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范文10篇

实用主义范文篇1

——T.S.爱略特

I

实用主义运动赋予法律现实主义与它自身相同的知识形态与内容。随后，实用主义消亡了（或者说融入了其他哲学运动而失去了自身的不同身份），法律现实主义也消亡了（或者说同样地被其他法学流派所吸纳而得到超越）。最近，实用主义得到了复兴。我在本文中所要讨论的问题是：实用主义的复兴是否已经或者可能导致一种新的法学理论的诞生？而这种新的法学理论与新实用主义之间，以及法律现实主义与旧实用主义之间，有着相同的联系。基于以下两点，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新实用主义和旧实用主义一样，并不是和其他哲学有着明显区别的哲学运动，而是对许多种类的哲学思想倾向的统称。并且，新、旧实用主义所指称的是相同的思想倾向，所谓新实用主义并不新。这些思想倾向中构成实用主义传统的那一部分，已经被法律现实主义（主要通过霍姆斯和卡多佐的著作）富于成效地吸纳；而其余部分以前没有，现在也不会有任何出路。那些许多年前被法律现实主义富于成效地吸纳的思想倾向，确实有助于一种新的法学理论的形成，但这里的“新”主要是指对法律现实主义中幼稚的政治学和其他的不成熟之处及夸大其辞的抛弃。这种经过清理的、现代化了的现实主义极少或者完全不应归功于新实用主义——如果确实存在新实用主义这样的事物，但我对此表示怀疑。

通常认为，实用主义的历史始于皮尔士（CharlesSandersPeirce），虽然他自己将基本观点的功劳归于一位律师朋友格林（NicholasSt.JohnGreen），并且可以在更早的年代（比如在伊璧鸠鲁身上）发现这些观点的端倪。从皮尔士那里，指挥棒（按照通行的描述）传给了詹姆士（WilliamJames），然后是杜威（JohnDewey）、米德（GeorgeMead），以及英国的希勒（F.S.C.Schiller）。与实用主义同时发展并受实用主义的影响，法律现实主义登台亮相了，它由霍姆斯（OliverWendellHolmes）、格雷（JohnChipmanGrey）和卡多佐（BenjaminCardozo）的著作激发而产生，最终完成于那些自我标榜的现实主义者——例如弗兰克（JeromeFrank）、道格拉斯（WilliamDouglas）、卢埃林（KarlLlewellyn）、柯恩（FelixCohen）和拉丁（MaxRadin）——的著作当中。在杜威论述法律的论文中，实用主义和法律现实主义得到了结合。但是到了二战末期，实用主义哲学与法律现实主义都成了隔日黄花，前者为逻辑实证主义和其他“坚实的”分析哲学所取代；后者为法律主流，特别是在1958年因哈特与萨克斯的《法律过程》而达到顶峰的“法律过程”学派所吸纳。随后，从六十年代开始，逻辑实证主义逐渐凋零，实用主义又随着罗蒂（RichardRorty）冲杀回来，接着是七十年代的法律批判运动——法律现实主义的激进后裔，到了八十年代则是新实用主义学派,包括米诺（MarthaMinow）、格雷（ThomasGrey）、法布尔（DanielFarber）、弗立克（PhilipFrickey）以及其他学者。这里的其他学者包括我本人，并且如罗蒂在对本文所作的评论中指出的，可能还包括德沃金——虽然他在表面上反对实用主义——甚至昂格尔。这一学派中意识形态的多样性确实令人注目。

在我上面提供（但并不赞同）的描述中，实用主义，无论是原始的还是其新变化的形态，都逐步更加坚决地拒绝启蒙主义的两元论，诸如主观和客观、思想与肉体、感觉与实在、形式与内容。这些两元论被视为是一种保守的社会、政治与法律秩序的支柱。

这幅图景实在是太简单了。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科学（特别是牛顿物理学）的胜利使绝大多数思想者确信：物理世界具有一个能为人的理性所把握的统一结构。人性和人类社会体制似乎也可能具有同样的机械结构。这种新出现的世界观将人类装入一个观察的模子。通过感觉、测量和数学，人类的思想能够揭示自然（包括作为自然之一部分的思想本身）的奥秘以及社会互动的规律（自然的，而不是实在的）——包括决定平衡统治、符合供需原则的经济行为、道德和法律原则（基于不变的心理学原则和人类行为）的规律。心灵是一架记录自然和社会活动以及其他诸如此类活动的照相机，也是一台计算机器。

这种观点从广义上讲是科学的，但也浸染了柏拉图意味的世界观，即在混沌的感觉印象背后隐藏着一个有序的世界秩序。这种观点受到了浪漫主义诗人（例如布莱克和华滋华斯）和浪漫主义哲学家的挑战。他们强调世界的可塑性，特别是人类想象的融合力。他们藐视对人类渴望的制度约束和其他限制，认为这些都只是暂时的；他们觉得科学太沉闷了；他们赞美人的潜在能力与社区归属感——婴儿所感受的那种无限潜力感和与人类及自然的同一感。他们是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这个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是爱默生。他在皮尔士和霍姆斯身上留下了思想印记。爱默生在欧洲的对应人物（也是他的崇拜者）是尼采。在精确的意义（如果有这种精确意义）上，皮尔士、霍姆斯或者尼采都不是浪漫主义者。他们只是都希望将注意力从观察着的主体与客观实体——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实体——之间的一种被动的、思考的关系转移到努力着的人类与那些困扰着他们、又是他们希望克服的问题之间的积极的、创造性的关系上来。对这些思想家来说，思想就是意志发挥作用，是实现人类某些欲望的工具（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之间的联系）。社会制度——无论是科学、法律或宗教——是人类不断转变的欲望的产物而不是外在于这些欲望的客观实体。人类不是只有眼睛，而且拥有双手。

无需进一步论述，我们就会发现：对实用主义者来说，“真理”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真理的基本含义是观察者的独立性，而这正是实用主义所倾向于否认的。因此，实用主义者在定义真理时所捅的刀子就毫不足怪——真理是从长远来看人们注定会相信的东西（皮尔士）；真理是相信了就会有用的东西（詹姆士）；或者真理就是各种互相竞争的观念当中的幸存者（霍姆斯）——都为悖论所撕裂。实用主义者的兴趣完全不在于真理本身，而在于为社会需要所证明的信仰。

这种方向的转变并不必然使实用主义对科学不友好（应对科学采取何种态度？这在实用主义内部存在重大分歧）。但它将科学哲学的重点，从通过观察发现自然的规律，转移到由人类预测和控制他们的环境的愿望所激发的关于自然的理论上来。这种在潜在的含义后来在库恩（ThomasKuhn）的著作当中变得明显了，即科学理论只是人类需要和欲望的功能而不是自然界中事物的本来面目，因此，在某个课题上理论的前后相继无需使我们更加接近“终极的实在”（但这不是否认科学知识可以稳步增长）。这里扯得太远了，让我们暂时停留在1921年，考察卡多佐在那一年出版的《司法过程的性质》中对实用主义的简洁表述。卡多佐在本书（以及其他地方）所说的绝大部分已经隐含在霍姆斯那些富于启迪的、但又是零散的、并且经常是含混的学术著作、司法意见与应景之作当中。但这本书作为法律实用主义明晰、简洁而明智的宣言和现实主义运动的先驱，自有其价值与重要性。

卡多佐写道：“法律的最终根据是社会的福利。”对那种有着明显的科学渊源与自负，视法律为不变的原则体系的形式主义观念来说，这已经足够了。然而，卡多佐并不是说，法官“可以自由地以他自己关于理性与正义的观念替代他所服务的大众的观念。它们的标准必须是客观的。”——但这是指实用主义意义上的客观，而不是指符合外在实体意义上的客观。“在这些问题上，重要的不是我相信是正确的东西，而是我合理地认为其他具有正常智力与良心的人们可能会合理地视为正确的东西。”

最为重要的是，法律规则应当从工具主义的意义上来理解。这隐含着法律的可争论性、可修改性和可变化性。

“在我们的时代，很少有规则如此确定，以致不会在某一天要求它们证明自己作为适应一个目的的手段而存在的合理性。如果它们不再发挥作用，就是染上了疾病。如果它们患了疾病，就不必再繁衍。有时它们将被完全割除。有时它们将带着继续存活的影子而离开，但却被阉割了、截断了，不再为害。”

与此相关的一点是，法律是向前看的。这一点隐含于工具主义的法律观——这是实用主义的法律观，即视法律为人类需求的奴仆，并且和亚里士多德极有影响的校正正义理论形成鲜明的对照。那种理论是典型的向后看的法律观。作为校正正义的法律的功能是回复到先前的权利平衡，而在卡多佐的描述中，“最重要的不是源头，而是目标。除非我们知道道路通向何方，否则我们对道路的选择就没有任何智慧可言。……有出色功能的规则将获得认可的证书……。对法官来说，最后的挑选原则……是适合某个目的。”这里提到的“证书”特别值得注意，对那些要求显示某条法律出自某个权威的出处以表明法律是有“门第”的，因而是正当的形式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严厉的抨击。

法官从何处寻求估量建构法律的社会利益所必须的知识呢？“我只能回答，他必须从经验、学习和反思中，简单地说，就是从生活本身获得这种知识。”法官不是法律的发现者，而是法律的创造者。马歇尔“在美国宪法上深深地烙下了他的思想印记；我们的宪法之所以具有今天的形态，是因为他在宪法仍然具有可塑性的时候以他自己强烈的信仰之烈焰锻造了它。”

《司法过程的性质》所关注的是普通法，但是从上面引用的最后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卡多佐并不认为面对文本解释的挑战，司法想象的创造力必定会退缩。虽然那些自称的现实主义者（卡多佐意识到了他们的夸大其辞，因而小心地与他们保持距离）并没有在卡多佐及在他之前的霍姆斯所作阐述的基础上增加任何内容，拉丁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对制定法与普通法作了辩析，并由此强调了两者的相似性。的确，法官不能如自由地修改某条普通法规则那样去修改一项法规。但是，解释是一项创造性的而不是思考性的工作，事实上，法官在决定疑难的制定法案件（当然包括宪法性案件）时，拥有与决定疑难的普通法案件同样的自由度。

然而，尽管有拉丁那篇著名的论文和现实主义者将学术研究的关注点从普通法转到新出现的制定法占主导的法律世界的有益努力，立法最终证明是现实主义传统难以抵抗的挑战。这个传统始于霍姆斯，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逐渐消亡，而在五十年代则被法律过程学派所取代。麻烦源自霍姆斯的法官是空隙立法者的著名描述，卡多佐在《司法过程的性质》中回应了这种描述。这隐含着法官和立法者是同类型的官员，他们都受相同的目标、价值、动机与制约地指导与控制。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司法的作用将被大大地简单化了；它主要是帮助立法机构铸造正确的政策。这是不正确的。立法过程所受到的利益集团的压力在司法中是少见的。结果是法律体系并没有如现实主义者在新政策的全盛期及之后所相信的那样体现正确的政策判断。再也难以想象一位优秀的实用主义法官会作为立法机构的忠实人行事。事实上，法官作为忠实人的概念已经成为现代形式主义的明显标志——法官应作为忠实的人，尽管他们所解释的许多法律存在反常之处。

与此紧密相关的法律现实主义的另一个败笔，是对政府的幼稚热情，这种热情标明法律现实主义是一个“自由主义”运动（在现代的意义上，而不是十九世纪的意义上），并且是法律现实主义留给当今的新实用主义的遗产的一部分。本次讨论会的其他文章、评论和基调讨论明显表明，当今的法律实用主义已被具有自由或激进信念的人所把持，使这个运动看起来（并不只在他们眼里）是一种左翼思潮。然而，实用主义者不但没有内在的政治结合能力，而且那些实用主义者在批判右派的虔诚的同时，又表现出对左派的虔诚（比如种族与性别平等，希望对收入与财富进行更为平等的分配，现代西方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压迫与非正义）全身心的、不加任何批判的投入。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是披着实用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者。

法律现实主义的另一个重大弱点是缺少方法。现实主义者知道做什么——思考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辞，追寻法律规则的实际后果，平衡相互竞争的政策——但他们找不到如何完成这些事情的线索。这不是他们的过错。经济学、统计学和其他相关的科学方法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所以无法对法律采用社会工程的研究方法。

这里，我要回头重新拾起实用主义哲学的线索。当《司法过程的性质》面世之时，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家中的领军人物，因此在卡多佐的《司法过程的性质》和其他非司法作品中，最为显眼的是杜威式的实用主义。在随后的许多年中，杜威不断有新作问世，但直到六十年代，实用主义中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是这段期间哲学上发生的现象，都证明了实用主义的态度。逻辑实证主义本身因强调可验证性而敌视形而上学，它要求理论对事实的、经验的世界产生作用，这是实用主义的。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科学哲学和皮尔士的科学哲学是相近的；两者都对进步的手段抱有怀疑，而真理是一个不断后退而不是可以获得的目标。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和奎因的主题是反基础主义、反形而上学及对确定性的拒绝，这可以视为是对詹姆士和杜威的观点的扩展。到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各种源流融合在了一起，产生了一种成熟的实用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分析主义哲学中的戴文德森（Davidson）、普特南（Putnam）和罗蒂，政治哲学中的哈贝马斯（Harbermas），人类学中的格尔兹（Geerts），文学批评理论中的费什（Fish），以及我在文章开头提到的法律学者。

