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增长范文10篇

税收增长范文篇1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的税收收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年均增收1400多亿元。其中，税收收入从1994年的5126亿元到1999年的1万亿元，用了5年的时间；而到2001年税收收入突破1.5万亿元仅用两年时间。不难看出，我国税收增长呈现出加速之势。

从理论上来讲，在实行比例税率的流转税制下，税收(T)等于税基(Y)乘以税率(t)，即T=Y·t，从而税收增长取决于税基和税率的变动，即ΔT=ΔY·Δt。因此，税收增长无外乎以下三种可能途径：

第一，在其他条件不变（如维持现有税制和征管水平）的情况下，随着经济的增长，税基或税源(Y)自然扩大导致税收增长，我们称之为税收的“自然性增长”。由于在实行比例税率的流转税制下，通常税收弹性系数小于1，因此这种自然性增长尽管导致税收的增长，但不会导致税收的超常增长。

第二，通过调整或改变现有税制，如提高税率(t)、增加税种以及扩大征收范围(Y)等，实现税收增长，我们称之为“制度性增税”。它可能会导致税收的超常增长。

第三，在既定的税制框架下，由于加强税收征管、政策等因素变化而引起税基(T)的扩大，从而实现税收增长，我们分别称之为税收的“管理性增长”、“政策性增长”。它们通常会导致税收的超常增长。

结合我国的实际，首先，我国实行的是以商品税为主体税种、采用比例税率的流转税税制结构，1998年，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三个税种的收入便占了整个税收收入的近70%，尽管2001年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也达到了65.42%。因此，“自然性增长”导致我国税收超常增长的可能性很小，尽管有关测算表明2001年经济增长引起的税收增长部分约占税收总增收额的50%。其次，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政府基本上没有采取“制度性增税”措施，仅仅是恢复了属于个人所得税范畴的利息所得税的征收，以及把原有的车辆购置费变为了车辆购置税。前者的数量很小，到2001年利息税才有279亿元；而后者看起来似乎是增设了一个税种，实际上是“费改税”的一项措施，与“增税”无关，应属于政策性因素。此外有必要强调的是，我国在没有实施“制度性增税”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政策性减税政策。最明显的是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还有企业采用国产设备的技术改造可以抵免企业所得税等等。由此看来，实现税收超常增长的“制度性增税”可以忽略不计。

至此，我们应该把探寻税收超常增长因素的目光转向“管理性增长”和“政策性增长”因素。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大量的偷逃税现象，造成大量税收流失。这几年通过完善征管体系，强化征管力度，减少了税收流失。据有关方面测算，2001年税务系统加强征管增收近700亿元左右，约占全年税收增收总额的26%。例如，1999年打击走私，关税猛增800多亿元，占了当年税收增量的一半多。就“政策性因素”而言，主要是“费改税”和以前出台的各种优惠政策到期、恢复征税从而带来了税收增长。如1994年实行增值税改革时，确定一个优惠措施，即企业已经入库的商品存货可以抵扣进项税，平均每年抵扣约200亿元，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抵扣的存货不断减少，到1999年几乎没有可以抵扣的库存了。又如三资企业超税负返还和校办企业优惠政策到期，以及打击走私带来关税增加等。这些政策性因素都会带来税收的增长。据测算，2001年“费改税”等政策性、一次性因素增加了大量税收，约为700亿元左右，约占总增收额的30%。

综上基本可以确定，导致税收超常增长的主要是“管理性增长”因素和“政策性增长”因素。

二、减税在我国的适用性判断——是否可以减税？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减税指的是通过调整或改变既有税制而减少政策税收，从而降低企业或居民税收负担的一种税收政策。这说明减税首先是一种规范化的调整或改变税制的行动，如削减税种、下调税率、缩小税基；其次，减税的这种制度性安排是个长期的过程，着眼于长期。据此定义，可以发现许多关于减税的争论中，首先在为调整或改变既有税制下的带有非规范化行政色彩的减税政策，不属于减税；其次，在既有税制框架内，任凭偷、漏、欠税的蔓延而不加以阻止，不属于减税，同样通过加强征管清缴欠税等行动而实现的税收增长不属于增税。

1.减税在我国适用性的一般判断。一般而言，减税的政策主张无非出于减税的需求扩张效应和供给效应。无论是扩大需求还是增加供给，减税的作用机理都是建立在所得税税制的基础上，同时，减税政策主要在实行所得税制的国家得到较多应用，主要出于某种或某些长远的考虑。例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减税主要在于创造有利于私人投资的制度环境，新世纪的减税浪潮主要出于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竞争加剧和世界性经济增速减缓。

结合我国目前现状而言，首先，我国现行以流转税为主、所得税为辅的税制结构模式，制约着减税对扩大内需、增加供给的有效性。2001年，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三税的比重高达65.42%（含海关的两税），而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加仅占税收收入的24.91%。在这样的税制下，减税作用机制迂回、间接，税收的最终归宿不易把握，从而不适合作为政府调节经济的工具。其次，减税作为一种税制调整或改革不能仅因为应对通货紧缩，应着眼于长远之虑。经济周期是有规律性的，当前的通货紧缩只是其一现象，不能简单地将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的税制设计同临时性应付通货紧缩捆绑在一起。

退一步来说，即使在流转税制下减税能够起到与所得税制下的同样的扩张效应，刺激消费和生产，促进经济增长，那还必须假设税收是制约当前消费和投资的一个主要因素，微观主体对税收十分敏感。这个假设在一些西方国家是成立的，在这些国家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收入分配状况已经改善或稳定，税收主要是直接税，而且主要来自于家庭部门，一旦减税，就增加了个人的可支配收入，这对消费需求的扩大有较大的刺激作用。同样西方国家的制度比较完善，减税能有效提高企业投资的边际收益，增加企业投资，进而促进整个经济回升。然而，当前我国通货紧缩的特殊性表明这样的假设在我国是很难成立的。由于我国的通货紧缩具有经济体制变革过程中发生的特殊性，这就决定了引导居民消费行为和企业投资行为的主要因素不在于税收。实际上，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到2001年也只是上升到15.8%的水平，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如果微观经济主体在这么低的税负水平下仍然不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说明现实条件下微观主体对税收并不十分敏感，进一步减税对国民经济的刺激作用不会很大。

2.潜在的支出需求与现有收入状况的矛盾。建立公共财政体系要求以支定收，然而当前环境下起码有几方面的支出变化是必须注意的，比如科教支出、国防支出以及债务支出，类似上述急需财政提供保障的支出还很多，如支持国企改革支出等。尽管有学者认为通过精简政府机构可以大大减少行政管理费支出，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是与上述多方面支出的增长势头相比，整体的财政支出恐怕还有增无减。

其外，税收为实施政府职能提供财力保障，减税政策的实施必须是在实现政府职能所需财力有所保障的前提下进行的，否则财政的可持续性必将受到威胁。也许此时有人会说这不用担心，减税不但不会减少税收反而会增加税收。我们并不否认在长期内减税可能具有这种功能，但短期内税收收入的减少不可避免。因此，减税必须在税收拥有可调节余地或支出可削减的前提下进行，然而现实的财政状况使得这种前提不大可能。

3.以增加政府支出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未能如愿地实现政策目标，并不意味着减税就可以。纵观我们面临通货紧缩的政策实践可以发现，当东南亚危机波及我国时，动用了货币政策，当货币政策显得力不从心时，中央便决定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增发国债、扩大支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使得政府面临越来越多的财政风险时，减税的呼声又响起。事实上，我国近年来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性减税政策。最明显的是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从1999年7月1日起按税率减半征收，2000年暂停征收。另外，还有企业技改时的国产设备投资可以抵免企业所得税等等。因此是否应该减税必须取决于减税的成本与收益对比，而不能因为积极财政政策难能如愿就采取减税。

从减税的理论依据、实践经验到当前我国的税制结构与投资、消费行为的特殊性，又到现时中国的财政收支状况，再到减税的客观背景，我们可以发现：将减税可能取得的收益和因此而付出的成本相比较，当前在我国实行减税恐怕得不偿失。

三、在当前环境下税收的政策选择

通过前述对减税得失的分析，当前环境下我们不宜全面减税。但是面对通货紧缩的国内形势和全面减税的世界潮流，税收并不是无用武之地。相反，税收由于其独到的功能特点和作用机制，当前环境下税收应结合“费改税”、制度创新、财政体制改革而进行结构性调整。

1.积极推进“费改税”。我们已经强调过这几年的税收超常增长严格来说不算作政府的增税之举。在既有税制的框架内所进行的任何加强征管的行动，尽管其结果是税收的相应增加，但不属于增税。但是，企业的参照系并不是既有税制，而是以往的税负。在他们眼中，只要今年比去年或前年缴纳的税款增加了，就是增税，所以站在企业的角度并从实际的数字看，这两年企业税负确有加重之嫌。然而细究发现，在税收占GDP比重仍较低的情况下，造成企业负担过重主要在于规范性的税收外还存在着大量的非规范性的收费。这几年来非税负担的增长速度不亚于正税，到2000年我国税费负担已占GDP的25.1%。因此，从切实减轻企业负担、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出发，必须整顿非税收入，降低税外负担，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推进“费改税”。

税收增长范文篇2

【关键词】税收增长经济增长税制回归分析

一、我国税收收入增长现状

1994年的税制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规模最大、内涵最深、范围最广的一次结构性税制改革。而此次税制改革后的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在税制基本未作大调整背景下中国税收持续15年呈高速增长态势,尤其是自1997年后,税收增幅一直处于超经济增长的状态,这也直接导致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4年的11%窜升至2008年的18%(见表1)。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7年《经济蓝皮书(春季号)》指出:“发生在过去13年来的中国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现象,不仅在中国,而且是世界上的一个特例。对于这一特例发生的缘由,难以用一般规律加以解释。”通常认为,税收的高速增长是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产业结构不均衡、税收征管的强化以及进出口不平衡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不管是哪种因素的作用,在经济增长既定的前提下,税收增长连续的超经济增长,即意味着经济资源更多的向政府部门转移,由政府机构进行了新的配置。也就是说,它事关GDP在政府与非政府部门的分割格局,牵涉有关中国宏观税负问题的判断,故而,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有重大影响。

