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转型范文10篇

税制转型范文篇1

关键词:政府财政税收政策税制改革

向公共财政转型是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这一点已经写进了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之中。然而,具体到税收体制上,公共财政表现在哪些方面,现行体制在哪些方面与此不相符合,转型如何进行?似乎并未完全清楚。

前两年,鉴于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不佳,民间投资启动不力,学界提出了从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变的建议。因为生产型增值税只对企业购进的原材料扣减增值税,而对投资部分不抵扣,是一种对投资征高税的政策。况且,现行增值税是1993年通货膨胀严重时制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反通货膨胀的目的。现在,虽然投资增长已经有点过快,民间投资也开始复苏,决策的时滞问题已经相当明显,但是,将“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仍有其积极意义,是在统一税制上前进了一大步。

然而,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虽然有利于统一税制,有利于向公共财政转型,但其本身并不是向公共财政转型,而只是增值税类型的变化。由于增值税是一种流转税,流转税是一种间接税,其税源来自于生产和流通环节。而以流转税为主,是无法实施公共财政体制的。因为,既然政府的税收主要来自生产和流通环节,来自于生产和贸易企业,那么,政府及其官员关注的中心自然是生产和流通,其精力也主要放在企业身上,投资建设,发展经济成为政府工作的中心。再加上在目前的体制条件下,评价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是经济增长率和招商引资的多少,而不是提供基础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府就是一个发展型或者建设型政府,我们的财政也仍然是建设财政或者经济财政,不可能是公共财政。可见,相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政府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相对于公共财政目标,政府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值得思考和榷商。

从根本上来看,向公共财政转型实际上是政府行为和政府制度的转型。即从面对企业转向面对个人,从与民争利转向为民谋利,从区别(实际上是歧视)对待转向公平交易。因此,要实施公共财政,必须从以间接税为主转向以直接税为主、以流转税为主转向以所得税为主。这样,纳税的主体就主要是公民个人,而非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得面对全体公民,其与公民的关系就是与纳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公民向政府提供一个等价与之交换,税收就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报酬。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究竟如何,收取的税收是多是少,当然不是由政府说了算数,而要由纳税人来评价。这样就能形成纳税人对政府行为的制衡和监督,只有在纳税人的制衡和监督下,政府的行为才能转变。而在流转税为主的制度安排下,这一切是很难实施的。因为税收主要来自于企业,与纳税人隔着一层,税多税少与个人无直接关系,因而缺乏监督政府行为的激励。这样一来,政府行为也不可能转变。

从目前情况来看,向以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制转型的条件逐渐形成,有关方面应当抓紧研究,积极促进,分步实施。首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所得税的增长很快,尽管个人所得税的偷漏税现象相当严重,其增长速度也是税收增长中最快的,其比重已经超过了10%。现在要做的首先是转变其征收方式。目前,个人所得税采取的是代扣代交的方式,这虽然保证了一定的税收收入,减轻了税收部门的负担,但这并不是所得税征管的一个恰当的方式,除了养成税收部门的依赖心理和偷懒行为以外,更重要的是不利于个人纳税意识的培养和形成,其征税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很高。其次,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并轨已经不能再拖,今年有可能付诸实施。从本质上来讲,对外资企业的优惠,就是对内资企业的歧视,不仅低估了内资企业的市场价值,而且造成了劣胜优汰的效应。因此,统一税负不仅解决了税收制度中一个严重而明显的不公平问题,而且有利于消除资本流出和流入不对等的问题,缓解汇率升值的压力。进而为企业税制的转型创造条件。再次,消费税改革也在加紧实施,这也是转向直接税制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其所以提出和讨论这一问题,目的在于明确税制改革的方向。

就今年的税收工作来看,增值税转型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是两个重点。国家税务总局提出的原则是“将在保持税收收入稳定较快增长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分步对现行税制进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改革。”为了降低税制转型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有关部门计划先从东北及一些重点扶持的行业试点,“允许企业抵扣当年新增固定资产中机器设备投资部分所含的进项税金”,然后逐步推广。这样,此次改革可能采取“逐步转型”的办法。比如,投资中机器设备只允许增量抵扣;也可能采取分行业逐步转型的办法。必须指出,这种办法虽然可以实施,但要注意区别对待可能造成新的扭曲,因为“保持税收收入稳定较快增长的前提”就是值得讨论的。

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7.8%,而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增长19.1%,两者的差距十分明显,2003年二者的差距更大,经济增长9.1%,而税收增长超过了20%。税收增收超常增长,有税收结构调整的原因,也有加强征管的原因,还有不可比的因素,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进口的相关度相当高,经济增长快的年份,进口增长也快,但是,海关进口税的增长终究与经济增长隔着一层,进口税收的超常增长(如2003年增长47.4%)当然要排除在分析之外。

在税收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比较分析中,增值税是与经济增长率概念和口径最相近的一个指标。因为,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生产净值的概念,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其价值形态是所有常住单位增加值之和。而增值税就是对增加值征税。因此,如果其他条件不变,GDP增长多少,增值税大致也应增长多少。但从2003年的情况来看,国内增值税完成7341亿元,增收1066亿元,增长17%,超过经济增长率87%。对此能够提供的解释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税收征管加强,偷漏税减少。据说,2002年增值税的征收率已经达到70%,进一步提高的余地还有,但不大,即使提高3—5个百分点,也只能解释增收的1/3左右。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税收征管比我们有效,且所得税比增值税的征收要困难一些,其征收率通常为70%—80%。

二是GDP的数据偏低。尽管国家统计局一再说明,近来国内外的一些认为中国已经出现全面经济过热的人仍持此看法,国内各省上报的统计数字也大于统计局公布的数字。退一步讲,即使认可此说,2003年GDP增长不是9.1%,而是10%,也不能弥合与税收增长的差距。

三是税收数据有水分。这有可能,但与其他统计数据相比,税收收入的水分的确比较小,虽然账面上实的东西。

税制转型范文篇2

论文摘要: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虽然有利于统一税制,有利于向公共财政转型,但其本身并不是向公共财政转型,而只是增值税类型的变化。从根本上看,向公共财政转型实际上是政府行为和政府制度的转型;从目前情况看,向以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制转型的条件逐渐形成,增值税转型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是今年的税收工作的两个重点。

向公共财政转型是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这一点已经写进了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之中。然而,具体到税收体制上,公共财政表现在哪些方面,现行体制在哪些方面与此不相符合,转型如何进行?似乎并未完全清楚。

前两年,鉴于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不佳,民间投资启动不力,学界提出了从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变的建议。因为生产型增值税只对企业购进的原材料扣减增值税,而对投资部分不抵扣,是一种对投资征高税的政策。况且,现行增值税是1993年通货膨胀严重时制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反通货膨胀的目的。现在,虽然投资增长已经有点过快,民间投资也开始复苏,决策的时滞问题已经相当明显,但是,将“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仍有其积极意义,是在统一税制上前进了一大步。

然而,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虽然有利于统一税制,有利于向公共财政转型,但其本身并不是向公共财政转型,而只是增值税类型的变化。由于增值税是一种流转税,流转税是一种间接税,其税源来自于生产和流通环节。而以流转税为主,是无法实施公共财政体制的。因为,既然政府的税收主要来自生产和流通环节,来自于生产和贸易企业,那么,政府及其官员关注的中心自然是生产和流通,其精力也主要放在企业身上,投资建设,发展经济成为政府工作的中心。再加上在目前的体制条件下,评价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是经济增长率和招商引资的多少,而不是提供基础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府就是一个发展型或者建设型政府,我们的财政也仍然是建设财政或者经济财政,不可能是公共财政。可见,相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政府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相对于公共财政目标,政府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值得思考和榷商。

从根本上来看,向公共财政转型实际上是政府行为和政府制度的转型。即从面对企业转向面对个人,从与民争利转向为民谋利,从区别(实际上是歧视)对待转向公平交易。因此,要实施公共财政,必须从以间接税为主转向以直接税为主、以流转税为主转向以所得税为主。这样,纳税的主体就主要是公民个人,而非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得面对全体公民,其与公民的关系就是与纳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公民向政府提供一个等价与之交换,税收就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报酬。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究竟如何,收取的税收是多是少,当然不是由政府说了算数,而要由纳税人来评价。这样就能形成纳税人对政府行为的制衡和监督,只有在纳税人的制衡和监督下,政府的行为才能转变。

而在流转税为主的制度安排下,这一切是很难实施的。因为税收主要来自于企业,与纳税人隔着一层,税多税少与个人无直接关系,因而缺乏监督政府行为的激励。这样一来,政府行为也不可能转变。

从目前情况来看,向以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制转型的条件逐渐形成,有关方面应当抓紧研究,积极促进,分步实施。首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所得税的增长很快,尽管个人所得税的偷漏税现象相当严重,其增长速度也是税收增长中最快的,其比重已经超过了10%。现在要做的首先是转变其征收方式。目前,个人所得税采取的是代扣代交的方式,这虽然保证了一定的税收收入,减轻了税收部门的负担,但这并不是所得税征管的一个恰当的方式,除了养成税收部门的依赖心理和偷懒行为以外,更重要的是不利于个人纳税意识的培养和形成,其征税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很高。其次,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并轨已经不能再拖,今年有可能付诸实施。从本质上来讲,对外资企业的优惠,就是对内资企业的歧视,不仅低估了内资企业的市场价值,而且造成了劣胜优汰的效应。因此,统一税负不仅解决了税收制度中一个严重而明显的不公平问题,而且有利于消除资本流出和流入不对等的问题,缓解汇率升值的压力。进而为企业税制的转型创造条件。再次,消费税改革也在加紧实施,这也是转向直接税制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其所以提出和讨论这一问题,目的在于明确税制改革的方向。