然而，称这种复兴的实用主义为“新”实用主义并没有任何益处，这隐含着至少存在两种可以分别予以描述与比较的实用主义。旧实用主义也好，新实用主义也好，都不是一个流派。在一个皮尔士和詹姆士式人物之间，或者一个詹姆士和杜威式的人物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在当今的实用主义者当中，这种差异无异更加深刻，以致于在“流派”之外比在“流派”之内能找到更多的共性。皮尔士与普特曼比普特曼与罗蒂具有更多的共同点；我与皮亚士、詹姆士、杜威比我和韦思特、费什具有更多的共同点。只是简单地观察我们在今天比三十年前更能理解实用主义的长处，就比试图辩析与比较新旧实用主义有意义得多。这种更为深刻的理解部分是由于其他替代性哲学，比如逻辑实证主义的明显失败，但更是因为逐渐认识到这些替代性哲学的长处恰恰在于它们与实用主义共同的特点：敌视形而上学，对与相信科学的力量可以提供终极的真理相区别的科学方法的意气相投。

如果新、旧实用主义具有我所认为的同质性，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实用主义是否具有某种共同的核心？如果没有，实用主义这个词又有何用？用非实用主义的话语来说，实用主义具有三个“本质的”要素（用实用主义的话来说，将实用主义的标签帖到不具有这三个要素的哲学家身上是没有任何实际好处的）。首先，无论在认识论、伦理学还是政治学中，对视为确定性保证的形而上学实体（“实在”、“真理”、“本质”等等）的不信任；第二，坚持命题应由它们的作用来检验，如果没有作用，就应弃之一旁；第三、坚持对无论是科学的、伦理学的、政治的或者法律的工程的判断，应基于它们是否符合社会的或者任何的人类需求而不是“客观的”、“非个人的”标准。反过来，这些要素也隐含了一种进步的（在向前看的意义上）、世俗的和实验性的态度。这是一种常识的态度而又不神化常识，因为常识既是偏见和无知的藏身之地，又是智慧的源头活水。斯利玻（R.W.Sleeper）将杜威的哲学描述为“一种根植于常识，致力于文化转型和解决那些分裂我们的冲突的哲学”。这是对实用主义哲学态度的有益归纳。同样恰当的，是韦思特的描述，“实用主义的共同特征是试图将思想作为有效行动武器的、以未来为导向的工具主义。”

II

很明显，我所称的实用主义的核心、实用主义的特征或态度相当模糊,足以容纳众多在操作层面互不相容的哲学（谁在看了我上面给出的例子后依然对这一点心存怀疑，可以回想一下霍克与哈贝马斯同属实用主义的头面人物），包括众多互不相容的法学理论。本文题首引用的爱略特的文句所提出的问题：实用主义，特别是法律实用主义是否足够具体，以便能有任何用处？确实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本文的以下部分将讨论这个问题。在此，我只能给出简明扼要的论述。读者可以阅读我即将出版的著作，在那里对下面列出的几点有详尽地阐述，可以作为必要的参考。

1、至少有一个可以直接运用实用主义的具体法律问题，那就是言论自由的法律保护的基础和范围。如果实用主义者是正确的，即客观真理是不可能的，这似乎可能削弱为自由探究提供特殊法律保护的理由。实际上，理由得到了增强。如果真理是不可获得的，检查官就不能以某种更高的真理作为依据，阻止对某一课题的进一步自由探究。相反，自由主义者在抵制思想检查时，可以诉诸于已经得到证明的自由探究在扩大知识中的作用。我们可以怀疑我们可能永远也不可能获得“真理”，但我们无法否认我们的知识在稳步地增长。即便我们今天所接受的每一个科学真理注定要在有朝一日被合部推翻，我们医治肺结核、开发电力、制造飞机的能力并不因此受到影响。科学理论的更替不但和科学知识共存，而且对科学知识的增长有着巨大的贡献。实用主义者也倾向于对下列争辩予以同情，即我们应该保护艺术的和其他非言辞的交流方式，煽动性的“激烈”言辞，甚至国旗和征兵卡的焚烧者。实用主义者怀疑存在确定表达属性的可证明的、“客观”的标准而更愿意让市场充当仲裁者。这是对霍姆斯的观念市场方法——种建立在对存在真理的客观标准的实用主义式的否认基础之上的方法——看似有理的扩展。

2、实用主义的态度有助于我们对神秘的实体保持恰当的批判态度，这些实体在许多法律领域，特别是侵权法和刑法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关于刑事或民事责任的争论中，总是不时地求助于诸如思想、动机、自由意志和因果关系之类的实体。以实用主义的实际后果标准来检验这些实体，他们异常的难以捉摸。即便它们存在，法律也没有实际的方法找到它们，而且，事实上除了在最表层的言辞层面之外，都忽略它们。法官或陪审团在认定某宗谋杀是故意的之前，并不在被告的脑袋中仔细搜寻认定的意图。他们关注的是被告做了什么的证据，并试图从中推断是否涉及事先的计划或其他表面有很高的成功可能性的迹象，是否藏匿了证据或者有试图逃跑的迹象；犯罪的情景是否表明有重复的可能性——所有这些考虑都与危险性有关而不涉及意图或自由意志。法律事实的认定者遵循这样的方法的原因是：对罪犯实施惩罚背后的社会关注是危险性而不是意志状态（恶意的或其他）；诉讼的方法使事实的认定者不可能去探究危险性后面如此的难以捉摸、甚至根本不存在的意志或精神状态。

同样地，法律虽然关注后果，因而隐含地关注因果律，法律并不迷信“因果关系”。它不就因果关系的长期哲学争论中的任何一种观点表明自己的立场。相反，通过将责任的判断建立在社会的而不是哲学的考虑之上，绕过了这个问题。那些因计划被打断没有造成任何损害的人经常因为他们的企图或密谋面遭到惩罚；行为者的行为既不是损害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也可能被认定应承担责任（例如两个被告相互独立的行为同时导致了损害的发生，而只有一个被告被起诉）；行为者的行为无可争议地导致了损害的发生，却因为损害是行为的不可预见的后果而免予承担责任。不运用诸如思想或因果关系之类的形而上学实体，法律责任的原则可以重新得到表述。这种重新表述是实用主义法学理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当然，这不会使那些认为法律的语义学才是最重要和最有趣的人感到满意。

刺破法律的形而上学的气球，并不是一件新鲜事。这是法律现实主义者的最爱。但是，他们是带着左翼的倾向这样做的。他们嘲笑公司拥有自然权利的主张，因为公司只不过是一系列合约的名称而已。另一方面，虽然公司不是人，无法承受税收的负担，但现实主义者并不讥讽公司税的概念。公司所得税的最终承担者是有血有肉的自然人，当然并不都是有钱人，因为他们当中既有雇员也有股东。

3、实用主义依然是对付形式主义的有效方法。形式主义最近又在最高法院复活了。法律形式主义认为只需探究概念之间及概念与外部经验世界的表面联系，就可以找到法律问题的答案。因此，它既是反实用主义的，也是反经验主义的。它不问什么是行之有效的。相反，它问的何种规则和结果出身高贵，也就是通过逻辑的链条与某个无可争议的权威的法律渊源相联系，譬如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文本。这些规则和结果才是正确的，其余的则不正确。形式主义是逻辑学家．诡辩学家．托马斯主义者．犹太法典编辑者的领地。

将知识与观察相分离的渴望是恒久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富于成效的。将一连串的弹子投入瓮中，我们如果掌握了算术法则，只要小心地数数，不用朝瓮里看就可以知道里面有多少颗弹子。同样地，如果认为可以从野生动物上不存在非占有所有权（nonpossessoryrights），自动地概括出在所有的易消耗的自然资源上同样不存在这样的所有权，这样，我们无需就开发石油和天然气进行经济上的深究，即可获得关于自然资源财产权利的“正确”规则。实用主义者考虑问题的顺序恰好相反。它所问的是：什么是关于石油和天然气的适当规则，一个明智的、具有社会福利的正当性、有效率的、公平的规则？实用主义者在探究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参考野生动物的规则，因为这些规则可能有助于对问题的了解。但是一开始，重点便落在经验的研究上。他们不会通过类推或文义相似的方法，将既存的规则扩展到文义的全部可能范围，使其独占极大的事实领域。形式主义倾向于削足适履的将商业惯例和非法律人士套进视为是永恒的、既存的法律概念中去，比如“合同”。实用主义者则认为那些概念应该服从人类的需求，因此希望法律改变自己的类型以适应普通共同体的惯常做法。

4、然而，当今法律形式主义的堡垒不是普通法，而是制定法和宪法解释。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通过表面上与归纳法相似的方法推导出法律结果的最有影响的现代努力。这不大可能成功。文本的解释并不是逻辑的推演，“解释”的范围是如此广泛（我们想一下，被解释的文字和其他客体中包括梦境、外文文本和音乐创作）以至于使人不免怀疑这个概念的有用性。实用主义者强调“解释”结果的地位，“解释”被谦逊地视为利用文本帮助达到某种结果。例如，他们指出，我们将“我要吃下这顶帽子”解释为开玩笑的理由之一是吃帽子的后果异常明显。

在处理某个作为制定法“解释”提出的问题时，实用主义会问：考虑所有律师关注或应该关注的情况（包括保持语言作为一种有效的交流媒介和分权体制）之后，可能的解决方案中的哪一个有最佳的结果？除了分权体制之外，实用主义者并不关注提出的何种解释真实地反映了立法者或宪法的创制者的意图。他们同意卡多佐有效的规则应该获得认可证书的观点；他们更喜欢的身体强健的杂种狗而不是带病的出身高贵的纯种狗。

以《法律过程的性质》中简要论及的经典法理学案件为例：“谋杀者”应否允许继承财产？遗嘱法规允许立遗嘱人在符合某些形式要件之后，将他的财产留给他愿意的任何人。法规中也没有就遗嘱中的受益人谋杀了立遗嘱人的情况作出例外规定。法官应该插入这样一条例外吗？对实用主义者来说，答案取决于后果。一方面，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法官插入这个例外，会减弱立法者在起草法律文件时应小心谨慎的压力，并且还会违反应由立法机构而不是法院制定对犯罪行为的处罚措施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自然要考虑到允许谋杀者继承遗产无异于鼓励谋杀；不想让已经超负荷运行的立法机构承担更多的工作；也认识到剥夺谋杀者的继承权可能恰恰是实现而不是违背了立遗嘱人的意愿，而这是遗嘱法规的最终目的。立遗嘱人如果预见到谋杀，将不会把谋杀者指定为遗嘱的受益人；如果不承认遗嘱法规应有这个例外，预见到这一点的立遗嘱人将会在遗嘱中加入剥夺犯谋杀罪的受益人继承权利的明示条款。法官通过解释插入了这一例外，就免去了当事人的麻烦。如果法院对遗嘱法规进行实用主义式的解释，所有这些后果都应以某种方式进行分析、比较。

使这幅解释的一般图景更趋复杂的，是我们当今对立法过程的理解。这种理解与卡多佐、现实主义者、及现实主义者在法律过程学派中的传人写作年代的通行观点相比，更具批判性。我们不再认为：制定法一般是（更不用说始终是）立法者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善意努力的产物；这些立法者致力于公共利益，并且是对公共利益怀有同样情感的选民的忠实代表。遗嘱法规可能还可以这样来看待，但是许多其余的法规却并非如此。社会选择理论告诉我们通过投票的方式形成积聚偏好的因难；而经过经济学家修正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教育我们，立法的过程经常迎合少数联盟重新分配的意愿，并由此损害了公共利益。在这两种理论洞见的压力之下，从何处寻求法规的意义便不甚明了起来；法官辩识立法意图是一个有问题的提法；为什么法官应该通过解释实现反映特殊利益状态的法令也不那么确定了。我们新获得的知识所允许的“解释”理论中主要的方法，要么是某种形式的严格解释，要么是实用主义的方法：承认法规解释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法官利用后果来指导他的决定，当然应始终牢记相关的后果包括整体性的后果，比如过远地偏离法规语言会破坏其作为交流媒介的有效性。

提到整体性的考虑可以粉碎关于实用主义的一个误传，即实用主义更偏向于具体案件的当事人间眼前的实质正义，而压制了对整体性后果的考虑。实用主义者所考虑的后果，包括长期的与短期的，整体的与个别的，法的安定、可预见的重要性与具体当事人的正义，维护语言作为可靠的交流方法的重要性与自由地解释法规、宪法以使它们灵活应对制定者不曾预料的情境的重要性。

5、实用主义对审判理论——法官如何断案，应该如何断案——有多种隐含意义，其中的一些已经在形式主义和解释的标题下概要地阐述。虽然职业话语的主流是始终是形式主义的，绝大多数美国法官在实践中是实用主义者，这部分是由于用于判决的材料是如此的多样化和相互冲突，以至于形式主义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但是在一个回合（长达数十年）明显的司法能动主义之后，又重新燃起了对另一种方法的兴趣，即对将来的社会指导应与过去保持一致。许多以前的司法能动主义者采用这种方法来保护过去数十年的成果，抵制保守的法官对这些成果的侵袭；而许多认为司法依然致力于自由政策的保守法官也在利用这种方法。大家又重新开始讨论传统，讨论包含在前例、职业训练、法律的普通用语当中，但是未经阐明的智慧，讨论个人理性的局限性和突如其来的社会变革的危险性。隐含在这些方法当中的谨慎立场与实用主义者的习性有着相似性。对实用主义者来说，变革努力的历史记录中充满了令人清醒的教训。但是，实用主义者对含混的新传统主义并不满意。他们知道，告诉法官在解决疑难时应反对变革、将法律凝固于它现在所处的状态不会有什么用处，更不用说回到期某个过去的法律革命时代（1950？1850？）。随着社会的变化，法官在立法者和宪法的创制者设定的广泛的限制之内，必须调整法律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任何版本的传统主义都不会告诉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目标和认识到社会变化对适当方法产生的影响——例如，电报和电话的发明是如何改变规制合同的条件的。简而言之，他们需要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最基本的工具意识。