二、税收超常增长的判定

1、税收弹性角度判断

从政府公共职能角度看,税收必须保持一定规模的增长,缘于随着社会和经济发展,市场失灵因素会日益增多,从而要求政府干预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应不断增加。再者,由于社会的进步,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会不断增加等等。以上因素将会导致政府公共支出规模随经济发展不断增长,从而必然要求税收收入呈现一定幅度的增长,这种增长有些时期甚至快于经济增长,即表现为税收弹性等于或大于1,这样才能适应政府行使职能需要。

但是,必须明确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经济资源配置的主体是企业,而非政府。政府通过税收获取经济资源的主要目标就是弥补市场的失灵,只有这样社会资源的配置才能达到最优。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我国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力度不断减弱,政府支出增长最快的是政府行政事业费支出。最近十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经济建设支出的增长减缓,比重下降,社会文教卫生支出比重基本未变,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增长最快,所占比例大大提高,从原来的13%左右提高到19%。在这种情况下,把更多的经济资源若由政府来配置,显然是不合适的,也是不符合帕累托效率原则的。

然而从税收弹性看,自1997年以来,我国税收弹性连续11年超过1,个别年份甚至达到2.5,也就是说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中,税收分得的比例是连续不断的增加(1994年来税收弹性情况见图1),并被投向于非经济活动。显然,无论是从征收,还是从使用方向来看,税收增长都是超常的。

2、税收痛苦指数角度判断

西方经济学家所倡导的税收效率原则,其含义是多方面的。从资源配置角度,税收要有利于资源的有效率配置,使社会从可用资源的使用中获得最大的效益;从经济机制角度,税收要有利于经济机制的有效运行,不仅可以使得微观经济效益提高,宏观经济也要稳定增长。也就是说,政府的税收行为要尽量减少对微观经济主体即纳税人经济活动的影响,尽量不改变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选择,并且通过税收所获取的社会资源获得的经济效益大于微观经济主体。

那么,经过连续十几年的税收快速增长,目前的税收行为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是否会产生较大影响,也许下面的数据能说明一些问题。2005年,美国著名杂志《福布斯》中文版以封面标题形式发表特别报道:2005税负痛苦指数(TaxMiseryIndex),旨在通过一年一度的全球税负调查,为企业及其雇员提供投资和就业指导,用这一指数作为衡量政府税收政策是否有利于吸引资本和人才的最佳标准。其与我国税负有关的基本结论是税负痛苦及变化指数中国排名第二,绝对值为160。而到了2006年,我国税收痛苦指数仍为第二。2007年,我国继续是亚洲经济体中税务最重的国家,全球排名第三,税负痛苦指数是152。2008年由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改革等原因,我国税收痛苦指数下降到全球第五。到了2009年,根据该杂志的评出,我国痛苦指数仍为世界第二。

诚然,税负痛苦指数是以各地区最高边际税率计算的,不能完全说明实际税负的高低。但我们始终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在经济增长超过10%的前提下,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即宏观税负是在不断上升,已经由1994年的10%左右达到18%以上(见表1),短短的15年税负上升了近1倍,税收增长之快可见一斑。

3、现行税制产生的背景角度判断

追溯一下现行税制的出生背景,便可发现,在1993年后期,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矛盾主要有二个方面。一是严峻的通货膨胀。为应对当时高达20%以上的通胀率,要调动包括税制在内的几乎所有可能的手段。“抑热”便成了现行税制设计的一个重要着眼点。二是严峻的财政拮据。为扭转当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持续下滑势头,要在税制设计中渗入增收的因子。“增收”也就成了现行税制设计的一个重要着眼点。这两个着眼点,与当时只有50%上下的税收实际征收率相遇,“宽打窄用”的理念也就作为一种自然选择,进入税制设计过程中。也就是说,我国的现行税制在出生之时,就预留了很大的拓展空间,从而也就为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水平之间的巨大反差埋下了伏笔。正是由于这一预留的拓展空间,随着国家税务总局金税工程等强化征管手段不断实施以及现代化征管工具的投入,实际征收率很快提高到70%以上,税收一如脱缰野马,出现超常增长也就成为必然。

4、与其他国家对比判断

从国际实证分析看,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条件可以表现为税收弹性大于1。已有研究资料表明,90年代末,美、日、英三国税收增长速度均快于其经济增长速度,表现为税收弹性大于1。结合三国经济发展情况可得出:在不考虑大的经济波动或其他冲击情况下,就一国政府而言,税收弹性系数大于1,对于保持稳定经济意义重大。然而,世界上还没有那一个经济大国像我国一样出现连续10年的税收超经济增长,部分年份甚至超出1倍以上。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我国目前尚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政府在公共领域内的职能比发达国家要弱的多。也就是说,我们目前最主要的仍然是发展经济,政府并不能提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似的公共职能。那么,税收使得政府不断快速提高占有经济资源的份额,必然影响经济发展,是否超常增长不言自明。

税收增长范文篇3

从总量看，08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31425.75亿元，同比增长33.5%，增收7890.94亿元。

从增收结构看，国内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分别增长22.6%、18.4%和25.6%，流转税合计增收2781.35亿元，占增收总额的35.25%；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分别增长41.5%和27.2%，所得税合计增收2776.60亿元，占增收总额的35.19%；海关进口产品税收、关税分别增长34.7%和40.2%，进口税收合计增收1288.76亿元，占增收总额的16.33%。

从上面的数据来看，我国的税收在08年经济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税收增长过快的呢？我认为主要是累进税制下的经济增长和税收监管水平的提高。前者解释的是正常税收增长部分。后者解释的是超过正常部分的增长。

1.累进税制下的经济增长。由于税收是按现价水平计算的，而GDP是按不变价格计算。中间的差值就比较明显。因此实际上经济增长可以更大程度解释税收增长的因素。同时，在我国累进税制下，税收增长必定要快过经济增长。这些都可以解释预料中的税收增长部分。

2.不断增强的税收监管。只有人曾提出94年税收的设计本来就是“广种薄收”的类型。就是税收框架的设计比较广，实际是考虑到了税收监管比较松散的问题，因此留给税务机关自由发挥的余地比较大。现而今税务机关充分挖掘潜力，努力增收，导致在税收框架广的情况下税收监管又严格，纳税人就吃不消了。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政府部门在税收设计时必定不会忽视我国税收征管水平极其低下的现状的。而在2000年以来，由于税收技术的进步，在税收激励机制的鼓舞下，我国税务机关人员从严征税，当然能显著增加税收收入了。而且，这方面的潜力还没有发挥到极致，我国的税收征管水平依然比较低下。可以预见，这一因素对今后税收增长还会做出很大贡献。当然，随着提升征管水平难度的加大和成本的降低（边际效用递减），这部分因素的作用将逐渐减少，使得税收增长回归到应有的水平上来。另外，外贸出口、GDP结构等都是一些学者认为税收高强度增长的原因。

三、税收负担及减税主张评析

税收过快的增长必然带来大家思考是税收负担是否过重的问题。企业或居民之所以咬定中国的税负重，其论据无非是现行税制的规定。比如，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45%，企业所得税的税率33%，增值税的税率17%等等。以这些税种的税负水平同其他国家的相关税制规定比起来，中国的税负显然不能说是轻的。政府部门之所以认定中国的税负轻，其论据在于，实征税收收入额占GDP的多少。比如，在2005年，将全国税收收入加总求和并同当年的GDP之比，只不过为16.19%。以这样的宏观税负水平同其他国家的情形比起来，中国的税负绝对不能说是重的。

而这些论据揭示的一个东西，就是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的问题。总体上讲，我认为中国纳税人就单从税收负担来说并不是很重，而福布斯把中国评为税收痛苦指数第三的国家更是言过其实，它不知道我们税收征收率有多低。但是，我们隐形的税收负担是比较重的。

第一，庞大的预算外收入和土地出让金。这些收入的征收带有随意性。而事实上，他们的存在的确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土地是全民所有的资产，结果被出卖了，这不是隐形的向全民要钱吗？

第二，诸多的行政垄断企业的高额收入也是变相的向纳税人要钱。高额手机通讯费是我们不得不承担的，因为高额利润中国石化企业连续被评为亚洲最赚钱的公司，还有国有银行的呆账坏账。我们都为这些企业支付了高额的利润，这也是变相的税收负担。

第三，在财政支出方面的不满意也加重了纳税人对税收负担的不满意度。在欧洲国家，纳税人承担重税负的同时也享受到了极其全面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当今中国，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已经让纳税人承担高额负担，但还必须支付相当的税负，这就造成了强烈的不满。财政收入上的“大政府”、公共支出上的“小政府”，这就是民众的印象。税收不断向高税收国家看齐，承担的社会公共责任却尚未看齐。

考虑到是否减税的主张，我认为还是应该暂时减的。这并不是跟我所阐述的税收负担不重的观点矛盾。税收负担不重也可以能减税。我主张减税，可这样减税的动机不在于税负过重了，而是在于当前经济形势的需要。在我们目前税收大幅度增长的前提下，减税政策不会对公共财政造成很大的冲击，再者还会给严峻的经济形势注入一支强心剂。这才是税收作为一项政策工具的需要。

众所周之，目前中小企业的境况比较困难，特别是东南沿海的民营企业。在加上外国的金融危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经济形势的确是进入了寒冬。在如此困难的一年里，政府应该出台一些至少是暂时的减免税等税收优惠措施，帮助企业扛过这个寒冷的年份。毕竟大量中小企业的倒闭意味着大量的失业。截至去年6月，我国中小企业数达到4200多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8%，创造的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上缴税收约占税收总额的53%，更重要的是，中小企业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

最后要提到的就是税制改革。现在在税收大幅提升的前提下，正是进行新一轮财政改革的好时机。从94年以来我们的财政框架就没有过大的改革，这与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是悦来越格格不入的。在税收方面，我们有必要改革税制，现在已经将生产型消费税向消费型转变，开征了燃油税。这也是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前奏。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认为税收增长是经济增长和税收监管水平提高的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并不是我们的税收负担过重。同时在严峻经济背景下我主张出台减税措施，来帮助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从更深远的方面来讲，我们更需要的是一轮新的财税体制的变革。

参考文献：

[1]卢凌波.中国税收增长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中国1992-2002年税收增长个案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4.

