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结构范文10篇

税制结构范文篇1

一、税制结构的类型及其比较

主体税种是一个国家税制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起主导作用的税种。根据主体税种的不同，当今世界各国主要存在两大税制结构模式，一个是以所得税为主体，另一个是以商品税为主体。

（一）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在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中，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普遍征收并占据主导地位，企业所得税也是重要税种，同时辅之以选择性商品税、关税和财产税等，以起到弥补所得税功能欠缺的作用。

所得税作为对人税，属直接税，税负不易转嫁；并且可采用累进税率，实现对高收入者多课税、对低收入者少课税原则，体现纵向和横向公平。其次，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累进制的所得税制度富有弹性，对宏观经济具有自动稳定的功能。再次，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在获得财政收入方面是稳定可靠的。辅之以其他的选择性商品税，如特种消费税，可进一步增强这一结构的聚财功能。

（二）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在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中，增值税、一般营业税、销售税、货物税、消费税、关税等税种作为国家税收收入的主要筹集方式，其税额占税收收入总额比重大，并对社会经济生活起主要调节作用。所得税、财产税、行为税作为辅助税起到弥补商品税功能欠缺的作用。

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的突出优点首先体现在筹集财政收入上。在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上，商品税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商品税是转嫁税，但只有其产品被社会所承认，税负才能转嫁出去。因此商品课税对商品经营者具有一种激励机制。从税收本身效率来看，商品税征管容易，征收费用低。

二、影响税制结构选择的因素分析

当今，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明显地表现为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即所得税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最大；而发展中国家的现行税制结构明显地表现为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一）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一个国家主体税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高，人均国民收人居世界领先地位，具备个人所得税普遍征收的物质基础。同时由于城市化水平高，能够有效地进行个人收入水平的查核和各项费用的扣除，也便于采用源泉扣缴的简便征税方法。

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较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不高，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的税源极其有限。由于处于商品经济发展初期，商品流转额迅速膨胀，商品税的税源远远大于所得税的税源，必然形成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如在中国，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个体或小规模经营，所得难以核实，使得个人所得税普遍征收的可行性不具备管理上的条件。

（二）对税收政策目标侧重点的差异也是税制结构选择因素之一

税收政策目标包括收人效率和公平。不同的国家对这些政策目标的侧重不同，从而会影响到它们对税制结构的选择。

发达国家着重考虑的，是如何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或公平调节收入分配。在前文提到所得税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而注重税收公平目标的实现，个人所得税无疑是一个重要手段。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贫富悬殊、分配不公问题十分突出和严重，为缓和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征收社会保障税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起到减小收入差距、抑制贫富悬殊的作用。所以，注重发挥宏观效率和税收公平目标，就必然会选择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迅速发展本国经济的历史任务，需要大量稳定可靠的财政收入作保证。商品税较之所得税对于实现收入目标更具有直接性，税额多少不受经营者盈利水平高低的影响，税源及时、稳定。并且，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在实现税收效率目标上占有优势。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中的主要问题在于结构失衡，即产业结构不合理、不协调，在市场机制健全的条件下，对产业结构的调节作用，商品课税要比个人所得税大得多，商品税通过差别税率可配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最终使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提高。

（三）税收征管水平也是制约一个国家主体税种选择的重要因素

发达国家具有现代化的税收征管手段，计算机广泛应用于申报纳税、年终的所得税汇算清缴、税务审计、税务资料、税收咨询服务等工作，同时有健全的监督制约机制，使得税收征管效率大大提高。这些都适应了所得税征收对征管水平的较高要求，使得所得税成为税制结构中的主体税种成为可能。发展中国家经济管理水平较低，税收征管手段和技术比较落后，加上收入难以控制的农业就业人口和城市非正式就业人口所占比重较大，客观上使得税的征收管理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商品税一般采用从价定率或从量定额征收，比所得税采用累进税率征收要简单得多，对征管水平的要求比较低，使得发展中国家从现实出发，只能选择商品税作为国家主要的筹资渠道。

三、当前阶段我国税制结构调整和选择

（一）我国现行税制结构存在的问题

1、税种功能结构不健全。从我国现有的税种看，筹集财政收人的税种主要有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等，能够体现出调控功能的税种主要包括消费税、土地增值税等，但现行税种中缺少对社会能够体现稳定作用的税种，如具有特殊的稳定社会性质的社会保障税尚未开征。

2、“双主体”模式没有真正建立，主体税种结构失衡。现行税制结构中，流转税比重偏高，所得税比重过小。主体税种结构失衡，既不利于主体税种的互相配合，更不利于发挥所得税的调控作用。

3、就流转税本身结构而言，消费税比重过小，增值税比重过大。我国消费税征税范围较窄，且征收环节单一，不但调节消费的功能较弱。而且组织收人也明显不足。

另外，地方税制结构也存在诸多问题，地方税种严重老化，农业税、屠宰税、印花税、车船使用税等多是五十年代出台。

（二）选择合适税制结构的原则分析

在短期内，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可能得到飞速发展；政府的税收征管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税制结构的选择与调整不能超越这些限度。税制模式只有与国情相适应时，才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1、经济发展水平与税制结构相适应原则。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长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了经济效率低下，造成了所得税税基过窄，限制了所得税类收入比重的上升；我国长期奉行的经济体制中计划色彩浓厚，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造成了作为价格附加的流转税的畸形发展，间接税与直接税比例失调，流转税在税收收入总额中比重过高；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状况决定了税收聚财功能仍居于重要地位。

2、征管模式与税制结构相适应原则。税收征管是在既定税制结构下一国税收政策的具体施行，有效的税收征管依赖于一定的征管模式。征管模式与税制结构紧密相连，为实现税制结构所要求达到的目的，必须使征管模式适应税制结构的设计。现阶段我国生产力落后，市场经济不发达，“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决定了我国的税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为适应这种税制结构，征管模式也必然要求对流转税集中的大中型企业加强长期监督，控制好税源，这正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

根据国外税制改革的一般经验，优化我国现行税制结构的总体思路是，通过新税种的开征及税负水平的调整，达到直接税和间接税比例的不断调和。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收入的不断增加，通过优化税制结构，使间接税所占比例有所下降的过程通常也是直接税所占比例有所上升的过程，不断增加直接税占税收收入总额的比重，充分发挥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最终达到建立“双主体”税制结构的目标。

（三）按照原则选择合适税制结构，进行税制改革

在一定时期内，应保持税制相对稳定，不宜做较大变动。只能对其不规范和不完善的方面进行调整。

1、妥善解决增值税税负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使税负进一步趋于合理化。如对商业零售环节的增值税的一些政策进行调整，扩大增值税增收范围；改进小规模纳税人划分标准，适当降低商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

2、内外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确定企业所得税的思路。制定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就现行两个企业所得税法而言，应该说《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较为成熟，该法参照国际惯例，借鉴了国外企业所得税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统一了税收管辖原则，对法人、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义务人的确定，统一以企业总机构所在地为准。

3、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尽快建立全面反映个人收人和大额支付的信息处理系统，建立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新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适当调整个人所得税的超额累进的级距，提升高收入者的适用税率，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控力度。

4、改进和完善消费税。适当扩大消费税征收品目，将某些高档消费品和不利于环保的产品纳入征税范围，如对部分家用电器、饮料、皮革制品等消费品和某些消费行为征收消费税；适当调整有关税目的税率，重新确定合理的税率水平，改革和完善烟、酒等产品的消费税计税价格确定办法。

5、积极推进增值税管理手段的现代化，推广使用计税收款机，改进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填开和管理。针对个人收入所得中分项征收办法存在的偷逃税现象，研究扩大综合所得的项目，实行更为科学的征收管理办法。

6、清理过渡性优惠政策，对为保证新老税制平稳过渡而制定的减免税优惠政策进行了分类清理，对绝大多数已到期的优惠政策废止，对部分暂难以取消的政策允许保留一段时间，对少数应作为长期保留的政策，通过修改条例或正式立法加以明确。

作为远期的目标，未来的税收结构在流转税方面会更广泛，在所得税方面比重将会加大，在财产税方面会更加引人注目；作为一个经济上的大国家应当有几个大的税种，成为国际上公认的高透明度的税种，也就是国家的主体税种。

参考文献：

杨若召、张利英，2001：《优化税制与税收征管的关系》，《广西财政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5

樊明丽，1999：《税制优化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贺海涛，1999：《论税制与征管的协调》，《财政研究》第5期

李大明，1999：《论税制结构优化与税收征管的关系》，《财政研究》第6期

苑新丽，2002：《不同类型税制结构的比较及我国税制结构的选择》，《税务与经济》第5期

税制结构范文篇2

关键词：税制结构公平和效率改革措施

一、西方国家税制结构的发展与演变

总体上看，西方，国家的税制结构经历了由以直接税为主体到以间接税为主体，再到现代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的发，展过程。

1.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这是早期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实行的税制模式。在当时自然经济处于统治地位，商品经济处于从属地位的情况下，国家无法从其他方面课征足够的税收，只能以土地和人口作为征税对象，采用直接对人或物课征的人头税、土地税、房屋税、户税等直接税形式保证政府取得必要的收入。这些简单、原始的直接税，大多按照课税对象的部分外部标志来规定税额，如：人头税按家庭人口课征等。此外，也有非常有限的市场税和入市税作为辅助税种。

2.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资本主义发展之初，西方国家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税收政策主要遵循中性原则，把追求经济效率作为首要目标。一方面对国内生产、销售的消费品课征国内消费税，以代替原先对工商产业直接征收的工商业税，从而减轻了资本家的税收负担；另＿方面，为保护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对国外制造和输运的进口工业品课以关税。这时的税制结构，一般称为以关税为中心的间接税制。

3.以现代直接税（所得税）或间接税（增值税）为主的税制结构。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以关税为主的间接税制逐渐暴露出了其与资产阶级利益之间的冲突：保护关税成了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和向外扩张的桎梏；对生活必需品课税，保护了自给的小生产者，不利于资本主义完全占领国际市场；间接税的增加还会提高物价，容易引起人民的反抗，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更满足不了战争对财政的巨大需求。与此同时，资本义经济的高度发展，也带来了所得额稳定上升的丰裕税源，为实行所得税创造了前提条件。因此，第﹁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各国相继建立了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少数国家（法国等）则建立了以先进的间接税（增值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4.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滞胀”困境之中。西方国家普遍认识到，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虽然有利于社会公平，但高所得税抑制了纳税人储蓄、投资和风险承担的积极性，抑制了经济增长。为了促进经济的增长，西方国家在供给学派思想指导下，再次把税收政策的目标转向经济效率，各国纷纷开始了大规模的税制改革，80年代中期以后，普遍开征了增值税，许多国家逐步扩大了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出现了税制结构重返间接税的趋势，形成了所得税与商品税并重的税制格局。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税制改革与创新

1985年5月29日，美国总统里根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关于税制改革的咨文，由此拉开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规模税制改革的序幕。1986年美国政府提出了堪称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税制改革方案。此后，西方各国纷纷效仿，形成了以“低税率、宽税基、简税制、严征管”为特征的全球性税制改革浪潮。此次税制改革是半个世纪以来税制原则的一次重大调整，在税收的经济效率原则上，由全面干预转向适度干预；在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的权衡上，由偏向公平转向突出效率；在税收公平原则的贯彻上，由偏重纵向公平转向追求横向公平；在税收效率原则的贯彻上，由注重经济效率转向经济与税制效率并重。具体内容主要包括：

1.大幅降低所得税税率，特别是减少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档次、降低边际税率。税制改革后，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由11%～50%的15档税率减少到只剩15%和28%两档税率，最高边际税率由50%降为28%.公司所得税也由原来的15%—46%的5档税率减少为15%、25%、34%的3档税率。英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从改革前的6档，改为现在的25%和40%两个税率档次。其他西方国家的所得税税率档次都从以前的10多个档次减少到不超过5个档次，还普遍降低了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至此，西方国家基本上不存在边际税率超过60%的所得税。

2.提高增值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的比重，扭转了长期以来重视所得税，忽视商品税的状况。20世纪80年代末期，西方国家在减少所得课税的同时，加强和改进了商品课税，主要是普遍开征了增值税。从1985年起，土耳其、葡萄牙、西班牙、新西兰、希腊、日本、加拿大等国先后开征了增值税。与此同时，许多国家提高了增值税的税率，扩大了增值税的税基，OECD国家增值税的平均税率由开征时的12.5%提高到了1996年的17.5%.

