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原则范文10篇

使用原则范文篇1

关键词：秘密侦查；证据使用；建议

随着犯罪日益隐秘化和智能化，秘密侦查手段作为一种重要的侦查措施的作用日益突出，在狠、准、稳地打击犯罪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受到了实践部门的青睐。但是，由于秘密侦查措施是特殊的侦查行为，具有强隐蔽性和易侵权性，在加上我国法律制度上对其规定的缺失，使得通过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的使用情况一直存在着诸多的争议。

一、秘密侦查中证据使用的现状

秘密侦查是法律赋予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侦查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侦查机关采取隐瞒身份、目的、手段的方法，在被侦查对象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现犯罪线索、收集犯罪证据、抓捕到犯罪嫌疑人的司法活动，主要包括外线侦查、内线侦查和技术侦查三种类型。

随着时代的发展，犯罪发生着新的变化。大量高科技犯罪剧增，犯罪手段具有相当的隐蔽性，也日趋组织化和专业化，异于传统的犯罪模式，其所涉及的面更广、涉及的人更多、反侦查能力更强，并且还出现了多件或多类案件相互交集的情况，这对传统侦查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针对犯罪的新特点，使得在侦查中经常要采用一些秘密侦查措施，可以说秘密侦查现已成为犯罪侦查中的一种重要手段。

但是，由于我国并没有对秘密侦查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制，导致由秘密侦查所获取的证据材料在采信方面受到了质疑，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议。有人认为秘密侦查属于侦查手段的一种，是法定的侦查手段，不能因为其手段的特殊而否定其证据材料的可采性，因此所获得的证据材料能够直接成为证据进入诉讼程序。有人则认为，由于法律对特殊手段获取的证据的可采性没有任何规定，因此通过秘密侦查手段所获得的证据材料，只能在分析案情时使用，而不能进人审判程序作为证据使用。而更多的人则取折中的办法，认为通过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具有证明力，但是由于秘密侦查方式的特殊性，其证据材料如果要作为法庭证据使用，必须经过一个转化的过程才能使用，这也是我国目前在实践中常用的方法。

由于对这些证据材料的定位不明确，使得这些证据材料不能轻易地进入到诉讼程序中作为证据使用，从而也就不能有效地打击犯罪，也影响了诉讼的公正性和效率。

二、秘密侦查中证据使用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秘密侦查所获取的证据材料能否作为诉讼中的证据，立法并没有提供依据，其处境一直比较尴尬。因此，在秘密侦查的证据使用方面，一直存在诸多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问题：

（一）技术侦查手段获取的线索在法庭作证时难公开

技术侦查是指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为了侦查犯罪而采取的特殊侦查措施，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证据、邮件检查等秘密侦查的专门技术手段。目前，由于技术侦查对公众的隐私权构成了威胁，对其使用备受争议，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赋予侦查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权力及其所由此获取材料的证据地位。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样的现状常常使追诉机关处于劣势--检察院审查起诉和法院审理案件时，只是看到一些断断续续、互不衔接的证据材料，而看不到某些运用技侦手段收集到的能够证明犯罪的核心证据材料，不能形成起诉和判刑时所需的证据链。这种现象在审判案件时尤其突出。侦查机关在向检察院移送诉讼卷时，并不会提供通过技术侦查获取的录像带、录音带，因此认定案件的证据主要是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和证人证言。但是言词证据往往不稳定，容易发生翻供，有时难以得到检察院和法院的认可，最后导致因证据不足而不能起诉被告人或者将被告人无罪开释，使得追诉机关的诉讼活动难以成功。

（二）特情的特殊性使其情报的使用难处多

为了获取内幕性的情报，侦查机关会采用“拉出来”的方法，在犯罪组织的内部物色特情，为我所用。而随着犯罪组织越来越集团化、秘密化，反侦查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为了使得内线侦查更为有成效，侦查机关所物色的特情一般是有劣迹案底的“灰色人物”，否则就难以取得罪犯的信任。但是由于特情本身具有双重性，既可以为我所用，又肯能为罪犯所利用或者失去控制，以致“反水”；再者，对于建设特情只能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不能对其实行外部监督，因而，对于特情所提供情报的真实性值得商榷，这也极大的影响了特情所提供情况的证据力。此外，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与其他法律法规对如何把特情提供的情况转化为诉讼证据都没有明确规定，因此，从目前各地反映的情况看，大致上都是自行操作，处理方法上也不统一。这样使得在实践中经常出现此地认可的方法在其他地区却不允许采用，而犯罪案件往往跨地区、跨省市，这一情况必然给打击犯罪带来不利。最后，使用特情还存在着出庭作证的问题，特情所了解的情况往往是能够证实案情的关键证据，这就需要传唤特情出庭作证。但是，特情的安全问题以及秘密侦查工作的保密性的要求使得传唤特情出庭作证存在着很大难度，此外，由于大多数特情是“灰色人物”，为了自身不受刑事追究，也大多不愿出庭作证。

三、实践中秘密侦查证据使用的处理办法

从上述内容可知，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在诉讼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由于没有现成的法律制度参考，这些材料不能直接转化为证据使用。因此，在我国目前的业务实践中，通过秘密侦查所获取的证据材料往往需要经过转化，使其以间接的方式来证明案件事实。

第一，将技术侦查的结果转化为公开出示的证据。从实践中看，各地侦查机关主要通过审讯犯罪嫌疑人的办法将秘密手段获取的犯罪线索转化为公开出示的证据，即在审讯犯罪嫌疑人时，向其出示能够证明其犯罪过程的部分录音、录像或电话监控记录，表明其的一举一动早已在侦查部门的控制之下，促使嫌疑人交代自己的罪行，从而将不能在法庭上公开出示的材料转化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第二，对于那些不能转化为公开出示的证明材料，实践中主要是通过协调公检法三家加以解决。让检察院和法院的领导了解侦查机关采用技侦手段获取了可靠的犯罪信息，使检察官和法官在起诉和审判时形成内心确信。

第三，对于特情提供的线索，可以通过公开的侦查手段进行转化。例如，对于发现的赃物，可以采用公开搜查的方式获取证据；对于提供的其他线索，还可以通过公开查缉、辨认、鉴定、询问、匿名举报等方式进行转化；对于提供的某些关键性环节，还可以通过讯问犯罪分子的同伙，把特情提供的情报，变为同伙的坦白揭发材料，作为公开证据使用；对于特情的一些言词证据也可以作为补强证据，与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锁链后作为定案依据。

第四，对特情获取的情况，还可以以刑侦人员工作记录的形式出具，即以“情况说明”的形式附卷移交给法庭，便于法官了解案情，形成内心确信，但不作为证据在法庭上公开出示。

以上是在实际工作中常用到的一些证据转换方法，使得通过秘密侦查手段收集的情报得到了应用，但是这些做法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通过情况说明的形式向法院出示或请检察官和法官听取、观看所获取情况材料的做法，由于这些情况并不在法庭上出示和质证，常常会遭到被告人和辩护人的质疑，此外，未经出示和质证的证据仍不能被法庭采信。其次，秘密侦查所获取的证据不能直接使用，须经过其他手段进行转换，造成了侦查工作的重复，加大了工作压力，再者，如果不能进行转换，则所获得的情况就不能使用，不仅造成了浪费，而且甚至还可能会使整个案件的审判处于被动。

四、关于秘密侦查中证据使用问题的建议

由上可知，对通过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经过其他手段进行转化再使用的办法，只是转移了问题，治标不治本，并没有真正地解决其证据效力的问题。秘密侦查获取的证据材料与案情密切相关，其证明力是不容置疑的，因此，需要加强我们的立法，从法制上确定秘密侦查手段所获取的证据材料的可采性，从而解决其证据效力的问题。

（一）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证据规则

刑事证据规则是规范证据的证据能力或者证明力的规则，主要是以调整证据的证据能力为主，以调整证据的证明力为辅。目前，我国刑事证据规则在立法上仍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缺乏系统的证据规则，有关刑事证据的内容只是散见在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当中，而且其规定过于粗疏，缺乏可操作性。因此，通过法律预先对证据的能力作出明确的规定，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证据规则势在必行。将秘密侦查手段所搜集到的证据也纳入其规范之中，并确立一定程度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将有助于通过秘密侦查获取的证据的地位受到确定，能够直接运用到诉说程序中，提高诉讼的效率，并且还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保障了公民权利，将不经批准，不按批准书指定的方式、地点采取秘密侦查措施而所获得的证据资料坚决予以排除。

（二）设立令状许可规则，进行有效的事前规制

侦查权一方面能有效地打击犯罪，另一方面也极易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尤其是秘密侦查的一些手段。为了规制侦查机关的权力，作为高度法治化的美国，除了在审判程序中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对侦查权进行事后制约外，其还在侦查程序中设立了令状许可规则，以对侦查权进行更有效的事前规制。其精神在于将司法审查制度引入侦查程序，要求侦查机关采取逮捕、搜查等强制侦查行为时，必须事先向法院申请令状，由法官对强制侦查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并签发许可令状后才能进行。我国可以引进令状许可规则，对秘密侦查进行事前规制，这既有利于确保秘密侦查的有效实施，也限制了秘密侦查的滥用，为保障人权提供了救济，更加为获取证据的合法性提供了保障。

（三）建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污点证人豁免的概念可作这样的理解“：证人本身具有一定的犯罪嫌疑，因与已被控诉的嫌疑犯的犯罪行为有某种牵连，而与控方达成一项交易，达到回避控方对自己的追诉和指证该犯罪嫌疑人罪行的双重目的，由法官签发豁免令，控方以免予追诉该证人的犯罪行为为条件，换取证人的指认和证明。”此外，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建立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配套的保障机制，明确污点证人能够享受的各种权利，并且制定尽可能周到的安全保护措施，从而鼓励污点证人有效作证。总之，为了充分发挥秘密侦查在打击犯罪方面的重要作用，规范化、体系化的证据制度是推动秘密侦查证据使用合法化进程的重要前提条件，确保了秘密侦查证据的法律地位，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秘密侦查证据使用体系而服务。

注释：

[1]樊学勇.犯罪侦查程序与证据的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5.

[2]张春霞.论污点证人之豁免.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2).

[3]曾伟.犯罪基本证据的审查[J].中国检察官，2007，(11).

[4]黄晓兵，王群胜.浅议刑事案件中证据转化的问题[J].

