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范文10篇

人学范文篇1

“不管你是爱还是恨，是赞扬还是批判，比任何其他人物在中国现代留下了远为庞大的身影。这身影覆盖了、主宰了、支配了数亿人和几代人的生活、命运和悲欢，他将是长久和被人反复研究的对象。”（注：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在这个被反复研究的伟大对象中，仍然存在着一些研究上的盲点，的人学思想就是这样一个被忽视的领域。众多的研究者把目光主要在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上，或是牵情于他的青少年时代的人生观、价值观及求学经历，有意或无意地避而不谈他的人学、人道主义方面。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特曾认为马克思的学说中有一个“人学的空场”，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尔都塞则认为马克思实现了与“人道主义”的“断裂”。同样，一些学者认为思想中亦存在一个人学的空场和断裂。我们认为如果说真有这个“空场”的话，那也是我们对他的这方面思想的研究上的“空场”。或许是旁观者清，美国学者弗郎西斯在他的《的辩证法理论》一书曾深刻地指出：“毛的著作的中心内容就是关于人和人道主义（就其是关于人以及人与他人在社会中的关系而言），特别是他的辩证法理论的目的是通过改变社会结构来改变社会，改变人民的生活。”我们认为“人学”是思想的内核，而“人身解放”与“人心改造”则构成人学思想的主要内容，甚至可以说一生所致力的事业就是解放人与改造人的事业。

一、“人身解放”与理想社会

以1949年划界，的人学思想在此以前是以人身解放为中心的。早在湖南自治运动时期，就立定大志，要“拯救千万无告之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并视“其为大业”。（注：《新民学会资料》，92页。）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曾呼吁，要“谋求我们的共同利益”，要“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当时的社会现实使他认识到，要谋取这种利益，要完成这样的大业，不是写“几篇文章所能弄好”的，而是“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因为，这不止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实践的问题，要完成这个大业，就必须从事于根本改造的社会实践。“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必须“另辟道路”，重开新途，要实行一种“愿大家好的主义”。（注：《新民学会资料》，92～105页。）认识到所谓根本的改造是先确立一个基础，立定一个目标，而人身的彻底解放，社会的根本改造又要从具体的改造、解放活动做起，否则彻底解放、根本改造就是空话。在实际的革命潮流的作用下，开始从思想的王国走出来，走向活生生的现实社会。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敏锐地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注：《早期文稿》（1912.6—1920.11），292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正是从吃饭问题，他看到了工人、农人的痛苦现实、看到了劳获的不均等。“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的不平等现实使得“劳动者欲求完全之平均分配，非在社会制度改革之后，不能得到”。（注：《早期文稿》（1912.6—1920.11），454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一生中的两大重大发现时指出，除了剩余价值论以外，马克思揭示了人们要从事政治的、宗教的、科学的、艺术的种种活动等，必须先要解决衣、食、住等问题。亦深刻地总结出，“吃饭问题最大”，所有其他的问题都要从这个问题得到说明。认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我们这个社会和国家的主体，人民群众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注：《早期文稿》（1912.6—1920.11），390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人身的解放，首先就是吃饭问题上的解放，亦即是经济上的解放。只有作为这个社会主体的人民大众在经济上彻底解放了，我们才能获得自由、民主和平等。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唯物史观在20年代的中国广泛传播，使得在思考和观察中国社会问题时更富于根本性和全局性，“共产主义”范围使得青年时代就已经有的“大同主义”理想主张更具有透明性、实在性和世界性。在此，是把“大同理想”、“共产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冶为一炉。在这里，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文化舶来品，而是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和历史来源。以民族自决为基础，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使极端贫困的广大的下层人民摆脱贫困，实现自由、平等和民主，丰衣足食，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认为这是一条真正解放人民的大道，而在他以前的空想主义者们都没能找到一条这样的大路。虽然对他自己所致力的“大同世界”极尽颂扬，但现在看来其中确有不少空想成分。“固然梦想不是现实，但是人们的梦想却是形成现实、推动历史的巨大力量。”（注：〔美〕莫里斯·迈斯纳：《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13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这种为解放人民，引导人们进入到大同世界的理想一直激励着他的精神，且伴随了他的一生，“虽九死其犹未悔”。“人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注：〔美〕莫里斯·迈斯纳：《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2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奋斗了一生，的确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解放了千千万万的中国劳苦大众。

关于人的解放的人学思想得以落实，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值得我们珍视的就是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同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善于把传统文化遗产与当今时代相结合。这种结合始终是把此时此地的现实作为第一位的，文化与理论根本不能束缚他的手脚。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注：《选集》，2版，第1卷，111～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在党的六中全会上，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注：《选集》，2版，第2卷，533～534，《选集》，2版，第1卷，111～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正因如此，完成了人的解放的任务，建立了新中国。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人心改造”与“文化革命”

当“人身解放”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人心改造”的问题就成了一个主要的问题。实际上“人心改造”这个问题贯穿了的一生，如早年的“改造哲学、伦理学”以“变换全国之思想”，晚年用共产主义精神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以及“灵魂革命”等，都是围绕改造人心、塑造人格这一主题。如此重视“人心改造”是与他的哲学思想分不开的，反复申言：“人是要有点精神的”，“精神可以变物质”。可以说精神至上论与强调意志是人心改造思想的理论基础。在某种意义上的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正是在强调意志的支使下，服从于实现人心改造的目的而展开的。的这种精神至上论也是早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形成，早年他不仅把民众的力量归结为精神力量，而且把民族的力量、国家的力量也归结为精神力量。在他看来，最危险的事情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空虚，这是比贫穷更危险的事情。曾经说过：“如果中国变富了，有了西方世界的生活水准，她就不再需要革命了。”“钱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围的人……”。（注：〔美〕斯图尔德·施拉姆：《的思想》，157～15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这话使我们想起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Marcuse）对单面社会、单面思想及单面人的批评，但不同的是，马尔库塞对西方社会沉浸于物质追逐，而放弃革命要求的批判是建立在西方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基础上的，而我们还没有跨过“卡夫丁峡谷”。尽管如此，我们不能不承认的这些议论中包含着的真理睿识：在一个没有理想追求，只有物欲横行、人们见利忘义的社会里，腐败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揭示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种只讲义不讲利；只要革命，不要物质富裕，为了防止腐败而放弃钱也是行不通的。那种吃饱饭的精神至上论一旦“超脱肉体”那就“只是在自己的想象中才具有精神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7页。）。此种精神既不能变为物质，最终也不能改造人心。

新中国成立以后，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解放之初的三反五反、1957年的整风运动、60年代的“社教”运动以及史无前例的“”，这些都是为改造人心服务的。长抓不懈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成为实现人心改造目的的手段，而建树理想人格则是通过人心改造所应当达成的最终成果。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发动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是他四十年前未竟实验的继续，而“文化革命”则是他早年“改良人心”的意愿的具体伸展。早在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他和蔡和森组建的新民学会的宗旨就是“改良人心风俗”。“心之所善”的大同理想社会必须靠人心被改造过的人来支撑，所推出的雷锋、焦裕禄等英雄模范人物就是这样的人。从这些人物身上可以看出，是把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视为最高的价值标准。但是，这种人心改造工程并非一役或数役所能完成的。晚年的也一定体会到这种人心改造工程的艰难性，但他没有气馁，“十年”可以说是他最后的一搏，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就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用思想统一全国人民的人心改造运动，只不过他播下的“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文化革命不仅没有改造好人心，反而造成了合法性原则和社会秩序的彻底崩溃。天下大乱并没有达到天下大治，“破”字当头并没有“立”在其中，带来的是对中国革命的极大伤害，对中国人民的极大伤害。有人因此说不重视或者说无视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其实并非如此，只是把自由、全面发展放在了共产主义社会里，而在前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则应当人民的利益，为公共利益而牺牲掉个人的自由与发展。

人学范文篇2

“现实的人”思想的萌芽大致在1843--1844年，体现在马克思所写的《黑格尔法批判》一书和在《德法年鉴》发表的文章中。1843--1844年这一段时期，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思想的基调已经由黑格尔理性主义转向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但“现实的人”的思想已经较明确地提出来了。

黑格尔哲学虽然以思辨的理性主义形式解决了人的“现有”与“应有”之间的矛盾，帮助马克思面向现实使其成为一个理性主义的现实批判主义者，但黑格尔并没有解决实际生活中的人的现实与理想矛盾。马克思在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时，就借用了费尔巴哈人的本质异化的理论。在研究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国家并不像黑格尔认为的那样是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一致的表现，私人利益战胜普遍理性的事实表明，国家只不过是主体异化的表现，是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矛盾冲突的产物。从主体活动的异化和矛盾的冲突来解释国家现象，标志着马克思已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开始从人学角度考虑现实问题。那么“现实的人”究竟指什么?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当然是“自然和精神、肉体和灵魂”的统一体，但就其本质而言“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而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方式”。他同时指出，应当把“人的存在的这些社会形式”如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看作人的本质的实现，“看作人本质的客体化；”应当把“人的活动”“作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那些群体”看作国家等社会组织的基础，而不是像黑格尔所做的那样，于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应当是“人永远是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但是这些组织也表现人的现实普遍性，因而是一切人所共有的”。“因此马克思看到，现实的人并不是单个人的存在，而是社会的存在，即类存在——人也只有在自己的类存在中，只有作为人们，才能是人格的现实理念。

就这样马克思的早期人学理论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展开了。马克思主义从现实的人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这正好体现了逻辑与现实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的话，那么它的理论必然是这样一个无限展开的形式：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的序言——以现实的人为核心所展开的论证——以现实的人的解放为最终归宿的结论。它坚决鄙弃一切宿命论，把现实的人当作历史的主体，当作历史的“尉中人物和剧作者”，从而打开了历史奥秘的大门。

二、“现实的人”思想的发展

马克思人学理论创建的进一步发展，体现在《1844年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学说中。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只有从人的活动中才能确证，要研究人就要研究人的活动本性，而人的活动则是自由自觉的，所谓自由自觉的活动，就是指人的合性与合目的性的活动相统一的活动，就是主体按照自身的需要、价值取向以及对于客体属性规律性认识所构成的目的而进行的感性物质活动。这种感性的物质活动，就是人的对象性活动，在哲学意义上这种对象性活动就是劳动。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劳动是人的本质。但马克思对人之劳动本质的揭示并不是直接的，而是从劳动的否定形式——异化劳动开始的。马克思首先从当时的经济事实出发进行分析，把造成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日益贫困化，造成工人与产品对立的原因归结为异化劳动。“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活动的产品怎么会作为相异的东西同工人对立呢?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因此，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外化的，那么生产本身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经过这一番分析，马克思不仅揭示出工人贫困的原因是异化劳动，而且提示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劳动不是人的真正本质。既然人的本质不是异化劳动，那就应该是劳动。所以，劳动不仅创造了人，而且使人的生产活动有别于动物的生产，使人在保持自然性的同时，又具有了社会性、能动性。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方式和内容，是人的本质，“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也就是说，异化劳动是对人本质的摧残和否定——异化劳动阶段是人的发展的否定阶段。异化劳动使工人从劳动的主体变成了客体，使劳动丧失了自主性，使工人沦为机器，劳动成为工人的沉重负担。异化劳动是对人本质的摧残和否定，所以，要达到人的全面发展就必须实现否定之否定，实现从非人到人的复归。要达到人的本质的复归，就必须扬弃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扬弃私有财产，就是使人重新占有己经失去的生命活动。这样，在扬弃了一切异化之后，人的生命活动得到肯定和尊重，人获得了本质的复归。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述的思想可以看出，马克思己开始了对人自身活动的分析，并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并以此为基础，从人的本质出发，分析异化劳动的内容和历史发展的过程。从人的现实活动内在本性上去规定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和异化，这表明了马克思的现实人的理论已得到初步确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表明马克思已转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立场，他把劳动规定为人的本质，根据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复归的思维逻辑模式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三、“现实的人”思想的最终形成真正标志着马克思“现实人”思想成熟的著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在这里对“现实的人”作了第一次的较全面地阐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是围绕着“人是

三、“现实的人”思想的最终形成

真正标志着马克思“现实人”思想成熟的著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在这里对“现实的人”作了第一次的较全面地阐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是围绕着“人是什么样的人”而展开论述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是全部人类的第一个前提，也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出发点。

(一)“现实的人”的含义

所谓“现实的人”，是指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首先，“现实的人”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的关系。”在这里，马克思从历史前提的高度肯定了人的自然存在的意义。人首先是肉体的存在、自然的生命，正是这种特殊的自然生命又蕴含着人类全部历史演变的基因。其次，“现实的人”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这是“现实的人”的最基本的规定性。人是从事活动、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最后，“现实的人”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关系中的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物质生产关系是现实的人的所有其它规定性的基础。生产一方面表现为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表现为社会关系。这就是说，在生产过程中必然发生与一定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关系、政治关系等等。

(二)“现实的人”的历史作用

马克思早期的人学理论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把实践引入到历史观，去解决社会问题和人的本质，奠定了人或人的实践活动在中的核心位置，开创了真正的人学理论，实现了哲学的伟大变革。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论述中，马克思把人当作实践的能动的人来理解，就必然要承认人的存在是全部历史发展中的第一个前提。因为人是处在现实生活中，进行现实的生命活动的现实的人，即现实地存在着的实践的个人，他从事的是人的实践活动，而这种活动必然在历史的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首先，实践活动中现实的人的存在成为全部历史发展的起点。一旦这种个人存在和活动时，即“一旦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而成其为人，因而“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其次，实践活动中现实的人的存在和生成演化出全部人类历史。个人生产生活资料的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由此演化出全部人类历史。最后，实践活动中现实的人的存在产生和构造出人类的精神世界。“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由此可见，个人，实践活动中现实的人的存在乃是全部人类历史活动及其发展中第一性的东西。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论述中，马克思不再像以往那样，抽象地谈人的类存在，更不像唯心论者那样谈论想象中的人，而是把人理解为“可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的“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和“从事活动的人们”，即“现实的人”。马克思通过对现实人的理解，从宏观的角度描述了总体性的实践的历史运动过程，从而给人类解放的理论提供了总体的基本说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人学理论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他的形成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它实现了从唯心主义人本学到唯物主义人学的根本转变，实现了人学研究对象的根本变革。

