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公平范文10篇

税制公平范文篇1

（一）税收在初次分配环节的调控作用

在初次分配环节，应把注意力集中在流转税上，流转税是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征税，目前理论界的大部分学者认为，除消费税通过调节消费品价格对高消费者收入进行调节外，流转税在初次分配中发挥中性作用，不具有作为政府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政策工具的功能。在我国流转税实践中，增值税与消费税的配合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公平收入分配的积极影响，在增值税中规定对生活必需品课以轻税或无税，而在消费税中对奢侈品额外课税，可以起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另外，税收对初次分配有间接调控作用，表现在：其一，税负轻重会改变企业和个人要素占有量的大小，从而加剧其在初次分配中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其二，如果税收制度能够在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调节中取得效果.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资源配置格局和要素分布状态，从而使初次分配中的起点不公平的状况得以改善。

另外，也应注意到初次分配中某些起点不公现象是非正义的，如在市场机制不够成熟的情况下，某些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利用垄断力量获得了不合理的分配收益。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影响和高度国有化，在主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形成了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的并存，严重影响了统一市场的建立和公平竞争。垄断引发的行业高收入与其他部门、行业之间收入的巨大差异，其不公平已成为我国当前的社会性问题。从行业平均收入的统计分布看，人均收入排名前十位的多是垄断性行业，如通信服务业、电力供应业、金融证券业、保险业等。。垄断问题是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缺陷，却是税收政策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之一。

（二）税收在二次分配环节的调控作用

按照马克思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原理，二次分配是对初次分配的补充和校正，因而崇尚“公平至上”的原则，可以通过税收手段实现“抽肥”，即对富人征收更多的税收，从而实现富人和穷人在分配上的相对公平。在国民收入二次分配过程中，对公平收入分配发生重要影响的税种有以下几类：1.所得税。在实行累进个人所得税的情况下，税率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而升高，使得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在征税后缩小；企业所得税可以减少资本收益，从而缩小资本利得收入者和劳动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2.社会保障税。一般情况下，社会保障税主要以劳动所得作为税基而不包括非劳动所得，其税负主要由劳动者负担，因此，该税本身并未对公平收入分配起到多大的作用。但它是政府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财力源泉，对于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有着间接而重要的促进作用，社会保障税已成为世界各国实施社会收入再分配调控的重要政策手段。3.财产税。财产税对个人收入分配具有重要的调控功能，其调控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财产税比较符合税收的支付能力原则。对财产课税有助于缓解社会财富分布的不公平状态；其次，财产税的负担难以转嫁，可以直接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不至于因转嫁因素而被淡化或扭曲。（三）税收在第三次分配环节中的调节作用

国民收入第三次分配即社会的富人运用捐赠、资助慈善事业等行为回报社会，实现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内的收入分配调整。在很多西方国家，除了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之外，慈善公益事业也较为发达，这种分配表现在通过多种途径和多种方式的捐助活动，很多富人的财产被直接或间接地转移到穷人手中，在客观上起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第三次分配一般情况下是公众自觉行动，但也可以通过制度安排激励引导。对于社会公众对慈善公益事业的捐助，发达国家普遍给予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免税政策.引导高收入的合理流向，缓和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但在我国，现行税制中的一些规定，特别是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对于捐赠抵免限额的规定抑制了第三次分配规模的扩大。虽然2007年企业所得税的捐赠抵免限额从3%提高到12%，但实际上对第三次分配仍然起到抑制作用，可以说目前税制中尚缺乏支持第三次分配格局形成的有效措施。三、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策略：搭建立体框架、实现良性循环

（一）完善税制公平机制

1.统一二元税制结构，补偿利益受损群体。

首先，需尽快改变现行城乡税制二元设置的格局，为城乡经济的统筹发展创造必要的税制条件。统筹城乡税制中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清理对农民的乱收费，减轻农民负担。第二.税制设计的要点是将绝大多数农民排除在纳税义务的范围之外.并使部分富裕起来的农民按其负担能力纳税。这样，在消除城乡收入差距的同时，也可以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进行调控。其次，农民在过去二元税制中损失的利益或遭受的不公境遇应该得到补偿或改善，这种补偿可以通过税式支出或财政补贴的形式来实现。

2.提高征管技术和税收法治水平。

（1）规范税务执法人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目前，我国税法不能得到有效实施，追根溯源，主要还是因为税收立法质量不高造成的，例如有些规定过于笼统，伸缩性太大，可操作性较差，以至于有法难依。税收立法上的瑕疵和漏洞一方面使纳税人感到茫然，另一方面，也给执法者带来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执法不公甚至徇私枉法。这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税法的严肃性和执行效力，因此，提高税收立法水平是规范执法人员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有效途径。

（2）加强内部执法监督、完善执法责任制。有效的执法监督是依法行政、防止行政权力被滥用的有力保证。从监督主体来划分，对税务行政执法的监督可分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政府内部的监督以及纳税人的监督等。比较而言，政府内部监督，特别是税务系统内部的监督是可控的，可充分发挥其作用。应完善层级监督，加大监督部门的权力，使监督制度更为具体化、规范化、公开化，并建立有效的纠错机制。具体来讲，各级税务机关可以不定期抽查执法情况，深入实际，向纳税人了解基层税务执法人员的行政执法行为，将税务执法监督制度落到实处.明确各岗位税务执法人员的权力和责任，建立执法与责任挂钩制度。

（二）利用政策着力点，搭建立体调节框架

1.注重流转税在初次分配中的间接调节作用。我国目前的税制结构仍然以流转税为主体，虽然理论界公认未来我国将转变为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结构，但这个转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直接税发挥作用的空间非常有限。应当承认，流转税的累进特征较之所得税弱，它虽可以对社会财富不公平分配所产生的消极后果起到一定的修补作用.但较难改变不公平分配的现状，因此不能代替所得税在再分配中的作用。但是如果加以精心设计和有效管理，流转税是可以在再分配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相比所得税，流转税在再分配方面也具有相对优势：一是流转税较为隐蔽，易为纳税人接受；二是流转税具有管理上的优势，其再分配功能容易充分发挥。从我国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看，流转税在税制体系中仍会占主导地位，利用流转税的征管优势，尽力发挥其再分配功能非常重要。

另外，对于初次分配中的垄断利润应课以额外税.如针对资源垄断性企业由于资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进行征税，让这部分收入更多归政府所有。或者规定具有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除缴纳各种税费之外，还应该上交部分利润。总之，可以通过税收政策的安排对初次分配中的“不正义现象”主动产生影响。

2.建立起二次分配中的三维调节框架。有效的个人收入分配税收调控体系应当是在个人收入流程的各个环节对个人财富的各种存在形态进行全方位调控。对个人收入的税收调节可以从个人对于财富的取得、使用、拥有及转让三个环节进行，搭建三维调节框架。

（1）对收入取得环节的调节。第一，完善个人所得税制。自2∞5年起，个人所得税改革问题在全国大范围内进行讨论并实践。不可否认，无论是免征额的提高还是高收入者的自行申报改革，都在制度和征管层面上提升了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但只有实现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征收模式向综合征收模式的转变，才能真正撬动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杠杆，真正改变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上的尴尬处境。第二，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税的调节功能。首先，开征社会保障税。从公平收入分配和优化税制结构的角度看，将我国的社会保障费改为社会保障税是十分必要的。开征社保税有利于建立可靠、稳定的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机制，从根本上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社会公平。其次，依法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逐步建立起保障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机制。逐步建立、完善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增加对低保和贫困地区、贫困农村的贫困人员的保障力度。社会保障税改革的核心在于受益范围的规定，受益范围的大小与收入分配调节直接相关，以我国目前社会保障费收入现状来看，收入与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的缺口，因而定位于建立面面俱到的受益范围是不现实的，只能将调控的重点置于保证低收入者的最低生活保障上。

（2）对收入支出、消费环节的调节。根据消费税自身所具有的“特殊调节”。功能，在支出、消费环节，我们选择消费税作主要调节杠杆。2006年4月，我国消费税实行了重大改革，增加了一些奢侈品课税项目，如高档手表、游艇等，对于优化消费税调节分配功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仍存在需要完善之处。现行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只涉及货物性消费.并未涉及消费行为.因此要将现行营业税中的征税对象如歌舞厅、高尔夫球场、保龄球馆等，尽快列入消费税的征税范围。

（3）对财富存量的调节。现行税制中缺乏对财富存量课税的税种，使得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上“孤掌难鸣”，因此在我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体系是必要且迫切的，可从以下几方面人手：第一，统一财产税制。在财产的使用、占用环节，将现行房产税与城市房地产税合二为一，定名为房产税，对内、外资企业统一课征，并将其课征范围扩大到农村的非住宅和非农业用房屋；第二，完善契税制度。为强化契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其课征范围，将不动产继承行为纳入该税的课征范围；第三，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利用遗产和赠与税对财富的存量征税进行调解，不但有利于实现代际公平，而且有利于实现财富分配的良性循环。

3.注重激励引导型税收政策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应该在税制中多植入激励的因子，消除抵制、阻碍因子，从而利用税收杠杆，带动更多社会力量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具体来讲，可从三方面人手：（1）取消所得税中有关捐赠扣除限额的规定，实行递延抵扣。例如可规定，纳税人向公益性、非营利性组织捐赠，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扣除比例不得超过捐赠人当年净收入的50%，但超过部分可以往后顺延，累计到第二年结转予以扣除，并可无限期向后结转。（2）将物资捐赠和劳务捐赠增加到税前扣除项目中。目前，准予税前扣除的内容仅局限于钱款的捐赠，而忽略了大量的物资捐赠和劳务捐赠。为了进一步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参与慈善事业，可以针对纳税人捐赠物资的情况，通过专业的机构来评估物资的实际价值，根据评估价值准予税前扣除。同时，对于公民从事慈善义工活动，也可以根据做义工的时间和工作难度等进行评估，使其享受个人所得税的税前扣除。

二、税制不公平的具体表现

（一）结构不公平的表现

长期存在的二元税制结构侵蚀了公平收入分配的基础。我国的二元税制现象严重违背了横向公平的原则。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实行以城市征收制度为一元、以农村征收制度为另一元的城乡隔绝的二元税制结构。而且，我国农民的负担不仅来自于对农业农村居民单独征收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还来自于工农产品“剪刀差”、“三提五统”、劳务和各种社会负担（收费、集资、摊派、罚款等）。农民的总体税费负担远高于城市人口，与此同时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却远低于城镇人口。以2004年为例，我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到了3.53：1。如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各种补贴、劳保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以及农民尚需从纯收入中扣除“三提五统”和用于再生产的部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约为5：1～6：1。我国目前正处在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浪潮中，虽然部分二元税制问题在改革中得到解决，但长期存在的负面调节效用很难在短期内消除。

税制公平范文篇2

论文关键词：资本弱化固定比例法正常交易法公平

一、资本弱化的概念

从形式上看，资本弱化就是指公司的资本结构中负债资本远远大于权益资本的资本结构安排。但如果投资者不是有意识的通过操纵债务和股权比例失调来追求一定税务利益的话，企业融资时尽量利用借贷融资，而较少利用股份融资这一现象不应成为各国税务当局关注的问题，也不会成为税法学研究的对象。只有当投资者是为了逃避其本应承担的税收负担，而有意识地过多选择负债筹资而非股本筹资时，这一现象才会为税务当局和税法学界所关注，因此税法学(特别是是国际税法学)是把资本弱化作为一种避税方式加以研究的。与税收学更多关注税收资金的运动过程，研究如何提高税收经济活动效率相比，税法学更多的着眼于税收关系中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税法学对资本弱化这一种避税方式进行研究主要是防止纳税人逃避其应承担的税负，维护国家作为税收征收法律关系中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从法理上讲，资本弱化这种损害国家法定税收利益的行为显然是无效的，国家有权对其进行纠正，从而对受损害的国家税收利益进行救济。从这一角度出发，资本弱化是指公司投资者投资于公司的资本中，不恰当的提高负债比例从而相应的降低股本的比重，增加利息获得更多的税前扣除，以减少应纳所得税[2]。与之相对应，资本弱化税制可以定义为关于资本弱化的基本原则、方法、措施以及有关协调的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则的总称。

