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范文10篇

认识论范文篇1

有关当前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任务，笔者同意赵吉惠先生的观点：反省和重建（赵吉惠先生在《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上发表的论文题目，就是《当代历史认识论的反省和重建》），即考察和反省西方历史认识论的一些主要论点，重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反省是为了重建，重建必须要有认真切实的反省。否则，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招牌。

历史认识论是一门反思性的研究，而其自身也须时时反思和反省。唯有这样才能少走弯路，避免重蹈前人的失误。本着这样的认识，笔者写成此文，承接赵吉惠先生《当代历史认识论的反省与重建》一文中提出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同时，也对西方历史认识论的两个主要流派：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本文所谓的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仅指兰克学派的历史认识论思想）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在这些问题上的论点作一番考察和反省。

一

与“一般的以现实存在的事物为对象的认识活动不同，历史认识的对象是既往的事物，它既不能直接观察、也不能通过任何实验的方法来复制、再现。面对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认识对象，历史认识者常常会发问：历史事实在哪里?作为认识对象的事实在哪里?这是自然科学家和大多数以现存事实为对象的研究者无须关心的问题，而在历史学科中，它不仅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而且在认识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历史事实在哪里?或者简单地说，历史在哪里?这是19世纪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当代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讨论较多、分歧也较大的一个问题。赵吉惠先生在《当代历史认识论的反省和重建》一文(以下简称赵文)中，从另一个角度——究竟是有一种历史事实，还是有两种历史事实——讨论了这个问题。历史事实究竟在哪里呢?或者说，究竟是一种历史事实，还是有两种历史事实呢?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认为．，历史事实是客观的，它存在于历史认识主体之外并不受其影响。历史事实以直接的方式“封存”在史料之中，尤其是原始资料之中。历史认识主体只要按照——定的规则和程序(统称为史料的外部批判和内部批判)，就可以获得它们，将它们移入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历史学家从第一手资料提取历史事实后，即可‘直接’把它搬到自己的史学著作中去，既不用改变它在历史链条上的位置，也不用涉及它在这个链条上的作用和意义”（巴尔格：《历史学的范畴和方法》，华夏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146—l47页）。对历史认识真实性的威胁主要来自历史认识主体。因此，历史学家应该、而且可以做到排除“自我”、消灭“自我”，他应该是一件工具、一面镜子、一架传递历史声音的机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如实地说明历史”，做到“不是我在说话，而是历史在借我的口说话”（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12页。）。他们相信事实本身就会说话，能让历史事实自己来说话的历史学家才是最好的历史学家。

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不同意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对“历史事实”的解释。他们认为，把历史事实看成是“硬邦邦的”、“冷冰冰的”、“像砖头和木块那样具有一定形状和明显固定轮廓的东西”是荒谬可笑的，“相信历史事实的硬核客观地、独立地存在于历史学家的解释之外，这是一种可笑的谬论，然而这也是一种不易根除的谬论”（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页。）。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历史学家不可能与它打交道，“这些已经消失了的客观事实被关于它们的暗淡的反映和模糊的印象或观念所代替，而且这些触摸不到的、暗淡模糊的反映和印象都是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所留下的全部东西”（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载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30页）。卡尔·贝克尔解释说：“我们承认有两种历史：一种是一度发生过的实实在在的一系列事件，另一种是我们所肯定的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意识上一系列事件。第一种是绝对的和不变的，不管我们对它怎样做法和说法，它是什么便是什么；第二种是相对的，老是跟着知识的增加或精炼而变化的。这两系列事件或多或少是相应的，我们的目的便是求这两种相应尽量确切；但是事实的实在的一系列，在我们看来，只存在于我们所肯定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那意识上的一系列之中。这便是为什么我不得不把历史和历史知识等同起来。为了一切实用的宗旨，对我们和对目前的一时来说，历史便是我所知道的历史”（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259—260页）。

从表面上看，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看法是彼此对立的，但两者的结论却有共同之处。客观的历史事实，就是史料中记载的历史事实，就是历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陈述的事实，这是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观点。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虽然曾讲到有两种历史事实，但是最后仍然只承认有一种历史事实，因为在他们看来，“历史事实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不然就不存在于任何地方”（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第231页）。一个把客观的历史事实等同于史料中的历史事实，等同于认识观念中的历史认识；一个用主体观念中的历史事实取代了客观的历史事实，“历史便是我所知道的历史”。两者殊途同归，都把客观的历史事实等同于观念中的历史事实，都认为只有一种历史事实。

不管是把客观的历史事实等同于观念中的历史事实，还是用观念中的历史事实取代客观的历史事实，只要认为只有一种历史事实，即只要使用口；个“历史事实”概念范畴，就很难解释我们的历史认识活动。例如，从公元前2000年克里特岛上出现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到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灭亡，爱琴海地区上古国家存在约有800年之久．有关爱琴文明的历史事实，如今已经被写进我们的史学著作中。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爱琴文明不是存在于公元前2000年，而是存在于我们今天的历史认识主体的意识中，存在于历史学家的史学著作中；即使在我们的史学著作中，有关爱琴文明的描述非常详尽，非常真实，我们也不能说，这就是爱琴文明本身，不是我们在讲爱琴文明，而是爱琴文明在借我们的口说话。把观念中的历史事实等同于客观的历史事实，是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共同错误。也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许多学者，尤其是前苏联、波兰的一些学者，对“历史事实”范畴的涵义、层次、方面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详见陈启能《论历史事实》，《史学理沦》1987年第4期。）。

随着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当代思维科学、信息科学的发展，使我们对历史认识的本质、历史事实与历史认识的关系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当代认识论、思维科学、信息科学的研究向我们表明：现实世界普遍存在着一种信息因素，它是世界上一切物质系统存在及其形态、状况、结构、特征等等的具有确定性的表征或标志（夏甄陶：《认识论引论》，人民山版社1986年6月版，第194页，）。信息是由物质系统发出的，在物质系统的相互作用中，某一物质系统的信息可以通过一定的中介(信息通道)传递给另一些物质系统，并为后者所接收。这样，后者就保留和储存了表征或标志着前者的形态、状况、结构、特征等等的信息材料。人们的历史认识过程，就是一个获得和加工处理历史信息的过程。对于那些已经消灭了的历史事实，人们虽然无法直接接收它们的信息，但可以通过接收它们仍然保留和储存在现存物质系统中的某些历史信息来认识它们。当我们说我们对某一历史事实有了某种认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获得了有关这一历史事实的某些信息。客观历史的内容是以信息的形式进入并存在于我们历史认识主体的观念中的，主体的历史认识具有客观性的内容，就是指认识所包含的有关历史事实的信息的客观性【于沛先生在《史学的科学认识功能和理论思维》(刊于(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文中，讨论了历史研究中的客观性问题。认为“历史学的客观性不是客观实在的纯客观性，而是带有主观性质的客观性，或是在主观范围内的客观性”正确地指出了历史学中的客现性不能等同于历史实在的客．观性，但在表述上好像还欠准确。通常所说的主观性与客观性是一对对应的范畴，客观性就是非主观性，主观性就是非客观性。主观性质的客观性，在逻辑上说不通。按笔者的理解，是甭可以这佯说：历史学中的客观性，就是历史认识戎果的客观性，具体地位，就足主体观念中有关历史事实的信息的客观性，是否妥当，仅供参考。】。是历史事实的信息进入到我们的观念中，而不是历史事实本身存在于我们的观念中；是主体的陈述包含了历史事实的客观性的信息，而不是主体的陈述就是历史事实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科学认识论、思维科学、信息科学的发展进步，历史认识论领域里的种种客观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的观点将日益失去其存在的时代条件，日益显示出它们的不合理性。赵吉惠先生说：当代东西方的某些历史哲学家，为了准确界定“历史事实”这个概念，曾经试图把它区分为“科学的历史事实”与“客观的历史事实”两个不同的概念，这种区分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仔细推敲，却存在着这样的矛盾：“把‘历史事实’区分为‘科学的事实’或‘史学的事实’与‘客观实际的事实’，就等于世界上存在两种事实，一个是客观的事实，一个是主观的事实，而且二者是对立的。这是不科学的。实际上只存在一种事实，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历史文献记载的或者历史学家著作中陈述的事实，虽然包含科学重构的性质，但其真实内容都是客观历史事实的部分或片断，是客观实际历史事实的陈述或表现形态。我们所能看到的也只能是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所谓‘科学的历史事实’或‘史学的事实’不过是从‘实际存在的客观历史事实’中整理、概括的结果罢了”。

笔者认为赵文的这个论点不能成立。历史文献的记载或历史著作中的陈述，都是历史认识主体对历史事实的认识，赵文既然已经肯定它具有科学重构的性质，那么它们怎么还能“都是客观历史事实的部分或片断”呢?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是历史认识主体通过对客观历史事实的信息的接收、加工处理后的产物。换句话说，历史认识活动也是一种精神产品的生产活动，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就是历史认识主体依照客观历史事实为原型而生产出来的一种观念性的精神产品。一个是生产出来的产品，一个是生产所模仿的原型，前者怎么会是后者的部分或片断呢?

赵文认为，把“历史事实”概念区分为“科学的历史事实”或“史学的事实”与“客观实际的事实”，就等于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事实，一个是客观的事实，一个是主观的事实，而且二者是对立的。这是不科学的。其实，将“历史事实”概念区分为“客观的历史事实”和“科学的历史事实”(实际上就是“观念中的历史事实”)，并不是出于任何人的主观划分，而是客观的存在。或者说，在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使用“客观的历史事实”和“观念中的历史事实”两个概念范畴才能说明或描述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事物的概念与它的现实”的差别。“客观的历史事实”和“观念中的历史事实”的差别和关系就像恩格斯在讨论事物的概念与它的现实的关系所说：“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象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这种差别使得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5页】。将“事物的概念与它的现实”加以区别，将“历史事实”概念区分为“科学的历史事实”与“客观的历史事实”怎能说是不科学的呢？更难以理解的是，赵文一方面认为历史文献记载的或者历史学家著作中陈述的事实“虽然包含科学重构的性质，但其真实内容都是客观历史事实的部分或片断”；另一方面又认为“历史文献记载或史学家通过史料中介而陈述的‘历史事实’，这里难免渗透了历史文献记录者、整理者的意向，也必然包含了史学家的兴趣和选择。因而，这样的‘历史事实’既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有一定的虚假甚至歪曲的成分”，所以，它“并非一般的自然历史过程”。那么，赵文所说的只有一种历史事实究竟是指什么呢?如上所述，将“事物的概念与它的现实”混为同一，是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共同错误，只是他们处理的方式不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是用观念中的历史事实来替代和取消客观的历史事实；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是用观念中的历史事实等同于客观的历史事实。赵文的论述似乎更接近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思想。

二

本文的第一部分讨论的是历史认识领域里的“事物的概念与它的现实”的差别问题。下面，我们来讨论“历史认识客体”的含义问题。

首先，还是先来考察一下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对“历史认识客体”的解释。

严格地说，在客观主义历史认识中，还没有“历史认识客体”这个概念。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注意到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与作为历史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的差别。历史是历史认识的客体，历史认识客体就是客观历史本身。换句话说，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是把历史本体等同于历史认识的客体。

我们知道，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主要是从历史认识的本源方面来理解历史认识活动，特点是强调历史本身的客观性，排斥和反对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主体性。他们在历史认识的本源上，持一种客观主义的态度，肯定历史事实是先于和独立于历史认识主体的客观存在，并把它看作是历史认识活动的基础和前提。这是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合理的一面。但是，认识的本源问题的研究，解决的是“精神源于物质，还是物质源于精神”的问题。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没有深入地探讨认识的发生问题。或者说，他们还没有注意到认识的本源与认识的发生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而简单地把对历史认识本源问题的理解用到历史认识的发生问题上，把历史认识看作是历史对历史认识主体的给予，把历史认识主体看作是一种工具。结果，把历史认识客体等同于历史的本体。

把历史认识客体等同于历史本体，不仅在量的方面扩大了“历史认识客体”概念的外延，而在质的方面，也抹杀和忽视了历史认识客体与认识主体的相关联性【参见李振宏《论历史认识的客体范畴》，刊于《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因为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是由于我们的认识指向才成为我们的认识客体。这是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缺陷和不足之处。

与之相同的是，在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里，也没有“历史认识客体”的概念。我们知道，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主要是从历史认识的发生的层面上来理解历史认识活动，特点是强调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主体性，强调从主体方面来理解历史认识活动。他们认为不能离开历史认识主体来谈论历史认识客体。卡尔说：“并非所有关于过去的事实都是历史事实．或者都会被历史学家当作历史事实加以处理”。历史学家“有双重的责任，一方面发现少数有意义的事实，使它们变成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把许多不重要的事实当作非历史事实而抛弃掉”。针对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思想，他批评说：“过去有这样的说法：事实本身就能说话。这一点当然并不真实”，历史事实本身并不会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卡尔：(历史是什么?)第5一lo页。与贝克尔等人不同，卡尔的历史认识论思想还不能全归入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这一派中。在《历史是什么?》中，他提出了许多《8辟的说法，如“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是相互需要的。没有事实的历史学家是无根之木，是没有用处的；没有历史学家的事实则是一潭死水，毫无意义”。的确，他是“非常审慎地航行于西勒巨岩和克利卜底斯大漩涡之间”。然而，有时又不免失足陷入克利卜底斯大漩涡，流露出相对主义的论点。》

但是，当他们在弥补和克服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缺陷和不足时，却没有能避免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错误。同样也没有能注意到历史认识的发生与历史认识的本源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或者说，不恰当地将历史认识发生层面上的主体的作用、主客体的关系夸大到历史认识的本源层次上，提高到本体的高度。结果，历史学家成为专横主观的主体，历史事实成了一堆任人摆布的材料。“事实就像一只袋子，你不放一些东西在里面，它是站不起来的”，“事实本身要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按什么次第讲什么内容，这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卡尔：《历史是什么?》第6页】。

陈启能先生在《论历史事实》一文中指出：“在西方史学界中，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和情绪，即至少是对是否存在客观历史过程这样的问题不感兴趣，甚至认为这是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老课题。”这种看法和情绪在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本来，历史认识发生层面上的问题的探讨，“历史认识客体”概念的含义的界定都是从一定的本体论出发的，以一定的本体论为基础的。抛弃了本体论的前提，或者从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出发，许多具有合理性的命题(如有关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主体的地位和作用、主客体的关系等论述)就变成了谬误【西方的史学思想，大致经历丁——个·之”字型的发展轨迹。兰克学派的史学思想是针对和批判19世纪以前的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当代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的史学思想又是针对和批判兰克学派的f刁；知是什么原因．在每——次反对与批判的论战中，都出现了一种矫枉过正的情况。矫枉过正的结果，常常是为泼掉洗澡水而将小孩也一同泼掉丁，许多原来具有合理性的命题因没有恰当的限定而成脱缰之马。本文所讨论的三个问题，都有这种特征。其原因何在．有什么规律，也是吏学史和史学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饶有趣味的课题．】。历史事实是没有地位的，解释就是一切。主体不仅决定了客体，而且还吞没了客体。如有的说：历史事实“本身是不存在的，它的存在只是通过意识并且为了意识”，“独立于科学之外而又能被科学真实再现的历史现实是不存在的”【雷蒙·阿隆语，转引自陈启能《论历史事实》。】。有的说：“在历史学家创造历史事实之前，历史事实对于任何历史学家而言都是不存在的”【卡尔·贝克尔语．引自《历史是什么?》第18页。】。“历史事实在某些人的头脑中，不然就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卡尔·贝克尔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31页。】。由于没有本体论的基础，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的历史认识论的“历史认识客体”已不是那外在的、客观的历史事实，而是历史认识主体头脑中的历史事实，即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

总之，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把历史认识客体理解为客观的历史事实，肯定了它的客观性，忽视了它与认识主体的相关联性．实际上是把历史认识客体等同于历史本体。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把历史认识客体理解为存在于历史认识主体头脑中的历史事实，肯定了它与主体的相关联性，否定了它的客观性，实际上是把历史认识客体等同于主体头脑中的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所以，在这两种历史认识论中，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认识客体”的概念范畴。

科学的历史认识论首先肯定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事实的客观存在是它能够成为人们的认识客体的基础和前提。但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并不会因为它的存在而自然地或必然地成为我们的认识客体，它不会向我们自然涌现。当人们的认识还没有指向它们时，它们还处在一种与我们认识主体毫不相干的自然状态。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在人们尚未认识它们之前，早巳客观地发生了，“如果我们不能对事物加以研究，那么它们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存在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1页。】。或者说，它们只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这种非对象的存在物，还不是历史认识客体。通常，我们称之为“自然意义的历史”或“自然的历史”。

历史认识客体是一个与历史认识主体相对应的范畴。正如历史学家只有在现实的历史认识活动中，在与对象的认识关系中才能实现与确证其主体地位一样，客观的历史事实也只有在实际的历史认识活动中，在与主体的认识关系中才能获得认识客体的地位。所以，历史认识的对象是历史，但历史并非全是历史认识的客体。人类社会的历史具有极为漫长的历程和无限丰富的内容，人们的认识活动所指向的仅仅是这无限多样的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只有这些已经纳入人们的历史认识活动，为我们认识主体所指向的客观历史——一系列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过程等，才能称其为历史认识的客体。

马克思曾说过：“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也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之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126、124页．】。如果说历史本身具有不以任何认识主体的思维活动为转移而独立存在的意义的话，那么历史认识客体则恰恰是具有同认识主体的思维相关联的意义。同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有些已成为我们的认识客体，有些还处于一种自然历史的状态，那是由于那些历史事实的性质和历史认识主体的性质所决定的。由于历史事实的性质本身就是客观存在的．要使这些客观存在的东西激发起主体的关注并引起主体的认识指向，主要还是取决于历史认识主体的性质，如主体的认识能力、认识水平，主体及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实践的状况和要求等。

在史学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里，人们并不是抽象地将一切历史现象全都纳入他们的认识活动，当作他们的认识客体。这样傲，不仅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们只能在无限丰富的历史现象中选择那些与他们的认识水平、认识能力相适应的、与他们生活的社会实践状况要求相适应的，因而也就是对他们和他们的社会具有现实意义的那些历史现象作为他们的认识客体。某一个历史事实一旦为主体的认识所指向，它就不再是自在之物了，而是为我之物了【列宁说：“每个人都千万次地看到过‘自在之物’向现象、“为我之物’的简单明白的转化。这种转化也就是认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8页，】。它就成了主体的认识能力、认识水平的标志，成了主体及其社会状况的表征。主客体的相关联性，反映了客体对主体的有用关系和为我关系，反映了客体与主体的内在需要的同—性。因此，不同于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把“历史认识客体”界定为客观的、外在于认识主体并为主体的认识所指向的历史事实。在肯定它的客观性的同时，还从主体方面、从主体的认识活动中来理解历史认识窖体的含义。同时，也不同于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在肯定客体与主体的相关联性时，严格地把它规定在认识论的层次和范围中，客体的客观性是主客体相关联性的前提和基础。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赵文的论述。赵文说：“历史事实作为史学认识论概念，即历史文献中记载或史学家陈述的历史事实，它是进入史学家或历史认识者视野的历史认识客体。这个历史认识客体，并非一般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而是依据史料复原起来的客观存在过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虽然它不能等同于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贝克尔也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它来源于或取材于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换句话说，历史学家视野中的历史事实，应该是由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转化而来，它是历史学家根据历史的记录对自然历史存在的描写与陈述。这便是史学认识论中的历史事实与自然历史或历史原型之间的关联”。在这段论述中，作者使用了好几个概念术语，如“陈述的历史事实”、“历史认识客体”、“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自然历史”、“历史原型”等，这些都是历史认识论中的重要概念，有必要作一番仔细的分析。

(一)赵文泥：“历史文献中记载或史学家陈述的历史事实，它是进入史学家或历史认识者视野的历史认识客体”。说历史认识客体，“并非一般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而是依据史料复原起来的客观存在过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这实际上还是把主体观念中的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称之为历史认识客体，还是把观念对客体的反映当作客体本身。史学家陈述的历史事实，史学家依据史料复原起来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都是历史认识活动的成果。而历史认叼客体是指与主体发生实际的认识关系、并与主体—起构成历史认识活动结构的两极中的一极【夏甄陶：《认识论引论》第4、6l页。】。如，当我们去观察桌子上的一只杯子时，客体是指桌子上的那只杯子，；而不是指我们头脑中的有关杯子的印象；同样，当我们在研究爱琴文明时，客体是指那数千年前的爱琴文明本身，而不是指我们依据史料在观念中复原起来的有关爱琴文明的认识。如果把历史认识的成果称之为历史认识客体【当然，在史学史等研究领域，历史认识的成果也就是我们的认识客体了。如司马迁在《史记》中的陈述，就是我们研究司马迁史学或司马迁史学思想的认识客体。但赵文显然不是在这种意义上称历史认识成果为历史认识客体。】，那么，那些在历史认识活动中，同主体一起构成认识活动结构的两极，并发生实际认识关系的那些外在的客观历史事实称什么呢?