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把“现实的人”当作历史的主体。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对“现实的人”论述把人从思辨抽象性的人和自然性的人中解放出来，真正赋予了人以现实本性，实现了人本质的复归。现实人的理论是马克思早期哲学的中心点，把握这一点，就理解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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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范文篇3

“不管你是爱还是恨，是赞扬还是批判，比任何其他人物在中国现代留下了远为庞大的身影。这身影覆盖了、主宰了、支配了数亿人和几代人的生活、命运和悲欢，他将是长久和被人反复研究的对象。”（注：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在这个被反复研究的伟大对象中，仍然存在着一些研究上的盲点，的人学思想就是这样一个被忽视的领域。众多的研究者把目光主要在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上，或是牵情于他的青少年时代的人生观、价值观及求学经历，有意或无意地避而不谈他的人学、人道主义方面。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特曾认为马克思的学说中有一个“人学的空场”，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尔都塞则认为马克思实现了与“人道主义”的“断裂”。同样，一些学者认为思想中亦存在一个人学的空场和断裂。我们认为如果说真有这个“空场”的话，那也是我们对他的这方面思想的研究上的“空场”。或许是旁观者清，美国学者弗郎西斯在他的《的辩证法理论》一书曾深刻地指出：“毛的著作的中心内容就是关于人和人道主义（就其是关于人以及人与他人在社会中的关系而言），特别是他的辩证法理论的目的是通过改变社会结构来改变社会，改变人民的生活。”我们认为“人学”是思想的内核，而“人身解放”与“人心改造”则构成人学思想的主要内容，甚至可以说一生所致力的事业就是解放人与改造人的事业。

一、“人身解放”与理想社会

以1949年划界，的人学思想在此以前是以人身解放为中心的。早在湖南自治运动时期，就立定大志，要“拯救千万无告之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并视“其为大业”。（注：《新民学会资料》，92页。）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曾呼吁，要“谋求我们的共同利益”，要“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当时的社会现实使他认识到，要谋取这种利益，要完成这样的大业，不是写“几篇文章所能弄好”的，而是“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因为，这不止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实践的问题，要完成这个大业，就必须从事于根本改造的社会实践。“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必须“另辟道路”，重开新途，要实行一种“愿大家好的主义”。（注：《新民学会资料》，92～105页。）认识到所谓根本的改造是先确立一个基础，立定一个目标，而人身的彻底解放，社会的根本改造又要从具体的改造、解放活动做起，否则彻底解放、根本改造就是空话。在实际的革命潮流的作用下，开始从思想的王国走出来，走向活生生的现实社会。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敏锐地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注：《早期文稿》（1912.6—1920.11），292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正是从吃饭问题，他看到了工人、农人的痛苦现实、看到了劳获的不均等。“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的不平等现实使得“劳动者欲求完全之平均分配，非在社会制度改革之后，不能得到”。（注：《早期文稿》（1912.6—1920.11），454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一生中的两大重大发现时指出，除了剩余价值论以外，马克思揭示了人们要从事政治的、宗教的、科学的、艺术的种种活动等，必须先要解决衣、食、住等问题。亦深刻地总结出，“吃饭问题最大”，所有其他的问题都要从这个问题得到说明。认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我们这个社会和国家的主体，人民群众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注：《早期文稿》（1912.6—1920.11），390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人身的解放，首先就是吃饭问题上的解放，亦即是经济上的解放。只有作为这个社会主体的人民大众在经济上彻底解放了，我们才能获得自由、民主和平等。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唯物史观在20年代的中国广泛传播，使得在思考和观察中国社会问题时更富于根本性和全局性，“共产主义”范围使得青年时代就已经有的“大同主义”理想主张更具有透明性、实在性和世界性。在此，是把“大同理想”、“共产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冶为一炉。在这里，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文化舶来品，而是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和历史来源。以民族自决为基础，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使极端贫困的广大的下层人民摆脱贫困，实现自由、平等和民主，丰衣足食，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认为这是一条真正解放人民的大道，而在他以前的空想主义者们都没能找到一条这样的大路。虽然对他自己所致力的“大同世界”极尽颂扬，但现在看来其中确有不少空想成分。“固然梦想不是现实，但是人们的梦想却是形成现实、推动历史的巨大力量。”（注：〔美〕莫里斯·迈斯纳：《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13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这种为解放人民，引导人们进入到大同世界的理想一直激励着他的精神，且伴随了他的一生，“虽九死其犹未悔”。“人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注：〔美〕莫里斯·迈斯纳：《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2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奋斗了一生，的确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解放了千千万万的中国劳苦大众。

关于人的解放的人学思想得以落实，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值得我们珍视的就是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同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善于把传统文化遗产与当今时代相结合。这种结合始终是把此时此地的现实作为第一位的，文化与理论根本不能束缚他的手脚。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注：《选集》，2版，第1卷，111～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在党的六中全会上，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注：《选集》，2版，第2卷，533～534，《选集》，2版，第1卷，111～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正因如此，完成了人的解放的任务，建立了新中国。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人心改造”与“文化革命”

当“人身解放”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人心改造”的问题就成了一个主要的问题。实际上“人心改造”这个问题贯穿了的一生，如早年的“改造哲学、伦理学”以“变换全国之思想”，晚年用共产主义精神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以及“灵魂革命”等，都是围绕改造人心、塑造人格这一主题。如此重视“人心改造”是与他的哲学思想分不开的，反复申言：“人是要有点精神的”，“精神可以变物质”。可以说精神至上论与强调意志是人心改造思想的理论基础。在某种意义上的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正是在强调意志的支使下，服从于实现人心改造的目的而展开的。的这种精神至上论也是早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形成，早年他不仅把民众的力量归结为精神力量，而且把民族的力量、国家的力量也归结为精神力量。在他看来，最危险的事情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空虚，这是比贫穷更危险的事情。曾经说过：“如果中国变富了，有了西方世界的生活水准，她就不再需要革命了。”“钱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围的人……”。（注：〔美〕斯图尔德·施拉姆：《的思想》，157～15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这话使我们想起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Marcuse）对单面社会、单面思想及单面人的批评，但不同的是，马尔库塞对西方社会沉浸于物质追逐，而放弃革命要求的批判是建立在西方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基础上的，而我们还没有跨过“卡夫丁峡谷”。尽管如此，我们不能不承认的这些议论中包含着的真理睿识：在一个没有理想追求，只有物欲横行、人们见利忘义的社会里，腐败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揭示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种只讲义不讲利；只要革命，不要物质富裕，为了防止腐败而放弃钱也是行不通的。那种吃饱饭的精神至上论一旦“超脱肉体”那就“只是在自己的想象中才具有精神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7页。）。此种精神既不能变为物质，最终也不能改造人心。

新中国成立以后，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解放之初的三反五反、1957年的整风运动、60年代的“社教”运动以及史无前例的“”，这些都是为改造人心服务的。长抓不懈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成为实现人心改造目的的手段，而建树理想人格则是通过人心改造所应当达成的最终成果。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发动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是他四十年前未竟实验的继续，而“文化革命”则是他早年“改良人心”的意愿的具体伸展。早在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他和蔡和森组建的新民学会的宗旨就是“改良人心风俗”。“心之所善”的大同理想社会必须靠人心被改造过的人来支撑，所推出的雷锋、焦裕禄等英雄模范人物就是这样的人。从这些人物身上可以看出，是把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视为最高的价值标准。但是，这种人心改造工程并非一役或数役所能完成的。晚年的也一定体会到这种人心改造工程的艰难性，但他没有气馁，“十年”可以说是他最后的一搏，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就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用思想统一全国人民的人心改造运动，只不过他播下的“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文化革命不仅没有改造好人心，反而造成了合法性原则和社会秩序的彻底崩溃。天下大乱并没有达到天下大治，“破”字当头并没有“立”在其中，带来的是对中国革命的极大伤害，对中国人民的极大伤害。有人因此说不重视或者说无视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其实并非如此，只是把自由、全面发展放在了共产主义社会里，而在前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则应当人民的利益，为公共利益而牺牲掉个人的自由与发展。

人学范文篇4

【正文】

越是原创性的思想，越是能够敞开并需要敞开面向新的历史境况的理解视野，这一活动本身就构成思想的再创造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底蕴就在于通过其人学思想所实现的原创性与当代性的融合。形成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人学，其深远影响却在20世纪，尤其表现在与西方当代人学运动的批判性关联中，这是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起点上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效应时应当高度重视的。

一

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是人学，通过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与超越，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直接开启了西方哲学范式的现当代转换，这就是从传统哲学的超验的、实体性的本体论哲学形态以及知性的认识论哲学形态转向奠基于实践的、感性的生存论本体论基础上的，以人的主体性及价值为理论硬核的人学形态。

传统哲学当然也是以某种特有形式所体现出的对人的关怀，哲学作为一门学问的存在方式以及哲学家们具体的工作方式从来都是认识人存在的意义与根据。但人不可能成为传统哲学的直接立足点，传统哲学也不足以称为人学。传统哲学总是将人以及与人相关的世界知性地对立起来，把人的存在及其本质的规定性归结为外在于人的活动的“对象物”，即抽象的一般生命存在物，把人的问题完全归结为形而上学，反过来又用形而上学遮蔽人的真实性，忽视人的实践活动在人的本质化活动中的根本意义（注：由旧唯物主义所主导的经验论及无神论传统当然是在还原论的意义上看待人。其实，不仅如此，由形而上学所主导的超验论及有神论传统也一样将人的本质还原为一般生命物，形而上学通过否弃现实存在或者说抽象地设定人的实存性，往往就是对内在于人的生命活动中的精神本性或本质规定性的否定；反过来说，也正是把人的本质还原为一般生命物，才形成一种支撑起超验论及有神论传统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就说：“形而上想人是从生物性方面想过来而不是想到人的人性或人道主义方面去。”（海德格尔：《论人道主义》，《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上卷第366页。商务印书馆，1997））。

形而上学本身只是人存在的一个维度（人存在的形上性），这一维度不应该夸大为人存在的全部根据。形而上学从形式上看承载着人存在的绝对理念，但由于对于人存在的绝对规定与无限抽象，因而必然造成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理论需要的割裂。实践并不意味着拒斥理论，问题倒在于缺乏某种与之相匹配的理论。而马克思的人学，由于其对旧的哲学范式的批判，由于其实践性品格与理论蕴含，从而实现了现代西方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在马克思那里，这种重大突破及其由此蕴含的与西方当代人学思想形成批判性关联与影响的人学思想大致可以梳理如下：

——通过对传统哲学与人的生存相疏离的抽象的形而上学形式以及直观的、二元对立的知性思维方式的破解和超越，从而形成了一种实践观的思维方式。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双重批判，其根本的思想旨趣就在于确立一种以实践观为核心的主体性人学哲学。

——通过强调人的历史实践活动的哲学基础意义，废黜所谓“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4页。），赋予对象世界以属人意义，将人的对象化活动直接看成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过程，从而形成“感性的个人、社会化的人与自然主义的人的三位一体”的人学的生存论结构（注：参见拙作：《论人学的生存论基础》，《江海学刊》1999年第4期。）。

——通过强调“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对对象世界的改造”并“创造一个对象世界”，确证人自己是超越于一般生命物的“类的存在物”（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51页。），从而确立起了对人生存的总体的哲学与文化人类学的阐释。

——通过“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页。），通过在精神与实践的双重意义上“把自己化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从而形成了深刻体现着人的实践本性的主体感性理论。

——通过将“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看成是历史活动的起点，强调人的“实际生活过程”与生存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从而确立起新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的价值论起点。

——通过人的现实的历史实践活动去确定人的本质，把科学技术与工商业直接看成是人的本质的具体展开过程，把人的自我异化与自我异化的扬弃看成是人的本质之历史生成的同一过程，从而体现并贯彻了一种理解和处理人的问题所应有的辩证理性及现实主义立场。

——通过对资本主义结构的分析与解构，提出并运用世界历史时代的理论，揭示了人类不断克服异化、实现自身解放的历史发展道路的必然的历史逻辑，肯定了社会及社会的人的历史性的生成对于实现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内在统一的至关重要的意义，从而赋予马克思人学以深刻的历史合理性。

——当然，从其中蕴含的社会政治及人类性关怀而言，马克思人学是内在地超越于西方思想传统及资本主义制度的、以全球性现代文明为理论追求，因而直接体现着对非西方现代化道路及命运的深切关注与冷静探索的人类性哲学范式。

二

马克思人学不仅突破了传统哲学范式，同时也直接开启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当代哲学变革。整个现当代西方哲学的主题就是人的问题。现代人本主义哲学对人的问题的高度重视，起初都是以反叛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理性主义而发端的，但在所有反叛黑格尔的哲学家中，影响最大、最彻底、最久远的当数马克思。最初的现代人本主义者，如克尔凯郭尔、叔本华、甚至尼采，在对黑格尔哲学的反叛中并没有与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相遇，他们所关注的是个体的生存体验、人性的内在结构以及影响欧洲文明的精神气质与状况，在他们的视野中还不可能有马克思人学所特有的社会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维度。但是，随着现代人本主义运动的深入以及人的问题本身的积累，马克思人学逐渐被吸纳进西方当代人学的视野中。