使用原则范文篇2

【关键词】：诉讼离婚原则程序离婚诉权

一、诉讼离婚的概念

诉讼离婚，又称裁判离婚，是指夫妻双方对离婚、离婚后子女抚养或遗产分割等问题不能达成协议，由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依诉讼程序审理后，调解或判决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律制度。我国的诉讼离婚适用于：1、夫妻一方要求离婚，另一方不同意离婚的；2、夫妻双方都愿意离婚，但在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不能达成协议的；3、未依法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且为法律承认的事实婚姻。

二、诉讼离婚的法律原则

离婚诉讼的目的在于解除婚姻关系，而能否解除婚姻关系的关键在于是否具备判决离婚的法定事由。因此法定离婚是一方当事人提起离婚诉讼请求解除婚姻关系的理由和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据以决定是否准予离婚的依据。婚姻法第32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时，应当进行调解，；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因此，夫妻感情是否破裂，是我国法院判决离婚或不离婚的原则。并且在该条第3款列举了准予离婚的具体情形，从而确立了抽象概括与具体列举相结合的例示主义的判决离婚标准。即使提出离婚的一方有过错，只要具备离婚的法定事由，人民法院也应当判决准予离婚。根据《婚姻法》第32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经调解无效的应视为感情确已破裂：1、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2、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3、有、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4、因感情不和分居已满二年的；5、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或一方有生理缺陷或其他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的，且难以治愈的；6、婚前缺乏了解而草率结婚，婚后未建立起夫妻感情而难以共同生活的；7、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经治不愈，或者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或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的；8、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后，未同居生活，无和好可能的；9、因感情不和，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又分居满1年，互不履行夫妻义务的；10、一方与他人通奸、非法同居，经教育仍无悔改表现，无过错一方起诉离婚，或者过错方起诉离婚，对方不同意离婚，经批评教育、处分，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过错方又起诉离婚，确无和好可能的；11、一方被依法判处长期徒刑，或其违法犯罪行为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的；12、一方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13、因其他原因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

三、诉讼离婚的程序

1、管辖。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公民提起离婚诉讼，原则上应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被告离开住所地超过1年的，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双方离开住所地超过1年的，由被告经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没有经常居住地的由原告起诉时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居住、下落不明或宣告失踪、被劳动教养或者被监禁的，由原告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双方当事人都是军人的，由被告住所地或者被告被告所在的团级以上单位驻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中国公民双方在国外但未定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的，由原告或者被告原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2、审查与立案。法官在接受起诉书后，应对之进行审查，若无“初端驳回”的理由，应当立案，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并指定庭审的时间与时期，传讯被告答辩。

3、调解。我国《婚姻法》第32条第2款前项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这表明了调解原则上是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凡能够调解的案件都应当进行调解。如果当事人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参加调解的，除本人不能表达意志的以外，应当出具书面意见。把调解作为必经程序是基于离婚案件本身作为身份关系诉讼的特点，通过调解结案有利于妥善解决当事人双方的矛盾，减轻精神创伤，合理处理各种关系；有利于双方各自的长远幸福。通过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当然也不能久调不决。

4、答辩与取证。在调解的基础上，双方分歧很大，如原告方仍坚持离婚，被告可以作出不同意离婚的答辩，反驳原告的诉求、指控与证据。原告方可“反答辩”与“被告再答辩”。被告作出不同意离婚的意思表示时，原告坚持离婚应提供“证人证词”并申请其它证据。在任何场合，法官应主动调查取证，以便于作出最终的裁判。

5、判决与上诉。离婚案件当事人可以依法委托诉讼人。但即使有诉讼人的，本人除不能表达意志的以外，仍应出庭；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对于调解无效的离婚案件，人民法院应遵照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工作原则作出判决。在审判离婚案件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但一律公开宣告判决。一审判决离婚的，人民法院在宣告判决时必须告知当事人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前不得另行结婚。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的有权依法上诉。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的，自调解书送达时起原审判决即视为撤销；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是终审判决。凡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6个月内不得重新起诉。

四、诉讼离婚的诉权限制

使用原则范文篇3

公司员工有责任维护和保护公司所提供的所有办公设备及工具，包括但不限于PC机、便携机和有关软件。员工不应将公用设备带离公司，如有特殊原因，员工应到行政部报批，并在尽快的时间(当日)内归还。公司提供给员工的办公设备、工具和书籍如有丢失、被盗，员工应负有责任。

·公司内装有复印机、传真机和打印机，复印台上还有其它办公设施如大型订书机和打孔机等。

·每位员工均有权使用电话设施。每位员工都有自己的电话密码，该密码应对其他人员保密，公司内部电话系统设有计费软件。如因公打长途电话，请在通话后做电话记录；公司内部的电话原则上不允许被用来打私人长途，如果情况紧急，请自觉做电话记录并自己承担相应的费用。

·凡盖有“公司图书专用”印章的书籍都是公用书籍。如果你从公司借书，请到行政部登记，注意爱护书籍并在一个月内归还。

使用原则范文篇4

关键词：抗生素

一、我国现阶段抗生素使用情况

抗生素的滥用现象在我国临床中非常普遍。有资料表明，我国三级医院住院患者抗生素使用率约为70%，二级医院为80%，一级医院为90%。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种。

1.1经验性或臆断性用药使用抗生素之前未做过或未送检相关的标本。

1.2适应证过宽或失控：基于多种多样的原因，临床中无适应证及适应证不明确的用药现象较为普遍。

1.3药物品种选择不当：未按照抗生素治疗原则及病原学检查结果选择用药，盲目使用广谱、高级抗生素，增加了患者经济负担，同时也加速了细菌耐药性的产生。

1.4用药方法不对：临床医师普遍都存在求保险的心态，盲目大剂量使用广谱抗生素，无明确指征联合用药，无针对性的预防性用药。同时未充分运用药物代谢动力学与药效学的知识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忽视了抗生素或抗菌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药物不良反应对患者及其疾病的影响。

1.5社会因素及经济利益的影响

二、抗生素药物的合理使用

我国抗生素药物的总体使用率偏高，大约为70%～80%，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不合理用药。

2.1抗生素使用的原则：各医疗单位都应结合本单位、本地区的情况，制定出本单位抗生素使用规范，做到安全有效的使用抗生素。

2.2合理选用抗生素：合理使用抗生素的概念就是安全有效的使用抗生素：

2.2.1合理使用抗生素首先必须要有明确的适应证。适应证必须是细菌性感染，并且有明确的感染部位、感染性质和感染诊断。

2.2.2要进行病原学检查，选用细菌敏感度高的药物，根据细菌药敏谱选药，要考虑细菌的耐药性，尽量使用抗菌谱窄的抗生素。

2.2.3应尽量避免联合应用抗生素，严格掌握联合应用的适应证，一般以2种为宜。本着提高疗效，降低毒性，延缓或避免耐药性的产生为原则。

2.2.4合理正确使用抗生素的剂量、疗程及给药方式，注意药物合理的配伍，避免频繁换药方式，根据不同的感染决定用药疗程，使血药浓度达到有效的抑菌浓度水平。

2.3预防性使用抗生素：预防性用药要做到有指征、有针对性，同时剂量和疗程要合理。在外科预防性使用抗生素的目的是为了预防手术中可能发生的细菌感染以及术后的感染。研究发现：手术患者发生细菌污染的高危期是手术开始直到术后的一段时间，以手术末期的危险性最大，所以对感染性及开放性手术，通过腔道的二类手术，有人工植入物的手术，创面大、暴露时间长以及组织或器官移植术应术前预防性给药，但要掌握好时机、方式与药物剂量。内科系统中预防疾病发热：如风湿热、细菌性心内膜炎，以及一些传染病密切接触者的预防，对于老年人、儿童、糖尿病患者以及粒细胞减低等免疫低下者预防用药。预防性使用抗生素原则上不宜使用三代及三代以上头孢菌素、亚胺培南等超广谱抗生素类药物。

三、合理使用抗生素的管理

加强对抗生素药物的应用管理，制定抗生素合理使用规范

3.1建立抗生素管理与指导小组。

3.2监察抗生素的使用。

3.3加强耐药菌的监测。

3.4加强医院内感染的措施。

3.5加强和规范抗生素在医药市场的管理。

3.6医院抗生素使用的监督。

四、结论

总而言之，合理使用抗生素是目前无论医院管理者还是临床医务人员都要认真面对的问题，它关系到人类是否会回到“无抗生素时代”，关系到我们每个人身心健康是否有保障的问题。追其过度使用的原因很多，我们应尽反思，着手启动“合理使用抗生素管理”这项具有深远影响意义的工程。具体到每个医院都要围绕着抗生素的合理使用，而制定出“医院抗生素应用政策”，包括有关文件和规定，及应采取一定的措施和干预手段等。这是合理使用抗生素、减少耐药产生、控制院内感染发生的重要手段之一。加强抗生素药物的管理，通过合理使用而降低抗生素的使用率，从而延缓临床耐药株的产生和发展，减少因不规范的使用或滥用而产生的不良反应，更好的发挥每一种抗生素的作用，保证每不个感染患者的救治疗效。公务员之家:

参考文献

1徐年卉，林国生，付洁，等；合理使用应用抗生素药物管理工作的经验探讨；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02，12（2）：143-144

使用原则范文篇5

会计实务中的所坚持的会计原则很多，如真实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可比性原则、一致性原则、及时性原则、明晰性原则、重要性原则、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原则、谨慎原则、实际成本原则以及划分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原则等等。以下将简要介绍三种原则及其在会计实务中的贯彻和运用。

(一)稳健性原则

1、内涵

稳健性原则又叫谨慎性原则，是指企业在处理不确定的经济业务时所持有的一种态度。在这种原则的指导下，只要是可以预见的损失或费用，都要通过会计予以记录和确认，对于没有把我的收入，则不能确认和入账。因此，不确定性是会计的稳健性原则存在的前提。面对会计工作中的不确定性，财产的托管人、审计人员和投资者围了减轻受托责任和审计责任，防范投资分析与合理决策，在披露会计信息时一般要坚持稳健性的原则。

2、稳健性原则在我国现代会计实务中的贯彻和运用

从资产定义的角度来看，由于在稳健性原则指导下企业不会将不能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项目作为资产来核算，这推动了企业在财会方面的制度改革。如针对我国且普遍存在的资产虚增现象，许多企业都对财务进行了调整，相关部门也制订了新的规定，如对于坏账预备，原制度规定，已经发生的坏账损失要经财政部门审批才能冲销，这导致了大量呆账、坏账长期挂账，难以及时解决，导致企业资产不实。而新制度中，坏账预备和累计折旧的计提方法以及计提比例都由企业自主确定，这样能使会计工作更加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资产状况，为企业决策提供参考。

