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范文10篇

诗人范文篇1

所谓人文精神是指人在天、地、人、神之四维结构中，将自身生命向蔚蓝的天空、庄严的神祗及大地的皇座彻底敞开；在永恒神性的光芒烛照和引领下，人秉承天、地、神之自由意志，不断提升自己、超越自己，不断地从有限的生存向无限的精神王国靠近，从而不断获取自身的完美、和谐、自由、解放，最终使人成为圣言的承纳者和言说者。具体而言，人文精神是指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诸神隐退、世界的灵魂呈现出精神之无根性的当代，人对历史、文化、艺术、生命、存在等人类永恒基本主题产生的精神性体验。如人对永恒的叩问，对灵魂的造访，对失去的生存依据和精神家园的追寻。就诗歌的人文精神而言，是指诗人在具体的艺术型态——诗歌艺术的写作与探求中，诗人及诗歌作品本身所触及到的人类精神的层面，即：诗歌所表达与揭示出的关于人、生命、存在之境况；关于生命之价值、意义以及关于生、死、美、爱、自由、真理等人类精神最本质问题的追问与质询。如果说在世界之夜的时代，诗人的神圣使命是寻访远去的诸神的踪迹的话，那么，诗歌的人文精神便是诗人面对整个人类，面对永恒的时空在“整体性语境”中的诗性言说和终极价值关怀。审视和考察汉语诗歌之发展、动态及现状，只能以汉语诗歌本身所承纳，涵摄的人文精神为理论依据，这是唯一的价值维度。

汉语新诗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发韧至今，已经历了约一个世纪的艰难历程。在近一个世纪的流变、革新及发展中，汉语诗歌从世纪初的初创，至“”后期的逐渐成熟，及至80年代后期的开拓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失败之处也是明显的，尤其理论的研究，始终滞后。研究、总结汉诗发展的脉络、动向及现状，我个人认为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从汉语诗歌发展的纵向，研究汉语诗歌的价值取向，及其追求并达到的历史高度、审美价值、文化意义；二是对汉语诗歌进行横向比较，即研究汉诗在整个世界大文化背景——诗歌框架中的存在根据、价值意义。这是审视、判断及评价汉语诗歌的两大出发点和理论依据。舍此，任何关于汉语诗歌的价值评判都是缺乏严肃的艺术态度及学术依据的。使人痛心的是，目前诗歌理论及批评界对汉诗尤其是当代汉诗现状的把握是极其贫乏和混乱的，甚至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要么予以全盘否定，要么便是夜郎自大式的自我陶醉，或别有用心地相互吹捧。诗歌理论及批评界表现出的对汉诗尤其是当代汉诗现状的无知和偏见，极大限度地桎梏着汉诗的发展，不过，现在到了清理的时候了。

本文试图从历史和文化的高度并以汉语诗歌本身的价值取向(精神维度)作为批判的出发点，来分析、把握、评价汉诗发展的线索、现状及发展态势。其中，对当代诗歌现状的分析——如当代(第三代)诗人群体，当代诗歌的精神价值取向、文化及历史意义，对当代诗歌的美学追求的分析论证——是本文写作的重点。本文旨在唤起有良知及真知卓识的诗人及理论家对当代先锋诗歌的关注，并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批评和研究。

二、回顾与批判：“个人语境”与“集体语境”时期

1．第一代诗群：1914—1978

诗歌艺术，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精神的艺术。任何时代的诗歌，不管它技术如何高超；语言如何创新，形式如何流变……但要考虑诗歌所达到的高度，则必须将之纳入一种宏大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纳入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考察它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作用，以及它在整个人类自身不断完善、上升道路上的文化意义；考察它无论面对任何一个怎样发展变化的大时代所深刻揭示和把握人在特定的历史境况中的生存状态；考察它所展示的人面对自然、社会、历史、时间所呈现和彰显出来的生命之大美——生命的宏丽、完美、崇高——即人在朝圣的天路历程中所展示的真、善、美、爱、自由、解放等终极意义上的灵魂之大美，一言以蔽之，即诗歌在文化意义及神性原则上的精神向度。如但丁的诗歌即表达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面对中世纪宗教的束缚和政治一体黑暗统治生存状态下人寻求自身解放的呼告，它言说了人在受难过程中的信仰、激情，表达了人性的庄严、神圣，显明了人类在其受难和朝圣的天路历程中人被天、地、神之整一完美结构所穿透，以及救赎的必要性、可能性；19世纪另一位伟大诗人歌德的诗歌歌唱了整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人类的感性生活，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精神在物质、金钱、名利压迫下人性分裂的可能性。又如德意志另一位几乎被世界拒绝和遗忘的伟大诗人荷尔德林，毕生用诗歌讴歌和寻找着人类的精神家园。资本主义时代，是诸神隐退、世界之夜到来的时代，荷尔德林的作品，作为孤独和沉思的典范，他的主题只有一个，即毕生都在追寻光辉澄明的希腊文明和希腊精神，恢复伟大的古典主义传统。“为恢复语言的活力和复苏人的灵魂而工作。”(斯特芬·乔治)海德格尔曾指出：“思想家的使命是言说神圣，而诗人的伟大使命是为神圣命名。”荷尔德林的时代，是一个旧的神灵已经死亡而新的神灵尚未到来的时代，整个人类都在为一个物质时代的到来欢呼、陶醉，只有荷尔德林在那世界的深渊中体验、忍受，并用他沉静、清澈的声音呼唤新的上帝——尽管他的声音被那个卑劣的时代和无知的人们所拒绝。上一世纪至本世纪初，惠特曼诗歌所倡导的个性的解放，叶芝、庞德诗歌表现出的对贫乏和苍白的当代生活的厌恶和拒绝，里尔克诗歌表达的对人性的讴歌，艾略特诗歌表露的对历史及文化的无情批判，埃利蒂斯诗歌对人类精神领域的最后坚守……如此等等，构成了世界诗歌丰富而深刻、宏丽而崇高的精神画卷；同时也揭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即：一个诗人最伟大最崇高的使命便是“言说神圣”和“为神圣命名”。那么，在此世界文化的整体?锞持校谡庑┪按笫璧墓馊倨羰鞠拢煤河镄醋鞯氖嗣怯质窃跹伎己透璩哪?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传统的诗歌大国，正是在传统文化庞大的精神困境及生存危机中，新诗的引进对传统文化艺术不啻是一个巨大的反叛，但这种反叛与其说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诗歌)精神的批判上面，还不如说是建立在对新的诗歌表现形式——诗歌的语言及格式的寻求与创新上面。在诗歌的精神性方面，新诗对于传统文化精神主要还是持一种认同态度，即使反叛，也显得那么温和、表层、平面、无根基。换言之，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与挣扎中，所谓新诗革命为中国诗歌带来的，几乎只是文学体裁、诗歌方式、语言、技巧等方面的变化。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深层民族文化心理支配下，汉语诗人几乎总是一再地在诗歌中用所谓东方文化精神对西方诗歌那博大、恢宏的文化精神实现本能的拒绝和逃避。在僵死而又无比强大的精神文化怪圈中，汉语诗人们似乎总是更多更自觉地继承和接受了他们自己正在或将要反抗的东方文化传统——封建的儒家文化精神和逃避现实人生的道家文化意识。尽管这些诗人曾经或打算发出的是愤怒和反抗的声音，但因为这拒绝和反抗建构于一种缺乏终极信仰和价值关怀的僵死文化模式中，因此，它最终只能是一种“无根”的反抗，而反抗者最终也只能被他所反抗的东西吸纳和湮没。汉语诗歌，正是在这样一种失语的文化心态和沉重的历史语境中走过了自己近一个世纪的艰难路程。在关于汉语现代新诗断代问题上，我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则的考虑：一是根据汉语新诗在近一个世纪漫长的发展流变中由个体诗人逐步形成的那些“整体诗群”所能达到的精神向度；二是以新诗发展各个阶段中诗歌本身(从内容到形式)从诞生到逐步成熟这一发展过程来加以考察和区分。基于上述原则，我把汉语新诗初步划分为三个阶段(时期)。第一阶段(第一代)从胡适的《尝试集》至1978年粉碎“”止，为新诗的初创期；第二阶段(第二代)自黄翔、食指、北岛他们所谓的“朦胧诗”起至80年代中期为新诗的发展期；第三阶段自80年代中期迄今是新诗发展的成熟和超越期(第三代，亦称前卫或先锋诗歌)。

第一代诗人的诗歌，在引进外来的诗歌形式，打破旧的诗歌传统以及运用新的语言、新的诗歌方式表达个人生存意志、内心冲突、反对黑暗势力、鞭挞社会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尝试。但从本质、形上的意义上看，这一时期诗歌的局限性也是巨大的。从诗歌方式上讲，这一期的诗人们主要致力于对外来诗歌形式的引进、消化、借鉴和模仿。如郭沫若诗歌对德国狂飙主义诗歌及表现主义文学手法的模仿；徐志摩对欧洲古典及浪漫主义诗歌风格的模仿；戴望舒、艾青、李金发等诗人对象征主义诗歌的模仿等。从其诗歌总的精神价值取向来看，这一时期汉语诗歌几乎全部作品都在一种以“权力话语”为其本质特征的“个体语境”及“集体语境”中表达某种偏远而古老的地域文化理想、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或抒发一种处于高度黑暗和专制文化中的个体生命单向度的自我心灵感受、无谓挣扎、控诉和反抗。如郭沫若诗歌那混杂着浮士德精神与阿Q式宣泄的情感体验；冯至、戴望舒诗歌揭示的知识分子在专制文化中的挣扎和感受；徐志摩、何其芳诗歌那美丽、抒情外表下的幻灭情感；李金发诗歌近乎颓废的绝望；艾青诗歌对专制制度唐·吉河德式的抨击以及对另一种近乎虚幻的乌托邦理想的赞美和歌唱；九叶诗人关于人的自我意识之觉悟、个人生?庵局哐锏内└韬鸵魉小庖皇逼诘氖栌谩案鎏逖运怠焙汀凹逖运怠贝婧途芫璧摹罢逍匝运怠?即诗歌这一精神现象站在人类整体高度上所表述的对人类整体的终极价值关怀)，因而无法达到诗歌“整体诗性言说”的高度，以致丧失了汉语诗歌在历史／文化价值维度上存在的最终依据。

2．第二代诗群：“朦胧诗群”