西方现当代人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两种思想的直接影响并分为两个主要发展阶段。一是唯意志主义及早期生存主义哲学阶段，其思想特征是与黑格尔式的绝对理性截然对立、但却处于边缘态势的非理性，这一阶段从形式上看并没有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不过，为马克思所批判的以施蒂纳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倒有理由被看成是早期的唯意志主义。接下来是受现象学哲学影响的生存主义及释义学哲学阶段，这是西方当代人本主义的主流。胡塞尔的继承者们舍弃了其现象学的超验本性，将现象学发展成为一种经验现象学或感性现象学。非理性仍然还是这一阶段人本主义的核心精神，而且由于弗洛伊德主义的推波助澜，非理性的特征显得尤为突出。但这一阶段的非理性并不是仅仅与黑格尔式的理性绝然对立着的，而是直接参与了哲学理性的自我修复与校正活动，并逐渐融入了理性形式从形上理性向实践合理性的转换历程（注：参见拙作：《从形上理性到实践合理性》，《求是学刊》1995年第3期。）。

马克思人学对西方当代人学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先行地蕴含着理性形式转换的可能性及方向。也许，在黑格尔式绝对理性的视阈内，马克思的努力也可以看成是某种非理性，但马克思绝不放弃理性，而是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传统的形上理性。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形上理性，当远离人的实践活动而又要强扮成人的一切实践活动的终极根据时，往往是在要神秘主义花招，而一旦揭开这种神秘主义花招，也就识别了形而上学的空洞的躯壳。“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正是在对传统哲学的“无人身的理性”的批判与解构活动中，基于对当代生存实践活动的内在分析，马克思确立起了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合理性乃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理性形式，理性就存在于人作为主体对于自身实践活动的理解活动中，人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活动从而才真正实现对世界的解释的，这一被解释的世界不过就是人自身的历史实践活动所造成的属人世界。因此，人、生存、历史、实践、文化、理性以及语言等等属人的活动直接构成了一个网状的解释学循环系统，而诸多人文科学的使命就在于呈现、反省并建构这一解释学循环系统——这正是从狄尔泰、海德格尔以及伽达默尔等人的人本主义解释学所要竭力追求而又未能达到的方向。

将马克思人学纳入到自己视野中的生存哲学家们，大都明确承认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无法比拟的优越性。萨特曾将17世纪到20世纪分为三个思想的时代，即笛卡尔和洛克的时代、康德与黑格尔的时代、马克思的时代。萨特断定，当代西方所处的正是马克思的时代，“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是处于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开始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注：萨特：《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辩证理性批判》上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海德格尔则断言：“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尔也没有在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注：海德格尔：《论人道主义》，《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80页。）。

在马克思人学中，对西方当代人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是其中所包含的人道主义旨趣、异化观、实践观、社会批判理论、以及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通过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文化状况的批判性关联，直接形成了在今天审视当代马克思主义状况时不可回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人学与当代西方人学、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人学研究的新景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还是人的问题，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的问题。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卢卡奇运用黑格尔的历史理性与辩证法思想，得出主体（即无产阶级）通过实践的态度与行动从而克服物化、摆脱异化、实现主体阶级意识的觉醒的总体性逻辑，这与马克思本人的《巴黎手稿》中的人学思想不期而遇；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则揭示出马克思的哲学是超越了传统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极对立模式的新的哲学形式，这本身就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相契合。在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哲学家那里，马克思人学主要表现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技术批判与工具理性批判活动。更多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对马克思感兴趣的西方哲学家、社会学家们，则通过运用马克思的相关人学理论，致力于剖析晚期资本主义主义时代的人的问题，诸如公共性问题、社会整合问题、经济伦理问题、环境哲学问题、后发展与新殖民主义问题、女性问题，等等。

马克思人学与西方当代人学的互动关系以及西方当代人学的思想演进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比如，在人本主义哲学“内部”，从唯意志哲学向生存主义哲学的演进、由生存主义哲学向所谓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转移以及对整个当代西方人学的批判与反思，都包含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强势作用，而这种强势作用又始终潜存着向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回复”。以卢卡奇为例，他的哲学就构成了马克思人学与生存主义发生关联的有效中介，萨特、梅洛一庞蒂以及海德格尔等人都直接从《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汲取了营养。卢卡奇的哲学努力还潜存着一种批判西方当代人本主义哲学并使之合理地导向马克思的内含着实践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努力。在卢卡奇看来，生存主义式的人本主义对人的设定同样也是将人的问题重新形而上学化。“如果一方面把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的存在的不可能性当作纯粹的（或无时间性的）事实，另一方面又用存在的入（不管是在过去、在将来，或者是作为一种应该）直接地，或者（结果是一样的）通过形而上学和神话的中介间接地与人的这一不存在相对抗，那末这只能导致含混不清地提出问题，而决不能指出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81页。）“因此，如果对于每一个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来说，物化是必然的直接的现实的话，那末它的克服也只能采用这样的形式：不断地、一再地努力通过与具体表现出的全部发展的矛盾具体联系起来，通过认识到这些矛盾对于全部发展所具有的固有意义，从实践上打破存在的物化结构”（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90页。）。可见，卢卡奇坚决反对象费尔巴哈那样将人性问题完全情感化和道德化，不幸的是，这种倾向在西方当代人学思潮中仍然十分严重——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的工作实际上是在继续深化马克思人学的历史理性批判活动。

马克思人学本身就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人自身生成的逻辑学，它所要凸显的是人的历史，即人的自我解放与自我创造的历史。马克思说得好：“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页。）但是，将人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分离开来，并且将人学降格为人的生物学，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经济决定论，却是二十世纪长达50年中人类思想对马克思人学的严重误解。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为的历史境况造成的——甚至于连卢卡奇这样的哲学家也不得不在后来驯服于某种理论教条。不过，由此造成的思想后果却不得不让历史本身来承担和消化[16]。苏联模式使许多并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人学思想的西方学人们留下了一个难以改变的成见：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唯经济决定论，但是对于众多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在于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与困境，反思、拓展和重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致力于揭示和发掘在当代这样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多元一体时代历史与人（文化）的同构关系（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人的研究重点在历史领域。其中，直接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题词的专著就可以列出许多：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现象概要》、《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材料》、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等等。）。这种努力实际上拓展了马克思人学的当代视野。

大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哲学看成是人学，又是对有意设立“两个马克思”（即“早期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还原为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回应。从对人的问题的关注层面而言，1845年以前的马克思与1945年以后的马克思确有区别，前者更多地是关注个体感性及人的总体性问题，后者更多的是强调人的社会性、公共性以及人的具体生活条件与生存状况，但绝不能由此断定后者就不再是人道主义的。“两个马克思”的观点决不是一种确定无疑的看法（注：基于具体问题阈的区别所导致的马克思思想在前后的客观差别，甚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也以某种方式再现，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表现出浓厚的个体主义关怀与社会批判旨趣，而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则带有鲜明的理性化与社会理解及建构旨向。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一“宗”正是根本的实践人学旨趣。没有理由认为1845年以后的马克思就不再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在类似的情况下恐怕也没有理由断言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就不再承担个体关注与社会批判功能——实际情况也许是，他们通过理性化的方式更为切实和建设性地承担着个体关怀与社会批判功能。）。阿尔都塞所谓“认识论断裂”，即早年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与成年的“科学主义的马克思”的二分法实际上是在走极端，这种二分法多半是基于阿尔都塞在并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对东方世界的某种想像性的迷恋，并不意味着对马克思前后思想的不同界面作出了某种理性的及科学的区分。按照弗洛姆的观点，并不需要把“早期马克思”或“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或“老年马克思”“一分为二”：“事实上，在《经济学—哲学手稿》（即巴黎手稿，引者注）中马克思所表达的关于人的基本的思想和在《资本论》中所表达的老年马克思的思想之间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马克思并没有……抛弃他的早期观点。”（注：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另外，如果把《巴黎手稿》看成是所谓“不成熟时期马克思的代表作品”（这是持“两个马克思”论者的基本看法），那么卢卡奇本人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却是一个反证：在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巴黎手稿》并没有面世，但卢卡奇通过引用马克思其它著作中的思想却得出了与《巴黎手稿》相一致的结论。

三

马克思人学对西方当代人学的更为深远的思想效应还在于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嵌入并继续影响着整个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现当代转换（注：西方当代人本主义本身就是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在当代的表现，本文将西方当代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区分开来，将西方人本主义看成是一场哲学运动，而将人文主义看成是一场更加宽泛的社会文化劳动。切入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现当代转换，则便于从更广泛的思想文化意义上探讨马克思人学对整个西方当代人学的意义。）。阿伦.布洛克曾将丹麦作家奥尔格.勃兰兑斯出版《取得现代突破的人们》的那一年即1883年确定为人类史进入现代的一年（注：参见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95—196页。）。勃兰兑斯第一次使用了“现代”一词，但是否就有理由称该词出现并流行起来的1883年为人类进入现代的起始点？！在编年史的意义上，1883年确实不同凡响，马克思本人正是在这一年逝世。不过，在马克思肉体的终结与已经蕴含于他的人学思想中、并且持续性地影响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现代性之间恐怕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现代性是现代的思想属性，只要现代性没有确立起来，那么现代本身就难以确定其起点，这一起点也许有理由一直延迟出场，因为现代性本身又意味着现代性问题的积累，问题就在于哪一种思想最大限度地容纳了现代性的广阔内涵与张力。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推出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马克思人学参与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之现当代转换，这表现在：马克思人学所包含的深刻的人道主义关怀、对现实社会的不懈的批判态度以及贯穿其中的关于人类自我解放的信念，直接成为现当代西方人文主义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或维度。但马克思人学对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之现当代转换的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这一转换所遭遇的问题困境，在于人文主义传统凭藉其自身逻辑而无法进一步延展开来的“历史”终结处。这一意义就是，面对当代西方人文主义的散漫、颓废与非理性的状况，马克思人学提供了一种正视人的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人生存的悖论状况的信念，以及相应的分析和处理人的问题时的历史理性方法。

如果说近代的人文主义传统还对人性，包括对科学所支撑着的理性精神有着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那么现当代的人文主义的重要特点则是对科学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怀疑与批判活动，但强势的科学技术与工业化背景反过来又导致当代人文主义本身的困惑及危机，人文主义的困境显示了当代人性的脆弱与萎顿。与近代人文主义相联系的描述是：理性、秩序和乐观，与现代人文主义相联系的描述则是异化、不连续性、分裂、焦虑。但如果认为靠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话语转换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装载这一系列生存论的焦虑及悖论性并置换为生活世界的平实，恐伯本身就是对生活的无知。走向生活世界确实是当代人学及人文主义的主导趋向，但生活世界的基础既不是某种超验世界，也不是一种散漫任意的体验活动，而是基于人的历史实践活动以及在此之上所形成的自觉的生存论建构（注：参见拙作：《生活世界话语的困限与生存论的自觉》，《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5期。）。这是在马克思人学中已经蕴含的方向。在马克思人学中，科学技术与工业既是其人性反思与批判活动的目标，同时又被看成是人的内在的本质规定性，“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0页。参见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6页。）对人性的信念是马克思人学的首要精神支柱。从气质上看，马克思人学当然蕴含着一种后现代性，但从其思想底质看，马克思人学却直接包含着一种稳实的、具有丰富的张力与开放性的现代性关怀与立场，这恐怕是当代哲学家如哈贝马斯等人能够通过马克思从而展开与后现代性的建设性对话的关键。马克思人学的现代性是不断延展开来的，有生存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有结构主义意义上的现代性，有解构主义意义上的现代性，这些现代性都已不同程度地呈现于当代思想文化中。然而，马克思人学所包含的社会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则尚未完全开显出来，这是与西方当代人文主义的尚未完成的转换联系在一起的。

西方当代人文主义当代转换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从20世纪前期那样一种片面的个人主义式的、充满着存在主义焦虑感的人文主义转换为蕴含着公共性与交往理性的现实的人文主义。这一转换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人文主义所固有的范式，并具体表现为社会结构与生活领域的转型。生存主义以及弗洛伊德主义的兴盛意味着那种传统的“用永生的生命关怀以及哲学意义上的形上关怀整合人的共同价值”的“公共领域的丧失”与“私人生活的迷失”[24]。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并没有实现当代意义上的分离。生存主义以及弗洛伊德主义确实凸显了生存的个体性问题，但这种凸显往往又伴发着某种病态的生存焦虑症，这种病症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有意撇开了与群体性及公共性之关联的产物，它看起来似乎是超越了个人与公共生活的现实依赖关系，但实质上正是无视公共生活范式的情感表现。事实上，在这种个体焦虑背后仍然存在着一种片面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设定，个体生存的这种症候正是由于用私人生活替代或僭越公共生活的结果。因此，随着六十年代以后生存主义以及弗洛伊德主义的衰落，代之而起的必然是公共领域以及私人领域的重建与分离，相应的人文主义旨趣则表现在确立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差异与界限，表现在对公共领域的解释、评价、以及建设性的批判活动。