从收益确认的角度来看，稳健性原则坚持不高估收益，不低估负债，主要表现在：第一，短期投资所取得的收益作为原始投资成本收回，不再作为当期损益。第二，债务重组收益计入资本公积,而不是当期损益。第三，对于使用借款购置与建造的固定资产,不再以“固定资产投入使用”作为标准。第四，企业如果确定被投资单位发了净亏损,可以以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减至零作为限度。

谨慎性原则是会计核算的基本原则之一,对会计实务中的会计核算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是会计实务中需要坚持的重要原则。

(二)配比原则

1、涵义

《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时,收入与其成本、费用应当相互配比,同一会计期间内的各项收入和与其相关的成本、费用,应当在该会计期间内确认”。在这一规定中很明显的体现了会计核算中的配比原则。配比原则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时间上说，具有配比关系的收入与费用的确认的时间段要保持一致。这是因为收益是收入与费用相比较的结果,只有收入与费用相互配比，才能准确把握某段时间内的收益情况。第二，在计量上，具有配比关系的收入和费用相互确认时要相匹配。即比对一定量的收入与费用时,必须是应计费用，或者说,在确定一定量的费用的同时确认全部收入。

2、配比原则在会计实务中的贯彻和运用

配比原则在会计实务中的贯彻和运用只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收入确认时积极贯彻配比原则的有关规定。例如，就商品销售收入与劳务收入的确认而言，除了要满足其他相关条件外，还要符合配比原则，确保相关收入与成本都能够比较可靠地计量；就劳务收入而言，要按成本确认收入，如果预计已发生的成本能够得到补偿,则应该按照已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收入，并转换成成本，如果预计不能得到补偿，则应该按照补偿的标准确定收入，并将其计入当期费用。；就建造合同收入而言，如果建造合同的结果不能可靠地估计,则只能根据实际成本加以确认。第二，在出售资产使用权时运用配比原则。出售资产使用权是指出售方将企业的一项或者几项资产的使用权无限期的转让给买房，并一次性收取购买方的相关款项的行为，在转让后，卖方不在承担任何维修的责任，但是在合同上卖方仍然拥有资产的所有权，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享受部分收益权的行为。

二、会计方法在会计实务中的贯彻和运用

(一)会计方法的主要类型

常见的会计方法主要有会计核算、会计分析、会计考核、会计预测和会计决策等五种。其中会计核算方法最基本的方法，是将经济信息进行确认、计量、记录、计算、分析、汇总、加工处理，使之成为会计信息的过程，是其他方法的基础。会计分析方法是指利用会计核算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结合其他信息，对企业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进行分析研究的方法，它有一定的程序，如：选定项目、收集资料、整理资料、分析研究、提出结论五步分析法。指标对比法、因素对比法、比率分析法、趋势分析法等等都是常用的分析方法。会计监督方法是指在对会计核算与会计分析资料进行审查的基础上，检查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或经济业务是否合法有效。

使用原则范文篇6

论文摘要:本文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分析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产权组织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这两种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及治理对策.信息提供者的利益驱动和真实会计信息需求者的缺失是国有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根本动因，而民营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主要原因是信息供需主体的经济利益冲突以及低廉的会计作假成本.治理国有企业会计信息失真问题主要应从解决产权制度缺陷入手，而加强审计监督、加大会计作假成本以及建立会计人员的准入退出制度是治理民企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主要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会计信息失真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在同一国家的不同组织，只要有会计信息产生也就程度不同地存在失真问题。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可以说是一个顽疾，如果不努力根治，它对世界经济发展都将起阻碍作用。我们国家有关企业会计信息失真及如何治理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十分关注，特别是近年来，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管理学界都已经将其当作研究的重点，并且取得了部分研究成果。纵观我们国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还是针对所有组织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一些共性进行的。但是，我们国家需要提供会计信息的组织千差万别，既有营利性组织，又有非营利性组织，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中又有不同的类别，那么，是不是所有的组织会计信息失真的根源都一样，而且治理对策都可以通用呢?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种典型的营利性组织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比较研究，以揭示在不同的所有制结构下，由于产权组织模式存在差异，企业利益关系人的分布状况、目标取向和对企业会计信息的相关度都将不同，因此，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和表现形式也将存在重大差异，进而对不同组织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治理对策也应个性化。

二、两种企业的产权组织特征

产权理论认为，所谓产权，它是以财产权为基础所形成的权利集合体，这个权利集合体由一组权利构成，包括产权主体对财产所享有的所有、占有、使用、处置和收益等权利，对企业来说，其实质就是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具有不同的产权组织特征。

1.国有企业的产权组织特征。

由图1可知，国有企业是由国家投资兴建的，根据“谁投资，谁拥有”的原则，国家对国有企业拥有资产所有权，盈余作为国有企业资产的组成部分，其素取权同样属于国家。国有资产监督机构(现在的国资办及其下属机构)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的监督权，即对国有资产进行宏观管理，并对国有企业财产的保值增值状况实施监督，但不得干预企业的经营权。国有资产投人企业后，国家派出经理人员对国有资产进行经营管理，于是企业经理人员便拥有了国有资产的经营权，即享有了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国有资产的权利，从而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我国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产权组织模式表现出如下特点:(1)企业所有者只有一个国家(从这一点上，国有企业类同于民营企业)，但目前由于国家并没有人格化的组织或个人来代表它行使所有者职能(尤其是剩余索取权)，所以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事实上虚置。(2)国家通过行政任命或签订委托协议的方式与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建立起一种委托关系，由经理人员行使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权，这种经营管理权行使的好坏决定于国家对经理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3)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监事会等代表国家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状况实施监督，也就是监督企业经理人员行使经营管理权，但由于它们既不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又不拥有剩余索取权，因此，缺乏根本的利益机制和动力机制，所以，这种监管将是非常低效甚至微弱的，而且还不得干预企业的经营权。(4)在缺乏所有权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经营权)接近彻底分离，从而使经理人员的权能急剧膨胀。(5)由于经理人员权能的极端扩大，国有企业职工的行为完全由经理人员管理和控制。

2.民营企业的产权组织特点。

由图2可知，不管民营企业的业主是由一人还是数人组成，他们的产权主体都可看作一个整体，也就是说，他们的产权主体是唯一的，而且民营企业的业主既是企业产权的所有者、又是产权运行的管理者，集所有权(剩余索取权)与经营权(监控权)于一身，形成了一种“最有效的(产权)制度安排”。民营企业的特点是由于监督而提高的劳动效率所带来的收益全部归业主(监控者)，而不是在全体成员之间分配，这是有效监控的源泉。由此可见，民营企业的产权组织特点就是:(1)业主就是产权主体，他是已经人格化的个人或组织。(2)业主的产权即所有权和经营权实现了高度的集中和统一。(3)企业里雇员的行为直接接受所有者的监督，并以所有者的利益为核心开展各项工作。

三、会计信息失真的基本含义

所谓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指会计信息真实、客观地反映各项经济活动，准确地揭示了各项经济活动所包含的内容，那么，相对应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财务会计报告等会计信息所反映的数据、情况与会计主体经济活动的实际状况和结果不一致。会计信息失真包括特定项目信息与实际不符，整体信息对于事实不完整、不充分等。

会计信息失真的类型主要有三种:(1)规则性失真。它是指会计规则本身的缺陷造成的会计信息失真。其主要原因是知识的相对性和人的有限认知理性。(2)行为性失真。它是指会计规则执行人未透彻理解会计规则造成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无意而为之。(3)违规性失真。它是指会计规则执行人违背会计规则造成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有意而为之。每个组织的规则性失真和行为性失真具有一定的共性，都可通过会计制度的完善和提高财会人员的素质得到治理，而违规性失真由于是会计主体的故意行为，不同的组织有着不同的动机，本文主要针对两类企业的这种会计信息失真进行分析。

四、两种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深层动因

会计信息是企业会计人员通过运用一定的会计核算工具，付出自己的劳动而生产出来的一种特殊产品，它可以用来反映一个企业特定时日的财务状况、特定期间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是反映企业产出的一个媒介，可以作为企业产出的替代变量。根据经济学的“产品供需理论”，会计信息作为一种产品，其供需主体的行为受经济利益的引导，会计信息的生产过程就是用户的需求水平和提供者的供给水平经过多次博弈，实现某种利益均衡的过程，那么企业失真的会计信息也就是这个博弈过程的产物。

1.信息提供者的利益驱动和真实会计信息需求者的缺失是国有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根本动因。

国有企业的经理与投资者国家是一种委托关系，在这种委托关系中，委托人通过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对人的经营行为实行激励和约束，而这种激励约束机制的实现要借助于会计信息。会计人员本是会计信息的生产者，但在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的产权制度下，由于所有者事实上的虚置，经理人员的权能得到了极大的扩张，会计人员作为国有企业的职工，其行为受经理人员的完全监控，会计核算和监督完全以经理人员的利益为核心，会计的价值取向直接受制于经理利益，经理人员成为了实质上的会计信息提供者。

根据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会计信息提供者的经理人员，他也是理性的经济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他经营的目标。对企业经理来说，他自身的利益目标既包括直接的经济报酬，同时也包括休闲娱乐、物质享受、职位升迁、社会地位和名誉成就等各方面。在国企经理对企业的委托过程中，其行为理论上应该按照委托的契约进行，他自身的利益也应通过完成契约来得以实现，但在国企两权分离的产权制度下，一方面由于激励约束机制的不完善，经理有空可钻，另一方面由于国有资产监督机构监管效率的低下，国企经理有可能通过会计作假，一方面掩饰在工作中出现的“偷懒”、挥霍国有资产等“败德”行为，另一方面夸大经营业绩以形成业绩好的经营形象，得到契约规定的各种经济利益(如奖金、承包兑现)和政治荣誉(如先进、劳模、提拨、升职)，从而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国有企业会计信息的需求水平也是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决定因素。国企会计信息的需求主体包括政府部门、债权人、企业职工以及社会公众等各方面，他们也都是相对理性的经济人。对政府部门来说，它在经济生活中具有社会经济管理和国有资产所有者双重职能。虽然在履行社会经济宏观调控、税收管理、对某些特定行业进行管制的职能中政府部门有对真实会计信息的需求，但由于在履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中，政府有关部门作为一个组织机构，它对国企经营管理的盈亏没有直接责任，但政府部门官员的个人利益特别是个人的升迁却与他所管辖企业的产值、利税等经济指标有关、有关部门出于自利的动机，往往希望那些经济效益差的企业不要提供真实的会计信息，甚至强制或暗示企业提供预定的资料，或者同企业合谋，共同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所谓“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就是政府有关部门对虚假会计信息需求的一种体现。债权人是真实会计信息的需求者，但由于我国的银行政企不分、缺乏合理的信用风险控制机制和必要的竞争机制，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为尽力占有更大的信贷规模而把资金风险转移给银行总行，银行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往往流于形式，往往是在确定贷款项目后，再“制作”所需的会计信息，所以最终也未形成对国企真实会计信息的需求。至于国企职工，由于其行为完全受经理人员监控，他们在企业中经济利益的实现往往依赖于经理人员各种利益的实现，所以他们也缺乏对真实会计信息的需求。