二、各国资本弱化税制的比较

(一)美国

作为世界上税收制度最复杂的国家，美国在1976年就制定了资本弱化税制(IRC第385条)，1989年增加163条J条款后，使其更加完善。其基本内容包括：1、税收署可制定补充规定，以企业双方关系的实质为准，严格界定适用税法的关联企业；2、国内收入署有权对关联企业间往来款是债务还是投资的性质进行审查认定；3、按照债务与资本净值1．5；1的法定比率来核定，凡认定的债务总额与资产净额之比超过这一标准的即属资本弱化，其债务超额部分的利息支出便不予扣除，并要依法扣缴预提税。美国在《收入调和法案》中对资本弱化问题作了税法规定，不允许扣除“不符合规定的利息”。这里“不符合规定的利息”，是指下述情况下美国公司向国外关联公司支付的利息：1、当国外关联公司得到这笔利息后由于该所得不属于与美国的生产经营有实际联系的所得，所以国外关联公司不必就该所得向美国政府缴纳所得税；2、根据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税收协定，该利息可以不缴或少缴美国的预提所得税。此外。“不符合规定的利息”还包括美国公司向美国的免税单位支付的利息。在此基础上，“不符合规定的利息”，还应该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美国公司的净利息费用超过了当年的利息扣除限额，这部分超额利息不能扣除，利息的扣除限额等于公司当年调整后应税所得的5O加上上一年结转下来的余额；2、公司在纳税年末的债务一股本比率超过1．5：1，在计算居民企业的债务股权比例时，与大多数国家针对单个非居民股东，债权和股权都是特定非居民股东对居民企业享有不同，美国并不要求接受股息分配的关联方必须是非居民。此外，美国税法还规定，如果非关联企业之间在相同或相似情况下不可能提供的贷款，而关联企业之间(要求股权控制在50以上)发生了这样的贷款，税务当局则应当认定该贷款为“非正常交易”，关联企业内部的贷款就应当视为股权，贷款利息不允许税前扣除[3]。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资本弱化制度是同时采取了固定比例法和正常交易法，从而避免只采取一种方法带来的弊端，这也是各国资本弱化制度发展的趋势。

(二)英国．

作为崇尚判例的普通法系国家，英国没有制定专门的资本弱化条款。英国税务部门在确定资本弱化税务稽查对象时，并没有严格而确定的标准，主要采取正常交易法进行判断，不过债务股本比例超过1：1的企业通常会备受关注。英国国内税务局曾明确表示，在审查资本弱化问题时，主要是考察在公平独立的环境下会产生什么样的安排，以及其他相关的因素。在检查中，英国国内税务局会从银行和无关联第三方角度来考虑被检查公司的情况，如会考虑英国公司普遍的债务水平，借款人所在产业特点，借款人的经营状况、现金流量以及资产状况，该企业的其他特殊因素，进而会确定如果没有关联关系是否能取得该项贷款，贷款是否符合市场利率水平，最后会确定其正常贷款规模和利息水平以及超额利息数额，这部分超额利息会被推定为股息分配，按照25的税率征收预提所得税。当然，在此之前要判断双方是否为关联公司，判断的标准是：1、提供贷款的公司对英国公司的贷款占该公司贷款总额的75以上；2、英国公司被一非居民公司持股75％以上，或者双方被另一非居民公司持股75以上；3、英国公司和国外关联公司同被另一英国公司持股75以上，但英国的借款公司其股权90或以上直接由一个英国公司所持有的除外。英国资本弱化规则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不区别对待居民和非居民关联企业，即给英国居民公司提供贷款的企业无论是在英国境内的公司，还是设在英国境外的公司，只要符合上述标准，都要受有关法规的限制。

(三)德国

德国资本弱化制度采取固定比例法，对按单个股东计算的负债股权比例超过1．5：1部分的利息不允许扣除，将被认定为股息按25税率征收预提所得税[4]。与英国相同，德国资本弱化条款不区分居民公司与非居民公司，适用于所有企业，而且如果贷款人在借款公司拥有很大的股权(没有具体比例)或者与拥有借款公司大量股权的公司关系密切，税务当局就要加以特殊审查。但是德国税法规定，如果纳税人能证明贷款符合独立企业间的“正常交易原则”，即如果公司能够证明，超过固定比率的债务按相同条件可以从与公司无关联的第三者(即非股东)那里获得，或者通过典型银行交易方式获得，则其支付的利息不作为股息分配。可以从税前扣除。根据这一规定，负债和股权只包括可以分摊到股东的数量，股权包括已发行股本储备金前一年度的未分配利润，负债包括无息贷款和背对背贷款。

(四)日本

日本资本弱化条款的适用对象包括国内外资法人、外国法人在日本的分公司、内资法人(主要指从国外关联企业借款数额较大的法人)。日本对关联方关系的确定标准为：1、直接或间接持有国内法人已经发行的股票或股权总数的5O％以上(含5O9，5)；2、非日本居民或者外国法人对该国内法人拥有全部或者部分实质性经营决策权；3、国内法人大部分经营活动或者所需大部分资金依赖于该非日本居民或该外国法人；4、国内法人经营是从该非日本居民或特定的外国企业借款或者得到担保。日本的资本弱化条款的最大特点在于同时规定了国外控股股东的债务股本比例和固定的法人债务股本比例两大标准，只有当这两个比例均超过3倍时，利息的扣除才受限制。因此，如果某企业的国外控股股东的债务股本比例达到3：1，只要日本企业总的付息债务(包括关联和非关联方负债)等于或者少于该企业在本营业年度资本净值的3倍，则其利息抵扣时就不受资本弱化条款的限制。日本税务当局允许还外资企业以其他类似日本外资企业的总债务和净资产的比率为参照物来取代3：1的债务资产比例，如果该企业采用可比比率法，则可比比率将取代上述比例中的3。但是参照的企业应符合：1、该企业从事类似的商业活动；2、按日本内阁法案中规定条款的计算，该企业的商业规和其他情况应该与这家外资企业相仿。此外，日本税法也规定了正常交易原则，即不允许外资企业或者外国法人在日本的分支机构向关联方以超过正常交易的市场利息率支付利息。而且外国法人在日本分支机构的债务利息支付行为也类似地受到资本弱化条款的限制。因此，该分支机构向国外控股股东支付的可列支的利息数量受到限制。但是对于外国银行在日分支机构向其总部进行支付债务利息行为有特殊规则加以处理。

三、资本弱化的危害及对我国的借鉴

(一)资本弱化的危害

受资本弱化危害最大的应屑接受跨国企业投资的国家，资本弱化增加了跨国企业的债务资本和利息，从而增加了公司税前扣除费用，减少该公司的应税所得，逃避了部分本应在该国缴纳的所得税，侵蚀了该国的税收收入，并影响了税收调节作用的有效发挥。此外，资本弱化还扰乱了接受跨国投资国家的经济秩序，对该国的外汇收支平衡状况产生消极影响，由于转移利润可能造成公司投资亏损的假象，还可能造成该国投资环境差的假象。

对通过资本弱化避税的跨国企业来说，虽然少缴了部分所得税，但过分依靠负债筹资造成资本结构不合理，高比例的负债资本导致跨国投资者在获取高比例的债权收益的同时，却以低比例的股本承担着经济及社会责任。跨国投资者通过资本弱化可以先行收回投资，只留下接受投资国家股东和企业承担风险，这对东道国股东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

此外，如果公司的债务资本比重过大，公司账面上的经营业绩将不能如实反映其实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时候甚至使公司看起来处于亏损状态，将容易导致公众及其他债权人失去信心，如果该公司为上市公司，有可能导致公司股价大幅下跌。

(二)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我国作为世界上吸收外国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每年因跨国公司避税损失的税收收入达300亿元人民币，国际避税问题日益突出，但我国一直没有全面统一的反避税立法，有关避税港避税、滥用国际税收协定、资本弱化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还有待建立完善，现有比较成熟的立法也仅限于转让定价和预约定价制度，部分已有法规还存在立法级别低、条款相对原则而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无法为有效打击各种避税行为提供法律依据。令人欣慰的是，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于2007年3月16日通过，并已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对反避税问题进行了专门规定，特别是在避免资本弱化和反避税地方面首次作出了明确规定，对于规制各种避税行为，维护国家税收权益，强化税收调控作用，实现公平竞争将起到重要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各国防范资本弱化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固定比例法和正常交易法。固定比例法的优点在于简单易行，便于纳税人执行和税务当局管理，可以有效减少实务中的不确定因素和税务纠纷，缺点在于弹性差、易僵化。正常交易法因其在具体应用时会考虑独立方之间类似条件下可能发生的情况，更接近公平交易原则。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情况和税务机关的执法水平，以及我国制定法的历史传统，固定比例法显然更为合适。可以采取从宽政策，将固定比率设为在3：1。至于金融机构，除了应满足相关金融法规规定的资本充足要求之外，我国税务当局也应当设定一个科学的固定比率，如lO：1，以应对入世后日益增多的外资和合资金融机构及随之可能产生的资本弱化避税问题。另外资本弱化规则的目的是避免居民企业的特定股东通过以贷款方式替代股权出资方式，虚增居民公司利息从而规避来源地国的税收管辖。所以我国的固定比率应以单个股东为对象来计算，以遵循“责任自负”原则。

税制公平范文篇3

自2003年起，我国物业税的开征正式提上日程。目前，我国已有十个城市进入试点"空转"阶段，到全国统一实施物业税应该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许多问题还有待研究，"是否在农村开征物业税"就是论点之一，近期已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许多学者考虑到我国农村生活水平低、城乡差距巨大的现状，认为开征物业税会给农民增加新的负担，故不应在农村开征物业税。笔者认为，物业税本身不会加重农民负担，为了与国际接轨，统一城乡税制，克服现有房地产税制征税范围过窄，并充分体现税收公平原则，在城乡统一征收物业税是十分有必要的。

1物业税种总体设计

物业税的课税对象为不动产--土地和建筑物，故应在物业税下分设土地税和房产税两个税种，将耕地占用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并，转化为在房地产开发阶段征收的土地税，将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以及土地出让金合并，转化为房地产保有阶段统一收取的房产税，税收管辖权归地方。

2土地税的设计

2.1课税对象

对于农村土地税的课税对象，应对土地类型、土地使用者的身份及土地使用的用途综合考虑，以确定是否征税。根据税法的一般原理，对属于生存保障手段的财产是不征税的。因此，不能对属于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所承包经营的农地、林地、宅基地征收物业税。另一方面，为了保护耕地，耕地占用税的征税对象应从用于种植农作物(包括菜地、园地)的土地，扩张到全部农业用途的土地，即林地、草地、养殖等非耕地的农业用地。

对于土地使用权的征税，鉴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应对农村土地的不同类型加以区分，具体分析如下表：

2.2纳税人

土地税的纳税人为土地的使用者，对于农村土地税的征收应实行征税对象一体化，除具有公益用地性质的土地之外，将城市和农村土地作为统一客体设计土地税种。例如，对房产占用土地，不分房产权利人的国籍，不分地域，统一征收土地税。对不当利用土地的行为征收物业税。对于占用农用地进行非农生产的应实行重税，以保护耕地。对闲置全民所有土地的，对荒芜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应实行重税，以示其惩罚性。

3房产税设计

3.1课税对象

对房屋所有权征税应当依据房屋价值规定相应的起征额，房屋价值高于起征额者纳税。这样物业税在农村的征税范围就局限于部分富裕地区的居民，既保证了公平又实现了效率。同时这种设计能够适应形势的变化，当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房屋价值达到了征收物业税的标准，就可以直接按照相应的税率进行纳税，保证了税收法律制度的稳定。

3.2纳税人

应是在农村拥有房屋产权、土地使用权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产权属于全民所有的，以经营管理单位为纳税人；产权为共有的，以共有人为纳税人；产权关系不明确的，以代管人或使用人为纳税人。

3.3计税依据

我国现行房地产税制以土地面积或房产原值为计税依据，这两种计税依据既不科学又无弹性，根据国际的通行做法，以评估价值而不是房产原值作为计税依据最为可取，评估周期一般为两至三年。借鉴国际上较流行的方法：市场比较法，将应税房地产与近期已发生交易的类似房地产比较，并以后者的交易价格为基础，通过价格影响因素修正得出评估价值。⑦这一方法适用于房产交易频繁的城镇，但不适合农村的现状。对于农村房产价值的评估，笔者建议：

第一，在经济发达的省份，农村应税房屋数量多，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对农村住房分门别类，对有代表性的房屋进行价值评估，同类型房屋借鉴使用，可允许有较小的浮动范围。

第二，在经济不发达的省份，绝大多数农村住房属于免税范围，政府的评估压力小，只针对少数富裕农村进行评估即可。

3.4税率

物业税税率水平的设置是物业税制度设计的关键，关系到纳税人的纳税负担和政府的财政收入，必须综合各方面因素谨慎选择。笔者认为，税率水平的设置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支持农业发展。为了鼓励农业生产和保证农业的再生产能力，应对农村物业税与非农村物业税加以区分，对农村物业税征收较低的税率。同时为了保护耕地，对占用耕地用于非农业生产的物业税应确定较高的税率。