[2]财政部财税体制改革司.财税改革十年.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3]王诚尧.发展中的财税理论政策与制度改革.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4]贾康，赵全厚.中国财税体制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总体上讲，我认为中国纳税人就单从税收负担来说并不是很重，而福布斯把中国评为税收痛苦指数第三的国家更是言过其实，它不知道我们税收征收率有多低。但是，我们隐形的税收负担是比较重的。

第一，庞大的预算外收入和土地出让金。这些收入的征收带有随意性。而事实上，他们的存在的确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土地是全民所有的资产，结果被出卖了，这不是隐形的向全民要钱吗？

第二，诸多的行政垄断企业的高额收入也是变相的向纳税人要钱。高额手机通讯费是我们不得不承担的，因为高额利润中国石化企业连续被评为亚洲最赚钱的公司，还有国有银行的呆账坏账。我们都为这些企业支付了高额的利润，这也是变相的税收负担。

第三，在财政支出方面的不满意也加重了纳税人对税收负担的不满意度。在欧洲国家，纳税人承担重税负的同时也享受到了极其全面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当今中国，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已经让纳税人承担高额负担，但还必须支付相当的税负，这就造成了强烈的不满。财政收入上的“大政府”、公共支出上的“小政府”，这就是民众的印象。税收不断向高税收国家看齐，承担的社会公共责任却尚未看齐。

考虑到是否减税的主张，我认为还是应该暂时减的。这并不是跟我所阐述的税收负担不重的观点矛盾。税收负担不重也可以能减税。我主张减税，可这样减税的动机不在于税负过重了，而是在于当前经济形势的需要。在我们目前税收大幅度增长的前提下，减税政策不会对公共财政造成很大的冲击，再者还会给严峻的经济形势注入一支强心剂。这才是税收作为一项政策工具的需要。

众所周之，目前中小企业的境况比较困难，特别是东南沿海的民营企业。在加上外国的金融危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经济形势的确是进入了寒冬。在如此困难的一年里，政府应该出台一些至少是暂时的减免税等税收优惠措施，帮助企业扛过这个寒冷的年份。毕竟大量中小企业的倒闭意味着大量的失业。截至去年6月，我国中小企业数达到4200多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8%，创造的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上缴税收约占税收总额的53%，更重要的是，中小企业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

最后要提到的就是税制改革。现在在税收大幅提升的前提下，正是进行新一轮财政改革的好时机。从94年以来我们的财政框架就没有过大的改革，这与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是悦来越格格不入的。在税收方面，我们有必要改革税制，现在已经将生产型消费税向消费型转变，开征了燃油税。这也是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前奏。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认为税收增长是经济增长和税收监管水平提高的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并不是我们的税收负担过重。同时在严峻经济背景下我主张出台减税措施，来帮助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从更深远的方面来讲，我们更需要的是一轮新的财税体制的变革。

参考文献：

[1]卢凌波.中国税收增长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中国1992-2002年税收增长个案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4.

[2]财政部财税体制改革司.财税改革十年.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3]王诚尧.发展中的财税理论政策与制度改革.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税收增长范文篇4

贾康说，实际上，只有在管理体制和税制结构相对稳定、成熟的时期，税收占GDP的比重才不会发生明显的波动。而我国经济发展尚处于转型期，体制和税制均处于转轨过程中，很多因素都在剧烈变化，所以实事求是地说，不宜简单地用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相对稳定的框架来套中国的现实。

他认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税收的持续增长存在一定的合理性。首先，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前十年税收占GDP比重下降过头之后的正常回调。从80年代开始的分权改革和减税让利安排，使我国税收占GDP的比重下降至90年代前期的10％以下。而从国际经验看，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重大至为20％以上，发达国家更要高得多。经过近年来的回升调节，我国目前税收占GDP比重也仅达到16％，所以说宏观税负并不高。

其次，1999年税款征收总量超过万亿元，与加大清欠力度有直接关系，这也是以前的欠税大户感到冲击很大的原因。但是要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就应将弹性征收减少，加强征管力度，硬化以法律为依托的税收约束。打击走私而增加的税款，更是完全合理的。

当然，作为具体案例，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蛮横征收、“征过头税”的现象，所以提高征管队伍执法水平，加强对其监督也是当务之急。此外，也发现有“列收列支”、“贷款空转”等单纯为保证税收达标而弄虚作假的扭曲现象。

税收增长范文篇5

【关键词】累进税制税收监管财税体制改革

一、引言

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符合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税收体制就基本建立起来，伴随而来的是税收收入的高增长，面对不断发展的经济形势，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税收能否依然保持高增长呢？是否有减税的必要呢？更长远的说，能否乘此机会进一步改革财税体制呢？本文就此展开详细的论述。

二、税收增长原因

从总量看，08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31425.75亿元，同比增长33.5%，增收7890.94亿元。

从增收结构看，国内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分别增长22.6%、18.4%和25.6%，流转税合计增收2781.35亿元，占增收总额的35.25%；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分别增长41.5%和27.2%，所得税合计增收2776.60亿元，占增收总额的35.19%；海关进口产品税收、关税分别增长34.7%和40.2%，进口税收合计增收1288.76亿元，占增收总额的16.33%。

从上面的数据来看，我国的税收在08年经济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税收增长过快的呢？我认为主要是累进税制下的经济增长和税收监管水平的提高。前者解释的是正常税收增长部分。后者解释的是超过正常部分的增长。

1.累进税制下的经济增长。由于税收是按现价水平计算的，而GDP是按不变价格计算。中间的差值就比较明显。因此实际上经济增长可以更大程度解释税收增长的因素。同时，在我国累进税制下，税收增长必定要快过经济增长。这些都可以解释预料中的税收增长部分。

2.不断增强的税收监管。只有人曾提出94年税收的设计本来就是“广种薄收”的类型。就是税收框架的设计比较广，实际是考虑到了税收监管比较松散的问题，因此留给税务机关自由发挥的余地比较大。现而今税务机关充分挖掘潜力，努力增收，导致在税收框架广的情况下税收监管又严格，纳税人就吃不消了。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政府部门在税收设计时必定不会忽视我国税收征管水平极其低下的现状的。而在2000年以来，由于税收技术的进步，在税收激励机制的鼓舞下，我国税务机关人员从严征税，当然能显著增加税收收入了。而且，这方面的潜力还没有发挥到极致，我国的税收征管水平依然比较低下。可以预见，这一因素对今后税收增长还会做出很大贡献。当然，随着提升征管水平难度的加大和成本的降低（边际效用递减），这部分因素的作用将逐渐减少，使得税收增长回归到应有的水平上来。另外，外贸出口、GDP结构等都是一些学者认为税收高强度增长的原因。

三、税收负担及减税主张评析

税收过快的增长必然带来大家思考是税收负担是否过重的问题。企业或居民之所以咬定中国的税负重，其论据无非是现行税制的规定。比如，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45%，企业所得税的税率33%，增值税的税率17%等等。以这些税种的税负水平同其他国家的相关税制规定比起来，中国的税负显然不能说是轻的。政府部门之所以认定中国的税负轻，其论据在于，实征税收收入额占GDP的多少。比如，在2005年，将全国税收收入加总求和并同当年的GDP之比，只不过为16.19%。以这样的宏观税负水平同其他国家的情形比起来，中国的税负绝对不能说是重的。

而这些论据揭示的一个东西，就是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的问题。

总体上讲，我认为中国纳税人就单从税收负担来说并不是很重，而福布斯把中国评为税收痛苦指数第三的国家更是言过其实，它不知道我们税收征收率有多低。但是，我们隐形的税收负担是比较重的。

第一，庞大的预算外收入和土地出让金。这些收入的征收带有随意性。而事实上，他们的存在的确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土地是全民所有的资产，结果被出卖了，这不是隐形的向全民要钱吗？

第二，诸多的行政垄断企业的高额收入也是变相的向纳税人要钱。高额手机通讯费是我们不得不承担的，因为高额利润中国石化企业连续被评为亚洲最赚钱的公司，还有国有银行的呆账坏账。我们都为这些企业支付了高额的利润，这也是变相的税收负担。

第三，在财政支出方面的不满意也加重了纳税人对税收负担的不满意度。在欧洲国家，纳税人承担重税负的同时也享受到了极其全面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当今中国，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已经让纳税人承担高额负担，但还必须支付相当的税负，这就造成了强烈的不满。财政收入上的“大政府”、公共支出上的“小政府”，这就是民众的印象。税收不断向高税收国家看齐，承担的社会公共责任却尚未看齐。

考虑到是否减税的主张，我认为还是应该暂时减的。这并不是跟我所阐述的税收负担不重的观点矛盾。税收负担不重也可以能减税。我主张减税，可这样减税的动机不在于税负过重了，而是在于当前经济形势的需要。在我们目前税收大幅度增长的前提下，减税政策不会对公共财政造成很大的冲击，再者还会给严峻的经济形势注入一支强心剂。这才是税收作为一项政策工具的需要。

众所周之，目前中小企业的境况比较困难，特别是东南沿海的民营企业。在加上外国的金融危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经济形势的确是进入了寒冬。在如此困难的一年里，政府应该出台一些至少是暂时的减免税等税收优惠措施，帮助企业扛过这个寒冷的年份。毕竟大量中小企业的倒闭意味着大量的失业。截至去年6月，我国中小企业数达到4200多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8%，创造的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上缴税收约占税收总额的53%，更重要的是，中小企业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

最后要提到的就是税制改革。现在在税收大幅提升的前提下，正是进行新一轮财政改革的好时机。从94年以来我们的财政框架就没有过大的改革，这与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是悦来越格格不入的。在税收方面，我们有必要改革税制，现在已经将生产型消费税向消费型转变，开征了燃油税。这也是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前奏。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认为税收增长是经济增长和税收监管水平提高的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并不是我们的税收负担过重。同时在严峻经济背景下我主张出台减税措施，来帮助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从更深远的方面来讲，我们更需要的是一轮新的财税体制的变革。

参考文献：

[1]卢凌波.中国税收增长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中国1992-2002年税收增长个案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4.