就今年的税收工作来看,增值税转型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是两个重点。国家税务总局提出的原则是“将在保持税收收入稳定较快增长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分步对现行税制进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改革。”为了降低税制转型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有关部门计划先从东北及一些重点扶持的行业试点,“允许企业抵扣当年新增固定资产中机器设备投资部分所含的进项税金”,然后逐步推广。这样,此次改革可能采取“逐步转型”的办法。比如,投资中机器设备只允许增量抵扣;也可能采取分行业逐步转型的办法。必须指出,这种办法虽然可以实施,但要注意区别对待可能造成新的扭曲,因为“保持税收收入稳定较快增长的前提”就是值得讨论的。

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7.8%,而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增长19.1%,两者的差距十分明显,2003年二者的差距更大,经济增长9.1%,而税收增长超过了20%。税收增收超常增长,有税收结构调整的原因,也有加强征管的原因,还有不可比的因素,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进口的相关度相当高,经济增长快的年份,进口增长也快,但是,海关进口税的增长终究与经济增长隔着一层,进口税收的超常增长(如2003年增长47.4%)当然要排除在分析之外。

在税收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比较分析中,增值税是与经济增长率概念和口径最相近的一个指标。因为,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生产净值的概念,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其价值形态是所有常住单位增加值之和。而增值税就是对增加值征税。因此,如果其他条件不变,GDP增长多少,增值税大致也应增长多少。但从2003年的情况来看,国内增值税完成7341亿元,增收1066亿元,增长17%,超过经济增长率87%。对此能够提供的解释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税收征管加强,偷漏税减少。据说,2002年增值税的征收率已经达到70%,进一步提高的余地还有,但不大,即使提高3—5个百分点,也只能解释增收的1/3左右。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税收征管比我们有效,且所得税比增值税的征收要困难一些,其征收率通常为70%—80%。

二是GDP的数据偏低。尽管国家统计局一再说明,近来国内外的一些认为中国已经出现全面经济过热的人仍持此看法,国内各省上报的统计数字也大于统计局公布的数字。退一步讲,即使认可此说,2003年GDP增长不是9.1%,而是10%,也不能弥合与税收增长的差距。

税制转型范文篇3

论文摘要: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虽然有利于统一税制,有利于向公共财政转型,但其本身并不是向公共财政转型,而只是增值税类型的变化。从根本上看,向公共财政转型实际上是政府行为和政府制度的转型;从目前情况看,向以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制转型的条件逐渐形成,增值税转型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是今年的税收工作的两个重点。

向公共财政转型是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这一点已经写进了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之中。然而,具体到税收体制上,公共财政表现在哪些方面,现行体制在哪些方面与此不相符合,转型如何进行?似乎并未完全清楚。

前两年,鉴于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不佳,民间投资启动不力,学界提出了从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变的建议。因为生产型增值税只对企业购进的原材料扣减增值税,而对投资部分不抵扣,是一种对投资征高税的政策。况且,现行增值税是1993年通货膨胀严重时制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反通货膨胀的目的。现在,虽然投资增长已经有点过快,民间投资也开始复苏,决策的时滞问题已经相当明显,但是,将“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仍有其积极意义,是在统一税制上前进了一大步。

然而,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虽然有利于统一税制,有利于向公共财政转型,但其本身并不是向公共财政转型,而只是增值税类型的变化。由于增值税是一种流转税,流转税是一种间接税,其税源来自于生产和流通环节。而以流转税为主,是无法实施公共财政体制的。因为,既然政府的税收主要来自生产和流通环节,来自于生产和贸易企业,那么,政府及其官员关注的中心自然是生产和流通,其精力也主要放在企业身上,投资建设,发展经济成为政府工作的中心。再加上在目前的体制条件下,评价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是经济增长率和招商引资的多少,而不是提供基础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府就是一个发展型或者建设型政府,我们的财政也仍然是建设财政或者经济财政,不可能是公共财政。可见,相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政府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相对于公共财政目标,政府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值得思考和榷商。

从根本上来看,向公共财政转型实际上是政府行为和政府制度的转型。即从面对企业转向面对个人,从与民争利转向为民谋利,从区别(实际上是歧视)对待转向公平交易。因此,要实施公共财政,必须从以间接税为主转向以直接税为主、以流转税为主转向以所得税为主。这样,纳税的主体就主要是公民个人,而非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得面对全体公民,其与公民的关系就是与纳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公民向政府提供一个等价与之交换,税收就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报酬。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究竟如何,收取的税收是多是少,当然不是由政府说了算数,而要由纳税人来评价。这样就能形成纳税人对政府行为的制衡和监督,只有在纳税人的制衡和监督下,政府的行为才能转变。而在流转税为主的制度安排下,这一切是很难实施的。因为税收主要来自于企业,与纳税人隔着一层,税多税少与个人无直接关系,因而缺乏监督政府行为的激励。这样一来,政府行为也不可能转变。

从目前情况来看,向以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制转型的条件逐渐形成,有关方面应当抓紧研究,积极促进,分步实施。首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所得税的增长很快,尽管个人所得税的偷漏税现象相当严重,其增长速度也是税收增长中最快的,其比重已经超过了10%。现在要做的首先是转变其征收方式。目前,个人所得税采取的是代扣代交的方式,这虽然保证了一定的税收收入,减轻了税收部门的负担,但这并不是所得税征管的一个恰当的方式,除了养成税收部门的依赖心理和偷懒行为以外,更重要的是不利于个人纳税意识的培养和形成,其征税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很高。其次,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并轨已经不能再拖,今年有可能付诸实施。从本质上来讲,对外资企业的优惠,就是对内资企业的歧视,不仅低估了内资企业的市场价值,而且造成了劣胜优汰的效应。因此,统一税负不仅解决了税收制度中一个严重而明显的不公平问题,而且有利于消除资本流出和流入不对等的问题,缓解汇率升值的压力。进而为企业税制的转型创造条件。再次,消费税改革也在加紧实施,这也是转向直接税制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其所以提出和讨论这一问题,目的在于明确税制改革的方向。

就今年的税收工作来看,增值税转型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是两个重点。国家税务总局提出的原则是“将在保持税收收入稳定较快增长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分步对现行税制进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改革。”为了降低税制转型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有关部门计划先从东北及一些重点扶持的行业试点,“允许企业抵扣当年新增固定资产中机器设备投资部分所含的进项税金”,然后逐步推广。这样,此次改革可能采取“逐步转型”的办法。比如,投资中机器设备只允许增量抵扣;也可能采取分行业逐步转型的办法。必须指出,这种办法虽然可以实施,但要注意区别对待可能造成新的扭曲,因为“保持税收收入稳定较快增长的前提”就是值得讨论的。

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7.8%,而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增长19.1%,两者的差距十分明显,2003年二者的差距更大,经济增长9.1%,而税收增长超过了20%。税收增收超常增长,有税收结构调整的原因,也有加强征管的原因,还有不可比的因素,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进口的相关度相当高,经济增长快的年份,进口增长也快,但是,海关进口税的增长终究与经济增长隔着一层,进口税收的超常增长(如2003年增长47.4%)当然要排除在分析之外。

在税收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比较分析中,增值税是与经济增长率概念和口径最相近的一个指标。因为,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生产净值的概念,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其价值形态是所有常住单位增加值之和。而增值税就是对增加值征税。因此,如果其他条件不变,GDP增长多少,增值税大致也应增长多少。但从2003年的情况来看,国内增值税完成7341亿元,增收1066亿元,增长17%,超过经济增长率87%。对此能够提供的解释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税收征管加强,偷漏税减少。据说,2002年增值税的征收率已经达到70%,进一步提高的余地还有,但不大,即使提高3—5个百分点,也只能解释增收的1/3左右。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税收征管比我们有效,且所得税比增值税的征收要困难一些,其征收率通常为70%—80%。

二是GDP的数据偏低。尽管国家统计局一再说明,近来国内外的一些认为中国已经出现全面经济过热的人仍持此看法,国内各省上报的统计数字也大于统计局公布的数字。退一步讲,即使认可此说,2003年GDP增长不是9.1%,而是10%,也不能弥合与税收增长的差距。

税制转型范文篇4

关键词:政府财政税收政策税制改革

向公共财政转型是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这一点已经写进了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之中。然而,具体到税收体制上,公共财政表现在哪些方面,现行体制在哪些方面与此不相符合,转型如何进行?似乎并未完全清楚。

前两年,鉴于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不佳,民间投资启动不力,学界提出了从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变的建议。因为生产型增值税只对企业购进的原材料扣减增值税,而对投资部分不抵扣,是一种对投资征高税的政策。况且,现行增值税是1993年通货膨胀严重时制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反通货膨胀的目的。现在,虽然投资增长已经有点过快,民间投资也开始复苏,决策的时滞问题已经相当明显,但是,将“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仍有其积极意义,是在统一税制上前进了一大步。

然而,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虽然有利于统一税制,有利于向公共财政转型,但其本身并不是向公共财政转型,而只是增值税类型的变化。由于增值税是一种流转税,流转税是一种间接税,其税源来自于生产和流通环节。而以流转税为主,是无法实施公共财政体制的。因为,既然政府的税收主要来自生产和流通环节,来自于生产和贸易企业,那么,政府及其官员关注的中心自然是生产和流通,其精力也主要放在企业身上,投资建设,发展经济成为政府工作的中心。再加上在目前的体制条件下,评价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是经济增长率和招商引资的多少,而不是提供基础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府就是一个发展型或者建设型政府,我们的财政也仍然是建设财政或者经济财政,不可能是公共财政。可见,相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政府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相对于公共财政目标,政府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值得思考和榷商。