在西方当代人文主义的上述重要变化中，马克思人学及其政治哲学一直是作为一项强有力的思想资源介入其中的。马克思的人文主义本身就包含着政治哲学，而且必然要表现为现实的社会政治关怀，人的社会政治活动是20世纪前期的西方人文主义有意忽略了的，60年代以后的人文主义则致力于思考和建构文化与政治的内在关联。马克思通过对基督教神学以及资本主义结构的批判性解构，已经蕴示着传统的公共领域以及私人领域的衰落与丧失，而传统国家功能的逐渐消弱必然要求重建公共领域并规范私人领域，其中，马克思所特别关注的问题则在于如何理解个人。马克思并不否定个人，相反，“个人的全面发展”正是马克思全部人学的归宿，但个人必须同时是现实中的个人。“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30页。）。个人之所以成为现实中的个人，只是由于个人充分考虑到了现实中的个人的条件与规范，从其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寻求到了其作为个体存在的规定性，这意味着“个人”真正从那种“私人等级”式的“狭隘的、利己主义的个人”上升为“现代国家制度的私人”，也即从狭隘的“市民”成为具有政治意义和政治效能的“真正的公民”，并通过公民社会“进入自己的个体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41页。）。在这里，“私人等级”、“狭隘的市民”、“狭隘的、利己主义的个人”正是片面的个人主义的典型表现。这其实是马克思人学开出其政治哲学的关键，对马克思来说，如何超越片面的个人主义至关重要（为他本人所批判的无政府主义的现实表现就是个人主义），而超越无政府主义或片面的个人主义的结果就是走向一种切实可行的社会公共范式——这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西方人文主义的当代转换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则在于是否能够实现从西方人文主义向人类性人文主义的转换。人类性有两个规定性：其一是总体的人类性理解，既包含一种健全成熟的人类中心主义理念，也包含从超越于一般生命物的意义上理解人类生命的类哲学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总体的人类性理解直接预设着一种先行的思维规定性与思想立场。其二是一个现实的政治性概念，在这一规定性中，任何一个主体首先要确定的是自己是否有能力和理由代表人类整体，并承担作为人类整体中的一员应当承担和享有的权利、义务与责任。上述两个规定性，可以看成是人类性的理想性与现实性两重维度。仅仅只是第一个规定性，很可能还是一种抽象的逻辑设定，这一设定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已经确立起来了。仅仅只是第二种规定性，那么这样的人类性还只能算作是狭隘的地域性、民族性及私人性。只有同时包含着上述两个规定性或维度，这样的人文主义才真正具有人类性的意义。历史时代正在走向世界历史时代或曰全球化时代，但是，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人类文化却没有造就出真正人类性的人文主义，这当然与所谓世界历史时代或全球化时代并未真正来临相关——作为问题的全球化其实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本身就构成了对人类性人文主义的限制——但同时也与某种冥顽不化的自我中心主义观念有关。西方当代人文主义的一个困境就在于难以跳出西方中心主义。西方文化传统将“人类”直接置换成“西方”，视非西方为“非我族类”，一个多世纪以来非西方奋起直追的现代化运动使非西方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人类身份，西方思想文化中逐渐包含了非西方意识，但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

人学范文篇5

一、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和人的特性

所谓人的本质就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性质，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原因和根据。人作为自然界的一种最高存在物，必然和自然界中的其他动物一样具有某种共同的自然属性，但人之所以和自然界的其他动物不同，就在于人具有特殊的社会属性，这种特殊的属性就是人的社会本质。人的社会本质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

第一，以制造和使用工具为特征的物质生产劳动，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根本标志。马克思曾经说过：“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即劳动是人的本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恩格斯指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人则改变自然界使之为自己服务，“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要劳动，人就要制造和使用工具；同时，人与人之间必须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否则生产劳动便不可能进行。正是根据马恩的思想，指出：人和动物“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

第二，人的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即具有“自觉能动性”，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又一特点。马克思说：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恩格斯也指出：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凭激情或经过思虑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正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进一步指出：“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7页。）

第三，人的社会性即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人的本质最集中的表现。人总是和一定的社会关系内在联系着的，并且存在于和活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因而具有社会性。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人们赖以存在并活动于其中的社会关系总体。正是这种社会关系总体规定着个人、社会集团、阶级的特殊本质。所以，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具体的社会关系即人的社会性是人们互相区别的根本标准，是人的本质的集中表现。坚持和发挥了这个观点，指出：“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动物，不是植物、矿物，这是无疑的、无问题的。”（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页。）

人的本质的上述方面或层次是相互联系的。物质生产劳动是基础；自觉能动性是物质生产劳动所派生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最深刻的、最根本的本质，它支配和贯穿于其他方面的本质之中。前两个方面或层次是人所共有的，它们只能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只能是人区别于动物的规定性，而不可能是人们之间相互区别的规定性。所以社会性是人的根本的社会本质，是人的根本特性。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社会性主要表现为阶级性。只有把人置于以特定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特定的社会关系之总和中，并对他们所处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进行综合的观察和分析，才能把人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才能真正把握现实的人，才能深刻地揭示人的本质。

人的本质又是具体的历史的，不是抽象不变的。这是因为作为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是具体的。在社会历史长河中各个不同阶段里，由于社会生产发展的状况不同，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也就不同，因而人的社会本质也就不相同。因此要求我们不能“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注：《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页。）。

与人的本质密切联系的是人的价值问题。人的本质决定人的价值，而人的价值及其实现又体现着人的本质。只有正确理解人的本质，才能正确了解人的价值。而正确把握人的价值，又有助于更加具体而深刻地理解人的本质。

价值是指客体满足主体之需要的作用和意义。价值必须在主体需要和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相互关系中得到确定和表现。人的价值是一切价值形态中最有价值的价值。所以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注：《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2页。）

由人的本质即社会性所决定，个人必然要与集体、社会发生相互关系，因此人的价值可分为社会价值和个人自我价值两个方面。人的社会价值指个人对集体、社会所尽的责任和义务，为集体、社会所作的贡献；个人自我价值指社会满足个人（或群体）生存发展的需要的情况，即每个人的权利和地位问题。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是有机联系、辩证统一的，但在两个方面之中，社会价值是主要的、主导的方面。因此，每个个人都应该把对集体、社会的贡献摆在首位，同时，集体、社会又要适当满足个人正当的合理的需要。如何看待和评价社会价值和个人自我价值的关系，体现出不同的人的价值观来。

青年的价值观是个人价值至上的价值观。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写道：“离群索居诚哉不堪，然社会为个人而设，非个人为社会而设也。”（注：《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页。）他十分强调“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注：《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152页。）。可见他的价值观虽然是唯心的，但同反对封建专制、追求个性解放联系在一起，具有进步作用。在他世界观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特别重视人的社会价值。他提倡集体主义，提倡以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强调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结合，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要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利益。共产党员要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强调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但晚年有过分强调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原则的倾向。

与人的本质和价值密切联系的是人的特性。人的本质和价值规定和制约着人的特性，而人的特性则是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具体地表现出人的本质和价值来，其中最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性和个性、群体性和个体性的统一。

人在物质生产劳动中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并结成一定的相互关系，从而形成了社会。人总是生存于和活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并通过各种社会形式、各种社会构成单位，参与社会活动，了解社会生活。社会既然是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现实基础，就必然从多方面规定和影响着人的存在和发展，因此人本质上是社会存在物、是社会的人，因而具有社会性。然而，现实的人所生活和活动于其中的经济地位、周围环境、所受的教育、所经历的人生道路等等，都是各不相同的，这就决定每个人必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个性。离开人的个性观察人，也是不能真正了解现实的具体的人的。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由于经济关系、需要、利益、目标和理想等相一致，便以此为纽带而紧密联系和组成联合体、群体。任何现实的人总是一定群体中的成员。任何群体都是由一定数量的个体组成的，并且都受个体的状况和作用的影响。因此，群体和个体是辩证统一的。现实的人总是群体性和个体性的辩证统一。

在谈到群体性和个体性问题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党性和个性问题时指出：“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注：《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页。）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对此更有所发挥。他说：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发展个性，其实这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正是要解除这些束缚，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他指出：“说共产党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的意见不是正确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是摧残个性的，使中国人民不能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身体也不能发展，精神也不能发展，都受到了摧残。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要求独立！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

第二，实践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人之所以成为人并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要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是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性形成发展的基础。可见实践性是人所固有的，是和社会性内在联系着的。实践性是人的社会本质的体现和对象化，是人的一种客观规定性。实践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因此，实践性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基本内容，但主体性不仅包括实践性，而且还包括人的能动性和自我调控性等内容。实践性和主体性是辩证的统一。离开实践性去了解主体性，就会把主体性抽象化；离开了主体性去了解实践性，就会把实践庸俗化。所以在讲实践性时总是把它同知识、情感、意志等主体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讲主体性时又同实践性联系在一起。

第三，能动性和受制性的统一。

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的，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表现。但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发挥是要受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制约的。只有尊重客观条件，符合客观规律，自觉能动性才能得到正确的有效的发挥，才能在实践中获得成功。反之，不顾客观条件，违背客观规律行事，就要受到惩罚，就会在实践中失败。因此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必须把能动性和受制性辩证统一起来。

第四，自觉性与自发性的统一。

人在实践中具有正确认识世界的能力和可能性，以及运用这种认识去指导行动的可能性。一旦这种能力和可能性得到体现和变为现实，就确认了人的自觉性。但人们不能穷尽一切事物和它的规律，因此人的行动又往往带有自发性、盲目性。因而，人的行动是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统一。

二、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

人类的生存发展过程以及人们创造历史的过程就是争取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提高人的价值的过程。

自由的含义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层次的复杂的。自由既有哲学含义，又是一个政治历史范畴。自由首先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是劳动的产物。人类从自然界分化出来后其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同整个世界（包括社会）的关系问题。在自然界、社会的客观规律面前，人能不能达到自己改造世界的目的，这就是所谓自由问题。人类从自然界分化出来的过程，是同人类劳动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分不开的。因此，自由首先是劳动的产物，并随着人类物质生产劳动的发展而发展。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不能不从事物质生产劳动，把“外在的必然”转化为“为我的必然”，从而获得自由。恩格斯说：“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页。）所以，自由不是认识活动和改造活动本身，而是人们认识必然性和利用必然性为自己服务的那种能力，是人在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自觉、自为、自主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论述了自由的一般含义（哲学含义），而且阐明了“哲学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联系和区别，指出所谓政治自由不过是整个人类一般自由的一个方面、一种特殊形态，它涉及的是人和人的关系，与制度、法制、纪律相对待，也是以必然性为前提的，依赖于对社会政治生活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利用，政治自由有其阶级性，各阶级都为自己的政治自由而斗争。

的贡献首先是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自由的含义从认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他说：“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5页。）“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经过反复的实践，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认识了必然性。“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3页。）在谈到人的自觉能动性在战争中表现为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时，他说：“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7页。）可见他是把自由看作是主动性的表现，不自由是被动性地位的表现。灵活性是说明指挥员审时度势而采取及时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不仅如此，还阐明了政治自由的具体性、相对性和阶级性，以及政治自由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意义。指出：“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1页。）民主和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民主要受到集中的制约，自由要受到纪律的制约。他强调民主革命时期，争取民主自由既是实现革命胜利的必要手段和条件，也是革命的基本内容和所要达到的目的；社会主义时期，人民的国家要采取措施，切实保障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得以实现。

其次是指明了人们从必然达到自由的诸多条件。条件之一是，要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他说：“人们为了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9页。）条件之二是，不断消除错误和盲目的必然性。认为，在认识过程中，当人们还没有认识客观必然性，处于盲目状态时，总是要犯错误的。只有不断消除错误和盲目性，人们才能逐步获得自由。条件之三是，主体必须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注：《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主体认识能力的提高，是获得自由必不可少的条件。条件之四是，必须不断创造和改进“认识工具”，人是制造工具以从事生产劳动的动物。人要在实践中获得自由，就必须不断地创造和改进自己的生产工具，这种生产工具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认识工具。说：“认识工具”这个概念有点道理，在“认识工具”这个概念中还要包括镢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用镢头、机器等改造世界，我们的认识就逐渐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望远镜是人的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这就是说，人们变革环境，改造世界，获得自由不能不使用工具，而改造世界的工具就是认识世界的工具。认识工具的创造和改进大大提高了人的认识能力，不断扩展着人们认识的广度和深度。认识工具是人类认识水平的尺度，它凝结着人类的集体智慧，是认识的社会性和能动性的集中表现。

再次是从历史观、认识论上阐明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化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本来是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不同社会状态的本质的范畴。“必然王国”是指人被物化的社会关系所支配的社会状态，“自由王国”则是指人支配自己的社会关系即人支配物的社会状态。马恩借助这对范畴正确地阐明了自然领域的自由和社会领域的自由的联系和区别，从而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历史领域自由的实质。所谓“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就是从一种社会状态向另一种全新的、合理的社会状态过渡，即由人受历史必然性统治状态向人支配历史必然性的状态过渡，由人受社会关系支配状态向人支配社会关系状态过渡，即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这个过渡的关键是要有以剩余劳动为基础的“自由时间”的出现。因为人类的自由王国是依靠“自由时间”建筑起来的。有了“自由时间”，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才有活动的自主权、主动权，才有人类能力的发展，才有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必须有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即必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人类社会走向自由王国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历史过程。

继承和发展了马恩的这一思想。他指出：独立性、个性、自由是一个意义的东西，这是财产所有权的产物。中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有财产所有权，他们使大批的人破产，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破产，财产集中在他们手里，他们自己有独立性、个性、自由，而广大人民丧失了财产所有权，也就没有独立性、个性、自由。因此要恢复他们的独立性、个性、自由，就要进行革命斗争，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大力发展生产力。不仅如此，认为，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人们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史并没有完结。他从历史观和认识论的高度对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引申和扩展。他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5页。）由必然向自由转化的无限性，要求我们坚持自由与必然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每一个人、每一代人只能根据一定的历史条件来认识必然，改造世界，争取一定限度的自由，而不可能达到绝对的自由。另一方面，必然向自由的转化是一个世世代代无穷无尽的连续发展过程。任何一个人、一代人取得的自由都是整个人类自由链条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它既是前人自由的直接继承和必然发展，又是后人将要取得自由的必要准备和新的起点。因此，人类要不断地获得和保持自由，就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晚年在哲学自由问题上，有忽视客观规律，夸大意志作用的唯心主义倾向；在政治自由问题上，他把民主自由仅仅看作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没有从法制上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把争民主、争自由一律看作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阶级斗争的表现而加以批判。