第二代诗群系指“”后期崛起直到80年代中期的那些诗人群。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是黄翔、食指(郭路生)、芒克、北岛、江河、多多、杨炼、顾城、严力、舒婷等。这是在历史断裂后的文化荒漠和失血、失语的诗歌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一群，沉重的历史重负、深重的民族灾难、日益枯竭的汉语诗境及诗人的生命感受力，还有对黑暗历史和专制文化的怀疑及憎恶，迫使他们成为“迷惘的一代”人中“思索的一群”。建国后突然断裂的诗歌传统，在他们身上得以复苏。当结束，国门打开，这群诗人受到台湾诗歌及西方纷繁复杂的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文学流派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本世纪滥殇于整个西方文学界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立体主义、意象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唯美主义、存在主义、形式主义、新浪漫主义、荒诞主义、未来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的确，他们的诗歌为僵死而沉闷的汉语诗歌带来了强烈而持久的冲击，但也应认识到，他们的思考还仅仅局限于现象与表层上面，他们与前辈(第一代诗群)相比只是具有量上的区别而并末形成本质意义上的超越。这场新的文学运动(或文化思潮)给汉语诗歌带来的变革，与其说是体现在用诗歌所建构的宏大而深刻的精神内涵上，不如说是更多地体现在第二代诗群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表现手法的进一步吸纳、借鉴、运用上面。那些无视诗歌精神性而盲目地注重诗歌现象，并为之迷惑的诗歌理论家们赶忙轻率地将之称为——朦胧诗(这种诗歌现象学意义而非诗歌本质特征意义上的命名，如此肤浅然而却几乎作为一种权威的定论，一直广泛地被传播和沿用，并且，它无言地消解着和拒绝了真正学术性的研究，这难道不是诗歌理论的“失语”吗?)。新的诗歌技巧带来了新的美学风格，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我至今仍然记得当年这些建立在“个体言说”和“集体言说”语境中的个人(民族)英雄主义的诗歌为当代诗坛带来的巨大震撼!那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诗歌的荒原状态和文化的真空时代似乎被彻底摧毁了。人的尊严、生命的意义、个体生命的价值似乎得到了承认和体现，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似乎得到了复苏和延续……一个时代的沉默，正义、良心通过北岛们那混合着西西弗斯精神与夸父情结的愤怒的英雄主义和声对一个时而麻木、时而疯狂、时而沉默、时而喧嚣、时而柔弱、时而暴虐的古老民族进行了初次的启蒙和精神洗礼。这一代诗人的诗歌精神，即诗歌的精神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对作为个体的人的非人处境、民族与个人的命运、遭遇、内心的苦难历?桃约傲夹摹⒄宓取凹逍杂锞场苯辛硕嘞蚨鹊奶逖楹蜕羁谭此迹缁葡琛⑹持浮⒈钡骸⒍喽唷⒚⒖说仁说氖柚幸辉偾炕亩哉黾壑堤逑档幕骋桑哉胬怼⒄濉⒘夹摹⒌赖录懊赖募壑档淖非蟆⒖志澹匀松案鋈嗣恕⒚褡迕说某了迹陨壑档目隙ǎ欢窃谡庑┦俗髌防锼干涑隼吹亩砸桓龌拿氖贝耙恢肿ㄖ浦贫鹊呐械挠缕H绫钡旱摹痘卮稹贰ⅰ督峋只蚩肌掠雎蘅恕贰ⅰ兑磺小罚唤拥摹缎切潜渥嗲贰ⅰ度梦颐且黄鹱甙伞罚皇持傅摹斗吲贰ⅰ斗韫贰贰ⅰ睹恕贰ⅰ豆樗蕖返龋还顺堑摹兑淮恕罚皇骀玫摹墩庖彩且磺小罚宦娓暗摹恫宦返鹊取R藕兜氖窃谡觥半适钡暮笃冢矶嗑哂谢骋删窈团幸馐兜氖朔追鬃蛴谝恢中榛玫摹把案琛奔啊懊褡迨肥钡男醋鳎缪盍兜摹杜等绽省贰ⅰ洞笱闼贰ⅰ蹲栽谡咚怠贰ⅰ队胨劳龆猿啤返鹊取U庑┣飨蛴诙灾泄澄幕屠啡贤氖瑁雍艽蟪潭壬纤鸷α说诙核伎己团械墓饷ⅰW艿乃道矗诙杭坛杏敕⒄沽说谝淮枘承┯帕嫉拇常蘼凼撬悄切┙⒃凇案鎏逵锞场敝械亩愿鎏迳壑档目隙ǎ故撬墙⒃凇凹逵锞场敝械亩悦褡迕说姆此己投陨缁岬呐校级陨缁岬慕健⑺枷氲慕夥拧⒏鲂缘母此眨约笆枳陨?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契机。在诗艺上，他们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广泛地吸收、消化欧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诗歌技巧和表现手法，并将之与中国传统的诗歌美学理想很好地融合，创作出对当代诗歌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的作品。然而，也许因为反抗的紧迫性与批判的必要性，使他们无暇也无法对诗歌本身进行本体性的思考与实验。第二代诗群的崛起仅仅表现为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的复苏，还不是诗歌本体意识的复苏。诗歌对于他们，还仅仅是弘扬某种思想和精神的工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代诗群的成功，更多地表现为政治上的成功，而不是诗歌本身的成功。即使从他们整个作品的精神向度来分析，他们的诗歌在其所涵摄的精神性因素方面，也还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盲目性及无根性。总的说来，他们的反抗和思考缺乏最高审判意义和终极价值维度。换言之，他们的诗歌作品的精神是建立在对社会型态和政治型态基础上的社会／政治批判，而不是建立在人类视域上的对整个历史、现实、文化、存在等终极价值意义的追问和历史／文化批判。因此，从人类共通的最高价值维度来判断他们的诗歌的精神向度，会发现这些诗歌仅能达到表达个体生命生存状况的“个体生命言说”和表现民族生存命运的“集体生存言说”，而?薹ㄉ仙骄哂杏篮阋庖逵刖哂欣飞疃群臀幕叨纫庖迳系摹叭死嗾迨匝运怠薄?nbsp;第二代汉语诗歌在其人文精神向度方面的缺陷，注定了这一代诗人的悲剧性体验，同时也注定了他们仅是整个汉语诗歌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中间过渡性环节。在诗歌精神方面如此，在诗艺方面，虽做了一些对诗歌传统的恢复和有益的探索，但仍远未达到完整的文化／诗歌本体意义上的成功，这种情况，只有期待第三代(先锋)诗群的出现，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变。

三、超越与歌唱：人类“整体语境”中的诗性言说

1．先锋诗人及其生存境况

第三代诗群，即所谓先锋诗群，从时间上看是指自80年代中期(1986年底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合举办“现代诗”大展为标志)迄今为止活跃在诗坛上的一代青年诗人群体。从诗歌本身来看，是指从这一时期诗歌所涵摄和展示的诗歌之精神性及艺术性(诗歌技巧)上对传统诗歌(第一、第二代诗群)实现全面突破与超越的诗人群体。这一代诗人的生存境况，或者说这一代诗人在诗歌中所表露的对这一特定时代的精神体验，集中地体现在他们用个体生命和存在意识对作为整体的历史／文化的悲剧性体验之中。而悲剧性正是这一时代的实质。这是一个被哲学家、诗人尼采确定为“上帝死去”，被诗哲海德格尔称之为诸神隐退的“世界之夜”，是被精神分析学家弗罗伊德分析为“病态的社会文化”，以及被思想家萨特斥之为“荒谬”的时代。正是如此，本世纪一大批现代主义艺术家如卡夫卡、乔伊斯、里尔克、劳伦斯、加缪、艾略特、庞德、叶芝、昆德拉……对之发出过愤怒的诅咒和无情的批判。对历史与文化产生深刻的怀疑、形上的思考、终极的追问，是这一代诗人诗歌精神最本质的特征之一。在特定的汉语生存语境中，命运使得他们必须承受来自至少四个方面的精神压力。一是建立在扼杀人的感性生命及高度物质文明基础上的理性力量——整体主义的力量；二是建立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之上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治型态对个体生命的抽空及对存在意识的剥夺与消解；三是在病态的现代文明中加速上升的物质主义文明等形而下的生存方式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根本性摧毁和破坏；四是来自诗歌本身的困惑和寻找突破契机的巨大精神压力。正是在这一特定的生存状态中，一批对历史怀有更大使命感对诗歌艺术怀有更大热忱的青年诗人，开始了对诗歌更加潜心的钻研和更加困难的写作。与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反思文学”等文学思潮具有本质区别的是，第三代诗群在80年代中期一开始是以反对人类一切道德、文化、历史、价值观念、传统，甚至包括文学、艺术、语言、诗歌……等极端虚无主义的态度开始其写作生涯并树立其诗人形象的(其激进的口号是“反文化”、“反传统”，当时这些诗人几乎所有作品都只能刊登在他们自己印刷的“地下刊物”上面，其影响一开始仅局限于诗人内部及大学生们中间)。这些作品中较有影响的是一些颇具史诗意味的长诗，如欧阳江河的《悬棺》、周伦佑的《带猫头鹰的男人》、刘苏的《海葬》、廖亦武的《死城》，以及四川“非非主义”、“整体主义”、“莽汉主义”诗人中的一些作品。今天我们认识到，对于一个具有超稳固文化结构?颓看笕欢ав锏暮河锸璐忱此担庵旨奈幕槲拗饕逄纫残硎欠浅1匾摹H欢庵种泄斗肿泳裰薪现厥悠苹怠⒉蛔⒅亟ㄉ璧奈幕幸馐兑睬『盟得髁撕河锸思笆璧摹拔薷浴薄孕榛梅炊孕榛谩K堑募壑狄残碓谟冢庑┮浴胺创场薄ⅰ胺次幕薄ⅰ胺俏幕泵婺砍鱿值模酝夹ㄈ死贰⑽幕畈憬峁沟囊馐叮杂诤鹤宕澄幕⒅馗鋈司槎鍪永肪椋叵窒穸雎员局剩⒅馗霰鹁咛迨录雎云浔厝恍浴贾虏饬耸录奈幕犯莸乃嘉绞郊笆璐忱此担且桓鼍薮蟮慕剑嗣撬妓鞯哪抗庥纱私胍桓龈悴┑目占洹?BR>

整个说来，80年代是一个浮躁与追求并举、流派与假说纷呈、彷徨与探索共存的时代。80年代后期，汉语诗歌开始在一种沉潜与平静的诗歌状态中进入汉诗开拓与超越的多元格局，涌现出一批重要的诗人和作品。如柏桦、张枣、郑单衣、刘苏、雪迪、陈东东等诗人纯粹的抒情方式，对历史、文化独特而超验的生命体验，对语言神话、幻象的沉迷和敏悟，对生命之大美的圣歌式的咏叹；海子、骆一禾诗歌对于古典精神、古希腊文明充满深情的注视和迷醉以及用一粒象征的“麦子”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摧毁和审判；翟永明诗歌充盈着大地之意象和女性身体语言，她常常是在形上的精神向度上展开对自身生存处境的深刻揭示以及对男性制度、权力社会的无情批判；欧阳江河颤栗的语言风格中冷冷透出精神力量和诗性智慧；郑单衣巫师般的诗人气质和透明、纯粹的语言风格、抒情方式；刘苏唯美的诗歌风格、锋利独特的诗歌感受、澄澈的生命体验达到的人类梦想高度和精神之域；韩作荣诗歌呈献出的在巨大的文明压力和生存困境中现代人对现代文明的焦虑、深思以及对自身灵魂的拷问；诗人昌耀对于精神彼岸和生存可能性的诗意言说和呼唤；西川诗歌表达的对人类乌托邦精神的追忆和渴求；邹静之浸透着深邃意象和寂静风格的诗歌，表达了人类对某种正在失去的本质事物及古老秩序的回归愿望；王家新诗歌的受难与拯救意识；严力诗歌建立在东西方文明巨大冲突基础上的冷峻思考；耿占春诗歌对时间、空间等形上问题的关注与询问；藏棣、梁晓明、刘翔诗歌对人类生存境况的深刻揭示，对人性及生命本身的热情讴歌……总的说来，这一时期重要的先锋诗人尚有孟浪、南野、石光华、万夏、傅维、陆忆敏、海男、唐亚平、微艺、伊蕾、叶舟、孙文波、陈超、女真、潘维、黑大春、张曙光等。

正是在诗歌和生命本身巨大的生存困境中，第三代诗人自觉地站在历史与文化的人类生存高度，站在追寻古典精神、言说神圣的“人类整体语境”中言说和歌唱，这是一种更为纯粹、本质的歌唱。它结束了第一代诗人在“个体生存语境”中的自艾自怨，也结束了第二代诗人根植于“集体生存语境”中的愤世嫉俗。这意味着汉语诗歌将第一次真正站在人类精神的制高点上思考和歌唱！

2、从社会／政治批判到历史／文化批判

与第一、第二代诗人相比，第三代诗群站在一个更高的历史高度和更广阔的世界文化大背景以及整体人类大意识的基点上，怀着更大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受难精神以及文化拯救意识，进行他们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艰难的诗歌写作。他们以更开放、更宽容的文化态度和更冷峻的思考，更天才的艺术感受能力，全面消化、吸纳、融汇了当代西方各种现代主义诗派和诗人的写作经验及表现技巧，并将之与汉语深厚的诗歌传统加以结合，从而将之化为自己独特的、富于创新意识并具有超越性质的诗歌方式和写作血肉。就汉族整体文化而言，汉族历史及文化始终是悬浮在“终极价值关怀”的缺席和“存在”的不出场这样一种无限性的历史文化怪圈之中。因此，在此精神的大背景下，汉语诗歌(以及其他艺术形态)的言说往往呈现出一种非整体性的、单维的、浅层精神向度的特点，带有强烈的狭隘民族性及地域文化特征。这一典型的精神悬浮状态，决定了汉诗几乎从来不曾站在整个人类的立场和整个人类历史文化的高度上言说，从而产生精神的撞击、对话、交流。进入90年代，当代诗歌创作表现出一种更为沉寂、似乎缺乏主流与热点的多元创作倾向。面对文化和诗歌的巨大困境，面对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第三代诗人将会经受精神上更大的考验，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以精神流亡者的姿态沉人到生命的内部，力图在一种无序、混沌、原始、神秘、本真的生命状态中返回存在，体验永恒，用诗歌表现、揭示人类生存的一些最基本的命题。就诗歌的批判意识而言，第三代诗歌的批判锋芒不再局限于第一、第二代诗群的“社会／政治批判”，而是将其推进到对整个人类历史／文化的批判上面。就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而言，所谓社会型态、政治型态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暂时性存在，是历史的现象而非本质。因此汉语古代诗直到北岛们的诗歌，不管他们诅咒或吟诵的苦难多么巨大，对扼杀生命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产生多么大的愤怒，不管他们曾试图徒劳地用诗歌哭诉，或唤醒过一代又一代人苍白的热情和梦想，也不管他们曾经揭示过那么多的黑暗、专制，那么多畸形的政治形态下面变态的人生、分裂的人格………凡此种种，皆因这种批判是基于对现象而非本质的批判。批判的荒谬使批判本身也陷入了一种循环的荒谬性、虚无性和无根性之中——这种缺乏价值维度和终极审判意义的批判就其本质和形上的意义讲是一种伪批判，因而显得如此苍白、贫乏、无力。这是多么深刻而可怕的东方式的文化悖论和历史悲剧啊!那些对历史和文化之本质——产生现象的历史／文化性根源产生巨大的怀疑态度和批判意识的诗人，那些不但对自身、民族而且对整个人类怀着伟大的救赎之情的诗人，那些在罪恶、不义的社会制度中反抗、坚持，怀着受难之悲剧情感重访人类古典精神，以人性的庄严、饱满的精神力量复苏人类的伟大情感，对真理、正义、良心充满庄严的膜拜之情的诗人，那些置身于虚无的时代而不断地奔向光辉的彼岸神性，从无根性、有限性生存向有根性、无限性存在敞开、上升，寻找人类灵魂永恒精神的诗人——只有他们才是我们时代真正的诗人，也即“人类整体语境中”的诗性言说者。我们看到，批判意识的本质性转化，即从对社会／政治形态的批判到对历史／文化本质、文明、人性之构成的多重结构的分析、批判和超越的写作态度；是第三代诗人的总体写作倾向。正如诗人刘苏所深刻揭示的人类生存境况：

多年来我其想那些悲剧

那些虚无的毁灭的意象

它是怎样产生的?在怎样的条件下形成?