6、这就将我带到实用主义与经济分析方法——我们最为发达的工具主义法律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对捍卫经济分析方法是法律改革的有用指南的努力的不断出现的批评中，其中之一是这些捍卫者没有将他们的方法牢固地建成立在某种伟大的伦理洞见的传统（例如康德主义或功利主义）之上。这种批评作为观察是正确的，但作为批评并不正确。我所捍卫的法律经济分析方法——认为法律应当努力支持竞争的市场以及在市场交易成本异常高昂的情境模拟市场竞争的结果——与康德或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有着相似性。与前者的相似在于这种方法保障有效率的或潜在的有效率的个人（当然，并不是指每一个人）的自治；与后者的相似在于，自由市场和人类福利的经验联系。虽然很容易表明：经济的方法不是从上述任何一种伦理体系中归纳出来的，也不与它们完全相容，但是从实用主义的观点看，这不是决定性的反对理由。实用主义并不为缺少基础而感到不安。我们要问的不是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是否以康德、罗尔斯、密尔、哈耶克或者诺齐克的伦理学作为其充分的基础，也不是前面提到的伦理学本身是否有充分的基础，我们要问的是基于我们对市场的认识（我们对市场的知识因为共产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变化每天都在增加），对美国的立法机构、美国的法官以及美国人民的价值观的认识，法律经济分析方法是否是当前美国的法律体制应该遵循的最佳方法。

经济分析方法不可能是法律实用主义的全部内容。只有先对目标达成基本的共识，它才能富有成效。它无法回答应否限制堕胎这样的问题。或许，它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或者许多禁止堕胎的功效与后果。实用主义的价值之一，是承认某些话语领域由于缺乏共同的目标而排除了找到理性的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在这里，实用主义对法律体系的建议（或者说是实用主义的建议之一）是采纳权宜之计，保留变化的途径，不要无谓地搅乱政治的混水。从实用主义的视角看，罗伊诉韦德案的错误不在于它错误地解读了宪法——许多备受推崇的决定也同样反映了自由的宪法解释方法——而在于它将一个最好留在州和地方酝酿更长的时间，直到基于对待堕胎的众多方法的经验而达成共识之前，过早地将问题推到全国的范围去解决。

7、对那些将经济学等同于科学主义，以及认为实用主义拒绝对哲学采取科学方法的人来说，我试图将经济的方法与实用主义相关联的做法显得有悖常理。但是，科学哲学——建构一种形而上学、行动理论、伦理理论、政治理论或者所有其他因具有可归类为自然科学的精密性和普遍性的东西——与将科学方法运用到社会行为的社会科学并不相同。绝大多数实用主义者并非不相信科学方法。恰恰相反，皮尔士和杜威风格的实用主义可以被视为是这样一种科学研究伦理的普遍化——思路开阔、目光远大、尊重事实、愿意实验、对奉若神明的思想的不顶礼膜拜、反形而上学。我们的法律中需要更多的这样的伦理精神。我不是说经济分析的方法根植于实用主义或者受其启迪，因为事实上，它基于对知识的力量和经济学的相关性的确性。但是，经济分析方法和实用主义是完全并且有效的（我认为）兼容的。

8.现在又重新燃起了对法律修辞学的兴趣。表面看来，这与实用主义无关，但这是表象对我们的误导。既然“客观的真理”已经成为一个有问题的要念，对基础的实用主义的不信任自然延伸到了隐喻和其他情感性的论证可以合法地推翻信仰的领域。在霍姆斯对观念市场的实用主义隐喻中，互相竞争的思想家、意识形态、改革者都在兜售他们的知识产品。理解了说服在货物与服务市场中的重要性后，我们发现它在观念市场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就不会再感到奇怪了。我们预料法律的变化将不仅仅与政治学或经济学相关联，也不仅仅与错误的纠正相联系，而且与新的口号、隐喻、直喻和其他带来视角转换的方法相关联。

III

提出权宜之计是实用主义法学理论的方法之一（见第6点），有人可能会怀疑：这种法学理论在《司法过程的性质》的基础上是否有丝毫的进步？毫无疑问，卡多佐的著作包含了这种理论的基本要点，事实上，更早的霍姆斯的著作（特别是《法律的道路》）就已经论及这些基本要点，当然其形式更为简约。但是在1921年以后，也有些许进步。回顾我所列举的八点，我们可以发现卡多佐扎实地、实用主义地把握了形式主义的弱点（第3点），并形成了完善的实用主义审判理论（第6点）。但是，他并不十分关注言论自由问题（第1点）；与当今的研究相比较，他对意图和因果关系的批判不够充分，并且在他思考中的地位也不够突出。他对解释问题不感兴趣，对立法过程的认识不符合实际（第3点）。对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作为一种自觉的方法论（这在1921年并不存在，或者说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诞生），他是完全无知的，但如许多出色的普通法法官一样，他对此有直觉的把握。与此密切相关的一点是，将科学方法运用到法律中去是以后才出现的。在他的司法意见当中，卡多佐更多的表现为一个修辞学家，但是他论述司法中的修辞的文章令人失望——做作、优雅，但不是分析主义的。

实用主义范文篇2

让清爽的粉蓝色成为着装的主色调

“新娘属于文静型美女，今天她穿了一套郁金香造型的新娘礼服，作为伴娘的我，当然要与她的着装感觉相协调，就选择这身粉蓝色的装扮吧！”

添加精美饰物，成就动感伴娘装扮

“生性热情的我，在这样的欢庆场合也要有自己的性情，我决定用镶钻腰链搭配浪漫条纹图案连衣裙，既充满动感又流露出几分性感。”

实用主义范文篇3

实用主义一词来源于希腊文“行动”（action）,是由实践(praction)与实际(pratical)演化成为pragma(行动哲学),最终成为实用主义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实用主义本意认为知识来自“活动”，认识来自“经验”和“实践”。然而他们所说的实践绝非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客观活动。而是一种先验的内心体验。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派别，实用主义源出于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否定。它主张“实践的”“实用的”“有效用”的哲学观点。古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啊，在他论述历史的著作中就曾将自己的历史观点称为“实用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提出”目的说明手段正当“的原则。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在用因果性解释历史过程时，仅限于用思想动机去说明而未能找到思想背后的政治经济根源，因而没有真正去揭示历史发展的真正规律。

实用主义兴盛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流派，发源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先是在资本主义各国广泛流传，而后曼延到世界各地。创始人是美国的皮尔斯。1871-1974年间，美国哈佛大学组建一个学术团体称作“形而上学俱乐部”。1872年，皮尔斯在这个俱乐部作了一个报告，首次表述了他的实用主义基本原则：任何一个概念的全部内容和意义在于它所能引起的效果。1901年，他正式提出“实用主义”这一术语。此后，出现了一系列的代表人物，如：查理、皮尔士、威廉、詹姆士、杜威、胡适等。他们都奉行一种“效用原理”，即“能满足我需要的”“有用的”就是真理。其中心范畴是“效益”，“效用”，它崇尚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语义哲学同流，主要代表有美国哲学家刘易斯、纳格尔、莫理斯等。刘易斯创造了“概念实用主义”，认为概念和范畴都是先天性的东西。而关键在于它们的有用性。纳格尔认为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只有在使用词语的表达事物的方式不同。莫理斯创立了语义哲学，倡导“符号学”，片面夸大了人造符号在语言环境系统中的作用，宣扬真理是按照人的需求方式不同而异的。

实用主义传播到中国是在“五四”时期。当时这一哲学流派也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一样在中国大地迅速传播，。当时，杜威和胡适学说在中国大地风靡一时，尤其在知识界和教育界，他们的学说在思想解放，传播民主和自由，倡导人本思想，注重实践和实验。特别是在启迪中国知识青年，曾起到一定的作用。解放后，由于受到“左”倾思潮和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曾不公正地，非科学地曲解了杜威和胡适的实用主义，在知识界开展了大规模的批判运动。

二、作为一种哲学思想理论，实用主义理论存在很大的缺陷

（一）否认认识的唯物论，宣扬认识的先验论。辨证唯物论的认识是能动的反映论。坚持实践是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即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认识的发展动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认识的目的。而实用主义则坚持唯心主义先验论，主张感觉先于经验，否认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理。虽然实用主义也谈实践，而且也认为实践的主题是人，客体是物是实践的对象。但却撇开人的社会属性、撇开人与社会的关系，而把人单一的看作“纯自然的有机体”，但单纯的去适应自然，而不能去改造自然为人类所用的社会关系的人。同时又强调人作为有机体又不同于动物，更不同于一般的自然界的物体。强调人具有情感、意志，可以按照个人的意愿去适应环境、改变环境，这样人也就有了主观能动性。所以实用主义实践观强调的是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实践观，只有单一的情感、意志去按照个人对大自然的需求来改变环境，完全忽略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实践关系。只强调个人主义实践，所以实用主义实践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实践观。

（二）从其实践相关联上看。在真理观上，实用主义的基本公式就是“有用即是真理”。尽管实用主义者们在阐述这一真理观时不是有用即真理这么直接和露骨，但无疑他们都主张“效用真理”、“利益真理”，新实用主义更是如此。他们认为“真理必定有用”，“有用才是真理”真理在新实用主义者眼中也是一种“工具”。列宁说：“把真理看作认识工具，这就是在实际上已经转到不可知论方面，也就是离开唯物主义。……”[2]在他们看来只有对社会有用的才是真理，而且真理又是人们发现和创造出来的。然而在检验真理的问题上，新实用主义”一时一事“式的、僵化、凝固、机械的实践论来代替发展、变化和活生生的实践观点。实用主义割裂了认识是一个往复循环逐渐发展的过程，认为只有正确的认识才具有价值性，错误的认识不具有任何意义。他们不懂得一个正确的认识要经过无数次的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往复循环的过程，经过正确和错误的实践认识，才能最终发现真理为人类所用。他们只从“效用、成功、利益的角度去审视真理的客观内容。正如詹姆士所说：“新观念如果能最圆满地尽它的功能来满足我们两重的需要，就是最真的了”。[3]很显然，在实用主义那里，把满足个人的需要和欲望当作衡量真理的标准，完全不从真理本身内在的客观内容去诠释真理。因此，在实用主义那里可以说主张的纯粹就是“有用即真理”。

（三）实用主义在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上，同样回避唯物主义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对立和争论。只是主张人要面对社会现实，面对社会变化的一切现状。突出强调个性张扬、打破常规、不要因循守旧、主张开拓进取个人努力奋斗。只强调个人的民主自由，强调尊重人的个性、反对个性压抑，它更强调哲学应立足于现实生活。把获得效果当作最高目的。因而，从价值论的角度对现实世界进行了注解。所以实用主义“把哲学和科学研究的对象限定于人的现实生活和经验所及的范围”。[4]从以上实用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思想我们可以看出，实用主义则是主观唯心主义，它无视外界客观事物的规律与特征，认为概念、科学、理论都不是客观实在的反映，而只是帮助人们整理经验、适应环境的工具和手段。这样，实用主义哲学在其应用中，自然很容易流于粗俗的实用主义而被滥用。联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背景，有些问题必须加以思考和重视。

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用主义的当今表现及其影响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作为个体的人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份子，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为每一个个体的人提供发展的空间，同时又受市场条件下的“经济”的冲击，给每一个个人的发展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危机感。人们要时刻被受经济、文化、技术日新月异变化的洗涤。面对现实而又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方式，使得经济浪潮中的人们不得不去时刻“充电”来去迎接社会飞速发展的挑战，面对强大的一系列诸如：生活、学习、购房、医保等的生活压力和危机感。在市场经济所信奉的利益原则和等价交换原则下，使人们自然而然首先要考虑的是现实生存问题。在实用主义这样的原则的践行下，实现个人的现实目标却是燃眉之隐。从个人利己出发，把具体的现实需要当作行动的主要手段、把获得最实用、最现实的实际效果当作最终目的。因此，实用主义的一些主张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自然而然被人们所接纳和认同。

特别是当今年轻一代，把个人地位摆在首位。盲目的追求“实际”、“务实”，把关注的焦点轻浮的落到了物质利益和短期回报上。虽然他们未必对“实用主义”哲学系统深刻的理解，但他们对“实用”、“务实”、却是有了不争的事实。而今对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老百姓而言，讲实用、讲收益、讲回报、讲实际效果更是社会现实中的不争的事实和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处事良方。

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实用哲学思想的流行并不是短暂时尚风，而是有着客观、现实的社会基础。对此，我们应给予正确的评判和把握且要正确的引导。既不能盲目、人为截止，也不能任其发展。因为实用主义哲学存在的致命缺陷，很容易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以粗俗实用主义“实用”、“短视”、“投机”、“自私”、“丧德”等表现出来。如上所述，实用主义产生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哲学思想体系。在其发展过程中，从早期的查理、皮尔士、威廉、詹姆士。再到杜威，包括引进传播实用主义的中国学者胡适。尽管都对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表述侧重点略有不同，但在实用主义的基本核心思想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回避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强调现实、功效、为达到个人目的却不择手段。胡适先生就有一句名言即“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1]这样，作为哲学的实用主义在现实社会一经运用，则完全变成了粗俗的实用主义并为人们所认同、仿效。这种粗俗的实用主义一旦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原则、等价原则相结合。人们在社会生产、交往过程中就会以“实用”、“短视”、“丧德”等盲目追求个人利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制假贩假、坑蒙拐骗、贩毒、、贪赃枉法等社会恶习现象，这不能不说是在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下所带来的恶性后果。