国企经理出于自利的动机提供失真的会计信息，而代表国家的政府部门以及银行由于产权制度的缺陷难以成为真实会计信息的需求者，因而失真的会计信息得以流通和继续生产。

2.信息供需主体的经济利益冲突以及低廉的会计作假成本是民营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主要原因。

民营企业是一种主体所有权明确、产权边界清晰并能人格化、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集中和统一的产权组织形式，它不会因为产权制度的缺陷而引起会计信息失真，但它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在现实中也常常存在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

首先，会计信息，它并不是抽象的数字或文字，它代表了一定的经济意义，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不同的会计信息将影响到不同主体的利益，它可以使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受损。在民营企业，不同质量的会计信息对提供者和需求者将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因而会计信息供需主体的经济利益就会存在冲突，这种冲突有可能导致民营企业的会计信息失真。民营企业会计人员的会计核算以业主的利益为核心，而业主的利益目标就是税后收益的最大化。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除了努力改进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外，千方百计寻找扩大经营所需资金以及竭力减少税收负担就往往成为业主常用的手段。为了筹资，民营企业希望能向银行贷款或能找到合适的新合伙人，而这两个融资对象都要求企业经营业绩好，资产实力雄厚，但中国的民营企业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选择的经营领域一般都是具有高度竞争性的，资产利润率较低，于是民营企业就有了通过会计作假，粉饰经营业绩的动机。另一方面，我们国家在税收方面对民营企业并没有什么优惠的政策，民营企业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便想方设法使税收负担尽可能最小化，少列收人多计支出就成了民企会计信息失真的具体表现。为了通过会计作假实现多重目标，民营企业的会计信息往往对不同的需求对象还呈现差异性，也就是说，会计两套帐、三套帐的现象经常存在。公务员之家

其次，民营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之所以一直存在，还因为会计作假的成本远远小于因作假而获得的收益。税务部门发现会计作假偷逃税款的行为时，一般也只要求补缴税款再加点滞纳金，很少严格按国家有关规定实行罚款，而且税务部门对某个企业的检查往往几年才轮到一次。作为贷款单位的银行，当发现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失真时，除了不放贷以外几乎无计可施，而且民营企业在银行能贷到款主要还是靠一些个人关系，所以银行对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的审查基本上是走过场，很少有银行去真正检查企业会计帐的。

五、两种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治理对策

针对两种不同的所有制结构下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和表现形式，我们应该采取不同的治理对策。

使用原则范文篇7

关键词:国有土地使用权;相互协商;及时补偿;事先补偿

一、问题与法律规范梳理

行政征收补偿对公民的合法权益有重要影响，而整个补偿程序中对被征收人实质权利影响最大的就是补偿时限问题，补偿落实的早晚会影响到当事人权利、司法资源等诸多方面，我国宪法第13条“有征收必有补偿”的笼统规定并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实践情况。下文将通过一起公报案例分析提前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行政补偿时序存在的问题。在某某公司诉某某政府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案①中，行政机关在未给予被征收人补偿的情况下，要求被征收人自征收通告之日起15日内办理土地使用权注销手续，逾期不交回将予以注销。被征收人某公司对此不服提起诉讼，一审、二审法院认为依法收回的国有土地，可直接办理注销登记，未支持行政相对人的主张。最高院认为，征收补偿应当遵循及时补偿原则，补偿问题未依法定程序解决前，被征收人有权拒绝交出房屋和土地。行政机关在未给予行政相对人任何行政补偿之前是否有权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对于此问题，一、二审法院与最高院呈不同的观点。有征收必有补偿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存在行政补偿落实时间过晚而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问题，本案中就因行政机关未落实相应的补偿即要求注销被征收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而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因此，须明确国有土地使用权行政补偿时序，为实践问题提供合理有效的指引。我国规定了有关征收补偿的法律规范《行政许可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等都是仅规定行政机关在因公共利益需要等情况下可以征收公民的土地、房屋等私有财产，且必须依法进行补偿，但是均未对补偿程序进行明确具体的规定，也未能从相关条款中发现明显的关于征收补偿时序的原则规定。11年公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征补条例》)的12条、25条、27条对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补偿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突破了上述法律规范的缺陷，明确规定了被征收人与行政机关可以就支付期限等进行协商及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拆迁，此规定给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明确的指引，能够明确指导因落实补偿引起的实践问题。但是此项规定仅仅是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而对于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等土地征收问题却不能予以一概适用。《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收土地方案的实施。”但是其仅适用于征用农用地的情形，却不能适用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征收。除此之外，《上海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办法》31条规定了与此相一致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征收程序，土地使用权的收回不因补偿争议而影响，当然，其适用范围必然有限。由上述分析可见，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应当对土地使用者进行补偿，但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规定过于原则，虽有《征补条例》与《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了相对具体的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农用地征收时序，却恰好使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征收补偿时序处于尴尬的“无法可依”境地。基于此窘迫情形，笔者从学理和实践的双重角度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征收时序进行分析，以期寻找适当的规则指引实践问题的解决。

二、理论分析与实证观察

(一)理论分析。从国外立法来看，在对相对人损害进行补偿的时限上，事先补偿的原则几乎为各国宪法所确认。在法国，只有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双方就补偿协商一致或者不能协商一致而由法院裁决后，才能够在落实补偿的前提下对行政相对人的土地进行实际征收。其他如德国、日本等地区，都是规定只有在补偿金确定之后才能够实际征收行政相对人的土地。我国行政补偿相关立法相对薄弱，我国宪法和相关立法并未规定行政补偿程序性基本原则，学界对行政征收补偿时序的专门研究也相对匮乏，但仍可从各学者对于行政征收程序的论述中分析一二。概括而言，学者们在谈到行政征收补偿时，多数都主张保障被征收人的权益，限制行政机关的征收权，保障行政相对人在征收过程中的参与权，促进行政机关与被征收人的协商。在此基础上，针对征收补偿的时序，主要有事先补偿和及时补偿两种观点。笔者据此梳理出以下三种情形:情形之一，未明确提出征收补偿的先后顺序，但主张保障被征收人在征收过程中的参与权，促进行政机关与被征收人的平等协商。王太高学者认为“当前土地征收程序强制性过浓，应当改变政府主导型的补偿制度。”②其虽未具体指出土地征收补偿的顺序，但其更加倾向于遏制行政机关的权力，保障行政相对人在行政征收程序中的话语权。章剑生学者认为应当加强集体土地征收的听证程序，保护被征收人维护自己财产权的权益。③情形之二，主张事先补偿原则，且认为应当保障被征收人在征收过程中的参与权。薛刚凌学者认为“未将补偿作为征收的前置程序极易损害被征收人的权益”，主张应当先补偿后征收，且强调行政机关与被征收人的协商，认为被征收人的参与不足。④李增刚学者认为在补偿问题未解决之前不可进行土地征收，主张保障被征收方的参与权。⑤王克稳学者提出应当将补偿争议交由法院进行裁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防止补偿争议延缓公益征收效率的解决方法———引进加速程序。⑥表现其更加倾向于先补偿后征收，且其主张“应当以征收机关和被征收人为主体重构征收程序”，强调被征收人在征收程序中的参与权。⑦情形之三，主张及时补偿原则，且应当促进行政机关与被征收人的平等协商。蒲晓媛学者认为平等协商有利于实现公私利益平衡，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充分的给予行政相对人补偿。⑧域外的做法原则未必完全适用于本土的现有机制，面对浅尝辄止的学者观点和立法的“窘迫境地”，司法实践又是如何回应的呢?在前文公报案例中，最高院引用了“及时补偿原则”，但是及时补偿原则能否准确指引审判机关解决实践问题、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呢?笔者将在下文结合案例进行具体分析。(二)实证观察。虽然学者们多次强调被征收人的参与权、协商权，但并未将之具体的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征补顺序相联系，而对此的理论研究无非就是事先补偿与及时补偿，而实践中相关争议的解决是否也是围绕这两种方式展开?哪一种方式能够更加良好的解决实践争议呢?为此，笔者通过在北大法宝案例数据库收集到5份有代表性的案例为样本，对实践中针对具体争议审判机关的观点进行简约分类与分析。1．相互协商。审判机关认为征收补偿的时序可以由当事人协商确定，具体表现为在行政机关与被征收人已签订了行政协议且协议内容包含了对征收补偿时序的约定时，审判机关按照行政协议表达的意愿进行裁判。案例1“赵某某等与某某县人民政府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告纠纷上诉案”与案例2“高某某等诉某某人民政府等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纠纷案”均是此种情形。案例1中法院认为“上诉人与拆迁人已签订并履行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因此，被上诉人行为没有侵害上诉人合法权益。”⑨案例2中法院认为“涉土地使用权人为本案第三人，第三人与行政机关《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的方式明确了补偿的额度和支付期限，这种以协议解决补偿问题的方式符合法律规定。”⑩行政协议是在作出征收决定后，在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的合意下签订的，其能够代表协议双方的真实意愿。通过当事人约定征收补偿程序的方式进行征收补偿既能够保障行政协议的执行，提高行政征收补偿效率，又能够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存在行政协议的基础上，征收补偿时序应当按照行政机关与被征收人约定的方式进行。2．事先补偿。法院认为在行政机关作出征收决定后，在未对行政相对人进行补偿前，不得实际损害行政相对人的相关权利。案例3“某某政府与某某公司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上诉案”和案例4“某某公司诉某某国土资源局收回土地使用权案”即为此种情形，案例3中法院认为“只有完成对土地及地上物的补偿后，收回土地行为才完结，应当认定行政行为违法。”○11案例4中法院认为“回土地使用权而未给予补偿，使土地使用权人在失去权利之时无法得到法律规定的适当补偿，违反了宪法保障的财产权。”○12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提前收回是政府行使其公权力的一种表现，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之间，毫无疑问公民所有的私权利是处于弱势地位的○13。而关于征收补偿等相关立法的意图也是为了保护行政相对人的私人利益不被随意剥夺，事先补偿能够防止行政机关在征收行政相对人的土地使用权之后不适当补偿或者延迟补偿，从而避免使行政相对人陷入无期限的请求给予补偿、索赔境地，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私人权利，提高执法效率。3．及时补偿。审判机关认为补偿应当及时落实，不能迟迟不予补偿。案例5“某某有限公司与某某土地管理局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上诉案”即是此种情形，案例5中法院认为“根据《上海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办法》第31条，补偿问题可以在土地使用权收回决定作出后通过协商等方式解决，被上诉人收回土地使用权决定并未忽略上诉人的补偿权利。”○14但是《上海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办法》的规定及案例5的运用并非意味着运用及时补偿原则能够良好的解决实践问题。首先，《上海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办法》31条的规定本就不甚明确，其规定受让人对补偿金额有异议时，土地使用权扔应当按期收回。此条款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在土地使用权收回前不予进行补偿，当受让人对补偿金额没有异议时，补偿可能在土地使用权收回之前已经落实。这点也显示出了及时补偿原则本身定义太过模糊的弊端，目前我国及时补偿原则的厘定并没有非常明确，“及时”本身就是一个相当模糊的词汇，补偿有可能在征收后落实，也有可能在征收前落实，那么，在征收土地使用权后到实际补偿落实的一段时间是否要进行额外补偿?结合案例5，从被征收人起诉到上诉到判决的时间内，被征收人显然是未得到补偿的。从国有土地使用权实际收回到给予行政相对人补偿的拖延时间必然会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即使该段时间予以计算在补偿费用之内，又会因补偿对象的个体差异和征收到补偿之间的时间差异而产生不同的补偿费用，势必会影响行政效率。受让人通过划拨或者出让等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本就有期限限制，如果该段时间对于行政相对人的影响不计算在补偿费用之内必然会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这必然与立法保护处于弱势的公民的私权利的初衷相违背。其次，当补偿在征收行为之后的多久没有落实时才可谓“不及时”?结合案例5，法院在判决时认为行政机关并未忽略被征收人的补偿权利，显然法院认为在判决时点被征收人未得到补偿不属于“不及时”，那么在经过较长一段时间行政机关仍未进行补偿时，被征收人是否还有权就补偿事宜再次上诉尚不能确定，且即使被征收人再次就补偿事宜进行诉讼也必然是对私人利益和司法资源的浪费，必然与行政效率原则、司法效率原则相违背，更非对公民私权利的保护。由此可见，地方法院对及时补偿原则的理解和运用非常有限，“及时补偿原则”并不能准确指引复杂多变的实践问题。