第二，因地制宜。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明显，农民的纳税能力也有很大差距。因此，在确定我国物业税税率水平时，应当充分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设置幅度税率。由中央政府决定物业税税率的幅度，而具体税率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农村的发展状况决定，因地制宜，充分体现公平与效率。

第三，对房屋、土地设置不同的税率。物业税的征税对象包括土地和建筑物，两者具有不同的自然属性和经济属性。土地为稀缺资源，以长期看价格将会不断上涨，且波动不大，较稳定。而房屋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波动较大，并且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产权复杂，故宜将土地和房屋分别征税，根据各自的特性确定相应税率。

3.5优惠政策

根据税法的一般原理，对属于生存保障手段的财产是不征税的，因此对价值不超过起征额的房产以及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承包自用或流转给他人的农地、林地应免征物业税。税收优惠也可起到政策引导的作用，为了鼓励贫困农村脱贫致富，可对贫困农村的经营性用途的不动产及外来投资给予减免优惠。也可对西部农村的初始投资给予税收优惠，以支持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另外，为了体现税收公平原则，对于老弱病残应该根据个人境况给予适当的减免。

3.6评估机制

房地产评估机制的建立是房地产课税的基础，开征物业税的各国无一不重视房地产评估制度的建设。由于我国还不具备完善的物业税评估机制，所以建立一套完整、科学、公平的房地产评估机制迫在眉睫。那么评估机构由谁来担任才最合理呢？对此，理论界大体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原来由政府部门负责对房地产进行评估，应逐渐由社会中介机构来承担，并相应明确其应担负的法律责任。⑧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首先，我国从事物业评估的社会中介机构还没有能力承担起全国物业评估的重任，由于社会中介机构的发展只能随着市场的发展而发展，不能依赖政府的力量短时间内聚集人力、物力来组建完善评估体系，所以，依靠社会中介机构来形成完善的物业评估体系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其次，由社会中介机构负责对房地产进行评估，能否保证公平还有待商榷。从现实来看，许多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如：美国、新加坡等都是由政府来组建房地产评估部门。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税务机构内部设置房地产评估管理机构最为合适。原因是对物业价值的评估主要是为了征收物业税，对物业价值的评估是税款征收过程中派生出来的一项工作，所以由税务机关担当物业评估的重任最为合适。⑨这种评估机制将税款的征、评工作合为一体，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这种管理模式欠缺监督机制，税务部门集征收和评估的权力于一身，易导致暗箱操作和腐败的产生。另外，评估价值的高低直接影响税务部门所征税款额的高低，税务部门能否做到公正评估呢？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由房屋国土部门负责评估。因为物业税评估所需的土地、房屋登记资料均在房屋国土部门，由该部门担任评估工作，大大降低评估成本。⑩同时，房屋国土部门具有比税务部门更加专业的评估水平和丰富的评估经验，因此就我国现状来看，由房屋国土部门负责房地产的评估工作比较妥当。笔者同意这种观点，建议在中央建立一个主管评估工作的机构，负责对地方评估工作的监督和指导。由地方房屋国土部门设置专门的物业税评估机构。

3.7纳税期限

在纳税期限上，国外的财产税大多采取的是分次缴纳的方式，例如澳大利亚的新威尔州、智利、丹麦、日本等允许纳税人分四次支付税款；以色列分六次征收；英国分十次征收。我国的物业税可实行按年计税、分次缴纳的方法。但考虑到我国农村地广人多，纳税征管体系还不够健全，缴纳次数过多会增加相应的征收费用且不易管理，可以考虑采取按年计税、半年缴纳一次的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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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江.政府和谐治理与“土地财政”的根治[J].农村经济,2007,(10):91.

［3］刘剑文.税法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03.

［4］戴海平、张志军主编.另一个角度解税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税制公平范文篇4

（一）结构不公平的表现

长期存在的二元税制结构侵蚀了公平收入分配的基础。我国的二元税制现象严重违背了横向公平的原则。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实行以城市征收制度为一元、以农村征收制度为另一元的城乡隔绝的二元税制结构。而且，我国农民的负担不仅来自于对农业农村居民单独征收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还来自于工农产品“剪刀差”、“三提五统”、劳务和各种社会负担（收费、集资、摊派、罚款等）。农民的总体税费负担远高于城市人口，与此同时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却远低于城镇人口。以2004年为例，我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到了3.53：1。如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各种补贴、劳保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以及农民尚需从纯收入中扣除“三提五统”和用于再生产的部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约为5：1～6：1。我国目前正处在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浪潮中，虽然部分二元税制问题在改革中得到解决，但长期存在的负面调节效用很难在短期内消除。

（二）程序不公平的表现

税收程序公平可以从立法、执法及司法三个环节去探讨，税收程序是否公平对收入分配公平目标有较大的影响：如果一国税收制度在立法上不能体现民主性和公益代表性，则难以准确反映各种不同利益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税法很有可能蜕变为少数强势利益团体的“私人产品”；如果一国税制设计完全符合横向与纵向公平的要求，但执法不公会极大抵消税制在公平收入分配上的效果，甚至产生反向调节效果；如果法院不能公平、合理地处置税务行政及刑事诉讼案件，税法良好的法律状态就会被破坏，公众的满意度会下降、不公平感会增加。我国目前在立法、执法及司法环节存在一系列问题，但执法环节的问题最为突出，对公平收入分配的影响也最大。在税收执法领域，目前需要加强的是依法行政以及对税收执法机关自由裁量权的限制。税收法治的实现，必须以税收执法状况的改善与提高为前提。因为法治最本质的含义在于执法机关受法律约束，执法机关严格依法办事，执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被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并受法治原则的约束。

二、税收在三次分配中的作用

（一）税收在初次分配环节的调控作用

在初次分配环节，应把注意力集中在流转税上，流转税是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征税，目前理论界的大部分学者认为，除消费税通过调节消费品价格对高消费者收入进行调节外，流转税在初次分配中发挥中性作用，不具有作为政府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政策工具的功能。在我国流转税实践中，增值税与消费税的配合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公平收入分配的积极影响，在增值税中规定对生活必需品课以轻税或无税，而在消费税中对奢侈品额外课税，可以起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另外，税收对初次分配有间接调控作用，表现在：其一，税负轻重会改变企业和个人要素占有量的大小，从而加剧其在初次分配中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其二，如果税收制度能够在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调节中取得效果.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资源配置格局和要素分布状态，从而使初次分配中的起点不公平的状况得以改善。

另外，也应注意到初次分配中某些起点不公现象是非正义的，如在市场机制不够成熟的情况下，某些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利用垄断力量获得了不合理的分配收益。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影响和高度国有化，在主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形成了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的并存，严重影响了统一市场的建立和公平竞争。垄断引发的行业高收入与其他部门、行业之间收入的巨大差异，其不公平已成为我国当前的社会性问题。从行业平均收入的统计分布看，人均收入排名前十位的多是垄断性行业，如通信服务业、电力供应业、金融证券业、保险业等。。垄断问题是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缺陷，却是税收政策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之一。

（二）税收在二次分配环节的调控作用

按照马克思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原理，二次分配是对初次分配的补充和校正，因而崇尚“公平至上”的原则，可以通过税收手段实现“抽肥”，即对富人征收更多的税收，从而实现富人和穷人在分配上的相对公平。在国民收入二次分配过程中，对公平收入分配发生重要影响的税种有以下几类：1.所得税。在实行累进个人所得税的情况下，税率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而升高，使得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在征税后缩小；企业所得税可以减少资本收益，从而缩小资本利得收入者和劳动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2.社会保障税。一般情况下，社会保障税主要以劳动所得作为税基而不包括非劳动所得，其税负主要由劳动者负担，因此，该税本身并未对公平收入分配起到多大的作用。但它是政府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财力源泉，对于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有着间接而重要的促进作用，社会保障税已成为世界各国实施社会收入再分配调控的重要政策手段。3.财产税。财产税对个人收入分配具有重要的调控功能，其调控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财产税比较符合税收的支付能力原则。对财产课税有助于缓解社会财富分布的不公平状态；其次，财产税的负担难以转嫁，可以直接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不至于因转嫁因素而被淡化或扭曲。

（三）税收在第三次分配环节中的调节作用

国民收入第三次分配即社会的富人运用捐赠、资助慈善事业等行为回报社会，实现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内的收入分配调整。在很多西方国家，除了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之外，慈善公益事业也较为发达，这种分配表现在通过多种途径和多种方式的捐助活动，很多富人的财产被直接或间接地转移到穷人手中，在客观上起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第三次分配一般情况下是公众自觉行动，但也可以通过制度安排激励引导。对于社会公众对慈善公益事业的捐助，发达国家普遍给予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免税政策.引导高收入的合理流向，缓和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但在我国，现行税制中的一些规定，特别是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对于捐赠抵免限额的规定抑制了第三次分配规模的扩大。虽然2007年企业所得税的捐赠抵免限额从3%提高到12%，但实际上对第三次分配仍然起到抑制作用，可以说目前税制中尚缺乏支持第三次分配格局形成的有效措施。三、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策略：搭建立体框架、实现良性循环

（一）完善税制公平机制

1.统一二元税制结构，补偿利益受损群体。

首先，需尽快改变现行城乡税制二元设置的格局，为城乡经济的统筹发展创造必要的税制条件。统筹城乡税制中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清理对农民的乱收费，减轻农民负担。第二.税制设计的要点是将绝大多数农民排除在纳税义务的范围之外.并使部分富裕起来的农民按其负担能力纳税。这样，在消除城乡收入差距的同时，也可以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进行调控。其次，农民在过去二元税制中损失的利益或遭受的不公境遇应该得到补偿或改善，这种补偿可以通过税式支出或财政补贴的形式来实现。

2.提高征管技术和税收法治水平。

（1）规范税务执法人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目前，我国税法不能得到有效实施，追根溯源，主要还是因为税收立法质量不高造成的，例如有些规定过于笼统，伸缩性太大，可操作性较差，以至于有法难依。税收立法上的瑕疵和漏洞一方面使纳税人感到茫然，另一方面，也给执法者带来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执法不公甚至徇私枉法。这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税法的严肃性和执行效力，因此，提高税收立法水平是规范执法人员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有效途径。

（2）加强内部执法监督、完善执法责任制。有效的执法监督是依法行政、防止行政权力被滥用的有力保证。从监督主体来划分，对税务行政执法的监督可分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政府内部的监督以及纳税人的监督等。比较而言，政府内部监督，特别是税务系统内部的监督是可控的，可充分发挥其作用。应完善层级监督，加大监督部门的权力，使监督制度更为具体化、规范化、公开化，并建立有效的纠错机制。具体来讲，各级税务机关可以不定期抽查执法情况，深入实际，向纳税人了解基层税务执法人员的行政执法行为，将税务执法监督制度落到实处.明确各岗位税务执法人员的权力和责任，建立执法与责任挂钩制度。

（二）利用政策着力点，搭建立体调节框架

1.注重流转税在初次分配中的间接调节作用。我国目前的税制结构仍然以流转税为主体，虽然理论界公认未来我国将转变为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结构，但这个转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直接税发挥作用的空间非常有限。应当承认，流转税的累进特征较之所得税弱，它虽可以对社会财富不公平分配所产生的消极后果起到一定的修补作用.但较难改变不公平分配的现状，因此不能代替所得税在再分配中的作用。但是如果加以精心设计和有效管理，流转税是可以在再分配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相比所得税，流转税在再分配方面也具有相对优势：一是流转税较为隐蔽，易为纳税人接受；二是流转税具有管理上的优势，其再分配功能容易充分发挥。从我国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看，流转税在税制体系中仍会占主导地位，利用流转税的征管优势，尽力发挥其再分配功能非常重要。

另外，对于初次分配中的垄断利润应课以额外税.如针对资源垄断性企业由于资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进行征税，让这部分收入更多归政府所有。或者规定具有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除缴纳各种税费之外，还应该上交部分利润。总之，可以通过税收政策的安排对初次分配中的“不正义现象”主动产生影响。

2.建立起二次分配中的三维调节框架。有效的个人收入分配税收调控体系应当是在个人收入流程的各个环节对个人财富的各种存在形态进行全方位调控。对个人收入的税收调节可以从个人对于财富的取得、使用、拥有及转让三个环节进行，搭建三维调节框架。

