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结构十篇

税制结构篇1

关键词：税制结构；税制改革；税收征管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6）05－0035－02

税制结构是指税收制度中税种的构成及各税种在其中所占的地位。税制结构是否合理，是税收制度是否健全与完善、税收作用能否充分发挥的前提。

一、税制结构的类型及其比较

主体税种是一个国家税制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起主导作用的税种。根据主体税种的不同，当今世界各国主要存在两种类型的税制结构模式，一个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另一个是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1?郾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首先，在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中，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普遍征收并占据主导地位，企业所得税也是重要税种，同时辅之以选择性商品税、关税和财产税等，以起到弥补所得税功能欠缺的作用。所得税作为“对人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直接税体系内容，税负不易转嫁；并且可采用累进税率，实现对高收入者多课税、对低收入者少课税原则，体现纵向和横向公平。其次，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累进制的所得税制度富有弹性，对宏观经济具有自动稳定的功能。再次，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在获得财政收入方面是稳定可靠的。辅之以其他的选择性商品税，如特种消费税，可进一步增强这一结构的聚财功能。

2?郾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在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中，增值税、一般营业税、销售税、货物税、消费税、关税等税种作为国家税收收入的主要筹资方式，其税额占税收收入总额比重大，并对社会经济生活起主要调节作用。所得税、财产税、行为税作为辅助税起到弥补商品税功能欠缺的作用。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的突出优点首先体现在筹集财政收入上。在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上，商品税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商品税是转嫁税，但只有其产品被社会所承认，税负才能转嫁出去。因此，商品课税对商品经营者具有一种激励作用。从税收本身的效率来看，商品税征管容易，征收费用低。

二、影响税制结构选择的因素分析

当今，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实行的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即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最大；而发展中国家的现行税制结构则以商品税为主体。

1?郾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一个国家主体税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高，人均国民收入居世界领先地位，具备个人所得税普遍征收的物质基础。同时由于城市化水平高，能够有效地进行个人收入水平的查核和各项费用的扣除，也便于采用源泉扣缴的简便征税方法。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不高，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的税源极其有限。由于处于商品经济发展初期，商品流转额迅速膨胀，商品税的税源远远大于所得税的税源，必然形成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如在中国，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个体或小规模经营，所得难以核实，使得个人所得税普遍征收的可行性不具备管理上的条件。

2?郾对税收政策目标侧重点的差异是税制结构选择因素之一。税收政策目标包括收入效率和公平。不同的国家对这些政策目标的侧重不同，从而会影响到它们对税制结构的选择。发达国家着重考虑的，是如何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或公平调节收入分配。在前文提到所得税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而注重税收公平目标的实现，个人所得税无疑是一个重要手段。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贫富悬殊、分配不公问题十分突出和严重，为缓和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征收社会保障税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起到缩小收入差距、抑制贫富悬殊的作用。所以，注重发挥宏观效率和税收公平目标，就必然会选择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迅速发展本国经济的历史任务，需要大量稳定可靠的财政收入作保证。商品税较之所得税对于实现收入目标更具有直接性，税额多少不受经营者盈利水平高低的影响，税源及时、稳定。并且，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在实现税收效率目标上占有优势。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中的主要问题在于结构失衡，即产业结构不合理、不协调，在市场机制健全的条件下，对产业结构的调节作用，商品课税要比个人所得税大得多，商品税通过差别税率可配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最终使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提高。

3．税收征管水平是制约一个国家主体税种选择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具有现代化的税收征管手段，计算机广泛应用于申报纳税、年终的所得税汇算清缴、税务审计、税务资料、税收咨询服务等工作，同时有健全的监督制约机制，使得税收征管效率大大提高。这些都适应了所得税征收对征管水平的较高要求，使所得税成为税制结构中的主体税种成为可能。发展中国家经济管理水平较低，税收征管手段和技术比较落后，加上收入难以控制的农业就业人口和城市非正式就业人口所占比重较大，客观上使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商品税一般采用从价定率或从量定额征收，比所得税采用累进税率征收要简单得多，对征管水平的要求比较低，因此发展中国

家从现实出发，只能选择商品税为国家主要的筹资渠道。

三、当前阶段我国税制结构的调整和选择

（一）我国现行税制结构存在的问题

1．税种功能结构不健全。从我国现有税种看，筹集财政收入的税种主要有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等，能够体现出调控功能的税种主要包括消费税、土地增值税等，但现行税种中缺少对社会能够体现稳定作用的税种，如具有特殊功能的稳定社会性质的社会保障税尚未开征。

2．“双主体”模式没有真正建立，主体税种结构失衡。现行税制结构中，流转税比重偏高，所得税比重过小。主体税结构失衡，既不利于主体税种的互相配合，更不利于发挥所得税的调控作用。

3．就流转税本身的结构而言，消费税比重过小，增值税比重过大。我国消费税征税范围较窄，且征收环节单一，不但调节消费的功能较弱，而且组织收入也明显不足。

（二）选择合适税制结构的原则

在短期内，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可能得到飞速发展；政府的税收征管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税制结构的选择与调整不能超越这些限度。税制模式只有与国情相适应，才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1．经济发展水平与税制结构相适应原则。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长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经济效率低下，造成所得税税基过窄，限制了所得税类收入比重的上升；我国经济体制中计划色彩浓厚，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造成了作为价格附加的流转税的畸形发展，间接税与直接税比例失调，流转税在税收收入总额中比重过高；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状况决定了税收聚财功能仍居于重要地位。

2．征管模式与税制结构相适应原则。税收征管是在既定税制结构下一国税收政策的具体施行，有效的税收征管依赖于一定的征管模式。征管模式与税制结构紧密相连，为实现税制结构所要求达到的目的，必须使征管模式适应税制结构的设计。现阶段我国生产力落后，市场经济不发达，“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决定了我国的税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为适应这种税制结构，征管模式也必然要求对流转税集中的大中型企业加强长期监督，控制好税源，这正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

根据国外税制改革的一般经验，优化我国现行税制结构的总体思路是，通过新税种的开征及税负水平的调整，达到直接税和间接税比例的不断调和。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收入的不断增加，通过优化税制结构，使间接税所占比例有所下降的过程通常也是直接税所占比例有所上升的过程，不断增加直接税占税收收入总额的比重，充分发挥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最终达到建立“双主体”税制结构的目标。

（三）选择适宜的税制结构，深化我国税制改革

在一定时期内，应保持税制相对稳定，不宜做较大变动，只能对其不规范和不完善的方面进行调整。

1．妥善解决增值税税负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使税负进一步趋于合理化。如对商业零售环节的增值税的一些政策进行调整，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改进小规模纳税人划分标准，适当降低商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

2．内外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确定企业所得税的思路。制定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就现行两个企业所得税法而言，应该说《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较为成熟，该法参照国际惯例，借鉴了外国企业所得税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统一了税收管辖原则，对法人、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义务人的确定，统一以企业总机构所在地为准。

3．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尽快建立全面反映个人收入和大额支付的信息处理系统，建立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新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适当调整个人所得税的超额累进的级距，提升高收入者的适用税率，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控力度。

4．改进和完善消费税。适当扩大消费税征收品目，将某些高档消费品和不利于环保的产品纳入征税范围，如对部分家用电器、饮料、皮革制品等消费品和某些消费行为征收消费税；适当调整有关税目的税率，重新确定合理的税率水平，改革和完善烟、酒等产品的消费税计税价格确定办法。

5．积极推进增值税管理手段的现代化，推广使用计税收款机，改进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填开和管理。

税制结构篇2

一. 最优税制结构理论

税制结构是指国家为了达到组织收入、调节经济的目的，在按一定标志进行税收分类的基础上，合理设置税种所形成的一个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税收体系。根据税种的多少，可以把税制分为单一税制与复合税制。单一税制是指以一种征税对象为基础设置税种所形成的税制。自 17 世纪英国人霍布斯最早提出单一消费税后，许多经济学家相继提出单一土地税、单一财产税、单一所得税等税制模式。单一税制的课税对象及税务机构的设置比较单，可减少对生产和流通的影响，减少征管费用，便于纳税人了解税制税额，减少苛扰的弊病。但单一税制税源小，易枯竭，收入不充足，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征税不普遍，易导致税负不公。复合税制是以多种征税对象为基础设置税种所形成的税制。国家根据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设置多个税种，使各税种相互配合、相互协调，更好地发挥组织收入、调节经济的作用。从目前各国的税收实践看，由于单一税制过于简化，缺少弹性，难以发挥筹集财政收人和调节经济的功能，因而，世界各国没有实行单一税制的，普遍实行的是复合税制。   

在复合税制下，税制结构的构建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主体税种的选择；二是辅助税种的设计；三是税种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税种对经济的调节功能如何等。一个国家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层次和具体要求，可以设置很多种税。从各种税占财政收人的比重和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来看，整个税收体系中总有一种或两三种税居于主导地位。   这种居主导地位的税种就构成税制结构中的主体税，而其它税种就是辅助税。主体税种的选择，不仅要考虑税源充裕、征收简便，而且要考虑课税是否公平，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大小。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还要考虑能否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经济利益。主体税和辅助税要求协调配套、相互补充，以更好地发挥组织收人和调节经济的作用。主体税种的差异显示出税制结构模式的不同类型。从税收产生发展的历史看，各国开征的税种不胜枚举，主体税种几经变化，经历了由原始古老的直接税为主体税种到间接税为主体税种再到以现代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发展演变过程。从现代各国的税务实践看，税制结构模式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模式；二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模式；三是直接税和间接税双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   