人从自然和社会的盲目必然性的支配下解放出来，获得驾驶和利用客观规律的自由，就意味着人的解放。解放和自由是同等程度的概念。人的解放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指从自然力和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获得解放，得到自由；与此相联系，还包括人的思想解放，即从旧思想、旧观念、旧传统和旧模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使中国人民不仅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成为新社会的主人，而且要使他们从旧社会的旧思想、旧观念、旧传统、旧习惯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他特别提倡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干。他提出的农业机械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向自然界开战，就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从自然力的束缚下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然界的主人。还指出，在人的解放过程中，全人类的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的一致性。他强调，无产阶级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纪律性；身受多重压迫，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它本身没有特殊的阶级私利，它的阶级利益同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完全一致，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解放全人类。

与人的解放相联系的是人的发展问题。人的发展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同社会解放、社会进步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一致的。

马克思在把人类社会发展史划分为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三大社会形态依次发展的同时，相应地指出了人的发展的三大阶段，即“具有原始丰富性的人”、“异化的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三大阶段。他特别强调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页。）。所谓“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就社会方面来说，就是要使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社会关系的主人，自己本身的主人（掌握自己的命运），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就是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协调一致；就个人方面来说，就是要有充分的“自由时间”来自由全面发展自己的德智体和个性，可以根据社会的需要和个人的兴趣自由地选择职业，使人的自我价值得到充分实现。

一向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作为我们长期的奋斗目标。他要求干部“又红又专”、“能文能武”，要求青年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要求全体人民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营造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些都是他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和社会主义全面进步的思想。不庸讳言，晚年在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上，也有过一些离开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分工状况的空想成分。如所谓人人都要学工学农学军；所谓“六亿神州尽舜尧”，人人都要成为至圣至善的圣人等等，但总的来说，他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思想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人性、人权、人道主义

这里讲的“人性”，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与人的本质、价值相联系的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是：有没有一般的共同的人性，即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的人性中是否具有某些共同点，是否具有跟神性、兽性、非人性、反人性相对待的东西。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过一段话：“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0页。）这段话现在看来，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又有不完全的地方。正确的方面是指出了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人性一般带有阶级性，批判了超阶级的人性论；不完全的地方是实际上否认了一般的共同的人性，把人性归结为阶级性，对于实际生活带来了不良影响。

应该承认，无论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存在着“人性”这种东西。因为“人性”是对人类共同性的一种科学抽象，是从各色各样的具体的人中抽象出来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如自己所说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子的区别，中国人、外国人的区别，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注：《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5页。）人是社会的动物，社会性是人的本质的科学抽象，社会性就是共同的人性。但是共性（一般）只存在于个性（个别）之中，共同的人性（社会性）只存在于具体的人性之中。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不同的社会集团的人性又是不同的、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不同，人性也就不同。但不管怎样，“人”的概念、“人性”还是存在，不是虚构的。

至于“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这个提法似有绝对化的毛病。的确，在阶级社会里，由于受阶级的影响，很大一部分人性带上了阶级的色彩，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但不能说人性就是阶级性。因为阶级性并非人的唯一特性。此外还有别的特性，人性概念大于阶级性概念。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关系除阶级关系外，还有其他关系，如民族关系、血缘关系、关系、乡里关系、师生关系等等。不仅如此，在阶级社会里，还有不带阶级性的一般人性，即不同阶级的人们所共同具有的东西。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各阶级的人也有某些共同的审美感受。

承认共同的人性，是不是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论？不是，所谓超阶级的人性论，是认为人性（共同人性）能够超越（消除）人们之间存在的阶级差别（阶级性），具有超越（消除）阶级对立的力量和作用。其实，共同的人性是不可能消除阶级利益的对立，不可能填平阶级对立的鸿沟的。否认共同的人性的后果，一方面是把人性等同于阶级性，把社会关系等同于阶级关系，强调“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一切、观察一切”，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另一方面是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践踏人性，导致非人性甚至反人性的行为不断发生，给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

既然承认人有共同特征，人有无上的价值，人就应当有做人的权利即人权。所谓人权就是指人身自由及其他民主权利。在阶级社会里，人权有其阶级性。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针对封建专制对人性的践踏，资产阶级进步的政治家在个性自由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权这一概念。他们鼓吹“天赋人权”的思想，直接以人权作为反对封建专制、进行民主革命的武器，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当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人权成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由于处于被剥削压迫的地位，人权对他们来说是一纸空文。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剥削制度，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他们的民主权利有了根本保障，人权得到真正实现。近年来，人权问题成了国际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西方敌对势力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的内政，甚至发动侵略战争。因此，对于人权问题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历来反对“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观念，但是他特别强调人民当家作主，要求真正实现宪法所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他说：没有什么“天赋人权”，人权靠斗争得来，只有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谁赋予的？是老百姓赋予的。又说：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的自由，我们要采取措施保证这些权利的实现。他还强调，人民管理上层建筑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他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就没有工作权、受教育权、休息权等等。”（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1959-1960)。）这个思想是极其深刻的。

讲了人性、人权，自然要讲人道主义。所谓人道主义就是指强调人的地位，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的一种思想体系。人道主义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之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论基础之上的。它从抽象的人和人性出发，认为历史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动力在于人类的善良天性或理性；它以利己主义为核心，其政治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符合他们“理性”的资本主义制度。这种人道主义具有进步和虚伪的两重性。从它产生之时起，就既有反宗教、反神权、反封建专制及其人身依附关系的进步性；又有用“自由、平等、博爱”、“等价交换”、“公平贸易”的假象去掩盖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的欺骗性。

马克思主义在分析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时，从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出发来考察人，批判和扬弃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脱离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来理解人的抽象性，认为人是“现实的人”、“具体的人”，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发展着的人，把抽象的人道主义改造成为现实的人道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我们今天宣传和实行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表现形式，也是革命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革命战争条件下的表现形式）的继承和发展。

在革命战争年代明确提出了“革命人道主义”的口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求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1939年12月1日为悼念白求恩写下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题词。这虽然是作为医疗卫生工作方面的口号提出来的，但它不仅仅限于医疗卫生工作，已经扩展为我们的一项重要的伦理道德原则。在实际工作中，已把人道主义原则运用到待人处事的许多方面。

——怎样对待群众？认为要尊重群众，以平等态度待人。

——怎样对待犯错误的同志？1942年时就提出要“与人为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会主义时期提出“团结——批评——团结”、“一看二帮”，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关系。

——怎样对待敌人营垒中可以争取团结的力量？提出“既往不咎”、“以礼相待”的方针。

——怎样对待俘虏？历来主张优待俘虏，不如侮辱。

人学范文篇6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1)03-0051-07

人学思想在哲学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思想的中心问题，就是解决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解决人的存在发展、自由解放的问题。的人学思想包括关于人的本质、价值、特性，人的自由解放和人性、人权、人道主义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它表现在《实践论》、《矛盾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人的基本特征及其他》、《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等著作之中。

一、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和人的特性

所谓人的本质就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性质，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原因和根据。人作为自然界的一种最高存在物，必然和自然界中的其他动物一样具有某种共同的自然属性，但人之所以和自然界的其他动物不同，就在于人具有特殊的社会属性，这种特殊的属性就是人的社会本质。人的社会本质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

第一，以制造和使用工具为特征的物质生产劳动，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根本标志。马克思曾经说过：“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即劳动是人的本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恩格斯指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人则改变自然界使之为自己服务，“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要劳动，人就要制造和使用工具；同时，人与人之间必须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否则生产劳动便不可能进行。正是根据马恩的思想，指出：人和动物“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

第二，人的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即具有“自觉能动性”，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又一特点。马克思说：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恩格斯也指出：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凭激情或经过思虑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正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进一步指出：“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7页。）

第三，人的社会性即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人的本质最集中的表现。人总是和一定的社会关系内在联系着的，并且存在于和活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因而具有社会性。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人们赖以存在并活动于其中的社会关系总体。正是这种社会关系总体规定着个人、社会集团、阶级的特殊本质。所以，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具体的社会关系即人的社会性是人们互相区别的根本标准，是人的本质的集中表现。坚持和发挥了这个观点，指出：“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动物，不是植物、矿物，这是无疑的、无问题的。”（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页。）

人的本质的上述方面或层次是相互联系的。物质生产劳动是基础；自觉能动性是物质生产劳动所派生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最深刻的、最根本的本质，它支配和贯穿于其他方面的本质之中。前两个方面或层次是人所共有的，它们只能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只能是人区别于动物的规定性，而不可能是人们之间相互区别的规定性。所以社会性是人的根本的社会本质，是人的根本特性。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社会性主要表现为阶级性。只有把人置于以特定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特定的社会关系之总和中，并对他们所处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进行综合的观察和分析，才能把人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才能真正把握现实的人，才能深刻地揭示人的本质。

人的本质又是具体的历史的，不是抽象不变的。这是因为作为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是具体的。在社会历史长河中各个不同阶段里，由于社会生产发展的状况不同，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也就不同，因而人的社会本质也就不相同。因此要求我们不能“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注：《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页。）。

与人的本质密切联系的是人的价值问题。人的本质决定人的价值，而人的价值及其实现又体现着人的本质。只有正确理解人的本质，才能正确了解人的价值。而正确把握人的价值，又有助于更加具体而深刻地理解人的本质。

价值是指客体满足主体之需要的作用和意义。价值必须在主体需要和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相互关系中得到确定和表现。人的价值是一切价值形态中最有价值的价值。所以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注：《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2页。）

由人的本质即社会性所决定，个人必然要与集体、社会发生相互关系，因此人的价值可分为社会价值和个人自我价值两个方面。人的社会价值指个人对集体、社会所尽的责任和义务，为集体、社会所作的贡献；个人自我价值指社会满足个人（或群体）生存发展的需要的情况，即每个人的权利和地位问题。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是有机联系、辩证统一的，但在两个方面之中，社会价值是主要的、主导的方面。因此，每个个人都应该把对集体、社会的贡献摆在首位，同时，集体、社会又要适当满足个人正当的合理的需要。如何看待和评价社会价值和个人自我价值的关系，体现出不同的人的价值观来。

青年的价值观是个人价值至上的价值观。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写道：“离群索居诚哉不堪，然社会为个人而设，非个人为社会而设也。”（注：《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页。）他十分强调“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注：《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152页。）。可见他的价值观虽然是唯心的，但同反对封建专制、追求个性解放联系在一起，具有进步作用。在他世界观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特别重视人的社会价值。他提倡集体主义，提倡以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强调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结合，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要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利益。共产党员要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强调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但晚年有过分强调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原则的倾向。

与人的本质和价值密切联系的是人的特性。人的本质和价值规定和制约着人的特性，而人的特性则是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具体地表现出人的本质和价值来，其中最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性和个性、群体性和个体性的统一。

人在物质生产劳动中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并结成一定的相互关系，从而形成了社会。人总是生存于和活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并通过各种社会形式、各种社会构成单位，参与社会活动，了解社会生活。社会既然是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现实基础，就必然从多方面规定和影响着人的存在和发展，因此人本质上是社会存在物、是社会的人，因而具有社会性。然而，现实的人所生活和活动于其中的经济地位、周围环境、所受的教育、所经历的人生道路等等，都是各不相同的，这就决定每个人必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个性。离开人的个性观察人，也是不能真正了解现实的具体的人的。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由于经济关系、需要、利益、目标和理想等相一致，便以此为纽带而紧密联系和组成联合体、群体。任何现实的人总是一定群体中的成员。任何群体都是由一定数量的个体组成的，并且都受个体的状况和作用的影响。因此，群体和个体是辩证统一的。现实的人总是群体性和个体性的辩证统一。

在谈到群体性和个体性问题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党性和个性问题时指出：“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注：《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页。）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对此更有所发挥。他说：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发展个性，其实这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正是要解除这些束缚，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他指出：“说共产党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的意见不是正确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是摧残个性的，使中国人民不能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身体也不能发展，精神也不能发展，都受到了摧残。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要求独立！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

第二，实践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人之所以成为人并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要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是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性形成发展的基础。可见实践性是人所固有的，是和社会性内在联系着的。实践性是人的社会本质的体现和对象化，是人的一种客观规定性。实践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因此，实践性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基本内容，但主体性不仅包括实践性，而且还包括人的能动性和自我调控性等内容。实践性和主体性是辩证的统一。离开实践性去了解主体性，就会把主体性抽象化；离开了主体性去了解实践性，就会把实践庸俗化。所以在讲实践性时总是把它同知识、情感、意志等主体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讲主体性时又同实践性联系在一起。

第三，能动性和受制性的统一。

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的，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表现。但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发挥是要受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制约的。只有尊重客观条件，符合客观规律，自觉能动性才能得到正确的有效的发挥，才能在实践中获得成功。反之，不顾客观条件，违背客观规律行事，就要受到惩罚，就会在实践中失败。因此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必须把能动性和受制性辩证统一起来。

第四，自觉性与自发性的统一。

人在实践中具有正确认识世界的能力和可能性，以及运用这种认识去指导行动的可能性。一旦这种能力和可能性得到体现和变为现实，就确认了人的自觉性。但人们不能穷尽一切事物和它的规律，因此人的行动又往往带有自发性、盲目性。因而，人的行动是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统一。

二、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

人类的生存发展过程以及人们创造历史的过程就是争取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提高人的价值的过程。

