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意蕴范文10篇

人学意蕴范文篇1

哲学思想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实现了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学的高度统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具体化为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方法学体系；二是把人的问题提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特别是非常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础上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方面的特征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也就是说，的方法学有着鲜明的人学导向，而的人学思想也从其方法学当中引申出基本的方法原则。一、方法学的中介功能，体现了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极度关注人学，就一般意义而言，是研究人的科学。人学研究的对象是一般的人或人的一般及其发展的普遍规律。也就是说，人学理论的内容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一般的人或整体的人存在的图景；另一部分是一般的人或整体的人发展演化规律的图景。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人，是实践的能动的人，而非抽象的自然的人。人的生存和发展就是人的活动过程，也就是人的能动的实践的动态过程。这是由人的特殊的存在方式决定的，一方面，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又具有自身内在的尺度，他总企图超越其生存的受动性与偶然性，要求在创造性活动中改造与否定客观世界的现存状况，使世界不断朝符合人的目的与理想图景的方向发展，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人”。因此，人学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注，必须提升到实践的高度，即提升到能动地改造世界的高度。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以往哲学把人抽象化的理论弊端，开拓出一条走出人的“抽象王国”，进入人的“现实王国”的现实道路。国外有学者曾指出：“的全部著作是一种哲学‘实践’，是一种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并正在改造世界的认识论。”[1]这种说法指明了对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高度重视。联系革命的一生，我们可以说，这种对实践的重视是源于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深切关怀。这与马克思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继承和发展了这个思想，并力图在“解释世界”的理论和“改变世界”的实践之间探索一个中介。这个探求的过程是内在地包含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曲折发展过程当中的，其理论成果就是的方法学体系。方法学的全部着眼点在于如何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于如何发挥其联结理论与实践的中介功能，从而达到“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3]的目的。例如，在《实践论》中科学地探讨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论认识到革命实践的两次飞跃的原理，并且强调了第二次飞跃比第一次飞跃意义更加重大。但是人们往往认为理论不需要任何中介就能直接指导实践，因而忽略了对联结两者的中介的研究。康德曾明确指出：“不管理论可能是多么完美，看来显然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仍然需要有一种从这一个联系到另一个的中间项。”[4]则更形象地强调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5]在这里，把方法问题同实践的效果直接联系起来。如果说，主张把革命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那么，这种理论也只有转化为科学的方法才能成为真正的武器。可以说，在方法学的这种中介功能，内在地包涵了人的目的性要求和理想蓝图，它以改造世界的创造性实践为目的指向，体现了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终极关怀。二、方法学的核心原则，强调了人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对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人学热”的出现，同当前人类在发展中遇到的种种困境、挑战有关，即旨在分析和解决当代人类实践发展提出的与人有关的重大现实问题，并为之提供一种理论工具和方法论，这是当代人学兴起的实践根据。在这种实践根据的背后，隐含着更深刻的理论动因，即旨在反映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规律，由侧重指向认识人之外的世界自觉转向认识人本身，以形成关于人本身的完备认识，这是人学得以出现的思维发展史的根据。[6]也就是说，人学在关注其自身同客观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的同时，还须对其自身的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进行反思、追问，旨在研究如何经由思维方式的革新尽快实现人的现代化，最终在物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互动关系中，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方法学强调以思想方法为核心的原则，内在地体现了人学的这一本质要求。早在1917年，就认为，要改造社会，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变换全国之思想”。虽然他此时的世界观还是唯心主义的。但作为一个人学观点，这句话不无道理，表明了青年对人的思想进步的极度重视。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又指出，所谓方法，无非就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接着对两者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认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相互结合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这说明了对思想方法的高度重视，表达了他对方法学核心的基本看法：以思想方法为核心，统率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而思想方法正是主体思维方式中最革命的要素，科学思想方法是导致思维方式革新的首要前提。毕生致力于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中寻求提炼解决具体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既是为了长期革命实践的需要，也是为了从根本上探求一条革新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新途径。的这种探求，是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推动下自觉地进行的，体现时代进步和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实上，自从“鸦片战争”打破中国的大门以后，急剧激化的民族矛盾就把现代化的问题提到了中国人民面前。而人的现代化不仅是社会现代化的必要要求和实质内容，同时，人的现代化尤其是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又是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的变革才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革新的主旋律，中国近代人学兴起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正是植根于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和其它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一道，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作改造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一剂良方，才使中国人从旧的思维框架下彻底解放出来，为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现代化进而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显示出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正如所说的那样：“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7]“为人民群众所掌握”，主要的就是内化为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对此，说得很明白。他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重要的是要注意研究方法。又说，“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8]方法学，正是基于这种正确认识，始终鲜明地贯彻了以思想方法为核心的原则，将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革新作为社会进步的首要前提。历史雄辩地说明，只有思维方式、思想方法进步的民族，才能自觉投身于社会改造的洪流，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正是方法学把思想方法作为核心的根据所在。三、方法学的操作规则，深化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有一句名言：“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9]这句话不仅仅表述了一个具体的理论观点，而且深刻揭示了他整个哲学的人学导向。但视野中的人，并非超越了特定历史条件、社会关系和阶级地位的一般的人。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人民群众在他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人民群众问题的论述，是人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和人学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从方法学的群众路线操作规则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我们的党与群众路线是密不可分的。尤其强调的一切决议和方法都必须经群众路线予以贯彻执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少奇、等都对群众路线作过重要论述，比如，在1929年12月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就明确指出：“党对军事工作部分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群众路线去执行。”[10]延安时期，在1943年为中央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对群众路线的科学内涵作了明确的规定和阐述，为全党更加自觉地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奠定了基础。这些理论观点作为指导原则贯彻到方法学当中，使得群众路线不仅成为一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与领导方法，而且成为其他一切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的操作规则。仅从人学层面而言，群众路线的操作规则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把唯物史观的这一基本原理通俗化为一句名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11]首先，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说：“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12]这里说的“社会财富”，既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精神财富。其次，人民群众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3]他还说，“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14]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党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石，也是方法学以此作为操作规则的直接依据。其二，一切科学的方法，都是从人民群众当中总结、提炼出来的。认为，“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15]因此，特别强调广大党员和干部要以满腔的热忱，虚心向群众学习。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方法，更是要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这是我们党克服困难取得成绩的力量源泉。对此，曾多次告诫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他说：“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16]其三，一切科学方法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我们的工作方法、决策和措施，只有真正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切实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才能顺利地在群众中贯彻执行。因此，强调，“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和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17]其四，一切科学的方法，只有经过群众路线进行操作，才能发挥最好的效果。正如指出的那样：“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8]这是群众路线操作规则的精辟描述，这一操作规则是一动态过程：首先是启发群众觉悟，即“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19]但是，“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20]其次是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工作。对此作了深刻阐述：“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21]再次是根据实际执行的效果和群众反馈的信息来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工作方法。总之，这个操作过程是一个内容不断深化的循环过程，其中每一环都体现了对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确认和深化。四、方法学的科学体系，内含了人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方法学是由一系列方法原则和各种具体方法建构成的完整体系。但总的说来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思想认识方法和工作实践方法。这些方法内含了人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为人学思想奠定了坚实的方法学基础。其一，阶级分析的方法。在思想认识方法当中，分析方法是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其中就包涵了人学研究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22]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怎么样的，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因此，从物质生产和一定的社会关系出发，是历史唯物主义观察、研究和解决人的问题的基本方法原则，而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则是了解阶级社会中人的问题的钥匙。的人学思想，坚持了“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23]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中，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只存在阶级的人、阶级的人性、阶级的爱、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根本不存在超阶级的抽象的人、人性、爱、民主、自由和平等。总之，善于分析人们的阶级关系、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以分清敌友，团结真正的朋友，打击真正的敌人。这些分析，又为我们党制定相应的路线、政策和工作方法提供了理论根据。其二，个体和类相统一的方法。在的方法学体系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是基本的方法原则，把这个原则具体地应用到人学研究当中，就是个体和类相结合的方法。不仅主张“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24]因而要对一切个人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研究，而且承认人类共性的存在。把通过社会实践自觉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看作是人类共性当中最本质的内容，他在1938年《论持久战》中说道，“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25]此外，还从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伦理关系及审美关系等不同角度，论述了人类不同层次的共性。其三，科学原则和价值原则相结合的方法。科学原则通过方法学的实事求是总体原则集中地体现出来。对人的研究，同样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在论述必须善于识别干部时指出：“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26]这不仅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而且也是分析研究一切人的主要方法，这就是唯物辩证的实事求是的方法，体现了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认为，分析、评价一个人，不但要坚持科学原则，还要坚持价值原则，即要看他对社会对人民的贡献。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27]显然，人的价值具有两层含义：首先是社会对人的满足，但是“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所以，认为，人之所以具有价值，在于人的社会性、实践性，在于人不仅能够获得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而且能够依据这种认识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方法学，作为人们进行创造性实践活动的工具和手段，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对人的价值根据的充分肯定。特别强调的是人的价值的第二层含义，即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总理说过，所提出的原则总是照顾大多数，为着大多数人的利益。方法学，正是以“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强调，一切科学的方法，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表明了对人生价值尺度的根本看法。收稿日期：2000—01—15【参考文献】[1]［法］米歇尔·卢瓦.实践论（法文版前言）［M］.哲学思想概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2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3]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1.[4]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商务印书馆，1990.164.[5][10]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5，88.[6]韩庆祥，郭立新.当代中国人学研究兴起的深层动因［J］.文史哲，1998，（4）.[7][11][22][23]选集（第4卷）［M］，1991.1515，1512，1322，1131.[8][11][20][21][24][27]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9，790，933，899，898，870.[12][14][15][22]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27，370～371，452，413.[13][25][26]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25，477，527.[19]：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6.[23]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1972.406.

人学意蕴范文篇2

一、方法学的中介功能，体现了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极度关注

人学，就一般意义而言，是研究人的科学。人学研究的对象是一般的人或人的一般及其发展的普遍规律。也就是说，人学理论的内容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一般的人或整体的人存在的图景；另一部分是一般的人或整体的人发展演化规律的图景。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人，是实践的能动的人，而非抽象的自然的人。人的生存和发展就是人的活动过程，也就是人的能动的实践的动态过程。这是由人的特殊的存在方式决定的，一方面，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又具有自身内在的尺度，他总企图超越其生存的受动性与偶然性，要求在创造性活动中改造与否定客观世界的现存状况，使世界不断朝符合人的目的与理想图景的方向发展，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人”。因此，人学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注，必须提升到实践的高度，即提升到能动地改造世界的高度。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以往哲学把人抽象化的理论弊端，开拓出一条走出人的“抽象王国”，进入人的“现实王国”的现实道路。

国外有学者曾指出：“的全部著作是一种哲学‘实践’，是一种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并正在改造世界的认识论。”[1]这种说法指明了对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高度重视。联系革命的一生，我们可以说，这种对实践的重视是源于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深切关怀。这与马克思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继承和发展了这个思想，并力图在“解释世界”的理论和“改变世界”的实践之间探索一个中介。这个探求的过程是内在地包含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曲折发展过程当中的，其理论成果就是的方法学体系。方法学的全部着眼点在于如何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于如何发挥其联结理论与实践的中介功能，从而达到“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3]的目的。例如，在《实践论》中科学地探讨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论认识到革命实践的两次飞跃的原理，并且强调了第二次飞跃比第一次飞跃意义更加重大。但是人们往往认为理论不需要任何中介就能直接指导实践，因而忽略了对联结两者的中介的研究。康德曾明确指出：“不管理论可能是多么完美，看来显然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仍然需要有一种从这一个联系到另一个的中间项。”[4]则更形象地强调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5]在这里，把方法问题同实践的效果直接联系起来。如果说，主张把革命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那么，这种理论也只有转化为科学的方法才能成为真正的武器。可以说，在方法学的这种中介功能，内在地包涵了人的目的性要求和理想蓝图，它以改造世界的创造性实践为目的指向，体现了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终极关怀。

