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时效范文10篇

诉讼时效范文篇1

关键词：诉讼时效中断事由起诉请求

诉讼时效期间及开始计算的方法，必然会使债权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只要债务人拖延给付时间，时效期间就必然完成，进而影响自己权利的实现。因此，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法律必须赋予债权人对时效期间的进程施加影响的可能性。诉讼时效的中断制度便是对诉讼时效制度予以合理限制，以期有效实现其公平价值的典型机制之一。然而，与其他主要大陆法系国家相比，我国的诉讼时效中断制度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本文仅提出其中几点，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事由

《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可见，我国民法所采纳的诉讼时效中断事由有起诉、请求、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种。以下就以这三种中断事由为例逐一简要分析。

1.起诉

起诉，是指权利人在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于诉讼中行使其权利，请求法院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行为。起诉是权利人行使权利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不仅需要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而且还需要通过司法程序加以支持，因此法律把他归为时效中断事由。

2.请求

请求，是指对于应受时效利益之人，于诉讼外主张其权利之意思表示。就请求能否作为诉讼时效的中断事由，世界上有三种不同的立法例。一是主张应将请求一项从中断事由中取消。二是认为请求作为一种绝对中断事由。三是主张保留请求作为中断事由，但其中断效力是相对的，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30条规定：“时效因请求而中断者，若于请求后6个月内不起诉，视为不中断。”

本文赞同将请求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相对事由。首先这符合中国无讼、止讼的法律文化传统，清代教育家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提到：“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反映了中国人对诉讼的传统法律观念。其次，权利人在提出请求后，若在很长时间内不起诉，民法没有必要仍然对其加以保护，而以请求后一定期限内起诉为条件限制，又可避免权利人不断请求所导致的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长期悬而不决的局面。

3.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是指义务人向权利人表示其义务存在的行为。这种行为既可以是意思表示，也可以是具体的行为。义务人承认其所负义务或者表示愿意履行义务时，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重新明确、稳定下来，因此法律将其列为法定中断事由。

二、起诉作为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问题

1.国外相关制度规定及评析

将起诉作为诉讼时效的中断事由，立法及学界一般不存在争执。如前所述，起诉是权利人行使权利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它打破了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的状态，似乎理应成为时效中断事由。

与传统规定不同的是，国际上开始出现把起诉归为时效中止事由的最新立法趋势。《欧洲合同法原则》规定：“（1）自司法程序开始之时，请求权的时效期间发生中止；（2）自作出有效的判决或者案件因其他原因而终止时，时效期间中止停止……”德国学者Peters和Zimmermann认为，在经诉讼产生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决或驳回诉讼的情况下，该程序结束之后重新开始计算原来的时效期间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要么裁决支持债权人的主张产生新的请求权，由于该请求权为法律判决所支持，其时效期间较长而且必须重新计算该新的请求权的时效期间；要么法庭判决不存在此种请求权，则此时只能发生时效中止。《德国债法现代化法》第204条采纳了这种意见，将追诉措施规定为中止事实：“消灭时效因权利追诉而中止。提起给付之诉，请求权确认之诉、给予执行文句之诉或执行判决之诉……第1款的中止在裁判确定或在所开始的程序以其他方式终结之后6个月结束。”之所以规定此种6个月的期限，是因为在一些程序中，最终并不完全出现事实上的判决，因此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应当给予债权人一定的时间以寻求其他主张自己权利的方式。实际上，诉讼程序可能因不予受理、驳回起诉、撤诉或者按撤诉处理等原因而终止，此规定可以保证权利人有充足的时间再次起诉，切实保障权利人的利益。

2.我国此项规定引发的问题

起诉，从世界各国立法来看，无非产生如下结果：不予受理、驳回起诉、撤诉、按撤诉处理、生效实体裁判文书的产生。如果原告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则表明其实体请求已被否认，不再发生诉讼时效计算问题。如果原告的诉讼请求得到保护，那么因诉讼的种类不同而有是否需要履行或执行之分。我国《民事诉讼法》上已有关于执行期限的设置，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215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因此，在法院作出生效实体裁判文书，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情形下直接适用申请执行的期限，同样不发生诉讼时效的重新计算。

那么在不予受理、驳回起诉、撤诉或按撤诉处理的情形下时效是否发生中断呢？对此，《民法通则》并未涉及具体的适用，只在《海商法》第267条中规定：“时效因请求人提起诉讼、提交仲裁或者被请求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但是，请求人撤回起诉、撤回仲裁或者起诉被裁定驳回的，时效不中断。”理由是在最长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权利人可能为了达到中断时效的目的而不断地起诉、再撤诉。但是，这里没有考虑到的是，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按撤诉处理，当事人撤诉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例如，债务争端已和解、受诉法院无管辖权、证据不足等，并不是只有当事人在自愿放弃权利时才会撤诉。

3.对起诉作为诉讼时效中断或者中止事由的抉择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起诉对诉讼时效的影响，实质上仅仅涉及了诉讼程序终止时没有生效实体裁判产生的情形。如果在诉讼程序终止时没有产生生效实体裁判时，将起诉作为中断事由，有些人可能会为达到中断时效的目的不断地起诉。但是，如果认为撤诉、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视为未起诉，不能影响时效期间的进行，在不可归责于原告的情形下，又可能使时效期间在司法程序进行过程中届满，剥夺了原告再次起诉的权利。诉讼时效的目的在于惩罚那些眠于权利之上者，实质上是对权利人行使权利在时间上的限制。但过多或者过少地限制权利人行使权利，又将违背民法所蕴含的公平正义理念。

因此，我国未来的诉讼时效制度，应该顺应世界最新的立法趋势，将起诉作为时效期间的中止事由，如果司法程序终止时没有作出实体性裁判，则原告在司法程序终止后还将享有起诉前剩余的时效期间，可以再次寻求保护自己权利的途径。同时，为了避免原告由于剩余的诉讼时效期间过短而错过再次起诉的机会，可以借鉴《德国债法现代化法》的做法，将中止的时间持续到司法程序结束后的六个月之后，以便为权利人留下继续行使救济权利的宝贵时间。

三、我国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种类及可行性分析

从我国现行的有关诉讼时效中断法定事由的立法来讲，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的三种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二是《民法通则意见》第201条将权利人向债务保证人、债务人的人或者财产代管人主张权利和第202条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补充为诉讼时效中断事由。从以上规定可看出我国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种类过于简单，中断事由可行性差等。

在规定中断事由的方式上，各国立法多采取具体列举的方式，“类推扩张，则所不许”。由于时效中断事由的存在将导致原有的已经过的时效期间归于无效，因此中断事由应当由法律具体加以规定，以免给法官提供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我国法律的中断事由，与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相比仍显单薄。台湾地区民法典将督促程序、申请调解、申报和解债权或破产债权、告知诉讼、申请强制执行的情形归为与起诉有同一效力。《日本民法典》将扣押、假扣押或假处分等行为也列为时效法定中断事由。在现实中，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的方式是比较复杂的，越来越多的非严格意义上的中断事由本质上与法定的中断事由一致。例如债权人向公证机关请求公证其已向债务人催收过债务等。而我国民法规定的中断事由过于简单、笼统，很难准确地指导司法实践。梁慧星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总则编》第208条提出了时效中断事由的建议：“诉讼时效，因下列事由而中断：（1）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2）义务人以分期付款、支付利息、提供担保或者其他方式承认债权；（3）权利人起诉。下列事项，与起诉有同一之效力：（1）以督促程序送达支付命令；（2）因诉前调解而传唤债务人；（3）申报破产债权；（4）诉讼中的权利人，将诉讼告知与其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义务人；（5）开始执行程序或者申请强制执行；（6）提起仲裁。”这是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先进的立法经验，适应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扩张性趋势提出的宝贵意见。

我国诉讼时效中断事由存在种类过少和笼统等问题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可行性问题。在我国，权利人提出权利主张，义务人可能不肯以书面方式同意履行义务，那么在举证阶段，权利人很难举出曾向义务人主张过权利的证据。与此相对应，为了便于权利人及时中断时效，英美法系国家的送达制度以发信主义为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权利人向义务人主张权利，并不一定以义务人实际收到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为要件。只要权利人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作出了以通行的方式向义务人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都可认为权利人主张权利的行为已经完成。在我国现行诉讼时效制度中,中断诉讼时效的方式大都要求义务人签收或书面认可,这对权利人是极不公平的，而且有时是不可行的。鉴于此,在修正诉讼时效制度时应引入发信主义的送达原则，切实可行地保障权利人的权益。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必然要求健全诉讼时效的立法，诉讼时效中断制度作为诉讼时效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顺应时效立法的最新趋势，以诉讼时效的价值目标和理念为指导，尽快完善其中不合理的因素，更好地平衡和协调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的法律利益。

参考文献：

[1][德]迪特儿.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99.

诉讼时效范文篇2

关键词诉讼时效自愿履行时效抗辩意思自治

诉讼时效制度的正当化理由在于保护不应再履行义务的债务人,是为了满足工商业文明社会中社会信用的剧增和信用保障的需求,是为了保障社会每一个成员的整体利益而不得已采取的牺牲个体利益的制度安排。而诉讼时效抗辩权,是法律赋予义务人对抗权利人诉讼主张的一项特有权利,但当义务人做出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或自愿履行后,不得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反悔。此规定看似同诉讼时效制度设置的初衷相背离,但实质上这是立法者对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笔者通过对个别学者解读该规定中存在的错误进行剖析,以阐述该规定的理论依据。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义务人履行义务后又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反悔的,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这三条法律条文涉及到两个法律术语:自愿履行、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有的学者认为,自愿履行是指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义务人不知诉讼时效期间已过的事实而自愿履行债务后,其不得以不知诉讼时效期间已过为由请求撤销该履行行为;而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与自愿履行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以义务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要件①。

笔者并不认同上述学者对于“自愿”的理解。在笔者看来,自愿理所当然是指义务人明知或应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但愿意放弃行使时效抗辩权,其与放弃抗辩其实是同一个含义的两种语言表示。因为,如果义务人并不知道自己享有时效抗辩权,那么其主观上仅仅具有履行先前义务的意思表示,而不具有自愿放弃时效抗辩权来履行先前义务的意思表示。换而言之,义务人并不做出有关于时效抗辩权的意思表示,因此根本就不存在“自愿”或“不自愿”的说法。

所谓意思表示,是指行为人把发生一定私法上效果的内心意思以一定的方式表达于外部的行为。关于意思表示的构成要素,我国法学家认为包含三要素:目的意思、效果意思和表示行为。目的意思是指明法律行为具体内容的意思要素;效果意思是指当事人设立法律关系的意图;表示行为是指意思表示人将效果意思表现于外部的行为。例如,某案的被告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做出了放弃诉讼时效抗辩的意思表示,则其有做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这一法律行为的目的意思,同时也具有做出诉讼时效抗辩后必须履行义务且不得反悔的效果意思。

实践中,如果义务人知道自己享有时效抗辩权但并未进行主张,而是自愿履行了义务,此时不存在任何的问题。问题在于,假如义务人在履行义务时并不知道其原本可以主张时效抗辩从而根本不用履行义务,而在其履行后才得知自己享有该权利,但根据法律规定其无任何的救济措施,这种情况是否合理呢?

这一规定看似违背了权利所应有的实质,因为无救济无权利,法律在赋予权利人权利的同时应当保障其权利在受到侵害时能得到有效救济,法律为何如此设计呢?为何立法者先是违背了原本理应保护的正义和公平理念、赋予了当事人诉讼时效抗辩权,而在当事人该项权利的行使受到侵犯时却不对其进行救济?反而认为这种不保护的状态才正符合原先诉讼时效制度所违背的公平正义理念?这是否前后矛盾?

诚然,任何权利都是相对的,权利的行使不能侵犯到其他权利以及社会公共利益,而诉讼时效抗辩权本身就是对权利人的限制,是一项根本性违背公平正义的权利,是由于法律规定才使其正当化存在的,因此诉讼时效抗辩权的行使当然受到原权利的限制;其次,诉讼时效制度的构建是为督促权利人尽快行使权利,有利于法院及时正确处理民事纠纷,有利于维持既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其正当化理由在于保护不应再履行义务的债务人,赋予其在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时获得抗辩的权利。换而言之,此时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已经不值得法律的保护了,法律宁可牺牲其私人利益从而保护已经趋于稳定的社会经济关系。那么,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如果义务人自愿履行了义务的话,那这完全是私人领域内意思自治的结果;然而,如果义务人在不知情的情形下履行了义务继而才得知其享有抗辩权,此时原本不应当再履行义务的义务人却履行了义务,原本已经趋于稳定的社会经济关系此时也恰恰被破坏了,这不正是诉讼时效制度原本设置时所要规制的情况吗?为何法律却又赋予其正当性呢?

其实,法律如此设计的合理性就在于虽然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但债的受领保持力仍然存在,所以此时义务人向权利人自愿履行的,权利人仍有权受领义务人的给付,该受领有合法依据,并非不当得利;义务人依法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是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并不会造成不公平的后果,且有利于鼓励义务人诚实履约承诺。因此如果此时法院对义务人自愿履行后的反悔行为进行权利救济,则无异于帮助义务人逃债,有违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法律关于诉讼时效制度中自愿履行与放弃抗辩的规定,看似有悖于“权利”的实质,看似前后矛盾,其实是立法者在平衡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这两者的权重时所做出的选择。

参考文献:

[1]魏盛礼.债权信用保障功能定位下物上请求权的诉讼时效适用探究.河北法学.2006(10):103-104.

