支付特定费用驳回诉讼的，被告对诉讼费用的权利)；第36.13条第1款(原告承诺被告提出第36章要约或第36付款的，原告对诉讼费用的权利)；第36.14条(被告承诺原告提出第36章要约的，原告对诉讼费用的权利)；第38.6条(原告撤诉的，被告对诉讼费用的权利)，推定诉讼费用命令依标准基础作出，有关诉讼费用应支付利息的，自产生费用权利的事件发生之日起开始计息。

法院在裁决诉讼费用金额时应考虑如下因素：当事人行为，特别是诉前、诉讼中的行为，以及为尝试解决争议所作的努力；涉及任何款项或财产的金额或价值；有关事项对所有当事人的重要性；有关事项的特殊复杂性，或者所提出问题的难度或新颖性；涉及的技巧、努力、专业知识以及责任心；案件所花费的时间；办理业务或部分业务的地点以及环境。

(三)诉讼费用评定程序

法院责令一方当事人向他方当事人支付诉讼费用的，既可对诉讼费用进行简易评定，亦可责令由诉讼费用官员对诉讼费用进行详细评定。故法院的诉讼费用评定包括二类程序：一是简易评定，指法院在作出有关诉讼费用的命令时，责令支付一定金额款项的诉讼费用之程序，简易评定不适用固定诉讼费用或详细评定规则；二是详细评定，指由法院官员根据规则第47章之规定，对诉讼费用金额进行裁决之程序。

二、固定诉讼费用

所谓固定诉讼费用，指在法定情形下明确规定许可律师收取的定额费用，包括固定起诉费、判决登记费、其他固定诉讼费用。此外，法院亦可收取适当的固定手续费。比如，小额索赔案件中的固定诉讼费用包括表一规定的固定起诉费，以及原告承担的法院手续费；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的固定诉讼费用，为80英镑另加签发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应承担的有关法院手续费。

(一)适用范围。固定诉讼费用适用于如下情形：一是原告只提出一项诉讼请求，仅为给付特定款项金钱之诉的，且根据规则第12.4条第1款取得缺席判决的、或根据规则第14.4条第3款取得基于自认的判决的、或根据规则第14.5条第6款取得基于诉讼请求部分自认的判决的、或根据规则第24章取得简易判决的；或法院已根据规则第3.4条第2款第a项作出驳回答辩命令的、或适用规则第45.3条的；二是原告仅提出一项要求给付财物的诉讼请求，法院在签发诉状时即可确定审理日期的诉讼；三是上述情形中，诉讼请求金额超过25英镑的案件。

（二）固定起诉费的金额。见表一。

表一：固定起诉费金额

有关级别由法院或通过原告送达以外的其他方式送达诉状格式的由原告亲自送达诉状格式的；并且只有一个被告的被告一个以上的，每增加一名被告由原告按单独的地址对其送达诉状格式的

诉讼请求金额25英镑以上500英镑以下的50英镑60英镑15英镑

诉讼请求金额500英镑以上1,000英镑以下的70英镑80英镑15英镑

诉讼请求金额1,000英镑以上5,000英镑以下的；或者提出的唯一诉讼请求为交付财物，但在诉状格式中未明确或陈述财物金额的80英镑90英镑15英镑

诉讼请求金额5,000英镑以上的100英镑110英镑15英镑

（三）判决的登记费用。见表二。

表二：判决登记的固定费用

判决金额超过25英镑但低于5,000英镑的判决金额超过5,000英镑的

根据规则第12.4条第1款(通过请求，对诉讼请求仅为给付金钱之诉的判决登记)之规定，没有送达认收书时作出的判决22英镑30英镑

根据规则第12.4条第1款(通过请求，对诉讼请求仅为给付金钱之诉的判决登记)之规定，没有提出答辩时作出的判决25英镑35英镑

根据规则第14.4条(基于自认的判决)或第14.5条(基于对诉讼请求部分自认的判决)之规定作出判决，并且原告接受被告关于付款方式的建议，对此种情形作出判决的登记40英镑55英镑

根据规则第14.4条(基于自认的判决)或第14.5条(基于对诉讼请求部分自认的判决)之规定作出判决，由法院裁决付付款方式和期间，对此种情形作出判决的登记55英镑70英镑

根据规则第24章之规定进行判决，或者法院根据规则第3.4条第2款第a项之规定驳回答辩，在上述情形下，基于当事人申请作出的简易判决之登记175英镑210英镑

根据《1974年消费信用法》(59)所指协议提出交付财物的诉讼请求，对该诉讼请求作出的判决之登记，以及本表未列明的其他判决之登记60英镑85英镑

（四）其他固定诉讼费用。见表三。

表三：其他固定诉讼费用

由当事人送达任何需要本人送达文书的，包括向受送达的各自然人准备和复制送达回证15英镑

根据规则第条作出的命令，向受送达的各自然人采取替代方式送达的25英镑

域外送达文书的苏格兰、北爱尔兰、萌岛或英吉利海峡岛屿65英镑

其他任何地区75英镑

三、诉讼费用的详细评定程序

(一)详细评定的一般规则

1.详细评定的时间。一般规则是，至诉讼程序终结之日，方可对有关诉讼程序或者部分程序的诉讼费用进行详细评定，除法院责令进行即时评定的之外。所谓诉讼程序终结之日，指法院对诉讼系争事项作出终局性裁决，不论是否发生上诉程序。根据规则第41章作出临时性赔偿裁决的，视为对系争事项作出终局性裁决。即使诉讼程序正在进行的，法院亦可作出指令，或者当事人可通过书面协议，将诉讼程序视为终结。如诉讼程序继续进行没有真实可能的，则诉讼费用法官或区法官可作出准许提起诉讼费用详细评定程序的命令。

规则第47.2条规定，上诉程序未决时，对诉讼费用的详细评定程序并不中止，但法院指令中止的除外。在上诉程序未决期间，申请中止诉讼费用详细评定程序的，可向作出上诉命令的法院或上诉审理法院提出。

2.详细评定程序的管辖地。详细评定程序中的所有申请书和请求函，皆须向法院适当的部门(theappropriateoffice)提交。法院可基于当事人申请，或者法院依职权自行，根据规则第47.4条第2、3款作出指令，指定特定法院、区登记处或部门为诉讼费用详细评定的适当部门。法院在依职权自行作出上述指令前，应给予当事人陈述的机会。法院指令最高法院诉讼费用处为适当部门的，须考虑诉讼费用清单、涉及事项的难度、听审程序进行可能的时间、当事人的费用以及任何其他有关事项后，认为适合由最高法院诉讼费用处进行评定的，方可作出有关命令。

