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改革范文10篇

税制改革范文篇1

关键词：税制改革统筹设计稳步实施

一、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的必要性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了“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的战略部署。这是在全面总结1994年税制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刻分析现行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准确把握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的基础上做出的重大决策，反映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税收制度建设提出的迫切要求。

第一，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迫切要求改革现行税制，创新税制体系。与10年前相比，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开始实施；市场供求关系由供不应求转变为结构性过剩，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抑制通货膨胀转移到扩大社会有效需求，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很大转变。特别是在科技革命的影响下和全球产业调整趋势的带动下，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已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建设的一条主线。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和加入WTO之后，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保证我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最大利益，已成为新时期我国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然而，现行税制所包含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残留和经济过热时期的阶段特征，明显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虽然1998年以后我国陆续对税收政策做了一些调整，但是税制总体框架和政策基本取向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税制不统一、税基不规范、税率不合理、税负不公平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内外二元”、“城乡二元”的税制格局特征依然十分明显，这对于我国经济结构的改善和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升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只有通过全面深化税制改革，消除现行税制弊端，创新税收制度体系，营造统一、公平、透明、规范的税收政策环境，才能更加充分地发挥税收职能，更加有效地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更好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第二，关注重大民生问题，解决改革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矛盾，迫切要求调整税收政策取向，强化税收调节功能。近年来，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关系民生的重大问题突出地暴露出来，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就业再就业压力加大，“三农”问题突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恶化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不仅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而且也不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甚至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影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而现行税制格局制约了税收政策取向的调整，导致税收政策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不仅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反向调节。因此，为更好地解决重大民生问题，使税收政策更紧密地与中央的宏观政策保持一致，就必须通过深化税制改革，进一步突出税收政策关注民生的取向。

第三，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调整优化积极财政政策，必然要求进一步发挥税收职能，实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税制改革。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加大基础设施投入为主要内容，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财政风险积聚、政府投资边际效应递减等方面的问题。面对新形势，为切实贯彻中央提出的坚持和完善扩大内需的方针，就需要调整和优化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将重点从扩大政府支出转向优化供给结构、刺激市场需求等方面。这就要求进一步突出税收政策作为财政政策重要工具的地位，发挥税收政策在启动民间投资、刺激消费需求、促进外贸出口、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独特作用，使之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配合，着力形成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二、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的可行性

第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为税制改革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经济的持续增长为税收的快速增长提供了稳定的源泉。从2000～2003年看，税收收入（含农业税收，不含关税，未扣除出口退税）分别比上年增长22%、19%、13%和20%，年增收额分别为2396亿元、2529亿元、2088亿元和3458亿元，由经济增长带来的税收增收额分别占各年增收额的61%、29%、48%和44%.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到2020年GDP再翻两番的目标，未来一段时期内，如不出现重大意外事件，GDP年均增长率可望保持7%甚至更高的水平，税收收入也将因此保持相应的增长势头，从而能有效地缓解甚至消化改革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第二，税收征管效能的提高为税制改革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近年来，随着依法治税各项措施的全面推行和征管改革、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税收征管的效能有了较大提高，对税收增收的作用逐步显现。在2000～2003年的税收增长额中，综合性征管因素分别占到26%、45%、56%和45%.这说明，当前我国税收正步入一个以经济增长为基础，以法治环境优化、征管手段改进和征管机制完善为依托的增长阶段。随着“金税工程”三期建设的全面铺开，随着相关税收征管信息系统的启动，可以预期，上述综合性征管因素的作用还将进一步发挥，这将为税制改革的顺利实施提供可靠的管理基础。

第三，当前的税负状况为税制改革提供了一定的空间。2003年，我国宏观税负水平为17.5%.这一水平，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属偏低，但是在世界性减税浪潮兴起的背景下，我国税收收入持续快速的增长使这一差距正逐渐缩小。如果剔除社会保障费因素，我国现有的宏观税负水平已经超过了1999年日本16.4%的水平，接近美国21.6%的水平。如果考虑到我国目前的税外收费状况，纳税人的总体负担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是不低的。同时，从边际税负的角度看，近几年我国宏观边际税负水平（即新增税收收入占新增GDP的百分比）已处高位，2000～2003年分别为32%、32%、40%和37%.这说明，税收在新增GDP的分配中已占据了相当的份额。因此，通过实施税制改革，对纳税人的负担结构和负担水平进行合理调整并适度降低，是具有一定的空间，也是非常必要的。

三、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的目标

为贯彻落实《决定》的精神和部署，需要对新时期税制改革的总体目标进一步予以明确。对此，笔者认为，改革的总体目标应当强调：适应经济形势和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完善税制要素，优化税制结构，营造统一、公平、规范、透明的税收制度环境，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到202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具体而言，为使税制改革方案更加切合新时期新形势的要求，更加体现时代的特征，需要突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统一内外税制，统一城乡税制，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经济主体公平竞争的原则、按照世贸组织的基本规则，规范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消除现行税制存在的对不同经济主体的不同税收待遇，实现各类经济主体之间税收待遇平等、税收负担公平，以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第二，优化税制，明晰税权。一方面，要立足我国国情，参照国际惯例，科学构建税制结构模式，合理选择主体税种和税种类别；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明确和规范相应的税制要素，提高税法的透明度。另一方面，要根据经济社会事务管理责权的划分，在逐步理顺中央和地方在财税等领域的分工和职责的基础上，在统一税政前提下，明确界定税权，统筹兼顾中央和地方利益，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以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第三，规范政府分配方式。健全公共财政体制，从收入的角度看，就是要大力实施税费改革，清费立税，进一步确立税收在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主导地位，以规范政府收入行为，减轻居民和企业的负担，提高社会经济效率。

第四，提高税收征管效能。税制改革方案的设计，一定要从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力求使改革后的税制简便易行，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有利于建立科学严密的税收征管机制，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降低征纳双方税收成本。

第五，促进税收与社会、经济、自然的协调发展。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的发展观，强化税收优化资源配置、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确保税收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或略高于国民经济的速度增长，实现税收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四、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的策略思考

第一，需要在年度和税种之间统筹安排增税和减税的改革措施，实行结构性的税制改革。为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避免年度之间财政收入的大起大落，税制改革措施的推出必须在收入的增减方向和时间的进度安排上统筹协调。这种协调既体现在一个税种内部，也体现在不同税种之间。对于单个税种，在全方位改革条件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先行对某些税制要素进行局部调整，逐步予以推进。对于不同税种，在综合考虑改革的迫切性和改革对财政收入影响的基础上，合理进行搭配，选择恰当时机予以实施。

第二，需要在财政资源的统筹配置中考虑税制改革成本，把税制改革纳入公共财政建设的总体设计之中。进行结构性的税制改革，从财政角度看，既有减收的因素，也有增收的因素。虽然改革初期财政会面临暂时性减收，但是减收的幅度可以通过策略性安排加以控制。一方面，分步实施税制改革，注意增税政策、减税政策与不同年份财政收支规模的合理搭配，使税制改革对财政的影响控制在财力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可以在财政支出预算总体框架中事先安排税制改革成本，统筹配置财政资源，合理调整支出结构，使国家财政由于税制改革而承受的压力得以有序释放。在特殊情况下，还可以适当运用国债资金，弥补因减税而导致的财政缺口。通过这种策略性的安排，财政上耗用的只是机会成本，并不实际表现为财政收支规模的扩大，不会直接损及有关方面的既得利益，而税制改革的力度和财政的承受能力却能较好地统一起来，确保改革的顺利实施。

税制改革范文篇2

一、发展中国家税制改革总体比较

(一)发展中国家税制改革的共性

1．税制改革的背景。

由于70年代过于强调税制促进经济发展与实现社会纵向公平的功能，税制设计复杂化，税率档次多且优惠与减免繁杂，不仅扭曲了人们的消费、储蓄与投资决策，而且没有达到公平目标。因为税收优惠多为富人享受。同时因税收征管相对落后，偷逃税现象严重；为调节收入分配设置的高档税率几乎无人适用，富人的实际税负有时比穷人还要低。另外，高税率与窄税基并存，使得税收收入低下，一般发展中国家税收收入只占GDP的15％－20％，仅为发达国家的50％一60％。同时，税制结构不尽如人意，表现为税源单一，过分依赖某些税种。发展中国家间接税占财政收入的64％，相当于GDP的20％(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为60％和10％)。间接税中，关税又占绝大部分。直接税过度依赖公司所得税，少量的个人所得税大部分依靠对公共部门与外国公司的雇员征收。税收收入的低水平和对某种税的极度依赖，易造成财政收入不稳定和对经济的调控能力差等问题。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经济交易日益复杂，对公共设施与公共管理的需求也在质与量上提出了更高要求，财政支出规模需要相应扩张，从而具有增加税收和税制改革的内在压力。而70年代开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都有所改善，拉美与东亚更是取得了骄人成绩。经济的发展，市场交易量扩大、经济行为趋于规范化，收入水平增加，为税制改革创造了条件。

2．税制改革的目标和趋势。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税制改革，有关国际组织提出了许多建议和原则。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有：倾向于水平平等，提高税收的效率性，扩大税基，消除税收刺激，使通货膨胀对税制的影响中性化；尽可能减少税率档次，当收入难以界定和衡量时采用预提税和一次总付税办法，个人扣除不超过人均收入水平；用国内税收代替关税，增值税实行单一税率和广税基，引进各种消费税等。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税制改革标准是：从生产税转向消费税，例如引进增值税和消费税；扩大所得税税基，降低扣除额和税率的档次；建立简化而又合理的利润税，即税率数目少和中性；避免对股息的双重征税，因此利息和股息收入不缴纳个人所得税；在处理所得税和利润税时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降低关税；改善税务管理等。从总体上说，发展中国家的税制改革基本上遵循了这些建议和指导思想。

发展中国家的税制改革以“拓宽税基、降低税率、简化税制”为主要内容，力求达到减少扭曲、保证横向公平的目标。强调税收的中性，主张减少税收对资源配置过多的干预，税收激励措施的运用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在社会公平方面，更注重横向公平，一种“大致公平”取代了过去以高质量管理为前提的绝对的纵向与横向公平。由于统一税政、实现横向公平能被人们客观感受与接受，而纵向公平更多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评价，因此税制改革阻力相对较小。

3．税制改革的内容。

改革集中在直接税、间接税改革与加强管理3个方面。

在直接税上，通过规范与取消各种减免与优惠、将一些额外福利纳入税基等办法拓宽税基，逐步应用预提税与推定税来减少税源流失。同时，降低税率，简化结构，并努力实现公司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的一致。如印度1994－1995年将原公有企业税率45％和非公有企业税率50％统一为40％。另外，重视财产税。例如玻利维亚1986年税制改革不但推定征收业主所得税，还于1987年开征赠与税，征收对象包括个人财产、不动产、股份、资本份额和登记权利，有1％、10％和20％3种税率。

在间接税上，重点是一方面引进增值税，另一方面降低关税税率，以促进经济自由化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例如印度1991－1995年多次降低关税税率。

在税收管理上，包括通货膨胀指数化，计算机化的申报与管理，对于征收部门给予必要的机动权力与适当的激励，以减少征税成本及行政腐败，严厉惩罚各种偷逃税行为等。

(二)发展中国家税制改革的差异

1．税制改革的直接动因不同。

有的国家由于外部经济条件变化引起了国内经济主要是财政状况恶化，在巨大压力面前被迫进行改革，如阿根廷、玻利维亚、土耳其、马拉维等。其中，坡利维亚是在世界经济衰退、国内农业遭到恶劣气候破坏、财政收入仅占GDP的3％、通货膨胀率为12000％的情形下，开始1986年税制改革的。而阿根廷1989年改革的经济背景是通货膨胀失去控制、经济生活实际上美元化、社会公众对政府经济政策失去信任。

有的国家则是将税制改革作为经济调整的一种有力手段加以运用的。如印尼是在政局稳定、财政收支平衡甚至有结余的情况下，为改变过度依赖石油收入、改进不合理的税制结构而改革税制的。韩国则是从长远考虑，为适应经济发展战略调整而对税制进行改革的。

2．改革的过程和步骤不同。

如在建立增值税方面，墨西哥实行增值税是全面铺开，一步到位，对所有商品与劳务一律征收。而印度则采取了分步走策略，早在80年代末期，就对部分商品实施有限度的增值税(MODVAT)，但直到1992年后才逐步将覆盖范围向零售与劳务领域延伸。又如对利息收入，不同国家有不同处理方式，马拉维与牙买加，对名义利息收入全额课征，哥伦比亚与墨西哥只对实际利息征收，摩洛哥、土耳其以低利率、预扣税方式征收。

3．改革的效应不同。

无论是从宏观税负的高低、税率结构的变化，还是税制改革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看，发展中国家的税制改革效应都各不相同。

二、拉美地区税制改革的基本特征

拉美国家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围绕税制结构合理化和税收管理现代化，陆续进行了大规模的财税体制改革。

(一)税种结构的合理化

1．全面推行增值税。

拉美各国在推行增值税过程中，合并以往过多的流转税种，相应取消各种形式的销售税，仅对某些特殊商品实行特别消费税。如在1977－1980年，墨西哥用增值税取代商业税，取消了32种联邦消费税和500多税地方税。

(1)增值税尽可能覆盖所有商品生产、销售和劳务活动。例如，智利和墨西哥等国，在由传统的销售税转为增值税过程中，实行了全面征收原则。无论什么行业，只要从事商品生产、销售和提供劳务，就要缴纳增值税。智利1975年正式实施增值税时，仅仅对农业、矿业、基本食品暂不实行增值税，1977年开始对所有商品的生产和销售都实行增值税制度。在劳务方面，拉美各国除教育、一部分卫生等部门外，绝大部分劳务都实行了增值税。墨西哥也从一开始就无例外地对商品生产、销售和提供的劳务全部实行增值税。玻利维亚1986年规定初级生产、几乎所有服务、个人财产定期出售、个人财产与不动产租赁以及进口的增值部分，都要缴纳增值税。

(2)实行单一增值税税率。增值税税率的设计是一个政策性和技术性很强的问题，特别是在以前实行销售税税种较多、税率高低不一的情况下、确定增值税税率往往要经历由不规范到规范的过程。智利在推行增值税前，销售税税种比较简单，其生产和销售环节的税率分别为17．5％和4％。增值税出台时，确定的增值税税率为20％。增值税税率之所以定得高，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抑制消费和控制通货膨胀。墨西哥实行增值税时税率设置比智利复杂，因为其原实行的销售税税种较多，税率很难统一。增值税在出台之始共设置了4档税率：对出口和未经加工的初级产品实行零税率；对粮食、医药等少数商品实行6％的低税率；对大多数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及提供的劳务实行15％的标准税率；对一些特殊商品实行20％的高税率。由于多档次的税率导致征管问题，1992年合并了增值税税率档次，对所有商品和劳务实行10％的单一税率，使之得到规范。