诉讼时效范文篇3

关键词诉讼时效抗辩、拒绝调解、拒调诉讼时效抗辩、拒调诉讼时效抗辩行为、提醒权

引言

因我国未规定时效取得制度，故法院判决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后，债权人虽败诉却永远是债权所有者，债务人虽永远无法取得债权所有权，却可无限期占有、使用债权并获取收益。当初民法通则的立法者们自以为是的标新立异，成了让债权人哭笑不得的邯郸学步[2]。诉讼时效制度除了能为国家及法院推卸责任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外，还剩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常常会听到有人在大声疾呼中国人的诚信每况愈下，却从未有人追根溯源地注意到诉讼时效制度的问题，此制度虽算不上是罪魁祸首，但至少难辞其咎。最高院的大法官们似乎意识到了诉讼时效制度这种可笑的缺陷，却苦于欲补乏术、欲改乏权[3]，江郎才尽之下只好治标不治本地作出一个时效新解释[4]。至今还在为适用范围的扩大而沾沾自喜、自吹自擂的侵权法[5]的立法者们也好不到哪去，因为该法设定所有侵权债权，都有可能成为本文所需救济的对象，该法第二条那些自命不凡的罗列，可谓极尽蝇头小利之能事，但终究难逃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车薪之嫌[6]。虽说人无完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但这三大法[7]的立法者们岂是一般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8]，其实根本不用立法，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就足以解决这一切。

笔者作为基层法院第一线的法律工作者，目睹了大量债权人败诉后欲哭无泪、求助无门的情形，一种对债权人的同情心油然而生，一种维护社会公平的正义感迫使笔者去思考如何更好、更有效地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如何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为债权人寻找到一条再救济的途径，从而也就引出了本文。

一、诉讼时效制度的现状、缺陷、影响

（一）诉讼时效制度概说

时效制度起源于罗马法，《十二铜表法》就有这样的规定：“凡要式转移物没按规定方式转让的，受让人继续占有不动产两年，动产一年而取得所有权”，这是对取得时效的最早规定，之后又确定了消灭时效[9]。1922年苏俄民法典扬弃了资本主义国家民法中关于时效制度的规定，将传统上的“消灭时效”进行修改，首创“诉讼时效”制度[10]。我国民法通则受此影响，亦未采纳时效取得制度，仅规定诉讼时效制度。

（二）诉讼时效制度的缺陷

在开始论述之前，笔者先本文所称之债权作一个限定：1、债权已过诉讼时效；2、该债权仅是可给付的财物之债，不包括特定物的物权返还之债（因为特定物的返还之债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和行为之债；3、该债权必须是真实的、客观存在的、类型及数额是确定的、其他债权人无争议的、且债务人认可该债权。

诉讼时效制度有着众多的缺陷，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举证责任分配上属于过错推定。诉讼时效制度是基于一种假设——民事权利可放弃，债权人在一定期限内不主张，则推定放弃。故笔者认为，超过诉讼时效可以分为实质超过诉讼时效和推定超过诉讼时效。笔者还认为，只有债权人当庭表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从未向债务人主张过权利这一情形，方可毫无疑问地认定为实质超过诉讼时效，这种情形不在本文救济之列[11]。推定超过诉讼时效，就是指债权人不能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之情形时，则推定超过诉讼时效。从诉讼时效的构建目的看，这种推定是建立在债权人举证不能则推定债权人“怠于”行使权利基础之上的。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立法是否也应当对这种推定举证呢？建立诉讼时效制度的内因是“法律不保护懒惰者”，但你凭什么说人家是“懒惰者”、是“怠于”？

可见，诉讼时效制度对债权人适用的是“主观上存在怠于”的过错推定原则。真实的“怠于”是诉讼时效制度成立的基石，而现实中债权人表示非“怠于”的意思表示方式复杂多样，电话、传真、短信、电子邮件、腾讯QQ、上门追索等，却几乎无法举证。实务中，大量超过诉讼时效的案件，均非债权人怠于行使权利所致，乃证据不足而败诉。即债权人更多的非“怠于”之故意，而是“无知”之过失。

2、维持既定法律秩序系伪命题。王利民、王轶等民法界专家均认为诉讼时效制度具有“维持既定法律秩序”之功能[12]。我国未规定时效取得制度，使债权永不消灭，一般而言，债权消灭的原因有清偿、抵销、混同和放弃等。债权人起诉本身就表明未放弃，且依照笔者前述对债权的限定，也不存在其他债权消灭的情形。据此，法院虽然驳回了债权的诉讼请求，但债权人依然可以无限期、无限次地向债务人追讨，诉讼时效制度中“维持既定法律秩序”的功能从何谈起？笔者认为，该功能是以规定了取得时效为前提的，生搬硬套进我国，考虑欠周。

3、债务人胜诉却不能免除偿还责任。债务人可否不再清偿？社会上通行的理解是，在法院判决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后，债务人可不再偿还，王利民甚至认为仅超过诉讼时效，债务人就“产生拒绝履行的抗辩权”[13]，笔者认为，该理解值得商榷。从实务中看，任何一份判决书都只会说“债权的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受法院保护，故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而从不会说“债务人欠债不还的行为因超过诉讼时效而变为合法，从而无需偿还”。可见，任何一份法院判决，都只审查了债权人的债权是否受法院保护的问题，而不会去审查债务人欠债不还的行为是否合法，这也是不告不理之原则所致。从法条看，法律只限制了债权人的胜诉权，未赋予债务人权利，更未免除义务，免责事由需法定，“可不再偿还”相当于时效取得，更需法定。故笔者认为，上述理解亦是以规定了取得时效为前提，在我国欠缺合法根据，属生搬硬套。

4、受法律保护却不受法院保护。很多人极易误解为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不受法律保护。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是“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是超过二十年诉讼时效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而非请求法律保护或法律不予保护。法院的保护，只是国家法律保护民事权益的途径和方法之一，而不是唯一。故超过诉讼时效之债权，仍受国家法律保护，只是法院不再为债权人保驾护航。债务人一旦提出诉讼时效问题且不同意调解，则法院就只能、也只应判决驳回债权人的诉讼请求。

（三）诉讼时效制度的消极影响

诉讼时效制度的消极影响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看。

1、宏观方面的影响，主要包括立法层面的影响和社会层面的影响。

（1）立法层面的影响。诉讼时效制度违背中国伦理道德，超越国情、民情的历史阶段。在国外，时效制度从罗马法确立已几千年，普通民众已非常了解，故有其适用的传统基础、民情基础。中国则完全不同，几千年来从未规定过债权的诉讼时效制度，即使小有时效制度方面的规定，也从未象民法通则般彻底、全面、大范围地施行，故传统观念认为，债务人无论经过多少年，都应偿还债务，直至儿女、子孙，遂建立了“父债子偿”、“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传统道德观念，此观念影响中国民众几千年，根深蒂固，突然之间冒出个诉讼时效制度，把传统道德观念瞬间推翻，这一法律移植有考虑欠周之嫌——中国幅员广阔，是一个国情、民情极为复杂的大国，法律的滞后性、普法工作的落后性本身已大大制约了这一制度的推广和普及，加上上述传统观念及中国民众厌诉心理的影响，使中国普通老百姓极不适应，导致实务中超过诉讼时效的案件比比皆是。

（2）社会层面的影响。因为债务人提了诉讼时效问题来抗辩，法院就不支持债权人的诉讼请求，久而久之，债务人形成了一种错误理解，认为自己对超过时效的债务可以不偿还，从而形成侥幸心理，甚至不惜温言软语、连哄带骗、日复一日地推脱，一旦拖过诉讼时效，立马翻脸不认人，认为自己不偿还是理所应当的。人性本来就有贪婪的一面，中国的普通民众也较为爱贪便宜，当自己欠债不还而债权人却无可奈何、无技可施时，债务人不仅会变得心安理得，使其负罪感、内疚感消失殆尽，而且会洋洋得意，不可避免地会向周围的亲戚、朋友、同事大肆宣扬自己如何拖债、躲债最后脱债的技巧，不断侵蚀、渗透、削弱和消灭着中国民众的诚信观念。现实中，此现象大量存在，这使得法律本身所具有的指引、评价、预测和教育作用完全指向了相反的方面，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负面影响，诉讼时效制度的缺陷以及对该制度的错误理解，对整个社会的危害罄竹难书，最令人堪忧的是这种情况还在继续。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常常会听到有人在大声疾呼中国人的诚信每况愈下，却从未有人追根溯源地注意到诉讼时效制度的问题，笔者认为，此制度虽算不上是罪魁祸首，但至少难辞其咎。

2、微观层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债权人的影响上。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受法律保护，却不受法院保护，使得诉讼时效制度实际上成了一种让债权人哭笑不得的制度。对一般债权人而言，拿到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的判决书，无疑就等于宣判了涉案债权的“死刑”，连法院都不保护了，普通人根本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救济，只能欲哭无泪、救济无门、自认倒霉。连死刑法律都还规定死刑复核制度，甚至在执行死刑前如果发现有问题的，都还可以停止执行，重新审查，但对诉讼时效，法律对债权人却仅以一纸判决书了之，未再规定其他再救济的途径，任债权人自生自灭，这未免太残酷了。很多专家学者、在校学生对这个问题不屑一顾，那是他们在纸上谈兵，不了解普通老百姓的疾苦，没有切肤之痛。

二、传统救济中债务人行为的可罚性分析

笔者在此所述的传统救济，就是指现行的救济方式和途径。

（一）传统救济的现状

在传统救济中，对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人提起的债权之诉，一般说来有以下几种结案方式：

1、债务未提出诉讼时效问题

（1）缺席审理。债务人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的，或者虽到庭参加诉讼，但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视为债务人放弃答辩、抗辩和质证权利，依照时效新解释第三条“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之规定，法院不主动审查诉讼时效问题，再依照民诉法第一百三十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之规定，法院可直接判决债务人承担清偿责任。

（2）或调或判。债务人到庭参加诉讼，但未提出诉讼时效问题来抗辩，依照时效新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法院可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径行判决债务人承担清偿责任。

2、债务人提出诉讼时效问题

（1）调解。债务人提出诉讼时效问题来抗辩，但同意调解，最终法院调解结案，诉讼结果是债权人得到清偿或部分清偿。

（2）撤诉。债务人提出诉讼时效问题来抗辩，债权人觉得自身证据不足，向法院申请撤诉，最终法院裁定准许而结案。

（3）判决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债务人提出诉讼时效问题来抗辩，且不同意调解，法院最终只能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

很明显，会导致债权人败诉的、有必要再救济的只有第五种结案方式，前面四种结案方式本文均不讨论，本文着重讨论第五种结案方式中债务人的行为是否可罚的问题。为方便叙述，笔者先引入一个概念：拒调诉讼时效抗辩——这是为本文叙述方便而专门创设的一个组合词，具体是指符合下列条件的情形：1、符合本文前面限定的债权条件；2、债权人起诉后，债务人提出诉讼时效问题以抗辩且不同意调解。很明显，该行为的后果必将导致法院判决驳回债权人的诉讼请求，拒调诉讼时效抗辩是第五种结案方式的唯一成因，换言之，只要法院判决驳回债权的诉讼请求，一定是因为债务人的拒调诉讼时效抗辩行为所致。

（二）诉讼行为的可罚性

刑法第六章第二节妨碍司法罪规定十余种诉讼中的可罚行为，可见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不当行为完全有可能引发另外一个案件，也许有人会说这些法条规定的更多的是刑事诉讼中的行为，那么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行为是否会引发另外一个民事案件呢？当然会，例如民诉法第九十六条“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规定的情形，依照不告不理的原则，如果申请人的财产保全申请确实给被申请人造成损失的，也不能在作出财产保全裁定并采取保全措施的案件中一并处理，被申请人应当另行起诉。可见，当事人在民诉中的不当行为完全会引发另外一个民事案件。

（三）债务人是否享有诉讼时效抗辩权？

表面上看，应是毋庸置疑，王利民、夏利民等民法界的专家也都认为超过诉讼时效的，“义务人取得时效抗辩权”[14]，包括最高院的时效新解释也多处使用了“诉讼时效抗辩”一词，但真是这样的吗？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1、诉讼时效抗辩权在国外可以成立的原因。国外早在2000多年前的罗马法时期就规定了时效取得制度和时效消灭制度，依照该两种制度，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人丧失所有权，债务人取得所有权，故对超过诉讼时效的，实际上赋予了债务人不偿还的权利，债务人当然可以享有拒绝履行的抗辩权。故国外主张存在诉讼时效抗辩权，是以规定了时效取得时效制度为前提的。

2、诉讼时效抗辩权在我国无法理依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我国未规定时效取得制度，故诉讼时效抗辩权在我国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法律土壤，将其搬进我国，属未加分析的生搬硬套，恰当性值得商榷，法理上讲不通。依照我国法律规定，提诉讼时效抗辩，实质上仅是用于提醒法官注意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法院没有再予以保护的法律依据，故笔者认为，这仅仅是一种提醒权[15]。理由很简单，如果是抗辩权，那么所指向的对象是什么？难道是债务人可以不偿还？

3、诉讼时效抗辩权在我国无法律依据。一般而言，抗辩权需要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如合同法中的先（后）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同时履行抗辩权，担保法中一般保证责任人的先诉抗辩权等。而从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来看，规定的是超过诉讼时效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从立法上看，该规定仅限制了债权人的权利（胜诉权），并未授予债务人抗辩权，即并非授权性规范。

4、该提醒权，指向的是法院，目的和结果都是消灭胜诉权。抗辩权指向的必然是另一方当事人，目的是削弱、抵销债权或拒绝、迟延履行义务。同样是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因行使该提醒权而驳回的依据是“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即法定驳回；因抗辩权而驳回的依据则是“债权无事实依据或不成立”。

5、抗辩权贯穿于整个诉讼程序始终。该提醒权只有诉讼时效届满且债权人起诉才产生，一审不行使二审再行使的，法院不予支持。而抗辩权则不受此限制，甚至从债权成立时，抗辩权就可能成立（如一般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

综上，笔者认为，在我国，“诉讼时效抗辩”是一个假命题，而并非债务人当然享有的抗辩权，认为这是抗辩权无法律依据，法理上亦讲不通，充其量只能算成是“提诉讼时效问题以抗辩”。本文之所以用“拒调诉讼时效抗辩”这一表述，只是为了方便理解和叙述。

（四）拒调诉讼时效抗辩行为的违法性

法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核心，以产生、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为目的的行为[16]。拒调诉讼时效抗辩的主要是提诉讼时效问题和拒绝调解这两个行为构成，并由之组合而成，笔者认为，两者都是法律行为。就提诉讼时效以抗辩而言，民法通则正式生效已二十余年，诉讼时效制度已成为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的制度。所以，一般说来，对于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之诉，债务人都会提诉讼时效问题，哪怕仅仅是作为一种诉讼策略，也是债务人的权利，让债务人不提明显是缺乏期待可能性的，故该行为并无不当。法院调解也应当以自愿为原则，债务人不愿意调解似乎也没有问题。但当两个行为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是否还合法呢？笔者分析如下：

1、其实这可以通过在庭审时向债务人提这样一个问题来解决：“既然债务人认为涉案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那债务人还想不想偿还涉案债务？”由前所述，债权虽然过了诉讼时效，但依然受法律保护，如果债务人的回答是“不想再偿还了”，那么债务人的这一意思表示是否违法？笔者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对于一份仍然受法律保护的、债务人仍应当偿还的债务，债务人凭什么不还？故债务人的这一意思表示没有合法根据。

如果债务人的回答是还想再偿还，那么，首先，法官可接着问：“那你打算如何偿还？”，故这种回答已经为调解敲开了一个口子，进行调解也就顺理成章了；其次，既然债务人都表示还愿意偿还，并且通过庭审笔录的形式将债务人的回答固定下来的话，那么依照最高院的时效新解释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债务人所提出诉讼时效问题来抗辩还有效吗？法官完全可以直接判决债务人偿还。

所以，这完全是一个法官庭审技巧的问题，法院完全可以通过向债务人提这么一个问题而将所有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案件都过滤一遍，从而把所有因诉讼时效而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案件都变成是因债务人的第一种回答所致的案件[17]。