从根本上来看,向公共财政转型实际上是政府行为和政府制度的转型。即从面对企业转向面对个人,从与民争利转向为民谋利,从区别(实际上是歧视)对待转向公平交易。因此,要实施公共财政,必须从以间接税为主转向以直接税为主、以流转税为主转向以所得税为主。这样,纳税的主体就主要是公民个人,而非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得面对全体公民,其与公民的关系就是与纳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公民向政府提供一个等价与之交换,税收就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报酬。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究竟如何,收取的税收是多是少,当然不是由政府说了算数,而要由纳税人来评价。这样就能形成纳税人对政府行为的制衡和监督,只有在纳税人的制衡和监督下,政府的行为才能转变。而在流转税为主的制度安排下,这一切是很难实施的。因为税收主要来自于企业,与纳税人隔着一层,税多税少与个人无直接关系,因而缺乏监督政府行为的激励。这样一来,政府行为也不可能转变。

从目前情况来看,向以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制转型的条件逐渐形成,有关方面应当抓紧研究,积极促进,分步实施。首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所得税的增长很快,尽管个人所得税的偷漏税现象相当严重,其增长速度也是税收增长中最快的,其比重已经超过了10%。现在要做的首先是转变其征收方式。目前,个人所得税采取的是代扣代交的方式,这虽然保证了一定的税收收入,减轻了税收部门的负担,但这并不是所得税征管的一个恰当的方式,除了养成税收部门的依赖心理和偷懒行为以外,更重要的是不利于个人纳税意识的培养和形成,其征税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很高。其次,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并轨已经不能再拖,今年有可能付诸实施。从本质上来讲,对外资企业的优惠,就是对内资企业的歧视,不仅低估了内资企业的市场价值,而且造成了劣胜优汰的效应。因此,统一税负不仅解决了税收制度中一个严重而明显的不公平问题,而且有利于消除资本流出和流入不对等的问题,缓解汇率升值的压力。进而为企业税制的转型创造条件。再次,消费税改革也在加紧实施,这也是转向直接税制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其所以提出和讨论这一问题,目的在于明确税制改革的方向。

就今年的税收工作来看,增值税转型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是两个重点。国家税务总局提出的原则是“将在保持税收收入稳定较快增长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分步对现行税制进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改革。”为了降低税制转型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有关部门计划先从东北及一些重点扶持的行业试点,“允许企业抵扣当年新增固定资产中机器设备投资部分所含的进项税金”,然后逐步推广。这样,此次改革可能采取“逐步转型”的办法。比如,投资中机器设备只允许增量抵扣;也可能采取分行业逐步转型的办法。必须指出,这种办法虽然可以实施,但要注意区别对待可能造成新的扭曲,因为“保持税收收入稳定较快增长的前提”就是值得讨论的。

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7.8%,而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增长19.1%,两者的差距十分明显,2003年二者的差距更大,经济增长9.1%,而税收增长超过了20%。税收增收超常增长,有税收结构调整的原因,也有加强征管的原因,还有不可比的因素,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进口的相关度相当高,经济增长快的年份,进口增长也快,但是,海关进口税的增长终究与经济增长隔着一层,进口税收的超常增长(如2003年增长47.4%)当然要排除在分析之外。

在税收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比较分析中,增值税是与经济增长率概念和口径最相近的一个指标。因为,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生产净值的概念,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其价值形态是所有常住单位增加值之和。而增值税就是对增加值征税。因此,如果其他条件不变,GDP增长多少,增值税大致也应增长多少。但从2003年的情况来看,国内增值税完成7341亿元,增收1066亿元,增长17%,超过经济增长率87%。对此能够提供的解释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税收征管加强,偷漏税减少。据说,2002年增值税的征收率已经达到70%,进一步提高的余地还有,但不大,即使提高3—5个百分点,也只能解释增收的1/3左右。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税收征管比我们有效,且所得税比增值税的征收要困难一些,其征收率通常为70%—80%。

二是GDP的数据偏低。尽管国家统计局一再说明,近来国内外的一些认为中国已经出现全面经济过热的人仍持此看法,国内各省上报的统计数字也大于统计局公布的数字。退一步讲,即使认可此说,2003年GDP增长不是9.1%,而是10%,也不能弥合与税收增长的差距。

税制转型范文篇5

前两年,鉴于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不佳,民间投资启动不力,学界提出了从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变的建议。因为生产型增值税只对企业购进的原材料扣减增值税,而对投资部分不抵扣,是一种对投资征高税的政策。况且,现行增值税是1993年通货膨胀严重时制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反通货膨胀的目的。现在,虽然投资增长已经有点过快,民间投资也开始复苏,决策的时滞问题已经相当明显,但是,将“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仍有其积极意义,是在统一税制上前进了一大步。

然而,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虽然有利于统一税制,有利于向公共财政转型,但其本身并不是向公共财政转型,而只是增值税类型的变化。由于增值税是一种流转税,流转税是一种间接税,其税源来自于生产和流通环节。而以流转税为主,是无法实施公共财政体制的。因为,既然政府的税收主要来自生产和流通环节,来自于生产和贸易企业,那么,政府及其官员关注的中心自然是生产和流通,其精力也主要放在企业身上,投资建设,发展经济成为政府工作的中心。再加上在目前的体制条件下,评价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是经济增长率和招商引资的多少,而不是提供基础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府就是一个发展型或者建设型政府,我们的财政也仍然是建设财政或者经济财政,不可能是公共财政。可见,相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政府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相对于公共财政目标,政府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值得思考和榷商。

从根本上来看,向公共财政转型实际上是政府行为和政府制度的转型。即从面对企业转向面对个人,从与民争利转向为民谋利,从区别(实际上是歧视)对待转向公平交易。因此,要实施公共财政,必须从以间接税为主转向以直接税为主、以流转税为主转向以所得税为主。这样,纳税的主体就主要是公民个人,而非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得面对全体公民,其与公民的关系就是与纳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公民向政府提供一个等价与之交换,税收就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报酬。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究竟如何,收取的税收是多是少,当然不是由政府说了算数,而要由纳税人来评价。这样就能形成纳税人对政府行为的制衡和监督,只有在纳税人的制衡和监督下,政府的行为才能转变。而在流转税为主的制度安排下,这一切是很难实施的。因为税收主要来自于企业,与纳税人隔着一层,税多税少与个人无直接关系,因而缺乏监督政府行为的激励。这样一来,政府行为也不可能转变。

从目前情况来看,向以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制转型的条件逐渐形成,有关方面应当抓紧研究,积极促进,分步实施。首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所得税的增长很快,尽管个人所得税的偷漏税现象相当严重,其增长速度也是税收增长中最快的,其比重已经超过了10%。现在要做的首先是转变其征收方式。目前,个人所得税采取的是代扣代交的方式,这虽然保证了一定的税收收入,减轻了税收部门的负担,但这并不是所得税征管的一个恰当的方式,除了养成税收部门的依赖心理和偷懒行为以外,更重要的是不利于个人纳税意识的培养和形成,其征税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很高。其次,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并轨已经不能再拖,今年有可能付诸实施。从本质上来讲,对外资企业的优惠,就是对内资企业的歧视,不仅低估了内资企业的市场价值,而且造成了劣胜优汰的效应。因此,统一税负不仅解决了税收制度中一个严重而明显的不公平问题,而且有利于消除资本流出和流入不对等的问题,缓解汇率升值的压力。进而为企业税制的转型创造条件。再次,消费税改革也在加紧实施,这也是转向直接税制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其所以提出和讨论这一问题,目的在于明确税制改革的方向。

就今年的税收工作来看,增值税转型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是两个重点。国家税务总局提出的原则是“将在保持税收收入稳定较快增长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分步对现行税制进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改革。”为了降低税制转型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有关部门计划先从东北及一些重点扶持的行业试点,“允许企业抵扣当年新增固定资产中机器设备投资部分所含的进项税金”,然后逐步推广。这样,此次改革可能采取“逐步转型”的办法。比如,投资中机器设备只允许增量抵扣;也可能采取分行业逐步转型的办法。必须指出,这种办法虽然可以实施,但要注意区别对待可能造成新的扭曲,因为“保持税收收入稳定较快增长的前提”就是值得讨论的。

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7.8%,而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增长19.1%,两者的差距十分明显,2003年二者的差距更大,经济增长9.1%,而税收增长超过了20%。税收增收超常增长,有税收结构调整的原因,也有加强征管的原因,还有不可比的因素,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进口的相关度相当高,经济增长快的年份,进口增长也快,但是,海关进口税的增长终究与经济增长隔着一层,进口税收的超常增长(如2003年增长47.4%)当然要排除在分析之外。

在税收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比较分析中,增值税是与经济增长率概念和口径最相近的一个指标。因为,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生产净值的概念,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其价值形态是所有常住单位增加值之和。而增值税就是对增加值征税。因此,如果其他条件不变,GDP增长多少,增值税大致也应增长多少。但从2003年的情况来看,国内增值税完成7341亿元,增收1066亿元,增长17%,超过经济增长率87%。对此能够提供的解释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税收征管加强,偷漏税减少。据说,2002年增值税的征收率已经达到70%,进一步提高的余地还有,但不大,即使提高3—5个百分点,也只能解释增收的1/3左右。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税收征管比我们有效,且所得税比增值税的征收要困难一些,其征收率通常为70%—80%。