（1）对收入取得环节的调节。第一，完善个人所得税制。自2∞5年起，个人所得税改革问题在全国大范围内进行讨论并实践。不可否认，无论是免征额的提高还是高收入者的自行申报改革，都在制度和征管层面上提升了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但只有实现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征收模式向综合征收模式的转变，才能真正撬动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杠杆，真正改变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上的尴尬处境。第二，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税的调节功能。首先，开征社会保障税。从公平收入分配和优化税制结构的角度看，将我国的社会保障费改为社会保障税是十分必要的。开征社保税有利于建立可靠、稳定的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机制，从根本上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社会公平。其次，依法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逐步建立起保障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机制。逐步建立、完善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增加对低保和贫困地区、贫困农村的贫困人员的保障力度。社会保障税改革的核心在于受益范围的规定，受益范围的大小与收入分配调节直接相关，以我国目前社会保障费收入现状来看，收入与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的缺口，因而定位于建立面面俱到的受益范围是不现实的，只能将调控的重点置于保证低收入者的最低生活保障上。

（2）对收入支出、消费环节的调节。根据消费税自身所具有的“特殊调节”。功能，在支出、消费环节，我们选择消费税作主要调节杠杆。2006年4月，我国消费税实行了重大改革，增加了一些奢侈品课税项目，如高档手表、游艇等，对于优化消费税调节分配功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仍存在需要完善之处。现行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只涉及货物性消费.并未涉及消费行为.因此要将现行营业税中的征税对象如歌舞厅、高尔夫球场、保龄球馆等，尽快列入消费税的征税范围。

税制公平范文篇5

内容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间资本流动的加速，在追求公平、效率、收入的基础上，世界公司所得税改革的价值取向已进一步提升到提高本国税制竞争力、吸引国际投资的高度，降低税率、扩大税基、消除股息双重征税以及对现金流量税的理论推崇也成为实现这一价值理念的基本措施。

关键词：公司所得税税制竞争力税率税基双重征税

一、提高税制竞争力是全球范围内新一轮公司所得税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

长期以来，公司所得税的改革目标一直是在最优税收理论之下对公平效率的追求和平衡，即在保证税收收入、减少偷逃避税行为的前提下最大可能地减少公司税对公司经济行为的扭曲。然而，在经济全球化下资本国际间流动加速的背景下，公司所得税改革的目标也进一步提升为如何最大限度地提升税制竞争力，从而提高经济竞争力。

“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税务当局的观念已经从害怕因国际避税造成税收收入流失变为害怕因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制而造成资本流失。”①过高的税率和过重的税负减少了资本形成和劳务供应，导致大量资本流出和公司的数量减少。从Jorgenson、Hall以及Sandmo等构建的标准资本成本理论模型可以看出,①公司所得税的税率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投资决策。高税率一方面会导致本国资本外流,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外国资本进入。IMF的研究也表明在其他条件相近时,低税率的国家相对于高税率的国家拥有更多的投资。如，2000～2005年间受外国较低公司税的吸引，大量瑞典公司的生产基地、控股公司和公司总部迁到海外，资金流出达2730亿瑞典克朗。而日本在2005～2006年直接投资的净流出额分别为4.7万亿日元和6.6万亿日元。②其他许多国家也正面临着本国税制竞争力不足而导致的资本外流的风险。

有鉴于此，包括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或准备对本国税制进行改革，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本国税制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早在2002年8月，澳大利亚财政部的“国际税收政策评述”报告就称：“为了保持澳大利亚对企业和投资的吸引力，澳大利亚的税制应该需要不断地适应日益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环境。澳大利亚也需要顺应国际趋势和别的国家的需求，与吸引投资的竞争国家的税制相互呼应”。③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彼特.卡斯特罗声称，对澳大利亚的国际税收政策进行审查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促使澳大利亚公司具有国际竞争力。

英国财政部也在2003年指出，英国自1997年以来的公司所得税改革，通过降低税率、减少经济扭曲和反避税提高了税制的竞争力和公平性，但仍需进一步的改革，以保持高水平的国内资本投资和国外资本投资，提高经济增长率。一个有竞争力的税制不仅要使英国对资本有吸引力，同时也应减少对投资的水平、时期、结构的影响。④2005年11月，美国税收专家ScottA.Hodge等人表示，⑤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公司所得税税率方面的差距已经阻碍了美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美国的公司所得税制已经由曾经的世界领导者，转变成美国经济的绊脚石，从而提出相应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等相关改革意见。

在2007年3月，日本经济战略研究中心报告，称考虑到大多数国家的公司税税率在20%～30%之间，日本相对较高的税率和税负必然会降低日本对国际投资的吸引力，以及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日本迫切需要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以降低企业的负担。⑥另外，加拿大智囊团HoweInstitute也在2005～2007年连续的税制竞争力研究报告中指出，加拿大最近几年正在稳步地推进其税制改革：降低税率，扩大税基，更依赖消费和支出相关的税收，减少对投资和储蓄的税收。而所有这些改革的措施就是为了促进加拿大经济的增长和提高其国际竞争力。⑦2007年OECD了《公司所得税的根本性改革》的报告。

该报告分析了OECD成员国近年来公司所得税的根本性改革后认为，⑧公司所得税的改革近年来已经成为大多数OECD成员国的一件重要的政治议题；公司所得税的改革是因为政府需要提供一个更加具有竞争力的财税环境；根本性的公司所得税改革已经超越了目前的降低税率和扩大税基的问题，政策制定者主要考虑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政府如何保证当前的公司税收入水平？

2.政府如何维持或创造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3.政府要如何减少由税收带来的扭曲？

4.政府如何简化日益复杂的税制？

从以上各国的改革实践可以看出，新一轮的公司税改革潮流已经或即将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提高本国税制的国际竞争力，已然成为各国新一轮公司所得税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

二、降低税率、扩大税基、消除股息双重征税与简化税制是公司所得税改革的具体措施

（一）降低税率从近年来OECD成员国的实践可以清楚的发现，降低公司所得税的法定税率是世界性的趋势。

OECD成员国公司所得税的平均税率从1996年的36.60%下降到2009年的26.29%，下降了10.31个百分点。①从20世纪80年代起，世界范围内公司所得税平均税率呈显著下降趋势，尽管下降的幅度不尽相同，下降速度也并不稳定，但是下降的趋势依然在持续。税率下降减轻了公司的负担，在减少了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干扰和扭曲的同时，也为国家吸引了更多的资本流入。Grubert和Mutti的研究表明：②在增加税后收益率的假设下，公司税税率下降1个百分点，会吸引至少3个百分点的资本投资。

（二）扩大税基在税率下降的压力下，为了保持税收收入的稳定，必须进行扩大税基的改革。公司所得税的税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OECD《公司所得税的根本性改革》采用了OECD各国折旧扣除值（贴现现值法）变化的事实来反映税基的变化趋势。

上图显示了19个OECD成员国折旧扣除的现值变化，计算采用的贴现利率排除了通货膨胀和实际利率的影响。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国家折旧扣除现值从20世纪80年代到近几年，都显示出普遍下降的趋势。现值的减小意味着允许扣除的折旧降低，这表明公司所得税税基在扩大。1982～2005年间，19个OECD成员国中有11个国家降低了其固定资产折旧率。这些折旧现值的变化反映出各国政府在折旧政策方面的改变。由于税基的扩大，虽然各国的法定公司所得税税率普遍下降，但是税收收入却保持着同GDP增长速度相当的增长水平。

（三）消除股息双重征税股息的双重征税问题不仅会给公司带来经营方式、利润分配、融资方式的扭曲，更使得公司的税收成本和税收负担加重，这显然会对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产生负面影响。

改善股息双重征税的问题，一直是公司所得税改革的热点。许多国家都选择了不同的改革方式，比较常见的有公司权益备抵制（ACE）、股东权益备抵制（ASE）、综合企业所得税（CBIT）、改进的古典制等。1991～2000年间,约有一半以上的OECD成员国采用完全或部分的归集制来消除股息的双重征税；2000年以后,一些成员国在所得税一体化方面有了显著的变化，一些国家实行了改进的古典制的方法，通过降低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减轻对股息的双复征税。如德国在2000年7月，取消了归集抵免制和双率制，采用改进的古典制，对居民股息收入实行“一半所得制度”（half-incomesystem）；芬兰在2005年1月把公司所得税税率从29%降至26%，个人所得税税率从29%降至28%；葡萄牙（2005）也相继采用了改进的古典制来解决股息的双重征税问题。①

（四）简化税制税制的过于复杂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税收效率。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在2007年联合公布了其对178个经济体税收状况研究的报告,②根据企业每年纳税次数的多少、企业遵从税法花费的时间以及企业的总税率，对企业在178个经济体纳税的简便程度做出评估

税制公平范文篇6

企业所得税，是指对一国境内的所有企业在一定期间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等收入，进行法定的生产成本、费用和损失等扣除后的余额征收的一种税。企业所得税法，就是指调整国家与企业等纳税人之间在企业所得税的征纳与管理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制是在1978年以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由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和内资企业所得税法并立运行的“双轨制”所得税制。这种税制是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情况下产生的，在当时对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当改革开放进行了一定时间以后，“双轨制”本身的缺陷就日渐凸现。

一、我国现行税制“双轨制”的优点

双轨制的主要优点是以优厚的条件吸引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高国民福利。吸引外资的好处有三个：一是外资，尤其是生产性资本的流入可带来本国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根据生产函数的定义，资本是决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要素之一。二是FDI的流入有可能通过改善本国资本存量的分配结构，以及正的外部效应的发挥而提高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理论表明，相比国内企业，跨国公司可能拥有某些优势。因为在外国设立生产机构将导致一些额外成本的发生，而这些成本是国内企业无需承担的。这意味着敢于进行跨国生产和投资的公司在某些方面拥有特殊优势，这一优势可能是更低的生产成本或更高的产品质量(通过研发形成)、更好的组织管理结构、或者更有力度的市场宣传及品牌战略等。这样，FDI的流入，一方面导致了增加的资本存量中分配结构的变化，其中跨国公司所占份额由于其具有的优势而更能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如果跨国公司的这些优势能为本国企业模仿、学习或有效捕捉到，即产生了正的外部效应，促进了本国企业管理技术水平的提高、研发水平的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等等，则相应地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三是FDI的流入还可能通过职工工资的发放、税收收入的缴纳而带来国民福利的增加。我国实行双轨制这么多年的历史表明，双轨制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我国现行税制“双轨制”的缺点

（一）有违国民待遇原则，不符合国际税收惯例。国民待遇原则是WTO的一项基本原则。在企业所得税制领域，国民待遇原则一方面要求在同等条件下，外商所享受的税收待遇不低于本国居民；另一方面外商也不能要求享受任何高于本国国民的税收待遇。我国已经加入WTO，就应当遵守WTO基本原则。然而，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税收超国民待遇和非国民待遇同时并存。一方面外资企业享受了许多内资企业不能享受的税收待遇，存在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由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没有统一，外资企业在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同时，也受到一些非国民待遇，适用于内资企业的某些税收优惠，如福利性、照顾性税收优惠，外资企业不能享受。

（二）有失税务公平原则。我国现行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虽然名义税率大体相当，基本适用33%的税率，但税基计算和资产处理上的差别，尤其是只适用于外资企业的诸多特殊优惠，使得外资企业税负远低于内资企业。根据有关部门测算，外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只有11%，而内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则高达22%，国有大中型企业负担率为30%。这样的税负差距，不仅会造成国家税收收入的减少，而且使内资企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内资企业的发展。税负不公的政策导向，实际上是鼓励外资流入，抑制流出，人为地扩大了外汇供给而减少了外汇需求，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不仅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汇率风险，也影响了内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积极性，加剧了经济的内外失衡。此外，由于内外资企业计税工资不统一，也造成了内资企业人才的流失。

（三）影响税收效率。税收效率原则要求税务机关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尽可能节约税收征管费用，包括节约税务机关的征管费和纳税人的费用。由于实行两种所得税制，在税法上存在着许多的差异，使得征管的尺度很难掌握，增加了税务部门和企业的管理成本，影响了征收的效率。

（四）为外资企业避税提供了可能空间，容易扭曲企业行为，滋生偷、逃税款等不法行为，财政收入大幅减少。因为外资企业可以享受到内资企业所不能享受的优惠政策，所以有些外资企业便千方百计地利用中外合资企业的“身份”骗取国家减免税收的优惠待遇，转移利润，偷逃税款；也有些外资企业利用我国从国外进口原材料，生产产品后返销国外，及“两头在外”的三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进行内部非法交易，转移利润，以所谓合法的方式避税；还有些外资企业利用我国的外汇差价，虚拟企业节存外汇，人为地调节盈亏，逃避纳税，非法获利。这些违法行为不仅造成国家潜在财政收入的大量流失，也破坏了公平竞争市场机制的运作，影响了有限经济资源的合理分配。