2、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债务人合法的提出诉讼时效问题和拒绝调解这两个行为，掩盖的是其“不想再偿还”的非法目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七）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之规定，似乎可认定拒调诉讼时效抗辩行为无效，不能产生债务人所期望的法律后果，从而仍直接判决债务人承担清偿责任。但依法债务人只要提出诉讼时效问题且确已超过诉讼时效，法院将直接丧失判决支持债权人的权利（即不仅债权人丧失胜诉权，法院亦丧失保护权）。进一步讲，如债权人要求法院依据这一法条认定债务人拒调诉讼时效抗辩行为无效，请求判准所请时，会发现怎么判都是违法，法院又不能拒绝裁判，怎么办？现在实务中无此情形，或可不考虑之，那本文面世后呢？这一矛盾是现行的诉讼时效制度无法解决的。

3、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债权到期后，依诚信原则，债务人自己也有偿还义务。之前已论证过，从法律上说，超过诉讼时效，债权人仍有权要求债务人还钱，债务人仍不能免除偿还责任，只是债权人不能通过向法院起诉的途径要求偿还。债务人以提诉讼时效的方式抗辩，意在不想偿还或者不想立即偿还，甚至免除自己在法律上的偿还责任。可见，拒调诉讼时效抗辩实质上不仅是一种违反道德的行为，更是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4、违反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根据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民事主体在行使民事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利益。不错，债务人提出诉讼时效问题合法，拒绝调解也是合法，但两者一旦结合，则直接损害了债权人的债权，从而违反了该原则。

综上，笔者认为，拒调诉讼时效抗辩是一种新的、独立于原债权的民事行为，这种新的违法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呢？下面本文将进行具体分析。

三、再救济的可行性论证

笔者认为，针对债务人拒调诉讼时效抗辩之行为，债权人可再提起侵权之诉、不当得利之诉和侵占罪的自诉。

（一）侵权之诉的可行性论证

民法上通说的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理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四要件说，另一种是三要件说。四要件理论即：1、行为人实施了损害行为；2、行为人的行为违法；3、发生了损害结果；4、行为人实施的行为与损害结果间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三要件理论认为侵权不一定要求行为人的行为违法，即合法的行为亦可构成侵权，例如环境污染案件中，排污企业排污达标，具有排污许可证，排污行为正当合法，但却不能免责。关于这两种理论的优缺点，本文不作评论，本文需要做的是根据这两种理论来确定拒调诉讼时效抗辩的行为是否属于侵权行为。

1、拒调诉讼时效抗辩行为由提出诉讼时效问题的行为和拒绝调解两个行为组合而成，该两个行明显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本文在此不赘述，故认定拒调诉讼时效抗辩的行为系民事法律行为应该没问题。

2、仅因为债务人提了时效问题而认定债务人主观有侵权的故意是不够的。依照调解的自愿原则，拒绝调解是当事人的权利，这一行为本身也是合法的、无可厚非的。这两个行为似乎都是不可罚的合法行为，但本文前面已经叙述过，通过法官的庭审技巧，可以把这两个行为组合而成的“拒调诉讼时效抗辩行为”的合法性全部过滤掉，使其变成一个因为债务人作出“不想再偿还了”的回答的案件，而前面已经论述过，这种回答是没有合法根据的。

3、谈到损害结果，必须先解决一个问题——债权能否成为被侵权的对象？侵权是债权产生的原因之一，但债权能否被侵权的对象呢？笔者认为，当然可以，例如：A找B追债，B谎称要看一下债权凭证原件，A遂将借条原件交给B，B借机销毁借条原件，此时B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侵权的对象是什么？毫无疑问，当然构成侵权，侵权的对象就是债权本身[18]。债务人当庭表示不想再偿还债务，其意图就在于消灭债权本身，并且因为这种回答导致法院不得不判决驳回债权人的诉讼请求，故笔者认为，债务人拒调诉讼时效抗辩的行为侵犯了债权人的权利，其损害后果就是法院判决驳回了债权人的诉讼请求。且依照现有的制度，使债权人有可能无法追回债权，从而使债务人可以无限期对涉案债权拥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从而也侵犯了债权人对债权的这三种权利。

4、至于拒调诉讼时效抗辩行为与上述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笔者不再赘述。

5、即使债务人利用诉讼技巧来规避本文（具体的规避技巧下面会论述），从而使其提出诉讼时效问题的行为合法，那么根据侵权行为的三要件理论，仍可构成侵权。

综上，笔者认为，债务人的拒调诉讼时效抗辩行为构成侵权，应承担侵权责任，判决书生效之日即侵权行为成立之日，债权人可再提起侵权之诉。

（二）不当得利之诉的可行性论证

依照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情形。可见，认定债务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要件主要在于：1、债务人是否获利？2、债务人获利是否有合法根据？

1、关于第二个问题，本文前面已经充分论证了拒调诉讼时效抗辩行为的违法性，本文在此不赘述，故可以肯定的，如果债务人确因该行为获得利益，则肯定是“没有合法根据”的。

2、关于第一个问题。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债务人提诉讼时效抗辩后，特别是法院判决驳回债权人的诉讼请求之后，债权人已经不能再通过最有效、也是最后一种救济途径来解决。此时，法律对债权人债权的保护变得形同虚设、苍白无力，债权人唯一可以希望的是债务人有一天会良心发现。此时，债务人是否获得了利益了呢？答案无疑是肯定。

首先，从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的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债务人可以无限期占有涉案债权，而由前所述，涉案债权仍受法律保护，债务人仍应偿还。故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债务人实际上获得了涉案债权的无限期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其次，债务人获得期限利益。债权人虽然可以随时向债务人主张权利，但债务却可以无限期的拖延下去，从而也就获得了涉案债权所带来的期限利益。说具体一点，就是债务人占有涉案债权，等于使用无息贷款，故债务人实际获益了利息，而这种利息的起算点如何呢？一种观点认为应从债权人提起债权之诉日起计算，因为从那一天开始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了权利，债务人应当清偿，债务人未清偿，故应从债权之诉的起诉日起计算。另一种观点认为应从债权之诉的判决书生效之日起计算，因为这天才是本文所讨论的所谓的不当得利成立之日，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换言之，债权人如果提起新的不当得利之诉，有权要求债务人自原判决生效之日起支付利息。

综上，笔者认为，因债务人的拒调诉讼时效抗辩导致债权人败诉的，债务人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构成不当得利，债权人可再提起不当得利之诉。

（三）侵占罪自诉的可行性论证

刑法第二百七十条对侵占罪的表述是“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关于拒调诉讼时效抗辩的行为是否构成侵占罪，笔者分析如下：

1、主观方面。由前所述，拒调诉讼时效抗辩是因为债务人明确回答“不想再偿还”所致，故债务人明显的非法占有目的及直接主观故意已昭然若揭。

2、从客观方面看，债权人起诉，已明确向债务人表达了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债务人拒调诉讼时效抗辩的行为，完全可以认定为构成“拒不退还”。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债务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这一要件。在债权法律关系中，债权到期后，除了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之外，债务人也有履行的义务。即债权到期后，相应债权的权益所有者或归属就已经属于债权人，债务人未偿还，实质上替债权人保管了、占有了、使用了这部分债权的利益（或标的物）。还有，所涉债权，如果本身就是拾得他人的遗忘、遗失、埋藏的财物而产生的不当得利，或者是因保管合同产生的相应返还请求债权，那就已经完全符合侵占罪的构成要件。因此，将到期债权解释为“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仅仅是一种文理解释，而非类推解释，应为有效解释。

3、从客体方面看，侵占罪侵犯的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在拒调诉讼时效抗辩中，债务人侵犯的是债权人的债权所有权，具体表现为对债权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而笔者前面已经明确限定，该债权仅是可给付的财物之债，故笔者认为客体方面亦符合侵占罪的构成要件。

4、既遂标准。依照我国刑法第八十七条之规定，侵占罪的追诉时效为五年。现实中绝大部分人在涉及不当得利或保管合同所涉债权时，一方面往往只想到了民事中的诉讼时效，却忘记了刑法中的这一追诉时效，另一方面因为举证问题导致法院往往不予立案（现实中法院几乎不立侵占罪的自诉案件），所以很少有刑事自诉。但涉及这两方面的债权，在法院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的判决书生效之后再提起侵占罪的刑事自诉，则所有的问题将迎刃而解，因为判决书就是最好的罪证，故这种债权提起侵占罪自诉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并且，判决书生效之日即是犯罪既遂之日。至于其他方面的债权，由前所述，因债权人的败诉导致债务人可以无限期占有、使用涉案债权并可获得收益，故即便涉案债权不能认定为“代为保管的财物”，债务人实际占有涉案债权，经债权人起诉后仍拒不偿还的行为，也应构成侵占罪。

5、至于侵占罪的其他构成要件（如犯罪主体、排除事由、数额等），因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不再赘述。

综上，笔者认为，针对债务人的拒调诉讼时效抗辩的行为，可以提起侵占罪的刑事自诉。

四、再救济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一）本文的软肋

本文写到此，应该有人发现，笔者亦发觉，拒调诉讼时效抗辩的构成完全建立在法官向债务人所问的一个二难问题基础上，通俗点说，即法官给债务人下套。事实上，债务人可通过诉讼技巧来规避此问题，该规避似乎就成了本文的软肋。

1、规避的措施与技巧。依照刑诉法第九十三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之规定，犯罪嫌疑人在刑诉中不享有沉默权。民诉中是否也如此呢？法律未作出具体规定。依照民事中“未明文规定为禁止则视为是允许”之原则，笔者认为，债务人应享有沉默权。从实务中看，当事人对法官的提问的确可拒绝回答。故规避方法之一即沉默，拒绝回答法官的提问。方法之二，原理基本相同，即只提交书面答辩状提出诉讼时效问题，却不到庭应诉，使法官无提问机会。债务人如若按照这两种方法做，本文似乎面临倾覆之危险。

2、诉权与胜诉。诉权与胜诉是两个不同概念，诉权涉及法院立案时的形式审查，无诉权，不予立案；而胜诉涉及的是审判阶段的实体审查，不能胜诉的，判决驳回。债务人如有上述规避行为，亦徒劳无功，理由：债权人可在第二次的起诉状中说：“因为债务人的（上述）规避行为，债权人有理由认为债务人已经‘不想再偿还’债务了”。这样即可适用本文前面论述，通过立案审查；至于债权人的该主张是否成立、债务人是否真的构成侵权、不当得利或侵占罪，是实体审查的任务。到审判阶段后，债权人提交第一次起诉所得之生效判决书，即完成举证任务。可设想一下，债务人欲证明自己不构成侵权、不当得利或者侵占罪，须证明不构成拒调诉讼时效抗辩，相应地就必须证明无“不想再偿还”之意思。试问债务人该如何证明？恐唯一方法即清偿或表示愿意清偿，如若此，本文的目的、债权人的目的即达到。否则，对债务人而言，将是不可能完成的证明任务，因为不清偿即举证不能，同样要承担败诉的结果。

综上，任何专家学者均可置疑本文前述之侵权、不当得利和侵占罪之构成，却无法否定此三种诉权，因为这三种诉符合民诉法第一百零八条和刑诉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唯一的瑕疵是有可能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关于此，本文将在下面论述。

（二）关于一事不再理

本文写到此，或有人心存疑问，依本文之理论，同一债权，可以两次起诉，提四种诉讼，岂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其实该观点系对本文的误解：

1、区分诉与诉的关键在于诉讼标的。债权人第一次起诉的标的是债权人与债务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之间可能是合同、侵权、不当得利、无因管理或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且本文已经限定，该债权仅是可给付财物的债权。而后一次起诉的标的则仅限于侵权、不当得利和侵占关系。再说直接一点，前一个诉针对的是财产性权利——债权，后一个诉针对的是行为——拒调诉讼时效抗辩行为。因此，第二次起诉是新的行为、新的理由、新的证据、新的诉，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2、第一次起诉的作用。笔者认为，债权人的第一次起诉是为第二次起诉作准备、作铺垫的，其全过程，即再起诉所依据的证据的形成过程，生效判决书即最终证据，形象地说，第一次起诉就如同证据保全，与采用公证方式保全证据如出一辙。这一点对侵占罪尤为重要，现实中法院之所以不受理侵占罪自诉，是因为举证特别困难，甚至受理后，只要债务人在法庭调查结束前清偿，则侵占罪的构成要件要素立即消灭，故非法院不立案，实无法审理。现在却完全不同了，生效判决书就是既遂铁证，受理后再清偿的，最多算积极退赃，对侵占罪构成无影响，最多影响量刑。

3、笔者认为，再救济的三种诉针对的均是债务人的同一个行为——拒调诉讼时效抗辩行为，故属于责任的竞合，债权人只能择一行使。

（三）再救济之诉的时效问题

写到此，笔者也意识到必须对此问题进行处理，否则本文所论述的三种诉将有可能无限循环，既不利于司法资源的节约，也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本文及笔者也就成添乱、搅局了，故笔者将与这三种诉的有关诉讼时效问题分析如下：

1、再救济之诉的时效。笔者认为，上述侵权和不当得利之诉仍应适用普通两年诉讼时效，侵占罪之诉仍应适用五年追诉时效，且均从第一次起诉的判决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2、关于再次超过诉讼时效的处理。笔者写作本文的初衷，在于为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人们寻找一条再救济的途径，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从而实质地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平，同时也弥补诉讼时效制度之不足。如此费尽心机、苦心竭力，是考虑到债权人第一次超过诉讼时效可能是过失，即可能是缺乏证据意识、自我保护意识，或者不知道保存和取得证据的途径和方法，但债权人第二次再超过诉讼时效的话，则只能是怠于行使权利了。故笔者认为，本文所述的这三种诉的诉讼时效还应当是不变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法院受理后三种诉后，经审查一旦发现从第一次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已超过两年、五年（侵占罪）的，应直接无条件不予受理。

3、笔者认为，如债权人第二次再超过诉讼时效，债务人可彻底免除清偿义务。理由是：债权人只能是故意“怠于”行使权利，也应认定为故意（受到威胁、胁迫或者人身强制的除外，实务中债权人几乎无法证明，除非债务人构成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追诉）。而在民事中，权利可放弃，创设诉讼时效制度，是基于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主张权利则视为放弃这样一种假设，第二次再超过诉讼时效，使放弃权利不再是假设，而是客观事实，根据意思自治原则，法律应予准许，故债务人应免除清偿责任，法律（而不是法院）对债权人的该债权也不应再保护（但债务人自动清偿的仍应准许）。可见，认为本文会导致本文所述的三种诉无限循环之想法，有杞人忧天之嫌。

4、笔者还需特别指出，考虑到整体公平性及合理性，笔者认为，还有必要为债权人提起第一次债权追索之诉规定一个时效，这个时效为原债权第一次诉讼时效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并且该两年还应当是不变期间，不应当适用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换言之，笔者认为，如果债权人在诉讼时效届满之日起两年后再提起债权追索之诉的，法院依法应当受理，但不应依本文之理论引发后一次的三种诉；或可区别不同情况予以处理：（1）考虑到刑事责任的严厉性，故仅有过诉讼时效后6个月内起诉的，方可引发侵占罪自诉[19]；（2）仅过诉讼时效后2年内起诉的，方可引发不当得利之诉，因为不当得利之诉可要求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支付利息；3、过诉讼时效2年后再起诉的，仅可引发侵权之诉，不得要求支付利息。

