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税范文10篇

商品税范文篇1

关键词：商品税；商品税体系；营业税；增值税

一、商品税体系改革的税收基础

1994年税制改革后，中国建立了由商品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关税等)、所得税(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财产税(包括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等)和其他税(包括印花税、土地增值税等)共同组成的税收体系并延续至今，其中，商品税体系是税收体系的基础税系，增值税、营业税是商品税体系的重点税种，也由此成为整个税收体系的基础税种。由于社会经济基础和征收管理水平制约，在1994年的商品税安排中，扩展了对于货物制造与销售、对货物的加工与修理修配劳务提供的增值税课征，保留了对于无形资产转让、不动产销售以及其他劳务提供的营业税课征。也就是说，在所有的流通对象的税种划分中，增值税的税基主要限制在与货物密切相关的行业，营业税的税基主要集中在劳务及不动产销售和无形资产的转让方面。

从图1可以看到，增值税与营业税的税基覆盖了全程的流通领域，并以平行关系瓜分了全部的流通对象。按照税收制度设计理念，由于增值税与营业税的并行关系设计，商品和劳务中的任一课税对象，如果课征了增值税，就不应当再次征收营业税，反之亦然。也就是说，在现行商品税体系中，不同的税基，很有可能适用不同的商品税税种。

这种增值税与营业税并行的做法，完全基于中国当时社会经济目标与社会经济基础，即强化制造业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努力实现成为制造业大国的理想。为了减轻制造业中承担的较大的交通运输成本，增值税制度还规定允许在增值税中抵扣交通运输成本中包含的税款。在当时，商品税体系如此设置是强调税收效率原则的现实选择。

二、对商品税体系的实然性问题分析

自1994年全面推广增值税以来，商品税体系中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存的状况已经维持了17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基础发生的巨大变化，商品税体系的缺陷逐渐显现出来。

1税收的效率性淡化了税收的公平性

尽管企业的经济业务属性相同，由于税收制度平行设计了增值税与营业税，商品销售课税与劳务税制并存并且差别较大，企业的经济业务很有可能适用不同的税种、不同的税率、不同的税基、不同的计算与征管办法等不同的税收环境。随着中国调整产业结构紧迫性的不断增强和加入世贸组织后必须履行的税收承诺的不断兑现，中国对于税收制度的要求越来越倾向于公平、统一与中性，为了凸显效率而设置的商品税体系的不适应性和扭曲性越来越明显。非统一和非最优的税收制度不仅有悖于税收公平原则，而且在宏观经济稳定的环境下，税制结构的扭曲也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

2税法的复杂性弱化了收入的有效性

增值税与营业税并存且营业税依行业设置不同税率，使得商品税法变得复杂和非兼容。税法的复杂性和不同税制之间的非兼容性又不可避免地严重降低税收收入体系的有效性，使政府无法在预计期限内实现应有的收入规模。

营业税仅适用于特定行业且对各行业规定了大范围的初始免税的税收优惠，严重侵蚀了税基规模，使得营业税税基变得狭窄；由于面临的社会压力，政府难以通过提高税率来满足收入目标；加之营业税的征收管理十分困难，因此，营业税收入规模始终小于增值税。在2007年商品税收人中，国内增值税156099101万元，占全年税收收入494492879万元的比重高达31.57％，营业税65829725万元，占全年税收收入的比重仅为13.31％；2008年前3季度，国内增值税140969572万元，占前3季度税收收入460589646万元的比重高达30.61％，营业税58263841万元，占前3季度税收收入的比重仅为12.65％。

3税种的重叠性强化了课征的重复性

根据现行商品税法律规定，中国对于交通运输业、建筑业、文化体育业、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服务业和娱乐业的课征，主要依赖营业税作为商品税收入的工具。上述行业适用的营业税存在诸多不适应性，主要表现在营业税内部的重复课税、增值税和营业税的重复课税两大方面。

从营业税内部的重复课税看，营业税不仅各道环节重复课税，而且不区分收入属性以全部营业额为计税依据，还存在着对于各种收入的重复课税。从增值税和营业税的重复课税看，现行缴纳营业税行业既要在流通过程中层层缴纳，在提供服务时必需采购的机器、机械、设备等支出负担的税款不能在下一个环节抵扣，又需要负担购买生产性投入品时转嫁而来的增值税，即无法在向政府缴纳的营业税中抵扣在采购成本中支付并且负担的增值税，还存在着不同税种的重复课税，隐性税收负担过重。如在现行商品税制度下，对于国内外采购的飞机、发动机、高价中转件航材、燃油、机上供应品等，航空公司已经承接了由上游企业转嫁的增值税，仍要在后续环节继续以含增值税价格为基数向政府缴纳营业税。这意味着同笔收入课征了两次商品税，不仅违背商品税体系的设置初衷，也导致企业资产原值虚高，运营成本增高。以南方航空公司为例，2006～2008年，公司进口环节增值税金额分别为5.4亿元、6.95亿元和7.32亿元，年均递增在25％以上，在不能继续抵扣和转嫁外购成本中的增值税的同时，仍需作为营业税纳税人，按照航线、飞机最大起飞全重等因素就运输收入按照3％税率、就非航空运输收入按照5％税率再次缴纳营业税，公司购进飞机、发动机及航材的安排越多，重复课税的现象越严重，公司的盈利情况越受影响。可见，税种重叠且全额课税的税收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直接影响甚至扭曲企业的贸易方式和投资决策，进而最终影响社会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方式。

4税制的差别性强化了征管的局限性

增值税和营业税在计算方法、适用税率、税收优惠和征管机关等税种设置方面有诸多不同，使得税制出现巨大的差别。就增值税和营业税本身而言，由于大量的税收扣除或者税收优惠而存在着对一定的税基适用不同税率的现象，使得税法呈现多维复杂化，这给纳税人从事逃税和避税项目提供法律机会，从而使税务管理和稽查工作面临巨大的挑战。

三、商品税体系改革的实施步骤

在中国，政府的角色仍然主要集中在传统的职能之内，即提供经济基础设施、保持稳定的经济环境和促进经济增长。此次商品税体系改革的主要目标不是要增加更多的税收收入，而是为了修正各种经济和社会部门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改进税收制度的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性，支持经济增长。为了减轻税收制度的扭曲程度，政府应立即开启商品税体制的税基性改革，依据税收中性原则，简化商品税制结构，对有差异的税收待遇给出解决对策。具体而言，商品税体系改革应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短期目标安排

目前，最直接而高效的做法，是在营业税税基中，优先选择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销售不动产推进试点增值税。短期目标实现后，中国未来商品税体系结构参见图2所示。幸运的是，目前中国经济运行状况十分健康，经济增长率达到两位数，贸易顺差数额巨大，已经具备了推进上述改革的基础条件。为了保证改革有效推进，需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商会交通部、民航总局等其他各有关部门协作，选择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或者区域进行试点。上述试点和推广的时间宜为8～10年。

优先选择在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不动产销售范围内推广增值税的原因在于，上述行业的经济活动与货物密切相关。从交通运输业看，运输工业为货物，运输对象或客或货；从建筑业和销售不动产业看，全部建筑材料均为货物。与上述行业比较，营业税其他行业因与货物关联度不高，不具备优先推广增值税的基础。如金融保险业、邮电通信业、业等与货物的关联度不高，餐饮业、医疗服务业等虽与货物关联度高但小型企业众多，优先推广增值税易增加税收征管成本和遵从成本。因此短期内，应从与货物密切相关又便于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管理的行业入手，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不动产销售纳入增值税税基。

2中期目标安排

从中期看，随着税制改革经验的不断积累和增值税征管力度的不断增强，短期目标实现后，宜选择条件适宜的时候，在试点城市或区域，将服务业和娱乐业劳务纳入增值税税基。中期目标实现后，中国未来商品税体系结构参见图3所示。上述试点和推广的时间宜为5～10年。

3长期目标安排

长期看，宜最终彻底取消营业税，将营业税的金融保险业、文化体育业和邮电通信业劳务的提供以及无形资产的转让行为全部纳入增值税税基，与所有的商品共同缴纳增值税。长期目标实现后，中国未来商品税体系结构图如图4所示。由于中国短期内不具备一次性废止营业税的政治格局和经济条件，因此，将全部营业税税基划归到增值税的方案应当作为商品税体系改革的未来长期目标。

商品税体系改革之后，对大范围的商品和劳务实行统一的税率，无论同一产品周转次数多少、增值额产生在分配过程前后，无论对劳动密集型企业还是资金密集型企业，无论对协作型企业还是非协作型企业，都在同一基础上课征增值税，符合税收公平原则。增值税额是销货发票上的销项税额和购货发票上的进项税额之差，销货和购货包括了所有的应纳税商品和劳务，如原材料、中间产品、辅助材料、产成品及设备，其一次性总付税的制度设计允许在销项税额中抵扣进项税额，应税企业不用承担与库存积累或设备购置相关的税负所带来的成本，最大限度地避免对中间投入品的课税，将税收推后到最终消费阶段，可以修正因政府长期商品税政策设计产生的税负不平衡，以公平的税收环境引导独立市场运作下的资源优化配置，校正税收对于市场机制的扭曲，提高课税的经济效率。

四、商品税体系改革的约束性条件

实施税制改革需要信息、行政和政治条件。以统一经济业务的税基和征管办法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商品税体系改革面临着技术性、管理性和经济性约束条件。

1技术性约束

技术性约束是决定商品税体系改革成功的重要基石。从技术性约束看，商品税体系改革的难点在于如何在收入原则和效率原则和中性原则等几个重要但又相互竞争的税制改革目标之间取得平衡，以确保所做出的具体措施符合税制发展和企业发展要求。在商品税体系改革过程中，政府需要解决的技术性约束问题包括：能否在改革中避免对私人部门的资源配置进行干预，能否最大程度地在课税的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下完成最优级税制改革；是否需要对短期内转征增值税的行业承诺统一的税率模式；如何力求在税收公平的改进和税收造成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之间保持平衡；新商品税体系将分别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生何种类型和程度的影响；现行营业税法律法规规定的对于医疗服务、非营利组织提供的研究服务、政府保险、证券和债券等项目的税收优惠条款，在增值税制度中能否作为税收抵扣或者与增值税制度中农产品买卖、图书报纸杂志、公共垄断产品、军需品等享受同等的税收优惠；能否本着适度原则，对公共交通、普通标准住宅规定与食品、家用燃料等生活必需品同等的税收待遇，适用增值税13％低税率；在新制度取代老制度后，是否会引起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明显变化以及如何能够确保扭转或实现这种变化；改革涉及到的行业进入增值税领域后，是否对于其进出口同样课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对于其出口同样予以出口退税；将建筑业和销售不动产纳入增值税税基后，是否需要配合政府的房地产调控局势，继续用消费税杠杆实现对于豪宅的特殊调节；相关产业链条各环节如何配套进行商品税体系改革，如在航空公司增值税改革试点取得成功后，如何逐步向管理局、空管局、机场、油料公司等航空公司上下游产业单位延伸、辐射和推广，最终使增值税覆盖航空运输一体化的产业链条。

2管理性约束

管理性约束是商品税体系改革成功的内在保证。税率、税基和税收遵从三个因素直接影响着税收收入水平。从管理性约束看，税制改革的难点在于如何确保纳税人有效税收遵从。在商品税体系改革过程中，政府需要解决的管理性约束问题既有针对小型企业的税收遵从，亦有针对大型企业的税收遵从。从小型企业的税收遵从看，增值税对小型企业采取简化办法课征，以期待能够通过剔除小营业额的纳税人而减少管理和遵从问题。众所周知，现行营业税不区分经济规模的大小，一律适用同一税率课税，但由于社会的和管理的原因，增值税却将纳税人依据经济规模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并规定不同的计税方法和征管办法。从目前税负水平分析，2009年1月1日以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的3％征收率明显低于销售不动产5％税率，而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的3％征收率尽管与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现有税率水平持平，但由于增值税的价外税特征，使其在进行销项税额剔除时导致增值税税基小于营业税税基，且小规模企业还可以享受到企业所得税20％的低税率，比一般的企业减少5％的企业所得税负担。这种现实将可能促使部分纳税人将小规模企业视作税收的庇护所，刺激纳税人人为分割商业活动与经济流程，将经营规模保持在较小的规模上以减轻税收负担，从而带来税收收入损失，并且产生新的不公平和新的经济扭曲。从大型企业的税收遵从看，由于增值税主要依据发票抵扣进项税额，针对一般纳税人而设置的金税系统将面临着更新的挑战。可见，完善的税务管理、较高的管理能力是商品税体系改革具体措施得以实施的重要约束条件。

由于商品税体系改革主要涉及地方税务系统征收的营业税转变为由国家税务系统征收的增值税，因此，有效征管和稽查的压力和挑战主要针对国家税务系统工作人员。以下措施应当包括在国家税务系统必须做出的统筹安排之内：

第一，有目的地进行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不动产销售等特定领域的业务培训，了解相关产业目前发展情况及未来前景、行业盈利状况及雇员潮流、全国及全球产业发展战略及行业常见税收筹划模式等，从纳税人专业角度出发设定最适税收征管方法，作好及时与有效的税收监控安排。如对于交通运输的税收征管应包括熟悉企业全部正在执行的运输劳务合同并追寻其资金流向，既包括劳务委托方和劳务提供方，也包括立合同人与企业雇员。

第二，对于优先进入试点范围的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不动产销售纳税人，依据企业规模大小进行群体划分和资料汇集，以方便对其进行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分类，进而方便对其在税款计算方法、纳税人服务、税务管理和审计、使用发票的灵活程度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税收待遇设置，引导纳税人完善遵从行为，实现最小的征管成本与较低的遵从成本。

第三，由于大型企业涉及大量的税收、企业组织和经济业务过于复杂且与政府具有广泛联系，改革后，需要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不动产销售中的大型企业作为税收管理的重点，对于其税收遵从行为予以特别关注。考虑到大型企业在改革中所具有的良好的示范作用，税务机关应与大型企业保持良好的联系，尤其是在改革初期，应力争避免大型企业对于新税收政策及管理方式的任何误解。