税制结构篇3

一、税制结构以直接税为主还是以间接税为主

在西方国家税收理论研究中，围绕直接税、间接税何者最优，一个国家税制结构到底以直接税为主还是以间接税为主的争论已经持续了200多年，直接税、间接税的分类理论，现在在我国也已经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目前，在我国直接税税种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农业税等。间接税的主要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等。对于一国的税制结构到底是以直接税为主还是以间接税为主，目前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应当以直接税为主，另一种则认为应当以间接税为主。主张以直接税为主的理由是，作为直接税中重要税种的所得税是一种先进的税种，具有其他税种不具备的公平、合理的特点。第一，所得税对社会所有成员征收，具有普遍性，能够树立公民自觉纳税的意识。第二，所得税按照负担能力征收，负担较为合理。高收入者适用高税率，低收入者适用低税率，体现了公正和公平原则。第三，纳税多少与商品价格没有直接联系，不会给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能够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第四，所得税的累进制，具有“内在稳定器”的自动调节功能，它不仅有利于调节个人之间分配不公的问题，而且有利于发挥税收的宏观调节作用。第五，由于直接税中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其中大部分）直接由纳税人个人负担，涉及到公众个人的利益，所以公众关注的程度较高，财政支出受到公众监督的力度更大，可以保证财政支出更加合理、有效。第六，由于直接税中的主要税种所得税、社会保障税一般是按月、季、年度缴纳（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年终汇算清缴），所以从纳税时间上看，对纳税人递延纳税有利，客观上起到了涵养税源的作用。相比而言，间接税改变商品价值的对比关系，损害和阻碍国内或国家间的自由竞争和交换，不利于自由贸易的进行。同时，间接税不考虑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具有累进税的性质，不够公平。

主张以间接税为主要税制结构的观点认为，尽管所得税与商品税相比，具有上述所列的种种优点，但以所得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并不是无条件地适用于所有国家，特别是不适用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因为以所得税（包括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下同）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只有建立在经济的高度商品化、货币化、社会化的基础之上才行。第一，必须人均收入水平较高，为所得税的普遍课征奠定基础。第二，必须具有高度货币化及其社会城市化外部社会条件。因为，只有个人收入分配的形式主要表现为货币所得，才能使个人所得的计算较为准确。同时，也只有社会的高度城市化，使大部分人口在相对集中的城市里工作，才能有效地审核个人收入水平和有关费用的扣除情况，才能实行个人所得税源泉扣缴的简便征收方式，有效防止税收流失。第三，必须具有较为健全的司法体制以及先进的税收征管系统。而作为间接税主体税种的商品税同所得税相比有许多优势：第一，有宽广的税基，有利于保证财政收入的增长，并且保证财政收入及时稳定。因为，商品税是伴随着商品流转行为的发生而课征的一种税，不受纳税人或纳税单位是否盈利或亏损的影响，从而能够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及时、稳定。第二，商品税比所得税易于课征，征收手续相对简便，征收费用相对节省。商品税课税对象是生产流通领域中的商品流转额，且征收多采用统一税率，省却了缴纳直接税有关填写纳税申报表的麻烦，避免了由于计算上的复杂而产生错缴税款的可能，计征简便易行。第三，由于间接税可以转嫁，使纳税人不会感到负担沉重，不至于直接伤害投资积极性，同时，由于一般间接税都隐含在价格中，减少了政府与纳税人的摩擦。第四，课征间接税的时间和方式方便纳税人。一是间接税纳税时间一般是在纳税人购买货物付款的同时缴纳，纳税时间可以由纳税人通过选择购物时间来自由决定。二是间接税如货物税给纳税人带来的负担相对较轻，特别是对收入相对较低的纳税人来说可以通过选择购买商品的品种和时间，达到少缴税款、规避高额税收或递延税款的目的。第五，有利于征收管理，有效防止偷逃税款的发生。由于直接税主要对人征税，纳税人与负税人具有一致性，对纳税人偷漏税诱惑力更大，所以偷漏税现象较为严重，而且，缴纳税款需要纳税人的自觉合作，无疑增加了税收征收管理的难度。而纳税人购买商品时就必须缴纳间接税，则可以有效防止偷逃税款的行为发生，从而减少征收管理的难度。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支持直接税与间接税在一个国家中并重的观点，认为只有直接税和间接税在税制结构上的相互补充，才能充分发挥直接税中的所得税在调节收入，调节贫富差距方面的作用，也才能充分发挥间接税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作用，以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

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都实行以间接税（指国内货物、劳务税和关税等）为主，直接税（所得税、财产税）和其他税种为辅的税制结构。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实行以直接税为主，间接税为辅的税制结构，虽然一些西方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进行的税制改革使间接税的地位得到了加强，然而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以直接税（所得税）为主体地位的税制结构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一个国家选择间接税还是直接税为主体税种，要根据该国的具体条件而定。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差异，必将导致各国的税制结构的不同，甚至存在很大差别。从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情况和税收征管的水平以及公民纳税的诚信程度看，选择直接税和间接税并重的税制结构更适应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结构，也更加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一，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的税制结构，能够发挥税收作为国民收入主要来源的财政功能和税收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功能。在生产和销售环节，选择以流转额为课税对象的间接税、在分配环节选择以所得额为课税对象的直接税，不仅能够保证财政收入有稳定、可靠的来源，而且能够广泛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第二，实行间接税与直接税并重的税制结构，是我国经济改革、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在1994年以前，一直实行以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这基本上符合我国当时的客观经济条件），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和个人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逐步提高。纯粹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以所得为课税对象的直接税不可避免地成为税制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条件，在我国个人收入水平还不可能在近期内有较大提高，因而个人所得税比重不可能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间接税仍应保持其主体税种的地位，但不应再成为单一的主体税种。应当把直接税和间接税并列作为我国的主体税种。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发展情况（如关税水平的下调），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也应由间接税向直接税倾斜。

二、我国税制结构的优化和完善

1、我国现行税制结构存在的问题

1994年以前，我国在长期的税制结构中，选择了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模式。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逐步形成了以流转税和所得税并重的税制结构。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多种经济成分的出现以及居民个人收入的增加，我国现有税制结构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表现在：第一，间接税税收收入在全部税收收入中比重仍然过大。2003年，我国税收收入总额为20461.57亿元，间接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海关进口税）税收收入总额为14183.29.亿元，间接税占全部税收收入比重为69.30%，其中，增值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高达35.8%、消费税5.8%，营业税14.02%，海关进口税13.6%.造成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是，1994年税制改革时，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初期，为完成税收任务，过于注重强化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在税种的设计上也过于突出增值税的作用，使得增值税在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过大。增值税收入过高与我国实行生产型增值税有很大关系，企业购进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额不能充分抵扣，虽然从短期看，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从长远观点看，必然加大企业税收负担，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第二，个人所得税收入在税制结构中的比重过低。2003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20.15亿元，仅占全部税收收入的6.7%，个人所得税偷漏税现象仍然较为严重。个人所得税税法的不尽完善，使得个人所得税作为调节贫富最有力武器的作用没有充分得到发挥。第三，企业所得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比例仍然过低。2003年，我国企业所得税收入为2340.96亿元，仅占税收收入的11.44%，而菲律宾企业所得税收入占其全国收入的比例则高达40%以上。菲律宾与我国一样同属于发展中国家，但是企业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例比我国相对合理一些，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一部分企业，特别是小企业长期亏损的现象值得注意，不排除实赢报亏的现象，另一方面，现行内外有别的两套企业所得税制，优惠程度不同，客观上诱惑一些企业弄虚作假，搞假合资，假外企以达到偷漏税款的目的。

2、我国税制结构优化的方向

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过来又必须为经济发展服务，一方面，税制结构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税制结构也必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作相应的调整。目前，调整和完善我国税制结构的关键在于不断优化税制结构，而优化税制结构的核心在于正确地选择主体税种及建立各税种之间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税制体系。我国税制结构完善应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具体分析我国税收制度运行的现行情况，利用合理的税种布局及其主辅税种的相互配合，保证及时足额地取得财政收入。我国税制结构的优化完善应注重解决四个问题。

（1）完善增值税制度。1994年税制改革，大大强化了增值税的地位和作用，使其成为能够左右税收总规模的重要因素，经过几年的实践，增值税的优越性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但同时其不完善之处也越来越凸显，并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完善增值税制度已成为我国税制结构合理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2003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在增值税方面，对东北地区的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冶金工业、船舶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军品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等行业，允许新购进机器设备所含增值税税金予以抵扣。这必然对我国东北地区的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增值税是全国一盘棋，增值税的抵扣必须要求完整的链条。只在东北三省实施增值税转型，会使整个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中断，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时期内引起增值税征管的混乱。因此，为保证企业新购固定资产的增值税能够得到抵扣，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同时又不破坏增值税链条的完整，应当考虑在时机成熟时，将我国目前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在全国范围内转换成消费型增值税，对由于增值税转型而减少的国家税收收入，在当前我国财力紧张的情况下，可考虑通过适当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来弥补。首先可考虑将与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密切相关的交通运输业、建筑安装业纳入增值税征收的范围，然后再将增值税的覆盖范围扩大到所有劳务，最终取消营业税。