二、方法学的核心原则，强调了人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对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

“人学热”的出现，同当前人类在发展中遇到的种种困境、挑战有关，即旨在分析和解决当代人类实践发展提出的与人有关的重大现实问题，并为之提供一种理论工具和方法论，这是当代人学兴起的实践根据。在这种实践根据的背后，隐含着更深刻的理论动因，即旨在反映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规律，由侧重指向认识人之外的世界自觉转向认识人本身，以形成关于人本身的完备认识，这是人学得以出现的思维发展史的根据。[6]也就是说，人学在关注其自身同客观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的同时，还须对其自身的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进行反思、追问，旨在研究如何经由思维方式的革新尽快实现人的现代化，最终在物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互动关系中，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方法学强调以思想方法为核心的原则，内在地体现了人学的这一本质要求。

早在1917年，就认为，要改造社会，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变换全国之思想”。虽然他此时的世界观还是唯心主义的。但作为一个人学观点，这句话不无道理，表明了青年对人的思想进步的极度重视。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又指出，所谓方法，无非就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接着对两者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认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相互结合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这说明了对思想方法的高度重视，表达了他对方法学核心的基本看法：以思想方法为核心，统率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而思想方法正是主体思维方式中最革命的要素，科学思想方法是导致思维方式革新的首要前提。毕生致力于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中寻求提炼解决具体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既是为了长期革命实践的需要，也是为了从根本上探求一条革新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新途径。的这种探求，是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推动下自觉地进行的，体现时代进步和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实上，自从“鸦片战争”打破中国的大门以后，急剧激化的民族矛盾就把现代化的问题提到了中国人民面前。而人的现代化不仅是社会现代化的必要要求和实质内容，同时，人的现代化尤其是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又是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的变革才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革新的主旋律，中国近代人学兴起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正是植根于此。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和其它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一道，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作改造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一剂良方，才使中国人从旧的思维框架下彻底解放出来，为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现代化进而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显示出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正如所说的那样：“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7]“为人民群众所掌握”，主要的就是内化为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对此，说得很明白。他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重要的是要注意研究方法。又说，“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8]方法学，正是基于这种正确认识，始终鲜明地贯彻了以思想方法为核心的原则，将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革新作为社会进步的首要前提。历史雄辩地说明，只有思维方式、思想方法进步的民族，才能自觉投身于社会改造的洪流，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正是方法学把思想方法作为核心的根据所在。

三、方法学的操作规则，深化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

有一句名言：“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9]这句话不仅仅表述了一个具体的理论观点，而且深刻揭示了他整个哲学的人学导向。但视野中的人，并非超越了特定历史条件、社会关系和阶级地位的一般的人。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人民群众在他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人民群众问题的论述，是人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和人学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从方法学的群众路线操作规则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我们的党与群众路线是密不可分的。尤其强调的一切决议和方法都必须经群众路线予以贯彻执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少奇、等都对群众路线作过重要论述，比如，在1929年12月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就明确指出：“党对军事工作部分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群众路线去执行。”[10]延安时期，在1943年为中央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对群众路线的科学内涵作了明确的规定和阐述，为全党更加自觉地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奠定了基础。这些理论观点作为指导原则贯彻到方法学当中，使得群众路线不仅成为一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与领导方法，而且成为其他一切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的操作规则。

仅从人学层面而言，群众路线的操作规则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把唯物史观的这一基本原理通俗化为一句名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11]首先，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说：“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12]这里说的“社会财富”，既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精神财富。其次，人民群众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3]他还说，“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14]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党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石，也是方法学以此作为操作规则的直接依据。其二，一切科学的方法，都是从人民群众当中总结、提炼出来的。认为，“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15]因此，特别强调广大党员和干部要以满腔的热忱，虚心向群众学习。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方法，更是要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这是我们党克服困难取得成绩的力量源泉。对此，曾多次告诫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他说：“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16]其三，一切科学方法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我们的工作方法、决策和措施，只有真正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切实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才能顺利地在群众中贯彻执行。因此，强调，“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和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17]其四，一切科学的方法，只有经过群众路线进行操作，才能发挥最好的效果。正如指出的那样：“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8]这是群众路线操作规则的精辟描述，这一操作规则是一动态过程：首先是启发群众觉悟，即“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19]但是，“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20]其次是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工作。对此作了深刻阐述：“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21]再次是根据实际执行的效果和群众反馈的信息来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工作方法。总之，这个操作过程是一个内容不断深化的循环过程，其中每一环都体现了对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确认和深化。

四、方法学的科学体系，内含了人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方法学是由一系列方法原则和各种具体方法建构成的完整体系。但总的说来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思想认识方法和工作实践方法。这些方法内含了人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为人学思想奠定了坚实的方法学基础。

其一，阶级分析的方法。在思想认识方法当中，分析方法是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其中就包涵了人学研究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22]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怎么样的，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因此，从物质生产和一定的社会关系出发，是历史唯物主义观察、研究和解决人的问题的基本方法原则，而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则是了解阶级社会中人的问题的钥匙。的人学思想，坚持了“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23]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中，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只存在阶级的人、阶级的人性、阶级的爱、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根本不存在超阶级的抽象的人、人性、爱、民主、自由和平等。总之，善于分析人们的阶级关系、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以分清敌友，团结真正的朋友，打击真正的敌人。这些分析，又为我们党制定相应的路线、政策和工作方法提供了理论根据。

其二，个体和类相统一的方法。在的方法学体系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是基本的方法原则，把这个原则具体地应用到人学研究当中，就是个体和类相结合的方法。不仅主张“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24]因而要对一切个人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研究，而且承认人类共性的存在。把通过社会实践自觉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看作是人类共性当中最本质的内容，他在1938年《论持久战》中说道，“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25]此外，还从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伦理关系及审美关系等不同角度，论述了人类不同层次的共性。

其三，科学原则和价值原则相结合的方法。科学原则通过方法学的实事求是总体原则集中地体现出来。对人的研究，同样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在论述必须善于识别干部时指出：“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26]这不仅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而且也是分析研究一切人的主要方法，这就是唯物辩证的实事求是的方法，体现了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认为，分析、评价一个人，不但要坚持科学原则，还要坚持价值原则，即要看他对社会对人民的贡献。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27]显然，人的价值具有两层含义：首先是社会对人的满足，但是“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所以，认为，人之所以具有价值，在于人的社会性、实践性，在于人不仅能够获得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而且能够依据这种认识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方法学，作为人们进行创造性实践活动的工具和手段，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对人的价值根据的充分肯定。特别强调的是人的价值的第二层含义，即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总理说过，所提出的原则总是照顾大多数，为着大多数人的利益。方法学，正是以“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强调，一切科学的方法，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表明了对人生价值尺度的根本看法。

【参考文献】

[1]［法］米歇尔·卢瓦.实践论（法文版前言）［M］.哲学思想概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2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

[3]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1.

[4]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商务印书馆，1990.164.

[5][10]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5，88.

[6]韩庆祥，郭立新.当代中国人学研究兴起的深层动因［J］.文史哲，1998，（4）.

[7][11][22][23]选集（第4卷）［M］，1991.1515，1512，1322，1131.

[8][11][20][21][24][27]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9，790，933，899，898，870.

[12][14][15][22]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27，370～371，452，413.

[13][25][26]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25，477，527.

[19]：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6.

人学意蕴范文篇3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观；人学；；新时代马克思劳动观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对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建具有基础性意义。马克思劳动观关注“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和发展状况，将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追求，其所具有的人学意蕴使马克思劳动观在新时代依然具有理论发展的生命力，指导着新时代人民的劳动解放的全面发展。

一、人民主体观：劳动创造历史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关于“人类劳动”的探讨是古今中外思想家的重要课题。马克思首次科学地建构了劳动观体系，复归了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由此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对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剖析是从认识人的本质开始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深入地探讨了人的本质，提出劳动是构成人的本质的核心内容。“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1］96生产活动是人超越生物属性而成为现实的人的根本标志，赋予了人的本质的首要规定。“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2］992随着劳动的发展，人脑和感觉器官的成熟使人形成了意识需要，进而促使人的抽象思维能力不断提升，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人的本质。因此，马克思说：“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劳动创造了人本身。”［3］550“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4］196人的生产实践构成了社会发展史和人类历史。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4］531可见，劳动作为生产性活动，为人的生命存续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奠定了人类历史活动的物质前提。但是，人的需要是一个丰富的体系。“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4］531需要层次的提升使物质生产资料得以改进，由此激发的创造性实践确证和巩固着人的劳动本质。而劳动所兼具的生产意义和社会属性，使劳动上升为人的普遍义务。由此，马克思将共建共享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定，并从这个意义上强调，“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中所应承担的部分推给别人”［3］311，进而言之，“要想得到与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5］289。马克思不仅阐述了劳动创造历史的基本规律，而且为实现和保障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体地位提供了基本方案。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为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必要的物质准备，从而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并不断深化对基本分配制度的认识，从制度层面保障和巩固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体地位，使人民真正当家做主。在新时代，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时空角度认识劳动的独特性作用，提出劳动是创造历史的辉煌和现实的成就的根本途径，人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依靠。人民创造了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句经典论述深刻地阐明了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根本途径。唯有与劳动相结合，自然资源才能转化为社会财富。劳动是人与自然相结合的中介，“居间调节的就是劳动，只有它能够让自然符合人类的意义”［6］228。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就是通过人类的劳动生成的，其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仅仅是工人谋生的手段，以至于工人通过劳动仅能获得其最低生存需要。因此，劳动所赋予工人的物质基础不仅不能使工人获得体面生活，更无法实现和满足工人的精神生活需要。因此，在批判和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围绕着劳动这个太阳旋转”［7］627的“劳动共和国”［8］159。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由人的生存手段上升为“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8］435。在新时代，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尚不能使劳动摆脱维持人的生存的工具手段色彩，但作为向共产主义社会逐步过渡的必经阶段，必须看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广大劳动者创造了更好的劳动环境。明确提出“党和国家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要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排除阻碍劳动者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9］364。可见，新时代致力于为人民创造历史的生产实践提供更为充分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支撑，使人通过劳动获得更多自我实现的发展空间，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二、人民福祉观：劳动创造幸福