第四，税务机关应通过信息交流向纳税人说明避税存在的潜在风险，并建立特殊的渠道收集企业商业信息，提高业务能力以对各类企业的高额收入进行追踪与控制，提高税收风险控制技术与策略，有效控制地下经济及其可能引发的税收风险，杜绝由于征管不力带来的税收收入减少。

3经济性约束

经济性约束是商品税体系改革顺利实施的外在保证。由于商品税体系改革所触动的利益群体很大，因此，政府应当关注税制改革对于经济主体的冲击，关注改革之后税收收入的变化，关注社会的安定和价格的稳定。

从税收收入的变化看，政府应关注由于改革带来的中央税和地方税征管权限划分以及税收收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享比例问题。多年来，增值税和营业税分别是国税收入和地税收入的重要组成。2007年，国内增值税收入占国税收入比重为45.35％，同期营业税收人占地税收入比重为43.81％；2008年前3季度，国内增值税收入占国税收入比重为44.34％，同期营业税收入占地税收入比重亦高达40.85％。可见，营业税之于地方政府与增值税之于中央政府具有同等的财政意义。在上述改革实施后，地方政府的税基由营业额变为增值额，且一个地区的税收能够在另一个地区进行税收抵扣，将导致本地区税基的缩小，税收收入被重新分配。因此，政府必须关注并解决的问题是，在彻底完善国家税务系统和地方税务系统机构设置之前，在现有分税制体制下，如何解决地方政府税源锐减导致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现实问题，调整好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关系。政府必须明晰地预测并准确地判断，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抑或是企业中，谁将或谁能成为商品税体系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此外，政府应注意的是，商品税体系改革必然会巩固增值税的主体税地位，但是2008年所得税制改革造成的收人流失问题不应该期待通过商品税体系改革来弥补。

从社会安定和价格稳定看，商品税体系改革或者会引起的物价和工资螺旋上升趋势，或者对价格没有或仅有极小的影响，或者使消费物价指数线移动，或者引发物价的持续上涨即通货膨胀，或者导致一次性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并存。由于商品税比所得税更易于转嫁给消费者且公众对于增值税愈发关注，消费者会更加直观地感受到由于转征增值税而承担的“额外”的税收负担。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进，政府需要采取保持物价稳定的预防性配套措施，以减轻改革带来的社会阻力，如调整或取消相关种类的进口商品关税税率；在商品税体系改革的前后，降低公共品服务价格，特别是石油和电力产品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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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税范文篇2

[论文摘要]：商品税的税收职能涉及了财政收入职能、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其中，财政收入职能应当是目前主要的职能，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都应当加以限定。最适商品课税理论和商品税的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研究在理论上为这种税收职能的限定提供了依据。而在实践中贯彻政策目标的阶段性原则和税收职能的分工原则也有利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合理限定。

依据税收学的理论，税收的职能可以分为三类，即：财政收入职能、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商品税作为一个重要的税种，其税收职能涉及到上述三个领域，但在不同的税收职能间有所侧重。包括我国在内的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商品税是形成财政收入最多的一个税种，同时由于商品税自身的性质，在发挥其他两类税收职能的时候容易造成效率的损失。因此，在我国商品税的税收职能中财政收入职能是应当被强调的，而其他两类职能应当受到较强的限制。如果过分强调“税收杠杆”的作用，会使得商品税应当被限制的职能没有受到合理的限制，而另—方面，如果单纯从经典的税收中性理念出发，将商品税的社会政策职能与经济调控职能的发挥看成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有损效率的，也是有所偏颇的。

在此，笔者力图通过对商品税的理论与实践的分析，对商品税税收职能的发挥作出一个合理的限定，这个限定考虑的是对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的限定。这个限定与经典的税收理论的限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同时又与实践中存在的某些过分强调税收杠杆的观念不同。

一、商品税税收职能的定位

在商品税税收职能定位的问题上，与之密切相关的理论分析包括两类，一类是最适商品课税理论，另一类是关于商品税的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研究，这两类理论分析分别是最适课税理论和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理论在商品税领域的具体化，二者之间是有联系的。笔者以为，前者与商品税社会政策职能的限定密切相关，而后者与商品税经济调控职能的限定密切相关。按照这两类理论的分析，出于效率方面的原因，商品税的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都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仅在有限的领域内发挥作用，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社会政策领域，虽然通过税收实现的再分配主要依靠的是所得税，但是商品税通过消费领域对收入的调节作用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第二，在经济调控领域，商品税依然被作为促进经济发展、解决经济领域中某些问题的有效手段而加以使用，能起到比其他调控手段更好的作用。

因此，商品税税收职能的合理定位是：在充分发挥财政收入职能的同时，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应当被限制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而这个范围应当是商品税的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可以发挥其独到作用的范围。

二、最适商品课税理论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限定

(一)最适商品课税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

最适商品课税理论，是最优税理论在商品税领域的运用，是从微观的角度，在分析了商品税与价格之间的关系、商品税税收负担归宿问题后针对商品税的效率与公平问题提出的商品税税制设计方面的指导思想。

英国经济学家拉姆斯首先对最适商品课税理论进行了讨论，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在税收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做到对商品和劳务进行课税造成的超额负担最小化。所谓的税收超额负担理论的基本思路是：除了一次性总付税以外，任何其他的税收都会通过将消费者的资源转移至政府和通过提高消费品的价格，即课税商品相对于非课税商品的价格来影响消费者的福利。前者属于直接影响，因此只产生收入效应，后者属于间接影响，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相应。由于替代效应的存在，消费者的福利下降超过了纳税引起的收入减少，从而导致效率损失，被称为税收的超额负担。拉姆斯的研究后来被戴尔蒙德和米尔利斯(1971)和桑德莫(1976)等人归结为比例性命题和逆弹性命题。其中，比例性命题指最适商品税的税收体系中税率的确定应当使各种商品的需求量下降的百分比近似相等，而逆弹性命题是指最适商品税的税收体系中税率应当与需求弹性呈反比例关系。最适商品课税理论的研究对于商品税制的优化提出了极富意义的思路，提醒我们在征收商品税时应当注意效率损失问题。但是，其结论难以在实践中直接加以采用，主要的原因是：第一，结论的得出是建立在一系列假定的基础之上的，现实情况并非完全与之相符；第二，难以对所有商品的需求弹性准确测定；第三，上述结论的适用同税收的公平原则存在着明显的冲突。

(二)最适商品课税理论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限定

现实的商品税税制设计过程中，从最适商品课税角度考虑，对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限制需要注意一个重要问题：对流通中的商品普遍课税和对部分商品课税何者更为合适，以及统一的税率和差别税率何者更为合适的问题。根据传统税收理论，在税收收入一定的情况下，以均等税率对流通中的商品普遍课税比征收选择性商品税造成的效率损失更小。这是因为，以较低的均等税率对所有商品课税不会影响到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因此，这种税虽然使消费者可以购买的商品数量有所减少，但一般不会影响消费者在商品之间作出的选择，也就是说，以均等税率对商品普遍课税只会产生收入效应，而不会产生替代效应。而如果是征收选择性商品税，必然会改变商品之间的比价关系，在减少消费者收入的同时也会改变消费者对于商品的选择，从而既产生收入效应，又产生替代效应。因此，在税收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税率均等的一般商品税优于选择性商品税。

对于这一结论还有另外一种证明的方法，即假设对某种商品征收的商品税税率为t，此时，如果将税率降低到t/2，则税率的降低为一半，而税收收入的降低则少于一半，税收超额负担却降低了3/4，由此可见，为了筹集等量的税收收入，对所有商品以相同较低的税率征收商品税比征收选择性商品税造成的税收超额负担小，因而优于选择性商品税。

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发现，就整体而言商品税应当被设计成一种普遍征收的税收，而且是税率较为统一的税收，由此，商品税的社会政策职能应当受到较大的限制。

然而，上述的传统分析并没有考虑到对于不同的商品，其需求价格弹性是不同的。按照统一的税率对所有商品课税，使价格等比例地发生变动，但是，由于不同的商品其需求的价格弹性不同，因此商品需求的数量的变化并不相同，需求价格弹性大的商品在价格变化后发生的需求量的变化幅度较大，而需求价格弹性小的商品在价格变化后发生的需求量的变化幅度较小，因此，商品税的扭曲效应依然会出现。基于上述的原因，拉姆斯提出了弹性反比法则，主张对于需求价格弹性高的商品以较低的税率课征商品税，而对于需求价格弹性低的商品以较高的税率课征商品税。拉姆斯的弹性反比法则在理论上为人们所广泛认同，然而在实践中，弹性反比法则的实施离不开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的数据，但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难以准确测度的，而对所有商品(或所有课征商品税的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进行测度在实践中更是难以做到。

由此可见，在考虑不同商品需求价格弹性不同的情况下，普遍征收而税率统一的商品税依然存在效率的损失，笔者以为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这样理解：这种从整体意义上定义的普遍而税率统一的商品税并非绝对不存在效率的损失，因此，商品税的普遍征收与税率统一仅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并非绝对。实践中，最适课税理论的指导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体现，商品税被进一步划分成若干个税种，如增值税、关税、消费税等，其中包括了普遍性征收的税种，也包括了选择性征收的税种，有的税种适用的税率较为简单，而有的则较为复杂。

在征收一般税所存在的问题方面，除了并非真正不存在效率损失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弹性反比法则的实施也会导致对一些生活必需品课征税率较高的商品税，而对某些高档商品课征税率较低的商品税，这有悖于税收的公平原则。因此，尽管与税收效率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对于生活必需品还是应当以较低的税率课税，甚至于不课税。这是商品税发挥社会政策职能的一个体现。

然而，在现实中一些特定的场合，依据弹性反比法则制定商品税税收政策恰恰可以同时满足效率与公平的要求，这种同时满足并非通常所说的“兼顾”。我国学者岳树民认为：弹性反比法则虽然在实践中难以实施，但它却说明了在一定条件下差别税率是有效率的，这为差别税率的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高收入人群某些相对较为固定的消费领域和范围，这些消费往往是高收入者身份、地位等的一种外在表现，是其消费中的“必需品”，价格在一定幅度内的变化，并不会影响其消费的数量，而低收入者则极少消费。因此，对这些消费品可以根据弹性反比法则的要求设计税率，即对这些高收入者消费的“生活必需品”征高税。笔者赞同这种看法，弹性反比法则在上述范围内指导商品税课征实践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与“弹性反比法则与公平存在冲突”的基本判断并不矛盾，因为二者涉及的范围有着显著的不同，前者是从一般意义上说的，而后者涉及的是特殊的领域。依据弹性反比法则对高收入人群的生活必需品以较高的税率课税不但可以实现商品税的税收收入职能，而且可以实现商品税的社会政策职能，且这种社会政策职能的实现与效率目标之间并不存在冲突。虽然商品税的社会政策职能整体上应当被限定，但在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下还是值得肯定的。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最适商品课税领域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单纯从效率角度出发加以研究到效率与公平权衡的过程。由此可见，税收理论的研究应当是将现实的目标加以权衡，而不是从单纯的理念出发。同时，税收学领域中的一些理念是基于经济学领域的一些理念的，而这些理念往往又是建立在一些假定的基础之上，这些假定在设定的时候往往是为了抽象出所研究问题的主要方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与现实的情况相符，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种相符是大致的而不是完全的。因此，如果将基于严格假定得出的结论在任何场合都奉为圭臬则往往会与现实发生冲突，即使是单纯从效率的角度出发进行考虑也是如此。因此，对商品税税收职能加以限定不应当将相关的理论，特别是最适商品课税理论的一般研究过分地理念化。尽管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替代关系毋庸置疑，但在某些场合确实可以在促进公平的同时实现效率。

三、税收中性、税收调控的理论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限定

(一)税收中性、税收调控理论

税收中性，指“国家在课税时，除了纳税人负担税收外，不能因课税而扭曲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有效配置。即从保证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角度考虑税收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到既要课税，同时又要使社会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税收调控“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在利用税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中，通过征税与不征税及多征税与少征税等方式来改变社会成员的物质利益，以鼓励或限制、维持其所从事的社会经济活动，使之按预定方向与规模发生变化的行为。”

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之间的关系是：一方面，二者在理论上有各自的作用领域，分别是市场有效和市场失效的领域；另一方面，将二者付诸实践，相互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冲突而需要加以权衡，因为现实当中的情形并非如理论上那样容易区分。

(二)税收中性、税收调控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限定

商品税属于间接税，与属于直接税的所得税相比较，所得税更符合税收中性的思想，因为从理论上讲，所得税改变的是私人的预算线，而不是商品之间的比价关系，因此，主要产生收入效应而基本不产生替代效应，而有差别的商品税则有可能产生较强的替代效应，造成效率损失，因此，商品税虽然可以在发挥财政收入职能的同时在二定程度上发挥经济调控职能，但这种职能的发挥也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定，使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税收中性的要求。

对于商品税而言，符合税收中性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普遍征收的税收税率应当尽量统一。这里所说的税率尽量统一是相对的，包括税率的档次不应当过多和最高税率与最低税率之间的差距不应当过大。普遍征收的增值税和进口关税，其税基涉及到的商品种类繁多，通常都囊括了一个国家中生产和消费的商品的大部分，如果这些税种的税率档次过多，或者差距过大，容易对商品之间的比价关系产生较大的干扰，严重影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消费者从消费中获取的福利。第二，选择性征收的税收税基应当较窄，且税率一般不应过高。选择性征收的税收，如消费税等，属于非中性税收，虽然有征收的合理性，但如果税基过宽、税率过高则同样会对商品之间的比价关系产生较大的干扰，严重影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而其对于消费的调控也会矫枉过正，影响消费者的福利。第三，严格控制税收减免和优惠。过多过滥的税收优惠必然会影响基本税制中出于税收中性的考虑所做的安排，造成过多的超额负担。