又是怎样华美地进入我们的生活

侵蚀灵魂，使我们成为它的一部分

不可磨灭的部分……

——《最痛的人》

从此诗所展示的深刻文化内涵、思索态度及精神指向看，诗人思考和追问的显然不是“悲剧”这一事实而是产生这无数悲剧——人类苦难历史的历史性、文化性根源以及人类自身人性、性格悲剧因素等形上的问题。这些具有永恒价值和终极意义的独特生命体验，是绝对意义上的超越之问。它超越了个体、民族、国家、特定的政治形态、社会制度甚至时间和空间，是一种进入宏大“历史语境”的，超乎个体生命体验、集体(民族、国家)生存体验而代表人类整体精神体验的“整体诗性言说”。从第三代诗歌普遍具有历史／文化体验价值的诗歌精神性可以看出，他们的作品大多探讨了带普遍意义的最基本的主题，如关于生、死、美、爱、自由、真理、正义、良心、生命的意义、存在的价值、灵魂的救赎、精神的寻访与重构以及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作用等人类最根本的终极性的问题。

3．言说神圣：个人化写作中的终极之问

诗歌作为时代的号角、人类的良心、“承纳圣言的肉身”这一伟大艺术形式，仅有对历史的怀疑，对文明的批判，对人性的分析，对人类文化的全面清理和消解，仍是不够的，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一个真正的诗人的崇高历史使命恰恰在于，他必须以自己潜心的不懈的写作重构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精神的王国，一个超乎现实之上的伟大幻象——人类精神的乌托邦。所以我们说，一个伟大的诗人必定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创世者、受难者，一个创造历史和人类美好未来的战士。正因为如此，面对一个灵魂丧失、与神隔绝的时代，一个精神极度萎缩、心灵无所依凭、灵魂孤苦无告的时代，一个人性普遍沦丧、物欲横流、技术与金钱日益侵蚀人的心灵的时代，诗人的写作意义就绝不仅仅在于用写作拒绝一个技术和物质的世界，也不仅仅在于用写作坚守一种精神，证明生命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或者用写作确定一种纯洁生活的方式。除此之外，他还必须将写作化为一种行动——一种重访古典精神、追问永恒、言说神圣、重构人类理想和价值体系的行动。当然，作为诗人，它是由具体的写作来体现的。第三代诗群创作的主要特征，便是极端个人化的写作倾向。这里所谈的“个人化写作”系指将自己唯一的、独特的“个人语境”融人到特定的“文化／历史话境”中的一种带有人类性质和普遍存在意义的生命体验，而非那种个人主义的生存意义和情感的表白。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表达了人类整体存在语境中的诗性言说，而后者表达的仅是个体生命语境中的生存话语。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在世界之夜的时代，世界的深渊必须要被人体验和忍受，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有那进入此深渊的人”(海德格尔《诗人何为》)。

“……在一个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

——荷尔德林《面包与酒》

“个人化写作”即是进入世界之深渊、进入存在之城的写作，是彻底摆脱了在传统写作模式中用“日常语言”模式、“大众话语”情结、“权力语言”系统拒绝和消解“写作”的一种本质写作，是人作为神灵、天空、大地之子而以天地为背景，以神性为旨归的人对历史、文化、存在、自由、真理、善、生、死、美、爱等永恒话语最本质、最具形上意义的生命体验。从根本上说，艺术体验自始至终是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个人体验的独特性、丰富性、普遍性决定了它的人类性，因此最具个体色彩的，往往是最具形上意味的同时也是最具人类性的。第三代诗人从根本上放弃了传统写作中对历史／文化表象的观照和揭示，而是将存在意识直接到对历史本质、文化意义和生命内核的审视与追问之中——这一主题在他们的写作中除了表现为对历史、文化的批判之外，还主要表现在对人类生存境况的揭示，对人类古典精神的重访；表现为在一种终极意义上的对人类整体大生命的悲悯、关怀与救赎精神；表现为对此在的关注，对彼岸的呼唤；表现为使人的灵魂趋向天空——永恒神性之途中那上升与超越的意识。如海子诗歌对古希腊神明时代的缅怀，柏桦诗歌对美和忧郁神秘而可怕的内心体验，郑单衣诗歌所呈示的沉思与冥想那生命之痛，刘苏诗歌对生命图景和语言幻象的超验言说，耿占春诗歌对历史、文化、时间、空间的形上思考，梁晓明诗歌对某种绝对精神的寻求，藏棣诗歌表达的人类纯洁生活的愿望，西川诗歌对历史和文化的神秘体验，陈超诗歌表达的智者之思，刘翔诗歌对生命本身的深刻洞查，南野诗歌对人类命运的忧虑和关怀，邹静之诗歌对人类混沌、无序、原始之域的梦想，欧阳江河诗歌对人类本质状态的深刻了悟和揭示，王家新诗歌对人类永恒精神的冥思与寻求，严力诗歌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碰撞、对话的努力，骆一禾诗歌面对整个天空的膜拜与歌唱，陈东东诗歌纯朴而优美的精神漫游，翟永明等女性诗人以独特的生命意识对女性生命的深层开掘与神秘体验……所有这些极具个人生命意识与人类普遍意义的救赎与歌唱，使汉语诗歌在当代超越了传统诗歌狭隘的民族性和地域文化特征，从而真正开始了汉语诗歌能够在一种超越人种、国度、时间和空间的历史性语境中——一种人类整体文化意义与终极关怀精神的诗歌大背景中写作——诗性言说的可能性！

诗人范文篇2

关键词：中唐文学；南贬诗人；屈原情结

Abstract:ThosepoetsrelegatedtosouthernChinaintheMidTangDynastyallshowedaQuYuancomplexintheirpoems.Forexample,undertheinfluenceofQuYuan''''spoems,suchasLISAOandJIUGE,LiuYuxiandLiuZongyuanexpressedprimarilyaspiritofcomplaintandfurywhilethemorerationalYuanZhenandBaiJuyibothacceptedQuYuan''''scharacterofloyaltyanduprightnessbutrefusedtofollowhiswillofconsistence.Incontrast,HanYuandLiShenexpressedtheircomplaintaboutinnocentmistreatmentbycomparingtheirexperiencetoQuYuan''''smiserabletreatment.TheQuYuancomplexofthepoetsrelegatedintheEarlyandProsperousTangDynastywastheverysourceofthatoftherelegatedpoetsintheMidTangDynasty.Ingeneral,theformerwasrationalwhilethelatterwassentimentalbutmoretragicthantheformer.

KeyWords:literatureintheMidTangDynasty;poetsrelegatedtosouthernChina;theQuYuancomplex

贬谪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常见现象，至少从屈原起，贬谪又和文学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号称盛世的大唐王朝，承平日久，疆域辽阔，其驾驭臣下，恩威并施，对于犯法忤旨的官员，往往给以贬谪。所贬之地，以岭南、湖南最为残酷。岭南、湖南地区，远在天涯，习俗迥异，加以瘴疠蛮荒，故北方士人视为畏途。唐代是士人南贬数量甚大的时代，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8中，曾举出历代流贬的士人多达80余人，其中唐代就有47人，占南贬士人之大多数。而中唐元和前后，又是诗人贬谪较为集中的时代，著名者就有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李绅、吕温等。他们多数是具有经世治国抱负的耿介之士，而因昏暗混浊的时代因素，或权力角逐的宦海风波，被疏离于权力中心，以至于逐出朝廷，贬谪蛮荒。政治生命的终结，人生经历的巨大落差，极大地撼动其破碎的心灵，在对政治前途的幻灭中，他们把精力与心智转向了文学创作，以其文学的生命重塑，求得心理的平衡，补偿政治的失意。这种与屈原相似的经历，使他们对屈原产生了特殊的情结。由于每位诗人贬谪经历的不同，其屈原情结，也表现出各自的个性差异。本文选取刘禹锡与柳宗元，元稹与白居易，韩愈与李绅6位大约三种类型的贬谪诗人，作为考察对象。

一

刘、柳的贬谪，是由参加王叔文集团达到最高峰而转眼之间跌入命运的谷底而一蹶不振的过程。在贬谪生活中，他们又坚持自己行动的正义性，具有崇高的人格，他们复杂的贬谪生活和贬谪心态，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贬谪是他们政治命运的终结，同时也是文学命运的发展，贬谪的过程使他们成就为大作家，他们无疑是中唐元和时期贬谪文学的代表。在贬谪过程中，特殊的遭遇使他们与屈原发生了共鸣，特别是受屈原《离骚》、《九歌》等作品的影响，怨愤精神突出。

先看下面资料，《旧唐书·柳宗元传》：

宗元为邵州刺史，在道，再贬永州司马。既罹窜逐，涉履蛮荒，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1］卷160

《新唐书·柳宗元传》：

俄而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2］卷168

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序》：

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3］卷27

《旧唐书·刘禹锡传》：

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1］卷160

《新唐书·刘禹锡传》：

宪宗立，叔文等败，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马。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伧伫。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2］卷168

任半塘说：“屈原在沅湘，留意民间歌舞，采其声容，广其情志，作《九歌》，影响后世文学者颇著，唐刘禹锡在建平，追踪屈原，亦留意民间歌舞，采其声容，广其情志，作《竹枝词》九篇，远近传唱。”［4］4-5可以见出屈原的创作对刘禹锡的影响。

屈原一生坚持理想，坚持正义，九死未悔，为了表现自己高洁的情怀，他在流放潇湘之时，写作《离骚》，以抒发怨愤，为南方文学奠定了良好的开端。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选择居所以招屈亭为邻，其《酬朗州崔员外与任十四兄侍御同过鄙人旧居见怀之什，时守吴郡》云：“昔日居邻招屈亭，枫林桔树鹧鸪鸣。”［3］319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文化，融汇在刘禹锡的创作中，他在《武陵书怀五十韵并引》中说：“永贞元年，余始以尚书外郎出补连山守，道贬为是郡司马。至则以方志所载而质诸其人民。顾山川风物皆骚人所赋，乃具所闻见而成是诗，因自述其出处之所以然。”［3］277朗州自屈原自沉后，形成竞渡的风俗以纪念这位爱国志士，刘禹锡在朗州写了《竞渡曲》，自注称：“竞渡始于武陵，至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义，事见《图经》。”诗云：“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3］341

刘禹锡的很多作品学习屈原。他的《问大钧赋》即模仿《天问》，最后说：“楚臣《天问》不酬，今臣过幸，一献三售。”［3］3他的《何卜赋》则又模仿《卜居》，用问卜的方式抒写内心的愤懑。至于诗文中用《楚辞》典故之处，则更多，如《早春对雪奉寄澧州元郎中》：“宁知楚客思公子，北望长吟醴有兰。”［3］303即用《九歌·湘夫人》典：“沅有兮醴有兰，思公子兮不敢言。”他自己也在《别夔州官吏》中说：“唯有《九歌》词数首，里中留与赛蛮神。”［3］571这是他学习屈原的真实写照。

刘禹锡在朗州，因为特殊的遭遇和处境，他灵心善感，听到南音而心潮起伏。他作了《采菱行》，末尾四句说：“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3］342