马克思劳动观的基本内容，即对物质资料生产作用和人类社会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揭示，充分肯定了劳动人民是社会财富创造的源泉，人民在社会发展中处于主体地位。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作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的工人却处于财富被剥夺者地位，劳动的异化使劳动者感到痛苦和不幸。基于对这一客观现实的思考，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异化劳动概念，从四个方面阐释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社会主体地位的异化，它集中体现在“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4］156，其结果是劳动者同劳动产品、劳动过程发生异化，从而使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为物与物的关系。这一论述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本质。为使工人从异化劳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毕生致力于寻求劳动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劳动做了目标层面的总体构想，提出“代替那存在着的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53，强调共产主义社会是实现劳动解放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在这样的社会共同体中，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社会生产，“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4］689，还原了劳动创造幸福的劳动本质，为劳动者通过自身劳动获取幸福指引了道路。马克思关于劳动创造幸福的思想具有历史发展的过程性和阶段的不可超越性，为近代以来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近代以来的中国发展史就是逐步实现人民劳动解放进而谋求人民福祉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革命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建立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所受的经济剥削，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实现农民的劳动解放提供了制度根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农业合作化顺应了农民的劳动意愿，激发了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解决农民土地不足、生活贫苦的迫切问题提供了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提出“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11］1428，将对劳动的重视延伸到农业、工业、手工业等领域，扩大了劳动创造财富的社会范围。同时，还将生产劳动的重要性提升到稳固党的政权的高度。他在党内强调党员干部是普通劳动者，动员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重视提高社会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改革开放以来，为提升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邓小平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2］274的重要论断，深刻认识到科技劳动中实现了劳动外延的丰富。注重科技人员、管理劳动者和服务劳动者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他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13］286，平等看待一切形式的劳动。基于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生产要素增多的客观事实，在党的十四大将我国分配方式由“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调整为“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充分尊重一切参与价值创造的生产要素，维护人民的劳动合法利益。进入新世纪，提出科学发展观，并以此为指导建构21世纪的劳动理论体系。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的收入来源日趋多样，由此产生的社会不良风气和非法劳动现象盛行，这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消极作用。对此，强调“成就任何一项伟业都离不开劳动。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依靠全体人民热爱劳动、勤奋劳动”［14］，为人民追求幸福生活提供了价值支撑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站在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对新时代劳动观进行了创新性阐释，为新时代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逐步实现美好生活追求提供了科学指导。一是坚持劳动创造幸福的历史观，为劳动推动社会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劳动创造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是社会主义劳动观发展的理论基石。坚守了马克思劳动观的唯物主义立场，充分肯定“人类是劳动创造的，社会是劳动创造的”［15］，将人民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价值主力。立足新“两步走”战略目标，从历史高度总结人民的劳动智慧和创造力量，提出“劳动创造了中华民族，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也必将创造出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16］46，以劳动创造幸福的历史确证性相信和依靠人民开创“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美好未来，肯定人民一切合理的发展诉求，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者与幸福的必然关联性。二是坚持劳动创造幸福的人生观，为辛勤劳动和诚实劳动提供正确的方向指引。通过劳动追求幸福生活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根本途径，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意。早在青年时代，马克思在其《青年在职业选择时的考虑》一文中初步体现了通过劳动实现人类幸福的远大人生追求，将自我幸福与千百万人的幸福生活紧密联系，提出“为人类工作”是个体获得最高幸福的途径。在这一人生观的指引下，马克思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不仅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复归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而且透过人类生活的日常景象抓住人类生活的本质，将劳动作为个体的天职，确证劳动是人的存在方式，个体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必须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在新时代，充分肯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合理追求，强调劳动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必然途径，坚决反对一切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的错误观念，肯定人们所追求的成功和幸福“归根到底要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科学劳动来赢得”［17］，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是获取现实的幸福的通行证。三是坚持劳动光荣的价值观，为人民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通过劳动获取幸福是中国古人所推崇的人生价值观。远古时期神农氏“身自耕，妻亲织”的故事备受人民尊敬；大禹“三过其门而不入”的勤勉为民精神成为历史佳话；唐代韩愈“业精于勤，荒于嬉”（韩愈《进学解》）的观点，强调勤奋之于个体成功的重要意义，等等。中国传统劳动美德高度颂扬了勤奋对于个体成功和社会发展的价值理性。马克思从民族延续和人类存亡高度对这一观点做了补充，提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18］580的重要论断，体现了其对社会劳动活动的尊重。当前，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矛盾、风险和挑战，必须不断汲取中国传统劳动美德的精神资源，坚守马克思劳动观的价值立场，为新时代社会劳动风尚的形成提供精神动力。对此，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概括为“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16］46，在全社会凝聚劳动光荣的价值共识，激发人民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力。

三、人民发展观：劳动创造全面发展的人

马克思劳动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内容，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始终。马克思正是在建构其劳动思想的过程中揭示了人的社会主体地位，深化了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进而把握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内涵。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要通过劳动丰富人的类本质和社会本质，不断地提升个体的素质和个性的自由发展。其一，劳动推动个体完整地占有自身本质。马克思认为，个体是不断发展的，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96。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性，因此劳动能力的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首要依据。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劳动作了基本规定，即社会的劳动具有内容上的丰富性和形式上的可变性，这样的人是能动的和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和“单向度”的人。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的自由性，又反作用于个体劳动的自觉性和自为性的提升，使每个人根据个体发展的需要进行劳动活动，提升自身的劳动能力。认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追求“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9］214-215。立足新时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提出“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9］79，将人民的劳动活动拓展为社会发展的五个领域，提升了人民自由劳动的实现程度，使劳动者的内在力量得到更大程度地对象化，从而更加完整地占有自身的本质。同时，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有助于推动人的劳动的全面发展。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根本目的。新时代人民需要体系的完善和升级体现在人民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各方面。它引领着社会劳动的发展方向和实现手段的改进，推动着人的更高层次的发展。其二，劳动促进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社会关系是人在劳动中形成的，个人的全面发展取决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状况。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使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贯穿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和生态领域，进而提升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普遍交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发展创造了条件，使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16］40。物质交往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形成的必要中介，也是人类的存在方式的本质体现。高度重视物质交往对于丰富人民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提出“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9］19，使人民在广泛的社会交往中为自身发展创造条件。同时强调，“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20］150，以精神交往的充分发展促进人的物质交往的丰富和深入，使个人的社会关系在能动交往的过程中普遍建立并实现有机统一，最终实现社会成员对其的共同占有。其三，劳动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个性的自由发展。人的素质和个性的发展是以人的劳动能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对劳动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的素质作为劳动者的内在条件有助于提升劳动活动的自主性、自为性和创造性，为劳动发展提供内源动力，提升国家发展的国际竞争力。在新时代，顺应创新发展战略要求，培育学习型、知识型、创新型人才，加强劳动者的科学技术教育成为提升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的必要途径，以此激发人民投身创新、创业、创造实践的热情、活力和潜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同时，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障。在全社会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个社会成员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和科学劳动获取自我发展的机会。人的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可概括为个体主体性的全面提升，具体体现为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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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M］.李杨，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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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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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4］.在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0-04-28（02）.

［15］.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4-30（02）.

［16］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17］.在乌鲁木齐接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先进人物代表向全国广大劳动者致以“五一”节问候［N］.人民日报，2014-05-01（01）.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9］.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人学意蕴范文篇4

一、方法学的中介功能，体现了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极度关注

人学，就一般意义而言，是研究人的科学。人学研究的对象是一般的人或人的一般及其发展的普遍规律。也就是说，人学理论的内容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一般的人或整体的人存在的图景；另一部分是一般的人或整体的人发展演化规律的图景。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人，是实践的能动的人，而非抽象的自然的人。人的生存和发展就是人的活动过程，也就是人的能动的实践的动态过程。这是由人的特殊的存在方式决定的，一方面，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又具有自身内在的尺度，他总企图超越其生存的受动性与偶然性，要求在创造性活动中改造与否定客观世界的现存状况，使世界不断朝符合人的目的与理想图景的方向发展，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人”。因此，人学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注，必须提升到实践的高度，即提升到能动地改造世界的高度。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以往哲学把人抽象化的理论弊端，开拓出一条走出人的“抽象王国”，进入人的“现实王国”的现实道路。

国外有学者曾指出：“的全部著作是一种哲学‘实践’，是一种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并正在改造世界的认识论。”[1]这种说法指明了对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高度重视。联系革命的一生，我们可以说，这种对实践的重视是源于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深切关怀。这与马克思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继承和发展了这个思想，并力图在“解释世界”的理论和“改变世界”的实践之间探索一个中介。这个探求的过程是内在地包含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曲折发展过程当中的，其理论成果就是的方法学体系。方法学的全部着眼点在于如何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于如何发挥其联结理论与实践的中介功能，从而达到“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3]的目的。例如，在《实践论》中科学地探讨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论认识到革命实践的两次飞跃的原理，并且强调了第二次飞跃比第一次飞跃意义更加重大。但是人们往往认为理论不需要任何中介就能直接指导实践，因而忽略了对联结两者的中介的研究。康德曾明确指出：“不管理论可能是多么完美，看来显然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仍然需要有一种从这一个联系到另一个的中间项。”[4]则更形象地强调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5]在这里，把方法问题同实践的效果直接联系起来。如果说，主张把革命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那么，这种理论也只有转化为科学的方法才能成为真正的武器。可以说，在方法学的这种中介功能，内在地包涵了人的目的性要求和理想蓝图，它以改造世界的创造性实践为目的指向，体现了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终极关怀。

二、方法学的核心原则，强调了人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对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

“人学热”的出现，同当前人类在发展中遇到的种种困境、挑战有关，即旨在分析和解决当代人类实践发展提出的与人有关的重大现实问题，并为之提供一种理论工具和方法论，这是当代人学兴起的实践根据。在这种实践根据的背后，隐含着更深刻的理论动因，即旨在反映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规律，由侧重指向认识人之外的世界自觉转向认识人本身，以形成关于人本身的完备认识，这是人学得以出现的思维发展史的根据。[6]也就是说，人学在关注其自身同客观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的同时，还须对其自身的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进行反思、追问，旨在研究如何经由思维方式的革新尽快实现人的现代化，最终在物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互动关系中，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方法学强调以思想方法为核心的原则，内在地体现了人学的这一本质要求。

早在1917年，就认为，要改造社会，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变换全国之思想”。虽然他此时的世界观还是唯心主义的。但作为一个人学观点，这句话不无道理，表明了青年对人的思想进步的极度重视。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又指出，所谓方法，无非就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接着对两者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认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相互结合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这说明了对思想方法的高度重视，表达了他对方法学核心的基本看法：以思想方法为核心，统率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而思想方法正是主体思维方式中最革命的要素，科学思想方法是导致思维方式革新的首要前提。毕生致力于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中寻求提炼解决具体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既是为了长期革命实践的需要，也是为了从根本上探求一条革新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新途径。的这种探求，是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推动下自觉地进行的，体现时代进步和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实上，自从“鸦片战争”打破中国的大门以后，急剧激化的民族矛盾就把现代化的问题提到了中国人民面前。而人的现代化不仅是社会现代化的必要要求和实质内容，同时，人的现代化尤其是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又是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的变革才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革新的主旋律，中国近代人学兴起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正是植根于此。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和其它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一道，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作改造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一剂良方，才使中国人从旧的思维框架下彻底解放出来，为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现代化进而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显示出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正如所说的那样：“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7]“为人民群众所掌握”，主要的就是内化为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对此，说得很明白。他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重要的是要注意研究方法。又说，“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8]方法学，正是基于这种正确认识，始终鲜明地贯彻了以思想方法为核心的原则，将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革新作为社会进步的首要前提。历史雄辩地说明，只有思维方式、思想方法进步的民族，才能自觉投身于社会改造的洪流，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正是方法学把思想方法作为核心的根据所在。