二是GDP的数据偏低。尽管国家统计局一再说明,近来国内外的一些认为中国已经出现全面经济过热的人仍持此看法,国内各省上报的统计数字也大于统计局公布的数字。退一步讲,即使认可此说,2003年GDP增长不是9.1%,而是10%,也不能弥合与税收增长的差距。

税制转型范文篇6

论文关键词：资源税改革必要性

资源的稀缺性决定其能否高效利用，这也是关系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而目前无论是从我国资源利用的现状，还是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资源税制度的改革都势在必行。

1资源税改革的必要性

(一)资源利用现状的迫切要求

我国资源人均占有量严重不足，资源供应面临较大压力。但是我国资源消耗强度大，利用率低，浪费严重。从投入和产出看，目前我国GDP约占世界GDP总量的4％左右，却消耗了全球8％的石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和31％的煤。我国钢铁、有色金属、电力、化工等8个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出40％以上。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比国外的先进水平低20％一35％，城市用水的回收率也仅有30％，矿产资源的总回收率只有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

(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首先，可持续发展下的经济增长主要采取集约型增长方式，应改变传统的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做法，主要通过提高产业附加值来增加税收收入。其次，在可持续发展下，产业结构的优化会改变资源税税源结构，这就必然要求国家及时调整税收工作的重心，开征新的税种，不断完善和优化税制结构，减少税收流失。

(三)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基本要求

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环境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把建设资源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就应充分发挥资源税的调节作用，适时适当调整资源税税额及征税范围，促进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

(四)金融危机给资源税改革提供契机

纵观我国现在的资源勘查开发形势，可以发现，我国矿业多年投资所形成的产能集中在2007年、2008年释放，与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击相互作用，导致矿产品价格全面下滑，矿业公司利润大幅下降，矿产勘查预算趋向紧缩。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危机给资源税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一方面随着通胀压力基本消除、CPI将继续走低，资源税上调不会造成物价上涨的压力；另一方面，资源税改革有利于消除价格扭曲现象，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放缓，需求减少，石油、煤炭价格大幅下降，中央政府应抓住有利契机，改革资源税法律制度，通过税收手段，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2我国现行资源税的特点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于1950年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明确将盐税列为一个税种征收，从此建立起我国对资源征税的制度。1958年以前，盐税由盐务部门负责征收管理，1958年改由税务机关负责。1973年将盐税并入工商税，1984年又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税种。

1994年1月并入资源税。1984年9月18日，国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条例(草案)》，并于1984年10月1日开始实施，1993年12月1日废止。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制度，是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确定的。从1994年1月1日起实施至今。

我国现行资源税的特点存只针对特定资源征税，征税对象不是全部自然资源，也并非对所有具有商品属性的资源都征税，而主要是有选择地对矿产资源进行征税；具有级差收入税的特征，资源税实行差别税率，主要是针对自然资源在客观上存在着好坏、贫富、储存现状、开采条件、地理位置等多种差异；实行从量定额征收，这种采用定额税率的征收方法，税款的多少只与资源的开采量或销售量有关，却与开采者的生产成本及销售价格无关；属于共享税，资源税分别由国税和地税机关同时征收。

3我国现行资源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征收范围窄，不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资源税设立的主要目的是调节矿产资源开发的级差收入，对自然条件形成的贫矿和富矿征收不同标准的税收，在达到公平竞争的同时，防止资源开采者采富弃贫，促进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同时，通过征收资源税增加财力，对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造成的环境破坏进行综合治理。

税负低，不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尽管我国近几年调高了煤炭、石油等项目的税额，但相对于1994年的税负实际上还是有所下降。以煤炭资源为例，根据现行的资源税税收标准，煤炭资源税是按产量征税，应纳税额=课税数量×单位税额。因此，许多煤炭开采企业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不论煤层是几米还是几十米，都只是一次性开采，大量的煤炭资源就这样被白白浪费掉了。为了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资源税课税税额亟待进一步调整。

计征方法陈旧，不符合科学开采的要求。我国资源税的计征一直采用从量定额征收的方法，这种方法简便易行、便于征管，但也存在许多不足，主要体现为：开采者占有国家资源产品，在产品开采出来后才向国家纳税，在开采过程中，开采者不承担任何责任，损失部分全部由国家承担。这也是造成掠夺式开采的重要原因。

多种税费并存，征管较乱。多年来，我国对资源产品征收的税种除资源税外，还对土地资源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土地增值税。同样是对土地资源征税，却有不同的税名，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社会成员的不理解，造成征管的阻力。另外，地方政府还要收取名目繁多的费用，如土地补偿费、矿区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安全生产费等，形成了规费收入远远大于税收收入的奇怪现象。

此外，分配体制不合理。现行资源税的收入分配格局是，海洋石油资源税归中央，其他资源税归地方，这种分配格局存在两方面的弊端：一是中央对地方的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宏观调控的权利有限，使宏观调控的力度减弱，特别是对于节能降耗项目、新能源研制开发项目等。中央财力支持的力度就会减弱；二是刺激了地方的急功近利，部分地方政府为了眼前的利益就会乱上资源开发项目，特别是个别地方默许小煤窑、小油井的私采乱挖，导致资源的重大浪费。

4我国资源税改革的具体思路

(一)从立法宗旨上树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制定于1993年底，其制度设计理念更多的是强调资源税在调节不同资源企业的资源级差收入的功能，对资源税的资源环境保护以及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功能重视不够。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资源税法律制度在制定和完善过程中，都比较好地考虑到了环境问题。因为，资源税的立法目的一方面在于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保护和改善环境：另一方面在于保护人类健康和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而我国现有的资源税的立法目的，仅仅是为了调节资源的级差收入而设立的。这种狭隘的立法宗旨已经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为此，中国的资源税立法应当从立法宗旨上树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二)合并税种并规范税名

我国现行资源税执行税目有七类，在此基础上取消我国现阶段对土地资源征收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和土地补偿费等“两税一费”，将土地列入资源税的范围，即在现行资源税征税范围中增列“土地”税目。实行这种改革的意义在于：税名符实、准确规范、便于征管。比以“两税一费”名义征收更有说服力，不仅有利于征收管理，而且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安定团结。有利于彰显国家保护土地资源的政策取向。将现行的对土地资源征收的“两税一费”统一合并后，既有利于完善税制，建立科学的税制体系，更能直观地表现出国家保护土地资源的立法宗旨，提高全社会节约使用土地、保护土地、合理利用土地的意识，减少土地资源的损失浪费。

(三)扩大征收范围以发挥资源税的调节作用

无论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是与我国资源保护的要求相比，现行资源征税范围都显得过窄，新的资源税征收范围应尽可能包括所有应该给予保护的资源。例如，为了保护水资源，我国应当在资源税税目中增设水资源税目，分设地表水、地下水、地下热水、矿泉水4个子目，按照照顾生活用水、节约控制生产用水、严格控制污染水的原则，实行差别税额。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和资源的利用现状，应先将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水资源纳入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待时机成熟，再将其他资源，如河流资源、湖泊资源等资源纳入资源税的税收范围。

(四)完善现有矿产品资源税征收管理制度

改从量计征为从价计征。从价计征方式受价格变动的影响明显，与征税对象的数量也有紧密联系，其与差别比例税率配合，可以调节产品利润和产品结构，影响价格水平，最终调节产业结构。如果从价计征能将税收与资源市场价格直接挂钩，既有助于通过税收调节资源利用，也有助于政府税收的增加。

调整资源税税额。对于纳入资源税税收范围的应税税目，应根据其稀缺程度、人类的依存程度、其替代品的开采成本、自身的开采成本及该行业利润等因素来计算课税税额，同时依照资源本身的优劣和地理位置差异向从事资源开发的企业征收高低有别的税额。对于那些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稀缺资源课以重税，通过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和上调税额来引导企业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同时，考虑以不同的资源回收率制定不同的资源税税率。回收率高的税率低，反之则高；或者以60％的资源回收率为分界线，制定不同的资源征税起点，达到规定回收率者，以12％的销售利润率为征收起点；达不到规定回收率者，以6％销售利润率为征收起点。

按照资源储量、回采率计征。这种改革在学界和业界呼声较高，受探测技术、税收征管手段和方法等因素的制约，暂时难以实施，但可作为今后一定时期内资源税改革的方向，应积极创造条件，待条件成熟后便可以付诸实施，目前也可有选择地在具有较好前景的地区进行试点，创新资源税计征手段。

(五)改革资源税分配体制

税制转型范文篇7

聚焦税制改革

关于税制改革的讨论已经有三年之久，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不单是中国如此。因为税制改革引起资本市场剧烈波动的例子举不胜举，例如1987年10月19日美国股市的“黑色星期一”，就有人把一部分责任推到美国1986年的税收改革上。

政策制定的过程是一个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过程。政策制定者要根据国内外形势反复权衡，顺势而为。从国内看，企业对高税率怨言很多；从国际上看，减税已成为各国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在税制上与国际接轨对于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意义重大。

1994年的税制改革建立了分税制，奠定了增值税占据中国税收将近半壁江山的地位。政府通过增值税加强了中央政府的财权，增强了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但是不可否认，现存的增值税制度在当时有助于实现反通货膨胀的首要目标，但在今天已有些不合时宜。现行所得税制度受到的最大的批评在于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造成的不公平竞争。

由于名义税率高，征管水平不高，造成了企业逃税倾向严重。

根据一些媒体报道，中国近期将在如下几个方面推进税制改革：1.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2.增值税要由目前的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3.调整消费税的征收税目，对一些高消费项目和国内供应能力不足的部分产品开征消费税；4.择机出台一些新的税种；5.中国将对出口产品实行零税率。最新消息表明年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有望统一。