在通过经济调控职能的发挥促进经济发展方面，主要的税收工具应当是企业所得税而非商品税，但是商品税领域内还是存在着一些相关的措施。在一些经济领域中，商品税的经济调控职能确实可以较好地解决某些经济领域中的问题。例如，降低、甚至于取消一些高污染产品的出口退税可以较好地遏制那些只顾个体经济利益、不顾环境影响的经济行为，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策目标的实现，应当注意的是，商品税的实施同企业所得税相比，原则性更强而灵活性较小，因此，不应过分频繁地通过商品税的变动来进行相关的调控，但这不包括按照既定的时间表进行的分阶段的税率调整。同时，商品税内部不同的税种其变动的频度在原则上也不应当相同，如增值税一类的税收大幅度改变的情况很少发生，而进口关税中有些税收本身就是以年度为单位执行的，因此，在不同的调控手段都可以达到调控目标的情况下，应当尽可能地通过那些灵活性强的税收来进行调节。

对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限定既要坚持税收中性的指导思想，又要重视税收调控的作用，在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二者之间应当更加强调税收中性。其内涵是：在通过商品税取得税收收入的时候要尽量避免因为对价格形成机制造成不必要的影响而扭曲市场对于资源的配置，造成税收的超额负担。同时，对于市场失灵的部分和某些社会目标，要通过不同调控手段作用的比较，包括税收调控以外的手段和其他税种的税收调控的比较，确定是否以商品税中的某一个或某些税种来进行调控，对于应当运用这些种类的税进行税收调控的，要注意其作用的机制可能对商品税体系中的其他部分造成的影响，对下列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1)是否因为这些措施的采用对商品税作用的其他部分产生不利的影响。(2)是否会因为商品税体系中其他部分的作用而使调控的措施失去作用或者使其实际效果被显著抵消。

四、税收职能限定的实践

除了理论上的分析之外，在实践过程中，通过一些实践性原则，主要是政策目标的阶段性原则和税收职能的分工原则的贯彻使得商品税财政收入以外的职能的发挥被限制在一个更加合理的范围之内。

(一)政策目标的阶段性原则

这里所说的阶段性是指在运用商品税发挥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的过程中，不应将其视为简单的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动，而应当将其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商品税制度上的设计与变更来实现某些政策目标的做法往往具有比较强的阶段性，相对于商品税在实现财政收入方面的长期占有的首要地位，这种政策目标的阶段性往往要强得多。

遵守政策目标的阶段性原则，要注重每一个时间跨度较短阶段的实际情况，而这样做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实现长期的稳定发展。在生产领域不能通过相关的税收政策谋求较短时间内不切实际的生产结构升级和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这样做即使在较短的时间内可以维持，但一段时间之后必然会致使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在消费领域，应当根据具体的消费水平来进行调节，如果消费水平提高后营业税和消费税的征收没有适应这种变化，则可能阻碍消费的增长，而消费增长受到制约则可以反过来制约生产的发展。同时，在资源和环境约束日益明显的情况下，贯彻政策目标的阶段性原则应当做到果断放弃那些不利于长远发展的而只能获得短期利益的做法。通过阶段性原则的贯彻，使得商品税在实现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方面的具体措施及时调整，避免不切实际的税收政策或税收政策落后于经济领域中的现状所造成的损失。

(二)税收职能的分工原则

在商品税中，由于各个税种的税收在微观层面上都是通过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因此，对于同一种商品的调节可能在从生产到消费的不同环节上都可以实现，但是，由于在不同的环节通过不同税种进行调节有可能是不相同的，因此，在进行这种调节作用时要考虑到是否会产生其他方面的不利影响，即在商品税内部，要通过作用机制的比较分析来确定何种税收适合于实现何种税收职能，以及是否需要通过不同的税种实现相同的税收职能，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不同税种之间的合理有效的分工。

通过商品税中不同税种税收职能的分工，可以有效地克制过分强调税收杠杆的倾向，使商品税体系在结构上更为简化，使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更小，同时，也能够使保留下来的商品税税收制度更具效率，将商品税在形成税收收入方面之外的其他职能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商品税范文篇3

关键词：最优商品税最优所得税中国税制

一、最优税收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

谈及最优税收理论，首先要对“什么是最优税收”进行概念上的界定。历史上诸多经济学家对税收制度的理想特征的看法中，倍受关注的当数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提出的平等、确定、便利、最少征收成本四原则，以及瓦格纳在其《财政学》中提出的四项九目原则等等（1）。而对当代经济学家来说，由于效率与公平问题业已成为经济学探讨中的两大主题，因此，理想的税收政策通常都是在马斯格雷夫（2）所提出的三大标准的框架内，即：（1）税收公平标准（尽管公平对不同的人来说意义各不相同）；（2）最小行政成本标准；（3）最小负激励效应标准，即税收效率标准。

困难在于，对一个特定的税种或某个税收政策建议来说，往往只能满足其中的某一标准而无法满足其他标准。比如，累进的个人所得税易于满足税收公平标准，却会对劳动供给产生负激励；增值税总体上对劳动供给不会产生负激励，但却很难符合税收公平标准。

最优税收理论文献对最优税收评价的基本方法是，借助现代经济分析方法，运用个人效用和社会福利的概念，在赋予各个标准不同权重的基础上，将这些标准统一于惟一的标准之中。

在现代福利经济学中，社会福利取决于个人效用的高低，以及这些效用的平等分配程度。一般假定，当效用的不平等程度递增时，社会福利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福利可以反映税收公平的思想，即导致不平等程度降低的税收是公平的。因此，最大化社会福利蕴含了税收公平标准。

就税收行政成本最小化标准来说，较高的税收行政成本意味着更多的税收收入用在政府服务方面，从而使个人效用和社会福利降低。同样，就最小负效应激励标准来说，如负效应激励大，工作积极性就会减弱就会扭曲经济，使人们的效用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降低。

于是，马斯格雷夫意义上的最优税制的三大标准就可以转化为社会福利的不同侧面，不同的税收政策可以用统一的标准加以比较和衡量，也就是说，能够带来最大社会福利水平的税收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

以上便是最优税收理论的主要思想之一。由于很难将税率与税收行政成本之间的关系加以模型化，所以上述思想并非总是贯彻始终。经济学家们往往在其分析中忽略税收行政成本问题，多把最优税收理解成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税收。然而，忽略税收行政成本的最优税收理论毕竟是一个重大的缺陷。（3）

二、最优商品税

最优商品课税问题的现代分析最早起源于拉姆齐（Ramsey，1927）的创造性贡献。根据对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单一家庭经济的分析考察，拉姆齐指出：最优税制应当使对每种商品的补偿需求均以税前状态的同等比例下降为标准。这是拉姆齐法则的标准阐述。通过对用来推导拉姆齐法则的经济施加进一步的约束，即假定课税商品之间不存在交叉价格效应，鲍莫尔和布莱德福特（BaumolandBradford，1970）推导出逆弹性法则：比例税率应当与课税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成反比例。这一法则的政策含义是十分明显的，即生活必需品（因为它们的需求价格弹性很低）应当课以高税，而对奢侈品则课以轻税。但这样一来，就暴露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它忽略了收入分配具有内在的不公平性。

为改变拉姆齐法则置分配公平于不顾的境地，理所当然应当对其加以适当的纠正。戴蒙德和米尔利斯（DiamondandMirrlees，1971）率先在最优商品税率决定中引入公平方面的考虑，并且将拉姆齐法则中的单个家庭经济扩展至多个家庭经济中。他们指出：在需求独立的情况下，一种商品的最优税率不仅取决于其需求价格的逆弹性，而且取决于它的收入弹性。这意味着，对许多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较低的商品来说，应当将实行高税率的分配不公问题和实行低税率的效率损失问题进行比较，最有意义的改变应当是使那些主要由穷人消费的商品数量减少的比例比平均水平低。或者说，基于公平的考虑，对于高收入阶层尤其偏好的商品无论弹性是否很高也应确定一个较高的税率；而对低收入阶层尤其偏好的商品即便弹性很低也应确定一个较低的税率（4）。

值得重视的是，对拉姆齐法则的修正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对那些既非富人也非穷人特别偏好的商品，仍可以遵循拉姆齐法则行事。其次，尽管有人辩称商品税无须承担收入分配职能，收入分配问题只应由所得税解决，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出于显示身份、自尊、习俗等多方面的原因，现实中确实存在着不少收入弹性高而价格弹性低的商品（如钻石、名画、豪宅等）这就提供了通过对这些商品课税以改进收入分配的可能性。

近年来，有关最优税收的研究开始出现一种把理论分析应用于实际数据的趋向。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最优税收理论所推导的税收规则仅仅表明了最优税收结构的一般情形，它们并没有明确的指导意义。其次，税收理论分析的目的在于提供实际政策建议，为此，税收规则必须能够运用于数值分析，最终的最优税收值应可以计算。最优税率的数值分析体现了执行上述计划在技术方面取得的进展。

目前有关最优商品税的数值分析仍处于起步阶段，所做的工作集中在针对数目较少的商品组别的分析上，而且还没有哪种数值分析的答案能够完全推广到一般的情形。从已有成果看，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结论主要有两个：一是最优税收能够通过对生活必需品实行补贴而实现有意义的再分配；二是对公平问题的关切越强烈，商品税率就越不是单一税率（5）。

三、最优所得税

谈及所得税问题，我们立即面临有名的“做蛋糕”与“切蛋糕”之间的权衡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所得税是为满足公平目标而有效实施再分配的手段；另一种观点认为，所得税的课征是对劳动供给和企业精神的一种主要抑制因素，特别是当边际税率随着所得的增加而增加的时候。最优所得税理论旨在分析和解决所得课税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衡取舍问题。

关于最优所得税的主要论文出自米尔利斯（Mirrlees，1971），他研究了非线性所得税的最优化问题。米尔利斯模型在所得税分析中的价值在于它以特定方式抓住了税制设计问题的性质。首先，为了在税收中引入公平因素，米尔利斯设想无税状态下的经济均衡具有一种不公平的所得分配。所得分配由模型内生而成，同时每个家庭获取的所得各不相同。其次，为了引进效率方面的考虑，所得税必须影响家庭的劳动供给决策。此外，经济要具有充分灵活性，以便不对可能成为问题答案的税收函数施加任何事先的约束。米尔利斯的模型是集合上述要素的一种最为简单的描述。

米尔利斯模型得出的重要的一般结果是：（1）边际税率应在0与1之间；（2）有最高所得的个人的边际税率为0；（3）如果具有最低所得的个人按最优状态工作，则他们面临的边际税率应当为0.毫无疑问，第二点结论是最令人感到惊奇的。不过，这一结论的重要性也许不在于告诉政府应该通过削减所得税表中最高所得部分的税率，以减少对最高收入者的作用；其重要性更在于它表明最优税收函数不可能是累进性的，这就促使人们必须重新审视利用累进所得税制来实现再分配的观念。也许说，要使得关注低收入者的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未必需要通过对高收入者课重税才能实现，事实上，让高收入承担过重的税负，其结果可能反而使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下降。

由于米尔利斯的非线性模型在分析上十分复杂，其结论也只是提供给我们关于政策讨论的指导性原则。为了得到最优税收结构的更详细情况，有必要考察数值方面的分析。米尔利斯根据他所建立的模型，计算出完整的最优所得税率表。从结果看，高所得的边际税率的确变得很低，但并未达到0.同时低所得的平均税率均为负，从而低收入者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补助。托马拉（Tuomala，1990）所做的数值分析则进一步表明，接近最高所得的边际税率可能远不是0，这意味着最高所得的边际税率为零的结果只是一个局部结论。从政策目的上看，基于米尔利斯模型所得出的重要结论有：（1）最优税收结构近似于线性，即边际税率不变，所得低于免税水平的人可获得政府的补助。（2）边际税率相当低。（6）（3）所得税实际上并非一个缩小不平等的有效工具。

斯特恩（Stern，1976）根据一些不同的劳动供给函数、财政收入的需要和公平观点，提出了最优线性所得税模型。他得出的结论是，线性所得税的最优边际税率随着闲暇和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的减小而增加，随着财政收入的需要和更加公平的评价而增加。这意味着，人们对减少分配不平等的关注越大，则有关的税率就应越高，这一点是与我们的直觉相符的。另一方面，最优税率与劳动供给的反应灵敏度、财政收入的需要和收入分配的价值判断密切相关，假如我们能够计算或者确定这些参数值，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最优税率。因此，斯特恩模型对最优所得税制的设计具有指导意义。

四、最优税收理论的政策启示

由于最优税收理论标准模型是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得出的特殊结论，因此，它所提供的仍然只是“洞察力”，而不是具体的政策建议，不能被当作一般规则来使用。最优税收理论的已有进展可以为我们提供如下的政策启示：

1.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所得税的公平功能，并且重新探讨累进性所得税制的合理性。传统的观点认为：在改善收入分配公平方面，所得税具有商品税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甚至于在实现效率方面，所得税也较商品税为优。只是由于所得税在管理上的复杂性，才导致商品税的广泛采用。然而，米尔利斯（Mirrlees，1971）基于其理论模型所做的数值分析表明，所得税在改善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功能并不像人们设想得那么好。这一认识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我们需要重新挖掘商品税的公平功能；另一方面，如果商品税和所得税在实现公平分配方面的能力都很有限的话。那么，出于公平方面的更多考虑，我们是否应该把目光更多地投向那些小税种，如财产税、遗产与赠与税等？

对累进个人所得税制，不仅在微观方面被寄予公平分配的厚望，而且在克服宏观经济波动方面也被委以重任。但最优所得税的理论探讨和数值分析都表明：最优税收函数不可能是累进的。最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不应最高而应为零；除端点外，最优税收结构应当近似于线性。另外，根据弗里德曼的负所得税方案和米尔利斯的最优所得税的数值分析结果，负所得税方案不仅在实现公平方面有其诱人之处，而且在把效率问题同时纳入税制设计的范畴中时，它也仍然富有吸引力。

2.税制改革应综合考虑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最优税收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把效率与公平问题纳入经济分析框架之中。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确难免会发生冲突，但是，效率与公平目标之间也并非总是互不相容的，比如米尔利斯的最优所得税模型就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通过对各种税收的具体组合，达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目的。

3.完全竞争经济是最优税收理论标准模型的主要假设条件之一，这种假设条件适合于市场机制发挥较为充分的西方发达国家，却可能不适合差异很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主要目标应当是扫清影响经济发展的障碍，动员各种资源提高经济增长率，这与发达国家的改善收入分配、平衡公平和效率的目标之间存在区别。因此，在借鉴最优税收理论进行税制设计时，在公平和效率的选择方面要与西方国家有所差别。从模型设定上，这意味着用于度量公平和效率的社会福利函数在选择形式上的区别。

4.如果要在实践中实行最优税收理论所推导的各种规则，可能需要对财税制度进行大幅度的改革，但这不太现实。基于这一考虑，许多国家选择的是渐进式的政策改革，即逐渐增减某些税种和调整某些税率。另外一个富有启示性意义的结论是，改革过程中可能产生暂时性的无效率。这表明，政策改革之路可能不会一帆风顺。

参考文献：

1.邓力平：《优化税制理论与西方税制改革新动向》，《税务研究》1998年第2期。

2.黄春蕾：《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最优税收实证理论发展述评》，《税收研究》2002年第1期。

3.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邓力平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4.加雷斯。D.迈尔斯：《公共经济学》，中译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米尔利斯（Mirrlees，J.A），Anexplorationinthetheoryofoptimunincometaxation，ReviewofEconomicStudies，1971.