(二)自然历史就是非对象的历史事实，即那些尚未被主体的历史认识所指向的客观历史事实。如果我们把已经为史学主体的认识所指向的历史认识客体称之为现实的认识客体，那么自然历史——即那些尚未被主体的认识所指·向的客观历史事实可以称之为潜在的认识客体。潜在的客体是相对于现实客体而言的，自在之物是相对于为我之物而言的。客观的历史事实一旦为主体的认识所指向，它就不再是自然历史了，不再是潜在的认识客体了。所以，赵文的“历史学家视野中的历史事实，应该是由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转化而来，它是历史学家根据历史的记录对自然历史存在的描写与陈述”的说法就不太妥当，把“自然历史存在”和“历史认识客体”当作同一概念来使用，那么真正的“自然历史”，即尚未被主体的认识所指向的那些客观的历史事实称之什么呢?

(三)赵文说：“这便是史学认识论中的历史事实与自然历史或历史原型之间的关联”。称“自然历史或历史原型”，那是将“自然历史”和“历史原型”作为同—概念来使用的。其实这也是不妥当的。“历史原型”这一概念，有时是相对于“历史认少”或“历史知识”而言的。如我们常把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比喻为“摹写”，历史认识也可以看作是历史学家对客观历史事实的“摹写”，客观的历史是临摹的原型，历史认识或历史知识是摹本，原型是相对于摹本而言的。有时，“历史原型”是相对于“历史遗存”而言。如，研究汉代的社会状况，汉代社会本身就是“原型客体”或“历史原型”，《史记》等史料，就是“历史遗存”，或称“遗存客体”。不管是那一种情况，“历史原型”都是指历史认识客体本身；而“自然历史”则是一种非对象的存在物，还没有为人们的认识所指向，当然谈不上什么“原型”问题。

三

有关历史认识的真实性，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分别代表着西方史学界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即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的两种态度。

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对历史认识的真实性抱着一种乐观和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通过对可靠资料的批判考证，不偏不倚的理解，客观的叙述，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可以如实地再现全部历史真相。同时，他们相信，随着文献档案资料的开放，全部的资料都可以获得，一切问题都变得可以解决。“终极的”历史学和“完善的”历史学的时代虽然尚未到来，但已经为期不远。“人类历史中全部最细微事实的集合终将说话”【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9-10页】。

与此相反，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对历史认识真实性抱着一种悲观和否定的态度。他们嘲笑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所标榜的“如实地说明历史”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史学家不可能展现某个事件的全过程，即使最简单的事件也不可能”【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载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33页。】。克罗齐说：“事实上，关于罗马或希腊诸国的源流、关于希腊和罗马文明以前各该国的民族，尽管我们门拥有学者们的全部研究，我们究竟知道些什么呢?……我们就不谈大历史吧!至少对于一件小历史，姑且不说有关我们的国家、城镇或家庭的小历史而说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最小的小历史，我们能不能完全知道呢?”【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9月版，第35-36页】“终极历史学”的信仰被当作空想抛弃了，“晚一代历史学家并不憧憬这样的远景。他们希望别人一次次地超过自己的工作。他们认识到，关于过去的知识是通过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脑子，即经过了他们的‘加工’才‘传下来的。因此，其中不可能包含不可变更的基本元素或与人无关的原子。……探索似平是无止境的，一些缺乏耐心的学者躲避到怀疑论里去，或者至少用下列原理来作为遁辞：既然一切历史判断都掺杂着人和他们的观点，那么，它们彼此都是——样正确的，而且不存在什么“客观的历史真理”【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9第14页。】。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来自一种同样的衡量尺度，即都以一种完全、彻底的尺度来衡量历史认识的真实性。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所肯定的真实性，就是认识与对象的完全吻合，不仅可以完全、彻底地认识历史事实，而且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产生终极的历史学。而在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看来，既然这种真实性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幻想，那么历史认识领域就无真实性可言；他们都没有注意列历史认识是否具有真实性的实质并不是认识与对象能否达到完全吻合，而是主体的历史认识是否可能包含了来自历史认识客体的客观性内容的问题。只要肯定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历史认识中存在着真实性；只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分析，那么历史认识是否具有真实性，就是—个可以解决的问题。

不仅如此，客观声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工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对造成历史认识失真的原闲分析也是极为相似的。我们知道，客观主义历史认识沦对历史认识真实性的肯定，主要是限于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范围。在他们看来，唯有在事实性的历史认识范围里，历史学家才能做到排除“自我”，达到“无我”之境。“每件事实都要被思考为不仅独立于其他一切事实之外，而且也独立于认知者之外，因此历史学家观点中的一切主观成分必须一概删除”【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闰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页】。一旦超出了这个范围，历史认识就无真实性可言。所以，他们在史学实践中，避免作任何理论上的概括、综合和评价，避免对事实作任何判断，而致力于确认可能范围内的一切事实。

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看到，要在历史认识活动中排除、消灭主体是不可能的，历史认识活动必然是具有主体性的，认识的结果也必然是渗透着史家主体的因素和凝结着史家主体的属性。同时，他们看到，历史认识也不是纯粹的事实。柯林武德说：历史学家重演前人的思想，“它并不是消极地委身于别人心灵的魅力；它是一项积极的、因而是批判思维的工作”，“他之重演它，乃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中进行的，因而重演它也就是批判它并形成自己对它的价值的判断”【《历史的观念》第26页。】。把历史认识看作是一种价值认识；这是当代西方历史认识论中的一种很普遍的看法。因此，他们也更多地是从这一角度来讨论历史认识的性质和历史认识的特点。如卡尔、克罗齐、贝克尔等人的历史认识论都具有这种特点。对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者来说，他们必须在肯定历史认识的主体性、肯定历史认识主要是一种价值认识的基础上，来讨论历史认识的真实性问题。但是，在这两个问题上，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与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又殊途同归了。

(一)与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一样，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也把历史认识的主体性看作是一种完全消极的因素。

所谓主体性，就是指主体通过自己的认知图式去反映对象而使认识对象、认识过程和认识结果渗透、凝结着主体属性的一种特征。只要是人的认识，一定具有主体性。因为认识总是在先已形成的认知图式的统摄下进行的，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透过自身去观察、理解和把握对象，不带主体性的认识是没有的【参见周文彰：《认识的主体性和客观性》，刊于《求索》1989年第2期，】。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是看到这一点的。但是，主体性的存在是否必然就消失掉历史认识的肯定性呢?对此，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都作出了同样的回答。前者希望通过消灭“自我”，净化历史认识过程，来保全“历史的贞洁”【罗兰·巴尔特：《历史的话语》，载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S?页。】；后者看到主体的“加工”是必不可少的，主体性是无法清除的?而一经主体“加工”，历史认识就不可能包含与人无关的因素了，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也就不存在了。【参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14页。】

其实，主体性的存在并不必然就消失掉认识的真实性，主体通过自己的认知图式去加工处理历史信息，形成一定的历史认识过程，就是历史客体在吏家主体的头脑中取得观念性形式、史家主体的观念从历史客体获得客观性内容的过程，即历史客体的主体化过程【庞卓恒先生称“一—切历史著述都是主体化的历史”-“所谓主体化的历史，就是历史认识的主体根据自己对客体历史的认识而描述和归纳出来的历史”．见杜经国、宠卓恒、陈高华著《历史学概论》第一篇第二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9月版。】。客体的主体化不等于客体的主观化，认识的主体性不等于认识的主观性。主体的认知图式是先存的，但不是先验的。更主要的是，历史认识主体的认知图式并不是随意的主观的建构，“主体绝对不能随意地好像玩一个游戏或画一幅画那样来自由地安排结构”【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3页。】。从根本上说，主体的认知图式是客观历史图式的内化和积淀。客观历史就其本质而言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并有自身的联系和秩序，这种规律、联系和秩序的最普遍的关系在一定的意义上形成为图式。在史学实践中，多种多样的历史图式转化为语言、概念等，最后又内化和沉淀为主体的认知图式。在历史认识活动中，主体一方面用先存的认知图式去加工处理历史的信息，描述客观历史的图式；另一方面又以客观历史的图式为蓝本不断地修正完善自己的认知图式。随着历史认识活动的不断发展，主体的图式就越来越逼近客观历史的图式，主体也就能越来越真实地反映历史。《庄子·养生主》记载了一则“庖丁解牛”的寓言，说：“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畸，砉然响然，奏刀辖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令。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这里所说的从“所见无非牛者”到“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的过程．正是主体图式不断逼近客体的图式，主体越来越真实地反映客体的过程。解牛如此，历史认识也如此。所以?经由主体“加工”而形成的历史认识是可以包含一些与人无关的客观性内容的，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是可以达到的。

(二)与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一样，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也认为在历史的价值认识的范围里，认识是没有普遍性、持久性的。应该肯定，历史认识不仅仅是一种事实性认识，它还是一种价值性认识。历史对历史本身来说，是一系列已经发生或存在过的事和人；而对于回忆它、研究它的人来说，它是一系列发生和存在过的有意义的事和人。相比之下，在历史认识的本质特点、历史认识与现实的关系等方面，当代的历史认识论要比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具有更深刻的理解。

如果我们把历史认识分成事实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两个层次并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事实性认识与价值性认识具有不同的特点。事实认识的真实性是与它的普遍性、持久性相一致的，一个事实认识只要是真实的，它总是能为大家接受和分享；而价值认识的真实性与它的普遍性、持久性并不一致，一个具有真实性的价值认识并不一定能为他人接受和分享。同一个历史事实，与不同的主体会构成不同的价值关系，不同的主体又会依据不同的价值尺度去评价它的意义。各个时代、各个社会都是按照他自己的需要去理解历史的意义，形成他自己的历史判断。新的时代和社会，会产生新的需要，形成新的价值关系。新的需要和新的价值关系又要求历史学家去重新认识历史。所以，历史的意义总是需要不断地加以重新理解、重新评价。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者看到历史认识的不断更新，看到它的多样性和流变性，而且前人的历史认识往往不能为后人所分享；同时，他们又看到各个时代和社会都是按照他们自己的需要去理解历史的意义，形成自己的历史认识。这些认识对于产生它们的时代和社会来说，又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即反映了他们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那么，历史认识岂不是没有正确与否的区别了吗?柯林武德在1936年的一份手稿里曾这么写道：“圣奥古斯丁从一个早期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待历史的历史；提累蒙特是从一个十七世纪的法国人的观点来看；吉本从一个十八世纪英国人的观点来看；而蒙森则从一个十九世纪德国人的观点来看。问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那是没有意义的。每种观点对于采用它的人来说，都只是唯一的一种可能”【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编者序言，第9页。】。这一段文字，当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在讨论有关历史领域的事实性认识的正确性问题。历史领域中的价值性认识究竟有没有普遍性和持久性呢?应该说，这才是赵文所说的有关历史认识真理性和历史认识论中的一个难题。

如果我们对历史认识主体的理解是个体的、个别的，我们确实很难找到普遍的、持久的、能为大家共享的价值判断。有关历史意义的认识，常常是有差异的、矛盾的和对立的。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率领航队首次登上美洲巴哈马群岛，欧洲人(其实只是部分欧洲人)称其为“发现新大陆”，认为是值得纪念的一天；美洲印第安人称其为“入侵”，认为这一天是罪恶的殖民主义实施种族灭绝的开始，是印第安人的“忌日”和“哀悼日”【《纪念与抵制并举的—天】1992年10月16日《文汇报》。】。只要主体是个体的、个别的，那么作出的历史判断总是个别性的和特殊性的，而不是一般性的和普遍性的。如果我们对历史认识主体的理解是整体的或人类总体的，那么，普遍性的、持久性的历史判断还是存在的。波兰史学家托波尔斯基在《历史学方法论》中曾这么说：“我们必须承认就所涉及的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而言，存在着一种人性的共同基础。我们这里所说的不仅只指生物层次上的基础(尽管在这方面共同的基础看上去最清楚、最明显)，而且还指心理层次上的基础。每—个历史学家都确信人性的某些特点和人的某些需要是永恒的，并把他的许多陈述都建立在这种确信的基础之上”【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华夏出版社1990年9月桩：第648页。】。这种人性的共同基础和人的某些永恒的需要的直接表现就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

认识论范文篇2

有关当前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任务，笔者同意赵吉惠先生的观点：反省和重建（赵吉惠先生在《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上发表的论文题目，就是《当代历史认识论的反省和重建》），即考察和反省西方历史认识论的一些主要论点，重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反省是为了重建，重建必须要有认真切实的反省。否则，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招牌。

历史认识论是一门反思性的研究，而其自身也须时时反思和反省。唯有这样才能少走弯路，避免重蹈前人的失误。本着这样的认识，笔者写成此文，承接赵吉惠先生《当代历史认识论的反省与重建》一文中提出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同时，也对西方历史认识论的两个主要流派：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本文所谓的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仅指兰克学派的历史认识论思想）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在这些问题上的论点作一番考察和反省。

一

与“一般的以现实存在的事物为对象的认识活动不同，历史认识的对象是既往的事物，它既不能直接观察、也不能通过任何实验的方法来复制、再现。面对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认识对象，历史认识者常常会发问：历史事实在哪里?作为认识对象的事实在哪里?这是自然科学家和大多数以现存事实为对象的研究者无须关心的问题，而在历史学科中，它不仅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而且在认识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历史事实在哪里?或者简单地说，历史在哪里?这是19世纪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当代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讨论较多、分歧也较大的一个问题。赵吉惠先生在《当代历史认识论的反省和重建》一文(以下简称赵文)中，从另一个角度——究竟是有一种历史事实，还是有两种历史事实——讨论了这个问题。历史事实究竟在哪里呢?或者说，究竟是一种历史事实，还是有两种历史事实呢?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认为．，历史事实是客观的，它存在于历史认识主体之外并不受其影响。历史事实以直接的方式“封存”在史料之中，尤其是原始资料之中。历史认识主体只要按照——定的规则和程序(统称为史料的外部批判和内部批判)，就可以获得它们，将它们移入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历史学家从第一手资料提取历史事实后，即可‘直接’把它搬到自己的史学著作中去，既不用改变它在历史链条上的位置，也不用涉及它在这个链条上的作用和意义”（巴尔格：《历史学的范畴和方法》，华夏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146—l47页）。对历史认识真实性的威胁主要来自历史认识主体。因此，历史学家应该、而且可以做到排除“自我”、消灭“自我”，他应该是一件工具、一面镜子、一架传递历史声音的机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如实地说明历史”，做到“不是我在说话，而是历史在借我的口说话”（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12页。）。他们相信事实本身就会说话，能让历史事实自己来说话的历史学家才是最好的历史学家。

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不同意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对“历史事实”的解释。他们认为，把历史事实看成是“硬邦邦的”、“冷冰冰的”、“像砖头和木块那样具有一定形状和明显固定轮廓的东西”是荒谬可笑的，“相信历史事实的硬核客观地、独立地存在于历史学家的解释之外，这是一种可笑的谬论，然而这也是一种不易根除的谬论”（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页。）。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历史学家不可能与它打交道，“这些已经消失了的客观事实被关于它们的暗淡的反映和模糊的印象或观念所代替，而且这些触摸不到的、暗淡模糊的反映和印象都是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所留下的全部东西”（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载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30页）。卡尔·贝克尔解释说：“我们承认有两种历史：一种是一度发生过的实实在在的一系列事件，另一种是我们所肯定的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意识上一系列事件。第一种是绝对的和不变的，不管我们对它怎样做法和说法，它是什么便是什么；第二种是相对的，老是跟着知识的增加或精炼而变化的。这两系列事件或多或少是相应的，我们的目的便是求这两种相应尽量确切；但是事实的实在的一系列，在我们看来，只存在于我们所肯定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那意识上的一系列之中。这便是为什么我不得不把历史和历史知识等同起来。为了一切实用的宗旨，对我们和对目前的一时来说，历史便是我所知道的历史”（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259—260页）。

从表面上看，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看法是彼此对立的，但两者的结论却有共同之处。客观的历史事实，就是史料中记载的历史事实，就是历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陈述的事实，这是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观点。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虽然曾讲到有两种历史事实，但是最后仍然只承认有一种历史事实，因为在他们看来，“历史事实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不然就不存在于任何地方”（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第231页）。一个把客观的历史事实等同于史料中的历史事实，等同于认识观念中的历史认识；一个用主体观念中的历史事实取代了客观的历史事实，“历史便是我所知道的历史”。两者殊途同归，都把客观的历史事实等同于观念中的历史事实，都认为只有一种历史事实。

不管是把客观的历史事实等同于观念中的历史事实，还是用观念中的历史事实取代客观的历史事实，只要认为只有一种历史事实，即只要使用口；个“历史事实”概念范畴，就很难解释我们的历史认识活动。例如，从公元前2000年克里特岛上出现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到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灭亡，爱琴海地区上古国家存在约有800年之久．有关爱琴文明的历史事实，如今已经被写进我们的史学著作中。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爱琴文明不是存在于公元前2000年，而是存在于我们今天的历史认识主体的意识中，存在于历史学家的史学著作中；即使在我们的史学著作中，有关爱琴文明的描述非常详尽，非常真实，我们也不能说，这就是爱琴文明本身，不是我们在讲爱琴文明，而是爱琴文明在借我们的口说话。把观念中的历史事实等同于客观的历史事实，是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共同错误。也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许多学者，尤其是前苏联、波兰的一些学者，对“历史事实”范畴的涵义、层次、方面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详见陈启能《论历史事实》，《史学理沦》1987年第4期。）。

随着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当代思维科学、信息科学的发展，使我们对历史认识的本质、历史事实与历史认识的关系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当代认识论、思维科学、信息科学的研究向我们表明：现实世界普遍存在着一种信息因素，它是世界上一切物质系统存在及其形态、状况、结构、特征等等的具有确定性的表征或标志（夏甄陶：《认识论引论》，人民山版社1986年6月版，第194页，）。信息是由物质系统发出的，在物质系统的相互作用中，某一物质系统的信息可以通过一定的中介(信息通道)传递给另一些物质系统，并为后者所接收。这样，后者就保留和储存了表征或标志着前者的形态、状况、结构、特征等等的信息材料。人们的历史认识过程，就是一个获得和加工处理历史信息的过程。对于那些已经消灭了的历史事实，人们虽然无法直接接收它们的信息，但可以通过接收它们仍然保留和储存在现存物质系统中的某些历史信息来认识它们。当我们说我们对某一历史事实有了某种认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获得了有关这一历史事实的某些信息。客观历史的内容是以信息的形式进入并存在于我们历史认识主体的观念中的，主体的历史认识具有客观性的内容，就是指认识所包含的有关历史事实的信息的客观性【于沛先生在《史学的科学认识功能和理论思维》(刊于(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文中，讨论了历史研究中的客观性问题。认为“历史学的客观性不是客观实在的纯客观性，而是带有主观性质的客观性，或是在主观范围内的客观性”正确地指出了历史学中的客现性不能等同于历史实在的客．观性，但在表述上好像还欠准确。通常所说的主观性与客观性是一对对应的范畴，客观性就是非主观性，主观性就是非客观性。主观性质的客观性，在逻辑上说不通。按笔者的理解，是甭可以这佯说：历史学中的客观性，就是历史认识戎果的客观性，具体地位，就足主体观念中有关历史事实的信息的客观性，是否妥当，仅供参考。】。是历史事实的信息进入到我们的观念中，而不是历史事实本身存在于我们的观念中；是主体的陈述包含了历史事实的客观性的信息，而不是主体的陈述就是历史事实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科学认识论、思维科学、信息科学的发展进步，历史认识论领域里的种种客观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的观点将日益失去其存在的时代条件，日益显示出它们的不合理性。赵吉惠先生说：当代东西方的某些历史哲学家，为了准确界定“历史事实”这个概念，曾经试图把它区分为“科学的历史事实”与“客观的历史事实”两个不同的概念，这种区分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仔细推敲，却存在着这样的矛盾：“把‘历史事实’区分为‘科学的事实’或‘史学的事实’与‘客观实际的事实’，就等于世界上存在两种事实，一个是客观的事实，一个是主观的事实，而且二者是对立的。这是不科学的。实际上只存在一种事实，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历史文献记载的或者历史学家著作中陈述的事实，虽然包含科学重构的性质，但其真实内容都是客观历史事实的部分或片断，是客观实际历史事实的陈述或表现形态。我们所能看到的也只能是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所谓‘科学的历史事实’或‘史学的事实’不过是从‘实际存在的客观历史事实’中整理、概括的结果罢了”。

笔者认为赵文的这个论点不能成立。历史文献的记载或历史著作中的陈述，都是历史认识主体对历史事实的认识，赵文既然已经肯定它具有科学重构的性质，那么它们怎么还能“都是客观历史事实的部分或片断”呢?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是历史认识主体通过对客观历史事实的信息的接收、加工处理后的产物。换句话说，历史认识活动也是一种精神产品的生产活动，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就是历史认识主体依照客观历史事实为原型而生产出来的一种观念性的精神产品。一个是生产出来的产品，一个是生产所模仿的原型，前者怎么会是后者的部分或片断呢?