自由的含义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层次的复杂的。自由既有哲学含义，又是一个政治历史范畴。自由首先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是劳动的产物。人类从自然界分化出来后其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同整个世界（包括社会）的关系问题。在自然界、社会的客观规律面前，人能不能达到自己改造世界的目的，这就是所谓自由问题。人类从自然界分化出来的过程，是同人类劳动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分不开的。因此，自由首先是劳动的产物，并随着人类物质生产劳动的发展而发展。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不能不从事物质生产劳动，把“外在的必然”转化为“为我的必然”，从而获得自由。恩格斯说：“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页。）所以，自由不是认识活动和改造活动本身，而是人们认识必然性和利用必然性为自己服务的那种能力，是人在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自觉、自为、自主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论述了自由的一般含义（哲学含义），而且阐明了“哲学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联系和区别，指出所谓政治自由不过是整个人类一般自由的一个方面、一种特殊形态，它涉及的是人和人的关系，与制度、法制、纪律相对待，也是以必然性为前提的，依赖于对社会政治生活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利用，政治自由有其阶级性，各阶级都为自己的政治自由而斗争。

的贡献首先是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自由的含义从认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他说：“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5页。）“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经过反复的实践，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认识了必然性。“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3页。）在谈到人的自觉能动性在战争中表现为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时，他说：“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7页。）可见他是把自由看作是主动性的表现，不自由是被动性地位的表现。灵活性是说明指挥员审时度势而采取及时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不仅如此，还阐明了政治自由的具体性、相对性和阶级性，以及政治自由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意义。指出：“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1页。）民主和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民主要受到集中的制约，自由要受到纪律的制约。他强调民主革命时期，争取民主自由既是实现革命胜利的必要手段和条件，也是革命的基本内容和所要达到的目的；社会主义时期，人民的国家要采取措施，切实保障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得以实现。

其次是指明了人们从必然达到自由的诸多条件。条件之一是，要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他说：“人们为了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9页。）条件之二是，不断消除错误和盲目的必然性。认为，在认识过程中，当人们还没有认识客观必然性，处于盲目状态时，总是要犯错误的。只有不断消除错误和盲目性，人们才能逐步获得自由。条件之三是，主体必须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注：《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主体认识能力的提高，是获得自由必不可少的条件。条件之四是，必须不断创造和改进“认识工具”，人是制造工具以从事生产劳动的动物。人要在实践中获得自由，就必须不断地创造和改进自己的生产工具，这种生产工具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认识工具。说：“认识工具”这个概念有点道理，在“认识工具”这个概念中还要包括镢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用镢头、机器等改造世界，我们的认识就逐渐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望远镜是人的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这就是说，人们变革环境，改造世界，获得自由不能不使用工具，而改造世界的工具就是认识世界的工具。认识工具的创造和改进大大提高了人的认识能力，不断扩展着人们认识的广度和深度。认识工具是人类认识水平的尺度，它凝结着人类的集体智慧，是认识的社会性和能动性的集中表现。

再次是从历史观、认识论上阐明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化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本来是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不同社会状态的本质的范畴。“必然王国”是指人被物化的社会关系所支配的社会状态，“自由王国”则是指人支配自己的社会关系即人支配物的社会状态。马恩借助这对范畴正确地阐明了自然领域的自由和社会领域的自由的联系和区别，从而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历史领域自由的实质。所谓“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就是从一种社会状态向另一种全新的、合理的社会状态过渡，即由人受历史必然性统治状态向人支配历史必然性的状态过渡，由人受社会关系支配状态向人支配社会关系状态过渡，即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这个过渡的关键是要有以剩余劳动为基础的“自由时间”的出现。因为人类的自由王国是依靠“自由时间”建筑起来的。有了“自由时间”，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才有活动的自主权、主动权，才有人类能力的发展，才有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必须有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即必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人类社会走向自由王国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历史过程。

继承和发展了马恩的这一思想。他指出：独立性、个性、自由是一个意义的东西，这是财产所有权的产物。中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有财产所有权，他们使大批的人破产，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破产，财产集中在他们手里，他们自己有独立性、个性、自由，而广大人民丧失了财产所有权，也就没有独立性、个性、自由。因此要恢复他们的独立性、个性、自由，就要进行革命斗争，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大力发展生产力。不仅如此，认为，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人们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史并没有完结。他从历史观和认识论的高度对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引申和扩展。他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5页。）由必然向自由转化的无限性，要求我们坚持自由与必然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每一个人、每一代人只能根据一定的历史条件来认识必然，改造世界，争取一定限度的自由，而不可能达到绝对的自由。另一方面，必然向自由的转化是一个世世代代无穷无尽的连续发展过程。任何一个人、一代人取得的自由都是整个人类自由链条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它既是前人自由的直接继承和必然发展，又是后人将要取得自由的必要准备和新的起点。因此，人类要不断地获得和保持自由，就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晚年在哲学自由问题上，有忽视客观规律，夸大意志作用的唯心主义倾向；在政治自由问题上，他把民主自由仅仅看作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没有从法制上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把争民主、争自由一律看作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阶级斗争的表现而加以批判。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人从自然和社会的盲目必然性的支配下解放出来，获得驾驶和利用客观规律的自由，就意味着人的解放。解放和自由是同等程度的概念。人的解放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指从自然力和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获得解放，得到自由；与此相联系，还包括人的思想解放，即从旧思想、旧观念、旧传统和旧模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使中国人民不仅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成为新社会的主人，而且要使他们从旧社会的旧思想、旧观念、旧传统、旧习惯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他特别提倡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干。他提出的农业机械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向自然界开战，就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从自然力的束缚下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然界的主人。还指出，在人的解放过程中，全人类的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的一致性。他强调，无产阶级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纪律性；身受多重压迫，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它本身没有特殊的阶级私利，它的阶级利益同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完全一致，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解放全人类。

与人的解放相联系的是人的发展问题。人的发展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同社会解放、社会进步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一致的。

马克思在把人类社会发展史划分为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三大社会形态依次发展的同时，相应地指出了人的发展的三大阶段，即“具有原始丰富性的人”、“异化的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三大阶段。他特别强调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页。）。所谓“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就社会方面来说，就是要使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社会关系的主人，自己本身的主人（掌握自己的命运），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就是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协调一致；就个人方面来说，就是要有充分的“自由时间”来自由全面发展自己的德智体和个性，可以根据社会的需要和个人的兴趣自由地选择职业，使人的自我价值得到充分实现。

一向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作为我们长期的奋斗目标。他要求干部“又红又专”、“能文能武”，要求青年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要求全体人民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营造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些都是他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和社会主义全面进步的思想。不庸讳言，晚年在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上，也有过一些离开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分工状况的空想成分。如所谓人人都要学工学农学军；所谓“六亿神州尽舜尧”，人人都要成为至圣至善的圣人等等，但总的来说，他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思想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人性、人权、人道主义

这里讲的“人性”，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与人的本质、价值相联系的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是：有没有一般的共同的人性，即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的人性中是否具有某些共同点，是否具有跟神性、兽性、非人性、反人性相对待的东西。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过一段话：“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0页。）这段话现在看来，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又有不完全的地方。正确的方面是指出了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人性一般带有阶级性，批判了超阶级的人性论；不完全的地方是实际上否认了一般的共同的人性，把人性归结为阶级性，对于实际生活带来了不良影响。

应该承认，无论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存在着“人性”这种东西。因为“人性”是对人类共同性的一种科学抽象，是从各色各样的具体的人中抽象出来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如自己所说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子的区别，中国人、外国人的区别，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注：《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5页。）人是社会的动物，社会性是人的本质的科学抽象，社会性就是共同的人性。但是共性（一般）只存在于个性（个别）之中，共同的人性（社会性）只存在于具体的人性之中。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不同的社会集团的人性又是不同的、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不同，人性也就不同。但不管怎样，“人”的概念、“人性”还是存在，不是虚构的。

至于“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这个提法似有绝对化的毛病。的确，在阶级社会里，由于受阶级的影响，很大一部分人性带上了阶级的色彩，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但不能说人性就是阶级性。因为阶级性并非人的唯一特性。此外还有别的特性，人性概念大于阶级性概念。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关系除阶级关系外，还有其他关系，如民族关系、血缘关系、关系、乡里关系、师生关系等等。不仅如此，在阶级社会里，还有不带阶级性的一般人性，即不同阶级的人们所共同具有的东西。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各阶级的人也有某些共同的审美感受。

承认共同的人性，是不是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论？不是，所谓超阶级的人性论，是认为人性（共同人性）能够超越（消除）人们之间存在的阶级差别（阶级性），具有超越（消除）阶级对立的力量和作用。其实，共同的人性是不可能消除阶级利益的对立，不可能填平阶级对立的鸿沟的。否认共同的人性的后果，一方面是把人性等同于阶级性，把社会关系等同于阶级关系，强调“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一切、观察一切”，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另一方面是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践踏人性，导致非人性甚至反人性的行为不断发生，给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

既然承认人有共同特征，人有无上的价值，人就应当有做人的权利即人权。所谓人权就是指人身自由及其他民主权利。在阶级社会里，人权有其阶级性。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针对封建专制对人性的践踏，资产阶级进步的政治家在个性自由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权这一概念。他们鼓吹“天赋人权”的思想，直接以人权作为反对封建专制、进行民主革命的武器，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当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人权成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由于处于被剥削压迫的地位，人权对他们来说是一纸空文。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剥削制度，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他们的民主权利有了根本保障，人权得到真正实现。近年来，人权问题成了国际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西方敌对势力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的内政，甚至发动侵略战争。因此，对于人权问题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历来反对“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观念，但是他特别强调人民当家作主，要求真正实现宪法所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他说：没有什么“天赋人权”，人权靠斗争得来，只有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谁赋予的？是老百姓赋予的。又说：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的自由，我们要采取措施保证这些权利的实现。他还强调，人民管理上层建筑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他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就没有工作权、受教育权、休息权等等。”（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1959-1960)。）这个思想是极其深刻的。

讲了人性、人权，自然要讲人道主义。所谓人道主义就是指强调人的地位，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的一种思想体系。人道主义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之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论基础之上的。它从抽象的人和人性出发，认为历史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动力在于人类的善良天性或理性；它以利己主义为核心，其政治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符合他们“理性”的资本主义制度。这种人道主义具有进步和虚伪的两重性。从它产生之时起，就既有反宗教、反神权、反封建专制及其人身依附关系的进步性；又有用“自由、平等、博爱”、“等价交换”、“公平贸易”的假象去掩盖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的欺骗性。

马克思主义在分析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时，从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出发来考察人，批判和扬弃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脱离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来理解人的抽象性，认为人是“现实的人”、“具体的人”，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发展着的人，把抽象的人道主义改造成为现实的人道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我们今天宣传和实行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表现形式，也是革命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革命战争条件下的表现形式）的继承和发展。

在革命战争年代明确提出了“革命人道主义”的口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求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1939年12月1日为悼念白求恩写下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题词。这虽然是作为医疗卫生工作方面的口号提出来的，但它不仅仅限于医疗卫生工作，已经扩展为我们的一项重要的伦理道德原则。在实际工作中，已把人道主义原则运用到待人处事的许多方面。

——怎样对待群众？认为要尊重群众，以平等态度待人。

——怎样对待犯错误的同志？1942年时就提出要“与人为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会主义时期提出“团结——批评——团结”、“一看二帮”，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关系。

——怎样对待敌人营垒中可以争取团结的力量？提出“既往不咎”、“以礼相待”的方针。

——怎样对待俘虏？历来主张优待俘虏，不如侮辱。

人学范文篇7

一、当代中国的人学研究是如何兴起的

简要来说，人学首先是研究完整的人及其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学问。人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人学指研究人的一切科学，狭义的人学指研究人的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人学不同于人的科学，后者是研究人的某一侧面而形成的一个学科群，人学则是在综合各门有关人的科学提供的关于人的知识的基础上对完整的人进行综合研究，并提升出关于完整的人的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一般理论。这里，人学研究实际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综合人学，以达到对“完整人”的研究；二是哲学人学，从完整的人中提升出关于人的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一般理论。

人学还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人学”概念的提出代表一种新的哲学观念或理念，一种观察、分析世界的新视角和新方法。我国当代的人学研究，就是力求关怀人的生存发展，提供一种观察、分析问题的新的视角、理念和方法。

人学之所以在中国兴起，有其深刻的背景。首先是哲学史根据。在哲学发展早期，“人”面临两种命运：一是人被淹没在自然、社会及宗教中，显得不独立；二是人被各种不同的哲学流派加以肢解，变成支离破碎的人。近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把人本身从对自然、社会等客体的从属中相对独立出来并提升为主体；其次是把被哲学肢解的人整合成完整的人。这种变化蕴含这样的道理：人在世界中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和本质，哲学既要从外部世界理解人，还要从人的内在方面认识人。由是，人学作为哲学的本质在当代才真正显示出来。既然如此，当代哲学就应把作为主体的完整的人作为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其次有科学史根据。近代以来人的各种科学独立发展起来，积累了关于人的丰富的实证知识。但它们在开始时并不一定确保其内在联系，反而使人变得支离破碎。对人的不同侧面加以认识而形成一系列的人的科学，是近代对事物进行分门别类研究这一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决定的。科学发展到现代呈现出新的趋势，就是研究人的各门科学趋于结合，趋于综合人的科学提供的关于人的不同侧面的实证知识，把人作为统一的整体来把握。对这种趋势的反映和反思，必须有一种关于人的统一的基础学说即人学，来把关于人的各种科学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既克服对人的片面研究的局限，又为一切有关人的科学的发展提供新的理论基础。再次有其文化学根据。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把人理解为具有独立价值的个人，以整体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把人理解为只有在整体的关系中才能存在的人。这两种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都由于自身的局限而带来某种危机，其危机实质上就是人性危机。克服这种危机的有效方法，就是重建一种完整的人性，并通过这种重建来实现文化的综合创新。最后有其时代或实践根据。真正的人学是自己时代的产物。当代中国发展究竟提出哪些体现着时代精神的深层问题呢?