[2]财政部财税体制改革司.财税改革十年.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3]王诚尧.发展中的财税理论政策与制度改革.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4]贾康，赵全厚.中国财税体制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总体上讲，我认为中国纳税人就单从税收负担来说并不是很重，而福布斯把中国评为税收痛苦指数第三的国家更是言过其实，它不知道我们税收征收率有多低。但是，我们隐形的税收负担是比较重的。

第一，庞大的预算外收入和土地出让金。这些收入的征收带有随意性。而事实上，他们的存在的确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土地是全民所有的资产，结果被出卖了，这不是隐形的向全民要钱吗？

第二，诸多的行政垄断企业的高额收入也是变相的向纳税人要钱。高额手机通讯费是我们不得不承担的，因为高额利润中国石化企业连续被评为亚洲最赚钱的公司，还有国有银行的呆账坏账。我们都为这些企业支付了高额的利润，这也是变相的税收负担。

第三，在财政支出方面的不满意也加重了纳税人对税收负担的不满意度。在欧洲国家，纳税人承担重税负的同时也享受到了极其全面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当今中国，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已经让纳税人承担高额负担，但还必须支付相当的税负，这就造成了强烈的不满。财政收入上的“大政府”、公共支出上的“小政府”，这就是民众的印象。税收不断向高税收国家看齐，承担的社会公共责任却尚未看齐。

考虑到是否减税的主张，我认为还是应该暂时减的。这并不是跟我所阐述的税收负担不重的观点矛盾。税收负担不重也可以能减税。我主张减税，可这样减税的动机不在于税负过重了，而是在于当前经济形势的需要。在我们目前税收大幅度增长的前提下，减税政策不会对公共财政造成很大的冲击，再者还会给严峻的经济形势注入一支强心剂。这才是税收作为一项政策工具的需要。

众所周之，目前中小企业的境况比较困难，特别是东南沿海的民营企业。在加上外国的金融危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经济形势的确是进入了寒冬。在如此困难的一年里，政府应该出台一些至少是暂时的减免税等税收优惠措施，帮助企业扛过这个寒冷的年份。毕竟大量中小企业的倒闭意味着大量的失业。截至去年6月，我国中小企业数达到4200多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8%，创造的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上缴税收约占税收总额的53%，更重要的是，中小企业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

最后要提到的就是税制改革。现在在税收大幅提升的前提下，正是进行新一轮财政改革的好时机。从94年以来我们的财政框架就没有过大的改革，这与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是悦来越格格不入的。在税收方面，我们有必要改革税制，现在已经将生产型消费税向消费型转变，开征了燃油税。这也是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前奏。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认为税收增长是经济增长和税收监管水平提高的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并不是我们的税收负担过重。同时在严峻经济背景下我主张出台减税措施，来帮助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从更深远的方面来讲，我们更需要的是一轮新的财税体制的变革。

参考文献：

[1]卢凌波.中国税收增长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中国1992-2002年税收增长个案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4.

[2]财政部财税体制改革司.财税改革十年.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税收增长范文篇6

关键词：房地产业税收管理强化

一、山西省大同市房地产税收发展现状

大同市房地产行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06年全市房地产投资为21．42亿元，环比增长46．6％，其中住宅投资为15．44亿元，环比增长21．3％。2004年至2006年房地产投资平均增速为50．47％，住宅投资在房地产投资的比重保持在55％以上，住宅建设是大同市房地产投资的主要方向。

随着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房地产税收收入大幅增长，已逐渐成为大同市地方税收的重要来源。只有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才能“保”住经济税源，才能保证地方税收持续、稳步增长。

1房地产业税收发展主要特点。一是税收总量逐年扩大，增长速度逐年加快。近年来，随着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房地产税收总量逐年扩大。2004年，大同市房地产税收总量仅为4484．07万元；2005年达到6140．42万元，同比增收1656．35万元；2006年达到9935．41万元，同比增收3794．99万元。与此同时，房地产税收的增长速度也逐年加快。一是房地产税收历年同比呈高速增长态势，2004和2005年的增幅分别为36．94％和61．80％；二：是2005年由于在建工程较多，峻工面积和销售面积回落，房地产税收比上年增长36．94％，而地方税收比上年增长55l88％，低于同期地方税收总体增幅18．94个百分点；2006年房地产税收比上年增长61．80％，远高于同期地方税收增长。二是所占比重较小且小有起伏，贡献份额整体上呈逐年加大的趋势；三是各税种普遍增长但增幅不一，所占比重差异悬殊；四是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增幅比重泾渭分明。从2006年全市情况来看，该市房地产业税收在县(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一是各地房地产税收的增长幅度不平衡。全市房地产税收增幅为61．80％，高出地方税收增幅40．03个百分点，城区、南郊、开发区和市级等市中心区房地产税收增幅为55．98％，高出地方税收总体增幅31．82个百分点。其他县(区)虽基本趋于增长态势，但增幅较小。二是房地产税收占当地地方税收的比重不平衡。2006年城区、南郊、开发区和市级组织房地产税收8876．05万元，占到全市房地产税收的89．34％，也就是说全市房地产业的发展格局是以市区为中心，其中城区、南郊、开发区和市级组织的房地产税收占全市房地产税收的比重分另为15．57％、30．68％、16．01％和26．89％，而其他9个县(区)仅10．66％，像大同县、灵丘县、左云县房地产税收占其地方税收的比重不到1％，而占全市房地产税收的比重也不足1％。

2．房地产业地方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房地产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它具有广泛的产业关联性，可以带动多个产业部门的发展。但是，由于房地产行业经营的特殊性和会计核算的复杂性，加上房地产税收涉及的税种多，征管的难度大，成为税收征管工作的难点。一是纳税人纳税意识不够，偷、漏税现象比较严重；二是宣传力度不够，政策执行不能到位；三是税收征管力度不够，征管漏洞较为明显；四是部门协调配合不够，激励制约手段欠缺；五是政府干预过多，税款征收难到位。

3．房地产行业税收发展趋势分析。

(1)结合房地产行业本身所具有的产业运行特点分析房地产行业地方税收入趋势。房地产行业本身所具有的产业运行特点：一是地域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房地产市场需求就大，房地产价格就高。二是价格弹性，在一定时期内，当房地产价格出现一定幅度下降时，需求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反之需求会迅速下降。三是周期性，房地产市场要经历繁荣、衰退等发展阶段，并受经济发展情况影响。四是政策相关性，政策因素对房地产行业影响较大。从大同市的情况分析，经济发展水平将继续攀高，房价下降的可能性极小，目前大同市房地产行业正处于繁荣阶段。

(2)结合大同市房地产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房地产行业地方税收入趋势。近年来该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较快，房地产市场运行总体是健康的。首先，大同市仍是地处内陆经济欠发达地区，房地产市场形成时间不长，以居住为目的是购房的最重要的消费动机。其次，近年来大同市提出经营城市的理念，政府对土地进行公开拍卖，土地价格相对稳定。三是随着居民购房能力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速度的加快，房地产业在未来几年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据大同市“十一五”规划，到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达到14000元，比2005年增长64％，人均住宅面积达到28m2，从2006年起全市每年需建住宅180万m2。“十一五”期间大同把对棚户区改造作为重点。这样在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达到28平方米之前，会保持较旺盛的住房需求。

(3)近期房地产税收收入形势预测。如近期国家没有新调控政策出台，可以判定：一是受房地产业总体发展带动，大同市房地产税收将持续增长，占地方税收比重有所上升。二是受大同市城市规划影响，新兴热点板块逐步形成，区域问房地产业走势良好，房地产税收将会进入一个加速增长期。三是伴随着房地产项目向城区外拓展，税源在区域间流动增加，以及外资和新注册企业开发项目增多，势必导致企业所得税向国税转移，地税收入减少。

但也不可忽视宏观政策变动的影响：一是前期政策执行滞后效应逐步呈现，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金融信贷投放速度放缓，将对部分地区房地产税收产生持续性影响；二是新的政策出台，短期内改变房地产需求和供给，对房地产税收某些税种收入将产生较大影响。

二、强化房地产税收管理的对策

1．以税源管理为核心，强力推动房地产税收管理上台阶。

(1)明确机构，清晰权责。按现有机构设置，确定房地产税源管理、税收征管、税款征收和税务稽查四个岗位，明确各岗位工作职责及信息交换办法，防止征收和管理混淆、管理和稽查“打架”。更新管理理念，改变层层审批的“金字塔”式管理，建立以税源管理部门为信息采集中心、资料建立中心、各部门分工配合、环环紧扣的链条式“扁平状”管理，实现内部整体协调，房地产税源、征、管、查管理的一体化。

(2)突出重点，把握关键。一是全面采集涉税信息。加强部门联系，掌握城市规划、土地管理及商住房信息，建立本地房地产宏观税源档案；采集房地产开发的动态和静态信息。具体包括开发形式、纳税人基本情况、立项开工证明、土地面积用途、建筑成本进度、预售情况、销售进度及各环节纳税申报情况等，按项目分户建立“一户式”税源档案；分地段、按门牌号采集旧房交易、出租信息，建立旧房税源档案；二是加强税源分析比对。根据掌握的房地产开发宏观及微观税源信息，分析预测本地实际税源及实现进度。

(3)优化手段，搞好结合。一是要优化税源管理手段。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推行电子信息化管理，建立电子信息档案，将管理的触角伸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覆盖各个环节每个税种，形成信息联网，对整个房地产税源实施动态和静态的税源监控。二是要搞好结合。通过对税源信息的综合运用，充分发挥税源管理的结合效能作用，与纳税约谈、纳税评估等管理手段相结合，与房地产税收预测和制定税收计划相结合，与加强源头控管和统计分析相结合，与税收执法水平评估相结合，与税务征管档案管理相结合，全面提高税源管理水平，推动税收管理上台阶。

2．以综合治税为平台，着力开创房地产税收管理新局面。

(1)密切部门配合，善于外部借力。地税部门要充分利用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等提供的房地产权属登记信息，建立健全房地产税收税源档案及房地产税源数据库，加强房地产税收征收管理。要简化办税程序，采取纳税人直接到指定点申报、邮寄申报、电子申报等多种申报方式，优化纳税服务环境，方便纳税人申报纳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要及时向地税部门提供房地产权属登记的有关文件、资料，将房地产税收征收纳入房地产权属登记流程。一是国土资源部门要将土地年度利用计划于年初向地税部门提供。批准占用土地，应及时向地税部门提供批准用地文件或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其他相关资料，占用耕地的，必须要求用地单位提供耕地占用税完税或减免税凭证；以土地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还必须提供契税、印花税完税或减免税凭证，方可办理用地手续。在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时，必须要求转让方提供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国有土地)、印花税完税或减免税凭证，受让方提供契税完税或减免税凭证，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方还必须补缴契税，方可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在采取拍卖方式出让土地时，应通知地税部门参加。二是房地产管理部门批准房地产开发公司出售商品房时，应向地税部门提供文件及备案情况资料。在办理房产交易手续时，必须要求交易双方提供相关房地产税收完税或减免税凭证；对新购商品房，要求购买者提供契税完税或减免税凭证以及销售不动产发票。三是财政部门要积极支持和协助地税部门加强房地产税收征收管理，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对国土资源、房产管理部门因配合房地产税收管理工作而增加的支出给予适当补助。