（五）削弱内企竞争力，危及内企生存。正如上面提到：内资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相差太悬殊，内资几乎是外资的两倍。在加入WTO前，我国的外资企业在享受税收、自由进出口权等诸多超国民待遇的同时，受到我国相关法律对其在原料进口、外汇平衡、市场准入等方面的较多限制，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并不激烈。但加入世贸组织后，特别是现在我国加入WTO已经5年，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对外开放力度加大，外资进入的地域限制、股权份额限制、市场准入限制等逐步取消，内资企业将真正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在管理经验、技术、人才等方面本来就处于相对弱势的内企，再背着比外企重得多的税负，根本无法与外企竞争。从这一角度看，尽快实施企业所得税并轨改革，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已拖延不得。

（六）税收优惠过于侧重地域性，加剧了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国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主要体现为地域性的优惠政策，按“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一般地区”从低往高设计梯级税率(分别为15%、24%、30%)，经济特区中最低为10%，而且特别优惠地区主要集中在沿海。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我国经济的发展原本就存在很大的东西差距。现在由于这种地域性优惠政策的实施，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享受较多的税收优惠，进一步拉大了沿海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差距，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公平竞争，使经济的发展更加不均衡。

（七）影响我国利用外资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现行涉外税收规定的“两免三减”政策，更多体现的是规模刺激，而缺乏结构引导力，致使引进的外资呈现“四多四少”现象：中小型企业多，国际大公司、大集团少；小项目多，大体量项目少；生产率低、技术含量少、劳动密集型项目多，生产效率高、技术含量多、资本、技术密集型项目少；投资一般加工工业的多，投资基础产业、农业、交通业的少。一些外国公司甚至把污染重、能耗高的产业转移到我国，其结果不但消耗了我国有限的资源，而且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均衡发展。

税制公平范文篇7

关键词:税收公平;个人所得税;分类税制模式;混合税制模式;调节功能;公平分配

一、引言

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公平问题,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然而,由于转型期的一些制度不完善,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自2000年起就已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已达到0.47。从最高与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看,我国最高收入10%人群与最低收入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至2007年的23倍。当前,如果我国不尽快遏制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加剧的势头,则可能会危及经济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特别是要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公平分配的独特功能,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目标。

个人所得税调节功能的发挥程度,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税制本身的公平性。所谓税收公平,是指国家征税要使各纳税人承受的负担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并使各纳税人之间的负担水平保持均衡。一般说,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税收横向公平。即纳税能力相同者应缴纳相同的税。二是税收纵向公平。即纳税能力不相同者应缴纳不同的税。税收公平与否,不仅直接影响到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和收入公平分配,而且也是保证税收制度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所以,长期以来,公平原则已成为各国税制建立的基本原则。然而,由于现行个人所得税在税制模式、税率结构、费用扣除等方面的缺陷,导致其本身公平缺失非常严重,根本无法承担起遏制贫富差距扩大和公平收入分配的重任。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所言:“个税没有体现公平,只是增加政府收人”。因此,依据税收公平原则,对个人所得税制进行全面改革,将是势在必行。

二、相关文献

从税收公平角度研究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的文献已有很多,其主要观点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主张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税制模式。这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就已明确提出的税制改革目标,也是近年来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如,岳树民(2004)认为,应通过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课征制、调整税率设计、调整劳务报酬和稿酬等收入的税前扣除等措施,以体现个人所得税在公平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徐蓉(2005)认为,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在横向公平、纵向公平和社会公平方面存在问题,难以体现税收公平,并建议采用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减少超额累进税率档次、提高法定费用扣除标准等。杨卫华(2006)指出,现阶段我国个人所得税应以实现公平为主要目标,但现行“个税”的目标欠明确,制度不健全。因此,必须调整“个税”制度,包括实行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合理设计税率、适时调整费用扣除标准等措施,实现公平目标。董洪(2008)分析认为,由于实行分类所得税制、税率设计不合理、费用扣除标准有失公平、税收征管效率低下等因素,导致个人所得税制在公平方面的扭曲。他建议,实行综合为主、分类为辅的课征制,适当降低边际税率和减少累进档次,合理设计扣除费用,建立严密有效的征管机制。刘春明(2010)也认为,由于分类征收制、税率设计不完善、费用扣除标准不合理等因素,导致现行个人所得税税制要素缺乏公平,并建议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混合征收制,合理调整超额累进税率和确定费用扣除标准。二是主张实行综合税制模式。如,崔治文和杜延军(2005)认为,现行个人所得税无法衡量纳税人的纳税能力,税负水平和生计费用扣除存在不公平性。所以,应逐步改为以家庭为纳税人和以个人为纳税人的综合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根据家庭结构确定生计费用,并适当调整税率。高凤勤(2010)也认为,现行个人所得税由于分类课征模式、税率设计不当、费用扣除标准和征管模式不合理等弊端,导致其逆向调节作用明显,难以实现分配正义目标。所以,应当构建交叉型课税模式(接近于综合型课税模式),以消除分类课征的弊端。以上的研究成果对于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和完善,均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然而,不难发现,它们提出的改革建议大都只是原则性的,非常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所以,本文将从税收公平的角度。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进行深入的探讨。

三、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公平缺失分析

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是在1994年税改时建立起来的。经过十几年的不断发展,个人所得税在组织财政收入和调节收入公平分配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已从1994年的1.4%快速提高到2009年的6.8%,成为我国税收体系中的第四大税种。通过2006年1月1日和2008年3月1日两次调高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前者是从800元调高至1600元,后者是从1600元调高至2000元),我国个人所得税在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改善其收入的65%来自于工薪阶层的不公平状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其自身公平缺失的严重性,导致这种小的“修补”改革根本无法有效“撬动”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公平分配的功能。

(一)分类税制模式导致个人所得税的“先天性”公平缺失,难以有效发挥其调节收入公平分配功能

我国个人所得税自1994年开征以来就是实行分类税制模式。这种模式与我国当时的特殊国情是相吻合的,主要表现在公民纳税观念相当淡薄、收入渠道较为单一、征管手段非常落后等。但是,随着十几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分配制度的调整,我国个人收入的来源和结构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在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源中,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多数占其总收入的一半左右,甚至更低;而其他收入如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第二第三职业收入等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收入渠道多元化的情况下,分类税制模式无法对个人的全部或主要收入适用超额累进税率进行综合课征,从而导致个人所得税的横向与纵向“双向”公平缺失,难以有效发挥调节收入公平分配功能,甚至出现逆向调节作用。

1个人所得税的横向公平缺失分析

在分项征税条件下,由于应税所得项目的来源不同、取得所得的次数不同,即使纳税人取得相同收入,也会导致纳税人之间的税负严重不平,违背了税收横向公平原则。如,假定甲、乙、丙、丁四人的全年所得额均为12万元,但其所得项目类别有差异(如表1)。从表中看出,尽管四个纳税人的全年所得额完全相同,但他们所承担的所得税负却有天壤之别。其中,乙的所得来源相对分散,既有工薪所得,又有劳务报酬所得,税负最轻,而丁的所得为生产经营所得,其税负最重,分别比甲、乙、丙多缴税额为5850元、7050元和1350元。然而,在综合税制或混合税制模式下,四个纳税人的应纳税额往往是相同的。可见,现行税制模式有悖于税收横向公平原则,使个人所得税公平收入分配作用失效。

2个人所得税的纵向公平缺失分析

在分项征税条件下,由于应税所得项目的来源不同、取得所得的次数不同,还可能会导致个人所得税的纵向公平缺失,对纳税人的收入分配产生逆向调节作用。如,假定甲只有劳务报酬收入,全年取得收入共20次,每次收入均为2000元,全年收入为40000元;乙只有工薪收入,每月工薪收入4500元,全年工薪收入54-000元。此时,甲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额为4800元,而乙全年应纳税额仅为3000元,比甲少纳税1800元。显然,分类税制模式不利于贯彻“多得多征、少得少征”的税收公平原则,甚至使公平收入分配程度恶化。

(二)费用扣除制度欠合理,难以体现量能负担原则

费用扣除制度的合理化,不仅可以体现量能负担原则,而且能够鼬突税收的人文关怀精神。现行个人所得税是采用分次分项的定额扣除和定率扣除相结合的费用扣除制度。这种做法虽简便易行,特别是1994年税改初期,在税收征管手段比较落后,不能对税源进行有效监控的情况下,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但是,这种过于简化的费用扣除制度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性。

1“一刀切”的费用扣除制度不能充分体现量能负担原则

目前我国的费用扣除制度没有考虑纳税人赡养家庭人口多寡、健康状况、小孩和老人等因素,而是采用“一刀切”的费用扣除标准,根本无法体现量能负担原则。如,假定甲和乙两个纳税人取得的收人数量、性质等条件完全相同,惟一不同的是两人的家庭状况。甲是四口之家的惟一劳动力,需供养老人、妻子和小孩;乙是三口之家的主要劳动力,妻子有一定的收入,两人共同供养小孩。在现行的费用扣除制度下,甲、乙两人的费用扣除额和应纳税额均完全相同,但是,他们的实际纳税能力却有较大的差别,乙的纳税能力要比甲大得多。此外,在分次分项扣除费用的情况下,很容易诱发纳税人“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等违法行为。如,假定甲、乙、丙三个纳税人取得劳务报酬所得均为6000元,同时,假定甲为一次性收入;乙为两次收入或能通过不法手段将其一次性所得“分解”为两次所得,即4000元和2000元;丙为三次收入或能通过不法手段将其“分解”为三次所得,即3000元、2000元和1000元(如表2)。按税法规定,甲可按20%的比率扣除费用1200元,应纳税额为960元;乙可定额扣除费用和应纳税额分别为1600元、880元;丙可定额扣除费用和应纳税额分别为2400元、720元。可见,三个纳税人的所得总额及性质均完全相同,仅仅因取得收入的次数不同而导致税负相差较大。这显然严重违背了税收公平原则,也很容易引诱纳税人违法犯罪。

2部分应税所得项目的费用扣除标准偏低

在2006年和2008年两次调高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之后,我国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严重偏低的不合理状况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善。然而,由于其他所得项目如劳务报酬所得的费用扣除标准在近十几年来均未作任何调整,结果又导致工薪所得与其他所得之间的税负严重不公。如,假定甲、乙两个纳税人每月的收入均为5000元,但是,前者收入为工薪所得,后者为一次性劳务报酬所得。根据税法规定,甲每月应纳税额325元,乙每月应纳税额800元,乙每月比甲多缴纳所得税475元。可见,同属于勤劳所得的两个纳税人之间的税负严重不公,加剧了收入分配矛盾。

(三)税率结构设计不合理,导致部分应税所得项目之间的税负严重不公

1生产经营所得的税负明显高于工薪所得税负

在现行的税率结构中,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的所得)是适用5%-35%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而工薪所得适用5%-45%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虽然后者的最高边际税率45%远高于前者35%,但实际上,前者的税负往往要远高于后者。如,对全年工薪所得为96000元(平均每月所得为8000元)的多数中产收入阶层来说,其年纳税额为9900元,适用最高税率为20%;而对全年生产经营所得为96000元的个体工商户来说,其年纳税额(费用扣除按表1中的方法)为13410元,适用最高税率为35%。可以看出,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比工薪所得多缴纳税额3510元,适用的最高边际税率比工薪所得高出15%。实际上,现行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为960000元的居民企业也只适用25%的基本税率。可见,这种不合理的税率结构导致纳税人之间的税负严重不公,具有明显的歧视“生产经营所得”之嫌,与当前我国鼓励“全民创业”的政策相悖。

2勤劳所得的税负有时会远高于非勤劳所得的税负

现行税法对工薪所得和各类生产经营所得都是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对劳务报酬所得还有加成征税规定,但对利息、股息、红利、中奖等所得则实行20%的比例税率。在这种税率结构下,可能会造成勤劳所得的税负要远高于资本性收入或偶然所得的不合理状况,出现一种逆向调节作用。如某个人在购买时中奖500万元,其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应纳税额100万元,而具有相同所得(指全年所得)的个体工商户或取得工薪的纳税人,则适用的最高边际税率分别为35%和45%,应纳税额分别为147.235万元和205.47万元。可见,生产经营所得和工薪所得适用的最高边际税率分别比中奖所得高出15%和25%,应纳税额分别达到中奖所得者的1.47倍和2.05倍。这种勤劳所得的税负要远高于非勤劳所得税负的不合理税率结构,从根本上违背了税收立法精神。