三、相互协商下的事先补偿原则

(一)尊重和保障双方协商。学者观点与审判实践体现出尊重双方协商的一致性。在针对行政补偿程序方面，学者多数都强调要保障被征收人的参与权、协商权，要保护处于劣势的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要限制行政机关的权力。且根据上述对样本案例的分析和整理，在行政机关与被征收人在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的前提下，审判机关会更加倾向于尊重当事人之间的协商结果。而将学者们的观点与法院的审判实践统一起来即为尊重和保障行政机关与被征收人的协商。采用相互协商方式确定征收补偿程序能够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促进行政机关合法、合理行政。根据德国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的观点，只有在所有受影响的主体的同意之下，政府决策才具有合法性。在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征收决定后，应当采用相互协商的方式确定行政补偿程序，给予行政机关和被征收人对于征收补偿时序的协商空间，在行政机关与被征收人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尊重和保护行政机关与被征收人的协商结果。相互协商能够体现协议双方的真实意愿，保护了土地使用者的个人利益，体现了对私人财产权利的充分尊重，同时能够促进和监督行政机关合法、合理行政，保障了政府决策的合法性。因此，国有土地使用权征收补偿程序应当首先尊重行政机关与被征收人的协商结果，依据行政机关与被征收人的协商内容确定征收补偿时序。(二)事先补偿具有合理性。事先补偿与现有立法精神、立法内容相一致。根据上文所述，《征补条例》规定了征收补偿的时序，规定行政机关与被征收人可以协议确定补偿的支付时限，其体现了保护私人利益的立法精神，是我国行政征收制度发展的一大进步，实行事先补偿能够与《征补条例》相一致，同时也使土地征收与房屋征收遵循的原则规范一致。事先补偿有利于保护公民的个人利益不受侵犯。公民多是通过有偿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物权法也明确了国有土地使用权为用益物权，属于物权的一种，是公民的合法财产权益，是公民的一项私人权利。在征收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时，只有通过事先的补偿，才能避免使公民的合法权利处于空白期，才能使公民的私人财产权得到真正保障。事先补偿有利于平衡公私权益，提高行政效率。土地使用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资产，对公民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事后补偿行为容易引起公权力不合理扩大，引起行政机关在行政过程中不作为，因而使公民权利遭受损害，增加实践冲突，违背维护公共利益的初衷。且相对于及时补偿原则，事先补偿原则于实践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指引，能够更加合理的指引审判机关解决实践问题。如上述案例5中如果采用事先补偿的方式给予行政相对人进行补偿，行政相对人便不会因补偿未落实而与行政机关产生争议。同时公民亦更容易接受征收决定，配合行政机关完成征收行为，提高行政效率。

四、结语

使用原则范文篇8

「关键词」土地、权利制度、土地使用权、他项物权

我国的土地权利制度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其中的原因，首先是经济体制在整体上已经踏上了向市场经济的更高级阶段迈进的步伐，土地的权利将更加深入，更加广泛地进入市场机制，这样，改革初期从香港引进的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的而现在越来越不满足需要的土地批租制度，就必须从根本上予以更新。另外，目前正在酝酿制定物权法典，这是我国调整财产关系的基本法律，以土地权利为核心的不动产法将肯定是其最重要的内容。另外土地法的制定也在积极地进行。在这种形势下研究设计土地权利制度，不但对经济体制进一步的发展有现实意义，而且对未来民法典或者物权法典的立法将发生巨大影响。

1发展我国土地权利制度的基本条件

由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即将制定民法典或者民法物权法，目前我国的土地权利制度建设遇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阶段。鉴于以土地权利为核心的不动产权利体系对国家、民族以及整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政治经济意义，借制定民法典或者物权法，以及制定土地法的良好机会，发展、完善现行的土地权利体系，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而且是我们法学家和实践家们共同的责任。

在发展土地权利制度时，必须尊重和服从如下条件：

1.1土地权利的整体设计，必须符合建立市场经济机制的根本要求

大陆的经济体制必须建成为市场经济，这是改革不可逆转的目标。以土地权利为核心的整个不动产权利体系，都必须以满足市场经济的需求为其根本使命。无庸讳言，目前的土地权利制度不能满足这一要求。一个最为显著的问题，是我国法律中的土地权利过于简单，只有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负担的抵押权，这一点既不符合土地具有多方面的用途、土地上的权利可以有多个层次的实际情况，也无法满足市场经济实践的要求。再如，有些权利的类型并不是按照市场经济的需求设立的，比如土地权利的多头管理制度；还有一些权利的某些具体形式，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要求，比如划拨的土地使用权。另外，我们要建成的市场经济，必须具有安全、可靠、公平的机制，而我们的登记制度显然达不到这一要求。对这些不符合市场经济需求的制度，我们应当利用民法典或者物权法的制定之机进行修正。

1.2新型土地权利的设立，不能违背宪法和实践部门已经接受的法律原则

根据宪法第9条、第10条、1988年宪法修正案第2条的规定，我国只许可两种土地所有权存在，而且只许可农村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所有权依征用的方式向国家土地所有权转换。这样，宪法确立了不许可土地所有权市场存在的原则。同样按照宪法的这些规定，1990年制定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1994年制定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确立了在国有土地所有权上以有偿出让的方式设立土地使用权、并许可这种进入市场流转的原则和体制。土地管理部门等政府机构也是在这一体制基础上运转的。这是我国土地权利发展的基本法律前提条件。目前，修改宪法，废止它原来的土地制度的原则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也是行不通的。所以未来土地权利的发展还必须尊重宪法所确立只许可国有土地使用权进入市场流转的原则。在大陆法系的其他国家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土地权利体系的设立是以土地所有权可以进入市场流通为前提条件的，此外法律规定可以在土地所有权之上建立地上权、永佃权、用益权、地役权、典权等权利类型，来满足市场经济的多方面的需求。因为我国不许可存在土地所有权市场，而只许可土地使用权市场，所以土地权利发展的法律基础与大陆法系其他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土地权利的法律基础有根本的区别，其土地权利体系也必然有很大的差异。但是直到目前，我国法学界的许多物权法学者对此似乎并无清楚的认识，他们仍然坚持在大陆建立以自物权即所有权为基础、在所有权基础上设计用益物权（包括地上权等）和担保物权的大陆法系传统物权体系模式。〔1〕但是未来我国土地权利制度只能以土地使用权为基础，而不能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这一点是完全无法回避的。

1.3土地权利体系必须符合国情

土地权利体系的建立，对国家及民族有重大政治经济意义，因此它必须符合国情。在当代国际上，因国际交易越来越密切的原因，反映流通规则的各国合同法的发展逐渐趋向同一，各国法律互有不少借鉴甚至直接的移植。而以土地权利为核心的物权法自罗马法以来，都是各国法律自成一套，立法者对本国的国情更为关注。我国土地权利制度的发展，自然也应如此。我国土地国情，简单地说有三点：第一，我国目前仍然是农业国家和农民国家，故耕地的保护应当作为我国的不动产法制的原则，并应当建立相应的制度来实现这一原则。最近中央政府关于强化耕地保护的指示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应该把使用耕地的权利与使用建筑地的权利在法律上彻底分开。第二，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机制的基础，也是土地权利的基本国情。在国民经济整体已经进入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土地权利将越来越广泛地进入市场。因此在国有土地使用权之外，应当许可其他可能的土地权利，如集体土地使用权也能进入市场机制。目前法律对集体土地

使用权进入市场是禁止的，至少是不鼓励的，但却无法防范这种土地使用权进入市场的现实。第三，我国人多地少，适合人们活动的土地极为有限，因此政府对土地的管理不可以放松。在土地权利制度中，应该采纳实质主义登记原则以配合对土地权利的管理。因此，制定土地登记法非常必要。

1.4土地权利应与物权法中的不动产物权体系密切连接

民法是调整财产关系的基本法，民法物权是调整财产支配关系的基本权利。因此土地权利的法律效力的基本渊源，将主要是民法典以及民法物权法。土地法中的土地权利的设计，应当注意与物权法的衔接。土地法中的土地权利，应当与民法中的土地权利不但应当保持权利种类的一致，而且应当保持权利内容的一致。尤其重要的是，土地权利制度应当遵从民法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如物权法定原则等。另外，自罗马以来，世界各国均根据不动产的各种物权主要是土地的物权，或者离不开土地物权的客观实际状况，在物权法中建立了以土地权利为基础的不动产物权体系。这一点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物权法所共同遵守的不动产法理。因此，我国土地权利体系的设定，在涉及到其他不动产的权利时，也应当服从这一法理。