6.张馨、杨志勇等：《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参见张馨、杨志勇等：《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章。

（2）参见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邓力平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3）将税收行政成本标准纳入最优税收理论体系的规范和实证分析的最新进展，参见黄春蕾：《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最优税收实证理论发展评述》，《税收研究》2002年第1期。

（4）参见邓力平：《优化税制理论与西方税制改革新动向》，《税务研究》1998年第2期。

商品税范文篇4

关键词：税制结构税制改革结构现状税收征管

税制结构是指税收制度中税种的构成及各税种在其中所占的地位。税制结构是否合理，是税收制度是否健全与完善、税收作用能否充分发挥的前提。

一、税制结构的类型及其比较

主体税种是一个国家税制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起主导作用的税种。根据主体税种的不同，当今世界各国主要存在两大税制结构模式，一个是以所得税为主体，另一个是以商品税为主体。

(一)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在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中，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普遍征收并占据主导地位，企业所得税也是重要税种，同时辅之以选择性商品税、关税和财产税等，以起到弥补所得税功能欠缺的作用。

所得税作为对人税，属直接税，税负不易转嫁；并且可采用累进税率，实现对高收入者多课税、对低收入者少课税原则，体现纵向和横向公平。其次，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累进制的所得税制度富有弹性，对宏观经济具有自动稳定的功能。再次，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在获得财政收入方面是稳定可靠的。辅之以其他的选择性商品税，如特种消费税，可进一步增强这一结构的聚财功能。

(二)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在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中，增值税、一般营业税、销售税、货物税、消费税、关税等税种作为国家税收收入的主要筹集方式，其税额占税收收入总额比重大，并对社会经济生活起主要调节作用。所得税、财产税、行为税作为辅助税起到弥补商品税功能欠缺的作用。

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的突出优点首先体现在筹集财政收入上。在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上，商品税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商品税是转嫁税，但只有其产品被社会所承认，税负才能转嫁出去。因此商品课税对商品经营者具有一种激励机制。从税收本身效率来看，商品税征管容易，征收费用低。

二、影响税制结构选择的因素分析

当今，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明显地表现为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即所得税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最大；而发展中国家的现行税制结构明显地表现为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一)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一个国家主体税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高，人均国民收人居世界领先地位，具备个人所得税普遍征收的物质基础。同时由于城市化水平高，能够有效地进行个人收入水平的查核和各项费用的扣除，也便于采用源泉扣缴的简便征税方法。

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较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不高，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的税源极其有限。由于处于商品经济发展初期，商品流转额迅速膨胀，商品税的税源远远大于所得税的税源，必然形成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如在中国，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个体或小规模经营，所得难以核实，使得个人所得税普遍征收的可行性不具备管理上的条件。

(二)对税收政策目标侧重点的差异也是税制结构选择因素之一

税收政策目标包括收人效率和公平。不同的国家对这些政策目标的侧重不同，从而会影响到它们对税制结构的选择。

发达国家着重考虑的，是如何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或公平调节收入分配。在前文提到所得税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而注重税收公平目标的实现，个人所得税无疑是一个重要手段。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贫富悬殊、分配不公问题十分突出和严重，为缓和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征收社会保障税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起到减小收入差距、抑制贫富悬殊的作用。所以，注重发挥宏观效率和税收公平目标，就必然会选择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迅速发展本国经济的历史任务，需要大量稳定可靠的财政收入作保证。商品税较之所得税对于实现收入目标更具有直接性，税额多少不受经营者盈利水平高低的影响，税源及时、稳定。并且，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在实现税收效率目标上占有优势。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中的主要问题在于结构失衡，即产业结构不合理、不协调，在市场机制健全的条件下，对产业结构的调节作用，商品课税要比个人所得税大得多，商品税通过差别税率可配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最终使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提高。

(三)税收征管水平也是制约一个国家主体税种选择的重要因素

发达国家具有现代化的税收征管手段，计算机广泛应用于申报纳税、年终的所得税汇算清缴、税务审计、税务资料、税收咨询服务等工作，同时有健全的监督制约机制，使得税收征管效率大大提高。这些都适应了所得税征收对征管水平的较高要求，使得所得税成为税制结构中的主体税种成为可能。

发展中国家经济管理水平较低，税收征管手段和技术比较落后，加上收入难以控制的农业就业人口和城市非正式就业人口所占比重较大，客观上使得税的征收管理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商品税一般采用从价定率或从量定额征收，比所得税采用累进税率征收要简单得多，对征管水平的要求比较低，使得发展中国家从现实出发，只能选择商品税作为国家主要的筹资渠道。

三、当前阶段我国税制结构调整和选择

(一)我国现行税制结构存在的问题

1、税种功能结构不健全。从我国现有的税种看，筹集财政收人的税种主要有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等，能够体现出调控功能的税种主要包括消费税、土地增值税等，但现行税种中缺少对社会能够体现稳定作用的税种，如具有特殊的稳定社会性质的社会保障税尚未开征。

2、“双主体”模式没有真正建立，主体税种结构失衡。现行税制结构中，流转税比重偏高，所得税比重过小。主体税种结构失衡，既不利于主体税种的互相配合，更不利于发挥所得税的调控作用。

3、就流转税本身结构而言，消费税比重过小，增值税比重过大。我国消费税征税范围较窄，且征收环节单一，不但调节消费的功能较弱．而且组织收人也明显不足。

另外，地方税制结构也存在诸多问题，地方税种严重老化，农业税、屠宰税、印花税、车船使用税等多是五十年代出台。

(二)选择合适税制结构的原则分析

在短期内，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可能得到飞速发展；政府的税收征管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税制结构的选择与调整不能超越这些限度。税制模式只有与国情相适应时，才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1、经济发展水平与税制结构相适应原则。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长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了经济效率低下，造成了所得税税基过窄，限制了所得税类收入比重的上升；我国长期奉行的经济体制中计划色彩浓厚，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造成了作为价格附

加的流转税的畸形发展，间接税与直接税比例失调，流转税在税收收入总额中比重过高；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状况决定了税收聚财功能仍居于重要地位。

2、征管模式与税制结构相适应原则。税收征管是在既定税制结构下一国税收政策的具体施行，有效的税收征管依赖于一定的征管模式。征管模式与税制结构紧密相连，为实现税制结构所要求达到的目的，必须使征管模式适应税制结构的设计。现阶段我国生产力落后，市场经济不发达，“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决定了我国的税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为适应这种税制结构，征管模式也必然要求对流转税集中的大中型企业加强长期监督，控制好税源，这正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

根据国外税制改革的一般经验，优化我国现行税制结构的总体思路是，通过新税种的开征及税负水平的调整，达到直接税和间接税比例的不断调和。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收入的不断增加，通过优化税制结构，使间接税所占比例有所下降的过程通常也是直接税所占比例有所上升的过程，不断增加直接税占税收收入总额的比重，充分发挥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最终达到建立“双主体”税制结构的目标。

(三)按照原则选择合适税制结构，进行税制改革

在一定时期内，应保持税制相对稳定，不宜做较大变动。只能对其不规范和不完善的方面进行调整。

1、妥善解决增值税税负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使税负进一步趋于合理化。如对商业零售环节的增值税的一些政策进行调整，扩大增值税增收范围；改进小规模纳税人划分标准，适当降低商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

2、内外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确定企业所得税的思路。制定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就现行两个企业所得税法而言，应该说《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较为成熟，该法参照国际惯例，借鉴了国外企业所得税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统一了税收管辖原则，对法人、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义务人的确定，统一以企业总机构所在地为准。

3、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尽快建立全面反映个人收人和大额支付的信息处理系统，建立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新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适当调整个人所得税的超额累进的级距，提升高收入者的适用税率，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控力度。

4、改进和完善消费税。适当扩大消费税征收品目，将某些高档消费品和不利于环保的产品纳入征税范围，如对部分家用电器、饮料、皮革制品等消费品和某些消费行为征收消费税；适当调整有关税目的税率，重新确定合理的税率水平，改革和完善烟、酒等产品的消费税计税价格确定办法。

5、积极推进增值税管理手段的现代化，推广使用计税收款机，改进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填开和管理。针对个人收入所得中分项征收办法存在的偷逃税现象，研究扩大综合所得的项目，实行更为科学的征收管理办法。

6、清理过渡性优惠政策，对为保证新老税制平稳过渡而制定的减免税优惠政策进行了分类清理，对绝大多数已到期的优惠政策废止，对部分暂难以取消的政策允许保留一段时间，对少数应作为长期保留的政策，通过修改条例或正式立法加以明确。

作为远期的目标，未来的税收结构在流转税方面会更广泛，在所得税方面比重将会加大，在财产税方面会更加引人注目；作为一个经济上的大国家应当有几个大的税种，成为国际上公认的高透明度的税种，也就是国家的主体税种。

参考文献：

杨若召、张利英，2001：《优化税制与税收征管的关系》，《广西财政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5

樊明丽，1999：《税制优化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贺海涛，1999：《论税制与征管的协调》，《财政研究》第5期

李大明，1999：《论税制结构优化与税收征管的关系》，《财政研究》第6期

苑新丽，2002：《不同类型税制结构的比较及我国税制结构的选择》，《税务与经济》第5期

商品税范文篇5

一、税制结构的类型及其比较

主体税种是一个国家税制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起主导作用的税种。根据主体税种的不同，当今世界各国主要存在两大税制结构模式，一个是以所得税为主体，另一个是以商品税为主体。

（一）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在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中，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普遍征收并占据主导地位，企业所得税也是重要税种，同时辅之以选择性商品税、关税和财产税等，以起到弥补所得税功能欠缺的作用。

所得税作为对人税，属直接税，税负不易转嫁；并且可采用累进税率，实现对高收入者多课税、对低收入者少课税原则，体现纵向和横向公平。其次，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累进制的所得税制度富有弹性，对宏观经济具有自动稳定的功能。再次，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在获得财政收入方面是稳定可靠的。辅之以其他的选择性商品税，如特种消费税，可进一步增强这一结构的聚财功能。

（二）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在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中，增值税、一般营业税、销售税、货物税、消费税、关税等税种作为国家税收收入的主要筹集方式，其税额占税收收入总额比重大，并对社会经济生活起主要调节作用。所得税、财产税、行为税作为辅助税起到弥补商品税功能欠缺的作用。

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的突出优点首先体现在筹集财政收入上。在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上，商品税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商品税是转嫁税，但只有其产品被社会所承认，税负才能转嫁出去。因此商品课税对商品经营者具有一种激励机制。从税收本身效率来看，商品税征管容易，征收费用低。

二、影响税制结构选择的因素分析

当今，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明显地表现为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即所得税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最大；而发展中国家的现行税制结构明显地表现为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一）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一个国家主体税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高，人均国民收人居世界领先地位，具备个人所得税普遍征收的物质基础。同时由于城市化水平高，能够有效地进行个人收入水平的查核和各项费用的扣除，也便于采用源泉扣缴的简便征税方法。

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较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不高，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的税源极其有限。由于处于商品经济发展初期，商品流转额迅速膨胀，商品税的税源远远大于所得税的税源，必然形成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如在中国，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个体或小规模经营，所得难以核实，使得个人所得税普遍征收的可行性不具备管理上的条件。

（二）对税收政策目标侧重点的差异也是税制结构选择因素之一

税收政策目标包括收人效率和公平。不同的国家对这些政策目标的侧重不同，从而会影响到它们对税制结构的选择。

发达国家着重考虑的，是如何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或公平调节收入分配。在前文提到所得税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而注重税收公平目标的实现，个人所得税无疑是一个重要手段。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贫富悬殊、分配不公问题十分突出和严重，为缓和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征收社会保障税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起到减小收入差距、抑制贫富悬殊的作用。所以，注重发挥宏观效率和税收公平目标，就必然会选择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迅速发展本国经济的历史任务，需要大量稳定可靠的财政收入作保证。商品税较之所得税对于实现收入目标更具有直接性，税额多少不受经营者盈利水平高低的影响，税源及时、稳定。并且，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在实现税收效率目标上占有优势。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中的主要问题在于结构失衡，即产业结构不合理、不协调，在市场机制健全的条件下，对产业结构的调节作用，商品课税要比个人所得税大得多，商品税通过差别税率可配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最终使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提高。