税收是每一位财务总监都关心的话题，税收筹划是财务总监的重要工作。本期推出税制改革专题，邀请了政府研究机构、社会研究机构的学者和从事税务咨询的国际大型会计机构的税务专家对中国税制改革进行解读，也邀请了一些财务总监谈了他们的切身感受。在许多媒体的报道中，企业的声音往往有意无意地被忽略，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中国正在走向国际化，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日益增加。我们特意邀请两位学者就国外税制改革和避税反避税问题为本期撰稿，希望对财务总监有所裨益。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原有的税制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税制改革的序幕即将拉开。就中国税制改革的方向等问题，记者采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博士，作为长期研究中国税制改革的专家，贾康博士谈了对税制改革的一些看法。

改革集中在四个方面

《21世纪》：国内即将进行的税制改革，会对原有税制的哪些方面进行大的改动？

贾康：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是燃油税的择机出台；第二个是增值税的转型问题，也就是从生产型的增值税转向消费型的增值税；第三个是对个人所得税的进一步的改善和规范；第四个是要把税收的优惠规范起来，以往地方政府对企业过多过滥的优惠政策将会越来越少。

《21世纪》：取消外资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的呼声很高，像外商投资企业“两免三减半”这样的优惠政策是否会一下子取消，还是采取渐进的模式？能否立刻实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还是对外资企业保留一些优惠政策，以鼓励其发展？

贾康：今年是中国入世后的第三年，许多情况还看不清楚，还要观察下一步的发展。目前中国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属于超国民待遇，比方说有的外资企业事实上是享受15%的所得税。本来打算入世之后将外资的税收标准和国内拉平，但因为超国民待遇也不违反WTO的框架，我国目前还是希望能够更多地利用外资，所以不会把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立刻取消。要考虑到虽然我国对外资企业有税收优惠，而在其他方面对外资企业还有一定的限制（比如说一些准入限制）。我认为要逐渐实现对外资企业和对内资企业征税的一视同仁，不要急于达到这个目标。

《21世纪》：现在中国的税制对企业发展有哪些不利的影响因素？

贾康：国内税制里存在很多重复征收的现象，而生产型增值税最具有代表性，它意味着在企业投资形成的厂房设备中的含税部分是不允许做进项抵扣的。再有就是我们在核算企业的所得税的时候，一般都是按平均工资来确定人员工资的发放，超过平均工资的部分，就认为应该考虑在费用之外，不允许把它作为一个利润的剔除因素。但一些高科技企业要吸引人才，必须要用比较高的薪酬把人稳定住。税务人员在计算的时候，只按平均工资计算，多发的那部分工资必须算作是实现利润来交企业所得税。而个人对于这部分工资还要交个人所得税，这也是重复征税的一种情况。

增值税如何转型

《21世纪》：增值税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是这次税制改革的一大热点，这种转变会对财政收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企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贾康：对财政收入的冲击会比较大，现在我们国家增值税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例已经相当高，占到百分之四十多。如果实现转型，测算下来，对财政收入的冲击至少会达到1000多亿元。

对企业的影响当然是减轻了税负，对于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减负作用最突出，因为这些企业前期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比较大，变成消费型实际上就是鼓励他们投资。对商贸企业

来说可能没有什么影响。

《21世纪》：如何来弥补增值税转型对财政收入造成的冲击，是要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吗？

贾康：对于这一点，目前正在讨论之中，还没有听说有什么有效的手段。在增值税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后再扩大征收范围，现在看不到很大的空间。

不过，我们国家在制定增值税的时候，范围限制得过窄了。只对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征收，而像交通运输，建筑安装行业完全应该归到增值税的征收范围里，但这些行业现在是征收营业税。我国过去的增值税不仅征收的范围过窄，而且税率又划分为很多档次：普遍征收的税率是17%；像自来水、天然气、石油这些属于国家扶植的产业按13%征收；对工业小规模纳税人实行6%的税率，商业小规模纳税人按4%征收，小规模纳税人不能进行税前抵扣，这对小规模纳税人不公平，也不利于商品的流通；对于国家鼓励的软件企业，也实行4%的税率。中国把增值税的税率划分成不同的档次，造成企业不是在一个平等的环境下竞争。

扩大征收范围将是增值税改革的一个方向，第一步把建筑安装，交通运输这些行业纳入征收范围。然后逐步地将增值税的覆盖范围扩大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

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可以在某些方面扩大，但是只靠这个是弥补不了转型对财政收入造成的冲击的。必须得采取增值税之外的其他措施来解决，另外，增值税转型不能一步到位，要分步走。

《21世纪》：具体会采取什么样改革的步骤呢？

贾康：分步走可能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选择若干行业先转型，甚至有人说是先选择西部的企业，但我认为这些做法在操作上不好处理。如果说选择西部的企业，那么许多东部的企业会把注册地转移到西部去，谋求税负的降低。如果按行业来，高科技企业该如何确认？一个企业中既包括传统的产业也包括高科技的成分，怎么认定它属于哪一边？所以比较好处理的办法是，按企业里面的项目来做分类，针对所有的企业，比如说允许它们在投资形成的设备方面做抵扣。那么在这一部分先转型，厂房部分可以以后再说。

这些都是在探讨的意见。我个人认为这种做法可操作性强一些。

《21世纪》：对于增值税的转型，有些说法是要向欧洲的税制模式靠拢，欧洲的增值税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

贾康：这种说法不是很准确，增值税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生产型、消费型还有收入型。我国现在采用的生产型；中间过渡的类型是收入型；最终的，也是最合理，最公平的是消费型，我们现在改革的方向就是从生产型的增值税逐渐过渡到消费型。

现在国际上只有极少数几个国家采用生产型的增值税，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消费型的。采用收入型增值税的国家也很少，收入型只能对折旧部分做税前抵扣。

《21世纪》：那么我国当初为什么采取生产型的增值税呢？

贾康：我国当时制定增值税的时候考虑两点因素，第一点是为了控制投资规模，当时中国出现投资过热的情况，为了控制投资规模，避免通货膨胀，所以采用了生产型的增值税。

再一个因素就是要保证财政收入，那时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国有企业除了交税，还要交各种费，而且大部分利润都上交。当时刚刚改革国有企业利润上交的模式，国有企业上交中央财政这一部分被砍掉。如果再实行完全消费型的增值税，国家财政承受不了。并且，当时国债发行比较困难，人民对国债的认识和现在不一样。因此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采用了过渡式、渐进式的改革，实行生产型的增值税。中国的改革从来都是渐进式的，因为要考虑改革的成本和社会的承受能力。

流转税比例过高如何扭转

《21世纪》：国外的税制中，所得税比例要远大于流转税，而国内流转税的比例要大一些，这次税改会改变这种状况吗？

贾康：我国所得税的比例是低一些。国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比如美国，它的联邦财政收入里，只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就要占到40%。另外还有一些和个人保障相关的税，它主要是靠所得税来形成税收支柱的。美国也有流转税，但流转税在联邦这一级，不是支柱的税种。州的一级，消费税可能高一些。地方一级主要靠财产税。我国目前流转税的比例比较大，这次税改不可能立刻改变这种状况。

《21世纪》：中国为什么形成流转税占很大比重的情况？

贾康：这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各种制约条件有关，流转税的征收很简便，只要有流转量就可以征收。所得税必须得说清楚收入来源、数量。这些收入必须有足够的监控机制才说得清。现在我们碰到的苦恼就是这个问题，除了工资以外，其他很多的收入，说不清楚。由于我国税收征管的水平也较低，流转税的征收相对较为容易，所以我国更多地征收流转税。

税制转型范文篇8

关键词：增值税转型

我国已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增值税转型，这是我国税制改革中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公平税负、保护纳税人权益的体现，标志着我国增值税改革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在全社会鼓励投资和扩大内需的形势下，它将为启动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增长，拉动宏观经济更上一个台阶提供必要的动力。

一、增值税类型的基本内涵

我国现行的增值税，是从1994年税制改革开始实行的。所谓增值税，从计税原理上说，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根据税基宽窄的不同，增值税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生产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是指计算增值税时，不允许扣除任何外购固定资产的价款，作为课税基数的法定增值额除包括纳税人新创造价值外，还包括当期计入成本的外购固定资产价款部分。从整个国民经济来看，这一课税基数大体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口径，故称为生产型增值税。此种类型的增值税对固定资产存在重复征税，而且越是资本有机构成高的行业，重复征税就越严重。降低了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对投资起到直接而强烈的限制作用，进而阻碍经济的增长或防止经济过热。这种类型的增值税虽然不利于鼓励投资，但可以保证财政收入。

二是收入型增值税。收入型增值税是指计算增值税时，对外购固定资产价款只允许扣除当期计入产品价值的折旧费部分，从整个国民经济来看，这一课税基数大体相当于国民收入部分，故称为收入型增值税。此种类型的增值税从理论上讲是一种标准的增值税，但由于外购固定资产价款是以计提折旧的方式分期转入产品价值的，且转入部分没有逐笔对应的外购凭证，故给凭发票扣税的计算方法带来困难，因此采用收入型增值税将付出额外的社会成本，即纳税成本和征税成本的提高，从社会效率的角度看是低效率的，从而影响了这种方法的广泛采用。