3.法院授权官员之权力。司法大臣授权评定诉讼费用的最高法院诉讼费用处和家事法庭主登记处的法院官员，如为高级主管官员(seniorexecutiveofficers)的，有权审理主张诉讼费用不超过17,500英镑(不包括增值税)的案件，如为首席官员(principleofficers)的，则有权审理主张诉讼费用不超过35,000英镑(不包括增值税)的案件。法院授权官员进行详细评定程序时，拥有法院之全部权力，但不包括：(a)作出规则第48.7条规定的浪费诉讼费用命令(wastedcostsorders)之权力；(b)根据第44.14条(诉讼参加人行为不当时法院之权力)、第47.8条(启动详细评定程序延迟之制裁)、第47.3条第2款(对法院授权官员进行详细评定的异议)作出命令之权力；(c)对委托人应支付给律师的诉讼费用进行详细评定之权力，除非有关诉讼费用已根据规则第48.5条(应向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支付款项案件的诉讼费用)进行评定之外。

如当事人对法院授权官员进行详细评定程序有异议的，法院可责令由诉讼费用法官或区法官主持程序。如受送达诉讼费用争点书的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及详细评定程序中的其他当事人达成协议，不由法院授权官员对诉讼费用进行评定的，则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在请求法院确定听审程序日期时，须告知法院，法院应安排由诉讼费用法官或区法官主持听审程序。在其他情形下，反对由法院授权官员主持诉讼费用评定程序的，须根据规则第23章(有关申请法院命令的一般规则)之规定，向诉讼费用法官或区法官提出申请，列明异议理由，如果理由充分的，法院应责令由诉讼费用法官或区法官进行评定。

(二)详细评定程序的启动

1.程序的启动与文书的送达。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向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送达有关文书格式载明的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诉讼费用清单副本时，详细评定程序启动。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采取第n252号文书格式；诉讼费用清单能够复制成磁盘的，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请求提供磁盘的，应在7日内向其免费提供磁盘。

如详细评定程序涉及的诉讼费用不包括任何额外责任的，则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须向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及其他有关人士，送达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诉讼费用清单副本、就诉讼费用清单中主张的手续费而言，辩护律师及任何专家收费收据副本、有关主张其他补偿及补偿金额超过250英镑的书面证据、列明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拟送达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的任何受送达人姓名和地址的陈述。如仅涉及额外责任的，则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须向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及其他有关人士，送达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诉讼费用清单副本、额外责任的有关细节、列明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拟送达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的任何受送达人姓名和地址的陈述。如详细评定程序既涉及基于诉讼费用，又涉及额外责任的，则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须向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及其他有关人士送达上述两类文书。

2.启动详细评定程序的期间。见表四。

表四：启动详细评定程序的期间

详细评定的权利来源须启动详细评定程序的期间

判决、指令、命令、裁决或其他决定自判决等作出之日起3个月。如在上诉期间详细评定中止的，自解除程序中止命令之日起3个月

根据规则第38章撤诉自根据规则第38.3条送达撤诉通知书之日起3个月；或者自根据规则第38.4条请求驳回撤诉通知书之申请驳回之日起3个月

对规则第36章规定的和解或付款要约的承诺自产生诉讼费用权利之日起3个月

如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未在表五或法院指令的期间启动详细评定程序的，则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可申请法院作出命令，要求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在法院指定期间，启动详细评定程序。如在法定期间不启动详细评定程序的，法院可取消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本可享有的全部或部分诉讼费用。

3.诉讼费用争点书。详细评定程序的任何当事人，皆可通过向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或详细评定程序的其他当事人送达诉讼费用争点书(pointsofdispute)，对诉讼费用清单中项目提出争议。诉讼费用争点书应简明扼要、切中要害，准确陈述争议的性质和理由；标明对诉讼费用清单提出争议的每一项目；如切实可行的，就寻求降低的每一项目提出建议的金额；由送达诉讼费用争点书的当事人或其律师签署。向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送达争点书的当事人，须同时向详细评定程序中其他所有当事人送达副本。诉讼费用争点书能复制成磁盘形式的，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在收到诉讼费用争点书14日内，请求提供复制有诉讼费用清单磁盘的，则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须在收到请求书7日内，向其免费提供磁盘。

送达诉讼费用争点书的一般期间为，送达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21日内，但当事人可协议延长或缩短，亦可向法院适当的部门申请延长或缩短这一期间。

送达诉讼费用争点书的期间界满，未向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送达诉讼费用争点书的，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可申请法院作出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包括责令支付有关诉讼费用的命令。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的执行程序，可不由最高法院诉讼费用处签发。但在法院签发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前，当事人送达诉讼费用争点书，法院可不签发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

如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无权取得诉讼费用的，则法院须撤销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在其他情形下，惟有申请人向法院提出充分理由，且提出申请的同时提交诉讼费用清单副本、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副本、以及申请时建议送达的诉讼费用争点书草案的，方可依规则第47.12条第2款撤销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法院在决定是否撤销或变更时，还须考虑寻求法院命令的当事人是否立即提出申请。

4.诉讼费用协商一致的程序。如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与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就诉讼费用达成协议的，则可申请法院作出金额协商一致的临时性或终局性诉讼费用证明书。如在详细评定程序中，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主张，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已同意支付但却并未支付诉讼费用，亦未就当事人协议提出申请的，则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可申请法院签发诉讼费用证明书。上述申请须有证据支持，由签发诉讼费用证明书的法院官员审理。申请的相对人至少须在举行听审程序前2日，提交并送达其依赖的任何证据。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可根据规则第38章撤销诉讼费用的详细评定程序。如当事人请求举行诉讼费用详细评定听审程序的，则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不得撤销详细评定程序，但可协议撤回诉讼费用清单。

(三)诉讼费用清单

诉讼费用清单应载明：标题页；背景信息；标题项下主张的诉讼费用项目；清单每一页的全部诉讼费用汇总；非常规出庭的时间列表；有关证明书等。

1.标题页须列明：诉讼程序的完整标题；开列清单的当事人姓名，以及表明其评定诉讼费用权利的文书介绍；如主张的诉讼费用包括增值税的，则诉讼人或其他涉及主张增值税的人之增值税号码；就诉讼费用清单中载明的费用主张而言，法律援助证明书、法律服务委员会证明书和有关修正证明书的细节。

2.背景信息须列明：对至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签发之日的诉讼程序作简要介绍；关于收取诉讼费用的律师或律师雇员地位之陈述，以及(若以小时费率收费的话)各人提出的小时费率；简要解释影响诉讼费用清单中主张诉讼费用的、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与其律师之间签订的委托协议。

3.诉讼费用项目，大致包括：律师出庭费用；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出庭费用、通讯(包括信函或电话)费用；证人包括专家证人出庭费用、通讯费用；为诉讼程序目的对财产或地点的勘察费用；其他人士包括公共记录官员的出庭费用、通讯费用；与法院和律师的通讯费用；文书准备费用；为诉讼和解而进行有关协商谈判的费用；其他费用，比如准备和核实诉讼费用清单的费用。每一项目皆连续以数码编号。