柳宗元与刘禹锡一样，他被贬永州不久，就写下了声情并茂的《吊屈原文》，吊屈原实则是吊自己。“后先生盖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罗兮，揽蘅若以荐芳。愿荒忽之顾怀兮，冀陈辞而有晃。”其赞美屈原说：“先生之不从世兮，惟道是就。”“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5］516-517实际上也是自己坚持正义，九死未悔的自白。他又有《惩咎赋》等，也是摹拟屈骚之作。名为“惩咎”，实是述志。对永贞革新中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对受迫害表示深深的感慨和不平。他说：“处卑污以闵世兮，固前志之为尤”，“旁罗列以交贯兮，求大中之所宜”。尽管有救世济时的抱负，但“谗妒构而不戒兮，犹断断于所执。哀吾党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势危疑而多诈兮，逢天地之否隔”［5］54。致使自己被罪废削，贬谪南荒，孤囚无依，神态荒耗。赋的最后写道：“死蛮夷固吾所兮，虽显宠其焉加？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5］56仍要坚持理想，固守“大中”之道，尽管遭受挫折，仍不屈不挠。清人林纾《柳文研究法》云：“屈原之为《骚》及《九章》，盖伤南夷之不吾知，于是朝廷为不知人，于己为无罪，理直气壮，傅以奇笔壮采，遂为天地间不可漫灭之至文。重言之，不见其沓；昌言之，莫病其狂。后来学者，文既不逮，遇复不同，虽仿楚声，读之不可动人。惟贾长沙身世，庶几近之,故悲亢之声,引之弥长,亦正为忠气所激耳。柳州诸赋,摹楚声，亲骚体，为唐文巨擘。”［6］64-65

刘、柳贬谪南方，受南方文学精神的薰陶，特别是受屈原骚怨精神的影响，一方面使其作品具有更为深沉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对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的命运更增添了悲剧性色彩。刘、柳的文学对于南方文学更有很大的影响。南方的文学，尤其是湖南一带的楚地，春秋战国时期，虽孕育了伟大的诗人屈原，文学上放出了异彩，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大一统天下的出现，政权的中心长期坐落在北方，南方地区，则成为蛮荒地带，更是流人的处所。贾谊到了长沙，已深感“地卑湿”，而“寿不得长”。岭南一带更是如此。柳宗元在柳州时，柳州风俗落后，人民愚昧，与中原不同。韩愈在《柳州罗池庙碑》中，说柳宗元“不夷鄙其民，动以礼法。……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以至于当时民谣有“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色依然在，千株绿拂天。”［7］10在柳宗元治柳之前，柳州一带几乎没有文学，此后柳州以至岭南文学的发展，是柳宗元开其风气。刘、柳的文学受南方文学精神的熏陶，他们自己的文学又对南方的文学影响极大，这是相辅相成的。

二

白居易的贬谪，宋陈振孙《白文公年谱》元和十年（815）云：“六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公首上疏请急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非谏职言事，恶之，会有恶公者，言其母看花堕井死，而作《赏花》及《新井》诗，贬江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言其所犯不可复理郡，又改司马。”［8］19白居易贬江州司马，乃王涯落井下石之故。王涯早年与柳宗元为友，后来踪迹渐疏，盖宗元鄙其人品之低下，故疏之。大和九年（835），王涯罹甘露之祸，死于非命，居易《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诗，有“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9］2330之语。

白居易有很深的屈原情结，但与刘禹锡、柳宗元的执著精神却截然不同。他在《咏怀》诗中说：“自从委顺任浮沉，渐学年多功用深。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9］1024又在《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十三中说：“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晋朝轻高士，林下弃刘伶。一人常独醉，一人常独醒。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欢情。欢情信独善，苦志竟何成？兀傲瓮间卧，憔悴泽畔行。彼忧而此乐，道理甚分明。愿君且饮酒，勿思身后名。”［9］306-307其《咏家酝十韵》又云：“独醒从古笑灵均，长醉如今学攵伯纶。”［9］1389白居易对于屈原的身世是同情的，对其精神也是赞扬的，但他并非像刘、柳那样，带着满腔的激情，对屈原的身世表现出极大的赞叹，对其作品极力地效法，故而将自己的遭遇与创作融为一体，表现出巨大的忧愤情怀。白居易则非常理智，既对屈原忠直的精神与苦志的追求表示认可，但并不学习屈原执著的意志。“在白居易看来，屈原不能委顺从命，忘怀得失，其结果只能是流落江畔，悲吟自怨，终究于事无补。与其如此忧怨苦闷，损性伤身，倒不如沉溺酒乡，泯灭悲喜，得乐且乐，这样反倒更自由、更洒脱。于是，他为自己选择了一条与屈原大异其趣的‘独善’之路。”［10］

白居易“独善”的思想，使其在归趣上与屈原完全不同。他对屈原的经历与精神，更多的是慨叹，而很少效法。为了加强慨叹的力度，他还将屈原与贾谊相提并论。其《读史》五首之一云：“楚怀放灵均，国政亦荒淫。彷徨未忍决，绕泽行悲吟。汉文疑贾生，谪置湘之阴。是时刑方措，此去难为心。士生一代间，维不有浮沉。良时真可惜，乱世何足钦。乃知汨罗恨，未抵长沙深。”［9］102又在《偶然》二首其一中说：“楚怀邪乱灵均直，放弃合宜何恻恻。汉文明圣贾生贤，谪向长沙堪叹息。”［9］1041从时代环境来看，中唐是治世而非乱世，与贾谊所处的环境极为相似，身处治世而被逐，其情怀就更加悲苦。白居易对屈原的态度，代表了唐代一般世人的心理状态，这也是“安史之乱”后出现的失意诗人心理状态的延伸与发展。中唐前期诗人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诗云：“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寂江山摇落后，怜君何事到天涯。”［11］337表现悲苦自伤之情，入木三分。清乔亿《大历诗略》评曰：“极沉挚以澹缓出之，结乃深悲而反咎之也。读此诗须得其言外自伤意，苟非迁客，何以低回如此？”［12］489白居易诗与刘长卿诗一样，也表现出浓厚的自伤之感。

白居易是善于自作解脱的诗人，故而常将屈原与陶渊明比较，前面所引的咏陶诗中提及屈原，就是明显的例证。这一方面，尚永亮先生曾作过专门的研究，认为白居易“要摆脱屈原的影响，超越屈原模式，就必须找到一个足以引导自己走向解脱的范型，这个范型，白居易一眼选中了陶渊明”。“不过，白居易对陶渊明的全身心的拥抱并不在此时，而是在他生命遭受骤然沉沦的贬谪之后”［10］。实际上，我们观察白居易一生，他追求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境界，因而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全身心地拥抱陶渊明，只是将陶渊明的避世作为自己保持心理平衡的一剂良药而已。他虽然有很多诗篇涉及陶渊明，但只是汲取陶渊明精神的一部分。陶渊明具有浓厚的出世思想，且到了后期，占据了他精神世界的全部，体现了老庄超越尘世、追求隐逸的最高境界。白居易则一生纠缠于世俗的宦途与浮嚣的名利场中，从没有过彻底坚定的出世思想，也缺乏屈原式的执著的入世精神，因而只能在屈原、贾谊、陶渊明之间摇摆不定。这也是中国历代文人的典型状态。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中说：“诗以情为主，故诗人皆深于哀乐，然同为深于哀乐，而又有两种殊异之方式，一为入而能出，一为往而不返，入而能出者超旷，往而不返者缠绵，庄子与屈原恰好为此两种诗人之代表。……盖庄子之用情，如蜻蜒点水，旋点旋飞；屈原之用情，则如春蚕作丝，愈缚愈紧。自汉魏以降之诗人，率不出此两种典型，或偏近于庄，或偏近于屈，或兼具庄、屈两种成分。”［13］24-25白居易则为“兼具庄、屈两种成分”之诗人。

元稹的贬谪经历与白居易相似，他在元和五年（810）为劾贪官河南尹房式事，受到内外权臣的嫉恨，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在江陵时曾作《楚歌十首》，其十云：“八荒同日月，万古共山川。生死既由命，兴衰还付天。栖栖王粲赋，愤愤屈平篇。各自埋幽恨，江流终宛然。”［14］卷4诗中既没有怨恨，也没有赞叹，只是站在旁观者的视角，对楚国的历史及屈原的愤慨与幽恨作理智的评判。故清人黄叔灿《唐诗笺注》卷3云：“此首言山川日月终古不改，人之穷达总由天命，如王粲之赋《登楼》，屈平之作《离骚》，空自结恨，江流宛然而幽恨总难伸也。”又元稹《表夏十首》其十云：“灵均死波后，是节常浴兰。彩缕碧筠粽，香粳白玉团。逝者良自苦，今人反为欢。哀哉徇名士，没命求所难。”［14］76元稹在江陵府士曹参军任，逢端午节，有感于当时纪念屈原的习俗而作此诗。“逝者良自苦，今人反为欢”，评判的意味也非常浓厚。与白居易一样，元稹也崇尚陶渊明，其《归田》诗云：“陶君三十七，挂绶出都门。我亦今年去，商山淅岸村。冬修方丈室，春种桔槔园。千万人间事，从兹不复言。”［14］163元和十年（815），元稹出为通州司马，这首诗作于贬谪途中。仕途的失意使他萌生了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但这种向往只是精神生活的一种补偿，而不是精神世界的追求。元稹在被贬谪的过程中也兼有屈原与陶渊明的情结，表面上与白居易相似，然而他既没有白居易那样的追求，更没有达到白居易的精神境界。

三

韩愈的贬谪共有二次，一是由监察御史贬官阳山令，原因是论宫市事。后改江陵府法曹参军。二是由刑部侍郎贬潮州刺史，原因是批评宪宗迎佛骨的错误。不久量移袁州，很快又回朝任职。韩愈被贬时期的作品，仍然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屈原情结。

韩愈《湘中》诗云：“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扣舷歌。”［15］184贞元末年，韩愈官监察御史。宫市之弊，谏官论之，德宗不听。韩愈则上章数千言极论之，触怒德宗，被贬为连州阳山令。贞元二十年（804）赴任途中到达湘中而作此诗。诗中暗用《楚辞·渔父》的典故：“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莞尔而笑，鼓木世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16］179-181韩愈以屈子自比，以说明贤者遭黜，而又以渔父咏歌，表明隐者得全，抒写自己的愤激之情。屈原已逝，江水自流，祭奠无处，故诗人怅然若失，更闻渔者自歌，徒添惆怅之怀。无端被贬之牢骚，透露于字里行间。韩愈《祭河南张员外文》叙其阳山之贬，与《湘中诗》情调一致：“南上湘水，屈氏所沉。二妃行迷，泪踪染林。山哀浦思，鸟兽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17］313他在贬谪中怀念屈原之诗还有：《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一首因献杨常侍》诗云：“静思屈原沉，远忆贾谊贬。椒兰争妒忌，疑灌共谗谄。”［15］288《晚泊江口》：“郡城朝解缆，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泪，孤臣水底魂。双双归蛰燕，一一叫群猿。回首那闻语，空看别袖翻。”［15］330

第二次贬谪是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量移袁州。其量移途中，虽未免罪，亦值庆幸，故作《量移袁州张韶州端公以诗相贺因酬之》诗：“明时远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讵令随塞雁，南迁才免葬江鱼。”［15］1173第四句用屈原《渔父篇》典故：“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16］179-180元和十五年（820）九月，韩愈拜国子祭酒。十月未离袁州时，又作了《祭湘君夫人文》云：“前岁之春，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惧以谴死，且虞海山之波雾瘴毒为灾以殒其命，舟次祠下，是用有祷于神。神享其衷，赐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启帝之心；去潮即袁，今又获位于朝，复其章绶。退思往昔，实发梦寐，凡三年，于今乃合。夙夜怵惕，敢忘神之大庇！”［17］324则韩愈无论在贬谪过程中，还是量移或内召的时候，都会想到屈原与屈原作品中描写的神灵。

李绅的贬谪，主要是长庆四年（824）由户部侍郎贬为端州司马。有关南贬时涉及屈原的诗作，只有《涉沅潇》一首，而仅这一首诗就将其贬谪时的屈原情结表现得淋漓尽致：“屈原死处潇湘阴，沧浪淼淼云沉沉。蛟龙长怒虎长啸，山木波浪深。烟横日落惊鸿起，山映余霞杳千里。鸿叫离离入暮天，霞消漠漠深云水。水灵江暗扬波涛，鼋鼍动荡风骚骚。行人愁望待明月，星汉沉浮鬼号。屈原尔为怀王没，水府通天化灵物。何不驱雷击电除奸邪，可怜空作沉泉骨。举杯沥酒招尔魂，月影氵晃漾开乾坤。波白水黑山隐见，汨罗之上遥昏昏。风帆候晓看五两，戍鼓远山响。潮满江津猿鸟啼，荆夫楚语飞蛮桨。潇湘岛浦无人居，风惊水暗惟鲛鱼。行来击棹独长叹，问尔精魄何所如。”［18］5462-5463这首诗是回忆自己南贬时经过沅潇之作，前面12句既伤悼屈原，亦以自悼，通过苍茫阴晦的背景烘托，表现了逐臣的悲愤与感伤。自“屈原尔为怀王没”句以下，则对屈原招魂与哀悼，并寄希望于神灵驱除奸邪，实则上也是作者对现实失望后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的流露。结语仍感前途渺茫，不知所之。与韩愈诗相同的是，诗所表现的都是自己无辜被害的怨愤，侧重于个人情怀的抒发。卢燕平对于李绅诗歌的基调曾作过总体的概括：“分析李绅诗歌表现的主要心态，也可见他是一个善于表现一己情怀的主观型诗人。”［19］这个判断大致是不错的。由此可见，李绅与韩愈的屈原情结，既不同于刘禹锡、柳宗元与屈原贯通的骚怨精神，也不同于元稹、白居易的理性审视。