3.税制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一是跳出了供给学派“单向”减税以刺激总供给的框架，强调应该通过减税与增税“双向”调节社会经济活动。这在美国克林顿的新税收政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增税主要包括对最富有阶层增收所得税，扩大针对有关医疗保险的工薪税税基，提高联邦汽油税等，而减税则主要针对中低收入家庭与小企业，并扩大对劳动所得税额扣抵的范围。其他OECD国家也有类似情况。二是在效率与公平原则及其他政府目标的结合与轻重权衡上，普遍调整了片而追求效率、忽视公平及其他政府目标的做法，努力促进各原则目标的协调。三是不片面强调追求“理想优化状态”和使用绝对中性的“非扭曲性”税收工具，强调对各种约束限制条件的研究，注重“次优状态”的获取。四是更注重改革的循序渐进，注重经济行为主体的反馈信息，并没有刻意追求一步到位。

三、我国现行税制及税制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现行税制是1994年税制改革后形成的，其基本原则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实行的是以增值税为第一主体税种，企业所得税为第二主体税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这种税制结构实行近10年来，成效显著，但由于税制改革方案出台时间较仓促，使新税制从一开始就存在某些先天不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的问题不断出现，使现行税制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

历史地看，现行税制在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系统性缺陷和功能性缺陷。就系统性缺陷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在很大程度是从财政意义上进行的，难以充分体现供需总量调节的要求，对宏观税负水平缺乏科学论证和界定，不同税种间的改革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影响了整体功能的发挥。就功能性缺陷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是以成熟的、理想化的市场模式为主要出发点，而且是在经济发展处于高速度和高通胀并存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改革的内容以统一税制集中税权为核心，基本放弃了税收对经济的主动调节激励功能，使税制缺乏适应变化的灵敏性和灵活性，制约了税收职能的全面发挥。

现实地看，税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并产生了新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税制的结构性缺陷上：（1）主体税种名不符实。所谓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的税种模式事实上一直处于“跛足”状态，近10年来，流转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一直在70%以上，而所得税的比重不足20%.（2）辅助税种调控乏力。两大类12个辅助税种占收入的比重不足10%，调控作用与理想设计相去甚远，社会保障税、财产税长期处于缺位或半缺位状态。（3）税负结构失调。从税源区域、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课税对象等角度分析，我国税收主要来源于东部，其次是中部；主要来源于第二、第三产业；主要来源于对商品流转额和所得额的课税；许多税种未能及时立制开征，导致税源遗漏。（4）税收管理体制不规范。1994年建立的分税制，主旨在于提高中央税收收入比重，而且是在承认地方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导致税权的划分未能充分体现税收的公平和效率原则，也没有理顺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由此引发了政府间的税收竞争，使得政府收入渠道混乱，形成了以“费”挤税、甚至“费”大于税的局面。

发展地看，现行税制不能很好地适应国情变迁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主要体现在：1994年税制改革出台之际，正值通货膨胀高峰时期，而目前，改革时的“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的局面现已被供过于求、买方市场的局面所替代，市场经济体制已逐步取代计划经济体制。与此同时，随着国家之间贸易交往与合作的加强，经济全球化、税收一体化进程逐步加快，国与国之间的税制差异日益缩小。世界各国的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税率的水平与结构以及税种的格局等，均呈现出趋同的倾向。

四、我国税制结构改革的主要思路及对策措施

（一）科学选择主体和辅助税种

1994年的税制改革进一步确立了我国现行以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并重的税制结构。这种税制结构在保证财政收入的基础上，形成了层次性的税收分配调控体系，从总体上看是合理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税制结构的进一步优化，需要在主体税种和辅助税种的选择与完善两个方面进一步推进。

1.主体税种的选择。目前对我国主体税种的选择有多种观点。我们认为，主体税种的选择不仅要注重其所筹集收入在整个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的大小，还要重视其对实现税收政策所起到的调控作用。因此，我国主体税种的选择应继续坚持流转税（主要是增值税）和所得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增值税征税范围广，涉及生产流通的各个阶段、各个领域，对社会经济生活起到普遍的调节作用。增值税征收管理的特殊性，使其具有较强的聚财功能，有利于保证财政收入随着经济发展而增长。我国现行增值税是生产型增值税，而世界大多数实行增值税制的国家都实行消费型增值税，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购入固定资产发生的增值税能否给予抵扣。我国长期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的主要原因是财政实力有限，并把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作为控制投资膨胀的重要政策手段。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方式已经发生转变，将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的条件已初步具备。从所得税来看，所得税具有自动稳定经济的作用。从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过程看，存在着经济波动，需要运用一定的政策手段熨平这种波动。同时，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在实行累进税率的情况下，可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调节社会成员的贫富差距，实现税收政策的公平目标。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通过所得税取得的收入在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也会相应增加。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人员、服务、资本等跨国流动速度的加快，会使居民个人跨国收入和非居民个人本国所得都相应增加，这必然要求强化所得税及其管理。

增值税与所得税具有不可相互替代的功能和特点，只有二者相互协调配合、优势互补，共同构成主体税种，才能有效地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如果仅以流转税为主体，存在难以解决的诸多问题；而如果仅以所得税为主体，为保证财政收入，同样会导致过高的所得税税率或较高的累进性而抑制劳动者工作、储蓄、投资和风险承担的积极性，阻碍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不利于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等负面效应。

2.恰当地选择具有特定功能的辅助税种。为补充主体税种在实现税收政策目标中的不足，应根据税收环境的变化，对现行税制中的辅助税种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完善，使之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1）适时增设我国税收体系中缺位的税种。比如，在比较适合的领域开征环境税；本着谁受益谁纳税的原则，适时开征一些属于受益性质的税种，如对原始森林的复植、道路维护等开征森林维护税、汽油税等；从社会公平和调节收入分配的角度，结合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开征社会保障税，稳定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适时开征财产税、遗产和赠与税等税种。（2）取消那些设置不当或已失去意义的税种，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屠宰税、城乡维护建设税、筵席税等税种；合并房产税与城市房产税、车船使用税与车船使用牌照税等。

（二）优化主要税种的内部结构

就增值税而言，（1）应扩大增值税的范围。理想的增值税制应将所有商品和劳务纳入课征范围，并在商品生产、批发、零售及其他各类服务的所有环节征税。我国1994年实行的增值税制仅将征税范围扩大到所有商品生产、销售和进口环节，而劳务基本被排除在外。：西方国家的实践表明，增值税实施的范围宜宽不宜窄。（2）合理调整增值税的税率结构。我国现行增值税基本税率为17%，略高于实行增值税最为普遍的欧共体国家，远高于亚洲国家，并由于我国实行生产型增值税，扣除范围小，税基较大，使增值税税收负担水平偏高。就消费税而言，应从有效调节消费行为、增加财政收入的角度调整现行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对轮胎、护肤护发品、普通化妆品等免征消费税；对目前的一些高档消费、奢侈消费，应征收消费税。就营业税而言，我国现行的营业税和增值税都是我国流转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值税主要以商品流转额为课税对象，营业税则主要以非商品流转额为课税对象。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征税范围存在相互转换的情况。要真正解决营业税和增值税的税基划分问题，应该实现营业税向增值税过渡，最终实现流转税制的统一。就个人所得税而言，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实行分类课征制，即区分不同的所得项目适用不同的税率，存在着难以衡量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不利于税收公平的缺陷。理想的方法是实行综合课征制，但又由于我国居民收入较低，且分配方式复杂，隐性收入较普遍等问题，缺乏必要的纳税人基础和税收征管体系。因此，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课征模式较为可行。当前，应针对综合课征制的一些缺点和个人所得税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采取相应措施完善个人所得税，如适当降低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减少税率档次，适当拉大税率级差，扩大适用最低税率的征收面等。就企业所得税而言，主要是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减少和取消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中过多的税收优惠，对内外资企业实行相同的税收待遇，并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实行比例税率。

税制结构范文篇3

一、影响税制结构的因素生产力水平。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高低。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多，在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消费后，能有更多的剩余，为税收提供更充裕的来源。

经济结构。经济结构决定税源结构，从而决定税制结构。税制结构无法摆脱经济结构而存在，它只能建立在既定的经济结构之上，受既定的经济结构的影响。从产业结构来看，税收取自于社会财富，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如何，直接决定着税收的来源，从而影响着税种的设置和不同税种的地位。有什么样的产业才有什么样的税源，有了什么样的税源，才能根据这样的税源开征相应的税种。

政府调节经济的意图。不同的税收对经济具有不同的调节作用。政府调节经济的意图不同，税制结构是不同的。当政府有调整产业结构、调节收入分配、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保护环境等需要时，便开始征收具有该类调节功能的税收，税制结构趋于复杂。

税收征管水平。一定的税制结构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征管水平，因为税制结构的预期目标要通过税收征管来实现；反过来，一定的税收征管水平会制约税制结构的选择。

历史原因。一个国家之所以采取这种而不是那种税制结构，除了受上述因素制约外，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往往也起很大作用。比较典型的历史原因是战争。战争的爆发会产生巨大的财政需求，从而严重影响当事国的税制结构。为了应付战争需要，战时往往开征许多新税，一些旧有税种也会得到调整，从而造成税制结构的改变。

国际影响。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一国经济不仅仅受本国税制的调节，还往往受到别国税制的影响。当别国调整税收制度，大肆减税时，本国若不采取相应行动则很可能导致投资外流，使本国产品成本过高，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影响本国经济的繁荣。

二、我国当前的税制结构

1．以商品劳务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

影响税制结构的因素按其改变的难易程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可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得到改变，如政府调节经济的意图、国际影响等；另一类在短期内改变的可能性则较小，如生产力水平、资源状况等。各个因素综合作用构成了一国既定的税制结构。短期内无法改变的因素基本上决定了税制结构，也就是税制模式的类型；短期内可以改变的因素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影响税制结构，但无法改变税制模式。