4.律师业务的收费标准，有关诉讼费用的诉讼指引第4.16条对此作了规定。(1)日常信函和日常电话以每6分钟为一个计算单位收费，费用按适当的小时费率计收。信函的收费包括精读及思考有关信函，收到的信函不单独收费。(2)律师接受的电子邮件通常不收费。法院可基于自由裁量权，就律师发送相当于出席的电子邮件，许可律师按其记录的实际时间收取费用。法院亦可基于自由裁量权，许可律师向委托人或其他人发送的电子邮件，按每6分钟为一个计算单位收费，费用按适当的小时费率计收。(3)律师在本地旅行所产生的费用，不予收费。关于“本地”的界定，由法院自由裁量，一般指审理案件的法院周围10英里以内。如律师主张就旅行时间或等待时间收取费用的，应按律师与委托人协商的费率计收，超过评定每小时费率的除外。(4)邮资、信使、外出电话、传真和图文传真等费用，一般不得收取，但法院可自由裁量，例外地许可收取有关特定情形的费用或者特别大额的费用。(5)复印文书的费用，一般不得收取，但法院可自由裁量，例外地许可收取有关特定情形的费用，或者有关案件性质要求复印的文书庞大繁多的，亦可收取费用。如法院援引自由裁量权的，则须在诉讼费用清单中列明，复印文书的数量、目的以及主张的费用。(6)首席律师与其人之间的费，原则上从首席律师收费中支出。

5.清单的分列。诉讼费用清单必要时可分成二个或二个以上部分，比如：(1)在诉讼进行的过程中，如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本人参加诉讼的，则分列清单，以区别基于诉讼人办理的业务而主张的诉讼费用和基于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本人进行的工作而主张的诉讼费用；(2)在诉讼进行的过程中，如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由不同律师的，则分列清单，以区别应支付给不同律师的诉讼费用；(3)如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就全部或部分诉讼程序获得法律援助或法律服务委员会资助的，则分列清单，以区别主张在获得法律援助或法律服务委员会资助前、后的诉讼费用、以及援助终止后的诉讼费用；(4)如在诉讼程序中，主张增值税以及增值税率发生变化的，则分列清单，以区别根据新、旧增值税率主张的诉讼费用；(5)如诉讼费用清单涉及根据命令应支付的费用，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各不相同的，则分列清单，以区别承担诉讼费用的各当事人分别承担的诉讼费用金额；(6)如诉讼费用清单涉及根据命令应支付的费用，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希望区别不同时段计算利息的，则分列清单，以便区别分别计算的利息。如诉讼费用清单分成不同部分的，诉讼费用清单一览表亦须对每一部分的金额汇总。如清单每页都汇总的，则诉讼费用清单一览表亦须列明每页的汇总。

(四)详细评定听审程序

1.请求期间。请求举行详细评定听审程序的期间，为启动详细评定程序期间到期后3个月。如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在法院指定期间不请求举行详细评定听审程序的，法院可取消其本可享有的全部或部分诉讼费用。

2.文书资料。提交举行详细评定听审程序的请求书，须一并提出如下文书：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副本；诉讼费用清单副本；产生详细评定权利的文书；诉讼费用争点书副本，并进行必要的批注，以表明哪些项目达成协议、价值如何、以及哪些项目尚有争议、价值如何；送达的回复书副本；法院就将进行评定的诉讼费用作出的所有命令之副本；根据本部分诉讼指引第31.3条之规定，向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送达的收费收据和其他书面证据之副本；如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就律师费用主张争议的，律师向委托人提出的、解释律师如何计算的协议、信函或其他书面信息；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或其律师签署，列明详细评定程序所有当事人姓名、送达地址、参考、电话号码和传真号码的声明，声明还须对举行听审程序的时间长度进行预计；如由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以外的其他当事人申请举行诉讼费用详细评定听审程序的，本条列明的有关文书须由该当事人控制；如对法律援助当事人或法律服务委员会资助当事人的诉讼费用进行评定的，包括法律援助证明书、法律服务委员会证明书、有关修正的证明书，以及任何撤销或撤回的根据或证明书；诉讼费用惯例列表之f(3)所指的证明书；就诉讼费用清单中主张的诉讼费用而言，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副本；如果法律援助当事人与详细评定听审程序存在利害关系，且希望出席听审程序的，可向法院提交送达有关通讯地址；如由法律服务委员会支付的诉讼费用采取指示费率的，则提交在诉讼费用清单中列明所有项目的诉讼费用清单附表，附表对他方当事人主张的诉讼费用依法律援助指示费率计算，当然可主张提高或降低费率。如诉讼费用由法律援助基金或其他资金支出的，诉讼费用详细评定程序稍有不同，规则第47.17、47.17a条对此作了规定。

当事人可变更诉讼费用清单、诉讼费用争点书或回复书，无需经法院许可，但法院可不予支持，或者许可在一定条件下变更，包括要求支付因变更而引致或浪费的任何诉讼费用为条件。详细评定程序终结的，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或诉讼人，可取回支持诉讼费用清单所提交的文件。

3.听审程序安排。法院一收到要求举行详细评定听审程序请求书，就应确定举行听审程序的日期。法院至少应提前14日，将听审程序举行的时间和地点，通知出席详细评定审理程序的所有人。有关当事人可申请变更听审程序，或就变更达成协议，由法院确定。注意，惟有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以及根据规则第47.9条送达诉讼费用争点书的当事人，方得出席详细评定审理程序，但法院特别许可的除外。审理程序中只能提起诉讼费用争点书列明的项目，法院另有指令的除外。

(五)诉讼费用证明书

诉讼费用证明书包括临时性和终局性诉讼费用证明书。法院在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提交详细评定审理程序请求书后，可随时签发其认为适当的临时性诉讼费用证明书，包括责令支付有关诉讼费用的命令。当然法院亦可修正或取消临时性诉讼费用证明书。

在详细评定听审程序中，法院应通过在诉讼费用清单上进行适当的批注，驳回或减少诉讼费用清单中主张的金额。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在举行详细评定听审程序后，应完成诉讼费用清单，就每一项目阐明当事人协议或许可的正确金额，适当时重新计算诉讼费用清单金额汇总。详细评定审理程序终结14日内，当事人应提交最后的诉讼费用清单(apletedbill)，载明经详细评定程序对诉讼费用进行评定计算后应支付的诉讼费用金额。

提交最后的诉讼费用清单时，法院应签发终局性诉讼费用证明书，包括责令支付有关诉讼费用的命令，并送达给详细评定程序的所有当事人。但惟有付清诉讼费用评定有关的所有法院手续费的，法院方签发终局性诉讼费用证明书。终局性诉讼费用证明书应载明：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任何诉讼费用金额，或者在详细评定程序中已经许可的诉讼费用金额；如切实可行的，就已达成协议或许可的诉讼费用之增值税，达成协议或法院许可的费用金额。