三是消费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是指计算增值税时，允许将当期购入的固定资产价款一次全部扣除，作为课税基数的法定增值额相当于纳税人当期的全部销售额扣除外购的全部生产资料价款后的余额。从整个国民经济来看，这一课税基数仅限于消费资料价值的部分，故称为消费型增值税。此种类型的增值税在购进固定资产的当期因扣除额大大增加，会减少财政收入。但这种方法最宜规范凭发票扣税的计算方法，因为凭固定资产的外购发票可以一次将其已纳税款全部扣除，既便于操作，也便于管理，所以是三种类型中最简便、最能体现增值税优越性的一种类型。

二、增值税转型的必要性

增值税转型即是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其主要表现在增值税税基的缩减。在当前的形势下，实行增值税转型是非常必要的：

（一）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投资、内需，受全球金融危机及世界经济下滑，特别是受美国、欧洲、日本经济衰败的冲击，我国的出口遭受严重影响，大规模地增加政府投资，确保经济增长和就业，成为目前最主要的应对策略。而增值税转型在客观上起到减税的效果，作为拉动投资的举措之一，有助于刺激投资需求的增长，启动民间投资和消费，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防止经济增速过度下滑。有研究指出，中国的税收乘数约为0.74，这一减税措施有望带动2009年企业支出增长800亿-1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拉动GDP增长0.3个百分点。

（二）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有利于企业的技术进步。在生产型增值税制度下，不允许抵扣固定资产所含税金，从而使资本有机构成高的行业如高科技产业和基础产业承受较高的税负。这样的税负结构不利于高科技行业及基础产业的发展，不利于加速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其结果将会加剧我国产业结构失衡。而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可以刺激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减轻企业税收负担，特别是减轻高科技产业和基础产业的负担，明显地起到鼓励资本向高新技术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流动的作用。

（三）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有利于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由于和我国进行贸易往来的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各国的出口产品都已彻底退回在国内所缴纳的增值税。而我国之前所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固定资产所含税项包含在商品中，因而在出口环节，即使实行零税率，也不能做到彻底退税，从而提高了出口产品价格，降低了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在进口环节，国外进口产品由于出口国实行完全退税，而我国产品包含对固定资产的重复计税，造成国内产品税负高于进口产品，削弱了国内企业的竞争力。面对加入WTO的经济挑战，国内增值税政策必须进行改革，消除生产型增值税对进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充分发挥消费型增值税对进出口贸易的保护作用。这也是实现我国税制与国际接轨的需要。

三、增值税转型可能带来的影响

（一）财政收入减少。国家财政收入的近90%来自于税收,而增值税在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为45%,增值税转型后增值税的税基大幅缩小,从而直接减少财政收入，增添财政压力。

（二）投资过热。消费型增值税比生产型增值税扩大了抵扣范围,能够有效降低投资成本,使企业获得更多额外收益。企业的设备投资的NPV(净现值)和IRR(内含报酬率)就会有所提高,企业的投资周期就会缩短,从而增加了可投资项目的范围,刺激加大投资的力度。现实中我国局部地区局部行业已经出现投资过热的苗头,比如房地产、钢铁业等投资增长速度明显过快。投资过热由于快于消费增长,使得新项目建成和形成的新生产能力没有市场需求。因此，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改革有利于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是否会对已经过热的经济再”火上加油”令人担忧。

（三）劳动就业压力。我国目前的企业构成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在实行生产型增值税时，劳动密集型企业因为固定资产投资少，不予抵扣的进项税额小而税负较轻。增值税转型改革后这种优势将不复存在，同时企业往往追逐利润最大化，不可避免社会资金必然流向高利润行业，而劳动密集型企业往往属于利润较低的行业，从而影响到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和企业职工就业。在这种情况下，转型改革就面临着一方面由于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会淘汰一部分技术水平不能满足要求的员工；另一方面，随着企业人力资源的成本的不断上升，而实现消费型增值税使得机器设备的成本不断降低，从而导致人力资源成本与机器设备成本之比相对于增值税转型前有所上升，企业更愿意用机器代替人工，这样就导致劳动就业压力的加大。

四、全面推进增值税转型的可行性研究

(一)财政状况的改善为增值税转型提供了可能

上面已经提到增值税转型可能带来财政收入减少的问题。据财政部测算，如果仅允许把新增固定资产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国家财政将减少收入200～400亿元；如果允许将原有的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将减收800～1000亿元。转型使财政面临收入减少的风险，这对国家财政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压力。但从另一方面讲，减少的财政收入又可得到部分弥补。1、增值税转型后，外购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不计入成本，纳税人的成本费用降低，相应的应纳税所得额增加，企业所得税将增加，这样，减少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可以得到弥补；2、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经济增长加快，财政状况逐年好转。统计显示，最近几年全国的税收收入大幅度增长，2004年~2007年，我国税收收入从25718亿元增加到49442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5.66%、20.02%、21.94%和31.4%，其中2007年的税收收入比上年增收达11806亿元。我国当前的财政收入状况表明，我们完全可以消化增值税扩大抵扣范围所减少的收入。更何况，增值税转型带来税收减少只是静态地算账，如果动态地算，把转型带来的生产发展因素考虑进去，增值税转型的财政成本无疑又会小得多。

(二)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为增值税转型提供了可能

消费型增值税相对于生产型增值税来说，税款抵扣业务更加复杂，征管难度更大，要求税务机关对企业的经济信息具有充分的监控能力，要求税务系统征管力量对商品流转环节进行全过程管理。而近年来，随着我国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强，税收制度的完善和计算机网络的普及，特别是“金税工程”及“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CTAIS)”的逐步到位，我国的税收征管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为消费型增值税的实施提供了可能。

五、增值税转型的战略对策

（一）强化税收征管。增值税转型实施不仅需要政策的科学制定，同时需要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手段的有力支撑。当前应本着简便、规范的原则，建立健全各类规章制度,积极推行税务电算化,实现税收工作的法制化。加强税务人员的依法行政建设等等，完善税收管理制度、操作方法和流程，并尽快升级管理系统，以确保工作的规范化和数据的真实性，减轻税、企双方的工作压力。同时提高税务人员素质，强化其办事效率，加强税法宣传和普及力度，提高纳税人自觉纳税意识。

（二）重新认定纳税人标准，统一发票管理

增值税成功的国家都将纳税人制度设计为“一般”与“特殊”两种类型，“一般”是指绝大部分，“特殊”是指极少部分。我国应吸收相关国家经验，重新调整纳税人划分标准，扩大一般纳税人范围，提高一般纳税人占全部纳税人的比重，使纳税人结构呈正常分布状态，以保证增值税拥有必要规模的一般纳税主体，确保增值税的抵扣链条广泛延伸、内在机制有效运行，以利于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统一使用、管理，凸现增值税固有的功能。

1、改变以经营规模为单一标准的做法。企业经营规模往往处于经常变化之中，经营规模的大小也不能说明企业会计制度健全情况以及使用专用发票的安全性。因此以经营规模为单一标准有失科学。可以结合企业的注册资金和不动产为标准来划分不同的纳税人。

2、严格纳税人类型的划分依据。纳税人类型的划分，应根据行业性质分别对待，对从事工业生产、商业批发以及为生产服务的企业应尽可能划为一般纳税人；对规模极小的零售店和生活服务点，可灵活掌握。也就是说，小工厂和批发企业则应该尽量并入一般纳税人范围，使其正规化，小规模纳税人仅应局限在商品零售领域。

3、降低销售额标准。即将更多的企业列入一般纳税人范围，扩充增值税内在机制赖以运行的传导主体。

4、改变以取消一般纳税人资格来处罚违规企业的做法。一般纳税人资格不是一种经济资源，不能用于经济处罚。对那些有违规行为的一般纳税人应当通过其他正常途径（如法律）严惩重罚，增大其违规成本，使其不敢轻易违规。

5、改进仅凭发票抵扣税款的制度。增值税实行按专用发票上注明的进项税额进行抵扣的征收方法，增值税专用发票成了唯一合法的扣税凭据，这也是现行增值税问题倍出的原因。笔者认为，应将现行的抵扣制度改为凭“账簿法”计算税款，将专用发票只作为与会计账簿记录核对的依据，不再作为唯一的抵扣依据，淡化专用发票在抵扣税款中的作用，限制利用专用发票偷税犯罪的行为。

（三）分阶段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现行增值税征收范围过窄，在税制结构和治理方面存在问题，应该将增值税的征收范围扩大至现在征收营业税的经济活动。但扩大增值税范围对原征收营业税的企业税负变动较大，以及对分税制后作为地方收入的营业税收入影响较大，所以这种扩大应分阶段逐步实行。建议第一阶段应将现行增值税运行中矛盾和问题最为突出的交通运输业，纳入增值税范围；第二阶段将建筑安装业、邮电通讯业及娱乐等其他服务业纳入增值税范围；第三阶段将增值税范围扩大到经济领域的所有经营行为。

（四）完善分税制管理体制,适度扩大地方税收。由于增值税是共享税，在考虑中央财政对增值税转型承受能力的同时，应当对省、市、县和乡四级财政的承受能力给予充分考虑。增值税转型将使部分地方政府产生财政局部危机，由于部分县和乡对个别重点税源企业存在财政依赖，因此，可能导致部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在一定时期内难以保持稳定，甚至可能对出口和投资产生负面影响，可以考虑适当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的共享比例来化解地方财政压力。也可以考虑通过税权的调整，让地方因地制宜地开展诸如遗产税、财产税、社会保障税等税种，为增值税转型提供财力支持。