税制结构范文篇4

关键词：税制结构税制改革结构现状税收征管

税制结构是指税收制度中税种的构成及各税种在其中所占的地位。税制结构是否合理，是税收制度是否健全与完善、税收作用能否充分发挥的前提。

一、税制结构的类型及其比较

主体税种是一个国家税制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起主导作用的税种。根据主体税种的不同，当今世界各国主要存在两大税制结构模式，一个是以所得税为主体，另一个是以商品税为主体。

(一)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在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中，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普遍征收并占据主导地位，企业所得税也是重要税种，同时辅之以选择性商品税、关税和财产税等，以起到弥补所得税功能欠缺的作用。

所得税作为对人税，属直接税，税负不易转嫁；并且可采用累进税率，实现对高收入者多课税、对低收入者少课税原则，体现纵向和横向公平。其次，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累进制的所得税制度富有弹性，对宏观经济具有自动稳定的功能。再次，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在获得财政收入方面是稳定可靠的。辅之以其他的选择性商品税，如特种消费税，可进一步增强这一结构的聚财功能。

(二)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在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中，增值税、一般营业税、销售税、货物税、消费税、关税等税种作为国家税收收入的主要筹集方式，其税额占税收收入总额比重大，并对社会经济生活起主要调节作用。所得税、财产税、行为税作为辅助税起到弥补商品税功能欠缺的作用。

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的突出优点首先体现在筹集财政收入上。在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上，商品税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商品税是转嫁税，但只有其产品被社会所承认，税负才能转嫁出去。因此商品课税对商品经营者具有一种激励机制。从税收本身效率来看，商品税征管容易，征收费用低。

二、影响税制结构选择的因素分析

当今，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明显地表现为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即所得税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最大；而发展中国家的现行税制结构明显地表现为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一)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一个国家主体税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高，人均国民收人居世界领先地位，具备个人所得税普遍征收的物质基础。同时由于城市化水平高，能够有效地进行个人收入水平的查核和各项费用的扣除，也便于采用源泉扣缴的简便征税方法。

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较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不高，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的税源极其有限。由于处于商品经济发展初期，商品流转额迅速膨胀，商品税的税源远远大于所得税的税源，必然形成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如在中国，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个体或小规模经营，所得难以核实，使得个人所得税普遍征收的可行性不具备管理上的条件。

(二)对税收政策目标侧重点的差异也是税制结构选择因素之一

税收政策目标包括收人效率和公平。不同的国家对这些政策目标的侧重不同，从而会影响到它们对税制结构的选择。

发达国家着重考虑的，是如何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或公平调节收入分配。在前文提到所得税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而注重税收公平目标的实现，个人所得税无疑是一个重要手段。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贫富悬殊、分配不公问题十分突出和严重，为缓和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征收社会保障税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起到减小收入差距、抑制贫富悬殊的作用。所以，注重发挥宏观效率和税收公平目标，就必然会选择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迅速发展本国经济的历史任务，需要大量稳定可靠的财政收入作保证。商品税较之所得税对于实现收入目标更具有直接性，税额多少不受经营者盈利水平高低的影响，税源及时、稳定。并且，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在实现税收效率目标上占有优势。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中的主要问题在于结构失衡，即产业结构不合理、不协调，在市场机制健全的条件下，对产业结构的调节作用，商品课税要比个人所得税大得多，商品税通过差别税率可配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最终使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提高。

(三)税收征管水平也是制约一个国家主体税种选择的重要因素

发达国家具有现代化的税收征管手段，计算机广泛应用于申报纳税、年终的所得税汇算清缴、税务审计、税务资料、税收咨询服务等工作，同时有健全的监督制约机制，使得税收征管效率大大提高。这些都适应了所得税征收对征管水平的较高要求，使得所得税成为税制结构中的主体税种成为可能。

发展中国家经济管理水平较低，税收征管手段和技术比较落后，加上收入难以控制的农业就业人口和城市非正式就业人口所占比重较大，客观上使得税的征收管理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商品税一般采用从价定率或从量定额征收，比所得税采用累进税率征收要简单得多，对征管水平的要求比较低，使得发展中国家从现实出发，只能选择商品税作为国家主要的筹资渠道。

三、当前阶段我国税制结构调整和选择

(一)我国现行税制结构存在的问题

1、税种功能结构不健全。从我国现有的税种看，筹集财政收人的税种主要有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等，能够体现出调控功能的税种主要包括消费税、土地增值税等，但现行税种中缺少对社会能够体现稳定作用的税种，如具有特殊的稳定社会性质的社会保障税尚未开征。

2、“双主体”模式没有真正建立，主体税种结构失衡。现行税制结构中，流转税比重偏高，所得税比重过小。主体税种结构失衡，既不利于主体税种的互相配合，更不利于发挥所得税的调控作用。

3、就流转税本身结构而言，消费税比重过小，增值税比重过大。我国消费税征税范围较窄，且征收环节单一，不但调节消费的功能较弱．而且组织收人也明显不足。

另外，地方税制结构也存在诸多问题，地方税种严重老化，农业税、屠宰税、印花税、车船使用税等多是五十年代出台。

(二)选择合适税制结构的原则分析

在短期内，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可能得到飞速发展；政府的税收征管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税制结构的选择与调整不能超越这些限度。税制模式只有与国情相适应时，才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1、经济发展水平与税制结构相适应原则。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长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了经济效率低下，造成了所得税税基过窄，限制了所得税类收入比重的上升；我国长期奉行的经济体制中计划色彩浓厚，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造成了作为价格附

加的流转税的畸形发展，间接税与直接税比例失调，流转税在税收收入总额中比重过高；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状况决定了税收聚财功能仍居于重要地位。

2、征管模式与税制结构相适应原则。税收征管是在既定税制结构下一国税收政策的具体施行，有效的税收征管依赖于一定的征管模式。征管模式与税制结构紧密相连，为实现税制结构所要求达到的目的，必须使征管模式适应税制结构的设计。现阶段我国生产力落后，市场经济不发达，“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决定了我国的税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为适应这种税制结构，征管模式也必然要求对流转税集中的大中型企业加强长期监督，控制好税源，这正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

根据国外税制改革的一般经验，优化我国现行税制结构的总体思路是，通过新税种的开征及税负水平的调整，达到直接税和间接税比例的不断调和。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收入的不断增加，通过优化税制结构，使间接税所占比例有所下降的过程通常也是直接税所占比例有所上升的过程，不断增加直接税占税收收入总额的比重，充分发挥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最终达到建立“双主体”税制结构的目标。

(三)按照原则选择合适税制结构，进行税制改革

在一定时期内，应保持税制相对稳定，不宜做较大变动。只能对其不规范和不完善的方面进行调整。

1、妥善解决增值税税负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使税负进一步趋于合理化。如对商业零售环节的增值税的一些政策进行调整，扩大增值税增收范围；改进小规模纳税人划分标准，适当降低商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

2、内外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确定企业所得税的思路。制定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就现行两个企业所得税法而言，应该说《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较为成熟，该法参照国际惯例，借鉴了国外企业所得税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统一了税收管辖原则，对法人、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义务人的确定，统一以企业总机构所在地为准。

3、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尽快建立全面反映个人收人和大额支付的信息处理系统，建立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新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适当调整个人所得税的超额累进的级距，提升高收入者的适用税率，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控力度。

4、改进和完善消费税。适当扩大消费税征收品目，将某些高档消费品和不利于环保的产品纳入征税范围，如对部分家用电器、饮料、皮革制品等消费品和某些消费行为征收消费税；适当调整有关税目的税率，重新确定合理的税率水平，改革和完善烟、酒等产品的消费税计税价格确定办法。

5、积极推进增值税管理手段的现代化，推广使用计税收款机，改进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填开和管理。针对个人收入所得中分项征收办法存在的偷逃税现象，研究扩大综合所得的项目，实行更为科学的征收管理办法。

6、清理过渡性优惠政策，对为保证新老税制平稳过渡而制定的减免税优惠政策进行了分类清理，对绝大多数已到期的优惠政策废止，对部分暂难以取消的政策允许保留一段时间，对少数应作为长期保留的政策，通过修改条例或正式立法加以明确。

作为远期的目标，未来的税收结构在流转税方面会更广泛，在所得税方面比重将会加大，在财产税方面会更加引人注目；作为一个经济上的大国家应当有几个大的税种，成为国际上公认的高透明度的税种，也就是国家的主体税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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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新丽，2002：《不同类型税制结构的比较及我国税制结构的选择》，《税务与经济》第5期

税制结构范文篇5

一、税制结构以直接税为主还是以间接税为主

在西方国家税收理论研究中，围绕直接税、间接税何者最优，一个国家税制结构到底以直接税为主还是以间接税为主的争论已经持续了200多年，直接税、间接税的分类理论，现在在我国也已经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目前，在我国直接税税种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农业税等。

间接税的主要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等。对于一国的税制结构到底是以直接税为主还是以间接税为主，目前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应当以直接税为主，另一种则认为应当以间接税为主。主张以直接税为主的理由是，作为直接税中重要税种的所得税是一种先进的税种，具有其他税种不具备的公平、合理的特点。第一，所得税对社会所有成员征收，具有普遍性，能够树立公民自觉纳税的意识。第二，所得税按照负担能力征收，负担较为合理。高收入者适用高税率，低收入者适用低税率，体现了公正和公平原则。第三，纳税多少与商品价格没有直接联系，不会给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能够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第四，所得税的累进制，具有“内在稳定器”的自动调节功能，它不仅有利于调节个人之间分配不公的问题，而且有利于发挥税收的宏观调节作用。第五，由于直接税中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其中大部分）直接由纳税人个人负担，涉及到公众个人的利益，所以公众关注的程度较高，财政支出受到公众监督的力度更大，可以保证财政支出更加合理、有效。第六，由于直接税中的主要税种所得税、社会保障税一般是按月、季、年度缴纳（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年终汇算清缴），所以从纳税时间上看，对纳税人递延纳税有利，客观上起到了涵养税源的作用。相比而言，间接税改变商品价值的对比关系，损害和阻碍国内或国家间的自由竞争和交换，不利于自由贸易的进行。同时，间接税不考虑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具有累进税的性质，不够公平。