(3)对小额纳税人简化管理。在实施增值税中最棘手的是向小额纳税人征收增值税。在这方面，不同国家按简化管理原则，分别采取了不同办法。其中，在墨西哥，凡是年销售收入不超过年最低工资7倍或者资产不超过年最低工资15倍的纳税人，可自行决定是否在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时向购买者收取增值税。收取增值税者必须向税务机构申报，否则就不必申报。智利注重使每个纳税人进入增值税体系，为此采取了几种办法简化管理：一是将小额纳税人作为一般纳税人管理。只要其对增值税的申报和计算方法比较熟悉，可自愿作为一般纳税人。二是按销售额将小额纳税人分成若干等级：月平均销售额不超过20个纳税单位的为小额纳税人，但须到税务机关专门登记；不登记则作为一般纳税人对待。根据小额纳税人月销售情况，将其分为5个纳税等级，每个等级从低到高算出不同的销售税额，即可确定出小额纳税人应纳税额。三是对一些不易监管的小额纳税人，如零售商贩、小型粮食生产者等，由与其购销活动直接关联的企业代扣代缴，税率可适当优惠。

2．所得税改革。

(1)在扩大税基、规范税率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企业所得税。1989年，墨西哥重构了企业所得税制，主要原则是：扩大税基，降低税率，减轻企业税负。对税前列支和减免税政策进行调整，重新规定税前列支范围和标准，从严控制税收优惠政策。同时，针对改革前许多企业为偷税而有意造成假亏损或转移资金等情况，对企业开征资产税作为所得税的补充。资产税的税基是企业实际资产价值，税率为2％。当企业因亏损而无所得税缴纳时，则缴纳资产税；当有盈利要缴纳所得税时，可抵掉以前缴纳的资产税。另外，为防止外资企业利用转移价格获取暴利，还对外资企业购货发票建立了严格审查制度。在降低税率方面，1989年企业所得税税率为40％，1991和1994年分别减至35％和34％。

(2)实行适应性强、调节面广的个人所得税。一般对工薪收入者和自由职业者实行不同办法。智利对工薪收入者由雇主在支付工资时扣缴，税率为5％－45％；同时每年将所有收入申报一次，缴纳工资所得之外的其他各种收入的所得税。自由职业者每月按收入的10％预缴，全年按5％－45％的税率估算，多退少补。在智利居住的外国人取得劳务收入后，如将收入汇出须再缴20％的附加费。外国人取得的投资分红收入若要汇出，则需缴35％的附加费。这主要是为鼓励外商再投资，防止资本外流。90年代以来，巴西在联邦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基础上，由州政府在1％－5％的幅度内加征地方个人所得税。同时降低税率，最高税率由45％降为25％；并减少个人所得税税率档次，超额累进税率由9级简化为3级；扩大税基，取消税前各种扣除项目和优惠措施；按指数化的货币单位划分课税收入级距；逐月按工资报酬预征个人所得税。

3．税收管理权限的改革。

在税制改革的同时，对管理权限也进行了调整，各国实行的措施包括集中税权和统一税收。例如，墨西哥国家法律规定，州政府可以征税，但经联邦和州政府协商谈判，后者放弃了流转税等主要税种的征税权，联邦事实上成为税收高度集权的政府。同时，对以前独立征管的关税体制也进行了改革，将其纳入全国财政税务系统，相应建立了纳税人进口自动报关和抽查制度。

(二)税收征收管理的现代化

1．降低税收时滞，减少通胀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在通胀时期，降低征收时滞对收入的影响主要有3种方法：(1)建立预付制。70－80年代，拉美国家普遍采用预付制征收商业企业的所得税。(2)缩短评定期和纳税期，提高纳税的频率。在高通胀时期，对月度税采取两周预付一次的做法。例如70年代中期，智利的大企业每两周必须预缴一次增值税。乌拉圭增值税纳税期，1987－1988年间缩短了将近60天。有些国家的月度税缴纳周期，从20天缩短到15天甚至7天。(3)税款支付指数化。即在计算税款时，计账单位不用法定偿付手段，而是用一种可根据一些指数如消费物价指数等进行调整的财政或税务计量单位。巴西按通货膨胀调整的税制已进行了20多年，由通货膨胀导致的税收调整已成为税收文化中的一部分。1979－1987年，墨西哥主要通过缩短公司税的预付期和纳税期来增加税收，1987年后也开始实行税收指数化。

2．实行严格稽查制度，加强税收征管。

在打击偷逃税方面，主要是建立纳税人单一注册体制，包括姓名、企业名称、地址以及应纳税种。为使所有部门都使用同一税码识别同一纳税人，一些国家的税务机关使税码与居民的身份证号码一致，以便核对各种信息。其中智利的做法，首先是从税收征管基础工作入手，从1960年起花3年时间建立了税号制度，任何买卖都要在发票上注明当事人的税号。其次，按照GDP计算出增值税税基，乘上税率后得出估算的理论税额，然后与实际征收额比较，根据其差额估算偷逃税情况。再次，通过计算机进行稽查，稽查人员对当事人进行面对面检查。

另一个措施是加强税收审计。拉美一些国家，由于生产与收入高度集中，审计活动也主要集中在纳税大户，中小纳税人偷逃税情况严重。1979－1982年，智利等国改变审计策略，以中小纳税人为重点审计对象，增值税收入增加了56％，其中，大户增加了17％，中等纳税人增加了87％，小额纳税人增加了186％。

三、东盟国家的税制改革状况

80年代以来，东盟国家先后对税制进行了改革，建立起更加公平、有效和简便的税收制度。因为旧的税制不能有效利用资源，在运作中也常失之公平。一方面，这种税制高度依赖间接税，并采用差别税率；另一方面，直接税累进性很强，免税与特惠范围相当广，使税制体系错综复杂，难以有效地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另外，持续扩大的预算赤字难以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来弥补，也迫切要求建立有效的税制。

(一)引入增值税制度，辅以选择性货物税，区别对待必需品和奢侈品

税制改革前，印尼国内间接税主要有：贯穿生产阶段的周转型销售税，对烟草、啤酒和酒精类饮料等限制性商品征收的产品税和各类印花税。这3项税收在全部税收收入中占11％，税率复杂多样，销售税的税率在1％－20％之间，各种税收豁免泛滥，对财政贡献很小。1983年改革间接税体系，实行税率统一为10％的增值税，在消费阶段征收，国内消费的商品除个别外几乎没有免税和低税率待遇。但是，未加工的食品和其他未经加工制造的主要商品不在征税之列，保护了穷人的利益。菲律宾也采用了10％税率的增值税。在泰国，增值税已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新加坡在80年代依然采用零售销售税，但1994年也进行了以建立商品服务税(即增值税，税率为3％)为中心的税制改革。

(二)降低所得税税率，同时削减优惠，扩大税基

旧税制采用税率较高的累进性所得税，同时提供了许多只有富人才能享受的免税和特惠规定，不仅导致普遍的不公平感，而且使各类经济活动、投资和企业组织形式之间真实税负差别很大，影响了经济主体的决策。另外，东盟为吸引外资和保留人才，也相应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税率，如印尼从10％－50％变为15％－35％，菲律宾从5％－60％降至1％－35％。在公司所得税方面，印尼从20％－45％降至15％－35％，马来西亚从45％降至35％，新加坡从40％降至31％。泰国虽曾提高税率，但1992年减征了个人及公司所得税。菲律宾1998年的税制改革继续降低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1998年从35％降为34％，1999年降为33％，2000年起降为32％。

为弥补财政收入减少的缺口，相应扩大了税基。主要是削减原有的扣除和豁免，对附加福利和资本收益课税，对自由职业者、农民、商人等难以征税的群体推行估算制度。例如，印尼将附加福利纳入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并限制对个人所得税的扣除优惠。同时为增大公司税税基，削减对企业的税收鼓励，又将国有企业收入包括到税基中。菲律宾对分公司的汇出利润税，1998年由原来的按扣除费用后计征改按扣除前计征，同时实行最低公司所得税制度，按税法计征的应纳税额占营业收入额不足2％的按2％缴纳。

(三)公司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协调一致，消除对股息的双重课税

股息的重复课税问题，表现在对公司所得课征公司所得税后，又在公司股东取得股息后课征个人所得税。这种重复课税使经济主体对企业组织形式和融资手段的选择受到扭曲，社会遭受无谓的效率损失。东盟主要利用差别税率制、股息扣除法、股息所得免税法、股息所得扣抵法等将股息与其他收入合并课征，来消除重复课税。

(四)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税制改革

东盟国家在1997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纷纷采取各种政治和经济措施以挽救经济，在财政方面实行增税减支的紧缩政策，同时也对包括进口原材料、中间产品的关税和投资收益课税等降低税率。受金融危机影响严重并向IMF求助的东盟国家，税制改革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定的框架内进行的，其核心内容在于开放国内市场，减少政府对民族工业的保护。

泰国在金融危机后及时调整税收政策，一方面提高汽油及一些奢侈品的税收，如规定每升汽油增收1株，啤酒增收3％，同时提高皮革服装的进口关税；另一方面，调整进出口税率，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如从1998年1月1日起，将塑料、黄豆的关税由40．5％和5％降低为35．25％和3％，停止向海外上市公司征收15％的资本利得税。印尼的重要涉税措施有：暂免大豆和部分船用设备的进口关税，降低具有出口潜力的商品出口关税，把享受优惠政策的商品由10种扩大到18种；取消对亏损严重的国营飞机制造厂和国民汽车项目的税收优惠。

受金融危机影响相对小、宏观和微观经济基本稳定的国家或地区的税制改革，偏重于通过减税优惠，扶持本地区家庭与企业渡过困境。

四、发展中国家税制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社会条件差别较大，但其税制改革基本符合国际税制改革的总趋势。从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的税制改革目标是：不管公司的组织形式如何，都对利润征税；降低所得税税率；个人所得实行综合税制；将资本利得并入所得税税基；接通货膨胀率调整所得税和利润税的税基；用增值税取代各种销售税；使利润税税率与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相等；将利息收入也纳入所得税税基；协调所得税和利润税，以制止企业增加债务融资的倾向。

发展中国家税制改革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在致力于改变税收结构，转向对消费课税；降低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率，同时扩大税基；税收征管具有显著的变化；强调税收的效率和中性；在公平方面，更强调横向公平而不再是纵向公平；减小税收的扭曲；鼓励自由市场活动。在具体措施上，主要是开征增值税，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利润税的税率，拓宽所得税和利润税的税基，随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建立税收征管制度，适当降低关税。这些税制改革经验，与我国前一阶段的税制改革相似，并对我国下一步税制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针对许多企业为偷税和避税而有意造成假亏损或转移资金等情况，我国可参照墨西哥等国经验，对企业开征资产税作为所得税的补充。以企业实际资产价值为税基，税率可定为2％，当企业因亏损而不缴纳所得税时，则缴纳资产税；当企业有盈利要缴纳所得税时，可以抵掉以前缴纳的资产税。或参考玻利维亚的做法，征收推定公司所得税，对公司净值征收，每年评估一次，税率可定为1％－3％。

——在扩大税基、规范税率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制度，努力实现公司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的一致，使个人所得和企业所得负担大致同等的税收，并避免股利等所得的双重课税。在社会公平方面，更注重横向公平，以“大致的公平”取代绝对的纵向与横向公平。提高个人所得税免税额，减轻工薪收入纳税人的税负。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即将加入WTO，对外投资增加和跨国公司的发展，所得税应转向综合所得税制。

——建立在通货膨胀时期避免实际税收收入减少的制度。比如可以建立预付制来征收企业所得税；缩短评定期和纳税申报期，提高纳税的频率；实行税款支付指数化，在计算税款时，计账单位不用法定偿付手段，而是用一种可根据物价指数调整的财政或税务计量单位。通过这些财政保护制度，可避免在高通货膨胀时期蒙受税收损失。

——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实行全面征收原则。即无论什么行业，只要从事商品生产、销售和提供劳务，就要缴纳增值税，以降低纳税人避税和逃税的机会，并尽可能减少增值税税率的档次。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增强增值税的中性，简化对小额纳税人的管理。

税制改革范文篇3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经济全球化国际税收竞争企业所得税

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逐渐形成了差异性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目前，适用于内外资的两套税法分别执行10年和13年。此间，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国内看，随着入世和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确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成为我国的新发展战略思路，经济增长主要方式由粗放型变为以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为主体的集约型。从国际上看，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各国为吸引跨国投资展开了激烈的税收竞争，呈现以减税为主要特点的世界性税制改革浪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和两种企业所得税制的实践证明，现行差异性企业所得税制，既难以满足科学应对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各国税制改革挑战的需要，也难以满足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违背了加入WTO的基本原则和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基于此，统筹考虑国内外新形势的变化与发展，借鉴国际税改经验，以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全球化为两大时代依据研究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的现实意义日渐凸显出来。

一、方向性依据：现行企业所得税制的诸多缺陷充分表明，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企业所得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时展的必然选择

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新的发展战略思路，它是针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其基本内容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它的立足点仍然是发展，但这种发展又是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新形势下财税政策促进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调节收入分配三大重要功能，明确提出以“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作为新一轮税改的基本原则，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经济发展。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运用科学发展观重新审视新一轮税制改革和我国现行税制存在的问题与缺陷，需要进一步加快税制改革的步伐。一个简化而公平的税制、一个以低税轻负为特征同时又强调严格征管的税制，无疑能在市场经济发展与经济全球化深化的新阶段中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得税是实现经济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手段，其调节作用直观而有效。毫无疑问，科学发展观必然成为我国企业所得税制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具体来说，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企业所得税制改革，必须体现以下四个要点：

要点之一：必须体现以人为本这一本质要求。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保障人民群众的各方面权益，调动积极性，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就企业所得税制改革来说，以人为本的一个重要体现就要突出以纳税人为本，改革首先要关注纳税人的权益，企业所得税调整的对象是国家和纳税人两者利益，一个好的企业所得税制必然有利于调动纳税人的积极性和吸引投资者。而在实践中则有以下三点与其相悖。一是在立法层面上。现行法律法规关注纳税人与征税机关双方权益较多，但从纳税人与国家关系的角度关注纳税人权益欠缺。内资企业所得条例立法级次还较低，所得税政策过于凌乱，大量规章、规范性文件充斥实际工作，税法解释在权限、程序等方面也都比较混乱，且立法解释较少、行政解释较多，在实际工作中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和运用存在各取所需、执法不一的现象。二是在吸引外资层面上。多年来，我国吸收外资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一直高居榜首，这与我国在外资所得税税制方面采取降低税率、减免税、再投资退税等优惠政策具有重要关系，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投资主体为标准的优惠政策其潜在的问题和矛盾也日益突出，新的所得税制必须创造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实现以环境优势有效引进外资。三是在税征管层面上。申报项目过于复杂、征管上审批项目过多，没有能体现以人为本的要求，必须要减化办税流程，减少审批项目，体现征管的人性化。