实用主义范文篇4

［关键词］新实用主义;镜式哲学;无镜哲学;现实价值意义

在上世纪80年代，罗蒂针对当下流行的“镜式哲学”进行批判，并提出自己的新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他首先强调知识的意义是在于解决问题，而不仅仅是表征现实。面对在近代哲学占有一席之地的心灵之镜和语言之镜，罗蒂率先提出了质疑。从理论上来说，要想解决问题，最先踏出的第一步就是要提出评价，而就评价的角度，知识的意义就在于能否针对问题本身，提出有效的解决思路。但是传统的“镜式哲学”，单纯地把人的内心和语言，当作会像镜子一样折射事物的本质存在。所以罗蒂主张的是要更多地关注现实世界和人们日常的生活，将真理观推向了一个具有发展性的高度，这便是他的“无镜哲学”。

一、罗蒂对传统镜式哲学的批判

罗蒂对传统的心灵镜式哲学进行批判。在他看来，不管是柏拉图的理念论:“心灵的眼睛看到的东西”;还是笛卡尔哲学:“我思故我在”;洛克的“白板说”认为:“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康德哲学:在认识中，不是心灵去符合事物，而是事物要符合心灵。这些思想都属于“自然之镜哲学”，即使发展到现代语言学转向后，也只是称之为“语言之镜哲学”，不论如何都没有脱离传统镜式哲学的桎梏。罗蒂认为，这种传统的心灵镜式哲学是人们把心灵比喻成镜子，从而通过各种现象折射出心灵之外之物。把人和客观世界相分离基本上就是传统认识论的基本要素，感官被客观世界进行刺激，从而反映在人的心灵之中，这种心灵对客观世界所形成的认识被称之为真理。镜式哲学者所追求的真理并不是真正的真理。罗蒂认为，正是这种镜式方法使人停留在观念认识是否符合客观世界上，如果观念和客观事物相符合的认识就是真理，反之则是错误认识，就不是真正的真理。正是镜子的观念提前存在，知识就不能被准确认识，在这种传统哲学统治之下，心灵对客观事物认识通过感官来刺激，认识是被动获得，因此不能被证实。罗蒂对笛卡尔心灵实体和洛克“白板说”进行批判。他认为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是人通过心灵这面镜子，对客观世界进行认识的根本上是错误的，心灵只是一种神经系统的生理活动，笛卡尔的错误认知归结于当时神经学不够发达。对于洛克的“白板说”，罗蒂认为其虽然对知识获得的过程做了详细的阐述，但是也并不是可靠的知识，这一学说并没有确切指明后天经验的知识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在他看来，洛克所提出的知识具有绝对性，当作一种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并未考虑到人的因素，且这种绝对性无法被证实，应该被抛弃。因此洛克“白板说”也是一种自然之镜，所获得的并不是真理性认识。

二、罗蒂无镜哲学的特点

罗蒂新实用主义本质即无镜哲学。他全面批判了西方传统哲学中的镜喻哲学，认为它是西方传统哲学表象主义中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中恰好折射出了事物的本质内容”。在罗蒂看来，无论是人内心以及语言都是无法直接作为镜子来折射事物本质的，所以在他的新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中，心灵之境这种反映世界的抽象思维模式没有体现，而且同样映现世界的语言之境也不在罗蒂所表述的无镜哲学之中。罗蒂的无镜哲学非常微妙，因为它所构建的真理体系不予传统镜式真理观相同，它所形成的是一种与新实用主义相适应、相匹配的无镜真理观。

(一)从认识论走向解释学

传统认识论走向解释学是罗蒂所推崇的。解释学是对哲学的一种新的解释方式，他认为其是一种对待新事物的新视角，并不是对传统认识论的延续，而是一种使人对话可以延续的目的活动。罗蒂对解释学与认识论的区分为，首先，在传统认识论中，人们之间能够进行对话是由于有一致的、最基础的统一根据，不以人的对话所改变，具有绝对性。但解释学则把对话的内容也看作参与者，不具有绝对性，将各话语作为对话交流的一个要素，保证对话进行，并不是绝对基础。其次，传统认识论认为作为事物本质的理性是可靠的，而哲学的任务就是找到其背后的绝对真理。但解释学所要发现的事物背后所蕴藏的东西并不局限于绝对的知识，而是要使人们对话语内容做出正确解读，从而进行顺利对话。最后，认为彼此双方能够进行对话，构成对话者的关系，且使这种关系实在统一的因素，就是对话双方是有一个或多个共同的目标与基础，是统一的整体，这种观念普遍都为传统认识论所认可。而解释学则认为对话者是通过礼仪、自身来产生联系的。因此，在罗蒂看来传统认识论与解释学之间的根本的区别在于其是否具有可公度性，公度性也就是一种标准，来判断话语的正确与否。传统的认识论就是可公度性，其认为有一个永恒的绝对的真理，其是判断认识正确与否的依据。不论是柏拉图、笛卡尔，都有一个绝对真理理念，虽然认识方法不尽相同，但其背后绝对事实是确定的。罗蒂对此持相反意见，他认为话语只是一种意见，并没有绝对统一的基础，背后所蕴含的“真理”也未必是客观事实。在他看来，实用主义者都否定形而上学，放弃了对公度性的追求，所以其得不到认识论观点哲学家的承认。因此知识并没有绝对性，没有一个统一的绝对来判断其正确与否，知识是根据世界发展而发展的，是一种能被纠错的意见，所以哲学应抛弃认识论走向解释学，走向不可公度性。

(二)从系统哲学走向教化哲学

罗蒂认为哲学应该从系统哲学走向教化哲学。他指出柏拉图、笛卡尔、康德等都是系统哲学家，目的是通过各种镜子来找到背后的绝对真理，从而为人的真实世界找到最统一的基础，但这种系统哲学是错误的，应该走向教化哲学。在解释学概念中，伽达默尔对“知识”一词用教育来代替，认为知识是用人的心灵来反映世界，而教育则是让人关注自身，了解自己，发现并改造自己。罗蒂对此更进一步，运用了“教化”这一概念，他说:“无论在那种情况下，这种活动都是(尽管两个词在字源学上有关系)教化的，而不是那种建设的，至少是说，如果‘建设的’一词指在正常话语中发生的那种完成科研规划的协作的话。”［1］教化哲学是为了摆脱传统哲学的桎梏。他认为，传统哲学在于建立一种可公度性，但教化的目的则是与其相反，教化的意义在于在不同文化之间，不同学科之间建立的解释学的活动，用新词阐述旧词。他认为，传统镜式哲学与解释学之间就是系统哲学与教化哲学之间的对立。他说:“现在我想把这两类哲学家之间的这种对立概括一下，一类人的研究基本上是建设性的，另一类的研究基本上是反动的．．．．．．这就是‘系统的’哲学和‘教化的’哲学间的对立。”［2］海德格尔、笛卡尔等等哲学家他们都曾经尝试过寻找一种绝对客观的真理来解释世界上的一切客观事物，认为客观事物背后都存在有一种共同的本质内涵，进而构建一套本质主义哲学理论。罗蒂在思考并结合西方历代哲学家思想后就将这种哲学思想称之为“教化哲学”。教化哲学中是不存在绝对真理的，它只存在相对主义者，它不是发现世界背后的本质内容，而是希望发挥一种主观论断意见，由此来描述人们所看到的世界。

三、罗蒂无镜哲学的意义

罗蒂的无镜哲学具有现实意义。在对古典实用主义批判与继承下，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理论展现出了它特有的现实价值意义，这是分析哲学基础之上所构建的无镜哲学价值观。无镜哲学更多关注人们的生存世界，它将当下的哲学思想现状(以认识论为基础)，渐渐的推向了解释学方向，并以此为哲学发展的基础视角。这种哲学方法是将人为中心，并将其放置于社会现实与实践的对话之中，使人回归到实践的主体地位，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利于人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实现超越式发展。“在罗蒂看来，应该将社会整体作为认识论中的一个方位，不仅仅从视觉观念，更从心理观念上去理解现实世界，强调人与社会实践，深度理解人们的认知行为。从哲学客观事物角度讲，它更希望从理论层面回归到现实生活中，建立全新的视角把握新实用主义哲学内容，这也是对无镜哲学伟大生活指导意义的优化过滤过程。”［3］就罗蒂本人思想而言，他的新实用主义思想非常明确，那就是将社会生活中人们所赞同的意见视为真理，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的主观真理论。因为在后人看来，判断真理的标准未必是多数人所认同的真理，而是应了那一句“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事实也的确如此，真理具有客观性，但它并不依赖于人类意志而做出随意转移，它所检测的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实践活动过程与结果，而并不追求一种人类社会的共同赞同在。这一点上，罗蒂的新现实主义思想是存在偏差的，人们不应该将真理与谬论片面理解，而是应该从更宏观、更宽广的角度去分析这一点。在传统的哲学思想观念里，哲学是最该研究的，是所有学科的最基础的存在，而罗蒂试图改变这个现状，试图改变传统哲学，这也就是实用主义哲学之“新”。他的新实用主义哲学一经提出，哲学便慢慢的开始转向启蒙哲学的地位，这就是罗蒂新实用主义哲学的逻辑。然而这个转变并不只是表面上那么简单，作为启蒙哲学的新哲学，必须将哲学重新定义为理论思维的智慧。进一步来说，哲学在整个学科系统中的地位不再是处于一个“领导者”的位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就此跌落，而是重新伫立在另一个高度，是“创造者”，是“教育者”。这个位置的转变，使哲学的任务也发生了变化，它的任务不再是科学之先导，而是为人类的文明和发展进行启蒙和教育。在此意义上，罗蒂又进一步地超越了各种哲学流派和思想的对立，建构了自己的启蒙哲学。他把他的哲学称为小写或后哲学。其主要特点是:一是对传统哲学的否定和消解;二是具有不确定性、相对性和描述性思维的特点;三是以教育哲学取代了系统哲学和逻辑哲学。［4］这其实也就是新实用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的一种取代，哲学不再是各种文化的基础，也不再是追求准确不变的基础和本质，而是在人类文化生活中起着重要的启蒙作用。对于我国而言罗蒂的这套新实用主义理论非常受用，与我国的指导思想有很高的契合度。它提出了社会可持续发展思想，主张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信念与追求，即罗蒂的协同性真理观，这其中“协同性”代表了人们之间所拥有的兴趣爱好与信仰准则，这些内容的相似性，是人们能够达成协同一致的关键。主张自我出发，与他人或其他团体建立一种交流关系，并在对话中寻求相互结合、共存关系，这是一种协同性实用主义表现。在罗蒂的协同性实用主义理论中包含了“我们”，且“我们”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这说明有更多的人愿意达成观念与信念的相互统一，这就迎合了罗蒂的自我维护种族中心理论，而理论中所营造的就是一种“我们”的生活环境。让每个人在团体中兼顾个人与集体的共同发展，促进整个集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罗蒂追求的是协同性真理观之上的意见、事物相对一致。那种完全、绝对的协同一致是他所摒弃的，就像罗蒂曾经提到了反讽主义者，反讽主义者试图通过现有词汇来解释理论根源内容，这是令人信服的。在罗蒂看来，最好的真理标准就是通过自由研究获得意见，这种自由讨论是建立在协同主义真理之上的，它会刻意避免外部影响而产生失真现象。而伴随具体社会实践行为的修正优化，罗蒂的协同性真理观也一点点凸显，它让人们认识到事物从客观回归人类主观的过程。在协同主义真理之上，人们能够更快达成交流共识，这更有利于人类追求自我幸福，更符合罗蒂的这一哲学主张，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也追求人类社会的和平共处。实际上，这种“协同性”实用主义真理可以依据我国的经济基础，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对于我国综合国力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能为我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价值指导，有利于提升我国国民幸福指数。罗蒂所建立的无镜哲学价值观对当代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协同性主义真理观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现世的共存关系具有积极意义。对于我国来说，罗蒂的这套理论思想是完全值得借鉴的，他能够给目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解释，可以站在一个新的思想维度上去思考，为我国社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进程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罗蒂．哲学与自然之境［M］．李幼燕，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3:338．

［2］［美］理查·罗蒂．哲学与自然之境［M］．李幼燕，译．上海:三联书店，1987:320．

［3］安佰鸿．理查德·罗蒂的文化观念和文学理论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9．

实用主义范文篇5

实用主义为了达到效用与利益的目标可以摒弃原则与假定必需的东西，无疑这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为了卫生与方便，我们每天都在制造一次性餐具垃圾，每个婴儿都会用尿不湿，每次购物都会有一个甚至一堆塑料袋，每次喝饮料都会制造一个塑料瓶废品等等，这直接导致了资源的大量浪费以及城市周边堆积如上的垃圾堆，我们不禁反思实用和主义、工业化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工业设计价值观作为社会价值观的一部分，也具有社会整体价值观的一般的特征。工业设计的目标是服务工业生产，辅助实现工业产品效益并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由于人们无休止的私欲激发了工业的生产，从而使设计不由自主的卷入其中，成了工业化的傀儡而不能自拔。