四

中唐南贬诗人的屈原情结，与初盛唐贬谪的诗人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南贬的诗人中，初盛唐主要有宋之问、沈亻全期、杜审言、张说、张九龄等，更为重要的是，伟大诗人李白在“安史之乱”后流放夜郎，在其原有屈原情结的基础上，加上了愤激与不平的内涵。沈宋二人本为宫廷诗人，南贬之后，不幸的命运与南方的风物使得他们的诗风有了改变，在诗中注入了真情，回旋着忧伤，也对屈原的贬谪生涯产生了一定的感受。宋之问《送杜审言》诗云：“别路追孙楚，维舟吊屈平。”［20］398

张说在武后时被张昌宗、张易之构陷而贬于岭南，又迁岳州，有送别诗云：“‘谁念三千里，江泽一老翁。’则知虞卿非穷愁不能著书以自宽，贾谊非流窜不能作赋以自安。”［21］卷294虽未见张说直接咏叹屈原的诗作，但他贬谪后的作品多危苦悲切之词，则与屈原、贾谊的遭遇与情怀是相通的。

张九龄本身为南方人，又被贬于始安，“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3］263。他是把屈原的精神作为自己理想人格来追求的。如其《感遇》诗：“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18］571这首诗是张九龄的代表作品，“主旨是承屈原《离骚》中‘不吾知其亦已矣，苟余情其信芳’一句的意思而来。它强调的是诗人品德的自我修养，抒发了诗人对理想人格的执著追求之情”［22］121。其化用楚辞意象之诗还有《杂诗五首》之三：“酷在兰将蕙，甘与葵与藿。”［18］570

但是中唐贬谪诗人，对于具有同样贬谪命运的盛唐名相张九龄是颇有微词的。因为唐人之贬谪南荒，与张九龄有很大关系，他曾向皇帝提出了“放逐之臣不宜居善地”的建议，受到玄宗皇帝的采纳，从此，交通困难，气候恶劣，山川阻隔，有去难归的岭南、湖南地区，就成为罪臣的去所。《旧唐书·刘禹锡传》说：“禹锡积岁在湘醴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求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1］4211对张九龄的所为，颇为不满。

李白对于屈原，因为具有共同的浪漫情怀，故其一生都处于对屈原的赞叹与向往中。他的作品中涉及屈原者有接近20篇之多。首先是对屈原的遭遇深表同情。他的《拟恨赋》云：“昔者屈原既放，迁于湘流。心死旧楚，魂飞长楸。……永埋骨于渌水，怨怀王之不收。”［23］15《古风》其五十一云：“比干谏而死，屈原窜湘源。……彭咸久沦没，此意与谁论。”［23］148《行路难》其三云：“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23］191《赠汉阳辅录事》云：“应念投沙客，空余吊屈悲。”［23］582其次是对屈原作品加以仿效。他有《代寄情楚辞体》，就是仿效《楚辞》所作的诗，有“恨独宿兮伤离居”，“横流涕而长嗟，折芳洲之瑶花”［23］1182等句。第三是对屈原景仰与赞赏。《古风》其一云：“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23］87《江上吟》云：“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23］374第四是将屈原引为自己的望中知友，甚至以屈原自比寄托哀怨的情怀。《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云：“呜呼！屈、宋长逝，无堪与言。”［23］1290《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云：“遥望长安日，不见长安人。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屈平憔悴滞江潭，亭伯流离放辽海。”［23］787《同友人舟行》云：“楚臣伤江枫，谢客拾海月。怀沙去潇湘，挂席泛冥渤。”［23］929《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空将泽畔吟，寄尔江南管。”［23］685-686《赠别郑判官》：“三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23］733

由上面的论述可见，中唐贬谪诗人的屈原情结，与他们的前辈诗人有共同之处，但因时代环境及个体的差异，又体现出各自的特点。初盛唐贬谪诗人对于屈原，重在表现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尽管也以自己的遭遇与屈原相比拟，但作品中所抒写的哀苦之词并不是占主导地位的。而中唐贬谪诗人的屈原情结则是其悲苦与愤懑情怀的表现，他们在政治失意之时，通过对屈原遭遇的慨叹来求得自己心理的平衡，并以对屈原文学成就的学习与追求，以求得对政治失败的补偿。他们的屈原情结，尽管有理性与情感之别，但总体上悲剧气氛要比初盛唐时期浓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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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范文篇3

阅读唐诗之余，发现唐代诗人的名号极为丰富，可谓是多种多样，五花八门。除“名”“字”之外，还有许多其它的称号，当然各有其来历及意义。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风操》中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字，也叫“表字”，它是根据人名的词义另取的别号。可见古人的名与字在含义上是有一定关联的。除此之外，唐代诗人的称号大致有两大类。一大类是自己称的号，叫“自号”“别号”；另一大类是别人称的号，一种是“绰号”，另一种是死后别人赠的“谥号”。这里首先谈自己称的号，通俗的讲就是“自号”。一般说来，取自号的诗人，大都是用自号来寄情托意，或则见性知人。它大致有以下四种情形。一、纯粹是自我性情、志趣的表露。元结，自号“浪郎”“浪士”，他从小喜欢浪游各地，取此自号意为不忘爱好之故。可朋，则自号“醉髡”，其好酒性情表露无遗。此外还有张志和自号“烟波钓徒”，秦系自号“东海钓客”，陆龟蒙自号“江湖散人”等。二、以山水、地名取号，意在寄托乡情乡思。大诗人李白，自号“青莲居士”，是因为他幼年随父迁居四川青莲乡，又常喜与采莲人一起交谈。罗隐，自号“江东生，”因他是余杭人，属江东之地，故取地名以寄托情思。另外还有袁皓自号“碧池处士”，李涉自号“清溪子”，卢仝自号“玉川子”，刘叉自号“彭城子”，朱湾自号“沧州子”等，都与此类同。三、地名与自我性情的合二为一者更多。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他晚年还乡为道士，又好饮酒，兼家住四明山，故取此号。杜甫《饮中八仙歌》列他为首：“知章骑马似乘船，酒酣落井水底眠。”李白也在《对酒忆贺监》中云：“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贺知章爱饮酒喜放狂的性情跃然纸上。李瑞，他辞官隐居衡山，爱其地清幽，而与自己幽隐志趣相同，于是“衡岳幽人”的自号应运而生。除此还有刘长卿自号“随州钓徒”，顾况自号“华阳真逸”，杜荀鹤自号“九华山人”，卢照邻自号“幽忧子”，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士”等。四、表达诗人的志向及气节。黄巢，目睹唐的黑暗统治，自号“冲天大将军”，寄托了他对唐统治者的切肤之痛，也表达了他强烈的反唐情绪。后来他领导农民起义，建立大齐国，使其志向得到了实现。其次谈一下别人称的号。别人取得“绰号”，一般具有谐谑的风趣，无论是表尊敬或表轻视，都不如自号庄重一些。在各类称号中，此类最为复杂。兹将之归纳如下。一、习惯称。诗人以自己作诗习惯闻名于世，而为人以此相称。骆宾王，因他写诗喜欢用数字成对，时人给他雅谑的称号“算博士”。温庭筠，因其每入试押官韵，八叉手而成八韵，时号“温八叉”。还有唐求，因其作诗“有所得则将稿捻为丸,纳入大瓢中”，为后人称为“诗瓢”。二、形体或性格称。诗人因自己的形体特征性格特点而得名。李绅，他长得短小而精悍，故人们谑称为“短李”。苏味道呢？他处世圆滑，曾对人说“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故人们以“苏模棱”嘲之。三、官地称。以诗人做官任职的地名相称，格式为“姓+官地”。柳宗元，曾在柳州做过刺史，人称“柳柳州”，岑参，曾在嘉州做过官，人称“岑嘉州”。另外还有，韦应物人称“韦苏州”，刘长卿人称“刘随州”，韩愈人称“韩潮州”等，均如此。四、官衔称。以诗人做过的官衔相称，格式为“姓+官衔”。此类称号较多。杜甫，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世称“杜工部”。王维，曾任尚书右丞，人称“王右丞”。此外还有李白称“李翰林”，张籍称“张水部”，郑谷称“郑都官”，白居易称“白太傅”，高适称“高常侍”，贺知章称“贺秘监”，张旭称“张长史”，刘禹锡称“刘宾客”，贾岛称“贾长江”等，这就多了。五、籍贯称。以诗人的祖居或出生地相称，格式为“姓+籍贯”。如柳宗元，是唐代山西河东人，人称“柳河东”。孟浩然是湖北襄阳人，人称“孟襄阳”。六、特长称。以诗人在某些方面的特长而称呼。刘长卿，因长于五言，人称“五言长城”。王昌龄，擅长七绝，世称“七绝圣手”。七、有的是针对诗人诗歌明显的倾向和风格而言。“诗仙”李白，年青时就才华横溢，刚到长安就被老诗人贺知章赞为“谪仙”，称他是天庭降落到人间的仙才。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写道“昔年有狂喜，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些都是说明李白的诗神奇、飘逸、豪放、富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诗仙”则是李白性格和诗的浪漫主义风格的写照。此外还有杜甫的“诗圣”，孟郊的“诗囚”等称号，都是针对他们诗歌的明显特征而言。八、更有趣的是有的诗人以诗或诗中佳句赢得声名。赵嘏的诗《长安秋望》名重一时，更因诗句中有“长笛一声人倚楼”的佳句，为他赢来了“赵倚楼”的称号，郑谷时称“郑鹧鸪”，是因为他以《鹧鸪》诗著名。另有崔钰人称：“崔鸳鸯”，许棠人称“许洞庭”，韦庄人称“秦妇吟秀才”，都是这方面的原因。九、也有两人或多人合称的。王维和孟浩然都以山水田园诗著名，合称“王孟”，高适和岑参，则以擅长写边塞诗出名，合称“高岑”，此外“郊寒岛瘦”是孟郊、贾岛的合称。“元白”是指元稹、白居易，“皮陆”是指皮日休、陆龟蒙，“韩柳”指韩愈、柳宗元，“初唐四杰”是指王勃、卢照邻、杨炯、骆宾王，“文章四友”指杜审言、李峤、崔融和苏味道。此类例子在唐代还有许多。十、有的称号是用以区别他人的。杜牧，人称“小杜”，以区别于“大杜”杜甫。李商隐，人称“小李”，则是区别于“大李”李白。最后，谈一下“谥号”。封建帝王把爵位赐封大臣，依其生前事迹，死后赐“谥”，用来指陈死者的善恶，但大多是歌功颂德。韩愈，死后被谥为“文”，世称“韩文公”，充满了对他的尊重敬仰意思。贯休，则因他名望很高，为前蜀王刘建优礼相加，赐号“禅月大师”。值得指出的是，在唐代还有一种私人“谥号”。如孟郊死后，韩愈为赞扬他贫且艰的性格，私谥为“贞曜先生”。方干，则被门人私谥为“玄英先生”，称赞他是通玄入妙突出的人。值得补充的就是，有的诗人称号有许多，自号、绰号、谥号兼有二到三种，有的还和他人有合称，更增添了其称号的复杂性。例如李白，自号“青莲居士”，绰号“李翰林”、“诗仙”，又是唐代“大小李”中的“大李”。韩愈，绰号“韩潮州”，谥号“韩文公”，又是“韩柳”合称中的“韩”。以上所举，仅是唐代诗人中少数的例子，但唐代诗人称号的丰富多彩由此可见一斑。

诗人范文篇4

《凤凰涅槃》本诗“象征了中国的再生，同时也是我的再生。”

1、凤凰的形象

诗借凤凰“借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传说，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激情和狂飚突进的时代精神。诗人笔下的凤凰形象壮美而崇高。她大胆否定旧现实的一切，扬弃因袭的旧我，严厉斥责浅薄猥琐的群丑，热烈向往新鲜、净朗、华美、芬芳的新世界，体现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和战斗的乐观主义气概。它是年青诗人的化身，也是民族和祖国的象征。可以说。《凤凰涅槃》是民族觉醒的诗的宣言。