（五）综合配套，综合治理。创造良好的纳税、治税环境。国际经验表明，良好的纳税、治税环境是实施增值税最有效的保障。应加强宣传舆论和监督,密切关注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特点，及时构思解决问题的措施，进一步做好征纳双方办税人员的业务培训，协同解决地区性的税收竞争和打击跨地区的偷骗税活动。

总之,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政策导向和迫切要求,是全面提高企业竞争力,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因此增值税转型改革既要避免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过高，经济过热，又要能促进企业技术升级；既要充分考虑财政承受的压力，又要保证中央的宏观调控。只有这样，新一轮税制改革才能健康平稳地运行。

【参考文献】

[1]2009年全国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教材税法（一）

[2]关于我国增值税转型问题的思考税务征管2003（2）

[3]杨君昌财税体制改革研究文集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4]“转型”将使增值税制度更完善更公平中国税务报2008.03.10

税制转型范文篇9

好政策的明显标志就是连续两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以及五年之内逐步取消农业税的承诺。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是促进农民增收，05年则变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但这只是形式的变化，两个文件最后都是落在要使农民富起来，缩小城乡差距，以化解三农难题。

我们喊“减轻农民负担”很多年了，但庞大的基层政权设置，以及各种名目的搭车收费依旧让农民不堪重负，这也是前几年税费纠纷严重，以至于最后不得不启动税费改革的重要原因。

但是，随着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一系列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对于化解三农问题而言，决不是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如此简单。“黄老之治”的思想只是恢复农村生机的前奏，农村要想尽快缩小与城市间的差距，必须经历一场深层次的变革，实现转型。这个转型既包括农村自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也包括农村基层政权的转型。后者的转型对于未来的中国社会的建构和发展，则具有尤为特殊的意义。

改革开放发酵于农村，民主选举在农村开始成型，而在取消农业税之后，基层政权——包括县乡两级政权以及村自治机构将面临巨大的财政和人事压力。如果他们不尽快从全权政府转变为限权政府，把政府功能从经济建设型转变到公共服务型上来，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就会不期而至。

对于农村社会的发展，我们需要有三个层次的视野。一是从宏观上，要有国际视野，正确看待中国农村在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前景；二是从中观上，把握国情，尤其是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的不均衡发展状况；三是从微观上，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正确看待农民个体和某些群体的思想以及行为特征。只有把握并协调好这三个层次，我们才能更有效地利用取消农业税所带来的政策效应，力争尽早、平稳地实现农村的经济和政治的双层转型。

一，千年的梦想成真

“均田地、轻税赋”是中国农民几千年的梦想。在漫长的中国农业社会历史上，政府收缴农业税、农民交纳农业税从来都是天经地义的。各朝各代，只有过局部减轻包括农业税在内的税赋的举措，从来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的先例。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取消农业税几乎可以算做是中国自盛唐之后关于税制的第四次重大改革。但是这第四次改革与前三次改革相比，具有本质性的差异。

中国古代专制政权的经济权力，归根结底是建立在田制税法上的。秦代以后，每个王朝在田制税法上就进行着各色各样的斗争。譬如在魏晋时期，就先后出现曹魏的屯田制、晋代的占田制、北魏乃至其后隋唐的均田制。

唐室建立之初，其中央集权的物质基础就是均田制和租庸调税法。这之前的传统税法一般只与人口挂钩，所以唐德宗元年，也就是公元780年，由宰相杨炎建议推行的两税法，由于确定以资产、田亩为课税对象，变相承认了地主和一些农户的土地所有权流转，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之前税法，实际上是此前由国家统制土地分配的规制，从根上取消了，因此，两税法可以说是对中国此前税赋征收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另一意义则在于，土地私有和土地所有权流转在事实上被政府承认。

第二次则是明朝后期的“一条鞭法”。公元1581年，张居正把人头税、财产税以及各种杂税全部归到土地税里，统一征收。我国于2000年开始的税费改革试点，应该说，也能窥见一条鞭法的影子，譬如，取消“三提五统”，也就是国家规定的村提留(包括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五统筹(包括教育附加、计划生育费、优抚费、民兵训练费、乡村道路费)，以及各种杂费，逐步取消劳动积累工、义务工，建立以税率提高的农业税以及农业税附加为主体的农村税制，即所谓“费改税”，实际上就是与一条鞭法如出一辙。

但是一条鞭法到了后期，出现了“黄宗羲定律”，各种收费在一段时期过后，又重新以各种名目收取，税增加了，费并没有减少，农民需缴纳的负担实际与改革前并没有太大区别，而且多数会更严重。从征税费成本上来分析，地方政府在征收“皇粮国税”时，往往会附加收取“费”，最后甚至可能演变成以征费为中心，征税为附属物的局面。取消农业税后，那些原本以征收农业税为名义而进行的收费行为，不得不改弦更张，这将有利于农民算明白帐。

第三次改革是雍正元年实行的“摊丁入亩”。1723年，雍正将丁税也就是人头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土地多的交税多，土地少的交税就少。“摊丁入亩”废除了编审制度，解除了许多世纪以来加在农民身上的一条锁链；政权通过赋役制度实现的人身控制削弱了；数千年的人头税基本废除。

第四次重大改革即为当前正实施的税费改革，其主要政策即在“费改税”的基础上，再进一步，逐步取消农业税和除烟草之外的农业特产税。从去年3月国务院宣布5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在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11个粮食主产省区的农业税税率降低3个百分点，其余省份农业税税率降低1个百分点。同时鼓励沿海及其它有条件的省份先行改革。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面停征农业税。此外，中央政府从今年起免除全国592个部级贫困县的农业税。

二，地方财政与债务危机

农业税取消之后，实际上，从税费改革试点开始，我们就发现，乡村两级的收入大大减少，加上财政转移支付滞后，导致了乡村基层机制运行面临困难。这个困难的典型表现就是财政来源问题。

中国目前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在实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下，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层层包干，收支层层是平衡的，中央负责中央，地方负责地方。但从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好税、利大的税向上收，坏税、没税的向下放，财权上收了，事权就下放，其结果是越到基层，事权越大。而我国的乡镇一级政权有相对独立的财政，这就导致他们必然要寻求变通之道，也就是通过运用事权重新加强财政能力。举个例子，农业税没有办法征收，他还可以征收计划生育费，宅地费等，而征收标准，如何征收仍然是基层政府说了算。

在我国县乡两级庞大的人员结构没有大的变动下，取消农业税，必然进一步导致地方财政危机。其一，乡镇机构精简下来的人要买断工龄，这部分钱只能从财政中开支；其二，吃财政饭的教师队伍也仍然由县乡财政出钱，这部分所占比例在很多地方超过乡镇财政总额的50％；其三，乡镇政权仍然在进人，尤其是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大专生，这也是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的需要，这部分人也要吃财政饭。新旧干部加在一起，财政负担在有的地方不减反增。

另外一个导致财政危机的就是债务危机。前几年经济开发区等兴起，县乡政权为谋政绩，纷纷搞基建，圈地建开发区等，这些由政府主导的经济行为，不仅造成了大量资源浪费，而且由于不少是向银行贷款或是向老板借款，欠下了很多债务。再加上一些历史遗留，基层政权的负债现象已经十分突出，取消农业税之后，债务偿还能力更加虚弱。

在村一级，多年来农村兴办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村基金合作会、农业开发等生产公益事业，以及兴办工商企业等原因也形成了乡村大量负债现象。农村税费改革前，乡村除从经营性收入外还要从收上来的乡统筹村提留中拿出一部分来偿还债务。改革后，乡村可用财力下降，筹资数量和筹资数额减少，偿还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偿债压力非常大。目前在中西部地区，平均每个乡债务是500万，典型的乡超过1000万，据称，现在全国每个乡的平均债务是400万，村级是20万到100万不等。平摊到每个村民的人头上，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这些财政和债务危机如何化解？在取消农业税和除烟叶之外的农业特产税之后，上级财政必须拿出办法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和速度，否则，基层政权会通过不断变通的新方法来自行解决这些危机。那么，这就很容易走向税费改革本意的反面，重新加重农民负担。

当然，另外一个措施就是基层政权自身的转变，取消农业税，消除基层政权以前较为核心的征税职能，正好给基层政府改革以一个新的契机。

三，下一步是城乡统一税制？

我国即将取消的现行农业税制是1958年税制改革时建立的。我国的农业税是对从事农业生产取得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取得的常年产量或实际收入所征收的税，是对总收益额征税。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缴纳的税费支撑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期积累。

近年来，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农业税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逐步变小，全国财政收入中来自农业税的收入从1950年的41％下降到去年不到1％，充其量五六百个亿，而去年的财政收入为22000多个亿。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到现在，取消农业税，反哺农业，作为我国总体经济战略性的一次大调整，也是水到渠成。

农业税取消之后，中央财政还要在几年之内对农业继续扶助。中央领导人去年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时代已经来临，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指望企业法人对农业进行反哺不太现实，只有动用计划的手段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如果没有政策扶持，基于经济人理性，企业家不会主动去“献身农村”，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理想主义情绪只能是一种情怀，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让农民富裕起来的目标。因此，反哺的重任只能也只有政府财政才能承担得起。

但是，反哺也是有时间表的。基于长期政策的考虑，城乡在未来统一税制是一条公平之路。农业税取消之前，城乡征税制度几乎性质完全不同。同样收入程度的两个中国人，由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身份之差，前者可以享受低保，每个月定期领取政府补助，而后者不仅无钱可发，还要缴纳税费。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决定了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基本上是生存性收入，包括口粮、种子、化肥、农药、看病、小孩上学都需要这部分农业产出，这种生存性收入按照国际惯例是不应收取税收的。关键的一个差异就是我国过去对农民不是按照收入水平来收税，而是以产量和人头来定量收税。这就造成了严重的城乡税制的不平等。