5、笔者认为，上述立法建议，应该通过立法或者司法解释解决（一般而言应立法，但司法解释亦可，如最高院的担保法解释第31条“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之规定）。考虑到整体制度的公平性，笔者甚至建议将这三种诉的诉讼时效统一缩短为一年，从第一次起诉的判决书生效之日开始计算。

（四）对法院及司法资源的影响

依照本文的理论，同一债权，可两次起诉，提起四种不同的诉，似乎增加了法院负担，浪费了司法资源。其实此理解不够深邃：

1、债务人提诉讼时效以抗辩的心理分析。债务人之所以敢于作出拒调诉讼时效抗辩之行为，原因在于法院判决债权人败诉之后，债权人无技可施，只能对债务人望洋兴叹，故心存侥幸、抱有幻想，将诚信、仁义道德置之脑后，毅然进行之。

2、债权人重获主动权。本文面世后，上述情况将彻底改变，债务人拒调诉讼时效抗辩的行为非但得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债权人将变被动为主动，而债务人一切的侥幸、幻想都将象肥皂泡一样脆弱，瞬间灰飞烟灭，债务人将面临何种法律后果、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将完全取决于债权人的决定。

3、后三种诉必使债务人绝对举证不能。实际上，依照本文的理论，债务人在第二次的诉讼中，要想证明自己不构成侵权、不当得利或侵占罪，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第一次诉讼生效的判决书就是铁证，对于侵权和不当得利，债务或许还可以通过清偿来证明，但对侵占罪，则清偿已然无用。

4、返朴归真。可以想见的是，一旦本文的观点得到普遍认同，并在实务中切实实行，则债务人在提出诉讼时效问题时，必将重新衡量自己行为将会带来的风险，试问有多少人敢于以身试法（特别是刑法）？所以必将大大减少债务人提出诉讼时效问题的机率，甚至有可能最终消失，或许即使提了也可以通过调解而在第一次诉讼中解决。那么，请问法院的负担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司法资源到底是浪费了还是节约了？

综上，笔者认为，如果上述的观点均得到认可、建议均得到采纳，将有利于弥补诉讼时效制度之不足。

（五）不采纳笔者立法建议的后果

表面上看，本文解决了一个问题——超过诉讼时效债权的再救济的问题，实质上本文揭示出了很多现行法律中存在的问题，故笔者坚持认为，本文是一篇不能公之于众的论文，一旦本文的内容为公众所知晓，则有下列问题无法解决：

第一个问题，本文一旦公开，债权人提起的第一次诉讼法院将无法判决。理由是：一方面，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另一方面，如果债权人当庭主张债务人拒调诉讼时效抗辩的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七）项之规定，属于用合法形式掩盖“不想再偿还的”非法目的的行为，依法应认定为无效行为，不应产生债务人所期望的法律后果，进而请求法院仍然判决支持所请时，我们会发现，无论怎么判都是一个适用法律错误的错案，而法院又不能拒绝判决，该怎么办？

第二个问题，所有两年内判决债权人败诉的案件，债权人都可以根据上述第一个问题的理论，以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为由申请再审。

第三个问题，虽然按照通常的理解，本文所设立的再救济的三种诉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但因我国未规定时效取得制度，导致债权人在败诉之后仍享有实体权利。因此，对两年前甚至更久之前就已经结案的案件，债权人依照本文的理论提起再救济的两种民事诉讼时，法院仍应当受理。这就意味着我们可能要对1987年民法通则实施以来的所有因为超过诉讼时效而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的案件都来一个大盘点、大翻案，天下大乱不远矣！

第四个问题，依照法院不主动审查诉讼时效的原则，对于债权人超过诉讼时效20年、30年甚至50年之后的案件，法院似乎仍应当受理，受理后依照本文的理论，仍可引发再救济的三种诉，此时，债务人提诉讼时效问题以抗辩亦徒劳无功，反而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那么，现有的诉讼时效制度还有什么用？

因此，笔者的立法建议中至少有两条是必可少的：

一、为债权人提起第一次债权追索之诉规定一个时效，超过则不能适用本文引发第二次再救济之诉，或仅可有条件地引发（具体限制见前面论述）；

二、为债权人提起再救济之诉规定另一个时效，超过则债权人的债权所有权消灭，债务人取得所有权。这两条立法建议如不被采纳，将使整个诉讼时效制度分崩离析，变成一纸空文。

本文写到此推出这样的结论，系法理所限，非笔者所能控制，否则笔者就不再是一个法律人，但诉讼时效制度有其积极的作用和意义，不能废除，推翻诉讼时效制度非笔者所愿，故恳请立法者们三思。

五、法院的任务与使命

依照最高院证据规则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所以笔者前面才会说债权人第一次起诉的全过程，即第二次起诉所依据的证据的形成过程，判决书就是最终证据。债务人是否构成拒调诉讼时效抗辩，是本文立文之本、根基所在，所以，法院在本文所论述的再救济途径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一）今后法院的任务

之前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一旦审查确已超过诉讼时效，在判决书中就往往只论述与诉讼时效有关的内容，对债权的类型、数额、双方及案外人是否有争议等内容不再审查和论述，甚至连债权的真实性及客观存在性的审查都有可能省略。之前，这种处理无可厚非，因为这对支撑起“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这一结论已经足够。但今后不行了，法院应当且有能力查清事实，将涉案债权直接转化为可直接给付的人民币数额，并确定债务人应当清偿的具体数额，在此基础上再驳回债权人的诉讼请求。（笔者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二）此为法院的法定义务

民诉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表面上看，笔者引号中的内容是民诉法的任务，仔细思之，其实不然，既然民诉法是用来保证法院做这些事的，难道这些事还会不是法院的法定义务吗？故笔者认为，这一法条为法院设定了义务。

综上，笔者认为，将所有债务人提出诉讼时效问题的案件，都过滤成并最终定性为因债务人的拒调诉讼时效抗辩行为所致的案件，不仅是法院和法官的法定义务，同时也是党和人民赋予法院和法官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结语：

任何专家、学者、任何人都可以不认同本文的观点，对本文不屑一顾，但有两种人不会——那就是债权人和律师。对债权人而言，本文岂止是救命稻草？简直如获至宝、重获新生！律师就更不用说了，本文将带给他们无穷的财富[20]。利益之所在，就是动力之所在。全天下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人都不知道有多少，可以想见，在不远的将来，本文将大放异彩。当债权人和律师们依据本文的理论和观点向法院提起本文所述的这三种再救济之诉时，法院可以不受理吗？如不受理，债权人要求出不予受理的裁定，法院有勇气出吗？依民诉法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该裁定可上诉，接受上诉的法院又有勇气维持原裁定吗？债权人对二审裁定不服，依法还可申诉，当债权人们的申诉雪片般冲击各省高院、高检、最高院及最高检时，两院又该怎么办呢？这些问题就留给具体的法院和承办法官去处理和思考吧，毕竟笔者只是小小的书记员。

【1】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借调法官，系云南省元阳县人民法院干警。

【2】我们未学会人家的时效制度，却丧失了中国几千年“父债子偿”、“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传统美德，故称邯郸学步。

【3】诉讼时效制度属于民事基本制度，依照立法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七）项之规定，只能由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无权修改。

【4】即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8月21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5】即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偏偏未规定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

【7】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8】：《沁园春雪》。

【9】参见陈朝璧：《罗马法原理》，上册，322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

【10】参见王利民：《民法总则研究》，70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1版

【11】尽管实务中没有债权人会这么说，但理论上的确仅此一种情形，因为实务中债务人也是无法证明债权人从未向其主张过权利的。因我国未规定取得时效，故这种情形下，债权人是否丧失债权所有权仍值得商榷，比如债权人虽如此回答，但债务人未提诉讼时效问题或虽提但同意调解、同意履行的，法院仍可支持债权人。出于诉讼时效制度本身的功能考虑，笔者暂且将之排除在本文救济范围之外。

【12】参见王利民主编，王轶、姚辉、房绍坤、郭明瑞、杨立新参与撰写的《民法》，21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1版。参见王利民：《民法总则研究》，745、74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1版。

【13】参见王利民：《民法总则研究》，745、74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1版。

【14】参见王利民：《民法总则研究》，713、71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1版。

【15】提醒权未见载于任何法学著作，系笔者新创，其意思根据字面理解即可。

【16】王利民：《民法总则研究》，713、71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1版。

【17】如果庭审法官怠于提这个问题，债权人也可以在征得法官同意的情况下向债务人提问，并有权要求书记员如实记录。

【18】关于这种行为是否侵害债权，理论界存在争议，因为这种行为最终未导致债权的消灭，只会导致债权追偿的难度的增加。笔者认为，这其实是一个行为与结果的问题，构成侵权应该没问题，只是侵权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诉讼时效范文篇4

我国《民法通则》及其他法律都规定诉讼时效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人民法院在适用“知道”或“应当知道”认定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时有很大随意性，智者认为，应根据债权人权利性质，决定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在因侵权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等引起的纠纷中一般应以债权人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这是因为上述纠纷中债权人的权利是基于不确定的某一事件的发生而取得的，在侵害事实发生后债权人不可能马上得知自己的权利被侵害，或者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却不知道具体的债务人，此时债权人无法主张自己的权利，人民法院不宜推定债权人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而确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始时间。实践中当债务人以诉讼时效为抗辩理由时，债权人应负有证明何时知道侵害事实发生及谁为债务人的举证责任，债务人也有权举出反证，证明债权人在某个时间已知侵害事实及确定的债务人，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确定债权人知道侵害事实及债务人的时间。

在因合同之债而产生的纠纷中，债权人的权利是基于合同而取得，当债务人不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时。债权人不能获得预期权利能够即时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所以在因合同之债而产生的纠纷中可以推断在合同约定的义务期限届满时债权人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而不必查明债权人是否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对于没有约定履行期的合同之债，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债权人主张权利而债务人拒不履行义务时开始计算。

二、诉讼时效的中断事由

按《民法通则》第140条的规定，债权人提出要求是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一个法定理由。债权人向谁提出要求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法律没有作明文规定，有人认为债权人必须直接向债务人提出债权请求才能认定中断诉讼时效；也有人认为债权人向与债务人有关的第三人或有关单位提出债权请求也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笔者基本同意后一种观点。债权人主张权利当然应直接向债权人提出请求，但在某些情形下，债权人向债务人提出权利请求有困难，或向第三人提出请求也能起到主张权利的效果，此时债权人虽不直接向债务人主张权利，但也能达到督促债务人履行义务的目的，笔者认为对于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的范围应有所限制。根据民事活动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债权人向下列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主张权利可以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一是债务人的人，包括法定人、指定人或委托人；二是债务人财产的保管人；三是为债务人所负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四是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其他债务人；五是有关单位，对于有关单位的范围应限制在有权处理或调解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纠纷的民间组织或行政机关。

诉讼时效范文篇5

2.按照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五条和第一百三十八条等规定，出卖人移转所售房屋的占有和所有权为其主要义务。尽管买卖的房屋已经按照房屋买卖合同规定的日期交给了购房人占有、使用，但这只是出卖人履行了移转所售房屋占有的义务，只要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届满时因出卖人的原因仍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场合，就属于主给付义务不履行，构成违约，甚至是根本违约。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关于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时起算的规定，诉讼时效自合同规定的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期限届满的次日起算。据此观点，上述案件中，出卖人有权援引诉讼时效已经完成的抗辩，拒绝办理房屋所有权过户登记手续，并拒绝交付《房地产权证》。

有的专家不赞同上述观点，认为买卖的房屋已经按照合同规定的日期交给了购房人，就是出卖人履行了主给付义务，至于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只是出卖人未履行从给付义务。在主给付义务已经履行的情况下，从给付义务不得单独适用诉讼时效，以真正发挥从给付义务使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最佳实现的功能。因而，在买卖的房屋已经按照合同规定的日期交给了受让人的情况下，即使出让人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自合同规定办理的期限届满的次日开始计算已经超过了2年期间，受让人也有权请求出卖人继续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对此，笔者持不同意见。其原因在于：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等条文的规定，出卖人所承担的主给付义务为移转房屋的占有，尤其是移转房屋所有权。出卖人仅仅把房屋交给了受让人，在合同规定的日期届满时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的过户登记手续，就是没有履行移转房屋所有权这个最重要的主给付义务，已经构成了违约，诉讼时效的期间应该起算。

有专家说，在实务中，由于种种原因，许多情况下是出卖人（基本上为发展商）故意拖延，致使房屋所有权的过户登记手续迟迟未办下来，同时因购房人（大多为小业主）的法律意识不强而往往未于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按照诉讼时效完成处理这些问题，显然使已经交足了房价款的小业主遭受了重大损失。实际上，小业主恰恰值得同情，进而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若保护，就不应认为上述案型中小业主关于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请求权已经罹于诉讼时效。

就我个人而言，也十分同情小业主，但仍然痛苦地坚持上述案型中小业主关于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请求权已经罹于诉讼时效的观点。其道理在于：其一，小业主完全有机会、有能力及时向发展商主张办理过户登记手续，造成诉讼时效中断，从而使其债权得到法律的保护，但小业主却躺在权利上睡眠，于是，就没有充分的理由对小业主再予以优惠的保护。其二，把发展商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定为违约，意味着赋予了小业主追究发展商违约责任的权利，并且，发展商逾期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给小业主造成严重损失时，小业主可以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解除合同，以便尽快甩掉包袱，进行有效益的新交易。其三，如此确定，也是双刃剑，即，使小业主获得较大数额的违约金或者损害赔偿额，因为把发展商的违约时间定得越早，其所负违约金的累积或者可得利益损失的数额就越多。

3.买卖的房屋已经按照合同规定的日期交给了受让人占有、使用，并且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届满前也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但房屋所有权证（房地产权证）一直未交付，主给付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即房屋所有权已经移转给了受让人，只是交付房屋所有权证（房地产权证）的从给付义务尚未履行。而房屋所有权证（房地产权证）系房屋所有权的凭证，它只起证据的作用，已经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不因该证件的有无而发生改变。既然如此，在合同规定的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期限届满的次日至今已经超过了2年，购房人一直未请求出卖人办理该手续的情况下，如果对该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使出卖人有权抗辩，仍然拒绝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反倒是人为地制造麻烦。如果联系到房屋所有权人遗失了房屋所有权证（房地产权证）还可以补办的现状，罹于时效的观点更显得失去权衡。此其一。其二，如果说“尽管债权证书是动产，但是它的所有权却不能独立转让。该所有权与债权不可分离，归各自的债权人所有。”（曼弗雷德。沃尔夫：《物权法》，吴越、李大雪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320页）那么，房屋所有权证（房地产权证）同样应与房屋所有权联系在一起，二权不得分离。若对交付房屋所有权证（房地产权证）的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恰恰会造成房屋所有权与房屋所有权证（房地产权证）分离的结果，所以，对于此类请求权不宜单独适用诉讼时效。