(四)税收征管不力,导致个人所得税公平缺失加重

1没有真正将自行申报纳税和代扣代缴制度落到实处

现行税法并没有强制要求所有纳税人都必须自行申报纳税,所以,主动申报纳税的个人非常少。而且,即使主动申报,其纳税申报质量也不高,瞒报、不报的情况相当普遍。对于代扣代缴制度,尽管1995年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暂行办法》,但作为一个部门性税收规章,其法律效力较低,加之对代扣代缴义务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规定不够明确,导致部分代扣代缴单位的领导不够重视,一些应税项目的代扣代缴责任难以落实,故意漏扣漏缴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样,必然会造成纳税人之间的税负不公平。

2未建立起严密的个人收入监控体系

近年来,税务部门逐步加强了对高收入群体的重点税源管理,推行了全员全额管理办法,初步建立了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双向申报制度。但是,这与严密的个人收入监控体系建设还有很大的差距。目前我国个人收入财产登记制度仍未建立,许多交易活动都是通过现金形式实现,特别是银行、工商、海关、房产等相关部门都没有与税务部门形成计算机联网,甚至国税与地税部门之间都没有实现计算机联网。所以,税务部门根本不可能完整、准确地掌握纳税人的收入和财产信息,使许多收入渠道广、隐性收入多的高收入者偷逃税现象难以得到有效控制。这部分偷逃掉的大量税款成为许多非工薪高收入者暴富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反,工薪阶层的工资单比较透明,应纳税款一般由所在单位代扣代缴,结果造成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主要管住了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调节贫富差距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甚至还起到了逆向调节作用。

3对偷逃个人所得税行为的处罚不力

近年来,我国加强了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对偷逃税的个别典型“明星”、“大腕”进行了打击,使一些高收入者的偷逃税行为有所收敛。但是,可以看到,真正受到严厉查处的高收入者寥寥无几。因为,需要缴纳较高个人所得税的高收入纳税人,一般都是具有一定地位和名望的各种“名人”、“权贵”,税务部门在查出他们偷逃税时大多只是要求补缴税款,很少会采取严厉处罚措施,有时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事。这也使得一些高收入者认为偷税被查出后顶多是再补缴税款,不会有其他更多的麻烦,从而造成偷逃税现象难以得到有效抑制。

四、依公平原则改革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构想

在借鉴国际经验和立足国情的基础上,依据税收公平原则,按照“转变模式、调整税率、规范扣除、强化征管”的思路,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制进行全面性改革,提高其公平性,充分发挥其调节功能,实现社会公平目标。

(一)转变税制模式,消除“先天性”公平缺失

在国际上,个人所得税的税制模式分为三种类型,即综合税制模式、分类税制模式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模式(又称混合税制模式)。这三种模式各有优缺点,综合税制模式最具有公平税负的优势,但对相关征管条件和配套措施的要求很高;分类税制模式的公平性最差,但对征管约束条件相对宽松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模式能较好地兼具前两者的优点,既能在较大程度上体现税收公平原则,又能适应税收征管和配套约束条件不是很完备的税收环境。目前,除少数发达国家采用综合所得税制和少数发展中国家采用分类所得税制外,大多数国家都是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税制模式。

从现实国情看,经过十几年的个人所得税实践,我国很多公民的纳税观念得到明显增强,税收征管现代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银行存款、房地产、汽车等实名登记制基本建立,个人(特别是高收入群体)收入监控体系初步建立。因此,当前我国应尽快为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创造征管条件。实际上,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已提出“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这一改革目标。主要建议是:(1)对个人取得的普遍性、经常性所得实行综合征收办法,即将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的各种经常性所得,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性收入、财产租赁和财产转让所得等进行加总,减去法定减免额和其他扣除项目金额,就其余额按超额累进税率征收,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2)对个人取得的一次性、偶然性所得实行分类征收办法,即将个人的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等,继续实行分类征收办法。

(二)调整税率结构,实现税收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税率结构设计的科学合理,是实现个人所得税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重要环节。从国外个人所得税制的发展趋势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纷纷按照“降低税率、简化税制、扩大税基”的原则进行税制改革,主要内容就是降低税率,减少累进档次。在对个人的综合所得进行课税时,各国采用的累进税率档次一般不超过6级,多数国家采用4级税率;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一般在35%至50%之间(如表3)。

根据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结构、税负水平状况及改革的政策目标,建议改革后的个人综合课征所得采用5%一40%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如表4)。与现行工薪所得累进税率相比,改革后的综合所得累进税率有四个主要变化:(1)将原5%～45%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简化为5%～40%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减少了4个税率档次,降低了最高边际税率,有利于提高税收效率。(2)将原适用5%低税率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6000元大幅提高至24000元,壮大了适用5%低税率的低收入群体。(3)大幅度降低了中等收入群体所得额在60000元至120000元之间的税负水平(即由原边际税率20%降低至10%),有利于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收人。(4)适当降低了所得额在120万元以上部分的最高边际税率(即由原45%降低至40%),这有利于调动最高收入群体进一步发展生产和扩大投资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总之,改革后的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和税负水平更趋公平合理,有利于充分发挥其调节功能,促进社会公平。同时,税率结构大大简化,有利于提高税收效率。

对于实行分类课征的各项所得,建议继续实行20%的比例税率。但是,为鼓励勤劳致富,抑制少数社会成员想“一夜暴富”的投机心态,对偶然所得一次收入畸高的,应实行加成征收。具体建议是:对偶然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超过50万元至100万元的部分,依照规定计算应纳税额后再按应纳税额加征五成;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加征十成。所以,偶然所得实际上适用20%、30%、40%的3级超额累进税率(如表5),基本上是与改革后综合所得税率表(见表4)的第3至第5级税率相对应。这样,偶然所得与各类勤劳所得之间的税负趋于公平,有利于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功能。

。(三)规范费用扣除项目,体现量能负担原则

目前我国采用“一刀切”的费用扣除制度,没有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家庭状况、健康状况等因素,根本无法体现量能负担原则。在转变税制模式后,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科学合理地设计费用扣除项目与扣除标准。主要思路如下:(1)对于个人综合课征所得项目,其费用扣除应包括两大类:第一类为成本费用扣除项目,即纳税人为获取收入而必须支付的直接有关的成本费用。各类所得项目的成本费用扣除方法如表6所示。第二类为生计费用扣除项目,即纳税人用于维持本人及家庭成员基本生活的各种费用。为操作简便且又体现量能负担原则,建议目前只考虑五种生计扣除,即基础扣除、配偶扣除、抚养扣除、特殊扣除和附加扣除,如表7所示。同时,为保证税收公平,建议全国实行统一的生计费用扣除标准。在税制运行一定时期后,视情况是否增加个人保险支出、医疗支出、家庭教育支出等费用扣除项目,以及基础扣除费用是否引进税收指数化方案等。(2)对于个人分类课征所得项目,其费用扣除标准可继续按现行税法规定执行。

(四)强化税收征管,实现税收管理公平

1完善征管制度,实行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纳税并重的征管方式

进一步完善包括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自行申报纳税等征管制度,明确代扣代缴单位的主要负责

人、财务部门负责人等有关人员的义务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并提高征管制度的法律层次,增强其权威性,使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纳税落到实处。同时,为保证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所得税制顺利实施,不断增强公民自行申报纳税意识,减少国家税收流失,除应继续重视代扣代缴的征管方式外,还应重视和加强对个人自行申报纳税的管理,实行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纳税并重的征管办法。具体说,对于个人综合课征所得项目,采取每月(或每次)按预扣率预扣预缴、年终自行申报、汇算清缴、多退少补的征管办法;对于个人分类课征所得项目,采取每次按税率代扣代缴和年终自行申报的征管办法。

2尽快建立严密的个人收入监控体系

税务部门应充分利用现代化征管手段,尽快建立严密的个人收入监控体系。这是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所得税制的关键环节。(1)加快建立健全所有个人,特别是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群体的纳税档案建设步伐,强化纳税人税务登记号管理。可借鉴国外经验,以居民身份证号码或个人纳税编码为标识,按照“全国统一,一人一号”的原则,归集所有个人的基础信息、收入及纳税信息。税务机关根据所掌握的涉税信息,定期对代扣代缴义务人的扣缴申报情况和个人自行纳税申报的情况进行交叉稽核、分析评估。(2)尽快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将纳税人的财产、收入显性化,为税务机关掌握个人财产和收入信息创造有利条件。(3)加快税务部门与海关、银行、工商、出入境管理、公检法等部门之间的计算机联网,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和资源共享。(4)通过银行管理体制改革,大力推进个人信用卡或支票结算制度,强化现金管理,从资金流上掌握税源变动情况。(5)应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中介机构的监督作用,减少偷逃税现象。

3建立个人诚信纳税档案,严厉惩处偷逃税行为

在大力做好税法宣传的基础上,应建立个人诚信纳税档案。这既可为税收监控提供重要信息,又可为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提供可靠依据。同时,应加强税务部门与工商、银行、公检法等部门之间的密切配合,加大对偷逃税行为以及不依法代扣代缴单位和个人的稽查与处罚力度,增强公民自觉依法纳税意识,树立“纳税光荣、偷税可耻”的社会风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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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高凤勤,论基于分配正义视角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J]、地方财政研究,2010,(6):18-22。

税制公平范文篇8

关键词:中国税制改革;税制;税收管理;税收体制

新一轮的税制改革目标已经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税制改革目标的路线图是我党从战略层面上提出来的。税制的改革是维持我国长治久安的基本原则。税制改革基本方向，应该宏观调控，以稳定的税负为基础，树立准确的税制改革方向。

一、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宏观分析

（一）稳定的宏观税负

税制改革的目标有很多，其中“稳定宏观税负”就是税制改革的目标之一。“稳定宏观税负”在一定意义上，显现出了稳定税负的重要性。就目前近几年的政府支出情况明显可以看出，政府的支出规模、政府的支出增幅，都是不好控制的。所以，想从根本上控制政府的支出，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二）中国宏观税负处于较高状态

国家的实际宏观税负水平主要包括政府性基金支出、国有资本经营支出以及公共财政支出。我国的宏观税负一直居高不下，从2008年到2013年之间，公共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分别为19.93%、22.38%、22.40%、23.09%、24.25%和24.56%，政府性基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分别为28%、30.59%、34.29%、34.4%、35.64%和38.56%。我国实际宏观税负水平一直持续高水平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目标的设定，政府目标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从2008年到2013年，我国的公共财政支出由6.26万亿元增长到13.97万亿元，增长比例为4.63个百分点，而同时期的全部政府支出则由8.79万亿元增长到21.94万亿元，增长比例为10.56个百分点，该种规模应该得到广大性相关人员的重视。

二、税收管理体制的基本内容

（一）税收的立法权

税收立法权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根据法律程序赋予税法法律效力的权力。

（二）税法的解释权

税法解释权是立法机关对税法的解释，即对税收法律法规内容的解释，对制定规则和补充规定的权力。

（三）税收开征与停征权

税收开征与停征权指的是决定征收任何税，停止什么税种和税收法律已经制定，以确定何时征收，何时停止的权力。

（四）税收调整权

税收调整权是指税法规定的某些规定允许在一定范围内浮动的税收制度，如税收优惠。

（五）税收减免权

税收减免权是指经批准、税收减免或税务机关确定的权利。税务减免税的审批机关是税务机关的主要部分。

三、中国税制改革的意见

中国税制改革应该“科学布局、长远规划、依法治税、有利发展”，要按照上述原则实施。

（一）合理税制

从改革开放以来，每十年都会进行一次税制改革。税收公平是经济学概念，分纵向公平和横向公平。税收三性主要包括强制性、固定性和无偿性。国家不是商场，人们交税买的也不是服务，不要微观理解税收，交税的本质是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行。税制改革应该提高税收的公平性，促进税制的公平合理改革。税制改革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深化增值税改革。对相关行业统一征收税负，公平化税负，同时消除了试点服务企业和下游企业的双重征税。通过消除双重征税，不仅减轻了试点企业的税负，同时，减轻了产业链上的税收负担，促进了企业发展和企业改革。二是推动消费税、资源税改革。税收和消费的重点是奢侈品消费以及奢侈品服务，利用消费税引导人们进行理性消费，进而调整收入的公平分配功能。资源税改革是提高税收标准，增加资源利用保护和限制资源的开发成本。第三，加快房地产税立法的改革。在我国房地产发展的基础上，以税收为基础，通过对居民个人持有的税收和房地产开发建设，转让和持有税制度，发挥房地产税合理分配财富，促进公平分配，调节供求的作用。