（2）调整消费税税目、税率和计税依据。目前，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已经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表现为原消费税的一部分应税税目已经达不到原来设置的目的，致使消费税调节力度弱化，未能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而相当一部分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应税项目由于没有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以致增加了基层税务机关征收管理的难度。所以适当地调整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将一些高档次的奢侈性消费品及行为纳入征税范围，将与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某些已课征消费税的消费品从消费税应税税目中予以取消，是消费税进一步完善。的首要任务，同时，为调节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可以适应地提高某些消费税的适用税率，以充分发挥消费税调节高消费的作用。

（3）将主体税由间接税向直接税倾斜，逐步完善所得税制。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外资企业、个体和私营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的不断出现，我国的所得税收入近年不断增加，在我国税收总体收入中所占比重也逐年上升，但由于我国所得税税制的不尽完善，所得税在收入中的比重仍然较低，因而提高所得税在税收收入总额中的比重，完善现行所得税制度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国目前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实行的企业所得税法作为改革初期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已经起到了应有的作用，现在继续实行内外有别的企业所得税制度将不利于企业平等竞争，而且违背国民待遇原则，客观上造成税负不公，不利于我国税制与国际税制接轨。为此，须尽快实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建立统一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此外，减少或取消一些特殊规定及税收优惠，以提高征税效率和经济效益。

税制结构篇4

关键词：新加坡；香港；税制结构；避税地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11.057

1新加坡与香港税制结构的历史变迁

1.1新加坡税制结构的历史变迁

依据新加坡几次较为重要的税制变革，其税制结构的变迁可以大致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

新加坡于1965年独立，独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实行了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1980年以前，由于新加坡的经济主要依赖转口贸易，因此，在税制结构中比重最大的是关税和消费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新加坡的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转口贸易不再是经济结构的主体，因而关税与消费税在税制结构中的主体地位逐渐被所得税所取代。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开始着手进行税制结构的调整，试图降低所得税的税率，进行了一系列的税制改革，大幅度调整了政府的税收结构。新加坡政府为促使企业采用机械化以减少对外国劳工的依赖，于1982年开征外国劳工税；为扩大税基并使税收更公平合理，于1994年4月1日开征货物与劳务税。此后，货物与劳务税在新加坡税制结构中占了一定比重，但所得税在税制结构中仍占主导地位。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

在这一阶段，新加坡税制结构仍以所得税为主，但货物与劳务税所占比重上升，主要调整的对象为已设税种税率。如2004年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22%降为20%；2005年起把公司所得税税率降到20%。目前，新加坡的税制结构主要有所得税、货物与劳务税、财产税以及其他税课税组成。

1.2香港税制结构的历史变迁

任何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历史的原因，香港税制也不例外。总体而言，香港税制结构的变迁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1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以前，香港的税种很少，只开征警捐（现在改称差饷）、印花税、牌照税等几种间接税；二战中，为战争需要在原有税种的基础上，新开征了物业税、薪俸税、利得税以及利息税等直接税。

第二阶段：1947年至香港回归。

1947年香港颁布了一部重要的税收法规――《税务条例》，设立了各项入息税项。《税务条例》所规定的征税方法基本上沿用了1803年英国税法所实行的征税模式。

第三阶段：香港回归后至今。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依据“一国两国”的方针，为保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稳定与繁荣，香港实行包括税收政策制度在内的有关法律、经济、对外交往等方面的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现行的香港税制由逐步修正与发展的《税务条例》及其附例与税务规则构成。

2新加坡与香港税制结构的现状

2.1新加坡税制结构的现状

2.1.1税种设置

与城市国家相适应，新加坡税制结简明合理，目前其开征的税种主要有所得税、商品劳务税、财产税、印花税、关税和税等。新加坡税制以所得税为主体，并未开征地方税与市政税，目前新加坡政府所开征的税种见表1。

2.1.2税收负担

一国税制的税收负担，我们通常以其宏观税负水平衡量，宏观税负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税收制度设计的合理性。2005年至2015年新加坡宏观税负水平如下表2所示。从表中列示的宏观税负水平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到，近十年来新加坡的宏观税负水平较低，最高宏观税负水平仅11.44%，波动差距较小，且近十年来的平均宏观税负水平仅为10.75%。

2.1.3税法体系

新加坡有健全完善的税收法律体系，几乎每一种税种都有专门的立法，从而明确各个税种的具体征收规定和责任。目前，新加坡的税收法律体系包括《所得税法》、《货物和劳务税法》、《财产税法》、《印花税法》、《遗产税法》等多种单项税法，此外，还包括与他国签订的税收协定以及一些管理雇员的辅助法规，如技术开发法和工资税法。

2.2香港税制结构的现状

2.2.1税种设置

香港现行的税种按性质划分可分为直接税与间接税，但间接税税类中并未设置与商品生产流通环节有关的税种，主要税种详见表3。

2.2.2税收负担

香港2005年至2015年的宏观税负水平情况详见下表4。从表中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到，近十年香港的宏观税负水平虽略有波动式上升，但总体来看其宏观税负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平均宏观税负水平仅为1106%。

2.2.3税法体系

香港的法律属于英美法系，虽香港政府也制定一些成文法法规，但仅是一小部分，大部分的法律由判例积累而成。严格而言，香港并没有一套单独、全面的税法体系。目前香港课税所依据的税收法律源于1947年制定的《税务条例》及其附属的税务规则。

3新加坡与香港税制结构的特点

3.1新加坡与香港税制结构的共性

3.1.1税制结构变迁路径相同

作为避税地的典型，香港与新加坡税制结构的主体税种都经历了由间接税到直接税的转变（变迁路径详见下表5），并在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下趋于稳定，经过不断发展，直接税在税制结构中的地位得到加固。

3.1.2主体税类相同

从主体税类层面来看，新加坡与香港两者的税收主要来源皆源于所得课税，即针对流量所得课征的税收收入占税收总额的较大比重（详见下图1）。自2005年至2015年间，新加坡与香港两者的所得税类占税收总额的比重约在50%～70%之间，远超过剩余税种税收收入之和所占比重，可见所得税类对新加坡与香港税收收入的贡献程度之高，也说明了流量所得为新加坡与香港的税收提供了稳定而宽广的征税基础。

3.1.3宏观税负水平

作为避税地的典型，低税负是新加坡与香港税制结构的一大特点（详见下图2）。虽然2005年至2015年香港的宏观税负水平略高于新加坡，但香港宏观税负水平最高时也并没有超过14%，其平均税负水平为11.6%，而新加坡的平均税负水平为11.44%，说明两者的宏观税负水平波动差距很小，两者总体的宏观税负水平在同一个层次。

3.2新加坡与香港税制结构的差异性

3.2.1间接税主体税种不同

新加坡最主要的间接税税种为货物与劳务税，该税类似于我国征收的增值税。但香港政府并未就商品生产销售环节或资本增值方面征收税项，即没有开征增值税、消费税，在商品全部的生产和流通环节，基本上都不征税。

3.2.2直接税课征方式不同

新加坡主要实行分类所得课征，对纳税人依据每一种税的规定税率、课征范围分类课征；但香港对物业税、薪俸税、利得税这三种主要的直接税在采用分类所得课征方法的同时，又允许纳税人选择各种应税所得

合并计算缴纳税收，即可以选择将应纳的物业税、薪俸

税以及利得税合并计算缴纳，称为个人入息课税。

4新加坡与香港税制结构特点成因分析

4.1新加坡与香港税制结构共性成因分析

4.1.1相似的经济发展历程

新加坡与香港有着相似的经济发展历程，两者的经济发展模式都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变迁过程：从典型的转口贸易商埠到以制造业为主导，进而有发展为国际上一个重要的贸易金融中心。虽然两者所经历的经济发展变迁时点不同，但相似的变迁路径使其税制结构的变迁也大致经历了一个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过渡到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的变迁。

4.1.2较高的税收征管水平

税收征管水平也是影响税种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征管水平与税种选择不相匹配的情况下，税制结构不会达到理想的效果。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形式越来越多样化，设计多样的税率、复杂的交易形式以及宽泛的税源都要求更高水平的征管能力。新加坡与香港的税收制度经过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从税源监控、税收评估、纳税申报、税收征管等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为所得课税的征管提供了完备的条件。

4.2新加坡与香港税制结构差异性成因分析

相似的经济发展历程与较高的税收征管水平解释了新加坡与香港制结构的共性，但并不能解释两者的税制结构差异性。因而需要从历史文化角度分析其税制结构的不同。因为相对于经济因素，历史文化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更具有内在性与长期性，以及更多主观性。新加坡与香港虽都是世界闻名的避税地，但两者的历史文化存在不小差异。历史文化对税制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会影响政府的职能范围以及社会对税收功能的偏好方面，从而影响税制结构的特征。新加坡与香港虽都曾经沦为英国殖民地，但其后的历史文化发展路径却大相径庭。从新加坡与香港的税法体系的差异可以看到，殖民地时期对两者后续的税法制定产生的影响差异明显：香港的税法体系属于英美法系，严格而言并没有一套单独、全面的税法体系，缺乏成文法法规，以判例法为主；新加坡则拥有一套完整的税法体系，几乎每一种税种都有与之匹配的单独税法。新加坡与香港在税制结构设计上的差异与两者政府对税收政策的功能安排不同相关：香港税收政策的制定尽可能不影响香港内部的成本与价格结构以及投资决定，并且最大限度吸引外资，征税面较窄，这也使得香港并未开征与商品生产流通环节相关的流转税。

5结语

从新加坡与香港的税制结构比较来看，可以发现避税地的税制结构具有以下几点共通的特点：一是税制结构简单，税种较少；二是以直接税为主，宏观税负水平低；三是对所得课税坚持来源地原则；四是有较为完善的税收法律管理体系。

参考文献

[1]秦强.新加坡现行税制[J].国外税制，2006.