2我国土地权利制度发展的初步设想

目前我国民法的基本法民法通则，没有关于不动产的规定，更没有详尽的土地权利制度，该法中的财产法的规则，只能适用于动产而不能适用于不动产。这是当时的历史决定的。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未来制定民法典或者物权法时获得改进。但是，制定民法典或者物权法，并不意味着不可以在民法之外发展、完善土地权利制度。事实上，民法典、物权法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土地法中率先建立比较完善的土地权利制度，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建立完善的土地权利制度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着想。

2.1关于土地权利的总则性规定

在土地权利总则部分，无论是民法典、物权法还是土地法，都应当首先明确，土地权利制度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因此土地权利法律制度的根本任务，是保障权利持有的安全和权利交易的安全，并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

在总则部分应当尤其强调，土地权利制度应当遵从如下基本原则：

权利法定原则这一原则是大陆法系的物权法中普遍承认的物权法定原则的体现，它的基本意义，即土地权利的类型只能由法律强制性规定，而不能由权利人随意创设。根据这一原则，公民、法人所拥有的土地权利的内容，只能是法律规定的内容。权利法定原则的根据是这些权利的重要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以及它们所具有的社会最基本的权利的性质。因为社会的其它权利都要直接或者间接地与这些权利发生必要的联系，因此必须对这些权利确定明确而统一的内容。从根本上说，这一原则是市场交易的基础必须统一的原则在土地权利制度上的体现。

权利绝对原则这一原则是物权法中的物权绝对原则的体现。它的基本意义是，土地权利在本质上属于支配权，当一个权利主体具有法律规定的某种土地权利时，其他的权利主体均不可能对同一权利客体拥有同样的土地权利。这一点，也被称为物权的绝对性或者对世性。因此，一个土地权利的权利人，可以因为他所拥有的权利排斥他人对同一权利客体行使同一权利的主张。土地权利因属于物权，而物权必须是绝对权，这是财产权利本质的体现。

登记原则这一原则是物权公示原则的体现。其基本意义是，在设立、变更、移转、消灭物权时，必须履行一个能让外界承认该权利变动的程序。这一程序就是公示。公示原则是物权绝对性质的必然结果。因物权有对世性，故法律在承认物权对他人有排斥的的权利的同时，也要求该权利的各种变动能向社会展示，以获得社会的承认，使得它的排斥他人的权利获得社会的认可。故物权的变动必须遵守公示原则。然而物权的公示手段在动产和不动产有重大的区别，动产的公示是占有的交付，不动产物权的公示就是登记。故土地权利的各种变动应当遵守公示原则。

目前我国法学界正在进行应该采纳实质主义登记还是应该采纳形式主义登记的讨论。所谓实质主义登记，即登记对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移转、消灭的生效有决定作用的立法体例。这种体例为德国、台湾的法律所采纳。〔2〕按这种体例，不动产物权的各种变动不仅需要当事人的法律行为，也需要登记，法律行为和登记的双重法律事实决定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效力。形式主义登记，即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移转、消灭的生效，仅仅以当事人的法律行为作为生效的必要充分条件，登记与否不决定物权变动的效力。但是为交易安全的考虑，不经登记的不动产物权不得对抗第三人。这种体例，为法国和日本的法律所采纳。〔3〕这两种体例相比，不论是在法理上，还是在实践效果上，均应是实质主义登记为优。〔4〕

实质主义登记的基本法理，即德国法学家萨维尼（Savigny）所创立的物权理论。该理论的基本含义是，在一个物的权利移转时，会出现至少是两个法律行为，一个是债权行为，即当事人之间建立将要转移物权的法律关系的行为；另一个是物权行为，即实际发生的转移物权的行为。后一个法律行为又被称为物权契约或者物权合同。按照物权行为理论，物权契约必须有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德国民法学家和我国民法学家一致认为，不动产的物权契约，其外在形式就是登记。〔5〕所以，它们接受了登记要件主义的立法思想，他们的物权法在规定物权种种变动法律条件时，均规定不动产物权不经登记不得生效的一般原则。现在这一原则已经被我国法院和土地行政部门、房屋行政部门采纳。

权利特定原则该原则的意思是，土地权利的客体，必须是明确肯定的一宗土地，或者特定的数宗土地（如总括抵押或者共同抵押中的土地），或者是一宗土地中明确指定地面的土地权利份额。物权与债权的又一个根本特征是它的客体必须是明确肯定的，客体不明确不特定的，不能成立物权。这一原则当然应当适用于土地权利。

顺位原则所谓顺位，就是不动产物权在不动产登记

簿上以他们设立的时间先后所排列的顺序中所占据的位置。任何一项土地权利上均可以设立多种其他的物权，比如其他大陆法系国家里，一项土地所有权之上，就可以在设立用益物权性质的地上权同时，设立一项或者数项担保物权性质的抵押权。这一点是由土地的多用性和多值性决定的，是一个规律性现象。在我国未来的土地权利制度中，将会产生除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之外的其他土地权利形式，这些权利的产生将会满足市场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的多方面的需要。但是，这些权利的设定不是无序的，而是按照登记原则，并且在登记薄上以他们设定的时间先后排列为顺序的。先成立的权利有绝对优先实现的效力，后续顺位的权利在优先顺位的权利实现后也有自己实现的机会。所以，采纳实质主义登记原则、建立不动产登记簿（或者土地登记簿）并将其作为土地权利的根据，对保障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土地利用关系的安全合理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采纳这一原则，就必然会产生土地权利的顺位原则。

2.2关于土地登记制度

土地登记的基本法律渊源，是土地登记法（德国及台湾），或者不动产登记法（日本），不论其名为何，规范的对象都是一致的。从上文的探讨可以看出，建立土地登记制度对土地权利制度的完善至关重要。因为，在采纳实质主义登记原则的情况下，土地登记已经成为土地权利变动的程序性要件，故德国法学家们称不动产登记法是不动产法的程序法。即为土地的法律行为，必须履行登记法规定的程序。即使是日本这样不承认实质主义登记的国家，不动产登记法也是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特别法而存在的。〔6〕特别法的意思，是其仍然是民法渊源的一部分而且有优先适用的效力。故有不动产财产，就必须有不动产登记法或者土地登记法。虽然我国目前有关不动产的各种法律都要求进行不动产登记，但是还没有一部不动产登记法。因此，制定土地登记法，在我国已是非常必要的事情。将来制定的土地登记法，也是土地权利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按不动产登记的基本法理，本文作者认为，应当在土地登记法的制定或者在制定土地法的登记制度时，提出并坚持“五个统一”的原则。

统一法律依据即我国只能制定一部统一的土地登记法，该法的名字可以称为土地登记法（如德国或者台湾的作法），也可以称为不动产登记法（如日本的作法）。我们不能违背法理，按照现行的不动产管理体制，对土地、建筑物（包括房屋）、森林、水面、滩涂、道路等各项不动产，分别制定登记法。即使制定的关于登记的法律称为“土地登记法”，其所函盖的业务，也应包括其他的不动产，如台湾土地登记法第37条第1款规定的那样。

统一登记机关在国际上，土地登记机关，在德国为属于地方法院的土地登记局；在日本为司法行政机关法务局，地方法务局及其派出所；在瑞士，大多为各州的地方法院。这种作法，是以土地登记直接或者间接地决定权利人的实体权利，故登记应与司法系统建立直接的关系。如在德国，不动产物权登记的争议直接进入诉讼程序，当事人在此程序中已经不必起诉，而是向上级法院直接上诉。我国历史上制定民法之初也曾采用法院统一登记的作法，但后来因为民国初期司法的混乱而改为属于行政机构的地政局统一登记。此法延用在我国台湾至今。〔7〕总之，考察世界各地的土地登记制度可以发现，关于土地的登记机关有两个规律性的特点：土地登记机关一般具有程度不同的司法意义；登记机关的统一性。但是，目前我国关于土地登记存在着“多头执政”的局面，而且其依据的法律也不同。这一点我们看一下1995年制定的“担保法”就可明白。该法第42条明确规定的不动产登记部门有四个，这些部门都是有关不动产的行政管理部门；另外还有未明确所指的即第（二）项所说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部门”，登记机关的不统一，必然损害经济发展和权利人的正当利益。当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登记机关权力交叉重合时（这正是第42条的规定没有解决的问题），不但会损害当事人的正当利益，而且会扰乱正常的法律秩序。比如，抵押权因登记而成立，这是我国法律已经确定的原则；但是如果两个或者多个登记机关都要求当事人在自己的机关登记，那么就不但会增加当事人的经费开支，而且会造成抵押权（其它权利也一样）的成立有多个时间标准而难以判断其到底是何时成立的问题。如果此期间有第三人的权利纳入登记，那么法律关系将更加混乱。

土地登记机关应当统一，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且将来的统一，必然是以土地权利为基础和为核心的统一，因为这是自罗马以来一切建立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共同作法，其理论根据是，不动产物权的核心是土地的物权，非直接针对土地的不动产权利也必然是以土地权利为基础的，比如，独立的房屋所有权必然建立在地上权之上。现行体制中不动产登记机关非常分散、而且纷纷试图脱离土地登记而独立的情况，即不合法理，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更不利于权利主体行使权利。这一现象，希望能够早日克服。

统一登记效力土地登记法应当依实质主义登记的原则，统一规定登记的效力，并将其确定为各种具体的法律制度。土地使用权以及土地使用权上所负担的他项权利的设立，是非常典型的物权设立行为，法律必须明确规定，这些权利的设立只能以登记作为其生效的必要条件，因此，重合同、轻登记的现象应当得到纠正。其他的土地权利变动行为，如土地权利的移转、变更和消灭等，也应采纳这一原则。另外，还应根据这一原则建立必要的制度，如以登记权利为正确权利的制度等，这对保护土地权利的正常交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统一登记程序统一登记程序主要是对各地区而言。在土地登记法中，应该统一登记的程序，以满足统一大市场的需要。

统一权属证书即登记机关下发的土地权利文书应当具有统一性，而不能像现在这样，存在着地权证、房地产权证、林权证等等多种不动产权属文书并行于社会的情况。不动产权属证书不统一，不但加重了权利人的经济负担，加重了市场规范的矛盾，而且加剧了不动产管理机关之间的争执。故不

动产的权属证书必须统一，这一点在土地登记法中应明确规定。

上述五个统一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动产法制的必然要求，是必须实现的原则。但是它们的实现应当是有先后顺序的，即应当先统一立法、统一登记机关，然后再统一权属证书。在登记的法律不统一、机关不统一的情况下，简单地统一土地权利的权属证书也是不合适的。