(六)详细评定程序本身的费用

诉讼费用详细评定程序所产生的诉讼费用，一般由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承担，并载入诉讼费用清单。但法律、规则、诉讼指引另有规定或者法院另行作出命令的除外。法院在作出费用承担命令时，须考虑所有因素，包括当事人的行为、诉讼费用清单已减少的金额(如有减少的话)、就一方当事人而言，主张特定项目的诉讼费用或对此提出争议是否合理。

如当事人就引起评定程序的诉讼程序之诉讼费用，提出书面和解要约，并声明要约不受损害的，则法院在裁决费用承担时应考虑有关要约。提出的和解要约须指明，是否拟包括准备诉讼费用清单的费用、利息和增值税。和解要约可包括或排除上述全部或部分项目，但须在和解要约上明确其主张，否则视为包括上述所有项目。

(七)详细评定程序中裁决的上诉

1.上诉条件。详细评定程序的任何当事人(法律援助当事人除外)，皆可对法院在详细评定程序中作出的任何裁决提起上诉。提起上诉的初步条件为：请求提供该详细评定裁决的书面理由；取得法院许可；并提交上诉通知书。对法院授权官员作出的裁决提起上诉，无需取得许可，亦无需寻求书面理由。对诉讼费用法官或区法官的裁决提起上诉，除依规则第44.14条(诉讼参加人行为不当时法院的权力)、第48.7条(浪费诉讼费用命令)制裁诉讼人的裁决外，皆须经法官许可。

2.上诉审法官。对法院授权官员作出的裁决提起上诉的，如详细评定程序在高等法院进行的，向该法院的诉讼费用法官、区法官或法官，如程序在郡法院进行的，向区法官或巡回法官提起上诉。对诉讼费用法官或区法官作出的裁决提起上诉的，如详细评定程序在高等法院进行的，向该法院的法官，如程序在郡法院进行的，向巡回法官提起上诉。

3.上诉程序。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在提交最后的诉讼费用清单时，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在详细评定审理程序终结7日内，可通过提交请求书，请求作出裁决的法院提供详细评定程序的裁决理由。有权提起上诉的当事人可通过提交上诉通知书提起上诉。对法院授权官员作出的裁决提起上诉的，上诉人须在法院官员向其送达裁决理由14日内，或者如法院指令无需取得裁决理由的，自该指令作出之日起7日内提起。对诉讼费用法官或区法官作出的裁决提起上诉的，上诉人须在法院许可对有关裁决提起上诉之日起14日内，提交上诉通知书。法院一收到上诉通知书，则应向详细评定程序的其他各方当事人送达上诉通知书副本，并向上述当事人发送上诉审理程序通知书。

就对法院授权官员作出裁决提起的上诉而言，法院应对引起上诉裁决的程序进行复审，并作出命令或适当的指令。就对诉讼费用法官或区法官作出的裁决提起上诉而言，如法院认为许可提起上诉的，则法院可作出任何命令或指令。法院在审理上诉时，有权委任二名技术陪审员，其中一人为区法官或诉讼费用法官，另一人为出庭律师或律师。

(八)由特定主体或向特定主体支付的诉讼费用

规则第48.148.6a条规定了由特定主体或向特定主体支付的诉讼费用，主要包括：

1.申请法院作出诉前开示或对诉讼外第三人的开示命令，法院一般裁决被请求作出命令的人，承担申请费用以及履行根据申请作出的任何命令之费用。但法院亦可考虑各种因素，作出不同的命令，包括：被请求作出命令的人反对申请理由的充分程度；提出申请的当事人是否遵守有关诉前议定书。

2.法院在考虑是否作出有关诉讼外第三人的诉讼费用命令时，须追加该人为确定诉讼费用之程序当事人，并给予其出席审理程序之合理机会，法院在审理程序中将进一步考虑有关事项。但对法律援助委员会作出命令、作出浪费诉讼费用命令、依规则第48.1条作出诉前开示或对诉讼外第三人开示命令除外。

3.以受托人或遗产管理人身份参加任何诉讼程序的当事人，诉讼费用从其作为受托人或遗产管理人身份管理的基金中开支，诉讼费用基于补偿标准评定。但受托人或遗产管理人的行为追求基金目的以外的其他利益除外。

4.对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的当事人向律师支付的诉讼费用，以及应向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当事人支付的诉讼费用，法院一般应责令进行详细评定。但如下情形无需进行诉讼费用详细评定：(a)无需为保护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利益或财产而作出命令的；(b)他方当事人已同意就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的诉讼费用，支付特定金额款项，以及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的律师已自动放弃主张进一步诉讼费用权利的；(c)法院已通过简易评定方式，裁决应支付给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的诉讼费用的，以及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的律师已自动放弃主张进一步诉讼费用权利的；(d)保险人或其他人有责任清偿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应支付其律师的律师费用，以及法院认为，保险人或其他人在经济上有能力清偿有关费用的。

5.本人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之诉讼费用由其他各方当事人支付的，不得超过当事人由诉讼人时准许收取诉讼费用的三分之二，但存在补偿费用的情形除外。本人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可取得的诉讼费用补偿，包括：如有关事务由诉讼人当事人完成，所准许收取或补偿的费用；该人就诉讼取得法律服务所合理支出的费用；以及为对评定主张的诉讼费用而请求专家帮助的费用。

6.集团诉讼费用命令。

如签发集团诉讼命令的，依规则第48.6a条确定有关诉讼费用。除法院另有指令外，就集团诉讼当事人作出的共同诉讼费用，每一集团诉讼当事人按共同诉讼费用的份额，分别承担责任。所谓共同诉讼费用(moncosts)，指有关集团诉讼命令事项所产生的诉讼费用、进行试验性诉讼程序所产生的单一诉讼费用、以及首席律师在管理集团诉讼中所产生的诉讼费用。如集团诉讼当事人系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的，则除承担应向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支付的诉讼费用外，还须负担有关单一诉讼费用((individuralcosts，即集团登记中单一诉讼所产生的诉讼费用)、以及与所有其他集团诉讼当事人一并平均分摊共同诉讼费用。

法院就一项或多项集团诉讼命令事项、以及仅涉及单一诉讼的事项之申请或审理程序，作出诉讼费用命令的，应就共同和单一诉讼费用的承担比例作出命令。如某一诉讼在集团登记前便已产生共同诉讼费用的，法院可责令集团诉讼当事人承担有关诉讼费用的比例。如从集团登记中撤销某一诉讼的，法院可就该诉讼作出诉讼费用命令，包括至该诉讼从集团登记中撤销之日止所产生的共同诉讼费用比例。管理法院可责令集团登记的原告承担或分担解决共同事项的诉讼费用，或者有关试验性诉讼的诉讼费用。