（三）税收征管水平也是制约一个国家主体税种选择的重要因素

发达国家具有现代化的税收征管手段，计算机广泛应用于申报纳税、年终的所得税汇算清缴、税务审计、税务资料、税收咨询服务等工作，同时有健全的监督制约机制，使得税收征管效率大大提高。这些都适应了所得税征收对征管水平的较高要求，使得所得税成为税制结构中的主体税种成为可能。发展中国家经济管理水平较低，税收征管手段和技术比较落后，加上收入难以控制的农业就业人口和城市非正式就业人口所占比重较大，客观上使得税的征收管理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商品税一般采用从价定率或从量定额征收，比所得税采用累进税率征收要简单得多，对征管水平的要求比较低，使得发展中国家从现实出发，只能选择商品税作为国家主要的筹资渠道。

三、当前阶段我国税制结构调整和选择

（一）我国现行税制结构存在的问题

1、税种功能结构不健全。从我国现有的税种看，筹集财政收人的税种主要有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等，能够体现出调控功能的税种主要包括消费税、土地增值税等，但现行税种中缺少对社会能够体现稳定作用的税种，如具有特殊的稳定社会性质的社会保障税尚未开征。

2、“双主体”模式没有真正建立，主体税种结构失衡。现行税制结构中，流转税比重偏高，所得税比重过小。主体税种结构失衡，既不利于主体税种的互相配合，更不利于发挥所得税的调控作用。

3、就流转税本身结构而言，消费税比重过小，增值税比重过大。我国消费税征税范围较窄，且征收环节单一，不但调节消费的功能较弱。而且组织收人也明显不足。

另外，地方税制结构也存在诸多问题，地方税种严重老化，农业税、屠宰税、印花税、车船使用税等多是五十年代出台。

（二）选择合适税制结构的原则分析

在短期内，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可能得到飞速发展；政府的税收征管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税制结构的选择与调整不能超越这些限度。税制模式只有与国情相适应时，才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1、经济发展水平与税制结构相适应原则。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长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了经济效率低下，造成了所得税税基过窄，限制了所得税类收入比重的上升；我国长期奉行的经济体制中计划色彩浓厚，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造成了作为价格附加的流转税的畸形发展，间接税与直接税比例失调，流转税在税收收入总额中比重过高；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状况决定了税收聚财功能仍居于重要地位。

2、征管模式与税制结构相适应原则。税收征管是在既定税制结构下一国税收政策的具体施行，有效的税收征管依赖于一定的征管模式。征管模式与税制结构紧密相连，为实现税制结构所要求达到的目的，必须使征管模式适应税制结构的设计。现阶段我国生产力落后，市场经济不发达，“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决定了我国的税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为适应这种税制结构，征管模式也必然要求对流转税集中的大中型企业加强长期监督，控制好税源，这正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

根据国外税制改革的一般经验，优化我国现行税制结构的总体思路是，通过新税种的开征及税负水平的调整，达到直接税和间接税比例的不断调和。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收入的不断增加，通过优化税制结构，使间接税所占比例有所下降的过程通常也是直接税所占比例有所上升的过程，不断增加直接税占税收收入总额的比重，充分发挥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最终达到建立“双主体”税制结构的目标。

（三）按照原则选择合适税制结构，进行税制改革

在一定时期内，应保持税制相对稳定，不宜做较大变动。只能对其不规范和不完善的方面进行调整。

1、妥善解决增值税税负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使税负进一步趋于合理化。如对商业零售环节的增值税的一些政策进行调整，扩大增值税增收范围；改进小规模纳税人划分标准，适当降低商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

2、内外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确定企业所得税的思路。制定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就现行两个企业所得税法而言，应该说《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较为成熟，该法参照国际惯例，借鉴了国外企业所得税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统一了税收管辖原则，对法人、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义务人的确定，统一以企业总机构所在地为准。

3、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尽快建立全面反映个人收人和大额支付的信息处理系统，建立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新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适当调整个人所得税的超额累进的级距，提升高收入者的适用税率，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控力度。

4、改进和完善消费税。适当扩大消费税征收品目，将某些高档消费品和不利于环保的产品纳入征税范围，如对部分家用电器、饮料、皮革制品等消费品和某些消费行为征收消费税；适当调整有关税目的税率，重新确定合理的税率水平，改革和完善烟、酒等产品的消费税计税价格确定办法。

5、积极推进增值税管理手段的现代化，推广使用计税收款机，改进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填开和管理。针对个人收入所得中分项征收办法存在的偷逃税现象，研究扩大综合所得的项目，实行更为科学的征收管理办法。

6、清理过渡性优惠政策，对为保证新老税制平稳过渡而制定的减免税优惠政策进行了分类清理，对绝大多数已到期的优惠政策废止，对部分暂难以取消的政策允许保留一段时间，对少数应作为长期保留的政策，通过修改条例或正式立法加以明确。

作为远期的目标，未来的税收结构在流转税方面会更广泛，在所得税方面比重将会加大，在财产税方面会更加引人注目；作为一个经济上的大国家应当有几个大的税种，成为国际上公认的高透明度的税种，也就是国家的主体税种。

参考文献：

杨若召、张利英，2001：《优化税制与税收征管的关系》，《广西财政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5

樊明丽，1999：《税制优化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贺海涛，1999：《论税制与征管的协调》，《财政研究》第5期

李大明，1999：《论税制结构优化与税收征管的关系》，《财政研究》第6期

苑新丽，2002：《不同类型税制结构的比较及我国税制结构的选择》，《税务与经济》第5期

商品税范文篇6

2.跨国公司税法的制定

跨国公司税法的制定是跨国公司税收活动的重要环节，是跨国公司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的具体化。跨国公司是在主权国家之间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对跨国公司课税涉及到主权国家的利益，跨国公司税收调节是代表国家主权，因此跨国公司税收法律应有更高的权威性，跨国公司税法应由主权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颁布，这是国际比较普遍通行的办法。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实行法制时间很长，立法思想比较成熟、立法程序严格、立法水平高、立法范本科学，因此跨国公司税收立法非常严密，简洁明了，可操作性强，确保了西方国家具有高质量的跨国公司税收法律、法规体系，为跨国公司税收征收管理高效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强化了跨国公司税收政策的全面实施。

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立法制度逐步完善，税收立法也取得成绩，跨国公司税收立法日益成熟，但是我国跨国公司税收法律只有少数是由全国人大颁布，绝大多数是国务院颁布的条例以及部门和地方规章，权威性不强，不利于维护跨国公司利益，也和国际惯例不相适应。随着加入WTO的需要以及各类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入，提高我国跨国公司税收立法的层次非常重要。对过滥、过杂的跨国公司税收法规、规定应尽快清理整顿，建立适合新形势的层次高、简洁明了、统一、科学和国际惯例靠拢的跨国公司税收法律体系，确保跨国公司课税活动的高效运行，确保跨国公司税收调控高效率。在立法过程中，要按照《立法法》的规定，严格立法程序、进行科学论证、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公平、公开、透明的原则，制定出和国际惯例接轨的跨国公司税收法律体系。

3.跨国公司税收征收管理

跨国公司税收征收管理是把税收法律由条文变为现实的执行和操作过程，是税收调控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过程，在税收征收管理活动中有着重要的意义。税收征收管理活动包括征收过程和管理过程两个阶段。在征收阶段，税务部门根据税法规定，采用专门的方法，通过确定营业收入、成本、利润等指标，最后计算出税金，将税金上交国库，实现税收收入目标。这个过程也是税收调控的实施阶段，在课税过程中，跨国公司、母国、东道国的物质利益发生重新分配，跨国公司会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改变其行为，体现了税收调节经济职能。如果缺失这一阶段或这一阶段未严格按税法规定执行，税收收入目标可能达不到预期规模，税收调控也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税收管理过程主要是税收管理主体对客体规定了一系列的纳税程序、税金计算、税务稽查、违章处理等有关纳税事宜，是税收收入足额入库的保证，也是税收调控职能发挥的保证。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制定了专门的税收征收管理法，来规范征税过程和管理过程，保证税收制度的准确实施，保证税收调节经济目的的实现。

跨国公司税收征收管理还要涉及到跨国公司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协调，许多国家制定了具体的合作办法。比如国际税收协定规定了签约方有相互提供税收情报、进行信息交流、共同防止跨国公司偷漏税的义务，也规定防止滥用税收协定的有关条款；欧盟订有《相互援助指令》和《税务相互协助公约》；OECD制定有《OECD同期稽查协议范本》等等。这些都规定了税收征收管理的国际协作，强化了对跨国公司的税收管理，保证了跨国公司税收调控预期目标的实现。我国这方面比较滞后，应加快跨国公司税收征收管理的国际合作步伐。

4.跨国公司税收司法

跨国公司税收司法是指拥有司法权的国家机关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审理判决有关涉及跨国公司的税务纠纷案件和税收犯罪案件的活动，跨国公司税收司法主要包括税收行政诉讼和税收刑事诉讼。税收行政诉讼其程序为原告人的起诉、法院受理、案件审理、判决、执行。税收刑事诉讼司法程序包括税务机关将违法案件移送检察院，检察院受理后，予以立案，并为提起公诉作准备，检察院经过审查，对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受理公诉、立案审判。税收司法对违反税收法律的犯罪分子予以惩处，对有争议案件进行解决，保证跨国公司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的贯彻实施，是跨国公司税收征收管理活动顺利进行的保证，也是实现国家跨国公司税收政策的保证。跨国公司税收司法还要求有关国家间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密切配合，在有关跨国公司案件取证、拘捕、审判等活动中予以通力的合作。由于许多国家在法律体系方面存在着差异，对跨国公司税收案件的处理还需要有关国家进行具体的协调，尽可能在法律框架内，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税收利益关系，使违法者得到应有的惩罚。

二、跨国公司税收调控机制本质运动形态——收益的变动

跨国公司税收调控机制本质运动主要是指通过课税变动母国与跨国公司、东道国与跨国公司以及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亦即变动跨国公司、东道国、母国的收益。收益变动包括以下内容：

1.商品税税负变化对收益变动的影响

商品税税负变动对收益变动的影响可通过商品税负担的最终归宿来分析。许多学者对商品税的归宿进行了局部均衡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在局部均衡分析中，得出了商品税的归宿由课税商品的供需曲线的相对弹性而定，在需求曲线固定的情况下，供给曲线越缺乏弹性，商品生产者税负越重；在供给曲线固定的情况下，需求曲线越缺乏弹性，商品的消费者税负越重。通过一般均衡分析发现税收由生产者负担，生产者所得降低，收益下降；一般来讲，税率越高、税负越重，收益下降幅度越大。以上说明，对跨国公司课征商品税，会影响跨国公司的收益，进而影响跨国公司的行为。

跨国公司商品税负担是如何使收益变动的呢？由于商品税与边际成本之间具有相关性（原因是边际成本与固定成本无关，只与可变成本有关，而可变成本是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增加，因此随着产量的增加，边际成本也是递增的；由于商品税与生产量成正比，因此商品税与边际成本正相关），这就决定了商品税具有通过与价格机制的相互作用引起收益变动的功能。对跨国公司征收商品税，跨国公司的边际成本会三升，如果存在产品的市场价格上升，那么会发生替代效应，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发生改变，在存货不变的情况下，会影响跨国公司销售量，最终跨国公司收益发生变动。如果价格不变，跨国公司商品税负将增加边际成本，直接降低企业利润，导致收益下降。至于收益变动的幅度取决于税率的高低、市场的供求情况以及产品的供求弹性等因素。

2.所得税税负变化对收益变动的影响

所得税税负变动对收益变动的影响可以通过分析公司所得税税负的最终归宿来确定。由于公司所得税课征的对象是经济体系中所有的公司，而不是某一产业的公司，所以必须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法来分析公司所得税的归宿。许多学者（比如ArnoldCHarberger，美国）通过对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后认为，在所有情况下，公司几乎负担了全部的公司所得税。因此征收公司所得税必然降低公司收益，公司所得税税率越高，税负越重，收益下降幅度越大。也有的学者认为，由于许多公司具有相当程度的垄断，可以轻易抬高价格，将部分税负向消费者转移。但是无论何种观点，公司所得税导致的税负必定影响公司的收益，这是确信无疑的，只不过会计利润小于税法固定的应纳税所得，会产生以后期间增加所得税费用的情况。

举例分析：

某企业1994年12月购置设备一台，价值180万元，按税法规定该设备使用年限为6年，企业经税务机关批准采用加速折旧，折旧年限为3年，第四年起不再提折旧。加上该企业1995年－2000年每年的所得税税前利润总额均为100万元，所得税税率为33%。

该企业就存在时间性差异的问题。按税法规定每年计提折旧额30万元（不计算残值），而按加速折旧每年计提折旧额60万元，每年的时间性差异为30万元。

按应付税款计算：1995年－1997年每年应交所得税42.9万元[(100+30)×33%]，每年所得税费用为42.9万元，每年净利润为57.1万元；1998年－2000年每年应交所得税23.1万元[(100-30)×33%]，每年所得税费用为23.1万元，每年净利润为76.9万元。

按纳税影响会计法：1995年—1997年每年应交所得税42.9万元，递延税款9.9万元，每年所得税费用为33万元，每年净利润为67万元；1998年—2000年每年应交所得税23.1万元，每年所得税费用为33万元，每年净利润为67万元。

实例说明，不同的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计入当期所得税费用的金额是不同的，直接影响当期净利润的数额。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财务人员应该通过对生产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的合理筹划和安排来节省所得税费用，以求利润最大化。同时作为税务人员，代表国家执法，应该认真稽核企业所得税，掌握企业在调整纳税时的方法，防止不合理的调整造成税款的流失。