一是改革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说到底是解放人，为人松绑，解决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充分利用人性和规范人性来运作的，它既要求相适应的人格来作为它建立和发展的基础，又对人的发展产生正负影响，其最大的积极影响是促进独立人格的形成和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其消极影响是产生一定的人的物化现象。从现实看，国民素质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从哲学高度讲，市场经济体制在表面上是“物”的问题，深层却是“人”(人性、人格、人的素质、人的能力、人的价值等)的问题，这必然促使人的自我觉醒。

二是文化建设。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把文化建设放在比较突出的位置。文化建设的实质和核心是提高国民素质，塑造社会主义现代新人，它是以人为本并解决人的问题的。为此就必须对“人”作专门、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三是当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从哲学高度和深层来看可持续发展，其中心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它把人类作为发展主体；以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为理论根据；以人的素质的提高和能力发挥为实现条件；以代际之间的和谐发展为核心内容；以改善和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为最终目的。当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过程，而人的现代化则是关键。发展学家佩鲁指出：如果不从人的更高层次上去理解发展，对各种发展问题的理解和解决就难免是浮浅的、表面的。

此外，人力资源开发，实行人本的管理，提高领导干部队伍和国民的素质，思想政治工作等，都要求对人是什么和人应如何做这两大问题作专门深入系统的思考。

上述问题是现有哲学不能完全回答的，必须有一种专门系统研究人的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这就是人学。

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什么需要加强人学研究

中国的人学研究始终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步步深入的，它由20世纪80年代初从价值观上强调尊重人，到20世纪90年代纵深向人学理论建构方向发展，向从学理上说清人、从实践上塑造人方向发展。中国的人学着力研究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其中主要研究了人的素质、人的全面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发展的形态、人性发展与制度创新、市场经济背景下人的生存方式与人的精神世界、知识经济与人的创新能力、新经济与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等。我国人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其基本进程始终紧随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发展，并反作用于社会实践。中国的人学研究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提供理论基础

在市场经济中人以怎样的方式存在?这是对市场经济与人的关系的根本理解问题。

人首先为追求和满足自我正当利益最大化而存在。市场经济使人必然追求“利”益。市场机制之实质，就在于它充分利用并规范着各个人对其利益追求的本性来激发人的最大潜能，以为社会作出最大的贡献，追求交换价值中的利益最大化，是生产者进行生产的基本动机。“市场经济使人必然追求利”也会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得以体现。我们的任务在于使利益原则向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积极方向发展。

人主要依靠其能力而存在。市场经济内在要求人必须崇尚能“力”。市场竞争不相信能力弱者的眼泪，倒是给那些能力强的人以优厚的回报。在这个意义上，竞争首要是能力的竞争，市场经济是能力经济。这必然使每个人认识到，人生价值的实现及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潜力、能力和努力程度。实际上，能力观念是自文艺复兴以来近代西方市场经济社会的核心文化精神之一，而西方社会的富强正起因于市场经济所培育的能力主义观念。当今中国正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因而强调对能力问题的重视就不足为怪了。实际上，只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重视人的能力，就必须确立人要依靠其能力而存在的存在方式。

人自觉按照理性的法则而存在。市场经济要求人必须按照“理性”的法则行事。在市场竞争中，竞争者要获取成功，既要运用理性思维能力来对信息和行情加以分析、选择和处理，又要运用理性的法则破除“人情”、“关系”、“特权”向社会经济的公共领域渗透，同时还需要运用理智来控制和驾驭竞争者的情感、意志，且以精细的理性计算来使资本和劳动的组织达到合理化。这实质上内在要求发育和提升出一种理性精神。这里的理性精神，即是指旨在注重客观、分析、标准、规范、精确、量化、程序、严密、公正、制度和控制的一种价值取向。正因为如此，实行市场经济的近代西方社会是极力倡导理性精神的。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迫切需要但又缺乏的，是理性精神。在现实生活中，主观性有余而客观性不足，整体把握有余而实证分析不足，模糊有余而精确不足，随意性有余而程序性不足，人治有余而法治不足等现象，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对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及人的发展产生许多消极影响，所以必须加以改变，并确立人自觉按理性的法则行事的存在方式。

人必须依靠努力奋斗而存在。市场经济内在必然要求人在生活中自“立”，即自律、自觉、自主和自强。从文化角度讲，市场经济实质上是把从事有关经济活动的人从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使其走向市场，成为经济运营的独立自主的主体。这就内在要求主体能够独立自主地进行分析、判断、选择和决策，并自觉承担责任。因此，人的独立自主或自立是从事有关经济活动的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和经济运营的前提条件。在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只有当人具有独立自主的意识、人格和能力，能独立自主地进行分析、判断、选择和决策，他才能充分发挥其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才能积极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从对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的反映来看，近年思想界提出并热烈讨论的“人格独立”、“人的主体性”、“人的个性”和“人的能力发展”等问题，都旨在倡导一种精神——在市场经济社会，人必须依靠后天的努力奋斗而存在。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作方式，必将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而使我们这个时代呈现出新的特点，显现出新的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注重利益的精神；崇尚能力的精神；推崇理性的精神；强调自立的精神。这四种基本精神体现着人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的根本方式，因而蕴涵着人学理论和方法存在的内在必要性。

(二)为走向知识经济作好人的准备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的智力将爆发革命，这场革命将以开发人力资源和充分发挥人的创新能力为中心；人们将不再以拥有土地和钱财的多少论财富，而主要是以知识的多少、智力的高低和创新能力的大小论贫富；知识作为人的智力的创造性产物，不再是社会生产的一般性因素，而由于它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而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变成最大的社会财富；知识化的生产方式使得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日趋智能化，即传统的第一、第二产业日趋萎缩，而提供智能商品和智能服务的软件产业正成为当前最为夺目的朝阳产业；而且，知识型的劳动者将构成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在当今时代，人类经济发展已从主要依靠物的投入转向主要依靠智力的投入，如果说在传统工业时代主要是拼资金和设备的话，那么，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则主要是拼素质和人才；未来的国力竞争主要是人才实力的竞争，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知识、智力和创新能力将在社会中发挥主导作用。无论是现在中国搞市场经济，还是要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社会发展对人的知识、智力、尤其是人的创新能力的需要，都是最迫切的。正如同志所讲的，开展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实行以开发人力资源为本的发展战略，是中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进而推进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关键。

知识经济将使我们走向“以人为本”的时代，而我国的人学正在为其作理论准备。

(三)为解决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提供理论和方法

改革开放将使中国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这种变革都要落实到每个人身上，从而对个体人的精神、思想、认识、心理和信仰等精神世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每个人对这种影响的心理体验和精神感受是不同的。其中一些人们的消极心理体验和精神感受具体表现在：有些人对新的社会变革和现实环境无法适应，在精神上感到迷茫和痛苦；有些人对社会多样化和价值多元化的现实感到无所适从，在认识上出现混乱、疑惑和偏差；有些人对其既得利益被改革所剥夺和当今事事都靠其能力感到不习惯而在改革中无所事事，在心理上出现失落、焦虑和烦恼；有些人对不满意的生存境遇和生存处境感到无能为力，在信仰上出现某种危机；有些人对只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而轻视人文精神建设的现实感到无所归依，在行动上犹豫不决，随波逐流。为此，我国的人学研究积极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努力在解决人的精神需求问题上下工夫。即力求全面、深入、细致和准确地了解和研究社会变革所引起的人的生存方式的变化及其对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影响，以及人们对这种影响的心理体验和精神感受及其由此产生的精神需求，了解“心”情；需要采取循序渐进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从而使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以人为本，文化建设深入人心，精神文明建设入心入脑。

(四)为理解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发展状态及其命运提供引导

中国人学的研究者大都具有明确的指导意识，即自觉走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洞察人的生存体验，关心中国人的发展状态和发展命运；既从价值观上重视人，又在学理上完整论说人，还在实践上全面塑造人。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一定曲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不了解人而造成的轻视人和不能正确对待人。对“”现实的最初反叛是从价值观上重视人，表现在要把人当人看，尊重人和关心人，重视和有效发挥人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在对人的问题研究中，人们逐步认识到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地位，进而强调把人当主体看，正确发挥主体的作用。近年我国人学研究的意图之一，就是唤醒人们对“人”的自觉尊重，并充分正确发挥人的作用，就是要通过对“人”的全面而深入的科学理解，来为尊重人和充分正确发挥人的作用提供理论基础。过去我们不是由于重视人而出现许多问题，恰恰失之于不了解人而轻视人和不能正确发挥人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取得很大成就，其原因之一正是重视人和充分正确发挥人的作用，而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一定意义上也与对人缺乏科学理解而轻视人和不能正确发挥人的作用有关。要真正尊重人和正确发挥人的作用，除了在理论上要科学完整地理解人外，还要在实践上全面塑造人，即在人的内心深处进行人格上的真正彻底的塑造。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造成了中国人的依附性和保守性人格。高扬“科学、民主”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主题就是“立人”，即塑造新型人格。然而，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包袱过于沉重，人的惰性太大，新文化运动进行的时间又短，更主要的是中国缺乏“立人”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所以，新文化运动对人格的塑造是不彻底的，人格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28年，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主要任务是武装革命。解放后一段时期，党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党内政治斗争，虽然相应地也进行一些诸如扫盲、发展教育事业等提高人的素质方面的工作，但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却始终把知识分子当做消极对象而从世界观上加以“教育改造”，因而也谈不上有计划、有组织和有步骤地进行真正彻底的旨在塑造新型人格的“革命”。所谓十年“”，只不过是一场破坏文化、践踏人性的政治斗争，而不是全面彻底塑造新型人格的“人的革命”。总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未曾经历过“文艺复兴”式的、旨在全面彻底塑造新型人格的人的革命，在人的内心深处实行全面彻底的人格塑造的任务尚未彻底完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全面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时期，但在社会实践发展过程中，国民素质适应不了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一问题日益突出。开始的改革主要是通过政策方针的调整及适度放权调动人的积极性，即使人的素质低，也会收到好的效果，所以，人的素质与现代化建设的不适应不大明显。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的素质与现代化建设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就充分暴露出来了：农村改革三年后，发展现代化农业的问题提了出来，它要求农民懂得现代农业科学知识和现代农业经济管理，然而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有相当一部分是文盲、半文盲，从根本上难以适应发展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从而阻碍着农村进一步改革的步伐；个体、私营经济同样如此。起初一些个体、私营企业可以利用政策搞得比较出色，但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步建立及市场竞争的展开，不少企业纷纷倒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体和私营业主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竞争不通也不适应，不注重提高其素质；国有企业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没有较大突破，其原因之一是企业人的素质适应不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上述情况表明，全面彻底实行人格的塑造乃成为改革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近年我国的人学研究已意识到它所面临的这一任务，因而自觉强调人格的转型与塑造。

(五)同志重视人的问题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关注人的问题是时代的一种呼声，所以，同志也比较注重人的问题。他主要是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了什么人”、“依靠什么人”和“塑造什么人”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为了什么人”强调的是人民本位思想——人民是目的；人民是主体；人民利益是根本的价值标准。“依靠什么人”强调的是人才战略思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依靠高素质的劳动者；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特别需要依靠高素质的领导人才。“塑造什么人”强调的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科技人才；造就高素质的领导人才，特别是中青年干部；培养素质全面发展的人。同志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迫切要求、分析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关系和阐发“三个代表”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奋斗目标。

三、领导干部在人的建设上应做哪些工作

既然人学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作为领导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的各级领导干部就应在解决人的问题和人的建设方面有所作为。

一是要在各项工作中贯彻“以人为本”和“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和分析问题。人学既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核心理念，也为人们分析和解决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和思维方法。人学所提供的理念主要是“以人为本”和“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所提供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新的视角和思维方法，主要就是对人的现实关切和终极关怀，就是把人视为各项事业的主体，就是一切工作要看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是否有利，就是一切工作都要为了人、依靠人和塑造人。这种理念和思维方法对领导干部做好各项工作是直接相关的，也是有利的。所以，各级领导干部要在自己的经济工作、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等各项工作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把人力资源看做是本部门的第一资源，且在工作过程中力求做到为了人、依靠人和塑造人。

二是实行以开发人力资源为核心的发展战略。从哲学角度讲，一切资源大致可归结为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工具性资源(如制度资源、技术资源和文化资源)，“人”是运用“工具”而同“物”发生关系的。在我国传统工业时代，主要实行的是以开发物质资源(如自然资源)为核心的发展战略，虽然取得一定成就，却使环境和生态付出沉重代价。我国多年的人学研究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强调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紧跟知识经济发展的步伐，反映现代化建设和加入WTO对高素质人的要求，实行以开发人力资源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由此，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制定和实施以开发人力资源为核心的发展战略方面下工夫，发现、使用和培育好人才。

三是在制度建设方面要体现对人的关怀。传统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分配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现在各级领导干部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进行制度创新。任何一种制度创新都有一个价值导向问题。我国人学研究的成果表明：当今我国的经济体制创新、产权制度创新、分配制度创新和干部人事制度创新的价值导向，应是有利于充分发挥人的创新能力，能体现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怀。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应有清醒而明确的指导意识，把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怀以及对人的创新能力的关注贯彻到制度创新的各个环节中去，使制度建设有利于人的创新能力的充分发挥。

人学范文篇8

[关键词]世界历史理论；现实的人；人的解放；人学变革

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不仅仅在于指导我们审视当今全球化浪潮的本质，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与规律，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蕴涵着极为丰富的人学思想，甚至可以说，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人学思想的最终形成与变革，正是在世界历史理论中实现的，现实的人是一切历史的前提，人的本质、人的解放是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程度一致的。因此，研究世界历史理论中的人学思想，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现实的人”是一切历史的起点与前提的思想

1．马克思深刻地批判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提出了“现实的人”的概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为了批判青年黑格尔学派空洞抽象的人和费尔巴哈的“一般的人”，马克思提出了“现实的人”的概念。他指出：“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一般的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青年黑格尔学派，从这种一般的、抽象的、空洞的人的角度来说明人、人的本质、人的解放，是远远不够的。这仅仅是这些聪明的哲学家的呓语。由此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这里的个人“不是处在某种幻想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于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个人”。