2我国设计应具有的道德及文化

在设计方面，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征鲜明并且积极的设计文化与道德，同样，我国有着深厚的民族底蕴与传统美德，有着丰富的关于造物的文化与道德观。关于器物道德的记载，最早见于《道德经》，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2］意思是说，器成，需要有事物的规律与生产方法，其次是器物的文化与德行，再加上物质条件赋予其外形。可见，先秦时期的造物道德放之今日依然有其现实意义，我们现在的工业生产何尝不是如此呢?每个行业需要具备生产工艺、行业规范、行业文化等，再加上具体产品，才能达到“器成”的要求。宋明时期，理学倡导“存天理，灭人欲”，主张抑制私人欲望，将伦理道德推向极致，这种思想也直接影响了当时的器物文化。虽然没有直接说明当时的器物思想，但是通过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可以窥见当时的器物文化，毕竟器物文化来源于社会文化。例如，宋代的瓷器，釉色朴素，形态不事雕琢;明代家具，无论造型、材料还是其中的人文思想，都是古今设计的典范。通过这种禁欲与推崇伦理道德的思想可以看出，我国古代的正统思想重视事物的自然规律，重视人的修养及德行的提高，以禁欲来维护世间道德，可以说，体现出了我国传统文化主张朴素、维护自然及社会道德的特征。在今日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显然这种思想是行不通的，因为实用主义生活哲学占据了社会主流地位，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都在实现自我的最大发展，也因此使社会出现很多重效益不计后果、重指标不计投入的社会现象，但是，这不是我们当今社会的本质要求。针对以往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生活方式，我国提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新方针，强调“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再以指标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经济增长由粗放型改为集约型，这些都体现出当前我国充分考量了资源、环境与人的关系，更加注重系统的和谐发展。试问，这些现象不正是“天人合一”的体现吗?可见，我们并不是没有工业设计的文化与道德，只是人们忙于实现自身的利益、贪图方便与效率，从而导致了上述问题的发生。

3设计道德回归的可能性分析

工业设计道德的回归首先需要社会生活道德、生活哲学的回归，毕竟有什么样的生活道德与哲学，就有什么样的消费哲学与设计哲学。我国传统哲学是以儒家哲学为主导，儒、道、释三教相融合而发展，形成我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特征，而当代我们面临的是西方哲学思想的冲击，能否形成中西哲学的融合与发展是当代我国当代哲学发展的新挑战。牟宗三先生的说过，“中国未来的哲学特质，在于中国传统主流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的融合，从而形成新时代特征的中国哲学。”［3］我国正处在传统文化与西方价值观激烈碰撞的时代，受西方哲学、价值观、生活方式影响很大。但可喜的是，近年来我国逐渐重视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逐渐对当代不良的、实用主义特征的重指标、重眼前效益的价值观进行了纠正，开始回归“可持续发展”观，“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等，既重视效益又协调整体协调的全面发展观，颇有“存天理”“致良知”“天人合一”的哲学意味。同时，主流媒体加大了工艺公告的投放力度，对社会节约、环保、和谐等思想进行了大力弘扬，这些都是我国传统哲学思想与优秀传统发扬的典型例子。通过这些现象可以看出，我们在中西方道德文化激烈碰撞中并没有迷失自己，而是把握住了自己文化的前进方向，从而对弘扬具有我国传统哲学特征的价值观、器物观有着积极的建设意义，社会哲学、价值观问题的解决，工业道德、设计道德问题也会水到渠成。实用主义的社会哲学，是以个人、民主、进化的观念为基础。

4结语

实用主义范文篇6

摘要：论文讨论了：1、中国传统系统观的基本特征，它们是，普遍主义的大一统的系统观；基础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系统观；2、科学实践哲学和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蕴含的多元主义的地方性系统观；3、多元主义地方性系统观对于系统科学的意义。

关键词：科学实践哲学；新经验主义；大系统观；地方性；多元主义

导言

中国系统科学领域和系统科学哲学领域占主流的观点基本上一直秉持着这样一种把世界视为有层次结构的系统的整体主义、系统结构主义和系统普遍主义的大系统观。

例如在中国比较权威的著作《系统科学》（许国志主编，2000）就这样说“：系统科学以这样一个基本命题为前提：系统是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之一，因而都可以用系统观点来考察，用系统方法来描述”[8]P.17。绝大多数研究者也一直视其为当然，而很少对这种系统观及其哲学基础提出质疑和挑战。近年来，由于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的出现，特别是科学实践哲学[2][3][4]和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1]的兴起，在科学哲学领域掀起了一股关注科学实践的实用主义思潮，这种思潮由于自身的需要，在论证科学实践和科学知识的局域性、地方性的同时，也间接地带来了对于整体主义、普遍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种种挑战和冲击。然而，这种挑战与冲击由于学科界限所限，还没有引起中国系统科学哲学领域的重视，也没有引起中国系统科学研究者的重视。但是，在西方，我们已经看到实用主义思潮已经影响到这种系统观，这是一种新变化。本文试图借助科学实践哲学、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对于中国系统科学界和系统科学哲学界所长期秉持的大系统观进行批判、剖析和讨论。

1.中国系统观基本观点及其问题

在中国，早期形成并且延续至今的当代系统观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有六个被视为当然的基本观点。

1.1很明显，由于长期的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中国系统论思想在本体论上一直秉持三个基本立场，它们是：

（1）系统实在论———认为：世界独立于人的认识而客观存在，世界的存在是按照系统方式存在的。更强的版本认为，世界的一切存在都是以系统方式存在的，没有非系统方式的存在。

（2）系统整体论———认为：世界由各种系统组成，这些系统之间存在普遍联系，因而形成了有机联系的系统整体[注2]。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系统观一直就持有这样的立场，比如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基础就是系统整体论，《黄帝内经》里借黄帝之口说“：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就说明了人与天的整体性[9]P.35。

3）系统结构论———认为：系统都是有结构和层次的；不存在没有联系、无结构和层次的系统[8][7]。

1.2中国系统论思想在认识论上同样秉持着三个相应的基本立场。

换句话说，在上述系统实在论的支配下，加之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中国正统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系统认识论也自然秉持这样的基本观点：

（1）系统反映论。

尽管没有成为体系的系统认识论，但是伴随系统科学的诞生，中国系统科学和哲学界，大多数均认为，认识论的重要任务，就是在思维中如何正确反映世界这个统一的整体的大系统；由于世界作为系统存在是独立于人的认识的，是唯一的客观存在，因此正确的反映就具有唯一性；不把世界作为大系统看待，就是错误的认识。我认为，这是朴素的系统认识论，它是被动地跟随在系统实在论之后的“系统反映论”。同时，它也是独断的认识论，因为它封闭了其他认知的可能性和言说的可能性，凡是把世界看做其他存在的方式，都因此有可能被扣上“错误”的帽子。

（2）系统普遍论。

由系统实在论和统一论推论，可以给系统认识论意义的普遍论赋予这样的特性，即由于认为系统是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普遍存在方式，因此认识的真理一定是系统化的，是普遍适用于一切系统客观存在的。只要按照系统的方式看待世界和事物就是走在了正确的认识道路上。抽象出来的系统规律性可以适用于一切系统，系统样式可能有各式各样，但是本质是同一的；系统的抽象和还原因此也是可行的。

（3）结构认识论。

由系统结构存在论推论，可以认为认识论意义的结构认识论的特性是，认为认识的系统一定是有结构和层次的体系。凡是无结构、无层次和非系统化的认识，都构不成真正的认识（比如零散的认识，就不构成真正的认识）。系统结构认识论是一种关于认识必须体系化的观点，这种观点很容易导致建构大体系的观点。

1.3中国系统论思想在在方法论上秉持的基本立场是受到上述本体论和认识论支配的。由于有系统整体主义和基础主义的支配，占主流的观点先天地、形而上学地认为，世界是一个大系统。因此，系统方法论上常常持有结构化的方式，即切克兰德所说的“硬”系统方法论，或者社会学里的结构主义的方法。这种系统方法论常常从文本和系统教义出发，而不是从实践出发，去处理社会和管理事务，把本不可结构化的事情也硬性地结构化。

总之，在中国，系统整体主义、系统和系统普遍主义的思想，占据系统科学和哲学研究的支配地位，虽然有一些其他的声音，但是在没有从哲学的基础上动摇其整体主义、统一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根基之前，中国的系统哲学研究到今天也还仍然保持着这样的状态。

2.科学实践哲学和新经验主义对于大系统观的批判

著者在21世纪初，在继续研究系统哲学的同时，接触到西方的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科学实践哲学[2][3][4]，并且在研究它和把它介绍到中国的过程中，发现科学实践哲学的思想与原有的中国系统科学哲学研究所秉持的大系统思想、整体主义和普遍主义有很深的矛盾；著者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也开始接触与科学实践哲学有着密切关系的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特别是卡特赖特的《斑杂的世界》（DappledWorld,AStudyoftheBoundariesofScience,Cartwright,N.,1999），发现那里有更为直接的与大系统观、整体主义、基础主义和普遍主义直接抵触的观点和立场。著者在比较了中国系统科学哲学研究处于支配地位的系统观与科学实践哲学、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思想，同时在接触切克兰德的后期软系统方法论之后，深感中国的系统科学哲学研究应该有所变革。以下为了表述简洁起见，我把目前还占支配地位的中国系统论思想称为中国传统系统观。

科学实践哲学与新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立场和观点与中国传统系统观在什么地方有何不同呢？让我们分别给予论证。

我们先看科学实践哲学观点，它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秉持“地方性”的认识。它认为，人们的实践都是当下的实践，是基于具体环境的地方性实践，因此所产生的认识也一定是地方性知识。之所以会有普遍性知识的认识，是因为某些知识通过标准化的技术、标准化的语言和其他形式的努力使之标准化，形成了被标准化的知识，它看上去像普遍性的知识，而实际上其知识本性并没有改变，仍然是地方性的[2]chap.4。

如果我们拿地方性实践和地方性知识的观点看待系统，那么首先不会认为在世界上存在一种统一的大系统，因为人们的实践是地方性的，认识是地方性的，因此，对一切人而言都相同的客观存在的大系统只是一种幻象而已。在持有科学实践哲学观点的学者看来，系统就是与行动者在一起的局部的可参与的系统，它一定是地方性的，是一种行动参与的具体系统，而不存在那种抽象的、与时间和语境无关的系统。这点与中国传统系统观所秉持的整体主义、统一主义和基础主义均有不同。所以，如果有科学实践哲学意义上的系统观，那么这种系统观对于系统的认识一定具有如下特征：第一，这种系统是与行动者的实践扭结在一起的，它不能完全划界为本体论的和认识论的，它应该是实践性的，即通过实践把本体与认识扭结在一起的、有实践者参与其中的系统。即是一种介入主义的地方性系统观。

第二，不存在抽象的大系统本体或者认识，如果有认识的系统方式，那么也一定是地方性的，是与相对照的实践和认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脱离开行动者的抽象系统；也没有脱离开具体实践环境的单属于行动者的系统本体和认识。因此，这种系统的本体和认识是之于行动者与其环境共有的。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行动系统观。

第三，在方法论上，它提倡实践的行动方法，即通过行动者在具体语境中的与对象打交道的实践方式，介入认知对象、系统和环境。因此，这种方法论更看重实效，更看重在实践中改进认识。所以这种方法论的基础有实用主义的特性。

从新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看，中国传统系统观的观点与之差异就更大了，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家卡特赖特直接引用维也纳学派的钮拉特的话说：“‘那个’大系统是个大的科学谎言”（‘The’systemisthegreatscientificlie,Neurath’ssaying）[1]p.6，她在《斑杂的世界：科学的边界研究》中到处都在论证，不存在统一的科学系统，科学是分为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等的，它们的使用也是分别应对不同的领域的，这些科学既没有统一的定律适用领域，也不存在完全可以还原为一种科学的那种情景[1]p.6。因此在多元局域实在论的立场看来，不存在统一的同一的某种大系统，世界是分为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是斑杂的，而不是统一的、同一的整体。统一的整体主义和基础主义都是有问题的。

卡特赖特是认可实在论的。但是，卡特赖特的或者以卡特赖特为代表的新经验主义的实在论很有特点，即它是一种形而上学多元主义的局域实在论。所谓形而上学多元论的实在论是什么呢？

其一，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即这种实在论是一种信念，一种从事某种活动（如科学实践）必要的承诺，既然作为信念和承诺，我们也可以不去深究其实在论面对的对象或者指称的对象是否存在，而是说，有了这种承诺，可能在操作意义上，对于外部世界的认同和实践可以更为放心。

其二，在多元主义的意义上，这种实在论不是整体实在论，不是大系统统一主义，而是按照行动者的实践把实在区分为实践的地方性的实在。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实在论与其说是本体论意义的，倒不如说是更具有认识论意义和方法论的实在论。这是一种与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意蕴协调的地方性系统观。

以上两种科学哲学观点也都具有共同的情境主义立场。人们的认识不可能脱离开具体的情境。劳斯甚至认为，在型塑实践的过程中，情境比参与者更为优先[3]chap.5；[4]chap.5andchap.6。这就表明，情境这种具体的“系统”中的要素，是具体的，是与其他要素，如行动者、对象一起构成了具体系统本身的。不可能在发现和辩护的过程中，抽象地论证一个不包括具体情境的系统。

在表明实践的时间性和历史性上，劳斯比卡特赖特走的更远。在卡特赖特那里，实践的时间性被固化在实验室的条件上，固化在其他情况均同的设计上。而在科学实践哲学那里，实践的时间性是第一位的[3]pp.134-135。由于实践是历史的，具体的，情境化的。那么，抽象的大系统就是一句谎话。

更为深刻的是，隐藏在中国传统系统观背后的基础主义、统一主义，有一种话语的霸权主义在里面。追求大一统、认为只有一种真理，认为这种真理是普遍适用于一切系统，认为所有的系统都是一个系统，不存在差异，这实际就是在说，有一个智者一旦掌握了这个真理，这个系统，那么就应该唯我独尊，就应该是“普天之下莫非我之系统”。这样的认识一旦付诸实践就可能带来极大的恶果。历史对此已经有所警示。

综上所述，科学实践哲学和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所可能具有的系统观在多点上与中国传统系统观有很大的差异与矛盾，引入科学实践哲学的地方性观点，引入新经验主义的多元形而上学实在论观点，有助于思考、揭示中国传统系统观存在的问题。

3.破碎的地方性系统观之要义借助科学

实践哲学和新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我们对新的系统观提出的基本特征可以做出这样的概括：