2、艺术特色

想象瑰奇，色彩明丽，富有浪漫主义精神。

诗作把宇宙万物和自我融汇在一起，造成一种万物同源、和谐一致的境界，既表现诗人与祖国人民溶合为一的愿望，也具有浓厚的泛神论色彩。

在诗歌形式上，它彻底打破了旧诗格律的镣铐，借鉴西方自由体诗，形式自由奔放，实现了诗体大解放。

大量采用设问、排比、反复、重奏的手法。

闻一多

原名家骅，又名亦多，新月社诗人，《红烛》《死水》。最早提倡新诗格律化的诗人。讲究诗的“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

《洗衣歌》1、1925写于美，通过华侨洗衣工人的遭遇和感受，表达了深沉的爱国反帝的思想感情。

2、艺术特色

1）对答的形式。首尾两节是洋人趾高气扬的吩咐，中间六节是工人激愤的回答，自然平易，有民歌风味。

2）诗形整饬，有建筑美。主干每节五行末行为低行，句式大致相同；主干之外，头尾又配以两节对称的低行诗句。

3）有音乐美。全诗韵位固定，相同句式反复出现，迭唱手法的运用。

《死水》1、主题思想

1）抒发诗人回国后因目睹种种现实而引起的悲愤心情。

2）诗中描摹的那“一沟绝望的死水”，是满目疮痍、腐败破落的旧中国的象征，涵蕴着对造成这一局面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的揭露和斥责。

3）表达了作者希望丑恶的旧物早日灭亡的强烈愿望。

2、以本诗为例看作者的“三美”艺术主张。

《死水》是其“三美”理论的最满意的试验。每行诗都由四个音步（三个“二字尺”和一个“三字尺”）构成，三字尺在每行中出现的位置可以有变化，收尾都是双音词，读来富有节奏感，抑扬顿挫，琅琅上口；用词注意色彩，形象鲜明；每节四行，每行九字，形式十分整齐。闻一多对新格律诗分提倡和实践，有助于纠正“五四”以来部分新诗“散而无章”的弊病。

冯至

原名冯承直，“沉钟社”诗人。《昨日之歌》、《北游及其它》、《十四行集》。

《我是一条小河》

本诗用以人拟物的手法，把“我”比作小河，以我流过森林、花丛和流入大海的途程为抒情线索，委婉表达对恋人一往情深的忆念和不可改易的情意。

1、特色1）用以人拟物的手法。

2）借“小河”“影儿”之间的自然联系写出两心相印相随。

3）构思新颖。4）注意遣词造句。

戴望舒原名戴梦鸥，三十年代的“现代派”代表诗人。《我底记忆》《望舒草》《灾难的岁月》。

《雨巷》

本诗借寂寥雨巷独自彷徨的描绘，寄寓了诗人对现实的不满、失望和痛苦的情绪。

艺术特色

强调自我的感觉，喜欢追求意象的朦胧，用象征手法抒情。

十分注重音乐感，音节优美，韵脚铿镪，每节押韵二至三次，同时还以复沓，重复等手法强化诗的音乐性。叶评“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

徐志摩

新月派诗人。《再别康桥》

诗的情境

诗抒写了自己对康桥无限留恋和依依惜别的心情，微妙的展露了因“康桥理想”的幻灭而无限哀伤的情怀。

诗人十分注意艺术技巧。在诗里，他敏锐的抓住“金柳”“波光”“青荇”“星辉”等具体而生动的形象，勾勒出无比美丽的康河晚景，巧妙的把气氛感情、景象三者融汇在一起，创造了耐人寻味的意境，表露了自己对过去憧憬的留恋和眼前的离愁别绪。诗篇格调轻盈柔和，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梦幻般的情调。

殷夫原名徐祖华，“左联五烈士”之一。《孩儿塔》《伏尔加的黑浪》。

《血字》诗的革命性

红色鼓动诗。为纪念“五卅”四周年而作。诗中，诗人以激越的情绪歌唱“五卅”伟大历史意义，生动的表现

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你怕困难、顽强战斗的英勇气概；并坚信胜利的明天必将到来。

艾青

诗集《大堰河》《北方》《旷野》，长诗《向太阳》《火把》。现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自由诗的又一高峰。

《大堰河——我的保姆》本诗是一首带有自传性质的自由诗，是呈献给千万劳动农民的“赞美诗”，也是一首“给予这不公道世界的咒语”。

1、一首劳动人民的赞美诗

诗人以真挚的感情，抒写了对哺育他长大的褓姆“大堰河”的怀念，揭示了一个勤劳的农村妇女的善良的灵魂，通过对她痛苦而悲惨一生的描写，控诉了社会的黑暗与不义。大堰河在艰苦竭蹶中度过一生，但她总是含着笑不停的操劳着，这就是诗人为大堰河建造的永久的塑像，也是勤劳、忠厚的中国劳动妇女的塑像。因此，这诗是一首劳动人民的赞美诗。

2、艺术

1）通过叙事进行抒情，常用排比和对比手法来表达强烈的感情，用重叠的诗句或诗节反复咏叹，使诗篇既明朗单纯而又多姿多彩。

2）借助联想进行铺叙，构成生动的画面。

3）诗句长短无定，但有内在的韵律，音节和谐，色彩鲜明，情味极其深长。

《我爱这土地》的感情特色

诗表现出艾青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对祖国、对土地、对劳动人民真挚深沉的爱。诗人表示要像鸟一样歌唱祖国大地；死了，也要使自己融进祖国的土地中。诗表现出一种“忧郁”的感情特色，这种“忧郁”是对灾难深重的祖国爱得深沉的内在感情的自然流露，因而格外动人，但诗人对祖国的“黎明”也抱有乐观的信念，作了美妙的抒写。

何其芳

《预言》《夜歌》，散文集《画梦录》《还乡杂记》。

《生活是多么广阔》

1、诗的思想内容

借想象的翅膀，遨游于广阔的生活的海洋中，启发年轻人去发掘人生的宝藏，并勉励他们将寻常的生活与伟大的目标结合起来，以坚实的劳动去接近美好的未来。诗格调明朗开阔，富于朝气，迸射出对新生活热切希望的火花。

2、体式特征：用自由体，比较灵活的表达思想，不重押韵，但以流利朴素的口语形成动人的节奏，十分悦耳。

李季

有长诗《杨高传》，诗集《玉门诗抄》。

《王贵与李香香》

1、主题

以土地革命时期农民革命运动为背景，通过一对农村青年的恋爱故事，深刻揭露了旧农村阶级压迫的悲惨状况，生动的反映了陕北三边地区农民闹革命的状烈景象，表现了革命与劳动人民幸福生活血肉相连的关系，（“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不是闹革命咱俩也结不了婚！”“革命救了你和我，革命救了咱庄户人。”表现了革命与劳动人民幸福生活的血肉相连的关系。）

2、体式特征

民歌体新诗，采用了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并加以革新创造，使其适于表现较大规模的现代生活内容。成功的运用重复个比兴手法，来叙写故事、塑造形象、实现主题。

臧克家

诗集《烙印》《罪恶的黑手》《泥土的歌》《生命的零度》

《星星》

1、思想内容

诗用暗喻手法，以星喻人民大众。对星星真挚的歌唱，体现着作者对人民的历史作用的新认识。同时，诗作对星星们聚居的“另一世界”的深情赞美中，也不难看出作者对为一己私利而不惜荼毒生灵的黑暗势力的憎恶，以及对人民的新世纪的热切瞩望。

诗人范文篇5

1924年9月，在一个无人的“秋夜”，孤独的鲁迅走进“野草”，以新的文体形式，拓进了内心的更深层。《秋夜》成了《野草》的第一篇。“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是鲁迅对自家后院的一个描写，而这个带有选择性的素描也着色了鲁迅孤寂、苦闷的情绪。

1923年7月14日鲁迅与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发生冲突，随之与周作人闹翻。鲁迅当天日记仅写了一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冲突后的第5天，周作人自己给鲁迅送去了一封绝交信。8月2日，鲁迅携朱安从北京八道湾住所里3个兄弟及其家属共同营造大家庭搬出。鲁迅原打算一个人搬走，曾对朱安说，你或者留在八道湾陪母住，或者回绍兴娘家，我回按月寄钱供养你。但朱安回答：“八道湾我不能住，……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逢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鲁迅只能带着母亲送给自己的媳妇一同搬到了砖塔胡同，与朱安住在这20平米左右的狭小房屋里。十月份，鲁迅就开始连日高烧，咳嗽，肺病复发。直到翌年的5月2日鲁迅才从砖塔胡同这搬出，到了由旧宅翻修的西三条胡同的新居。这是个传统的四合院，与八道湾相比较，规模则小得多。从窗户能望见不很宽大的后园，也能看见两株邻家墙壁那边的枣树。这后园夜的天空是“奇怪而高”的，星星的眼也是“冷眼”。这是典型的鲁迅眼中的世界，也是鲁迅看世界的眼光。但是，诗人对园中开着“极细小的粉红花”却是怜爱的。

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胡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瘦的诗人”是鲁迅的自况。“极细小的粉红花”是女性化的，是爱做梦的，是凄艳的。诗句映照的是诗人心底的镜象，流淌的是诗人潜意识的思绪。正如聂绀弩在《略谈鲁迅先生的〈野草〉》中指出：“《野草》是鲁迅先生为自己写，写自己的书，是理解他的锁钥，是他的思想发展全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枢纽。”那么，《秋夜》到底记录了鲁迅自己怎样的内心柔软？鲁迅的心底为什么会流动着对女性的朦胧的怜惜、关爱，就象“瘦的诗人”鼓励“小粉红花”以梦想？还是让我们回溯一下鲁迅那一阶段的生活。

1923年10月3日，鲁迅第一次到女师大讲课。26年后，许广平回忆起鲁迅第一次给她们上课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当鲁迅先生来上课的瞬间，人们震于他的名声，每个学生都怀着研究这新先生的一种好奇心。在钟声还没有收住余音……突然，一个黑影投进教室来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直地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弯上、衣身上的许多补钉，则炫着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钉。人又鹘落，常从讲坛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钉，也掩盖不住了。一句话说完:一团的黑。那补钉呢，就是黑夜的星星，特别熠耀人眼。小姐们哗笑了!“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也许有人这么想……钟声刚止，还来不及包围着请教，人不见了，那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当时许广平正和男友李小辉恋爱，但对桀骜不驯、不安分、卓尔不群和具有叛逆精神的许广平来说，这个“乞丐的头儿”无疑对她有极大的吸引。旧历除夕夜，许广平得了猩红热，男友李小辉为了照顾她也传染上猩红热，不治而死，她却奇迹般地康复了。每星期一小时的《中国小说史》越来越成为她的“翘盼”，看许广平以下的另一段回忆：

做学生的时候，我曾正如一般顽童，边听课边把这位满身补钉，不，满天星斗，一团漆黑，长发直竖的先生速写起来。我更很快就研究他的为什么?后来比较熟悉了，我问他是不是特意做成这样的“保护色”，使人家不注意?他好象默认地笑了，这时我以为探寻到什么似的喜悦，给我猜中了罢。

听课时候给老师速写，是许广平潜意识爱慕的不自觉的流露。“他好象默认地笑了”也反映出这位调皮女学生给鲁迅带来的一丝快乐。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在给鲁迅的第一封信中这样写到她对鲁迅的感受：

现在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盼着希有的、每星期三十多点钟中一点钟小说史的听讲的，是当你授课时坐在头一排的坐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他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话，这时许是按抑不住罢，所以向先生陈诉。

《两地书》结集出版时，删去了“希有的、每星期三十多点钟中一点钟”和“坐在头一排的坐位”。大概鲁迅和许广平都觉得近两年的热情洋溢的翘盼，又总是坐在第一排，太多暴露了向对方的爱慕之情。

而那时鲁迅因这活泼、开朗的女生而触发的心底的涟漪，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周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

当他觉察到自己对那个总坐在第一排的女学生的朦胧的异样的感受时，“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因为现实告诉他，自己已经有了婚姻，虽然是母亲包办的有名无实婚姻，而鲁迅是决定“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的。鲁迅明白，朱安成为他的妻子，“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他不能伤害本来也是无辜的朱安，更不～愿意伤害他爱着和孝敬着的母亲。鲁迅抱定了“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而他自己是打算过一辈子苦行僧的生活。但当无可控制的感情来袭时，鲁迅自己都不能确信且不敢接受，不然为何“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这一转折点也是鲁迅从潜意识的信马由缰到回到现实理智世界的契点。