(2)强化信息建设，推行电子管理。税收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离不开信息化手段的支撑。因此，实现房地产业、相关税种征收管理数据的收集、分析、处理和传输，推行网络和电子管理，是可行的也是大势所趋。一是信息化建设要双轨运行。针对房地产企业，既要有房地产税收管理软件，又要有纳税人申报软件，两套软件要能兼容，实现管理互动，解决税收管理中税务机关长期唱“独角戏”的被动局面；二是房地产税务管理软件要具备以下功能，房地产税源数据库的建立，以各环节各税种的纳税评估、分析监控，纳税人申报信息的比对，房地产税收收入统计，税务管理、政策执行效果分析评价等，既要解决税源管理、收入分析和对征管质量的评价，同时要实现对税收执法的监控，使税务电子管理成为对纳税人和税务人员双向监督的“双刃剑”。

税收增长范文篇7

一、面临的现实矛盾

(一)政府税收行为。

由于地方政府履行政府职能的财力不足,在组织收入过程中,采取各种手段,千方百计挖中央税收、保地方财力。在税收问题上,地方本位主义严重,不少地方保护、纵容偷税,造成国家税收大量流失。有些政府急于发展地方经济,体现政绩,违反经济规律,急功近利,以权代法,干预税收工作,揠苗助长,不利于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二)税收潜规则。

1.税收计划大于法律。虽然近几年,全省各地以计划为导向的考核模式日趋规范,但由于地方财政的支出比较刚性,导致各地税收计划仍然采取基数法,“以支定收”,即按照上年完成量加增量来确定的,而不是根据地方经济实际发展情况下达,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偏差。由于在实践工作中税收计划的刚性非常强,依法治税的地位会屈从于保任务,导致“寅吃卵粮”,收过头税等行为的发生。

2.税收制度外竞争。为完成税收任务,体现地方经济发展成果,在长期的税收工作实践中,各级地方政府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默契的税收制度外的竞争,通过税收返还,税收奖励、税收折扣等形势吸引辖区外纳税人在本地立足生根,或将辖区外发生的税款转引过来,严重虚增收入水分,扰乱税收征管秩序,侵蚀税基,违背了税法公平原则,严重地破环了依法治税环境。近年来,我省一些市县在地方政府的强力推动下,车业和公司等经济税收大幅增长,发展速度可谓“相当快”。

(三)纳税人税收遵从度低。

目前,受现行税制、征税努力程度、税收文化等的影响,我国大部分纳税人依法纳税意识相当淡薄,对税收所持的态度不端正,表现为自私不遵从。为了自身利益,千方百计地偷逃税款,偷逃税行为相当普遍,并不觉得可耻,甚至还会引以为荣。同时,由于不知法,不愿花时间了解税收法律法规,因此不能正确履行纳税义务。纳税人不自觉办理纳税登记,在农村还存在较多的漏征漏管户。

(四)税收执法水平不高。

一部分税务人员由于自身政治、业务素质不高,在税收执法过程中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增加了征纳双方的矛盾。同时,由于广大纳税人法治意识在增强,社会各界监督力度在加大,对税收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些税务人员担心出现执法错误,被追究责任,在税收执法时存在畏难情绪。极个别税务干部不依法征税、照章办事,而是滥用职权,越权执法,甚至与违法犯罪分子相勾结,从事偷骗税等违法犯罪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二、产生问题的根源和成因分析

(一)财政体制不够完善,加剧了组织收入与依法治税的矛盾。

新的税收体制将税收管理权限高度集中在中央,赋予地方税收管理权较少。为了解决改革开放和发展中碰到的一些实际困难和问题,客观上迫使地方政府在税收上采取一些灵活变通的做法,破坏了税法的统一性、严肃性和权威性。同时,地方财政预算分配体制不完善,税收计划任务出现畸轻畸重现象,很难体现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形成了“藏富于民”和“竭泽而渔”的鲜明反差。

(二)依法治税的人文环境尚未真正形成。

长期以来,因税法宣传的广度和深度受到限制,相当一部分纳税人的思维方式还是停留在权大于法和情优于制度的观念上,在法律面前没有真正体现出人人平等的法制原则。部分执法者认识不到依法治税的重要性,仍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相当一部分公民的纳税法律意识薄弱,存在着许多错误认识,不少的纳税人成为了“法盲”,偷逃税行为屡禁不止。社会整体信用下降,非诚信纳税支付的失信成本过低,诚信纳税的荣誉不高,也是造成纳税人不依法纳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税务执法制约不力。

目前税收执法过程中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一个关键原因还在于我们缺乏过硬的“内功”,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还是业务培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系统、不扎实、缺乏针对性、实效性问题。部分税务人员对学习不够,在执法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执法偏差,执法较为随意。同时,缺乏有效的内外部监督。近年来,税收执法的不透明,使社会这一外部监督力量对税务执法人员的监督难以到位。在内部中,政务不公开,渠道不畅通,下级难以监督或不敢监督;有关监督规章制度不细,执行不力,监督机制不完善,不利于监督:专门监督机关重事后查办,轻事前防范等。这些都严重防碍了组织收入工作的依法开展。

三、坚持依法治税,促进地税收入较快增长

(一)科学制定税收计划。

在我国现有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税收管理水平基础上税收计划仍将长期存在。因此,一方面要牢固树立依法治税思想,坚持组织收入原则,税收计划要服从税收法治这一原则,两者共同遵循从经济到税收的原则。另一方面,在准确分析上年实收数的基础上,根据经济发展速度、税收弹性系数确定当年税收增量,综合考虑重点税源变化趋势和政策性增减收因素的影响,尽量使税收计划接近税源实际。

(二)提高征纳双方的遵从意识。

在整个税收工作中树立起税法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权力,任何权力都必须接受法律的监督和制约。一方面,纳税人有要积极了解税收法律法规,自觉履行纳税义务,提高纳税水平。另一方面,税务干部要加强学习,提高政治、业务素质,加大纳税宣传力度,强化内部监督,接受外部监督,努力提高执法水平,使征纳双方形成“征税遵从”和“纳税遵从”意识,按照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自觉遵守税法、自觉履行税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三)加快网络建设步伐。

近几年的实践工作表明,从资源税委托保安服务公司和煤炭局、建筑安装税收委托城市投资开发公司、车船税委托保险公司,到房地产税收实行一体化管理等,地税的网络建设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2008年,我市资源税增长18.8%,车船税增长382.9%,二手房税收增长76.4%。2009年1～6月份,建筑业税收增长49.9%。进一步争取各级党政领导、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配合,加强与相关部门进行信息交流,积极探索在新形势下地方税务机关与司法、工商、财政、国税、银行、国土等执法部门协作的新途径、新方法,建立长效机制,借助这些部门的职能优势,形成征管合力,共同构筑依法治税的新防线。

(四)坚持走信息化管理道路。

信息化是税收征管专业化的前提和基础,征管工作的制约与监控,只有依赖信息化才能实现。加强信息化建设,能降低人为的税收风险,减少税收执法随意性,提高征管效率。2005年,江西地税系统征管软件系统顺利上线,率先在全国地税实现了征管信息数据的省级“大集中”,初步构建了符合江西地税实际的现代管理机制。实践证明,我市2005～2008年共实现地税增量13740万元,至2008年末,我市地税收入规模达到21691万元,增幅达到49.3%,提前两年实现“十一五”规划预期目标。据测算,有相当一部分增量来自信息化系统水平的提高因素,“人机共管”的效率得以明显发挥。进一步完善当前税收征管业务软件系统,减少漏洞,加快相关业务模块的开发和使用;实现系统内与系统外数据的便捷交换,提高地税与工商、国税、银行、公安、法院、土管、房管等部门信息的共享度。同时,进一步提高系统的查询、分析、监控职能,使信息化建设逐步走向专业化,为依法治税工作提供有力地支撑,加快推动依法治税进程。

(五)加强纳税评估。

纳税评估作为现代税收征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税收征管各个环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推行纳税评估,既可以有效防止纳税人偷税行为的发生,又可以提前发现纳税人存在的涉税违法违规“苗头”。同时,还可以督促税务人员依据法律法规,履行自己的职责,达到以制度管理人的目的。积极探索建立一套有效的评估机制,细化、量化各岗位职责,选取业务素质较高的税务干部组成纳税评估专业队伍。在实际工作中,深入调查,灵活分析,采用科学的评估体系,运用参数分析等方法,全面了解评估对象的经营活动,分析申报资料中存在的疑点。通过进行有效的纳税评估,既可以促进征纳和谐,提高纳税人税法遵从度,也可以进一步提高税收征管质量。

税收增长范文篇8

关键词：中国，税收增长，理性认识

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甚至“超速增长”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如果我们将研究的视野放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建国以来中国税收收入不管从绝对额、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还是占GDP的比重，总体上都在不断增长，因此，近年来的快速增长作为这种长期增长趋势的一种延续和集中体现，似乎也无可厚非并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中国税收比重步人“最佳”区间，对于其未来走向我们应当有理性的认识。

一、对中国税收收入增长趋势的历史分析

(一)中国税收收入的增长趋势：绝对值角度

从表1和图1不难看出，建国以来，中国税收收入增长迅猛，从1950年的不足50亿元增长到了2005年的30000多亿元，增长了600多倍。尽管这一期间中国税收收入的总趋势是不断增长的，但并不能说其增长过程是一帆风顺的。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全国共设14种税收，为此后建国初期税收收入的稳步增长奠定了基础。1958年，随着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简化了工商税制，仅设9个税种，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受到削弱，导致此后数年间税收收入不增反降。“”期间，已经简化的税制仍被批判为“繁琐哲学”。1973年，对工商税制进行了进一步简化，仅剩7种税。这一时期尽管税收收入仍有所增长，但显然不能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匹配。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税收的作用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加强。1980年、1981年中国相继公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初步建立了一套涉外税收制度。从1983年开始，中国分两步实行了利改税改革，初步确立了企业所得税和产品税、增值税等流转税制度，税收收入增长平稳。1994年中国实施了分税制改革，初步建立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税收收入呈现跨越式增长。