[2]黄晓虹，李顺明，邓文勇.新加坡税收制度简介与借鉴[J].税务研究，2008.

[3]陈晓芸.香港地区个人所得税制分析及启示――基于税制特点和税负水平的视角[J].涉外税务，2010.

税制结构篇5

建立和完善调节收入差距的个人所得税制和财产税制

目前经济秩序、收入分配秩序和财产分配秩序的混乱，到处都存在或大或小的漏洞，使税务部门很难真正监控税源，因此也很难发挥其调节作用。如何建立和完善税制:一是尽快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具体设想，将现行的分类所得税制改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将现在的固定扣除改为按家庭具体情况扣除;将按个人为单位征税改为按家庭或者个人为单位征税;将按月或按次征税改为按年征税;甚至可以考虑适当降低税率，将45%的最高边际税率下调为40%，在边际税率10%—20%之间增加一个15%的档次3。应强调的是，个人所得税的带根本性的改革是否能够推出，在多大程度上推出，不是取决于人们的愿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实的可能性，说到底就是经济秩序和征税秩序是否能够真正规范。二是建立和完善财产税系列的税制。(1)改革完善房产税，调节财产占有上的贫富悬殊。在上海、重庆试点摸索出经验的基础上，全面修订房产税制度，无疑对抑制投机，调节房价，调节收入差距，缓和经济和社会矛盾，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具体征收上，可以不按第二套及其以上的房产征收，而是按面积征收，比如，给人均50平米的宽免额，超过50平米以上的房产就要征收。税率可以考虑按照市场评估价值和占有的面积大小实行1—3%的累进税率，低于20平米的政府可以给予一定标准的补贴。(2)考虑适时开征遗产和赠与税。遗产和赠与税不宜对所有继承遗产和接受赠与财产的人都征收，而是只对超过一定宽免额的富人征收，宽免额可以在开始定得高一些，比如500万元。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要放眼世界，“洋为中用”，大胆吸收和借鉴别的国家好的经验做法[4]。(3)推进配套改革。在陆续推出上述改革和调整措施时，宜相应地降低流转税的税率和比重，同时降低和取消一些基金和收费。具体地讲，就是在一段时期内，在保持宽口径的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前提下，来进行这些改革，同时又不加重社会总体的税收负担。

大力整顿经济秩序，优化税收生态环境

目前税制结构的调整与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的经济秩序、收入分配秩序和财产分配秩序是否能够有效地规范，真正堵塞漏洞，使数量巨大的各种隐性收入变得公开、透明，一句话，是否能够使税务机关真正监控和掌握税源。目前的税收监管在富贵阶层面前存在一定的“盲区”，应首先解决对高收入者的税收监管难题[5]。对此，政府要有改革的决心和胆识，进一步整顿规范经济税收秩序。整顿金融秩序，严格控制现金交易，广泛使用信用卡和支票结算;银行、保险、工商、海关、统计、财政、税务、住房、社保、公检法等部门利用计算机网络和信息技术组成一个统一的监控平台;所有自然人和法人都只拥有一个统一的身份号码，不管是领取收入、获得财产、银行存取款、缴纳税收、买卖住房、馈赠财产等等，都只能使用这个统一的身份号码，从而使目前处于地下状态的巨量的“隐性收入”转为地上的公开收入，以堵塞各种违法乱纪、行贿受贿、贪污腐化、偷税漏税的漏洞，最大限度地减少犯罪分子的可乘之机。同时，以民生为取向改革税制和税收征管，不仅需要从税收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精细化的技术层面来推进，更重要的是，应进一步优化税收运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尤其要优化政府。从民生视角看，不能简单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完全摸着石头过河，更需要标本兼治。从治本之策来讲，需要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法治政府、预算政府、廉价政府、责任政府:第一，完善和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强化人代会的最高权威，加强人代会对政府、公检法和其他一切权力机关的监督和制约。从制度设计上促使各级政府官员眼睛向下，而不是两眼朝上，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落在实处，而不是仅仅落在口头上。第二，推进依法行政。规范党政官员和一切政府部门的行为，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政府的预算收支、政府的政策和施政行为必须要公开、透明、依法办事，随时接受人民的审议和监督。从制度上切实落实社会公众对党和政府的日常监督的权力，尤其要充分保护和发挥网络和舆论的监督作用，依法“把政府置于金鱼缸内”。第三，强化预算约束。政府部门的一切收支必须全部进入国家预算笼子，绝不允许有预算之外的政府收支甚至“小金库”存在。各级政府的一切预算收支应做到统一、公开、透明和规范，注重加强各级人代会和人民代表对预算收支计划和调整的严格审议、批准和质询的权威，预算收支必须依法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和质询，绝不能任由各级党政领导“拍脑袋”随意支配使用。第四，优化支出结构。加大预算支出结构的调整，大力整顿和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和行政支出，努力打造“廉价政府”，突出民生和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性质的支出，使税收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税制和税收征管作为公共服务品，税收事业作为一个“特殊的产业”，只有不断地改革创新，必须增加有效供给才有出路、活路、新路。这种改革应当以民生为基本价值取向，在社会政治经济宏观背景下税收发展的运动中不断调整、不断适应、不断改进，从而得到创新和发展。

作者：柳华平 朱明熙 单位：四川省广元市国家税务局 西南财经大学

税制结构篇6

关键词：结构性税制改革 减税 增税 经济增长

引言

面对世界经济依然低迷的走势，我国迈进了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在“十二五”规划中如何通过不断优化税制改革以建立适应经济发展的新税收制度，充分发挥税收的聚财和调节职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关系到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也是确保经济实现持续性稳定增长的保障。

我国结构性税制改革的历程

结构性税制改革，有别于全面的税制改革，是基于特定目的而针对特定税种实行的改革，是在整体降低宏观税负的基础上，选择性地降低一部分税种的税负，同时增加一部分税种的税负或开征新的税种，通过对部分税种的完善，不断优化税制内部结构，以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税收制度，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娄爱花，2009）。

（一）金融危机以前的结构性税制改革

自2004年我国就拉开了结构性税制改革的序幕，先后推行了一系列有增有减的税改措施，但改革的步伐较为平缓。2004年在农村开始农业税减免的试点，并于2006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农业税。2007年8月15日将居民储蓄存款利息税率由20%降到5%，2008年10月9日起暂免对个人储蓄存款利息征收个人所得税。2007年将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单位税额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了2倍；同时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纳入征税的范围，将原来适用于外资企业和外国人的车船使用牌照税和适用于内资企业和中国公民的车船使用税合并为车船税，车船税统一适用于各类纳税人并将单位税额提高了一倍；2008年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纳入耕地占用税的征收范围，并大幅提高耕地占用税的征收标准，每平方米的税额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了4倍。

（二）应对金融危机的结构性税制改革

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结构性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为应对金融危机，使宏观经济保持平稳快速的发展，我国加快了税制改革的步伐，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改革措施。

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即由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允许企业在计算增值税时抵扣购进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税额，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2008年1月1日起实行新的企业所得税，实现了内外资企业在适用税法、税率、扣除标准和税收优惠等四个方面的统一。为实现工薪阶层收入不缴税，中等收入者少缴税，高收入者多缴税的目的，先后多次提高个人所得税中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标准，2011年9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到3500元，并减少工资薪金所得的适用级距，降低适用的最低税率。为扶持中小企业发展，2011年制定了多项旨在降低中小企业税收负担的措施，例如提高小型微型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将对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延长至2015年底并扩大了适用范围等。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对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实行增值税扩围改革试点。

在实施减税措施时，也出台了调节经济的增税政策。2008年恢复对部分成品油的征税；2009年1月1日开始燃油税费改革，大幅度提高了汽油、柴油成品油等的消费税单位税额。2009年5月1日起，提高了烟类产品的消费税税率，并在卷烟批发环节加征5%的从价税。继续完善建立内外资企业统一的税制，对外资企业2010年12月1日之后发生纳税义务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2011年11月1日起，改革资源税中原油和天然气的计税方法，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按其销售额的5%的比例征收。

我国结构性税制改革的效益以及存在的问题

（一）结构性税制改革取得的效益

旨在降低整体税负水平的结构性税制改革，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完善税制结构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通过制定积极的税收应对政策，实现了我国经济8%的预期增长目标。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335353亿元，比上年增长8.7%，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397983亿元，比上年增长10.3%。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32069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4%。在我国税收收入中占很大比例的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变化，虽都保持了较快增长，但表现出不同增长速度，同比分别增长18.7%、24.0%、35.8%和34.4%。这种增长的变化从长期来看会促进我国流转税所占的比例不断下降，同时提高所得税的比重，有利于建立现代的税制结构，通过直接税充分发挥税收的调控职能。

税制结构的变化，也体现在地方税体系的完善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地方税获得的税收收入比重也在不断上升，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给能力不断增强。以陕西省为例，陕西省财政收入由2006年的362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957亿元，平均增长速度为27.57%，其中地方税收收入由2006年的198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572亿元，平均增长速度为30.39%，地方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使地方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也不断上升，由2006年的54.86%上升到2010年的59.81%。财政自给能力的不断提高为陕西地方政府发展地方文化、教育、科学、卫生和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提供了重要的财力支持，对促进陕西地方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见表1）。