回到屋内，小飞虫“在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灯罩“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看到猩红的栀子花，思绪再次被牵引到女性，于是“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这一思路的跳跃展示了诗人即使强迫自己回到理性、现实，但仍然无法阻挡感情的流动，不自觉地又沉浸在自己隐秘的感情世界里。爱恋会让人变得温柔，即使是硬汉。当枣树遭遇小粉红花时，便不再是“落尽叶子，单剩干子”、“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的枣树，而变得“青葱地弯成了弧形”。伤痕累累、孤军奋战的枣树这时也不再是一副冷面孔示人，而是充满了生命的青葱和活力。而这里的“枣树”与“瘦的诗人”显然是鲁迅自己的影象。

“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夜半的笑声”恰恰是自己抛弃了道德约束、社会压力时对异性的朦胧、些微的爱意给自己生命带来的激活和快乐。诗人再次惊惧于面对自己内心的真实，于是将视线转向了现实世界“那老在白灯罩上的小青虫”。但对小青虫“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的感受再次流泄出诗人心底的秘密。因为，“苍翠”代表着青春和活力，而小青虫奋力扑向灯亮，恰有飞蛾扑火的意味，那是追逐爱情的奋不顾身。许广平在自述她对鲁迅的爱情的散文《同行者》，就是以“有似灯蛾赴火”的比喻。而鲁迅对小青虫的这一举动是赞许、羡慕的，他说：“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鲁迅对小青虫的寻火的猜想，恰恰是他自己对这份朦胧爱意的把捉。其实，现实世界的“小青虫”与心灵花园的“极细小的粉红花”是一脉相承的，不论诗人是处于清醒的理智自控还是不自觉的潜意识，苍翠的小青虫和瑟缩地做梦的粉红花都是这首诗中展示诗人心灵世界图貌的路标，她们引领我们走进鲁迅柔软的感情花园。而这一时期，鲁迅与许广平的接触也自然是理解本诗最重要的背景。

参考文献

[1]鲁迅.野草[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2]鲁迅.野草英文译本序[A].鲁迅全集．

[3]文学武.地火依旧在奔突运行——论新时期的《野草》研究，1981～2001．

[4][日]丸尾常喜著，[韩]金贤贞译．“彷徨”时期的鲁迅[J].鲁迅研究月刊，1999，（6）.

诗人范文篇6

启示一：孤傲的文人习性，是文人政治失意的致命伤。

综观在文学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唐代文人，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孤傲。唐代能够在文学方面有所作为的文人大都是很有才华的，李白少年时代就“观奇书”“，游神仙”，“好剑术”，有多方面的才能和兴趣。杜甫7岁学诗，15岁扬名。刘禹锡自幼好学，熟读儒家经典，浏览诸子百家,童年时代就曾到吴兴陪侍诗僧皎然、灵澈吟诗，得到他们的指点,并为权德舆所器重。而白居易出身书香门第，自幼绝顶聪明，五六岁便学写诗，9岁便能够辨别声韵……他们的才华和天赋为他们后来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奠定了基础。然而，也许是因为他们都很有才华，或许有才的人都有那么一点自负的本性，唐代文人也一样，孤傲就是他们一个十分突出的性格特点。这种性格在诗仙李白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有诗为证“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种恃才傲岸、叛逆不羁的性格在他的诗中也有体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如果李白真的能做到一生“不事权贵”，那他再傲些也没什么，但他偏偏又不能远离政治的诱惑。从青年时代起，李白就为了能走上仕途而奔走，他不仅娶了唐高宗时宰相许圉师的孙女为妻，还先后向各地官员上书拜见，希望能荐用自己，但奔走了10年却大失所望而归，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酒隐安陆，蹉跎十年”。而10年后，他来到了国都长安，寓居在玉真公主别馆，谒见了宰相张说的儿子、驸马都尉张土自以及一批朝臣大官，期望“攀龙见明主”，然而仍无结果，只好悻悻出京漫游，愤慨不平中写下了著名的《蜀道难》、《行路难》等诗歌，以此隐喻胸中不满之气。接着他又改装换巾趋向山林，隐居蒿庐，交结与皇室有密切关系的道士，试图走出一条世俗垂青、贵人揄扬的“终南捷径”。中国的隐士大多是扬言孤峰逍遥隐逸，实际上是欲邀求时誉擢居美职，李白也是如此。这从他后来被征召入京时，所写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可以看出。一旦入京，他的傲气又出现了，他认为自己将被重用，代草君言、建立功业，于是把玄宗比作汉武帝，把自己比成司马相如，时不时还喊出要浪浮江湖，因此没等到他“功成”便被唐玄宗“赐金还山”，实际上就是被驱逐出朝了。

唐代文人孤傲性格的另一个体现就是总抱有怀才不遇的不平之气。他们因为有才，所以总认为别人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有毛病的，好像这世界上的事只有他们说的才是正确的，而当自己的主张得不到支持或仕途不顺时，他们就会愤愤不平，满腹的唠叨和不满，从不检讨自己的不是，而是指责当权者用人不公。李白是这样，而更有代表的如韩愈，他二十五岁成进士，二十九岁始登上仕途，他在科名和仕途上屡受挫折，本来是和他的复古思想有关，但他不但不检讨自己，还一再指斥朝政，于是先被贬为阳山令，后又被贬为潮州刺史。在他的散文里自鸣不平，怀才不遇的味道就特浓，如他的《杂说四》中，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比喻贤才难遇知己，“只辱于奴隶人之手”更是寄寓了他对自己遭遇的深深不平。他们因为对自己没有一个更客观的认识，更没有把自己放到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下去认识，因此总难免出现不平之气，而这种不平之气如果只是藏在心里就罢了，但他们却借助自己的文才把它们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看起来是很痛快也很出气，气是出得利索，但痛快过后换来的却是当朝者的不容和排挤，他们也只能自己品尝在政治仕途上的失败和苦涩了。

中国人向来以谦虚为美，谦逊历来为国人所倡，有才已招人妒，再傲就更难让人容了。唐代文人恃才傲物的性格也注定了他们成为政治仕途上的悲剧角色。如今时代已不再是唐朝时的时代，但必要的谦虚一直以来都没有被国人所弃，无论你是文人抑或普通人，只要你还生活在我们的国土上，几千年的文明传统注定要求你做事做人都应有谦虚之美德，这样你才能更好地与我们的社会相和谐，这是唐代文人所付出的政治仕途上的失败代价给我们带来一点启示。

启示二：走了不该走的路也是文人政治失意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综观唐代那些政治上失意的文人，我们不难发现，除了与他们性格有关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无法适应当时的政治环境。我们且不去谈当时的政治环境如何，但不管怎样，为什么别人可以飞黄腾达，也可以为国尽忠，而文人就不能，难道那些在仕途上有作为的人真的都不是好人吗？真的就很腐败吗？绝不是！那么文人为什么就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呢？其实说到底，就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适合于做官，他们有才，但那只是“文”才，而不是“官”才。更不该的是他们一方面想通过从政来体现自己的价值，但另一方面又对官场上的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不但不善于去适应官场上的环境，还企图想通过一己之力来改变那种他们认为是有问题的政治环境。唐代在文学上有大作为而在政治上很失意的文人，很多都是因为针砭时政而导致自己被贬的。如刘禹锡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他开始时参加革新运动失败后初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行至江陵，再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他就写了不少的政治讽刺诗，把那些镇压他所参与的所谓革新的权臣、宦官比作“利嘴迎人著不得”的蚊子（《聚蚊谣》），“瞥下去中争腐鼠”的飞鸢（《飞鸢操》）。后来，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被奉召回京。次年三月,刘禹锡又写了《元和十一（一字衍）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重又得罪执政，再次被外放为连州刺史。更有甚者，他的讽刺诗讽刺的对象还不仅限于一小撮上层统治集团，而是涉及较为广泛的社会现象，如《昏镜词》讽刺当时贤愚颠倒的用人之道,《调瑟词》反对过重的剥削,《武夫词》对当时将帅骄宠武夫、姑息养奸深致不满，《贾客词》揭露大商人勾结大官僚谋取暴利，加速农民的贫困，用意深刻，针对性强。因此，刘禹锡无论是他的革新还是他的讽刺诗可以说在当时都是与当时政治环境不相容的，他的一再被贬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诗人范文篇7

但不管怎么说，愁是一种概念，诗人写“愁“，不能用概念语言，而必须用形象语言。诗人不仅要把“愁”定性，而且要定量。

一、“愁”是连绵悠远而无法割断的

古诗词中有以水描写愁的，有以雨比喻愁的。水的绵长悠远和人的情绪愁苦的特点是一致的。而如丝如缕的细雨和隔不开，扯不断的愁的特点又相吻合。南唐后主李煜《相见欢》中“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就说明了“愁”的这个特点。李白在《宣州谢月兆楼饯别校书叔云》中的名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也道出了愁的特点，愁的情状。

二、“愁”是有数量的

李煜《虞美人》中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和贺铸《青玉案》中的“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都用可以看得见、可以体味的实景，来形容“愁”的数量。这种手法，的确令人叹为观止。

三、“愁”是有重量的

李清照的词《武陵春》中写道：“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分明写出了“愁“的重量。“愁“是如此的重，恐怕舴艋舟都难以乘载。

四、“愁”是有长度的

伟大的诗人李白《秋浦歌十七首之十五》中写道：“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把“愁”说成三千丈长，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五、“愁”对身体是有影响的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心头忧虑烦闷，便以酒浇愁。李白说：“举杯消愁愁更愁”。范仲淹《苏幕遮》中说：“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都说明“愁”对身体影响是很大的。李白不仅把“愁”量化为三千丈。而且还把“愁”生“白发”这一自然规律，揭示了出来。

青年时代伍子胥在他受到楚平王追杀中逃离昭关时须发突然变白。这是由于他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引起过度的“愁绪”，神经紧张造成的。今年47岁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只有44天时，却已出现愈来愈多的灰白头发。人们惊讶地发现：“他的头发，几乎是在一夜间，从深黑色突然全部变成了灰白色，就仿佛落满了雪花似的！”

愁生白发的例子，在每位美国总统的身上都发生过。克林顿刚进入白宫时，还有一半的头发是棕色的，但两年之后他已经变成“银发老头”了；小布什刚入白宫时，头发还是“盐和胡椒”，好像一眨眼间全变成“盐”了。

诗人范文篇8

1997年12月24日，由《中国新一代》杂志社等部门共同主办的“圣诞之夜，中国新一代青少年联欢晚会”上，我和我的搭档被请去表演了这个小品，起初说是没有劳务费的，没想到我们演出下来就被导演叫过去了，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后给我和搭档每人塞了一个红包，并告诉我们不要对别人说，这是车马费，以后要经常合作的。我们出去打开红包，虽然只有50块钱，但也把那时候的我们美坏了，因为那是我们靠上台演小品赚到的第一笔钱，年轻，成就感是支撑我们的一切……

[小品剧本]两个末流诗人的约会编剧/高鹏

人物：一男一女，各二十岁左右，两个人表情始终是神经质式的冷傲。

时间/地点：冬天傍晚，公园。[幕启：舞台中央，一把长椅。]

[女“诗人”上场，傲慢地蔑视观众，甩头，漫步，左顾右盼。]

[男“诗人”直楞楞地从幕后窜出来，看到女“诗人”，清清嗓子……]

男：[大声，夸张]撑着油纸伞/独自傍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见/一个丁香一

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女：[点头，自言自语]

是戴望舒的《雨巷》？

[向男“诗人”望去，大声吟诵]

苹果树下那个小伙子/你不要/不要再唱歌/姑娘沿着雨巷走来了/你的心为什么在胸中跳

啊？/为什么跳得失去节拍？

男：[点头，自言自语]

套用了闻捷的《吐鲁番情歌》！

[男、女动作一致，激动得大步迎向对方，在舞台中央面对而立。]

男：我的笔名叫“孤独”。

女：我的笔名叫“寂寞”。

男：上学时，我有个雅号，叫“烂枣儿”。

女：上学时，我也有个雅号叫“酸梨儿”。

男：后来人们都管我叫“风花儿”。

女：后来他们都管我叫“雪月儿”。

男：除了写诗，我只能孤芳自赏。

女：除了写诗，我只有顾影自怜。

男：因为……[大吼]我很孤独啊！

女：因为……[抽泣]我很寂寞啊！

[男、女一起，同志式的握手，异口同声]

男、女：战友啊——战友！

女：我是写朦胧诗的。

男：我是写哲理诗的。

女：[亢奋地与男握手]

第二次握手！原来我们是一个盆里的，我是先锋！

男：我是前卫！

[男、女一起，再一次同志式的握手，异口同声]

男、女：战友啊！战友！

[动作统一地指向长椅]

男、女：请坐！

[二人动作机械、统一，一起坐在长椅上。]

女：[表情突然冷漠，一幅不可一世的样子]