赵文认为，把“历史事实”概念区分为“科学的历史事实”或“史学的事实”与“客观实际的事实”，就等于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事实，一个是客观的事实，一个是主观的事实，而且二者是对立的。这是不科学的。其实，将“历史事实”概念区分为“客观的历史事实”和“科学的历史事实”(实际上就是“观念中的历史事实”)，并不是出于任何人的主观划分，而是客观的存在。或者说，在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使用“客观的历史事实”和“观念中的历史事实”两个概念范畴才能说明或描述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事物的概念与它的现实”的差别。“客观的历史事实”和“观念中的历史事实”的差别和关系就像恩格斯在讨论事物的概念与它的现实的关系所说：“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象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这种差别使得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5页】。将“事物的概念与它的现实”加以区别，将“历史事实”概念区分为“科学的历史事实”与“客观的历史事实”怎能说是不科学的呢？更难以理解的是，赵文一方面认为历史文献记载的或者历史学家著作中陈述的事实“虽然包含科学重构的性质，但其真实内容都是客观历史事实的部分或片断”；另一方面又认为“历史文献记载或史学家通过史料中介而陈述的‘历史事实’，这里难免渗透了历史文献记录者、整理者的意向，也必然包含了史学家的兴趣和选择。因而，这样的‘历史事实’既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有一定的虚假甚至歪曲的成分”，所以，它“并非一般的自然历史过程”。那么，赵文所说的只有一种历史事实究竟是指什么呢?如上所述，将“事物的概念与它的现实”混为同一，是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共同错误，只是他们处理的方式不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是用观念中的历史事实来替代和取消客观的历史事实；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是用观念中的历史事实等同于客观的历史事实。赵文的论述似乎更接近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思想。

二

本文的第一部分讨论的是历史认识领域里的“事物的概念与它的现实”的差别问题。下面，我们来讨论“历史认识客体”的含义问题。

首先，还是先来考察一下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对“历史认识客体”的解释。

严格地说，在客观主义历史认识中，还没有“历史认识客体”这个概念。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注意到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与作为历史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的差别。历史是历史认识的客体，历史认识客体就是客观历史本身。换句话说，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是把历史本体等同于历史认识的客体。

我们知道，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主要是从历史认识的本源方面来理解历史认识活动，特点是强调历史本身的客观性，排斥和反对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主体性。他们在历史认识的本源上，持一种客观主义的态度，肯定历史事实是先于和独立于历史认识主体的客观存在，并把它看作是历史认识活动的基础和前提。这是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合理的一面。但是，认识的本源问题的研究，解决的是“精神源于物质，还是物质源于精神”的问题。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没有深入地探讨认识的发生问题。或者说，他们还没有注意到认识的本源与认识的发生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而简单地把对历史认识本源问题的理解用到历史认识的发生问题上，把历史认识看作是历史对历史认识主体的给予，把历史认识主体看作是一种工具。结果，把历史认识客体等同于历史的本体。

把历史认识客体等同于历史本体，不仅在量的方面扩大了“历史认识客体”概念的外延，而在质的方面，也抹杀和忽视了历史认识客体与认识主体的相关联性【参见李振宏《论历史认识的客体范畴》，刊于《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因为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是由于我们的认识指向才成为我们的认识客体。这是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缺陷和不足之处。

与之相同的是，在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里，也没有“历史认识客体”的概念。我们知道，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主要是从历史认识的发生的层面上来理解历史认识活动，特点是强调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主体性，强调从主体方面来理解历史认识活动。他们认为不能离开历史认识主体来谈论历史认识客体。卡尔说：“并非所有关于过去的事实都是历史事实．或者都会被历史学家当作历史事实加以处理”。历史学家“有双重的责任，一方面发现少数有意义的事实，使它们变成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把许多不重要的事实当作非历史事实而抛弃掉”。针对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思想，他批评说：“过去有这样的说法：事实本身就能说话。这一点当然并不真实”，历史事实本身并不会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卡尔：(历史是什么?)第5一lo页。与贝克尔等人不同，卡尔的历史认识论思想还不能全归入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这一派中。在《历史是什么?》中，他提出了许多《8辟的说法，如“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是相互需要的。没有事实的历史学家是无根之木，是没有用处的；没有历史学家的事实则是一潭死水，毫无意义”。的确，他是“非常审慎地航行于西勒巨岩和克利卜底斯大漩涡之间”。然而，有时又不免失足陷入克利卜底斯大漩涡，流露出相对主义的论点。》

但是，当他们在弥补和克服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缺陷和不足时，却没有能避免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错误。同样也没有能注意到历史认识的发生与历史认识的本源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或者说，不恰当地将历史认识发生层面上的主体的作用、主客体的关系夸大到历史认识的本源层次上，提高到本体的高度。结果，历史学家成为专横主观的主体，历史事实成了一堆任人摆布的材料。“事实就像一只袋子，你不放一些东西在里面，它是站不起来的”，“事实本身要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按什么次第讲什么内容，这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卡尔：《历史是什么?》第6页】。

陈启能先生在《论历史事实》一文中指出：“在西方史学界中，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和情绪，即至少是对是否存在客观历史过程这样的问题不感兴趣，甚至认为这是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老课题。”这种看法和情绪在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本来，历史认识发生层面上的问题的探讨，“历史认识客体”概念的含义的界定都是从一定的本体论出发的，以一定的本体论为基础的。抛弃了本体论的前提，或者从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出发，许多具有合理性的命题(如有关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主体的地位和作用、主客体的关系等论述)就变成了谬误【西方的史学思想，大致经历丁——个·之”字型的发展轨迹。兰克学派的史学思想是针对和批判19世纪以前的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当代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的史学思想又是针对和批判兰克学派的f刁；知是什么原因．在每——次反对与批判的论战中，都出现了一种矫枉过正的情况。矫枉过正的结果，常常是为泼掉洗澡水而将小孩也一同泼掉丁，许多原来具有合理性的命题因没有恰当的限定而成脱缰之马。本文所讨论的三个问题，都有这种特征。其原因何在．有什么规律，也是吏学史和史学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饶有趣味的课题．】。历史事实是没有地位的，解释就是一切。主体不仅决定了客体，而且还吞没了客体。如有的说：历史事实“本身是不存在的，它的存在只是通过意识并且为了意识”，“独立于科学之外而又能被科学真实再现的历史现实是不存在的”【雷蒙·阿隆语，转引自陈启能《论历史事实》。】。有的说：“在历史学家创造历史事实之前，历史事实对于任何历史学家而言都是不存在的”【卡尔·贝克尔语．引自《历史是什么?》第18页。】。“历史事实在某些人的头脑中，不然就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卡尔·贝克尔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31页。】。由于没有本体论的基础，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的历史认识论的“历史认识客体”已不是那外在的、客观的历史事实，而是历史认识主体头脑中的历史事实，即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

总之，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把历史认识客体理解为客观的历史事实，肯定了它的客观性，忽视了它与认识主体的相关联性．实际上是把历史认识客体等同于历史本体。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把历史认识客体理解为存在于历史认识主体头脑中的历史事实，肯定了它与主体的相关联性，否定了它的客观性，实际上是把历史认识客体等同于主体头脑中的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所以，在这两种历史认识论中，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认识客体”的概念范畴。

科学的历史认识论首先肯定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事实的客观存在是它能够成为人们的认识客体的基础和前提。但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并不会因为它的存在而自然地或必然地成为我们的认识客体，它不会向我们自然涌现。当人们的认识还没有指向它们时，它们还处在一种与我们认识主体毫不相干的自然状态。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在人们尚未认识它们之前，早巳客观地发生了，“如果我们不能对事物加以研究，那么它们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存在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1页。】。或者说，它们只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这种非对象的存在物，还不是历史认识客体。通常，我们称之为“自然意义的历史”或“自然的历史”。

历史认识客体是一个与历史认识主体相对应的范畴。正如历史学家只有在现实的历史认识活动中，在与对象的认识关系中才能实现与确证其主体地位一样，客观的历史事实也只有在实际的历史认识活动中，在与主体的认识关系中才能获得认识客体的地位。所以，历史认识的对象是历史，但历史并非全是历史认识的客体。人类社会的历史具有极为漫长的历程和无限丰富的内容，人们的认识活动所指向的仅仅是这无限多样的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只有这些已经纳入人们的历史认识活动，为我们认识主体所指向的客观历史——一系列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过程等，才能称其为历史认识的客体。

马克思曾说过：“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也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之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126、124页．】。如果说历史本身具有不以任何认识主体的思维活动为转移而独立存在的意义的话，那么历史认识客体则恰恰是具有同认识主体的思维相关联的意义。同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有些已成为我们的认识客体，有些还处于一种自然历史的状态，那是由于那些历史事实的性质和历史认识主体的性质所决定的。由于历史事实的性质本身就是客观存在的．要使这些客观存在的东西激发起主体的关注并引起主体的认识指向，主要还是取决于历史认识主体的性质，如主体的认识能力、认识水平，主体及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实践的状况和要求等。

在史学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里，人们并不是抽象地将一切历史现象全都纳入他们的认识活动，当作他们的认识客体。这样傲，不仅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们只能在无限丰富的历史现象中选择那些与他们的认识水平、认识能力相适应的、与他们生活的社会实践状况要求相适应的，因而也就是对他们和他们的社会具有现实意义的那些历史现象作为他们的认识客体。某一个历史事实一旦为主体的认识所指向，它就不再是自在之物了，而是为我之物了【列宁说：“每个人都千万次地看到过‘自在之物’向现象、“为我之物’的简单明白的转化。这种转化也就是认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8页，】。它就成了主体的认识能力、认识水平的标志，成了主体及其社会状况的表征。主客体的相关联性，反映了客体对主体的有用关系和为我关系，反映了客体与主体的内在需要的同—性。因此，不同于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把“历史认识客体”界定为客观的、外在于认识主体并为主体的认识所指向的历史事实。在肯定它的客观性的同时，还从主体方面、从主体的认识活动中来理解历史认识窖体的含义。同时，也不同于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在肯定客体与主体的相关联性时，严格地把它规定在认识论的层次和范围中，客体的客观性是主客体相关联性的前提和基础。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赵文的论述。赵文说：“历史事实作为史学认识论概念，即历史文献中记载或史学家陈述的历史事实，它是进入史学家或历史认识者视野的历史认识客体。这个历史认识客体，并非一般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而是依据史料复原起来的客观存在过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虽然它不能等同于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贝克尔也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它来源于或取材于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换句话说，历史学家视野中的历史事实，应该是由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转化而来，它是历史学家根据历史的记录对自然历史存在的描写与陈述。这便是史学认识论中的历史事实与自然历史或历史原型之间的关联”。在这段论述中，作者使用了好几个概念术语，如“陈述的历史事实”、“历史认识客体”、“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自然历史”、“历史原型”等，这些都是历史认识论中的重要概念，有必要作一番仔细的分析。

(一)赵文泥：“历史文献中记载或史学家陈述的历史事实，它是进入史学家或历史认识者视野的历史认识客体”。说历史认识客体，“并非一般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而是依据史料复原起来的客观存在过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这实际上还是把主体观念中的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称之为历史认识客体，还是把观念对客体的反映当作客体本身。史学家陈述的历史事实，史学家依据史料复原起来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都是历史认识活动的成果。而历史认叼客体是指与主体发生实际的认识关系、并与主体—起构成历史认识活动结构的两极中的一极【夏甄陶：《认识论引论》第4、6l页。】。如，当我们去观察桌子上的一只杯子时，客体是指桌子上的那只杯子，；而不是指我们头脑中的有关杯子的印象；同样，当我们在研究爱琴文明时，客体是指那数千年前的爱琴文明本身，而不是指我们依据史料在观念中复原起来的有关爱琴文明的认识。如果把历史认识的成果称之为历史认识客体【当然，在史学史等研究领域，历史认识的成果也就是我们的认识客体了。如司马迁在《史记》中的陈述，就是我们研究司马迁史学或司马迁史学思想的认识客体。但赵文显然不是在这种意义上称历史认识成果为历史认识客体。】，那么，那些在历史认识活动中，同主体一起构成认识活动结构的两极，并发生实际认识关系的那些外在的客观历史事实称什么呢?

(二)自然历史就是非对象的历史事实，即那些尚未被主体的历史认识所指向的客观历史事实。如果我们把已经为史学主体的认识所指向的历史认识客体称之为现实的认识客体，那么自然历史——即那些尚未被主体的认识所指·向的客观历史事实可以称之为潜在的认识客体。潜在的客体是相对于现实客体而言的，自在之物是相对于为我之物而言的。客观的历史事实一旦为主体的认识所指向，它就不再是自然历史了，不再是潜在的认识客体了。所以，赵文的“历史学家视野中的历史事实，应该是由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转化而来，它是历史学家根据历史的记录对自然历史存在的描写与陈述”的说法就不太妥当，把“自然历史存在”和“历史认识客体”当作同一概念来使用，那么真正的“自然历史”，即尚未被主体的认识所指向的那些客观的历史事实称之什么呢?

(三)赵文说：“这便是史学认识论中的历史事实与自然历史或历史原型之间的关联”。称“自然历史或历史原型”，那是将“自然历史”和“历史原型”作为同—概念来使用的。其实这也是不妥当的。“历史原型”这一概念，有时是相对于“历史认少”或“历史知识”而言的。如我们常把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比喻为“摹写”，历史认识也可以看作是历史学家对客观历史事实的“摹写”，客观的历史是临摹的原型，历史认识或历史知识是摹本，原型是相对于摹本而言的。有时，“历史原型”是相对于“历史遗存”而言。如，研究汉代的社会状况，汉代社会本身就是“原型客体”或“历史原型”，《史记》等史料，就是“历史遗存”，或称“遗存客体”。不管是那一种情况，“历史原型”都是指历史认识客体本身；而“自然历史”则是一种非对象的存在物，还没有为人们的认识所指向，当然谈不上什么“原型”问题。

三

有关历史认识的真实性，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分别代表着西方史学界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即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的两种态度。

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对历史认识的真实性抱着一种乐观和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通过对可靠资料的批判考证，不偏不倚的理解，客观的叙述，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可以如实地再现全部历史真相。同时，他们相信，随着文献档案资料的开放，全部的资料都可以获得，一切问题都变得可以解决。“终极的”历史学和“完善的”历史学的时代虽然尚未到来，但已经为期不远。“人类历史中全部最细微事实的集合终将说话”【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9-10页】。

与此相反，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对历史认识真实性抱着一种悲观和否定的态度。他们嘲笑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所标榜的“如实地说明历史”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史学家不可能展现某个事件的全过程，即使最简单的事件也不可能”【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载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33页。】。克罗齐说：“事实上，关于罗马或希腊诸国的源流、关于希腊和罗马文明以前各该国的民族，尽管我们门拥有学者们的全部研究，我们究竟知道些什么呢?……我们就不谈大历史吧!至少对于一件小历史，姑且不说有关我们的国家、城镇或家庭的小历史而说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最小的小历史，我们能不能完全知道呢?”【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9月版，第35-36页】“终极历史学”的信仰被当作空想抛弃了，“晚一代历史学家并不憧憬这样的远景。他们希望别人一次次地超过自己的工作。他们认识到，关于过去的知识是通过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脑子，即经过了他们的‘加工’才‘传下来的。因此，其中不可能包含不可变更的基本元素或与人无关的原子。……探索似平是无止境的，一些缺乏耐心的学者躲避到怀疑论里去，或者至少用下列原理来作为遁辞：既然一切历史判断都掺杂着人和他们的观点，那么，它们彼此都是——样正确的，而且不存在什么“客观的历史真理”【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9第14页。】。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来自一种同样的衡量尺度，即都以一种完全、彻底的尺度来衡量历史认识的真实性。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所肯定的真实性，就是认识与对象的完全吻合，不仅可以完全、彻底地认识历史事实，而且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产生终极的历史学。而在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看来，既然这种真实性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幻想，那么历史认识领域就无真实性可言；他们都没有注意列历史认识是否具有真实性的实质并不是认识与对象能否达到完全吻合，而是主体的历史认识是否可能包含了来自历史认识客体的客观性内容的问题。只要肯定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历史认识中存在着真实性；只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分析，那么历史认识是否具有真实性，就是—个可以解决的问题。

不仅如此，客观声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工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对造成历史认识失真的原闲分析也是极为相似的。我们知道，客观主义历史认识沦对历史认识真实性的肯定，主要是限于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范围。在他们看来，唯有在事实性的历史认识范围里，历史学家才能做到排除“自我”，达到“无我”之境。“每件事实都要被思考为不仅独立于其他一切事实之外，而且也独立于认知者之外，因此历史学家观点中的一切主观成分必须一概删除”【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闰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页】。一旦超出了这个范围，历史认识就无真实性可言。所以，他们在史学实践中，避免作任何理论上的概括、综合和评价，避免对事实作任何判断，而致力于确认可能范围内的一切事实。

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看到，要在历史认识活动中排除、消灭主体是不可能的，历史认识活动必然是具有主体性的，认识的结果也必然是渗透着史家主体的因素和凝结着史家主体的属性。同时，他们看到，历史认识也不是纯粹的事实。柯林武德说：历史学家重演前人的思想，“它并不是消极地委身于别人心灵的魅力；它是一项积极的、因而是批判思维的工作”，“他之重演它，乃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中进行的，因而重演它也就是批判它并形成自己对它的价值的判断”【《历史的观念》第26页。】。把历史认识看作是一种价值认识；这是当代西方历史认识论中的一种很普遍的看法。因此，他们也更多地是从这一角度来讨论历史认识的性质和历史认识的特点。如卡尔、克罗齐、贝克尔等人的历史认识论都具有这种特点。对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者来说，他们必须在肯定历史认识的主体性、肯定历史认识主要是一种价值认识的基础上，来讨论历史认识的真实性问题。但是，在这两个问题上，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与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又殊途同归了。

(一)与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一样，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也把历史认识的主体性看作是一种完全消极的因素。

所谓主体性，就是指主体通过自己的认知图式去反映对象而使认识对象、认识过程和认识结果渗透、凝结着主体属性的一种特征。只要是人的认识，一定具有主体性。因为认识总是在先已形成的认知图式的统摄下进行的，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透过自身去观察、理解和把握对象，不带主体性的认识是没有的【参见周文彰：《认识的主体性和客观性》，刊于《求索》1989年第2期，】。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是看到这一点的。但是，主体性的存在是否必然就消失掉历史认识的肯定性呢?对此，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都作出了同样的回答。前者希望通过消灭“自我”，净化历史认识过程，来保全“历史的贞洁”【罗兰·巴尔特：《历史的话语》，载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S?页。】；后者看到主体的“加工”是必不可少的，主体性是无法清除的?而一经主体“加工”，历史认识就不可能包含与人无关的因素了，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也就不存在了。【参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14页。】

其实，主体性的存在并不必然就消失掉认识的真实性，主体通过自己的认知图式去加工处理历史信息，形成一定的历史认识过程，就是历史客体在吏家主体的头脑中取得观念性形式、史家主体的观念从历史客体获得客观性内容的过程，即历史客体的主体化过程【庞卓恒先生称“一—切历史著述都是主体化的历史”-“所谓主体化的历史，就是历史认识的主体根据自己对客体历史的认识而描述和归纳出来的历史”．见杜经国、宠卓恒、陈高华著《历史学概论》第一篇第二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9月版。】。客体的主体化不等于客体的主观化，认识的主体性不等于认识的主观性。主体的认知图式是先存的，但不是先验的。更主要的是，历史认识主体的认知图式并不是随意的主观的建构，“主体绝对不能随意地好像玩一个游戏或画一幅画那样来自由地安排结构”【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3页。】。从根本上说，主体的认知图式是客观历史图式的内化和积淀。客观历史就其本质而言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并有自身的联系和秩序，这种规律、联系和秩序的最普遍的关系在一定的意义上形成为图式。在史学实践中，多种多样的历史图式转化为语言、概念等，最后又内化和沉淀为主体的认知图式。在历史认识活动中，主体一方面用先存的认知图式去加工处理历史的信息，描述客观历史的图式；另一方面又以客观历史的图式为蓝本不断地修正完善自己的认知图式。随着历史认识活动的不断发展，主体的图式就越来越逼近客观历史的图式，主体也就能越来越真实地反映历史。《庄子·养生主》记载了一则“庖丁解牛”的寓言，说：“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畸，砉然响然，奏刀辖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令。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这里所说的从“所见无非牛者”到“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的过程．正是主体图式不断逼近客体的图式，主体越来越真实地反映客体的过程。解牛如此，历史认识也如此。所以?经由主体“加工”而形成的历史认识是可以包含一些与人无关的客观性内容的，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是可以达到的。