4.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买受人应当在约定的或者法定的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合格的情形通知出卖人，怠于通知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除非出卖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提供的标的物不符合约定。此处所谓约定的期间或者基于法律规定而确定的期间，简称为质量异议期间。一种观点认为，它属于短期时效。笔者对此持有不同意见，认为质量异议期间不同于诉讼时效期间。理由如下：其一，质量异议期间首先表现为约定期间，而诉讼时效期间为法定期间。其二，质量异议期间适用对象含请求权和形成权。其中所谓请求权，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五条和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包括买受人请求出卖人修理、重作、更换标的物的权利，买受人请求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的权利（有学说认为这是形成权），在解释上，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后段所谓“等违约责任”包括损害赔偿。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后段规定的“退货”的救济方式，一般情况下为解除合同，有时转为更换，有时转为重作，个别情况下可以转换为代物清偿。为了把退货同修理、更换、重作相区别，不宜将它解释为含有更换、重作的类型。从权利的角度着眼，解除合同的权利显然属于形成权。正是因为质量异议期间适用的对象包括请求权和形成权，就同仅仅适用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区别开来了。其三，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不消灭权利本身，质量异议期间届满则消灭权利本身。其四，于质量异议期间内买受人向出卖人主张，转换为诉讼时效期间的进行；若为诉讼时效期间则不会发生这种现象。其五，质量异议期间不发生中止、中断、延长，与诉讼时效期间不同。其六，质量异议期间的起算点，在该期间为当事人约定的期间场合，自约定的第一天开始起算；在无约定场合，自能够检验货物时起算（第一百五十七条），或者说自发现或应当发现标的物存在瑕疵时起算（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前段）；若有质量保证期，自规定的质量保证期的第一天起算（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后段）。诉讼时效期间一般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

诉讼时效范文篇6

毕业论文

论诉讼时效若干问题

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法律规定的保障权利人通过诉讼实现请求权利的有效期限。在诉讼时效届满后，权利人就无权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权利人虽可提起诉讼，但其权利得不到法律保障。故诉讼时效的计算和有关规定直接影响到权利人的权利是否能得到充分实现，现我就保证债务诉讼时效和保证期间及劳动争议诉讼时效和仲裁申诉时效的关系作一些探讨。

一、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与保证期间

（一）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与保证期间的起算点

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与保证期间一般是从主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时开始，但若主合同中当事人没有约定主[本文转载自债务履行期限的，根据《民法通则》第88条及《合同法》第62条之规定，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但应当给予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即“宽限期”，债权人通过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并提出合理的宽限期使本来不明确的主债务履行期得以确定。故诉讼时效和保证期间的起算点得以宽限期届满而确定，即应从主债务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和保证期间。

虽然在一般的债务关系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与保证期间的一致，但是作为的两种期间制度，二者起算点是有所不同的。在一般保证中，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未经审判或仲裁，并经强制执行仍未有结果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责任，除非保证人依《担保法》第17条第3款丧失先诉抗辩权。因此，一般说来，在主债务经强制之前，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不负保证债务，亦谈不上保证债务之时效。因此，在一般保证中，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始于债务人的财产经强制执行仍未有结果之时。

（二）诉讼时效“中断”和保证期间

我国《担保法》第25条第二款后句规定，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

诉讼时效中断是指时效进行中，因发生一定的法定事由，致使已经经过的时效期间统归于无效，待时效中断事由消除后，诉讼时效重新计算。可见，“中断的规定”实质上是指法律规定保证期间重新计算。即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立法意旨是指已经经过的保证期间统归无效，保证期间在诉讼或仲裁后重新计算。而所谓的保证期间，是当事人通过约定或法律推定为债权人设定主张权利的期间，逾期债权人未主张权利，则保证人将不承担保证责任，另一方面也促使债权人在期间及时主张权利的目的。因此，显然中断的“重新计算”实际上延长了债权人主张权利的期间。“经过的期间统归无效”既与设立保证期间的宗旨相悖的，也对保证期间法律性质的全盘否定；不仅否定了当事人约定保证期，也否定了法律推定的保证期间。

我认为，“中断”之规定乃属立法上画蛇添足。然而这个纰漏却成为理论争议和实践纠纷的原因之一，同时也体现了我国保证立法技术未尽成熟。

（三）诉讼时效与保证期间之我见

按《担保法》第15条之规定，当事人应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期间，但该约定必须明确且合理。约定的合理，不仅指该约定不能使债权人行使权利极度困难或不能，而且不能违背法律强制性制度和规范，否则约定无效。约定的保证期间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的也应为无效，因为其约定实际根本上否定了债权人的权利，有悖于诚实信用之原则。

在保证制度中，存在两个诉讼时效，一是主债务的诉讼时效，二是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但二者均属普通诉讼时效，即2年诉讼时效。根据不同保证方式的性质，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之间关系有所不同。在一般保证中，保证期间直接受主债务的诉讼时效的约束，而在连带保证中保证期间则直接受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的约束。在实践中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出现保证期间短于、等于或长于诉讼时效的三种情况，而各种情况下双方关系又会如何呢？1、保证期间短于诉讼时效。当这种情况出现时，保证期间相对于诉讼时效，更能发挥出对债权人的抑制作用从而对保证人起蔽护作用。只要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主张权利的，即使保证债务或主债务的诉讼时效仍未结束，保证人免除或将不承担保证债务。而在连带保证中，若债权人在此期间向保证人主张债权的，则保证期间提前结束而不复存在，而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也发生中断，重新计算，从此不受保证期间约束。2、保证期间等于诉讼时效。此时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连带保证中）或主债务的诉讼时效（一般保证中）与保证期间完全吻合。如果债权人在此期间内未向保证人行使权利，则不仅丧失保证债务或主债务的胜诉权，而且保证债权的实体权也消灭。然而，如果由于主债务时效中断当然导致保证债务的时效的中断（仅限于连带保证中），从而打破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与保证期间的重合，形成保证期间短于诉讼时效的情况。3、保证期间长于诉讼时效。在实践中，当事人约定保证期间长于诉讼时效并不少见，特别是在一些商业银行所制定的标准合同文本中更为常见，甚至还出现保证期间“直至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全部还清为止。”在这种情况下，诉讼时效不及于保证期间的，债权人在诉讼时效内未主张权利的，则丧失胜诉权。那么，时效结束后的保证期间是否有效，须视保证人是否援引时效完成来抗辩。若保证人抗辩的，则余下的保证期间名存实亡。若保证人不予抗辩或明确表示放弃，则余下的保证期间依然有效，债权人认可在保证期间内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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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权利。但如果法律允许这种约定，保证期间不仅无以发挥对诉讼时效的限缩和抑制的作用，使保证人处于随时可能承担债务的不利处境，而且等于承认当事人可以以约定的方式事先排除法定的诉讼时效的作用。这不仅有悖于保证期间设立的本旨，而且也有违背“时效期间不得以法律行为加长或减短之，并不得预先抛弃时效之利益”原则的嫌疑。因而，我认为，当事人约定的保证期间超过诉讼时效的，立法上应对超过部分作无效处理的规定，即保证期间的约定不得超过2年，否则超过部分无效。

二、劳动争议诉讼时效与仲裁申诉时效的关系

(一)、劳动争议诉讼时效与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的联系与区别

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是指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当事人因劳动争议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法定期间。1994年7月5日颁布的《劳动法》以法律的形式对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做出了规定。该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①“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指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

二者的联系：一是二者都属于丧失时效，即超出法定期间就丧失了向有关法定机构请求保护的权利。法律规定这两种时效制度的目的都是为了及时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二是二者都是法定的，不具有任意性，当事人不得以约定的方式改变；三是二者规定的都是权利行使或存续的期间，期间届满权利人均丧失一定的权利，但实体权利本身并不消灭；四是二者都是可变期间，可以中止、中断。

二者的区别：一是二者的性质和期限不同。诉讼时效是民事审判活动所适用的时效期间。申请劳动仲裁的时效是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裁决的法定期间，属带有劳动行政性质的法律规范所适用的时效期间，在期限上，诉讼时效又有普通时效和特殊时效之分，普通时效为两年，特殊时效有1年，4年，最长诉讼时效为20年不等，而申请劳动仲裁的时效，就是60日（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超过60日的除外）；诉讼时效有延长的法律规定，而劳动仲裁时效没有延长的规定。二是二者中止、中断的情形不同，申诉时效的中止有三种情形：1、劳动争议当事人在申诉时效期间内向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从当事人提出申请之日起，申诉时效中止，结束调解之日起，申诉时效继续计算。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应当在30日内结束调解，即中止期间最长不得超过30日，调解超过30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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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①1995年8月11日劳动部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5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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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时效从30日之后的第一天继续计算。2、当事人在申诉时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时，申诉时效可中止。3、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其办事机构的未予受理的仲裁申请，

认为应当受理的，从当事人申请至受理的期间视为时效中止，而诉讼时效的中止则不同，《民法通则》第139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继续计算”。二者中断的情形也不同，诉讼时效的中断有三种情形：1、因提起诉讼而中断；2、因权利人向义务人主张权利而中断；3、因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而仲裁申诉时效的中断只有一种情形，即权利人在申诉时效期间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后撤诉或者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按撤诉处理的，申诉时效中断，从撤诉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二是时效届满的后果不同。诉讼时效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实体权利的期间，期间届满后，权利人丧失的只是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即胜诉权，而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及实体权利本身并未丧失。仲裁时效是当事人提出仲裁申请的权利，期间届满后，权利人不但程序意义上的仲裁申请权丧失，其实体意义上的仲裁申请权更是无从谈起。

三是适用范围不同。劳动争议诉讼时效适用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程序之中，该程序是一种司法程序；而劳动争议仲裁时效适用于劳动争议仲裁程序中，该程序是一种行政程序。法院对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虽然以仲裁为前提，但法院的审理既不应是对仲裁实体认定正确与否的评定，亦不应适用仲裁期限的规定。否则，法院以超过仲裁申诉时效为由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则法律设立劳动争议诉讼程序对超过仲裁申诉时效的当事人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二）、劳动争议诉讼时效与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之我见

通过对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与劳动争议诉讼时效的联系和区别的分析，我有以下几点思考和建议：

我认为劳动争议在诉讼实践中，认为《劳动法》与《民法通则》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以超过60日的仲裁时效未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为由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是侵犯了权利人的权利，这种审查是不合法理的。其一，司法审查是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种审查是属于行政诉讼的范围，提起的诉讼是行政诉讼，应由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审理，做出的判决、裁定是行政判决或裁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由劳动行政部门代表、同级工会代表、用人单位方面的代表组成的，而工会是社会团体，用人单位也有企、事业单位，它们均不是行政机关，由这些代表组成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自然也不是行政机关。由它做出的裁决、决定或者通知自然也不是行政行为，更谈不上是具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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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行为。因此，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决定或者通知进行司法审查是不合法理的。其二，司法审查是行政诉讼，由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适用《行政诉讼法》进行审理，所作的

判决、裁定是行政判决或者裁定。法院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是民事案件，适用《民事诉讼法》，做出的判决、裁定是民事判决或者裁定。其三，如果是司法审查的话，就应以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为被告，而人民法院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并不以它为被告，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是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中的当事人。我认为劳动争议仲裁部门和人民法院在处理劳动争议时应引入民法的有关规定，对于劳动者有证据证明曾向单位提出请求，或到行政部门信访举报的，应当按照民法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诉时效也可中断，在处理劳动争议时，仲裁部门应当适用60天的时效规定，而法院应当按照民法通则时效两年的规定来审理。

《劳动法》虽为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但却是由劳动部所起草，带有明显的“部门立法”色彩，中间有强烈的部门利益条款。《劳动法》规定设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劳动争议，而且劳动争议必须先经它仲裁，然后才可以进入诉讼程序。同时又规定了极短且极不合理的仲裁时效，这些都是为了部门利益。为了本部门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广大劳动者的合法利益是其特点之一。这样做的结果导致法律偏离了公平和公正的轨道，公平和正义得不到伸张。而人民法院直接适用诉讼时效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正可以弥补《劳动法》立法上的瑕疵，伸张公平和正义，而且合情合理合法。按法律适用理论，特别法与一般法都有规定的，且特别法规定不一样的适用特别法。特别法没有规定的，而一般法有规定的适用一般法。《劳动法》作为特别法并没有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应适用什么样的时效，也没有规定只是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是否合法性进行审查。根据特别法没有规定，一般法有规定应适用一般法的法理原则，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自然应适用《民法通则》的诉讼时效。即普通时效为2年，工伤纠纷适用特殊诉讼为1年，且可以中断、中止和延长，经中断、中止和延长后总的期限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同时我认为《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存在法理上的明显不足，应予废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3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劳动法》第82条所规定的仲裁申请期限届满的后果不是实体意义上诉权的消灭，而是程序意义上诉权的消灭。而《解释》却视仲裁申请期限能够消灭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即使《劳动法》第82条的仲裁时效有实体意义上权利的

-6-消灭效力，也只应适用于仲裁，而《解释》第3条却将其适用于诉讼。

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的《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于民事基本制度和诉讼仲裁制度应

诉讼时效范文篇7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法院依诉讼程序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即诉讼时效届满，债权人即丧失胜诉权。诉讼时效制度是民事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对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从而实现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保护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法律不保护睡在权利上的人”这一西方法谚正是对诉讼时效制度的经典诠释。

诉讼时效制度作为民法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在我国的《民法通则》第七章专章作了规定，此外，在我国的《产品质量法》、《环境保护法》、《合同法解释（一）》等也都有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诉讼时效中断，指因法定事由的出现而使先前已过去的时效期间归于无效，诉讼时效期间从中断事由结束时起重新计算。诉讼时效中断是权利人防止其胜诉权因诉讼时效完成而消灭的有效措施。诉讼时效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而有否诉讼时效中断事由更是司法实践中需谨慎审查把握的法律问题。如果正确把握了诉讼时效中断问题，不但能有效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债务人滥用诉讼时效制度逃避债务，也能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二、案例引入

某银行诉朱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银行诉称：1994年12月1日，某工艺木制品厂向原告借款17万元，1997年9月，该厂向工商局办理注销登记，原企业债务均由时任厂长的朱某承担。现上述借款早已逾期，多年来原告一直向木制品厂及朱某催讨，但均无结果。现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归还借款及利息。原告向法院提供了贷款催收通知书八份、六位证人出具的有关催收贷款的证明一份、通知书及公告书各一份，用以证明自借款到期后，原告一直向木制品厂及朱某催讨。被告朱某辩称：对诉讼时效问题，被告承认至2000年8月止，原告先后八次催讨，但之后10年间，原告从无催讨，被告认为原告应提供相应的催讨通知单，原告提供的六位证人书面证明具有伪证嫌疑。故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已过二年的诉讼时效，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经审理后查明，因在原木制品厂被注销营业执照前，该厂尚未向原告归还贷款，在被注销后，原告继续向被告朱某催收贷款，催收方式包括到被告朱某的住所地和原木制品厂查找朱某本人，并向所在村委和村干部打听了解被告下落，但由于被告外出避债，致使催讨工作未有成效。法院审理认为，在2000年之后10年间，由于木制品厂已被注销，企业法定代表人即本案被告外出避债，原告一直通过多种途径查找被告的下落，这已为三位证人的当庭证词所证实，也能证明原告一直没有放弃对逾期贷款的追偿权利，原告的上述行为，均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故截至原告起诉时止，法律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尚未超过。最后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均未提出上诉。