(二)中国税收增长趋势：相对值角度——在中国财政收入中的地位变化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有经济占了很大的比重，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在财政收入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从1953年开始实行“一五”计划、经济发展进入正常阶段，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中国企业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平均达到51.44%；这一时期，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平均不到50%，在1953～1975年间甚至低于“(国有)企业收入”。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财政收入经历了由税收与企业收入并重到以税收为主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一变化也是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反映。1954～1979年，税收收入和企业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大约都在40%以上，企业收入的比重一度还要高于税收收入。从1980年开始，企业收入的比重开始迅速下降；1985年的利改税改革成为中国财政收入结构的分水岭(见图2)，由此前的税收收人与企业收人并重转变为以税收收入为主；1985年企业收入比重下降到了1.74%，变成了微不足道的收入形式。从1994年开始，企业收入作为一种财政收入形式干脆就不存在了，税收成为中国惟一的基本收入形式。

从税收法治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中比重的下降也是必然的。为了防止政府利用政治权力获取超额的财产收益，形成对一般市场主体的不公平竞争，需要对政府拥有的经营性财产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监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近代国家才被称为“无产国家”，“无产国家”必然只能凭借政治权力取得收入，因此才形成了所谓的“税收国家”，这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需要。

可见，中国税收比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达到今天这一比重殊为不易，应当珍惜，但因此就否认税收过快增长和过重税负可能对国民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也是不对的。

(三)中国税收收入的增长趋势：相对值角度——在中国GDP中的比重变化

由表2和图3不难看出，改革开放之前的近30年间，中国税收收人在GDP中的比重一般在10%-15%之间。这一时期中国税收收入的比重不高，是因为当时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除了税收收入之外，还有国有企业收入，甚至后者的比重还要更高一些。因此，这一时期税收收入比重不高，并不代表中国当时财政收入的比重不高，政府从国民经济中的财政汲取能力差。1985年两步利改税改革之后，中国税收收人迅猛提高，达到了22.8%。应该说，这一比重是中国此前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真实体现。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城市对国有企业实行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改善企业职工的工资福利，在农村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增加农民收入，所有这些措施都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集中体现在国家主要财政收入形式——税收收入比重的降低上。1996年，税收收入比重最低降到了10.2%。应当说，这一时期税收收入比重的下降是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重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然会带来政府规模的缩小。然而，税收收入比重过低势必会削弱国家的财政实力、妨碍政府职能的实现，最终对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产生不利影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中国国民经济步人新的快速增长期，这时中国税收体制不失时机地进行了分税制改革，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税收收入比重从1996年开始稳步上升，2004年已经超过了18%。

税收收入的增长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税收收入增长过缓不利于国家筹集财政收入，相反，税收收入增长过快，同样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1996年以来，税收收入的增速均快于GDP的增速(见表3)，有些年份甚至接近GDP增速的3倍，特别是这一期间中国经济一度处于通货紧缩时期，经济增长乏力，在这种经济形势下所形成的税收收入的高速增长、甚至超速增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解和非议。同时，考虑到中国除了税收收入外，政府收入中还包括大量的其他财政收入、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这就不得不使人担心中国过快增长的宏观税负。当然，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税收收入比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但从短期来看，税收收入的增长应当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匹配，过快或者过慢都是不正常的。

二、对中国税收收入增长趋势的进一步认识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发现，一般来讲，随着经济的发展，税收收入呈不断增长的趋势。但是，这种增长并不是没有限度的。换句话说，税收规模过小固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而税收规模过大同样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类似地，税收增长过缓无法满足政府对税收的需求，而税收增长过快同样会抑制经济的增长潜力。

(一)基恩.马斯顿的分析

早在1983年，前世界银行工业部顾问基恩.马斯顿(K.Marsden)选择了21个国家，采用实证分析方法，通过比较分析揭示了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基本关系。他得出的结论是：低税国家人均GDP增长率高于高税国家；低税国家的公共消费与私人消费的增长幅度、投资增长率、出口增长率要高于高税国家；低税国家的社会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也要高于高税国家。税收占GDP的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0.36个百分点。高税负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这几乎成了一条普遍的规律。

那么，一国的最佳税负水平是多少，或者说，税收收入增长到什么程度就应当适可而止、有所收敛了呢？世界银行1987年的一份调查资料显示，一国税负水平与该国人均GDP正相关，人均GDP26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最佳税负水平为13%左右；人均GDP750美元左右的中低收入国家，最佳税负水平在20%左右；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国家，最佳税负水平为23%；人均GDPl0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最佳税负水平在30%左右。可见，中国近年来19%的税负已逼近中国的最佳税负水平，接下来应当是稳步增长，而不是继续“高歌猛进”。

(二)布坎南：怪兽模型

此外，学术界还对政府税收过快增长的合理性提出了置疑，有的学者甚至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认为现代政府税权的扩张并不是完全因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内容和性质发生了变化，政府在税收增长的过程中，为了自己的利益，通过自己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的有利地位，攫取了不合理的税收。尼斯凯南(NiskanenWilliamJr.)认为，政府是一个有很多个人组成的经济实体，这些个人就是所谓的“官僚”。“官僚”在其任期内追求的目标就是预算收入的最大化。这样，作为“官僚”集合体的政府也总想尽量多的筹集收入、课征税收，尽量多地支出。可以说，政府课征税收和进行支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

税收增长范文篇9

一、我国当前税收收入现状

（一）税收计划分配方式不合理。主要表现在：①是“以支定收”、“基数递增”的分配方法不合理。每年国家下达的收入计划任务都以国家和地方政府所需支出为基础，以上年实际完成数为基数，然后确定一定的增长比例，以此作为当年的税收计划任务分配数。②是层层分配下达的方式不合理。目前，税收计划一般层层分配下达至省辖市局、县局，直至基层分局。为了确保收入任务的完成，有的甚至落实到分局内的股室乃至个人。③是地方政府对税收任务层层加码的方式不合理。地府政府每年往往都要根据地方财政支出的需要，在税务系统内部下达的年度收入计划基础上，再追加一块任务指标。

（二）政府行政行为过重，税收执法秩序混乱。主要表现在：①地方政府对税收的干预。税务执法是依法治税在税收工作中的具体实践，它代表国家行使权力、执行公务。但在一些地区，地方越权干预税收的情况严重妨碍了税收执法。特别是当税务机关清理欠税和查处偷漏税案件时，有些政府领导便会出面干预，甚至施加压力。②税务干部业务素质不高。当前随着经济发展，大量企业转为私人所有，偷税与反偷税，避税与反避税的斗争日益激烈，有些企业甚至不惜重金聘请会计师、注册会计师做假帐，进行所谓的“合理避税”。而如今税收干部从总体上看，业务能力、法治意识仍达不到现代经济的要求，加上有些企业对税收检查工作不予配合，给税收执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③税收执法随意性大。有些干部对税收政策、税收规定重视不够，加之工作责任心不强，在税收执法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随意性，有些税务干部甚至滥用职权，越权执法，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严重打击了纳税人的积极性，影响了税收收入的持续增长。

（三）公民纳税意识不强。主要表现在：①各地税法宣传流于形式。目前的税法宣传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仍停留于城市，停留在每年的税法宣传月，而且形式单一，内容单薄，很难与快速的经济发展相适应。②纳税人纳税行为不够积极。我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税收意识的发育先天不足。一些企业负责人（尤其是中小企业）文化层次较低，对国家税法理解不够，对纳税存在抵触情绪，个体工商户不向消费者开具发票偷逃税款现象仍比较普遍。③利用管理漏洞进行犯罪的行为仍不容忽视。税务机关税源监控手段不多，极大地束缚了税源管理的手脚。今年我省发现的一系列大要案，就是不法分子利用管理漏洞进行犯罪的表现。

二、制约税收收入可持续发展的成因分析

（一）税收工作考核不合理，“依法治税”难以实现。税收计划源于计划经济体制，具有指令性和相对固定性特征。不可否认，它作为一种行政责任制的管理方式，在一定时期确实有效的调动了各级税务机关依法组织收入的积极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现在的收入计划管理已明显与依法治税产生了矛盾。如今，很多情况下各级税务机关为了完成计划任务疲于应付，常常根据收入计划完成情况决定多征或少征，于是人为调节收入进度，以均衡入库的方式组织收入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了。但这种税收收入不能真实反映一定时期的经济提供的税收情况，只会导致税收征管秩序发生混乱，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害，而且从长远来看只能使税收任务计划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

（二）盲目引进投资，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如今各地投资环境不一，为了招商引资各地政府可谓用尽了心思。但各地在引进投资项目的同时，却忽略了地区经济结构的协调性，从而造成地方经济受外来因素波动影响很大。今年上半年我国出现的投资过热现象，部分地区经济甚至已走入了经济发展“以量取胜”的误区，虽然国家进行了经济宏观调控，但局部范围内盲目投资的情况仍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经济的畸形发展。

（三）税源监控不力，不能体现“应收尽收”。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中税源所依存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时刻在发生变化，税源的流动性和可变性大大增强。而目前的税务登记、发票管理和税务稽查等措施，由于本身不够完善、严密，加上缺乏其他相关的配套设施，很难发挥其监控税源应有的效果，且有些地区过分强调税收稽查职能，忽视了管理职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税源失控，极大地影响了税收收入的“应收尽收”。

三、确保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的对策与建议

税收的可持续增长必须依靠经济的健康发展。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税务部门确保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坚持依法治税，形成良好的税收征纳环境。①提高队伍素质，实行依法征税。培养税务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深刻体会依法履行职责的重要性和不规范执法的危害性；同时针对目前税务干部业务水平总体不高的现状，强化业务培训，使广大税务干部在规范执法的基础上，增强执法的效率和质量。②加大税收宣传力度，促进纳税人诚信纳税。税收宣传是税收工作的民生基础，只有让纳税人了解了税收的重要性，才能从源头上保障税收的可持续发展。③加强部门合作，形成良好的协护税环境。建立与地方政府定期汇报的工作制度，取得地方党政的理解和支持，确保依法治税顺利实施。此外，加强与公、检、法、工商、银行等部门的联系，形成协调配合机制，实现税务机关专业管理与社会协税护税力量的有机结合。