主张以间接税为主要税制结构的观点认为，尽管所得税与商品税相比，具有上述所列的种种优点，但以所得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并不是无条件地适用于所有国家，特别是不适用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因为以所得税（包括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下同）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只有建立在经济的高度商品化、货币化、社会化的基础之上才行。第一，必须人均收入水平较高，为所得税的普遍课征奠定基础。第二，必须具有高度货币化及其社会城市化外部社会条件。因为，只有个人收入分配的形式主要表现为货币所得，才能使个人所得的计算较为准确。同时，也只有社会的高度城市化，使大部分人口在相对集中的城市里工作，才能有效地审核个人收入水平和有关费用的扣除情况，才能实行个人所得税源泉扣缴的简便征收方式，有效防止税收流失。第三，必须具有较为健全的司法体制以及先进的税收征管系统。而作为间接税主体税种的商品税同所得税相比有许多优势：第一，有宽广的税基，有利于保证财政收入的增长，并且保证财政收入及时稳定。因为，商品税是伴随着商品流转行为的发生而课征的一种税，不受纳税人或纳税单位是否盈利或亏损的影响，从而能够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及时、稳定。第二，商品税比所得税易于课征，征收手续相对简便，征收费用相对节省。商品税课税对象是生产流通领域中的商品流转额，且征收多采用统一税率，省却了缴纳直接税有关填写纳税申报表的麻烦，避免了由于计算上的复杂而产生错缴税款的可能，计征简便易行。第三，由于间接税可以转嫁，使纳税人不会感到负担沉重，不至于直接伤害投资积极性，同时，由于一般间接税都隐含在价格中，减少了政府与纳税人的摩擦。第四，课征间接税的时间和方式方便纳税人。一是间接税纳税时间一般是在纳税人购买货物付款的同时缴纳，纳税时间可以由纳税人通过选择购物时间来自由决定。二是间接税如货物税给纳税人带来的负担相对较轻，特别是对收入相对较低的纳税人来说可以通过选择购买商品的品种和时间，达到少缴税款、规避高额税收或递延税款的目的。第五，有利于征收管理，有效防止偷逃税款的发生。由于直接税主要对人征税，纳税人与负税人具有一致性，对纳税人偷漏税诱惑力更大，所以偷漏税现象较为严重，而且，缴纳税款需要纳税人的自觉合作，无疑增加了税收征收管理的难度。而纳税人购买商品时就必须缴纳间接税，则可以有效防止偷逃税款的行为发生，从而减少征收管理的难度。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支持直接税与间接税在一个国家中并重的观点，认为只有直接税和间接税在税制结构上的相互补充，才能充分发挥直接税中的所得税在调节收入，调节贫富差距方面的作用，也才能充分发挥间接税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作用，以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

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都实行以间接税（指国内货物、劳务税和关税等）为主，直接税（所得税、财产税）和其他税种为辅的税制结构。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实行以直接税为主，间接税为辅的税制结构，虽然一些西方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进行的税制改革使间接税的地位得到了加强，然而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以直接税（所得税）为主体地位的税制结构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一个国家选择间接税还是直接税为主体税种，要根据该国的具体条件而定。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差异，必将导致各国的税制结构的不同，甚至存在很大差别。从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情况和税收征管的水平以及公民纳税的诚信程度看，选择直接税和间接税并重的税制结构更适应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结构，也更加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一，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的税制结构，能够发挥税收作为国民收入主要来源的财政功能和税收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功能。在生产和销售环节，选择以流转额为课税对象的间接税、在分配环节选择以所得额为课税对象的直接税，不仅能够保证财政收入有稳定、可靠的来源，而且能够广泛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第二，实行间接税与直接税并重的税制结构，是我国经济改革、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在1994年以前，一直实行以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这基本上符合我国当时的客观经济条件），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和个人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逐步提高。纯粹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以所得为课税对象的直接税不可避免地成为税制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条件，在我国个人收入水平还不可能在近期内有较大提高，因而个人所得税比重不可能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间接税仍应保持其主体税种的地位，但不应再成为单一的主体税种。应当把直接税和间接税并列作为我国的主体税种。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发展情况（如关税水平的下调），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也应由间接税向直接税倾斜。

二、我国税制结构的优化和完善

1、我国现行税制结构存在的问题

1994年以前，我国在长期的税制结构中，选择了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模式。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逐步形成了以流转税和所得税并重的税制结构。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多种经济成分的出现以及居民个人收入的增加，我国现有税制结构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表现在：第一，间接税税收收入在全部税收收入中比重仍然过大。2003年，我国税收收入总额为20461.57亿元，间接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海关进口税）税收收入总额为14183.29.亿元，间接税占全部税收收入比重为69.30%，其中，增值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高达35.8%、消费税5.8%，营业税14.02%，海关进口税13.6%.造成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是，1994年税制改革时，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初期，为完成税收任务，过于注重强化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在税种的设计上也过于突出增值税的作用，使得增值税在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过大。增值税收入过高与我国实行生产型增值税有很大关系，企业购进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额不能充分抵扣，虽然从短期看，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从长远观点看，必然加大企业税收负担，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第二，个人所得税收入在税制结构中的比重过低。2003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20.15亿元，仅占全部税收收入的6.7%，个人所得税偷漏税现象仍然较为严重。个人所得税税法的不尽完善，使得个人所得税作为调节贫富最有力武器的作用没有充分得到发挥。第三，企业所得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比例仍然过低。2003年，我国企业所得税收入为2340.96亿元，仅占税收收入的11.44%，而菲律宾企业所得税收入占其全国收入的比例则高达40%以上。菲律宾与我国一样同属于发展中国家，但是企业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例比我国相对合理一些，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一部分企业，特别是小企业长期亏损的现象值得注意，不排除实赢报亏的现象，另一方面，现行内外有别的两套企业所得税制，优惠程度不同，客观上诱惑一些企业弄虚作假，搞假合资，假外企以达到偷漏税款的目的。

2、我国税制结构优化的方向

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过来又必须为经济发展服务，一方面，税制结构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税制结构也必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作相应的调整。目前，调整和完善我国税制结构的关键在于不断优化税制结构，而优化税制结构的核心在于正确地选择主体税种及建立各税种之间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税制体系。我国税制结构完善应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具体分析我国税收制度运行的现行情况，利用合理的税种布局及其主辅税种的相互配合，保证及时足额地取得财政收入。我国税制结构的优化完善应注重解决四个问题。

（1）完善增值税制度。1994年税制改革，大大强化了增值税的地位和作用，使其成为能够左右税收总规模的重要因素，经过几年的实践，增值税的优越性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但同时其不完善之处也越来越凸显，并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完善增值税制度已成为我国税制结构合理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2003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在增值税方面，对东北地区的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冶金工业、船舶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军品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等行业，允许新购进机器设备所含增值税税金予以抵扣。这必然对我国东北地区的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增值税是全国一盘棋，增值税的抵扣必须要求完整的链条。只在东北三省实施增值税转型，会使整个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中断，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时期内引起增值税征管的混乱。因此，为保证企业新购固定资产的增值税能够得到抵扣，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同时又不破坏增值税链条的完整，应当考虑在时机成熟时，将我国目前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在全国范围内转换成消费型增值税，对由于增值税转型而减少的国家税收收入，在当前我国财力紧张的情况下，可考虑通过适当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来弥补。首先可考虑将与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密切相关的交通运输业、建筑安装业纳入增值税征收的范围，然后再将增值税的覆盖范围扩大到所有劳务，最终取消营业税。

（2）调整消费税税目、税率和计税依据。目前，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已经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表现为原消费税的一部分应税税目已经达不到原来设置的目的，致使消费税调节力度弱化，未能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而相当一部分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应税项目由于没有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以致增加了基层税务机关征收管理的难度。所以适当地调整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将一些高档次的奢侈性消费品及行为纳入征税范围，将与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某些已课征消费税的消费品从消费税应税税目中予以取消，是消费税进一步完善。的首要任务，同时，为调节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可以适应地提高某些消费税的适用税率，以充分发挥消费税调节高消费的作用。

（3）将主体税由间接税向直接税倾斜，逐步完善所得税制。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外资企业、个体和私营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的不断出现，我国的所得税收入近年不断增加，在我国税收总体收入中所占比重也逐年上升，但由于我国所得税税制的不尽完善，所得税在收入中的比重仍然较低，因而提高所得税在税收收入总额中的比重，完善现行所得税制度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国目前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实行的企业所得税法作为改革初期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已经起到了应有的作用，现在继续实行内外有别的企业所得税制度将不利于企业平等竞争，而且违背国民待遇原则，客观上造成税负不公，不利于我国税制与国际税制接轨。为此，须尽快实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建立统一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此外，减少或取消一些特殊规定及税收优惠，以提高征税效率和经济效益。

税制结构范文篇6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税制结构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切人点和现实途径是促进“五个统筹”，而促进“五个统筹”的重要抓手是完善现行税制。

一、税制不合理、不完善是非科学发展与不和谐的矛盾焦点

当前，我国非科学发展的表现与不和谐的因素很多，导致这一问题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税制不合理是非科学发展与不和谐的矛盾焦点之一。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基本是直接或间接政府主导型，因而有许多问题的矛头直指政府也就不可避免。这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在政绩考核的外在压力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内在动力驱使下，地方政府把综合考核指标体系简化为单纯的GDP增长，纷纷选择粗放增长模式，不顾资源支撑条件和环境承载能力，大上项目，上大项目，这是导致非科学和不和谐发展的根本原因。基于此，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环节的科学论断，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改善上述压力与动力。如，2006年6月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其核心思想是改善外在压力，抑制地方政府单纯GDP冲动，引导科学发展，关注民生。当前，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有效改善内在动力，而完善税制结构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首要前提。

二、税制结构与“五个统筹”要求不相符合的几个方面问题

(一)与“统筹城乡发展”要求不相符的问题。“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是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取消农业税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在促进城镇化方面的作用不大。如何在税收上吸引、保障农民走出农村、促进城镇化，现行税制则是空白。

(二)与“统筹区域发展”要求不相符的问题。第一，现行税制刚性太强，地方税制结构不完全符合区域特点。现行税制刚性太强，地方人大没有适当的税收立法权。因此，地方税种“一刀切”不能适应各地税基特点，不能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第二，生产型增值税导致不同区域的实际税负不同。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行业在生产型增值税条件下税负不同，同时由于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行业在我国分布具有较明显的区域性，从而导致我国不同区域的实际税负不同。我国的轻工、食品等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资源开采、重型工业等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这样，中西部地区的实际税负比较重，不利于区域的协调发展。

(三)与“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符的问题。社会进步的源泉在于效率的提高，也在于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而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则在于公平性的提高和保障公平手段的不断完善。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心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公平性的提高。这其中，完善收入分配的税收调节机制是其重要手段。完整的收入分配税收调节机制需要个人所得税、消费税、财产税、遗产和赠与税等税种协调配置才能完整地建立起来。而我国这些税种却不完善。从国际经验看，这几个税种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个都会破坏调节机制的完整性。

个人所得税目前实行以分类和综合结合、分类为主的征收制度，加之在具体操作中不顾纳税人的实际负担和纳税能力，不仅没有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促进公平的作用，反而呈逆向调节态势。如，存款利息所得税，无论存款人贫富与否、存款多少，都一律适用20%的税率。消费税的首要功能是调节收入分配，其次才是增加财政收入，税收重点应是富裕阶层的消费。但现行消费税却面向生产配置，许多高档奢侈品的消费，如高尔夫球场、高级会员俱乐部、高级夜总会等，没有纳入税收范围，仅有的几个税目的税率明显呈逆向调节作用。财产税是对个人收入转化为财产时采取的基本调节手段。目前财产税适用单一比例税率，并且没有区分占有财产的多少及其质量。这就不能促进社会公平性的提高。遗产和赠与税的缺失是我国税制结构的一个缺憾。遗产税可在几乎不伤害效率的情况下来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是世界公认的“良税”。遗产和赠与税缺失不仅使税收在赠与环节上没有调节作用，而且破坏了税收调节链条的完整性，使其整体调节功能下降。此外，社会保障税缺失也是我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从长期看，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加速推进，社会保障的预期开支很大。从中期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攻坚，包括国企彻底脱离“办社会”功能等，都不可避免地会引发矛盾和震动，需要社会保障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从短期看，近年来下岗失业人数较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压力较大，未来几年这种状况还会持续产生压力，急需发挥社会保障的“稳定器”和“润滑剂”作用。目前，社会保障筹资方式及管理方式等还存在诸多弊端。如，筹资方法政出多门，方式不规范，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使用效率低下，甚至挪用、挤占、浪费社保基金。面对上述问题，首要的是要建设一个规范、持续、稳定的社会保障资金征收渠道，即开征社会保障税。另外，在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应培养农民的纳税意识，为人口的城镇化作铺垫。同时，为使社会保障体系能尽快、尽可能广的覆盖到更大范围的人们，对农民征收较低税率的社会保障税是一种值得考虑的选择。