2.3关于土地权利的细则

所谓土地权利的细则，就是关于土地权利的种种具体的制度。显然，我国土地权利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在这一部分。

关于土地所有权目前我国所规定的两种土地所有权仍然有保留的必要。因为，国家土地所有权的建立涉及政治体制问题和宪法修改问题，所以不能更动。而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现在不但发挥着巨大的经济功能，而且还发挥着对八亿多农民的生存到养老提供保险的社会功能。因此，这种土地所有权也是不可以否定的。目前，我国体制决定了我国土地权利制度的发展不可能走以土地所有权进入市场为基础的道路。

关于土地使用权我国以土地使用权进入市场为基础来构筑整个社会土地权利休系，已经有比较成功的经验。比如，法律明确规定划拨的土地使用权不可以进入市场流通的规则，就是根据我国实际的正确经验总结。但是正如上文所言，目前的土地使用权，难以满足市场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需求。满足市场经济和人民生活需求的具体方法，一是对上述各种土地使用权的内容进行科学界定，尤其是对历史遗留的土地使用权再进行认真分析，不可一概认为都是划拨性的权利，不许其进入市场流通。对那些实际上已经形成独立民事权利的土地使用权，应当许可其流通。二是应当许可在土地使用权上设立其他物权，即将土地使用权进一步细化、明确化，满足权利人多方面的需求。比如，可以考虑在土地使用权上设立建筑权和耕作权。其中，建筑权专指在土地的上下为各种建筑的权利，耕作权指对土地进行种植、垦植、养殖的权利。这种划分的好处，一是使得土地利用的目的非常明确，人们很容易了解土地权利的市场价值；二是方便管理，可以比较容易地实现耕地的强制保护。如果能够进行这样的划分，土地使用权就将成为我国一系列不动产用益物权的总称，其性质如土地所有权一样。而建筑权、耕作权则成为用益物权的具体形式。所谓权利明确化，就是要丰富各种权利制度的内容，使得目前内容粗糙的权利制度建成更加精确细密可以明确地进行司法操作的制度，以满足市场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的要求。

对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与其不能依法禁止，不如依法放开流通。放开流通的方式，一是许可这种权利在公民、法人之间转移，二是许可在这种权利上设立法律规定的他项权利。其效果与国有土地使用权不应当有较大的差别。在建立了严格的土地登记制度和完善的不动产登记簿之后，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通安全也是有充分保障的。当然，法律对其流通也可能建立适当的管理制度。

关于他项权利他项权利在我国现行法律指民法中的不动产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其中用益物权其实就是土地使用权，在未来的立法中，它应包括建筑权与耕作权两种重要类型。所谓建筑权，即通常所说的地上权。地上权的德文原意，就是建筑权（在德文中，地上权的原文为Erbbaurecht，其中Erb，意思为土地，Bau，意思为建筑，Recht，意思为权利）。耕作权，将成为土地之上一系列种植、垦殖、养殖的权利的总称。这两种权利作明确区分之后，可以满足我国区别建设用地和农耕土地、强化耕地保护、保障建筑用地顺利进入市场机制的需要。

在传统民法中，还有地役权、人役权，指土地或者不动产为另一土地的利益，或者为某一特定的人的利益而供其役使的权利。我国目前对地役权、人役权均没有承认，理论上认为相邻权包括地役权，使用权中包括人役权。这种作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有很大不足。大陆的民事法律实践需要有地役权和人役权的法律制度，因此应当恢复对地役权和人役权的规定。其中地役权指需役地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对供役地加以利用，或者限制在供役地上为某种行为的权利，而人役权指在不动产上为特定人的利益而设定的使用不动产的权利，如居住使用权等。

土地使用权上的担保物权，在我国法律中仅有抵押权一种。但是，我国的抵押权，仅可在土地使用权上设立，而不可在土地所有权上设立。从我国法律实践看，抵押权的设立可以满足需要。因此，建议不设典权制度。

依上述构思，我国土地权利的基本框架如下：

土地所有权(两种)

土地使用权(两种所有权基础上的):包括建筑权(指城乡建筑地使用权)、耕作权(指一切种植、垦殖、养殖的权利)、地役权、人役权、抵押权

关于可转让的他项物权的制度

这一体系不同于其他学者观点的特点是：第一，关于土地所有权的市场可流通性与其他学者明显不同。其他学者虽然一般也承认依据宪法土地所有权不可按市场规则转移，但是他们坚持他项物权直接设立在土地所有权上的观点，实际导致了强迫土地所有权进入市场的结果。第二，他项物权的本权基础有显著的不同。依据本文的观点，他项权利，只是设立在土地使用权上的权利，而不是设立在土地所有权上的权利。其他学者提出的观点，只将土地使用权当做土地所有

权上的一种具体的用益物权，是与担保物权（具体指抵押权）相并列的权利。而本文的观点，是以土地使用权为本权，在土地使用权上设立建筑权、耕作权、地役权、人役权、抵押权。这种作法既能够使得我国不动产真正进入市场机制，又能够基本满足权利主体的各种需要。第三，他项权利的设立，从名称到内容，将更加符合我国实际需要，与大陆法系传统有较大区别。本文尤其强调建筑权和耕作权的区分，这实际上是给我国可以进入市场机制的土地和不可轻易进入市场机制的土地的划分提供了一个法律基础，它能够满足我国建立强制性的耕地保护制度和建设用地的市场化两个方面的需求。

注释：

〔1〕参见：《中外法学》杂志1997年第2期“笔谈会”栏目下发表的几篇论文。

〔2〕参见：德国民法典第873条，台湾民法第758条等。

〔3〕参见：日本民法典第176条，第177条等。

〔4〕此观点的详细论述，见拙著《论不动产物权登记》，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5期。

〔5〕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五册），1991年10月第6版，第138页。

〔6〕北川善太朗著，李毅多、仇京春译《日本民法体系》，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

〔7〕李鸿毅著《土地法论》，1991年版，第260页。

使用原则范文篇9

建立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应遵循的原则主要包括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明晰性、可操作性、适用性以及通用性原则。这些原则为建立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提供了指南，以便对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进行思考和探讨。

1.科学性原则。这是人的任何思维活动都应遵循的普遍原则。对于建立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来说，科学性原则就是指所建立的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要符合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内在固有的规律性即固有的知识体系。因此，只有遵循这一原则，所建立的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对统计公信力的评价才会更准确。得出的结论才能为人们接受，从而影响人们的活动，促进统计工作的完善。当然，签于人们的认知水平，所提出的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未必能够达到完全的科学程度，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在思考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时，从出发点到结果，应当遵循科学性这一原则的要求。

2.系统性原则。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统计。公信力的定义，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的定义、目标、任务、对象、要求、内容、运用以及相关的其他问题等。系统性原则是指在研究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时，要对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所涉及的全部要素进行系统的研究，即将其看成是一个系统，研究系统包含的各种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这才能统计公信力有全面的认识，所提出的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在理论上才会具有较为普遍的意义。

3.完整性原则，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从涉及内容来看，包括定义、目标、任务、要求以及内容等诸多要素构成，但从要达到目的的角度来看，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是一种程序，解决问题的步骤。完整性的原则是指建立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时，不仅要求学统地研究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所涉及的各项要素，根据研究结论构建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更重要的是所构建的方法，其程序、步骤要完整、各步骤上的内容要完整，甚至包括使用说明也不能缺少。这样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才会被更有效地使用。

4.明晰性原则。建立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的目的首先在于相关使用者能够使用其对统计公信力进行评价。如果评价统公信力的方法过于复杂，使用者对其中的内涵、内容等不能全面掌握，那就难以做对统计公信力有效评价。时晰性原则是指统计公信力的评价方法要简单、明了，通谷易懂易于理解。这样有利于使用者准确，完整地把握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包括的内容、要求等。从而更如地对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加以使用。

5.可操作性原则。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的可操作越强，越便于使用，越是有普遍性。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不仅要应简单、明了、通谷易懂、易于理解，而且要便于使用。如果使用者在使用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时，所需素材不易收集，成本较高等，这就会影响使用者对方法使用，进而影响对统计公信力的评价，达不到方法要实现的目的。操作性原则是指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使用的条件应易于满足。在建立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的，遵循可操作原则有于利于开展对统计公信力的评价。

6.多样性原则。方法是达到目的手段，会随着条件而变化，也会因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不同而有所不同。多样性原则是指统计公信的评价方法应当有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使用者从不同角度对统计公信力进行考察的选择余地。不是局限于某一种方法。这样各种方法可以相互印证，也便于使用者灵活运用。

7.通用性原则。提高统计公信力是世界各国统计工作追求的目标之一。为此，各国统计部门及其统计研究机构都会设法达到其中的目标，对统计公信力进行评价就是重要的提高统计公信力的措施。在对统计公信力评时，不同的国家会根据自己的情况探索出一些实用有效的方法。这些方法由于使用的目的、对象、任务、作用等方面区别不大，因此方法具有通用性可以相互参考，相互借鉴。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评价是人类认识事物，检查自身活动是否有效，是否达到目标的基本手段，基本环节。因此有活动就有与之对应的评价方法。各种活动虽有所不同，但评价方法的原理基本相似，也可以相互参考、相互借鉴，对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来说，通用性原则就是指设计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时，尽可能地参考，借鉴和使用其他有关相似活动的评价方法以国际上的一些评价方法，使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更容易理解和使用。

8.适用性原则。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的提出，其目的是为使用。适用性原则是指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要符合我国的社会经济环境，符合统计工作的实际情况，在用于评价统计公信力时是比较有效的。具体体现在统计公信力评价方面，就是方法的繁简要适当，耗用的时间要适当，使用的成本要适当，评价的结果要适当。通过对统计公信力的评价基本能反映出我国统计公信力的高低。有肋于采取措施促进统计公信力的提高。

二、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的探讨

根据建立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的原则、我国统计工作的实际情况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实务评价活动的理论和实践，对统计公信力评价所设想的方法主要有统计内部评价法，统计外部评价法，国内评价法，国际评价法，历史评价法，综合因子评价法，指数评价法等。