要点之二：必须体现全面发展的要求。全面发展是针对片面发而言的，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对于税收来说，要依据经济发展的实际与趋势，寻求税收增长与GDP增长良性循环的最佳结合点。企业所得税对经济发展的调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改革完善企业所得税就要将其放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视角下来审视，就不能仅局限于企业所得税一个税种的改革，而要把眼光投到其所能影响和触及的所有层面。要从对企业的发展、投资、经营、运转、竞争力及税制对经济反作用等方面来看，要将其放在整体税制改革中，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提高纳税遵从度来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一个国家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大企业的数量和效益，企业整体的竞争力水平也决定着国家竞争力，而企业竞争力和发展又与企业所得税紧密相联。企业所得税扣除项目的多少、税率的高低对一个企业乃至整个社会都会产生影响。如瑞典的国际竞争力在全球排名大多在前五名，其得益于斯德哥尔摩的竞争力,斯德哥尔摩的竞争力得益于爱立信，爱立信的发展又得益于一个适宜的税收制度。而当前我国现行两套所得税法实践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影响了企业竞争力，进而限制了所得税调控作用的发挥，束缚了城市和国家竞争力，必须进行调整解决。

要点之三：必须体现协调发展的要求。协调发展是在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做到“五个统筹”，推进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企业所得税涉及东西部发展、内外资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等若干方面，改革企业所得税也必须遵循协调发展原则。而当前，所得税制体系不协调、顾此失彼的现象却依然存在，如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的协调不够，造成因投资主体不同而税负不同的现象；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所得税制不协调，造成外资税负低于内资；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所得税不协调，造成非国有企业税负低于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所得税不协调，此外，所得税法体系与民商法等其他法律体系之间、所得税法与科技创新、经济结构调整等经济关系之间协调不够，这都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公平市场的形成。可见，如果在企业所得税改革不贯彻协调的要求，那么新的所得税改革很难说是成功的。

要点之四：必须体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可持续发展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当期和未来发展的协调，当前发展不能影响未来的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不能只顾眼前，靠对资源的消耗、土地的占用、环境的破坏来获得经济的发展。企业所得税在承担调控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责无旁贷的任务，而当前限制高能耗、高污染等不符合人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行业发展在税收上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对于能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的行业发展税收鼓励措施还不够到位，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认识和运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综观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税收政策，同时运用税收优惠和税收限制是其一个突出特点，从一定意义上讲，税收优惠和税收限制具有相同的政策效应，我国在运用税收优惠过程中应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经验积极运用税收限制政策，体现税收政策方向。同时企业所得税制改革要为科学发展服务，要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增强企业后劲服务，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根据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世界经济发展通过技术开发获得的利益比重越来越大，一般性制造加工业的利润比重越来越低。而当前我国企业对科研开发的投入太低，创新不够，其投入比重甚至比我国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还低，这与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视技术开发的战略相去甚远。企业所得税制作为与企业投资选择、生产经营、技术研究和科技创新密切相关的一个税种，必须对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技术进步充分发挥引导、促进作用。在我们整体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应把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国际竞争力作为一个国策，使我国经济增长由传统产业优势转到依靠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轨道上来，这是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所必须的。

二、趋势化依据：在充分审视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发展大潮的基础上，采取认同、借鉴、接轨、补缺四大策略加以应对，是新一轮企业所得税制改革的内在要求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它深刻地制约影响着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而税收竞争则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下国际税收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我们必须面对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税收竞争加剧的态势和各国税制改革动向的前提下，按照现代市场经济规律与WTO原则的要求来对企业所得税进行调整和改革，以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1、认同：经济全球化促使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必须融入国际税收竞争大潮中。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不仅意味着各国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也意味着各国间竞争的加剧。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全球化推动各国按照比较优势的机制，在越来越宽广的领域里以平等身份进入世界市场竞争。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是强者的全球化，一个独立于世界经济主流之外的国家，是很难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也是很难提高其经济竞争力的。中国选择直面迎接挑战，也是顺应潮流，时势使然。要建立一个在全球化环境中同样能取得成功的经济体系，它要求突破国界局限，融入全球化竞争，才能确保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和长远持续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竞争不仅表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也表现为各国为吸引外国投资而展开的激烈竞争，各国在税制改革过程中不断加剧的税收竞争就是这种竞争的一种体现。虽然影响跨国投资地区选择的因素很多，但税收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其他方面的投资环境差别不大的情况下，税收尤其是与投资回报密切相关的企业所得税，对跨国投资的影响甚为显著。同样，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所得税制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要求我们既要强化宏观调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又要适应国际趋同化、多边协调性趋势，从结构性调整、制度化创新着眼，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关键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制订新的措施。

2、借鉴：经济全球化促使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必须借鉴世界税制改革的新动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减税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公司所得税税制改革的主旋律。以降低税率、减少优惠、扩大税基为特点的公司所得税改革，其发展趋势呈现了趋同化趋势，一是税收比率趋同，减少所得税税率档次；二是税制结构趋同，拓宽所得税税基；三是提倡适度干预、追求横向公平、经济效率与税制效率并重。美国前总统里根在1986年推行减税政策时讲了两名话，至今令人深省。一是美国通过改革保持美国的创新精神；二是提高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减税政策对美国IT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成为其一个支柱产业。以减税为主要内容的税制改革措施，加剧了以吸引外国投资为重点的国际税收竞争。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新加坡等也纷纷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许多国家的公司所得税税率降到了30%以下。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竞争加剧，通过减税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是应对世界性的经济增速滑坡，把减税作为刺激需求和扩大投资的重要手段。世界性减税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吸引外资的税收优势，弱化了我国所得税制对外资的吸引力，同时也进一步加大了我国所得税制改革的紧迫性，影响改革方向，要求我们要借鉴国际经验，充分考虑世界减税大潮，从保持原税负的原则下走出来，鼓励创新，创造吸引外资新优势，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从而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外向型战略调整和战略转移。

3、接轨：经济全球化促使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必须与国际惯例接轨。经济全球化要求与国际惯例接轨，而国际惯例的集中体现就是WTO，作为国际贸易条约群体，WTO要求各成员必须遵守有关的“游戏规则”，如：无歧视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互惠原则、关税减让原则、取消非关税壁垒原则和透明度原则。入世要求我们在遵守国际规则，履行国际义务方面遵循其强制性约束，包括企业所得税在内的税收法规必须符合世贸组织的要求和我国做出的承诺，而我国现行两套企业所得税法、两类优惠措施直接违背WTO的无歧视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同时市场竞争要求公平竞争，税负公平是公平竞争的重要保证，企业所得税是纳税人税收负担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平竞争、公平税负要求各类企业的所得税在税率、税基、优惠政策等方面享有同等待遇，而我国现行两套税法直接导致因投资主体不同而税负不一，与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相背离，减少了内资企业的赢利水平，直接削弱了企业的实力。因此我们要在考虑国情和遵守规则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加快现行所得税制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步伐。

4、补缺：经济全球化促使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必须从微观角度发现缺陷，加以弥补。用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来考察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其还存在以下缺陷。一是占总收入比重小。从收入规模上看，我国所得税的占税收总比重仅为20%左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所占一半以上比重，也与所得税作为我国第二大税种的地位不相匹配。且所得税收入的增长落后于整体税收收入的增长，内资企业所得税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外资，这既有企业效益不佳，又有内外资企业税制差异过大，优惠政策不合理，削弱公平竞争基础等原因，使所得税对经济发展的自动调节的功能作用难以发挥。二是企业实际税负重。我国名义宏观税负低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但企业实际税收负担水平明显偏重，从企业所得税来看，其法定税率为33%，明显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德国是25%，澳大利亚28%（5年内降为21%），英、日等国是30%，美国实行的是15%、18%、25%、33%的四级超额累进税率，前三档都比我国低，最高边际税率才与我国相同，再考虑我国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扣除少的情况，企业的税收负担还要更重。从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看，负担过重，也会直接影响企业发展的后劲，制约经济发展。三是内外税制差异明显。在应纳税所得额上存在坏账处理、利息支出、业务招待费、工资福利支出、捐赠支出等若干项目税前扣除标准不同；在资产的税务处理上存在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和净残值率不同；在优惠目标、内容、形式、程度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总体上是外资宽于内资，导致外资税负低于内资税负，不利于公平竞争，且造成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假合资企业，造成了国家税款的大量流失。此外，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企业财务会计制度，两者的差异造成纳税人税基确定比较混乱。四是身份界定不科学。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税法明确以法人作为公司所得税的纳税人，对不构成企业法人的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征收个人所得税。而我国以“企业”为其纳税人，缺乏法律依据，界定不清。五是分享制度不明晰。现行所得制是以企业隶属关系来划分收入归属权和征管权，而实践中，企业兼并、改组隶属关系几经调整，难以界定分税的明确范围，违背了分税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实施，削弱了企业所得税的宏观调控能力，必须按经济全球化这一潮流对缺漏进行弥补，在新一轮改革中进行完善。

三、可行性前瞻：在科学发展观和经济全球化视角下，从规范立法执法、提升竞争力、调整优惠方式、统筹配套措施四大层面构建政策取向框架，是新一轮企业所得税制改革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税改的具体实施提出了“稳步推进”的明确要求，这充分反映了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全面性和协调性的特征，深刻体现了税改必须充分考虑各种制约因素并逐步实现优化的精髓思想，反映了在错综复杂的发展进程中对各方利益的平衡。与此相适应，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制改革必须立足国情，按经济规律事，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总体目标，体现经济发展的前景和方向，同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坚持“简化税制，扩大税基，降低税率，提高效率”的总体思路，按统一税负、统一优惠、规范透明、公平竞争的原则，在探索中稳步推进改革。

（一）在立法执法方面。

1、在立法层面上。一是立法层次要高。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必须由全国人大制定，从而提高两法合并后法律的效力。目前现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基本与国际惯例贴近，应以该法为蓝本，在合并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基础上，以纳税人为本，通过改革和完善，建立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二是立法授权要细化。全国人大应规范税法的授权，要对授权的内容、范围、目的尽可能细化，并且授权只能限于具体的、个别的项目，防止行政法规对税收法律所确定的课税要素予以变更，减少大量规章、规范性文件充斥实际工作的状况。三是现有法规要清理。对现有的规章、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将一些规范、合理、长期有效的规定上升为行政法规。四是税法解释要规范。要改革现行企业所得税法解释，明确税法解释权限、前提和范围，要建立税法解释草案法制审查机制和集体审议税法解释草案制度，及时公布新的税法解释等。

2、在执法层面上。考虑以人为本的要求，改革企业所得税要站在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切入纳税人的关注点，既要保护国家利益又要考虑纳税人的利益。一是要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要关注纳税人的权益，减化所得税审批手续。二是要建立完善有效的税务管理体系，提高税收管理水平。要改变传统的监控观念，确立以税务审计和审核评税为基础，稽查和反避税为重点的税收监控思路。三是加大涉税犯罪打击力度，完善税务违法处罚体系，使纳税人对偷税不敢为、不能为、不愿为，提高纳税遵从度。

（二）在提升企业竞争力方面。

1、科学界定纳税人，建立法人所得税制度。一是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经验，以法人所得税替代企业所得税。内外两套所得税制合并后的纳税人应界定为取得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兼用注册登记标准和住所标准确定居民和非居民法人，不再区分级次、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只要其有所得，都应当依法缴纳法人所得税。法人所得税纳税人的确定，以民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为依据，界定清晰，解决长期以来法律依据不足，划分不清的问题。二是对无法人身份的分支公司应明确以总公司为纳税人，由此带来的地方所得税收入转移问题可通过财政再分配等途径解决，对外国公司在华分支机构可直接明确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三是借鉴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普遍做法，对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纳税人，用个人所得税进行调节。目前公司法、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法的实施，为规范企业所得税，演进为法人所得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综合内外形势，调整税收负担水平。根据我国现行税负水平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和世界税制改革的基本趋势，确定法人所得税负担的原则应是：拓宽税基、降低税率、减少优惠、基本保持略低于现行总体税负水平。建议，法人所得税实行比例税率，基本税率为25%左右，从而降低税负，提高企业发展后劲。其理由：一是按科学发展的要求，从实际出发，这与我国现行内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大体相当符合当前发展水平，合并后优惠政策有所减少，新税法的名义税率有所降低，但不能影响国家以该税种进行宏观调控能力；二是考虑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税负平衡并略低，日本为37%、韩国为34%、新加坡为27%，泰国为30%，税负低于周边国家，有利于我国吸引外资和加强国际竞争；三是考虑到财政承受能力，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在增加企业竞争力的同时，不至于对国家财政造成重大影响。另对中小企业单独设置一档较低税率，如年应纳税所得额在10万元以下的税率为15%，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3、适应科学发展要求，统一两法税基。具体来说，应税收入范围应为中国境内所有法人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税前扣除范围和标准应统一列支口径，同时适应现代企业制度和技术进步的要求，充分体现纳税人的劳动补偿、资本补偿、技术补偿和风险补偿。一是工资福利费用。取消计税工资的规定，统一工资费用扣除办法，允许所有企业工资费用按实际支出全额扣除。二是固定资产折旧和科技开发费用。这是国有大中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技术密集型企业的主要成本支出，贯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体现产业政策，要提高直线折旧的折旧率，对高新技术产业、基础工业等更新速度快、需要鼓励发展的产业实行加速折旧。所有技术开发费用允许全额在税前扣除，鼓励企业技术创新。三是预防资本弱化。凡投资者实际出资在国家规定比例范围内的所有企业利息费用均可税前扣除。四是公益捐赠。对公益性救济捐赠应予鼓励，应取消捐赠限额，按现行外资标准，据实全额扣除。五是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无节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不利于企业发展，也是对税基的侵蚀，在具体扣除比例上应区分行业和类别，按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确定不同地标准，超过部分允许向以后年度结转。六是资产计价和各种风险准备金提取。应该考虑市场机制的作用和价格行情的变化，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企业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准则做出的合理制度选择，避免虚盈实税，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三）在税收优惠方面。

正如前文所述，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税收优惠是弥补市场缺陷的一个重要政策手段，要从国情出发，考虑整体投资环境，按照清理、规范、优化的原则三措并举统一调整所得税优惠方式。

1、清理。按市场机制的要求，宽税基，低税率，已充分体现出轻税政策，统一的税收优惠应以公平税负为基本出发点，不必要的优惠项目应该取消。一是对现行政策对劳动就业企业、校办企业、民政福利企业等照顾性、福利性、补贴性优惠政策应清理取消，由财政支出或社会保障解决。因为这类优惠不仅超越了税收职能，使税收承担了财政及社会保障的部分职能，也导致大量假民政、假校办企业的发生，扰乱市场秩序。二是对内资企业普遍性的低税率、宽扣除、不分项目再投资退税等应清理取消。三是对区域性优惠措施、非国有经济尤其是三资企业的税收优惠要清理，对导向不突出、一般生产性经营项目的优惠应予取消。四是再投资退税不应适用于所有项目，而应是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科技含量高且达到一定规模的项目给予退税优惠。