(二)与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一样，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也认为在历史的价值认识的范围里，认识是没有普遍性、持久性的。应该肯定，历史认识不仅仅是一种事实性认识，它还是一种价值性认识。历史对历史本身来说，是一系列已经发生或存在过的事和人；而对于回忆它、研究它的人来说，它是一系列发生和存在过的有意义的事和人。相比之下，在历史认识的本质特点、历史认识与现实的关系等方面，当代的历史认识论要比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具有更深刻的理解。

如果我们把历史认识分成事实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两个层次并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事实性认识与价值性认识具有不同的特点。事实认识的真实性是与它的普遍性、持久性相一致的，一个事实认识只要是真实的，它总是能为大家接受和分享；而价值认识的真实性与它的普遍性、持久性并不一致，一个具有真实性的价值认识并不一定能为他人接受和分享。同一个历史事实，与不同的主体会构成不同的价值关系，不同的主体又会依据不同的价值尺度去评价它的意义。各个时代、各个社会都是按照他自己的需要去理解历史的意义，形成他自己的历史判断。新的时代和社会，会产生新的需要，形成新的价值关系。新的需要和新的价值关系又要求历史学家去重新认识历史。所以，历史的意义总是需要不断地加以重新理解、重新评价。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者看到历史认识的不断更新，看到它的多样性和流变性，而且前人的历史认识往往不能为后人所分享；同时，他们又看到各个时代和社会都是按照他们自己的需要去理解历史的意义，形成自己的历史认识。这些认识对于产生它们的时代和社会来说，又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即反映了他们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那么，历史认识岂不是没有正确与否的区别了吗?柯林武德在1936年的一份手稿里曾这么写道：“圣奥古斯丁从一个早期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待历史的历史；提累蒙特是从一个十七世纪的法国人的观点来看；吉本从一个十八世纪英国人的观点来看；而蒙森则从一个十九世纪德国人的观点来看。问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那是没有意义的。每种观点对于采用它的人来说，都只是唯一的一种可能”【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编者序言，第9页。】。这一段文字，当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在讨论有关历史领域的事实性认识的正确性问题。历史领域中的价值性认识究竟有没有普遍性和持久性呢?应该说，这才是赵文所说的有关历史认识真理性和历史认识论中的一个难题。

如果我们对历史认识主体的理解是个体的、个别的，我们确实很难找到普遍的、持久的、能为大家共享的价值判断。有关历史意义的认识，常常是有差异的、矛盾的和对立的。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率领航队首次登上美洲巴哈马群岛，欧洲人(其实只是部分欧洲人)称其为“发现新大陆”，认为是值得纪念的一天；美洲印第安人称其为“入侵”，认为这一天是罪恶的殖民主义实施种族灭绝的开始，是印第安人的“忌日”和“哀悼日”【《纪念与抵制并举的—天】1992年10月16日《文汇报》。】。只要主体是个体的、个别的，那么作出的历史判断总是个别性的和特殊性的，而不是一般性的和普遍性的。如果我们对历史认识主体的理解是整体的或人类总体的，那么，普遍性的、持久性的历史判断还是存在的。波兰史学家托波尔斯基在《历史学方法论》中曾这么说：“我们必须承认就所涉及的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而言，存在着一种人性的共同基础。我们这里所说的不仅只指生物层次上的基础(尽管在这方面共同的基础看上去最清楚、最明显)，而且还指心理层次上的基础。每—个历史学家都确信人性的某些特点和人的某些需要是永恒的，并把他的许多陈述都建立在这种确信的基础之上”【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华夏出版社1990年9月桩：第648页。】。这种人性的共同基础和人的某些永恒的需要的直接表现就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

认识论范文篇3

与“一般的以现实存在的事物为对象的认识活动不同，历史认识的对象是既往的事物，它既不能直接观察、也不能通过任何实验的方法来复制、再现。面对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认识对象，历史认识者常常会发问：历史事实在哪里?作为认识对象的事实在哪里?这是自然科学家和大多数以现存事实为对象的研究者无须关心的问题，而在历史学科中，它不仅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而且在认识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历史事实在哪里?或者简单地说，历史在哪里?这是19世纪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当代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讨论较多、分歧也较大的一个问题。赵吉惠先生在《当代历史认识论的反省和重建》一文(以下简称赵文)中，从另一个角度——究竟是有一种历史事实，还是有两种历史事实——讨论了这个问题。历史事实究竟在哪里呢?或者说，究竟是一种历史事实，还是有两种历史事实呢?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认为．，历史事实是客观的，它存在于历史认识主体之外并不受其影响。历史事实以直接的方式“封存”在史料之中，尤其是原始资料之中。历史认识主体只要按照——定的规则和程序(统称为史料的外部批判和内部批判)，就可以获得它们，将它们移入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历史学家从第一手资料提取历史事实后，即可‘直接’把它搬到自己的史学著作中去，既不用改变它在历史链条上的位置，也不用涉及它在这个链条上的作用和意义”（巴尔格：《历史学的范畴和方法》，华夏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146—l47页）。对历史认识真实性的威胁主要来自历史认识主体。因此，历史学家应该、而且可以做到排除“自我”、消灭“自我”，他应该是一件工具、一面镜子、一架传递历史声音的机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如实地说明历史”，做到“不是我在说话，而是历史在借我的口说话”（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12页。）。他们相信事实本身就会说话，能让历史事实自己来说话的历史学家才是最好的历史学家。

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不同意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对“历史事实”的解释。他们认为，把历史事实看成是“硬邦邦的”、“冷冰冰的”、“像砖头和木块那样具有一定形状和明显固定轮廓的东西”是荒谬可笑的，“相信历史事实的硬核客观地、独立地存在于历史学家的解释之外，这是一种可笑的谬论，然而这也是一种不易根除的谬论”（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页。）。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历史学家不可能与它打交道，“这些已经消失了的客观事实被关于它们的暗淡的反映和模糊的印象或观念所代替，而且这些触摸不到的、暗淡模糊的反映和印象都是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所留下的全部东西”（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载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30页）。卡尔·贝克尔解释说：“我们承认有两种历史：一种是一度发生过的实实在在的一系列事件，另一种是我们所肯定的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意识上一系列事件。第一种是绝对的和不变的，不管我们对它怎样做法和说法，它是什么便是什么；第二种是相对的，老是跟着知识的增加或精炼而变化的。这两系列事件或多或少是相应的，我们的目的便是求这两种相应尽量确切；但是事实的实在的一系列，在我们看来，只存在于我们所肯定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那意识上的一系列之中。这便是为什么我不得不把历史和历史知识等同起来。为了一切实用的宗旨，对我们和对目前的一时来说，历史便是我所知道的历史”（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259—260页）。

从表面上看，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看法是彼此对立的，但两者的结论却有共同之处。客观的历史事实，就是史料中记载的历史事实，就是历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陈述的事实，这是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观点。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虽然曾讲到有两种历史事实，但是最后仍然只承认有一种历史事实，因为在他们看来，“历史事实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不然就不存在于任何地方”（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第231页）。一个把客观的历史事实等同于史料中的历史事实，等同于认识观念中的历史认识；一个用主体观念中的历史事实取代了客观的历史事实，“历史便是我所知道的历史”。两者殊途同归，都把客观的历史事实等同于观念中的历史事实，都认为只有一种历史事实。

不管是把客观的历史事实等同于观念中的历史事实，还是用观念中的历史事实取代客观的历史事实，只要认为只有一种历史事实，即只要使用口；个“历史事实”概念范畴，就很难解释我们的历史认识活动。例如，从公元前2000年克里特岛上出现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到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灭亡，爱琴海地区上古国家存在约有800年之久．有关爱琴文明的历史事实，如今已经被写进我们的史学著作中。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爱琴文明不是存在于公元前2000年，而是存在于我们今天的历史认识主体的意识中，存在于历史学家的史学著作中；即使在我们的史学著作中，有关爱琴文明的描述非常详尽，非常真实，我们也不能说，这就是爱琴文明本身，不是我们在讲爱琴文明，而是爱琴文明在借我们的口说话。把观念中的历史事实等同于客观的历史事实，是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共同错误。也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许多学者，尤其是前苏联、波兰的一些学者，对“历史事实”范畴的涵义、层次、方面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详见陈启能《论历史事实》，《史学理沦》1987年第4期。）。

随着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当代思维科学、信息科学的发展，使我们对历史认识的本质、历史事实与历史认识的关系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当代认识论、思维科学、信息科学的研究向我们表明：现实世界普遍存在着一种信息因素，它是世界上一切物质系统存在及其形态、状况、结构、特征等等的具有确定性的表征或标志（夏甄陶：《认识论引论》，人民山版社1986年6月版，第194页，）。信息是由物质系统发出的，在物质系统的相互作用中，某一物质系统的信息可以通过一定的中介(信息通道)传递给另一些物质系统，并为后者所接收。这样，后者就保留和储存了表征或标志着前者的形态、状况、结构、特征等等的信息材料。人们的历史认识过程，就是一个获得和加工处理历史信息的过程。对于那些已经消灭了的历史事实，人们虽然无法直接接收它们的信息，但可以通过接收它们仍然保留和储存在现存物质系统中的某些历史信息来认识它们。当我们说我们对某一历史事实有了某种认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获得了有关这一历史事实的某些信息。客观历史的内容是以信息的形式进入并存在于我们历史认识主体的观念中的，主体的历史认识具有客观性的内容，就是指认识所包含的有关历史事实的信息的客观性【于沛先生在《史学的科学认识功能和理论思维》(刊于(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文中，讨论了历史研究中的客观性问题。认为“历史学的客观性不是客观实在的纯客观性，而是带有主观性质的客观性，或是在主观范围内的客观性”正确地指出了历史学中的客现性不能等同于历史实在的客．观性，但在表述上好像还欠准确。通常所说的主观性与客观性是一对对应的范畴，客观性就是非主观性，主观性就是非客观性。主观性质的客观性，在逻辑上说不通。按笔者的理解，是甭可以这佯说：历史学中的客观性，就是历史认识戎果的客观性，具体地位，就足主体观念中有关历史事实的信息的客观性，是否妥当，仅供参考。】。是历史事实的信息进入到我们的观念中，而不是历史事实本身存在于我们的观念中；是主体的陈述包含了历史事实的客观性的信息，而不是主体的陈述就是历史事实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科学认识论、思维科学、信息科学的发展进步，历史认识论领域里的种种客观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的观点将日益失去其存在的时代条件，日益显示出它们的不合理性。赵吉惠先生说：当代东西方的某些历史哲学家，为了准确界定“历史事实”这个概念，曾经试图把它区分为“科学的历史事实”与“客观的历史事实”两个不同的概念，这种区分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仔细推敲，却存在着这样的矛盾：“把‘历史事实’区分为‘科学的事实’或‘史学的事实’与‘客观实际的事实’，就等于世界上存在两种事实，一个是客观的事实，一个是主观的事实，而且二者是对立的。这是不科学的。实际上只存在一种事实，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历史文献记载的或者历史学家著作中陈述的事实，虽然包含科学重构的性质，但其真实内容都是客观历史事实的部分或片断，是客观实际历史事实的陈述或表现形态。我们所能看到的也只能是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所谓‘科学的历史事实’或‘史学的事实’不过是从‘实际存在的客观历史事实’中整理、概括的结果罢了”。

笔者认为赵文的这个论点不能成立。历史文献的记载或历史著作中的陈述，都是历史认识主体对历史事实的认识，赵文既然已经肯定它具有科学重构的性质，那么它们怎么还能“都是客观历史事实的部分或片断”呢?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是历史认识主体通过对客观历史事实的信息的接收、加工处理后的产物。换句话说，历史认识活动也是一种精神产品的生产活动，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就是历史认识主体依照客观历史事实为原型而生产出来的一种观念性的精神产品。一个是生产出来的产品，一个是生产所模仿的原型，前者怎么会是后者的部分或片断呢?

赵文认为，把“历史事实”概念区分为“科学的历史事实”或“史学的事实”与“客观实际的事实”，就等于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事实，一个是客观的事实，一个是主观的事实，而且二者是对立的。这是不科学的。其实，将“历史事实”概念区分为“客观的历史事实”和“科学的历史事实”(实际上就是“观念中的历史事实”)，并不是出于任何人的主观划分，而是客观的存在。或者说，在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使用“客观的历史事实”和“观念中的历史事实”两个概念范畴才能说明或描述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事物的概念与它的现实”的差别。“客观的历史事实”和“观念中的历史事实”的差别和关系就像恩格斯在讨论事物的概念与它的现实的关系所说：“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象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这种差别使得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5页】。将“事物的概念与它的现实”加以区别，将“历史事实”概念区分为“科学的历史事实”与“客观的历史事实”怎能说是不科学的呢？更难以理解的是，赵文一方面认为历史文献记载的或者历史学家著作中陈述的事实“虽然包含科学重构的性质，但其真实内容都是客观历史事实的部分或片断”；另一方面又认为“历史文献记载或史学家通过史料中介而陈述的‘历史事实’，这里难免渗透了历史文献记录者、整理者的意向，也必然包含了史学家的兴趣和选择。因而，这样的‘历史事实’既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有一定的虚假甚至歪曲的成分”，所以，它“并非一般的自然历史过程”。那么，赵文所说的只有一种历史事实究竟是指什么呢?如上所述，将“事物的概念与它的现实”混为同一，是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共同错误，只是他们处理的方式不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是用观念中的历史事实来替代和取消客观的历史事实；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是用观念中的历史事实等同于客观的历史事实。赵文的论述似乎更接近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思想。

二

本文的第一部分讨论的是历史认识领域里的“事物的概念与它的现实”的差别问题。下面，我们来讨论“历史认识客体”的含义问题。

首先，还是先来考察一下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对“历史认识客体”的解释。

严格地说，在客观主义历史认识中，还没有“历史认识客体”这个概念。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注意到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与作为历史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的差别。历史是历史认识的客体，历史认识客体就是客观历史本身。换句话说，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是把历史本体等同于历史认识的客体。

我们知道，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主要是从历史认识的本源方面来理解历史认识活动，特点是强调历史本身的客观性，排斥和反对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主体性。他们在历史认识的本源上，持一种客观主义的态度，肯定历史事实是先于和独立于历史认识主体的客观存在，并把它看作是历史认识活动的基础和前提。这是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合理的一面。但是，认识的本源问题的研究，解决的是“精神源于物质，还是物质源于精神”的问题。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没有深入地探讨认识的发生问题。或者说，他们还没有注意到认识的本源与认识的发生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而简单地把对历史认识本源问题的理解用到历史认识的发生问题上，把历史认识看作是历史对历史认识主体的给予，把历史认识主体看作是一种工具。结果，把历史认识客体等同于历史的本体。

把历史认识客体等同于历史本体，不仅在量的方面扩大了“历史认识客体”概念的外延，而在质的方面，也抹杀和忽视了历史认识客体与认识主体的相关联性【参见李振宏《论历史认识的客体范畴》，刊于《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因为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是由于我们的认识指向才成为我们的认识客体。这是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缺陷和不足之处。

与之相同的是，在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里，也没有“历史认识客体”的概念。我们知道，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主要是从历史认识的发生的层面上来理解历史认识活动，特点是强调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主体性，强调从主体方面来理解历史认识活动。他们认为不能离开历史认识主体来谈论历史认识客体。卡尔说：“并非所有关于过去的事实都是历史事实．或者都会被历史学家当作历史事实加以处理”。历史学家“有双重的责任，一方面发现少数有意义的事实，使它们变成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把许多不重要的事实当作非历史事实而抛弃掉”。针对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思想，他批评说：“过去有这样的说法：事实本身就能说话。这一点当然并不真实”，历史事实本身并不会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卡尔：(历史是什么?)第5一lo页。与贝克尔等人不同，卡尔的历史认识论思想还不能全归入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这一派中。在《历史是什么?》中，他提出了许多《8辟的说法，如“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是相互需要的。没有事实的历史学家是无根之木，是没有用处的；没有历史学家的事实则是一潭死水，毫无意义”。的确，他是“非常审慎地航行于西勒巨岩和克利卜底斯大漩涡之间”。然而，有时又不免失足陷入克利卜底斯大漩涡，流露出相对主义的论点。》

但是，当他们在弥补和克服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缺陷和不足时，却没有能避免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错误。同样也没有能注意到历史认识的发生与历史认识的本源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或者说，不恰当地将历史认识发生层面上的主体的作用、主客体的关系夸大到历史认识的本源层次上，提高到本体的高度。结果，历史学家成为专横主观的主体，历史事实成了一堆任人摆布的材料。“事实就像一只袋子，你不放一些东西在里面，它是站不起来的”，“事实本身要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按什么次第讲什么内容，这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卡尔：《历史是什么?》第6页】。

陈启能先生在《论历史事实》一文中指出：“在西方史学界中，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和情绪，即至少是对是否存在客观历史过程这样的问题不感兴趣，甚至认为这是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老课题。”这种看法和情绪在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本来，历史认识发生层面上的问题的探讨，“历史认识客体”概念的含义的界定都是从一定的本体论出发的，以一定的本体论为基础的。抛弃了本体论的前提，或者从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出发，许多具有合理性的命题(如有关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主体的地位和作用、主客体的关系等论述)就变成了谬误【西方的史学思想，大致经历丁——个·之”字型的发展轨迹。兰克学派的史学思想是针对和批判19世纪以前的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当代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的史学思想又是针对和批判兰克学派的f刁；知是什么原因．在每——次反对与批判的论战中，都出现了一种矫枉过正的情况。矫枉过正的结果，常常是为泼掉洗澡水而将小孩也一同泼掉丁，许多原来具有合理性的命题因没有恰当的限定而成脱缰之马。本文所讨论的三个问题，都有这种特征。其原因何在．有什么规律，也是吏学史和史学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饶有趣味的课题．】。历史事实是没有地位的，解释就是一切。主体不仅决定了客体，而且还吞没了客体。如有的说：历史事实“本身是不存在的，它的存在只是通过意识并且为了意识”，“独立于科学之外而又能被科学真实再现的历史现实是不存在的”【雷蒙·阿隆语，转引自陈启能《论历史事实》。】。有的说：“在历史学家创造历史事实之前，历史事实对于任何历史学家而言都是不存在的”【卡尔·贝克尔语．引自《历史是什么?》第18页。】。“历史事实在某些人的头脑中，不然就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卡尔·贝克尔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31页。】。由于没有本体论的基础，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的历史认识论的“历史认识客体”已不是那外在的、客观的历史事实，而是历史认识主体头脑中的历史事实，即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

总之，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把历史认识客体理解为客观的历史事实，肯定了它的客观性，忽视了它与认识主体的相关联性．实际上是把历史认识客体等同于历史本体。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把历史认识客体理解为存在于历史认识主体头脑中的历史事实，肯定了它与主体的相关联性，否定了它的客观性，实际上是把历史认识客体等同于主体头脑中的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所以，在这两种历史认识论中，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认识客体”的概念范畴。

科学的历史认识论首先肯定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事实的客观存在是它能够成为人们的认识客体的基础和前提。但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并不会因为它的存在而自然地或必然地成为我们的认识客体，它不会向我们自然涌现。当人们的认识还没有指向它们时，它们还处在一种与我们认识主体毫不相干的自然状态。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在人们尚未认识它们之前，早巳客观地发生了，“如果我们不能对事物加以研究，那么它们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存在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1页。】。或者说，它们只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这种非对象的存在物，还不是历史认识客体。通常，我们称之为“自然意义的历史”或“自然的历史”。

历史认识客体是一个与历史认识主体相对应的范畴。正如历史学家只有在现实的历史认识活动中，在与对象的认识关系中才能实现与确证其主体地位一样，客观的历史事实也只有在实际的历史认识活动中，在与主体的认识关系中才能获得认识客体的地位。所以，历史认识的对象是历史，但历史并非全是历史认识的客体。人类社会的历史具有极为漫长的历程和无限丰富的内容，人们的认识活动所指向的仅仅是这无限多样的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只有这些已经纳入人们的历史认识活动，为我们认识主体所指向的客观历史——一系列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过程等，才能称其为历史认识的客体。