三、方法学的操作规则，深化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

有一句名言：“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9]这句话不仅仅表述了一个具体的理论观点，而且深刻揭示了他整个哲学的人学导向。但视野中的人，并非超越了特定历史条件、社会关系和阶级地位的一般的人。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人民群众在他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人民群众问题的论述，是人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和人学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从方法学的群众路线操作规则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我们的党与群众路线是密不可分的。尤其强调的一切决议和方法都必须经群众路线予以贯彻执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少奇、等都对群众路线作过重要论述，比如，在1929年12月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就明确指出：“党对军事工作部分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群众路线去执行。”[10]延安时期，在1943年为中央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对群众路线的科学内涵作了明确的规定和阐述，为全党更加自觉地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奠定了基础。这些理论观点作为指导原则贯彻到方法学当中，使得群众路线不仅成为一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与领导方法，而且成为其他一切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的操作规则。

仅从人学层面而言，群众路线的操作规则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把唯物史观的这一基本原理通俗化为一句名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11]首先，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说：“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12]这里说的“社会财富”，既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精神财富。其次，人民群众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3]他还说，“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14]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党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石，也是方法学以此作为操作规则的直接依据。其二，一切科学的方法，都是从人民群众当中总结、提炼出来的。认为，“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15]因此，特别强调广大党员和干部要以满腔的热忱，虚心向群众学习。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方法，更是要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这是我们党克服困难取得成绩的力量源泉。对此，曾多次告诫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他说：“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16]其三，一切科学方法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我们的工作方法、决策和措施，只有真正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切实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才能顺利地在群众中贯彻执行。因此，强调，“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和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17]其四，一切科学的方法，只有经过群众路线进行操作，才能发挥最好的效果。正如指出的那样：“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8]这是群众路线操作规则的精辟描述，这一操作规则是一动态过程：首先是启发群众觉悟，即“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19]但是，“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20]其次是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工作。对此作了深刻阐述：“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21]再次是根据实际执行的效果和群众反馈的信息来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工作方法。总之，这个操作过程是一个内容不断深化的循环过程，其中每一环都体现了对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确认和深化。

四、方法学的科学体系，内含了人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方法学是由一系列方法原则和各种具体方法建构成的完整体系。但总的说来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思想认识方法和工作实践方法。这些方法内含了人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为人学思想奠定了坚实的方法学基础。

其一，阶级分析的方法。在思想认识方法当中，分析方法是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其中就包涵了人学研究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22]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怎么样的，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因此，从物质生产和一定的社会关系出发，是历史唯物主义观察、研究和解决人的问题的基本方法原则，而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则是了解阶级社会中人的问题的钥匙。的人学思想，坚持了“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23]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中，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只存在阶级的人、阶级的人性、阶级的爱、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根本不存在超阶级的抽象的人、人性、爱、民主、自由和平等。总之，善于分析人们的阶级关系、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以分清敌友，团结真正的朋友，打击真正的敌人。这些分析，又为我们党制定相应的路线、政策和工作方法提供了理论根据。

其二，个体和类相统一的方法。在的方法学体系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是基本的方法原则，把这个原则具体地应用到人学研究当中，就是个体和类相结合的方法。不仅主张“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24]因而要对一切个人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研究，而且承认人类共性的存在。把通过社会实践自觉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看作是人类共性当中最本质的内容，他在1938年《论持久战》中说道，“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25]此外，还从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伦理关系及审美关系等不同角度，论述了人类不同层次的共性。

其三，科学原则和价值原则相结合的方法。科学原则通过方法学的实事求是总体原则集中地体现出来。对人的研究，同样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在论述必须善于识别干部时指出：“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26]这不仅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而且也是分析研究一切人的主要方法，这就是唯物辩证的实事求是的方法，体现了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认为，分析、评价一个人，不但要坚持科学原则，还要坚持价值原则，即要看他对社会对人民的贡献。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27]显然，人的价值具有两层含义：首先是社会对人的满足，但是“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所以，认为，人之所以具有价值，在于人的社会性、实践性，在于人不仅能够获得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而且能够依据这种认识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方法学，作为人们进行创造性实践活动的工具和手段，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对人的价值根据的充分肯定。特别强调的是人的价值的第二层含义，即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总理说过，所提出的原则总是照顾大多数，为着大多数人的利益。方法学，正是以“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强调，一切科学的方法，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表明了对人生价值尺度的根本看法。

【参考文献】

[1]［法］米歇尔·卢瓦.实践论（法文版前言）［M］.哲学思想概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2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

[3]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1.

[4]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商务印书馆，1990.164.

[5][10]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5，88.

[6]韩庆祥，郭立新.当代中国人学研究兴起的深层动因［J］.文史哲，1998，（4）.

[7][11][22][23]选集（第4卷）［M］，1991.1515，1512，1322，1131.

[8][11][20][21][24][27]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9，790，933，899，898，870.

[12][14][15][22]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27，370～371，452，413.

[13][25][26]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25，477，527.

[19]：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6.

人学意蕴范文篇5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00）02—0026—04

哲学思想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实现了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学的高度统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具体化为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方法学体系；二是把人的问题提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特别是非常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础上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方面的特征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也就是说，的方法学有着鲜明的人学导向，而的人学思想也从其方法学当中引申出基本的方法原则。

一、方法学的中介功能，体现了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极度关注

人学，就一般意义而言，是研究人的科学。人学研究的对象是一般的人或人的一般及其发展的普遍规律。也就是说，人学理论的内容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一般的人或整体的人存在的图景；另一部分是一般的人或整体的人发展演化规律的图景。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人，是实践的能动的人，而非抽象的自然的人。人的生存和发展就是人的活动过程，也就是人的能动的实践的动态过程。这是由人的特殊的存在方式决定的，一方面，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又具有自身内在的尺度，他总企图超越其生存的受动性与偶然性，要求在创造性活动中改造与否定客观世界的现存状况，使世界不断朝符合人的目的与理想图景的方向发展，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人”。因此，人学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注，必须提升到实践的高度，即提升到能动地改造世界的高度。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以往哲学把人抽象化的理论弊端，开拓出一条走出人的“抽象王国”，进入人的“现实王国”的现实道路。

国外有学者曾指出：“的全部著作是一种哲学‘实践’，是一种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并正在改造世界的认识论。”[1]这种说法指明了对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高度重视。联系革命的一生，我们可以说，这种对实践的重视是源于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深切关怀。这与马克思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继承和发展了这个思想，并力图在“解释世界”的理论和“改变世界”的实践之间探索一个中介。这个探求的过程是内在地包含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曲折发展过程当中的，其理论成果就是的方法学体系。方法学的全部着眼点在于如何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于如何发挥其联结理论与实践的中介功能，从而达到“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3]的目的。例如，在《实践论》中科学地探讨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论认识到革命实践的两次飞跃的原理，并且强调了第二次飞跃比第一次飞跃意义更加重大。但是人们往往认为理论不需要任何中介就能直接指导实践，因而忽略了对联结两者的中介的研究。康德曾明确指出：“不管理论可能是多么完美，看来显然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仍然需要有一种从这一个联系到另一个的中间项。”[4]则更形象地强调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5]在这里，把方法问题同实践的效果直接联系起来。如果说，主张把革命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那么，这种理论也只有转化为科学的方法才能成为真正的武器。可以说，在方法学的这种中介功能，内在地包涵了人的目的性要求和理想蓝图，它以改造世界的创造性实践为目的指向，体现了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终极关怀。

二、方法学的核心原则，强调了人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对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

“人学热”的出现，同当前人类在发展中遇到的种种困境、挑战有关，即旨在分析和解决当代人类实践发展提出的与人有关的重大现实问题，并为之提供一种理论工具和方法论，这是当代人学兴起的实践根据。在这种实践根据的背后，隐含着更深刻的理论动因，即旨在反映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规律，由侧重指向认识人之外的世界自觉转向认识人本身，以形成关于人本身的完备认识，这是人学得以出现的思维发展史的根据。[6]也就是说，人学在关注其自身同客观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的同时，还须对其自身的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进行反思、追问，旨在研究如何经由思维方式的革新尽快实现人的现代化，最终在物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互动关系中，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方法学强调以思想方法为核心的原则，内在地体现了人学的这一本质要求。

早在1917年，就认为，要改造社会，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变换全国之思想”。虽然他此时的世界观还是唯心主义的。但作为一个人学观点，这句话不无道理，表明了青年对人的思想进步的极度重视。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又指出，所谓方法，无非就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接着对两者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认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相互结合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这说明了对思想方法的高度重视，表达了他对方法学核心的基本看法：以思想方法为核心，统率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而思想方法正是主体思维方式中最革命的要素，科学思想方法是导致思维方式革新的首要前提。毕生致力于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中寻求提炼解决具体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既是为了长期革命实践的需要，也是为了从根本上探求一条革新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新途径。的这种探求，是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推动下自觉地进行的，体现时代进步和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实上，自从“鸦片战争”打破中国的大门以后，急剧激化的民族矛盾就把现代化的问题提到了中国人民面前。而人的现代化不仅是社会现代化的必要要求和实质内容，同时，人的现代化尤其是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又是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的变革才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革新的主旋律，中国近代人学兴起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正是植根于此。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和其它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一道，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作改造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一剂良方，才使中国人从旧的思维框架下彻底解放出来，为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现代化进而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显示出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正如所说的那样：“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7]“为人民群众所掌握”，主要的就是内化为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对此，说得很明白。他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重要的是要注意研究方法。又说，“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8]方法学，正是基于这种正确认识，始终鲜明地贯彻了以思想方法为核心的原则，将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革新作为社会进步的首要前提。历史雄辩地说明，只有思维方式、思想方法进步的民族，才能自觉投身于社会改造的洪流，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正是方法学把思想方法作为核心的根据所在。

三、方法学的操作规则，深化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

有一句名言：“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9]这句话不仅仅表述了一个具体的理论观点，而且深刻揭示了他整个哲学的人学导向。但视野中的人，并非超越了特定历史条件、社会关系和阶级地位的一般的人。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人民群众在他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人民群众问题的论述，是人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和人学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从方法学的群众路线操作规则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我们的党与群众路线是密不可分的。尤其强调的一切决议和方法都必须经群众路线予以贯彻执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少奇、等都对群众路线作过重要论述，比如，在1929年12月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就明确指出：“党对军事工作部分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群众路线去执行。”[10]延安时期，在1943年为中央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对群众路线的科学内涵作了明确的规定和阐述，为全党更加自觉地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奠定了基础。这些理论观点作为指导原则贯彻到方法学当中，使得群众路线不仅成为一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与领导方法，而且成为其他一切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的操作规则。

仅从人学层面而言，群众路线的操作规则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把唯物史观的这一基本原理通俗化为一句名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11]首先，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说：“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12]这里说的“社会财富”，既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精神财富。其次，人民群众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3]他还说，“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14]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党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石，也是方法学以此作为操作规则的直接依据。其二，一切科学的方法，都是从人民群众当中总结、提炼出来的。认为，“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15]因此，特别强调广大党员和干部要以满腔的热忱，虚心向群众学习。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方法，更是要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这是我们党克服困难取得成绩的力量源泉。对此，曾多次告诫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他说：“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16]其三，一切科学方法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我们的工作方法、决策和措施，只有真正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切实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才能顺利地在群众中贯彻执行。因此，强调，“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和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17]其四，一切科学的方法，只有经过群众路线进行操作，才能发挥最好的效果。正如指出的那样：“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8]这是群众路线操作规则的精辟描述，这一操作规则是一动态过程：首先是启发群众觉悟，即“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19]但是，“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20]其次是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工作。对此作了深刻阐述：“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21]再次是根据实际执行的效果和群众反馈的信息来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工作方法。总之，这个操作过程是一个内容不断深化的循环过程，其中每一环都体现了对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确认和深化。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四、方法学的科学体系，内含了人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方法学是由一系列方法原则和各种具体方法建构成的完整体系。但总的说来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思想认识方法和工作实践方法。这些方法内含了人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为人学思想奠定了坚实的方法学基础。