四、律师费用

规则有关诉讼费用的规定很多涉及到律师费用，第48章第2节又专门就律师收取委托人的费用特殊情形作出了规定。

(一)律师与委托人费用详细评定之基础

律师收取委托人的费用，根据补偿基础评定，除律师与委托人已达成书面协议，准许律师费金额可高于委托人能从他方当事人处补偿的费用之外。但可作如下推定：(a)如诉讼费用的产生经委托人明示或默示同意的，推定已合理产生；(b)如诉讼费用的金额经委托人明示或默示同意的，推定金额合理；(c)费用性质特别、金额特殊、且律师未告知委托人，有关诉讼费用最终不一定能从他方当事人处全部取得补偿的，推定为诉讼费用产生不合理。

(二)浪费诉讼费用命令

规则第48.7条针对诉讼人，规定了法院可在诉讼程序任何阶段，作出诉讼人对诉讼费用承担个人责任的浪费诉讼费用命令。法院可依职权作出浪费诉讼费用命令，当事人亦可通过通过书面或言词方式申请这一命令。

法院作出浪费诉讼费用命令条件为：诉讼人行为不适当、不合理或者有过失的；其行为导致一方当事人产生不必要的诉讼费用；以及无论如何，责令诉讼人全部或部分补偿有关当事人的诉讼费用为公正的。当事人提出的申请通知书及证据须明确提出，有关诉讼人为或者不为何种行为，以及请求责令其承担的诉讼费用。

法院应就每一案件应遵循的程序作出指令，以确保对系争事项的审理，视不同情况采取公平、简洁、便利的方式。在第一阶段，法院须确信，当事人已向法院提交证据或其他材料，如果诉讼人不予答辩，将可能导致法院作出浪费诉讼费用命令，且作出有关命令的程序是公正的。在第二阶段，法院应给予诉讼人以合理机会向法院陈述理由，再考虑是否作出浪费诉讼费用命令。法院在作出浪费诉讼费用命令前，可责令诉讼费用法官或区法官对有关事项进行调查，并向法院报告。

(三)风险收费

英国的诉讼成本在世界范围来看是相当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律师的小时费率制度，且无上限，并不考虑诉讼结果，而败诉方则须承担胜诉方的诉讼费用。近年来，英国允许律师基于风险收费协议收费，如委托人败诉，无需支付律师费，但如委托人胜诉的，则律师除收取正常律师费用外，另外收取胜诉费，金额可直至小时费率的100％。

委托人可申请法院对基本诉讼费用、递增比例、或对两者进行评定，亦可申请法院降低律师已根据风险收费协议，向委托人收取的比例递增费用。申请通知书须列明如下事项：降低比例递增的理由；以及递增的比例应该是什么。法院在评定律师费用比例递增时，应考虑所有相关因素，比如：应支付手续费或费用的情形可能不发生的风险；未预付款项产生的不利；可根据风险协议支付的金额，是否限于委托人可获取的任何损害赔偿之特定比例；律师与辩护律师之间是否存在风险收费协议；律师对任何费用补偿的责任。

(四)律师费用评定程序

律师须自评定律师费用命令送达28日内，向委托人送达律师费用明细表(abreakdownofcosts)。委托人须自律师费用明细表送达之日起14日内，送达律师费用争点书。如律师希望送达回复书的，须自律师费用争点书送达14日内向委托人送达。各方当事人皆可提交确定审理程序日期的请求书，提交期间为：律师费用争点书送达后，但自评定律师费用命令作出3个月内。

请求书须载明举行详细评定听审程序预计的时间长度，提出请求书时须一并提交如下文书副本：发送律师费用清单或者对律师费用清单进行评定的命令；送达供评定的律师费用清单；律师费用明细表，以及随律师费用明细表一并送达的任何发票或帐目；律师费用争点书副本，并进行必要的批注，以表明哪些项目达成协议，价值如何，以及哪些项目尚有争议，价值如何；所有诉讼费用争点书副本，并加以批注，表明法院已向其他诉讼当事人通知请求举行的评定听审程序细节；送达的任何回复书；提交请求书的当事人或其律师签署，列明诉讼程序中所有当事人姓名和送达地址的声明。法院至少应提前14日，将律师费用详细评定听审程序举行的时间和地点，通知有关人士。

五、法律援助

(一)法律援助机构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制度最为完善、援助开支最高的国家之一。英国1992年法律援助共支出6.82亿英镑，1996至1997年度为14.78亿英镑，1998至1999年度预计为16.02英镑。英国的法律援助由法律援助委员会(thelegalaidboard)负责，法律援助委员会由1217人组成，成员由司法大臣任命并对司法大臣负责，至少应包括两名由律师公会推荐的事务律师和两名由律师联合委员会推荐的出庭律师。司法大臣有权制订法律援助方面的规章和命令、监督和管理法律援助事务、协同财政部决定法律援助基金的使用。

英国近年来的民事司法改革特别关注法律援助问题，就法律援助委员会和法律服务委员会(legalservicescommission)作了许多规定，努力解决经济能力不同的当事人在接近司法的平等性。英国现行法律援助的主要依据包括：《1988年法律援助法》、《1989年民事法律援助(一般)规则》、《1999年接近司法法》、《2000年社区法律服务(诉讼费用保护)规则》。《1999年接近司法法》和《民事诉讼规则》设置了新的法律服务委员会，作为社区法律服务署(thecommunitylegalservice)组成部分，保障依经济原则在社区范围内提供法律援助，在竞争基础上向律师事务所授予援助业务特许权，支付固定的法律服务费用。进而，给付金钱案件将不再提供援助，原告可基于风险合同聘请律师。

(二)法律援助的种类和形式

英国的法律援助大致可分为民事法律援助、刑事法律援助和特别诉讼法律援助三种。民事法律援助是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为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提供的法律援助。刑事法律援助是对刑事被告人提供的法律援助。特别诉讼法律援助包括青少年诉讼程序(careproceedings)中的援助和藐视法庭诉讼(contemptproceedings)中的援助。

法律援助的形式大致包括：提供咨询，法律协助和法律。根据《1999年接近司法法》第9条规定，法律服务委员会提供不同的服务级别(levelofservice)，包括：(1)法律帮助，即有关法律问题的咨询和帮助，不包括诉讼和辩护；(2)在法院中的帮助，即在特定听审程序中辩护，但并非正式地诉讼；(3)家事调解；(4)诉讼，分为调查帮助(investigativehelp，即限于对潜在诉讼的是非曲直进行调查)和全面(fullrepresentation)；(5)批准的家事帮助，具体形式有调解帮助(helpwithmediation，即支持家事调解程序的法律咨询)和概括性家事帮助(generalfamilyhelp，即帮助促成家事争议的和解，而无需提起对抗制诉讼)；(6)资金资助，即在主要由私人出资的昂贵诉讼案件中，基于或涉及风险收费协议，提供部分资金资助，具体形式包括调查资助(investigativesupport，相当于调查帮助)和诉讼资助(litigationsupport，相当于全面)。