马克思曾说过：“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也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之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126、124页．】。如果说历史本身具有不以任何认识主体的思维活动为转移而独立存在的意义的话，那么历史认识客体则恰恰是具有同认识主体的思维相关联的意义。同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有些已成为我们的认识客体，有些还处于一种自然历史的状态，那是由于那些历史事实的性质和历史认识主体的性质所决定的。由于历史事实的性质本身就是客观存在的．要使这些客观存在的东西激发起主体的关注并引起主体的认识指向，主要还是取决于历史认识主体的性质，如主体的认识能力、认识水平，主体及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实践的状况和要求等。

在史学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里，人们并不是抽象地将一切历史现象全都纳入他们的认识活动，当作他们的认识客体。这样傲，不仅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们只能在无限丰富的历史现象中选择那些与他们的认识水平、认识能力相适应的、与他们生活的社会实践状况要求相适应的，因而也就是对他们和他们的社会具有现实意义的那些历史现象作为他们的认识客体。某一个历史事实一旦为主体的认识所指向，它就不再是自在之物了，而是为我之物了【列宁说：“每个人都千万次地看到过‘自在之物’向现象、“为我之物’的简单明白的转化。这种转化也就是认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8页，】。它就成了主体的认识能力、认识水平的标志，成了主体及其社会状况的表征。主客体的相关联性，反映了客体对主体的有用关系和为我关系，反映了客体与主体的内在需要的同—性。因此，不同于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把“历史认识客体”界定为客观的、外在于认识主体并为主体的认识所指向的历史事实。在肯定它的客观性的同时，还从主体方面、从主体的认识活动中来理解历史认识窖体的含义。同时，也不同于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在肯定客体与主体的相关联性时，严格地把它规定在认识论的层次和范围中，客体的客观性是主客体相关联性的前提和基础。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赵文的论述。赵文说：“历史事实作为史学认识论概念，即历史文献中记载或史学家陈述的历史事实，它是进入史学家或历史认识者视野的历史认识客体。这个历史认识客体，并非一般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而是依据史料复原起来的客观存在过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虽然它不能等同于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贝克尔也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它来源于或取材于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换句话说，历史学家视野中的历史事实，应该是由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转化而来，它是历史学家根据历史的记录对自然历史存在的描写与陈述。这便是史学认识论中的历史事实与自然历史或历史原型之间的关联”。在这段论述中，作者使用了好几个概念术语，如“陈述的历史事实”、“历史认识客体”、“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自然历史”、“历史原型”等，这些都是历史认识论中的重要概念，有必要作一番仔细的分析。

(一)赵文泥：“历史文献中记载或史学家陈述的历史事实，它是进入史学家或历史认识者视野的历史认识客体”。说历史认识客体，“并非一般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而是依据史料复原起来的客观存在过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这实际上还是把主体观念中的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称之为历史认识客体，还是把观念对客体的反映当作客体本身。史学家陈述的历史事实，史学家依据史料复原起来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都是历史认识活动的成果。而历史认叼客体是指与主体发生实际的认识关系、并与主体—起构成历史认识活动结构的两极中的一极【夏甄陶：《认识论引论》第4、6l页。】。如，当我们去观察桌子上的一只杯子时，客体是指桌子上的那只杯子，；而不是指我们头脑中的有关杯子的印象；同样，当我们在研究爱琴文明时，客体是指那数千年前的爱琴文明本身，而不是指我们依据史料在观念中复原起来的有关爱琴文明的认识。如果把历史认识的成果称之为历史认识客体【当然，在史学史等研究领域，历史认识的成果也就是我们的认识客体了。如司马迁在《史记》中的陈述，就是我们研究司马迁史学或司马迁史学思想的认识客体。但赵文显然不是在这种意义上称历史认识成果为历史认识客体。】，那么，那些在历史认识活动中，同主体一起构成认识活动结构的两极，并发生实际认识关系的那些外在的客观历史事实称什么呢?

(二)自然历史就是非对象的历史事实，即那些尚未被主体的历史认识所指向的客观历史事实。如果我们把已经为史学主体的认识所指向的历史认识客体称之为现实的认识客体，那么自然历史——即那些尚未被主体的认识所指·向的客观历史事实可以称之为潜在的认识客体。潜在的客体是相对于现实客体而言的，自在之物是相对于为我之物而言的。客观的历史事实一旦为主体的认识所指向，它就不再是自然历史了，不再是潜在的认识客体了。所以，赵文的“历史学家视野中的历史事实，应该是由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转化而来，它是历史学家根据历史的记录对自然历史存在的描写与陈述”的说法就不太妥当，把“自然历史存在”和“历史认识客体”当作同一概念来使用，那么真正的“自然历史”，即尚未被主体的认识所指向的那些客观的历史事实称之什么呢?

(三)赵文说：“这便是史学认识论中的历史事实与自然历史或历史原型之间的关联”。称“自然历史或历史原型”，那是将“自然历史”和“历史原型”作为同—概念来使用的。其实这也是不妥当的。“历史原型”这一概念，有时是相对于“历史认少”或“历史知识”而言的。如我们常把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比喻为“摹写”，历史认识也可以看作是历史学家对客观历史事实的“摹写”，客观的历史是临摹的原型，历史认识或历史知识是摹本，原型是相对于摹本而言的。有时，“历史原型”是相对于“历史遗存”而言。如，研究汉代的社会状况，汉代社会本身就是“原型客体”或“历史原型”，《史记》等史料，就是“历史遗存”，或称“遗存客体”。不管是那一种情况，“历史原型”都是指历史认识客体本身；而“自然历史”则是一种非对象的存在物，还没有为人们的认识所指向，当然谈不上什么“原型”问题。

三

有关历史认识的真实性，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分别代表着西方史学界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即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的两种态度。

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对历史认识的真实性抱着一种乐观和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通过对可靠资料的批判考证，不偏不倚的理解，客观的叙述，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可以如实地再现全部历史真相。同时，他们相信，随着文献档案资料的开放，全部的资料都可以获得，一切问题都变得可以解决。“终极的”历史学和“完善的”历史学的时代虽然尚未到来，但已经为期不远。“人类历史中全部最细微事实的集合终将说话”【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9-10页】。

与此相反，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对历史认识真实性抱着一种悲观和否定的态度。他们嘲笑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所标榜的“如实地说明历史”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史学家不可能展现某个事件的全过程，即使最简单的事件也不可能”【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载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33页。】。克罗齐说：“事实上，关于罗马或希腊诸国的源流、关于希腊和罗马文明以前各该国的民族，尽管我们门拥有学者们的全部研究，我们究竟知道些什么呢?……我们就不谈大历史吧!至少对于一件小历史，姑且不说有关我们的国家、城镇或家庭的小历史而说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最小的小历史，我们能不能完全知道呢?”【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9月版，第35-36页】“终极历史学”的信仰被当作空想抛弃了，“晚一代历史学家并不憧憬这样的远景。他们希望别人一次次地超过自己的工作。他们认识到，关于过去的知识是通过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脑子，即经过了他们的‘加工’才‘传下来的。因此，其中不可能包含不可变更的基本元素或与人无关的原子。……探索似平是无止境的，一些缺乏耐心的学者躲避到怀疑论里去，或者至少用下列原理来作为遁辞：既然一切历史判断都掺杂着人和他们的观点，那么，它们彼此都是——样正确的，而且不存在什么“客观的历史真理”【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9第14页。】。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来自一种同样的衡量尺度，即都以一种完全、彻底的尺度来衡量历史认识的真实性。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所肯定的真实性，就是认识与对象的完全吻合，不仅可以完全、彻底地认识历史事实，而且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产生终极的历史学。而在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看来，既然这种真实性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幻想，那么历史认识领域就无真实性可言；他们都没有注意列历史认识是否具有真实性的实质并不是认识与对象能否达到完全吻合，而是主体的历史认识是否可能包含了来自历史认识客体的客观性内容的问题。只要肯定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历史认识中存在着真实性；只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分析，那么历史认识是否具有真实性，就是—个可以解决的问题。

不仅如此，客观声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工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对造成历史认识失真的原闲分析也是极为相似的。我们知道，客观主义历史认识沦对历史认识真实性的肯定，主要是限于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范围。在他们看来，唯有在事实性的历史认识范围里，历史学家才能做到排除“自我”，达到“无我”之境。“每件事实都要被思考为不仅独立于其他一切事实之外，而且也独立于认知者之外，因此历史学家观点中的一切主观成分必须一概删除”【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闰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页】。一旦超出了这个范围，历史认识就无真实性可言。所以，他们在史学实践中，避免作任何理论上的概括、综合和评价，避免对事实作任何判断，而致力于确认可能范围内的一切事实。

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看到，要在历史认识活动中排除、消灭主体是不可能的，历史认识活动必然是具有主体性的，认识的结果也必然是渗透着史家主体的因素和凝结着史家主体的属性。同时，他们看到，历史认识也不是纯粹的事实。柯林武德说：历史学家重演前人的思想，“它并不是消极地委身于别人心灵的魅力；它是一项积极的、因而是批判思维的工作”，“他之重演它，乃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中进行的，因而重演它也就是批判它并形成自己对它的价值的判断”【《历史的观念》第26页。】。把历史认识看作是一种价值认识；这是当代西方历史认识论中的一种很普遍的看法。因此，他们也更多地是从这一角度来讨论历史认识的性质和历史认识的特点。如卡尔、克罗齐、贝克尔等人的历史认识论都具有这种特点。对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者来说，他们必须在肯定历史认识的主体性、肯定历史认识主要是一种价值认识的基础上，来讨论历史认识的真实性问题。但是，在这两个问题上，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与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又殊途同归了。

(一)与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一样，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也把历史认识的主体性看作是一种完全消极的因素。

所谓主体性，就是指主体通过自己的认知图式去反映对象而使认识对象、认识过程和认识结果渗透、凝结着主体属性的一种特征。只要是人的认识，一定具有主体性。因为认识总是在先已形成的认知图式的统摄下进行的，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透过自身去观察、理解和把握对象，不带主体性的认识是没有的【参见周文彰：《认识的主体性和客观性》，刊于《求索》1989年第2期，】。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是看到这一点的。但是，主体性的存在是否必然就消失掉历史认识的肯定性呢?对此，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都作出了同样的回答。前者希望通过消灭“自我”，净化历史认识过程，来保全“历史的贞洁”【罗兰·巴尔特：《历史的话语》，载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S?页。】；后者看到主体的“加工”是必不可少的，主体性是无法清除的?而一经主体“加工”，历史认识就不可能包含与人无关的因素了，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也就不存在了。【参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14页。】

其实，主体性的存在并不必然就消失掉认识的真实性，主体通过自己的认知图式去加工处理历史信息，形成一定的历史认识过程，就是历史客体在吏家主体的头脑中取得观念性形式、史家主体的观念从历史客体获得客观性内容的过程，即历史客体的主体化过程【庞卓恒先生称“一—切历史著述都是主体化的历史”-“所谓主体化的历史，就是历史认识的主体根据自己对客体历史的认识而描述和归纳出来的历史”．见杜经国、宠卓恒、陈高华著《历史学概论》第一篇第二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9月版。】。客体的主体化不等于客体的主观化，认识的主体性不等于认识的主观性。主体的认知图式是先存的，但不是先验的。更主要的是，历史认识主体的认知图式并不是随意的主观的建构，“主体绝对不能随意地好像玩一个游戏或画一幅画那样来自由地安排结构”【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3页。】。从根本上说，主体的认知图式是客观历史图式的内化和积淀。客观历史就其本质而言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并有自身的联系和秩序，这种规律、联系和秩序的最普遍的关系在一定的意义上形成为图式。在史学实践中，多种多样的历史图式转化为语言、概念等，最后又内化和沉淀为主体的认知图式。在历史认识活动中，主体一方面用先存的认知图式去加工处理历史的信息，描述客观历史的图式；另一方面又以客观历史的图式为蓝本不断地修正完善自己的认知图式。随着历史认识活动的不断发展，主体的图式就越来越逼近客观历史的图式，主体也就能越来越真实地反映历史。《庄子·养生主》记载了一则“庖丁解牛”的寓言，说：“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畸，砉然响然，奏刀辖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令。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这里所说的从“所见无非牛者”到“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的过程．正是主体图式不断逼近客体的图式，主体越来越真实地反映客体的过程。解牛如此，历史认识也如此。所以?经由主体“加工”而形成的历史认识是可以包含一些与人无关的客观性内容的，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是可以达到的。

(二)与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一样，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也认为在历史的价值认识的范围里，认识是没有普遍性、持久性的。应该肯定，历史认识不仅仅是一种事实性认识，它还是一种价值性认识。历史对历史本身来说，是一系列已经发生或存在过的事和人；而对于回忆它、研究它的人来说，它是一系列发生和存在过的有意义的事和人。相比之下，在历史认识的本质特点、历史认识与现实的关系等方面，当代的历史认识论要比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具有更深刻的理解。

如果我们把历史认识分成事实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两个层次并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事实性认识与价值性认识具有不同的特点。事实认识的真实性是与它的普遍性、持久性相一致的，一个事实认识只要是真实的，它总是能为大家接受和分享；而价值认识的真实性与它的普遍性、持久性并不一致，一个具有真实性的价值认识并不一定能为他人接受和分享。同一个历史事实，与不同的主体会构成不同的价值关系，不同的主体又会依据不同的价值尺度去评价它的意义。各个时代、各个社会都是按照他自己的需要去理解历史的意义，形成他自己的历史判断。新的时代和社会，会产生新的需要，形成新的价值关系。新的需要和新的价值关系又要求历史学家去重新认识历史。所以，历史的意义总是需要不断地加以重新理解、重新评价。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者看到历史认识的不断更新，看到它的多样性和流变性，而且前人的历史认识往往不能为后人所分享；同时，他们又看到各个时代和社会都是按照他们自己的需要去理解历史的意义，形成自己的历史认识。这些认识对于产生它们的时代和社会来说，又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即反映了他们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那么，历史认识岂不是没有正确与否的区别了吗?柯林武德在1936年的一份手稿里曾这么写道：“圣奥古斯丁从一个早期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待历史的历史；提累蒙特是从一个十七世纪的法国人的观点来看；吉本从一个十八世纪英国人的观点来看；而蒙森则从一个十九世纪德国人的观点来看。问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那是没有意义的。每种观点对于采用它的人来说，都只是唯一的一种可能”【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编者序言，第9页。】。这一段文字，当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在讨论有关历史领域的事实性认识的正确性问题。历史领域中的价值性认识究竟有没有普遍性和持久性呢?应该说，这才是赵文所说的有关历史认识真理性和历史认识论中的一个难题。

如果我们对历史认识主体的理解是个体的、个别的，我们确实很难找到普遍的、持久的、能为大家共享的价值判断。有关历史意义的认识，常常是有差异的、矛盾的和对立的。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率领航队首次登上美洲巴哈马群岛，欧洲人(其实只是部分欧洲人)称其为“发现新大陆”，认为是值得纪念的一天；美洲印第安人称其为“入侵”，认为这一天是罪恶的殖民主义实施种族灭绝的开始，是印第安人的“忌日”和“哀悼日”【《纪念与抵制并举的—天】1992年10月16日《文汇报》。】。只要主体是个体的、个别的，那么作出的历史判断总是个别性的和特殊性的，而不是一般性的和普遍性的。如果我们对历史认识主体的理解是整体的或人类总体的，那么，普遍性的、持久性的历史判断还是存在的。波兰史学家托波尔斯基在《历史学方法论》中曾这么说：“我们必须承认就所涉及的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而言，存在着一种人性的共同基础。我们这里所说的不仅只指生物层次上的基础(尽管在这方面共同的基础看上去最清楚、最明显)，而且还指心理层次上的基础。每—个历史学家都确信人性的某些特点和人的某些需要是永恒的，并把他的许多陈述都建立在这种确信的基础之上”【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华夏出版社1990年9月桩：第648页。】。这种人性的共同基础和人的某些永恒的需要的直接表现就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

认识论范文篇4

《大众哲学》在第三章讲认识论，这是全书中在理论上最有创见的部分。艾思奇明确主张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反映论。他指出：“我们所认识到的一切，都是客观事物的反映，是事物本身在我们主观中的反映。”唯物论不但承认客观世界里有独立存在着的特制，并且认为物质的本身也是可以认识到的。在这里，一方面，必须承认客体的客观实在性，就是说，客体作为物质实体，是不依赖于主体而存在的。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主体也是物质实体，而且是具有社会本质、自然本质和意识机能三位一体的进行着社会实践活动的高级物质实体。进而艾思奇强调指出：我们认识事物的这种反映，和照相机的那种反映，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照相机只能完全照着外物表面的样子拍照，别的作用没有。但人类的认识却不同。人们用自己的感觉器官，从外界得到一种感觉，这一点倒可以说是和拍照一样的。但是，人类的认识除了感觉以外，还有想象和理解等的作用。它能够利用过去感觉所得的东西，自己构想成种种东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实践为基础，从认识和实践、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对象的多重矛盾关系中把握认识的本质规定性，并把实践当作统一认识的基础。这一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立场，同唯心主义先验论、不可知论和旧唯物主义认识论划清了界限。30年代的哲学著作一般都依照感觉、表象、概念、判断、推理、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具体与抽象等次序讲认识论。《大众哲学》则不同，他抓住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矛盾、实践与认识的矛盾来讲认识论。在研究感性和理性的矛盾时，艾思奇首先给“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概念下了定义。感性认识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通过感觉器官对事物表面现象、外部联系的反映。而理性认识是借助抽象思维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达到关于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内部联系和事物自身固有的规律性的认识。然后，他详细分析了这两种认识之间的矛盾。他指出，感性认识就好象照像一样，从周围摄取形形色色的影像。理性的认识和却更进一步，把那感性的认识所看不见的东西也抽将出来，抽出了普遍的和整个的东西，这叫做抽象。在这里就形成了感性的认识和理性的认识的矛盾：感性中觉得是同一的，理性中偏偏看出了差别；感性中觉得有差别的，理性中偏偏看出了同一。

艾思奇说：“在差别中看见同一，在同一中又看见差别，这在人类的认识中，就成了一个矛盾，这使我们的认识自相矛盾。”他批判了经验论者偏袒感性认识，对理性认识持怀疑态度和理性论者偏袒理性认识，以为感性认识只是混乱不清的幻影这两种形而上学的态度。他认为：反映论和经验论、理性论都不同。它并不丢了这样又爱上了那样，它很正当地将事实指出。感性的认识和理性的认识同样地都在人类的认识中有地位，反映论也就承认了他们的地位。这两种认识能力是互相抬杠互相矛盾的，反映论也就承认了这矛盾。它并不象形而上学那样怕矛盾，并且它还指出矛盾是非有不可的。它告诉我们，“理不辩不明”，人不打架不会成为相好，抬杠并不是坏事，抬来抬去会渐渐抬出更巧妙的花样来。人类的认识是有矛盾的，但正因为有矛盾，所以才有进步。在他看来，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矛盾正反映着外界事物自身的矛盾；理性可以使我们认识得更深刻，但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感性认识的重要，因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分不开的。在这里，艾思奇坚持了辩证法与唯物论的统一，比较清楚地说明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人的认识过程中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关系。

艾思奇进而论述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他说：“所谓实践，简单地说，就是改变世界改变环境的活动。”实践就是去改变事物，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常常把实践称做“变革的实践”或“批判的实践”，就是这个意思。他认为，各种人有各种人的实践，一个人在一定的社会里，他们的生活有一定的范围，所以实践也有一定的范围，因为实践的范围不同，所以人们的知识也不会相同的。对于一件事物，由各种生活中的人看来，一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谁的意见对呢？这就要看谁是对于这件事物能够作变革的实践了。“要认识一件事物的真理，只有在改变的行为中去认识，只有实践。”

认识论范文篇5

论文摘要：逻辑学是研究推理的一门学问，而推理是由概念、命题组成的，不懂得命题就不懂得推理。普通逻辑学在研究命题时，主要是从二值逻辑的角度研究命题逻辑形式的逻辑值与命题形式之间的真假关系。本文着重从认识论的角度阐述逻辑真理的内涵，同时详细论述逻辑真理与事实真理的区别。为了探求真理必须保证思维的逻辑性。

逻辑学离不开“真”这个概念。一般来说人们是从下述意义上使用“真”这个概念的：

（一）前提或者命题真。这种真是指命题的思想内容是真的。任何一个命题的内容不是真的就是假的，在这里真或假不是用以描述事物状态的，而是评价命题或陈述的内容的。它的核心是针对其所表达的知识或信念的，例如：“台湾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这个命题的内容是符合客观事实的，所以是个真命题。

（二）推理真。这是指推理中前提真和结论真之间的关系。演绎推理前提真结论必然真，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前提真而结论是或然性真。因此推理真就是推理中的结论相对于前提是必然的真或者是或然的真。这里“真”指的是否再现逻辑推断关系而不是对命题内容的评价。