2、规范。一是按国民待遇原则要求，对内外资企业要实行基本相同的优惠待遇，但为保证平衡过渡，应分步实施，逐步到位，对新税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可在一定时期内实行超税负返还的政策，以保持政策连续性和外商吸引力。二是要改变减免税期的计算方法，把“从开始获利年度”改为“从开业年度起”，避免企业投机取巧，促进企业加强管理，获取效益。三是可对税收优惠单独制定法规，制订权限要收归中央，将税收优惠的具体内容、范围、措施、时限、管理权限、审批程序以及有关权利与义务等项目，集中在一个法规文本中，定期修订公布，保证政令统一，增强政策的透明度。

3、优化。一是突出产业优惠为主与地区优惠为辅、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相协调的原则，调整政策导向。一方面由区域性优惠向产业优惠转移，增加产业倾斜度，鼓励对能源、交通、水利、IT、环保、生物工程、新材料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的投资，体现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另一方面配合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将区域发展导向由东部沿海转向中西部和东北，但要改变西部大开发等地区单纯的区域优惠政策，鼓励向西部的生态农业、能源矿产业等优势产业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等急需发展产业投资，促进发展。二是配合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积极运用税收限制政策。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企业所得税改革应充分考虑环境保护方面的内容，加大税收政策对破坏环境行为的限制。如对以环保目的进行生产技术革新、产品结构调整的行为给予企业所得税抵免；对企业治污设备及生活污水处理厂、废弃垃圾处理场实施加速折旧等。三是转换税收优惠方式，由直接为主转向间接为主。借鉴国外经验，在采用直接定期、定额减免税和低税率的同时，更多地采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专项扣除、亏损结转、再投资退税、税前列支等间接优惠方式，使外国投资者能避开国际税收因素的影响，真正获得税收优惠，以达到鼓励投资的目的，体现产业导向。四是实施跨国投资优惠策略。研究和借鉴国外经验，健全针对国际税源有关税收政策，包括内资企业对外投资税收政策，企业跨国重组的税收政策、集团税收政策等，提高国际税收协调水平，解决国际双重或多重征税问题和国际避税。

（四）在配套措施方面

企业所得税制改革与完善，必须把其放在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整体框架中，统筹处理好四个关系。

1、统筹处理法人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的关系。随着民间投资特别是个人投资占社会总投资比重的逐渐增加，亟需加大所得税的广度和深度，将一切有经营所得的自然人和法人一律纳入所得税的课征范围。为此，必须要有统一协调的所得税税制结构。一是从课税范围看。将一切有经营得的自然人和法人一律纳入所得税的课征范围，弥补原有税制下可能出现的漏洞。二是从税基上看。改目前两税应税所得分项正列举法为反列举法，凡是没有规定免税的所得项目都应纳税。这样可以扩大税基，避免对未列举的所得课税时的法律障碍。三是从税收负担上看。在降低法人所得税税率的同时，应相应调整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结构，使两税的总体负担基本协调，避免纳税人利用税率差别避税。四是从消除双重课税上看。对自然人或法人来源于税后分得的利润、红利和股息所得，原则上只负担一种所得税，可以考虑采取抵免的办法，尽可能避免双重课税。

2、统筹所得税与流转税的关系。流转税在收入流程中的第一征税环节，所得税是紧跟其后的第二征税环节，要求国家税制改革时要合理确定两大税类构成的总体税负，保持全体税类在总体税负上的合理性。同时要通过改革，平衡所得税和流转税两者在总体税负中的比重，因为不同的税种有不同的政策目标，调整不同的利益，发挥不同的作用，总的要求要降低流转税的总体税负，提高所得税的整体税负。

税制改革范文篇4

一、方向性依据：现行企业所得税制的诸多缺陷充分表明，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企业所得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时展的必然选择

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新的发展战略思路，它是针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其基本内容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它的立足点仍然是发展，但这种发展又是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新形势下财税政策促进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调节收入分配三大重要功能，明确提出以“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作为新一轮税改的基本原则，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经济发展。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运用科学发展观重新审视新一轮税制改革和我国现行税制存在的问题与缺陷，需要进一步加快税制改革的步伐。一个简化而公平的税制、一个以低税轻负为特征同时又强调严格征管的税制，无疑能在市场经济发展与经济全球化深化的新阶段中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得税是实现经济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手段，其调节作用直观而有效。毫无疑问，科学发展观必然成为我国企业所得税制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具体来说，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企业所得税制改革，必须体现以下四个要点：

要点之一：必须体现以人为本这一本质要求。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保障人民群众的各方面权益，调动积极性，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就企业所得税制改革来说，以人为本的一个重要体现就要突出以纳税人为本，改革首先要关注纳税人的权益，企业所得税调整的对象是国家和纳税人两者利益，一个好的企业所得税制必然有利于调动纳税人的积极性和吸引投资者。而在实践中则有以下三点与其相悖。一是在立法层面上。现行法律法规关注纳税人与征税机关双方权益较多，但从纳税人与国家关系的角度关注纳税人权益欠缺。内资企业所得条例立法级次还较低，所得税政策过于凌乱，大量规章、规范性文件充斥实际工作，税法解释在权限、程序等方面也都比较混乱，且立法解释较少、行政解释较多，在实际工作中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和运用存在各取所需、执法不一的现象。二是在吸引外资层面上。多年来，我国吸收外资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一直高居榜首，这与我国在外资所得税税制方面采取降低税率、减免税、再投资退税等优惠政策具有重要关系，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投资主体为标准的优惠政策其潜在的问题和矛盾也日益突出，新的所得税制必须创造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实现以环境优势有效引进外资。三是在税征管层面上。申报项目过于复杂、征管上审批项目过多，没有能体现以人为本的要求，必须要减化办税流程，减少审批项目，体现征管的人性化。

要点之二：必须体现全面发展的要求。全面发展是针对片面发而言的，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对于税收来说，要依据经济发展的实际与趋势，寻求税收增长与GDP增长良性循环的最佳结合点。企业所得税对经济发展的调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改革完善企业所得税就要将其放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视角下来审视，就不能仅局限于企业所得税一个税种的改革，而要把眼光投到其所能影响和触及的所有层面。要从对企业的发展、投资、经营、运转、竞争力及税制对经济反作用等方面来看，要将其放在整体税制改革中，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提高纳税遵从度来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一个国家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大企业的数量和效益，企业整体的竞争力水平也决定着国家竞争力，而企业竞争力和发展又与企业所得税紧密相联。企业所得税扣除项目的多少、税率的高低对一个企业乃至整个社会都会产生影响。如瑞典的国际竞争力在全球排名大多在前五名，其得益于斯德哥尔摩的竞争力,斯德哥尔摩的竞争力得益于爱立信，爱立信的发展又得益于一个适宜的税收制度。而当前我国现行两套所得税法实践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影响了企业竞争力，进而限制了所得税调控作用的发挥，束缚了城市和国家竞争力，必须进行调整解决。

要点之三：必须体现协调发展的要求。协调发展是在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做到“五个统筹”，推进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企业所得税涉及东西部发展、内外资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等若干方面，改革企业所得税也必须遵循协调发展原则。而当前，所得税制体系不协调、顾此失彼的现象却依然存在，如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的协调不够，造成因投资主体不同而税负不同的现象；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所得税制不协调，造成外资税负低于内资；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所得税不协调，造成非国有企业税负低于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所得税不协调，此外，所得税法体系与民商法等其他法律体系之间、所得税法与科技创新、经济结构调整等经济关系之间协调不够，这都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公平市场的形成。可见，如果在企业所得税改革不贯彻协调的要求，那么新的所得税改革很难说是成功的。

要点之四：必须体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可持续发展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当期和未来发展的协调，当前发展不能影响未来的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不能只顾眼前，靠对资源的消耗、土地的占用、环境的破坏来获得经济的发展。企业所得税在承担调控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责无旁贷的任务，而当前限制高能耗、高污染等不符合人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行业发展在税收上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对于能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的行业发展税收鼓励措施还不够到位，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认识和运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综观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税收政策，同时运用税收优惠和税收限制是其一个突出特点，从一定意义上讲，税收优惠和税收限制具有相同的政策效应，我国在运用税收优惠过程中应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经验积极运用税收限制政策，体现税收政策方向。同时企业所得税制改革要为科学发展服务，要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增强企业后劲服务，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根据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世界经济发展通过技术开发获得的利益比重越来越大，一般性制造加工业的利润比重越来越低。而当前我国企业对科研开发的投入太低，创新不够，其投入比重甚至比我国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还低，这与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视技术开发的战略相去甚远。企业所得税制作为与企业投资选择、生产经营、技术研究和科技创新密切相关的一个税种，必须对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技术进步充分发挥引导、促进作用。在我们整体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应把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国际竞争力作为一个国策，使我国经济增长由传统产业优势转到依靠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轨道上来，这是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所必须的。

二、趋势化依据：在充分审视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发展大潮的基础上，采取认同、借鉴、接轨、补缺四大策略加以应对，是新一轮企业所得税制改革的内在要求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它深刻地制约影响着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而税收竞争则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下国际税收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我们必须面对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税收竞争加剧的态势和各国税制改革动向的前提下，按照现代市场经济规律与WTO原则的要求来对企业所得税进行调整和改革，以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1、认同：经济全球化促使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必须融入国际税收竞争大潮中。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不仅意味着各国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也意味着各国间竞争的加剧。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全球化推动各国按照比较优势的机制，在越来越宽广的领域里以平等身份进入世界市场竞争。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是强者的全球化，一个独立于世界经济主流之外的国家，是很难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也是很难提高其经济竞争力的。中国选择直面迎接挑战，也是顺应潮流，时势使然。要建立一个在全球化环境中同样能取得成功的经济体系，它要求突破国界局限，融入全球化竞争，才能确保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和长远持续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竞争不仅表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也表现为各国为吸引外国投资而展开的激烈竞争，各国在税制改革过程中不断加剧的税收竞争就是这种竞争的一种体现。虽然影响跨国投资地区选择的因素很多，但税收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其他方面的投资环境差别不大的情况下，税收尤其是与投资回报密切相关的企业所得税，对跨国投资的影响甚为显著。同样，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所得税制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要求我们既要强化宏观调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又要适应国际趋同化、多边协调性趋势，从结构性调整、制度化创新着眼，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关键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制订新的措施。

2、借鉴：经济全球化促使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必须借鉴世界税制改革的新动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减税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公司所得税税制改革的主旋律。以降低税率、减少优惠、扩大税基为特点的公司所得税改革，其发展趋势呈现了趋同化趋势，一是税收比率趋同，减少所得税税率档次；二是税制结构趋同，拓宽所得税税基；三是提倡适度干预、追求横向公平、经济效率与税制效率并重。美国前总统里根在1986年推行减税政策时讲了两名话，至今令人深省。一是美国通过改革保持美国的创新精神；二是提高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减税政策对美国IT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成为其一个支柱产业。以减税为主要内容的税制改革措施，加剧了以吸引外国投资为重点的国际税收竞争。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新加坡等也纷纷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许多国家的公司所得税税率降到了30%以下。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竞争加剧，通过减税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是应对世界性的经济增速滑坡，把减税作为刺激需求和扩大投资的重要手段。世界性减税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吸引外资的税收优势，弱化了我国所得税制对外资的吸引力，同时也进一步加大了我国所得税制改革的紧迫性，影响改革方向，要求我们要借鉴国际经验，充分考虑世界减税大潮，从保持原税负的原则下走出来，鼓励创新，创造吸引外资新优势，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从而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外向型战略调整和战略转移。

3、接轨：经济全球化促使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必须与国际惯例接轨。经济全球化要求与国际惯例接轨，而国际惯例的集中体现就是WTO，作为国际贸易条约群体，WTO要求各成员必须遵守有关的“游戏规则”，如：无歧视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互惠原则、关税减让原则、取消非关税壁垒原则和透明度原则。入世要求我们在遵守国际规则，履行国际义务方面遵循其强制性约束，包括企业所得税在内的税收法规必须符合世贸组织的要求和我国做出的承诺，而我国现行两套企业所得税法、两类优惠措施直接违背WTO的无歧视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同时市场竞争要求公平竞争，税负公平是公平竞争的重要保证，企业所得税是纳税人税收负担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平竞争、公平税负要求各类企业的所得税在税率、税基、优惠政策等方面享有同等待遇，而我国现行两套税法直接导致因投资主体不同而税负不一，与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相背离，减少了内资企业的赢利水平，直接削弱了企业的实力。因此我们要在考虑国情和遵守规则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加快现行所得税制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步伐。

4、补缺：经济全球化促使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必须从微观角度发现缺陷，加以弥补。用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来考察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其还存在以下缺陷。一是占总收入比重小。从收入规模上看，我国所得税的占税收总比重仅为20%左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所占一半以上比重，也与所得税作为我国第二大税种的地位不相匹配。且所得税收入的增长落后于整体税收收入的增长，内资企业所得税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外资，这既有企业效益不佳，又有内外资企业税制差异过大，优惠政策不合理，削弱公平竞争基础等原因，使所得税对经济发展的自动调节的功能作用难以发挥。二是企业实际税负重。我国名义宏观税负低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但企业实际税收负担水平明显偏重，从企业所得税来看，其法定税率为33%，明显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德国是25%，澳大利亚28%（5年内降为21%），英、日等国是30%，美国实行的是15%、18%、25%、33%的四级超额累进税率，前三档都比我国低，最高边际税率才与我国相同，再考虑我国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扣除少的情况，企业的税收负担还要更重。从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看，负担过重，也会直接影响企业发展的后劲，制约经济发展。三是内外税制差异明显。在应纳税所得额上存在坏账处理、利息支出、业务招待费、工资福利支出、捐赠支出等若干项目税前扣除标准不同；在资产的税务处理上存在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和净残值率不同；在优惠目标、内容、形式、程度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总体上是外资宽于内资，导致外资税负低于内资税负，不利于公平竞争，且造成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假合资企业，造成了国家税款的大量流失。此外，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企业财务会计制度，两者的差异造成纳税人税基确定比较混乱。四是身份界定不科学。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税法明确以法人作为公司所得税的纳税人，对不构成企业法人的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征收个人所得税。而我国以“企业”为其纳税人，缺乏法律依据，界定不清。五是分享制度不明晰。现行所得制是以企业隶属关系来划分收入归属权和征管权，而实践中，企业兼并、改组隶属关系几经调整，难以界定分税的明确范围，违背了分税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实施，削弱了企业所得税的宏观调控能力，必须按经济全球化这一潮流对缺漏进行弥补，在新一轮改革中进行完善。

三、可行性前瞻：在科学发展观和经济全球化视角下，从规范立法执法、提升竞争力、调整优惠方式、统筹配套措施四大层面构建政策取向框架，是新一轮企业所得税制改革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税改的具体实施提出了“稳步推进”的明确要求，这充分反映了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全面性和协调性的特征，深刻体现了税改必须充分考虑各种制约因素并逐步实现优化的精髓思想，反映了在错综复杂的发展进程中对各方利益的平衡。与此相适应，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制改革必须立足国情，按经济规律事，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总体目标，体现经济发展的前景和方向，同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坚持“简化税制，扩大税基，降低税率，提高效率”的总体思路，按统一税负、统一优惠、规范透明、公平竞争的原则，在探索中稳步推进改革。