2．“现实的人”是一切历史及历史活动的基点与前提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及历史与世界历史问题时，明确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即人类历史的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他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分析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包含着这样的思想：首先，研究历史这里指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活生生的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即每一个现实存在着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这种单个的个人的存在必须具备其现实可能性，即肉体组织的存在，按今天的话说就是一种自然物。因此，这些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就由肉体与精神的存在构成一个统一体，如果没有其肉体存在，其精神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其次，是“单个的个体存在”而不是“群体的整体存在”。在这里，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历史不是从某一社会整体层面来考察，而是从个体的存在出发的，因为社会中每一个个体都有其自身存在的特殊性，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正因为每个人的个性的存在，社会才有其意义。再次，正因为每个个体现实存在的现实需要，人们才产生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为每个个体的肉体存在的需要，使人们开始结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形成人与自然的关系。换句话说，人们正是为了活着或者说“能够活着”，人们要进行衣、食、住、行的物质生产活动。最后，人们正是在“能够活着”的过程中开始了劳动，劳动构成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人们为了活着，首先需要满足必需的衣、食、住、行及其他生活资料，而要获得这些物质生活资料，人就必须进行劳动。“当人们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马克思在这里十分明确地指出，人和动物区别的过程，就是在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界相分化的过程，人一旦成为活生生的有生命的个体存在，他在劳动过程中就形成了能动性、创造性、目的性，而不同于动物，高于动物，不是被动地适应自然界，而是能动地去改造世界，以满足自身存在的需要。

二、关于人的解放与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全面论述了人的解放的本质内涵、历史过程与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

1．关于人的解放的本质内涵：现实的人的解放

人的解放的本质内涵是什么，这是关于人的解放的问题的先决问题。马克思正是从现实的人的解放出发来揭示其人的解放的本质内涵、历史过程及解放程度的。那么，现实的人在哪些方面需要解放呢?这就是现实的人的劳动能力，包括征服自然的能力和改造社会的能力；现实的人所依赖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现实的人的个性及和个性相关联的综合素质，包括精神、心理等因素的解放。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正因为“现实的人”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条件中的人，这里的社会条件主要是社会经济条件，即既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马克思指出：“个人怎样表现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此，个人是怎么样的，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的解放的内在本质，就是如何解放人的劳动能力，如何使人摆脱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奴役与压迫，如何促进其自我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

2．关于人的解放的历史过程：个人解放程度是与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

人的解放的历史过程，就是人的劳动能力解放，也就是人们摆脱自然与社会压迫与奴役的历史过程，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过程。马克思在世界历史理论中深刻地阐述了人的解放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关系的状况所促成的。人的解放是同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关联的，而社会经济形态有三个历史阶段：即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时间经济三个阶段，人的解放或人的发展依次由低级走向高级。第一阶段是自然经济时代，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个形态。在这个阶段中，个人没有独立性，直接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即人依附人，人们在孤立的地点和狭窄的范围内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原始关系相矛盾的”。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社会形成普遍物质变换，全面性的关系，多方面的要求和整体能力的体系。但是，由于社会关系以异已的关系形式同个人相对立，人的解放依然受到社会关系的约束。然而，这一阶段“在产生出个人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从而为更高的历史阶段的到来创造条件。但是，相对于第一阶段，这里有历史性的进步，即把人从人对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第三阶段，才是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阶段，处于时间经济时代，在这一阶段，将“建立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在这一阶段，社会关系不再作为异已的力量支配人，而是置于人们共同控制之下，人们将在丰富、全面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全面发展，成为具有自由个性的人。现实的个人的历史发展与解放的三个阶段同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是内在一致的。在马克思看来，是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实现了人的两次解放。第一次解放是由于资产主义世界历史的形成把人从对人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这次解放是初步解放，是不彻底的解放，而且，在使人摆脱了对人的依附后，又受到了新的“不堪忍受的力量”的支配，马克思把这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叫做“异化”，资本主义社会是这种“异化”的典型形态。要消灭这种异化，真正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只有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第二个阶段，即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才能实现。马克思实际上也就是把这种消灭异化的过程，叫做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又说：“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因此，在生产力与交往普遍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无产阶级进行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才能消灭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从而在其真正意义上、最高程度地实现人的解放，达到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因此，只有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和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驾驭。这些力量本是由人们的作用所产生的，但对它们来说，却一直是一种异己的统治着他们的力量。”还指出：随着基础即随着所有制的消灭，随着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以及这种调节所带来的人们对于自己的产品的异己的消灭，供求关系的威力也将消灭，人们将使交换、生产以及他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这里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的现实运动，将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的威力，从而消灭束缚人的异己的力量，使人们获得真正的，全面的解放。所以，我们可以说，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个人的真正解放三者是内在一致的，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表征。

三、在世界历史理论中最终实现人学理论的深刻变革

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诞生之前，许许多多的哲学家都从不同的历史条件出发，不同的研究视野、不同的问题域中对人的问题进行过长期的思考与研究，然而，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包括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者黑格尔也是对人作了纯精神的抽象，将人的本质等同于某种绝对精神的外化、表征；而近代唯物主义哲学最后一位代表人物费尔巴哈，更没有把人看成是现实的人，而是“一般的人”，是一种纯客体性的抽象，都没有从根本上科学地回答人的本质，从而没有真正地建立人学理论。

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第一次把人当作“对象、现实、感性”来理解。在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视野里，人所面对的“对象、现实、感性”是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生成的，是一种属人的世界或人化的世界。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人本身更是人劳动的产物，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的类本质，换句话说，人同动物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正是人自身的劳动、人的实践活动。诚然，“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东西来区别人与动物”。但是“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人的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就是劳动。因此，实践唯物主义首开先河，从人自身的实践活动、生产劳动出发来解释人本身，全面颠覆了以往哲学的思维方式与问题方式，将人的本质问题置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来考察。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学范文篇9

刚刚听了黄柏芳校长的一席话，感到学校尽管建校时间不长，但是发展进步很快，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尤其印象深刻的是，黄校长能够叫出我们随意碰到的孩子的名字。由这个细节，我感觉到校领导、老师是真心爱孩子、关心孩子的。现在的校长能喊出学生的名字的是不多的。今天在这里要表扬黄校长，这说明你们的工作做得细，说明你们对孩子关心。我还要代表省教育厅，感谢校领导，感谢全体老师，感谢富阳市教育局，也感谢富阳市委市政府，同时也感谢社会各界对这些残障孩子的关心、关爱。什么叫贯彻科学发展观？什么叫构建和谐社会？关心弱势群体就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一个对弱势群体能够关心，能够充满爱心的人，就是以实际行动贯彻和体现了科学发展观，贯彻和体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贯彻和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感谢你们，并请转达对全体教职员工的感谢，同时也请转达教育厅对全校学生的问候。要过年了，我们给老师、学生拜个年！

关于你们学校下一步的一些想法、考虑，我以为都很好。事业总是要不断进步的，我们对盲人的教育也要不断进步，不断提高水平。作为学校领导，我们要从需要、从可能、从怎么样为这些孩子创造美好的生活这个要求出发，科学地、合理地设计自己的发展目标，一步一个脚印把我们这个学校建设得更富有爱心，更有助于我们这些孩子的成长进步，为我们这个社会构建和谐作出贡献。

办好教育必须要强调爱。教育是一项爱的事业，没有爱是办不好教育的。办好盲人学校更加需要爱。这些孩子都很不幸，残疾将要伴随他们的一生，很多孩子一生都要在黑暗中度过，非常值得我们同情，非常值得我们关爱，非常值得我们帮助。要办好我们这所学校，就是要把以人为本集中反映在对这些孩子的爱上。教师不是父母胜似父母，这样的思想要在我们的教职工中大力提倡。尽管生命对这些孩子不公平，但我们要让学生感到后天同样是幸福的，学校是关爱他们的，社会是关爱他们的，我们的党和政府是关爱他们的。我们学校做千件事做万件事的出发点，就是要继续营造浓厚的爱的氛围，建设一个充满爱的学校。贯彻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咱们就从这方面做起。

我们盲人学校进行的教育不是普通的教育，教育的对象也不是一般的孩子。要认真研究他们的心理，认真研究他们的困难，按需施教，挖掘潜能。首先要抚平他们心灵的伤痕，使他们在黑暗中感受到阳光，感受到温暖。要培养学生一颗健康的心，培养他们在社会中成长的勇气和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有用的人的勇气。同时，在教学中要研究适合他们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着力于培养他们自强不息、自主自立的能力，学习的能力，动手的能力。能力的培养对他们而言更为重要，因为他们走向社会的难度更大。所以学校除了进行文化知识教育外，要更多地要想一想学生将来怎样面对社会，怎么样能够自立自强。

根据刚才的介绍，现在省盲人学校办学已经延伸到了高中，我希望这里的孩子都能读完高中，这个钱我们愿意花。如果他们有能力读大学，我们也愿意支持他，跑到天南海北去上大学我们也支持。对这些最困难最无助的孩子，怎么支持都不过分，只要能够让他们一生尽可能幸福一点，尽可能自立自强。

除了发挥学校教育的作用、老师教育的作用外，还要多做一些与家长沟通联系的工作，多做一些与社会沟通联系的工作，努力创造有助于盲童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因为看不见，这些孩子在心理上容易孤独，有的还可能过早地感受到社会习惯的偏见，可能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学校要与家长多沟通，指导家长多给孩子一些关爱。因为老师的爱、学校的爱怎么样也代替不了家庭的爱。要和社会多联系，让社会多了解、关心、支持、帮助这些孩子。如果我们的工作让社会多一些了解，对整个社会风尚的好转都是一种推动。一个社会的进步表现在方方面面，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表现在对困难群体的态度上，对残疾人的态度上。

人学范文篇10

一、“现实的人”是一切历史的起点与前提的思想

1．马克思深刻地批判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提出了“现实的人”的概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为了批判青年黑格尔学派空洞抽象的人和费尔巴哈的“一般的人”，马克思提出了“现实的人”的概念。他指出：“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一般的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青年黑格尔学派，从这种一般的、抽象的、空洞的人的角度来说明人、人的本质、人的解放，是远远不够的。这仅仅是这些聪明的哲学家的呓语。由此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这里的个人“不是处在某种幻想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于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个人”。

2．“现实的人”是一切历史及历史活动的基点与前提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及历史与世界历史问题时，明确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即人类历史的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他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分析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包含着这样的思想：首先，研究历史这里指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活生生的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即每一个现实存在着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这种单个的个人的存在必须具备其现实可能性，即肉体组织的存在，按今天的话说就是一种自然物。因此，这些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就由肉体与精神的存在构成一个统一体，如果没有其肉体存在，其精神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其次，是“单个的个体存在”而不是“群体的整体存在”。在这里，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历史不是从某一社会整体层面来考察，而是从个体的存在出发的，因为社会中每一个个体都有其自身存在的特殊性，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正因为每个人的个性的存在，社会才有其意义。再次，正因为每个个体现实存在的现实需要，人们才产生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为每个个体的肉体存在的需要，使人们开始结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形成人与自然的关系。换句话说，人们正是为了活着或者说“能够活着”，人们要进行衣、食、住、行的物质生产活动。最后，人们正是在“能够活着”的过程中开始了劳动，劳动构成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人们为了活着，首先需要满足必需的衣、食、住、行及其他生活资料，而要获得这些物质生活资料，人就必须进行劳动。“当人们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马克思在这里十分明确地指出，人和动物区别的过程，就是在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界相分化的过程，人一旦成为活生生的有生命的个体存在，他在劳动过程中就形成了能动性、创造性、目的性，而不同于动物，高于动物，不是被动地适应自然界，而是能动地去改造世界，以满足自身存在的需要。二、关于人的解放与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全面论述了人的解放的本质内涵、历史过程与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

1．关于人的解放的本质内涵：现实的人的解放

人的解放的本质内涵是什么，这是关于人的解放的问题的先决问题。马克思正是从现实的人的解放出发来揭示其人的解放的本质内涵、历史过程及解放程度的。那么，现实的人在哪些方面需要解放呢?这就是现实的人的劳动能力，包括征服自然的能力和改造社会的能力；现实的人所依赖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现实的人的个性及和个性相关联的综合素质，包括精神、心理等因素的解放。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正因为“现实的人”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条件中的人，这里的社会条件主要是社会经济条件，即既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马克思指出：“个人怎样表现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此，个人是怎么样的，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的解放的内在本质，就是如何解放人的劳动能力，如何使人摆脱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奴役与压迫，如何促进其自我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

2．关于人的解放的历史过程：个人解放程度是与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

人的解放的历史过程，就是人的劳动能力解放，也就是人们摆脱自然与社会压迫与奴役的历史过程，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过程。马克思在世界历史理论中深刻地阐述了人的解放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关系的状况所促成的。人的解放是同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关联的，而社会经济形态有三个历史阶段：即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时间经济三个阶段，人的解放或人的发展依次由低级走向高级。第一阶段是自然经济时代，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个形态。在这个阶段中，个人没有独立性，直接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即人依附人，人们在孤立的地点和狭窄的范围内联系。

在世界历史理论中最终实现人学理论的深刻变革

三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诞生之前，许许多多的哲学家都从不同的历史条件出发，不同的研究视野、不同的问题域中对人的问题进行过长期的思考与研究，然而，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包括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者黑格尔也是对人作了纯精神的抽象，将人的本质等同于某种绝对精神的外化、表征；而近代唯物主义哲学最后一位代表人物费尔巴哈，更没有把人看成是现实的人，而是“一般的人”，是一种纯客体性的抽象，都没有从根本上科学地回答人的本质，从而没有真正地建立人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