（二）优化结构

我国目前税制基本上是间接税和直接税双主体税制结构，间接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占税收总收入的60%左右，直接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收入的25%左右，其他辅助税种数量较多，但收入比重不大。影响税制结构的因素按其改变的难易程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可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得到改变，如政府调节经济的意图、国际影响等；另一类在短期内改变的可能性则较小，如生产力水平、资源状况等。各个因素综合作用构成了一国既定的税制结构。短期内无法改变的因素基本上决定了税制结构，也就是税制模式的类型；短期内可以改变的因素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影响税制结构，但无法改变税制模式。我国应该对税制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有效分析，针对因素的类型，选择合适的因素进行有效改革，促进税制结构的优化。我国现行的税收是税收结构，这是间接税的主体。在我国收入分配失衡的情况下，通过增加税收和财产税作为直接比例的代表，逐步减少间接税的比重，构建一个包括消费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赠与税等相对完整的税收调控体系，有利于更好地发挥税收收入分配的作用，促进社会公平。

（三）标准管理

可以实现税收改革的预期效果，并最终取决于管理。规范税收管理，主要涉及税收立法管理和税收优惠政策。税收立法管理，关键是要落实税收法律原则。通过公开立法，广泛征求民意，对国家征税权的合理限制，有了严格的立法程序，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由于税收法定原则的实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对其进行优先排序，并对条件比较成熟和社会关注度高的税收立法进行推进。既发挥资源的市场配置的作用，创造一个公平和合理的角度来看，或从投资环境的角度，明确的税收优惠，不仅是必要的和紧迫的。根据统一税制、税收公平、促进公平竞争的原则，采取负面清单管理，清理和防止一个统一的国家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则和做法，并将清理税收优惠政策下的税收改革框架。

四、结束语

我国税制改革应该从调整税负，优化结构，标准管理三个方面来展开。通过巩固商品课税，逐步加大所得课税的比重，平衡主体税种结构，进一步完善商品课税与所得课税双主体、商品课税较强的税制结构，进而促进税制的进一步完善，提高税制的公平性，发挥其在调节分配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师璇 单位:保定职业技术学院

税制公平范文篇9

关键词：税制结构公平和效率改革措施

一、西方国家税制结构的发展与演变

总体上看，西方，国家的税制结构经历了由以直接税为主体到以间接税为主体，再到现代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的发，展过程。

1.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这是早期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实行的税制模式。在当时自然经济处于统治地位，商品经济处于从属地位的情况下，国家无法从其他方面课征足够的税收，只能以土地和人口作为征税对象，采用直接对人或物课征的人头税、土地税、房屋税、户税等直接税形式保证政府取得必要的收入。这些简单、原始的直接税，大多按照课税对象的部分外部标志来规定税额，如：人头税按家庭人口课征等。此外，也有非常有限的市场税和入市税作为辅助税种。

2.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资本主义发展之初，西方国家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税收政策主要遵循中性原则，把追求经济效率作为首要目标。一方面对国内生产、销售的消费品课征国内消费税，以代替原先对工商产业直接征收的工商业税，从而减轻了资本家的税收负担；另＿方面，为保护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对国外制造和输运的进口工业品课以关税。这时的税制结构，一般称为以关税为中心的间接税制。

3.以现代直接税（所得税）或间接税（增值税）为主的税制结构。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以关税为主的间接税制逐渐暴露出了其与资产阶级利益之间的冲突：保护关税成了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和向外扩张的桎梏；对生活必需品课税，保护了自给的小生产者，不利于资本主义完全占领国际市场；间接税的增加还会提高物价，容易引起人民的反抗，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更满足不了战争对财政的巨大需求。与此同时，资本义经济的高度发展，也带来了所得额稳定上升的丰裕税源，为实行所得税创造了前提条件。因此，第﹁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各国相继建立了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少数国家（法国等）则建立了以先进的间接税（增值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4.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滞胀”困境之中。西方国家普遍认识到，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虽然有利于社会公平，但高所得税抑制了纳税人储蓄、投资和风险承担的积极性，抑制了经济增长。为了促进经济的增长，西方国家在供给学派思想指导下，再次把税收政策的目标转向经济效率，各国纷纷开始了大规模的税制改革，80年代中期以后，普遍开征了增值税，许多国家逐步扩大了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出现了税制结构重返间接税的趋势，形成了所得税与商品税并重的税制格局。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税制改革与创新

1985年5月29日，美国总统里根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关于税制改革的咨文，由此拉开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规模税制改革的序幕。1986年美国政府提出了堪称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税制改革方案。此后，西方各国纷纷效仿，形成了以“低税率、宽税基、简税制、严征管”为特征的全球性税制改革浪潮。此次税制改革是半个世纪以来税制原则的一次重大调整，在税收的经济效率原则上，由全面干预转向适度干预；在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的权衡上，由偏向公平转向突出效率；在税收公平原则的贯彻上，由偏重纵向公平转向追求横向公平；在税收效率原则的贯彻上，由注重经济效率转向经济与税制效率并重。具体内容主要包括：

1.大幅降低所得税税率，特别是减少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档次、降低边际税率。税制改革后，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由11%～50%的15档税率减少到只剩15%和28%两档税率，最高边际税率由50%降为28%.公司所得税也由原来的15%—46%的5档税率减少为15%、25%、34%的3档税率。英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从改革前的6档，改为现在的25%和40%两个税率档次。其他西方国家的所得税税率档次都从以前的10多个档次减少到不超过5个档次，还普遍降低了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至此，西方国家基本上不存在边际税率超过60%的所得税。

2.提高增值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的比重，扭转了长期以来重视所得税，忽视商品税的状况。20世纪80年代末期，西方国家在减少所得课税的同时，加强和改进了商品课税，主要是普遍开征了增值税。从1985年起，土耳其、葡萄牙、西班牙、新西兰、希腊、日本、加拿大等国先后开征了增值税。与此同时，许多国家提高了增值税的税率，扩大了增值税的税基，OECD国家增值税的平均税率由开征时的12.5%提高到了1996年的17.5%.

3.税制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一是跳出了供给学派“单向”减税以刺激总供给的框架，强调应该通过减税与增税“双向”调节社会经济活动。这在美国克林顿的新税收政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增税主要包括对最富有阶层增收所得税，扩大针对有关医疗保险的工薪税税基，提高联邦汽油税等，而减税则主要针对中低收入家庭与小企业，并扩大对劳动所得税额扣抵的范围。其他OECD国家也有类似情况。二是在效率与公平原则及其他政府目标的结合与轻重权衡上，普遍调整了片而追求效率、忽视公平及其他政府目标的做法，努力促进各原则目标的协调。三是不片面强调追求“理想优化状态”和使用绝对中性的“非扭曲性”税收工具，强调对各种约束限制条件的研究，注重“次优状态”的获取。四是更注重改革的循序渐进，注重经济行为主体的反馈信息，并没有刻意追求一步到位。

三、我国现行税制及税制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现行税制是1994年税制改革后形成的，其基本原则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实行的是以增值税为第一主体税种，企业所得税为第二主体税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这种税制结构实行近10年来，成效显著，但由于税制改革方案出台时间较仓促，使新税制从一开始就存在某些先天不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的问题不断出现，使现行税制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

历史地看，现行税制在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系统性缺陷和功能性缺陷。就系统性缺陷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在很大程度是从财政意义上进行的，难以充分体现供需总量调节的要求，对宏观税负水平缺乏科学论证和界定，不同税种间的改革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影响了整体功能的发挥。就功能性缺陷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是以成熟的、理想化的市场模式为主要出发点，而且是在经济发展处于高速度和高通胀并存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改革的内容以统一税制集中税权为核心，基本放弃了税收对经济的主动调节激励功能，使税制缺乏适应变化的灵敏性和灵活性，制约了税收职能的全面发挥。

现实地看，税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并产生了新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税制的结构性缺陷上：（1）主体税种名不符实。所谓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的税种模式事实上一直处于“跛足”状态，近10年来，流转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一直在70%以上，而所得税的比重不足20%.（2）辅助税种调控乏力。两大类12个辅助税种占收入的比重不足10%，调控作用与理想设计相去甚远，社会保障税、财产税长期处于缺位或半缺位状态。（3）税负结构失调。从税源区域、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课税对象等角度分析，我国税收主要来源于东部，其次是中部；主要来源于第二、第三产业；主要来源于对商品流转额和所得额的课税；许多税种未能及时立制开征，导致税源遗漏。（4）税收管理体制不规范。1994年建立的分税制，主旨在于提高中央税收收入比重，而且是在承认地方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导致税权的划分未能充分体现税收的公平和效率原则，也没有理顺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由此引发了政府间的税收竞争，使得政府收入渠道混乱，形成了以“费”挤税、甚至“费”大于税的局面。

发展地看，现行税制不能很好地适应国情变迁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主要体现在：1994年税制改革出台之际，正值通货膨胀高峰时期，而目前，改革时的“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的局面现已被供过于求、买方市场的局面所替代，市场经济体制已逐步取代计划经济体制。与此同时，随着国家之间贸易交往与合作的加强，经济全球化、税收一体化进程逐步加快，国与国之间的税制差异日益缩小。世界各国的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税率的水平与结构以及税种的格局等，均呈现出趋同的倾向。

四、我国税制结构改革的主要思路及对策措施

（一）科学选择主体和辅助税种

1994年的税制改革进一步确立了我国现行以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并重的税制结构。这种税制结构在保证财政收入的基础上，形成了层次性的税收分配调控体系，从总体上看是合理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税制结构的进一步优化，需要在主体税种和辅助税种的选择与完善两个方面进一步推进。

1.主体税种的选择。目前对我国主体税种的选择有多种观点。我们认为，主体税种的选择不仅要注重其所筹集收入在整个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的大小，还要重视其对实现税收政策所起到的调控作用。因此，我国主体税种的选择应继续坚持流转税（主要是增值税）和所得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增值税征税范围广，涉及生产流通的各个阶段、各个领域，对社会经济生活起到普遍的调节作用。增值税征收管理的特殊性，使其具有较强的聚财功能，有利于保证财政收入随着经济发展而增长。我国现行增值税是生产型增值税，而世界大多数实行增值税制的国家都实行消费型增值税，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购入固定资产发生的增值税能否给予抵扣。我国长期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的主要原因是财政实力有限，并把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作为控制投资膨胀的重要政策手段。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方式已经发生转变，将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的条件已初步具备。从所得税来看，所得税具有自动稳定经济的作用。从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过程看，存在着经济波动，需要运用一定的政策手段熨平这种波动。同时，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在实行累进税率的情况下，可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调节社会成员的贫富差距，实现税收政策的公平目标。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通过所得税取得的收入在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也会相应增加。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人员、服务、资本等跨国流动速度的加快，会使居民个人跨国收入和非居民个人本国所得都相应增加，这必然要求强化所得税及其管理。

增值税与所得税具有不可相互替代的功能和特点，只有二者相互协调配合、优势互补，共同构成主体税种，才能有效地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如果仅以流转税为主体，存在难以解决的诸多问题；而如果仅以所得税为主体，为保证财政收入，同样会导致过高的所得税税率或较高的累进性而抑制劳动者工作、储蓄、投资和风险承担的积极性，阻碍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不利于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等负面效应。

2.恰当地选择具有特定功能的辅助税种。为补充主体税种在实现税收政策目标中的不足，应根据税收环境的变化，对现行税制中的辅助税种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完善，使之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1）适时增设我国税收体系中缺位的税种。比如，在比较适合的领域开征环境税；本着谁受益谁纳税的原则，适时开征一些属于受益性质的税种，如对原始森林的复植、道路维护等开征森林维护税、汽油税等；从社会公平和调节收入分配的角度，结合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开征社会保障税，稳定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适时开征财产税、遗产和赠与税等税种。（2）取消那些设置不当或已失去意义的税种，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屠宰税、城乡维护建设税、筵席税等税种；合并房产税与城市房产税、车船使用税与车船使用牌照税等。