（一）在立法执法方面。

1、在立法层面上。一是立法层次要高。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必须由全国人大制定，从而提高两法合并后法律的效力。目前现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基本与国际惯例贴近，应以该法为蓝本，在合并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基础上，以纳税人为本，通过改革和完善，建立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二是立法授权要细化。全国人大应规范税法的授权，要对授权的内容、范围、目的尽可能细化，并且授权只能限于具体的、个别的项目，防止行政法规对税收法律所确定的课税要素予以变更，减少大量规章、规范性文件充斥实际工作的状况。三是现有法规要清理。对现有的规章、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将一些规范、合理、长期有效的规定上升为行政法规。四是税法解释要规范。要改革现行企业所得税法解释，明确税法解释权限、前提和范围，要建立税法解释草案法制审查机制和集体审议税法解释草案制度，及时公布新的税法解释等。

2、在执法层面上。考虑以人为本的要求，改革企业所得税要站在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切入纳税人的关注点，既要保护国家利益又要考虑纳税人的利益。一是要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要关注纳税人的权益，减化所得税审批手续。二是要建立完善有效的税务管理体系，提高税收管理水平。要改变传统的监控观念，确立以税务审计和审核评税为基础，稽查和反避税为重点的税收监控思路。三是加大涉税犯罪打击力度，完善税务违法处罚体系，使纳税人对偷税不敢为、不能为、不愿为，提高纳税遵从度。

（二）在提升企业竞争力方面。

1、科学界定纳税人，建立法人所得税制度。一是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经验，以法人所得税替代企业所得税。内外两套所得税制合并后的纳税人应界定为取得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兼用注册登记标准和住所标准确定居民和非居民法人，不再区分级次、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只要其有所得，都应当依法缴纳法人所得税。法人所得税纳税人的确定，以民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为依据，界定清晰，解决长期以来法律依据不足，划分不清的问题。二是对无法人身份的分支公司应明确以总公司为纳税人，由此带来的地方所得税收入转移问题可通过财政再分配等途径解决，对外国公司在华分支机构可直接明确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三是借鉴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普遍做法，对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纳税人，用个人所得税进行调节。目前公司法、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法的实施，为规范企业所得税，演进为法人所得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综合内外形势，调整税收负担水平。根据我国现行税负水平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和世界税制改革的基本趋势，确定法人所得税负担的原则应是：拓宽税基、降低税率、减少优惠、基本保持略低于现行总体税负水平。建议，法人所得税实行比例税率，基本税率为25%左右，从而降低税负，提高企业发展后劲。其理由：一是按科学发展的要求，从实际出发，这与我国现行内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大体相当符合当前发展水平，合并后优惠政策有所减少，新税法的名义税率有所降低，但不能影响国家以该税种进行宏观调控能力；二是考虑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税负平衡并略低，日本为37%、韩国为34%、新加坡为27%，泰国为30%，税负低于周边国家，有利于我国吸引外资和加强国际竞争；三是考虑到财政承受能力，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在增加企业竞争力的同时，不至于对国家财政造成重大影响。另对中小企业单独设置一档较低税率，如年应纳税所得额在10万元以下的税率为15%，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3、适应科学发展要求，统一两法税基。具体来说，应税收入范围应为中国境内所有法人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税前扣除范围和标准应统一列支口径，同时适应现代企业制度和技术进步的要求，充分体现纳税人的劳动补偿、资本补偿、技术补偿和风险补偿。一是工资福利费用。取消计税工资的规定，统一工资费用扣除办法，允许所有企业工资费用按实际支出全额扣除。二是固定资产折旧和科技开发费用。这是国有大中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技术密集型企业的主要成本支出，贯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体现产业政策，要提高直线折旧的折旧率，对高新技术产业、基础工业等更新速度快、需要鼓励发展的产业实行加速折旧。所有技术开发费用允许全额在税前扣除，鼓励企业技术创新。三是预防资本弱化。凡投资者实际出资在国家规定比例范围内的所有企业利息费用均可税前扣除。四是公益捐赠。对公益性救济捐赠应予鼓励，应取消捐赠限额，按现行外资标准，据实全额扣除。五是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无节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不利于企业发展，也是对税基的侵蚀，在具体扣除比例上应区分行业和类别，按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确定不同地标准，超过部分允许向以后年度结转。六是资产计价和各种风险准备金提取。应该考虑市场机制的作用和价格行情的变化，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企业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准则做出的合理制度选择，避免虚盈实税，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三）在税收优惠方面。

正如前文所述，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税收优惠是弥补市场缺陷的一个重要政策手段，要从国情出发，考虑整体投资环境，按照清理、规范、优化的原则三措并举统一调整所得税优惠方式。

1、清理。按市场机制的要求，宽税基，低税率，已充分体现出轻税政策，统一的税收优惠应以公平税负为基本出发点，不必要的优惠项目应该取消。一是对现行政策对劳动就业企业、校办企业、民政福利企业等照顾性、福利性、补贴性优惠政策应清理取消，由财政支出或社会保障解决。因为这类优惠不仅超越了税收职能，使税收承担了财政及社会保障的部分职能，也导致大量假民政、假校办企业的发生，扰乱市场秩序。二是对内资企业普遍性的低税率、宽扣除、不分项目再投资退税等应清理取消。三是对区域性优惠措施、非国有经济尤其是三资企业的税收优惠要清理，对导向不突出、一般生产性经营项目的优惠应予取消。四是再投资退税不应适用于所有项目，而应是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科技含量高且达到一定规模的项目给予退税优惠。

2、规范。一是按国民待遇原则要求，对内外资企业要实行基本相同的优惠待遇，但为保证平衡过渡，应分步实施，逐步到位，对新税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可在一定时期内实行超税负返还的政策，以保持政策连续性和外商吸引力。二是要改变减免税期的计算方法，把“从开始获利年度”改为“从开业年度起”，避免企业投机取巧，促进企业加强管理，获取效益。三是可对税收优惠单独制定法规，制订权限要收归中央，将税收优惠的具体内容、范围、措施、时限、管理权限、审批程序以及有关权利与义务等项目，集中在一个法规文本中，定期修订公布，保证政令统一，增强政策的透明度。

3、优化。一是突出产业优惠为主与地区优惠为辅、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相协调的原则，调整政策导向。一方面由区域性优惠向产业优惠转移，增加产业倾斜度，鼓励对能源、交通、水利、IT、环保、生物工程、新材料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的投资，体现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另一方面配合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将区域发展导向由东部沿海转向中西部和东北，但要改变西部大开发等地区单纯的区域优惠政策，鼓励向西部的生态农业、能源矿产业等优势产业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等急需发展产业投资，促进发展。二是配合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积极运用税收限制政策。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企业所得税改革应充分考虑环境保护方面的内容，加大税收政策对破坏环境行为的限制。如对以环保目的进行生产技术革新、产品结构调整的行为给予企业所得税抵免；对企业治污设备及生活污水处理厂、废弃垃圾处理场实施加速折旧等。三是转换税收优惠方式，由直接为主转向间接为主。借鉴国外经验，在采用直接定期、定额减免税和低税率的同时，更多地采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专项扣除、亏损结转、再投资退税、税前列支等间接优惠方式，使外国投资者能避开国际税收因素的影响，真正获得税收优惠，以达到鼓励投资的目的，体现产业导向。四是实施跨国投资优惠策略。研究和借鉴国外经验，健全针对国际税源有关税收政策，包括内资企业对外投资税收政策，企业跨国重组的税收政策、集团税收政策等，提高国际税收协调水平，解决国际双重或多重征税问题和国际避税。

（四）在配套措施方面。

企业所得税制改革与完善，必须把其放在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整体框架中，统筹处理好四个关系。

1、统筹处理法人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的关系。随着民间投资特别是个人投资占社会总投资比重的逐渐增加，亟需加大所得税的广度和深度，将一切有经营所得的自然人和法人一律纳入所得税的课征范围。为此，必须要有统一协调的所得税税制结构。一是从课税范围看。将一切有经营得的自然人和法人一律纳入所得税的课征范围，弥补原有税制下可能出现的漏洞。二是从税基上看。改目前两税应税所得分项正列举法为反列举法，凡是没有规定免税的所得项目都应纳税。这样可以扩大税基，避免对未列举的所得课税时的法律障碍。三是从税收负担上看。在降低法人所得税税率的同时，应相应调整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结构，使两税的总体负担基本协调，避免纳税人利用税率差别避税。四是从消除双重课税上看。对自然人或法人来源于税后分得的利润、红利和股息所得，原则上只负担一种所得税，可以考虑采取抵免的办法，尽可能避免双重课税。

2、统筹所得税与流转税的关系。流转税在收入流程中的第一征税环节，所得税是紧跟其后的第二征税环节，要求国家税制改革时要合理确定两大税类构成的总体税负，保持全体税类在总体税负上的合理性。同时要通过改革，平衡所得税和流转税两者在总体税负中的比重，因为不同的税种有不同的政策目标，调整不同的利益，发挥不同的作用，总的要求要降低流转税的总体税负，提高所得税的整体税负。

税制改革范文篇5

1.1转型背景

美国次贷危机的恶性影响正在向实体经济渗透，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还难以预估。在这种较严峻的形势下，2008年11月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

1.2增值税改革内容

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增值税转型就是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允许企业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的增值税

★取消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

★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

★将矿产品增值税税率恢复到17%

2增值税转型的积极影响

增值税转型，短期可为企业减负、增加企业投资积极性，长期可以刺激投资，提振内需，促进企业技术更新改造，配合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下面就增值税改革产生的积极影响加以阐述。

2.1为增值税立法创造条件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增值税暂行条例，是由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立法制定的。这次增值税改革我国可以借此机会加速进行增值税立法工作，争取尽快将增值税暂行条例上升为增值税法，进而提高法治程度。

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郑建新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做好立法准备工作实际上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增值税转型改革，二是扩大征收范围，此次条例修订完成了转型改革的任务，可以说是为增值税立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可见，这次增值税改革为其立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2避免重复征税

“增值税转型”，从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其核心内容就是企业购入固定资产过程中支付的增值税可以作为进项税从销项税中给予抵扣。因此，企业在计入固定资产时候只计入固定资产原值，不含增值税，从而避免了重复征税，减轻了企业税负，增大了企业的利润和现金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2.3减轻企业负担，刺激投资

在全国两会上，以增值税转型为重点的结构性减税成为各方热议的话题。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及2009年工作部署时提出：“实行结构性减税和推进税费改革，采取减税、退税或抵免税等多种方式减轻企业和居民的税负，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增强微观经济活力。”

在生产型增值税下，开发费用和固定资产均不能抵扣，致使高新技术企业既要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又要多缴税款。无形中使得投资者更愿意将资金转向成本少、税负低、回收期短的项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投资者向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投资的积极性，客观上不利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其结果必然加剧我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失衡，加重了企业负担，影响企业投资的积极性。

2.4加速经济结构转型，促进产业升级

增值税转型使税赋结构在不同行业和企业间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将促进基础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发展，缓解原材料基础产业的瓶颈问题，加快技术进步和设备更新。

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有利于企业的技术进步。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可以刺激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以带动经济的产业升级加速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为主要内容的增值税转型，既可化解企业流动性资金紧张，又能提高产品出口竞争力，还有助于加速经济结构转型，促进产业升级。

2.5有利于与国际接轨,平等参与国际竞争

目前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采用消费型增值税,中国增值税转型改革更符合国际惯例,有助于平等地参与国际竞争,主动融入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去。

3增值税转型的消极影响

3.1财政收入减收效应

增值税转型带来的直接的影响就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一般来说，消费型增值税有利于企业生产发展，而生产型增值税则对政府的财政收入更为有利。针对我国税收制度与现状而言，增值税是第一大税种，转型将直接减少财政收入。

3.2增值税转型增大就业压力

生产型增值税下，资本密集型企业固定资产占比重比较大，不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大，因而税负重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消费型增值税下，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允许抵扣，从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优势消失。因而，在消费型增值税下，在同样的生产水平下，企业更倾向于使用能抵扣进项税额的设备而不是雇佣工人，这就必然造成资本流向资本有机构成高的行业，进而造成劳动岗位的减少，失业人员的增加。尽管从长远角度看，就业问题的根本解决有赖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但是从社会稳定角度出发，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后短期内出现的就业压力大这种现象不容忽视。

4对实施消费型增值税的思考

4.1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消费型增值税已经实施了半年之久，在实施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方面的问题：（1）要充分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保证中央具有足够的宏观调控能力（2）真正做到投资增长效应，即从投资需求看，应顾及税收优惠政策对投资需求的“激活力度”，真正促进企业技术升级。

4.2对增值税转型的建议

（1）可适当扩大地方税权。增值税属于中央地方共享税，中央政府享有75%，地方政府享有25%，借增值税转型之机，可以考虑在中央与地方之间重新确定一个更为合理的财力分配办法，适当提高地方对增值税的分成比例，进而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达到国家宏观调控的目的。

(2)强化计算机征管。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21世纪，计算机征管可以大大提离征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要创造条件，加强计算机联网建设，从而加强计算机稽查。税务部门应该继续重视和加强计算机的征管和稽核，进一步加快“金税工程”建设，早日实现税务信息化管理。

5结束语

实行与国际统一的先进的“消费型增值税”是我国税制发展的方向和必然趋势，也是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企业应对国际竞争的有利条件，对我国依法治税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稳步进行增值税税制改革，进一步加大税收征管力度，相信我国增值税改革会有一个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明天！

参考文献：

［1］史正保.税法原理与实务［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60-90.