（二）结构性税制改革存在的问题

1.总量上的减税效应并不明显。所谓结构性减税，是指在“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下侧重于减税的一种税制改革方案，旨在根据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通过一系列“减法”措施，对税制结构作进一步优化，从而使税收更好地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贾康、程瑜，2011），但仅从税收数据上来看，减税的功能并未很好地实现。据国家财政部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1-9月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71292.18亿元，同比增长27.4%，而同期经济增长的比率为9.4%，税收以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持续增长，使税收收入不断上升，税收负担的比率不断增加，2009年为17.75%，2010年为18.39%，2011年的前三季度为22.23%。由此可见旨在减税的目的还没有完全体现，应进一步推进结构性减税政策，充分促进民间私人消费和投资的增加，从根本上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问题。

2.结构方面有待进一步优化。据测算，第二、三产业对税收的贡献率远高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对税收的贡献率高于第三产业（李波，2010）。这种产业间的不同税收贡献率促使地方政府大力发展第二产业，第二产业的产值始终维持在高位，特别是仍存在较多的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这些企业虽在短期可以带来较多的产值和税收，但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同时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中存在着税负较重的现象，营业税所涉及的近一半产业的间接税负超过了工业企业（平新乔，2010）。因此，有待通过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遏制那些耗能较高、污染较重企业的发展，同时改变第三产业税负较重的状况，以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在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方面仍需加强。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我国过度依靠投资，而在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方面仍任重而道远。2009年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投资对经济的拉动率为8.7%，消费对经济的拉动率为4.1%。消费的不足既和目前人们的收入水平不高紧密相关，同时也受流转税所占比重高和居民个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影响。截止到2011年9月，我国流转税和所得税在税制中的比重分别为66%和27.8%，特别是所得税中的个人所得税仅为7%，其中较高比重的流转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物价高涨，不利于消费的增长，而个人所得税制的不完善使其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也大打折扣。因此，通过推进流转税和所得税的配套改革，建立有利于促进消费增长的税制，势必对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很好的拉动作用。

我国进一步深化结构性税制改革的对策

（一）继续深化以降低纳税人税收负担为目的的结构性减税

1.以增值税扩围改革为契机降低间接税的比重。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对货物和部分与销售货物密切相关的劳务统一征收增值税，将交通运输业、建筑安装业和销售不动产等适宜征收增值税的税目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同时适度降低增值税税率，减轻商品课税负担，减少流转税的累退性，以刺激消费和投资的增加。

2.健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中小企业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起重要作用，所创造的产值占GDP的60%，吸收了我国75%的就业人口，其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面对当前中小企业经营的困境，应制定完善的税收政策，以降低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如应将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改为免征额，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不断调整（刘佐，2011）。

（二）实施合理的结构性增税

1.推行环境保护税。将环保部门收取的排污费改为征收环境保护税，在征税的范围方面应采取循序渐进、逐步扩大的办法，目前应将工业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纳入征税范围，并根据污染物的排放量和危害程度实行差别的比例税率。环境保护税的开征可以克服现行排污费设计不合理、收费标准低、征收刚性差的弊端，有利于稳定地筹集治理环境污染所需的资金，并遏制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2.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为实现个人所得税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不应仅限于提高个人所得税减除费用标准。随着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应实施综合性的改革，将目前按照不同所得分项征收的征税模式改为综合征收与分项征收相结合、以综合征收为主的征税模式，充分发挥其调节功能，使高收入者承担较高的税负，同时降低广大的中低收入者的税负，以起到调节贫富差距的目的。

3.建立完善的消费税制度。通过改革，完善消费税的税目，将高档家具、高档家用电器、高档桑拿和歌舞厅等纳入征收范围并制定较高的税率，以增加高收入人群的税收负担。这样既可以弥补其他减税带来的税收收入下降问题，也可以在消费环节发挥税收促进纵向公平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娄爱花.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结构性税制改革[J].特区经济，2009（12）

2.贾康，程瑜.论“十二五”时期的税制改革—兼谈对结构性减税与结构性增税的认识[J].税务研究，2011（1）

3.李波.宏观税负、产业税负与结构性减税政策[J].税务研究，2010（1）

税制结构篇7

关键词：结构性减税 税制改革 财政政策

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带给我国的负面影响正逐步显现，一些重点行业如房地产、纺织、钢铁、汽车等受到冲击，导致出口放缓、gdp增速减慢等一系列连锁反应。为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国务院适时出台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2009年1月的全国财政会议指出，实行结构性减税是2009年财政工作的重点之一。

结构性减税的内涵

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减税可以刺激投资和消费，增加供给，进而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供给学派把减税作为其主要政策工具，该学派认为税收是激励个人和企业进行经济活动的最有效手段，降低税率能刺激供给，促进经济增长。面对金融危机对经济的严重冲击，一些国家如美国、英国、墨西哥、泰国等纷纷采取了减税措施，以更好地刺激经济增长。

结构性减税是减税手段的一种，目标也是削减税负水平，同时又有其特殊性。其一，结构性减税是针对特定税种、基于特定目的而实行的税负水平的削减，而不是对所有税种进行“一刀切”式的削减；其二，结构性减税是适度减税，实行的是小幅度、小剂量的税负水平的削减，而不是大规模的减税；其三，结构性减税是从总量上看，税负有增有减，即主要税种要减少税收，个别税种要增加税收，但在总量上是减的。

总而言之，所谓结构性减税政策，就是“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的一种税制改革方案，是根据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对税制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从而在整体上既减轻了企业和居民的税负，又符合整个国家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要求。

我国结构性减税措施

自2004年以来，我国一直在进行结构性减税，如全面取消农业税、增值税改革试点逐步推广、出口退税适时调整、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多次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标准等。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又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的减税措施，主要包括：为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允许购置固定资产作为进项税额抵扣，同时将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统一降至3％。为缓解世界经济下滑对我国出口的冲击，提高出口企业的竞争能力，缓解出口企业的困难，先后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同时在关税方面，取消部分钢材、化工产品和粮食的出口关税，降低部分化肥出口关税并调整征税方式。为减轻个人税收负担，从2008年10月开始，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2008年11月，对个人首次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契税税率暂统一下调到1％；对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对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为支持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在2008年4月起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由3‰下调为1‰的基础上，从2008年10月9日起，对证券市场个人投资者取得的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为刺激汽车消费，促进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对2009年1月20日至12月31日购置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暂减按5%的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

我国政府采取的上述一系列减税政策，涉及税种多，受益人群广，减税金额大，带来的效果十分明显，一方面减轻了企业和老百姓的负担，扩大了居民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提高了他们进行扩大生产和消费的能力；另一方面进一步优化了经济结构。

推进我国税制改革的设想

面对愈来愈严峻的国际形势，今后一段时期，应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贯彻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方针，继续采取结构性减税政策，对税制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和优化，从而使税收这一宏观调控手段能更好地达到刺激经济、扩大投资和内需的目的，最大限度地减少因危机带来的损失和影响。具体的设想和建议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革个人所得税

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存在一些弊端，不利于调节收入差距，也不利于从总体上减轻大部分人的税收负担。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我国现行的课税模式属于分类所得税制，归属于同一个纳税人的各类所得，实行不同的税率和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按年、按月或按次计征，其优点是征收简单，税源易控；缺点是容易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反而不用交税或交较少的税，而所得来源少且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却要多交税的现象，在总体上难以实现税负公平，特别是对工薪阶层有欠公平。其二，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综合扣除，采用定额扣除和定率扣除相结合的办法，这种规定没有考虑到纳税人个人的各种负担，未能真正体现量能负担。

因此，应对个人所得税进行以下改革。首先，改革征收模式，实行综合所得税制，即以个人申报为基础，将其所有来源、所有项目的收入加总求和，制定统一适用的累进税率，一并计税，这种征收制度税基宽，能够反映纳税人的综合纳税能力；其次，调整生计费用扣除范围和标准，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合理估计城镇居民实际生活支出水平，考虑根据纳税人的婚姻状况、赡（抚）养人口多少、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生计费用扣除额，按照“量能负担”的原则，所得多者多缴税，所得少者少缴税，体现国家调节社会分配的政策精神。改革的有效实施，能让大部分的中低收入者减少负担，从而增加其实际收入，提升其消费能力，有效改善消费不足的局面。

（二）调整消费税

作为调节消费的重要税种，消费税的税制设计存在不合理之处，影响了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也未能有效调节收入差距，促进环境保护。主要表现在：其一，课税范围存在“越位”和“缺位”，一些已成为人们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生产资料的消费品如化妆品、轮胎、酒精等，仍在征税，而一些高档消费品，如高档时装、保健品、高档家用电器和环境污染大的物品等却没有征税，没有很好地起到调节产品结构、引导消费以及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其二，税收负担具有隐蔽性，由于我国目前消费税实行价内税，纳税人与负税人不统一，税收由消费者承担，企业是纳税人，从而造成一种假象，即税收是由企业负担的。这种现象影响价格的透明度及税收的透明度，有悖于公开原则，使消费者无法分辨价格中的价款和税款，不利于提高公民的意识。

今后对消费税的改革，一方面要调整其征税范围，对那些已成为人们生活必需品的税目，如化妆品以及作为重要生产资料的酒精、轮胎等停止征收消费税，而将一些环境污染大的物品，如一次性包装物、含氯汞电池等列入征税范围；另一方面将价内征税改为价外征税，从而增加税收的透明度，更好地调节消费结构，正确引导消费需求。