(三)法律援助的条件和程序

申请人提出申请，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能成为接受法律援助当事人或法律服务委员会资助当事人。依《1988年法律援助法》第15条规定，民事法律援助的申请人须符合两项条件：一是基于合理的理由参与诉讼；二是财产状况必须符合法律援助法律、规章的规定。而诉讼理由是否合理、财产状况是否符合要求，由各级法院来判断和执行。其中财产标准经常调整，如1995年，年收入7187英镑(人身伤害案件为7920英镑)以下的人，才有资格申请民事法律援助。其中年收入在2425至7187英镑之间的人，在接受法律援助期间每月应将其年收入中超过2425英镑部分的三十六分之一捐给法律援助委员会；年收入在2425英镑以下的人，没有捐助之义务。另外除主管机关特别授权之外，申请民事法律援助的人，其“可支配资产(disposablecapital)”金额不得超过6750英镑(人身伤害的为8560英镑)。

诉讼范文篇8

普通共同诉讼是单独诉讼的合并形态。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3条的规定，普通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属于同一各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而共同进行的诉讼。普通共同诉讼既然是两个以上同类的诉讼标的合并而引起的诉讼主体的的合并，共同诉讼人之间就不存在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其间往往是诉讼标的上的牵连。因此，普通共同诉讼是可分之诉，这类诉讼是合并审理还是分开审理，取决于当事人的同意和人民法院的决定。

二、普通共同诉讼人的独立性和牵连性

单独诉讼是普通共同诉讼形成的前提。在共同诉讼中，由于诉讼标的具有共同或牵连关系，导致共同诉讼人诉讼行为的相互影响，这就会使单独诉讼形式下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发生一些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既要尊重当事人诉讼行为的独立性，又要利用共同诉讼制度实现诉讼经济，避免裁判矛盾。为界定共同诉讼人在共同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就要对共同诉讼人的独立性和牵连性有明确的认识。

1、共同诉讼人的独立性

在普通共同诉讼人之间，由于没有共同的权利或义务关系，既可以作为共同诉讼合并审理，也可以作为各自独立的诉讼分别审理；即使合并审理，也要分别作出确认各自的民事权利、义务的判决。共同诉讼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与独立进行诉讼完全相同。所以，各共同诉讼人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各共同诉讼人进行诉讼不受其他共同诉讼人的牵制，可以独自在诉讼中自认、撤诉、和解、上诉；其中一人自认的效力不及于其他共同诉讼人。

其二，共同诉讼人的对方当事人，对于各共同诉讼人可以采取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诉讼行为。如与一共同诉讼人和解，拒绝与另一共同诉讼人和解；承认一共同诉讼人的诉讼请求，而反驳另一共同诉讼人性质相同的诉讼请求。

其三，各共同诉讼人可以分别委托诉讼人。

其四，对各共同诉讼人是否具备适格要件，应分别审查，其中一人缺乏适格要件，只能对其中一人之诉不予受理，不影响其他共同诉讼人。

其五，法院在诉讼进行中发现合并辩论并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时，可以将诉讼分开。

其六，因共同诉讼人一人发生的诉讼中止、终结事由，不影响其他共同诉讼人继续诉讼。

2、普通共同诉讼人的牵连性

共同诉讼人之间应适用独立原则，如对此原则不加限制，势必导致共同诉讼人的诉讼行为互相孤立，共同诉讼追求的诉讼经济目标就难以实现。所以，独立原则的适用必须有个界限，这个界限是：共同诉讼人的独立性应以其具有牵连性的问题为前提。共同诉讼人有牵连性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提出的主张，如果对其他共同诉讼人有利，而其他共同诉讼人又不反对的，其效力及于其他人。这称为主张共通原则。

诉讼范文篇9

「关键词」行政诉讼，公益诉讼，客观诉讼，行政公诉

缺少公益诉讼或客观诉讼，是我国行政诉讼的一个重大制度缺陷。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只设立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诉讼种类，即保护当事人主观权利的主观诉讼，而没有专门设立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的客观诉讼制度。虽然《行政诉讼法》第1条规定行政诉讼立法目的之一是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但是这里的“保障”是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主观权利的制度框架内和诉讼过程中产生的，该法律本身并没有设立以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独立的客观行政诉讼种类。因此，人们无法直接通过行政诉讼程序来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前不久一家报纸引述了一个行政诉讼公益案件被驳回起诉的情况。（注：见《检察日报》2001年3月14日第6版时评：维护公共利益如何启动“司法救济”。）一个人向税务局举报了某工厂有偷逃税款行为。未见到该税务局有所反映，他就以税务局没有履行税收稽查职务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以税务局是否履行税务稽查行为并没有侵犯原告的利益，也未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理由驳回起诉。法院的作法在法律上是正确的，符合现行法律有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和起诉受理的规定，因为我国法律没有关于保护公共利益的行政诉讼种类。

完整的行政诉讼制度，既应当有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救济，也应当有对国家和公共利益的保护，这在理论上表现为行政诉讼是主观诉讼和客观诉讼的统一体。建立以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为宗旨的客观诉讼制度，是从制度上改进、发展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一个基本方向。

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诉讼有客观诉讼和主观诉讼划分的先例，例如法国、日本的行政诉讼制度。日本行政诉讼法学将机关诉讼和民众诉讼，称为客观诉讼。（注：［日］盐野宏：《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30页。）机关诉讼是指关于国家或者公共团体机关相互间就权限之存在或者其他权限行使争议的诉讼。行政体的机关争议原则上应当通过行政体内部机制解决，但是为了确保各个行政机关客观合法正确地行使行政职权，法律有必要在立法政策上确认机关诉讼，（注：［日］室井力：《日本现代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在具体范围上可以根据立法时的实际情况而定。例如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第5条和第42条规定机关诉讼限于法律有规定者。根据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第5条，民众诉讼是以请求纠正国家机关或者公共团体不符合法律的行为的诉讼，是不限于救济起诉人自己权益的行政诉讼种类。

在法国，行政诉讼中最重要的诉讼种类越权之诉，在性质上主要是客观诉讼。该诉讼的基本目的是为了纠正违法的行政行为，保障良好的行政秩序，而不是限于保护起诉人的主观权利。越权之诉的判决发生对事的效果，而不以申诉人为限。法国客观诉讼具体包括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撤销违法行政行为的诉讼，处罚违反不动产公产保管规则行为的诉讼和决定行政性选举的诉讼。越权诉讼可以免去律师，事先不需要交纳诉讼费用。法国行政诉讼中的行政合同诉讼和行政赔偿诉讼，则属于主观诉讼的范畴。（注：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41～642页。）