税制改革范文篇6

摘要：我国要在稳健的财政政策下进行新一轮税制改革，以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强化增值税的宏观调控功能；解决消费税的越位和缺位问题；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房地产税制度，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关键词：税制改革；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制；消费税；企业所得税；房地产税；物业税；社会保障税在稳健的财政政策之下，中国新一轮税制改革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实施：一、强化增值税在控制重复建设方面的宏观调控功能税务机关按照国务院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要求，规范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税收秩序，加强税收征管，严格减免税管理。但是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的隐患并没有得到彻底清除，所以，稳健财政政策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用好税收杠杆控制重复建设，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过快增长，防止某些行业无序建设、过度扩张出现反弹。事实上，增值税是控制重复建设的有效手段，它通过税率高低来影响重复建设的项目生产成本。今后，要在稳健财政政策的大前提下，从抑制投资规模膨胀和发挥增值税调控功能出发，以增值税转型为切入点，积极稳定推进增值税改革。因此，应将房地产、建筑安装、交通运输业、仓储租赁、邮电通讯业等纳入增值税实施范围，销售不动产、部分服务业和娱乐业也要逐步纳入，从而建立起征收范围普遍、扣税链条紧密、计税方法规范的增值税制度。二、消费税改革要顺应国民经济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彻底解决越位和缺位问题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1000美元，从国际经验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1000美元后，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国民的消费结构开始由衣食消费为主向住行消费为主升级，房地产和汽车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消费升级也进一步带来了产业结构的升级，由此形成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推动力。消费税的作用之一是调节消费结构，控制超前消费，而消费结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变化的。由于奢侈品的界定具有一定的时效性，所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些应税奢侈品已变成了普通消费品乃至生活必需品。这就导致了消费税征收范围的越位。例如，对护肤护发品征收的消费税。与此同时，消费税的缺位则主要体现在：未将一些近年兴起的奢侈品、对环境危害较大的消费品列入征税范围。有鉴于此，在取消对护肤护发用品、汽车轮胎、酒精征收消费税的同时，对高档消费品(高档手表)和高消费行为(如高尔夫球、保龄球、狩猎、跑马、桑拿、按摩、健身等)列入征税范围。中国的消费税除了金银首饰在零售环节课税外，其他应税消费基本在生产制造环节课税。因此，中国应该从速改变消费税课税环节，同时对征收消费税的税种进行调整。三、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实现积极财政政策向稳健财政政策转变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所以，要以营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为宗旨，按照统一、规范、公平、效率、法制、透明的原则，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机制要求，与国际税制衔接的完善法人所得税制，使企业真正成为具有充分活力和竞争能力的市场经济主体，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要统一各种所有制、各类形式的内外资企业法人的课征制度，同等待遇，公平税负，为市场平等竞争创造条件；要顺应“低税率，宽税基，少优惠”的世界税制改革走向，对现行税制内容，进行重大改革调整。特别要重视减轻内资经营企业税收负担，激活其经营活力，增强其竞争能力，为企业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创造更好条件；税收优惠要以产业政策和科技进步创新为导向，结合地域政策和合理、有效利用外资，优化经济结构；要有利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素质，构造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高效运行的微观基础；对WT0的规则，采取“遵循与利用相结合”的原则，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用足、用好其中有利条款，加速发展本国经济，提高国际竞争力；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积极吸收国外所得税立法的有益做法和成功经验，与国际税制相衔接，便利中国的内外资企业法人，都能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适当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对现行税法，主要是《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中行之有效，已被普遍接受，并经实践证明是科学合理的条款内容，尽量予以保留，内外资企业法人统一适用；要为国内企业创造一个比较优良的条件，促进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要根据WTO国民待遇原则的要求，应逐步取消目前内资企业在劳动就业、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等方面和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享受的名目繁多的优惠措施；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应取消原来的区域性优惠政策实行行业性优惠，优惠应以产业政策为主，仅限于高新科技、基础设施、农业和环境保护的产业，坚持以产业导向为主，鼓励优势产业、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壮大。优惠方式不宜采用直接减免税，可以考虑加速折旧和税收抵免等方法。四、按照国际惯例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近年来，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出现了良好的增长势头，个人所得税已成为收入增长最快的税种之一，但总体而言，个人所得税比重仍然过低，使税收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受到限制，在解决财富的两极分化方面的功效是微乎其微。所以，进一步加大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十分必要。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方向是改革现行分类税制，建立国际通行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在分类计算、扣除、征收基础上，实行年终综合计算、减扣、交纳，多退少补。可以考虑将工资薪金所得、生产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等有较强连续性或经常性的收入列入综合所得的征收项目，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率；对财产转让、特许权使用费、利息、红利、股息等其他所得，仍按比例税率实行分项征收；进一步规范和拓宽税基，堵塞税收漏洞；调整税率级距和税负水平，适当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水平；统一、规范费用扣除标准和减免税优惠政策；建立支付所得的单位与取得所得的个人双向申报纳税制度。实行综合与分类征税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还要努力改进征管手段，积极推进税务部门对个人各项所得信息收集系统以及银行对个人收支结算系统建设，实现收入监控和数据处理的电子化，提高对收入的监控能力和征管水平，以构筑更加严密的个人所得税征管网络；按国际通行做法，对个人基本生活和人力资本投资实行税前扣除制度；实行实名制，以个人身份证号码作为个人领取各种收入、储蓄、计税的凭证和纪录，建立公民个人信用纪录与纳税人档案，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编码和计算机信息管理；积极发展税务服务体系，开展网上申报服务项目；强化对个人所得税重点地区、行业、人群的税收征管；在加大逃税的各种成本和风险方面，则需要提高稽查概率和增加对逃税行为的惩罚成本。惩罚成本包括：增加逃税的罚款比例；增加逃税者的心理与精神代价，特别要对那些社会公众人物的逃税行为给予曝光，使其名誉受损；建立公民个人信用记录体系，将逃税者列入黑名单；在任何国家，税收都是强制性的，没有现代税收就没有现代国家。中国加强征收个人所得税，还应重新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三大关系，即纳税人与收税人关系；公共产品消费者与供给者关系；公共财政支出与分配的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关系。[1][2][][]五、改革房地产税制度，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目前税费制度政策待遇不一致，影响了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和普通百姓的切身利益，需要采取改革的措施从机制上解决问题。将现行房地产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土地出让金等项税费合并，转化为房地产保有阶段统一收取的物业税，并统一内外税制，取消房地产使用环节的各种收费，实现税不重征。根据这一设想，物业税将改变目前对房地产项目实行的多税种、多环节、重复课税的现状，把现行房地产运行过程中具有税收性质的政府行政收费并入物业税“遗产与赠与”税目。另外，将契税并入印花税，以简便税制，降低不动产交易成本，同时针对土地增值税存在的边际税率过高问题，取消60%一档税率，保留其余三档税率。具体实施中，物业税很可能以房地产的市场平均价格为基本计税依据，没有市场平均价格的，以评估值为计税依据；鉴于中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国家只规定物业税0.1%-3%的幅度税率，由地方根据本地区的收入水平和应税房地产的位置和用途，具体确定的适用税率。此外，物业税实行按年计税、分两次缴纳的方式，并在物业税开征的初期，减免税的范围可适当放宽，法定的人均免税面积可定为25平米，这样包括农村在内的大多数居住用房可以不必承当物业税的负担，而且只保留对公共设施、军事部门、行政机关等用房用地的免税。通过开征物业税适当吸纳一部分收费，有利于降低房地产的即期成本和售价，使房地产开发建设环节收费转为税收的部分可以分散到若干年来收回，不会明显增加房地产所有人每个纳税期的税收负担。同时，有利于促进城乡建设和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有效遏制恶意炒楼和投机性购房，控制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在建项目的数量，对房地产开发进行市场化配置，抑制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减少土地资源的限制和浪费。六、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构建和谐社会的安全网我国对社会养老、失业、医疗等保险基金的征集，现在是采取收取社会保险费的形式，而没有开征国际上普遍采用的社会保障税。其征集机构，或是由地区劳动社保部门设立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直接征收，或是由地方税务局代为征收，但这毕竟是一种性质，是“以费代税”，社保经办机构仍负责征集基金的登记、申报、稽核，地税机关在征收工作中，无税收法律依据，只能依据社保机构提供的数据来征收，对漏报、漏征户无法管理，更难以发挥该种税收应有的一定个人收入分配调节作用，也不利于这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所以，要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统一征缴范围。可本着先城镇、后农村，有序扩展，对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的郊区农村，以及有条件农村，可探索建立农村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保障税税基的确定，以企业、事业单位发放给员工工资总额(含津贴、奖金、实物)和员工取得工资收入(含津贴、奖金、实物)为缴纳基数，对实行计件，提成工资，年工资，按其月平均工资预交，年终清算，多退少补。对分红性质收入，如参与分配的资本、技术管理等，暂不计入税基，个体经营者，自由职业者可以以本地区同行业平均工资作为缴纳税基，也可以以自营收益比例或定额计算缴纳。社会保障税率可设计为比例税率，但税率不宜定高，定高了会增加企业、事业单位生产经营成本，不利于参加市场竞争，对企业事业发展不利，定低了，两个确保所需资金难以保证，甚至发生入不敷出，出现赤字，加重政府负担，也不利于社会稳定。为了不加重企事业单位和员工负担，也不减少社会保险费现有收入，在改革初期，税率设计尽量与目前缴费水平的费率相衔接。以减少费改税的震荡。如养老保障税率，企事业单位缴纳拟定为20%，员工缴纳税率拟定为5%；失业保障税率，企事业单位缴纳拟定为2%，员工缴纳税率拟定为1%；医疗保障税率，企事业单位缴纳拟定为6%，员工缴纳税率拟定为2%。社会保险费改革为社会保障税后，划归为地方税收入，这主要是地方各级政府承担着社会保障的责任，也符合税收征管的属地原则，社保税收入划归为省财政收入，并逐步向以省为统筹单位过渡，发挥省对地区间的调剂互助作用，对用于社会统筹部分，收支相抵有结余的省，可根据结余财力，一是可考虑适当提高社保支出标准，或增加社保项目，二是可考虑解交中央财政一部分，由中央用于省际间的调剂，上交比例，由省财政与中央财政商定。

税制改革范文篇7

聚焦税制改革

关于税制改革的讨论已经有三年之久，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不单是中国如此。因为税制改革引起资本市场剧烈波动的例子举不胜举，例如1987年10月19日美国股市的“黑色星期一”，就有人把一部分责任推到美国1986年的税收改革上。

政策制定的过程是一个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过程。政策制定者要根据国内外形势反复权衡，顺势而为。从国内看，企业对高税率怨言很多；从国际上看，减税已成为各国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在税制上与国际接轨对于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意义重大。

1994年的税制改革建立了分税制，奠定了增值税占据中国税收将近半壁江山的地位。政府通过增值税加强了中央政府的财权，增强了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但是不可否认，现存的增值税制度在当时有助于实现反通货膨胀的首要目标，但在今天已有些不合时宜。现行所得税制度受到的最大的批评在于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造成的不公平竞争。

由于名义税率高，征管水平不高，造成了企业逃税倾向严重。

根据一些媒体报道，中国近期将在如下几个方面推进税制改革：1.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2.增值税要由目前的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3.调整消费税的征收税目，对一些高消费项目和国内供应能力不足的部分产品开征消费税；4.择机出台一些新的税种；5.中国将对出口产品实行零税率。最新消息表明年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有望统一。

税收是每一位财务总监都关心的话题，税收筹划是财务总监的重要工作。本期推出税制改革专题，邀请了政府研究机构、社会研究机构的学者和从事税务咨询的国际大型会计机构的税务专家对中国税制改革进行解读，也邀请了一些财务总监谈了他们的切身感受。在许多媒体的报道中，企业的声音往往有意无意地被忽略，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中国正在走向国际化，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日益增加。我们特意邀请两位学者就国外税制改革和避税反避税问题为本期撰稿，希望对财务总监有所裨益。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原有的税制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税制改革的序幕即将拉开。就中国税制改革的方向等问题，记者采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博士，作为长期研究中国税制改革的专家，贾康博士谈了对税制改革的一些看法。

改革集中在四个方面

《21世纪》：国内即将进行的税制改革，会对原有税制的哪些方面进行大的改动？

贾康：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是燃油税的择机出台；第二个是增值税的转型问题，也就是从生产型的增值税转向消费型的增值税；第三个是对个人所得税的进一步的改善和规范；第四个是要把税收的优惠规范起来，以往地方政府对企业过多过滥的优惠政策将会越来越少。

《21世纪》：取消外资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的呼声很高，像外商投资企业“两免三减半”这样的优惠政策是否会一下子取消，还是采取渐进的模式？能否立刻实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还是对外资企业保留一些优惠政策，以鼓励其发展？

贾康：今年是中国入世后的第三年，许多情况还看不清楚，还要观察下一步的发展。目前中国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属于超国民待遇，比方说有的外资企业事实上是享受15%的所得税。本来打算入世之后将外资的税收标准和国内拉平，但因为超国民待遇也不违反WTO的框架，我国目前还是希望能够更多地利用外资，所以不会把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立刻取消。要考虑到虽然我国对外资企业有税收优惠，而在其他方面对外资企业还有一定的限制（比如说一些准入限制）。我认为要逐渐实现对外资企业和对内资企业征税的一视同仁，不要急于达到这个目标。

《21世纪》：现在中国的税制对企业发展有哪些不利的影响因素？

贾康：国内税制里存在很多重复征收的现象，而生产型增值税最具有代表性，它意味着在企业投资形成的厂房设备中的含税部分是不允许做进项抵扣的。再有就是我们在核算企业的所得税的时候，一般都是按平均工资来确定人员工资的发放，超过平均工资的部分，就认为应该考虑在费用之外，不允许把它作为一个利润的剔除因素。但一些高科技企业要吸引人才，必须要用比较高的薪酬把人稳定住。税务人员在计算的时候，只按平均工资计算，多发的那部分工资必须算作是实现利润来交企业所得税。而个人对于这部分工资还要交个人所得税，这也是重复征税的一种情况。

增值税如何转型

《21世纪》：增值税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是这次税制改革的一大热点，这种转变会对财政收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企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贾康：对财政收入的冲击会比较大，现在我们国家增值税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例已经相当高，占到百分之四十多。如果实现转型，测算下来，对财政收入的冲击至少会达到1000多亿元。

对企业的影响当然是减轻了税负，对于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减负作用最突出，因为这些企业前期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比较大，变成消费型实际上就是鼓励他们投资。对商贸企业

来说可能没有什么影响。

《21世纪》：如何来弥补增值税转型对财政收入造成的冲击，是要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吗？

贾康：对于这一点，目前正在讨论之中，还没有听说有什么有效的手段。在增值税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后再扩大征收范围，现在看不到很大的空间。

不过，我们国家在制定增值税的时候，范围限制得过窄了。只对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征收，而像交通运输，建筑安装行业完全应该归到增值税的征收范围里，但这些行业现在是征收营业税。我国过去的增值税不仅征收的范围过窄，而且税率又划分为很多档次：普遍征收的税率是17%；像自来水、天然气、石油这些属于国家扶植的产业按13%征收；对工业小规模纳税人实行6%的税率，商业小规模纳税人按4%征收，小规模纳税人不能进行税前抵扣，这对小规模纳税人不公平，也不利于商品的流通；对于国家鼓励的软件企业，也实行4%的税率。中国把增值税的税率划分成不同的档次，造成企业不是在一个平等的环境下竞争。

扩大征收范围将是增值税改革的一个方向，第一步把建筑安装，交通运输这些行业纳入征收范围。然后逐步地将增值税的覆盖范围扩大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

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可以在某些方面扩大，但是只靠这个是弥补不了转型对财政收入造成的冲击的。必须得采取增值税之外的其他措施来解决，另外，增值税转型不能一步到位，要分步走。

《21世纪》：具体会采取什么样改革的步骤呢？

贾康：分步走可能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选择若干行业先转型，甚至有人说是先选择西部的企业，但我认为这些做法在操作上不好处理。如果说选择西部的企业，那么许多东部的企业会把注册地转移到西部去，谋求税负的降低。如果按行业来，高科技企业该如何确认？一个企业中既包括传统的产业也包括高科技的成分，怎么认定它属于哪一边？所以比较好处理的办法是，按企业里面的项目来做分类，针对所有的企业，比如说允许它们在投资形成的设备方面做抵扣。那么在这一部分先转型，厂房部分可以以后再说。