我的诗曾发表在《北大荒文艺》上，你读过吗？

男：[遗憾地摇头]

没有啊。不瞒你说，除了我自己写的诗，别人的诗我根本不看。

女：[清嗓子，陶醉状]

总想写一首很长很长的诗/在每一个月亮搂着太阳睡去的夜里/落下笔来/却只能写下你湿

漉漉的名字/那便是一首很短很短的诗/诗的名字叫——寂——寞！

男：[动作夸张，泪如雨下，掏出很长很长的卫生纸……]

朦胧啊！太朦胧啦！这个就是诗啊！你写的那个名字是我吗？

女：[遗憾，摇头]

不是。

男：那是谁？

女：我也不知道耶，我根本没动真情，你还当真了，我是不是最好的诗人？

男：你是最好的诗人啊！我的诗曾发表在《大西北文摘》上，你读过吗？

女：[遗憾地摇头]

没有啊。不瞒你说，除了我自己写的诗，别人的诗我也不看。

男：[清嗓子，亢奋状]

我是上帝一首策划的阴谋/太阳啊！/那让两条狗看到一根儿骨头后/下流的

/幸灾乐祸的袖手旁观者/他看到那个紫外线和臭氧层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孤——独！

女：[夸张地尖叫]哲学！太哲学啦！这个就是深奥啊！你写的到底什么意思？

男：[神秘的表情]我也不知道啊，好似在弥留之中，我对我的低声吟唱，我是不是最好的诗

人？

女：是啊，我们都是最好的诗人！知音难觅啊！

男：[垂头丧气]唉！不幸啊，理解我们的人太少了，怎么能让我们诗人下车间呢？应该让我们

坐办公室才对嘛！他们离我们太远了，远——比远去的风——更远！

女：[理解、迎合]是啊，我们诗人真是太苦了，苦——比黄连的苦——更苦！

男：我是苦瓜藤上的尖尖儿。

女：我是药罐子里的渣渣儿。

男：再苦，我也不是一般人，我是被世俗读不懂的人尖儿！

女：再苦，我也不是普通人，我是被凡人看不透的人渣儿！

男：[愤怒]他们为什么不发表我们的作品！好不容易发表一会还找我们要修改费？我们的诗用得着修改吗？

女：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我陪他们喝酒喝醉了才肯发表我的诗？就是因为我的诗太出色，生怕我砸了他们的饭碗！一群无赖！

男：真是一帮人渣！

女：骂谁呢你？

男：我们不能再沉默了！

女：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灭亡……

[男、女一同站起，捶胸顿足，前腿供后腿绷，右臂弯曲拳握正胸，走臂向后伸直，酷似两个“红卫兵”，异口同声]

男、女：就在沉默中爆发！

男、女：[握手]战友啊！战友！

男：难怪啊，一点儿文化没有的，也跟着我们后面写诗，这不是抢占我们的市场吗？害得我们出不了名，有人管没人管啦还！

女：我听说，在一个城隍庙里，有一块牌匾从天而降，整整砸死十个人，一个玩儿摇滚的，一个现代派行为艺术家，一个气功大师，那七个都是诗人，其中有4个诗人都已经自费出过两本诗集了。

男：啊？是正式出版社的书号吗？

女：不知道，好像是哪个曲文联的内部书号。

男：那也不便宜啊？那天，我站在劝业场的渤海大楼上，向所有的行人大喊：“我要请诗人吃饭！”结果，那真是万民齐呼啊：“我们全是诗人！”叫得最响的，居然是那个卖冰棍儿的老太太！

女：太不像话啦！我们诗人都成通俗的啦？有一天，我站在海河广场的台子上高声朗诵我的新作，围得那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啊，后来我才明白，他们都拿我当神经病了！最可气的是，交通警居然把我轰了下来，这个世界完了！堕落了！

男：岂有此理！全是些浅薄的低级动物！一点儿也不深沉！有一天，我去一家小酒馆儿喝酒，突然间就诗兴大发，我们诗人是不管那一套的！我直接站在桌子上高声朗诵，你猜怎么着？所有的人都向我扔钢崩儿啊！

女：别跟那帮俗人一般见识，都是些无知的家伙！我们这叫曲高和寡！前天，街道王大妈找我谈话了，她说：“孩子啊，别写诗了，当不了饭吃，还是挣点儿钱吧，大妈给你找到工作啦！”你猜我是怎么回答的？

我说：“我是不会去上班的，除非你让我当干部儿！钱算得了什么？我不稀罕！别人穿绫罗绸缎，我就偏穿粗布的！

男：那叫纯棉！

女：别人弄得眉清目秀的，我偏就月朦胧鸟儿朦胧，因为——我是诗人！”

男：[翘起大拇指]

巾帼英雄！实在佩服！昨天，我们街道刘大妈也找我谈话了，也要给我找工作让我去上班啊。我就对她说：“你别看我穷，我精神富有啊对不对？我注重内在不注重外表！

女：这叫自信！

男：我天天就是不洗脸就是不洗脚就实不刷牙就是不漱口！谁能把我怎么着？明天我还要留辫子续连鬓胡子子，你看着不顺眼啊？碍着你们什么了？因为——我是诗人嘛！”

女：[翘起大拇指]

男人之极品！就是不能堕落成一般老百姓！我们是拴在一起的两只蚱蜢，我们要跟他们斗到底！

男：与天斗，其乐无穷！

女：与地斗，其乐无穷！

男、女：与人斗！其——乐——无——穷！

男：我们决不能屈服世俗的藐视，我们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

女：不！我们就是见了棺材——也不落泪！

男、女：[握手]战友啊！战友！

女：[看看四周]怎么有这么多人在围观我们？

男：[也看看四周]哪里有嘲笑，那里就有诗人！我们走吧，走自己的路……

女：[挎着男的胳膊，将围巾潇洒地甩向后面]让俗人笑去吧！

男：[向观众，英勇无畏状厉声呵斥]看什么看！看什么看！有什么可看的！

女：[向观众投去轻蔑的目光]我们诗人是看不绝的！

[背景音乐《国际歌》响起……]

男：[握着女的手，与她坚定地对视]风萧萧兮——易水寒。

女：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男：头可断！

女：血可流！

男、女：[一口同声]诗人的气质——不——能——丢！

诗人范文篇9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诗人、来宾朋友们：

春潮汹涌春风暖，悠悠晋江扬风帆。这是明媚的春天，这是诗歌的晋江。今夜，我们以诗歌为桥梁，以音乐为纽带，相聚晋江，歌唱春天。在此，谨让我代表中共晋江市委、晋江市人民政府和热情好客的102万晋江人民，向出席“春天送你一首诗”暨第三届华文青年诗人奖颁奖仪式的各位领导、文秘部落原创各位诗人以及各界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晋江地处福建东南沿海，直面台湾，是全国著名侨乡，人口102万，旅居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200多万，号称海内外300万晋江人。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充分发挥侨台优势和海洋文化优势，大力弘扬“诚信、谦恭、团结、拼搏”的晋江精神，锐意改革，大胆创新，闯出了一条以市场经济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共同发展的独具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晋江模式”、“晋江速度”、“晋江效益”。在这个面积仅为福建省两百万分之一的县级市，云集了七匹狼、九牧王、柒牌、安踏等18个中国驰名商标和中国名牌产品，被冠以“中国纺织产业基地”、“中国鞋都”、“中国食品工业强市”等称号，并辖有“陶瓷重镇”磁灶、“中国伞都”东石、“中国休闲服装名镇”英林、“中国内衣名镇”深沪等一批产业经济强镇，成为名副其实的“品牌之都”和“现代化制造基地”。

晋江的经济发展历程，是一部晋江人爱拼敢赢，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历史，离不开流淌在晋江人身上的根脉文化。因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晋”人“衣冠南渡”，沿江而居，以“晋”称江而得名。千百年来，晋江人以“爱拼才会赢、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围海造田，踏海为路，创造了独具一格的集闽越文化、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之精华的晋江文化。无论是阿拉伯穆斯林宗祠、世界仅存的摩尼教遗址，还是千年古刹龙山寺，都见证了晋江历史上的多元文化的融合。独特的地域文化赋予了晋江人冒险与进取、重商与务实、创业与开拓、开放与兼容、拼搏与敢赢以及善于感知时变、精于把握商机、勇于为人之先等人文特质，并传播到东南亚诸国和港澳台等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深厚的历史积淀悠久的文化，时代的发展呼唤先进的文化。立足于历史和现实的视野之下，面对晋江发展环境和区域竞争的日益激烈，我们意识到必须找准新的战略支点、确定新的发展思路，于是我们将目光聚焦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致力于不仅要建设一个经济的晋江，更要建设一个文化的晋江，实现晋江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双翼齐飞”。今天，在我市举办“春天送你一首诗”暨第三届华文青年诗人奖颁奖仪式，同时举行了“春天与晋江同行”摄影诗歌作品展和“晋江诗群”研讨会，这不仅向世人展示了晋江丰厚的文化储存，而且为晋江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新的内涵，我们衷心希望参加本次活动的各位诗人、专家多为推动和繁荣晋江的文艺创作化把脉开方，为晋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现代的精神和文化的动力。

愿春天与诗歌同在，春天与晋江同行。最后，预祝“春天送你一首诗”暨第三届华文青年诗人奖颁奖仪式取得圆满成功！

诗人范文篇10

诗歌一直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体裁，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诗歌所创造出来的文学价值在世界文坛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诗歌是语言表达最为精妙的一种文学形式，当一个社会的风气、环境、精神发生变化后，会直接的体现在一个时代的诗歌艺术中。从新文化运动以后，语言文字习惯的改变，对于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与文言诗歌相对应的新诗开始顺应的时代的号召与要求盛行起来。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新诗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社会的动荡、转型以及变化，往往会给一些文学家、诗人更多的思考与探索，在这种不安的环境中，往往是优秀作品产生最繁盛的时期。所以，中国近代诗歌发展最为辉煌两个时期，正是处于极端的混乱与压抑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一个是抗战时期，另一个就是“”后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的诗人、作家。艾青，就是这批诗人中杰出与优秀的代表。他说：“我们写诗，是作为一个悲苦的种族争取解放、摆脱枷锁的歌手而写诗。”这既是艾青对于诗歌的认识，也是众多的诗人和作家对于文学的通识。每一个时代的诗人作家，都有着与一个时代特征相贴近的文学忧虑，在时代的焦虑下，每一个知识分子所感与所悟，都会渐渐演变成一种文学忧虑。所以，从梁启超到王国维、从胡适到郭沫若、从钱钟书到张爱玲，这种时代的文学忧虑都在其作品中体现的非常明显。闻一多说过，“诗是与时代共同呼吸的”，这样很巧妙很精准的形容了诗歌与时代的关系。在这些众多的优秀诗人和作家当中，艾青的文学特性有着鲜明的特点。艾青的诗歌表达艺术中，既有着对于时代亲近的表达，同时又对所处的时代有着焦虑和不安，诗人的这种不安与困惑，会在其作品中得到最敏感的展现。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艾青在中国诗坛上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不仅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与著名的智利革命诗人聂鲁达交情甚好，他的作品也是被广为传诵，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艾青诗歌的创作与传播，都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三四十年代正是中国社会战争不断的特殊时期。在战争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中，时代给予诗人的东西，总是要甚于常人。时代的自觉、身份的定位、写作状态的追寻等等原因，使得以艾青为代表的新时代诗人将内心的声音转化成对时代文学的焦虑。

二、艾青的文学焦虑浅析

文学焦虑，是一个宽泛抽象的概念。文学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总是根植于一定的客观现实环境。所以文学焦虑的出现，是对一个时代和社会现实状况和环境的映射。艾青的文学焦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动荡中的忧患意识。诗人是诗歌的创作者，诗人个体的经历、学识、兴趣以及品德都会对自己的作品产生重要的影响。艾青的个人经历和情感价值特征也决定了他对于民族、国家和诗歌独特的见解和认识。在将诗歌化为武器投入到中国的革命救亡运动中以前，艾青在国外继续自己的学业并且过着非常优越的生活。当看到当时动荡中没有秩序、尊严受到挑衅、人民颠沛流离的现实以后，他决定成为一民爱国的斗士，投入到爱国救亡的运动中来。所以，艾青自身的这种社会责任感的存在，也是他有社会忧患意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著名的评论家李庆西先生有过一句非常经典独到的总结，他认为在中国五四以后的文学中，忧患意识是整个文学思潮中最为基本的一种精神。所以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大批的知识分子虽然不能亲身赴前线，但是都纷纷拿起手中的纸笔来表达和呼喊自己的一腔热忱。所以，在此时，不仅仅是艾青有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这一时期所有的新时代诗人都有着同样的时代焦虑。在这种忧虑下，艾青诗歌的创作主题集中在两个方面，民难和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