(四)与“统筹人与自然发展”要求不相符的问题。“统筹人与自然发展”，要求税制具备两个系统：一是促进资源节约、合理利用系统；二是生态环境保护系统。现行税制在这两方面的调节机制和功能基本是缺失的。从第一个方面看。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和土地增值税似乎具备调控资源节约、合理利用的功能。但资源税调节范围狭窄，仅对矿产资源征收，其它诸如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等都不在调节范围之内。此外，对矿产资源调节点放在级差收益上，而不是促进资源合理开发、节约使用和发展循环经济上；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由于和土地增值税搭配不当，导致实际运行中不能充分发挥调节土地资源利用的作用，甚至功能丧失。由于土地增值税税率偏高，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税率偏低，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一是政府批租的一级土地市场价格偏低，二级土地市场价格偏高，使市场行为人会尽可能争取占用耕地和购买政府出让的第一手土地。二是两种税率高低不同所形成的利差，使持有多余土地者会闲置、囤积土地，抑制土地正常流转。另外，土地出让金一次性收取驱使地方政府搞卖地生财的“一锤子买卖”，“只管今年吃肉，不顾明年喝汤”，短期行为严重。从第二个方面看，现行税制是空白。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调节主要是靠收费来实现。“以费代税”不仅作用有限，而且极大地挤压了税收空间，使税收在政府能支配的财政收入中仅占60%左右，其它的则游离于预算外，无人监督。

(五)与“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要求不相符的问题。一是内外资纳税人适用税制仍不够统一。今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解决了内外资企业在所得税方面的差别。但内外资纳税人仍分别适用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税制不统一、不简化，没有充分体现对外开放新环境、新阶段的国民待遇要求。二是关税不能及时地根据发展形势进行调整。一方面，在当前我国流动性严重过剩的背景下，对外资普遍优惠收税的历史依据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我国高能耗、高水耗、高污染的产品出口数量大、增长快。如，2006年我国钢材出口4301万吨，比2005年增长109．6%，成为全球钢铁产品出口量最大的国家。关税结构及税率不能依据发展形势进行调整，导致内外资企业不公平竞争，更重要的是加大了国内节能减排工作的难度。特别是在今年一季度主要高耗能行业增长过快、高能耗产品增加过多、主要产能过剩行业增幅加快、部分落后产能死灰复燃的形势下，关税是把住进出口环节的重要一环。否则，势必加大今年和以后节能减排工作的压力。

三、改善税制结构的政策建议

完善税制结构的总体构想是“取消一批、改善一批、增加一批”，为财税调控功能的改善和加强提供良好的基础，促进“五个统筹”发展。

(一)取消一批。一是按照“简税基”的要求，取消和简并一些税种。取消原有的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使其合并形成新的统一的物业税；取消原有的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使其合并形成新的统一的车船使用税。二是适时调整关税，取消部分“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如，钢铁产品中的板材和棒线材属于低端产品，但却占我国钢铁出口总量的70%还多。对此类产品要尽快取消出口退税甚至加征出口关税，不能留较长的政策调整过渡期，防止或减少突击出口。

(二)改善一批。一是完善增值税，实现增值税的转型与扩展。推进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并把增值税征收扩展到服务环节和服务行业。二是完善消费税，充分发挥消费税调节高消费和收入分配的功能，同时提倡节约资源。从范围和税率两方面着手，把非消费品和百姓日常生活消费品从征收范围中剔除，同时将高档消费品特别是不利于资源节约利用的一些消费品和奢侈消费行为纳入征收范围，同时对其实行高税率。三是完善个人所得税，逐步实现综合个人所得税制，按率计征。目前，需维持分类和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但在征收过程中，要考虑纳税人的实际负担和纳税能力，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活必需部分要实行税前扣除，减少其逆向调节的负面影响。四是完善资源税，发挥其促进资源合理开发和节约利用的功效。首先，把资源税与资源的合理开发、养护、恢复等挂钩，根据不可再生资源替代品开发的成本、可再生资源的再生成本、生态补偿的价值等因素，确定或调整资源税的税率。其次，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除煤矿瓦斯外，将尚未纳入资源税范围的如水资源、森林资源等纳入资源税征税范围。最后，调整有关土地资源利用方面的税收制度，适度提高城市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的税率，特别要把土地出让金由一次性收取改为按年征税，遏制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也迫使部分高耗能、高污染、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无法“落地”。同时，改为按年征收后，土地一次使用成本下降，为防止土地超短期出让套利投机行为，要对其利得实行高额累进征税。

(三)增加一批。一是增加社会保障税。现在看，把原来社会保险筹资方式改为征收社会保障税的条件已成熟。社会保障税需合理设定税目和税率，规范收取、管理和使用，为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主要资金来源。二是增加遗产和赠与税。遗产税虽然是世界公认的“良税”，但在我国目前阶段开征会遇到困难。需在全社会大力加强纳税意识、纳税义务和纳税权利的宣传教育的同时，适时开征此税。三是增加生态环境保护税。主要包括两方面：对直接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征税和对产生较大环境影响的商品征税。一要结合费改税，将现行的排污、水污染、大气污染(包括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氮氧化合物等)、工业废弃物、城市生活垃圾废弃物、噪音等的收费改为环境保护税。二要征收燃油税、碳税、化肥税、农药税等生态税。

四、政策执行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新税制结构可能影响财税收人问题。新税制结构中，有的可能导致收入增多，有的可能导致收入减少。投资驱动型的增值税占我国税收总量的近40%，其改革对财税收入的影响首当其冲。一方面，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可能导致中央及一些地方的财税收入下降。另一方面，民生领域的改革会使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面临较大压力，政府收入应能基本满足当期支出需要。对此，应注意三个问题。第一，从增值税内部看。一是考虑对某些重点行业，如石油开采等，确定一个过渡期，在过渡期内仍按生产型增值税征收，或在过渡期内实行存量不变、增量抵扣的措施。二是在总结东北地区增值税转型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先在中部地区推行而不急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第二，从增值税外部、财税内部看。生产型增值税改革可以和新税种、新税率的调整统筹配套，整体推进。这样可减小税改导致的财政收入压力。第三，从财税外部、宏观经济看。增值税转型具有普遍的减税效应，属于经济扩张政策。在目前的投资和宏观经济增长背景下，特别是在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之际，增值税转型宜因地制宜、分类推进。

(二)一些新税种的推进次序问题。一些新税种的开征或一些税种原有征收方式的改革会面临不少困难。因此，不得不考虑推进次序，即先易后难、步步推进。如，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向综合过渡是一个长期过程，因为综合课税需具备三个前提条件：个人收入完全货币化、具备有效的个人收入汇总工具和便利的个人收入核查手段。此外，纳税人的意识也是影响征税成本和效率的重要因素。这些都需较长时间才能完善。因此，目前应以分类制为主。又如遗产和赠与税，由于社会环境还不太成熟，一齐推出可能遭遇较大的阻力和变相阻力。因此，可考虑先开征遗产税，择机推出赠与税。再如社会保障税，长期目标是为所有城乡劳动者提供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基本保障所需资金，但近期可能不能覆盖到农民，征税对象范围宜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和力度随之逐渐扩大。

税制结构范文篇7

1税收管理问题的重要性

一、税收管理是指税务机关依照税法组织收入的管理手段。没有管理就没有税收活动的实现。另一方面，税收管理的状况对经济有着广泛的影响。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有限的管理能力成为税收的束缚，对各个发展中国家的逃税情况的研究表明，半数以上的潜在所得税未能征收入库的情况并非罕见，其他税种也有些类似情况。我国虽然缺乏这类研究资料，但同样，应征额与实征额之间有较大的差距。

这种税制表面现象与实际运行之间的差异可能来自于逃税现象，也可能来自于税制的设计、管理和司法解释，如广泛使用税收刺激，或税收行政复议制度失效等。这种差异，不仅使得政府收入流失，更降低了税制的弹性，特别是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由于管理的原因，导致税收收入相对额下降，要想增加收入，只有不断地提高税率和开征新税，不少发展中国家正是这种情况。

就微观个体而言，管理水平决定税收负担，直接影响收入的多少。逃税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税收的横向公平。由于管理上的差异，无论税法怎样规定，同等收入者之间，同等产品消费者之间，同等财产所有者之间，税负水平都不相同。例如，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是一种分类所得税，实际上税率取决于收入来源。对工资薪金收入由于可以进行集中的源泉扣缴，管理容易，使得工资薪金的税率实际上高于劳务收入和生产经营所得的税率。

二、税务管理在任何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受该国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影响。如果一国是腐化堕落的海洋，那么税收管理也不可能是一个纯洁的孤岛，而如果一国工商业者大多是文盲，不能建立和保存会计资料，那么一些以帐为征收依据的税种，如所得税，一般销售税就不可能有效的征收；如果对税务机关和税务官员考核的依据就是组织收入，那么可能会鼓励税务机关不顾税法规定；而如果政府其他部门也以多种方式向企业施加经济负担，税收管理更难以进行。

在有些国家，纳税人与税务官员都缺乏必要的诚实。各级政府对税务官员很少有控制办法，有关税收运作的信息很少，更难以收集，这种税务官员与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政府调整的费用很高。而且纳税人没有对征税人的监督意识，即使有所意识，也往往因为指控的私人成本远远大于其私人收益而只好作罢，这就使得税务人员的违规行为几乎不受约束。

2税收管理改革

税收管理问题的解决办法，不外乎以下三方面：改变环境、改革管理办法和改革法律规定。

一、改变环境

1、提高公民的纳税意识

现代各种税种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公民的纳税意识，这种纳税意识一方面来自于“自觉觉悟”，另一方面来自于被抓住的恐惧。

这取决觉悟很大程度上来自纳税人对作为正式制度的税法体系的认同程度。如果纳税人能确认税收用途正当，与自己享受的公共服务能联系在一起，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影子价格”，并且能感觉到与其他纳税人相比，税收是公平的。这个时候，纳税人对尽义务的意愿会大大加强。但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税法宣传仍停留在“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光荣义务”，“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水平上，这使纳税人误认为税收是政府无需付出的取得，税收是一种绝对的权利，宣传与纳税人在实际生活中的体会相脱节，所有这些都使得纳税人对征税有抵触情绪。