（二）优化主要税种的内部结构

就增值税而言，（1）应扩大增值税的范围。理想的增值税制应将所有商品和劳务纳入课征范围，并在商品生产、批发、零售及其他各类服务的所有环节征税。我国1994年实行的增值税制仅将征税范围扩大到所有商品生产、销售和进口环节，而劳务基本被排除在外。：西方国家的实践表明，增值税实施的范围宜宽不宜窄。（2）合理调整增值税的税率结构。我国现行增值税基本税率为17%，略高于实行增值税最为普遍的欧共体国家，远高于亚洲国家，并由于我国实行生产型增值税，扣除范围小，税基较大，使增值税税收负担水平偏高。就消费税而言，应从有效调节消费行为、增加财政收入的角度调整现行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对轮胎、护肤护发品、普通化妆品等免征消费税；对目前的一些高档消费、奢侈消费，应征收消费税。就营业税而言，我国现行的营业税和增值税都是我国流转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值税主要以商品流转额为课税对象，营业税则主要以非商品流转额为课税对象。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征税范围存在相互转换的情况。要真正解决营业税和增值税的税基划分问题，应该实现营业税向增值税过渡，最终实现流转税制的统一。就个人所得税而言，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实行分类课征制，即区分不同的所得项目适用不同的税率，存在着难以衡量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不利于税收公平的缺陷。理想的方法是实行综合课征制，但又由于我国居民收入较低，且分配方式复杂，隐性收入较普遍等问题，缺乏必要的纳税人基础和税收征管体系。因此，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课征模式较为可行。当前，应针对综合课征制的一些缺点和个人所得税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采取相应措施完善个人所得税，如适当降低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减少税率档次，适当拉大税率级差，扩大适用最低税率的征收面等。就企业所得税而言，主要是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减少和取消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中过多的税收优惠，对内外资企业实行相同的税收待遇，并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实行比例税率。

税制公平范文篇10

一、遗产税税制模式的选择

遗产税税制模式的选择，关系到遗产税纳税人的确定，扣除项目和税率形式的设计等诸多具体课税要素的规定，是课税要素设计的基础。遗产税税制如何选择？赠与税是否同时开征？如果同时开征，赠与税与遗产税如何配合、协调？这些有关税制模式的问题，也是学者较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在分析、比较各国遗产税和赠与税制的基础上，主张我国遗产税应突出效率，兼顾公平，实行总遗产税制以及赠与税并入遗产税合并征收的模式。

（一）遗产税税制模式比较

1.遗产税税制模式的类型

第一，总遗产税制。总遗产税制是对遗产总额课税的税制，即以被继承人死亡后遗留下的财产总额为课税对象，以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等为纳税义务人进行课征的一种税制模式。美国、英国、新加坡及我国的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采用这一模式。总遗产税制的特点是：（1）遗产处理程序是“先税后分”，即先对遗产课税，然后进行遗产分配；（2）此种模式的纳税人只有一个，“理论上是以死者为纳税义务人”，实践中一般规定为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为纳税人；（3）税率的规定不以被继承人和继承人之间的亲疏关系区分，一般为超额累进税率。

第二，分遗产税制。又称为继承税制，是对各继承人取得的遗产份额课税的税制。即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后，先将其遗产分给各继承人，以各继承人分得的遗产为课税对象，以各遗产继承人为纳税人进行课征的遗产税模式。日本、法国、德国、瑞典、韩国等国家采用这一模式。其特点是：（1）遗产处理程序是“先分后税”；（2）纳税人是各遗产继承人；（3）在税率规定上考虑了被继承人与继承人之间的关系亲疏程度，将纳税人分为几类，分别适用不同的税率。凡继承人为直系亲属的，税率较轻，凡继承人为非直系亲属的，税率较重。以德国为例：配偶之间、子女之间继承遗产，税率为3%-35%，孙子女、重孙子女、父母、祖父母之间，税率为6%-50%，兄弟姐妹之间，税率为11%-65%，其他人之间继承遗产的，税率为20%-70%。[1]

第三，混合遗产税制。又称总分税制，这一模式将总遗产税和分遗产税结合起来，先对被继承人死亡后的总遗产征收一次总遗产税，遗产分配后，对各继承人所分得的遗产在达到一定的数额时再课征一次分遗产税。意大利、菲律宾、伊朗等国采用此税制模式。混合遗产税制的最大特点是遗产处理的程序--“先税后分再税”。

2.遗产税和赠与税的配合

在各国遗产税体系中，一般均以遗产税为主，赠与税为辅。两税在如何对生前赠与财产进行课税和税率的高低协调两方面，大体排列组合成三种模式：

第一，不单设赠与税，合并征收。将被继承人死亡之前一定年限（称死亡预谋年限）内赠与的财产的部分或者全部归入遗产额中课征遗产税。这种模式不存在两税税率的相互配合问题，只需要规定一种税率，即遗产税税率。一些采用总遗产税制的国家选择了这一模式。

第二，单独设置遗产税和赠与税，并行征收。即对财产所有人死亡后的遗产课征遗产税，而对其生前赠与的财产按年课征赠与税。由于这种方式对防止财产所有人生前大量转移财产而逃避税收具有一定的作用，较好地体现了赠与税补充遗产税的作用，因此，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在这种模式下，两税的税率设计有两种情况：遗产税税率高于赠与税税率或者遗产税税率低于赠与税税率。以日本为例，应纳税遗产额在70,000,001-100,000,000日元之间的，遗产税税率为45%，赠与税税率却高达70%。[2]

第三，分别设置赠与税与遗产税，交叉合并征收。这种方式将财产所有人生前赠与财产按年或按次课征赠与税，在财产所有人死亡后又将生前赠与财产总额并入遗产总额计征遗产税，原已缴纳的赠与税税额可以从遗产税税额中抵免，一般遗产税税率高于赠与税税率，或者只设一个税率。这种模式只有少数国家采用。

（二）我国遗产税税制模式选择

对于遗产税的税制模式，大多数学者建议，选择总遗产税制。也有学者主张分遗产税制更好。[3]笔者赞成第一种观点，在现阶段我国实行总遗产税制为宜，但在进行立法设计时，没有必要局限于此，同时也可以借鉴分遗产税制的一些较好的成熟的做法。比如在扣除的设计中，可以适当照顾到继承人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切实可行、并行之有效地达到开征遗产税的目的，才是我国遗产税立法设计时所追求的首要目标。

在遗产税的三种模式中，混合遗产税制最为复杂，虽然能够较为有效地防止逃税，而且相对公平合理，但是一份遗产两次征税，手续繁琐复杂，征管成本较高，课税时间过长，世界上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很少，可借鉴的经验也比较少。现阶段我国尚处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与遗产税有关的配套制度还很不完备，征管水平有待大力提高。在遗产税开征之初，如果仅仅考虑到公平原则而采用这一模式，势必将大大增加了征管难度，可操作性差，从而严重违反了效率原则，导致遗产税形同虚设，最终反而达不到公平的目的。因此，混合模式首先予以排除。

分遗产税制虽然比混合制可取之处更多一些，但仍然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因此也不宜采纳。从税制改革的发展方向看，1994年以来，为了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的税收工作进行了税制、税务机构和税收征管三项改革，明确提出了“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制度，合理分权”的税制改革指导思想。从世界税收改革的情况看，简化税制已成为各国税改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遗产税的税制模式不宜设计得太复杂，以简便为好，以效率原则为主。分遗产税制与总遗产税制相比，前者就各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分别课征，而后者只对被继承人的遗产总额课征一次税，税制更为简便，符合世界税制发展趋势和我国税制改革的总体思路。

从保障国家财政收入角度看，在分遗产税制下，被继承人通常会采用生前将财产化整为零，分散出去的办法，以减少缴纳遗产税的可能；再加上计算税款时可以享有各种不同等级的扣除，往往使各继承人继承的遗产额低于免征额规定的水平，从而逃避遗产税，给国家财政收入造成损失。而总遗产税制是在继承人分割遗产前先行征税，能够较好地克服因被继承人过度分散遗产而造成的税款流失，便于税源的控制管理，有利于保障国家财政收入。

从税收成本角度看，[4]首先，在征管程序方面，在分遗产税制下，一份遗产的各个继承人均为所继承遗产部分的纳税人，因此，各纳税人需要分别申报纳税，税务机关也要分别审核、分别予以课税。而在总遗产税制下课税程序则简便得多，一份遗产只需要一次课税。而且，由于总遗产税制只对遗产总额征税，对于继承人的多少和与被继承人的亲疏关系等情况无需审查、核实，其征管程序明显比分遗产税制简便，节约了税收成本，更好地体现了效率原则。其次，在征管水平方面，总的来说，我国目前税收征管水平普遍不高，征管手段相对落后，尤其是先进的征管技术手段还没有普遍应用，征管效率低。对于遗产税这样一个对征管有较高要求的税种，没有先进的科技手段作保障，征管工作会更加困难。分遗产税制由于涉及的纳税人较多，计算税额相对复杂，对征管的要求也就相对较高，就我国目前的征管水平来说，很难满足分遗产税制的需要。因此，如果采用分遗产税制，无疑会需要更多人力、物力的投入，增大了税收成本。另外，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较为完备的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和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实行分遗产税制，由于税收成本的增大，在不符合效率原则的同时，其相对公平的优势也很难充分体现。相比之下，总遗产税制更适应我国现阶段税收环境和征管水平，能最大限度地节约税收成本，突出体现效率原则，如果我们在设计税制具体细节时，能够作一些倾向公平原则的切合实际的变通以作平衡，总遗产税制无疑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从社会传统角度看，由于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我国公民纳税意识较为淡薄，继承遗产天经地义，征税阻力自然会比较大；加之在我国遗产税初创阶段，社会公众乃至税务人员均不熟悉，税务人员缺少征收遗产税的经验。在客观上，由于我国采取书面形式的遗嘱较少，口头遗嘱形式较普遍，采取遗嘱公证形式的则更少，并且遗产的分配多在家庭内部进行，隐蔽性较强，税源透明度差，税务人员很难准确掌握各继承人的遗产分配情况，这些困难无疑又增加了征管成本。相比而言，如果采用分遗产税制，可操作性则较差。综合以上因素，本文认为总遗产税模式，更适合我国国情。

世界各国在开征遗产税的同时，大多开征赠与税作为补充。我国在开征遗产税的同时也应建立赠与税制度。但也有学者主张，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只适合先开征遗产税，待试行一段时间后，再考虑单独设置赠与税。[5]本文认为，虽然这种观点更为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征管水平，但遗产税制设计，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也要兼顾到公平。如果一味强调效率，则公平也很难实现。很明显，如果只开征遗产税，不配合以赠与税，将会产生财产所有人轻易地通过生前赠与形式，大量逃避遗产税的后果，使遗产税形同虚设，达不到其征收的目的，反而造成税收资源的浪费，损失了效率。因此，我国在开征遗产税的同时，设立赠与税是十分必要的。

根据各国遗产税模式经验，遗产税如果选择总遗产税制，赠与税则相应地采用总赠与税制。但是两税如何协调，是两税合一，还是分别设立，并行征收？如果是后一种模式，那么两税税率如何配合，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从国外两税配合模式看，第一种模式（两税合并征收）最为简便，突出了效率优先的原则，但是堵漏作用有限。第二种模式(两税分设，并行征收)能够较为有效地发挥赠与税对遗产税的补充作用，较好地体现公平原则，但两税分设税制较复杂，涉及到相互协调、衔接等问题。本文认为在我国开征遗产税之初，应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建议采用两税合并征收的模式。这是因为:

第一，事实上，赠与税作为遗产税的补充税种，无论在立法技术上，还是征管实践方面，与遗产税都有许多共同之处：（1）从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关系来看，赠与税是遗产税的辅助性税种，且两者都是就财产转移而征税，属于财产转移税，合并征收有利于相互协调，相互补充。（2）从立法技术上来看，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征税范围、税率等课税要素的设计、征管方式和所要求的配套措施等大致相同，合并征收既便于操作，又可以避免分别征收造成的法律规定的重复、脱节、甚至相互矛盾等弊病。（3）从税收征管实践来看，实行两税统一立法，制定一部包括遗产和赠与税的遗产税法，不仅有利于税务人员全面理解和掌握遗产税和赠与税的立法精神和基本原则，便于操作，利于宣传，而且还有利于统一制定两税的配套措施和制度，节约税收成本。

第二，从国外的立法实践看，在开征遗产税之初，一般都是采用较为简便的税制，待实行一段时间，积累一定的经验后，才逐步修改、完善的。遗产税既然选择了便于征管的总遗产税制，赠与税也应与之相协调，采用较为简便的模式。

[1]参见各国税制比较研究课题组：《财产税制国际比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页。

[2]参见各国税制比较研究课题组：《财产税制国际比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页。

[3]参见魏陆：《遗产税的借鉴与思考》，载《上海财税》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