1.统计内部评价法。统计公信力内部评价方法是指通过统计机构、统计人员以及与统计工作相关的主体对统计公信力进行评价所形成的方法。提出这种方法的主要理论依据是统计质量的高低是影响统计公信力的主要因素。统计质量越高，统计公信力才能越高。由于统计主要是采集、加工、产出和供应统计信息。因而统计的质量主要取决于统计信息的可靠性、准确性、及时性以及有用性等。统计信息的可靠性、准确性、及时性以及有用性越好、统计质量就越高。统计信息是否可靠、准确、及时和有用、应当说统计机构、统计人员以及与统计相关的主体最有发主权。因为他们经历了统计信息形成的全过程。尤其对统计信息的准确性、可靠性最了解。因此，出自统计系统内部的统计公信力评价在一定意义上更有价值。这种方法的基本步骤是由统计公信力信息调查收集、信息加工、整理、分析和综合以及得出评价结论三部组成。统计公信力信息调查收集主要是通过向统计内部的相关主体调查收集对统计公信力的评价资料，然后对所收集的评价资料进行加工、整理、分析和综合，最后得出统计系统内部对统计公信力高低的评价结论。

2.统计外部评价法。这种方法是指由统计系统以外的不同主体对统计公信力做出评价的方法。从统计公信力的含义来看，统计公信力就是统计对政府、社会、公众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公众、社会、政府对统计的信任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是统计的公共“信用”能力。这种“信用”能力越强、统计公信力越高；相反，则越低。因此，统计系统外部对统计公信力进行评价具有直接的意义。与内部评价法基本相同也通过三个步骤，最后得出对统计公信力评价的结论。

3.国内评价法。即由国内不同主体对统计公信力作出评价的方法。这种方法主要是通过对国内不同主体调查，收集其对统计公信力评价的信息。然后进行综合得出对统计公信力评价的结论。当然，也可以将统计系统内、外部对统计公信力评价的结论进行综合得出国内对统计公信力评价的结论。

4.国际评价法。即由国际上的组织或机构对我国统计公信力作出的评价方法。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是国际经济政治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是各种国际组织和机构的主要成员。享有各种国际权利，承担着与权利相匹配的国际义务。统计部门提供的各种信息受到世界各国及其国际组织的广泛重视。国际评价法就是通过广泛收集国际组织和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对我国统计活动的评价，以判断我国统计公信力，得出对我国统计公信力评价的结论。

5.历史评价法。通过考察我国不同历时期统计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评价统计公信力的方法。某一时期，如果统计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比较高和比较大时，统计公信力相应就比较高；相反，也就比较低。总体上看，统计公信力在历史上是不断提高的，但在某一时期或某几年，统计公信力是波动的，有时高，有时低。通过对历史上统计地位和作用的观察和对比，可以对不同时期的统计公信力作出比较合理的评价。

6.综合因子评价法。这种方法就是根据影响统计公信力的因子以及各种因子对统计公信力的贡献，通过综合来评价统计公信力的方法。其基本过程就是分析影响统计公信力的因子，然后对各种因子影响程度进行量化、综合、根据量化综合的结果，得出对统计信力进行评价的结论。

7.统计公信力指数评价法。通过编制统计公信力指数以反映统计公信力变化状况，评价统计公信力的方法。指数法是描述评价经济活动变化情况的常用方法，将其引入到评价统计公信力范畴也应当是可行的。选择一些能够反映统计公信力且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以选定年度为基期，编制统计公信力指数，这样就做能到对统计公信力的动态评价，随时掌握统计公信力的变化情况。

三、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运用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统计公信力的提出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要为之提出一套比较合适的评价方法是比较困难的。本文尝试着提出了建立统计公信评价方法的一些原则以及多种评价统计公信力的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在实际运用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

1.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的具体化问题。本文中所提出的统计公信力评方法只是一些基本的想法和思路。因此，在具体运用于评价统计公信力时，还要需详细化，步骤化、规范化以及结论的具体化。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应用，做到对统计公信力的有效评价。

2.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的结合使用问题。评价统计公信力的方法具有多样性，如何将各种方法有效使用，既能体现出不同方法特点，又能体现出各种方法的共性，应当说以某一种方法为主，其他方法为辅、相结合起来比较理想。在文中所提的七种方法，应当以综合因子评价法为主，以其他方法为辅，最终建立起统计公信力指数评价法是统计公信力评价法的方向。

3.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运用主体问题。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使用主体应当是统计主管部门，其他有关组织机构也可能用来对统计公信力进行评价，但主要应是统计主管部门。这是因为统计公信力评价主要是为了促进统计公信力的提高，从而使统计得到其应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而没有公信力或公信力很低的统计，其统计存在的价值和重要性会大大折扣。因此，明确统计公信力评价法的使用主体有利于方法的使用，促进统计公信力的提高。

总之，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以上几个问解决好，对统计公信力评价方法的建立和使用就会更有意义。

使用原则范文篇10

关键词:民法规则;关联性;民法原则

法律后果、构成要件组成的法律规则就是民法规则，其特征是具体明确。而民法原则主要体现了经济基础的特征、民法的本质，是判断民事行为、抽象价值的重要准则。在民法的全部领域都可以使用民法原则，而民法规则则适用于民法的特定领域。深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联性，为实际应用中提供便利，从而做出更加准确的判决。

一、民法规则与民法原则的关联性所表现出的内在联系

在民法领域范围内，民法规则与民法原则都适用，他们之间的关联性较强，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些共同特征促使两者之间存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在整个民事立法过程中的关联性———两者都可以体现出来

被人们所熟知的民法法律中的婚姻法和物权法这两部法律，都需要通过民法规则与民法原则进行指导才可以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同时在个别案例的审判过程中，不仅要体现公正、公平的法律本质，法官在审判时还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充分的考虑，所以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时候，应当基于相关的法律规则，同时结合相应的法律基本原则，从而保证社会各界对审判的结果产生认同感，达到其理想的社会价值观的实际需求。另外通过这种全面考虑民法规则和民法原则的方法可有促进法律公信力的强化［1］。

(二)在审判时的关联性———两者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由的裁量

文字和语言等方面的局限，使得法律体系自身的主要意思在表达上，无法全部准确、清晰的、完善的表达，而且也没有使用文字来完整的记录民法规则、民法原则，在具体的审判案件过程中就要求法官自由裁量，根据原有的法律基础进行参考，对于裁量的范围也不是无限的扩大，有理有据才是参照的标准。审判也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里所表述的字面意思，若是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来审判，就很容易产生越权的问题。这一缺陷在法律体系中已经存在，所以在审判案件的时候，立法者就赋予了法官相应的自由裁量权力，并对法官的这种权利做出一定程度的限制，从而完善立法，实现明确法律体系自身的目标，保证在案件的审批过程中法官可以有法可依［2］。

(三)两者在民法精神方面的关联性———都能够体现出民法精神

追求正义、遵守道德、解放人性是民法精神主要表现的特征，在对案件进行审判的过程中，民法规则和民法原则都要求法官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行维护，而且审判的结果也要与社会主义的法制观念相符合。保证在审判案件结束之后，整个审判的结果可以起到相应的教育作用，并防止公民日后再犯类似的错误，正确的引导公民做出合法的行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以及做出正确的社会主义生活目的。以此来激发出民法对社会生活的积极作用，使更多的社会公民养成准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实现民法的根本目标，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维护。

二、民法规则与民法原则的关联性的差异性表现

民法规则与民法原则的关联性的差异性表现主要有适用范围差异、使用方式差异、作用效果差异、内容差异。下面对其进行具体的研究

(一)适用范围方面的差异

根据民法规则和民法原则各自的内容来看，其不同的法律内容就决定了两者在适用范围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较为抽象、以及较强的概括性特征决定了民法原则的适用范围较为宽广，在民法的所有领域都可以使用该法律原则作为审批依据。而较为明确具体的民法规则内容，就决定了其在适用的时候，只是对某种具体的民事行为、特定类型的民事关系比较适用［3］。

(二)使用方式方面的差异

在使用民法规则的时候，主要是裁定个案的时候使用该规则，由此可以看出既定的事实是民法规则规定事实的要求，也可以说民法规则规定的事实是有效的，并通过分析具体的案例可以参考民法规则做出合理的解决办法。若是民法规则在制定的时候不能按照事实来规定，那么在审判中就无法充分发挥其法律作用。与民法规则相比，民法原则在使用的时候，在不同的案例中具有不用的适用度，而民法原则的适用度较高的情况下，可以发挥其指导裁判个别案例的作用，在这时其他的民法原则会因为在适用度较高的原则下而发生失效现象。所以在比较特殊的个案中，民法规则和民法原则会因为案例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适用度的情况［4］。

(三)作用效果方面存在的差异

与民法原则相比而言，民法规则具有较强的限制性，而且在实际使用这两种法律标准的时候，依照民法规则来形式裁量权更加贴近法律要求，而使用民法原则则容易发生偏离。

(四)内容方面的差异

民法规则、民法原则两者在内容方面具有不同之处，差异较为明显。民法规则的构成要素主要有两部分，即法律后果、构成要件，且这些构成要素具有较强的具体性、明确性，极大的限制了审判者的自由裁量权。然是与民法规则相比，民法原则的主要内容中就没有法律后果、构成要件，也没有做出相关的说明，民法原则的内容相对比较而言更加抽象、更具概括性，所以在使用民法原则的时候，审判者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要补充相应的社会价值观等内容［5］。

三、具体案例分析民法规则和民法原则的关联性

虽然在审判某些案件的时候可以直接参照民法规则来审判，但是民法原则对民法规则的使用范围的扩张或限缩同样重要。例如民法规则中的合同无效的确认规则，其中缺少限制恶意缔约人利用合同无效来获取不正当的经济效益的要件。若是根据民法原则中的诚实信用来看，就需要设置该限制要件。如在法释［2004］14号就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第七条原则中签订劳务分包合同的分包人、承包人等(他们都具有劳务作业法定资质)，在请求合同确认合同无效时以转包建设工程违规为由的一律不支持。由此可以看出民法规则的适用范围受到民法原则的限制，侧面论证了他们的之间的关联性［6］。

四、总结

综上所述，通过对民法原则和民法规则之间的关系的深入研究，从中可以了解到民法规则和民法原则之间既存在相互联系的关联性，也存在相互区别的关联性。只有深入认清两者的关联性，以及在使用方式、适用范围、内容、作用效果等方面的差异，才能够保证在实际应用中做出合理的判决结果，从而维护民法的法律效力。

作者:王珺 单位:武汉东湖学院

参考文献:

［1］朱伟静．关于民法原则与民法规则之间的关系探讨［J］．法制博览，2016，03:197－198．

［2］李浩铭．解析民法原则与民法规则之间的关系［J］．法制博览，2015，04:270．

［3］崔建远．关于制定＜民法总则＞的建议［J］．财经法学，2015，04:5－25．

［4］曾聪俐．原则与规则之间:民法基本原则的司法适用———从两则案例谈起［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4，07:9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