要改变这一态度，一是要改变目前的税法宣传，使纳税人相信，税收是他们为社会生活付出的代价。而且是收制度是公平合理的；二是要在实际中让纳税人看到：税收给他们生活中增加的，并不只是负担。如通过对开支制度的改革，建立税收指定专用制；开征受益税种，把税收收入和财政支出用几种可靠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改革财政体制，将政府事权与财权下放到最基层政权；加强对纳税人的服务等等。但这类基础性变革，无论如何，不可能很容易和很快的完成。在中国，还要同政府职能转轨、行政机构改革等问题结合起来看，改革只能是渐进和温和的。而且税制的公平目标，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下也不应过分看重。

加强纳税人意识的另一方面就是加强对违法纳税人的检查和处罚，并将这些情况公布，以敬效尤。而这又和加强税收管理是相联系的。

2、改善征管的其他条件包括提高纳税人的管理水平和会计核算水平，规范政府行政干预和惩治腐败等等，但这超过了税务部门本身的范围，在这里不作讨论。

二、改变税务管理本身

管理水平较低是与税务人员队伍建设和税务管理技术水平相联系的，要想提高管理水平，必须在这两方面有所提高。这就需要：首先是管理队伍必须进行专业培训并有充分人力。其次是需要第一线的登记员和出纳员，拥有相对现代的交通通讯设备和计算机等，并能根据需要开发出功能强大而实用软件。

解决税收管理上的难题，古代的方法是实行“包税”，将私人收入与税收收入联系起来，这样做的好处是能使税收稳定，但显然，这种制度安排就是公然准许对纳税人进行勒索。

如果为每个税务官员和地区税务机构规定征收目标，把此征收目标作为考核成绩的唯一标准并把遵循这一目标视为保证中央收入的主要手段，这样的制度实际上成为一种“税官包税”制度，税务官员的基本动力仍然是从最无反抗力的纳税人身上征收最多的税款，以达到甚至超过目标。如果我们把现代的委托理论应用于税收管理问题的分析，就会发现，税务人员同样有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他们违规是一种双向的不遵循税法，包括故意多收或少收的行为。如受贿和勒索等，而且税务人员与政府之间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都是不充分的。

就我国而言，现有征管制度对征税人控制力度明显偏弱，除现行《征管法》有原则性规定外，目前还没有完整的税务稽查法规。对征税人的稽查是通过对纳税人的稽查来间接实现的，这一思路体现在“征管查三分离”的征管模式设计上，这种稽查对税务人员来讲，并不具有严格的约束力。对于故意多收的行为，虽有行政复议制度作为约束，但目前并不普遍，纳税人进行复议的成本大于他们自己的收益。

在激励机制上，如果将征收目标作为考察税务人员的方法之一，还是可行的。但基本前提使这一征收目标与实际应征额之间相差不大,这就要求有合理的测算方法，对某地区的税收目标进行估算。可以在此基础上实行激励机制，甚至可以将税务人员收入与组织收入情况联系起来，提高税务人员的积极性。但同时要完善约束机制，防止勒索或坑害纳税人。

要保证税务官员尽职尽责，不作份外之事，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把他们对纳税人的自由处理权限减到最低限度。税务人员与潜在纳税人之间的协商余地越多，则双方勾结、狼狈为奸的可能性就越大。

三、关于改进法律

解决税收管理问题的最好办法，还在于在税制设计与改革中充分考虑到管理水平的局限，使税制设计不可脱离税收管理，否则，应征额与实征额之间的差异会进一步扩大。

1、为解决管理问题有许多“巧妙措施”

但这些措施的真正效用如何，却很值得怀疑。如利用发票同时作为征税依据和销售依据的流转税。在零售中不开发票的现象很普遍。虽然有消费者提出要发票，但售货员可以规定两种售价，要发票一个价，不要发票一个价，或者开出所谓销货凭证之类的小票，使得发票的吸引力消失。

一方面，税务管理机制中对于所获取的资料，缺乏运用的可行条件。如增值税的“交叉稽核”特征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原则上计算机化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但目前似乎尚难以达到其他行业“信息反馈”系统所能做到的程度。先进精密的系统较之妥善设计的审计系统效率似乎相差不多。

2、制定完善的法律框架

关于这一问题，以AllinghamandSandmo为创始，提出了理论上的框架

E(Y)=K[Y-T(Y)-P(m)mY]+(1-K){Y-T(1-mY)}

其中,

E(Y):可支配收入

Y:个人真实收入

T(Y):税收函数

m:真实收入被隐瞒比例

P(m):罚款率函数

K:逃税行为被查获函数

理性的纳税人要使个人可支配收入最大化，预期的最优“逃税”程度取决于税率结构、逃税被查获概率以及罚款率结构。

其它因素不变，逃税程度取决于查获概率、降低畸高税率，加大查处力度和频度，提高罚款率，均能减轻逃税。

但现实的情况要比这一模型复杂得多。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中，被抓住的概率和抓住后被严惩的概率实际上都很低。

四、税制结构要适应管理现实。

税制结构范文篇8

1950年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第一期，1亿元，合计2.6亿元，5年期，利率5％）首开新中国国债发行先河，到1981年我国政府再次恢复发行国债48.66亿元以来，国债发债规模逐年扩大，特别是1994年停止货币融资途径进行财政透支，使国债发行规模又跃上一个新的台阶。1999年国债发行额4015亿元，国债余额高达10542亿元，首次突破1万亿元的大关。国债总量扩张和财政份额的下降引发人们对国债规模的增长空间和债务风险的忧虑。国债规模从根本上说，主要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进程，闲置资源存量和利用状况，国际收支情况，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益和公众牺牲程度及理解力等诸多因素。具体就国内融资途径而言，国债发行规模的数量界限主要取决于政府和财政的国债偿付能力、可供国债吸收的居民储蓄剩余存量。

目前普遍采用的衡量国债规模是否合理的指标有两类：

其一是从国民经济范畴来反映国债规模的指标：（1）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即国债负担率；（2）当年国债发行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重即居民应债能力。

其二是与财政收支有关的反映国债规模的指标：（1）当年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即政府偿债能力；（2）当年国债发行额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即国债依存度（又可分为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和中央财政依存度）。

这几种指标在影响国债发行规模方面的权重也有所不同。研究显示，影响国债发行规模增长速度的指标影响力排序为国债偿债率＞居民应债力＞债务依存度＞公债负担率。

国债规模扩张与财政份额下降的矛盾从财政债务指标统计分析表中可以得到集中体现（表一）。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虽然仍保持在30％以下，但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却高达50％多，远高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10％～30％。这主要是发债权集中于中央，地方财政无权发债所致。该指标集中反映了国债规模扩大产生的中央财政风险。1991～1998年我国国债负担率平均水平为6.83％，即使经过1998年以来发债规模的陡然上升，1999年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也仅为12.69％。该水平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与赤字规模较大的国家或是与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30.1％、33.5％、15.3％的平均水平相比，都是处于比较低的层次。从国债依存度指标来看，我国55％左右的国债依存度水平均远远高于上述三类国家平均10％、24.5％和－1.6％的水平。这充分说明财政支出对国债的依赖程度是较大的。国债偿债率到1997年开始超过15％的安全界限。但奇怪的是，从居民负担率和国债负担率来看，却远低于国际警戒线45％。指标间相互背离现象根源在于扭曲的收入分配格局造成的财政份额下降。

二、对财政份额现实状况的分析与看法

从1982～1999年数据来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总体一路盘跌的走势与传统瓦格纳定律（即财政收入规模随着国民经济增长而呈不断上升趋势）呈现出明显背离的特征。到1999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仅为13％，在世界上都属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政府收入下降导致财政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例不断减少，2000年1季度仅为5.8％。这进一步加剧了财政支出政策与财政收入政策的逆向运动：从支出方向看财政政策是扩张型，从收入方向看财政政策却是紧缩型，且收入政策的收缩程度高于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发债规模。于是出现了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而国债发行额占GDP的比重却呈现出逐年上升的现象。从而造成了从财政角度分析的国债债务指标普遍较高，而从总量角度分析的指标较低现象。从偏高的债务依存度、国债偿债率和财政占GDP比重的下降与国债占GDP比重的上升来看，财政压力是很大的。虽然从国债负担率和居民负担率这两个指标来看，国债规模仍存在一定的增长空间。但财政收入在制约国债发行规模中毕竟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如何客观看待财政份额下降而发债规模上升这一现象呢，我们认为，从总体趋势上来看，我国财政收入占GDP和总收入的比重都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态势。其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上奉行的是放权让利的政策，收入分配格局一直向居民倾斜。从税收总额占GDP的比例演变就可以明显得出这种结论。税收占GDP比重在1985～1997年间以年均3.973％的速度下降，到1996年到达谷底时仅为10.18％，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25％和60％。1986～1995年间平均税收弹性值为0.527，平均边际税收倾向仅为0.076，近乎无弹性，税收收入的实际增长率远低于经济实际增长率（中国统计年鉴1996，P42、227）。在此期间政府主要通过连年发债来弥补这部分因减税而流失的利益。进入90年代后，收入分配格局再次发生变化。随着经济结构趋于合理，国企逐步走出下降通道，政府在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持续下滑的趋势开始扭转。1995年税收总额占GDP的比例开始逐步趋稳，从而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开始出现止跌回升的势头。1995～1999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稳定在10％以上，并略呈上升趋势（见图1）。这种变化趋势与西方发达国家二战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走势相吻合。

从我国政府收入的构成来看，政府收入＝财政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非规范性公共收入。常规分析所用的财政收入多指财政预算内收入。如果简单地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来与国外相比，显然不妥。我国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以及各级地方财政间按基数法进行收入划分，诱导了地方政府尽量不把本地财力纳入财政预算收入，结果导致预算内财政收入不断下降，预算外部分收入在总体趋势上呈现上升趋势。1978～1992年间预算外资金量扩张到3854.92亿元，增长11倍之多，高于同期财政预算内收入增长幅度的3.6倍。特别是从1994年开始，预算外资金增长速度猛然上升，到1996年几乎翻一番，达61.7％。如果从政府总收入的角度上看，我国财政实际收入占GDP的比重大致为25％。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今后若干年中，财政收入在GDP和总收入中的比重基本可以保持稳定并略有增长的趋势。财政收入是政府运作的基础。扩大发债规模，减低债务风险的关键在于重建财政。一方面，提高“两个比重”，至少把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本级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到与发展中国家持平的水平，即20％和60％。另一方面，也不应当盲目提高我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国外的有关理论与实践证明，过高和过低的财政比重对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都是有害无益的。比例过低削弱政府在公共部门中的影响力，动摇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主角地位，而比例过低往往导致政府大幅度增加财政赤字，债务风险急升，给整体经济运作带来负面影响。过高的比例虽然使政府财力得到提升，但这种强制性高积累高投资所带来的不只是低下的效率，而且更多的是消费下降，经济失活，计划经济时代的东欧和中国的实践就是明证。目前世界各国对财政在国民经济中应占多大比重，尚未有明确定论。这一比重的确定应根据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状况及宏观调控的目标等来综合考虑。