（三）改革资源税

我国现行的资源税税制存在一些不尽合理之处，主要体现为：现行的资源税仅对矿产资源和盐征收，征收范围过窄，导致那些没有征税的资源浪费严重，不能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税率过低将导致资源价格进入市场的成本过低，不利于企业和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量计征”的征收方式，不能凸显资源的稀缺性特征。

因此，资源税应进行如下改革：在征税范围上，应进一步扩大，可考虑将矿泉水、地热等资源类产品纳入其中；在征收方法上，实行“从价计征”，按比例征收，税率在5%-10%之间，也就是根据资源的优劣程度及地区差异实行有差别的比例税率。通过上述改革，可以更好地消除资源价格扭曲，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有利于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的长期增长。

（四）开征环境保护税

近些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污染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政府应采取相应的措施，进一步协调好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加强对环境的保护。目前我国治理污染的资金主要通过征收排污费筹集，监管的体系和处罚力度都不够大，资金使用方向也缺乏科学性，难以形成专门用于环保的税收收入来源。因此，应取消现行征收排污费，借鉴国外通常做法，建立切合我国实际的环境保护税体系。

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可逐步开征以下环境保护税税种：

大气污染税。该税的纳税对象为排放污染气体的企事业单位，其征税范围主要包括纳入空气污染指数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总悬浮颗粒物等。

水污染税。这是政府对向地表水直接或间接排放废弃物、污染物和有毒物质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

垃圾税。该税以我国境内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排放的各种固体垃圾为课税对象，以排放固体垃圾的单位和个体经营者为纳税人。

噪声税。它是对超过一定分贝的特殊噪声源所征收的一种税，即主要是对航空公司、建筑公司等在特定区域（主要是机场周围、建筑工地周围）产生噪声的行为征收的一种税，其税基是噪声的产生量。

在其它方面，中国营业税税负偏重，已严重阻碍第三产业的发展，可考虑降低金融业、旅游业等行业的营业税税率，另外可适当提高营业税的起征点。

参考文献：

1.章彤.税制改革应选择有减有增的结构性调整[eb/ol]/pl/03/200812/t20081217_1685946.htm,2008-12-17

税制结构篇8

关键词：税制结构 经济增长 直接税 间接税

按照税收负担的最终归宿，可将我国现行的税种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目前我国是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但这是否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增长？本文尝试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我国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中数据为1994年―2009年的，数据来源主要是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税务总局的网站。

一、数据选择与模型选取

1、数据的选取

被解释变量是：实际GDP的增长率。

解释变量有：直接税税额占GDP的比重，间接税税额占GDP的比重，资本形成率，劳动人口增长率，外贸依存度。

其中：

（1）国内生产总值利用支出法来计算。

（2）劳动人口增长率的计算。

其中劳动人口是指年龄在15―64岁之间的人口数。

（3）资本形成率指资本形成总额占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投资率。

（4）外贸依存度的计算。

2、模型的设定：

其中：Y表示实际GDP的增长率，X1表示直接税额占GDP的比重， X2表示间接税税额占GDP的比重，X表示资本形成率，X4表示劳动人口增长率，X5表示外贸依存度。由于税收具有时滞性，因而相关变量都滞后一期。X1（-1）和X2（-1）表示直接税税额和间接税税额占GDP的比重分别滞后一期。

二、实证结果

根据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上述模型进行了OLS估计，回归结果如下：

三、结果分析

从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模型的可决系数和修正可决系数值均超过了0.8，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好，而且F值的对应概率分别为0.004507< 0.05，可知结果是显著的。除此之外，样本容量为16，解释变量个数为5，查表可知，dL =0,734，dU =1.935,显然DW值大于dU 而小于4- dU ，故不存在自相关，可以认为模型的变量选择是合理的，估计的结果可用于政策分析。

直接税、间接税占实际GDP的比重，资本形成率和外贸依存度的T绝对值大于2，故这四个变量对实际GDP的影响显著，而劳动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值，且T统计值的绝对值小于2，故对GDP的影响不显著。从结果可以看出：直接税占实际GDP的比重对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一般认为直接税的收入效应要大于替代效应，而使得总效应表现为随着直接税税额的增长导致了更多的产出，但这并不代表直接税种的每个税种对经济增长都有正的贡献；间接税占实际GDP的比重与经济增长有负相关的关系，这要是因为：间接税一般能够转嫁，而且通常内含在价格之中，因此会扭曲商品的价格，造成社会的无谓损失，进而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不利于经济的增长。

四、结论

根据前文的实证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直接税和间接税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直接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为正相关关系，也就意味着随着直接税税额和直接税占GDP比重的提高，实际GDP增长率会逐步上升；间接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负相关关系，说明我国现行间接税会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对经济增长有不利的影响。

2、资本形成率、外贸依存度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我国应该重视投资和进口这两辆马车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劳动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不显著的负相关。

世界银行将各国分为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高收入国家一般以直接税为主体，低收入国家以间接税为主体，而中等收入国家则选择直接税和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我国目前已经已是中等收入国家甚至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因此我国应该建设直接税和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

基于以上结论，笔者认为，长期以来我国的税制结构一直是直接税比重偏低，间接税比重过高。为了实现经济的增长，今后我国税制改革应该是建设直接税和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降低间接税的比重。

参考文献:

[1]王国清,马骁,程谦.财政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05）

[2]刘海庆,高凌江．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税务与经济,2011（04）

[3]纪志明.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J].企业经济,2004（11）

[4]丁淑芬.我国税制结构的优化与完善[J].宏观经济研究,2004（10）

税制结构篇9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税制结构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切人点和现实途径是促进“五个统筹”，而促进“五个统筹”的重要抓手是完善现行税制。

一、税制不合理、不完善是非科学发展与不和谐的矛盾焦点

当前，我国非科学发展的表现与不和谐的因素很多，导致这一问题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税制不合理是非科学发展与不和谐的矛盾焦点之一。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基本是直接或间接政府主导型，因而有许多问题的矛头直指政府也就不可避免。这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在政绩考核的外在压力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内在动力驱使下，地方政府把综合考核指标体系简化为单纯的gdp增长，纷纷选择粗放增长模式，不顾资源支撑条件和环境承载能力，大上项目，上大项目，这是导致非科学和不和谐发展的根本原因。基于此，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环节的科学论断，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改善上述压力与动力。如，2006年6月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其核心思想是改善外在压力，抑制地方政府单纯gdp冲动，引导科学发展，关注民生。当前，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有效改善内在动力，而完善税制结构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首要前提。

二、税制结构与“五个统筹”要求不相符合的几个方面问题

(一)与“统筹城乡发展”要求不相符的问题。“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是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取消农业税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在促进城镇化方面的作用不大。如何在税收上吸引、保障农民走出农村、促进城镇化，现行税制则是空白。

(二)与“统筹区域发展”要求不相符的问题。第一，现行税制刚性太强，地方税制结构不完全符合区域特点。现行税制刚性太强，地方人大没有适当的税收立法权。因此，地方税种“一刀切”不能适应各地税基特点，不能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第二，生产型增值税导致不同区域的实际税负不同。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行业在生产型增值税条件下税负不同，同时由于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行业在我国分布具有较明显的区域性，从而导致我国不同区域的实际税负不同。我国的轻工、食品等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资源开采、重型工业等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这样，中西部地区的实际税负比较重，不利于区域的协调发展。

(三)与“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符的问题。社会进步的源泉在于效率的提高，也在于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而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则在于公平性的提高和保障公平手段的不断完善。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心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公平性的提高。这其中，完善收入分配的税收调节机制是其重要手段。完整的收入分配税收调节机制需要个人所得税、消费税、财产税、遗产和赠与税等税种协调配置才能完整地建立起来。而我国这些税种却不完善。从国际经验看，这几个税种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个都会破坏调节机制的完整性。

个人所得税目前实行以分类和综合结合、分类为主的征收制度，加之在具体操作中不顾纳税人的实际负担和纳税能力，不仅没有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促进公平的作用，反而呈逆向调节态势。如，存款利息所得税，无论存款人贫富与否、存款多少，都一律适用20%的税率。消费税的首要功能是调节收入分配，其次才是增加财政收入，税收重点应是富裕阶层的消费。但现行消费税却面向生产配置，许多高档奢侈品的消费，如高尔夫球场、高级会员俱乐部、高级夜总会等，没有纳入税收范围，仅有的几个税目的税率明显呈逆向调节作用。财产税是对个人收入转化为财产时采取的基本调节手段。目前财产税适用单一比例税率，并且没有区分占有财产的多少及其质量。这就不能促进社会公平性的提高。遗产和赠与税的缺失是我国税制结构的一个缺憾。遗产税可在几乎不伤害效率的情况下来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是世界公认的“良税”。遗产和赠与税缺失不仅使税收在赠与环节上没有调节作用，而且破坏了税收调节链条的完整性，使其整体调节功能下降。此外，社会保障税缺失也是我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从长期看，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加速推进，社会保障的预期开支很大。从中期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攻坚，包括国企彻底脱离“办社会”功能等，都不可避免地会引发矛盾和震动，需要社会保障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从短期看，近年来下岗失业人数较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压力较大，未来几年这种状况还会持续产生压力，急需发挥社会保障的“稳定器”和“润滑剂”作用。目前，社会保障筹资方式及管理方式等还存在诸多弊端。如，筹资方法政出多门，方式不规范，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使用效率低下，甚至挪用、挤占、浪费社保基金。面对上述问题，首要的是要建设一个规范、持续、稳定的社会保障资金征收渠道，即开征社会保障税。另外，在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应培养农民的纳税意识，为人口的城镇化作铺垫。同时，为使社会保障体系能尽快、尽可能广的覆盖到更大范围的人们，对农民征收较低税率的社会保障税是一种值得考虑的选择。