这些都是在探讨的意见。我个人认为这种做法可操作性强一些。

《21世纪》：对于增值税的转型，有些说法是要向欧洲的税制模式靠拢，欧洲的增值税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

贾康：这种说法不是很准确，增值税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生产型、消费型还有收入型。我国现在采用的生产型；中间过渡的类型是收入型；最终的，也是最合理，最公平的是消费型，我们现在改革的方向就是从生产型的增值税逐渐过渡到消费型。

现在国际上只有极少数几个国家采用生产型的增值税，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消费型的。采用收入型增值税的国家也很少，收入型只能对折旧部分做税前抵扣。

《21世纪》：那么我国当初为什么采取生产型的增值税呢？

贾康：我国当时制定增值税的时候考虑两点因素，第一点是为了控制投资规模，当时中国出现投资过热的情况，为了控制投资规模，避免通货膨胀，所以采用了生产型的增值税。

再一个因素就是要保证财政收入，那时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国有企业除了交税，还要交各种费，而且大部分利润都上交。当时刚刚改革国有企业利润上交的模式，国有企业上交中央财政这一部分被砍掉。如果再实行完全消费型的增值税，国家财政承受不了。并且，当时国债发行比较困难，人民对国债的认识和现在不一样。因此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采用了过渡式、渐进式的改革，实行生产型的增值税。中国的改革从来都是渐进式的，因为要考虑改革的成本和社会的承受能力。

流转税比例过高如何扭转

《21世纪》：国外的税制中，所得税比例要远大于流转税，而国内流转税的比例要大一些，这次税改会改变这种状况吗？

贾康：我国所得税的比例是低一些。国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比如美国，它的联邦财政收入里，只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就要占到40%。另外还有一些和个人保障相关的税，它主要是靠所得税来形成税收支柱的。美国也有流转税，但流转税在联邦这一级，不是支柱的税种。州的一级，消费税可能高一些。地方一级主要靠财产税。我国目前流转税的比例比较大，这次税改不可能立刻改变这种状况。

《21世纪》：中国为什么形成流转税占很大比重的情况？

贾康：这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各种制约条件有关，流转税的征收很简便，只要有流转量就可以征收。所得税必须得说清楚收入来源、数量。这些收入必须有足够的监控机制才说得清。现在我们碰到的苦恼就是这个问题，除了工资以外，其他很多的收入，说不清楚。由于我国税收征管的水平也较低，流转税的征收相对较为容易，所以我国更多地征收流转税。

税制改革范文篇8

(一)主要内容

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同年12月18日，财政部下发了《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后有关预算管理问题暂行规定》，12月25日，财政部核定了各地消费税和增值税资金费用管理比例。1994年，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8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税制。”

在划分事权的基础上，划分财政支出范围；按税种划分收入，明确各级收入范围；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税，国家税务总局及海关系统负责征收中央及固定收入和中央地方共享收入，地方税务总局负责征收地方固定收入；实行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

配套措施有：从1994年1月1日起，我国进行了工商税制改革；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相应改进预算编制办法；建立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并规范国债市场等。

(二)现行分税制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事权划分上越俎代庖现象。分税制财政体制实施以来，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仍然延续了传统的行政管理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习惯做法。中央政府对地方干预过多。分税制的支出范围划分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是不相符合的。

第二，转移支付不当，有待进一步的规范。东部地区扩大的基数规模及能力远大于中西部地区，地区间的财力收入两级化日益严重了。我国目前转移支付模式是单一的自上而下纵向转移支付，地区间的财力不均衡现象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缺少了转移支付法律规范。

第三，没有建立一项完善地方税收体系。地方税收的税基窄，税收潜力小，主体税种较少，税收立法权过于集中于中央，地方税权受限制，地方没有被授予相应的税收立法权、税收减免权。

第四，分税制体制的立法层级较低。在立法模式上，我国目前尚未一部能够统领、协调各种税收关系的基本法。从真正关系纳税主体的权利、义务的主要税种，如增值税法、营业税法、消费税法等，只是由国务院通过的暂行条例，采取行政法规的形式，停留于试行阶段。

二、比较国外分税制而后思考

美国，分税制的办法是以法律的形式确定的。美国的最高法律《基本法》，有国家宪法的地位，其中，不仅详细的规定了联邦政府的指责(国防，货币发行，邮政等)，而且，各级政府间以及各级政府于非政府团体及企业间“分工协作”的事项，也都通过法律的形式落实到可准确操作的程度上。另外，与财政法律体制有关的《反赤字法》、《国会预算法》等等，法律的层级都很高。日本地方税立法，除了在宪法第84条规定了地方税，还专门制定了《地方税法》更加详尽地做了规定。

思考造成我国现行分税制改革弊端的原因如下：

第一，分税制核心内容是要做到分权、分税、分征。没有“分权”就不算处于真正意义上的分税制。我国现行的分税制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根据各自的职权范围划分税种和管理权限，收支挂钩的一种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属于不彻底的分税制财政体制。

第二，划分财权是分税制的核心要求。分税制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分权制度。然而，我国属于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中央大一统思想鲜明。这样就产生了一对矛盾——分税制“税权”的划分一直以“集权”为核心。

税收改革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完善分税制立法迫在眉睫。

第三，我国用行政权力的国家机关来制定税收法，扩大了“法定”的外延，致使法的制定、法的执行都存在着任意性。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人治”“集权”的观念很深，显然地，法被政治主宰着。

三、分税制立法完善对策

(一)坚持税收法定原则

坚持“税收法定”原则。合理划分立法机关立法权与行政机关的立法权。职权立法，全国人大及地方人大依照其本身职权及法定程序进行的制定、修改的规范性文件。授权下的行政立法，国务院必须在人大的授权下，依照法定程序，在其被授权的权限内通过的行政法规。

面对中国的国情，应该以渐进式的方式，逐步推进税收法制化——立刻取消授权行政立法是不可取的，而应该规范授权的行政立法：

第一，建立严格的税收行政立法规划制度；

第二，明确授权立法的原则；

第三，明确授权依据，改变“空白授权”的局面，权力机关必须明确限定授权的时间、主题、范围、标准，能否再授权，等等。授权的行政机关一旦超越，属无效立法；

第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机制，真正将授权立法置于权力机关的监督下。我国现行的宪法第67条，104条以及《立法法》第五章已经有涉及，今后在立法中要注重对这些进行具体化，使之有可操作性，真正赋予权力机关监督的职责。

(二)完善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

进一步明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亦即支出范围)是分税制财政体制首先要完善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我国没有统一的宪法或法律作为划分事权财权依据，连权威性政策依据都没有，仅有一个行政文件《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决定》国发[1993]85号文件。宪法、组织法虽然分别规定了中央、省、省以下的各级政府职权，但是仅仅是出具了事权、财权的纵向划分的雏形，太含糊，太统筹。

第一，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的决定权、调整权从中央政府转到立法机构。

第二，有关中央与地方事务划分原则性问题，有必要在宪法中或宪法性文件中规定：(1)明确界定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事权范围；(2)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的标准内容；(3)明确规定各级立法机构税收立法权限，立法原则，立法程序。

第三，尽快制定关于分税制的法规，立法时要细化如下内容：(1)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各自职能范围：中央管什么，地方管什么，哪些是中央承担的支出责任，哪些是地方承担的支出责任，要有明确的法律或规章进行详尽具体的支出和规制；(2)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各自事权范围；(3)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各自支出范围，并且重新核定支出基数。

(三)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模式

转移支付是各级政府间利益的再分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各级政府都希望拥有相对多的财力，因此，实现转移支付的科学性和规范化，必须要有法制作为保障。要解决我国分税制改革中转移支付上的问题，需要尽快制定规范完备的转移支付法。在目标上，在测算标准上，在审批程序上，在使用监督办法上进行合理的规定。总的来说，有以下两方面必须注意：

首先，建立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转移支付模式。

其次，要调整转移支付的对象。

(四)完善地方税收体系，给与地方一定的自主权——针对地方税体系建设落后

我国地方税的改革和完善必须坚持立足本国国情，必须保证中央政府主要权力的情况下，充分地发挥地方地灵活性。在这里，笔者主要从两方面去把握：

1.地方税收立法权

实际中，立法权几乎完全集中在中央，限制了地方制定税收法规的权力，也削弱了地方筹集财政收入和进行局部灵活调整的能力，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笔者坚持要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这样做有其可行性：第一，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分级分权管理原则。“责、权、利”相统一，来调剂地方组织的积极性。第二，提高社会资源更有效配置。税收立法权实质上是一种特殊资源配置决策权。地方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有效性。2.建立地方税收体系

笔者认为，从分税制实施的10多年的情况来看，地方税收体系的缺乏对地方社会经济的影响比中央尤甚，目前最重要的是，进一步调整地方税收结构，建立一个税种设置科学、税源稳定的有地方特色的税收体系。重点在：增加地方税收的主体税种。

(1)营业税

把营业税划为地方固定收入，作为地方的主体税种。目前，分税制下，营业税虽然是地方税收中的一个主要来源，但实际上成立了中央于地方的共享税。营业税不适宜作为共享税，是因为营业税具有明显的地方税特征，主要来源于第三产业，征收面广，水源分散，特别是涉及零售业、饮食业、服务业，个体户所占的比重很大，适合地方征管。营业税划分给地方的话，能使得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地方利益紧密的结合起来，推动地方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第三产业上，有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2)建立以财产税作为地方税的主体税种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地方税收体系大都以财产税类作为主体税种。因为，首先，财产税不会发生地区间的转移，也无法偷逃税，十分稳固。第二，作为房产税和土地税课税对象的房产和土地散布在各个辖区内，只有地方政府才能详细掌握税源，核实房价纳税人不易偷漏税款，课征率高。第三，税基比较稳定，不会发生税基大量的地区性转移。第四，财产税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调节功能，通过调节财产所有者由于财产的规模、数量等因素而获得的某些级差受益，缩小贫富差距，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所以，只要地方政府专心优化本地投资环境，搞好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到自己的地区内投资，就可以不断推动本地的不动产升值，扩大自己的税基，形成长久不衰的财源。

(3)改革城市维护建设税作为地方税的主体税种

城市维护建设税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这些年来是逐年上升。改革城市维护建设税，使得其成为主体税种，扩大其征收范围，改变其计税依据，使得该税不限于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开征，纳税人不分国内国外；单位企业和个人，凡有经营收入，都应该以销售收入、营业收入和其他经营收入为计税依据进行征税。

通过以上的调整，形成以房产税、车船税、遗产税和耕地占用税为主的财产税体系，与一系列销售税配合，逐步建立以财产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为主体税种，其他税种配合的地方税制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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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书全，杨林.从税收权划分看我国地方税制立法体系完善.行政与法(法学论坛)，2004，(11).

税制改革范文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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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税制导致的问题之一：基层政府财政陷入困境

1.分税制使基层政府财源缩减，只能把筹资目光集中于农业

分税制改革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变革，就是把一些原来由地方财政支配的收入划归中央政府所有，从而改变了地方财政收入的来源结构。在这一制度安排下，基层政府为了自身收入的稳定，就把筹集收入的关注点由*年以前的偏向工业，部分地转向了农业。这种行为的改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可以减少当时地方政府争投资、忙于上短线项目的短期化扭曲行为。

但是，规范的农业各税数量是有限的，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尚未健全，因此难以提供基层政府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资金。特别是处于财政级次最低层的乡镇财政，在巨大的支出压力下，为了弥补财政收支缺口，不得不在制度外采取非规范的筹资行为，形成了“费大于税”的局面。

继之而来的农村税费改革，堵住了基层政府的乱收费渠道。农村税费改革的宗旨是对基层政府的收入来源，以及征集方式进行规范，同时降低农民负担。

取消农业税政策的出台，意味着因农村税费改革已经大大降低了的基层政府收入来源的进一步枯竭，使乡镇政府机关的运作只能依靠上级的转移支付。特别是对于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取消农业税对基层财政的影响很大。在一些以农业为主的区县，国、地税收入所占比重很低，农业税占到当地财政收入的1/3以上，有些县甚至高达70%-80%。调查显示，中西部贫困地区，一些镇的地税和国税收入占其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只有5.5%。

2.其它导致基层政府财政陷入困境的体制因素

（1）过多的财政层次导致处于分税体制末端的基层财政收入来源有限。现行《预算法》含有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规定。*年分税制改革，基本确立了中央和各省之间分税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也决定了各省对下进行财力分配的资金总量。在中央与省，省与地市，地市与县，县与乡镇的财政关系中，基本是财力集中在上一级政府，支出放在下一级政府，这样的安排是符合公共财政理论的成本效益原则的。但是，过多的政府级次带来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复杂，导致了基层财政收入来源的不稳定。一方面导致基层政府缺乏自有的主体税种，另一方面给转移支付、特别是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带来困难。

*年的分税改革，允许省以下的财政体制随地区不同而存在差异，因此许多地区的基层财政体制是过去的财政包干制和现行的分税制的结合。省以下，特别是县乡两级处于政府级次的末端，转移支付链条过长，在经过了多级次财政的缺少透明度的转移后，尽管有专项拨款，到政府级次末端已所剩无几。

（2）基层政府职能转换导致政府资金缺口加大。在财力集中的同时，按照公共财政框架的要求，基层政府职能逐步调整，县乡财政支出更多地集中在提供教育和行政事业费、基础设施建设等地方性公共物品开支部分。另外，省以下地方政府还要承担额外职责，如工资调整须由地方负担的部分等。职能范围的扩大加剧了基层政府的收支矛盾。

（3）机构臃肿、冗员过多也是乡镇财政紧张的重要原因。虽然有关法律规定作为农村基层政府的乡镇政府，其机构不要求与上级政府的部门进行对口设置，但对乡镇政府机构设置的审批程序没有严格规定，造成机构设置随意性大，机构和人员不断膨胀。据国家统计局对1030个小城镇的调查，每个镇的机构一般都在30-40个，其中镇属机构的干部人数平均为158名，上级政府派出机构的干部人数为290名，每40个农民就养一个乡镇干部。减免农业税将会使农民负担有所减轻，但如果不能尽快解决基层政府的收入来源，政府机构维持不下去，农民负担还会反弹。

分税制导致的问题之二：区域间不平等

地区差距的存在，导致基层政府收入来源的不平等；在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的条件下，基层政府收入的不平等反过来又加剧了地区间的差距。基层政府收入不平等带来的重要危害之一，是导致了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平等。资料表明，东、中、西部地区政府在义务教育投入水平上存在严重差距，同时各省内的教育投入也存在不均衡。另有资料表明，中国的健康不平等也是地域性的，富裕省份的平均健康结果更好。