三、国债融资与税赋环境及财政政策取向的研究

（一）我国宏观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增强财政份额离不开税收政策。税收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四大（税赋融资、收入融资、债务融资和基金融资）主要来源之一，在任何国家的政府收入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函数关系。基恩?马斯顿（1983）系统地对21个国家的宏观税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低税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为7.3％，高于高税国家1.6％的水平；低税国家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的增幅大于高税国家；低税国家的投资增长率为8.9％，而同期高税国家的投资增长率仅为6.8％；另外，低税国家在出口增长率、社会就业率和劳动生产率方面也均大于高税国家。减税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是明显的。低税政策带来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收益率大幅度提高，刺激投资与消费，从而增加了产出。另一方面，低税可以促进资源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转移，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80年代，降税成为税制改革的核心。1981～1989年间美国个人所得税从50％下降到28％，公司所得税从46％下降到34％。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泰国、南韩等也纷纷推出减税方案，刺激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之路就是一条减税让利之路。税负的减低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进入90年代后，我国的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国内学者研究认为，1981～1993年间中国税负总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的是一种非常微弱的负相关关系。我们以1985～1997年的数据为基础（利用SAS的EXPAND功能把年度数据转化为月度数据后再分析），对GDP增长率与宏观税负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和相关性分析，基本上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相关系数：－0.174）。但考虑到1985～1993年间政府推出了利改税和工商税制改革等力度较大的措施，可能对分析结果造成一定影响。因此，我们以1994年为分水岭，分别对1985～1993年的数据和1994～1997年的数据进行了划时段分析。发现1986～1993年间GDP增长率与宏观税负之间的相关度明显得到提升（相关系数：－0.540）。说明这一时期，减税对经济的贡献度是较大的。1994～1997年，GDP增长率与宏观税负之间的影响力明显减弱（相关系数为：0.109）。也正是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开始由消费主导型向投资主导型转换，改革力度增强，经济增长幅度趋缓。税负水平与GDP增长率之间的负影响力下降也是符合现实的。

（二）宏观税负环境与实际水平的实证分析

鉴于我国税收占GDP比重偏低，现实降税空间不大。从1994年以后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间的这种不显著弱负相关性的增强来看是否意味着，可以在不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实行增税方案呢？很显然，增税有利于增强财政实力，降低债务风险，但这又与刺激内需的政策相左。增税将减少民间部门支配资源的比重，制约其投资积极性。这是政府不愿看到的结局。在解决这个问题前，首先应当对我国目前的真实税负环境进行实证剖析。

1985～1996年间，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最高为22.8％，低于同期发展中国家25％的水平，也远低于发达国家28％～50％的水平。从1985年到1996年我国税收占GDP的比重以年平均5.06％的速度下降。因此，从狭义税负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宏观税负是很轻的。但与此同时，费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增长了25.75倍（表2）。据统计，1997年我国各级政府收费项目达6000多项，各类收费总额近4200亿元，相当于同期财政收入的45％。而美国（1975），韩国（1995）和日本（1999）非税收入所占比重分别仅为6.7％、5.7％、5％。可见各种非税收入严重挤占了税收，侵蚀了税基。在一些地方费的增长规模和速度已远远超过税收的增长规模和速度，据初步估计，包含预算内外收入和制度收入的广义宏观税负从1992年的25.01％上升到1996年的30.15％，已经大大超过适合经济增长的合理税负（18.49％）水平。由此可见，费的负担相对于税的负担，显得十分沉重。这种税收收入的“缺位”和非税收收入的“越位”现象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也减少了居民、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额。现行的税制结构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财政“两个比重”的提高。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降低了税收收入对GDP的弹性（小于1）：“两税”负担率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存在着分布不均的现象。1994～1996年国企、集体、股份制企业和涉外企业分别为8.47％、4.4％、3.59％和4.51％。税收负担地区分布失衡，1993～1996年西部7省区和东北地区的平均税负水平与东部4省，东南部3省相比，平均高出近2个百分点。税收结构以工商企业税为主体税，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份额极低。近年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基本保持不变，而居民份额却不断上升，个人所得税流失却高达50％。这势必造成企业税负加重，利润减少，抑制投资。这种不合理的税收负担结构严重制约了税收总量的提高。此外，1994年实行新税制以来，税收增长率一直高于GDP增长率，近年的通货紧缩加大了宏观税负上升的速度，无形中减少了企业的利润。

（三）政府融资方式的选择和效应分析

在企业税赋较重的情况下，利用大幅增税提高财政收入的余地很小。目前增加财政收入的可行途径之一就是费改税和优化税收结构。但实行费改税必须在决策成本和效率成本综合权衡的基础上才能实施。在经济不景气条件下实施大规模的费改税无疑造成效率成本牺牲太大。税制结构调整涉及利益格局的重新界定，牵涉面广，但通过优化税制结构，调整增量，可适度增加税负总量，执行难度相对较小且短期效应明显。因此，优化税收结构是目前增加财政收入的可行途径之一。同时，考虑到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根本性改观。在经济面临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仅仅依靠优化税制结构增强财政力量至少在短期内是无法满足拉动经济增长对资金的需求的。单纯依靠增税来解决财政收入问题，往往会进一步加剧资源配置的扭曲，不利于经济增长，其可行度较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税基窄，税制结构不合理，征管不力等问题，短期内制约进一步开发税源的能力。如果单纯地把增加财政份额的希望寄托在增税上，反而适得其反。

税制结构范文篇9

[关键词]低碳汽车税制；低碳经济；二氧化碳税；燃油税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能源问题、二氧化碳排放问题、环境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这一经济模式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加以保障，其中税收政策是最为重要的手段。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汽车产业一直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已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这一产业的发展也主要是以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为代价的。因此，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低碳汽车税制有其深刻的必要性和深远的意义。

一、低碳汽车税制的涵义及建立低碳汽车税制的意义

本文所阐述的汽车税制并非是把与汽车有关的税种进行简单的集合，而是专门针对汽车产品开征的税，具体包括对汽车的生产、购买、保有、使用、养护、转让和报废开征的税。有些国家将汽车税制按照三个阶段设立：一是汽车购置阶段，如汽车购置税、消费税、增值税等；二是汽车保有阶段，如汽车重量税、汽车税、车船税等；三是汽车的使用阶段，如燃料税、燃油税等。由此可见，汽车税制是指在汽车产品（包括整车和零部件）生产和流通的不同阶段征收，彼此间又具有内在联系的不同税种构成的体系。低碳汽车税制则是指在汽车税制的构建中，应当出于低碳经济之考虑，设立相应的税种或者做出相关的规定，以达到节能减排、提高燃料的经济性、鼓励新能源研发和使用之功效。

我国当前的汽车税制主要是由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等税种构成。在以上税种中，仅有汽车消费税考虑到了低碳的因素，即依据乘用车不同的排量征收不同的汽车消费税，同时对汽油、柴油、汽车轮胎征收消费税。除此之外，鲜有考虑低碳因素的。笔者认为，设立低碳汽车税制具有如下意义：首先是促进汽车的生产者节约能源，减少排放，提高能源使用的经济性和效率。低碳的汽车税制可以鼓励汽车生产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减少污染，加大研发投入；对使用新能源的税收优惠，更能够促进汽车产业转变增长方式，提升技术，加快节能环保汽车产品的开发。其次是增加财政收入，专款专用，用于环境的治理。在现有的汽车税制中，如车船税、汽车消费税本身还属于环境税的范畴；在将来可能新增的一些税种中，如汽车企业的排污税（费）、固体废弃物税、汽车尾气排放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税等亦属于环境税。征收环境税所获得的收入有两种使用方式：一是专款专用，用于特定的环境保护活动，这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二是纳入一般预算收入，制订补偿计划，用于抵消环境税可能带来的累退性，或者补偿对其他税的削减，即用环境税代替那些影响劳动所得和劳动成本的税种。第三是有助于人们养成节约能源、减少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的低碳生活方式。低碳汽车税制的建立，新的汽车税种如二氧化碳税、燃油税的开征，以及鼓励购买使用新能源和小排量车的税收政策的出台，必然会影响到人们购车的选择和汽车的使用，尽可能减少私家车的出行，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或更加节能环保的交通运输工具，养成低碳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有助于建立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

二、低碳汽车税制的构建

构建低碳汽车税制既要立足于当前经济和汽车产业发展的实际，又要考虑到低碳经济的要求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果同时开征过多的新税种，或课以较重的税赋，脱离了当前汽车产业发展的实际，给汽车企业和汽车使用者造成过多的责任和过重的负担，则会欲速不达，甚至抑制汽车产业的发展。基于这一原则，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构建我国的低碳汽车税制。

1．取消排污费，开征排污税。对汽车生产企业（含零部件的生产）而言，应取消排污费，设立排污税；同时通过税收优惠，鼓励汽车生产企业进行清洁生产，鼓励对新能源车和节能小排量车的生产。当前我国主要对污水、废渣、废气、噪音、放射等5大类113项污染环境行为进行排污收费。由于排污费以“费”的形式征收，法律效力不高，随意性大，征收成本高，征收效率低，存在较多问题。如征收资金管理不严，普遍存在挤占、挪用情况；排污费与企业利润不挂钩，企业可将排污费计入生产成本作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转嫁给消费者承担，无法提高企业治理污染的积极性；由于污染收费标准低于污染防治费用，企业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积极治理污染；排污费的返还制度也不利于环保资金的统筹与合理安排，排污费中不高于80%的一部分要返还给企业用于重点污染源的治理，返还的资金大部分被用做生产发展资金，只有少部分被用作污染治理。长此以往，企业对环境的污染依然不减。目前，将排污费改为排污税已刻不容缓，它也是我国环境税构建面临的重要课题。国内有的学者虽未提出新建排污税，但是对排污收费要进行规范的要求却是一致的，这其中包括改超标收费为排放收费，收费收入纳入国家预算，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成，收费收入全部用于环保项目，引入当量的概念，适当提高收费标准等。笔者认为，以上对排污费的改革措施，与将排污费改为排污榄在实质上是一致的。由于税有更高的权威性，将当前的排污费改为排污税更加妥当。当然，征收的主体、征收的环节、征收的办法也要随之变化，会涉及众多具体的操作事宜。

在当前的税收体制中，如企业所得税关于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的税收优惠、企业的固定资产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确需加速折旧的税收优惠、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的税收优惠同样适用于汽车企业，但是缺乏专门针对汽车企业开发、使用新能源的税收优惠。虽然，国家给予了新能源车的生产企业以财政补贴，但是关于专门鼓励和扶持新能源车的税收政策基本没有建立。税收优惠和鼓励政策至少应该给予新能源车生产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增值税的抵扣优惠、消费税的减免优惠等。在鼓励小排量车方面，国家已出台政策对1.6升以下排量的乘用车享受车辆购置税减半的优惠，汽车下乡政策还规定对小排量的微型客车、微型载货车、轻型载货车给予财政补贴。这些措施的出台虽然只是针对小排量车的购买者，非及于小排量车生产企业自身，但也极大促进了小排量车的生产和销售。笔者认为，应当继续保持关于小排量车的税收优惠和补贴的政策措施，同时鼓励小排量车生产企业提升技术，降低小排量车的油耗，提高小排量车燃油的经济性，进一步推广小排量车的使用范围。