在法律上十分强调个人主义的英国，也认为关于行政的法律救济，应当有保护公共利益的功能。有影响的英国行政法学者韦德教授在其《行政法》一书中指出，特别救济不仅是为了私人利益，而且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存在，它是公法制度的核心。检察总长也能按照公共利益的需要行动，（注：［英］威廉。韦德：《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365页。）如果公共机构超越了议会法律授予它的权力范围，但是没有对任何个人造成损害，也不会立刻发生危害或者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作者认为只有检察官才能代表国家向法院起诉，法律授权给予检察官，以防止该公共当局的越权。（注：［英］威廉。韦德：《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367页。）

行政诉讼的客观诉讼是着眼于国家和公共利益，对事不对人的诉讼种类。这种诉讼的目的和出发点就是为了维护国家和公共利益，保证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保证行政法得到客观和正确地适用。客观诉讼不以当事人本身法律权利的存在为限，不同于以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普通法律争议，所以，客观诉讼要求对行政诉讼的许多程序作出不同于主观诉讼的相应变化和特别的制度安排，包括受案范围、当事人的起诉资格、审判组织的结构、法官审查行政行为的范围和方式，特别是法院在证据调查查明事实中的职能、法院判决的种类和对生效判决的执行程序等诸多方面，而其中首先要处理的是起诉人资格问题。在日本和法国，允许普通公民提起客观之诉。日本公民可以在民众诉讼中以选举人的身份提起请求纠正国家或者公共团体机关不符合法律行为的诉讼。在法国的越权之诉中，普通的法国公民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起诉条件并不要求其主观法律“权利”受到了侵害，而只需要其本人的“利益”直接受到违法行政决定的侵害，该利益不必是属于申诉人“个人的利益”。这样就可以使越权之诉既不是使任何人都成为检察官的全民之诉，也不是限于保护申诉人自己权利的主观之诉。（注：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52页。）前面还提到了英国在行政诉讼中由检察官作为公共利益代表提起诉讼的情形。

就我国情况来说，需要通过行政诉讼保护的公益种类和情形很多。公益种类可以分为国家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公众或者群体公共利益、公平竞争的公共秩序等。这几种利益可能同时受到一个违法行政行为的侵犯。例如，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不征收税款和海关人员放纵走私的违法行为，不仅致使国家税收收入流失，而且还会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对按章纳税的企业或者其他人构成歧视，降低了纳税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扭曲了公平的市场竞争关系。侵害国家和公共利益的情形有许多，除了上述谈到的税务机关违法以外，还有环境保护机关工作人员环境监管失职致使环境污染，医疗机构和卫生防疫机构工作人员防治传染病失职致使传染病流行，文物保护机关工作人员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流失等。目前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国有资产流失中的行政责任问题。例如行政机关对处置国有资产审批中失职或者渎职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侵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有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多数表现为不作为。因为受害者是国家或者全体人民，侵害人（行政机关）本身就是这种利益的法定守护人，所以，在以保护个体利益为宗旨的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上没有法律救济的手段。这是迫切需要改进的。

笔者认为，应当修改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建立我国行政诉讼的公益诉讼或者客观诉讼制度，赋予行政诉讼程序直接保护公共利益、维护行政法治和保障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的法律功能，使我国的行政诉讼不再限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主观诉讼。立

诉讼范文篇10

对于公益诉讼的概念在我国学者中早已形成一种共识，即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社会团体、组织、公民个人，根据法律，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寻求司法救济的一种诉讼制度。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侵犯公共利益的社会纠纷不断涌现，如环境污染、国有资产流失、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违法行为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并因此引发了许多公益诉讼。但是由于我国立法的滞后加上我国法律的先天不足，很多诸如此类的纠纷无法通过司法得到救济。如：

案例一：河南王英和张弛前诉富平春酒厂，要求被告在酒的标识上标明“饮酒有害健康”。但终因缺乏法律依据而被判败诉。

案例二：浙江省送变电工程公司的一名普通职工王日忠因不满公司的偷税行为，在多次向税务局反映问题而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直接状告税务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法院以被告不是税务机关的直接相对人而驳回起诉。

案例三：丘建东为使黄山市地名与黄山风景区混淆误导消费者的问题得到解决，向法院对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和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提起诉讼。为使法院能够受理，不得不先购买黄山风景区的门票意图通过合同之诉促使造成这一地名混乱的行政行为问题得到解决。

从上面这些案例，我们都分明的看到公益诉讼在司法救济中的困境。一方面，无论是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还是行政诉讼法都明确要求提起诉讼的当事人必须是直接利害关系人。这就使公益诉讼根本无法直接提起。案例一和案例二即是基于此种理由而被驳回请求。另一方面，由于直接提起公益诉讼的路径遭遇障碍，人们不得不创造条件使自己成为直接利害当事人，从而使法院受理案件。然而此种诉讼很难直接达到当事人保护公共利益的预期目标。如案例三。对于第一种情形，我们只能说这是在法治社会出现的最严重的失误。作为法治国家，是不允许任何的、正当的社会关系“脱法”而不受国家、社会的规范和司法的保障。正如《法国民法典》第四条所规定的，法官不得借口没有法律或法律不明确、不完备而拒绝受理案件，否则，得追究其拒绝审判罪。而对于第二种情形，虽然当事人如此竭尽全力的创造诉讼条件，实际上很少能够真正从司法上得到完整的解决，现实中当事人提起此类诉讼的目的也很少期待司法给予救济，他们只不过借助诉讼来引起社会的关注，意图通过社会的力量来达成对公益的保护。这不仅有违诉讼的严肃性，更是助长“一元钱”官司的盛行，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倘若法院能直接用审理这类曲意诉讼的的资源审理公益诉讼，岂不是能获得更多的社会效益吗？这也可以算是公益诉讼为什么需要建立的一个理由吧。

二、背后探究--我国公益诉讼困境之原因分析

1．公益诉讼的上述困境并不仅仅只是法律规定缺失的问题，而是有着其深刻的法律历史文化背景。

我们现有的法律都不是在关注公众利益下发展起来的，法律发展的一条最明显的脉络即是削弱公权力，不断加强对私权的保护。这种强烈的私权保护意识正是来源于工业时代对经济利益的不懈追求。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每个人只要不违反正义的法律，都应该给予完全的自由，让他选择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我国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是在工业生产上不断奋进的时期，因而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也必然在私权保护上得到反映。然而私权与生俱来就有扩张性，为了防止私权的扩张导致滥用，法律的设计者们就制造了一个门槛--当事人主体适格，对提起诉讼的当事人进行严格限制。传统诉讼理论认为，民事诉讼法的目的是保护私权，是运用公权对私权争议予以裁断的诉讼制度；与此同时行政诉讼法的目的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权力，防止公权对私权的侵害。这一理念直接要求当事人是为维护自己的私权而诉讼。从而在诉权理论上形成“当事人适格是诉权要件之一”凡是不是为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诉讼都会被认为是非正当之诉讼。正是这种诉权理论严格地限制了公益诉讼的发展。另外，我国自身所带有的一个法律传统即是：任何的法律问题从来都是自上而下的解决。这种法律文化在改革开放以来显得更为明显。由于改革是政府主导，因而法律的构建也脱离不了政府而独立行动。这是因为改革工程的繁杂需要强势政府的存在。并且这种法律文化有利于把握我国的整体格局，解决最迫切最重要的法律问题，避免有限资源的浪费，也有利于在我国建立起更为科学合理的法律体系。正是这些法律文化背景影响着我国的立法工作。因而在我国现阶段研究公益诉讼不得不考量这些。