1.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

分税制实施以来，中央财政已经具备充裕的财政自给能力，征收的收入除了满足本级支出外，有相当一部分可以用于对地方政府实施转移支付。虽然中央财政具备了向地方财政实施大规模转移支付的财力基础，但直至目前为止，转移支付仍存在很多问题：

（1）均等化转移支付的总量仍然偏小。1995年实施的过渡期转移支付首次引入了因素分析法，利用公式计算中央对各省级政府的转移支付额度，但绝对数量十分有限。1995-1999年分别只占当年中央补助地方支出总额（财政口径，下同）的0.82%、1.27%、1.76%、1.81%和1.83%。2000年一般性转移支付额61.65亿元，加上民族政策优惠转移支付额23.8亿元，占全部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补助支出的1.83%。

省级、地市级财政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明显不足。据统计，全国县乡级财政供养人员占地方财政供养人员总数的约70%，但县乡财力却仅占全国地方财力的40%。不少县乡拖欠工资问题，不仅与其机构冗员有关，也是县乡财政困难的真实反映。

（2）转移支付结构不尽合理，专项转移支付比重较大。虽然根据国际经验，专项转移支付对于实施中央政府特定政策目标、发挥中央财政宏观调控作用、引导地方合理配置资源、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使用方向明确、见效快、便于监督等特点。但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划分尚不明晰的情况下，影响了专项转移支付应有功能的充分发挥，并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一是在地方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一些困难地区存在专款被挤占挪用的现象；二是要求地方政府安排配套资金，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三是专项转移支付的立项审批不规范，也缺乏对资金使用的监督手段。

2.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对地区差异的影响

（1）区域税收优惠政策。改革以来业已出台的一些地区税收优惠政策，导致企业寻求逃避税收的保护伞，投资向有优惠政策的地区转移，形成了各地区间、各级政府间横向和纵向的税收竞争。地方政府一方面积极游说中央政府出台有利于本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另一方面也积极运用业已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税收资源，不仅减少了总体的税收收入，也导致了地区间差距的拉大。事实证明，区域税收优惠政策对地区差距拉大的作用是明显的。

（2）税法的漏洞。现行税法存在漏洞和相互矛盾之处，在实际工作中出现责任不清的问题，造成不同地区的税务机关在征管方面争抢税源。如征收地问题，税收实体法中的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消费税的规定各执一词，各地的税务机构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征管决定，经常出现争夺税源现象。

（3）改革措施对地方税收收入的侵蚀。一些改革措施，如支持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优惠政策、启动房地产市场的优惠政策、支持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的优惠政策等，都会涉及营业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与地方收入密切相关的税种，影响基层财政收入。

深化分税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1.减少财政级次，解决基层财政困境

一般认为，基层财政体制改革应该在政府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进行。但事实上，基层财政体制的改革，也可以为未来的简化政府级次的政体改革提供有力的前提条件和改革经验。*年的分税财政体制改革，已经为建立规范的分级财政体制奠定了基础，目前的任务是构建一个可以有效运行，并具有自律机制的基层财政体制，而不仅仅只是为了缓解当前的收支矛盾。

三级政府体制在国际上较为通行。不仅联邦制国家的政府体制是三级，单一制国家中也不是单纯的两级政府。中国目前政府体制下的分税财政体制，要求每级政府都有自己的税种和稳定的税收收入是不可能的，从中央政府下拨的转移支付资金到达基层政府时的数量也已经极为有限，现行预算法又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这些因素导致了基层政府获取稳定财政收入的困难。一些省份针对财政级次问题进行了若干试点性改革。

（1）乡财县管：安徽省的经验。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乡财政一直不甚完备，各地的情况也有不同。从目前的收入情况看，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以及取消农业各税的改革后，乡镇一级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收入来源。从支出的角度看，原来乡镇支出一半以上的教师工资，已经由县级政府统一发放，公共卫生等其他支出的改革，也在进行中。从其它经济管理系统看，金融、工商的基层己经按照经济区域设置，而不再按行政区划。因此，乡镇一级的财政工作实际上已经减少了很多。由县财政代管乡级财政是可行的。

安徽省是最早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省份，在两年前又开始推行乡镇财政由县级财政代管，并建立了一套较为行之有效的规章。在进行乡财县管之前，进行了并镇改革，减少了乡镇数量。但不可否认的是，乡镇政府的职能仍然是存在的，特别是在一些交通和通讯设施较差的山区。

（2）省直管市、县财政的思路。地区一级政府原先曾规定为省级的派出机构，近年一些省份的地市合并后，有很多市级政府是由地区行署转化而来的，可以取消。然后，地级市、县级市、县等，作为同级单位，都由省级财政直接管理。

在浙江、安徽等地，省和县之间的体制联系较多，市是一种过渡的形式。浙江市和县的财政都和省财政对话，即在财政体制上，市与县实际是“平级”的地位。但在省份，如吉林省，则各级次的依次管理仍然很强。

在目前市县行政不同级的情况下，可以先实行财政同级的改革。

（3）三级财政体制的设想。中间层次的政府，是联系中央政府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必要桥梁，特别是对于大国更是如此。但中间层次的政府级次太多必然增加交易费用，降低效率。如果能把财政体制缩减到三级，对于解决基层财政问题可能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体制框架。当然，为了切实解决基层财政问题，还需要继续改革转移支付制度。可以先考虑实行乡财县管的财政体制，然后推开市县财政同级的改革。

与此同时，分级财政体制中的基层政府具有了解当地居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的信息优势，出于政府资金使用效率的考虑，凡是一级政府可以有效提供、有效管理的公共产品及服务，应赋予该级政府相应的职能，逐步完善多级财政体制。

2.构建地方税体系

地方政府存在的基本经济理由，是由于它能够有效率地提供满足本辖区居民需要的公共服务。设置地方税的意义即在于使地方政府能够具有一部分较为稳定的收入以便提供这种公共服务。因此，在分税财政体制中，地方政府稳定的税收能力是应该首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目前地方政府主要税收来源是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但一般说来，间接税不宜作为地方税收的稳定收入来源。特别是一旦进行增值税扩大范围的改革，会大大缩小营业税的税基。企业所得税因其不稳定性，作为地方主体税种也有缺陷。虽然个人所得税由地方政府管理成本较低，但出于税制公平的考虑，其主要部分应放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只作分率的加成征收，这是世界各国的惯例。

第二，财产税（或称不动产税）是最适宜成为基层政府地方税的税种。一是因为财产税的非流动性，使其可以成为地方政府的稳定的收入来源，并且随着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这一税基会越来越大。二是因为财产税是一种受益税，财产所有者（或使用者）是当地公共服务的受益者，因而较易推广。目前中国有关财产方面的税收，只占税收总量的不足5%，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资源税基于同样原因，也是地方政府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

第三，关于分税财政体制中的共享税，应该采用国际通行的税基分享、分率计征的办法，即中央政府统一确定税基，不同层次政府分率计征。这种办法可以使中央和地方收入都能随经济发展而自动稳定增长，使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具有一定的可预见性。

第四，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也要逐步规范化。一是取消地方政府和事业单位的预算外资金，将其纳入征税范围，接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和监督。二是对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进行正确定价，合理收取使用者付费，弥补其投资成本，作为正税的必要补充。

3.税权的适当下放

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是实现地方公共服务自主权的保障。税收管辖的分权，包括税收的立法、执法、司法权在不同级次立法机构间的配置，特别是税收立法权在中央和地方立法机构之间的合理划分，不仅有利于税收法制化建设，也有利于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中国税收立法权的划分，应以中央立法为主，省级立法为辅，建立两级立法相辅相成的立法格局。地方税的税收立法权可按不同税种分别处理。

值得指出的是，适当下放税收立法权限，需要有其他方面改革的配合，例如减少财政级次，实行中央、省、市县三级财政体制；同时进行不同级次政府事权的改革和界定等。

4.转移支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首先，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改革的设计原则，是在收入划分适度集权，政府支出适度分权的前提下，建立促进地区公平的转移支付制度，考虑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调整既得利益，实现地区间财力水平相对均衡。多级政府财政体制中的转移支付，主要是为了平衡地区间的财政能力，并对存在有跨区溢出效应的地区财政支出（如环保和教育）做出补偿。同时，要配合进行预算管理的法治化、透明化合公开化，以及外部环境的改善。

其次，作为大国，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的同时，也应注重省对以下政府的转移政府制度的完善，逐步缩小辖区内地区间财力差距，才能确保全国地区间差距的本质缩小。

第三，简化转移支付的方式，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力争使转移支付的社会收益大于政府间资金上划下拨的成本。

最后，调整现行转移支付的结构，加大均等化转移支付的数量，完善计算公式，增大其缩小地区间差距的作用力度。同时控制专项转移支付的规模，通过建立严格的项目准入机制，减少项目设立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并加强监管，提高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

分税制的确立和改进

从制度层面看，*年开始的分税财政体制改革使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大幅度提高，对中国的多级财政体制的建设也产生了正面影响。

但是10年来，实行分税财政体制后的基层财政逐步陷入财政困境：划分税种后基层政府收入结构改变——基层政府更为依赖自有的农业税收——规范的农业各税数量不足，且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基层政府不得已采取非规范的筹资行为——解决农民负担的税费改革堵住了基层政府的乱收费渠道——取消农业税后基层政府收入来源更少。

1.分税财政体制的开始

*年开始实行的分税财政体制，其主要内容是将94税改后的18个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同时分设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管。此外，关税是中央收入，而农业各税属于地方。这项改革的直接结果是，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上升到1995年的52.2%，2002年54.93%，*年为57.47%。从地方政府的不同级次看，省、市级政府也在不断加大财政资金的集中力度，省级政府资金占地方各级总资金的比重，从*年的16.8%提高到2000年的28.8%，年均提高2个百分点。

2.转移支付制度的逐步建立

在划分税种的同时，实行了中央对地方的两税（指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政策。这一政策在当时也被列为转移支付的内容之一，但其实税收返还只是一种激励地方税收努力的政策。*年开始着手建立中央对省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并在其后的几年间逐步建立起包括公式化的“过渡期转移支付”、专项拨款等5种转移支付手段。

截至*底，按财政口径计算的转移支付制度包括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三大部分。

3.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制度各不相同

在*年中央和省级政府实行分税财政体制改革、以及1995年开始构建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后，赋予了省级政府自行确定其省以下财政体制形式的权力。因此，目前在不同省区的省以下财政体制不是统一的。

税制改革范文篇10

关键词：税制改革科学发展观财政体制

税制的相对稳定或变革，总是同一个国家或地区所处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和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阶段紧密相联系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先后于1984年和1994年进行过两次重大的税制改革。从改革开放初期至1984年的第一次税制改革，适应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第二次税制改革即1994年的税制改革，适应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型转轨的需要，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时期的1994年的税制改革到今天已经12年。十几年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次税制改革是成功的。这个税制之所以成功，就在于较准确地分析了我国当时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环境，所要实现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所以，当时果断及时地推出的新税制，体现了“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基本原则，抑制了当时过度增长的投资饥渴症，医治了过热的经济，使我国较顺利地应对了从亚洲引发的带有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对保持经济的较快增长，大大强化税收组织收入的功能，从根本上扭转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连续下降的势头，保持吸引外资持续增长和进出口贸易规模不断增大、外汇储备水平不断提高的态势，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用发展的眼光来衡量，用前瞻性的观点来要求，现行税制所存的不能适应今天已经发展变化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和环境，不能适应今天已经确立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不能适应已经发展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矛盾已经非常突出，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新一论的税制改革原则已定，即“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农村税费改革等4项改革将构成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主要方面，为企业、个人减负则是贯穿本轮改革的主旋律。具体改革方向为：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征管制度；调整消费税征税范围；统一城乡税制，废除农业税。改革已经启动，由浅入深逐步推进，整个改革的时间跨度将达5年甚至更长，一步一步地推进改革。在启动新的税制改革过程中，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研究和重视。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税制改革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科学发展观总结了二十多年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是其深刻的思想内涵。科学发展观代表着我国实现现代化战略的再一次转移，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其意义深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我国税收制度的改革，对于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共财政框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举措。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适应了时代的要求，为构建和谐社会指明了方向。

第二、税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应注意各种目标之间地权衡。

既然税制改革涉及到多重目标的权衡（如税收收入目标、公平目标和效率目标、经济增长目标等）以及对不同税收手段和税基之间相互作用的估计和测算，就需要以系统论的方法设计、分析税制改革方案。各个税种之间、各税种的税率和征收范围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的，它们之间是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在税制改革中应注意这个系统工程中“各元素”之间的联系，使“各元素”之间的配合使这个“系统工程”发挥最大的效率，最终实现经济发展的各种目标，并使各目标之间达到新的均衡。例如，增值税的转型必然会使税收收入造成损失，所以应考虑扩大增值税增税范围，提高税率等，尽量减少其损失的减少，不至于破坏目标之间的均衡。

第三、应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逐步推出各项改革措施。

经济是税收的本源所在，税制的改革不得不考虑经济形势的发展。经济形势发展的好，有利于各项税制改革措施的推出，并有利于各项措施的实施；如果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那么推出税制改革必然会受到各方面的阻力，那么税制改革目标难以实现。罗斯福新政和肯尼迪—约翰逊时期实施的税收改革措施，充分地考虑当时地经济形势，适时推出改革措施，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了减税政策地范例；而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推出了税收改革措施，遭到了惨败，其原因之一就是对当时经济形势考虑有偏差，改革目标事与愿违，带来了赤字大爆炸。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得深思熟虑。

第四、我国已加入了WTO，世界经济一体化，税制改革应将国内税制和国外税制结合在一起通盘考虑。

税制改革得成功不仅取决于本国税制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还要考虑到国外现行税制的结构和变化。经济全球化已大势所趋，这对各国的税制影响是巨大的，主要表现为税基越发多变，导致经营决策（特别是融资决策和投资决策）对各国间的税收差异更加敏感，同时各国之间的税收竞争日益激烈。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和政治大国的税制改革，必然会引起其他许多国家实行类似的税制改革，以减少其间的税收差异。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其税制改革受到了其他国家税制改革的影响；同样，我国的税制改革也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税制改革。我国的税制改革，不仅要考虑对我国经营决策者的影响，还要考虑对国外经营决策者的作用，是税制改革发挥它的最大效益，避免由于税制改革造成的“效率损失”。

第五、完善税收征管措施，是税制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

即将推出的税制改革，已明确要“严征管”。从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税收收入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势头，这是与加强征管密不可分的。财力的充足，保证了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用于社会保障和科教文卫的支出，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即将推出的税制改革，同样不能忽视“严征管”的重要作用。增值税的转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废除农业税，统一城乡税制，这些措施都将不同程度的减少税收收入。因此，加强税收征管，减少税收流失，对于成功推进新一轮的税制改革的作用不可低估。税务征管方面的完善，是任何税制改革的必然组成部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征管能力有限，征管技术水平不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不强。在完善税收征管的过程中，要注意信息化建设，提高工作效率，防止腐败。

第六、推进新一轮税制改革，要完善财政体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