以上案例中提出的问题正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难题，即诉讼时效中断事由该如何认定和把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做了进一步说明，相对增加了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但在日益纷繁复杂的民事法律关系网中，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不断考验着司法工作人员理解、适用法律的能力。

三、司法实践中诉讼时效中断认定的困惑

虽然《民法通则》规定了诉讼时效中断的三个法定事由即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同意履行义务，但在司法实践中，又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以致司法人员在具体工作中无所适从。

（一）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又撤诉的，是否引起诉讼时效中断

有观点认为：权利人起诉后又撤诉的，一般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理由为：第一，从法理上分析，根据诉讼法“诉讼的撤回，视同未起诉”的诉讼规则，权利人撤诉的，视为权利人没有起诉，因而不发生起诉的效果，也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德、日、法等国的法律也采取了这种立法主张。第二，从当事人对权利的处分看，权利人起诉后又撤诉，是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否定权利的行使，放弃请求法院依法对其某一实体权利予以保护的要求。??另一种观点认为：对在诉讼时效期内提起诉讼的，都应认定为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事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即当事人一旦向法院递交诉状或口头起诉，则已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即便当事人自行撤诉，当然也已经从递交诉状之日起重新计算诉讼时效。笔者认同第二种观点，因为法律设置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催促债权人及时行使到期债权，对那些怠于行使权利导致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权人才排除法律强制力保护。故对那些已向法院起诉的债权人，应视为其已积极履行了债权请求权，诉讼时效应视为中断。

（二）权利人起诉后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是否引起诉讼时效中断

提交了起诉状或口头起诉后，法院审查后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那是否仍绝对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第12条的规定，认定诉讼时效必然中断呢？对此亦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不管法院是裁定不予受理还是驳回起诉，权利人提起诉讼行为的本身已引起诉讼时效中断；一种观点认为法院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不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因为法院不受理起诉或受理后驳回起诉同样视为权利人没有起诉，是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果的。??笔者认为应该结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关于起诉必须符合的条件的规定，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具体情况：第一，如果起诉是因原告不符合“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一条而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那说明真正符合该条件的债权人并未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不中断。第二，如果起诉是因没有明确的被告而被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则说明债权人未向真正的债务人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当然不中断。第三，如果起诉是因为没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或事实、理由而被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说明债权人未明确向债务人主张权利，仍应认定诉讼时效不中断。第四，如果因债权人向无管辖权的法院起诉主张权利而被裁定不予受理的，应当认定权利人已经积极主张其权利，诉讼时效自权利人向该无管辖权法院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这样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既可以有效保护积极债权人的时效利益，也能杜绝消极债权人滥用诉讼时效中断事由而影响正常交易秩序的后果。

（三）债权人通过在全国性媒体上或债务人所在地报纸等媒体上刊登公告、催促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能否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后果

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中，诚信缺失现象屡见不鲜，一些债务人为躲避到期债务，选择销声匿迹，长期离开住所地，导致债权人无法直接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很多债权人考虑到诉讼成本和诉讼风险（判决后实际难以执行到位的问题），不愿意轻易走诉讼途径，但又怕会超过诉讼时效而导致失去法律的最后保障，故借鉴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催收公告的方式，在全国性或债务人所在地的报纸或广播、电视等媒体上债务履行公告，催促债务人履行债务。该做法能否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呢？持否定观点的人认为无相关法律规定，故不宜认定诉讼时效因此中断。笔者持肯定观点，理由如下：第一，债务人为逃避债务而下落不明，此时再要求债权人必须通过可以直接到达债务人的方式主张权利，是对债权人的苛求，亦是对债务人恶意逃避债务行为的纵容，不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第二，在民事诉讼中，在当事人下落不明，无法送达诉讼文书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公告方式送达。诉讼中的送达，关系到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无疑非常严格。而债权人主张权利的方式，并不对债务人的权利产生实质性影响，对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方式也不应规定得比诉讼程序中的送达更严格。第三，通过在大众媒体上刊登公告方式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可以给恶意逃避债务的债务人形成舆论压力，更有利于督促其履行债务，同时可以节约司法资源，降低债权实现成本。

（四）权利人通过邮政快递或其他快递形式向债务人邮寄相关催讨信函，因债务人拒收或者债务人长期外出而无法投递被退回的，权利人凭快递投递回执主张诉讼时效中断的，如何认定

对这一问题，因法律没有相关规定，司法实践中有较大争议。持肯定观点的认为:可以认定债权人已经向债务人主张了权利，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事由。因为债权人通过邮寄或电报方式向债务人催收债权，表明债权人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邮件因拒收和收件人长期外出而无法投递的责任不应归咎于债权人一方，而应由债务人一方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持否定观点的认为：邮件被退回即说明债权人未实际向债务人主张债权，诉讼时效不应中断。笔者认同第一种观点，因为债权人邮寄相关催讨信函即为其积极主张请求权的表现，邮件被退回是债务人妨碍债权人主张请求权的行为，其责任应归咎于债务人，不应由债权人承受不利后果；邮件因债务人长期外出无法投递而被退回的，因现实中债务发生后债权人不可能随时确切掌握债务人的地址变动情况，债务人也不可能向债权人及时汇报自己的实际居住地，故只能推定债务人的户籍所在地为其地址，债权人向债务人户籍所在地邮寄相关催讨信函的，应视为其已主张了债权请求权，诉讼时效中断。

诉讼时效范文篇8

〔论文摘要〕诉讼时效制度适用的基础在于切断久远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当事人财产能力和信用评价的不利影响，维护现时交易安全和社会整体秩序。依照该理论，物权的“妨害除去请求权”、“妨害防止请求权”，以及不动产和依法应为登记并已登记之动产之“返还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除此之外的物权请求权均得适用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制度确立以来，迄今仍广泛应用。无论基于何种立法例，其适用结果都将对权利人之权利产生减损作用，是一项对民事主体权利限制的民法制度。尽管这与人们通常之民法对权利之保护观念多有偏差，但其却弥久而常青，说明这一制度蕴含着存在的合理性。近年来，请求权和物权请求权在我国的研究愈益升温，物权请求权之于诉讼时效得否适用问题也成为一个争点。但因视角各异，各种论争之产生，在笔者看来，其根本原因在于对诉讼时效适用之基础的认识分歧。本文拟对此进行探究，并就教于读者诸君。

一、诉讼时效制度适用基础之反思

在笔者看来，对于民法制度的研究，不仅要求得理论与逻辑的自洽，而且还必须以其得否适用于社会的纠纷之解决为目的。在现实社会条件下，各种纠纷的形成其实不过是各种利益交织的结果，因此相关研究与制度设计其实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利益衡平。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诉讼时效制度的研究，必须贯彻逻辑分析和价值判断之利益衡平理念。准此以言，对诉讼时效制度适用之基础的探究，应为诉讼时效制度研究之切入点。

查学界认为诉讼时效制适用基础，可大致归纳如下：第一，维护交易秩序与交易安全；第二，促使权利人行使权利，提高权利行使效率，充分发挥物之效用；第三，作为证据之代用，降低诉讼中的证明成本；第四，避免法院查证之困难，以节约司法资源。这些观点及其相关之论述几成当下教科书之“定论”。但若细究，则大有反思的必要。

首先，“维护交易秩序与交易之安全”虽具有其合理性，但未免失之空泛和抽象，应进一步考证。我们知道，所谓交易，乃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交换，大多数情况下属交易相对人之间自治的问题，与他人无涉，即使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通常也不影响特定交易关系中义务负担者与他人（第三人）为其他交易行为。只有在该特定关系之义务人与他人（第三人）为交易行为而对该他人负有履行义务时，因原法律关系之权利人对他人（第三人）并不知晓的处于“休眠状态”之权利突然行使而影响该义务人对其交易相对人的履行能力时，才会对该交易发生影响。如果交易相对人明知义务人已负有义务可能影响其将来之履行能力仍冒风险交易，则其应自己承受可能的不利后果。当然，在现代社会中，交易相对人非为“乡土社会”之“熟人”，而是来来往往“皆为利”的陌生人，他们对对方的财产与信用的了解往往只限于其现时可直观的财产和可以查询的信息，而对于那些久远又不具公示性权利义务可能一无所知。而那些当事人无法了解的事由之表象可能形成某种权利外观，从而影响对当事人财产能力与信用之判断。如果此时没有相应的制度切断那些怠于行使权利的权利人“突然”行使权利，势必造成善意的交易相对人因义务人履行其负担的原有义务而使其现时的交易缺乏保障而蒙受“不白之冤”。只有此时，限制权利人行使权利才具有合理性。因为具体民事主体相互关系毕竟属于“个别秩序”与权利，虽其仍属法律保护的范围，然而，个别之利益与秩序须服从市民社会之整体利益乃不证自明的道理。在个别秩序和权利与社会整体秩序和利益难以两全时，对整体（利益）秩序的寻求，就不得不以牺牲个别秩序为代价。

这是两利相权的当然结果。而现实中动态的不断发生着的不确定交易行为正是市民社会存在的必然现象，其不啻为社会整体利益的体现，若非受法律保护，则社会秩序难以想象。因此，笔者大体同意诉讼时效制存在理由乃为切断久远的债权债务关系影响对当事人财产信用的评价，维护信用体系，而对信用体系的维护，其实归根结底是为维护社会之整体秩序。

其次，“促使权利人行使权利，提高权利行使效率，充分发挥物之效用”，实乃似是而非的理由。诉讼时效制度的实施固然有促使权利人行使权利等客观效果，然而，我们不能以此为其制度之预设功能。因为，我们既然承认权利人之“权利”，想必当然得受法律保护，其是否行使是权利人的自由，何时行使又与人何干？换言之，在市民社会，基于法不禁止即自由的私法理念，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具有无需证明的当然的合理性，因而，对其干预则必须证明其合理性。否则，人们的生活将不堪重负。因而，权利人即便其“躺在权利上睡觉”也并非不可，除非其“睡觉”影响了他人的正当权利或正常的生活秩序，否则，任何人均不得打扰其“美梦”。何况取得时效制度已对其睡眠时间早有了限制，诉讼时效又何必多此一举呢？此其一。其二，当事人积极行使权利固然可提高权利行使的效率，但这是一个意思自治的问题，不能为了提高效率而损害当事人自治的权利，这涉及民法“品格”的维护问题。其三，至于物的效用的发挥，虽然对社会发展和财富积累有重要意义，但必须以一定的约束条件为前提，在权利界定清楚且归属确定的情况下，物的效用必须尊重权利，否则必然影响社会的整体秩序。

再次，所谓“作为证据之代用，降低诉讼中的证明成本”，更是一个显得极为牵强的命题。主张权利者必须负举证的责任，所谓证据代用，无非“时效期间届满，即认不行使权利的人丧失权利”，①从而使义务人不须负担举证之义务而享有利益。其难以服人之处在于，既然承认权利人之权利，为何免去义务人之举证责任对其予以保护而置真正权利人权利于不顾？至于“权利人长时继续享有权利得免于随时备证”，②则不过是换了一个角度阐释同一问题，其实，就通常情形而论，当事人主张权利不可能不怀揣证据，若其明已具备翔实确凿之证据，非以某项理由或制度否认之不可，有强加于人之嫌，于情于理难为妥当。再者，若非有更为重大的利益需要保护，以牺牲权利人之权利保护义务人，也无合理性可言。

最后，关于“避免法院查证之困难，以节约司法资源”之说，若与上说联系起来确乎不堪之论。法院乃中立裁判之所，举证是当事人的义务，只有在严格的职权主义模式下，法院才将本由当事人负担的义务揽于自己肩上。在现代民事审判中，当事人举证不能就承担败诉的后果，已是一个诉讼的基本规则。因此，时效制度与司法资源的节约没有任何关系。相反，我们倒可以说，当事人越是不能举证，法院裁判越是快捷，也越有利于司法资源的节约。

二、物权请求权之于诉讼时效适用

如果上述分析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们考察物权请求权能否适用诉讼时效，就当然得考察作为请求权之物权请求权是否存在前述之诉讼时效的存在基础。

我们所称物权请求权者，“谓物权之圆满状态被妨害或有妨害之虞时，物权人为排除妨害或防止妨害之发生，得对现为妨害或将为妨害之人请求为一定行为之权利，亦称为物上请求权”。按学界通说，物权请求权包括“返还（原物）请求权”、“妨害除去请求权”、“妨害防止请求权”。而物权请求权得否适用诉讼时效之规定，各国立法与判例确定之原则有所差异，学说则见仁见智。

各国立法与司法实例基于其立法与司法政策之考量，难说其好坏优劣。但学者之论争却有趣得多，其实，我国现时对物权请求权得否适用诉讼时效的争论，同既有之论争并无二致。纵观此类论争，笔者将其概括如下：

主张适用诉讼时效的理由：第一，将物权请求权归为债权之同一性质论，当然适用诉讼时效；第二，虽认物权请求权为独立之请求权，但其终非物权，不能因物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而肯认其不适用诉讼时效，即物权请求权得适用诉讼时效；第三，以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为由也肯认适用诉讼时效。持否定说观点者则认为，第一，以物权为支配权的本质而论，若物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则必然造成物权失去其支配权之实质，也徒增社会生活之困扰；第二，物权请求权虽与债权请求权均为请求权，但其为物权权能或效力之一种，物权不消灭，则其请求权得继续存在；第三，物权请求权通常适用于持续之侵权行为，若适用于诉讼时效，则时效之起算点无从确定。

持折衷论者则认为，物权请求权本身性质也有所不同，已登记的不动产，其返还请求权若适用诉讼时效，将动摇登记制度的效力，应不适用诉讼时效；其他物权的请求权，如恢复原状之请求权，如已无法恢复原状时则转化为损害赔偿请求权，得适用诉讼时效；至于返还财产等为何也适用诉讼时效，有学者未作进一步说明；有学者则认为，返还请求权非物权本身，不能将其混为一谈，此其一。第二，若返还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则有害交易安全，同时，适用诉讼时效尽管可能加重物权人负担，但基于时效制度的目的在促使权利人行使权利，适用诉讼时效可促进物尽其用，有较大社会效用。第三，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的矛盾不足以成为否定返还财产适用消灭时效的理由。

上述诸种物权请求权得否适用诉讼时效的理由，虽有其道理，但难谓妥当。以笔者见解，对物权请求权之能否适用诉讼时效，应纳入是否具备诉讼时效之基础为考察路径。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分析物权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应考虑如下因素：