2．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脱节是造成公益诉讼缺乏程序保障的直接原因。

在程序法与实体法先后顺序上，米勒曾这样评价美国民事诉讼法：以一种尤为详尽的从程序的发展中引出一般结论的方式来探寻真相是盎格鲁-美国民事诉讼法的财富。根据米勒的观点，作为其所得出的一般结论之一就是，法律在其形成期间首先是以程序为主导的，事实上，正是程序决定了实体法的形成和发展。但是在更成熟的法律制度中这个顺序发生了转变，而且发展的趋势是使程序的作用减少而扩大了实体法的作用。然而我国现状则是：虽然诸多实体法对公共利益给予极大关注，但是因对公共利益的关注而引发的公益诉讼只是最近几年才开始。也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实体法上的规定被虚置了。当然这种程序上的断节不应该仅仅归罪于程序法，我们应该看到一个经常出现的情况就是：“人们不可能在社会现象的语境以外脱离与程序的变化相伴随、积淀、互动的实体法变化而真正理解一个程序现象。”虽然我国的实体法对于公共利益有颇多的规定，但是由于其缺乏现实的具体语境，因而大多只是做一般原则性的规定。这在程序上自然会缺乏给予保障的动力。但不管怎样，现实的状况是程序法落后于实体法了。

3．成文法系的传统的严格法定原则，使得现实中存在一个没有法律规制的真空地带。

公益诉讼在我国正是由于没有程序法的规定，即使对其置之不理明显有违公正，也没有人愿意越雷池一步，给予正义的裁决。例如上述案例二，显然法院的不受理造成的是国家财政的损失，然而正是这样极其明显的一个案件，却只因为诉讼法未规定原告有诉讼资格而被驳回。这在判例法国家或许是很难想象的事。在英美法系国家，司法适用“先例约束原则”，没有采用标志着实体法和诉讼法相独立的法律要件主义。同时英美法还贯彻“没有先例也有救济”的判例法制度。因而在英美法系根本不存在明显有损害的事实却无法提起诉讼的情形。美国著名的司法政策学者费里德曼在其代表作《美国司法制度的历史断面》中指出：“法存在于事实，只是有待于去发现”。然而我们应该看到，这种从事实来判定法需要法官有极高的素养，并需要一支庞大的律师队伍来发现事实。这对于我国来说是很不现实的。至少在我们的思维中，我们对法官是持着怀疑的态度的，我们反而把信任转交给立法。这即是我国严格法定原则的民意基础。因而我们不可以寄希望于从事实中来理解诉讼法，而只能严格的依照法律要件主义来看待诉讼。所以意图消灭我国的诉权要件是徒劳的。

三、冲出重围--从行政公益诉讼中解救我国的公益诉讼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公益诉讼并不仅仅是依靠修改一个诉讼法条文的问题，而是需要综合考量，构建一个简洁而又实效的却不脱离现有的诉讼法律体系的诉讼制度。要在我国确立公益诉讼，要么单独立法，要么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显然后一项工作相对较轻。虽然单独立法能够对公益诉讼用足够的条文进行细致的规定，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好事。正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研究报告评论反不正当竞争法时所说的，不公平竞争法的成功主要依赖于法院对它的解释，一般侵权行为条款中的几个词句，就可能形成一种有限的不公平竞争制度的足够依据。而一部制定得非常全面的法律可能产生令人失望的结果，因为如果没有法院的推动，它依然会是无效的。因而笔者认为在我国现阶段也是需要用最少的条文、借助现有的诉讼法体系，建立起我国公益诉讼制度。下面笔者将以行政公益诉讼为突破口，进而解决其它公益诉讼问题。

1.在行政诉讼中移植公益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3月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这一规定实际上已经修改了以往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方能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这也给我们一种期许，即在我国建立起行政公益诉讼已经有其存在的条件了。下一步所要做的是把这一“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则写进行政诉讼法，并对其进行扩大解释。凡因政府的行政作为或不作为而导致的公民权利义务的增加或减少或其它实体法上的利益受到侵犯皆可提起诉讼。实际上这种行政诉讼主体不断放松的变化是现代行政诉讼的普遍趋势。从美国行政诉讼法原告资格的变迁就可以对这种趋势略见一斑。早些时候美国原告资格的标准也是要求直接的切身利害关系人，后来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拓宽，在俄克拉荷马州诉文官管理委员会一案中取消了切身利害关系的限制，紧接着又在弗罗辛厄姆案的判决中取消了对直接、切身的利害关系的限制，承认具有间接利害关系的原告资格。

这里需要突出的是公民对于政府的行政不作为提起的公益诉讼。笔者以为行政诉讼法需要拿出一个条文来允许任何公民对于国家机关的行政不作为提起诉讼。当然法院对于这类诉行政不作为案件不应该无条件的受理，否则会造成司法对行政的不必要干预。笔者以为法院受理此类案件必须满足三个要件：①起诉人必须向行政机关提出过要求行政机关作为的行政请求；②行政机关确实未曾对公民的要求行政作为的请求作出反应；③行政机关的不作为确实违背了法律规定的属于行政机关的职责。

当然由于美国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判例来推动法律的，而在我国不可能通过个案来推动行政诉讼主体资格的扩张，因而只能寄希望于对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只要让“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走进行政诉讼法并加以扩张解释就可以在我国现有的行政诉讼法体系中启动公益诉讼。至于滥诉的问题，笔者以为这是很多学者的一个错误的估计。在我国，历来公民在强大的行政力量面前都是处于弱势地位，很大一部分人是畏惧与行政机关同堂诉讼的；另外还一部分人对于行政机关的失职和侵权行为怀有一种普遍的漠视态度，只要没有侵犯其具体利益，他们是懒于诉讼的；此外还有高额的诉讼费用的限制使普遍的滥诉是不可能出现的。因而学者的这种担忧是多余的。

2.利用行政诉讼解决其他公益诉讼问题

每当提起公益诉讼，似乎只有允许任何公民只要就公共利益问题提起诉讼才是所谓的真正公益诉讼。显然这是对公益诉讼的一种误读。笔者以为对于公共利益问题可以适用罗马法的“公共信托理论”。该理论是指：空气、水流、海岸、荒地等均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为了公共利益和公众利用之目的而通过信托方式由国王或政府持有。在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宪法更是明确强调政府是由人民授权替人民服务的机关，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而由国家代为管理。这充分说明我国的公有制实际上是以公共信托理论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