然而，城乡统一税制不可能一蹴而就，现今时机尚不成熟。原因在于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村需要几年的调整期。这也与农民总体收入水平紧密相连。以收取个人所得税为例，城里把800元作为起征点，工资卡上有注明，征税成本电子化，低廉快捷；而在农村，如何量化这个标准，一时都不好界定，何况，即使农民个人月收入超过800元，考虑到在农村约20％的征税成本，亦是“吃力不讨好”，且作为反哺时代的一种策略，也应该使这种对农民好不容易得来的税收福利持久一些，这其实就是以现今看似不公平的措施纠偏，以达到历史性的公平。

取消农业税的基本思路是，在农业生产环节一律免征，只对进入流通和消费环节的农产品征税，也就是说农产品不上市不征税。对上市的农产品征什么税，是征农产品税，征营业税，还是增值税，这是另一个大课题，有待纳入城乡统一税制的历程中加以衡量。

统一城乡税制，最终还是要对农民征税。这主要是对富裕起来之后的农民征税，农民有缴税的能力了，该缴的仍然应该缴，不然这种政策的差异会引发大面积征税作弊现象，造成国家财政受到不必要的损失。但这至少需要几年的过程，如果马上统一城乡税制，恐会抵消取消农业税所带来的政策效应，影响农村政治稳定。

从此一意义上而言，这场关于税制的转型对于未来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转得好，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坚冰，转得不好，又会孳生新的社会问题。但无论如何，统一城乡税制，消除歧视性政策，稳定农村福利，都是一条必经之路。

四，政府改革的契机

假如取消农业税的政策完全落实，据估测，农民因此将人均减负40元。考虑到城市整体经济发展速度仍然远高过农村的现实，这40元所带来的更多的是政治效益，而对于缩小城乡贫富差距，仍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因此，光取消农业税是远远不够的。免征农业税后，基层政府不再担当收税的职能，县乡两级政府空闲出大量精力，正好可以腾出手来着力促进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只有这样，取消农业税所增加的40元收入才能引发“乘数效应”。农民并非不需要政府，而是需要为他服务的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信息、人才都很重要，政府完全可以通过一些事业单位的改革，进行转型。在农村搞“无政府主义”，并不利于农村的整体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对农村的引导。

“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是中央政府提出来需要加强的四大职能。从总体上看，目前乡镇政府职能特点是仍然以经济管理职能为主体，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相对较少，而且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这些职能还难以有效履行。这种状况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中国社会转型的要求，应当充分利用税改的契机，加以改革。

怎么改革？从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角度出发，首先就应该理顺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和职能分配，把那些市场可以完成的职能剥离出去，交给市场来办。比如说对乡镇七站八所中的农机站、种子站、兽医站等都可以独立出去，逼迫他们靠满足农民需要来存活。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第二，公共服务的一大块就是为农村提供公共品，包括公共医疗，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等。目前农村公共品供给主要是以农民为主，国家补助的模式，因而供给出现严重缺位，也就是政府的缺位。

对于公共品，农民需要，但又没有充分的实力和精力来从事，取消农业税和义务工后，如何整治农村的公共品更成为困扰农民的一道难题。因为这涉及到各个村庄之间的协调问题，政府出面是最有效率的解决方式。而且，这部分公共品，譬如纯公益性的，就应该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来做。

税制转型范文篇10

前两年,鉴于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不佳,民间投资启动不力,学界提出了从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变的建议。因为生产型增值税只对企业购进的原材料扣减增值税,而对投资部分不抵扣,是一种对投资征高税的政策。况且,现行增值税是1993年通货膨胀严重时制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反通货膨胀的目的。现在,虽然投资增长已经有点过快,民间投资也开始复苏,决策的时滞问题已经相当明显,但是,将“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仍有其积极意义,是在统一税制上前进了一大步。

然而,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虽然有利于统一税制,有利于向公共财政转型,但其本身并不是向公共财政转型,而只是增值税类型的变化。由于增值税是一种流转税,流转税是一种间接税,其税源来自于生产和流通环节。而以流转税为主,是无法实施公共财政体制的。因为,既然政府的税收主要来自生产和流通环节,来自于生产和贸易企业,那么,政府及其官员关注的中心自然是生产和流通,其精力也主要放在企业身上,投资建设,发展经济成为政府工作的中心。再加上在目前的体制条件下,评价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是经济增长率和招商引资的多少,而不是提供基础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府就是一个发展型或者建设型政府,我们的财政也仍然是建设财政或者经济财政,不可能是公共财政。可见,相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政府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相对于公共财政目标,政府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值得思考和榷商。

从根本上来看,向公共财政转型实际上是政府行为和政府制度的转型。即从面对企业转向面对个人,从与民争利转向为民谋利,从区别(实际上是歧视)对待转向公平交易。因此,要实施公共财政,必须从以间接税为主转向以直接税为主、以流转税为主转向以所得税为主。这样,纳税的主体就主要是公民个人,而非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得面对全体公民,其与公民的关系就是与纳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公民向政府提供一个等价与之交换,税收就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报酬。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究竟如何,收取的税收是多是少,当然不是由政府说了算数,而要由纳税人来评价。这样就能形成纳税人对政府行为的制衡和监督,只有在纳税人的制衡和监督下,政府的行为才能转变。而在流转税为主的制度安排下,这一切是很难实施的。因为税收主要来自于企业,与纳税人隔着一层,税多税少与个人无直接关系,因而缺乏监督政府行为的激励。这样一来,政府行为也不可能转变。

从目前情况来看,向以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制转型的条件逐渐形成,有关方面应当抓紧研究,积极促进,分步实施。首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所得税的增长很快,尽管个人所得税的偷漏税现象相当严重,其增长速度也是税收增长中最快的,其比重已经超过了10%。现在要做的首先是转变其征收方式。目前,个人所得税采取的是代扣代交的方式,这虽然保证了一定的税收收入,减轻了税收部门的负担,但这并不是所得税征管的一个恰当的方式,除了养成税收部门的依赖心理和偷懒行为以外,更重要的是不利于个人纳税意识的培养和形成,其征税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很高。其次,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并轨已经不能再拖,今年有可能付诸实施。从本质上来讲,对外资企业的优惠,就是对内资企业的歧视,不仅低估了内资企业的市场价值,而且造成了劣胜优汰的效应。因此,统一税负不仅解决了税收制度中一个严重而明显的不公平问题,而且有利于消除资本流出和流入不对等的问题,缓解汇率升值的压力。进而为企业税制的转型创造条件。再次,消费税改革也在加紧实施,这也是转向直接税制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其所以提出和讨论这一问题,目的在于明确税制改革的方向。

就今年的税收工作来看,增值税转型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是两个重点。国家税务总局提出的原则是“将在保持税收收入稳定较快增长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分步对现行税制进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改革。”为了降低税制转型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有关部门计划先从东北及一些重点扶持的行业试点,“允许企业抵扣当年新增固定资产中机器设备投资部分所含的进项税金”,然后逐步推广。这样,此次改革可能采取“逐步转型”的办法。比如,投资中机器设备只允许增量抵扣;也可能采取分行业逐步转型的办法。必须指出,这种办法虽然可以实施,但要注意区别对待可能造成新的扭曲,因为“保持税收收入稳定较快增长的前提”就是值得讨论的。

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7.8%,而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增长19.1%,两者的差距十分明显,2003年二者的差距更大,经济增长9.1%,而税收增长超过了20%。税收增收超常增长,有税收结构调整的原因,也有加强征管的原因,还有不可比的因素,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进口的相关度相当高,经济增长快的年份,进口增长也快,但是,海关进口税的增长终究与经济增长隔着一层,进口税收的超常增长(如2003年增长47.4%)当然要排除在分析之外。

在税收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比较分析中,增值税是与经济增长率概念和口径最相近的一个指标。因为,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生产净值的概念,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其价值形态是所有常住单位增加值之和。而增值税就是对增加值征税。因此,如果其他条件不变,GDP增长多少,增值税大致也应增长多少。但从2003年的情况来看,国内增值税完成7341亿元,增收1066亿元,增长17%,超过经济增长率87%。对此能够提供的解释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税收征管加强,偷漏税减少。据说,2002年增值税的征收率已经达到70%,进一步提高的余地还有,但不大,即使提高3—5个百分点,也只能解释增收的1/3左右。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税收征管比我们有效,且所得税比增值税的征收要困难一些,其征收率通常为70%—80%。

二是GDP的数据偏低。尽管国家统计局一再说明,近来国内外的一些认为中国已经出现全面经济过热的人仍持此看法,国内各省上报的统计数字也大于统计局公布的数字。退一步讲,即使认可此说,2003年GDP增长不是9.1%,而是10%,也不能弥合与税收增长的差距。

三是税收数据有水分。这有可能,但与其他统计数据相比,税收收入的水分的确比较小,虽然账面上的不能说全部是真金白银,但真正

入库的都是货真价实的东西。

总之,经济增长与增值税的口径比较接近,后者去年增长17%,如果以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为前提,转型的过程必然拖得过长,甚至久拖不决。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无法也不必逐步实施,只能一步到位。否则,会造成新的扭曲。更何况,加入WTO已经多年,内外资企业税负的不公平,已经是弊大于利。虽然二者的税率一降一升,总体变化不大,但所占比重不同也会有不同的影响。考虑到并轨对内资企业是一种减税措施,其所产生的激励效应,也会进一步扩大税基,促进税收增长,因此,更应当抓紧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