（三）指派真和赋值真。在逻辑学中（特别是在现代逻辑中）把命题形式当作真值形式，而且只从真假的角度研究每一种命题形式的逻辑特征，真和假是命题的唯一属性。逻辑真在这里指这些真值形式和其中的变项与公式的真假，这时的真假和具体命题内容的真假无关，而只是一种假定的真假和根据这种假定而推论出的真假。

（四）形式真。这是指永真式（重言式）或普遍有效式的真。逻辑学中有一类公式，对其中的变项可以代以任何命题、谓词、个体词总能得到真命题。这类公式的真是一种逻辑关系的真，例如：P或者非P中不管变项P赋真值或是假值，这个公式都是真的。

（五）系统真。现代逻辑建立了形式系统，如果它的定理都是形式真，即都是永真公式或是普遍有效式，那么整个系统便是可靠的和一致的，这种可靠性和一致性就是一种系统的真。

在以上这五种“真”的情况下，逻辑学不考虑第一种意义的“真”，而只关注后四种“真”。后四种“真”在逻辑学中有各种表现，在其他科学中也有这些意义上的真的表现，就被称为逻辑真理。

所谓逻辑真理是一种特殊的真理，是一种因逻辑关系或逻辑原因而成为真的一种真理。逻辑真理不能凭经验而得知其为真，它需要我们借助逻辑分析、语义分析、关系分析确定它们是真的。它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真理是有区别的。

恩格斯认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思维与存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思维能否认识现实或者正确地反映现实世界的问题。从逻辑哲学的角度来看，其重大的基本问题就是逻辑与客观现实的关系问题，任何逻辑学家都要回答：逻辑真理是否与客观现实一致？逻辑真理与事实真理之间又有什么关系？

关于这个理论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其所著《形而上学》一书中明确提出并详细论述了逻辑基本规律（矛盾律与排中律）。在谈到矛盾律时认为，事物不能同时存在又不存在。矛盾律首先是存在的规律。它之所以能够成为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是因为它符合“事理”。亚里士多德肯定了逻辑规律与存在规律的一致性，其根据就是真理符合现实的理论，即所谓真理符合论。它在解释真与假这对概念时说，凡以不是为是、是为不是者，这就是假的；凡以实为实、以假为假者这就是真的。按照真理符合论，一切真理必需与现实一致，逻辑真理也不能例外。可见亚里士多德的真理观，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这个真理论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但是亚里士多德只强调逻辑真理与存在规律的一致性，却忽视了逻辑真理的特殊性。

莱布尼兹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他第一个提出了用数学方法研究逻辑学中的推理问题，对亚里士多德的真理一元论提出了挑战。他认为有两种真理：即推理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事实的真理是偶然的。推理的真理不像事实真理那样依赖于经验，它们的证明只能来自所谓的天赋的内在原则。因此莱布尼兹的这种观点，就成为真理二元论和逻辑真理先验论的一个起源。

基于莱布尼兹的推理真理和事实真理的对立，在康德的哲学中就演变为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分歧。康德认为一切来源于经验的判断都是综合判断；分析判断是绝对独立于一切经验的知识，即先天知识。例如：“白人是人”就是分析判断，在康德看来表示逻辑规律的判断就属于分析判断。

数理逻辑问世之后，逻辑哲学领域中出现了维特根斯坦学派，即以维也纳小组为核心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们的一个共同的工作就是利用数理逻辑的成果，发展从莱布尼兹到康德的真理二元论和逻辑真理的先验论，使之获得科学化的外观和现代化的形式。维特根斯坦把逻辑真理称为重言式。他认为重言式的命题是无条件的真，由此他断言，重言式既不能为经验所证实，同样的也不能为经验所否定，也就是说与现实没有任何描述关系。逻辑实证主义者进一步把康德关于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区分推向极端。在他们看来，凡是先天的都是分析的；反之，凡分析的都是先天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确立了一个基本的哲学信条：分析真理与综合真理有根本的区别。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卡尔纳普认为，哲学家们常常区分两类真理，某些陈述的真理是逻辑的、必然的、根据意义而定的，另一些陈述的真理是经验的、偶然的、取决于世界上的事实的。前一类推理就是所谓的分析推理，后一类推理就是所谓的综合推理。逻辑真理被看作是分析真理的一个特殊的真子集。

1933年塔尔斯基以形式化的方法给出了真理的语义学概念，他用非形式化方法对其语义学的成果作出概述。他认为逻辑真理同其他真理一样，必需与客观现实相符合或者相一致，在形式语言中，一个语句是不是逻辑真理，取决于它是不是在每一种解释下都成为真语句；同时一个语句在某一解释下是否为真，取决于它在这一解释下，是否与它所“谈论的对象”相一致。可见逻辑真理的概念直接依赖于形式语言中的语句，与它们所描述的客观现实之间的符合关系，这说明它的逻辑真理或者分析真理并非先验的真或者先天的真，它们为真同样是因为它们与现实相符合。塔尔斯基重新建立了真理符合论，表明一切真理包括事实真理和逻辑真理，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必需与客观现实相符合。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真理符合论，肯定了逻辑真理与存在规律的一致性，但是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差别。莱布尼兹、康德、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逻辑真理和现实绝对无关，与事实真理根本不同。塔尔斯基主张真理必需以亚里士多德的真理符合论为基础，而且只能以形式语言来构造，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们思维中的正确反映。同样逻辑真理也是客观世界规律性的反映。列宁指出，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而最普遍的逻辑格，就是事物被描述的很幼稚的……最普遍的关系。列宁认为逻辑的公理、正确的推理形式是事物最普遍的关系，是由人们实践中千百万次的重复而反映和巩固在意识中。列宁说的最普遍的逻辑格是指三段论推理的正确形式。在这一点上我们说逻辑真和事实真是相容的，事实真是基础，逻辑真是建立在事实真基础之上的，二者是一致的，但是逻辑真理与任何具体的经验事实无关。

第一，逻辑系统的公理和定理的真是逻辑系统设定，其为真的根据是某种初始的逻辑关系。第二，逻辑公理和定理经过解释的真命题，其为真不取决于解释中的内容，而取决于这些公理、定理所显示的逻辑关系。第三，逻辑推断关系这种推论的结论真是一种逻辑关系真。第四，根据逻辑联系词的性质，由逻辑真得到逻辑真。如：A、B是逻辑真命题，那么A并且B、如果A那么B都是逻辑真命题。第五，数学中的逻辑真命题，是建立在公理演绎基础之上。以上这些逻辑真由于逻辑的原因或者逻辑关系而真，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在局部意义上，相对于特定的逻辑系统而言，逻辑真理可以说是分析的，是以逻辑意义为根据的，而与任何具体的经验事实无关。

认识论范文篇6

关键词耶兹、布鲁诺、赫尔墨斯主义、反辉格

Abstract:Sincethefiftiethofthetwentiethcentury,FrancesYates,anotablehistorianinthewest,madethestudyofBrunowhichhasbeenregardedasaclassicalworktypicalofanti-Whiginterpretationofhistory.However,therehavenotbeensystemiccomprehensiveintroductionoftheYates''''studyindomesticcorrelativeresearch..Accordingtoit,thispapertriedtoanalyseandreviewtherecognitionofBrunointhesenseofthehistoriographyofscienceonthebaseofdiscussionandanalysisofthemainideaofherstudy,expectingtohelptowidenthethinkingofthehistoricalstudyofscienceinourcountry.

Keywords:FrancesYates，GiordanoBruno,Hermetictradition,anti-Whiginterpretationofhistory

1引言

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Bruno）是举世闻名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作为思想自由的象征，他鼓励了19世纪欧洲的自由运动，成为西方思想史上重要人物之一。他一生始终与“异端”联系在一起，并为此颠沛流离，最终还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在鲜花广场上。他支持哥白尼日心说，发展了“宇宙无限说”，这些在他所处的时代中，都使其成为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因而，他常常被人们看作是近代科学兴起的先驱者、是捍卫科学真理并为此献身的殉道士。人们也常常将处死他的宗教裁判所代表的宗教势力与他所支持的哥白尼学说所代表的科学，看作是一对存在着尖锐冲突的对立物。

对布鲁诺形象的解读一直是科学史上研究近代科学兴起以及中世纪科学与宗教关系的重要课题。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西方科学史界出现了反辉格式研究传统和外史论的研究思潮，其中以英国科学史家耶兹为代表认为近代科学的产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以往被忽略的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如法术、炼金术、占星术）在近代科学产生过程中也起到过不容忽视的影响。她的研究致力于挖掘这些社会文化因素在近代科学发展过程中起到的重要影响。其中以她的布鲁诺研究为代表，揭示出文艺复兴时期赫尔墨斯法术传统的复兴与当时的哲学、宗教等社会文化因素共同构成了近代科学产生之前的社会文化历史与境。在这一具体历史与境下，她对具体的个人如布鲁诺以及整体意义上的近代科学的兴起都给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解释。耶兹的布鲁诺研究作为一个经典性研究与其他相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科学史研究的思路，直至今日在西方科学史领域中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在我国科学史界，还没有对耶兹的研究做出过系统全面的介绍研究工作，同时也很少出现专门论述布鲁诺在科学史上形象的历史变化工作，基于这种情况，本文希望以耶兹的布鲁诺研究为案例，在对其思想进行述评的基础上，对人们对布鲁诺的认识做出一些科学编史学的考察和分析，期望以此能够有助于拓展国内科学史研究的思路。

2耶兹布鲁诺研究的缘起及背景

耶兹最初对布鲁诺发生兴趣，是想把布鲁诺的意大利语对话录《星期三的灰烬晚餐》翻译成英文，并且想在导言中高度赞扬这位超前于时代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接受哥白尼日心说的勇气。但在翻译过程中，她开始对以往的布鲁诺形象的解释产生了疑问。

同时她还看到当时的科学史研究将问题集中于17世纪科学革命，这种只关注科学自身发展的历史研究虽然能较为合理地阐释17世纪自然科学产生的各个阶段，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科学革命”在这个时期发生，为什么人们对自然世界产生了这么大的新的兴趣。她认为近代科学的产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文化历史事件，其中有很多因素被现有的研究忽略了，而这些因素很有可能在近代科学产生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这时一些学者的研究启发了耶兹的思路，其中就有克里斯特勒（PaulOscarKristeller）、加林（E.Garin）、林恩·桑代克（LynnThorndike）和沃尔克（D.P.Walker）等人关于中世纪赫尔墨斯传统（thehermetictradition）的社会文化历史研究，以及安东尼·科森那(AntonioCorsano)对布鲁诺思想中的法术成分和其活动中的政治－宗教方面因素的研究。于是她开始了大量的文献收集整理、研究工作，结果发现赫尔墨斯－希伯来神秘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复兴对当时的思想（其中也包括萌芽中的近代科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可以说，赫尔墨斯法术传统与当时的宗教、哲学和萌芽中的近代科学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与境。在这种与境下，布鲁诺的思想和命运与赫尔墨斯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用她的话说就是“正是与之相连的‘赫尔墨斯’传统、新柏拉图主义和希伯来神秘主义，在布鲁诺光辉的一生中，在其思想超越于同时代人以及其人格命运的塑造上，占据着令人惊奇的重要地位。”（[1]，1页）

在耶兹之前的科学史研究中，对赫尔墨斯主义以及与此相关的法术（magic）传统、希伯来神秘主义等，是避而不谈的。而耶兹在自己的研究中强调了赫尔墨斯法术传统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近代科学兴起过程中人们世界观、旨趣的转变，同时也影响了具体个人的思想、甚至铸就了他们最终的命运，其中一个典型人物就是布鲁诺。耶兹认为赫尔墨斯法术传统在布鲁诺思想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他坚持哥白尼学说、发展宇宙无限学说的思想动机也是源自对赫尔墨斯法术传统的信仰与追随。

早期西方科学史界对布鲁诺形象的解读多把他看作是为科学献身的殉道士，后来哲学史界又将布鲁诺解读为为自己的信仰和思想自由而献身的殉难者，其中有些学者还将布鲁诺看作是一个勇于打破中世纪亚里士多德主义禁锢、开拓近代文明的先驱。而耶兹认为以往对布鲁诺的研究，使他的观念从历史背景中孤立出来，用占据当代主导地位的哲学历史、哲学观念和科学观来对其进行描述，而现在需要做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重新描述、理解布鲁诺。

于是她在文艺复兴时期赫尔墨斯法术、宗教、哲学与萌芽中的近代科学间相互交织的复杂关系中重新思考了“布鲁诺捍卫的是什么真理、布鲁诺支持哥白尼日心说的理由、提出宇宙无限说的思想基础以及导致他最终命运的原因”等问题。

耶兹对布鲁诺形象的解读否弃了过去历史研究中将其形象简单化、样板化的辉格式研究传统，逐渐转向反辉格式的研究传统，试图将布鲁诺还置于文艺复兴时期更为丰富的社会文化历史情境中，其中就包括以往被忽略的赫尔墨斯主义传统以及与此相连的法术耶兹的布鲁诺及相关研究，作为西方科学史界反辉格式研究传统的一个典型代表，开拓了人们的科学观、拓展了科学史研究的思路，在西方科学史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较高的评价，成为了西方科学史界的一个经典性研究成果。她对布鲁诺形象的重新解读也逐渐取代了早期的惯有看法，成为了西方科学史界相关领域的主流观点。在国外比较权威的百科全书式专著在对“布鲁诺”的解释中，多引用、参照了耶兹的研究成果。如1981年版的《科学传记大辞典》（DictionaryofScientificBiography）中关于“布鲁诺”的条目文章是由耶兹撰写的（[2]，539－543页）；1998年版《哲学百科全书》（Routledgeencyclopediaofphilosophy）中对“布鲁诺”的解释也引用参考了耶兹的研究成果[3]。

3耶兹研究中的布鲁诺和赫尔墨斯传统

3．1文艺复兴时期的赫尔墨斯传统

赫尔墨斯传统是古希腊哲学与古埃及、东方希伯莱、波斯等宗教文化因素融合的一种神秘主义法术传统。它关于宇宙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主要来自于中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还混杂了诺斯替教和犹太教的观点，然而其目的并不在于追求严格意义上的哲学理念，并不是要提供什么新的关于上帝、世界和人的具有一致性的说明，而是要在神秘力量的指引下得到一种由神赐予的对宇宙永恒性问题的答案。信奉赫尔墨斯主义、试图追寻事物背后隐秘的相互关系及感应力的人们，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被称作是法术师。

赫尔墨斯主义关于宇宙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宇宙交感”的观点。这一观点主张：地球上的事物之间和宇宙中任何事物之间都存在某种隐秘的相互感应力，物体之间通过这种神秘的交感力量可以远距离的相互作用，因此这种交感力量可以被用来解释、预示乃至控制事物发展的进程。这一观点的基础是一种隐含的、但却真实而坚定的信仰，它确信自然现象之间贯通联系、相互感应，不同的存在之间有着链条般的相互关联性([1],42－48页)。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们对原始文献的重新发掘、整理，早期的古代神秘智慧受到了人们的推崇，当时的人们认为“过去往往优于现在，发展就是复兴古代文明。人文主义者就是要发掘古代典籍，并有意识地回归到古时的黄金时代、复兴古代文明”。

因而，赫尔墨斯主义作为一种古代智慧、神秘启示的传统受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的广泛关注。很多人都以复兴这一传统为己任，对其加以信奉与膜拜，其中最为突出的人物之一就是布鲁诺。

3．2布鲁诺与哥白尼日心体系和宇宙无限学说

耶兹认为，“布鲁诺混杂着宗教使命的哲学思考，深深地浸透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赫尔墨斯法术源流中”（[2],539页）。布鲁诺在1584年英国出版的意大利语对话录著作《驱逐趾高气扬的野兽》(Spacciodellabestiatrionfante，英文译作TheExpulsionoftheTriumphantBeast)和《星期三的灰烬晚餐》（LaCenadelecener，英文译作TheAshWednesdaySupper），通常被人们看作是道德哲学的著作，但是耶兹从中揭示出布鲁诺的哲学理念与道德改革的初衷都是与他的赫尔墨斯主义式的宗教使命密切相关的。在这两部著作中，布鲁诺高度赞扬了赫尔墨斯法术传统的源泉——古埃及宗教（他们崇拜的神是“存在于万物中”的上帝），在他看来，古埃及的宗教才是真正的宗教，优于其他任何一种宗教，现行的基督教是恶劣且作伪的宗教，他的使命就是要进行赫尔墨斯主义的宗教改革，放弃推翻那些不再纯粹的与基督教交杂的法术，重新回归到古埃及赫尔墨斯法术传统中去（[1],175页）。

抱持着古埃及宗教信仰的布鲁诺，一直都在试图进行一场宗教革命，而其矛头直指现行基督教。他还意识到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这时的哥白尼日心说为他提供了这个机会。因为在他所推崇的赫尔墨斯著作中，充满了太阳崇拜的遗迹，其中太阳颇具宗教意味，被视作是可见神、第二位的神。而且这种太阳崇拜也影响了后来费奇诺等人的太阳法术，并在哲学层面上促成了赫尔墨斯主义与新柏拉图主义的结合。太阳在深受赫尔墨斯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布鲁诺眼中，具有了理念、智慧、神圣的意义（[1],232－235页）。

众所周知，哥白尼的日心说之所以最终奠定了划时代革命的意义，并不是因为它延续了法术传统，而是由于它开启了近代科学的数学化。但实际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哥白尼日心说，延续了古时的太阳崇拜传统，它既是人对世界的思考，也是一种可见神的启示。耶兹认为：人们早就对哥白尼日心说中的目的论有所认识，但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仍是在当代意义上谈这一目的论的。当进一步还原到哥白尼的时代，人们就会发现一个新柏拉图主义、赫尔墨斯法术传统等交杂在一起的新世界观，而这个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目的论的形成。无论哥白尼延续了古代埃及的太阳崇拜是出于个人情感倾向上的因素，还是为了使其理论更容易被接受的权益之计，至少不能忽略的是他的日心说确实援引了赫尔墨斯法术传统中的太阳崇拜（[1],171页）。而此时的布鲁诺恰恰也注意到了哥白尼学说与赫尔墨斯传统之间的紧密联系。然而，布鲁诺坚持哥白尼学说与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却是从不同层面、角度上考量的。

日心说就哥白尼而言，数学化的意义更甚于哲学宗教的意义，而对布鲁诺而言，则恰恰相反，日心说有着更深层的哲学和法术宗教上的意味。尽管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可能没有过多地受到赫尔墨斯法术传统的影响，但布鲁诺坚持日心说，却是要将哥白尼的科学工作推回到前科学的阶段，要使其复归到赫尔墨斯法术传统中去。相应地，布鲁诺将日心说解释为一种神性的象形文字，是古埃及法术宗教复兴的标志（[1],172－175页）。之所以“哥白尼的太阳”具备这样一个神启的特征而成为古埃及宗教复兴的预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布鲁诺所推崇的赫尔墨斯法术传统中的宇宙交感思想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这一思想使布鲁诺坚信：通过天上世界的改造可以改变地下世界。太阳的神圣之光居于宇宙中心，光耀万物、驱散黑暗、迎来光明，与之相应的，地下世界中古埃及法术宗教将取代现行黑暗愚昧的宗教，实现复兴。可见，这些都与布鲁诺的宗教改革、社会改革的初衷相合。

哥白尼日心说中对地动的阐述，也得到了布鲁诺的支持。这在耶兹看来，布鲁诺接受哥白尼的地动说是建立在法术传统中“万物有灵论”的基础上的，即“万物的本性就是其运动的原因……地球和天体的运动都是与其灵魂中存在着的本性相一致的”（[1],267页）。宇宙是统一的，地球是宇宙的一部分，天体的运动也显示了地球运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地球只有运动才能不断地更新和再生。

后来科学史研究中对布鲁诺予以极高评价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认为布鲁诺又进一步发展出了“无限宇宙中无数个世界”的学说，摒弃了托勒密宇宙体系将世界看作是封闭的、有限的观点。但耶兹通过研究认为，布鲁诺并不是从现在所谓的“科学”的角度提出这个“无限宇宙中无数世界”的观点的，相反却是为了将人们的自然观推回到赫尔墨斯传统中，使自然成为一种神性象形文字，表征神性宇宙的无限性（[1]，270页）。其中，“宇宙的无限性”与赫尔墨斯法术传统中的泛神论、万物有灵论以及宇宙感应的思想密切相关，这些都体现出了赫尔墨斯法术传统对布鲁诺思想的总体影响。