（1）介入主义的实践系统观：行动者在实践，因之行动者也同时就在认识，因此行动者是与行动者周围所及的那个世界是一体的，我们可以承认有一个外部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行动者实践和认识的世界，而不是抽象的大系统；与行动者的实践和认识无关的世界是否独立存在，对于我们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区分本体论与认识论，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分本身就是一种主客二分的传统哲学。实践的认识论是一种介入主义的认识论，因之也是一种实践介入的本体论，一种与实践行动者相关的本体论。

（2）多元主义的地方性系统观：行动者的视野总是地方性的，行动者的实践也是地方性的，不同的行动者关注不同的问题，即便面对的是所谓的一个环境，他们也面对的是不同的地方性情境，所以关于外部世界统一性的推论是站不住脚的，认识世界和实践的科学种类具有多样性，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斑杂的。因此应该放弃统一的大系统论，放弃系统普遍主义的观点，而秉持多元主义的小系统观。地方性系统观。由于不同的行动者所认知的系统可能都是存有差异和不同的，因此社会协商与沟通是必要的，应该的。

（3）建构主义的实践系统观：按照科学实践哲学和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我们并不把外部的实在视为当然的系统，更不把这种系统视为所有人共有的系统，而是视为透过行动者的实践介入的、建构起来的不同地方性的系统。是与行动者关联在一起的，通过行动者努力构建起来的系统。这种系统与其说是实在本身的，倒不如说是行动者通过实践环境建构起来的。因此，这是一种实践建构的系统观。当然，因为实践在整合社会力量和自然力量，因此这种实践建构论的系统观也区别于社会建构论。

最后，从科学实践哲学和新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里总结出来的地方性的多元主义的系统观，对于中国系统科学和哲学研究的最大益处，我认为是它们都共同地带给中国系统和哲学科学研究的视角转换，即把一种所谓的客观系统实在论的视角转换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视角，把一种大一统的系统观改变为局部的、地方性的小系统观。而科学实践哲学和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带给中国系统界的系统观还有一层，那就是介入主义的实践系统观。介入主义看重的是交流、沟通和合作，唯此，这只有在地方性的知识与实践中才能扩展开来。并且在系统扩展后，我们仍然需要牢记其根本仍然是地方性的。正如卡特赖特把牛顿第二定律的普遍化表述改为律则机器的条件限制的表述一样，[注3]我们在说“，系统存在的特性是……”，也应该自觉地意识到，这是我认识的系统，也应该把这种表述改为“，我认识到的系统的特性是……”。如果结合科学实践哲学和新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关于局域实在论的多元主义立场，那么，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都是从地方性的立场上看到的我们所实践基于的地方性实在。这种实在是否为系统存在，那就要从具体问题出发来说了。所以，这种系统观如果可以做出简要而生动的说明的话，那么它就是破碎的系统观。

[注1]苗东升教授这样说“：现实世界的任何事物都是以系统方式存在和运行的，……绝对不能当成系统看待的事物是不存在的”[7]P.37。

[注2]许国志主编的《系统科学》此处的原话是，“整体观点是系统思想最核心的观点，系统科学是关于整体性的科学”[8]P.21。

[注3]例如，卡特赖特指出，对于牛顿第二定律（F=ma）来说，我们大多数人是在基础论的规范中长大的，把它理解为前面有全称量词：在所有情形中的所有物体，它的加速度将等于它在此情形中受到的力除以它的惯性质量。

我想换个读法，实际上我相信我们应该把这种关于所有的所谓普遍的律则读成“其他情况均同定律”（ceterisparibuslaw）[1]pp.28。卡特赖特把牛顿第二定律的表达改写为：对于任何情形中的任何物体，如果没有东西干扰，它的加速度将等于它所受的力除以它的惯性质量[1]pp.28-29。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复杂性研究》编委会.复杂性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

[2]成思危主编.复杂性科学探索[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9.

[3]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实用主义范文篇7

杜威提出生活是个体的和种族的全部经验［1］。经验是有机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如果有机体对自己探究、改造环境的结果感到满意，那他便收获了经验(探究和改造的过程)。经验是一种动态思维的能力，这种能力将有助于有机体在将来相似的环境中有效解决问题。经验从获得方式的角度看可以分为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直接经验是有机体经过自主的探究、实验后获得的。间接经验则是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的经验，比如来自教育者的口耳相传、从经验的记录载体(纸、符号)中获得。间接经验的获得是基于前人经验的结晶，具体体现在学校中就是学习课本的内容。杜威看来，经验获得过程至少有三个阶段:①在真实情境中获得直接经验;②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上增加其纵深意义;③进一步拓展成为科学的、系统的知识。在这三个阶段中，直接经验的获得是绝对的起点，间接经验主要在将直接经验拓展化、意义化的方面发挥作用，其获得一定是建立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上。间接经验在经过理解、内化、意义化以后便转化成了自身的直接经验［2］。

二、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

杜威认为，教育就是帮助有机体获得经验的过程。教育要有助于有效用的经验的生成、创造和重组，而不单单是传递和继承。只有在经验改造和重组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超越前人”的思维和创新创造。这就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视角下教育的含义。杜威强调经验的获得来自于真实情境中活动的刺激。即儿童成长的过程是以本能、能力为依据的，也就是说经验的获得必须是主动的，是基于每个个体的本能而产生的［3］，而非外力作用下产生，是一种“自觉的教育”。在杜威看来，传统的教育向学生提供的是独立的学科、系统的知识、经过成人化的逻辑［4］。这些内容不是学生本身活动的产物，它们超越了学生的经验。学生对这些内容感觉不到需要和兴趣。因此，经验的传递应该在被心理化、被“还原”至学生的逻辑后再进行传递才是有效的［5］。这就是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中教育的任务，即还原、重构经验，将经验还原至可以被教育者接受的程度，让受教育者发自内心的、主动地去获得这些经验。在科学的教育过程中，教育者的主要任务在于提供刺激学生的反应和指导学生学习过程的环境［6］。换言之就是通过构建教育情境，将间接经验与学生本身所具有的直接经验联系起来，继而通过亲身活动被受教育者内化。

三、教育情境构建的基本原则

从杜威对教育任务(还原经验)的描述中可以知道，经验产生于生活中的具体情境。经验不可能脱离情境而单独存在，因此构建教育情境是教育者还原经验的必由之路。结合杜威“教育即生活”的观点，认为教育情境的构建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一)真实性。完整的教育不仅仅是还原正确的经验。杜威的探究知识论强调知识需要经验的还原，而经验的获得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不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如果只是将正确的经验还原，那么这样的知识是“绝对”的正确，但是“经验的获得”却失去了多样化的原始发展。只给孩子留一条正确的知识获得道路，是不利于孩子思维的发散性构建的［7］。真实教育情境的意义还在于它是学生曾经经历过的，或是即将经历的。这会提升教育过程的亲切感，减少陌生感带来的身心紧张［8］。完整的教育不一定是把完美的经验(静态、结果性经验)传递下去，而是将经验获得时的经验(动态、过程性经验)同步传递给学生。这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的占有更为可贵”。教育情境的构建要有容错机制，甚至是有引导性的试错，允许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尝试各种可能。以实验模拟系统为例，目前有些VR实验模拟系统，只允许进行正确的实验操作，一旦操作失误或顺序错误，实验即陷入无法继续的境况，并没有模拟出操作失误的后果。这种模拟失去了“真实模拟”的意义，也就不能算是真实的教育情境。(二)开放性。教育情境的构建应该允许开放的角色带入。杜威提出理想的教育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是分不清彼此的。在这种教育情境中，没有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差别，大家均是教学统一背景下的合作者。教师在理想教育情境中的身份是学生的同伴和经验获得过程的引导者和见证者。生命体的意识是具有情境性的，是与其所处身份和经验积累相关联的。我们应该充分尊重生命体在情境中成长的主体地位，不针对某一类人而创设封闭式的、固定主题的教育情境，应该关注不同个体的反应，不仅仅是学生。教育情境的构建应该允许开放的刺激输出。情境对人的刺激是随着人的认知程度不同而变化的，因此要留足充分释放学生对刺激反应的空间，而不预设固定的统一的刺激。不能把情境的输出想象成固定的刺激，应该充分尊重每个人不同的经验获得。理想的教育情境中没有失败者，只是获得经验的效率不同而已。如何提高学生经验获得的效率是教育者应该着重注意的问题。(三)社会性。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批判了传统学校的学科式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把孩子的世界割裂和肢解了，并提倡将人类事物引进学校，作为学校的教材［9］。此外，杜威提出复杂的文明过分复杂，不能被儿童全部吸收。因此，学校应该选择相对基本的环境要素，建立一个循序渐进的秩序，同时保证每个人不受所在群体的限制，可以与异质群体建立充满生气的联系，将学校的教育适当社会化，建立一个人为优化的社会情境。他提出学生在学校接受教育不是为了将来更好地在社会中生活，学习的目标也不是为了求知识，学校本身就是一种生活。理想的教育一定是有助于有效用的经验的生成、传递和创造。“有效”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个体更好融入社会［10］。(四)综合性。杜威提出“以经验为基础的教育，其中心问题是从各种现时经验中选择那种在后来的经验中能够丰满而具有创造性的生活的经验”［11］。生活中没有单一纯粹的知识，这些知识都存在于复杂的、综合的问题情境之中。为了不把经验与生活相割裂，教育情境需要具备综合性，而不单单是传授学科知识。应该将断裂的、分散的经验以综合性的状态表现出来，创造“复杂问题”，从而引发学生的深度探究和全面认识。综合性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能让学生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感受到自己的才智和力量，进一步树立自信心，培养自尊感［12］。儿童具有积极的认知主动性和巨大的潜力，教育情境应赋予学生自主获得的权利，大胆构建综合的、复杂的教育情境。在杜威学校中13岁的孩子们需要完成四项作业，分别是历史课、科学课、活动课、政治课。在这四项作业中，杜威创造性地将地理学、建筑学、卫生学、装饰学、公民自治能力等内容融入到其中。例如在科学课中开设摄影术的教学，不仅仅教会学生如何摄影，还同时教会学生“光的知识”，将观看光学仪器、了解干涉仪和分光镜、学会成像原理、自主制取显微镜、研究植物光合作用等内容整合在一项综合课程之中，利用学生的创造性冲动，引导学生发现社会事物背后的科学原理。这一教育探索取得了成功，也充分证明了综合性的教育情境对学生思维提升的重要作用。(五)连续性。经验是连续的［13］，而不是孤立的。没有前续经验的积累，后续经验的习得会格外吃力。特别是涉及教育资源的开发，如果过于生硬、过于刻意地建立人为化的逻辑关系，对学生的经验获得是起反作用的。教育情境的构建需要考虑经验的连续性，在选取认知事例和目标时应该站在学生已有经验的角度，注重采用学生关注、喜闻乐见的题材、形式，顺着学生的思路去展开教学过程。举例的过程应该是强化经验之间的联系，将孤立的、分散的经验转化为连续的、相互关联的关系。只有当教育内容具备连续性的时候，才能将学生带入一个又一个连续的最近发展区，使得学生可以持续成长。(六)互动性杜威在经验的产生过程中特别强调了有机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即环境和人之间的交互性与认知变化。这体现了人对情境的认识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在“环境刺激—基本认知—反观环境—新的认知”的认知循环中不断完善。因此人对固定环境的认知也是变化着的，所谓的“固定环境”会随着人的认知的变化而产生对人的新的刺激，即经验来自于情境的刺激，而所获得的经验又会影响对情境的再认识。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上的情境概念与赫拉克利特的“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河流”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互动教育情境的意义还体现在使客体呈现运动的状态会增强学生对情境的感知效果［14］，让学生真正实现因情入境、触境生情。基于此，教育情境的构建应具备互动性，重视有机体在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对环境的反馈与再认识，具备收集有机体在情境中的“主动适应”信息，并反馈给有机体，将有机体获得的静态经验(对当前情境的认知)转变为动态经验(适应更多情境的经验)。(七)无目的性。在教育即生活的视角下，教育的时间轴被无限拉长，是没有时间限制的，直至生命的结束。评价教育的唯一标准是“经验”。因此，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考试、评价，而是为了培养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可以生活在完满生活中的人。在理想教育情境中教育评价的时间点是“现在”，而不是未来的、人为的固定考核，其评价的指标就是“是否收获了解决未来复杂问题的经验”。因此，教育情境的构建不应以考试评价为结果局限，也不应以学校为空间局限。对于教育者而言，应该充分发掘社会的各个教育情境，例如厨房、音乐厅、博物馆、图书馆等，都可以用来设置主题情境来进行社会性教育。“认识情境的过程”本身就是成长的过程［15］。只要走进了生活的任何情境，每个学生就都是经验的收获者，每个学生都是成功者。