其一，阶级分析的方法。在思想认识方法当中，分析方法是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其中就包涵了人学研究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22]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怎么样的，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因此，从物质生产和一定的社会关系出发，是历史唯物主义观察、研究和解决人的问题的基本方法原则，而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则是了解阶级社会中人的问题的钥匙。的人学思想，坚持了“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23]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中，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只存在阶级的人、阶级的人性、阶级的爱、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根本不存在超阶级的抽象的人、人性、爱、民主、自由和平等。总之，善于分析人们的阶级关系、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以分清敌友，团结真正的朋友，打击真正的敌人。这些分析，又为我们党制定相应的路线、政策和工作方法提供了理论根据。

其二，个体和类相统一的方法。在的方法学体系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是基本的方法原则，把这个原则具体地应用到人学研究当中，就是个体和类相结合的方法。不仅主张“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24]因而要对一切个人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研究，而且承认人类共性的存在。把通过社会实践自觉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看作是人类共性当中最本质的内容，他在1938年《论持久战》中说道，“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25]此外，还从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伦理关系及审美关系等不同角度，论述了人类不同层次的共性。

其三，科学原则和价值原则相结合的方法。科学原则通过方法学的实事求是总体原则集中地体现出来。对人的研究，同样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在论述必须善于识别干部时指出：“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26]这不仅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而且也是分析研究一切人的主要方法，这就是唯物辩证的实事求是的方法，体现了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认为，分析、评价一个人，不但要坚持科学原则，还要坚持价值原则，即要看他对社会对人民的贡献。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27]显然，人的价值具有两层含义：首先是社会对人的满足，但是“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所以，认为，人之所以具有价值，在于人的社会性、实践性，在于人不仅能够获得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而且能够依据这种认识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方法学，作为人们进行创造性实践活动的工具和手段，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对人的价值根据的充分肯定。特别强调的是人的价值的第二层含义，即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总理说过，所提出的原则总是照顾大多数，为着大多数人的利益。方法学，正是以“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强调，一切科学的方法，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表明了对人生价值尺度的根本看法。

收稿日期：2000—01—15

【参考文献】

[1]［法］米歇尔·卢瓦.实践论（法文版前言）［M］.哲学思想概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2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

[3]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1.

[4]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商务印书馆，1990.164.

[5][10]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5，88.

[6]韩庆祥，郭立新.当代中国人学研究兴起的深层动因［J］.文史哲，1998，（4）.

[7][11][22][23]选集（第4卷）［M］，1991.1515，1512，1322，1131.

[8][11][20][21][24][27]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9，790，933，899，898，870.

[12][14][15][22]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27，370～371，452，413.

[13][25][26]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25，477，527.

[19]：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6.

人学意蕴范文篇6

[关键词]南国农；电化教育人学思想；人的全面发展；人与技术的关系

一引言

何谓入学?韩庆祥认为人学是“系统研究人的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黄楠森在其主编的《入学辞典》将人学解释为“关于作为整体的人及其本质的科学”，陈志尚认为“入学是从整体上研究人之存在、人性和人的本质、人的活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生价值、目的、道路等基本原则的学问。”尽管对于入学的表述有所不同，但都揭示出其研究人之基本问题的本质。对待入学，我们“应站在作为一种世界观，作为一种体察、体认世界的视角的立场上去理解”。何谓教育人学?扈中平等认为“教育入学是在入学世界观的信念指导下，整体地把握与透视教育”，“教育入学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以入学世界观为基点，对教育现象进行深刻而生动的描绘，使真实的人、大写的人凸显于教育中，并使这种教育入学世界观深入教育者的内心，成为他们的内隐的教育观念。”王啸认为，教育入学“是一个重大的文化和思想革命——入学——的产物，同时还是教育自身发展的逻辑所致”，“是教育得以成立、得以存在的根本条件和合法依据。”电化教育入学是教育入学的下位概念，对电化教育入学界定时，除去考虑其在逻辑上继承教育入学的方法和品性外，还必须关注其独特的生境，以及该学科的性质与宗旨。基于此，我们认为电化教育入学是以入学世界观为指导，整体把握电化教育的学问，其在技术特质弥漫的生境中凸显出入的因素，关注入的全面发展。辨证处理人与技术的关系。电化教育入学为电化教育摆脱“技术至上”、“重物轻人”的物化倾向提供哲学方法，为电化教育保持教育性指明回归路径。

作为电化教育界老一辈的专家，南国农先生几乎亲历了我国电化教育发展的各个阶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化教育的诸多发展。南先生常年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其丰厚的电化教育学术思想是我国电化教育的思想瑰宝，“研究南先生的学术思想是我国电化教育学科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南先生八十大寿及九十大寿之际，不少学者对南先生的人生轨迹、人格魅力和学术思想都做了精辟的总结和梳理，这些研究对传承先生的电化教育思想、对促进电化教育学科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作为教育技术领域的无名小辈，在系统研读南先生论著及诸学者对南先生思想的多视角解读后，斗胆从一个新的视角——入学——且仅从该视角去重新品读先生的思想。南先生的电化教育入学思想散述于其等身的著作中，对先生入学思想采撷和整理的过程实质上是学习和提升的过程，而此过程也让笔者愈发感受到先生思想的博大精深以及自己的无知与浅薄，故文中对先生入学思想论述不当之处，恳请广大同仁不吝赐教。

二南国农电化教育人学思想

南国农先生是电化教育领域较早并持续关注“人”的学者，人学思想贯穿于其学术思想的方方面面，我们将从饱含入学意蕴的电化教育观、关注入的全面发展、科学处理人与技术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归纳梳理。

1饱含入学意蕴的电化教育观

电化教育观是人们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对电化教育系统而理性的认识，体现在对电化教育的定义、性质、指导思想等最基本问题的认识上。南先生对电化教育基本问题的认识饱含入学意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初，有些人认为“电化教育主要研究的只是卫星电视和计算机”，对此南先生在《我们对电化教育知道多少》一文中开宗明义地将电化教育定位于教育而非电教媒体。他指出“电教姓‘教’不姓‘电’。因为，电化教育的对象是人，不是物。””’定义是对事物的本质反映，给事物所下的定义则反映了主体对客体本质的认识，南先生对电化教育的定义与其“电教姓‘教’”的思想一脉相承，在其主编的《电化教育学》中，他将电化教育定义为“运用现代教育媒体，并与传统教育媒体恰当结合，传递教育信息，以实现教育最优化。”先生将教育最优化作为电化教育的根本目标，同时为了进一步澄清大家对电化教育的模糊认识，他对该定义又做如下补充：“电化教育必须遵循现代教育科学理论的指导”，“不符合现代教育科学理论的要求，也不能算是真正的电化教育”，“电化教育有两个构成，一是现代教育科学，即现代教学论和教育传播理论，另外一个是现代教育技术。”后来先生又将“在现代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放在该定义的首句加以强调，并给出了电化教育届备受肯定的一个公式“电化教育＝现代教育思想×现代教育技术”。而定义中的“现代教育思想”，从80年代的现代教学论、教育传播理论，到90年代的现代教学观、现代师生观、现代人才观、学习时空观等四大教育观，再到21世纪的素质教育观、终身教育观、双主体教育观、创新教育观、情商教育观、四大支柱教育观等六大教育观都有体现。与时俱进是先生思想的重要特征，也是先生思想永葆青春的原因，而在其三十多年的变迁中，教育性一直是其电化教育思想的内核。人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对教育性的坚持，便是对“人”的坚持，这是其思想体系中入学意蕴的具体表征。而这种表征近年则更加直接与外露，如在探讨如何重构电化教育(信息化教育)新体系时，他指出“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为总原则。”先生电化教育思想的入学意蕴跃然纸上。

2持久关注人的全面发展

教育要促进人的发展，而且是全面发展。所谓“全面”，在马克思那里是指“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恩格斯认为是“包括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现代学者们则将其解读为“人的各方面的素质和潜能，既包括德、智、体、美、劳等几个方面，又包括个性、心理、性格、兴趣、意志、气质等非理性因素””“或“包括体、智、德、美、知、情、意等”。电化教育是教育的下位概念，促进入的全面发展亦是电化教育的逻辑。南先生极其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他认为在电化教育的过程中，借助现代教育媒体除去要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外，还要关注学生的情感、德育、价值观等素质的培养，而这种思想在其多篇论文中均有体现。南先生在《怎样上电化教学课》中指出，“电教课的准备环节要了解学生”，电教课的评定标准“一定要记住两点：第一点，不要忘记学生。……第二点，不要忘了能力和思维品德的培养。教学的任务有三，(1)传授知识(2)培养能力(3)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只记住(1)或(1)(2)，没有(3)不能算是好的教学。””“在分析电教教材编写原则时，南先生首推教育性，并要求电教教材能“发展学生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促进学生的体力发展，……有益于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南先生在教材建设中关注学生全面发展的思想在教育电视节目’*和音像电子教材“建设中亦有体现。当谈到电化教育服务时，南先生指出“电教需要为多出人才而服务，而所谓的人才，标准是德、识、才、学兼备”“”，同时指出“电教如果在促进年轻一代全面发展的问题上，常常表现得软弱无力，如此下去，电教自身很难得到发展。…’”“大电教”是南先生电化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大电教”的提出帮助人们跳出“电教服务限定在学校教育这一单一系统”的认识局限，而就在“大电教”思想中亦包含着对人的关照。因为，在南先生看来，“大电教既管第一课堂，也管第二课堂，既重视认知因素，也重视非认知因素(兴趣、情感、意志、态度等)，既重视知识的传授，也重视能力和情感的培养。”“而先生所构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理论体系，也“同时关注了认知、情感、动作技能三大领域的协调发展”’”。南先生对待电教科研的态度亦渗透着全人发展的思想。他在90年代列举了电教科研需要关注的20个重点课题，其中就有两个与“人”有关：“电化教育过程中的学生和教师”和“电化教育与优化德育过程”“。另外南国农先生在评价建构主义、人本主义和行为主义时曾指出“建构主义在实现认知发展目标时有优势。而在实现情感发展目标和简单技术训练目标时，远不如人本主义和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在电化教育对人的培养上，南先生始终站在教育的立场，关注人的认知、情感、道德、价值观的全面发展，而不是使人在技术方向“单向度”延伸。