2．修订现行汽车消费税。当前，我国的汽车消费税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征税对象过窄，没有将载货车纳入其中。殊不知，载货车对能源的消耗和对二氧化碳及其他有害气体的排放占有相当的比重。据统计，我国重型汽车保有量仅占机动车保有总量的5%，但其NOX和PM的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74%和86%。2008年我国汽车总保有量超过6400万辆，其中黄标车1800万辆，占全国汽车保有量的28.1%，但黄标车排放的污染物却占汽车大气污染排放物的75%。载货车虽然不是消费品，大多属于生产资料范畴，但是出于对节能环保的考虑，应将其纳入消费税的征税范畴。二是税率设计不合理。首先对排量在1.OL以下的乘用车征收消费税实则没有必要，为体现对小排量

车的鼓励可以取消这一消费税；其次是2.OL~3.OL排量水平的消费税率较低，因为这一排量水平的乘用车数量多，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并不低，应当提升这一区间汽车消费税的税率。三是对消费税的征收仅考虑排量是不够的，还应当考虑汽车的实际油耗和碳的排放因素。当然，这一因素的考虑在操作上将面临困难．需要制定相应的标准才可以实施。据此，可从以下方面改革汽车消费税：扩大汽车消费税的征税对象，将载货车纳入其中；取消1.01以下乘用车的消费税，提升2.01~3.01排量之间的汽车消费税税率；在征收汽车消费税的同时考虑汽车的实际油耗和碳的排放量是否超出相应的汽车排量要求，对超出者应当加成征收。

3．设立汽车二氧化碳税。汽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燃料消耗量成正比。在各汽车大国，城市交通领域中汽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占城市总温室气体排放量的30%以上。一些工业化国家制定了严格的汽车温室气体排放标准或燃效标准，并出台根据整车二氧化碳排放量或燃效征收汽车税的“低碳清洁税收制度”。如欧盟于2008年11月末颁布了分阶段实施的汽车二氧化碳排放法规，从2012年开始将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130g/km的Ml类新车进行惩罚。德国自2009年7月1日起，实施按发动机排量与二氧化碳排放量征收汽车税的政策。按照这项新税政，所有总质量小于3.5吨的Ml类汽车，均按以下标准缴纳汽车税：汽油车根据其发动机排量，每lOOcm3征收2欧元；柴油车根据其发动机排量，每lOOcm3征收9.5欧元。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于120g/km（基准值）的汽车，直至2011年每年均可免征汽车税；对于超过基准值部分，则按每g/km加征2欧元。排放量符合欧Ⅵ标准的柴油车，从2011—2013年每年可免汽车税150欧元。日本也抬高了排放标准，颁布了分别于2010年和2015年要实施的燃效标准‘5]。目前，世界各国都把二氧化碳的排放作为燃油经济性的重要度量。欧盟通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指令限制新车的排放，到2015年，欧洲新车平均排放将降至130g/公里，到2020年为95g/公里。美国的目标是到2016年平均二氧化碳排放155g/公里。日本的目标是2015年155g／公里、2020年115g／公里。我国在2009年8月环保部门下发的《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轻型汽车（征求意见稿）》中指出，手动档汽车每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控制在219克内。自动档汽车每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控制在233克内。令人遗憾的是此标准是推荐标准而非国家强制标准。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我国对汽车污染物排放的标准正随之提升，且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要求。例如北京将在2012年前后，将机动车排放标准升级为国V，国V排放标准相当于欧V标准。欧洲在2009年9月1日已正式实施最新的欧V标准，首先在新上市车型上使用，逐步推广到所有的市场车型。北京一旦全面实施国V排放标准，则意味着达不到此排放标准的车型不得进京销售。

笔者认为，应考虑设立汽车二氧化碳税，对达不到标准的汽车征收此税种。可根据城乡的差异将全国分成几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地区适用不同的排放标准，对达不到排放标准的汽车征收二氧化碳税。同时颁布不同地区排放标准提高的时间表，使得汽车的使用者提前知晓。汽车二氧化碳税的纳税主体是达不到排放标准的汽车使用者，而且征收额度与是否使用、使用多少有关，即汽车二氧化碳税可按照每公里超过基准值多少克进行征收。汽车二氧化碳税的征收可以促使达不到排放标准的汽车尽早淘汰或尽可能减少使用，最终达到降低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的目的。或许有人会担心，汽车二氧化碳税的征收会影响到汽车产业的发展。其实不然，因为汽车二氧化碳税主要是针对保有的汽车征收，新车在出厂之时就应当满足新的排放标准，否则不准许销售。汽车二氧化碳税的征收能够促使旧车的淘汰和更新，从而促进新车的销售，有利于汽车产业的发展。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国家开征了二氧化碳税，其纳税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企业，不仅限于汽车的使用者。还有一些国家也要开征二氧化碳税，如法国从2010年1月开征二氧化碳排放税，征税标准初步定为每吨二氧化碳14欧元。在我国大面积开征二氧化碳税时机尚不够成熟，且操作起来困难众多，择机先行开征汽车二氧化碳税不仅可行，而且将为进一步深化二氧化碳税的改革打下坚实基础。

4．酌情取消或者降低车辆购置税。当前我国的车辆购置税税率为10%，2009年3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中规定自2009年1月20日至12月31日，对1.6升及以下小排量乘用车减按5%征收车辆购置税。2009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决议，将减征1.6升及以下小排量乘用车车辆购置税的政策延长至2010年底，减按7.5%征收。这些政策的出台固然是利好消息，但毕竟是一项临时政策而非税收法规。笔者认为，当前我国车辆购置税的税率过高，征收的对象范围过宽，几乎囊括所有类型的汽车。日本的汽车购置税只对私家车征收，在2018年以前执行如下暂定税率：对私家车按购置价格的5%征收；对营运车和微型车按购置价格的3%征收；对售价低于5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3.7万元）的微型车免征购置税。从促进汽车的销售和汽车产业发展的角度而言，我国应当借鉴日本的做法，取消作为生产资料并进人生产和运输领域的商用车购置税，仅对作为消费资料使用的私家车和公务用车征收购置税，且购置税的税率应在5%左右为宜，对采用清洁能源的汽车可考虑免征购置税。汽车税制改革的原则之一应当是尽量减少车辆购置阶段和保有阶段的税赋，适度加大车辆使用阶段的税赋。遵循这一原则将能够满足低碳经济的要求，同时，又有利于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况且依照我国当前的经济实力，因税率降低和征税范围的缩小导致车辆购置税收人的降低对国家的财政收入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5．改革现行燃油税。我国自2009年取消了公路养路费、航道养护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水路运输管理费、水运客货运附加费等6项收费，同时，将价内征收的汽油消费税的单位税额每升提高了0.8元，即由每升0.2元提高到1元；柴油消费税单位税额每升提高0.7元，即由每升0.1元提高到0.8元；其他成品油消费税的单位税额也相应提高了。由此人们期待的“燃油税”变成了“消费税”，而且是在生产环节征收。这一改革的实质是用消费税而非燃油税替代养路费。应当继续推进燃油税改革。就世界上开征燃油税的国家而言，燃油税的税率普遍较高，美国为30%，德国为360%，法国为300%，日本为12%，俄罗斯为70%，英国达80%，加拿大为33%左右，新加坡为每升0.41新元。燃油税的负担者主要为燃油的消耗者，而汽车则是燃油的主要消耗者，因此，燃油税的纳税主体主要是汽车的使用者。设立燃油税不仅可以减少对汽车的使用，减轻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有利于节约能源，改善城市交通状况，还可以引导汽车消费者购买节能环保型汽车，促进新能源车的研发和生产。

三、小结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2009年12月7—19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虽然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提出了各自的减排计划，但会议进行得异常激烈和艰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负担的减排比例之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在节能减排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之争，实质上是温室气体排放权之争。无论争议结果如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均负有节能减排之责，这一职责终将由国民和国内企业承担。推行低碳经济，增强节能减排意识，尽快建立我国低碳的汽车税收制度，在汽车产业高速发展的同时，更多地承担起节能减排的义务是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以及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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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静静．机动车污染防治要协同作战[N].中国汽车报，2009-11-02.

税制结构范文篇10

一、税制优化必须考虑征管因素

1．税收征管的成本不容忽视

优化税制理论往往在税收导致的经济效率损失与增进社会公平之间进行权衡，以寻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然而，税制优化和税收征管是密不可分的，税收征管是保证税收制度有效运行的手段，税收制度目标依赖于税收征管来实现。但税收的课征并不是一种不花钱的活动，相反，税务当局征税要消费资源。与此同时，纳税人奉行税制要付出代价，包括会计师和税务师费，还有纳税人在填写税收申报表和作记录时所花的时间价值。

优化税制应当考虑到税务机关的征管费用和纳税人的依从费用。目前发达国家的税收成本一般是1％～2％，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征管水平较低，因而税收征管成本更高。税收征管成本对优化税制目标的实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影响可能大到足以扭曲优化税制设计时的初衷。

2．税收征管能力制约税制优化

政府征管能力是税制结构选择和调整的重要约束条件。在短期内，一国政府的税收征管能力总是有限的，税制结构的选择与调整不能超越这个限度。税制模式只有当它与政府征管能力相适应时，才具有实际应用价值。也就是说，税收征管所具备相应的技术手段，征管队伍所具备的相应素质，对税制的实施必不可少。如果一个国家不顾自己的征管能力，片面追求税制优化，反而可能导致税收征管中的税收流失，从而降低税制的可信度，使税制的既定目标落空，最后得不

偿失。因此，在政府征管能力许可限度内选择和调整税制结构才是最切实可行的。

3．税制优化必须考虑税收征管环境

良好的法制环境是税制得以贯彻落实的根本保证，而较强的国民纳税意识则有助于税制的优化。一国如果不考虑自己的法制建设水平，盲目地追求税制的优化，使税制繁琐复杂，结果极有可能适得其反。同样，国民的纳税意识及纳税观念也不容忽视，例如，在一个纳税意识淡薄的国家，实行简便的税制应是明智的选择。

我国是一个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应该说我国的征税环境并不理想，当然这一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都是可以改变的，但非一日之功，我国税制优化设计时不能不考虑这一因素的影响。

二、税制优化有助于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

考虑了政府税收征管能力、税收征管环境等因素影响的优化税制设计，事实上又有助于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评价税收征管效率既要考察取得定量收入所耗费的征管成本；也要衡量由于政府征管能力不足以及纳税人逃避纳税而造成的税收损失；事实上还应考虑税收征管能够征收多大规模的收入，以满足政府必要支出的需要。过于简化的税制其征管成本肯定很低，纳税人也难以逃税，但集中的收入也有限，显然并不足取。合理的税制结构，既有利于征集到适度规模的税

收收入，又使税收征管部门有能力承担征管任务。同时，合理的税制结构也有利于减轻纳税人的抵触情绪，有利于纳税人对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督，有利于纳税人之间的相互监督，这一切无疑会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三、税收征管能力的提高可以促进税制结构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