在实践中，对时间性差异的处理方法又具体分为：递延法和债务法两种，主要区别是在对递延税款是否随国家税率变动而进行调整。因此，在审核企业应交税金时也要注意。

公司负担的所得税负如何使收益发生变动呢？所得税与产品边际成本无关决定了跨国所得课税机制具有通过它与利润或所得函数关系形成利益导向，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产生直接影响。由于跨国公司所得税与产品边际成本不相关，因此跨国公司所得税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引起商品价格的变动。在涉外税收协调体系的制约下，跨国公司所得税税负的高低直接影响投资收益率的变动，进而影响纳税人经济行为的变动。

3.国际税收协调对收益变动的影响

国际税收协调是指跨国公司母国和东道国为了各自的利益，使跨国公司税负适度、免除国际重复课税、制裁国际偷漏税、消除恶性税务竞争，在承认各国税务管辖权的情况下，通过平等协商、互惠互利，签定多边或双边税收协定，确保母国和东道国税收利益公平，确保跨国公司税收负担合理，投资收益稳定增长。国际税收协调主要是通过签定多边和单边税收协定来实现。国际税收协调机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税收管辖权的国际协调。由于经济发达国家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居民税收管辖权，发展中国家以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为主，倾向于实行地域管辖权为主，要避免重复课税，必须通过税收豁免、税收饶让、税收抵免等多种手段进行协调。二是转让定价的国际协调。由于各国税制的差异、税负的差异，跨国公司往往利用其全球网络的优势，通过产品定价权转移税基，达到避税目的，损害东道国的利益，这就需要有关国家共同协调，消除这一问题。三是税收优惠的协调，包括两方面内容：首先，东道国给予跨国公司的税收优惠，母国应给予全部或部分抵扣，确保跨国公司有较高的收益，实现东道国税收调控目的；其次，许多国家为了引进外资，争相降低税负，展开税务竞争，对经济和税收收入带来负效应。所以，国家间非常有必要进行国际协调，来消除负效应。四是税收征管的协调，包括交换税收情报、建立征管协作机制、跨国税务审计、派驻税务官员等。

【参考文献】

[1]彼德·M·杰克逊.公共部门经济学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商品税范文篇7

关键词：最优商品税最优所得税中国税制

一、最优税收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

谈及最优税收理论，首先要对“什么是最优税收”进行概念上的界定。历史上诸多经济学家对税收制度的理想特征的看法中，倍受关注的当数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提出的平等、确定、便利、最少征收成本四原则，以及瓦格纳在其《财政学》中提出的四项九目原则等等（1）。而对当代经济学家来说，由于效率与公平问题业已成为经济学探讨中的两大主题，因此，理想的税收政策通常都是在马斯格雷夫（2）所提出的三大标准的框架内，即：（1）税收公平标准（尽管公平对不同的人来说意义各不相同）；（2）最小行政成本标准；（3）最小负激励效应标准，即税收效率标准。

困难在于，对一个特定的税种或某个税收政策建议来说，往往只能满足其中的某一标准而无法满足其他标准。比如，累进的个人所得税易于满足税收公平标准，却会对劳动供给产生负激励；增值税总体上对劳动供给不会产生负激励，但却很难符合税收公平标准。

最优税收理论文献对最优税收评价的基本方法是，借助现代经济分析方法，运用个人效用和社会福利的概念，在赋予各个标准不同权重的基础上，将这些标准统一于惟一的标准之中。

在现代福利经济学中，社会福利取决于个人效用的高低，以及这些效用的平等分配程度。一般假定，当效用的不平等程度递增时，社会福利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福利可以反映税收公平的思想，即导致不平等程度降低的税收是公平的。因此，最大化社会福利蕴含了税收公平标准。

就税收行政成本最小化标准来说，较高的税收行政成本意味着更多的税收收入用在政府服务方面，从而使个人效用和社会福利降低。同样，就最小负效应激励标准来说，如负效应激励大，工作积极性就会减弱就会扭曲经济，使人们的效用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降低。

于是，马斯格雷夫意义上的最优税制的三大标准就可以转化为社会福利的不同侧面，不同的税收政策可以用统一的标准加以比较和衡量，也就是说，能够带来最大社会福利水平的税收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

以上便是最优税收理论的主要思想之一。由于很难将税率与税收行政成本之间的关系加以模型化，所以上述思想并非总是贯彻始终。经济学家们往往在其分析中忽略税收行政成本问题，多把最优税收理解成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税收。然而，忽略税收行政成本的最优税收理论毕竟是一个重大的缺陷。（3）

二、最优商品税

最优商品课税问题的现代分析最早起源于拉姆齐（Ramsey，1927）的创造性贡献。根据对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单一家庭经济的分析考察，拉姆齐指出：最优税制应当使对每种商品的补偿需求均以税前状态的同等比例下降为标准。这是拉姆齐法则的标准阐述。通过对用来推导拉姆齐法则的经济施加进一步的约束，即假定课税商品之间不存在交叉价格效应，鲍莫尔和布莱德福特（BaumolandBradford，1970）推导出逆弹性法则：比例税率应当与课税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成反比例。这一法则的政策含义是十分明显的，即生活必需品（因为它们的需求价格弹性很低）应当课以高税，而对奢侈品则课以轻税。但这样一来，就暴露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它忽略了收入分配具有内在的不公平性。

为改变拉姆齐法则置分配公平于不顾的境地，理所当然应当对其加以适当的纠正。戴蒙德和米尔利斯（DiamondandMirrlees，1971）率先在最优商品税率决定中引入公平方面的考虑，并且将拉姆齐法则中的单个家庭经济扩展至多个家庭经济中。他们指出：在需求独立的情况下，一种商品的最优税率不仅取决于其需求价格的逆弹性，而且取决于它的收入弹性。这意味着，对许多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较低的商品来说，应当将实行高税率的分配不公问题和实行低税率的效率损失问题进行比较，最有意义的改变应当是使那些主要由穷人消费的商品数量减少的比例比平均水平低。或者说，基于公平的考虑，对于高收入阶层尤其偏好的商品无论弹性是否很高也应确定一个较高的税率；而对低收入阶层尤其偏好的商品即便弹性很低也应确定一个较低的税率（4）。

值得重视的是，对拉姆齐法则的修正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对那些既非富人也非穷人特别偏好的商品，仍可以遵循拉姆齐法则行事。其次，尽管有人辩称商品税无须承担收入分配职能，收入分配问题只应由所得税解决，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出于显示身份、自尊、习俗等多方面的原因，现实中确实存在着不少收入弹性高而价格弹性低的商品（如钻石、名画、豪宅等）这就提供了通过对这些商品课税以改进收入分配的可能性。

近年来，有关最优税收的研究开始出现一种把理论分析应用于实际数据的趋向。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最优税收理论所推导的税收规则仅仅表明了最优税收结构的一般情形，它们并没有明确的指导意义。其次，税收理论分析的目的在于提供实际政策建议，为此，税收规则必须能够运用于数值分析，最终的最优税收值应可以计算。最优税率的数值分析体现了执行上述计划在技术方面取得的进展。

目前有关最优商品税的数值分析仍处于起步阶段，所做的工作集中在针对数目较少的商品组别的分析上，而且还没有哪种数值分析的答案能够完全推广到一般的情形。从已有成果看，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结论主要有两个：一是最优税收能够通过对生活必需品实行补贴而实现有意义的再分配；二是对公平问题的关切越强烈，商品税率就越不是单一税率（5）。

三、最优所得税

谈及所得税问题，我们立即面临有名的“做蛋糕”与“切蛋糕”之间的权衡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所得税是为满足公平目标而有效实施再分配的手段；另一种观点认为，所得税的课征是对劳动供给和企业精神的一种主要抑制因素，特别是当边际税率随着所得的增加而增加的时候。最优所得税理论旨在分析和解决所得课税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衡取舍问题。

关于最优所得税的主要论文出自米尔利斯（Mirrlees，1971），他研究了非线性所得税的最优化问题。米尔利斯模型在所得税分析中的价值在于它以特定方式抓住了税制设计问题的性质。首先，为了在税收中引入公平因素，米尔利斯设想无税状态下的经济均衡具有一种不公平的所得分配。所得分配由模型内生而成，同时每个家庭获取的所得各不相同。其次，为了引进效率方面的考虑，所得税必须影响家庭的劳动供给决策。此外，经济要具有充分灵活性，以便不对可能成为问题答案的税收函数施加任何事先的约束。米尔利斯的模型是集合上述要素的一种最为简单的描述。

米尔利斯模型得出的重要的一般结果是：（1）边际税率应在0与1之间；（2）有最高所得的个人的边际税率为0；（3）如果具有最低所得的个人按最优状态工作，则他们面临的边际税率应当为0.毫无疑问，第二点结论是最令人感到惊奇的。不过，这一结论的重要性也许不在于告诉政府应该通过削减所得税表中最高所得部分的税率，以减少对最高收入者的作用；其重要性更在于它表明最优税收函数不可能是累进性的，这就促使人们必须重新审视利用累进所得税制来实现再分配的观念。也许说，要使得关注低收入者的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未必需要通过对高收入者课重税才能实现，事实上，让高收入承担过重的税负，其结果可能反而使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下降。

由于米尔利斯的非线性模型在分析上十分复杂，其结论也只是提供给我们关于政策讨论的指导性原则。为了得到最优税收结构的更详细情况，有必要考察数值方面的分析。米尔利斯根据他所建立的模型，计算出完整的最优所得税率表。从结果看，高所得的边际税率的确变得很低，但并未达到0.同时低所得的平均税率均为负，从而低收入者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补助。托马拉（Tuomala，1990）所做的数值分析则进一步表明，接近最高所得的边际税率可能远不是0，这意味着最高所得的边际税率为零的结果只是一个局部结论。从政策目的上看，基于米尔利斯模型所得出的重要结论有：（1）最优税收结构近似于线性，即边际税率不变，所得低于免税水平的人可获得政府的补助。（2）边际税率相当低。（6）（3）所得税实际上并非一个缩小不平等的有效工具。

斯特恩（Stern，1976）根据一些不同的劳动供给函数、财政收入的需要和公平观点，提出了最优线性所得税模型。他得出的结论是，线性所得税的最优边际税率随着闲暇和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的减小而增加，随着财政收入的需要和更加公平的评价而增加。这意味着，人们对减少分配不平等的关注越大，则有关的税率就应越高，这一点是与我们的直觉相符的。另一方面，最优税率与劳动供给的反应灵敏度、财政收入的需要和收入分配的价值判断密切相关，假如我们能够计算或者确定这些参数值，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最优税率。因此，斯特恩模型对最优所得税制的设计具有指导意义。

四、最优税收理论的政策启示

由于最优税收理论标准模型是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得出的特殊结论，因此，它所提供的仍然只是“洞察力”，而不是具体的政策建议，不能被当作一般规则来使用。最优税收理论的已有进展可以为我们提供如下的政策启示：

1.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所得税的公平功能，并且重新探讨累进性所得税制的合理性。传统的观点认为：在改善收入分配公平方面，所得税具有商品税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甚至于在实现效率方面，所得税也较商品税为优。只是由于所得税在管理上的复杂性，才导致商品税的广泛采用。然而，米尔利斯（Mirrlees，1971）基于其理论模型所做的数值分析表明，所得税在改善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功能并不像人们设想得那么好。这一认识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我们需要重新挖掘商品税的公平功能；另一方面，如果商品税和所得税在实现公平分配方面的能力都很有限的话。那么，出于公平方面的更多考虑，我们是否应该把目光更多地投向那些小税种，如财产税、遗产与赠与税等？

对累进个人所得税制，不仅在微观方面被寄予公平分配的厚望，而且在克服宏观经济波动方面也被委以重任。但最优所得税的理论探讨和数值分析都表明：最优税收函数不可能是累进的。最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不应最高而应为零；除端点外，最优税收结构应当近似于线性。另外，根据弗里德曼的负所得税方案和米尔利斯的最优所得税的数值分析结果，负所得税方案不仅在实现公平方面有其诱人之处，而且在把效率问题同时纳入税制设计的范畴中时，它也仍然富有吸引力。

2.税制改革应综合考虑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最优税收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把效率与公平问题纳入经济分析框架之中。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确难免会发生冲突，但是，效率与公平目标之间也并非总是互不相容的，比如米尔利斯的最优所得税模型就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通过对各种税收的具体组合，达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目的。

3.完全竞争经济是最优税收理论标准模型的主要假设条件之一，这种假设条件适合于市场机制发挥较为充分的西方发达国家，却可能不适合差异很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主要目标应当是扫清影响经济发展的障碍，动员各种资源提高经济增长率，这与发达国家的改善收入分配、平衡公平和效率的目标之间存在区别。因此，在借鉴最优税收理论进行税制设计时，在公平和效率的选择方面要与西方国家有所差别。从模型设定上，这意味着用于度量公平和效率的社会福利函数在选择形式上的区别。

4.如果要在实践中实行最优税收理论所推导的各种规则，可能需要对财税制度进行大幅度的改革，但这不太现实。基于这一考虑，许多国家选择的是渐进式的政策改革，即逐渐增减某些税种和调整某些税率。另外一个富有启示性意义的结论是，改革过程中可能产生暂时性的无效率。这表明，政策改革之路可能不会一帆风顺。

参考文献：

1.邓力平：《优化税制理论与西方税制改革新动向》，《税务研究》1998年第2期。

2.黄春蕾：《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最优税收实证理论发展述评》，《税收研究》2002年第1期。

3.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邓力平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4.加雷斯。D.迈尔斯：《公共经济学》，中译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米尔利斯（Mirrlees，J.A），Anexplorationinthetheoryofoptimunincometaxation，ReviewofEconomicStudies，1971.