第一，是否有物权请求权之长期不行使之事实？

第二，物权请求权之长期不行使是否形成相对之义务人具备某种权利或物权人不行使权利甚至不存在其物权之外观？

第三，此种权利外观是否可能造成或影响第三人对此义务人财产能力或信用之信赖？

第四，物权请求权人若（“突然”）行使该物权请求权是否存在使义务人与第三人所为交易受到不利之影响？

具体地说，如果某项物权之请求权具备上述条件，则此物权请求权得适用诉讼时效，否则，该物权请求权则不应适用于诉讼时效。当然，由于权利长期不行使之事实为诉讼时效之基本条件，物权请求权仍得一般地予以适用，因此，上述第一个条件应视为当然，换言之，在考察物权请求权之适用时，只需重点考察后三个条件即可。

按此标准，前述之肯定说与否定说均失之偏颇，惟“折衷”说更符合我们的思维路径，更具合理性。首先，就“返还（原物）请求权”而言，若系动产为他人长期占有而不要求其返还，因占有为其公示方式，当然可形成占有人享有该物之权利的外观（除非他人为知悉“内情”之“熟人”），基于这种信任，其作出对物之占有人财产能力或信用的肯定评价（虽然失真）当然具有正当性，此时，若允许原物权人行使返还请求权，势必造成现时之交易的不安全，使交易秩序受到损害。是故，对该动产物权人之返还请求权应以诉讼时效予以阻隔。但此种情形若之于不动产或者依法应为登记并已登记的动产而言则情形大变，因为，此时因登记之公信力，任何理性之交易相对人，均得因登记而确认权利人权利之存在，绝然不致认物之占有人为该物之物权人，也不致因此而为错误的判断，于此，即使物权人行使返还请求权也不应该造成对交易安全的损害，因此，对不动产和依法应为登记并已登记的动产之返还请求权无适用诉讼时效的基础。其次，就“妨害除去请求权”和“妨害防止请求权”来说，均是对于现实和可能的（往往是持续的）妨害（或危险）而言的，就通常情况而言，见其物犹见其妨害，对于此种妨害而言，作为一个理性之交易相对人，也绝不应视而不见，换言之，交易之相对人绝不会明知该妨害的存在还故意为与其不利之交易；基于此，也就难以形成致相对人形成错误判断的权利外观。是故，无论权利人何时行使权利也不会对交易安全有何妨害，因此，其当然也就无诉讼时效适用之可能性。至于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以我们的分析路径得准用此规则予以适用。

诉讼时效范文篇9

关键词：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死亡

一、问题的提出

各国及地区相对于普通诉讼时效规定了一些期间较短的特殊诉讼时效，比如台湾、德国、法国等规定追讨律师费、收取租金等适用1年的诉讼时效。但对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遍查各国民法典，均作为普通诉讼时效，而未见有特殊的规定。但是在我国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却往往被当作期间为1年的特殊诉讼时效，《民法通则》第136条第1项就常常被引为这种见解的法律依据。该条规定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为1年。持此见解者常用的理由是不论侵权行为致人伤残，还是致人死亡，都是身体受到伤害的结果之一。果真这样的理解正确吗？粗看似乎有道理，其实不尽然。

《民法通则》第136条第1项的规定包括了侵权致人伤残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这一般来讲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对于造成死亡的赔偿请求诉讼时效期间是否包括在内，却值得探讨。侵权致人死亡所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死者亲属的情绪也会非常激愤，所以一般来讲，这类纠纷都往往会在1年以内或协商解决，或诉之公堂，因此，对于诉讼时效期间是1年还是2年，在大多数情况下从现实意义上来讲尚无区分的必要性。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特别是对于在当事人法制意识尚处于发育期，或者本身纠纷的责任归属很难搞清楚，而事过1年有余才认识到自身权利可以通过诉讼来对特定对象索赔的情况下，提出侵权致人死亡请求赔偿是适用《民法通则》第136条第1项就非常有必要了。

二、对第136条第1项中“伤害”与死亡的解释分析侵权致死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是否适用《民法通则》第136条第1项，首先需要分析“伤害”的含义是否涵盖了死亡。如果“伤害”的内涵包括了死亡，其外延完全涵盖了死亡，则可以认为侵权致死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可以适用第136条第1项。否则，则不能适用。在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对此并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对此需要运用民法解释学的方法对“伤害”及“死亡”进行解释。

1、文义解释

文义解释又称语义解释，是指按照法律条文用语之文义及通常使用方式，以阐释法律之意义内容。法律解释必先由文义解释入手，且所作解释不能超过可能的文义。否则，即超越法律解释之范围，而进入另一阶段之造法活动。因此，解释“伤害”是否涵盖了“死亡”，首先需要作文义解释。

从字词的语义来看，根据现代汉语大词典的解释，伤害是指肢体或情感受到损伤，而死亡则是指生命的结束。二者显然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上来看均属两个互不关涉的概念。能将二者联系起来的唯一纽带是伤害的后果可能演化成为死亡，不过这体现的也只是一种递进关系，并不体现二者相互涵盖的关系。也就是说，当伤害结果发生而死亡结果尚未发生时，只能说这一结果是伤害而不能说是死亡；而当伤害结果最终发展出死亡结果时，则只能说结果是死亡而不能说是伤害，这是两个词语在汉语言中的通常用法。

另外，从权威的《民法通则》英译本也可以印证上述观点。第136条第1项中“身体受到伤害”英译为“bodilyinjuries”，第119条中的“伤害”译作“physicalinjury”，“死亡”译作“victimdies”。显然，第136条中“身体受到伤害”并不包括“造成死亡”的后果。

显然，用文义解释的方法得出136条第1项中的“伤害”并不包括死亡在内。

2、体系解释

如果说文义解释尚不能克服法律术语与通常用语之间可能的差异的话，可以同时用体系解释的方法来加以补充。体系解释是指以法律条文在法律体系上的地位，即依其编、章、节、条、款、项之前后关联位置，或相关法条之法意，阐明其规范意旨之解释方法。采用体系解释方法，可以使法条与法条之间，以及法条各款之间，相互补充其意义，组成完整的法律规定，以维护法律体系及概念用语之统一性。

对照《民法通则》的前后各条文分析来看，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在此，“侵害”表示动作、行为，而“伤害”和“死亡”是并列的两个不同概念，分别表示“侵害”所造成的两种不同后果。根据中文的语法规则，并列的概念相互间是没有包容性的，由此可见，在此条文中，“伤害”并没有将“死亡”包括在内。从《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来看，也是将侵犯人身权的动作、行为用“侵害”来作表述。类似的还有第109条、第120条、第122条、第137条。而在表述因人身权受到侵犯而造成的概括的后果时，第109条、第121-133条均用了“损害”。从上述法律表述来分析，可以认为在《民法通则》的法律概念用语中，侵犯人身权造成的后果，用“损害”来作概括的表述，而“伤害”和“死亡”则是两种不同的“损害”程度的表述方式。由此观之，具体到第136条第1项“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中的“伤害”，如果表述的是侵权行为，根据前后条文的表达方式，当用“侵害”代替之；如果表述的是人身权受到侵犯后所造成的概括的包括“死亡”在内的后果，则又当用“损害”来代替之。而第136条第1项用了“伤害”，在此应理解成为是对作为特定的损害程度之一的表述，与第119条中的“伤害”的意思完全相同。因此，对第136条第1项不能作扩大解释，不能将侵害身体造成死亡也包含于其中。

事实上，在我国法律制度体系中并无规定“伤害”包含“死亡”的法律，而将人身损害致人伤害与死亡的不同法律责任并列的法律倒是不少。比如《国家赔偿法》在多处条文里出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句子；《产品质量法》第32条规定了“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和“造成受害人死亡”的不同法律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1条规定了“造成人身伤害”的法律责任，而在第42条规定了“造成死亡”的法律责任。如果说前述法律规定只是体现了造成人身伤害与死亡在法律责任方面的区别的话，那么，在《海商法》第13章“时效”里，则是直接用法律条文规定了人身伤害和死亡的不同诉讼时效计算方法及期限。根据《海商法》第258条第1项的规定，人身伤害的诉讼时效期间是2年；该条第2项则规定死亡的诉讼时效期间则最长可以是3年。由此可见，在我国法律制度体系的概念用语中，身体伤害与死亡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

3、目的解释

如果说法律体系公属于法律之外在形式，运用法律解释方法不可过分拘泥于形式而忽视法律之实质目的的话，还可以同时运用目的解释的方法对“伤害”是否包含死亡进行解释。所谓目的解释，即是指以法律规范目的为根据，阐释法律疑义的一种解释方法。

《民法通则》明文规定生命健康权，但由于将生命健康权规定在一起，有的观点就将其认作一个权利。而在法学理论界通说认为《民法通则》规定的生命健康权是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的统称，生命权为独立的人格权。对此，不仅只是法学理论界的共识，而且也得到司法解释的认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中就明确将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作为三种并列的不同的人格权利。

由是观之，认为侵权致死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得适用136条第1项，以目的解释的方法分析来看，其理论基础在于将生命健康权误作一个权利，从而得以运用同一个法条加以保护。而在生命权处健康权分离无论在理论界及司法界均已达成共识的今天来看，身体受到伤害，被侵犯的民事权利是健康权；而因侵权致人死亡，被侵犯的民事权利是生命权，应当有不同的法律制度来加以保护。因此，对于第136条第1项的理解，正如专家所言，应当从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出发，解释从严。既然条文讲的就是身体受到伤害，那就是侵害健康权的侵权行为。对于侵害身体权和侵害生命权的侵权行为，应当按照一般诉讼时效的规定执行。

诉讼时效范文篇10

诉讼时效的客体，即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世界各国关于诉讼时效的客体的立法有两种立法例：一是将诉讼时效客体确定为原告的诉权，被告得以时效经过为由要求撤销诉讼或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普通法国家以及大陆法系的法国、埃塞俄比亚等采此立法例。二是将诉讼时效的客体确定为权利人的实体权利，该类型又可细分为以请求权为客体（如德国、俄罗斯、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和直接标明以权利为客体（如日本）两种。[1]事实上，我国的判例与学说一致认为，诉讼时效的客体仅为请求权。[2]大陆法系民法理论根据权利的作用不同而将权利分为支配权、形成权、抗辩权及请求权。这四项权利中，后三种权利均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3]因为：支配权是指直接支配权利客体的权利，故法律不应对支配权进行限制，否则权利人就无法享受权利上的利益；形成权是指因一方之行为而使某种权利发生或消灭之权利，故该权利的效力非常强大，法律不允许该权利之永久存在，否则法律关系将随时处于不稳定状态，因而对该权利的行使应该有时间限制，但是法律通常通过除斥期间而非诉讼时效对形成权的行使加以限制；抗辩权是指他人请求给付时可以拒绝的权利，它作为对抗他人请求权的权利，始终是被动的、消极的、防御性的权利而不能主动出击，这一属性决定了它只能即时行使，否则就是放弃，故该项权利也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综上，只有请求权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请求权之所以应适用诉讼适用，因为：请求权是要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这就意味着请求权的实现必须借助他人的行为，没有他人的行为的介入，请求权的目的无法达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请求权长期存在，权利人可在任何时候行使，不仅使义务人长期受困于请求权人，总是纠缠于陈年老帐之中，而且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请求权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他人行为的支配，所以如果允许请求权长期存在，就等于长期限制了他人的行为自由，这是不符合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的；请求权概念是由德国学者温德夏特从罗马法和德国普通法中的诉的概念中发展出来的，它从诉权中分离出来之后仍未改变其与诉权的天然联系，即请求权均伴有一个诉权，当对方当事人不依法履行义务时，请求权人可依此诉权诉请求法院强制对方当事人履行义务。可见，诉讼时效制度总是与请求权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属性决定了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只能是请求权，而不能是其他权利。

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但并不等于任何请求权均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通说认为，人身权请求权不应受诉讼时效限制。[4]学术界争议最大的莫过于物上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对此，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否定说。认为物上请求权与物权不可分离，既然物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则物上请求权亦不能适用之。否则物权将变成空虚的物权，无存在之价值。[5]二是肯定说。认为诉讼时效制度以请求权为适用对象，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为请求权的一种，不应例外。此外，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为债权或准债权，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理所当然应适用诉讼时效。[6]三是有限肯定说。认为应将不同之物上请求权区别对待，只有返还财产请求权与恢复原状请求权这两种物上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其他的物上请求权皆不适用。[7]四是有限否定说。认为已经登记的不动产物权所生的物上请求权不宜因诉讼时效而消灭，但未登记的不动产物权所生的物上请求权及由动产物权所生的物上请求权则适用之。[8]否定说为目前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

根据我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我们赞成有限否定说。我国物权法第三章关于物权的保护中并未对物上请求权的行使规定任何时效，故物上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结合我国物权法第九条之规定，即“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为保护交易的安全和物权人能够正常地行使权利，物上请求权也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另外，有学者主张国有财产保护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主张国有财产保护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依据是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之第170条，该条规定：“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笔者认为，依据民事主体地位平等、民事权利一体保护的原则，结合我国物权法之第四条之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第170条之本意应理解为国有财产的物上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但损害赔偿请求权仍应受诉讼时效限制。

二、法院能否对诉讼时效进行主动审查

当事人没有请求法院审查诉讼时效，法院能否主动适用？该问题已经成为长期困扰审判实践的一大难题。由于《民法通则》对此问题未作规定，理论界对这一问题也缺乏研究，致使实务界对此问题看法不一。一种观点认为，法院应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这种观点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做法。该主张的理论根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之第153条，该条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另一种观点认为，诉讼时效只能由当事人主张，当事人不主张诉讼时效时，法院不能主动适用诉讼时效。主要理由是，诉讼时效的适用将使一方当事人获利而使另一方当事人不利，法院如果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违背了法院中立裁判的原则。

法院能否主动适用诉讼时效与人们对诉讼时效完成后的效力的认识密切相关。各国民法关于诉讼时效效力的规定，有三种立法例：一是实体权消灭主义，将诉讼时效的效力规定为直接消灭实体权，采用这种立法例的国家主要是日本[9]；二是抗辩权发生主义，认为时效完成后，义务人因而取得拒绝履行的抗辩权，如果义务人自动履行的，视为抛弃其抗辩权，该履行应为有效，采用这种立法例的代表是德国和我国的台湾以及苏俄1964年民法典；[10]三是诉权消灭主义，认为诉讼时效完成后，其权利本身仍然存在，仅诉权归于消灭。采用这种立法例的代表是法国民法典、苏俄1922年民法典及匈牙利民法典。[11]