税收增长范文篇10

大家上午好！

再过22天，第*奥运会就要胜利召开了，今天能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一起交流和沟通，我们感觉到特别高兴。最近，我们组织了一系列表彰会、座谈会，区县分局也在陆续召开各种表彰、座谈活动，但是就某些重点行业召开专门的座谈会，今天还是第一次。今天，我们邀请一些教育、医疗、科研和中介服务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纳税人朋友过来，借助座谈会的形式，听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这些年，*和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有了在座各位的诚信纳税，才有了*的发展变化，这些功劳是纳税人的。你们不但为社会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且为国家创造了税收，首先我代表*地税向你们多年来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这个会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围绕“诚信促进税收”进行研讨，提高首都各行各业对诚信税收重要性的认识；二是通过交流，进一步听取纳税人对我们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三是借此机会，我们也介绍一下*地税已经形成的税收文化和治税理念，增进税企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加强互信，进一步营造诚信税收环境。

一、非物质生产部门为首都经济发展和奥运建设提供了巨大的财力支持

根据我们对首都教育、医疗、科研、文化体育、金融、中介服务以及公共行政管理等七大行业非物质生产部门进行统计的数据，目前*市共有非物质生产部门10.25万家，其中教育机构5900多家，科研机构3200多家，医疗机构2800多家，金融机构3900多家，文化体育机构16000多家，中介服务机构64000多家，公共行政管理部门6700多家。这是*得天独厚的巨大资源，其快速发展带来税收的快速增长，特别是个人所得税。

非物质生产部门作为首都经济发展一支重要生力军，其税收贡献非常大，从而带动了整体税收的快速增长。20*年，以上七大行业非物质生产部门累计缴纳各项税费收入360亿元，同比增长58.24％，占*市20*年全年各项税费收入的26.35％。今年上半年，上述非物质生产部门各项税费收入累计入库246.95亿元，同比增长56.86％，占*市上半年各项税费总收入的28.65％。非物质生产部门税收继续保持了强劲、快速的增长势头。

在这些非物质生产部门税款中，个人所得税占比较大。目前，其从业人员236万人，占全市职工总人数的29.5％。*年个人所得税累计入库103.35亿元，占非物质生产部门各项税费收入的28.7％。今年上半年个人所得税累计入库79.16亿元，占非物质生产部门各项税费收入的32％，占上半年全市个税总收入231亿元的34.3％。

*年，七大行业非物质生产部门纳税额1亿元以上的纳税人36家，纳税额1000万元以上的498家，纳税额500万以上的894家。其中，文化业具有代表性单位，中央电视台入库税款10.63亿元；金融业具有代表性单位，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分行入库税款5.82亿元，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入库税款2.16亿元；中介服务行业代表性单位，*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入库税款6498万元；教育业代表性单位，清华大学*年累计入库税款9681万元，其个人所得税入库税款9224万元；医疗行业代表性单位，*协和医院入库税款3375万元，其个人所得税入库税款3329万元；科研机构代表性单位，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入库税款2890万元，其个人所得税入库税款1586.75万元。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大量税收表明，非物质生产部门也能创造税收，也是生产力，也是税收重要来源，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非物质生产部门税收快速增长，特别是个人所得税的快速增长，一方面是*作为首都，本身聚集了大量非物质生产部门和高端人才；另一方面是广大纳税人和代扣代缴单位依法诚信纳税意识的普遍提高，逐步形成了依法诚信纳税的氛围。为表彰纳税人的巨大贡献，我们几年来陆续开展了表彰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先进单位、表彰荣誉纳税人以及评选纳税信用A级企业等活动，其目的就是要对你们进行表彰，表彰你们热爱祖国、忠诚于祖国、忠诚于人民、忠诚于税法的精神，表彰你们诚信做人、诚信做事、诚信纳税的光荣行为。鼓励全社会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对祖国和人民的真诚奉献，学习你们用自己的纳税来证明自己最热爱祖国、最热爱人民。你们为首都奥运建设和抗震救灾提供了巨大财力支持，国家和市委、市政府感谢你们，灾区人民也感谢你们，你们的名字将随着奥运会的成功召开和抗震救灾的巨大胜利彪榜史册。

二、首都经济发展前景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做好非物质生产部门纳税服务工作

作为首都，*要为中央领导机关服务，为国际交往服务；作为文化名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具有高度包容性、多元化性。随着首都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战略的逐步实施，非物质生产部门发展前景一片光明。《*城市总体规划（20*年-2020年）》详细勾画出了首都教育、医疗、科研、金融以及文化体育业发展目标。

在教育方面，规划指出*市要全面实施首都教育发展战略。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加快教育结构调整，切实提高教育质量。在医疗卫生方面，规划指出到2020年之前要建立国内一流水平的医疗服务、预防保健和卫生监督三大体系。在科研方面，规划指出要充分利用首都的科研资源优势，加大研发投入，促进研发机构市场化，提高科技对产业发展的贡献率。在金融业方面，*市委、市政府于今年5月份正式下发的《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首次明确定位首都*是国家金融决策、管理、信息、服务中心，并提出将*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的目标。*金融业定位和目标的出台是基于*金融业发展的现状。在文化体育方面，规划指出要充分发挥首都优势，促进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增强文化的总体实力，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进一步推进体育产业发展。

首都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以及前瞻性规划为首都非物质生产部门又好又快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我们税务部门要以此为契机，不断加强工作创新，努力提高纳税服务质量，积极营造诚信税收环境，促进首都经济和税收的共同发展。

三、充分认识税收的重要性，争做诚信纳税人

第一，税收有古老、厚重的历史

从中国历史看，史记载“自虞夏时，贡赋备已”。早期税收叫：贡、助、彻，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初税亩”。早期税收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是缴实物，第二是缴钱，第三是服劳役兵役。当时的劳役分两种，一是正役，就是给官府送信，看门，在大堂升堂，看监狱，还包括修城、修路、挖河；二是杂役，在县衙门里做饭、当丫环、扫地。也有划分为力役、职役和兵役的。

税收关系到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艺术，关系到每一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中国第一次农民起义——陈胜、吴广起义就与税收有关。秦朝因为推行残酷的税收制度，仅存在了十五年、很快就灭亡了。历史上还有很多起义都是因为苛捐杂税引起的暴动。明代宰相张居正，在税收上有一个很大的贡献，推行了“一条鞭法”，即：“十抽一”，就是挣100块钱交10块，或“二十抽一”即挣100元交5元，轻徭薄赋。当老百姓劳动成果大头留给自己的时候，生产积极性就高，必将促进生产的发展。因此，张居正大力推行的“一条鞭法”是一个很大的改革，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另外，人们常说“人民创造了历史”，也可以说是税收创造了历史。税是人民缴纳的，当权者使用税收，世界上所有的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埃及的金字塔、意大利的威尼斯城、印度的泰姬陵、古巴比伦的城墙城门、中国的万里长城、故宫、园明圆、颐和园，就是靠税收修建的。清朝的和坤当时是户部尚书、工部尚书兼崇文门税务衙门税务监督，相当于现在的税务所所长。那时*一共有20个城门，外七内九皇城四，每一个城门都收税，但统归崇文门管辖，所以崇文门有“京师税务衙门”称号，这个税务衙门的税务监督就是和坤。崇文门税务衙门收的税直接归内务府支配，建圆明园、颐和园的经费一部分就是从这里拔的,所以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再比如现在有好多寺庙，如石景山有一个法海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为什么出名？就是因为法海寺的墙壁上有一幅明代的壁画，画的是观音菩萨，栩栩如生。谁画的？宫庭画师画的。但那也是老百姓交了税以后，皇帝拿钱给艺术家，让他画的。艺术家、舞蹈家、画家，包括达芬奇、米开朗其罗统统都是由税收供养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哥特式建筑、博物馆、警察、军队都统统的安睡在税收的胚胎里，税收对国家具有极大的贡献。现在咱们看电视剧，总是演皇帝怎么样，如唐太宗怎么样、乾隆怎么样、康熙怎么样、顺治怎么样，等等，让人错以为历史是皇帝创造的，其实我们明确地告诉大家，历史绝对是人民创造的。靠老百姓缴的税，服的力役、兵役，才修了“万里长城”，这都是税收和劳动人民的功绩。所以大家通过对税收历史文化的了解，看到税收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迎接奥运会，我们*地税自20*年开始每年出一套印花税票，第一套*的胡同，第二套*的城门，第三套*的园林，第四套*的坛庙，今天送给大家的是合订本。我们将历史、文化与税收联系在一起，展示给大家，让历史告诉我们，历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是纳税人创造的，我以我的收入纳税感到无上的光荣。

现在所有的单位无非是做两个贡献：一个是通过自身安排了大量人员的就业，解决了他们的生活问题，并且通过各单位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这是对国家和社会的直接贡献。第二个贡献是向国家无偿地缴税，支持国家的发展，国家用这些税钱提供公共产品。这是对国家和社会的间接贡献。个人的贡献也是两个：一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智慧，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二是通过自己的收入，向国家缴税，来为更多的人服务。并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很多纳税人已经不再满足于纳税，当自己离开自己工作的行业的时候，几乎把自己的全部收入都捐给了国家。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国家拨付大量财政资金支持灾区抗震救灾，同时也鼓励大家捐赠，目前各级捐赠款累计570个亿元，财政支出是590个亿。所以税收创造了历史，创造了昨天、今天和明天。

第二，税收是国家的经济体现

纳税人通过缴税，认识到国家的存在。军队、警察、法庭、议会，这是国家的政治体现；教育、科技、文化、卫生，这是国家的文化体现。但是所有这些体现当中，税收是最重要的体现，而且是其它体现的基础。我们国家政府的运转和国家所提供的所有的公共产品，全部都是靠税收来支撑的，所以纳税对公民和企业来讲是最光荣的。今年，我们为全市493万纳税人打印了完税证明，并在完税证背面详细说明税收用途，得到纳税人的一致好评。有一个纳税人给我回信说：王局长，在所有荣誉中，你授予我的“荣誉纳税人”称号，我看得最重，在所有荣誉当中，我最珍视这个荣誉，因为这是为国家做贡献。这样的荣誉纳税人，我们*去年评出了评选了387名，今年评出了878名。在评选标准上，不仅考虑纳税人纳税多少，还要考虑纳税人对税收工作给予的特殊贡献。

第三，税收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核心的经济利益

自古国家都是用法律的形式来保护税收的尊严。在所有法律中，只有税法是侵权法，利用法律强行参与企业和个人的财产分配。在封建社会，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抗税、偷税、漏税都是违法。从西方的理念讲，你杀人或许有理由，但是偷税、抗税一点理由都没有。在国外，在所有的法律里面，税法是遵从度最高的一部法律。在封建社会，我国统治阶级都是用残酷的刑罚和杀戮来维护税收尊严的。就拿战争来说，说到底就是对资源的争夺，资源就是税源，所以税收是一个国家核心经济利益的体现，税收收入就是国家财政收入。