6.张馨、杨志勇等：《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参见张馨、杨志勇等：《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章。

（2）参见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邓力平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3）将税收行政成本标准纳入最优税收理论体系的规范和实证分析的最新进展，参见黄春蕾：《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最优税收实证理论发展评述》，《税收研究》2002年第1期。

（4）参见邓力平：《优化税制理论与西方税制改革新动向》，《税务研究》1998年第2期。

商品税范文篇8

不重复征税是当前我国税收制度中一个重要的原则，营改增税收制度改革在几个行业中试行，例如：交通运输业、小部分的现代服务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各大省市也开始实行这一税收改革制度，在原有的增值税百分之十七标准利率和百分之十三低税率的前提下，新增加了百分之十一和百分之六两个档的低税率。在过去征收营业税的时候是全额计征，不需要扣除成本费用，在改革以后虽然税率有些提高，但是直接抵扣了一部分的成本进项税额，这就比改革之前提高了百分之八，但是能够抵扣的项目不超过一般，这就可能导致税负的增加；当前有很多服务行业能够抵扣的项目比较少，税率又比以前搞，县减方面表现的并不明显，我们还要根据实际企业的需要来进行改革。政府收益比较高是动产租赁服务的原始纳税人，所以这类行业能够抵扣的项目比较多，所以产生了明显的税负减少效果。对企业实行营改增的税务改革制度，不仅能够降低商品税负，还能够为大众提供服务的同时给购买方提供增值税发票，这也是吸引一些有纳税人资格的商家购买这种服务，进而增加企业的销售额，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例如提供有形动产租赁服务的企业，因为承租方能够取得租赁增值发票，所以能够使企业在资金不足的情况选择租赁设备，进而及时扩大企业规模。虽然对那些研发技术服务行业抵扣的项目比较少，但是能够为企业提供抵凭证，这就使商家购买相关技术成本降低了，进而推动了行业的快速发展和创新能力。

总之，虽然有些企业的税负减少的并不明显，但是也能够起到促进企业发展的作用，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企业所得税的计税基础是按税法规定的营业收入扣除营业税金和相关成本、费用、损失之后的所得额；税改前营业税计入了企业的营业税金中，因此抵减了所得税的计税基础，税改后上交的增值税做为价外税，不会影响企业所得税的计算，所以对于上述税改行业的企业来说，由于过去的营业税变成了增值税，企业所得税额的增加是不可避免的。通过目前我国税收制度改革情况来看，我国的税收制度改革正向着发达国家税收制度发展，通过改革不断增加直接税在税收总额的比例，这也能够起到调整当前贫富差距的作用，虽然说当前的税收制度改革的目的主要就是减少商品税，但是目前来看间接提高了所得税。由于商品税会直接影响市场经济中商品的流通价格，也直接会影响到商品的需求能力，所以改革商品税所起到的调控作用比其他税收改革更加明显。一个国家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所得税的调控能力必须能够发挥出来，增加直接税在总税收中的比例，能够更加平衡国家的财政税收，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税收制度中的主体税制结构是间接税，这种税制结构能够很好的均衡各方面的税收，但是本身具有一定的累退性，不能够形成合理的税收分配关系，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如果我们一直把税收增收的重点放在间接税上，就会导致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在一些发达国家中，一个国家的税制结构由流转税为主的单税收结构发展为流转税和所得税双税收主体结构，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发展为七百元美金，例如日本转换时的人均经济水平位七百八十九美元，而美国为八百一十五美元。我们当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五千四百三十二美元，这也说明了我们当前已经具备了税收结构模式转换的条件。

二、结束语

商品税范文篇9

「正文」

一、我国税法体系

我国税收体系由四部分构成：商品税、所得税、财产税和行为税。

1/商品税：以商品/劳务为对象进行课税，涉及商品流通的各个环节（生产、批发、零售），具有易于转嫁性和按比例征收的累退性。

2/所得税：又称收益税，指纳税人在一定期间内的纯所得（净收入）作为征税对象的一类税的统称。一般分为五类，即经营所得、财产所得（由有体物和各种动产和不动产的转让过程中所产生的溢价收益，通常又称为资本利得）、劳动所得、投资所得（即纳税人凭借占有资产而产生的利润追索权所获得的收益，股息、红利、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用等项收益，属无形动产所得。）和其他所得。目前个人所得税最重要的不是财政意义，而是要起到调节意义，特别是它的社会分配作用。

3/财产税：对个人和企业拥有的财产课赋的一组税收，个人而言，通常包括机动车辆、各种有价证券。

4/行为税：政府为实现一定目的，对某些特定行为所征收的税收。特定行为意指国家通过征税所要加以限制和监督的行为。与本文相关的行为税之一为印花税。

二、国际通行规范一览及与我国税法的整合

证券市场分证券发行市场和证券流通市场。证券发行市场通常由a/政府和公司b/投资银行和c/原始投资者发行证券；而证券流通市场中，主要由证券所组织市场，证券经纪人投资者买卖股票。

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核心是按照证券市场本身运行的环节和规律，规范设置税种，合理确定税率。证券市场发达的国家的税收立法一般都规定对证券市场的四个环节征税：

1/证券交易环节的征税：即针对已发行的证券在证券市场上交易时依照其交易金额所课征的税。证券交易环节的征税制度具有如下特征：第一、证券交易税的纳税人一般是证券的转让方即卖方。开征证券交易税的根本目的是限制证券转让，抑制证券市场上的过度投机行为，因而，只有对转让方征税才能实现这一立法目的。第二、在证券交易税的税率设计上，按照证券种类的不同，规定差别比例税率。一般而言，股票的交易税率要高于债券的交易税率，因为股票的投机性和收益性要比债券大。第三、税款征收方式并非由税务机关直接进行，而由证券交易所或证券买卖的经营机构代扣代缴，以提高税收效率，降低税收成本。

既然股票可以被看作是仅仅由稀缺性、供求关系决定的商品，证券交易税的征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商品税，且其缴税方式也与商品税在交易环节类似，即交易进行时由卖方代扣。

但是，我国现行税法制度，在交易环节征收印花税。

2/证券投资所得环节的征税：即依据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利息等收入所课征得税。各国证券法都把这部分税收当作证券税收制度的核心来加以详细规定。目的，其一增加财政税收，其二调节投资者收入水平，维护社会公平。另一方面，又要鼓励投资，于是各国一般都规定在个人所得税中，在计算净所得时，允许扣除借贷利息；对股息、红利、利息都制定较为详细的减免税规定；对用于再投资的鼓励一般都免于征税。

就个人而言，作为个人所得税的应税所得——投资所得部分加以征收。

我国现行税法制度，没有专门的立法，在个人所得税中有所规定，但这样会存在两个缺点：即没有针对性，难以发挥税收对证券市场的调节功能；另一个方面也可能同公司征税重复（这点不在本文考察范围内，略去不谈）。

3/证券转让所得环节的征税：即资本利得税，是对证券买卖的增值部分所课征的税。资本利得，即个人所得部分不属于劳动所得，而是资本的增值，即资本利得。其旨在实现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调整巨大的收入差异，维护社会的公平。但另一方面，由于资本投资存在一定时间性，物价指数会有所影响以及由于证券交易要冒很大的风险，对之征税会加大这种风险，影响投资积极性，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其征税较低甚至免税。征税也会免除损失等，并根据长期、短期，上市与否政策不同，目的即为鼓励投资。

就个人而言，作为个人所得税的应税所得部分——财产所得加以征收。

我国现行税法制度，《个人所得税法》所规定的11项应纳税个人所得第9项财产转让所得，指个人转让有价证券、股权、建筑物、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车船以及其他财产取得的所得。但是这样就忽略了鼓励投资方面的考虑，加大了投资风险，影响投资。不如不缴，或者适当减免。

4/证券财产转移的征税，证券代表一定的财产，证券财产转移的征税是指对证券以财产形态作为遗产转移或作为赠品赠与所征的税，包括证券遗产税与证券赠与税。

就个人而言，我认为无论是赠与还是遗产，都是作为一种收入，应当对其征纳所得税，作为其他所得加以征收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与所得税用来调节投资者收入水平，维护社会公平的目的也是相符的。

我国现行税法制度，对遗产税的征纳几度讨论沉浮，依然没有实行，有各方面的考虑。待决定征收遗产税（赠与税也就不可避免的需要征收了），证券作为一种财产势必会被提上日程。

三、存在的问题及进一步分析

通过对以上四个税种国际规定的考察以及与中国现状的对比，可见问题主要在：

1证券交易税作为商品税和行为税的印花税的选择。

2股息红利和资本利得的征税，依赖个人所得税的体系，无针对性立法，并且仅考虑其调节收入均衡社会公平方面，忽略对鼓励投资方面的考虑，需要改进。

3对证券遗产税、赠与税的考虑和遗产税、赠与税的建立密切相关，依赖于后者的立法目的和制度。

本文主要考察第一个问题，即对交易额征收商品税还是行为税。

目前我国对证券交易征收印花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于1988.08.06，1988.10.01实施，从此统一开征印花税。1988年9月29日，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统一了全国的行政解释。至2004年8月2日，由税务总局、财政部的各类通知、批复达111件。

至于证券交易的印花税，国家最初对证券交易发行印花税乃出于“被迫”：90年深圳市政府在股市运作初期为平抑暴涨的股价宣布对股票卖出方征收6‰印花税，11月扩大为买卖双方；91年10月，鉴于股市持续低迷，改为3‰；上海随后学习；9

2年6月，国税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发文肯定了上述做法，明确规定股份制试点企业向社会发行的股票，因买卖、继承、赠与所书立的股权转让书据，均依书立时证券市场当日实际成交价计算的金额，由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3‰的税率缴纳印花税。于是，控制税率成为监管层传递政策意图，对股市进行宏观调整的重要手段：97年5月改至5‰，98年6月改至4‰，01年11月改至2‰。但是，证券（股票）交易基本上实行电子化，因而，其税款缴纳过程一般不使用印花税票。

学界的一些主张：

主张在流转税中，由股票交易税代替现行的印花税？

国务院在1993年批转的国家税务总局《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中提出了将证券交易印花税改为证券交易税，只是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为了便于衔接，开征证券交易税拟缓一步出台，之后，国家税务总局几乎每年公布的“工作要点”都会提到征收证券交易税的方案。

理由大体有以下几种：首先，证券交易既然是一种交易行为，就应当与其他商品交易一样课税；其次，从世界范围看，各国在证券市场发育初期，为了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管理和引导，都普遍地征收证券交易税，后来只是根据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情况而逐步取消的；再次，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需要发挥证券交易税的规范和引导功能。我国证券市场的格局是以股票为主，其他有价证券为辅，且交易量多集中在股票上，难以促使证券投资市场走向合理化。另外，由于投机因素过大，导致股票价格上下波动剧烈，难以反映股票的实际价值和上市公司的真实业绩。通过征收证券交易税，可以使证券投资市场形成全方位、多渠道的合理化格局，并有利于稳定证券价格，尤其是股票价格。此外，我国目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还被赋予了调解市场参与者收入的作用，而这本应该是资本利得税等税的职能范围。

作者以为，目前印花税与股票交易税的效用几乎一致，都是作为对一种行为的抑制，如果只是一个名称的问题，倒不必大动干戈修改税种。只是，目前的印花税的确代替证券投资、财产等所得税发挥调节社会公平作用，这个问题在下一节中进行讨论。

主张所得税代替流转税？

如上分析，所得税在证券交易领域中包括股息、红利等投资所得以及转让股票的资本利得。对于这部分的资本利得，是否视同其他方法来源的所得在历史上是有争议的：西方有“源泉说”和“净资产增加说”的争论，目前随着社会、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已经基本统一采“净资产增加说”，即对这种性质的资本利得一视同仁。然而，课重税还是课轻税仍然存在争议：课重税的依据——1/不劳性2/高所得税阶层所占比例大3/避免逃税；采课轻税倾向的人——1/取之投资，用之投资2/通货膨胀的考虑3/税负聚集的考虑4/紧缩效果的考虑5/对风险性投资的考虑，目前，各个国家均采取不同措施、不同程度的优惠。

有人主张我国对证券收税应当“以流转税为主体向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收体系转化”，并给出原因：1/过分依赖印花税加剧了政权税收的波动危险2/不利于证券市场和国民经济的稳定，而所得税乃自动稳定器3/与收入水平无线性关系，不利于收入的公平分配。

的确，行为税、商品税税都是按比例征税，具有累退性，不适合用来作为市场调节的杠杆、政策。这个职能应当由所得税，体现在证券交易中即证券投资和投资财产税来承担。我国目前的问题在于，这些税征收了，但是没有一部明确的证券税法来针对性征收，而是笼而统之地交给个人所得税来办理，无法针对性对证券市场进行调整，故应当考虑统一证券税法。至于无论是证券交易税还是证券交易印花税其还是有其存在价值的，所谓“所得税代替流转税”只是个比例、倾向问题。

制定统一证券税法？

有人认为“目前，对股票交易征收印花税，只是没有证券税法实行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很不规范，突出表现在税率设计不够科学合理”，并举例深圳市的调率，以及深圳、上海各自为政，规定不同，没有统一的税法，使税收对证券业的调控更显乏力。

改革课税方法，把股息、红利从现行税法规定的利息等项收入中分离出来，单独计征，以充分考虑其风险性与投资性。

四、结论

税收，作为一种工具，在人们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就股票交易而言，既要考虑到社会分配公平问题，又要考虑到对大笔投机行为的制约，还要考虑到这是一项投资行为，由于风险的存在要适当优惠加以鼓励。

基于第一种考虑，选择在所得税中征收投资和转让证券的税收比较恰当；第二中考虑，交易税比较恰当，然而，我国现在的印花税的功能基本与交易税无异，不必一定改成交易税；第三种考虑，可在前两种考虑的基础上适当减税优惠。同时，鉴于证券市场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作者以为单独立法规定税收，可提高针对性，对人们行为的激励作用更加直接和明显。

「参考资料」

1刘剑文：《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410页。

2张文国、童光法：《国外证券市场税收制度浅析》《涉外税务》，2000（8），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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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浩、施龙刚：《证券交易印花税若干问题分析》，《涉外税务》2000（8），52页。