笔者认为，诉权消灭主义难以解释权利人仍有权提起诉讼的问题，同时也难以解释法官不能主动审查时效是否超过的问题。实体权消灭主义与实际不符，因为诉讼时效超过后，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仍然存在，只是不能获得法院的支持而已。因此，诉讼时效完成后的效力应采抗辩权发生主义。据此，法官不得主动援用诉讼时效。早在罗马法上就有一项重要原则，即时效只能由当事人主张而不能由法院主动援用。大陆法系多数国家继承了这一原则，禁止法官主动适用诉讼时效。例如，法国民法典第2223条规定：法官不得主动援用时效的方法。日本民法典第145条也规定：除非当事人援用时效，法院不得根据时效进行裁判。瑞士债务法第142条也规定：审判官不得以职权调查时效。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虽未明文规定，但学说与判例一致认为法官不得依职权主动援用诉讼时效。但是，在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于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的要求，否定了这一罗马法原则。例如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第82条规定：不论双方当事人申请与否，法院均应适用诉讼时效。

我国《民法通则》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可否不待当事人主张而直接适用诉讼时效，在理论界有的学者认为法院应依职权主动审查时效，但多数学者认为法院无权主动适用，必须由当事人提出后才能进行审查。笔者赞同多数人的观点，理由在于：[12]第一，法官不得主动适用时效是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判例的通行作法。我国《民法通则》对此问题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在解释上应与多数国家的通行作法相一致，这样才能符合时效制度的发展趋势。第二，法院主动适用诉讼时效，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过分干预。诉讼时效届满，义务人就取得了一种可以不再履行其义务的利益，权利人如提出请求，义务人可进行有效的抗辩。既是一种利益，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应允许当事人自由处分，换言之当事人对诉讼时效主张与否，是对其时效利益的处分，这种处分既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也没有侵犯国家、集体及他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人民法院不应主动干预，否则就破坏了私法自治原则。第三，法院审查时效以当事人主张时效利益为前提，有利于法律与道德的融合。时效完成后，权利人的请求权并不绝对丧失，这要取决于义务人是否行使其时效抗辩权。如果义务人行使该项权利，表明其对时效利益的主张，法院应给予审查，以实现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如果义务人不行使该项权利，可能是基于良心的感召，愿意放弃时效利益、向权利人作出履行，此时如果法院强行适用时效，对权利人作出败诉判决或者驳回起诉，这是有悖于诉讼时效制度的宗旨的。

一审期间，被告并没有主张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法院也未依职权审查诉讼时效，判决后，被告将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作为上诉理由提出上诉。就当事人能否在法院审理的任何程序中主张诉讼时效并获得时效利益？审判实践中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认为，当事人就对方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只能在一审期间提起，一审未提起，视为放弃诉讼时效利益，既使当事人在二审中提出诉讼时效问题，法院也不应支持。二审法院更不能主动审查诉讼时效。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妥当：首先，法律对当事人在二审中主张对方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并无禁止性规定，故应当允许。也许有同志会担心如果允许当事人在上诉审中主张诉讼时效利益，会鼓励当事人一审中故意不主张诉讼时效利益，专门到二审主张，助长当事人不诚实诉讼现象的发生。笔者认为，这种主张虽有一定的道理，但这只能靠完善法律来实现，不能靠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来实现。其次，就民事诉讼法关于上诉审审理范围的规定看，当事人以一审中未主张、法院也未审查的诉讼时效作为上诉请求符合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51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众所周知，诉讼时效是一定的事实状态，继续一定期间，而产生一定法律上效果的法律事实，诉讼时效作为一种法律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当事人以诉讼时效作为新事实提出上诉，并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13]

既然诉讼时效是一种法律事实，而且当事人又可以将其作为一种新事实在二审中提出，那么，一旦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这种新事实成立，案件如何处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的规定，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当事人在一审中未提出超过诉讼时效而在二审中提出时，人民法院应当以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的情予以改判。这类案件可不计入改判率。这样做可能导致一、二审法院裁判结果截然相反的情况出现，但在现阶段也只好如此。为避免这种尴尬情形的出现，有的法院正在尝试在一审中向当事人对诉讼时效进行释明。但如何行使释明权以及行使后当事人仍然在二审中提出诉讼时效时法院怎么办的问题仍然存在。

三、诉讼时效起算点的确定问题

关于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明确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该规定单从文义上看并无争议，但是面对纷繁复杂的审判实践，该规定还是略显苍白，某些特殊情形下的诉讼时效的起算尚未完全取得一致性的意见。

（一）无效合同与诉讼时效[14]

无效合同纠纷由于涉及不同的请求权，包括无效合同的确认之诉与相关的财产返还及损失赔偿之诉。对于无效合同的确认之诉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理论界有两种观点：[15]一种观点认为，无效合同的确认之诉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合同无效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而无效合同的认定不应适用时效是合法推定。在当事人一方请求履行合同义务时，相对方可行使抗辩权拒绝履行。另一种观点认为，合同无效或者确认合同无效应当是有时间限制的。原因在于合同履行多年之后，如果仍坚持将合同确认无效，既有悖于合同无效制度的初衷，也与稳定秩序的法律宗旨不相符，不利于当事人的生活安宁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由于除斥期间的规范功能与对无效合同的确认加以时间限制的目的相吻合，故主张合同无效的确认应适用除斥期间。

笔者认为，两种观点对于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并无区别，均同意无效的确认不适用诉讼时效，只不过后一种观点认为该确认之诉应受除斥期间的限制。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因为：该观点更符合实际，并且确认之诉并不涉及到权利人行使权利的问题，故不应适用诉讼时效，但是为了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并且为权利提供权利的一定的保护期间而应受除斥期限间的限制。

对于损失赔偿之诉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理论界并无争议，应当适用诉讼时效。

对于相关财产的返还之诉，一种观点认为财产的返还之诉就是不当得利之返还，故应适用诉讼时效，另一种观点认为其系给付人行使物上请求权的结果，故应区别登记所有权与不登记所有权，分别考虑是否应适用诉讼时效。[16]在不登记所有权场合，所有物返还请求权适用消灭时效，因为物上请求权若不因消灭时效而消灭，则容许有多年不行使的权利继续存在，有害于交易安全，并且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以特定人一定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为内容，因此应适用诉讼时效。在登记所有权场合，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则不适用诉讼时效，主要理由在于保护交易安全的需要，因为登记具有公信力，所有权归属的依据是登记而非占有不动产的事实，故即使登记簿上记载的所有权人长时期不主张不动产占有的返还，不动产所有权都不变化。故诉讼时效无适用的余地。

无效合同纠纷中的财产返还之诉与损害赔偿之诉的诉讼时效从不当得利返还义务产生之时的次日起算，也就是给付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其请求不当得利返还的债权受到侵害之时的次日起算。问题在于，如何认定不当得利返还义务产生的时间，观点不尽一致。

一种观点认为，当事人受领给付之时，合同就是无效的（尽管这尚未得到法院的确认），换句话说，受领给付无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返还义务立即产生。因此，诉讼时效期间应自受领给付之时的次日起算。

另一种观点主张只有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才发生不当得利返还的问题，并且返还的时间时常由判决或裁决确定。合同未被法院等确认为无效时，当事人一方乃至双方确实不知道合同存在着无效的原因，当事人往往以有效合同的内容履行合同义务，而不出现返还不当得利的现象。在有的情况下，给付的当事人即使马上知道合同存有无效原因，但他仍然愿意履行，表示将来也不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类似赠与），自然也就无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问题。

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因为该观点符合我国现行法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我国关于诉讼时效计算采用的是主观标准，故应从当事人实际知晓合同无效之日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

（二）未定履行期限的债权与诉讼时效

综观世界各国民法，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的立法例：一是请求权产生说，主张请求权一产生，权利人即可行使请求权，这种立法例以德国民法为代表。二是请求权可以行使说。所谓请求权可以行使，主张权利人行使请求权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障碍时诉讼时效开始计算。所谓法律上的障碍，是指法律规定请求权行使之限制，在此限制未除去前，即不能行使请求权的状态，其与权利产生以后权利人由于疾病、外出等主观事由不能行使权利等事实上的障碍不同，在事实上的障碍存在时，由于权利的行使并不存在着法律上的障碍，仍然属于权利人可行使权利的状态，时效期间仍应开始起算。这种立法例为大陆法系各国立法之通例。三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说，主张诉讼时效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之日起开始计算。这种立法例为前苏联、东欧及我国民法所采纳。[17]

在我国，关于未定清偿期债权的时效期间究竟应从何时起算，在理论上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为此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从债权成立之时起开始计算；二种观点认为，应从权利人主张权利而义务人拒绝履行义务时开始计算；三种观点认为，应从债权人给予债务人的宽限期届满之时起计算。

笔者认为，由于目前我国法律关于时效期间起算点的规定采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说”，故法官只能严格按照该规定所确立的标准去解决纠纷。在确定未定清偿期债权时效期间的起算点时，法院需要确定在未约定清偿期的合同中，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的具体时间。那么债权人的债权从何时开始受侵害呢？笔者认为，不仅债权人未提出请求且债务人未表示不还欠款时债权未受到侵害，而且即便债权人已向债务人作出催告，但在其规定的催告期届满以前，债权人请求债务人履行而债务人以催告期尚未届满为由提出抗辩时债权也未受到侵害。因为，我国民法通则第88条与合同法第62条均规定，“债的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向债权人履行债务，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这两个条文中所涉及的“必要的准备时间”就是宽限期。在宽限期届满以前债务人拒绝债权人的履行请求具有正当理由。但是我国未来民法典修正现行立法关于时效期间起算点的规定时，应改采大陆法系各国所实行的“自请求权产生之时”或“请求权可行使之时”起算的标准。

（三）分期履行的合同（继续性债权）与诉讼时效[18]

分期履行的合同，其诉讼时效应按每一期的期限届满日分别起算还是从最后一期届满后起算，存在争议。有人主张从最后一期届满后起算，理由是：尽管合同是分期履行，但其义务的设定是依据同一份合同，其义务内容是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相对人的权利内容，权利人基于该合同所享有的权利同样也是一个整体的合同权利，其主张合同权利也是对整体权利的主张，故权利人可以在该项作为整体的权利最终到期而未能实现时，才就该项权利提出主张，诉讼时效自然应从整体义务的履行期限届满后开始计算。另有观点认为，虽然基于同一合同所约定的债务是一个整体，但在合同约定分期履行的情况下，实际是将整体的债务分割为若干个数额、履行期限，甚至是法律后果互不相同的、相对独立的债务。债务人应当在各相对独立的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时履行义务，否则构成违约，亦即构成对债权人相对独立的这部分合同权利的侵犯，。根据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计算的规定，应按每笔相对独立的债权履行期限届满时分别起算。对此，最高法院2003年11月对有关法院类似问题的个案请示中作出了如是的答复。

笔者认为，如果每个“分期债权”具有某种程度的经济上和法律上的独立性，则应当分别适用不同的诉讼时效期间。

（四）合同解除与诉讼时效

合同解除权属形成权的一种，形成权从理论上说，不应适用诉讼时效。但合同解除的后果（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及要求赔偿损害）则应适用诉讼时效。由于合同解除分为当事人主动解除和法院判决解除，在后果上又分为解除权溯及既往和不具有溯及既往两种理论，故如何适用诉讼时效存在分歧。

笔者认为，合同解除的后果的诉讼时效应从合同解释之日起计算。如果属于当事人主动解除，从合同解释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如果系法院判决解释，则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释。

四、诉讼时效利益的预先抛弃

诉讼时效利益能否预先抛弃？通说认为，法律不应允许当事人预先抛弃诉讼时效利益。因为如果允许当事人预先抛弃时效利益，有可能使权利人利用自己所处的优势地位，乘机逼迫义务人同意抛弃，处于逆境中的义务人将会被迫同意，这样便损害了义务人的利益，背离了诉讼时效制度的宗旨，因此，许多国家的立法明确规定时效不得预先抛弃。值得探讨的是时效完成后，义务人是否可以抛弃时效利益呢？笔者认为，诉讼时效期间权利人不行使权利，对权利人而言即胜诉权消灭，而对于义务人而言取得时效利益，产生时效抗辩权。既然是一种民事上的利益或权利，义务人自然可以自由处分，即可以行使，亦可以放弃。并且此时义务人已经改变了自己的不利处境，所作出的抛弃时效利益的意思表示纯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实践中放弃时效利益，除了以实际履行债务、提供履行债务的担保等方式外，主要还有：1、债务人与权利人达成协议同意履行原债务。最高院1997年4月16日的（1997）4号批复中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的精神，对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双方就原债务达成还款协议的，应当依法予以保护。”；2、债务人通过单方意思表示的形式向权利人表示放弃时效抗辩权或愿意继续履行的意思表示。如最高院在1999年7月21日的法释（1999）7号批复中规定：“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保护。”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债权人催款，债务人本有权予以拒绝，但债务人没有作出拒绝履行的表示，反而在催款通知上加盖公章，批复由此推定债务人放弃时效利益。3、实践中，存在另外一种情形，即在诉讼时效届满后，债务人向债权人出具还款计划，载明具体的还款期限。债权人接受该还款计划，视为双方对原债务的偿还达成了协议，当然可以参照第一中情形中最高法院批复所确定的规则处理。在1、3两种情形，对原债务的偿还达成协议是建立在义务人放弃时效利益的基础上的，这无疑问。但问题是，协议中约定了新的履行期限，是否应按新的履行期限确定义务人的履行义务呢？笔者认为，既然是一种新的协议，自然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按协议约定的期限履行。而且，由于当事人达成了新的协议，新的诉讼时效应依据新的协议起算，并且可以中断、中止。在第2种情形，由于不能视为达成新的协议，是否义务人在催款函上加盖公章之后，权利人随时可以向义务人主张，而没有时效的限制。笔者认为，基于诉讼时效关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的基本宗旨，于此情形，可考虑从义务人加盖公章之时重新起算诉讼时效。否则，权利人不受诉讼时效的约束，随时行使权利，对义务人是不公平的，亦与诉讼时效的目的相背离。[19]

五、诉讼时效中断

（一）原则

诉讼时效的目的是为了督促债权人行使权利而不是为了惩罚债权人，故只要债权人有针对债务人行使权利的意见表示，就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对债权人不能苛责太严。

（二）具体规定

1、债权人提供以下证据证明其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20]

（1）金融机构通过特种转帐传票从债务人帐户扣收欠款本息，有银行转帐传票底单和原始会计凭证予以证实的；

（2）公证机关出具的证明债权人向债务人催收债务等主张权利行为的公证文书，符合公证文书制作要求的，但有相反证据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

（3）由于债务人住所地变更，使债权人难以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债权人在债务人所在地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公告，催促债务人履行债务的；

（4）债权人提供邮政部门出具的邮寄、电报收据以主张其通过邮寄、电报的方式向债务人催收债务的，但债务人提供证据证明债权人邮寄的函件和电报没有催收债务内容的除外；

（5）债权人起诉后又撤诉的；

（6）债权人的起诉经人民法院审理被驳回起诉或者驳回诉讼请求的；

（7）债权人向公安、检察机关报案的；

（8）债权人向债务人送达转让债权通知或对账通知的，或者债权人和债务人进行对账的。

（9）债权人以其他合理方式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