第四，税收是国家最核心的经济政策

税收政策通常是通过税种、税目、税率来体现的，税收既可以促进产业的发展，也可以抑制产业的发展；既可以促进流通，也可以抑制流通。税收可以调节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也可以调节贫富之间的分配，税收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但是税收是通过法律来确定的，调整起来不像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那样方便、灵活，是要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来解决的，比如《税收征管法》、《个人所得税法》等税收法律都是由全国人大立法通过的，因此税收集中体现了国家核心经济政策。在封建社会，只有皇帝和宰相才有权利确定颁发税法。太和殿门口有两个权利象征物，一个叫“日晷”，在太和殿左侧，标志着时间；另一个叫“嘉量”，在太和殿右侧，标志着度量衡，标志着税收。

税收是国家的命脉和基石，税收是解决政治危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繁荣文教卫生和科研事业最重要的手段和工具，不过大多数人还没有看到税收的重要经济社会职能。总之，税收是国家的基石和命脉，是税收托起了国家运转的擎天大厦，浇灌着社会发展的美好之花，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有了税收,*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人民生活蒸蒸日上；有了税收,我们才有财力保证开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才有了搞好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事业的保证，因此爱国爱家要从诚信纳税开始。

四、营造诚信税收环境，促进非物质部门又好又快的发展

（一）诚信创造税收

随着社会主义荣辱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没有任何东西比诚信具有更重大的实用价值，诚信不仅是社会系统的重要润滑剂，也是一种生产力，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税务部门，特别是基层税务部门，核心目标在于为纳税人营造一个诚信的纳税环境。通过创造良好税收环境，让每一个纳税人没有理由不缴税，没有理由少缴税。*地税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新*、新奥运”的战略构想，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着眼于税收内涵式增长，举全局之力营造优良的税收环境。

20*年，*市的GDP只有9000多个亿，在全国排第13位，而*地税各项税费收入1366亿元，在全国地税排第5位。经过认真系统分析，我们认为，除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拉动税收增长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首都优良的税收环境。通过几年的努力，初步营造了非常好的诚信税收环境。我们将这方面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并形成调研报告《诚信创造税收——由近期税收经济形势分析引发的思考》，上报市委、市政府后，刘淇书记、郭金龙市长、吉林常务副市长、市委秘书长李士祥和市政府秘书长黎晓宏先后进行批示，刘淇书记批示说，“地税局的经验令人耳目一新，建设服务型政府，创优良发展环境，从狠抓“诚信”社会入手。可向各委办局大力推广地税局的经验，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机关工委可抓一下此事。”给予非常高的评价。这是税务机关同广大纳税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这里，我要说一下经济与税收的关系。经济决定税源，但税源不一定能够转化为税收。只有通过税务机关的服务和管理，通过纳税人的诚信纳税，才能不断转化为税收。如*市家装市场，一年四到五百亿的收入，但是税收早几年只有1.5个亿。装修多是私人装修，要发票就要装修人自己负担税款，所以装修人都不要发票。如果没有诚信，这个行业丢掉的税大概20个亿。有人估计，全国大概有5000个亿的税收不上来。*市在全国率先推行税控机和有奖发票，严格控制餐饮、旅店等现金流量较大行业的税收，五年堵住税收漏洞150亿。这说明科技也能创造税收，管理也能创造税收。当然，近几年，大学、医院、科研单位、演艺人员、税收增长非常快，诚信纳税意识有了很大提高。我们应当看到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收入有很大隐蔽性和隐私性，特别是个人收入，如果没有“诚信”约束，光靠法律的约束几乎是收不上来的。经济发展了，企业效益提高了，个人收入增长了，税收就增加了。经济决定税源，但是诚信加上法治，加上科技手段，再加上制度，就能决定税收。美国税务局提出“服务＋执法＝税法遵从度”的治税理念，*地税将其进一步深化，提出“服务＋执法＋信息化＝纳税遵从度”的治税理念，所以诚信一定能够促进税收的健康快速增长。

（二）诚信是诚信征税、诚信纳税和诚信用税的统一

纳税人做到诚信纳税，一方面要求征税制度公平、结果公平、程序公平，另一方要求财政机关高效、透明、节约用税，杜绝铺张浪费、贪污腐败。只有征税人和用税人都讲诚信、作表率、以诚信立身，纳税人才能够心悦诚服，积极主动纳税，最终形成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税收诚信环境，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诚信是诚信征税、诚信纳税和诚信用税的统一。税收诚信就是在税收工作中有关当事人要诚实守信，税务机关诚信征税、纳税人诚信纳税、财政机关诚信用税，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互相促进，共同构成税收诚信有机统一体。

五、建设一个纳税人期待的税务局

（一）坚持理念创新，引领地税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我们要建设一个纳税人期待的税务局，首先要有一个先进的治税理念。这几年，我们先后提出了“四个一”的治税思想；“税收四观”；“六二三方略”；“五重”、“五做”；“三个转变”。

20*年，我们又提出了“核心价值观”，我想所有参加会议的所有企业都能接受，这“十个字”是：忠诚、诚信、责任、尊重与合作。第一就是“忠诚”。作为一个税务干部，作为一个公务员要忠诚祖国、忠诚人民，忠诚税收事业，忠诚于法律。第二就是“诚信”。做人、做事必须要讲诚信，要以信为本，人无信不立，政府机关不诚信就没有公信力。第三是“责任”。责任是对使命的忠诚和信守，责任是自动自发地干好本职工作。第四是“尊重”。尊重纳税人，尊重人家的不同文化，不同思想，不同意识，不同意见。尊重包含了人文，尊重包含了和谐。第五是“合作”。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共同的价值取向。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的服务手段，我们的服务方式要不断的改进，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不能改变，要让纳税人感到在*纳税最方便，最放心，最明白；不该缴的税一分钱都不缴，该享受的优惠政策全部给你。

我们还提出了“共同愿景”，四句话：第一、成为纳税人最满意的政府服务机构；在所有的政府机构中我们要成为纳税人最满意的，不是一般的满意，要最为满意。第二、使纳税人只承受最少的干扰和负担。第三、使全体税务干部充分发展的和谐组织。我们要在税务局里实现每一个干部的期待、梦想和愿望，使你充分发挥。第四、成为全社会最令人最想往的公共服务管理部门。我们要求各个区县局、所有的业务处室，也要提出自己的愿景。美国有一个医院，社区有许多家医院，都搞的不好，只有一个医院搞的特好，因为它有一个愿景：“最大限度地消除和减少每一位患者的痛苦”，所以这个医院，从看门的到扫地的，到开救护车的，到各科，都遵从这个愿景。一个没有愿景的单位一定是一个冲突不断的单位，一个没有核心价值观的单位，一定是没有凝聚力的单位。

（二）坚持科技创新，大力提升信息化水平

只有理念创新，没有科技创新，理念实现不了。科技创新是保障理念创新和愿景创新的技术保障。如果没有技术的进步，一切都只是空谈。所以我们要大力发展信息化。*地税于2002年启动发票改革，实现了每年数十亿张发票的计划、印制、布奖、发售、查询、缴销等，实行有奖发票，提高消费者索要发票的积极性，五年累计增加税收150亿元。

20*年建成综合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了纳税人无地域阻隔和时间限制的网上申报、缴纳、查询；20*年，40万户纳税人通过联网方式缴税1178亿元，占全部税款的86.3%；据估算，全年实际减少纸质缴款书近800万份，减少印制费用近300万元，减少纳税人银行缴款数10万人次/月，减少787万笔手工核销，减少工作量2.1万人/日。实践证明，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改变了税收的征管质量，大大提高了征税效率，降低了纳税人的奉行成本，信息化是实现税收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关键。

20*年建成个人所得税服务管理信息系统，为1400多万人建立了信息档案，每年集中为全市500万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开具完税证明，并充分满足纳税人对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的需要，根据纳税人申请，随时为纳税人开具完税证明。今年我们又建立了个人身份认证系统，通过这一系统，纳税人可持身份证到全市任何一家税务所就全市收入打印完税证明，并可以随时上网查询个人纳税情况。

（三）坚持以纳税人为中心，不断提升为纳税人服务水平，营造诚信税收氛围

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对公共行政管理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拓宽和挖掘政府部门的服务职能已经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根本途径。创建现代化公共管理部门，基本方向就是创建服务型税务机构。我们要用有没有全心全意为纳税人服务思想来衡量和检验我局各部门、各单位工作，一切妨碍服务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服务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服务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充分发挥税务机关的公共服务职能，将纳税服务理念融入税收征收、管理和稽查等工作的全过程，努力提升纳税服务工作水平。

我们地税还推行了重要的三项基本制度。第一申报缴纳制度，就是要明明白白地分清征纳双方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我们给纳税人创造一个好的申报环境，就是告诉你怎么申报，申报什么，什么时间申报，用什么方法申报。让纳税人自己承担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自觉诚信地遵从税法规定。我们*地税推行的申报制度要逐步向发达国家靠拢，虽然现在也要求申报缴纳，但是还没有达到西方国家那种比较先进的制度。因为现代税收制度由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咱们原来都是农业社会，征收人员的素质也比较低，大家看解放前的村公所，村公所一是抓壮丁，二就是收税，别的事统统不管，手段比较粗暴。到了现在商品经济社会，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税收征管也逐步法治化、现代化、契约化了。

第二是评估制度，就是你申报缴纳的税款对不对。我们每个税务所都有负责评估管理的干部，评估人员只负责评估工作，不管申报和稽查，这样规范了我们的工作流程，提高了工作效率，也尽量避免打搅纳税人。

第三是告知制度，就是一定要告知纳税人，不告知不能稽查，不告知不能征收。有什么优惠政策，该怎么享受？也要告知纳税人。还有，纳税人向税务局交了税，每年得告诉人家一声，感谢一下，感谢为地区和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告诉人家交了多少税，在全区排多少名，使纳税人有个自豪感和光荣感。给每一个缴个人所得税的都给一个完税证明，完税证明的背面告知税款的去向，监督政府如何花钱。这个告知制度体现了对公民和纳税人的尊重和敬意。

评价一个政府机构的好坏有三条标准：第一，是不是忠诚地履行了自己的使命；第二、是不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造成了足够的影响；第三、是不是保持了弥久的、创新的能力和动力。只要具备了这三条，这就是个好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