6何杰、赵波：《对交易所的课税问题的探讨》，证券市场导报，1995（11）

商品税范文篇10

关键词：增值税增值税转型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得我国税制结构的主体税种——增值税的转型研究已经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在增值税转型研究中更多的是从增值税有利于促进投资和消除重复征税的角度进行的，对于增值税转型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考虑得似乎不够。

一、增值税转型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

增值税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在于消除重复征税，有利于促进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市场机制下的税收中性。但是，增值税抵扣制度的不同，造成投资者的实际税收负担有所不同，进而影响到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最终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增长。

以下表的计算为例，来分析不同类型的增值税的实际税收负担水平。（表见《扬州大学税务完学报》2001年第2期第20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尽管国内生产总值一样，法定税率一样，年折旧额、年存货增加额和年固定资产增加额都一样，但由于增值税的类型不一样，造成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不一样。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年存货增加与年固定资产增加额之和等于年投资增加额。相比较而言，消费型增值税投资越多，实际税收负担率越低，投资越少实际税收负担率越高，投资增加对增值税税收负担影响的程度最高。生产型增值税投资越多，实际税收负担率越高，投资越少实际税收负担率越低，投资增加对增值税税收负担影响的程度最低。收入型增值税因投资的改变而造成的税收负担水平处于中央。这样随着投资的变化，当投资增加或减少时，税收负担率不同，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投资与实际税收负担率之间的关系可用投资税收弹性来说明，主要表示税收水平的变化对投资的影响；经济增长与税收负担率之间的关系可用税收收入弹性来说明，主要表示随着经济的增长，税收收入将怎样变化。

设投资增加额△I=VP+FP，VP=m△I，则FP=（1-m）△I，m为流动资产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边际消费倾向为C，按照乘数理论，国民收入增加额△GDP=△I/（1-C），（这里不考虑引致税收的问题）税收增加额为△T，投资税收弹性EI=△I/△T×T/I，税收收入弹性EGDP=△T/△GDP×GDP/T。按此定义计算各种类型增值税的投资税收弹性和收入税收弹性如下表。（表见《扬州大学税务完学报》2001年第2期第21页）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投资增加相同的时候，投资税收弹性E生产型＜E收入型＜E消费型，说明消费型增值税对投资的刺激程度最高。投资税收弹性受投资结构的影响（投资结构上，m越小说明固定资产投资越大），相对于三种类型的增值税来说，m越小，E消费型>E收入型>E生产型，当m增大时，生产型增值税的刺激作用也逐渐增大，消费型增值税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基本不受投资结构的影响，收入型增值税受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影响。在这里，也可以看出，随着投资的增加，经济在迅速增长，税收收入也在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T低于国民收入的增加幅度△GDP。因为EGDP消费型＜EGDP收入型＜EGDP生产型，说明消费型增值税的税收收入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增加的幅度最低。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从总量上看，各种类型的增值税都有促进投资增加的作用，消费型增值税推进投资增长的作用最大，而且特别有利于促进固定资产的投资，生产型增值税促进投资增长的作用最小，而且仅有利于存货投资的增加。增值税转型形成对投资需求的拉动效应,其现实意义是增值税尽快转型能较好地适应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迅速、资本有机构成加快的投资发展趋势。

从对行业投资的刺激上看，消费型增值税特别有利于促进资本密集型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存货投资多）投资的增长膨胀，生产型增值税仅仅有利于促进劳动密集型行业投资。这说明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既有利于促进投资增长和科技进步，又有利于促进劳动力就业，这对于我国解决温饱问题以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业问题的解决也是有益的。增值税转型形成对经济结构的调整效应。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在经济出现逐步下降的时候，消费型增值税的推进投资的作用，可以起到保护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经济增长旺盛的时候，消费型增值税的实施，对投资的促进作用有可能加剧通货膨胀的程度。实际上，在资本有机构成越来越高的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愈快，固定资产投资愈多，消费型增值税也就越刺激投资的膨胀。增值税转型形成对通货膨胀的刺激效应。为了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我们不能不对消费型增值税刺激投资膨胀的影响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

从国家取得收入的角度上看，消费型增值税的税收收入具有较强的累退性，有可能造成国家收入的下降和宏观调控能力的削弱。增值税转型形成对税收的累退效应。

总之，增值税转型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但是在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方面，需要我们做出谨慎的研究。

二、增值税转型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

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物价的基本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首先在于对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目标优先度的选择。在调控的目标上，实行“保持物价稳定优先，兼顾经济增长”目标，把物价稳定放在第一位，以物价稳定促进供求结构的合理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理由是：

1．在处理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我们可以从台湾和韩国的宏观调控目标的策略选择上进行借鉴。台湾、韩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只有坚持物价稳定，才能促进经济增长。而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又证明：一味的坚持经济增长，甚至以牺牲物价币值稳定来换取经济增长的目标，其结果只能是陷入通货膨胀的泥沼不能自拔，经济也陷入停滞状况（邱崇明《发展中国家（地区）通货膨胀比较研究》）。持续多年的高经济增长已经使我国的经济走上了新的台阶。经济增长的目标不应永远处于我国的宏观调控首要目标位置。据世界银行计算，从1979年-1995年，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为9.1%。我国近年来的增长率大体上也维持在8%以上，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实现了较高的增长水平。在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把经济的稳定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否则，就有可能欲速则不达。

2．物价的不稳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敌。通货紧缩会引起经济的衰退，通货膨胀也会影响经济的发展。通常人们认为，物价指数保持在3%-5%之间，是能够为人们所接受的，也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在我国近年来的物价指数连年下跌的情况下，应考虑我国的物价指数恢复至1%-3%的水平，阻止物价下跌的趋势。而当物价指数恢复至合理水平时，就应该保证物价的稳定以防通货膨胀的发生。

目前我国的物价指数基本维持在3%左右，正是经济发展的良好时期。税收政策调控经济的目标也应该确定为促进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把物价稳定放在第一位。

第二，我国物价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是国民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从供求结构和总量方面看,引起物价不稳定的原因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货币供应,二是供求结构和供求总量。从货币供应的角度看，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一直维持较高的水平。据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提供的有关资料表明：由于国家采用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方法拉动经济，近年来货币的供应量不断增加，M1基本上维持在18%左右。这已经远远超过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事实上中央银行在扩大货币供应量的政策上也是有所顾忌，采取的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求得拉动经济增长和物价的上升，但效果并不明显。这说明我国的通货紧缩的趋势并不是货币供应量的缩小造成的。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的第二含义（姜启渭《对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双重含义问题的再探讨》，《经济评论》1999.6）：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社会总劳动按社会需要的比例应该分配到某一生产部门的劳动时间，是这个劳动量决定这个部门的总价值。而用这个部门的生产的商品总量来分摊这个总劳动、总价值，就得出单位商品的劳动量和价值量。这说明某个产业部门商品的价值与社会总劳动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有关，分配的标准是社会的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在现实经济中，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存在着生产效率高的部门，也存在着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它们之间的商品交换会因生产效率高低的变化引起社会总劳动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的变化，从而引起各个部门商品价值的变化，进而因商品交换引起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呈现出正相关的态势。然而近几年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一方面经济表现出较高的增长，另一方面，物价指数却连年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有人甚至对国内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其实原因就在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产业结构已经不能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90年代后期，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国内消费品市场短缺时代结束，我国长期存在的需求拉动型价格上涨不复存在；在产品短缺时代，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关注的主要是产量，成本和质量是次要的，企业的增长方式是以规模扩张的粗放型经营，在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过渡的历程中，无效的大量供给造成了存货和库存的积压，形成了物价下跌。二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产业结构与我国相近的周边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对我国的大宗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构成威胁，我国产品价格下跌是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合理反映。所以国民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是影响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原因。

第三，有人认为我国的失业率较高证明我国的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因而提出拉动需求的经济增长策略是缺乏依据的。我国是一个人口和劳动力大国，没有实现充分就业并不能说明经济增长的潜力没有发挥，在改革的前20年中，基础设施和农业发展的滞后一直是我国的经济增长的瓶颈，这一基本形势不能搞错，一味运用扩张政策拉动需求实现所谓的"充分就业"，就会造成通货膨胀永无宁日的发生。从1998年以来，我国在宏观经济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的财政、货币政策，包括实行利率放开、扩大货币供应量、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放开对银行信贷额度的控制、采取政府增加公债的办法启动内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经济出现回升，物价也由负增长转为正数，2000年达到了0.3%左右。于是许多人据此判断，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平稳发展的新拐点。我认为，这一切可能都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在我国，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办法是有局限性的。单纯依靠这种政策，可以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但很难保证有效率的长期经济增长，说不定会造成新的通货膨胀。1．我国政府预算的债务依存度已经很大，靠财政赤字进行的投资力度不可能再有大的增加，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不可能长期建立在靠政府投资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2．政府投资的效率难于提高也是一个客观的现实，而且政府投资有可能产生某种"挤出效应"，减少民间的有效投资，为了弥补增大的财政开支有可能增加加大税收的压力，会抑制民间扩大投资的积极性；3．即使是政府投资有利于改变供求结构的一部分，但能够促进自动地创造有效需求的有效供给并不能有效地增加，从而不能形成长期的经济增长。因此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除了实行扩张性的需求政策（当然包括税收政策）外，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供给方面"去，特别是解决“供给的结构”，以有效的供给促进需求的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第四，为了达到调整供给结构，实现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目的，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我认为应该实行“有增有减、增减结合，保持税负不变”的税收政策组合。所谓“有增有减、增减结合，保持税负不变”的税收政策组合，就是在税收政策调节的目标上应坚持促进供给结构优化，保证物价稳定第一位目标的实现。为此：

（一）在税收负担的水平上保持不变，以适应当前财政收入紧张的形势和产业结构优化的需要。从我国的税收负担总水平看，虽然预算内的税收总额占GDP的比重较低，1996年已经下降到10.07%；考虑到我国的税外收费的特殊情况，就我国具有税收和准税收的政府税外收费的总规模来看，呈现出居高不下的态势。从1987年到1996年基本上都维持在24-25%左右；就税收本质的来源与国民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看，我国目前的剩余价值总量占GDP的比重一般为31-33%左右，也就是说宽口径的税收负担已经占到剩余价值总量的60%左右，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留给企业和个人一定的收入要比40%更高，才有利于企业和个人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但显然国家拿走的部分不应该超过剩余价值的总量，也就是说税收的规模不应该超过GDP的31-33%；就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税收规模比较来看，有资料表明（曾国祥、刘佐主编《税收学》，中国税务出版社出版），在人均GDP约为8625美元以上的22个高收入国家中，其平均税收负担率为36.6%，平均非税负担率为5％，合计总体税负为41.6%；在人均GDP695美元以下的5个低收入国家中平均税收负担率为18.2%，平均非税负担率3.7,合计21.9%。因此从整体税负上讲，我国的总体税负不宜增加。换一个角度说，我国的财政形势也决定了我国目前的总体税负不能减少，否则就有可能造成新的财政困难。（二）在税制结构上保持以消费型增值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加强二级商品税制的调节功能的发挥；在税种、税率、税收有增有减，增减结合。目的是在充分发挥消费型增值税刺激投资增长的同时，运用二级商品税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以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促进经济的增长。

1．尽快建立以消费型增值税为主体，充分运用二级商品税制调节功能的税制结构。

建立以消费型增值税为主体，充分运用二级商品税制调节功能的税制结构，一方面是促进供求结构的合理化的要求。尽快实现增值税的转型，从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既有利于有机构成不同的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和产业结构优化，又有利于鼓励企业进一步增加投资需求；而二级商品税制特别是消费税，既为投资的增加提供了资本供应，又在增值税转型的同时，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调节。另一方面也是研究实现增值税转型的同时，有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的要求。据有关研究人士预测：2000年在现有范围内进行增值税转型，将有284.39亿元的税式支出〖ZW(4〗陆炜、杨震《中国增值税转型可行行实证分析》，《税务研究》2000年11期。〖ZW)〗，因此实行转型对于刺激投资有一个门槛效应。这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是有利的。但是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还有一个引致税收的问题。由于实际税负的下降，对投资膨胀的利益驱动是十分巨大的。通过二级商品税制的调节作用，可以实现“供给会自动的创造需求”的目标。为此，在利用增值税转型间接减税的同时，必须十分重视二级商品税制的研究。具体思路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对高档消费品和高档消费行为提高税率，增加高消费人群对全国财政的贡献，对某些已经不属于高消费的产品和行为减低税率或停止开征消费税，既有利于增大消费税的调节力度，又有利于增加高素质劳动的供给和储蓄的增加。例如将高尔夫球、保龄球、桑拿按摩、高级美容、娱乐性射击等高消费服务项目以及高档音箱、高档摄像器材、高级滋补品、一次性筷子等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取消对普通化妆品、护肤护发品、汽车轮胎、散装啤酒等项目的征税；以适应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方向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第二、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提高资源税的税率。如对水资源和森林资源课征资源税有利于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方面转化。

第三、继续保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重新开征权。

第四、土地增值税作为一个单一的限制房产开发和消费的税种，应在当前的情况下，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一样，及时停征，但保留土地增值税的重新开征权。保留土地增值税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重新开征权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税收政策的相机抉择的机制。

第五、为了保持增值税的税收中性的主体地位，在增值税转型的同时，缩小营业税的开征范围，将大部分由营业税调节的范围，转为征收增值税。

2．促进供给，调节社会公平，促进供求平衡

在调节供求结构的同时，还要注意实现总供求的平衡，以有效的总供给实现有效的总需求。为此，一是增加对个人所得、收入财产的调节税种。如尽快开征遗产税，开征的目的既调节了收入，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又有利于鼓励人们加快消费，促进需求增长。在当前我国物价指数较低的情况下，还可以实现物价指数的上升，起到稳定物价的作用。二是减少企业所得税的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投资的增加，有利于促进供给增加，促进经济增长。三是加强农村费税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