(四)与“统筹人与自然发展”要求不相符的问题。“统筹人与自然发展”，要求税制具备两个系统：一是促进资源节约、合理利用系统；二是生态环境保护系统。现行税制在这两方面的调节机制和功能基本是缺失的。从第一个方面看。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和土地增值税似乎具备调控资源节约、合理利用的功能。但资源税调节范围狭窄，仅对矿产资源征收，其它诸如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等都不在调节范围之内。此外，对矿产资源调节点放在级差收益上，而不是促进资源合理开发、节约使用和发展循环经济上；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由于和土地增值税搭配不当，导致实际运行中不能充分发挥调节土地资源利用的作用，甚至功能丧失。由于土地增值税税率偏高，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税率偏低，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一是政府批租的一级土地市场价格偏低，二级土地市场价格偏高，使市场行为人会尽可能争取占用耕地和购买政府出让的第一手土地。二是两种税率高低不同所形成的利差，使持有多余土地者会闲置、囤积土地，抑制土地正常流转。另外，土地出让金一次性收取驱使地方政府搞卖地生财的“一锤子买卖”，“只管今年吃肉，不顾明年喝汤”，短期行为严重。从第二个方面看，现行税制是空白。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调节主要是靠收费来实现。“以费代税”不仅作用有限，而且极大地挤压了税收空间，使税收在政府能支配的财政收入中仅占60%左右，其它的则游离于预算外，无人监督。

(五)与“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要求不相符的

问题。一是内外资纳税人适用税制仍不够统一。今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解决了内外资企业在所得税方面的差别。但内外资纳税人仍分别适用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税制不统一、不简化，没有充分体现对外开放新环境、新阶段的国民待遇要求。二是关税不能及时地根据发展形势进行调整。一方面，在当前我国流动性严重过剩的背景下，对外资普遍优惠收税的历史依据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我国高能耗、高水耗、高污染的产品出口数量大、增长快。如，2006年我国钢材出口4301万吨，比2005年增长109．6%，成为全球钢铁产品出口量最大的国家。关税结构及税率不能依据发展形势进行调整，导致内外资企业不公平竞争，更重要的是加大了国内节能减排工作的难度。特别是在今年一季度主要高耗能行业增长过快、高能耗产品增加过多、主要产能过剩行业增幅加快、部分落后产能死灰复燃的形势下，关税是把住进出口环节的重要一环。否则，势必加大今年和以后节能减排工作的压力。

三、改善税制结构的政策建议完善税制结构的总体构想是“取消一批、改善一批、增加一批”，为财税调控功能的改善和加强提供良好的基础，促进“五个统筹”发展。

(一)取消一批。一是按照“简税基”的要求，取消和简并一些税种。取消原有的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使其合并形成新的统一的物业税；取消原有的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使其合并形成新的统一的车船使用税。二是适时调整关税，取消部分“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如，钢铁产品中的板材和棒线材属于低端产品，但却占我国钢铁出口总量的70%还多。对此类产品要尽快取消出口退税甚至加征出口关税，不能留较长的政策调整过渡期，防止或减少突击出口。

(二)改善一批。一是完善增值税，实现增值税的转型与扩展。推进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并把增值税征收扩展到服务环节和服务行业。二是完善消费税，充分发挥消费税调节高消费和收入分配的功能，同时提倡节约资源。从范围和税率两方面着手，把非消费品和百姓日常生活消费品从征收范围中剔除，同时将高档消费品特别是不利于资源节约利用的一些消费品和奢侈消费行为纳入征收范围，同时对其实行高税率。三是完善个人所得税，逐步实现综合个人所得税制，按率计征。目前，需维持分类和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但在征收过程中，要考虑纳税人的实际负担和纳税能力，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活必需部分要实行税前扣除，减少其逆向调节的负面影响。四是完善资源税，发挥其促进资源合理开发和节约利用的功效。首先，把资源税与资源的合理开发、养护、恢复等挂钩，根据不可再生资源替代品开发的成本、可再生资源的再生成本、生态补偿的价值等因素，确定或调整资源税的税率。其次，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除煤矿瓦斯外，将尚未纳入资源税范围的如水资源、森林资源等纳入资源税征税范围。最后，调整有关土地资源利用方面的税收制度，适度提高城市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的税率，特别要把土地出让金由一次性收取改为按年征税，遏制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也迫使部分高耗能、高污染、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无法“落地”。同时，改为按年征收后，土地一次使用成本下降，为防止土地超短期出让套利投机行为，要对其利得实行高额累进征税。

(三)增加一批。一是增加社会保障税。现在看，把原来社会保险筹资方式改为征收社会保障税的条件已成熟。社会保障税需合理设定税目和税率，规范收取、管理和使用，为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主要资金来源。二是增加遗产和赠与税。遗产税虽然是世界公认的“良税”，但在我国目前阶段开征会遇到困难。需在全社会大力加强纳税意识、纳税义务和纳税权利的宣传教育的同时，适时开征此税。三是增加生态环境保护税。主要包括两方面：对直接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征税和对产生较大环境影响的商品征税。一要结合费改税，将现行的排污、水污染、大气污染(包括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氮氧化合物等)、工业废弃物、城市生活垃圾废弃物、噪音等的收费改为环境保护税。二要征收燃油税、碳税、化肥税、农药税等生态税。

四、政策执行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新税制结构可能影响财税收人问题。新税制结构中，有的可能导致收入增多，有的可能导致收入减少。投资驱动型的增值税占我国税收总量的近40%，其改革对财税收入的影响首当其冲。一方面，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可能导致中央及一些地方的财税收入下降。另一方面，民生领域的改革会使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面临较大压力，政府收入应能基本满足当期支出需要。对此，应注意三个问题。第一，从增值税内部看。一是考虑对某些重点行业，如石油开采等，确定一个过渡期，在过渡期内仍按生产型增值税征收，或在过渡期内实行存量不变、增量抵扣的措施。二是在总结东北地区增值税转型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先在中部地区推行而不急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第二，从增值税外部、财税内部看。生产型增值税改革可以和新税种、新税率的调整统筹配套，整体推进。这样可减小税改导致的财政收入压力。第三，从财税外部、宏观经济看。增值税转型具有普遍的减税效应，属于经济扩张政策。在目前的投资和宏观经济增长背景下，特别是在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之际，增值税转型宜因地制宜、分类推进。

(二)一些新税种的推进次序问题。一些新税种的开征或一些税种原有征收方式的改革会面临不少困难。因此，不得不考虑推进次序，即先易后难、步步推进。如，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向综合过渡是一个长期过程，因为综合课税需具备三个前提条件：个人收入完全货币化、具备有效的个人收入汇总工具和便利的个人收入核查手段。此外，纳税人的意识也是影响征税成本和效率的重要因素。这些都需较长时间才能完善。因此，目前应以分类制为主。又如遗产和赠与税，由于社会环境还不太成熟，一齐推出可能遭遇较大的阻力和变相阻力。因此，可考虑先开征遗产税，择机推出赠与税。再如社会保障税，长期目标是为所有城乡劳动者提供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基本保障所需资金，但近期可能不能覆盖到农民，征税对象范围宜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和力度随之逐渐扩大。

税制结构篇10

1950年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第一期，1亿元，合计2.6亿元，5年期，利率5％）首开新中国国债发行先河，到1981年我国政府再次恢复发行国债48.66亿元以来，国债发债规模逐年扩大，特别是1994年停止货币融资途径进行财政透支，使国债发行规模又跃上一个新的台阶。1999年国债发行额4015亿元，国债余额高达10542亿元，首次突破1万亿元的大关。国债总量扩张和财政份额的下降引发人们对国债规模的增长空间和债务风险的忧虑。国债规模从根本上说，主要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进程，闲置资源存量和利用状况，国际收支情况，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益和公众牺牲程度及理解力等诸多因素。具体就国内融资途径而言，国债发行规模的数量界限主要取决于政府和财政的国债偿付能力、可供国债吸收的居民储蓄剩余存量。

目前普遍采用的衡量国债规模是否合理的指标有两类：

其一是从国民经济范畴来反映国债规模的指标：（1）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即国债负担率；（2）当年国债发行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重即居民应债能力。

其二是与财政收支有关的反映国债规模的指标：（1）当年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即政府偿债能力；（2）当年国债发行额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即国债依存度（又可分为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和中央财政依存度）。

这几种指标在影响国债发行规模方面的权重也有所不同。研究显示，影响国债发行规模增长速度的指标影响力排序为国债偿债率＞居民应债力＞债务依存度＞公债负担率。

国债规模扩张与财政份额下降的矛盾从财政债务指标统计分析表中可以得到集中体现（表一）。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虽然仍保持在30％以下，但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却高达50％多，远高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10％～30％。这主要是发债权集中于中央，地方财政无权发债所致。该指标集中反映了国债规模扩大产生的中央财政风险。1991～1998年我国国债负担率平均水平为6.83％，即使经过1998年以来发债规模的陡然上升，1999年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也仅为12.69％。该水平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与赤字规模较大的国家或是与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30.1％、33.5％、15.3％的平均水平相比，都是处于比较低的层次。从国债依存度指标来看，我国55％左右的国债依存度水平均远远高于上述三类国家平均10％、24.5％和－1.6％的水平。这充分说明财政支出对国债的依赖程度是较大的。国债偿债率到1997年开始超过15％的安全界限。但奇怪的是，从居民负担率和国债负担率来看，却远低于国际警戒线45％。指标间相互背离现象根源在于扭曲的收入分配格局造成的财政份额下降。