3倡导科学处理人与技术的关系

电化教育是现代教育思想和现代教育技术高度融合的产物，定位于教育，但从本体上讲，它又具有明显的技术属性，教育致力于人的发展，而技术却常常以其特有的方式异化着人的发展，作为二者融合的产物，电化教育必须直面如何处理教育(人)与技术的关系这一难题。南先生一直关注电化教育中技术与人的关系，这在南先生的电化教育定义体系中已有深刻反映。“电化教育’现代教育思想×现代教育技术”，现代教育思想和现代教育技术都不可或缺，且只有当二者都达到最大值时，电化教育才能发挥最大功效。“潜件”是南先生电化教育思想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南先生在《面向21世纪的中国电化教育》一文中指出，走向21世纪的我国电化教育，关键问题是如何提高“三件”即硬件、软件和潜件的建设，其中潜件主要是指教育教学理论和方法。同时，潜件的内涵也在与时俱进着，到了信息化教育阶段，潜件已经变为“网络环境下学与教理论和方法”，而在教育信息化的语境中，潜件则成了“信息技术理论、方法”。在南先生这里，潜件主要指向教育理论和方法，并没有开宗明义地指向入学，但它较早地跳出硬件、软件的二元思维，将电化教育的建设创造性的引向“第三件”，并将教育理论和方法提升到和硬件、软件同等重要的地位，为电化教育实践中处理人与技术的关系提供思想指南，在技术强势的生境中凸显着人文关怀。南先生除去自己科学地对待人与技术的关系，还积极倡导其他电教人共同面对这一问题。如南先生曾指出“电和教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重与轻的关系、软与硬的问题、中与外的关系问题”是当前电教要关注的几个重要关系。这一点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电化教育的发展》中又得到了重申，他认为成功的电教需要处理好两个关系，首先便是“人一机关系”，“办电教必须使用设备，但电教姓教，以人为本，机是为人所用，为人服务的。电化教育追求的不是教育机械化，而是教育的最优化。”南先生在华南师范大学电教系成立20周年纪念会上讲话时曾明确指出华师电教要“多关注现代科技与人文的融合”。在人与技术的博弈中，南先生并没有厚此薄彼，更没有非此即彼，而是以一种睿智的态度引领着二者走向融合。

三几点启示

自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电化教育恢复重建至今的这段时间，是南先生电化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时期。而在探寻先生三十多年思想发展脉络的过程中，我们清晰地看到对人的关照这条线索贯穿始终，沿着这条线索进行梳理，便勾勒出南先生电化教育人学思想的框架。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南先生的入学思想在电化教育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我们亦有理由相信，在我国教育技术当今和未来的发展中，它仍将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是，它需要教育技术人在入学维度上有所作为。对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技术观

教育技术观是指主体对教育技术的根本认识，它是一切教育技术实践的出发点。虽然南先生较早并持续的关注“人”，但遗憾的是，教育技术领域对物或技术的偏爱仍远远大于对“人”的青睐，是以造成了“技术至上”、“重电轻教”、“见物不见人”等诸多偏离入学的现象，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消除上述偏离现象，必须从认识上入手，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技术观，用教育的理念去指引我们的教育技术思维，用人学的思想去匡正我们对教育技术的认识。正本清源，纲举目张，为教育技术的健康发展提供认识上的保障。

2努力探寻认识指导实践的路径

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技术观后，我们会形成一些饱含入学意蕴的认识、思想、原则等，但这些认识、思想、原则仍属于意识形态，它与具体的教育技术实践仍有很远的距离。而意识形态只有落实到微观实践中才能彰显其自身价值，因此，如何把人学指导下产生的各种理念、思想作用于教育技术实践将成为我们努力的方向。当然，寻找二者之间的合理路径绝非易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在教育技术研究中加强一些新的质性研究方法的应用

人学意蕴范文篇7

关键词：吉祥图案，文化，意蕴，信仰，思想，民俗

“吉”，与凶相对。《易系辞上》：“吉，无不利”。《逸周书武顺》：“礼义顺祥曰吉”。后来，吉祥专指吉兆、歌颂之意。中国传统装饰吉祥图案其实是古代先民希冀生活美满幸福，专门为营造吉祥而创造的装饰艺术造型设计。历代遗存至今的大量造型艺术，决大多数都是中国祈吉纳祥文化思想的物化形象。蕴藏在中华各民族的博大而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成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得以传承的源泉。传统装饰吉祥图案的形成不是一个偶然艺术现象，是中华民间、民族艺术和民俗文化千百年来沉淀的结果，是广大劳动人民集体的智慧与创造。

几千年来，中国工艺美术中传统吉祥图案具有如此鲜活的生命力，与它和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文化渊源，情感表达方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原始社会的巫术礼仪、自然崇拜使得最早的吉祥观念得以产生。据史书记载，早在尧舜之世的上古先民就已经崇拜天文，视山河为神灵并重视吉凶之兆。商周之时巫术盛行，预卜凶吉，趋利避害，是人们普遍的理想信念。以此信念为基础，汉代出现的道教教义与儒学经学譏讳思想相互影响，并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取得大融合，形成了封建社会上层的希求富贵，皇权永固，企慕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等祥瑞意念。在汉代的装饰图案中，就有吉祥汉字的出现。隋唐之际，在与外来纹样的融合中，创造出了诸如宝相花，唐草纹和陵阳公祥等富有吉祥意义的民族新纹样。宋元时期，吉祥纹样不断受到来自道教，佛教以及民间的影响，题材也日益丰富多彩，表现手法多样。到了明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活跃，封建上层意识与市民意识相互渗透、融合，传统的祥瑞思想转变为吉祥如意福寿富贵等世俗化的吉祥观念。清代装饰吉祥图案集历代之大成，达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程度，把装饰吉祥图案发展到了极致，并被广泛应用于印染、织绣、服饰、工艺品、建筑彩画及民间艺术等各方面。其形式多样，名目繁多，是中华民族在持续不断达数千年的造物活动中，融合中国历代能工巧匠的智慧和创作设计才华，不断融合中国的道教、玄儒、政治伦理和民情风俗，成为最具民族文化特色的装饰艺术造型设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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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仰的意蕴

意蕴，是艺术形态所表现的深刻的生活意义与社会意义，是思维内化的延伸。传统装饰吉祥图案的产生与古代先民对自然崇拜的原始信仰有密切的关系。

远古时期，人们对大自然认识非常有限，在困难、挫折中逐渐认为控制人类的力量是外在的世界，只有顺从它，才能获得生存的机会。为了获得平安、丰收，便产生了一种祈求的思维观念。于是，趋吉避凶成了原始人类寻求生存环境的本能。人们在创造了器皿时就装饰以具有象征祥瑞寓意的纹样，以表达敬意，寄托祈福的愿望。如果说，早在六千多年前，半坡彩陶上出现的鱼纹、鹿纹、蛙纹，还是人们最初勾画出的对大自然理解的情绪符号及对大自然膜拜意识的话，那么一千八百多年前东汉时期，瓷器出现的碟形纹样，和普遍盛行的用鱼纹装饰的器物，就是人们对大自然有意识的歌颂之辞了。

图腾信仰，即图腾崇拜，是古代大自然信仰中发展出的信仰形式。图腾（TOTEM）,是印第安语的译音，意即原始时代的每个氏族部落，都以某种动物或植物以至无生物作为保护他们的象征或标志，因而这个氏族或部落视之为忌物，信仰并崇拜它，以促使氏族或部落的发展或繁荣。如最具民族特色的龙凤图案，就凝聚了中华民族对祖先的崇拜和对大自然理解的心态。

众所周知，龙是想象性动物，是蛇类爬虫图腾的综合体，集九种动物之特征，有“九似”之说，《说文》：“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可见龙不仅具有变幻莫测的神异色彩，还具有兴云雨、利万物的吉祥内涵。自古以来，龙就聚多种象征意义于一身：勇猛，威武，神秘，吉祥，喜庆等等。同时，龙属动物也有很多，如虬、夔、蛟、饕餮、窃曲、并逢、积首等，古代奴隶社会统治者常在皇室使用器皿上运用龙及其变体纹样，以显示统治者的威严与神秘。这个时候，龙的图案从图腾渐渐带有了政治色彩。到了封建社会中后期，龙凤吉祥图案多用于宫廷与皇室，它们大多气势恢弘，灵秀飞扬，成了区分统治集团尊卑等级的伦理标志。在民间，龙也是吉祥的象征，它播云降雨，驱邪降妖。民间的许多活动如“赛龙舟”、“闹龙灯”都是人们祈祷平安丰收。龙及其组合图案都是我国传统吉祥图案中人们喜闻乐见的内容。原始龙文化的文化意识，渗透着中国自古特有的民族生命意识与崇祖意识。龙作为兼有神话、图腾的意象，是中华民族伟大生命力美的象征。

凤纹和龙纹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史前氏族图腾的一种。凤也是一种想象的深鸟，《山海经》：“丹穴之山有鸟状如鹤，五色而文，名曰凤。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背文曰义，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先则天下安宁。”传说中只要凤凰一出现在世间，天下就会太平无事。自古以来，凤和龙都是吉祥图案中常见纹样。商周时期的凤纹质朴、肃穆；春秋战国时期的凤纹趋于写实；秦汉时期的凤纹气质刚健，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南北朝时期的凤纹，体态修长飘逸，常和云气纹组合；唐代时期，凤纹华美丰满，姿态多变，气韵生动；宋明时期凤纹则有了定势，云纹冠，眼细长，尾羽作四列飘起。明清以来，凤的图案更是丰富多彩，“凤凰牡丹”、“凤栖梧桐”、“双凤朝阳”、“龙凤呈祥”等吉祥组合图案，表达了一种向往美好幸福、太平的愿望。原始图腾文化是中国美学的文化根性，由图腾发展而来的吉祥纹样折射出了最真实、最纯朴的中华民族生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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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想的意蕴

中华民族的思想素质，文化心理结构是由以儒、佛、道三家为主而构建，社会的运转与维护以此“三合而一”的哲学思想为轴心，我国传统吉祥图案对此也有充分的体现。儒家学派中，孔子创立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宗法世袭制度，它从人际关系而约定人的上下尊卑，以伦理道德维护人际关系。传统装饰吉祥图案中，“五翎”（指“五伦”）的凤凰、白鹤、白头、鸳鸯、燕子组合的图案，就象征儒家严格而有等级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五种伦理关系；儒家强调“修身”作为治国平天下之根本的入世思想，以孔子“岁寒，知松柏之后凋也”之语为人格原型的松、竹、梅岁寒三友吉祥图案，以及梅、兰、竹、菊四君子组合吉祥图案，都被文人学士用来作为坚贞、高洁情操的礼赞和自我表达。马因一生追随主人、任劳任怨而被赋予“忠”、“义”的含义，符合儒家道德规范而被广泛运用。伦理的意蕴，具有一种控制力，一种规范力，力求保持社会和人际的次序。符合儒家“天人合一”观点的花、鸟、虫、兽的吉祥纹样，体现着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强调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人事，认为广大艺术，不论是文学，还是绘画，都要以“厚人伦，美教化”为职责，提倡人们在创造美好生活的同时，又要善于从生活中提高道德修养，发掘审美情趣。同时，在儒学影响下，我国许多封建思想在吉祥图案也有反映，如“学而优则仕”的“一路连科”、“路路连科”、“青云直上”等，表现科举高中，仕途顺畅；如“俸禄富贵”思想，表现禄文化，“鹿”便成了占第一位的吉祥物，有“玉堂富贵”、“雀禄封侯”、“受天百禄”等。