赫尔墨斯传统中虽然没有关于宇宙无限的具体概念，但是在布鲁诺产生上述观念的过程中，赫尔墨斯法术传统的影响仍是潜移默化的。赫尔墨斯主义主张：“上帝之完满就是万物存在之现实，有形的和无形的，可感的和可推理的……任何存在都是上帝，上帝就是万物”，“如果世界外面有空间的话，那一定充满着有灵性的存在，这个存在就是上帝的神圣性之所在”，“上帝所在的领域，无处不中心，无处有边界”（[1]，272页）。由此，布鲁诺坚信神性存在的必然性，也坚信只有无限的宇宙才能体现上帝无限的创造力，无限的宇宙就是神性现实存在着的最好体现。在布鲁诺看来，人类作为神创的伟大奇迹，应该认识到自身有着神性的渊源，人们只有在认识无限宇宙的过程中，才能体会出神性的无限。

耶兹还强调在布鲁诺那里，“宇宙就是努斯，上帝像法术师那样用神秘的感应力量激活努斯，这就是伟大神迹的体现。作为法术师，就必须要将自身的力量拓展到无限中去，这样才能反映出这伟大神迹之万一”（[1],274页）。而且耶兹还举了布鲁诺关于古埃及智慧谱系的例子来论证：在布鲁诺看来，无论是哥白尼日心说还是卢克莱修的无限宇宙，都是古埃及智慧的扩展，他之所以采纳其思想，就在于这一切都将预示古埃及法术宗教的复兴，这些都是赫尔墨斯传统思想的扩展延续（[1],276页）。

布鲁诺的宇宙无限理论进一步扩展到哲学层面就是“太一”（所有即为一），耶兹认为布鲁诺从无限学说到“太一”的扩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被看作是将哲学引向法术。他通过“太一”的概念，进一步阐发了“法术师可以依靠万物间神秘的感应力来认识整个自然”的观点。由此，耶兹认为，尽管布鲁诺思想看似混沌无序，但还是能在整体上揭示出他的哲学与其宗教观是同一的，布鲁诺所具有的强烈的宗教感使得他的哲学并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还是一种法术，可以说布鲁诺的哲学与宗教信仰、法术是一体的，在他眼里，法术能够成为促使宗教改革全面展开的有效工具。（[1],276－388页）。

相应的，布鲁诺坚持哥白尼日心说、发展宇宙无限学说，都体现了他在宗教改革上的热情，体现了他想通过赫尔墨斯法术的方式获得无限知识的渴望。正是这些促使他从基督教的神秘主义禁锢中解脱出来，转而接受、宣扬非基督教的赫尔墨斯神秘主义，并将此作为他的哲学的基础。尽管布鲁诺的思想吸收了众多古希腊哲学思想，而且赫尔墨斯神秘主义本身也是一个调和的思想，但是在耶兹看来，布鲁诺思想的轴心仍是古埃及的赫尔墨斯法术传统。不论他接受了怎样的思想，这些思想都既有哲学意义，也具有宗教意味，而且都从属于他要进行的赫尔墨斯式宗教改革的理想。

3．3布鲁诺的最终命运与赫尔墨斯主义

从上述观点出发，耶兹认为：布鲁诺就是位具有强烈宗教改革意识的激进的赫尔墨斯法术传统的追随者，是古埃及法术宗教的信仰者，他本身就是一位法术师。他试图通过法术的方式发现自然的秘密，以便控制、利用自然，他所有的哲学和“科学”层面的探讨都从属于其宗教使命。不论什么思想，只要与他的复兴古埃及法术宗教的使命相合就都会为其所用，为此他丝毫不理会当时基督教的禁忌。无疑，正是这一点在很大的程度上导致了宗教裁判对他的反感。

比如他毫不避讳地推崇督教禁忌的巫术（demonicmagic），还坚持当时尚未被基督教完全接受的新柏拉图主义，强烈反对当时已与基督教融合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并对其冷嘲热讽，把他们斥为只懂文法、却不会深刻地思考自然本质，也就根本无法获得灵智的“学究”。他甚至还“得寸进尺”地宣称现行的基督教是作伪且作恶的宗教，就连基督教的圣物十字架在他看来也是基督教从古埃及人手里偷来的。

耶兹还举出了诸多例子，并引用了历史学家阿·梅尔卡蒂的研究，指出当时的宗教裁判所关注的更多的是他的神学问题，基督教对布鲁诺的种种质询很少是从哲学或科学的意义上提及的。布鲁诺热衷于赫尔墨斯法术宗教的复兴，期望以此替代败坏了的基督教，他的种种思想和作为都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比如他坚持自己对“三位一体”的解释，将神迹视作实行法术后的结果，而不理会基督教的权威解释；他反对教皇、僧侣、反对敬拜偶像，并总是率性而为对他们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他还去过异端的国家，与异端有过亲密接触等等，这些都是宗教裁判所足以定他神学异端，并处死他的有力罪证。

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测，布鲁诺很可能是一名以在整个欧洲传播法术、实现宗教改革为己任的赫尔墨斯式法术师。在当时的宗教裁判所眼里，他就是一个胆大妄为、不知悔改的宗教异端者，也就是说他并不像人们惯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捍卫科学真理而被宗教裁判所处死的。他是为了他毕生信仰、追随的赫尔墨斯法术传统而死的。（[1],389－290页）。

3．4耶兹眼中的布鲁诺形象

我们可以看出，耶兹眼中的布鲁诺形象与以往将其视作“科学真理的殉道士”“一位唯物主义者”的形象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她看来，布鲁诺并不具有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观念，历史中的布鲁诺更倾向于符合当时历史与境下的法术师形象，他的思想、命运都围绕着赫尔墨斯法术传统而展开。他坚持哥白尼日心说、发展“宇宙无限”学说，也都是从属于他的宗教使命的。他惨烈的人生结局也主要是因为他对赫尔墨斯主义的坚持，宣扬哥白尼学说也仅是他坚持赫尔墨斯主义中的一部分。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与哥白尼革命的相关性，也恰恰说明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宗教以及赫尔墨斯法术之间边界的模糊、不确定性。这同时也说明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与宗教问题并不像传统的理解那样简单，在他们之间还掺杂着更为古老的法术传统，这三者之间与其他社会文化因素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渗透，共同构成了文艺复兴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与境。在这样复杂的历史与境下，任何一种对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都是有失偏颇的。

4耶兹之后的西方科学史相关研究

耶兹之后，很多西方学者沿着她所开辟的方向进一步展开了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例如伊娃·马丁（EvaMartin）的专著《布鲁诺：神秘主义者和殉道士》[4]、德兰尼（Delaney）的博士论文《法术和科学：近代科学兴起的心理学起源》[5]以及布卢姆（Blum，PaulRichard）在讨论耶兹的布鲁诺研究中作为一种哲学模式的理论调和主义的论文[6]等，都对耶兹将布鲁诺置于一个更为丰富、复杂的社会文化历史与境下的工作给予了正面的评价，而且还在她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科学与法术、宗教之间的关系。

约翰·H·布鲁克的《科学与宗教》一书也接受了耶兹的观点，把布鲁诺与赫尔墨斯法术传统、新柏拉图主义联系在一起，肯定了他的世界图景受到一种与法术相关的宗教、哲学观念的影响，质疑了以往传统的观点即他是因为坚持哥白尼主义、捍卫科学真理而死的，并且进一步延伸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上，否认科学与宗教之间仅存在尖锐冲突关系，主张对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考察要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尽可能的恢复其复杂性和多样性[7]。

耶兹的布鲁诺研究也引发了诸多争论，一些学者对其结论提出了一定程度的质疑。其中值得注意的有后期的加蒂（Gatti,Hilary），他重新审视了耶兹的观点，认为支持其观点的证据不够充足，不足以说明赫尔墨斯传统在布鲁诺的思想中占据关键地位，但他仍然肯定了耶兹的研究确实成功地使人们开始关注以前被忽视了的赫尔墨斯传统在近代科学兴起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与耶兹不同的是，在加蒂看来，布鲁诺不仅仅是一个法术师或赫尔墨斯主义哲学家，同时也是近代科学的先驱，在他身上同时体现出了近代科学和法术传统。加蒂还肯定了布鲁诺的数学方法、自然观和认识方法在近代自然科学兴起过程中的作用，对布鲁诺在科学史中的作用做出了新的评估[8]。

当然，耶兹的研究也并非是人们对于布鲁诺的认识的最终定论，但她的研究所体现的反辉格式研究传统以及外史论的研究方法，确实开拓了人们的科学观、拓展了科学史研究的思路，引发了人们的进一步思考，因而，在西方科学史研究发展过程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一环，而这也正是其最大的价值之所在。

5国内科学史读物中的布鲁诺形象

讲到耶兹的工作，自然会让人们联想到布鲁诺在中国的学术界和一般公众中的标准形象问题。在笔者初步而且并不完备的检索中，发现直到目前为止，国内对布鲁诺形象在国际科学史背景中的历史变化的关注是很不够的。同时在我国现有的国内通行的科学史通史教材和相关科学辞典中，对布鲁诺形象的认识仍延续了传统的观点。在此，我们不妨以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内科学史著作中对布鲁诺的描述为例来说明。例如：

（1）“对捍卫与发展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思想家、科学家进行残酷迫害，说明宗教是仇视科学的。……布鲁诺是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忠实捍卫者和发展者，在近代科学史上史向宗教神学斗争的勇士。他虽是教徒却离经叛道，服从真理，成为自然科学发展的卫士。”[9]

（2）“哥白尼学说的声威引起了教会势力的严重不安，于是利用宗教法规加害新学说的积极宣传者和传播者，遂使布鲁诺惨遭杀害……布鲁诺为自己的哲学，为宣传哥白尼学说，为科学的解放事业而献出了他的生命。”[10]

（3）“1600年2月17日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繁花广场上，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科学了真理和自己的信仰。”[11]

（4）“布鲁诺，意大利杰出的思想家、唯物主义者、天文学家。……他在几十年的颠沛流离中，到处宣传哥白尼学说，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反对科学与宗教可以并行的‘二重真理论’。”[12]

（5）“但布鲁诺丝毫没有动摇对他准备为之献身的科学真理的信念”[13]；“布鲁诺是一个为宣传哥白尼学说、宣传科学真理而献身的英雄。”[14]

（6）“捍卫新的科学理论，需要无畏的科学勇士。布鲁诺就是一位捍卫科学真理的勇士”[15]

（7）“布鲁诺，这位意大利的科学英雄在年青时代就读过哥白尼的著作，并成为一名哥白尼学说的忠实信徒。于是他受到了教会的迫害……。布鲁诺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对宗教与科学可以并行的‘二重真理论’。……当布鲁诺早在几十年后宣传哥白尼学说时，就遭到了教会的残酷打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布鲁诺在熊熊的烈火中牺牲了。”[16]

（8）“科学与宗教的决战，思想解放的先驱布鲁诺，……哥白尼学说和宗教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罗马教皇意识到这个学说对他们的统治产生了直接的威胁，使布鲁诺成为了近代自然科学发展中的第一个殉道者。”[17]

（9）“意大利人布鲁诺就是当时反对宗教、反对地心说、维护和发展日心说的代表人物，他受宗教势力迫害……布鲁诺英勇不屈，坚持科学真理，对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宗教裁判所对布鲁诺为科学真理而斗争的精神，惊恐万状，最后，只得对布鲁诺初一火刑。1600年2月17日布鲁诺于罗马为捍卫科学真理而英勇献出了生命。”[18]“杰出的思想家布鲁诺就是维护宣传哥白尼学说、捍卫科学真理的英勇殉道者。”[19]

（10）“布鲁诺在发展唯物主义、反对经院哲学、反对封建神学世界观方面，在宣传和论证当时自然科学成就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他对基督教中世纪的一切传统均持怀疑态度，极大倡导思想自由，宣扬无神论，勇敢地捍卫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是为科学真理而献身的殉道士。”[20]

5结语

对比上述国外对布鲁诺研究的状况，我们会发现国内科学史研究的总体现状有以下几点：

（1）在许多科学史通史教材中，仍然延续着传统的观点，没有给予国外较有影响的主流观点以足够的关注。

（2）国内对西方古代至中世纪的科学史研究相对薄弱，对这一历史时期下的人物如布鲁诺等做出科学史层面上的考察研究也不多见。例如，在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在1994年－2004年范围内以“中世纪科学”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命中的仅有2篇；以“布鲁诺”为关键词仅有17篇，其中与科学史研究相关的仅有6篇。而且，国内目前已有对布鲁诺的研究中，仍多着眼于布鲁诺的哲学思想，虽然其中一部分将布鲁诺作为科学史通史教材中的一个与近代科学革命相关的重要人物而有所触及，但总体而言较少对布鲁诺本人在科学史上的历史形象和地位方面做出专门的考察。

（3）应该提到，尽管为数不多，但国内对布鲁诺的研究中也确有一些学者对传统观点提出了初步的质疑。如朱健榕、吴蓓①、路甬祥等已对传统的“科学与宗教”问题以及布鲁诺的传统解释提出了质疑，认为将布鲁诺看作近代科学的殉难者，就会将布鲁诺形象简单化、样板化，同时也会过分简化历史上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21，22]

上述情况说明，我国对布鲁诺形象以及科学与宗教问题的研究，确实需要经历一个再认识的深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耶兹的研究因其丰富的史料、反辉格式的思考、经典性的论述，对国内科学史研究来说具有巨大的参考和借鉴价值。耶兹的研究作为西方科学史研究的典型代表，不仅能够拓展当时的西方科学史界的研究思路，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国内科学史研究思路的进一步拓展，当然，还有在此基础上的更广泛的公众传播方面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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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artinE．GiordanoBruno:MysticandMartyr[M]．Kila,MT:KessingerPublishingCompany,2003．

5DelaneyMK．MagicandScience:thePsychologicalOriginsofScientific[D]．Dallas:TheUniversityofDallas,1991．4255～4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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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attiH．FrancesYatesHermeticRanaissanceintheDocumentsHeldintheWarburgInstituteArchive[J]．Aries,2002,2(2)：193～211．

9王士舫、董自励．科学技术发展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67～70．

10王玉苍．科学技术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314～315．

11张文彦．科学技术史概要[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16．

12江泓．世界著名科学家与科技革命[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15～16．

13关士续．科学技术史简编[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126～127．

14关士续．科学技术史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106～107．

15刘建统．科学技术史[M]．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86．57．

16林德宏．科学思想史[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102～104．

17高之栋．自然科学史讲话[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114～117．

18解恩泽．在科学的征途上——中外科技史例选[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122～123．

19解恩泽．科学蒙难集[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255～256．

20吴泽义．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80．

认识论范文篇7

一、认识的发生和本质

1、认识发生的现实基础

以工具性为主要特征的劳动在认识的发生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认识的来源和发展动力。

2、认识的本质、主体在认识中的作用

认识的本质是：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

其主要内容是：1、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2、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是一个能动的过程；3、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是以实践为中介而实现的。

3、认识中的反映与信息、选择、重构的关系

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过程，自始自终伴随着信息的过程。认识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这种相互作用是以信息为媒介的。

在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的过程中，选择机制起着重要作用。

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也离不开建构。

4、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与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在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

第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第二、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第三、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

第四、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同时认识又是对实践具有反作用的。

第一、实践离不开认识的指导；

第二、认识活动及其成果具有相对独立性，遵循其特有的活动方式和发展规律，它一经形成，便能反作用于实践；

第三、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表现在许多方面。

认识反作用于实践有两种情况：一是正确的认识指导实践，会使实践顺利进行，达到预期效果；二是当错误的认识指导实践时，就会对实践产生消极的乃至破坏性的作用，使实践失败。

二、认识的发展过程

1、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及其辩证关系，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认识的发展过程，首先是由实践到认识，即从实践中产生感性认识，然后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过程中的第一次飞跃。

2、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

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是认识过程中更为重要的一次飞跃。

3、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

认识过程主要是理性思维的过程，同时又包含非理性因素的参与。

4、认识过程的反复性和无限性，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认识运动的反复性和无限性决定了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

人们的认识和客观过程的复合是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符合，是在社会实践发展的一定的具体历史阶段上的符合。

5、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的哲学基础。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部分内容历年真题：

2000年多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

A、世界的可知性B、客观事物是认识的对象

C、认识起源于经验D、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E、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

分析：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反映论。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承认世界的可知性，坚持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源泉；唯心主义认识论有不可知论，也有承认世界的可知性的，但都坚持精神第一性，否认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所以A、C是错误的，B、D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是一个在实践基础的辩证发展过程，而有些唯心主义者也表达过认识过程辩证发展的思想，因此E选项是错误的。

所以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B、D.

2002年多选：孙中山先生指出，人的认识过程是“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因其已知而进于行”。这一思想表明了：

A、知行不可分割B、知行合一

C、知行相互促进D、行先知后

E、行难知易

分析：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称为知与行的关系。通过读题目中句子的意思，很容易得出A、C、D是符合题意的。而没有B选项所表达的意思，E选项则是错误的。所以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A、C、D.

2005年单选：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说：“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看，这句话对我们的启示是：

A、认识总是滞后于实践B、实践是认识的先导

C、实践高于认识D、实践与认识是合一的

分析：实践决定认识，并不否定认识的相对独立性，认识在实践中发挥着先导作用。所以选项A、B是错误的。而D选项认为两者是“合一”的，混淆了两者的原则区别，也是错误的。所以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C选项。

分析题

1.结合马克思主义相关哲学原理，联系实际分析“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答案要点】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科学发展观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继承前人又勇于创新，深刻阐明了发展的本质、内涵和基本要求，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科学发展观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面临的“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揭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和发展手段等，集中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一，科学发展观是辩证的发展观。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发展应该是辩证的发展，辩证的发展是不断解决矛盾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协调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1）辩证的发展观是对立统一的发展观。发展是事物内部矛盾不断产生、运动和解决的过程。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来了，往复循环，事物才向前发展，事物是以矛盾发展为动力的。科学的发展观从本质上说，其哲学依据就是发现矛盾、认识矛盾、解决矛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说到底，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观点，认识和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2）辩证的发展观是全面的发展观。辩证的发展应当是系统的、全面的、保持内在各要素均衡的发展，也就是说，任何健康的发展，都应当是全面的发展，而不能是片面的、畸形的、不均衡的、单一突进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要全面地兼顾到系统构成的各个要素。社会发展是全面的，必须看到它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工程，必须系统、全面、协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3）辩证的发展观是协调的发展观。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一事物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在与它事物的联系中存在的，一事物离开与它事物的联系，就谈不上存在，更谈不上发展。因此，按照辩证法，要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把握事物的发展。只有以协调、兼顾的观点和方法处理发展的问题，才符合社会发展本身的辩证法。(4)辩证的发展观就是可持续的发展观。辩证法讲发展，是要求连续的、保持内在发展能力的健康发展。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包括社会发展，一定要有可持续的发展能力。健康的、正常的发展应是持续的、有后劲的发展。

第二，科学发展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说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历史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所决定的。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发展归根到底首先要解决好生产力的发展。(2)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强调历史辩证法。首先，强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能仅仅把经济、生产力归结为发展的唯一因素，要讲政治、文化、思想各方面因素在整体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其次，既重视人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又重视自然因素对社会与人发展的制约性。人是社会发展的积极的能动的主体，而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又依赖于自然的发展，自然的发展制约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一定要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最后，强调人是发展的目的、发展的主体，而不仅仅是发展的手段。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以现实的人的发展为目的的社会发展理论。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表明，必须以人为本，把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要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社会发展不等于单纯的经济增长，它内在地包括稳定、公平、民主、价值等社会和人全面发展的诸要素。社会发展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部分缺一不可，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缺一不可，社会发展是一个全面系统的过程。

第三，科学发展观是尊重客观规律的发展观。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尊重和把握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科学发展观正是建立在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尊重发展的客观规律，按照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之上的。客观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所要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科学发展观也正是要回答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努力推进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问题。人们只有尊重规律、认识规律、把握规律，按照规律去办事，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反之，就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总之，科学发展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创造性应用，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2.结合马克思主义相关哲学原理，结合实际分析“实践的主体和客体及其相互作用”。

【答案要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的观点来看待人和世界及其关系，认为实践是人与世界既对立又统一的基础，实践是人和世界相互作用的中介。实践对人和世界的中介作用是通过实践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实现的。主体和客体就是从人的活动中去考查人与世界的关系而出现的两个范畴。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及其运动深刻地表明了实践在人和世界相互关系中的基础地位和中介作用，也正是实践的这种中介作用，才使人和世界获得日益丰富的内容。