二、对财政份额现实状况的分析与看法

从1982～1999年数据来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总体一路盘跌的走势与传统瓦格纳定律（即财政收入规模随着国民经济增长而呈不断上升趋势）呈现出明显背离的特征。到1999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仅为13％，在世界上都属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政府收入下降导致财政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例不断减少，2000年1季度仅为5.8％。这进一步加剧了财政支出政策与财政收入政策的逆向运动：从支出方向看财政政策是扩张型，从收入方向看财政政策却是紧缩型，且收入政策的收缩程度高于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发债规模。于是出现了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而国债发行额占GDP的比重却呈现出逐年上升的现象。从而造成了从财政角度分析的国债债务指标普遍较高，而从总量角度分析的指标较低现象。从偏高的债务依存度、国债偿债率和财政占GDP比重的下降与国债占GDP比重的上升来看，财政压力是很大的。虽然从国债负担率和居民负担率这两个指标来看，国债规模仍存在一定的增长空间。但财政收入在制约国债发行规模中毕竟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如何客观看待财政份额下降而发债规模上升这一现象呢，我们认为，从总体趋势上来看，我国财政收入占GDP和总收入的比重都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态势。其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上奉行的是放权让利的政策，收入分配格局一直向居民倾斜。从税收总额占GDP的比例演变就可以明显得出这种结论。税收占GDP比重在1985～1997年间以年均3.973％的速度下降，到1996年到达谷底时仅为10.18％，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25％和60％。1986～1995年间平均税收弹性值为0.527，平均边际税收倾向仅为0.076，近乎无弹性，税收收入的实际增长率远低于经济实际增长率（中国统计年鉴1996，P42、227）。在此期间政府主要通过连年发债来弥补这部分因减税而流失的利益。进入90年代后，收入分配格局再次发生变化。随着经济结构趋于合理，国企逐步走出下降通道，政府在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持续下滑的趋势开始扭转。1995年税收总额占GDP的比例开始逐步趋稳，从而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开始出现止跌回升的势头。1995～1999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稳定在10％以上，并略呈上升趋势（见图1）。这种变化趋势与西方发达国家二战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走势相吻合。

从我国政府收入的构成来看，政府收入＝财政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非规范性公共收入。常规分析所用的财政收入多指财政预算内收入。如果简单地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来与国外相比，显然不妥。我国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以及各级地方财政间按基数法进行收入划分，诱导了地方政府尽量不把本地财力纳入财政预算收入，结果导致预算内财政收入不断下降，预算外部分收入在总体趋势上呈现上升趋势。1978～1992年间预算外资金量扩张到3854.92亿元，增长11倍之多，高于同期财政预算内收入增长幅度的3.6倍。特别是从1994年开始，预算外资金增长速度猛然上升，到1996年几乎翻一番，达61.7％。如果从政府总收入的角度上看，我国财政实际收入占GDP的比重大致为25％。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今后若干年中，财政收入在GDP和总收入中的比重基本可以保持稳定并略有增长的趋势。财政收入是政府运作的基础。扩大发债规模，减低债务风险的关键在于重建财政。一方面，提高“两个比重”，至少把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本级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到与发展中国家持平的水平，即20％和60％。另一方面，也不应当盲目提高我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国外的有关理论与实践证明，过高和过低的财政比重对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都是有害无益的。比例过低削弱政府在公共部门中的影响力，动摇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主角地位，而比例过低往往导致政府大幅度增加财政赤字，债务风险急升，给整体经济运作带来负面影响。过高的比例虽然使政府财力得到提升，但这种强制性高积累高投资所带来的不只是低下的效率，而且更多的是消费下降，经济失活，计划经济时代的东欧和中国的实践就是明证。目前世界各国对财政在国民经济中应占多大比重，尚未有明确定论。这一比重的确定应根据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状况及宏观调控的目标等来综合考虑。

三、国债融资与税赋环境及财政政策取向的研究

（一）我国宏观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增强财政份额离不开税收政策。税收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四大（税赋融资、收入融资、债务融资和基金融资）主要来源之一，在任何国家的政府收入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函数关系。基恩?马斯顿（1983）系统地对21个国家的宏观税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低税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为7.3％，高于高税国家1.6％的水平；低税国家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的增幅大于高税国家；低税国家的投资增长率为8.9％，而同期高税国家的投资增长率仅为6.8％；另外，低税国家在出口增长率、社会就业率和劳动生产率方面也均大于高税国家。减税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是明显的。低税政策带来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收益率大幅度提高，刺激投资与消费，从而增加了产出。另一方面，低税可以促进资源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转移，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80年代，降税成为税制改革的核心。1981～1989年间美国个人所得税从50％下降到28％，公司所得税从46％下降到34％。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泰国、南韩等也纷纷推出减税方案，刺激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之路就是一条减税让利之路。税负的减低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进入90年代后，我国的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国内学者研究认为，1981～1993年间中国税负总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的是一种非常微弱的负相关关系。我们以1985～1997年的数据为基础（利用SAS的EXPAND功能把年度数据转化为月度数据后再分析），对GDP增长率与宏观税负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和相关性分析，基本上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相关系数：－0.174）。但考虑到1985～1993年间政府推出了利改税和工商税制改革等力度较大的措施，可能对分析结果造成一定影响。因此，我们以1994年为分水岭，分别对1985～1993年的数据和1994～1997年的数据进行了划时段分析。发现1986～1993年间GDP增长率与宏观税负之间的相关度明显得到提升（相关系数：－0.540）。说明这一时期，减税对经济的贡献度是较大的。1994～1997年，GDP增长率与宏观税负之间的影响力明显减弱（相关系数为：0.109）。也正是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开始由消费主导型向投资主导型转换，改革力度增强，经济增长幅度趋缓。税负水平与GDP增长率之间的负影响力下降也是符合现实的。

（二）宏观税负环境与实际水平的实证分析

鉴于我国税收占GDP比重偏低，现实降税空间不大。从1994年以后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间的这种不显著弱负相关性的增强来看是否意味着，可以在不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实行增税方案呢？很显然，增税有利于增强财政实力，降低债务风险，但这又与刺激内需的政策相左。增税将减少民间部门支配资源的比重，制约其投资积极性。这是政府不愿看到的结局。在解决这个问题前，首先应当对我国目前的真实税负环境进行实证剖析。

1985～1996年间，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最高为22.8％，低于同期发展中国家25％的水平，也远低于发达国家28％～50％的水平。从1985年到1996年我国税收占GDP的比重以年平均5.06％的速度下降。因此，从狭义税负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宏观税负是很轻的。但与此同时，费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增长了25.75倍（表2）。据统计，1997年我国各级政府收费项目达6000多项，各类收费总额近4200亿元，相当于同期财政收入的45％。而美国（1975），韩国（1995）和日本（1999）非税收入所占比重分别仅为6.7％、5.7％、5％。可见各种非税收入严重挤占了税收，侵蚀了税基。在一些地方费的增长规模和速度已远远超过税收的增长规模和速度，据初步估计，包含预算内外收入和制度收入的广义宏观税负从1992年的25.01％上升到1996年的30.15％，已经大大超过适合经济增长的合理税负（18.49％）水平。由此可见，费的负担相对于税的负担，显得十分沉重。这种税收收入的“缺位”和非税收收入的“越位”现象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也减少了居民、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额。现行的税制结构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财政“两个比重”的提高。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降低了税收收入对GDP的弹性（小于1）：“两税”负担率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存在着分布不均的现象。1994～1996年国企、集体、股份制企业和涉外企业分别为8.47％、4.4％、3.59％和4.51％。税收负担地区分布失衡，1993～1996年西部7省区和东北地区的平均税负水平与东部4省，东南部3省相比，平均高出近2个百分点。税收结构以工商企业税为主体税，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份额极低。近年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基本保持不变，而居民份额却不断上升，个人所得税流失却高达50％。这势必造成企业税负加重，利润减少，抑制投资。这种不合理的税收负担结构严重制约了税收总量的提高。此外，1994年实行新税制以来，税收增长率一直高于GDP增长率，近年的通货紧缩加大了宏观税负上升的速度，无形中减少了企业的利润。

（三）政府融资方式的选择和效应分析

在企业税赋较重的情况下，利用大幅增税提高财政收入的余地很小。目前增加财政收入的可行途径之一就是费改税和优化税收结构。但实行费改税必须在决策成本和效率成本综合权衡的基础上才能实施。在经济不景气条件下实施大规模的费改税无疑造成效率成本牺牲太大。税制结构调整涉及利益格局的重新界定，牵涉面广，但通过优化税制结构，调整增量，可适度增加税负总量，执行难度相对较小且短期效应明显。因此，优化税收结构是目前增加财政收入的可行途径之一。同时，考虑到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根本性改观。在经济面临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仅仅依靠优化税制结构增强财政力量至少在短期内是无法满足拉动经济增长对资金的需求的。单纯依靠增税来解决财政收入问题，往往会进一步加剧资源配置的扭曲，不利于经济增长，其可行度较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税基窄，税制结构不合理，征管不力等问题，短期内制约进一步开发税源的能力。如果单纯地把增加财政份额的希望寄托在增税上，反而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