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既是现世的，又是出世的，故有“儒道互补”之说，儒、佛、道三家也常常合流。以渔、樵、耕，读为题材的吉祥图案，就表现了古代士大夫在儒、佛、道三家中徘徊。道家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使追求长生成为了普遍的人生目标，于是就有“寿山福海”“福寿康宁”等吉祥字样以及“五福捧寿”、“群仙祝寿”、“寿比南山”、“松鹤长春”等吉祥纹样。传说吃蝙蝠肉可以成仙，蝙蝠图案成了吉祥的象征，元代“八仙过海”“八仙捧寿”和清代的暗八仙都以忠、孝、顺、仁、信面目出现的道教神化，都成为传统中国工艺美术吉祥图案特具特色的内容。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在我国盛行，这对吉祥图案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佛教艺术题材之一的莲花成了此时期盛行的吉祥纹样。在莲花纹基础上加以变化而成的“宝相花”，其名称与佛坐象名称——宝相相同。“宝相花”的珠点也与佛珠相仿。“八宝”亦“八吉祥”，原是佛教庙宇中供在佛、菩萨“神桌”上的吉祥器物，到后来，“八吉祥”成为建筑、染织、陶瓷、地毯上吉祥图案极普通的题材，并不仅仅限于佛教供器所用。它们分别表示：法螺——宣传佛教妙言；法轮——轮回永生；宝伞——曲度众生；白盖——-曲度众生；莲花——清净；宝瓶——功德圆满；金鱼——活泼；盘肠——万劫不灭。从这些佛教派生出的吉祥寓意，符合我们民族向善的心理乃至追求永生的理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都要人相信有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要求人修身养性，追求至善至美，达到幸福的永恒。历朝历代统治者以此笼络人心，它们或独尊儒术，或三教并立，上以其风化下，渗透着文化思想的吉祥图案经久不衰，成为了人们乐于接受的艺术语言及和我们对语的精神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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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俗的意蕴

工艺美术是生活的美术，我国传统工艺，体现了大量的民俗意蕴，而其用以装饰的吉祥图案就把这种民俗的意蕴表现得淋漓尽致。民俗，即民风世俗，亦即民间的生活习俗，它具有特定的意义。因此，传统装饰吉祥图案也可以说是民俗的“人文景观”的一个形象世界。

远古时期人对生殖的崇拜及儒家以父亲血统为继嗣的人伦要求，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宗接代的使命感和创造生命的自豪感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中国重视家庭的延续，以及子嗣承传的多子多福思想绵延了几千年，为了表达此类朴素的愿望，吉祥图案中有象征“榴开百子”的石榴图案，有又石榴，佛手、桃子组成的多子、做福、多寿“三多”图案，有金红色的鲤鱼上坐一白胖娃娃的“望子成龙”图案，还有“麒麟送子”“子孙满堂”等丰富多彩祈福的祥瑞图案。我国古代的宇宙观与西方不同，我国劳动人民重视在世，热爱生活，而不去追求天国，寄于幻想，因此，我国人民祈望有美好的现实生活，并延续这种现实，这种观念表现在吉祥图案上可谓形式多样，千姿百态。有表示幸福的“纳福迎祥”、“翘盼福音”等，有表示情爱的，如“连理枝”“同心结”等；有表长寿的，如“松鹤长春”、“蟠桃献寿”等；有表喜庆的“喜上眉梢”“马上封侯”等；有表富裕的；如“年年有余”、“五谷丰登”等；有表示平安的，如“四季平安”“竹报平安”等，总之，这些内容是一种人间的、现实的、生活的祝愿，是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朴素的表达，直接反映我国民族性格和品德，具有一种内在的精神文化价值。

我国传统吉祥图案中体现出来的民俗意蕴，从时代性、民族性等方面都有其一定的局限，但它是特定时期，特定范围不自觉的群众意识和群体意识行为，具有巨大的内在力，形成了民族精神世界的内心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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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束语

一个民族，必须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中国传统“装饰吉祥图案”从发生到发展，都受到民族崇拜、民族文化心理和民俗习惯的影响，不同的民族创造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也创造着不一样的民族，这也是我国悠久的多民族文化之所以多姿多彩的原因。中国传统“装饰吉祥图案”以自身的独特风貌和饱含人类生生不息的活力，为自己在世界艺坛中开辟出一个崭新的空间，它将引起当代人们弘扬与开发民族文化的新思考。

[参考文献]

(1)《中国艺术学》彭吉象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3月

(2)《中国艺术设计史》赵农著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1月

(3)《中国吉祥装饰设计》段建华编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年.

(4)《中国纹样史》田自秉吴淑生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8月

人学意蕴范文篇8

1.对“人”的理解。以人为本中的“人”，绝不是抽象的、孤立的、机械的人，而是现实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即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生活和活动着的人。

2.对“本”的理解。以人为本中的“本”，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本原”，而是在价值论意义上使用的。

3.对“以人为本”的理解。以人为本即以人民为本，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同时又不局限于人民范畴，在具体条件下应适当兼顾一定范围内类或个体的利益。其核心是以人民为本，其本质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本，同时对其他人也要讲人道主义原则，尊重一切人作为人的权利。其基本要求就是高度重视人的价值、尊严、主体地位、利益和需求。因此，正确理解以人为本，就不能把它仅仅看作以简单的个人为本，看作以抽象的人为本，看作以社会中的强者或有贡献者为本，也不能简单的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否则都会背离以人为本的真谛。

二、“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底蕴溯源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伟大的思想传统,我们应该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成果，其实质和核心就是以现实的人为中心，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它所具有的人学意蕴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

这样,马克思第一次把人置于中心的地位,并且对人的理解建立在崭新的实践基础上,因为没有实践就不会生成人,因而也就不会有现实的世界。如果说把实践着的人作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出发点,那么,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则是马克思人学思想追求的最高殿堂。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人学绝不是空洞抽象的理论建构,而是要求具体化为个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争取解放和自由的思想武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简言之,以实践的人为核心,以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为最高追求就是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精髓。

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无疑具有丰富的人学思想。在人和物的关系上,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在人的价值上,始终以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作为自己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他在革命生涯中,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他思想和活动的基础。他自身的实践也体现了这一思想。他说:“为人民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由此看来,在的思想中,一贯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的实现,并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

邓小平作为一位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奋斗终生的党员,在改革开放之后,首先举起人学批判的旗帜,平反冤假错案,恢复人的价值和尊严,从思想上彻底否定“”对人的侮辱和摧残。紧接着他对“”散布的贫困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批判,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的。”中国用改革开放和人民逐渐富裕的事实昭示着邓小平理论中丰富的人学内涵,证实了人学理论虽然重要,但实践比理论更重要。由邓小平开创的旨在重视和高扬人的生存和价值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正在继续拓展。

在新旧世纪更替的时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运而生,“三个代表”作为完整的科学体系,正如同志所言,是“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如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中所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蕴涵着以人为中心,以民为根本的哲学底蕴,是对马克思、列宁、、邓小平人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三、探究“以人为本”人学底蕴的现实意义

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只有在现实中被切实地加以贯彻执行，才更有意义。这就需要我们党：

首先，要把为人民谋福利作为制定一切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决策是领导者的基本职责。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的决策对于人民利益和国家命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次，要不断深化体制改革来调整利益关系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在我国，人民群众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而作为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的群众的具体利益是不尽相同的，这就需要通过深化经济、政治及文化体制改革来不断调整各种利益关系，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有机地统一和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能动性，才能为改革和建设获取最广泛可靠的群众基础。

再次，要加强和改进党风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能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仅取决于党的路线、方针及政策的正确，还取决于党风。党风的好坏是能否代表人民利益的最直接体现。我们党能否得到人民的拥护，能否起到“代表”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风。这就需要用共产主义信念武装全党，以从思想上保证党成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还要坚持民主集中制，从组织上保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从作风和纪律上保证党成为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

【摘要】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和核心，内涵极其丰富，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以人为本马克思主义人学现实意义

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我们党以求实创新的态度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是以人为本思想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出现。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内涵极其丰富，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在当代的全新演绎，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8:163-16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人民出版社,1972,5:262.

[3]选集(4卷).人民出版社,1991:1512,1128.

人学意蕴范文篇9

意蕴，顾名思义，意义蕴含之谓也。它是事物内容和含义的蕴蓄、蕴藏和蕴藉。时代意蕴是时代所赋予事物的内涵蕴蓄和特征呈现，或者说通过事物所展现的时代风貌和气韵。陆机在《文赋》中写道：“石蕴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时代“山川”的辉煌与妩媚，依赖于其“蕴玉”“怀珠”的内在质地和包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不能置身于时代之外，他们都是与时代伴生的，并且在推动和创造这个时代。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的“黄金期”和世界前所未有大变局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就是一个创新的时代，亦可以说，是创新赋予了这个时代“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展的潮流中发展”（博鳌亚洲论坛演讲）的时代意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和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就，无不演绎和昭示着这一根本的时代意蕴。归结起来，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审视。（一）经济发展是时代意蕴的“硬核”。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大国地位日益彰显，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举足轻重。当下，我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有目共睹。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连续14年居世界首位。在航天、高铁、射电望远镜、超算、载人潜水艇、卫星定位、5G技术、量子通讯技术诸多领域从跟跑到并跑、到领跑，已实现全面赶超，赢得世界喝彩。靠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和拼搏历程站立起来的巨人，靠着自主创新底蕴支撑成长起来的中华民族，发展势头不可阻遏，我们的崛起脚步坚实有力，我们的创新喷发方兴未艾。这就是创新的“硬实力”赋予我们的国运，这就是创新的能量形塑的时代意蕴。（二）改革开放是时代意蕴的“真髓”。改革开放的本质内涵是创新。改革是向内的革故除弊、释放活力的创新，开放是眼睛向外、吸收引进的创新。前进与发展、改革与开放，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崛起的真谛、根本的经验。恢弘四十载，中华民族砥砺奋进谱写了创新发展的壮丽史诗。华彩向百年，龙的传人还将不忘初心力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最近由英国知名智库列格坦研究所对167个国家的安全保障、个人自由、治理、社会资本、投资环境、企业条件、经济质量、市场准入与基础设施、生活条件、健康、教育、自然环境等12个方面进行测评所的全球繁荣指数显示，中国的全球繁荣指数从2018年的第82位，跃升至2019年的第57位，一年提升了25位，其迅变和跃升的态势令人惊叹。此外，2020年4月8日《环球时报》刊文报道，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报告，2019年中国的专利申请数超过美国，达5.89万件（美国5.78万件），成为专利申请最大来源国，位列世界第一，日本、德国、韩国分别位列第三、四、五位。这说明世界创新格局正在被改写。而1999年中国申请专利数仅为276件，二十年增加了213倍。这是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发展红利和创新成就。改革开放永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不变宗旨，是新时代及迈向未来必须遵循的永恒坚守和主题，是时代意蕴的“真髓”。（三）创新超越是时代意蕴的“高标”。创新超越是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追从的目标。创新超越，创新是手段，超越是目标，它们是目标和手段的统一，是时代意蕴的“高标”。创新与超越，超越是向着一个更高超的东西的升华和提升，从A向B的超越，一定意味着A是向着B的提升并升华到一个更高远博大的境界中。但创新更具基础性地位，它是超越的前提和依据。《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指出：“创新强则国运昌，创新弱则国运殆。”在党的报告中，“创新”这个关键词共出现了59次，足见党和国家对创新发展战略的高度重视。令人欣喜的是，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中国的排名连续四年上升，再创新高（2016年第25位，2017年第22位，2018年第17位，2019年第14位），说明中国正成为全球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二、职业教育呼应创新时代意蕴的价值追问