主体是指从事着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实践的主体是实践活动中具有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因素，他担负着提出实践目的、操纵实践工具、改造实践客体，从而驾驭和控制实践活动的多重任务。要完成这些任务，主体需要具备相应的能力。实践主体的能力结构包括：（1）人本身的自然力，是实践主体能力结构中的物质基础；（2）主体实际掌握、运用的知识和经验，是实践主体能力结构中的智力因素；（3）主体的情感和意志，是实践主体能力结构中的精神动力因素。主体能力结构中的这些要素都是人的本质力量。实践主体的社会结构可分为个人主体、集团主体、社会主体和人类主体四个层次，不同的主体之间也发生着相互关系。

客体是指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所指向的对象。实践的客体是进入主体活动的领域同主体发生功能性关系，成为主体活动所指向的客观事物。对于实践的客体要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方面，客体首先是一种不以主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是客体自身的客观性方面。另一方面，客体又不是与客观事物相等同的概念，只有那些进入主体实践活动范围、与主体发生联系的客观事物才是现实的客体。哪些客观事物能够成为实践的客体，不仅取决于这些客观事物的自在本性，同时也取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程度和水平。所以客体同主体一样都是历史的范畴。客体的基本类型有自然形式的客体、社会形式的客体和精神形式的客体。

主体和客体是实践活动的两极，但仅仅有主体和客体还不能形成现实的实践活动。在主体和客体之间还有一个将二者联结起来的中介，这就是各种形式的工具、手段以及运用、操纵这些工具的程序和方法。实践活动就是一个以主体、中介和客体为基本骨架的动态的发展系统。

关于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要着重掌握两点：

第一，从实践的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特点和实质看，这种相互作用既不同于一般物质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不同于一般的精神和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是把这两种相互作用都包含于自身。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具有物质性的特点，但又不能把这种相互作用的本质归结为一般的物质性，它体现了一般物质实体相互作用所没有的崭新的关系，即目的与手段、创造者与被创造者、能动者与受动者之间的关系。在实践过程中，主体一方面受到客体的限定和制约，另一方面，又能不断地发展自己的能力和需求，以自觉能动的活动不断打破客体的限定，超越现实客体。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这种限定和超越或限定中的超越关系，就是实践的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实质。

第二，从实践的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内容和结果看，这种相互作用是通过主体对象化和客体非对象化的双向运动而实现的。主体对象化指人通过实践使自己的本质力量转化为对象物，即主体客体化。客体非对象化指客体从客观对象的存在形式转化为主体生命结构的因素或主体本质力量的因素，客体失去对象化的形式，变成主体的一部分，即客体主体化。

主体客体化造成人的活动成果的体外积累，形成了人类积累、交换、传递、继承和发展自己本质力量的特殊方式——社会遗传方式，从而使人类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成果不会因个体的消失而消失；而人通过客体主体化这种形式占有、吸收对象（包括前人的活动成果），则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人的本质力量，从而不断提高主体能力，使主体以新的更高的水平去改造客体。因此，实践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总是不断地在新的基础上进行。

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运动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两个方面，它们互为前提、互为媒介，人类就是通过这种运动形式不断解决着现实世界的矛盾，这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本质内容。

3.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原理，分析“发展的过程性”。

认识论范文篇8

关键字：免疫学肝脏乙肝病毒肝脏移植

免疫学称得上是生命科学发展的前沿学科，其发展日新月异，现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广泛渗透到其他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领域之中。而肝脏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是目前临床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不断提高肝脏疾病免疫学诊疗的质量,可为临床提供必要的诊疗指标。下面笔者就从普遍存在的乙肝病毒和肝脏移植着手，谈一谈对有关免疫学的认识。

一、乙肝免疫治疗之相关事项

乙肝病毒在全球有将近4亿的感染者，每年发生与乙肝相关的肝硬化和肝癌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在一百万以上，其数目骇人听闻。现阶段，对乙肝病毒理想的治疗方法应该是激活足够的免疫细胞，尽可能减少肝细胞的损伤，并能中止这种持续的感染。免疫治疗前患者体内抗原与前体DC系统的亲和积处于平衡改造状态，平衡常数L1q1L2q2＝K，假设从体外补给A的替代物对患者进行治疗，其浓度为△X，免疫治疗效果C的增加浓度为N。由于B的群体中个体的亲和力呈正态分布，所以认为B数量的减小倍数等于平均亲和力的减小倍数，假设C的生理流量不受影响，q1不变，那么，N＝L2{1-[L1/（L1＋△X）]1/2},当L1越小,由于L1q1L2q2＝K，所以L2越大，并且当△X越大时，N越大。所以免疫治疗要大剂量给药，同时大剂量给药活化势越大，活化速度也就越大。免疫治疗需先降低血液中HBV-DNA水平，所以有必要使用核苷类似物使L1减小，同时为了加速L2的增大，可能有使用免疫或血液系统兴奋剂的必要。又成熟DC数量＝N×发生体积，所以有静脉给药或者多点皮下给药的必要。在慢性乙肝病人体内，由于存在静息活化平衡常数，那么在抗原浓度和亲和力相同的情况下，前体DC的浓度和亲和力之积为定值。前体DC浓度越大，亲和力越小，此时给药的途径的区别大大缩小。

乙肝病毒的各种抗原都对促进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有作用。拉米夫定能使乙肝病毒各种抗原的表达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从而能降低抗体依赖的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ADCC）；乙肝病毒能通过提高肿瘤坏死因子相关的调亡诱导受体和死亡受体4的表达而增强肿瘤坏死因子相关的调亡诱导配体毒性，人肝细胞中HBV复制水平升高能增强肿瘤坏死因子相关的调亡诱导配体诱导的调亡；HBV感染时肝细胞可强表达CD95L和CD95，相互作用可引起肝细胞调亡。所以拉米夫定的使用能减少肝细胞的调亡。拉米夫定治疗还能降低淋巴细胞的调亡敏感性，并且拉米夫定不会妨碍免疫系统对乙肝病毒的成功清除。在治疗的过程中可以有选择地予以护肝防纤维化治疗。

持续存在的乙肝病毒抗原对其敏感的前体DC持续的反向选择，使得这些前体DC不能在同一段时间内积累，继而使得二者相互作用后产生的成熟的活化的DC不能在同一段时间内积累，以致不能同时产生足够的CTL细胞进行有效的控制被感染的肝细胞的作用。所以有必要提前降低病人细胞外液中慢性乙肝抗原的含量，以减小它们的反向选择作用。自然界中生物对有限的资源同样存在着相互的竞争。各种免疫细胞以及它们的亚群之间均存在着相互的竞争和抑制作用，如T细胞、NK和NKT细胞之间以及它们亚群之间的相互竞争。人体各种前体DC细胞亚群之间也同样可能存在不同种群之间的相互竞争。乙肝病毒抗原系统对对其敏感的前体DC持续的反向选择，使得这些敏感的前体DC减少，进而使得它对其它前体DC细胞的抑制作用减弱，其它的前体DC细胞数量就会增加，进而增强了它们对对乙肝病毒抗原系统敏感的前体DC细胞的抑制作用，使其恢复感染前的速度减小和能恢复的数量减少。同样，被感染的肝细胞也会持续的反向选择对其敏感的CTL细胞而使其数量减少，其它CTL细胞的数量将会增加，它们的抑制作用也会抑制乙肝病毒特异性CTL的恢复。为了增加对乙肝病毒敏感的前体DC的恢复速度，增大其能恢复的数量；同样也为了特异性抗乙肝病毒的前途CTL细胞的恢复，有必要解除这种持续的抑制作用。另外，外周血中被感染的DC细胞低水平表达MHC和共刺激分子，使得它们在与乙肝病毒特异性的T细胞群作用时，诱导活化的T细胞的比例将下降，而耐受和调节性T细胞产生的比例将升高。要解决这些错综复杂的局面，必须对免疫系统重新进行一次格式化。二、肝脏移植免疫学之相关事项

认识论范文篇9

论文摘要:行政合同旺盛的生命力决定了其必然存在于广泛的行政管理领域。行政合同具有行政性和契约性两大基本要素,行政性与契约性的良性互动是行政合同的生命意义之所在。

行政合同,是指行政主体以实施行政管理为目的,与行政相对一方就有关事项经协商一致而达成的协议。尽管行政合同在行政法中的地位仍有争议,但是,现代行政管理需要行政合同,且行政实践中大量行政合同被广泛应用,并对各国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

一、命令行政向合同行政的转变

任何行政合同的内容都必然涉及国家和社会的公共事务。由于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中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而,行政合同不论是在行政主体之间,行政主体与其所属机构、工作人员之间,还是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签订时,均显示出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合同行为时享有一定的优益权,这一现象学理上称之为行政主体的行政特权。法国行政法视行政性为行政合同的第一内在属性,行政机关享有法定的单方特权,这种特权的行使无需向行政法院申请判决,更无需同相对方协商,只需建立在行政机关对于“公共利益需要”的主观判断上即可。

英国20世纪70年代推行的欧洲最为激进的政府改革,改变了阶层官僚管制方式,将政府合同作为实现公共服务职能的普遍方式和管制职能的重要手段,从所谓的“行政国”转型为“合同国”。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可称是从命令行政向合同行政转变的过程,并广泛使用“承包”或“责任制”作为行政合同的表达方式。承包或责任制不仅限于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和城市国有企业改革,而且还扩展到国民经济管理以外的其他行政管理领域,如行政机构使用协议方式管理环境保护、社会综合治安管理等。政府出让行政特许权、出让国有资产使用权,还有已被纳入公共财政制度改革的政府采购合同,都普遍采用了合同方式。合同法律制度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广泛渗透与推行,必然对在社会生活中确立私法观念和合同精神产生影响。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反映了对人的意志自由本质的尊重,保障了当事人以合同形式从事各种活动时的意志自由,以对抗国家权力和他人的非法干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等契约精神。在行政合同中,行政特权与意思自治是并行不悖的。

我国的行政合同法律制度还不完善。在行政合同权利义务的分配上,存在着极大的不合理性:行政相对人处于弱势地位,往往被迫接收一些不合理的条件,特别是在政府与国有企业的承包关系中,企业的义务多得超乎异常。更有甚者,行政主体以公共利益为名,滥用特权或侵害相对方的个体利益;混淆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以自身利益取代公共利益。

二、行政合同的行政性和契约性

政府的主要职能在现代社会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行政合同则是政府以公共利益为目的而干预社会经济的重要方式之一。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为了实现其目的,不可避免地要将自己的权力意志渗入其中,因此,行政合同的性质之一就首先表现为行政性。

第一,行政合同的主体特征表明了强烈的行政性。行政合同的主体与民事合同的主体不同。行政合同的主体一般都有行政主体作为至少一方的当事人。行政主体包括了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它是作为一种优势地位的当事人签订行政合同的,而不是以机关法人即平等民事主体的身份成为合同当事人的。而行政主体的优势地位就表现在它是拥有行政职权的当事人,这也表明了行政合同始终是与行政职权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行政主体一方享有“行政优益权”。行政机关对其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签订的合同,可以根据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单方依法加以变更或解除,但作为当事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享有单方面的变更和解除权,这就是“行政优益权”,它也体现了行政合同强烈的行政性。国家为了保障行政机关有效地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往往赋予行政机关许多职务上的优益条件,以保证行政合同制度的正确执行。行政优益权也要受到严格的限制。首先,这种权力的行使必须是于法有据,不能违法越权行使此种权力;其次,必须有合乎合同原则的理由、情况出现而需要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应当给予合理的赔偿。

第三,行政合同是以业已存在的行政法律关系为基础,是实现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的行为形式。行政合同订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国家的行政管理之需要,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订立行政合同围绕的目的始终是如何实现行政管理的目标,履行行政机关的职责,行政法律关系是他们订立行政合同的基础。行政合同所确立的双方之间的特定的法律关系要受到当事人之间已经存在的行政法律关系性质的制约,有什么样的行政法律关系,就会有什么性质的行政合同。如政府与相对人之间才有可能签订政府采购方面的行政合同,私人之间就不可能签订。行政合同的行政属性不仅表现在合同与赖以建立的行政法律关系上,还表现在行政合同是将这种行政法律关系通过合同的形式具体化、特定化,使双方当事人之间在合同所涉及的特定事项和范围内,建立起一种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最终实现行政目的。

第四,行政合同是执行公务或履行行政职责的手段。行政合同总是与它在整个执行公务或履行行政职责的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和目标相适应的,它必须按照行政法的规定和行政法律规则而签订和履行。行政合同的兴起是政府管理方式从“硬性行政”到“柔性行政”转变的重要标志,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行政管理的目标。行政合同是一种具体的行政管理行为,是一个特定的法律行为,而不是泛泛意义上的行政管理。

行政合同的另一个重要的性质表现在它所具有的契约性之上,这也是行政合同与其他行政行为的主要区别。行政主体在执行公务时需要与相对人相互协商,经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后才能实施。行政合同主要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将国家所要达到的目标固定化、法制化,并用合同规范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比单方面的行政行为更能充分发挥相对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具体表现在:

第一,行政合同以契约的形式确立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由于行政机关与相对人选择了契约的形式来确立彼此之间的法律关系,那么契约就应当成为规定双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框架,对于双方的当事人来说就应该按照合同来行事,处于优势地位的行政主体虽然享有“行政优益权”,但这项权力并不能被滥用,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在一般情况下,行政主体也应该和相对人一样受到合同条款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的约束,不能随意违反合同,应该恪守诚信原则。

第二,行政合同的订立需要贯彻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中的经典原则之一,也是合同法的重要原则。在行政合同签订的过程中,合同的条款、内容要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达成,原则上不能由一方将自己的意思强加于对方当事人。行政合同的内容涉及个人利益和与行政职权相关的利益两个方面。对于前者,当事人当然可以自主选择,问题主要在于对后者来说,与行政职权有关的权益可否进行协商。笔者认为,这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就其中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来说,在职权的行使方式、手段、期限、具体目标等方面有一定的自由度,这种自由度就给双方当事人自主协商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可见,从行政合同所涉及的内容上看,虽然有些条款会受到法律规定与行政机关行政优益权的限制,但仍然可以有双方当事人协商的余地。

三、完善我国行政合同的思考

1.建议正在酝酿制定的《行政程序法》中单列一章专门规定行政合同

有关行政合同的立法应当涵盖下列内容:行政合同的含义、原则、成立要件、行政合同的无效、行政主体在合同中的地位、合同的变更和解除及补偿、违约责任、争议纠纷的处理等八个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第1条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而学术界的通说是:行政合同这种具体行政行为是双方行为。不知立法者是无意的,还是确实不知道,而把“行政合同”排除在“具体行政行为”之外,乃至于行政诉讼范围之外。立法上的错误容易造成理论的混乱和无谓之争。现在有的学者已就行政合同是双方行为还是单方行为展开了质疑研究。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针对特定行政相对人所作的行政行为。笔者认为这个定义下得比较科学宽泛,不会导致理论和实践上的裹足不前。

2.完善行政合同的司法救济制度

我国的司法救济制度可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法国具有独立的行政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德国在联邦和州设立行政法院,在《联邦行政法院法》和《联邦行政诉讼法》中具体规定了行政诉讼制度;英国通过普通法院和各种行政裁判所进行行政诉讼。行政合同纠纷可以适用调解,这是因为行政合同是基于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这种合意成了对行政合同纠纷进行调解的法律基础。建议修改《行政诉讼法》,在行政诉讼法中专门规定解决行政合同纠纷的特别规则,包括允许行政机关起诉的条件、调解原则、举证责任、确认合同效力以及对合同责任处理的判决形式等,这些要与酝酿中的《行政程序法》中的规定相一致。

3.加强预防行政合同订立及实施中的腐败

目前,行政合同的订立方式主要有三种:招标、拍卖、直接磋商。这几种方式在我国的实践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弊病,在实施中一定要注意预防腐败。建议逐渐取消直接磋商,因为缺乏透明度,任意性太大。重点运用招标、拍卖的方式,但也必须加强监控。行政主体若在招标时泄露秘密、触犯刑律的,应当受到刑法处罚。

参考文献:

[1]刘志坚,程雁雷.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M].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认识论范文篇10

1、缺少对归档文件材料的准确性鉴定。档案是工作活动的原始记录，但不一定是真实的记录，这是因为在文件材料的形成过程中，人们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或主观认识的干扰，有时不能全面反映历史真实，甚至夸大、缩小或歪曲历史事实，这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工作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如工作成绩的夸大、统计数字的失准、基建档案的图物不符等等。这些失准的材料，显然与事实不符，但它们是错误思潮、片面认识、失误工作的真实反映。档案工作者不可能也不允许改正档案材料原件内容，但有责任也有义务对其进行鉴别、评价，以指导利用者。

2、缺乏对归档材料的完整性鉴定。归档文件材料不完整，是长期存在的普遍问题。据笔者调查，归档文件不完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归档材料门类不全。无论是进馆档案还是档案室的档案，除文书档案外，其他门类的档案尤其业务档案大都没有收集归档，这就为全面反映其工作活动大打折扣。二是归档部门不全。一个单位内各部门的职能不同，产生文件材料的数量不一，不少单位除综合部门形成的红头文件外，其他部门因形成的材料少，往往长时间没有文件归档。三是归档文件材料不完整。编号文件本身接不起来，缺附件，少底稿等，尤其是科技档案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而缺少的往往是核心内容和重要的部分。档案工作者需要也应该对其进行鉴别评价，并总结出经验教训，以便在业务指导工作和收集工作中采取必要措施，尽量减少此类现象。

3、没有对档案的珍贵程度进行评定。目前对档案价值的评定仅用保管期限来表示，而保管期限所体现的价值是相对价值。就某一份档案材料来讲，在此馆属永久而在彼馆可能是长期或短期。一份具体的档案材料应当有个社会的而不是一个单位的、全面的而不是单项的、历史的而不是阶段性的价值评定。这既有利于有重点地抢救和保护珍贵档案，也有利于准确地评定档案馆的档次和地位，使国家有限的档案经费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档案鉴定应包括档案保管期限鉴定、档案准确性鉴定、档案完整性鉴定、档案珍贵程度鉴定等方面。鉴于鉴定工作是在档案管理不同阶段依次分别展开的，因而可将档案鉴定划分为前期鉴定和后期鉴定。

所谓前期鉴定是指对文件材料保存价值的鉴定和对归档文件材料的准确性、完整性鉴定。因其是在文件材料立卷归档阶段完成的，处于档案文件运行前期，所以可将它们统称为前期鉴定，亦可称为归档鉴定。前期鉴定，一般无需成立专门的鉴定组织，是在工作中顺序完成的，只需严格管理制度、明确管理责任，由责任人如立卷人、案卷审核人、归档接收人等分工负责，共同把关，协作完成。它主要包括：

①保存价值鉴定，是指文件材料有没有保存价值、保存价值大小的鉴别，并依此确定文件材料归不归档、保管期限的长短。这已经是多年常规性工作，不再赘述。

②准确性鉴定，是指对归档文件材料的各种标识的准确性及其所承载的信息的准确性进行甄别评定。前期鉴定中的准确性鉴定，主要是针对工作中因工作疏忽将归档文件材料的某些标识如责任者、时间、签章、竣工章等遗漏丢失或者错误，正文与底稿不相符，正本与副本不相符，基建图物不符，设备图物不符等等诸多情况的检查。在文件材料归档时，由责任人进一步核实鉴别，并在案卷备考表中案卷检查人栏签字或以其它形式确认归档文件的准确性。

③完整性鉴定。归档时，责任人对围绕某个事件、某项工程、某个设备、某项任务所产生和使用的文件材料的完整性，每一份文件材料页数、图幅及底稿的完整性进行鉴别并签字确认，以确保归档文件材料的完整性。

所谓后期鉴定是指专门的鉴定委员会对档案进行鉴定。后期鉴定，是档案馆室的重要业务环节，需要建立专门的、具有权威性的鉴定委员会，按特定的程序进行。其工作内容应包括档案评价、珍贵程度鉴定和保管期限鉴定等。

①档案评价。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我党历史上多次受到“左”的思想干扰，档案中记载了一些与史实不符的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我们正确评价档案提供了政策和思想依据。档案馆应当在不改变原件的前提下，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文件材料进行整体和个别评价，并将之纳入档案馆指南和各全宗卷，以正视听，引导利用者恰当地使用档案，真实地书写历史。此项工作，可以组织专门人员集中进行，也可作为一项正常工作列入管理或编研部门职责范围，延续不断地开展。

②档案珍贵程度鉴定。参考文物鉴定，制定国家珍贵档案鉴定标准和方法。可将国家档案根据其历史、科学、艺术等方面的价值，结合珍稀程度、成套性、完整性分为珍贵档案和一般档案。再将珍贵档案区别为国家一级、国家二级、国家三级。建立国家珍贵档案数据库，提请国家财政列支专项保护经费，实施特别保护；并同司法机关、海关联网，与文化行政部门联手，与文物、博物、图书等文化单位交流协作，加强监管，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抢救和保管好国家珍贵档案，切实管理好党和国家珍贵的历史财富。