四、教育装备是教育情境构建的基本载体

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从人类的起源和教育的起源来看，最初的教育一定是跟人类的实践活动分不开的，而且最初的教育一定是传授直接经验，是一种“感性教育”。一方面因为间接经验尚未形成，另一方面因为没有间接经验的记录载体。一切经验都是人类出于兴趣、好奇等“感性状态”而产生的。在这种背景下，一切人类以外的、帮助人类生存的工具都可以称之为教育的装备，包括一草一木、一砖一瓦［16］。这便是“教育即生活”定义下“教育装备”的广义理解。伴随着学校逐渐成为专业教育的主要场所，教育装备也在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中开始发挥出参与、支撑、保障等不同作用。这些对教育教学产生作用的可移动物质资源，共同构成为学校有效开展教育教学活动而创设的由工具、装置、仪器、设备、设施和配套资源有机组成的育人系统［17］。这便是目前被广泛认可的“教育装备”的一种狭义理解。在杜威“教育是经验的不断改造”的背景下，教育装备对教育的重要影响先后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教育装备为间接经验的保存与传递提供了可能。由以书籍(竹简等)为代表的记录载体首先引发的经验保存与传递的一次革命，即教育装备为间接经验的保存与传递提供了可能。在拥有记录载体的基础上，人类尝试用原始的语言或符号来总结生活中的经验，逐渐探索出一种从实物到符号、从形象到抽象的经验记录方式和教育方法。正是这一次伟大的革命使得原始的教育开始由单一的直接经验传递转向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同时传递，明显提高了经验的传递质量和教育的效率。在这样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经验被记录在基本载体上，记录的方式也由具象、形象不断发展成为抽象的符号，教育开始进入“符号时代”，开始侧重理论教育、理性教育。这为教育从社会实践中不断独立出来、为社会实践逐渐抽象为教育理论提供了动力。(二)教育装备为直接经验的获得创造了情境。教育装备对教育的第二大重要影响便是为直接经验的获得创造了情境，特别是为直接经验在有限教育场所(以学校为主体)中的获得创造了基本条件。我国情境教学和情境教育的提出者李吉林老师曾明确提出儿童的发展是在一定的情境中发生的，情境成为学生建构知识的不可缺少的资源和运用经验、运用知识的不可替代的现实场景［18］。“形真”是情境教育的首要特点［19］。在她提出的实体、模拟、想象、推理、语言表达等众多教育情境中，无论采用图画、音乐、表演还是多媒体的教学方式，只要利用了直观教学手段，教育装备作为教育情境的基本元素都是必不可少的。除了实物直观的刺激效果外，快速发展的教育装备还可以让学生有机会体验到各种不易接触到或肉眼不可能观察到的情境，以身临其境的方式为学生创设了可感知的教育情境。例如学生可以在复原的3D故宫中感受历史的辉煌，在虚拟现实的环境中体验宇航员的失重，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生命的活动，在人工智能的环境下体验自动驾驶等等。这种情境的重现为教育重新回归“生活时代”提供了可能，保证了学生可以在学校中获得直观的生活式的感受，或是在构建的模拟场景中充分放飞想象的翅膀，让枯燥的符号学习重新恢复自发的生活教育、自然教育、主动渴望接受的教育，让教育回复到“感性教育”的出发点。

五、结语

实用主义范文篇8

恩格斯说：“社会上的需要远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科学的进步。”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这一社会事实的需要，推动了实用主义哲学的诞生。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美国人越来越不注重过程而注重效果，强调适应，这是对高速发展社会的适应。因此，美国没有完全照搬欧洲的哲学思想，而是在自己的土壤里孕育出了实用主义哲学。进化论当时在学术界已经有很大的影响，科学进化论倡导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迎合了当时美国人所需要的观念，这也对美国机能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产生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实用主义主张“有用就是真理”，因此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就是“功用”的价值观。[1]詹姆斯认为实用主义是一种方法。实用主义的方法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须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2]实用主义的方法与以往的强调方法不同，是根据问题来确定方法，即“以问题为中心”。[3]实用主义的方法放置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大背景下，强调实践，知识成为指导我们正确行为的有效手段，适应环境的工具。在《心理学原理》中詹姆斯提出意识是属于私人的，并且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不断变化的意识流，在意识中思想都是可感知地连续。[4]在哲学领域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当作是经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纯粹经验的世界。实用主义不得不考虑的是将世界看作一种附加结构的多元观点。实用主义与多元论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即存在是多元的，实用主义提倡多元的方法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研究对象，使认识更加全面。多元的方法更加体现了其主张的“有用即真理”，从“方法中心论”转变为“问题中心论”。应该说，多元论具有实用主义的意义。[5]詹姆斯认为，在心理学的研究中仅实验法是不够的，所以他将之前被剔除的内省法作为心理学研究方法之一，同时还提出了比较法，这是对内省方法和实验方法的补充。多元化为心理学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发展空间，保持思想上的开放、包容性，不断接受时代改变给心理学研究带来的新问题，发挥心理学的实用价值。

2詹姆斯实用主义与机能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

说到詹姆斯与心理学的关系就不得不说机能主义心理学，对詹姆斯而言先有的《心理学原理》再有的《实用主义》。他生活在注重人的实用价值背景下的美国，作为美国机能主义的先驱，先在心理学领域研究进而转向哲学，提出实用主义哲学。他将实用主义和心理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实用主义是对他对心理学研究的升华和总结。詹姆斯认为，首先，意识是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其次意识是一种有目的、有用途的反应，并且这个目的首先是为了保存利益。意识活动的适应性、目的性和有用性是詹姆斯实用主义心理学的基本观点，实用主义心理学的基本观点实质上是机能心理观。[6]机能主义心理学注重心理学的实用性，强调个体差异，把人的意识、心理作为一种工具，适应环境的工具，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方法上开始注重多种研究方法的应用。这也体现了实用主义方法论中多元方法论的观点，不强调方法的唯一性，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可行的。这样就避免了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拓展了心理学研究视角，可以使心理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华生将机能主义极端化，完全摒弃了人的意识、心理的作用，把人比作其他动物一样，只需要研究外在的行为就可以了。行为主义也是从美国实用精神出发，立足于现实生活，对实践活动进行研究，把采取行为当作主要手段。詹姆斯认为意识是不能直接被观察到的，意识需要通过行为活动来展现。这也可能是华生认为行为主义是唯一始终一贯而合乎逻辑的机能主义的原因。但是人并不同于动物，人们在研究中发现，对人的研究无法摆脱意识、心理的作用，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样也影响着外在行为，并不是简单的条件反射。逐渐的，行为主义走向衰退，这也是它的必然。

3詹姆斯实用主义与进化心理学

进化论影响了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同时对心理学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思潮，进化心理学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从进化的角度思考及解释心理学上的各种问题，认为人的适应性机制同样是在进化当中，它受遗传和环境的共同作用，同时遗传与文化也是相互影响、共同进化的。它认为对人类的心理进行分析是通过功能，心理执行的是不同的功能，那么就能把他看作是独立的机制。这些心理机制是进化而来，为的是满足一个一个的适应问题，更利于自己的生存。《进化心理学》中解释：现代人拥有的适应性机制并非是“最佳设计”。环境的改变会带来新的选择压力。由于进化过程非常缓慢，现代人类其实是先前环境的设计产物，[7]现在我们内在的存在是得益于对过去环境的适应和过去经验的总结。詹姆斯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有谈到，知识是一点一点增长起来的。但是詹姆斯对进化论的认识是片面的，他接受了进化论，却没有将进化论的全部都收为己用，强调了心理的适应性却忘记说明心理又是怎样产生的，他忽略了进化论的发生方面。我们不仅仅只是在适应，而是在适应的同时也能动地改造我们的世界。在心理学当中他强调人的心理状态是一直变化着的，从来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当我们对同一件事情进行两次处理时，第二次肯定会以与第一次多少有些不同的角度来思考，相继看法中往往存在差异。在进化心理学谈到了发生方面，强调“过去是了解现在的关键”，要充分理解人的心理现象就必须了解这些心理现象的起源和适应功能。[8]詹姆斯认为人是被动地接受环境的变化带来的心理改变，是为了适应环境。可进化论的本质特征在于把有机体视为环境的一个因素，人是在有机体与环境之间双向的动态关系中把握自身以及其他有机体。这种动态的关系才是人把握一切存在的事实的关键。这样看来，进化心理学是更加全面的理解和接纳进化论，并作为重要的理论基础。它从进化的角度来研究当下社会的各种心理学问题，在方法论上有学者认为存在局限，主要是推论性的，无法证实过去的适应性。但是在研究方法上是处于开放包容的态度，在研究中采取广泛的科学方法。巴斯提到了比较法、实验法，对数据的检验可以通过考古学记录、对传统群体的研究、观察、自我报告法等。此外，进化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一直秉持着多元的方法论观点，不对研究方法有任何约束，这也使得进化心理学从最开始的追溯性研究发展到各种方法均可研究，不拘泥于哪种研究方法，以问题为中心，这也是进化心理学自产生以后迅速在全世界得到学者的认可，也吸引更多人来研究的原因。詹姆斯实用主义哲学与进化心理学虽都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但无疑是后者在吸收了前者方法论之上更加符合当今社会所要研究的问题，是在哲学基础上的进步。

4詹姆斯实用主义与生态心理学

赫夫特指出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多元论和实用主义的成熟哲学对生态心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生态心理学就是一种倡导心理学研究一定要立足于现实生活的研究方向，它的整个研究基调与实用主义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9]詹姆斯强调研究心理是研究心理对环境的适应功能，生态心理学也是将心理研究与环境紧密联系起来，不过它更加注重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詹姆斯反对心理学研究中的还原论和元素主义主张整体论的研究思想这一观点对生态心理学有着重要影响。生态心理学在心理学方法论上也对还原论的批判，它并不相信还原论，就像它并不相信简单的研究方式与简单的研究场所（实验室）能够揭露核心的心理现象一样，有更大的实践价值的是具有整体意义的心理现象。元素主义是与还原论相伴的研究策略，将复杂的心理现象分解或还原为基本元素。[10]这明显与生态心理学将人与环境作为统一整体来加以研究的基本立场相悖。生态心理学直接继承了詹姆斯方法多元论的思想，里德Reed认为生态心理学的方法是无限开放的。它既不反对传统的实验室实验，也支持人文主义的观察，这些方法都有存在的价值，并且是相互补充的，是它们统一构成了方法论的整体。没有哪一种方法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因而生态心理学支持方法的多元化。在实际研究中采用的方法也有很多，既采用了实验法，不过它的实验是注重生态效度的实验；也采用了自然观察法、测量法、档案法等。

5总结

每个心理学理论的诞生都会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作为第一个美国本土的哲学思想，对活跃在美国的心理学理论应影响颇深，可以说美国形成的心理学理论里面都流淌着詹姆斯实用主义的血液。虽然詹姆斯的理论有很多的局限性，但是对发展中的心理学带来了新的思路和多元的研究方式。虽然实用主义哲学属于科学主义的范畴，但詹姆斯实用主义对人本主义心理学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也使得学者不能以完全对立的视角看待科学主义倾向和人本主义倾向的心理学，更加应以整合的视野对待心理学，以心理学的整合视野去观照人,未来才会有能够展现人的全面本质的心理学。

作者:罗倩雯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高申春.论美国心理学的机能主义精神[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3.

[2]詹姆斯.实用主义——一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M].陈羽纶,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42-43;107;109.

[3]彭顺.实用主义哲学的心理学的影响[J].社会心理科学,2012:12.

[4]詹姆斯.心理学原理(上)[M].田平,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12:146.

[5]苏得权.实用主义视域下心理学的多元化[J].心理学探新,2011:3.

[6]张海育.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心理学述评[J].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2009:9.

[7]巴斯.进化心理学——心理的新科学(第二版)[M].熊哲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3;58.

[8]许波.西方进化心理学概述——当代西方心理学发展的一种新取向[J].国外社会科学,2005:1.

实用主义范文篇9

关键词:高校学风建设;对策;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背景;不良现象

学风是学校师生整体精神风貌的反映，也是学生健康成长的软环境。高校建设优良的学风，对学生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树立优良的思想品质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1］。但当前社会上存在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对高校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是当前高校不良学风现象产生的原因。在新常态下有针对性地加强高校学风建设，不仅是完成高校教学任务的前提，也是强化高校基础建设的大计，更是推进人才培养工作的核心。

一、不良社会风气影响导致的高校不良学风现象

受社会上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部分大学生不注重平时知识的积累，轻视真才实学，推崇“及格万岁”的观点。作业抄袭、考试作弊、课堂纪律松散、迟到、旷课等现象在高校中经常发生。受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少学生用所谓的就业前景、大学排行榜来衡量自己所学专业、就读学校是否有价值。在所谓的“冷门专业”和非重点大学中，不少学生认为自己就业前景堪忧，就算学好了专业知识将来在社会上也毫无竞争力，因此干脆不学习、不努力。此外，部分大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容易把学校开设的课程按有无实际用途的标准来划分，并区别对待。他们仅对能迅速回馈效果的课程感兴趣，对基础课和思想政治课则不感兴趣;在课程学习上，不少学生对与短期目标关系不大的通识文化课不感兴趣，对此类课程常常是应付了事。由上述现象可以看出，在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影响下，在当前高校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普遍存在利己、短视、实用等现象。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高校的学风建设，进而阻碍国家的人才培养大计。

二、新常态下的高校学风建设对策

高校与外界交流频繁，高校生活就是社会生活的缩影，造成高校内学风涣散的原因不仅仅是学生单方面因素，社会环境、教师素质、考核制度等都对学生的价值判断和方法选择具有重要影响。针对社会上盛行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之风，高校的学风建设工作应从多方面入手，齐抓共管，形成促进高校优良学风的合力。

1.注重思想引领，多渠道倡导高校学风建设

尽管和平与发展是当前世界的主题，但西方资本主义敌对势力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他们利用图书杂志、人才交流、大众传播媒介等方式把消极、腐朽的价值观输送进来，潜移默化地在青年一代中产生影响、发挥作用［2］，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就是其武器之一。因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正确面对西方国家的先进科技、强大的经济和网络文化影响，指导大学生辩证地看待西方文化和制度，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保持坚定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课堂是教书育人的主渠道、主阵地，高校应充分发挥思想政治课程的育人作用，教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效抵制消极观念、腐朽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专业课教师应将情感目标、育人目标同时融入到教学过程中，教书的同时更要育人，为社会和国家培育德才兼备的新青年;高校辅导员、学生管理工作者更应利用互联网、微博、即时聊天工具等大学生熟练使用和易于接受消息的新兴媒体，正面倡导积极思想，发起构建优良学风的号召，举办与学风建设相关的线上活动，使优良的学习风气充盈在学生可以接触到的线上、线下各方面。辅导员、班主任和科任教师还应深入到学生群体中，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及时调整、制定切实可行且针对性强的思想引领方案，做到有的放矢、点面结合。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辅导员、班主任应及时了解学生情况，提供必要的经济扶助，将解决思想问题和生活困难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将重心放在学习上。