创新是人类最高本性的弘扬，是人的高水平的综合素质的体现。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历史前进的杠杆，社会进步的核能，优秀文明的根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职业教育的存在价值和命运与时代意蕴息息相关，与国家创新紧密相连。在这样一个创新的时代，职业教育作为时代长河的浪花要追随时代奔流、绽放，并映现时代的面影。因为它的价值存在于新时代国家创新意蕴的追求之中，它要呼应、跟进、拥抱国家创新，让浪花融入长河，让创新成为常态，为国家创新助力，为时代意蕴添彩。职业教育的时代意蕴及其价值体现在与国家发展紧密对接和对于自身的不断发展完善的追求和建构之中。（一）国家“强起来”阶段的时代召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们国家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三级跳。“强起来”的中国已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气象、新的样态、新的发展，需要教育的心脏和着时代的脉搏强劲律动，需要创新的、高质量的职业教育跟进，需要职业教育培养更优秀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换言之，需要职业教育与祖国的发展进步相匹配、相适应，这是经济发展、强国使命对职业教育的召唤和期盼，也是职业教育义不容辞的时代担当。（二）经济转型升级需要职业教育跟进对标。时代意蕴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历经三十五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目前已进入中高速发展期。我国的人均GDP也由2001年的1000美元，跨上了2019年10000美元的台阶。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国新办会上强调，这一台阶的跨越说明了“我们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社会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升，人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中国为人类进步的贡献进一步加大”。但紧接着，就需要破解可能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魔咒”，需要经济转型升级，需要创新突破。其根本的对策在于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对标，提供适应转型升级需要的人力资本的铺垫：人才资源的支撑。正如马建富教授指出的，“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共同的路径就是发展教育，尤其是重视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培养各级各类应用型人才，促进国民人力资本的积累，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动能”［1］。在于同步拉抬职业教育的层级、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所以才有本科高职的应运而生，才有提质量、创“双高”、争一流的发展高标成为职业教育的新追从、新诉求。反之，任何削弱和架空职业教育的行为，都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后坐力”，都是对经济转型升级的釜底抽薪。（三）职业教育自身发展演进逻辑使然。从职业教育自身的发展逻辑来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从2002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号），到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为“大力发展”阶段。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教育部等六部委编制印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为“加快发展”阶段。至201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若干意见》，2019年2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则为“深化发展”阶段。这其中演变发展的发展取向、阶段诉求和目标定位十分鲜明，推进递升的逻辑脉络也十分明晰（见下表）。可见，当下的发展已推进到了“深化发展—出质量—做强职教”的新阶段。这既是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逻辑使然，也与国家发展“强起来”时段的大逻辑吻合。（四）解决职业教育深层问题的应对之道。《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我国职业教育还存在着体系建设不够完善、职业技能实训基地建设有待加强、制度标准不够健全、企业参与办学动力不足、有利于职业技能人才成长的配套政策尚待完善、办学和人才培育质量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到了必须下大力气抓好的时候。”我国的职业教育自进入21世纪高速扩容和迅猛发展以来，历经二十年的蓄势积能，已经到了提质纾困、治理深层问题的发展阶段。如果我们仍然不能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依然停留在平庸的办学层面裹足不前、久拖无为、毫无突破，就会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教育链、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的一个弱环，一块“短板”，所以是到了该“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所作为的时候了。而治理和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创新突破这个根本入手。

三、职业教育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适切路径

职业教育是和经济发展紧密对接的教育，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如果职业教育培养的生产力、造就的劳动者缺乏创新能力，势必会拖经济发展的“后腿”，形成整体创新能力的“短板”。所以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职业教育义不容辞，必须有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时代担当。《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就明确提出，“高等职业教育重点培养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需要的发展型、复合型、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直接将“创新型”锁定为人才培养目标。职业教育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怎样切入才最为适切、效果最好呢？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思维是人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的认识活动的过程。［2］人是有思维、有理性、有智慧、有文化的高级动物，思维能力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以笛卡尔认为：“人是会思想的存在。”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3］思维是人内隐的思想机制，是形而上之思，具有指挥人外在的形而下之行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创新从本质上说都是思维的创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首先要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提升其思维品质。1.要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九诠说：“高阶思维，是指发生在较高认知水平层次上的心智活动和认知能力。”［4］高阶思维是与情境相结合的整体性思维。职业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操作技能，还要培养学生的心智技能。因为只有心智技能才能更完美指挥人的动手操作并成全人的技术技能创新。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必须依靠具体情境或任务实施。因为一方面，“脱离了情境教学和情境学习，习得的知识必然是惰性的”［5］，它往往是靠教师满堂灌和学生死记硬背获得的知识，必然是低阶思维的。另一方面，学生能力的培养是需要思维支架和情境卷入的，把这些都拿掉，就是对职业教育的釜底抽薪，遑论学生的能力和思维品质的培养。2.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思维是一种普适性的高端思维，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绝对离不开它的助力。如设备的升级改造，产品的更新换代，人的技能的提升跟进，都是技术技能人才分内的事，都离不开创新思维的支撑。地质钻探大国工匠朱恒银，以定向钻探技术彻底颠覆传统，取芯时间由30多个小时缩短为45分钟，让钻头行走的速度和深度矗立为行业的高度，这就是技术创新突破的典型案例。这一技术创新在全国50多个矿区推广应用后，产生的经济效益高达数千亿，填补了7项国内空白。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要培养学生打破常规的突破思维。教师除了结合专业挖掘一些案例，还要做有心人，注意收集积累一些典型案例，并有机地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去，必能取得一定教学效果。（二）培养学生的实践智慧。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智慧是和生活经验相关的。实践智慧是关于具体的特殊事物的知识，它是对具体事务和特殊情境的直接判断。［6］实践智慧是指主体在特定的职业实践中表现出的迅速、灵活、正确实践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7］思维解决人的认知识见能力，解决问题体现人对事物的施为能力。二者合成人的实践智慧，本质上亦是人的创新能力的体现。对学生实践智慧的培养可以采用感知、分析、抉择、行动、审核“5A”培养方法和模式。感知（Awareness）即感受和知会学生实践智慧培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情境、冲突或矛盾等。如汽车的发动机漏油的检修、发动机异响的检修、发动机颤动的检修。分析（Analysis）即让学生根据先在的知识经验或教师讲述的理论，对感知到的问题现象进行排查、思考、分析和判断。抉择（Alternatives）即根据分析认定对问题或故障的原因根由作出选择决断。行动（Actions）即根据对问题的分析和决断，进入到对故障维修的解决问题程序。审核（Auditability）即对行动结果的检审核验。这一“5A”流程既有认知的思考分析判断，又有实际动手解决问题的施为能力培养，是完全符合实践智慧培养的内涵规定的。培养学生（当然也包括老师）的实践智慧，还可以从职业院校专利获取数量这一外显指标入手。据统计，2019年高职院校申请专利合计11836项，校均专利8项。其中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以247项专利名列第一，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和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专利申请数在200—230之间；19所高职院校专利申请数在100—199项之间，217所高职院校专利申请数在11—99项之间，436所高职院校专利申请数在1—10之间，748所高职院校专利申请数为0。［8］显然，职业院校如果能抓住这一载体，寻求专利申请的突破，必能在培养师生的实践智慧和创新能力上有所作为，结出硕果。（三）打造学生的核心能力。人的所有能力中，创新能力应该是最上位的能力，其他能力都是为之服务或保证其实现的能力。人的创新能力是基于核心能力之上的一种建构。核心能力是人立世生存的关键能力。德国教育界将这一能力界定为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专业能力是指具备从事职业活动所需要的专门技能和专业知识；方法能力是指人掌握的选择、驾驭和使用方法的能力；社会能力是指人学会共处、学会做人、学会生存（包括学会求知）的能力。职业教育课程知识的选择应该在着力打造学生的这些关键能力上发力用功，尤其是专业（职业核心）能力是学生“造饭碗”的看家本领，它是学生的谋职就业之本、安身立命之基、才略智能之长、个性发展之根，是职业教育学生能力结构的灵魂与核心价值。职业教育课程知识的选择必须把能力放在首位，以专业能力带动和促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的学习长进，以方法能力、社会能力服务和支撑专业能力的提升和精进，为学生赋能、奠基，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马建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职业教育的作为和策略［J］.当代职业教育，2020（1）：4-11.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室编.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84：1085.

［3］马建勋.圆点哲学［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143.

［4］［5］杨九诠.学科核心素养与高阶思维［N］.中国教育报，2016-12-21.

［6］丁立群.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孰为第一哲学？［J］.哲学研究，2012（1）：78-84.

［7］张健.职业教育的凝思与创新［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45.

人学意蕴范文篇10

1.对“人”的理解。以人为本中的“人”，绝不是抽象的、孤立的、机械的人，而是现实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即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生活和活动着的人。

2.对“本”的理解。以人为本中的“本”，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本原”，而是在价值论意义上使用的。

3.对“以人为本”的理解。以人为本即以人民为本，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同时又不局限于人民范畴，在具体条件下应适当兼顾一定范围内类或个体的利益。其核心是以人民为本，其本质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本，同时对其他人也要讲人道主义原则，尊重一切人作为人的权利。其基本要求就是高度重视人的价值、尊严、主体地位、利益和需求。因此，正确理解以人为本，就不能把它仅仅看作以简单的个人为本，看作以抽象的人为本，看作以社会中的强者或有贡献者为本，也不能简单的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否则都会背离以人为本的真谛。

二、“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底蕴溯源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伟大的思想传统,我们应该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成果，其实质和核心就是以现实的人为中心，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它所具有的人学意蕴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

这样,马克思第一次把人置于中心的地位,并且对人的理解建立在崭新的实践基础上,因为没有实践就不会生成人,因而也就不会有现实的世界。如果说把实践着的人作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出发点,那么,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则是马克思人学思想追求的最高殿堂。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人学绝不是空洞抽象的理论建构,而是要求具体化为个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争取解放和自由的思想武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简言之,以实践的人为核心,以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为最高追求就是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精髓。

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无疑具有丰富的人学思想。在人和物的关系上,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在人的价值上,始终以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作为自己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他在革命生涯中,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他思想和活动的基础。他自身的实践也体现了这一思想。他说:“为人民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由此看来,在的思想中,一贯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的实现,并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

邓小平作为一位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奋斗终生的党员,在改革开放之后,首先举起人学批判的旗帜,平反冤假错案,恢复人的价值和尊严,从思想上彻底否定“”对人的侮辱和摧残。紧接着他对“”散布的贫困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批判,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的。”中国用改革开放和人民逐渐富裕的事实昭示着邓小平理论中丰富的人学内涵,证实了人学理论虽然重要,但实践比理论更重要。由邓小平开创的旨在重视和高扬人的生存和价值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正在继续拓展。

在新旧世纪更替的时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运而生,“三个代表”作为完整的科学体系,正如同志所言,是“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如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中所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蕴涵着以人为中心,以民为根本的哲学底蕴,是对马克思、列宁、、邓小平人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三、探究“以人为本”人学底蕴的现实意义

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只有在现实中被切实地加以贯彻执行，才更有意义。这就需要我们党：

首先，要把为人民谋福利作为制定一切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决策是领导者的基本职责。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的决策对于人民利益和国家命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次，要不断深化体制改革来调整利益关系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在我国，人民群众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而作为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的群众的具体利益是不尽相同的，这就需要通过深化经济、政治及文化体制改革来不断调整各种利益关系，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有机地统一和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能动性，才能为改革和建设获取最广泛可靠的群众基础。

再次，要加强和改进党风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能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仅取决于党的路线、方针及政策的正确，还取决于党风。党风的好坏是能否代表人民利益的最直接体现。我们党能否得到人民的拥护，能否起到“代表”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风。这就需要用共产主义信念武装全党，以从思想上保证党成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还要坚持民主集中制，从组织上保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从作风和纪律上保证党成为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

参考文献：

[1].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8:163-16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人民出版社,1972,5:262.

[3]选集(4卷).人民出版社,1991:1512,1128.

[4]选集(3卷).人民出版社,1991:1004.

[5]邓小平文选(2卷).人民出版社,1983: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