2.推行课程改革，多种方法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针对学生对基础课和思政课兴趣不高的现象，高校教师应当用丰富的教学内容活跃课堂气氛，把难懂的教材语言变为学生可以理解、乐于接受的语言，融知识性、启发性和可接受性为一体;把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和培养其自信心结合起来，以激发大学生学习的内部驱动力为教学目标之一［3］，变“要我学”为“我要学”。课程的考核方式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倡导形成性考核，在学习评价的过程中加大学生平时表现的比重、增加实践和讨论环节的比重，减少甚至取消笔试考核方式。学校自2014年9月开始尝试改革《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模式，改教师满堂灌为学生上台讲，学生根据期初教师给定的若干话题分成小组轮流上台报告调查结果，接受教师和台下同学的质询。师生共同探讨道德和法律问题，使学生既辨明是非又锻炼了思辨能力，还学习了课程内容，师生一致认为这样的教学模式和考核方法更受学生的接纳和喜爱，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更高，对课程内容的掌握也更深入。除了课堂学习，第二课堂活动、社会实践活动也是帮助学生巩固提高课堂知识的有效平台。辅导员、班主任和科任教师应共同努力为学生举办有益于学生成长学习的第二课堂和社会实践活动，将之与第一课堂紧密联系、互相弥补，最大效力地激发学生参与活动和学习的热情。在组织和开展活动时，可适当利用学生急于从活动中有所习得、急于将知识运用于实践的心理，在活动中融入基础知识，使学生意识到夯实专业基础的重要性，使学生的专业知识、实践能力、学习兴趣在活动中得到有效提升。

3.加强教学管理，多形式严抓学生的学习纪律

每所学校在其发展历程中，必定积淀了独具特色的校园传统和优良学风。辅导员、班主任等学生工作者在进行学生的日常管理时，要利用新生入学教育、思想政治学习、班会、团会等机会，组织学生学习学籍管理、纪律处分等方面的规章制度;依靠学生干部团体，严肃课堂纪律、加大课堂考勤力度，对于违反学习纪律的学生，及时进行批评教育并给予适当处理。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科任教师应坚持管教与管学相结合，对上课时学生的不良行为予以主动教育和制止，加强对课堂秩序的管理。学生工作者应以每次评优评先为契机，在学生群体中树立“学习标兵”“学术之星”“学习型宿舍”“先进班级”等典型，用榜样的示范作用带动全体学生，营造创先争优的良好学习氛围。另外，要加强学生党建工作，以党建工作促进学风建设，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对学生会、社团等各类学生组织的指导，引导他们多举办有利于学习的活动，在学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除此之外，高校应倡导政工干部在进行学风建设工作时打破所带班级、专业的界限，进行跨年级、跨专业的合作。辅导员、教师应促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高年级学生或其他专业的同年级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发挥研究生在思想、实践、学习、科研等方面的优势，引领本科生成长;利用高年级学生在课程结构、学习方法、校园生活等方面的熟悉度，引领、帮助低年级学生构建优良学风;利用学生对其他专业领域的好奇心，通过拓宽不同专业学生间沟通和交流的渠道，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一所高校学风的好坏，影响的不只是学生在校几年的学习情况，还能够影响学生今后在社会上做人、做事的态度，影响学生一生的进步与发展。因此，高校教学、管理工作者在进行日常教育和管理时，应发挥学风建设在人才培养工作中的核心作用［4］，以制度建设为保障，规范管理，严格要求;以丰富多彩的学风建设活动为载体，寓教于乐，润物无声;以优秀的教师、学友、同龄人为榜样，言传身教，创先争优;以畅通的消息传递渠道和多元的思想引领为辅助，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和文化环境，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作者:徐昕旸 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杨振斌，冯刚．高等学校辅导员培训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59．

［2］小草．抵制西方价值观渗透，是高校反对和平演变的重要任务［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1992，(1):16—20．

实用主义范文篇10

实践观与实用主义实践观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人们探讨和研究的焦点问题。我们知道，有些西方学者通过一些表面性的研究，简单地把实践观与实用主义实践观相等同起来，致使实践观的辩证唯物主义特性被否定，而与唯心主义划上了等号。美国学者斯塔尔在评述的思想的过程中断言，毛（指，引者注。）的见解具有把“实用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溶合起来的特点。他论证说，毛的认识论与美国实用主义者杜威的认识论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后者的思想在五四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和杜威一样，毛也认为思想观点是从实践经验中产生的，并反过来影响实践经验……事实上，毛也清楚地看到了这种相似之处，因为他不止一次地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还说，马尔库塞曾经和我讨论毛的哲学著作，他这样评论《实践论》：“其中，杜威多于马克思”（注：《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08页。）。在施拉姆看来，自从1919年对实用主义持赞成态度以来，这种态度几乎一直保持到他的生命结束（注：［美］斯图尔特·施拉姆：《的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1页。）。因此，为了消除人们认识上的混乱，对实践观与实用主义实践观之间的关系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是大有必要的。

一、实践观与实用主义实践观的内在联系

在哲学发展的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人类一直没有找到科学地理解理论与实践之间辩证关系的方法。马克思打开了将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起来的大门，使人们认识到实践对于理论的决定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诞生之后不长的时间里，在美洲大陆亦出现了以强调实践对于理论决定作用而闻名于世的“实用主义”哲学。早在1837年，实用主义的真正创始人爱默生就肯定了行动的优越性。他在《美国的学者》（TheAmericanScholar）这篇著名的讲演稿中说道：“思想是从行动当中涌现出来的。”又说：“思想由无意识进入有意识，这取决于行动。”（注：参见［日］中村元：《比较思想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页。）作为美国实用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詹姆士曾认真分析了实用主义的理论基础，他说道：“看一下这个概念的历史就会更明白实用主义的意义。实用主义这个名词是从希腊的一个词派生的，意思是行动。‘实践’（Practice）和‘实践的’（Practical）这两个词就是从这个词来的。1878年皮尔斯开始把这个词用到哲学上来。”（注：［美］詹姆士：《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6页。）由此可见，尽管实用主义以注重实际效果为其基本特征，但是，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实用主义是以强调行动和实践为其创立的出发点的。同时，通过詹姆士的解释，我们也懂得了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概念的使用上具有同根性。

实践观与实用义实践观之间存在着某些无法否认的内在联系，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而且这是我们理解它们之间存在本质区别的基本前提。具体来说，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它们都强调认识是在行动中获得的，实践是获得认识的唯一根本的途径。指出：一切认识的唯一来源是实践，“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在实用主义者那里，行动的存在意义就在于能够引起观念的意义，行动是观念意义的来源，同时自然也会引伸出行动就是观念的来源的结论。

第二个方面是，它们都认为认识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众所周知，实用主义者以强调认识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而闻名，他们反对把思想、观念自身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认为判定假设是否真理，全看它能否经得起试验，即能否使人获得成功，“实践”的成功。

也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的真理性标准。”这就是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注：《选集》第1卷，第284页。）

第三个方面，它们都承认真理的有用性。实用主义者的观点中有一点是合理的、可以肯定的，即强调真理具备有效、有用的属性。客观地说，人们在获得了正确的认识（即真理）之后，就可以用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使之取得成功，这正是真理的功用、效果。所以，真理具有有用性。针对在实用主义的观点中错误与合理共存的情形，曾经科学地解答了真理与有用之间的关系。他说道：“有用非真理，真理必是有用。”（注：《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50页。）。在此明确肯定了真理的有用性。曾明确地强调：共产党人做事情，“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注：《选集》第3卷第836页（合订本））因此，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真理的有用性看得十分重要，认为中国革命之所以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十分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们具有作为真理的有用性，能够指导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的实践活动。

第四个方面是，它们都承认实践的改造性意义。

二、实践观与实用主义实践观的本质区别

尽管实践观与实用主义实践观之间有着上述诸多的共同点，但是实践观绝不是实用主义实践观。概括起来，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它们对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处理方式不同。

实用主义者承认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这一点是对的，但是他们却由此进一步地推论出认识意义是由实践赋予，甚至于认为真理的意义也是由实践赋予，这肯定是错的。在詹姆士看来，“一些思想是真的，是因为这些思想能引导我们与可感觉到的特殊情况进行有益的相互作用，而不论它们能否进一步复制这些作用”。这就是说，“简言之，‘真的’不过是有关我们思想的一种方便的方法”，它在于“好的结果”（注：参见［美］托马克.E.希尔：《现代知识论》，中国人民大出版社1989年版，第383页。）。

与实用主义相反，辩证地理解和处理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他看来，尽管认识来源于实践，但是实践只具有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功能，而不具有赋予真理意义的职能。在《实践论》中，他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1956年，又指出，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而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实践是真理的检验者，而绝不是真理意义的赋予者。若在这里简单地玩弄偷换内容的语言游戏即把检验者简单地当作意义的赋予者，那么后果则是导致真理相对主义的出现。

由于实用主义是为了寻求对观念意义的认可而强调行动对认识的重要性，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它甚至鼓吹什么行动产生感觉对象、认识对象等，因而它最终滑到“行为唯心主义”泥潭中去了。但是，则是在充分承认认识的本质意义是对客观世界加以反映的基础上，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目的、发展的动力和检验标准等多方面出发全面肯定实践对于认识的重要性。所以，对认识的本质意义的正确理解，使得一开始就避免了陷入实用主义的可能性。著名学者L.J宾克莱指出：“实用主义是在一个仍然还有许多领域开拓的世界里的一种具体行动的哲学。实用主义主要是一种调查研究方法，而不是一整套结论。”（注：［美］L·J.宾克莱：《理想的冲实》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2～23页。）宾克莱之所以强调实用主义是“一种调查研究的方法”，就在于实用主义并没有真正从本体论意义上去确认认识的本质意义以及实践的基础地位，而只是简单地为了中止一些形而上学的争论。但是实践观却与之不同，它首先从本体论意义上充分肯定认识的本质意义在于反映客观事物，然后再进一步讲明实践具有检验真理的意义。在那里，实践之所以能够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行动性”，而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能够起到认识基础的作用。

即使实践观与实用主义实践观都主张人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认识世界，但是关于“改造”，它们的理解也存在着不同的地方。强调的是在尊重客观规律、客观条件的前提下改造世界。他指出：“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切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要看需要和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注：《选集》第1卷，第284页，第2卷，第663页。）而实用主义者所理解的改造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随意创造。当代实用主义者穆尔说道，至少在“协助改造”的意义上，“认识有助于创造……世界”（注：［美］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4页。）。在这里，他将人类在认识的指导下改造世界的活动阐释为“创造”世界的活动，这种“创造”世界的活动明显地具有随意性，是以否定客观规律的存在为前提的。

第二，它们立足点不同。

实践观与实用主义实践观立足于不同类型的实践活动之上：实践观从人的社会性来理解人，主要立足于集体实践来阐发实践；实用主义实践观撇开人的社会性来了解人，把人看作是单纯的生物有机体，主要立足于个人实践。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对于社会问题、政治活动而言，“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所以，在他看来，由社会的人所组成的集体的实践活动是检验真理的重要标准。对实用主义者来说，人的实践是作为个体的有机体适应环境的行为，真理对于个人经验具有极强的依赖关系。詹姆士说道：“实用主义愿意承认任何东西，原意遵循逻辑或感受，并且愿意考虑最卑微的纯粹是个人的经验。只要有实际的后果，实用主义还愿意考虑神秘的经验。”（注：［美］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4页。）杜威曾肯定地说道：“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观察者，都不会轻率地否认存在着一种把事物和事件同化于自己、使它们成为‘我’的一部分的原始的倾向。我们甚至可以承认，如果没有‘我’就不能够存在。自我通过对于事物的专有而获得其充实的内容与形式，这种专有使它们同我们所称作我自己的任何东西相统一起来”，“所有物形成和巩固了哲学家们的‘我’。‘我有故我在’比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表现出了一种更为真实的心理”（注：杜威：《人的本性和行为》1922年英文版，第116－117页。）由此，我们可以深刻理解到实用主义实践观对个人经验的依赖性，而且也不难发现，实用主义最终陷入到唯我论的泥潭，杜威甚至认为不承认“我’的存在就是一个“有偏见的’观察者。

第三，它们对真理的理解不同。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詹姆士把真理和有用直接等同起来，即主张“有用即真理”。他写道：“‘真’是任何开始证实过程的观念的名称。‘有用’是它在经验里完成了作用的名称。除非真的观念在一开始就是这样有用，真的观念决不会挑选出来，它决不会成为一个类名，更不会成为一个引起价值的名称。”所以，他认为，说“‘它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的’，或者说，‘它是真的，因为它是有用的；，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真实观念的实际价值基本上是由于观念的对象对于我们的实际重要性而产生的”。在这里，詹姆士把实践所特有的功利性赋予了真理，从而使得真理自身所具有的客观特性被彻底否定了，由此所导致的功利主义的真理观是谁也无法接受的理论。罗素指出：“实用主义的方法使他（特指詹姆士，作者注）把科学理论看作未来行动的工具，而不是作为对自然界问题的最终可能接受的解答”（注：［英］伯特兰·罗素：《西方的智慧》，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73页。）所以，更进一步说，詹姆士不仅将实践的功利性赋予了真理，而且实际上已将实践与理论混为一团了。在他那里，所谓科学理论只是“未来行动的工具”，这即表明这些科学理论已没有自己独立的存在意义，它们的存在意义完全受未来行动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